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学科论文范文

化学学科论文范文第1篇

科学知识是科学素养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主要途径。化学课堂教学中如何通过有效的方法提高学生的学科知识素养呢？首先相对于“满堂灌”，我们更需要的是学法指导，关注学生“怎么学”。其次，教材也不再是纯阅读材料，而是通过设置“你知道吗？”“活动与探究”、“信息提示”、“问题解决”、“交流与讨论”等栏目来改变学生单纯接受、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学习方法，它不仅要学生理解记忆性知识，还要学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在“同一反应中用不同的物质来表示反应速率时数值与化学计量数的关系”的内容学习上，教材没有直接给出或举例给出结论，而是在“交流与讨论”栏目提供了“N2O5在四氯化碳溶液中发生分解反应的实验数据”，让学生自己通过计算得到数据，填入表格，并通过问题启发学生分析发现有关规律。这一知识点不是很难，学生通过直接听讲也能理解，但这样除了记忆性知识之外别无所获。在实践中，教师可充分利用课本栏目资源转换教与学方式，培养学生勇于实践、敢于提出挑战的探究精神，学生不仅能学会学科知识，更直接体验了科学探究的过程，将“是什么”和“怎么得到”融为一体，使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把握更加有效，培养了学生探究和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在这知识快速发展的时代，只有“学会学习”的学生才能迎接各类挑战。转换学生的学习方式，通过探究，带着问题去学习，凸显学习过程，形成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批判的思维品质和思考问题的习惯；通过自主学习，凸显学习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弘扬人的自主精神；“学会学习”的主要目的首先在于让学生在学习方式转变的前提下，更好更扎实地掌握科学知识。有了扎实的科学知识，才能更有效的提高学生科学素养。

2通过化学实验，提高学生科学素养

高中化学实验教学是教学的重要内容，教师通过实验教学渗透对学生的科学素养教育，以此实现科学素养提高的目标。在具体教学时，教师首先要引导学生对教材中安排的实验进行分析，通过小组合作讨论等不同形式，针对实验设计中的不足进行优化，借此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创新意识。其次，在化学实验教学中，教师还可以借助仪器设备的制作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日常实验教学中，适当引入实验器材的自制活动，以及对现有器材进行组装、改进和调整，让学生在操作过程中进一步掌握实验器材的设计原理与实验的反应原理。

如“氨气的性质”在高中化学中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点，教材用三个演示实验分别介绍了氨气极易溶于水、水溶液成碱性和能与酸反应的三个性质，但实验中存在着以下的缺陷：前期制备氨气的过程复杂，而且排空气法收集氨时容易扩散到空气中，造成空气污染，预先准备好的氨气往往会出现泄漏、潮湿等现象，导致实验效果不理想，实验2和实验3中的浓氨水露置在空气中，也造成空气污染，不符合绿色化学的理念，影响健康。因此通过改进实验方案和实验装置，把三个实验结合在一起做可以避免上面的缺陷。实验装置设计如图1。具体操作如下：进行气密性检查后在烧瓶1的底部加入一些固体氢氧化钠，在针头处换上装有浓氨水的针筒，在烧杯1处放PH试纸（红色石蕊试纸）后，慢慢的把浓氨水注入烧瓶1中，通过向下排空气法收集氨气，若PH试纸变（红色石蕊试纸）蓝色了（实验2），说明氨气已经收集满了。然后在烧杯2中滴入酚酞，关闭止水夹2和止水夹3，把针筒内的水打入烧瓶2内，同时打开止水夹1，烧杯2中的水迅速上升，在烧瓶2中的尖嘴导管上出现红色的喷泉现象（实验1）。最后等喷泉结束后，在烧瓶1上口的针头处换上装有浓盐酸的针筒，把浓盐酸打入烧瓶1内，出现大量白烟（实验3）。这个实验首先实现了氨气的制备、收集和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实验的一体化处理，使实验成功率，可信度更高，让学生更真实地去体验理解氨气的性质；同时操作轻松快捷，现象明显，课堂耗时短，非常适合做演示实验；而且两个烧瓶一红一白，有很强的视觉效果，很好地提高了学生的实验兴趣。最重要的避免了氨气进入空气中，环保无污染，体现了绿色化学思想。

高中化学课程标准指出：“通过以化学实验为主的多种探究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本案例中，首先通过操作复杂实验，来引导学生思考如何简化，通过合作讨论，互通信息，解决学生在实验理解上的“信息沟”差距，达到共同思考共同提高的目的；其次根据学生讨论结果和教师引导的方向进行实验改装，让学生更直观地把思考和动手结合起来，有效强化学生的探究意识，促进思考方式改变，进而促进学习方式的自觉转变，更重要的是通过改装，让学生明白技能创新和实践方法的真正意义所在；同时培养学生的实验兴趣和个性特长，良好的实验兴趣是形成良好的科学品质的前提。有了良好的科学品质，科学素养的提高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3利用化学史，培养学生科学上的人文素养

化学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无数研究人员为之付出了艰辛努力，他们的介绍化学家们的科学态度、研究方法、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科学态度，坚持实践、百折不扰的科学精神，既能向学生展示化学知识的“来龙去脉”，加深对化学知识的理解，又可让他们明白化学并不枯燥呆板，而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生动有趣的学科。因此，傅鹰教授认为化学史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他认为“化学史给人以智慧。”如在学习元素周期表知识时，可介绍元素周期律的发现史：1862年尚古多的“螺旋图”1864年迈尔的“六元素表”1869年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律的确立，把化学元素纳入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使化学进入了系统化的阶段。从以上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让学生领悟到：科学和真理是人们在不断追求和探索中逐渐呈现的，许多科学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发明和发现。通过对这些史实的感受，使学生体会人类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之曲折艰辛，但只要孜孜不倦的不懈努力终会结出累累硕果。

讲到科学素养时，人们往往会有一种误解：认为科学素养就是做实验或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实验、研究的确是有关科学的方面，但绝不是全部。实际上，实验、研究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和方法，科学家进行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科学素养和探索精神的体现。而这个研究过程和体现的素养和精神其实就是人文素养的一个方面。案例中的“元素周期表”知识，表面上看来是一个记忆性的知识，但它的发展完善历程却能体现出科学家的素养和精神，因此可以认为是科学方面的人文精神，而这对于现代学生而言又是不可或缺的。

化学学科论文范文第2篇

在传统的教育思想影响下，教学中往往只注意知识的应用，而忽视知识的获得的过程，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又只重视对知识的理解，忽视了获得知识所运用的科学方法的理解，教学中教师为使学生以较快的速度获得知识，以取挤出更多的时间进行总复习，将获取知识的过程高度浓缩，科学方法教育便抛在一边，教学中为了把知识顺利的灌输给学生，老师只要求学生被动地顺着设计的思路前进，学生不必进行积极的思维，更不必独立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探索，把生动活泼地思维过程，提炼得干巴巴的，而测试只从知识理解和运用角度命题，学生掌握科学方法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结果导致了教学中对科学方法的忽视，对人才素质要求的降低，这样的教学方法必须进行彻底改革。

在中学阶段了解、掌握一些科学的研究方法，不但对学好化学知识有利，而且对学生毕业后的学习和创造性的工作也是非常有誉的，在化学教学中，应从初中开始就应注意科学方法的教育，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它是提高学生素质，培养学生严谨、求实、探索的科学学习方法和能力的有效途径。

一、培养学生认真阅读化学教材，掌握科学的自学方法。

培养学生的阅读方法是学生不断更新自己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手段。教师应在

充分了解学生阅读方法的基础上，针对他们学习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教学内容。指导学生逐步学会阅读化学教材。其一，以明确，具体，带启发性的阅读提纲为依据进行指导。教师在分析教学大纲、教材的重点和难点、了解学生认识水平等基础上，制定出阅读提纲，学生从中可以了解到阅读的重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问题的指向引导阅读，容易抓住关键性知识。讲授新课前要求学生依照提纲，

