产业结构论文范文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1篇
(一)指标设置及数据选取金融资产结构包括金融资产内部结构和金融资产外部结构。其中金融资产内部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内货币、证券、保险、债券等各类金融资产在该国或地区金融资产总量中各自占有的比例关系，具体包括货币性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总量、证券类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总量、保险类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总量等指标，衡量的是金融资产多元化的程度。为了反映西部地区金融资产多元化程度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金融资产内部结构指标来反映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主要选取的指标有HB、ST、IN。其中，HB=M2/金融资产总额，代表货币资产结构;ST=股票市值总额/银行信贷余额，代表证券资产结构;IN=保费收入总额/金融资产总额，代表保险资产结构。从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看，根据钱纳里的相关理论可知，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出现升级时，第一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或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有的比重会下降，第二三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或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有的比重会上升。考虑到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产业结构升级更多表现为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的增长。为此，本文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国内生产总值，即非农产业占比FN来代表。在数据选取上，本文以1993－2011年间中国西部地区12省市的金融资产结构和产业结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由于1990年12月和1991年6月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才相继成立，1992年以后中国证券市场才有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数据，1993年之前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及股票市值较小。因此，这里将实证样本数据的选取跨度定为1993－2011年，数据来源为该期间西部地区各省市的《城市统计年鉴》、《经济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为了保证各数据序列具有可比性，以1993年为基期，运用1993－2011年间西部地区各省市的CPI指数对相应数据指标序列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数据序列FN、HB、ST、IN分别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货币资产结构指标、证券资产结构指标、保险资产结构指标，其特征值见表1。由表1可见，1993－2011年间，西部地区货币资产结构指标的均值最大，保险资产结构指标的均值最小。货币资产结构指标均值是保险资产结构指标均值的69．833倍，是证券资产结构指标的3．551倍。货币资产在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保险资产发展明显不足。从残差项看，西部地区证券资产结构指标的残差项最大，保险资产结构指标的残差项最小，这和现实情况基本一致。
(二)面板单位根及协整检验在进行面板协整检验和PVAR模型分析之前，需要先对各数据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这里的序列为面板型数据，运用传统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可能会产生效力偏低的偏误。为此，这里分别采用了LLC、ADF和Fisher－PP三种适用于面板数据序列的方法进行检验，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结果见表2。由表2的检验结果可知，1993－2011年间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与产业结构数据序列的水平值都无法完全拒绝“存在单位根”这一原假设，各序列的一阶差分检验值全部可以显著拒绝原假设。因此，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和产业结构指标序列均满足一阶单整，可运用面板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该期间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这里采用了Pedroni［15］和Johan-sen面板协整两种方法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中的Pedroni检验结果可见，除PanelPP和GroupPP－Statistic两个指标不显著外，其他指标均显著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这表明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同时，Fisher检验值也在1%的显著度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所以存在协整关系。
(三)PVAR模型估计Chamberlain开创了基于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以此为基础，DouglasHoltz－Eakin、WhitneyNewey和Harvey［16］建立了如下基于个体固定效应时变系数的PVAR模型和广义距估计(GMM)法。PVAR模型拥有一个前提假设，即每个省市的金融资产结构变量HB、ST、IN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相同的基本结构，这显然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为此，这里把固定效应ηt和时间效应Φt引入模型，分别代表不同省市变量间存在的区域异质性和解释系统变量里的趋势特征，εi，t为白噪声。在有效去除模型中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干扰之后，即可采用GMM估计法来估计PVAR模型参数，具体结果见表4。根据AIC信息准则可得知模型的最佳滞后期为1期。由表4的估计结果可知，西部地区FN对自身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0．923%;对HB在5%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1．448%;对ST在10%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0．581%;对IN有微弱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0．025%，但并不显著。HB对FN在5%水平上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影响度为－0．823%;ST对FN在10%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1．051%;IN对FN具有微弱的反向影响，影响度为－0．051%，并不显著。
二、面板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
为了让误差项实现正交，以便克服因误差项相关而对估计效果产生影响，这里采用的方法是Cholesky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分解。由于方程顺序或内生变量顺序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影响Cholesky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分解结果，需要建立相应的置信区间来避免这一问题。为此，本文以GMM方法估计出的系数以及方差—协方差矩阵为基础，采用MonteCarlo模拟实验随机生成大量系数，重复计算变量间的冲击响应，这一过程共进行了500次，用模拟结果所获得的两个标准误差置信区间来评价变量间的冲击响应是否显著。图1给出了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PVAR正交化脉冲响应图，其中横轴为追溯期，这里共考察了6个追溯期;纵轴为其他变量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因变量的响应程度;中间一条曲线为因变量的响应函数线，外侧两条曲线为2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图1中第一行分别是FN对来自HB、ST、IN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情况。由图可见，当HB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FN在即期的响应值为0，随后表现为一种反向效应，这说明1993－2011年间西部地区的货币资产增长并没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究其原因，这或许是因为货币资产的增加意味着社会融资环境变得更加宽松，在融资成本较低的条件下企业缺乏动力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缘故。当ST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FN在即期的响应值为0，之后则呈现为一种正向响应，说明证券资产结构的调整促进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这与证券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相符。当IN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FN的即期响应值为0，之后逐渐呈现为一种反向响应，这或许与西部地区企业效益不高有关。当企业效益较差时，保险资产结构的提升意味着企业将为更多员工投保，或为原有员工增加投保金额，这可能会加重企业负担，在一定时期内不利于企业发展，因此表现出一种微弱的反向响应。图1中第二行分别是HB、ST、IN对FN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从图中可见，当FN产生一个标准信息差冲击时，HB的响应为正向，这说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货币资产结构的提升。这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后，其产出效率更高，企业和居民个人将拥有更多存款和财富，其显现出来的效应就是整个社会的货币资金增加。当FN产生一个标准差信息冲击时，证券资产结构在即期虽然表现为一种微弱的反向响应，但很快转变为一种稳定的正向响应。说明从整体上看，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证券资产的发展。当FN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IN在即期表现为一种正向响应，之后逐渐向0收敛。说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能促进保险资产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这种促进效应还相对较小。为了进一步揭示各变量波动的来源，下面分别从10、20、30个预测期对HB、ST、IN和FN的预测均方误差进行分解，进一步分析HB、ST、IN和FN间冲击作用的具体构成，结果见表5。由方差分解结果可知，在10、20、30个预测期，FN的变动中分别有37．288%、34．513%和34．493%的比例来源于自身，来源于HB的影响分别为17．336%、17．192%和17．178%，来源于ST的影响分别为41．343%、44．947%和44．991%，来源于IN的影响分别为4．033%、3．349%和3．339%。对FN变动影响的大小顺序分别为证券资产结构调整、货币资产结构调整、保险资产结构调整。与此相应，FN对HB的影响分别占到32．369%、34．488%、34．492%，对ST的影响分别为29．191%、34．450%、34．492%，对IN的影响的分别为34．945%、34．498%、34．492%。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升级对证券资产结构调整、货币资产结构调整、保险资产结构调整的影响大小较为接近。
三、面板Granger因果检验
根据Granger的研究结论，如果两个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存在协整关系，那么这两个变量间至少存在一个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19］。在假设变量已包含全部预测信息的前提下，Granger构建了以下检验模型。该模型主要适用于时间序列数据。Hurlin和Venet认为，当检验对象为既有时间维度特征，又有截面维度特征的面板数据序列(PanelData)时，由于样本量明显增大，自由度提高，解释变量间的共线性程度会降低，基于面板数据序列为基础的模型检验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20］。模型(8)假设变量Y与其自身的过去值以及变量X的过去值相关，如检验结果显示变量X的系数和显著不等于0，则说明系统中仅存在X到Y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模型(9)假设变量X与其自身的过去值以及变量Y的过去值相关，如估计结果显示变量Y的系数和显著不等于0，则说明系统中仅存在Y到X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如果检验结果显示变量X和变量Y都显著不等于0，则说明变量X和变量Y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X是Y的格兰杰原因，Y也是X的格兰杰原因。以上模型中，Δ代表变量的一阶差分，p为变量的滞后期数。如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的差分项显著，则说明在短期内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如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的误差修正项ecmt－1显著，则说明在在长期内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运用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12省市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6。由表6的检验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无论是FN与HB、FN与IN，还是FN与ST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ecm均至少在5%水平显著。说明在长期内，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产业结构升级是金融资产结构调整的格兰杰原因。同时，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格兰杰原因。第二，在短期内，FN和HB、FN和ST、HB与ST之间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HB是FN的格兰杰原因，但FN不是HB的格兰杰原因;ST是FN的格兰杰原因，FN不是ST的格兰杰原因。第三，短期内，IN与FN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关系，即FN不是IN的格兰杰原因，IN也不是FN的格兰杰原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2篇
加成定价在经济学上之所以难以估计，主要原因是存在不可观测项边际成本。在计量经济学中借助工具变量法来消除遗漏变量的影响，从而得到无偏估计量。许多学者用会计数据中的利润、收入或者销售额减去企业的劳动和资本支出来计算边际成本。从经济意义上看，由于使用不同会计规则，会计数据和成本加成没有明显的时间序列相关关系，利用这些会计数据估计加成定价将会使估计出现问题(Bresnahan，1987;DeLoecker，2012)。因此我们使Hall(1988)和Roeger(1997)所采用的“索罗”残差来消除估计内生性问题，得到各个估计量的无偏估计。根据《中国工业统计数据库》中提供的数据。其中AVit表示工业增加值(Cai＆Liu，2009;聂辉华，2012)，CEit表示支付工人工资总额，CMit表示中间投入品额，NKit净固定资产余额，Rit是资本使用成本。
二、结果分析
本文按1999－2007年份对各行业按照公式(1)进行了回归，其中β为加成系数，stdr为标准差，u为常数项，no为观测数。本文在模型回归中采用面板数据，通过HansmanTest方法，判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在表1中所有行业的加成定价能力都大于1，表明国内制造业企业都存在加成定价行为，市场是处于非完全竞争市场。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塑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β都小于企业的平均垄断势力0.269，即上述几个行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低，市场商品价格低，很容易遭到其他出口国家的反倾销调查。通过查看今年来我国遭受到各类贸易摩擦来看，上述几个行业真实中国遭受各种贸易制裁措施的重灾区。而饮料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的加成定价能力比较高，如果一个行业在市场上的产品竞争力越强，其拥有的成本加成能力也越强，这与该行业的产品竞争力相关。为了解我国的制造企业中出口企业的时间效用，对公式(1)进行回归，其中deltax系数表示β1的系数，将每年的出口企业作为哑变量，其系数为β2，我们可以看出从2000－2007年我国的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从表2中可以看出，中国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处于下降态势，只有2002年除外。
2000年加成定价能力要比1999年低1.11%，2007年要比1999低15.9%，但是2002年要比1999高3.78%。那是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对于2002年，我们觉得这与我国加入WTO有关，当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出口企业面对的是更大是市场需求，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有很大的需求量，企业加成能力较高，但是2002年以后我国的出口企业加成定价一直在下降。其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我国一直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带动经济发展，对我国出口企业采取出口退税或者出口补贴的政策，这导致我国的企业即使加成定价能力弱，也大量出口，从而获得国家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一直不合理，本文认为我国出口企业过多的集中在低端加工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塑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这些行业，这些行业往往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发展的动力依靠我国的低价劳动力，同时很多的跨国企业利用转移污染来避税，将能耗高、污染重的制造业转移到我国，所以我国的出口企业应该加快产业升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最后，从加成定价反映的企业竞争程度可以看出，出口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如果仅仅采取低价策略，不利于我国出口的长远发展我国的出口企业必须提高自身的竞争力。鉴于出口与非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能力的不一样，根据是否从事出口来对企业性质分为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在表3中回归结果表明:出口企业加成成本更低，而非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为正向，加入出口企业(Exdeltax)的虚拟变量后，其系数为－0.189，说明出口企业加成能力很弱，同时，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同时对企业出口额与工业生产总值的比值进行了回归，结果表明，出口并没有提高我国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一方面非出口企业在国内拥有更多的垄断因素，对于市场有更高的制定价格的能力，而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面对的竞争因素更多，比如国外的法制的完善性、国外市场的透明度有关。同时，国内的企业可能面临更多的其他费用，造成非出口企业在产品价格中包含了更昂贵的运费、税收、管理费用等，这就间接的提高了产品的价格，使得非出口企业的产品的价格要高于国外市场。另一方面，汤二子(2011)认为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其原因是国内存在较高的准入条件，企业面向的国内市场成本要高于出口市场，同时，出口企业一般是规模大的企业，企业只有达到一定的边界值才能进行出口。对于市场集中度，本文回归中用hhidea表示，通过表3可以看出，市场集中度对企业加成定价有正向促进作用，那么对于加成定价很弱的行业来说，其市场集中度就很低，对于我国出口市场来说，进行出口的企业分布众多，市场竞争力弱，这也体现当今不尽合理的产业结构，因此，从市场集中度我们可以看出需要调整我国的出口行业的结构。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3篇
城镇化、居民消费、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以及实际效应问题，历来是经济学界关注与研究的热点，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分析方法对其进行了大量深入的探索与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和成果。
1.1有关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
随着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会带动劳动力、资本和居民点向城市转移，由此推动城市化进程(库兹涅茨，1989)。Glaeser(2005)认为城市化的成功与否与它适应产业结构的能力息息相关。陈立俊和王克强认为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增强城市的吸纳能力，使更多的人口由农村转向城市，从而加快城市化水平的提升。陈立泰和刘艺实证分析揭示了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对城市化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城市化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协同集聚，也推动了产业升级(Kolko，2010)。蓝庆新和陈超凡的空间计量研究表明中国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强烈的空间冲击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产业发展层次。
1.2有关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
消费需求及结构可以影响产业结构，并且是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克拉克，1951)［7］。钱纳里(1975)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国内学者方面，查道中等通过建立VAR模型，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较弱的正向诱导效应，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则不具备这种效应。陈海波等以江苏为研究对象，探讨区域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江苏居民消费结构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周辉的实证研究却表明上海居民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拉动作用不显著。邓于君等另辟蹊径，从消费需求软化的视角，研究发现消费需求软化成为当前促动中国产业结构软化的首要因素，中国消费需求软化对产业结构软化升级促动作用具有很大的潜能。
1.3有关城镇化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
RobertO.Herrmann(1967)发现居民消费水平与城镇化有显著的关系。蔡窻指出城市化与消费需求的关系是互为内生的，不同区域的消费需求变化引致城市化，而城市化进程又会促进市场发育，并引起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蒋南平等(2011)［15］认为我国城镇化过程显著地促进了城乡居民消费的增长，总体上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农村居民。付波航等(2013)［17］使用动态面板GMM估计发现城镇化水平与我国居民消费率呈正向关系，城镇化通过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变居民消费习惯和扩展消费领域等途径间接地提高了总体消费水平，预计这一正向作用还会增强。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文献的研究视角主要局限于城镇化、居民消费、产业结构两两之间的关系上，以系统论的视角将三者进行整合研究的文献较少，尤其关于城镇化、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极为罕见。基于此，本文在总结既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构建VAR模型，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实证分析我国城镇化、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以期为当前有关部门进行决策提供一定的边际经验支持。
2城镇化、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
城镇化、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具有互动效应。为了更深入系统地研究城镇化、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尝试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以系统论的视角提出一个有关三者互动的理论框架，概述如下:(1)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需要以城镇为载体和依托，城镇化带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逐利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城镇转移和集聚本身就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创造了条件。此外，城镇化带来的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集聚，有利于增强产业技术水平和创新活力，驱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在收入效应的作用下，居民的消费需求扩大，消费结构层次也随之提升。同时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也会对新进入者形成一种“示范效应”，促使其由低消费率向高消费率转变，由低消费层次向高消费层次转变。(2)产业结构的演进是城镇化发展的前提、动力和基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意味着主导产业由收益率较低的第一产业向收益率较高的第二、第三等非农产业转移，这必将改变劳动力结构，带动劳动力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从而推动城镇化发展。另一方面，从短期静态的视角来看，产业结构决定消费结构，消费结构不可能脱离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尤其是产品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的数量和质量，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消费结构的合理变动提供了物质保障，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现实变化。(3)从长期动态的视角来看，消费结构主要通过居民收入和消费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来影响消费品供给结构的调整，从而带动消费品生产行业的优化与升级。由于各产业之间具有联动效应，消费品生产行业的优化与升级也必将带动投资品生产行业的优化与升级，最终在宏观层面表现为社会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因此，消费结构决定产业结构演变的方向，产业结构必须与消费结构相适应。另一方面，消费结构的升级意味着居民对高档消费品和高级消费形式的追求，由于城镇消费品种丰富、消费服务设施完善，吸引了各类群体进入城镇这个产业集聚地与商业、消费集聚地进行消费，拉动了城镇消费的增长，消费增长又通过乘数效应拉动城镇经济总量增长和就业人数的增加，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此外，随着城镇经济的发展，城镇地域面积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消费品进一步增加，吸引大量民众从农村向城镇迁移和定居，从而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城镇化进程。
3实证分析
3.1变量的选择
3.1.1城镇化指标(UR)ChristopherWilson(1986)［18］在其主编的《人口学辞典》中指出人口学通常所说的城镇化是指人口的城镇化，即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现象，按照此观点，我们选取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这也与众多学者的方法一致。3.1.2产业结构指标(IS)本文借鉴徐德云(2008)［19］的产业结构升级测度指标，用以下公式来测度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IS=∑3i=1Ii×i=I1×1+I2×2+I3×3，其中，Ii为第i产业的产值与总产值的比值。从测度公式可以看出IS的取值范围为1～3，如果该指标等于或越接近于1，则意味着一国产业结构高度就越低，反之，如果该指标越接近于3，则表示该国产业结构高度就越高。3.1.3消费结构指标(CS)按照我国的统计方法，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用于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杂项商品和服务等8个方面，各项支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是消费结构。在这8个方面的支出中，食品支出是最基本的，其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我们称之为恩格尔指数。在实证研究中，国内学者一般选取恩格尔系数作为居民消费结构的代表变量。恩格尔系数的大小与居民消费结构层次成负向关系，即系数越高，消费结构层次越低。考虑到消费结构与城镇化、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为了反应这种关系以及消费结构层次的升级，我们采用居民非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作为居民消费结构的评价指标，这里未剔除物价因素不影响分析目的。本文所选变量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缺省的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时间跨度为1980～2012年。为了减少异方差和偏误，我们在实证分析之前，对所有变量均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对数处理后的各变量名分别为LUR、LIS、LCS。
3.2模型的设定
为了研究我国城镇化、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三者构成的多变量系统内各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综合动态关系，建立由这3个内生变量组成的并且不考虑外生变量的VAR模型，具体形式为:Yt=C+∑pi=1AiYt－i+εt。其中Yt=(LURt，LISt，LCSt)T，C为常数序列向量，p为VAR模型中内生变量的滞后期，εt为白噪声序列向量。
3.3单位根检验
VAR模型中的变量通常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必须检验时间序列变量是否具有单位根，以此判定序列是否平稳，这直接关系到后续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时间序列变量LUR、LIS和LCS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3.4协整检验
在确定了变量序列LUR、LIS和LCS的同阶单整性后，为了进一步分析城镇化、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还需通过协整检验以判断三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协整关系。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法。在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进行协整分析前，应首先构建LUR、LIS和LCS的VAR模型。但同时又因为协整检验对滞后阶数比较敏感，所以我们根据非约束的VAR模型的LR、FPE、AIC、SC和HQ等5个评价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判断原则是当超过50%的准则选择某个滞后阶数的话，那么就认为该滞后阶数为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表2为VAR模型滞后期检验结果，5个评价准则中有4个均显示应选择滞后2期。由此，本文建立VAR(2)模型。从VAR(2)模型整体检验结果来看，其中LUR、LIS和LCS3个方程的修正可决系数分别为0.999、0.987和0.979，说明3个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很高，解释能力很强。F统计量结果表示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此外，VAR(2)模型的单位根模的倒数均小于1，表明建立的模型稳定，由此得出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是稳健和可靠的。下面对其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主要包括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本文采用观测序列有线性确定性趋势并且协整方程(CE)仅有截距，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如表3所示。从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来看，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LUR、LIS和LCS3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也就是在95%的置信度下，有理由相信我国城镇化、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5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表明，LUR、LCS和LIS3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仍需进一步验证。下面我们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对其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的检验结果来看，(1)城镇化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Granger原因，同时消费结构的升级亦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Granger原因，此外二者的联合检验也表明城镇化和消费结构升级同时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Granger原因，即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与前文理论分析的结论是一致。(2)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分别是消费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同时二者的联合检验也表明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是消费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即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显著地促进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亦与前文理论分析的结论一致。(3)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单只是个体，而且包括整体都并非城镇化的Granger原因，说明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没有显著地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并没有显著地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原因可能在于:在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等体制影响下，城乡居民收入、社保等福利待遇一直保持较大差距，尤其我国城镇化长期依赖于房地产，高房价的受益者———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加，消费结构随之升级，拉动城市物价水平的上升。这样，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提高、就业困难等“城市病”日益严重，促使进城务工者弃城返乡，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城镇居民向郊区迁移的“逆城市化”现象。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没有显著地推动城镇化发展，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两点:(1)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在三次产业中居于首位，然而第二产业就业比例长期低于第一、第三产业，并且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长期低于产值比重仍然较低的第三产业。显然，这使得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难以有效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2)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路径一直以来更多地依赖于资本和技术投入，而非劳动力，从而难以充分吸收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服务，也就难以推动城镇化的发展。
3.6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3.6.1脉冲响应分析在应用VAR模型时，一般不需对参数估计值进行经济解释，重点是对模型的动态特征进行分析，这一般需借助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每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或冲击对它自己及其他所有内生变量产生的动态影响。在前面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基础上，可知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消费结构升级的原因，城镇化和消费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原因。为考虑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城镇化和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根据前面建立的VAR(2)模型，可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这两方面冲击的动态响应路径，具体见图1，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响应程度。LCS对来自LUR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在第1期的响应为0，从第2期开始迅速上升到高位，然后表现出较稳定的正响应，到第4期达到最大值，之后迅速下降，到第9期达到正响应的最小值，然后缓慢上升最终趋于稳定。整体上看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城镇化的冲击处于正响应状态，说明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具有较强的正向推动作用。这是因为城镇化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能改变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而扩大消费需求，带来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LCS对来自LIS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一开始就表现出较强的正响应，然后正响应在第2期达到最大，之后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到第8期开始转变为负响应，经过短暂下降后逐渐上升，并于第14期开始又转为正响应，之后表现出持续较小正响应的趋势。总体来看，在长期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消费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影响有限。然而从中期来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消费结构升级存在着负向冲击。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体现为资本投入，投资的增加必然会限制居民消费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红利”的逐渐显现，城镇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其消费需求层次也将提高，必然导致消费结构向较高层次转变。LIS对来自LUR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在最初的响应为0，从第2期开始迅速增加，第3期达到最大值，之后逐渐下降，到第7、8期达到最小的正响应值，然后缓慢上升最终在较高位表现出稳定的正响应趋势。整体上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城镇化的冲击体现出的较大正响应状态。该冲击效应表明:我国城镇化建设在短期内能迅速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摊大饼”式的城镇化，势必在中期内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产生冲突和摩擦。通过改革城镇化发展规划和管理体制，进一步增加和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和公共品的供给，最终可以发挥城镇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积极效应。LIS对来自LCS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一开始就表现出较强的正响应，第2期达到最大，之后逐渐下降，从第5期开始转变为负响应，负响应持续较短时期后于第9期开始又转为正响应，并且不断上升，最终在波动中趋于稳定。总体来看，在长期内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从中期来看，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存在着负向冲击。原因可能是我国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当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不相适应时，企业难以把握市场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及时调整自身的产品供给结构和投资方向，使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导向作用无法充分发挥，但经过一段时期的供求调整，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拉动作用会逐步实现。3.6.2方差分解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只能说明多个内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不能确定因果关系强度的大小，而方差分解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可以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新息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在进行方差分解时将滞后期数设定为10期。首先来看消费结构升级的方差分解。在LCS的变动中，58.67%以上的波动可以由其自身波动解释，0%～4.98%的波动可以由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波动解释，0%～37.57%的波动可以由城镇化的波动解释。从整体来看，消费结构升级对自身的冲击很大，但它是逐渐减弱的，而城镇化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冲击不断增强，并且要大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其的冲击。方差分解的结果说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其自身的依赖性正逐步减弱，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正逐步增加，但也不能忽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再来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差分解。在LIS的变动中，45.86%～67.54%的波动可以由其自身波动解释，29.94%～39.80%的波动可以由消费结构升级的波动解释，2.52%～21.89%的波动可以由城镇化的波动解释。这说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是来自其自身惯性冲击和消费结构升级冲击的影响，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虽然来自城镇化冲击的影响相对较少，但其影响是不断增强的，这一点应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4结论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
产业结构状况是一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产业结构的改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化的产业结构则会极大的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要求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对于产业结构调整而言,无论是改善产业间的比例,还是提高产业结构之质量;无论是采取以投资倾斜为主的增量调整,还是采取以资源的再配置为主的存量调整,都离不开资金,离不开金融可以说,金融是保证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转换的直接推动力
金融作用于产业结构的过程可简述为:金融影响储蓄投资影响资金的流量结构影响生产要素分配结构影响资金存量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即金融活动主要作用于资金分配,进而作用于其他生产要素的分配;而在资金存量与资金流量的相互作用中,它首先作用于资金流量,进而再作用于资金存量,间接作用于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中企业须具备取得金融支持所需的条件,金融须具备支持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条件,金融才能更好地支持产业结构调整金融具有产业范围选择功能,金融通过使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一、产业结构调整中取得金融支持所需的企业条件
1.利润空间产业结构调整依赖技术进步,结构升级意味着新技术产业化,也意味着以新技术改造发展原有产业产业结构升级源于科技创新引致的生产率的上升,只有生产率上升,才能保证金融资源作用于某一产业后的盈利水平金融资源的趋利本性使得那些生产率上升速度较快盈利水平上升速度较快的产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反过来,这也保证了依托其发展的金融活动具备了较之于其他金融活动更强的盈利能力及更持久的资源供给能力,实现了产业经济与金融机制的良性循环
2.资本空间产业的关联度越高,为之服务的金融资源就越有独立运作的条件与可能那些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发展具有很强的资金约束条件,而且它们往往又具有较高的产业关联度和扩散效应,蕴含着一个由产业本身的经济技术联系而产生的巨大资金流这就为金融资源的支持提供了资金保证:一方面是依托产业关联性所产生的资金流,另一方面是通过一系列的金融运作所实现的产业发展的资金循环,使相应的金融活动得以发展
3.市场空间需求弹性高的产业能够为金融活动提供更加独立的市场运作空间产业的市场需求弹性越高,相应的金融活动可作用的市场空间也就越大比如,在我国,住房和汽车产业的市场容量十分巨大,因此住房金融和汽车金融就具有广泛的市场需求当然,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各产业的市场空间也是不同的,总有一些发展较快的产业,相应的金融活动也就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市场条件通过金融资源对这些产业的支持,有利于培育这些产业的市场需求,由此也可以看出,产业的发展与金融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
二、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具备的条件
现代金融工具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完善,为相应的金融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支持要在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中进行金融脱媒金融管制的放松和资产证券化已成为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也正是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必备条件
金融脱媒一些大型公司凭借自身优良的资信条件可以进行直接融资,从而逐步脱离银行这一信用中介比如,美国商业票据市场目前的总规模已接近银行存款,主要发行机构就是一些重要产业中的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发行商业票据,直接对相关产业部门提供金融资源的支持,促进了那些产业的发展所以说,如果没有金融脱媒,一些金融资源就很难这样方便地投入到相关产业,那些产业也难以获得如此快速的成长
金融管制的放松随着金融管制的放松,一些大型企业集团不仅开始涉足众多的金融领域,而且纷纷设立独立的金融机构,以满足对客户的多种金融服务需求比如,发达国家的一些汽车集团设立的财务公司,现在已能够对客户提供从购车到汽车关联消费所涉及的信贷信用卡保险甚至代客理财的全方位金融服务,直接支持了这些产业的发展
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流动性更强的金融工具,满足了资金运作高效率的要求比如,在汽车产业的金融服务中,传统的风险管理手段是依赖旧车市场变现实物资产,但现在运用较多的则是汽车抵押贷款的证券化,这就大大提高了资产的流动性,丰富了支持产业发展的金融手段以上三个方面对于我国金融业如何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甚至可以将其作为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改革方向与途径参考
三、金融支持的产业范围选择
金融资源的物质载体即是其所投入的产业的物质内容,金融资源的价格构成等方面的变化可以充分反映出各产业的相关信息因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金融资源的产业范围选择问题所谓金融资源的产业范围选择是指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框架下,根据一定的产业准则,对金融资源的结构顺序规模进行安排,对金融资源的活动进行引导,使有限的资源通过金融市场流入某一产业,从而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金融资源的选择过程有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金融资源相对于其他生产因素具有易于分割流动性较强的特点,便于配置到优势企业中,不仅优化产业内部的资金循环(存量资本),而且能够吸引社会其他资金(流量资本)流入这一产业,对特定产业的发展起到加速作用,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有效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要素的分化组合与所有制部门壁垒之间的矛盾利用金融市场,通过对金融资源的配置,还有利于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金融资源的注入还有助于做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另外,企业发展的约束创新机制的培育也需要金融资源的参与和支持,由资本意志对企业的各项行为进行表决,有利于企业各项机制的健全与完善在金融市场上,投资者以自利为前提的投资活动在客观上会带动金融资源向优势产业中的企业倾斜,使有效益有竞争力的企业得到资本的支持而成长壮大;反之,那些没有效益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由于无法得到资本的支持而受到抑制或被淘汰出局这种由金融资源的产业选择所引发的优胜劣汰机制最终必然会使产业结构得以优化
四、金融与产业结构高级化
资金的运用结构决定了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产业结构反映资金分布状况金融也正是通过资金形成导向机制和信用催化机制,改变资金供给水平和配置结构,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
1.资金形成机制资金形成机制是指金融通过提高要素投入的绝对水平,推动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长金融活动的出现使储蓄和投资分离为两个独立的行为,金融机构本身既不是投资者,也非储蓄者(只有小规模的直接投资和储蓄),它们通过对储蓄者和投资者资金供求的重新安排,提高了储蓄与投资的总水平
2.资金导向机制资金导向机制主要基于两点,即商业性金融的利益竞争机制和政策性金融的校正补充与倡导机制,它们共同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协调发展在实现资金导向和资源配置功能过程中,商业性金融机构从自身利益出发,根据金融市场资金供求关系所决定的收益水平和资金价格进行金融活动,按照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原则对竞争行业的投资性项目进行评估,促使资金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转移同时,它们也通过一定的组织制度,对资金使用企业实行经济控制和监督,促进信息沟通,减少资金配置中的短期行为,提高投资收益政策性金融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资金导向的倡导机制与矫正补充机制上一方面,政府通过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调整货币供应量,为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提供一个迫使旧的产业结构发生松动淘汰改组与发展的宏观氛围,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先决条件;同时,通过区别对待的利率政策,对不同产业行业和企业进行鼓励或限制,或采用信贷选择政策,由中央银行根据产业政策进行信贷配给或行政指导,直接干预民间金融机构的信贷,引导资金投向另一方面,政府往往出面建立若干官方或半官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向私人(民间)金融机构不愿或无力提供资金以及投入资金不足的重点新兴产业进行投资和贷款,实现对市场机制的矫正补充机制
3.信用催化机制信用催化机制实质是通过货币量的扩大,即信用创造,加速资本形成,促进生产中资源的节约和使用效率的提高,从而把潜在的资源现实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总量增长适当的信用扩张对经济增长与发展具有加速和催化作用,它使资金的形成机制得以突破对闲散资金的总量在信用催化机制作用下,资金投向不再限于已存在明显效益的产业或项目,而往往以资金的增值返还为出发点,选择具有一定超前性以及有广泛的前向后向和环向扩散效应的产业项目进行投资,催化主导产业相关产业及其合理的产业结构体系的构建与调整更迭,在资金良性循环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发展和提高
五、金融与产业结构合理化
金融市场具有筹集资金并引导资金流向,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信息加快技术创新促进企业重组的作用金融市场通过这些作用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第一,金融的信贷杠杆对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筹集资金并引导资金流向的作用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为主,而这种转换,不论使用增量途径还是通过存量途径来实现,都需要大量资金注入,金融尤其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杠杆功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目前我国企业融资仍以间接方式为主的情况,在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指导下,还可以运用信贷杠杆,制定信贷政策,有目的地倾斜来调整贷款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比例,从而引导资金流向,有区别有侧重地支持某些地区某些产业和不同所有制发展在直接融资方面,证券市场作为金融资产的供给场所,它可以按收益性流通性风险性期限性不断排列组合形成不同金融产品满足不同的投资者,成为现代资本形成的最佳场所,从而满足产业结构调整中快速集聚资金的要求
第二,金融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变革必然伴随着社会资源的大范围大规模流动而产业结构调整归根到底就是不同类型企业的市场进出问题,这必然涉及资源的优化重组和合理配置无论是以银行为中心的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均具有联系面广信息灵通的优势,其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支持企业的兼并和重组,使资源自动流向有竞争力市场成长性好的企业并辅佐其成长,而效益差无市场生命力的企业无法得到资本甚至资源流失而受到抑制或被淘汰这一过程最终促使产业结构的优化,因为无论是资本市场主体还是货币市场主体其经营原则决定的投资活动必然刺激市场资源向具有优势地位的产业倾斜