有针对性地阅读有关内容，找出答案，辩证正误，同时学会旁注和摘录重点内容以备复习和重点学习之用，记下阅读中发现的难点和疑点，促使学生带着问题积极思维，认真听课。其二、通过阅读，要求学生能正确理解课文内容，并运用化学术语和化学用语条理清楚地复述、归纳、概括出课文的大意和中心思想。掌握好通读与精读的关系，重点内容要精读，一般内容可通读，教材要精读，课外参考书可通读。其三、根据教材的具体内容指导学生选用相应的阅读方法，阅读基本概念、原理、公式时，应结合丰富的化学想象，反复思考这些概念、原理、公式的事实和理论依据。搞清其中的关键字、词和它们的应用范围；阅读元素化合物知识时要联系观察到的实验现象和己有的感性经验，系统的比较各种物质的异同，掌握变化的规律以及结构、性质、用途、存在、制法之间的内在关系。容易混淆的知识要指导学生进行对比阅读，找出差异；内容相关的知识，要前后串联阅读，力求做到在复习旧知识中引出新知识，在学习新知识中巩固和加深原由知识的理解，使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结构。学生自己通过阅读获取知识技能，这样既使学生掌握了化学双基知识，又使学生养成了良好的看书习惯和掌握了科学的自学方法。

二、强化学生化学实验技能，用科学方法处理化学问题。

实验教学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形成概念，获得化学知识和实验技能，培养观察和实验的能力，还有助于培养事实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的学习方法。所以，在实验教学中要坚持防止只重讲授，轻视实验的偏向，必须交给他们掌握科学实验的方法，观察实验的方法，使学生逐步学会从宏观现象出发，经过分析、想象达到得出微观抽象结论。如给学生形成“分子”概念，老师先演示两个实验让学生观察：（1）、碘的升华：（2）、品红的扩散。从这两个宏观想象提出问题：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想象？如何解释呢？老师要引导学生着重分析碘的固体状态，碘受热发生的变化，变成深紫色的气体，冷却后再回到碘的固体状态。重点引导分析，想象得出物质的微粒性。紧紧抓住微粒性，并指出这种很小的微粒就是分子，再引导学生分析品红扩散的想象，从而得出分子的一些性质：（1）、分子是一种很小的粒子：（2）、分子是在不停地运动着：（3）、分子间有一定的间隔等。以抽象出分子的概念：“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一种微粒。”通过实验，将外表的宏观想象跟内在的微粒运动联系起来，从而认识物质化学运动的本质。在化学实验教学中，必须把加强双基教学和传授科学方法两者结合起来，使学生懂得做化学实验是掌握知识、培养能力、认识大自然和改造大自然的重要科学方法。

三、培养学生全面深入，准确地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

使学生准确、深刻地理解基本概念，对于学好化学是十分重要的。在教学中

要尽可能通过观察、实践或对物质的变化现象分析，经过抽象概括形成概念。例如：给学生讲“溶解度”。概念时。其定义是：“在一定温度下，某固态物质在100克溶剂里达到饱和状态时，所溶解的克数叫做这种物质在这种溶剂里的溶解度。”要求学生理解这个概念，必须引导学生分析掌握四个要点：（1）、一定温度；（2）、100克溶剂：（3）、溶液达到饱和状态；（4）、单位是克。判断某物质溶解度大小，及进行有关溶解度的计算。上述四个条件都必须具备，缺一不可。让学生从这四个方面来分析溶解度定义，紧扣定义中四个要素。长此下去，养成分析事物的方法，从而准确全面地深入理解，认识事物。应用知识和技能是学生认识活动的更高阶段，它起着加深理解和发挥创造思维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提出一些进一步让学生思考的问题。这样，在运用知识中，更加深对要领的理解，开阔学生探索科学的思路，培养分析事物，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

四、引导学生学会归纳和演绎的方法。

在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经常地引导学生自己掌握运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去获得知识和技能。例如：在学习“质量守恒定律”概念时，教师可先提出问题，“参加化学反应的各物质质量的总和跟反应生成各物质质量总和是否相等？”

化学学科论文范文第3篇

一、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

在现代科技叙事中，充斥着大量基于科学的技术和技术导向的科学，面对生命技术（biotechnologies）和新材料科学（newmaterialsscience）之类的称谓，人们往往为难以明晰区分科学与技术而倍感困惑。这种困惑的根源在于，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看来，科学主要涉及抽象纯粹的理论知识，技术是纯科学理论知识的应用。这就是源于启蒙理性主义并为逻辑经验主义所强化的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科学是追求自然永恒真理的活动，科学理论知识是对自然实在的镜像式的反映或表征（representation，又译“表象”，两种译法各有其意味，本文中采用“表征”，但在若干引文中为尊重原译也采用“表象”），技术被界定为应用科学；另一方面，虽然经验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保障，但经验的获得要么被简化为被动的观察，要么被视为理所当然，工具和实验等技术性因素在经验获取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在科技通史或科技通论中早就以“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论及科学与技术渗透互动的事实，但这些大而化之的叙事的前提依然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就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而言，对这一科学－技术观的超越经历了一个迂回而趋同的过程。

在科学哲学中，经过后实证主义与新经验主义两次转向，实现了从理论偏向的基础主义到理论偏向的相对主义再到注重科学的技术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汉森等人阐发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论点对中性观察语言的解构以及杜恒－奎因论点对知识整体论的倡导，从内部削弱了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的基础主义预设，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则导致了后实证主义转向。在后经验（即后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共同体将自己的理论表征与其他理论表征相比较，而不是与被观察的、未经解释的世界相对照（劳斯，2004，第4页）。但不论是历史主义或后实证主义，依旧是理论知识偏向的，在科学－技术观上依然重科学理论而忽视工具与实验等技术性论题。后起的新经验主义则既不愿意回归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的基础主义，又不满足于历史主义和后经验主义的相对主义立场。赫斯（MaryHesse）、卡特赖特（NancyCartright）、哈金（IanHacking）等新经验主义者意识到：技术已经内化于现代科学之中，对自然过程进行技术控制不再是理论发现的副产品；科学或许无法通过实验室环境下产生的理论推演出统一的理论架构，但人们依然可以在发现现象、建构唯象理论、操控自然与获得经验的能力上不断进步。（同上，第9－11页）哈金看到，“值得惊喜的是从17世纪以来，我们居然积累了如此之多的经验知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2页）他认为这表明实验室仪器能够稳定地捕获和累积物质现象，而导致这种稳定性的原因在于，当实验科学在整体上是可行的时候，它倾向于产生一种维持自身稳定的自我辩护结构。这自然会令人联想到杜恒－奎因论点，但哈金却明确指出，基于心智论的杜恒－奎因论点拘泥于理论论题，而未看到：我们在调整理论与观察的不一致时所改变的不仅是思想，还有我们的世界；如果从物质论（materialism）出发，将论题扩展至思想、事实和制造过程的关联性，杜恒－奎因论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何以具有如此显著的确定性，而不再止于暗示经验证据对理论知识的不充分决定性。（同上，第32－33页）由此，新经验主义最终超越了基础主义的理论优位的科学－技术观，形成了凸显科学的技术性与物质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

在科学与技术研究中，经过社会建构论与异质性实践分析两个阶段，实现了从基础主义到建构论的相对主义再到基于异质性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早期的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因受到基础主义的影响而鲜有针对科学认知过程和技术实践过程的探讨。在历史主义学派和后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新技术社会学（如SCOT）分别打开了科学知识的与技术实践的“黑箱”，试图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行动者的力量）还原概念网络与人工物的不确定性的形成、拓展和终结。而这种社会建构论难以克服的悖论是，它一方面导致了相对主义并主张多元主义，另一方面却建立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之上——将社会利益视为隐藏在科学概念和技术人工物背后的更本质的因素。使建构论得以摆脱本质主义的是拉图尔（BrunoLatour）等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它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过程，从实践要素的异质性出发，关注实验室、仪器等技术性情境，用异质性要素的互动整合描述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过程。由此，科学、技术、知识、人工物、文化、社会等要素不再拘泥于逻辑与概念上的分殊，而在实践层面互动整合。正是基于此视角，拉图尔进一步引入了“technoscience”（鉴于这一概念较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更为重视物质性与技术的作用，本文将其试译为“技术化科学”）这一实践性概念。以此诠释具有内在关联的科学与技术实践的复杂性与多向性，便带来了基于异质性的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强调技术与科学在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中整合为同一过程；另一方面坚持物质论立场——“科学与技术通过物质性的行动与力量的相互转换而运作起来，科学表征是物质性操控的结果。”（Sismondo,p66）

技术化科学这一新的科学－技术观的提出，超越了基础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使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整合为科学与技术研究。但从哲学或科学哲学的层面来看，其内涵显然远不止于此。在进一步探讨这一观念的内涵及其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意义之前，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观吗？

二、技术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科学－技术观吗？

纵观两千年来的科学技术史或者“真理的历程”，从阿基米德的杠杆到波义耳的空气泵，从高能加速器到多莉羊，这些技术与科学的相互交织与结合，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技术对于科学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很多现代思想家并没有无视这些事实。意味深长的是，在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研究之前，海德格尔和杜威两位思想大师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阐发过与技术化科学十分投契的科学－技术观，对这些思想资源的回顾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的源流与谱系。

在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存在论反思中，所持的是一种超验化（transcendentalize）的本质主义立场，其基本理路是：（1）现代的命运取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共同具有的“技术之本质”——“座架”（Gestell）——兼具限定（stellen）与促逼（herausfordern）的去蔽（revealing）方式，使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沦为技术对象和持存物（Bestand）(Heidegger，P252-264)；(2)然而，其所揭示出的并非存在而只是存在者，现代性的危机源于这种方式遮蔽了其他的去蔽方式，令真理无法彰显，并使存在本身无处安身；(3)由此，即便这个世界有其超验的本质，也跟现代技术与科学无关，从而在根本上颠覆了“科学探究真理，技术应用科学”这一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批判，实质上是从反思的角度论述了他的科学－技术观，其基本论点有二。其一，现代技术与科学统一于现代技术之本质。而在这种超验视角下，科学与技术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指出：“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按地位而论，同样重要的现象是机械技术。但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纯粹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唯有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迄今为止的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海德格尔，1996，p885)在《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与其说科学是技术的基础，不如说现代自然科学拥有技术化思维的基本形式。(参见Glazebrook，p252)正是在共享“技术之本质”的意义上，“技术将存在揭示为持存物”与“科学将存在表象为对象”互为基础，科学与技术成为相互交织的统一体。

其二，现代技术与科学是一种操控性和制造性的实践。根据《世界图象的时代》的论述，科学研究即“认识把自身建立为某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的程式（Vorgehen）”，在本质上具有可操控性；而“唯有在自然知识已经转换为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是可能的”，因为实验意味着“表象出一种条件，据此条件，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种运动关系才能成为可追踪的，亦即通过计算事先可控制的。”因而，内在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技术之本质”，导致了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这两大相互交叉、决定了现代之本质的进程，此进程就是作为图象的世界被征服的过程，其中“图象”（Bild）的内涵是“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海德格尔，1996年，P887－904）

与海德格尔相反，早在1929年，杜威就在《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中从正面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的科学－技术观。首先，他将科学视为一种借助行动来进行认知的知行合一的探究活动。他认为，科学认知过程事实上已经废弃了对知行界线的划分：“知识必须有观察而观察是深入自然界所知对象之中的”（杜威，2005，P165）；“实验的程序已经把动作置于认知的核心地位”（同上，P26）。其次，他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控制，知识的价值取决于操作结果。他指出：“思想的任务不是去符合或再现对象已有的特征，而是去判定这些对象通过有指导的操作以后可能达到的后果”（同上，P104）；“知识的准绳在于用来获得后果的方法而不在于对实在的性质具有形而上学的概念”（同上，P170－171）。

在杜威的思想中，渗透着两种基本的哲学立场。其一为反本质主义。他将那种认为科学的发现揭示了最后实在和一般存在的固有特性的见解视为旧形而上学的残余，并对哥白尼革命做出了反本质主义的诠释：“我们并不需要把知识当作是唯一能够把握实在的东西。”（同上，P227）也就是说，基于知觉和经验的知识观念，不应该被视为被知觉和被经验的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形而上学本质，不可以上升为形而上学的独断。其二为实用主义的实在论。他认为，认知活动意味着一种存在与另一种存在的交互作用。认知者在世界之内，其所经验的世界就是一个实在的世界（realworld），但其原始状态并非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所经验的对象唯有通过一系列的认知操作才可能被赋予以形式和关系，实在因此得到重构并可能被纳入受控制的变化进程。他认为，真正可与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哲学变革在于：放弃本质主义并诉诸经验实在，不再试图通过把握本质而获得绝对的确定性，转而运用主动控制调节的方法寻求高概率的安全性，即把判断的标准从依据前件转变为依据后果，从无生气地依赖过去转变为有意识地创造未来。（同上，223－224）

三、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杜威的反本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在论观点发表多年之后，在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中，才开始反思杜威拒斥过的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所谓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在认识论层面的表现，可上溯至西方哲学的源头，其大意是：我们可以获得对世界的表征，但世界又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表征，因此知识所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抵达那些被设想能与表征相符合的事物（劳斯，2004，p2-3）。在这种对于知识的镜像式的理解模式中，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为了保证表征的无误，认知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并反映认知对象或所与（given）；另一方面，在表征的过程中，认知主体又必然有其自身的视角并受到工具（即便这种工具拥有超越的透视功能）等条件的制约。因此，受到这种观念影响的传统科学哲学虽然曾经在对科学理论知识的研究中收获颇丰，但在其内部的知识整体论和历史主义学派的冲击下，作为其预设的经验论的基础主义和超历史的真理观不得面对相对主义的挑战。

在这一挑战下，科学理论不再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具有真理性的、与世界相符合的表征，也不再拥有绝对优先的地位。这迫使科学哲学领域内外的一些学者或者视技术为科学的内在要素，或将技术与科学整合进异质性的实践网络，或将技术与科学统一于人的知觉层面的现象，开始从新经验主义、科学与技术研究（如后SSK）和现象学等不同的视角关注“作为技术的科学”（scienceastechnology），不再将技术视为低科学一等的“科学的应用”，而从技术与科学相互交织（interwoven）的角度统观二者，形成了一组不同于基础主义的科学与技术意象的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1、从实验实体到现象创造

面对基于后实证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的挑战，新经验主义的基本策略是诉诸实验以拯救实在论，强调实验实体与现象创造，这使狭义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作为实验科学的意象得以凸显。

针对由相对主义激发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哈金（IanHacking）提出了实体实在论。他指出，关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探讨大多拘泥于理论、解释和预言等层面，在这些层面上的争论必然是没有结论的。只有在实验等技术实践层面，才可能为科学实在论辩护，并且这种实在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关于理论和真理的实在论，而是关于实体（entities）的实在论。哈金认为，尽管两种实在论看似孪生关系，但事实上大多数实验物理学家都是实体实在论者而非理论实在论者。在实验物理学家看来，电子不是理论实体，而是实验实体；当他们承认电子和夸克真实存在时，是因为对这些原则上无法直接观察的实体的有规则的操控，能产生出新的现象，并引向对自然的新探究。在他看来，干预与制造都是形成实在的素材（stuff）。他从培根的思想中看到，实验者之所以相信实体的实在性，是因为他们能把握实体具有的因果属性（casualproperties）并将其用于干预自然。一些实体在发现之初，不过是假设的实体，而一旦掌握了它们所具有的因果力量（casualpower），就可以用它们建造一些实验设施并产生新的效应，实体因此变得真实。（Hacking，1983a，p71-87）在实体实在论的基础上，哈金又提出了现象创造的论点，强调实验现象是由科学家创造的。他拒斥了“实验科学家发现世界中的现象”这一刻板意象，并指出“实验就是通过创造和制造获得精致而稳定的现象”，而现象是“公开的、规则的、可能是规律般的，但也可能有例外的”（Hacking，1983b，，p222，230）。他认为，有史以来在实验室中首次产生的现象就是制造出来的，如霍尔效应就是由霍尔在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当然他也注意到现象创造不等于物理实体的创造。