第三,金融市场为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时提供信息加快技术创新促进企业重组产业结构的调整依据资源的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变动,而这些变动无疑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表现出来的日趋复杂的信息结构,而金融市场的构成部分之一证券市场具有反应信息的灵敏性和传递信息的有效性,这能较好地解决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对信息的依据,并据此来引导资本的流向;同时,金融市场也能加快技术创新,而今,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正是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重要内容但是技术的创新与商业化是一项不确定性强商业风险性极大的活动而创新性企业规模小,发展前景不确定,资信程度低并缺乏担保资产,很难从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筹措到大量资金而资本市场则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风险投资市场,不仅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资本,而且推动这些技术创新渗透到相关产业,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纳斯达克市场就是典型的例子除此以外,资本市场还促进企业重组目前,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企业结构整合,无论是收购还是重组,大多都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的尤其是风险投资资本市场较好地解决知识产权的价值和企业资产价值的市场评价股权的可交易性投资风险的分散等问题,使企业重组的道路更畅通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具备了取得金融支持所需的利润空间资本空间和市场空间,金融具备了支持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金融脱媒金融管制放松和资产证券化发展趋势,金融才能发挥产业范围选择功能,并且金融通过资金形成机制资金导向机制和信用催化机制,改变资金供给水平和配置结构,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市场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信息加快技术创新促进企业重组的作用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金融通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来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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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规模经济、媒介产品的差异、一定的资源、必要的资金量等构成了传媒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结构性进入壁垒具有双重效应。可以维护在位媒介的利益，并形成规模效益；同时，它会排斥竞争机制、限制资源自由流动等。因此。应当辩证看待媒介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
一、市场进入壁垒理论溯源
“市场进入(MarketEntry)”是产业经济学领域研究产业组织的一个基本范畴，指的是一个厂商(或企业)进入新的领域，开始生产或提供某一市场上原有产品或服务的充分替代品。无论以何种方式进入，新进入的企业都需要具备一些基本要素，这些要素也就会构成进入市场的各种障碍，这就是所谓的市场进入壁垒(BarrierstoEntry)。最早明确提出市场进入壁垒概念，并对其进行系统分析的是产业组织领域的主要开拓者贝恩(JoeS.Bain)。贝恩关于进人壁垒的研究属于结构主义学派。此后，芝加哥大学斯蒂格勒对进入壁垒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进入壁垒是一种生产成本(在某些或每个产出水平上)，这种成本是打算进入一产业的新厂商必须负担、而已在位产业中的厂商无须承担的。”‘嘶蒂格勒是从生产成本的角度解读进入壁垒，这对于以后的研究者有重要的启示。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市场进入壁垒的社会效应，冯·魏兹塞克认为：“进入壁垒使之必须由试图进入行业的厂商负担，而无须由行业在位厂商负担的生产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它意味着资源配置的一种扭曲。”该定义涉及进入壁垒的福利问题，如果进入壁垒造成社会福利损失，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就会产生。任何一个行业最初的、最基本的进入壁垒都来源于市场本身，而非法律、政策、技术等原因。当市场进入产生负外部性的时候，法律、政策的介入不可避免，由此形成了新的制度性壁垒。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标准，将进入壁垒分成不同的类别。哈佛大学结构主义学派的贝恩把全部进入壁垒归结为三种：规模经济、在位厂商的产品差别优势、在位厂商的绝对成本优势。贝恩最早对进入壁垒的分类，主要是从进入壁垒形成的原因着手的。此后，贝恩通过对大厂商规模经济、绝对成本优势和产品差别优势造成的进入壁垒进行综合，将各个产业的进入壁垒高度划分为三大类：非常高的进入壁垒、存在实质性的进入壁垒、中等程度到低等程度的进入壁垒。萨洛普则将进入壁垒分成无意的进入壁垒和策略性进入壁垒。还有人将进入壁垒划分为刚性进入壁垒、粘性进入壁垒和弹性进入壁垒三类。
对于进入壁垒的影响，学界一直在争论。不过，有一点已经达成一致，那就是，进入和进入壁垒是影响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而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又是决定市场结构的两个主要因素。进入壁垒是决定厂商数量和厂商规模分布的重要因素。在市场进入壁垒较高的行业，由于缺乏进入威胁，在位者能够赚取超额利润，有可能导致在位厂商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上没有动力；在进入壁垒较低的市场上。大批的潜在进入者随时准备进入市场，与在位者竞争，并力图替代效率低下的在位者。可见，进人壁垒对在位厂商和潜在进入者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传媒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的构成维度
目前，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对传媒产业进入壁垒进行研究。彭永斌认为，传媒产业进入壁垒是指进入传媒市场可能遇到的各种障碍。它从新增传媒机构进入传媒市场的角度来考察传媒市场关系的调整和变化，考察产业内已有传媒机构与新增传媒机构间的竞争关系，反映的是传媒市场中潜在的竞争强度。传媒产业的进入壁垒可以分成制度性进入壁垒、结构性进入壁垒、行为性进入壁垒等不同类型。其中，传媒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是仅次于制度因素以外，影响传媒进人的一种重要因素。在产业经济学领域。结构性进入壁垒是指能够遏制进入发生的行业中各种稳定的结构性因素或特征。在传媒产业中，也存在这些结构性因素或特征，主要包括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资源占有、必要资本量等。
1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存在于任何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的产业中。当每多生产一个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降低时，就出现了规模经济。对于传媒产业来说，其边际成本是指每多向一个消费者提供一单位媒介产品或一项服务而生产的成本。平均成本是指提供媒介产品或服务所涉及的所有成本除以受众人数。在传媒的大多数行业中，边际成本往往很低，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边际成本等于零。如果随着规模扩大使平均生产成本降低。那么就会出现规模经济和更高的利润。哈佛大学产业经济学的结构主义学派认为，规模经济是市场进入壁垒的重要来源。按照哈佛大学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最小单位成本所对应的产量属于“最优规模产量”。如果最小最优规模占全部市场的需求比重较大，那么规模经济的存在就会对进入产生某种阻碍作用。规模经济的存在之所以阻碍对产业的侵入，因为它迫使进入者要么一开始就以大规模生产并承担原有企业强烈抵制的风险。要么以小规模生产而接受产品成本方面的劣势，这两者都不是进入者所期望的。传媒产业同其他产业一样。伴随着生产经营能力的扩大也会出现批量扩大、费用递减和收益递增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传媒产业存在规模经济现象。国外的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随着报纸发行量的增加。报纸的长期平均成本呈下降趋势，形成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意味着报纸可以在一个比较大的发行市场中降低发行价格或者索取较低的广告费用，而发行量较少的报纸则不能这样做。所以，规模经济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进入壁垒。模经济几乎可以表现在媒介经营的每一个职能环节：新闻信息的采制、印刷、发行、广告等等。当传媒发展存在纵向一体化时，其共享利益特别突出，因为处于同一利益集团的不同生产或分销各衔接环节可以进行一体化经营，这种共享资产导致非常可观的经济性。目前，中国媒介产业集团化发展趋势比较明显，一些区域性媒介集团在当地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这些媒介集团基本上都具有纵向一体化特点。很多媒介集团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
2媒介产品差别
产品差别优势是指在位者在产品的价格一产量关系上要比潜在进入者更具有优势。在相同的销售成本支付下，在位者可以获得更高的产品需求，也就是说在给定产量下可以索取更高的价格。这样，潜在进入者若要获得与在位者相同的产品需求就必须支付更高的销售成本。当某一媒介能够为其受众提供一些独特的、对其受众来说不仅仅是价格低廉的东西时，这个媒介就具有了区别于其竞争对手的经营差异化。不同的媒介产品之间可能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因为“任何一种商品都可能是另外一种商品的潜在替代品，即便只是无穷小的替代。”如果一种媒介产品难以学习和模仿，可替代性就小。这样，新进入的媒介进行同质竞争的可能性就相应变小，媒介产品差别优势就会产生。媒介集团的策略、信息不对称、受众的偏好、设计和生产技术、媒介集团的信誉都可以形成产品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并不是单独发生作用。更多的场合是以一种交互的形式发挥作用。首先，媒介集团的策略对于铸就媒介产品的差异，形成媒介集团的竞争优势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构筑的进入壁垒不易突破。媒介集团旨在扩大产品差异的策略包括商业秘密的保护、品牌战略、内容安排、广告、促销、公关等。一些媒介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实力，对媒介的受众定位、市场定位、栏目安排、内容设置等进行精心设计，打造媒介的品牌优势。减少可替代性，从而建构媒介的市场进入壁垒。其次，通过服务铸造壁垒。媒介产品的销售渠道是媒介独特性、差异性的一个有力来源。可以增强声誉和竞争力。这一点往往为一些媒介所忽视，是以后媒介亟待加强的地方。其三，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来创造差异。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是媒介产品差异化战略的不竭动力，同时也是形成进入壁垒的重要因素。产品差别是实施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手段，这种手段往往对受众定位、区域定位等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差异化程度较高的媒介产品。其可替代性就相对较弱，因此容易维持一批忠诚度较高的受众，这对于新进入市场的媒介来说，就会形成较高的进入壁垒。
3资源的占有壁垒
资源占有的多少，会影响媒介的竞争实力。有些资源对于在位传媒有重要的意义，而新进入的传媒缺乏这些资源，会对其资金链造成不利影响。首先，不动产资源是一种有形的壁垒。一些在位媒介靠长期的利润积累了足够的固定资产，如土地、厂房、设备等。某一新媒介要想进入市场，往往需要各种资源投入生产，如果这些资源为在位媒介所垄断。或者在位媒介已经同资源供应者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新媒介进入市场就受到资源的限制而被排斥在外，这势必增加进入壁垒。在法国，进入全国性报纸市场相当困难，其中印刷设备所要求的高投入，极端良好的工作条件以及技术现代化等因素构成较高的进入壁垒。其次，信息资源是一种无形的壁垒。信息资源是直接增加新进入媒介成本的一种方式，准确的市场信息和调研数据对新进入者尤为重要。媒介产业对信息具有依赖性。如果在与竞争对手的博弈中，在信息获取上处于下风，新媒介必然要面对极大的劣势。所以，信息资源壁垒是新进入者丝毫不能忽视的因素。第三，受众与客户资源是关键性的壁垒。新创办的媒介能不能在市场中站住脚跟，要看其能否打开局面，赢得受众，吸引大家的眼球。因为受众资源是广告客户所看重的，如果新创办的传媒拥有受众市场，那么它就可以吸引广告客户，就能够突破这一壁垒。物品可以分为“经验品”和“搜寻品”。媒介产品属于经验品，其内在特征(包括媒介产品的价值与功能等)在购买及消费前的检查中不能得到充分体现，甚至需要用很长时间在一些重大现实的报道中得以体现。因为经验品的质量确认必须经过消费者一定时期的消费体验才能得以完成。当受众对新的媒介产品质量尚未作出识别时，即使它的真实质量与已知媒介产品的相同，在相同的成本支付下，受众也不愿意选择前者。因此，当媒介产品的质量处于有待确认的“等待期”内。它只能争取到较少的受众和广告客户。国外学者通过调查发现，一些忠实于某些报纸的读者很难改变他们的嗜好。这构成了较高的报业市场进入壁垒。
4必要的资金量
传媒产业竞争异常激烈，潜在的进入者如果要想在市场中站住脚跟。必须具备一定的资金。较多的资金投入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壁垒。以报纸为例，在报业竞争异常激烈的中心城市，新报纸进入门槛很高。喻国明教授认为，市场份额集中于强势媒体，会加高后来者的进入门槛，建立起市场进入的资金壁垒，可能将小媒体逼到绝路。换言之，由于媒体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趋势，使进入媒体产业的资金“门槛”在迅速加高。《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等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市场时候，启动资金只需要30万元左右。而到了2001年，《京华时报》的创刊时启动资金达到5000万元，两年之后，《东方早报》启动资金已经接近1亿元。在国外传媒市场上，新进入市场的媒介也会遇到资金投入壁垒。在美国，Wirth(1986)比较了创办日报、广播以及电视的启动资金发现，1984年，在美国创办一份日报的启动资金，大致为700万美元(发行量为2万份)至3650万美元(发行量为25万份)之间。而创办一个电视台的启动资金是报纸的十四分之一到七分之一不等：创办一个广播电台的启动资金是报纸的十四分之一到十八分之一不等。Wirth还认为报纸市场之所以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是因为新创办的报纸需要一定的资金去克服读者和广告客户对在位报纸的偏好。《今日美国》创刊时，仅仅对售报机的单项投资就超过3亿美元。在英国，《泰晤士报》1993年启动全面改版，仅每年需要的报纸品牌宣传、市场推广花费就达到人民币3.13亿元。这种高投入仅仅获得的是一种进入的资格，新创刊的报纸能否取得满意的回报，能否在竞争中立稳脚跟，还要看新进入者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状况。目前，中国报业市场的“空白”领域越来越少，所以创办报纸的最低限度投资量逐年增加。高“门槛”的资金需求大大增加了投资的风险程度。即使媒介创办成功，在没有实现赢利之前，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大量的资金投入又形成很高的市场退出壁垒，这也是新进入者不得不考虑的。
三、传媒产业结构性进入壁垒的双重效应
传媒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传媒市场带来积极效应，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因此，传媒市场结构性进入壁垒是传媒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平衡器，没有壁垒不行。壁垒过高也不利。
传媒产业结构性进人壁垒有明显的积极效应。首先，传媒产业结构性进入壁垒有利于推进传媒产业规模效益的提高。中国传媒市场结构性进人壁垒较高，特别是一些经济性进入壁垒的存在，可以在产业之外筑起一道屏障，阻止低效率的新媒介进入市场，避免传媒产业形成小型化、分散化局面，提高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度，这对于形成规模经济十分有利。基于结构性进入壁垒产生的规模经济，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都是值得期待的，因为，“无论是从厂商利益还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规模经济所形成的进人壁垒都有助于福利的增进。”其次，结构性进入壁垒有利于维护在位媒介的利益，减少在位媒介的现实竞争和潜在竞争压力。较高的结构性进入壁垒可以有效降低媒介市场竞争主体的数量，从单个在位媒介角度来看，较少的竞争者会使在位者获得更多的市场分额和赢利机会。同时，较高的进入壁垒也使一些潜在进入者望而却步，不敢贸然进入媒介市场。这样，传媒将面临较小的潜在竞争压力，即在位者与潜在进入者之间围绕进入(或业已存在的行业赢利机会)而展开的竞争。再次，较高的结构性进入壁垒可以防止过度进入与重复建设，使媒介市场维持相对稳定的市场格局。在中国广告公司市场，由于进入壁垒较低，公司数量剧增，市场重复建设严重，形成原子型市场结构。1983年，我国共有专营广告公司181家。从1983年到1992年增长了将近16倍，达3037家。1993比1992年多8007家，为11044家，增幅达264％。据统计。2005年底，全国共有广告经营单位125394户，比上年增加11886户，增长10.5％，广告从业人员940415人，2005年平均每个广告经营单位有7.5个从业人员。这种原子型市场结构不利于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小广告公司应对竞争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都很弱，同时对竞争秩序也带来一些不良影响。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山西煤炭资源非常丰富，挖个洞就可以采煤；山西文物资源非常丰富，围起墙就可以收费。”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发展总是慢半拍，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已不仅成为全省的共识，而且也是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针对山西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以开拓创新的思路和强有力的措施，调整山西的产业结构，为振兴山西经济奠定良好的基础。 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结构调整 1、 现状分析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随着工业化建设力度假大、进程加快、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山西省产业结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1997年，山西国内生产总值中一、二、三产业的比例由1991年的16.0：54.9：29.1变为15.2：51.4：33.4，工业总产值中的轻重工业的比例由1991年时的24.7：75.3变为19.2：80.2，到1998年，山西国内生产总值中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则变化为12.9：53.5：33.6，工业总产值中的轻重工业比例变化为16.9：83.1。整个产业结构演变为“二、三、一”的格局。第二产业趋于稳定，第三产业发展较快，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明显下降。 （一）弊端 山西经济结构是以高度依赖煤炭资源、原材料工业为主具有典型的资源型、初级化特征，全省三分之二的县城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煤炭。现在山西产业结构中的潜在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并日渐突出，表现为结构档次低、效益不高、转换功能不强、适应市场能力弱、受控度高、出入市场的主动性差等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经济结构向趋重演变，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经济增长赖以外迁扩张，运行质量不高，高购入、低产出，高速度、低效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1、基础性产业地位不牢固。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很低，受自然力控制的成分大，作业方式原始，靠天吃饭的格局没有改变，产业素质低下；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近年来发展很快，但对山西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仍然存在；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发展缓慢，很难形成经济发展的科技推动和人才支撑。 2、支柱产业单一，置换缓慢，山西煤炭产业地位相当牢固，在工业总产值中占到25%左右。以煤炭为首的八大产业位置序列从未发生过根本性变化，受新能源工业的制约和影响，山西煤炭工业近年来已走向衰落阶段，发展乏力，这是山西经济增长缓慢的直接原因。 3、产业关联度低，产业链短，加工深度不够是导致山西产品的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弱主要原因。 4、各产业内部结构失衡。农业始终没有解决好种植业与大农业之间、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的关系，工业的初级化程度持续扩张，以矿产品位主体的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产品占到全省工业总产出的三分之二以上，轻重工业严重失衡。 5、产业的外向程度低，对外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力或贡献率不高，传统的名优产品的市场准备不足，没有形成规模经济。 6、结构趋向同化现象严重，山西地区与地区之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趋同不利于各地区之间各种经济资源、经济成分的优势互补。上述种种问题反映了山西产业结构低级粗放、效益不高的弊端，严重延缓了山西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换过程，直接影响了山西的经济发展。 （二）历史成因分析 目前山西的产业结构是根据山西的资源特点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经过长期演变形成的。在六五期间，山西根据中央提出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加大了对能源工业的投资和建设力度，全省用于能源建设的投资占整个基本建设投资的41%，这一阶段，由于片面强调能源重工化基地建设的作用，使得山西国民经济中的农、轻、重比例关系没有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而发生较大变化。在七五期间由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对能源需求不断增长，山西把能源重工化基地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但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把更多的资金和注意力投向资源低度开发的煤炭等能源重工业，不仅使得改革开放以来山西成长起来的一些第三产业、新兴产业等由于投入不足而发展缓慢，与其他省市形成鲜明对比，而且还使得建国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阶段中发展和成长起来的一些轻工业产业也因为投入不足而日趋萎缩。这种结构失横在八五期间更加明显，这种越来越严重的畸重畸轻的产业结构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体制环境，以及对资源的过渡开采和粗加工而使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使山西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水平与其他省市的差距进一步拉大。&n bsp; 二、对策与建议 为了遏制三次产业间的协调度下降的势头，在今后的产业调整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首先必须加强第一产业的基础性地位，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的产业化水平。首先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和科技文化素质，增强市场竞争观念。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促进农业稳定增长，保证农业生态良性循环，引导农民进行多元投资。大力发展粮食水果和蔬菜加工业，为农业的中间产品创造新的市场，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调整农业的产业结构。 2、适度放慢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发展速度。首先适度限制采掘业，重点转换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和提高其经济效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要充分考虑山西的实际情况，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提高工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同时大力推进信息化，使工业化的发展与信息化能结合起来，互为动力，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首先要重点发展附加值高的产业如：金融保险、通讯、房地产、信息、咨询等，提高第三产业在总产出的比重，其次继续完善各地区的法律法规，保证市场活动主体的公平。第三，通过高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带动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提升。 4、加强旅游业的开发投入，尽快实现旅游资源向经济优势的转化，使山西成为旅游大省，旅游业集旅游、娱乐、商品消费于一体，对促进服务产业的水平，提高山西产品的知名度，提高山西在国内及国际上的声誉起着重要作用，山西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资源丰富，历史遗迹、名人足迹星罗棋布，其中全国现存完好的宋金以前的木构建筑，72%以上在山西境内，仅存的4座唐代木构建筑，全在山西境内，山西被史学界称为“中国地上博物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宝库”，山西目前保存下来的各种不可移动文物有35000多处，国务院先后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山西有五座，列入部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56处，省内文物古迹景点可成为全国之最的约有60多处，从文物的数量与价值来说，山西在全国是相当突出的，谓之文物大省当之无愧，因此要大力宣传，深挖旅游业的发展潜力。 5、大力发展山西优势产品、潜力产品。以潜力产品为切入点，选择具有潜在优势的产品为切入点这是调整产业结构大思路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优势产品和潜力产品的共同之处都是具有战略带动意义的产品，对一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一般都是规模效益比较突出的产品，其区别在于优势产品是目前已经成为现实的比较优势的产品，而潜力产品则是还没有成为现实的优势产品，通过扶持扩大规模，就能转换为优势产品。由此可以看出，我们调整产业结构的逻辑思路应以优势产品为切入点，但现实情况是目前山西的优势产品太少，不足以承担山西经济增长的重任，另外目前的优势产品是就山西现存的产业结构而言的，这样越扶持越调整很可能导致产业结构的越刚性化，因此应该选择那些不仅具有战略带动性，而且成长性好、市场空间大、技术先进、附加值高、规模效益突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潜力产品为调整产业结构的切入点。 6、加速山西企业组织模式的改造。目前条块分割的企业组织模式降低了山西企业对市场信息的感应度，是造成山西经济“慢半拍”的重要原因。改造企业组织规模、实施产业链顺序组织企业集团是解决山西经济“慢半拍”的有效措施之一。以往组建企业集团之所以收效不大，问题出在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集团内部没有真正实现利益一致，许多是长官意志主导的“拉帮派”行为。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政策鼓励组建实质性的企业集团，尤其是应当鼓励山西企业与沿海企业、外资企业组建企业集团，只有当山西企业生产过程、经济利益与处于生产链前沿的企业融为一体的时候，山西经济“慢半拍”的现象才可以有效的得以解决。 参考资料： 吉国玲 《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山西经济发展》 郭跃进 《山西省产业结构综合分析》 李晨宁 《当代山西经济建设的回顾与反思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7篇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历史大概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1年，这一阶段是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和金额都较少。尽管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但其在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较小，只有29.32％，因此，在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还不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1998年，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并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外商投资在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超过对外借款，为74.02％，最高年份达78.14％（1994年），此时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取代对外借款，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的主渠道。第三阶段从1999年至今，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有较大幅度减缓，但外商投资金额保持在40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测算，[1]在1981至2000年的20多年间，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利用外资的贡献。随着我国2001年成为WTO正式成员，可以预见外商对我国的投资将会有较快增长，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及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都将继续提高，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将更大，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特点及其成因
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必须先了解外商投资在我国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特征，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加以分析：
1.外商投资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目前，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而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则偏低。如表一所示[2]
表1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构成（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
2.产业内部结构。总体来看，外商在我国第一产业的投资规模一直不大，在整个外商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很小。1979-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累计仅120亿美元，而外商投资额最大的1995年也只有17.4亿美元；同时，第一产业的外商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也较小。从第一产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来看，主要是集中在农业，尤其是种植业，而对林业、牧业和渔业等部门的投资极少。在2001年1-6月第一产业的3.35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农业项目为2.22亿美元，占66.26％。
在第二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而建筑业所占的比重较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部协议投资中，工业比重最高的年份达到80.46％（1991年），最低也有45.85％（1993年）；而建筑业的比重最高为5.07％（1997年），最低只有1.05％（1991年），平均为2.98％。在2001年1-6月第二产业的163.12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工业部门的投资为160.59亿美元，比重为97.87％。
1979-1990年，在外商对第三产业的协议投资额中，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为60.27％，90年代后上升到70％左右，尽管最近几年这个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的绝大部分。综上所述，外商对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农业、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
3.工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外商对我国工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其中加工工业的比重很高，原料工业的比重不大；轻工业的比重较高，重工业的比重较低；同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高于一般加工工业。
从最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在工业内部的分布来看，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很高，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投资比重较低。在1996-2000年的外商协议投资额中，制造业的平均比重为88.53％，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只有2.06％和9.41％；在同期的外商实际投资中，制造业的比重为89.78％，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为1.87％和8.35％。在制造业内部，外商投资比重较高的是机电工业、化学原料及制品业。
4.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从外商在我国投资的地理分布来看，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等沿海地区。从表3可以看出，在过去的20多年中，外商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相当少，无论是从协议金额来看，还是从实际投资来看，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不足整个投资的15％，而85％以上的投资集中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一系列优惠措施的，西部地区对外商的吸引力有所加强；据不完全统计，世界500强中已有80余家企业在西部地区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
表2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外商投资情况（截至2000年底）（单位：亿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第3页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之所以具有以上几个特点，主要与下面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与厂商经营的目标相关。厂商经营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占领我国巨大的消费品市场，这既与我国人口众多的市场优势相一致，也与外商经营目标相一致。
第一产业是我国重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领域，但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至2000年底仅为1.78％。其原因在于农业开发投资大，回收期长，利润率低，风险大，这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标不符。但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农业开发条件较差，对外商的吸引力不大。因此，我们在如何改善农业投资环境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外商投资方向的选择同时也与我国的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相关。由于我国对消费品的进口限制较严，外商想要进入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只有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而我国对重化学工业产品的进口限制较松，因此，对于我国的重化学工业品市场，外商主要通过贸易来占领。
二是与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相关。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是轻工业投资较容易，而重化学工业投资较困难。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所需投资较少，能耗低，对于交通运输要求相对不严，选择余地大；加之轻工业品投资能够利用消费变化快的特点，投资者可以开发出更新、更适用、更美观、更便宜的产品来吸引消费者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所以，外商比较青睐于对轻工业的投资。而重化学工业能耗大，对交通运输和相关产业发展的要求较高，而且投资额大，回收期长，因此，外商对该行业投资兴趣不大。
三是与区域经济投资环境相关。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加之交通条件较差，基础产业薄弱，西部地区的整体投资环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3][4]因此，尽管外商投资有向我国中西部扩展的趋势，但这种趋势进展相对缓慢，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外商投资仍将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二、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改革和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增强，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认识我国的产业结构现状，找出调整结构偏差的对策是当务之急。当前我国产业结构有以下特点：第一，GDP中第二产业比重偏高，服务业的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为49.2％，高于标准结构的比例，服务业在GDP的份额为32.8％；与“标准结构”相比，明显偏低。第二，在产业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高达49.9％，显著高于标准就业人口28.6％，偏差程度超乎寻常；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就业比率为26.4％，而标准就业比率为30.7％。第三，城市化程度不高。2000年，城镇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30.4％，远远低于标准化水平53.0％，表明中国标准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过程。第四，轻重工业比重偏差严重。最近几年，关于今后我国重工业应该得到较快发展，重工业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应有较大幅度上升的观点比较流行，主要理由是中国工业在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发展过于“轻型化”，中国目前的重工业比重较低，轻工业比重较高。
我国三次产业出现以上结构偏差，与外商对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的结构性偏差有一定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加大了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也偏低。在1996至2000年的外商实际投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高达70.38％，其中工业的投资比重高达66.57％，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1.42％，第三产业的比重也只有28.20％。在2001年底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就外方注册资本而言，第二产业的比重为64.08％，其中工业的占61.32％，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为1.54％，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4.4％。显然，外商投资结构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倾斜的特征很突出。
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为突出，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其主要表现为：
1.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助长了我国消费品工业的过度扩张。近几年我国工业消费品相对过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除了城乡消费需求趋缓的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工业比重过高的条件下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8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品工业一直扩张，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商直接投资过度集中于消费品工业。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底我国三资工业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中，轻工业的比重占58％，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占42％。
2.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进程。外资工业高度集中于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又主要集中在加工工业。由于结构倾斜的存在，外资工业占我国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目前已接近1/3，占加工工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已达1/3，而占原料工业的两个比重只有10％左右。这个特点使外资工业的迅速发展更多地推动我国加工工业的扩张，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高加工化的进程。
3.外商投资在第三产业的结构性偏差对第三产业的结构变动产生了明显影响。目前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其次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而对其他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的投资比重很低，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十分突出。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结构的高度倾斜，与我国第三产业内部对外开放度的差别有很大关系，除了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以及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之外，其他的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目前的对外开放度仍较低。
随着加入WTO之后我国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外商将较大幅度增加对目前投资比重很低的第三产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一些重要的服务业部门的外商投资比重在“十五”期间将明显上升；相应地，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会逐步下降。也就是说，在加入WTO之后的5年左右时间内，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的结构过度倾斜的状况会明显改变。
三、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与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政策
产业结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既有来自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有来自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不是简单地等同于盲目追求一、二、三次产业产值（或劳动就业）比重主要地位的转化，而是要面向国际产业的发展，在提升一、二次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真正提高产业素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证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结构呈现规律性的演变趋势。具体表现是：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在第一次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在全部就业的劳动力总数中的相对比重处于不断下降趋势；第二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和劳动力就业比重逐渐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于下降；第三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就业的相对比重上升，其中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幅度更大。三次产业变动呈现的这种总的趋势，是由各次产业的内在特征决定的。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第一产业农业相对比重下降幅度最大，这是因为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属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当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对农产品的需求并不随收入增加的程度而同步增加，这样就使农业实现的国民收入份额趋于减少。第二产业工业相对比重上升，不仅因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工业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处于有利地位，而且经济发展中用于投资的增长也在不断扩大工业品市场，从而整个国民收入中工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上升。但随着技术进步，工业有机构成提高会排斥自身的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内各行业扩张的增殖又吸收劳动力，两相抵消劳动力相对比重逐渐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向下降。第三产业服务部门的比重上升幅度大，既由于“服务”这种商品比农产品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也由于第三产业门类繁多，许多行业具有劳动力和资金容易进入的特点，农业劳动力得以大量流入服务业，因而第三产业各行业呈现广泛而显著的增长，使其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大大增加。
目前，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偏差的主要表现是工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太低，产业结构内部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结构的升级缓慢，因此今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工业结构的升级。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要求和目前外商投资的产业构成及其影响来看，我国政府部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力度。
1.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工业的投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下降，使得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加突出。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水平同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我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高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而且也高于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我国的第三产业的比重也远远低于这些国家的水平。目前，国际直接投资中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较之20世纪80年代迅速上升，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则相对下降。因此，我国应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这不仅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需要，同时也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2.引导外商增加对重加工业的投资，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目前外商对我国工业的实际投资中，大概有60％分布在消费品工业，对重工业的投资只有40％左右。外资工业占我国消费品工业增加值、产品销售收入以及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产的比重约为30％，而重工业的同样比重只有15％。外资工业占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消费品工业的增加值比重和产品销售收入比重2000年为38.25％和41.28％，固定资产净值比重和流动资产比重为34.52％和35.67％，而外资工业占重工业的前两个比重为27.67％和28.96％，后两个比重为24.35％和22.84％。但是，我国消费工业的产品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闲置比重工业更加突出，“十五”期间工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适度重型化，加强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相应控制消费品的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因此，需要引导外商对工业的投资更多地转向重加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部门，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比重。
3.引导外商增加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利用外资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缺口，促进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进步，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除了大型跨国公司外，目前外商投资过度集中于一般加工工业，而一般加工工业中，有些是我国生产能力过剩和竞争激烈的产业，也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复建设、引进的产业。外资的大量涌入，加剧了这些产业的过度竞争，造成对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的强烈冲击，致使部分国有一般加工企业的处境十分困难。目前，外资工业虽然在机电工业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对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外资企业同时在不少加工工业中也占有较高比重，这部分企业主要是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中小企业。而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具有由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趋势，因此应利用这一趋势，进一步重视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引导外资更多地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薪技术产业，同时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比重。
4.引导外商投资增加对薄弱的第三产业投资，减少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导致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波动比较大，并对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不良影响。在我国经济扩张时期，外商对房地产和社会服务的直接投资高度扩张，往往导致整个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经济相对紧缩时期，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直接投资迅速收缩，导致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于第三产业中投资结构倾斜现象的存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大幅度波动会直接造成整个第三产业的大幅度波动。显然，只有当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结构过度倾斜趋势得到逐步改变后，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的周期性波动现象才会明显减少，由此对整个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才会相应下降。
在第三产业中，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的部门，如金融、保险、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教育和文化艺术等，多数属于层次较高的服务部门，我国要提高其发展水平，必须通过相应的外资产业结构导向政策，引导外资合理地向这些行业投资。[5]
5.引导外商加强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推动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进程。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中西部地区还未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以优势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体系，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相对薄弱，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很大差异，这势必会严重阻碍我国整体产业升级的进程。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大对外资地区流向的引导，以便有更多的外资投入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中，从而加强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使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建立一种协调的产业关联机制，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胡新文.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动向及我国的应对策略调整[J].世界经济研究，2002，（1）：19-22.
[2]张德修.入世后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变化趋势探析[J].经济科学，2001，（6）：81-87.