对此，哈雷（RomHarre）也主张，论及真实世界的行动与实体时必须研究实验，科学之所以有所发现是因为它能制造人工物，研究者训练有素的行动是实验现象与自然的因果属性的中介；并且实验现象不能纯化为仪器探测的语用（pragmatics）关联，实验室技能不可通过归纳论证模式加以还原。他强调，在当代科学中，科学发现所与（given）实在而技术仅以造物为旨归的二分已经消弭，真实世界的因果属性是某些实体在一定条件下可探测到的能力（capacities，此概念在卡特赖特处得到发挥），只有透过恰当的仪器才能揭示实验现象的因果机制进而驱使自然释放其能量。（DanielRothbart,GeneralIntroductionin:Harre,ppⅷ-ⅸ）显然，正是实验实体的功能性的呈现和发挥使其得以证明自身的真实性：一方面支撑起理论实体对世界的结构性描述，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可以揭示的现象的范围及其深度。实验科学中涉及的实体和现象的内在的功能性和技术性是使其成其为科学的前提，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验科学是技术化科学。

2、从实验室科学到实践的冲撞

拉图尓等人倡导的实验室研究和渗透于技术化科学概念中的异质性实践分析方法激发了后SSK研究，形成了整合性的科学与技术研究进路，也带来了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实验室科学”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拉图尓在《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1987）一书中提出了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旨在描述“正在形成的科学”（scienceinmaking），并冀图以此涵盖所有与科学或技术实践相关的异质性要素。他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在符号学的意味下考察了各种人和非人的作用要素的相互作用，从文本到实验室再到自然，将其诠释为一种以技术为中介并负载权力的创造和解决争端的社会建制。显然，他所说的技术是一般的操作和制造意义上的。一方面，作为中介的实验室是产生记录的地方，但我们并不是通过仪器直接把握自然，而是对仪器所显示的可视的内容进行解释。为了减少不同解释间的冲突，实验室会引入新仪器，直到就解释达成某种共识。因此，人们所说的自然或科学事实并不像传统科学观所声称的那样——被发现、独立于科学解释而存在并作为科学争论的裁判，而是恰恰相反——科学事实是在实验室中建构的，是实验室与权力关系相互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科学并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一种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机制；当人们使用“科学和技术”这一虚构的概念来谈论科学活动时，会形成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少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生产事实的全部责任。（拉图尔，2005，第289页）

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并不仅仅指涉内在于当代实验科学的技术性，而意在进一步揭示当代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特征——异质性的社会文化实践。在拉图尔等人的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实验哲学家哈金从对科学实验的关注转向对“实验室科学”的讨论，并与皮克林（AndrewPickering）等人共同开启了后SSK研究。在哈金看来，“‘实验室’（laboratory）是一个远比‘实验/试验’（experiment）严格得多的概念”，“实验室科学在孤立状态下使用仪器去干预所研究对象的自然进程，其结果是对这类现象的知识、理解、控制和概括的增强。”（哈金，《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载皮克林编著，第36页）而引入这一概念辨析的根本原因是，实验室科学能够较实验科学承载更多的实践与文化意蕴，以此为要津，可以透过实验室之中和实验室之外所有可见的异质性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的过程。（皮克林编著，中文版序言第2－3页）正是在此意义上，实验室科学呈现出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沿着后SSK的脉络，其代表人物皮克林运用“实践冲撞”的概念，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大抵受到德勒兹的影响，皮克林一反西方对隐藏于世界背后的永恒秩序的追求，转而主张一种基于人与物的力量（agency）的实践冲撞（mangleofpractice）所带来的开放式的世界场景。他指出，我们不应该认为世界是由隐藏的规律控制的，不应只关注表征，因为那样只会导致人和事物以自身影子的方式显示自身，即便是科学家也只能在观察和事实框定的领域中制造知识。而真实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力量，始终处在制造事物（doingthings）之中，各种事物不是作为人的观察陈述而依赖于我们，而是我们要依赖于物质性力量，人类一直处在与物质性力量的较量之中（皮克林，2004，第6页）。因此，应该超越仅仅作为表征知识的科学，运用操作性语言（performativeidiom），把物质的、社会的、时间的维度纳入其中，将“科学（自然包括技术）视为一种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持续与扩展。更进一步，我们应该视各种仪器与设备为科学家如何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核心。作为人类的力量，科学家在物质力量的领域内周旋……构造各种各样的仪器和设备捕获、引诱、下载、吸收、登记，要么使那种力量物化，要么驯服那种力量，让它为人类服务”（同上，第7页）。在他的论述中，有一种德勒兹式的后人类主义存在论，即主张以人和物的非二元论组合来取代人类在历史行动中的中心地位。在作者看来，这不仅仅凸显了技术化科学的文化实践意象，更昭示着技术化历史这一后人类情境。3、从知觉拓展到工具实在

现象学作为一种欧陆的思想资源更倾向于将科学和技术作为一种整体现象加以考察，也就是说在相关的语境中，提及科学往往也包含了技术，谈到技术并不排斥其科学内涵。因而，在现象学乃至解释学层面更易于呈现技术化科学意象。

在科学哲学中，克里斯（RobertP.Crease）曾用现象学的方法探讨过实验（Crease，1993）。他将实验类比作表演（performance），认为其所上演的是自然之剧（playofnature）。他从胡塞尔的知觉现象的双重视域（内与外）出发，结合杜威的科学探究观，将科学实体视为可以运用可读技术加以把握和探究的现象。在后SSK谱系中，论及实验室作为解释科学成功机制和过程的场所时，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放弃了理性或合理性等视角，转而诉诸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自我－他者－事物”（self-other-things）系统和科学所制造的现象域（phenomenalfield）在形式上的重组。她认为，“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自我－他者－事物’系统并不是独立于人类行动者，独立于主观印象，或独立于内在世界，而是一个被经历的世界（world-experienced-by），或与力量者相关的世界（world-related-to-agents）。实验室研究所暗示的实验室是一种改变与力量者相关世界的手段……它改进了与社会秩序相联系的自然秩序。”（诺尔－塞蒂娜，《睡椅、大教堂与实验室》，载皮克林编著，第122页）这种改进依赖于自然对象的可塑性：实验室很少研究那些仿佛是在自然中显现的现象，而大多研究对象是想象或视觉的、听觉的或电的等的踪迹，并进而研究它们的构成、提取物和纯化了的样本；以天文学为例，随着观测仪器和信息处理手段的提升，天文学正在从观测科学转变为处理影像的实验室科学。（同上，第133页）

伊德（DonIhde）的现象学意味的工具实在论所彰显的也是技术与科学相互会同的意象。他认为，假如人们可以借助仪器拓展知觉，即便是一些涉及高深抽象理论的科学研究也是与知觉高度相关的，甚至可以在知觉层面使人的身体获得拓展，而涉身（embodiment）于最前沿的科技现象之中。（ValDusek,pp22-23）他运用“知觉解释学”的方法将身体对世界的知觉与解释结合起来，由情境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作为经验中介的科学工具如何创造出新的知觉，并获得了工具实在论的立场：科学是一种解释学实践，依赖工具对事物的科学分析，真实的世界只有当其为科学工具所构建时，才成为科学探究的对象。他十分重视可视性，进而主张科学的视觉主义（scientificvisualism）。他指出，X射线、CT、MRI、声纳等图像技术使得事物变得可视，甚至像文本一样可读。在较弱的意义上，这种视觉主义的工具实在论认为，已经有越来越多实在被工具转换为图像。在较强的意义上，则意味着工具可以使得其他不可视的实在变得可视。这些科学透视装置不仅意味愈来愈多的科学的对象得到显示，还可能塑造和改变我们所能感知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德也谈到了技术建构（technoconstruction）。（Ihde,1999,pp158-177）伊德的研究再次表明，在现象学层面科学与技术可以在现象域整合为技术化科学。