[3]顾建清.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产业结构的影响[J].中外科技信息，2002，（5）：26-28.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县域经济，不平衡性，比较，政策建议
一、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县域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环节，无论在人口数量、所辖地域范围，还是在经济发展中，正在日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广东作为经济发达省份，要在全国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与城乡和谐发展目标，想方设法壮大县域经济将是其发展的关键所在。结合2004年县(市)统计资料，就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系统分析。
(一)基本概况
截止到2004年末，广东共有68个县(市)，其中县级市20个。从各县(市)分布看，珠江三角洲地区拥有10个县，东西两翼22个，粤北地区36个。2004年底，全省县域总人口为4589.11万人，占全省的59.42%，土地面积占全省的82.50%。
(二)主要特征
1.全省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全省68个县(市)创造国内生产总值(GDP)4115.86亿元，占全省总量的22.73%，其中突破100亿元的县(市)15个；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96.09亿元，占全省总量的9.02%，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突破2亿元的县(市)有12个；2004年，县域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2203.08亿元，占全省的13.38%，其中储蓄存款余额超过50亿元的县(市)有13个，突破100亿元的有3个。
2.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撑。县域是全省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2004年，县域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为1788.25亿元，占全省的69.69%。其中，粮食产量1329.77万吨，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84.68%；糖蔗产量811.96万吨，占全省的86.31%；花生产量74万吨，占全省的85.30%。
3.劳动就业的重要场所。2004年，县域在岗人员208.41万人，占全省的33%。近年来，随着各项改革事业的不断深入和民营经济的崛起，县域已经成为新增就业人员的主要“蓄水池”，为缓解全省就业压力作出了贡献。
二、广东不同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比较
(一)总量差距及其走势
各地区受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基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广东县域经济发展差距明显，区域不平衡性问题十分突出。无论是按三大区域进行比较，还是各县之间进行对比，发展差距均较为明显。
从经济总量上看，三个区域间存在较明显的差距。2004年，在68个县(市)中，珠江三角洲县域经济实力明显占据优势。10个县(市)的总人口仅占全部县域人口的14.28%，而其GDP却占整个县域的30.48%，接近三分之一，每个县平均GDP达到125.45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占37.58%，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27%，其他主要经济指标也均在广东县域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县域人口占全部县域人口近一半(45%)的东西两翼22个县(市)，GDP占不到整个县域的二分之一，为43.60%，地方财政收入仅为整个县域的28.70%，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38.31%。粤北山区36个县(市)的总人口占40.56%，GDP仅为整个县域的25.90%，地方财政收入仅占33.7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34.5%。
从基本走势来看，区域间的主要经济指标，珠三角优势地位同样很明显。2004年，该地区县市平均产值为125.5亿元，比上年递增10个百分点，人均生产总值达19148元，比上年递增12个百分点；东西两翼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趋势，县市平均产值达到81.6亿元，比上年增长近13个百分点，人均生产总值由2003年的7733元提高到8663元，增长了12个百分点；而粤北山区经济实力明显偏弱，县域平均产值由2003年的26.6亿元提高到2004年的29.6亿元，人均生产总值2004年比上年减少了123元。
(二)结构差距及其特征
2004年全省县域三次产业结构为26.51:41.00:32.49，呈现出第一产业比重偏高，第二三产业比重偏低的特点。其中，珠三角地区第二产业比重最高，高于全省县域第二产业比重10.45个百分点，更高于最低的粤北山区16.13个百分点。可见，全省县域第二产业发展方面，区域间差距很明显；而第三产业全省县域分区域差距较小，最高的东西两翼比最低的粤北山区仅多出2个百分点。
(三)平均水平差距及其特征
县域经济指标与全省平均水平比较，也不容乐观。一是人均水平。2004年县域人均GDP为8969元，比全省平均水平(23440元)低14471元；人均财政收入209元，比全省平均水平(1379元)低1170元；人均储蓄存款4801元，比全省平均水平(21317元)低16507元。二是产业结构。在以68个县为总体的GDP中，三次产业结构26.51:41.00:32.49。与全省8.63:50.89:40.48的平均结构水平相比，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过高，高出17.88个百分点，而第二、三产业比重过低，分别低9.89个和7.99个百分点。县域经济总体产业结构呈现“一高两低”。
县域经济指标在各区域之间比较，差距也很明显。从人均水平看，2004年珠江三角洲县域人均GDP为19148元，东西两翼8663元，粤北5727元；人均财政收入从高到低依次是珠江三角洲551.15元，粤北山区174.07元，东西两翼133.07元，珠江三角洲是东西两翼的4倍多；珠江三角洲县域的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也最高，达到9144.05元，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水平接近，分别为4071.81元和4083.40元，珠江三角洲是其他两地的2倍多。
由上述几个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广东县域经济发展差距十分明显。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地区及区域内部差距悬殊；县域产业结构不合理；县域财力不足。
三、推进广东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科学规划，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经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而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要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要做好各个方面的科学规划。一是要做好产业布局规划。目前，应抓住广东省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有利时机，协调好各个产业之间关系，做到稳定发展第一产业，巩固第二产业发展成果，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适时解决全省县域范围内劳动力转移问题。二是要做好城镇发展规划。2006年，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战略，为推进广东农村城镇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最佳契机。因此，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做好城镇建设规划工作，一切从本地实际出发，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把小城镇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工作来抓。三是要做好产业园区规划。全省县域内要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建设具有示范和带动效应的产业园区，以此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加大力度吸引外资、民资到产业园区内投资设厂，既有利于本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扩大了农民增收渠道，又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可谓是一举多得。四是要做好劳动力转移就业规划。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此，县域经济发展也要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划纳入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各级政府要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成立专门机构为劳动力有序转移提供技能培训、信息、政策咨询等多方面服务，并建立起技能培训服务的长效机制。
(二)扩权强县，提高县域经济整体实力
我国目前实行的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行政管理体制，而国外大多数国家实行的中央、省、县三级行政管理。由于投入高额成本维持的庞大地级市架构，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显露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具体表现在“财政漏斗”、“权力漏斗”和“效率漏斗”三个漏斗效应。基于此，对县级行政管理层次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和调整。一是“放权”，即赋予县级政府相当于地市级政府的经济社会审批权限。二是“脱钩”，即先在经济发达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由省直管县，使得县(市)与所在地级市脱钩，仍保留现有的地级市行政级别，但其职能要有所缩小，主要用于所在城市的中心城市管理上。三是“能放都放”。此方面主要是借鉴浙江省改革经验，将原来要经地级市审批或管理的一律由扩权县(市)自行审批、管理。同时，原来要经过地级市审核报省审批的也一律由扩权县(市)直接上报省审批。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即减少了行政管理层次，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工作效率，同时也提高了县域经济整体实力。此外，在进行扩权强县改革时，一定要将改革落到实处，避免一刀切式改革，可先行在部分发达地区试点，积累经验，待时机成熟逐步推广。同时还要加强对扩权县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约束，使其真正成为服务民众的“责任政府”。
(三)调整结构，促进县域产业升级
城乡二元发展结构是影响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在推进县域经济整体发展的同时，要下大力气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促使县域经济向二、三产业转移，努力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紧紧围绕国内产业重组、省内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加快调整县域内产品结构，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培育县级名牌，壮大省级名牌，争创部级名牌，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巩固和抢占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县域范围内的农村劳动力要走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相结合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发挥县域内农村劳动力的主体作用，加强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其竞争力，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9篇
我国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历史大概可以分别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1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和金额都较少。只管这暂时期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长，但其在我国现实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较小，只有29.32％，因此，在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还不是我国使用外资的主要情势。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1998年，这暂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而且连结了较高的增长速率，外商投资在我国现实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凌驾对外乞贷，为74.02％，最高年份达78.14％（1994年），此时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取代对外乞贷，成为我国使用外资的主要情势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的主渠道。第三阶段从1999年至今，这暂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率有较大幅度减缓，但外商投资金额连结在400亿美元以上的范围。
凭据国乡信息中心的测算，[1]在1981至2000年的20多年间，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率中，约莫有2.7个百分点来自使用外资的孝顺。随着我国2001年景为WTO正式成员，可以预见外商对我国的投资将会有较快增长，外商直接投资范围及其在我国黎民经济中的职位地方都将连续前进，外资对我国财产结构的影响也将更大，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结构尤其是财产结构的影响，是一个具有紧张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题目。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财产结构散布特点及其成因
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财产结构的影响，必须先相识外商投资在我国三次财产之间的散布特性，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临其加以阐发：
1.外商投资在三次财产之间的散布。现在，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会集于第二财产（尤其是产业部门），而对第一、三财产的投资比重则偏低。如表一所示[2]
表1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在三次财产之间的组成（单元：％）
附图
资料源头：《中国统计年鉴》、《中外洋资统计年鉴》
2.财产内部结构。总体来看，外商在我国第一财产的投资范围不停不大，在整个外商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很小。1979-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累计仅120亿美元，而外商投资额最大的1995年也只有17.4亿美元；同时，第一财产的外商投资项目匀称范围也较小。从第一财产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散布来看，主要是会集在农业，尤其是莳植业，而对林业、牧业和渔业等部门的投资少少。在2001年1-6月第一财产的3.35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农业项目为2.22亿美元，占66.26％。
在第二财产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会集于产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而修建业所占的比重较小。在20世纪90年月以来的全部协议投资中，产业比重最高的年份到达80.46％（1991年），最低也有45.85％（1993年）；而修建业的比重最高为5.07％（1997年），最低只有1.05％（1991年），匀称为2.98％。在2001年1-6月第二财产的163.12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中，产业部门的投资为160.59亿美元，比重为97.87％。
1979-1990年，在外商对第三财产的协议投资额中，房地财产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为60.27％，90年月后上升到70％左右，只管近来几年这个比重有所降落，但仍占第三财产外商投资的绝大部门。综上所述，外商对我国第一、二、三财产的投资主要会集于农业、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房地财产和社会服务业。
3.产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散布。外商对我国产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主要散布在制造业，其中加工产业的比重很高，质料产业的比重不大；轻产业的比重较高，重产业的比重较低；同时技能麋集型财产的投资比重高于一样平常加工产业。
从近来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内部的散布来看，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很高，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投资比重较低。在1996-2000年的外商协议投资额中，制造业的匀称比重为88.53％，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匀称比重分别只有2.06％和9.41％；在同期的外商现实投资中，制造业的比重为89.78％，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匀称比重分别为1.87％和8.35％。在制造业内部，外商投资比重较高的是机电产业、化学质料及制品业。
4.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域散布。从外商在我国投资的地理散布来看，外商投资主要会集于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等沿海地域。从表3可以看出，在已往的20多年中，外商在我国中西部地域的投资相当少，无论是从协议金额来看，照旧从现实投资来看，中、西部地域的投资比重不够整个投资的15％，而85％以上的投资会集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域。连年来，随着我国西部洞开发战略的实验及一系列优惠步伐的公布，西部地域对外商的吸引力有所增强；据不完全统计，天下500强中已有80余家企业在西部地域投资或设立服务机构。
表2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域外商投资情况（制止2000年末）（单元：亿美元）
附图
资料源头：《2001年中外洋资统计年鉴》第3页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散布之以是具有以上几个特点，主要与下面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与厂商谋划的目的相干。厂商谋划的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攻克我国巨大的斲丧品市场，这既与我国生齿浩繁的市场上风相同等，也与外商谋划目的相同等。
第一财产是我国重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领域，但现实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至2000年末仅为1.78％。其缘故原由在于农业开发投资大，接纳期长，利润率低，危害大，这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寻求的短期盈余目的不符。但同时也说明确我国农业开发条件较差，对外商的吸引力不大。因此，我们在怎样革新农业投资情况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外商投资偏向的选择同时也与我国的投资政策和商业政策相干。由于我国对斲丧品的入口限定较严，外商想要进入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只有议决直接投资要领，而我国对重化学产业产物的入口限定较松，因此，搪塞我国的重化学产业品市场，外商主要议决商业来攻克。
二是与我国现在的投资情况相干。我国现在的投资情况是轻产业投资较容易，而重化学产业投资较困难。与重产业相比，轻产业所需投资较少，能耗低，搪塞交通运输要求相对不严，选择余地大；加之轻产业品投资能够使用斲丧厘革快的特点，投资者可以开发出更新、更适用、更雅观、更自制的产物来吸引斲丧者从而得到较高的利润。以是，外商比力青睐于对轻产业的投资。而重化学产业能耗大，对交通运输和相干财孕育发生长的要求较高，而且投资额大，接纳期长，因此，外商对该行业投资兴趣不大。
三是与地域经济投资情况相干。我国中西部地域经济生长水平不高，加之交通条件较差，基础财产单薄，西部地域的团体投资情况与东部沿海地域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3][4]因此，只管外商投资有向我国中西部扩展的趋向，但这种趋向希望相对迟钝，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外商投资仍将主要会集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域。
二、我国财产结构的现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革新和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调治作用的增强，结构厘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显着地体现出来，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要害是结构题目而不是总量题目。相识我国的财产结构现状，找出调解结构毛病的对策是当务之急。当前我国财产结构有以下特点：第一，GDP中第二财产比重偏高，服务业的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二财产在GDP中所占份额为49.2％，高于尺度结构的比例，服务业在GDP的份额为32.8％；与“尺度结构”相比，显着偏低。第二，在财产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一财产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高达49.9％，显着高于尺度就业生齿28.6％，毛病水平超乎平凡；第三财产比重偏低，就业比率为26.4％，而尺度就业比率为30.7％。第三，都市化水平不高。2000年，城镇生齿在我国总生齿中所占比例为30.4％，远远低于尺度化水平53.0％，评释中国尺度化水平远远落伍于产业化历程。第四，轻重产业比重毛病紧张。近来几年，关于以后我国重产业应该得到较快生长，重产业在产业产出中的比重应有较大幅度上升的看法比力盛行，主要理由是中国产业在80年月和90年月上半期的生长过于“轻型化”，中国现在的重产业比重较低，轻产业比重较高。
我国三次财产出现以上结构毛病，与外商对我国三次财产投资的结构性毛病有肯定关连。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加大了我国三次财产的结构毛病。革新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会集在第二财产尤其是产业部门，对第一财产的投资比重很低，对第三财产的投资比重也偏低。在1996至2000年的外商现实投资中，第二财产的比重高达70.38％，其中产业的投资比重高达66.57％，而第一财产的比重仅1.42％，第三财产的比重也只有28.20％。在2001年末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就外方注册资本而言，第二财产的比重为64.08％，其中产业的占61.32％，而第一财产的比重仅为1.54％，第三财产的比重为34.4％。显然，外商投资结构向第二财产特别是产业倾斜的特性很突出。
从我国三次财产结构的现状看，90年月以来第二财产尤其是产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财产的现实比重分歧理降落，使财产结构毛病变得更为突出，并对经济增长孕育发生了较大影响。我国财产结构毛病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产业部门倾斜有肯定关连，其主要体现为：
1.外资产业的结构倾斜助长了我国斲丧品产业的太甚扩张。近几年我国产业斲丧品相对过剩，生产本事大量闲置，除了城乡斲丧需求趋缓的缘故原由之外，主要是由于产业比重过高的条件下产业结构向轻产业倾斜。80年月中期以来斲丧品产业不停扩张，其主要缘故原由之一即是外商直接投资太甚会集于斲丧品产业。据统计，制止到2000年末我国三资产业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中，轻产业的比重占58％，重产业的投资比重占42％。
2.外资产业的结构倾斜加速了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进程。外资产业高度会集于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又主要会集在加工产业。由于结构倾斜的存在，外资产业占我国以产业品为质料的加工产业增长值的比重现在已靠近1/3，占加工产业产物贩卖收入的比重已达1/3，而占质料产业的两个比重只有10％左右。这个特点使外资产业的迅速生长更多地推动我国加工产业的扩张，加速了我国产业结构高加工化的进程。
3.外商投资在第三财产的结构性毛病对第三财产的结构变更孕育发生了显着影响。现在外商对我国第三财产的直接投资主要会集在房地财产和社会服务业，其次是批发和零售商业、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而对其他大多数第三财产部门的投资比重很低，投资的结构性倾斜非常突出。外商对第三财产投资结构的高度倾斜，与我国第三财产内部对外开放度的差异有很大关连，除了房地财产和社会服务业，以及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讯业之外，其他的大多数第三财产部门现在的对外开放度仍较低。
随着加入WTO之后我国大多数第三财产部门对外开放度的前进和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解，外商将较大幅度增长对现在投资比重很低的第三财产部门的直接投资；一些紧张的服务业部门的外商投资比重在“十五”时期将显着上升；相应地，外商对房地财产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会渐渐降落。也即是说，在加入WTO之后的5年左右时间内，外商对我国第三财产直接投资的结构太甚倾斜的状态会显着转变。
三、财产结构调解目的与外商投资的财产导向政策
财产结构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经济的市场化、举世化，财产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既有来自国内经济社会生长的迫切要求，也有来自国际财产结构调解的影响。调解财产结构的目的不是简略地等同于盲目寻求一、二、三次财产产值（或劳动就业）比重主要职位地方的转化，而是要面向国际财产的生长，在提升一、二次财产竞争力的基础上，大肆生长第三财产，真正前进财产素质。天下列国经济生长史证明，随着经济的生长，人均黎民收入水平的前进，黎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三次财产间的散布结构出现规律性的演变趋向。具体体现是：第一次财产实现的黎民收入的相相比重在整个黎民收入的比重和在第一次财产中就业的劳动力在全部就业的劳动力总数中的相相比重处于不停降落趋向；第二次财产实现的黎民收入相相比重和劳动力就业比重渐渐上升，上升到肯定水平后趋于降落；第三次财产实现的黎民收入和劳动力就业的相相比重上升，其中劳动力的相相比重上升幅度更大。三次财产变更出现的这种总的趋向，是由各次财产的内在特性决定的。在产业今世化历程中，第一财产农业相相比重降落幅度最大，这是由于农产物需求的收入弹性低，人们对农产物的斲丧属于生存必须品的斲丧，当生存水平到达肯定水平后，对农产物的需求并不随收入增长的水平而同步增长，这样就使农业实现的黎民收入份额趋于淘汰。第二财产产业相相比重上升，不光由于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前进，斲丧结构的厘革使产业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处于有利职位地方，而且经济生长中用于投资的增长也在不停扩大产业品市场，从而整个黎民收入中产业实现的黎民收入相相比重上升。但随着技能前进，产业有机组成前进会倾轧自身的劳动力，而产业部门内各行业扩张的增殖又吸取劳动力，两相抵消劳动力相相比重渐渐上升到肯定水平后趋向降落。第三财产服务部门的比重上升幅度大，既由于“服务”这种商品比农产物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也由于第三财产门类繁多，许多行业具有劳动力和资金容易进入的特点，农业劳动力得以大量流入服务业，因而第三财产各行业出现普遍而显着的增长，使其在黎民收入中的相相比重大大增长。
现在，我国三次财产结构毛病的主要体现是产业比重过高而第三财产比重太低，财产结构内部的主要题目是产业结构的升级迟钝，因此以后我国财产结构调解的重点是加速第三财产的生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从我国财产结构调解和升级的要求和现在外商投资的财产组成及其影响来看，我国政府部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财产导向力度。
1.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财产的投资力度，相对低落对产业的投资比重。从我国三次财产结构的变更来看，20世纪90年月以来第二财产，尤其是产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财产的现实比重降落，使得财产结构毛病变得越发突出。我国三次财产的结构水平同天下上其它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我国第二财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光高于同属生长中国家的印度，而且也高于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我国的第三财产的比重也远远低于这些国家的水平。现在，国际直接投资中对第一、三财产的投资比重较之20世纪80年月迅速上升，对第二财产的投资比重则相对降落。因此，我国应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财产的投资力度，相对低落对第二财产的投资比重，这不光切合国内财产结构调解和升级的须要，同时也切合国际直接投资的财产结构厘革趋向。
2.引导外商增长对重加产业的投资，相应地淘汰对斲丧品产业的投资。现在外商对我国产业的现实投资中，大概有60％散布在斲丧品产业，对重产业的投资只有40％左右。外资产业占我国斲丧品产业增长值、产物贩卖收入以及牢固资产净值和活动资产的比重约为30％，而重产业的同样比重只有15％。外资产业占以产业品为质料的斲丧品产业的增长值比重和产物贩卖收入比重2000年为38.25％和41.28％，牢固资产净值比重和活动资产比重为34.52％和35.67％，而外资产业占重产业的前两个比重为27.67％和28.96％，后两个比重为24.35％和22.84％。但是，我国斲丧产业的产物相对过剩和生产本事闲置比重产业越发突出，“十五”时期产业结构调解的基本偏向是适度重型化，增强重产业尤其是装备产业，相应控制斲丧品的投资范围和增长速率。因此，须要引导外商对产业的投资更多地转向重加产业尤其是装备产业部门，相应地淘汰对斲丧品产业的投资比重。
3.引导外商增长对技能麋集型财产的投资。使用外资的终纵目的，是议决引进外资来增补国内资金缺口，促进技能管理等方面的前进，从而促进本国财产结构的升级，增强本国产物的国际竞争力。但是，除了大型跨国公司外，现在外商投资太甚会集于一样平常加工产业，而一样平常加工产业中，有些是我国生产本事过剩和竞争猛烈的财产，也是我国20世纪80年月中期以来重复配置、引进的财产。外资的大量涌入，加剧了这些财产的太甚竞争，造成对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的猛烈打击，致使部门国有一样平常加工企业的处境非常困难。现在，外资产业虽然在机电产业中占据相当高的比重，对我国技能麋集型财产的生长起了肯定作用，但外资企业同时在不少加工产业中也占据较高比重，这部门企业主要是来自港澳台地域的中小企业。而90年月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财产散布具有由资源、劳动麋集型财产向资本和技能麋集型财产变化的趋向，因此应使用这一趋向，进一步珍视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引导外资更多地进入技能麋集型财产和高薪技能财产，同时淘汰对一样平常加工产业的投资比重。
4.引导外商投资增长对单薄的第三财产投资，淘汰对房地财产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外商对我国第三财产的直接投资主要会集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导致外商对第三财产投资颠簸比力大，并对黎民经济的牢固运行孕育发生不良影响。在我国经济扩张时期，外商对房地产和社会服务的直接投资高度扩张，通常导致整个第三财产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经济相对紧缩时期，外商对房地财产和社会服务业的直接投资迅速紧缩，导致第三财产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降落。由于第三财产中投资结构倾斜征象的存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大幅度颠簸会直接造成整个第三财产的大幅度颠簸。显然，只有当第三财产外商投资结构太甚倾斜趋向得到渐渐转变后，外商对第三财产投资的周期性颠簸征象才会显着淘汰，由此对整个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才会相应降落。
在第三财产中，现在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的部门，如金融、保险、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科研和综合技能服务业以及教诲和文化艺术等，多数属于条理较高的服务部门，我国要前进其生长水平，必须议决相应的外资财产结构导向政策，引导外资公正地向这些行业投资。[5]
5.引导外商增强对我国西部地域的投资力度，推动我国中西部地域财产结构调解和优化的进程。现在，我国财产结构调解的重点是推动财产结构升级，但中西部地域还未创建起一个完满的以上风财产为支柱的财产结构体系，基础财产和高新技能财产都相对单薄，与东部沿海地域存在很大差异，这势必会紧张拦阻我国团体财产升级的进程。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大对外资地域流向的引导，以便有更多的外资投入西部地域的经济配置中，从而增强中西部地域的财产结构调解和优化，使东部和中西部地域之间创建一种和谐的财产关联机制，促进我国的财产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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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10篇
第一，集约化的生产带来的是分布在上下游各个企业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加速提高了从图纸到产品的全过程。第二，围绕着核心产品的各个过程和细节，高密度的相关人才和智慧的集中和碰撞，无疑地给一个新产品的研发及部分相关配套产品的革新创造了独特的有利条件。第三，适时理论（Justintime）的运用，提高了上游产品生产和运输的服务质量，加速了库存的周转，减少了生产库房的成本压力，并为各配套企业产品的生产客观地提供了较强的计划生产的灵活性。第四，这个生产经营模式为相关的各个企业间提供了技术、设备、管理、工艺、人事和服务的互相了解有利条件。第五，降低了上游产品供应的物流成本，涉及物流的包装成本及由此产生的管理成本。从而最终降低了产品的成本。第六，近距离的产品生产和服务，有利于有效的劳动力培训，劳动力使用和劳动力的储备。第七，在这个产业链上各个产品生产企业和组装厂之间，以及这个产业链上产品生产企业之间工作协调变得更加容易。使得其产品的生产更加配套有序。让我们观察一个对比的例子，来说明上述理论：二战后，福田汽车公司在英国伦敦东部的泰晤士河湾半岛建立了其在欧洲的第一个汽车生产厂。选址此地，可能当时过多的考虑其成品更接近市场的便利，因为作为政治、金融中心的伦敦对汽车有着极大需求以及当时伦敦相对健全的公路运输可达英国各地。而泰晤士河道通海的水路可用船运通往欧洲大陆。由于泰晤士河湾过小的地域面积和逐年递增的地价，不仅不能为福特生产厂的几乎所有上游配套产业链上的产品生产企业提供生产场地，在后来的几十年也彻底限制了福特生产的发展。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二次创业的英国罗孚汽车公司在其旧有生产基地考文垂重新规划了其组装厂，周边留有大面积的土地给了他的配套产品企业用于生产和中转库的建设，并借机进行了配套产品以及供应企业的重新组合。形成了当时较为优化的以罗孚组装厂为核心的集团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我们比较后发现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由于福特的工厂相对远离他的上游产品生产企业，造成了有近74%配套产品较罗孚同类产品因运输成本和由此产生的管理成本的增加，而最终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成品价格，使其在英国市场逐步失去了同档次车型的价格竞争力。第二，由于福特的工厂相对远离他的上游产品生产企业，迫使福特不得不建设大面积的库房和用较大的现金支出来储备配套产品以保证企业的生产。加之伦敦地区不断上涨的地价，使得福特工厂的用地成本也大大地高于罗孚。第三，大面积配件库房，多种的配套零部件产品在福特库房的储备造成了福特高额的零部件管理费用并伴随着零部件产品更新换代造成的死库存而带来的浪费。第四，由于地理距离的原因，给组装厂和配套产品生产商的交流和工作的协调带来了障碍，较之罗孚大部分的主要配套生产商距离罗孚组装厂只要十分钟内车程的距离相比，给善于用开会来解决问题的英国人带来了沟通与交流的不便；同时，由于地理距离的原因造成的各企业间人员在技术、管理、工艺交流的困难，使得福特新产品的开发和零部件的更新造成时间上的拖拉和延误；同样，也造成了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差异。与福特工厂在一个区域的独立相比，罗孚周边的数万工人在一个相关的产品系列结构中工作。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都可以得到相应的保证并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提高。劳动力的成本也在这个产品系列结构中保持相对的稳定性。综上所述，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有着大多数单一生产企业所不能具备且不可替代的优势和发展空间，在过去的一百年而被诸多的大型企业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成功实践。
2.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缺点
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在具有上述不可替代的优势的同时，也具有他与生俱来最致命的缺点---产业链上游的产品生产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对产业链终端的核心企业及产品的过度依赖。为了更透彻地解释这一缺点，以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做进一步的说明：在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人们迸发出的消费激情对家用电冰箱产生了史无前例的需求。于是，北京的一家大型家用冰箱企业为了加大生产量以满足市场爆炸式的需求，改变原有几乎从头到尾的生产模式，利用其上级主管单位的行政协调，让数十家中小企业放弃各自原有的产品，利用其各自所长，为冰箱厂配套生产冰箱所用的配件。这时，可以看到以原有家用冰箱企业为核心的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已经形成，并在建立的一开始就显示出了这一生产经营模式的优势—集约，分工明细，且配套。这样，这个冰箱厂以极高的产量满足了北京市场并以极快的速度迅速占领了周边市场。几年后，市场逐步进入了饱和。冰箱的销售出现了滞销，并且情况还在不断的恶化。在这个家用冰箱企业为核心的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中，数十家产业链上游的产品生产企业与这个产业链的终端企业一同受到了伤害。他们随着冰箱的销售数量的减少而减产，直至最终停产。到此，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致命缺点充分地暴露出来—即一个相关的产品系列结构中上游单一产品生产企业对下游终端产品企业的过度依赖性。这一特性形成的原因如下：第一，依赖性的特点表现为上游产品生产企业不直接对市场负责，而只对终端企业的订单和质量负责。而作为中央圆心的终端产品生产企业的依赖性表现为对上游产品生产企业产品的质量和价格的依赖，大多不去做深入的市场对比。第二，由于上述的特点，大多上游产品生产企业无需具备产品自我研发能力。技术力量主要停留在下游终端成品对自己产品技术要求的理解。第三，这一特点还决定了下游终端成品企业对上游产品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的原材料提出了质量和价格的要求。限制或指定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对原材料的采购。因此，大多上游产品生产企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采购队伍。第四，大多上游产品生产企业无需具备对市场的销售能力。因为所有产品销售的大部分去向或是唯一的去向是这个产业链的终端企业。这些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大多或无需建立自己的销售队伍。因此，一旦这个产业链的终端企业或产品出现了问题，这些上游产品生产企业无力独自面对市场。本文上面阐明了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诸多优势，并举例说明了这是在生产、市场及涉及到企业管理诸多要素等方面所具有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发展优势，并也相信会有更多的生产企业将在进一步完善这一模式进程中利用其优势而做大做强。那么，在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各个企业，特别是处在这个生产经营模式中的上游产品企业如何规避这个生产经营模式致命缺点而能够生存发展呢？
3.扬长避短，倚强做强
一般的说，作为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中的终端产品企业多为大而强的企业，其产品也具有相当的市场知名度。那么，作为在这个生产经营模式中的上游产品各企业如何规避这个生产经营模式致命缺点，消除短板而倚强做强呢？先让我们还通过对比看一个同样是大型家电企业的例子，他能帮助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1980年代中期，伊莱克斯集团在大举进行的一系列与家电相关的企业收购和重组后，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家电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综合集团。之后，伊莱克斯着手在意大利建立了以不久前收购的沈努西冰箱制造公司为核心的中央圆心化的生产模式。伊莱克斯管理团队利用其积累了超过百年的生产销售管理经验，对所建立的沈努西冰箱制造公司为核心的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产业链上的各个企业规定了如下改革政策：第一，要求作为产业链终端的沈努西冰箱制造公司采购的冰箱的零部件不少于40%要来自伊莱克斯集团之外的生产商。这一政策看似肥水流了外人田，但客观上提高产业链终端企业的采购能力。用集团外的产品和本集团内产业链上游的企业的同类产品进行质量、价格和服务的比较，从而倒逼本集团内上游的企业了解市场，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并制定出更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价格和服务价格。与此同时，产品终端企业有了更加灵活的采购方式。用最合理的价格保证其终端产品的质量。第二，要求沈努西冰箱产业链上游的集团内各个企业，成为每一个独立核算的单一企业，只对各自企业利润负责而无需对产业链上包括终端企业在内的任何企业的产品供应保障负责。同时规定，各个企业的产品销售给本集团产业链终端企业的上限为其自身生产能力的50%，不设下限。这一政策就是说：各个企业的生产要以自身利润为中心，无需过多的承担对终端企业的责任。这样，上游企业为了各自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企业能够依托为沈努西加工产品的品牌优势和成熟的技能优势建立自己的市场和销售队伍及建立自己的市场知名度，同时争取更多的客户。在这一政策在沈努西冰箱产业链上游的各个集团内的生产企业实行几年后的1990年代初，欧洲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沈努西冰箱和其他家电一样遇到了滞销。然而，在沈努西冰箱产业链上游的各个集团内的数十家生产企业的发展没有随着沈努西冰箱的滞销而停止。而是他们经过了早几年的市场历练，把他们的产品拓展到了冰箱产业以外更宽的空间。他们中的冰箱轱辘生产企业，除了供给沈努西冰箱外，还为医院，超市，航空等公司生产手推车的轱辘。这些生产企业成长得更加成熟和强大。这一切或许都应得益于伊莱克斯管理团队当年制定的改革政策。这一政策继承了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但不是全盘的照搬。从而修正了这一生产模式自有的缺陷和劣势。
4.结论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不对称分布；对策
一、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对称分布问题
（一）人口分布结构未及时适应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