四、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

在对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和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的思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能否给我们带来一套新的科学哲学观念？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技术化科学这一视角对物质性与技术性的强调有何存在论意味？在当代相关研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杜威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在《知识的制造》中声称，实验室科学是关于可以制造什么的科学而非什么独立存在的科学。哈金在《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中强调，他的主题是物质论的，其中只有一点与被称之为“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相冲突，即“实在论者通常设定科学的终极目的或终极理想是‘获得一个关于宇宙的真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4页）。他认为，“理论不能在与我们所期望它们对应着的一个被动世界中得到检验，我们不能形式化一些猜想，然后去考察他们是否为真的”，“我们的理论至多对于那些从仪器抽象出来的现象来说是真的，而这些现象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地契合理论”（同上，第59页）。哈金和卡特赖特都曾表示，高能物理之类的理论只能在实验室中严格成立。这些观点表明，至少在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中，科学知识是关于那些可以用于制作的自然物的知识，其目标不是（或不必要）由理论知识上升到真理性认识。人们很容易由此联想到实用主义，但根据艾慕士（S.Morris.Eams）的观点，实用自然主义（pragmaticnaturalism）能够更确切地涵盖通常被称为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运动（艾慕士，序论第1页）。其中对自然主义的强调在于凸显人对自然的适应（adjustment）——顺应（accommodation）与改造（adaptation）（同上，第33页），透过这一立场，可以从人在世生存的视角反思技术化科学。

实用自然主义较一般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更关注人的在世生存，并与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简称“在世”）的思想具有类似的存在论（ontology）视角。在此视角下，人（此在）首先要应对（dealing）最为切近的周遭世界。在这种应对中，我们并非被动的观察者，而是现实世界的主动参与者。人（此在）周围的事物首先不是作为感知和认知的客体出现，而很自然地成为与日常实践相适切的工具性对象——最切近的应对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知觉的认知，而是操控事物并加以使用之类的操劳，这种操劳有其自身的“知识”（海德格尔，2006年，第79页）。基于人的在世生存的存在论是局域性的（regional），从这种存在论出发，认知对象乃至知识观念都不必纯化和提升为形而上学层面的实在（reality），人们只需在现象层面视其为局部实在（localreality）或情境性（contextual）的“现实”（actuality）。人们不再孤立地追问，认知对象是否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知识能否用于表征某种真正的实在？探求知识的直接目的转向以知识对象为手段带来行动上的差异或产出更多可以作为手段的知识和知识对象，即认知服务于行动并与行动整合为一体。

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科学－技术观与基于行动导向的知行整合观是契合的，这种契合或许与传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理论化、知识化解读大异其趣，但却更接近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的真实情境。在实用自然主义的影响下，包括新经验主义在内的很多科学哲学研究事实上都是以技术化科学为背景而展开的，我们不妨称之为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它们在科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带来了哪些新的研究纲领？下面是对这个问题的尝试性回答，并以此作为本文的开放性结论。

（1）在形而上学层面，反对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支持局部实在论（localrealism）。启蒙运动以来的基础主义的理性科学观将科学视为一种揭示所有自然现象背后的宇宙真理的独特的理性活动。但卡特赖特和吉尔（RonaloN.Giere）等人认为，这种科学观并未真实地反映科学家的探究实践。如果认真研究科学家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建立抽象程度不同的模型和理论时真正做了些什么，就不难发现，科学所面对的不是基础论预设的理性化的世界——一个受系统的或齐一的规律（law）支配的统一的世界，而是一个斑杂的世界（adappledworld），科学家们只能获得适用范围有限的经验定律和模型，通过定律拼凑（patchworkoflaws）建立起非金字塔式的定律系统（卡特赖特，第25－36页）。值得指出的是，基于自然主义的立场，他们虽然不赞成形而上学的实在论（metaphysicalrealism）并质疑一切先验的宣称，但并未因为反对基础论的科学观而否定科学的实在性，或走向建构论的相对主义（constructivistrelativism）。他们所认同的实在论是局部实在论，其基本辩护模式是：我们通过局部科学活动可以进行预测、计划、操控等一系列活动，如果这些活动的对象不是某种实在，所有的活动会是不可能或难以想象的。（同上，第25页）

（2）在认识论层面，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主张透视主义的操控性认识论。杜威曾经预言：如果将认识中的“所与”（given）称为“被采取的”（taken），整个认识论可能会完全不同（杜威，2005，第136页）。古德曼（NelsonGoodman）也曾经指出：“规律的发现涉及草拟，模式（Patterns）的识别与构想和强加（imposing）高度相关，理解与创造同行。”（Goodman,p22）如果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就意味着操控不仅是认知的手段也可能与认知的目的发生关联。正是由于认知与主体的行动及目的相关，任何表征与干预的过程不必是绝对或唯一的，其认识论是操控性的和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乃至多元主义）的：某人S为了对A施行某种操控M而以B表征A，其中，A可以是自然实体，也可以是人工实体等各种实体及其混杂（hybrid），B所揭示出的命题或模型能够使S把握B的某些因果属性，以便实现操控M。科学中最常用分析方法（analyticmethod）也基于这种操控性的认识论：“要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把事物拆分成更基础的部分；要控制一个情境，我们把这些部分组合起来，并重新安排这些部分，它们一起作用时使事情如我们所愿地发生。”（卡特赖特，第97页）但这些都只是原则上的宣称，如果仅仅将科学观的重心从表征的一方移到操控一方，最多只能重申罗蒂的断言：所谓知识的“力量就是存在在那里有待人们去认识的一切——断言‘知道X’等于断言‘能够用X做些什么或对X做些什么？”（罗蒂，2003，p30）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何以找到那些因果属性，进而“能够用X做什么或对X做什么”？而这是方法论层面所必须回应的。

（3）在方法论层面，注重操控性（manipulability）因果观和溯因法（abduction）。恰如杜威所言：“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动力因（efficientcause），而不是目的因（finalcause），在于寻求事物的外在关系，而不是寻求固有的形式。”（杜威，第78页）这里的外在关系应是科学方法论的着力点所在，即在操控之前或操控过程中，要对操控对象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所了解。这就涉及所谓因果属性或因果力——只有把握实验实体的因果属性，才可能以它们为工具展开深入的探究。对此，有关因果性与操控相关联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关注的思想资源包括冯.赖特（VonWright）等人对因果性与主体作用（causationandagency）的讨论，以及伍德沃德（JimWoodward）最近提出的操控性的因果观。

冯.赖特很早就提出，可以用主体（agents）的作用来界定因果性：“P是一个与q相关的原因，q是一个与P相关的结果，当且仅当通过做p，我们能导致q，或者通过抑制P，我们能消除q或阻止其发生。”（转引SosaandTooley,p16）尽管其中的操控性的概念在科学家思考因果解释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一直不为科学哲学与哲学界所重视。伍德沃德在2003年出版的《使事情发生》中指出，造成这一漠视的原因在于哲学家依旧持纯科学与应用科学（技术）截然二分的观点，而未看到科学中的因果解释往往与对自然的操控和改变相关（Woodward,2003a,pp9-11）。

伍德沃德认为，在表征主义的实在论那里，因果往往诉诸于形而上学层面，故容易受到工具主义的攻击，作为其对手的工具主义者则只谈关系，而回避因果性。但作为一名工具实在论者，他坚持任何科学理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真实的，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因果主张（casualclaims）：如果某个反事实条件改变了，可能会发生什么。（Woodward,2003b,p115.）在背后支撑这种主张的，就是某种相对稳定不变的因果关系，而且并不定需要诉诸规律、跟踪时空过程或把握整个系统也可能获得这种因果关系，即可以从模态或反事实条件出发，依据对条件的操控（manipulation）以及结果的获得来寻找原因：

声称X导致Y意味着，至少对于某些个体而言，在适当的条件下（可能包括的操控是使其他变量取某个值而保持不变，以与X区分），他们有可能操控X所拥有的某些值，以改变Y的值或者Y的可能分布。（Woodward,2003a,p40）

这种与主体作用（agency）相关的操控性因果观中所内涵的就是寻找因果属性、建构因果力的方法。正是由于物质性的操控力量的介入，使人们得以超越纯粹的逻辑与认知层面，而不断构建出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甚至形成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果链。这令人回想到杜威意义上的哥白尼革命：“在知识中，原因变成了手段，而效果变成了后果，因而事物有了意义。所认知的对象是经过有意的重新安排和重新处理过的事前的对象，也是以它所产生的改造的效果来验证其价值的事后的对象”（杜威，第228页）

在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的构建中，探究新的原因（或需要揭示的因果属性）的对于技术化科学的运行尤为重要；而新的原因的寻求，又是一个由（新的或重新组合的）物质性操控力量所引入的试探性行动与有助于形成假说的推理方法相结合的过程。关于后者，值得关注的是在最佳说明推理等领域得到应用的溯因法（abduction，又译假设推理、诱设法、外展推理等）。这个方法是皮尔斯在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相关工作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推理形式是：

令人惊讶的事实C被观察到了，

而如果A为真，C当然会发生。

因此，有理由猜测A为真。（转引Clarke,p11）

在皮尔斯看来，现代科学是实验性的，“溯因法”是一个形成“假设”的关键过程，是唯一能够导出新概念的“逻辑运作”（logicaloperation）；“演绎法”证明出某些东西“必然是”（mustbe），“归纳法”表明某些东西实际上运作着；“溯因法”仅仅提议说某些东西“可能是”（maybe）。（转引自古添洪，第41页）。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是在讨论认知与视觉判断的关系时提出溯因法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一渊源，它在基于模型的推理、可视化、仿真的哲学研究中倍受青睐。

如果将溯因法与操控性因果构建相结合，就有可能建立起基于现象外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关系的因果链。显然，这类因果链首先是相对于实验实体而不是理论实体而言的，是技术化科学得以重构世界和操控环境的基础，它们恰似莫比乌斯带，能够使原因与条件、规律与规则相互转化，将技术与科学内在地整合为不可分割的技术化科学。这种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不仅有助于把握当代科技的真实过程，还使我们能够通过对可错的操控性因果链的追问，审视技术化科学中所渗透的内在风险和价值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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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科论文范文第4篇

物理化学与物理学或其他化学(如无机化学、分析化学)重叠的知识部分尽量让学生在课前学习或者采用课堂提问等方式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在有限的学时内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将一些公式的推导(例如统计热力学中的公式)和概念的引出(例如热力学部分利用卡诺循环引出熵函数)做适当的精简，课堂上只讲具体的结论，推导过程留给学生课外自学[4]。再比如，界面化学和胶体化学可合并讲解，对这两章的内容可做一定程度的删减和调整。课堂内学时及内容虽然减少了，但要注意加强课外学时，教师可提供一些课外的参考资料或者自学讲义，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引导学生自己去学习，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2设计课堂教学

在课程教学中介绍物理化学原理的同时，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式，结合生活中常见的或有趣的实际现象，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听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使原本晦涩难懂的内容变得生动、易于理解。例如，在讲化学热力学的知识时，先问为什么人穿上冰刀溜冰鞋滑冰会非常顺畅？在讲到表面化学的知识时，先问为什么衣物上的油污只用水是洗不干净的，必须用肥皂、洗衣粉等表面活性剂？为什么雨后荷叶、小草上水珠都呈球形？为什么毛细玻璃管中的水呈现凹液面，汞则呈现凸液面？还有让学生用化学动力学的理论来说明为什么天气热的时候，牛奶、食物更容易变质？能否应用渗透压的知识来解决海水的淡化问题等等。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听课，利用所学的知识对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才能让学生真正的体会到物理化学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和实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

3改革教学模式

美国教育家杜威指出：教育不是一种“告诉”和“被告诉”的事情，而是一个主动和建设的过程。改革以前“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尽量采用“研究式、启发式、讨论式”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先进与否，将直接影响创新人才的培养成果。因此，在课堂上一方面教师讲课要坚持少而精、博而通的原则，另一方面也要适当的开展讨论启发式教学，提出一些拓宽思路的研究型问题，增加课堂上师生的互动，增强双向交流。改变教师“一言堂”的传统教学模式，利于学生注意力的集中，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4实施创新教育

同志曾将讲过：“一个没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是永远不会前进的民族”。换而言之，没有创新精神的教育也将是永远不会成功的教育。教育教学的本质就是开发人的潜能，塑造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建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把学生的发展放在首位，教学中应介绍些和教学相关的科学前沿的内容，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不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例如，在电化学部分讲授化学电源时，除了介绍早期使用的锌锰电池、可充电的铅酸电池和镍氢电池外，可以结合现代社会面临的节能和环保的要求，向学生讲解一些绿色环保新电池的知识。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被用作空间站及宇宙飞船空间电源的燃料电池，利用太阳光中的能量进行光电转化的太阳能电池等。在化学动力学部分，光化学反应虽然内容较少，但是光化学与环境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及信息科学等紧密相关。因此，可结合科学前沿介绍一些光催化技术在环境污水处理中的应用，开阔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参与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5结束语

化学学科论文范文第5篇

1.1研究价值被广泛认同

一个学科独立存在，首先要具备独立的学术与社会文化价值。中医文化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微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医学的学术繁荣。中医学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属性于一身，但中医学的现代研究大多属于自然科学研究，对于中医学的文化研究则起步晚、成果少、影响力不大。中医文化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中医研究的偏差，弥补现代中医研究的不足。从中观方面看，有利于总结中医学发展规律，为中医学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对中医文化内涵及发展规律的揭示，来传承传播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保存与发展中医学原创思维，为中医学术发展提供方向引领与动力源泉。从宏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中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原创思维方式，融合了中国历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精华，凝聚了古圣先贤和儒、道、佛文化的智慧，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大力弘扬中医文化，大力发展中医文化事业，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和重要途径。

1.2学科内涵认识趋近

学科内涵是一个学科明确研究对象，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中医文化学是研究中医文化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关于中医文化的界定非常关键。由于对文化本身认识的多元性，给中医文化的界定带来了复杂性。目前的代表性观点有:“所谓中医文化，不是或主要不是指中医作为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指这种科学技术特有的社会形式、文化氛围，也即中医学发展同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以及中医学中所体现的特有的文化特征”。这是从中医文化与中医科学技术区别角度来界定的。另外一种是广义文化上的界定，即“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还有一种是从文化的具体层面来界定，如“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的总和”。几种界定尽管角度不同，但对于中医文化的研究对象却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医文化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及中医学自身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与器物文化。

1.3学术研究成果向综合集成

中医文化研究热首先是由传统文化热推动的，中医文化研究早期成果集中在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易学及儒学、道学、佛学的关系上。关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关系，如刘长林的《内经的哲学与中医学的方法》;关于易医关系，如杨力的《周易与中医学》、张其成的《东方生命花园———易学与中医》;关于中西医文化比较，如何裕民的《差异•困惑与思考———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祝世讷的《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交融》;关于中医与儒学、中医与道学、中医与佛学方面的研究专著，如薛公忱主编的《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历史研究不可或缺。中医学史早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独立学科，从中医学术史过渡到中医文化史是中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也是中医文化学独立的一个重要基础。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是中医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医哲学作为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医哲学史研究自然也成为中医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点内容。程雅君的《中医哲学史》计划四卷本，目前已经出版二卷，是中医哲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另外，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牵头组织编写的《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从中医文化源流、中西医文化比较、中医文化复兴三个方面对中医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教育在高等中医院校中广泛开展，编写教材、构建中医文化与中医哲学知识体系成为中医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另一项工作任务。《中医药文化基础》《中医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中医文化导读》等教材不断创新，有的列入国家规划教材，有的成为省市精品教材。从分化走向综合，是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的规律，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1.4学科队伍不断壮大