近些年来，上海贯彻了“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的产业发展方针，产业空间布局已经从“中心城区以二产工业为主、郊区以一产农业为主”转变为“中心城区优先发展服务业、郊区优先发展制造业”的产业格局，中心城区集中发展12个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郊区发展了六大产业基地和市级区级工业园区，城市产业功能已做了重大调整，新的城市产业功能已经明确。上海也正在加快实施这一新的功能定位，上海城市功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但是上海中心城区人口过多、人口密度过大，而郊区人口偏少、人口密度偏低的现象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表1可以看出，内环线以内中心城区面积仅为100平方公里，只占上海市土地面积的1.56%，却住着占整个上海常住人口总量的22.94%的常住人口，人口密度为3.67万人每平方公里，而且这些人口中相当数量为历史形成的产业工人和老年人口；郊区面积为占上海市总面积的90.30%，人口密度只有0.11万人每平方公里。中心城区的人口如果不适度外移，就无法为现代服务业腾出空间和吸纳从事现代化服务业的人员。
（二）人口分布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对称问题的产生
上海市区人口过多、失业员工和老龄人增多、从事服务业人口未达规模、高学历人员偏低，这一人口分布结构与上海新时期城市功能的变化是不相适应的。现在，相当一批中心城区的工厂迁移到郊区，也有相当一批新企业落脚在郊区，但大量失去了原有的就业岗位的传统制造业工人却没有随同迁往郊区；新的现代化服务业虽然起来了，但却由于种种原因却难以大量吸收这些传统制造业工人，留守的工人难以得到新的就业岗位，4050人员（即女性4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的富余劳动力）涌现。现代服务业呼唤着更专业更有知识的人群，但这一区域却居住着大量历史形成的产业工人和老年人口，大量的新老住宅区也难以腾出空间发展现代化服务业，严重制约了中心城区的功能提升；再一方面，郊区失地农民本来可因制造业的迁入而有就业机会、继而有可能往城镇迁移，从而改善农民收入、推进郊区城镇化，但却因为农民文化、科技素质低，公司不愿吸纳，宁愿吸收外来人员，农民无法就业，相当一批农民继续困守在紧缺、有限的农田上，“农民居住向城镇集中”也失去动力（见图1）。
二、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对称分布的原因
（一）郊区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郊区交通和生活不便利中心城区的失业工人不愿到郊区企业就业，一个重要原因是郊区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交通、就医和生活不便利。上海大部分郊区和市区之间缺乏轨道交通，其它公共交通也十分紧张。由于路上的拥挤、耽搁的时间、消耗的精力、增加的交通费用，医疗和生活之不便利，员工生活的压力和风险增大等等原因，城里员工即使到郊区就业，大多仍希望居住在城里，甚至宁可失业也滞留城里。从城市交通面临的压力来说，随着企业外迁到郊区，中心区、区放射道路交通日益紧张，城市交通成本越来越大，这也造成了郊区企业经营成本的上升，又倍增了城市基础设施和交通的压力。
（二）城市居民就业观念不能适应产业结构结构的变化
据上海市劳动社会保障局资料，由于世界制造业正在向中国转移，上海劳动力市场制造业的需求量却处于激增状态，2002年上海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总量在上年16.3万人的基础上增长60％以上，招聘人数达26.6万人，但却存在大量的人才缺口。但是同年上海居民第二产业失业、下岗人员人数达110万左右。由于计划经济时代陈旧就业观念的影响，城市居民不能正视中心城区正在向服务业转变这一事实，他们也没有顺利地转移到第三产业。一些人对就业地点和职业的“高低贵贱”特别在乎，一些人依然轻视建筑、清洁、物流配送、物业等服务业。一些人依然把“城里”和“乡下”截然分开，宁可放下自己手上的技术，领取最低生活保障度日，闲赋在家中，也不愿考虑到郊区就业的问题。
（三）郊区农民缺乏相应的就业技能
由于郊区农民总体受教育程度不高，以宝山区为例，农业人口的文化构成中，初中文化程度比重最大，占46.51%；其次是小学，占34.53%；文盲、半文盲也占有17.36%的较高比重，三者合计达98.4%。相对来说，具有高中（包括中专）的比重只占4.46%；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仅占1.13%，基本不具备从事郊区新发展工业岗位的技能要求，以致进镇农民也不能有效利用郊区工业的工作机会。
劳动者素质低下与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提高存在矛盾，已构成了阻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瓶颈”因素。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农业人口不仅文化素质偏低，而且经过专门培训的农村劳动力比较少。随着科技的进步，许多非农业部门对就业人员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较低的专业素质使农业人口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可供选择的就业岗位少，只能从事技能较低的产业和行业。因此，这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向第二产业再转移，并将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新一轮非农化再转移的重要因素。
三、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对称分布带来的危害
（一）中心城区人口过密，导致的城市问题
由于人口布局的不合理，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过高，导致中心城区过渡集聚，出现了许多新的城市问题和不经济状况。
1.城市交通日益拥挤。由于人口大多数居住在市区、摊大饼式的城市空间结构，中心城区交通日益拥挤，政府费尽心机排堵保畅，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房价居高不下，动拆迁矛盾突出。由于人口大多集聚在市区，房地产开发较多地集中于市区范围，没有形成合理的房地产开发的空间结构。因为郊区发展滞后，市区许多传统产业工人和住户动拆迁不愿到郊区，导致动拆迁矛盾突出。
3.“4050”现象严重，市区失业人群增多。由于许多从事传统二产的工人未能随着产业的外迁而外迁，又难以适应现代服务业，从而“4050”人员涌现。许多具有高级技能的传统产业工人，也因此失业或转岗，导致了大量高级技工的人力资源浪费。
（二）郊区人口密度过低，导致郊区发展滞后
由于大量人口还是集聚在市区，郊区基本上还是以本区域的农民和外来务工者集聚为主，不仅郊区人口密度过低，而且综合功能严重滞后，郊区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郊区发展总体较为滞后。
1.影响郊区新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由于中心城区外迁郊区人口非常有限，郊区新城和新市镇未能吸引更多的新城区人口，郊区城镇化实际上只是一种本地城镇化,是本地农民进城镇的过程，郊区城镇人口规模有限，缺乏人气，影响郊区城镇化发展。
2.影响郊区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和郊区工业企业的带动作用。由于制造业外迁郊区时，其大多数熟练的产业工人并未同时外迁，大量熟练产业工人流失，大量的高级人才也未能被吸引到郊区工作，从而严重影响郊区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3.进镇农民的就业问题。外迁郊区的制造业考虑到技能和文化素质等问题，大多吸纳符合企业用人条件的外来务工者，对郊区进镇农民吸纳有限，从而导致郊区进镇农民非农业就业率非常低，不利于农民增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四、促进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对称分布的政策建议
（一）通过规划引导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对称分布
落实上海大都市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合理确定人口、城镇、工业和生态用地规模，形成市域范围内城市建设用地、农业用地、生态绿地和林地各约占三分之一的格局。中心城区重点集聚现代服务业的人才和就业人群，主要包括：从事体现上海“四个中心”功能的现代服务业的高级白领、从事都市型工业的知识性、科技型的现代产业工人、从事体现宜居城市的生活型服务业的就业人群。郊区重点集聚先进制造业的就业人群，主要包括：从事郊区制造业的就业人群、从事郊区新城服务业的就业人员、从事农业的产业工人。超级秘书网
（二）构建郊区城镇反磁力体系推进中心城区人口扩散
着力塑造环境优美、特色浓郁、富有时代感的郊区新城镇，加快公共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向郊区转移，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实施，完善城镇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配套设施，郊区城镇绿化环境建设优于中心城，有配套的生活条件。新城的建设，应高度关注配套的生活和交通设施，上海市公共投资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要向新城转移，加快郊区的文教、医疗和生活设施建设，形成郊区良好的现代化生活社区，为迁居郊区的制造业工人创造一个良好的郊区生活环境。
轨道交通是解决当前上海中心城区和郊区发展所面临主要矛盾的关键。如果形成以轨道交通为轴线的组团式郊区城镇，公共交通交叉站点又与新城规划相配套，中心城区与各新城有方便的交通，城里人不会再为交通的不便而苦恼，中心城区与郊区的互动就会顺理成章。另外，相对于轨道交通而言，高速公路对于人口吸引的力度虽然是有限的，但对于物流及产业的支撑确实明显的。高速公路线建设，应在重点城镇处建设全互通立交出入口，在产业区增加高速公路出口，以此加快物流、促进产业区的发展与规模，从而带动人口的发展。
（三）通过技能培训促进人口就业结构调整
上海存在着就业岗位的增加和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目前郊区制造业产业工人、城市餐饮、零售、建筑业等新增就业岗位多数是由外来人员在承担。反观香港，上述就业岗位，主要是由香港本地人承担。要解决本市新增就业岗位需求与本市部分失业人员就业期望值不相适应的问题，除了在改善劳动条件、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转变就业观念方面要加强外，职业技能培训是重要一环。建议加大对过去的二产工人培训，提高他们适应当前制造业发展的就业技能；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增强农民的就业技能。
（四）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都市区城乡融合
未来判别城市与乡村的界限将不再是农业时代的城墙，工业时代的水、电、气等基础设施，而是信息时代的信息基础设施。随着通讯技术的改进，未来农村地区可以通过无线通讯系统、卫星通信系统以及利用原有的供电和电话线等进行远程数字通信，使农村地区可以享受到城市中的服务，如教育、医疗服务等。城市与农村相互交错，城市将溶解在农田中，农田将进入城市核心区，并且作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网络时代，家庭办公、电子购物、网络会议、网上学习等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产生，使得商业区、工业区和居住区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融合，集居住、工作、休闲于一体的网络化多功能社区将会出现。因此，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都市区城乡融合，进而推进城市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对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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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顾朝林.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12篇
第一，就三次产业比较而言，三次产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从三次产业产值比较来看，见表1.1。以2011年为例，第一产业产值17.41亿元，占总产值的7.4%，第二产业产值149.31亿元，占总产值的63.7%，第三产业产值67.81亿元，占总产值的28.9%。可见，铜川市第一产业的比重明显偏低，第二产业占全市总产值的50%以上，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也相对滞后，说明铜川市的三次产业结构是不合理的。第二，轻重工业比例不合理。铜川市一直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采选业和初加工业为首的重工业占据了工业总产值的中相当大的比例，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很高且逐年增长，见表1.2。其中，轻重工业比例很不协调，以2011年为例，轻工业产值为23.26亿元，而重工业产值为219.76亿元，是轻工业产值的9.4倍。这种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情况严重制约了铜川市的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城市经济对煤炭等资源的依赖加大，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难以从现有的产业结构中跳出寻求新的变化。第三，产业结构单一，煤炭业成为主要依赖的产业。长期以来铜川市都依靠采挖煤炭资源以换取经济增长，煤炭开采洗选业在整个工业体系中产值最高，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也最大，表1.3是铜川市2007－2011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产值以及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在2007至2011这5年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产值以及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基本是呈逐年上升趋势，反映了煤炭业在铜川市工业中“一业独大”的地位。
2.铜川市接替产业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铜川市目前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因此寻找新的接替产业就变得尤为重要。本文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找出铜川市的接替产业。
2.1备选产业的选择通过对铜川市各产业发展数据的比较，除煤炭业以外，非金属矿物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力和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这6个产业的产值以及在总产值所占比重相对较大，可以选择。其2011年具体发展情况如下表2.1所示。
2.2指标说明本文拟选取如下指标进行说明:(1)需求收入弹性:需求收入弹性反映了产业的增长潜力，其计算公式为需求收入弹性=某产业需求变化率/国民收入增长率。本文将采用工业销售产值来近似计算产业需求变化率，从而得出需求收入弹性。(2)产业构成系数:产业构成系数反映了某一产业对区域总产值的影响，其计算公式为产业构成系数=某产业产值/区域总产值。(3)产值利税率:产值利税率可以反映出产业盈利水平和投入产出水平，其计算公式为产值利税率=某产业利税总额/某产业产值。(4)比较集中率:接替主导产业要在更高层次区域内相对规模较大，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这样才能带动本区域经济发展，本文以陕西省为更高层次区域，计算公式为比较集中率=(某产业产值/区域所以产业产值)/(更高层次区域该产业产值/更高层次区域所以产业产值)。(5)就业人数比率:接替产业必须有较好的吸纳就业能力，其计算公式为就业人数比率=某产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
2.3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选择铜川市接替产业根据《铜川统计年鉴2010》及《铜川统计年鉴2011》，计算出备选产业各指标如下表2.2所示。(1)对上表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下表2.3:(2)利用SPSS进行分析，见表2.4相关系数矩阵，表2.5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及方差累计方差贡献率表，其中选择累计贡献率大于85%提取主成分，列举两个因子。(3)用表2.5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值开平方根便得到两个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再以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主成分综合模型。根据主成分综合模型即可计算综合主成分值，并对其按综合主成分值进行排序，即可对各产业进行综合评价比较，结果见表2.6:可以看出，通过分析，铜川市的非金属矿物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和饮料制造业的综合得分比较高，因此可以选择这三个产业作为铜川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接替产业进行发展。
3.结论与建议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13篇
我国电信产业经过几年不断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这一过程中和电信产业相关的政府监管部门、电信业务运营部门、电信设备和软件提供商以及相关的内容提供商等都出现了长足的进步。整个电信产业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特别是去年完成的电信拆分，使得我国电信产业出现前所未有的竞争格局，使电信业务消费者得到了大量的实惠。当然在快速发展和不断探索中，我国电信产业也面临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广电网络资源近几年的发展和技术更新，就深化电信业务接人市场整合的可能性进行探讨。
2目前电信产业中的一些问题
电信产业的产业链条构成是非常复杂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宏观产业环境，如国家监管政策法规和经济发展状况等;其次为电信业务运营商和用户;再次是直接支持电信业务运营的设备、软件、技术提供商和内容提供商;最后为间接提供支持的厂商，如芯片厂商、软件、中间件等厂商。维持良性发展，需要各个层面协同工作。在这个产业链条中，国家宏观监管政策法规在各个环节中都发生作用，是灵魂和核心。运营商是整个产业的纽带，正是因为有了运营商搭建的平台，各方利益才能进行交换，从而维持整个产业链的运转。因此宏观政策对各个运营商的作用是引导整个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综观我国电信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以简单概括为电信运营商力量不均衡和竞争不充分。由于历史的运营使得我国的电信运营商局部区域(包括地域和业务领域)垄断现象比较严重，由此引起的竞争不充分和力量不均衡限制了运营商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引入了一些其它问题。如各自坚守阵地造成互联互通不畅;彼此尽力渗透引发价格战;由此引发的矛盾使得国家电信管理部门很难处理等。
市场经济是以规则指导下的充分竞争为基础，电信产业也不例外。我国电信产业中竞争不充分是很明显的。比较显著的一点是电信业务平台互相竞争，而电信业务接人确存在严重的垄断显现。用户在透过垄断的接人途径访问彼此竞争的业务平台，必然会造成诸多矛盾。解决这类问题，采用行政手段往往很难奏效，只有引导好市场经济中利益分配规则才能最终解决此类问题。
关于这样的问题，国家相关领导和部门已经意识到，并在2001年ro月了关于开放CPN试点工作的通知，在13个城市进行用户驻地网开放的实验。一方面进行可行性研究，一方面进行相关法规和政策的完善。应该说，这将是影响我国电信产业的一个重要事件。
经过几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广电网络进步非常快。在不断扩大覆盖范围的同时，网络质量也有了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讲，有线电视网络覆盖领域和用户数比固定电信业务都要好，已经形成了我国电信产业中的一种重要资源。在改进我国电信产业在业务接人途径这一段的竞争环境中，应该充分发挥广电有线网络资源，从政策和规则方面合理约束和引导，势必对我国电信产业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
3利用有线电视网络开展电信接入业务、促进“三网融合”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有线电视网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为人民群众收看电视的主要手段。在坚持党和国家喉舌作用的基础上，有线电视网络资源得到很好的整合。通过国家干线网、省级干线网、地市县分配网、县乡联网等工程建设，有线电视网络吞吐能力、覆盖区域、网络可靠性等方面得到很大提高。
3.1“三网融合”是电信产业发展的要求
电信业务和技术的融合，使得电信业务本身具有综合多样的特点，在这一要求的基础上，传统电信业务、计算机通信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的融合是必然趋势。因为它们在给用户提供服务和竞争用户电信消费时间上是密不可分的。国家“十五”计划明确要求促进“三网融合”，显然利用有线电视网络开展电信业务接人，符合国家电信产业发展的需求。
同样开展电信接人业务也是国家有线电视网络自身发展的需求。加快整合，提升网络的规模效应和整体实力，促进“三网融合”，可以充分利用有线电视网络资源，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广播电视需要在基本业务基础上提供扩展业务和增值业务，这就要求有线电视网络具有当今电信业务提供网络的特点。
另一方面，有线电视网络提供电信接人业务也是目前电信业务运营商的需求。电信拆分之后，很多运营商没有接人网络资源，而另外一些运营商垄断接人网资源，这必然导致不公平竞争。有线电视网络为电信业务接人提供了另外一种手段，可以解决用户接人手段单一选择这一矛盾，有利于调整现有电信运营环境。同时也避免了充分投资和引起的其它相关问题。目前更多地方完成了“台网分离”，这样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本身更像一个信息传送平台提供商。因此很多地方在“三网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验，取得了大量的经验，为利用有线电视网络接人电信业务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3.2技术发展使广电网络有助于“三网融合”
支撑“三网融合”的主要技术是有线电视网络双向技术和有线电视数字化技术。其中双向通信的基础主要是电缆调制解调器(CM)技术。主要网络参考模型如图l所示。在有线电视网络的前端增加电缆调制解调器终端系统(CMTS)，在用户设备(CPE)前增加电缆调制解调器。将HFC网络通道分为上行通道(5-42MHz)和下行通道(50~860MHz)。上行通道用于用户信息通过CM传送到CMTS，经CMTS转换后发送到网络侧;下行通道用于网络侧信息通过CMTS发送到CM，经CM转换后发送给CPE。
下行通道通过FDMA分成6MHz带宽的不同频道，在6MHz带宽内采用MQAM调制技术提高信息速率。采用64QAM时，使用符号速率为5.05694lMs/s，信息速率为3034Mbps，符号的余弦滚降系数为0.1865，信号到达CM要保持信噪比大于24dB;采用256QAM时，使用符号速率为5.360537MS/S，信息速率为42.88MbPs，符号的余弦滚降系数为0.12，信号到达CM要保持信噪比大于30dB;这样可以使误码率小于ro一。下行频道的分配由CMTS控制，CM在某一时间只能在一个频道上接收数据。
上行通道首先通过FDMA分成多个RF频道，CM同时只能在一个RF频道上发送数据。在RF频道内利用TDMA技术，可以通过动态分配实现多个CM分时共享一个RF频道。也可以利用S一CDMA技术，通过码分多址技术实现多个CM同时占用一个RF通道。一个上行频道可以分成多组微时隙，可以在微时隙中使用S一CDMA或只使用TDMA技术。微时隙组称为逻辑信道。一个CM同时只能访问一个上行逻辑信道和一个下行频道。在上行逻辑信道中采用MQAM或QPSK调制技术，增加信息速率。具体描述见下节。