中医文化研究最初是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哲学工作者，从中国哲学角度探讨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医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医学思维方式特征，或从科学技术哲学视角探讨中医学方法论及其发展规律;二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医古文、中医史学是这一群体的先觉者，还有一些中医文献学专业工作者也加入到中医文化研究队伍中来，目前许多研究机构的中医文化学科带头人同时也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随着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为满足中医文化教育、宣传与传播的需要，一些中医药管理工作者、中医临床专家、中医基础理论教师、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外国语教师也介入到中医文化研究与教学中来;同时越来越多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如哲学、语言学、传播学、教育学的研究生也开始关注中医文化，甚至将中医文化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

1.5学科建制基本成形

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研究机构也开始先后成立。南京中医药大学1994年成立了全国首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1999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该中心更名为独立建制的国学院、中医药文化研究院。随后山东省、上海市、福建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等省市也先后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与传播机构，其中有些研究机构已发展成为省级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有的机构成为学校2011年协同创新中心，还有的中医文化研究团队成为校级或省级科技创新团队。199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正式成立，从此中医药文化研究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团体。2007年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联合中国哲学史及中医基础理论学者，积极开展中医哲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专业学术期刊是学科成长的重要平台，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医古文知识》《上海中医药杂志》《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中医杂志》的“学术探讨”栏目也积极发表中医文化研究成果。

1999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这是目前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学报中唯一的社会科学版学报。2006年原《医古文知识》更名为《中医药文化》并正式创刊，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专门研究中医药文化的学术期刊。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多项中医文化研究课题被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甚至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招标项目，有的还立项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标志着中医文化研究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此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十二五”学科规划中将中医文化学作为了重点建设学科，包括安徽省、南京市、山东省、上海市、北京市等地多家研究机构入选。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将中医文化学列入重点建设学科，标志着中医文化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具有了合法性。安徽中医药大学等高等院校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招生点，南京中医药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率先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招生点，专门培养中医文化研究高级人才。

2中医文化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中医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已初步成型，但由于学科发展时间短，还存在学科界限模糊、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研究队伍有待提高等诸多问题。

2.1学科界限模糊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中医文化学与中医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些内容的交叉渗透难以避免。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医文化学必须进一步明确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多个学科去“争抢”研究，导致中医文化学科被淡化，甚至学科独立存在的必要性遭受质疑。因此，在保持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前提下，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研究重点，划定自己的学科界限非常必要。

2.2研究内容过于分散

在中医文化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内容分散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独立建制的学科，则需要将研究视野集中到解决中医文化学科核心问题与关键问题上来。另外，中医文化研究还存在着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现有研究虽不乏精品，但低水平的所谓‘研究’却也占据了相当比例。这种研究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严重影响了中医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准，使其整体研究状况与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之间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中医文化研究重点应从过去“回溯性”研究，转向到解决中医发展的现实问题中来。

2.3研究队伍有待提高

由于中医文化研究者来自众多学科领域，受学科视野限制，学者们往往选择自己熟悉的问题，运用自己的学科方法开展研究，而缺乏文化整体视野的观照。目前中医文化研究主体，一是中医药学者，一是文史哲学者。中医药学者研究中医文化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但部分研究者由于缺乏人文理论素养，不熟悉文化研究方法，导致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医学层面，而未能够深入到中医文化内核。而一些文史哲工作者长于文化研究方法，但缺少必要的中医学知识储备，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文化表层，未能切入中医内部。两个研究主体由于处在不同学科领域，缺乏必要的交流、沟通与理解，所以培养一批热爱中医文化事业、具备深厚中医文化功底的中医文化专职研究队伍刻不容缓。

2.4引导作用未充分发挥

中医文化研究时间不长，在没有统一的理论范式引导下，对中医文化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并没有取得统一认识，许多问题尚处于见仁见智的阶段。《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2号)提出，要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并将其提高到与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并列并重地位。中医文化的作用在于引导，但由于学术内涵研究不足、实践研究不够，其在引领中医教育、医疗、科研、保健、产业与对外交流合作方面的作用发挥不尽理想。

3加强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建议

3.1加强学科内涵研究，厘清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学科关系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是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尽管目前对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的认识趋同，但如何从中医文化本质、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分层界定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界定既不能广泛无边，否则难以体现中医文化特色;也不可过于狭窄，否则难以起到引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作用。界定中医文化内涵，除了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系外，还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中医药学科的关系，厘清中医文化与中医文献、中医史、中医基础理论等学科的界限，在保持为其他学科提供文化背景、思想源泉与发展动力的前提下，保持和维护学科自身的特色与独立性。

3.2聚焦重大需求，解决中医文化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中医文化研究涉及面广，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本学科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同时还需要解决中医药传承传播领域重大实践问题。在中医文化学科理论问题研究中，除了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外，还需要解决中医科学性、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医学思维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中医文化需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着力点应放在中医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上。

3.3加强中医文化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中医文化专门人才

化学学科论文范文第6篇

按照以上对文化产业学的学科属性的理解和文化产业学科体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文化产业学学科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当前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为文化产业的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氛围和条件。相关研究机构纷纷成立，文化部先后授予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基地”的称号，多所研究机构都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学术中心。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中国文化产业三十人论坛《、中国文化报》的《文化产业周刊》《、中国文化发展报告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蓝皮书》《、光明日报》的中国文化产业高峰对话及中国文化产业年度人物推选等等，都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中具有全国影响的事件，不仅推出了一批学术研究成果，而且也推出了一批从事文化产业研究具有一定影响的学者，更重要的是搭建了政（政府）产（产业）学（教学）研（研究）对话、互动、促进的平台，显示出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蓬勃生机。当然，在文化产业学科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如同文化产业发展本身显示出的“泡沫”现象一样，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也同样存在盲目上马、基础不稳、定位不准、培养模式同质化、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与现实需求脱节等现象。第一，作为交叉型学科，文化产业相关学科之间常常相互分离、融合不足。如前所述，文化产业学是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创意学科群之间的化学融合而不是简单的物理相加，但目前部分文化产业研究者仍然简单地用原来的学科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化产业，体现出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上的某些局限性。例如其中源自人文学科的一些研究往往缺乏量化手段，使得文化产业研究缺乏经济学基础；而源自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则又可能缺乏对文化特殊性、文化创意性的差异认知。而在人才培养和课程设置上，许多学校还只是将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创意学的不同模块简单组合，缺乏真正学科交叉之后所产生的学科范式和人才培养模式。事实上，文化产业经济学，并不是文化学与经济学的简单相加，版权经济、文化折扣、外部利益等等体现的恰恰是文化产业特有的经济学特征。第二，作为新兴学科，文化产业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研究还比较薄弱。该领域的研究者目前大多以文化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等人文学科学者为主，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学者介入相对较少，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都比较偏向于文本研究和社会研究传统，文化产业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还缺乏深入分析。到目前为止，虽然文化产业的概论性、描述性著作出版了多部，但对文化产业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国情下文化产业的经济学研究仍然比较零散和肤浅，比如对政府、企业、市场的关系以及版权经济特点、文化产业规制、国际文化贸易、文化产业投融资规律、文化产业整合与产业结构、文化市场特性、科技创新的文化价值等等方面的研究，可以说都远远不能满足文化产业发展对理论研究的迫切需要。第三，作为应用型学科，文化产业学科的针对性和实践性不足。目前文化产业研究和人才培养，主要的学术力量仍然大部分来自于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文化产业的实践结合还严重不足。据对15所开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院校的统计，实践课程平均学分数为25，总学分平均数为168，实践课程占总学分的平均比例仅为15％②，缺乏经济管理学科那种比较悠久和成熟的产、学、研互动的基础和机制，导致文化产业学科的人才培养有可能学非所用、学用脱节，不能完全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甚至出现一方面产业界对能够打通文化与产业界限的人才需求如饥似渴，另一方面教育界培养的文化产业毕业生却难以找到相应的对口工作，以至于有人调侃说：文化产业有前途、文化产业最缺人的说法在现实面前似乎没有得到证明③。应该说，文化产业学科作为应用型学科，如果缺乏实践领域的呼应、检验、互动，很难体现出学科的生命力。因此，重视学科的交叉性，不仅强调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创意之间的学科结合，更要强调对文化的产业性和产业的文化性的整体认识；重视学科的创新性，在回答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同时，形成文化产业的基础理论、研究范式、研究概念和研究方法；重视学科的应用性，在学科与文化产业发展的互动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假设新问题，预期新问题。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化产业学科建设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产业的学科建设的确还刚刚起步，未来任重道远。