在实际的组网中，多个CM可以在一个下行信道上接收数据，下3.3影响有线电视网络“三网融合”业务提供的主要因素
DOSISI.x标准很早就已经出台，其实在美国等国家，家庭宽带上网的用户中半数以上使用DOCSIS技术，那为什么在我国的应用并不理想呢?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市场。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有线电视网络和增值服务无缘，造成很难有电缆调制解调器的产业环境。由此引发两个问题。其一为CM价格偏高;其二为网络改造缓慢，由于每个光节点汇聚的用户数太多(r000一2000户)和线路状况不好，使得HFC系统漏斗效应产生人侵噪音和突发噪音比较大，影响了CM的通信质量。
影响CM使用的主要因素是HFC网的噪音。噪音来源很多，上行通道的噪音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
(l)交流声调制噪音:交流电源藕合引起的振幅调制产生的噪音;
(2)微反射噪音:传输媒体端点、接头等不连续造成部分信号的反射引起的噪音;
(3)输人噪音:电晕、电器开关、空间电磁波等人侵引起的噪音;
(4)交调和互调噪音:系统的非线性引起的其他频道的信号影响本频道的信号产生的噪音;
(5)固有的热噪音:经漏斗效应放大，使得热噪音在光节点处叠加;
(6)其他噪音:如设备内部频率合成等过程产生的相位调制噪音等。
这些噪音的存在，影响CM的通信质量。通常要通过两个途径加以解决。一个是网络优化，主要措施有减少光节点汇聚的用户数(500户以下)，减少放大器的级数，提高连接器等设备的电磁屏蔽效果，调整网络中设备的功率和均衡器等。其二是提高CM和CMTS的抗噪能力。
3.4OOCSIS2.0主要改进和对业务承载能力的提高
为了提高上行通道的带宽和增强上行通道的抗噪能力，CableLabS于2002年年底组织完成DOCSIS20技术规范。DOCSIS2.0的主要贡献除了在上行通道引入S一CDMA技术外，在其它方面也增加了系统的适应能力。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提高符号速率。在原来带宽ZN一，*200kH:，N=l、2、3、4、5的基础上增加了N=6，即6.4MHz，对应5.12MS/S，采用余弦滚降系数0.25，(l+0.25)*5.12M=6.4MHz。采用高阶调制。在兼容l.x标准定义的QPSK，16QAM基础上增加SQAM、32QAM、64QAM。在l.x标准中，采用16QAM和2.56MS/s，最高数据速率为IO24Mbps。而在20版本中使用64QAM和5.12MS/s，最高数据速率为30.72MbPs。事实上2.0提供了更加灵活的方式，使用户可以在信噪比和信息带宽作出符合网络实际情况的最佳选择(符号速率和调制阶数的折中)。这在实际应用中是非常重要的。
提高系统的抗噪性能。2.0版本中R一S编码的码字从18字节(N=18、K=16、T=l字节)到255字节(N=255、K=N一ZT、T=0到16字节)。K和T的组合可以在编码效率和误码性能两方面灵活组合。配合字节交织技术，可以将脉冲噪声引起的误码通过交织技术打散，之后通过R一S编码的前向纠错能力加以纠正。因而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抗脉冲噪音能力。另外2.0还使用了抽头为24的预均衡器，可以降低反射的影响。
从影响CM通信质量的噪音特性分析，可以看出影响较大的噪音基本为窄带噪音，采用CDMA技术可以进行有效抑制。经过CDMA扩频之后，原始信号被扩展到更宽的频带。在传输过程中窄带噪声会累加在扩频信号上。在解扩时，有限功率窄带噪音被扩展到整个扩频带宽范围而原始信号被解扩还原到原始频段。从而使落人到原始信号频段内的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噪音功率，因此提高了系统的误码特性。再配合FEC和交织技术，可以进一步消除噪音的影响，从而提高系统的抗噪能力。
电缆调制解调器在上行带宽提高和系统抗噪性能提高两方面的改进，显著扩展了它的应用领域。上行带宽的提高为利用电缆调制解调器提供电信业务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使电缆调制解调器不但可以提供不对称的网络浏览和下载业务，而且可以提供对称的电信业务，如传统电话业务、可视电话业务、会议电视业务、广域企业网互联业务(Iniranet)、网络游戏等。系统抗噪性能的提高扩展了电缆调制解调器的应用范围，可以利用2.0提供的广泛的灵活性在网络误码性能和信息传送速率上找到实用于具体网络的最佳组合。
4结论
本文分析了利用有线电视网络开展电信业务的意义和可行性。从技术和广电网络整合等方面看，有线电视网络可以成熟承载电信业务的开展，由此可以极大地促进我国电信产业竟争环境的优化。我国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积极引导，加强监管，促进有线电视网络的健康发展。从而既充分利用现有有线电视网络的宝贵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又可以避免各地有线电视网络盲目实验和非法开展电信业务。更重要的是，有线电视网络为我国电信消费者提供另一种可以选择的电信业务接人方式，便于现有运营商在没有接人网资源的情况下公平竞争，开展电信业务。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14篇
(一)数据来源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于河南省统计年鉴。目前我国物流业从业人员、物流业增加值等数据分散在第三产业多个相关行业中，完整数据较难取得。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电业是我国现代物流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在近年的河南省统计年鉴中，把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电业作为整体给出数据，以其相关统计数据大致可反映物流产业发展水平。所以，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实证研究的需要，本文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公式中的物流业从业人员数选取2009—2013年河南省统计年鉴“各市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法人单位财务指标”中的从业人数作为测算对象，最终得出数据指标来反映各地市物流业集聚水平。
(二)物流业省域空间集聚度测度方法关于地区产业集聚的度量方法较多，常用的有区位熵、集中系数、空间基尼系数和产业地理集中指数等指标。空间基尼系数是衡量产业空间集聚程度的指标之一，适合行业集聚的宏观分析，由PaulKrugman提出，当时用于测算美国制造业行业的集聚程度。［10］区位熵(LocationQuotient)又称专门化率，是典型的区域产业集聚的中观分析工具。所谓熵，就是比率的比率，它由哈盖特首先提出并运用于区位分析中。区位熵在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指标。本文拟计算物流业空间基尼系数以判断物流业全省分布的均衡状况及年际变化趋势。其中，G为行业空间基尼系数，Si为i市物流业从业人数占全省该行业从业人数的比重，Xi为该市从业人数占全省总从业人数的比重。空间基尼系数的值介于0和1之间，其值越大，表示该行业在地理上的集聚程度越高。另外本文还选择区位熵系数来测度河南省各市物流业专业化程度。也就是通过测算各市物流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与全省物流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的比值来度量各市的物流集聚水平。区位熵是衡量产业专业化的重要指标，可充分比较不同城市物流产业集聚程度，确定该城市物流产业集聚状况在全省所处的位置。其中，ei为i市的物流产业从业人员数，e为i市的所有产业的从业人员数，Ei为全省的物流产业从业人员数，E为全省所有产业的从业人员数。区位熵系数LQ越大表明物流产业在该市集聚程度越高，说明该地区物流产业高度集中，专业化水平具有优势。
(三)河南省各市物流产业集聚度分析1．空间基尼系数分析根据空间基尼系数计算公式，计算得出表1。从表1可以看出，河南省物流业空间基尼系数呈“U”型变化态势，即在宏观层面上河南省物流业集聚程度在2010年降到低点后又逐渐回升。根据经验数据①判断河南省物流业在地理上的集聚程度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地区不均衡现象明显。2．物流业区位熵分析根据区位熵计算公式，计算得到河南省18个省辖市物流产业集聚度系数。从表2可以看出，总体上看，2008—2012年，各市物流业的区位熵表现出以下特点。首先，各市物流业集聚水平极不均衡，差异悬殊。郑州、开封、洛阳、焦作四市物流产业集聚度高，拥有明显的专业化比较优势，尤其是郑州市，2008年集聚系数达到5．155，是最小值鹤壁市(0．184)的28倍。而鹤壁、濮阳、周口、驻马店四市的区位熵的5年平均值始终在0．5以下，物流专业化程度非常之低，构成另外一个极端。其次，各市物流业集聚水平具有明显的波动性，专业化差距在逐渐缩小趋稳，但2012年又明显拉大。区位熵中位数不断提高趋稳后又开始下降，而离散系数持续下降后又开始提升。在这种波动性的变化中，郑州的物流专业化优势是先降后升并一直维持在极端高位，开封、洛阳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而焦作、平顶山、三门峡、南阳、信阳、周口、驻马店、鹤壁等市的区位熵在波动中呈现不同程度的提升，焦作市甚至从没有专业化优势变为具有较强的专业化优势。
二、河南省物流业集聚度与产业结构的关联分析
(一)物流业区位熵与若干经济指标的相关性分析为了探究各市物流业集聚度差异的深层原因，从统计年鉴中查阅(或计算)出下列指标值:2012年的各市GDP、三次产业增加值及百分比、三一产业比①、人均GDP、物流业从业人员数及人均薪酬等，以15市②数据为样本计算相关系数，代表性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物流业区位熵与三一产业比高度线性相关，与人均GDP中度线性相关，与GDP、二产百分比、物流业人均薪酬无显著线性相关关系;物流业从业人数与GDP高度线性相关，与二产百分比呈中度负相关，而与三一产业比、人均GDP、物流业人均薪酬无显著相关关系;区位熵与物流业从业人数无关。
(二)区位熵与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的回归分析以2012年河南省15市物流业区位熵为因变量，以上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指标为自变量，鉴于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的考虑，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逐步回归，所得回归模型中仅有三一产业比一个变量，R2达到0．647，即三一产业比变动对各市物流业区位熵差异的解释力超过60%。回归方程如下:物流业区位熵=0．252+0．204×三一产业比t=4．881，P值=0．000回归系数0．204(见表4)，三一产业比每增加一个单位，物流业区位熵就将上升0．204个单位。
(三)基于物流业区位熵与产业结构的各地市聚类分析为了进一步探究物流业区位熵与产业结构的内在关系，以2012年物流业区位熵、三一产业比、二产百分比为变量，进行系统聚类，类间距离的定义方法选择Ward方法，点间距离的定义方法选择平方Eu-clidean距离，分类结果见表5。进而，比较各组均值并进行方差分析。从表6可以看出:第一类别的四个市(洛阳、平顶山、焦作、三门峡)物流业区位熵平均值达到1．02，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三一产业比则高达3．36，二产百分比也达到了64%;第二类的6个市(安阳、鹤壁、新乡、濮阳、许昌、漯河)平均物流业区位熵0．6，三一产业比2．0，二产百分比64．29%，第三类别的5个市(南阳、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区位熵0．52，三一产业比仅有1．26，二产百分比只有45．86%。纵向比较则发现，物流业区位熵与三一产业比变动方向一致，而区位熵与二产百分比之间则存在非线性关系，二产百分比高物流业区位熵不一定就高，二产百分比低区位熵一定就低。可以肯定的是三一产业比、二产百分比均低的地市物流业区位熵明显低于全省平均值，而这五个地市(南阳、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恰恰是河南省工业基础最为薄弱、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农业大市。表7是对三类别指标值的方差分析，P值(Sig．)均为0．000，指标值在三类别之间差异显著，物流业区位熵与三一产业比、二产百分比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由此，可以认为以物流从业人口为指标度量的物流业集聚程度与地市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存在着方向一致性，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背后是从业人口的跨产业、跨地市的流动。回顾经济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增加缓慢，第二产业从业人口增长较快，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则迅速增加，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断加强，从业人员从产业结构高级化较低(即三一产业比较低)的地市流向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高的地市，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三产业，甚至从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物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物流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相对稳定，随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物流业集聚程度相应提高。
(四)关于郑州、开封、济源三市物流业区位熵与产业结构的补充分析在上述分析中郑州、开封、济源三市的物流业区位熵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未被提及，依据相关数据整理出表8。如果按照聚类统计量中三一产业比、二产百分比进行划分，郑州应归入第一类地市，开封应属第三类，济源勉强列入第一类，但二产百分比极高，与第一类地市的相似性并不强。将三一产业比、二产百分比代入回归方程，可以预测三市2012年的物流业区位熵分别为3．505、0．581和1．143。郑州市物流业区位熵预测值低于实际值，但偏离不是很大，这一方面说明郑州市作为重要的铁路枢纽、公路枢纽、航空枢纽，物流总部经济和极化效应表现明显，另外也说明了三一产业比与物流业区位熵之间线性关系存在的客观性。开封市产业结构与南阳、信阳、驻马店等农业大市相近，但物流业区位熵的预测值与实际值偏离较远，可能是因为郑汴一体化、物流业从业人员薪酬差异大导致郑州物流业资源外溢所致，即高秀丽等［11］所说的“物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近三年开封市物流业区位熵持续快速下降也说明开封市物流业专业化程度高的优势并不稳固，正在向三一产业比所决定的方向回归。济源市经济总量小，缺乏独立的经济体系，产业结构特殊，物流业区位熵变动剧烈，物流资源要素在与近邻焦作市之间的易流动性或许有助于解释这种现象。
三、结论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15篇
目前国内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上，比如洪涓、刘甦等通过与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对比，认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在社会文化环境、人才培养、政策资金扶持力度、各类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以及法制环境等方面需要提高。宋泓明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现状的实证研究,提出从产业前景、园区政策以及政府推动三个方面提出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建议。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定量研究目前还比较少，文嫮，胡兵等以2009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人才、技术、宽容、政策、基础设施这五个因素对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发现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作用主要是通过邻近省域间的溢出效应来体现，技术因素在推动当前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扮演重要的作用。韩顺法，陶卓民等设计了一套能够反映我国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分析31个省区市的文化创意指数空间分布状况，回归后发现区域文化创意指数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产业本身发展模式和产业融合方面的研究，另外有少数研究试图探索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经济结构转型视角下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尚无相关研究。而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文化创新产业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是否对经济机构转型过程带来影响，经济结构转型是否又会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来探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相互影响。
2实证研究
本文中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代表经济结构转型效果，用TS表示；用文化创意产业占GDP的比重代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用CI表示。2004年以后的数据来源于历年《北京市统计年鉴》，2003年以前的数据不可以直接获得。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统计指标，选取教育、文艺、广播电影电视事业以及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来代替。虽然两者在指标统计上有所出入，但并不影响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质内容。本研究数据取样区间为1992～2013年。相关计算和分析均在运行Eviews6.0的基础上完成。
2.1单位根检验由于进行协整检验前，要求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时间序列都存在“趋势性变化”，这可能导致伪回归，因此有必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又由于对原始数据取对数，可以有效消除样本的异方差性，因此单位根检验的序列为取对数后的序列。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表明，在10%的置信区间下LNCI和LNTS均存在单位根，均为不平稳序列。对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置信区间下，DLNCI数据平稳，在5%的置信区间下，DLNTS数据平稳。因此判断，在5%的置信区间下CI、TS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
2.2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的经济学意义在于：两个变量，虽然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如果它们是协整的，或者是D阶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第二步检验的单整性。如果为稳定序列，那么Yt，Xt为(1,1)阶协整，本文中我们用ADF检验方法检验残差项的单整性。如果平稳，则说明协整关系存在，从而确定经济结构转型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反之，别说明协整关系不成立，变量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对残差项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检验结果如图所示，在1%的置信区间下残差项为平稳序列，表明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存在，但这种关系是否是一种因果关系，需进一步做格兰杰因果检验。
2.3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确定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是否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滞后2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3所示。检验结果表明，经济结构转型不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在5%的置信区间下，文化创意发展是产业经济结构转型的格兰杰原因。
3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考察1992～2013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长期均衡关系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我们得出结论：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是经济结构转型的格兰杰原因，经济结构转型不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北京市另一个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能够有效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作为文化之都，北京市应该发挥文化中心的优势，积极贯彻实施《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功能区建设发展规划(2014-2020年)》，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几点建议：
(1)加快文化与科技、金融、影视艺术、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北京市拥有全国最高的高校密度，拥有雄厚的科技基础，发达的金融市场，大量的影视公司以及影视从业人员，便捷的现代服务业，这些保证了文化产业与之融合的基础条件。通过产业融合，产业渗透能够积极发挥其他产业的优势，比如科技产业的研发优势能够对于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提供人才及技术支持，大量影视公司、影视从业人员的存在能够促进广播、电影电视产业的发展。大量金融公司的存在能够保证文化产业融资渠道，方便文化产业避开较长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快速发展，高度发达的现代服务业可以使文化产业拥有良好的运营基础。
(2)积极贯彻实施已出台的鼓励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文件，制定有针对性的差异化政策来扶持不同区县的文化产业发展。目前北京市不同区县已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差异化集聚。针对不同的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制定相对应的政策来鼓励各地充分发挥已有优势，形成当地的强势产业，快速推动其具备造血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