二、当前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现状的分析

任何学科都具有双重使命，一方面是形成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另一方面则是培养与本学科定位相一致的人才。文化产业学科从1993年开始设文化艺术管理本科目录，1998年开始设置相关的公共事业管理之后，上海交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艺术学院、中央文化干部管理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山西大学等高校都先后在相关专业招收与文化产业管理有关的文化管理、文化艺术事业管理等本科专业方向的学生。2004年，教育部又批准了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云南大学等全国重点高校开办文化产业管理专业。2005年，中央财经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山东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等高校和两所独立学院也相继开办了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之后，全国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专科性大学和学院纷纷开设与文化产业、文化管理相关的专业和方向，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开办与文化产业管理有关的学科专业的高校已超过70所。在文化产业学科中“，文化产业管理”由于应用性强、人才培养需求突出，成为了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最多、发展最快的专业方向，相关人才培养几乎涵盖了高等教育的所有层次，有的学校培养专科、本科等应用技能型人才，还有学校培养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综合性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师范类院校（如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艺术类院校（如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专业院校（如北京印刷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都纷纷加入到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行列中。目前国内的文化产业相关学术机构和专业方向（包括文化产业管理、文化产业经济学、艺术管理、传媒管理、制片管理等等）主要分布在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等众多不同的一级学科中，甚至也包含在财经院校、外语院校、旅游院校、体育院校的相关更加专业的学科中，成为了高校发展最快的新兴专业群之一。这既是教育专业自身不断整合与分化的结果，也是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产生的回应。目前各个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上大多处在“自选动作”的试验阶段。有关研究考察了17所样本本科院校的教学计划或人才培养方案，发现各学校的专业建设往往受到所依托学科的影响，课程设置差异很大：中央财经大学着重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相关的课程，华东政法大学则强调法学类的课程，山东大学的课程重点在如何使文化资源变为文化资本，中央戏剧学院重视剧团和剧院的管理，北京舞蹈学院重点加强国际艺术经营与交流等等。这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学校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不同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文化产业课程体系、建设体系还不够完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高校任课教师的“因人施教”和学科的“娘家”背景。正如该研究报告所说：“专业人才储备严重不足，有些专业教师尽管在学科的大背景上与文化产业管理是相契合的，但也存在一个学科转向的问题；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素质拓展三大教学体系尚不健全，尤其是实践基地的建设严重滞后于人才培养的需要。”④

三、对我国当前文化产业学学科建设的建议

文化产业作为一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出现的新兴交叉学科的历史相对短暂，学科的交叉性又使学科的边界比较模糊，但是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产业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重要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都越来越明显，这都促使要强化学科建设的自觉性和整体性，推动文化产业学学科建设的高水平发展。应该说，这种发展需要一定的学术积累和知识积淀，也需要人才培养的更长时期的探索和总结。而当下最紧迫的是：为学科建设的发展奠定基础，包括学科目录的基础、学术组织和学科平台的基础、人才培养的基础。

（一）设置相应的文化产业学科目录名正才能言顺。学科目录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是学科定位的基础性工作。文化产业作为交叉学科，它的学科归属一直存在争议——既可以设在经济学或者管理学学科中，也可以设立在文化创意学科群中。目前文化产业学科大多分散置于各传统学科的分类下，文学、艺术学、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之中都分别自设了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方向，比如艺术学科中的艺术管理、企业管理中的文化产业、经济学中的传媒经济学、电影学中的制片管理、戏剧学中的剧院管理等等。艺术管理、影视制片等存在于艺术学，传媒经济、传媒经营与管理、广告学等存在于新闻传播学，体育产业管理等存在于体育学，旅游管理存在于旅游学等等。学科设置的归属比较复杂，难以形成比较统一的学科组织、学科规范和学科共同体。因而，在学科目录设置上，考虑到文化产业学科的这种重叠、交叉的特点，以及学科内部所需要的逻辑性，将文化产业学从所有学科中完全独立出来比较困难，也未必必要——因为文化产业如果脱离了各交叉学科的背景支撑，可能会更加势单力薄。因而，我们可以考虑将文化产业学的相关分支，分别设立在经济学、管理学以及相关的文化创意学科中，各个不同分支相互依存，形成一种交叉性的学科集群。在这样的思路下，可以考虑在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13745-2009）》中，原来的“39630管理学”目录下，新增“文化产业管理”；“48790经济学”目录下，新增“文化产业经济学”；“45760艺术学”目录下，新增“艺术管理”“，54860新闻学与传播学”目录下，新增“传媒管理与经营（”替代原有内涵和外延都相对狭窄的“新闻事业经营与管理”）。具体学科设置如下所示。以上学科，既基本满足了文化产业学科的覆盖要求，又尊重了学科发展的传统和历史，同时也体现了交叉性的特点。而在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这一高校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指导目录中，建议可以在经济学门类中，将“文化产业经济学”设置为“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在管理学门类中，将“文化产业管理”列为一级学科；在艺术学门类中，将“艺术管理”列入一级学科；在文学门类中，将“传媒经济与管理”列为新闻传播学的二级学科。具体设置如下所示而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颁布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目录中，目前文化产业相关的方向也散见于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以及综合类之中，实际上也可以考虑在现有的22个大类之外，增加“文化事业与产业”的大类，将分布在各个学科中的文化产业、经营、管理相关的课题集中起来，使申报、评审的学科标准、学术评价相对一致。除马列—科社、党史—党建、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教育学、体育学、心理学、国际问题研究等22大类之外，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单列，其中包含文化法规与政策、文化公共管理、公共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产业管理、传媒经济与管理、艺术管理、文化市场等相关内容。以上的学科划分，既满足了目前大多数文化产业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也符合文化产业的交叉学科特征；既考虑了学科属性上的共同性，也考虑到了学科发展的差异性；既在科研组织上可以操作，也在人才培养方向上可以定位，从而体现出既有差异又有共性的一个交叉的文化产业学科集群。

（二）成立相应的文化产业学术和教学组织学科平台是学科逐渐走向成型的重要标志，也是学科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条件。首先，建议成立“中国文化产业学会（或研究会）”。文化产业研究和教学的快速发展，对全国性的学科协调、组织平台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过去几年，自发组织建立的“全国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建设联席会议”是文化产业学科的主要信息沟通平台，联席会议除了组织信息交流活动之外，缺乏常设性的稳定的组织形态，也不能承担经常性的组织联络功能，难以对学科发展提供持续支撑。我们建议应该尽快成立全国文化产业学会，组织学术活动、集合学术力量、沟通学术信息、规范学术研究、协调学科建设，条件具备时，可以编辑出版“文化产业研究”学术期刊，推动全国文化产业研究的发展。其次，建议组建“文化产业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已有近百所大学设有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和方向，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材建设等等都需要通过全国性教学协调机构来组织交流、研讨和提供相应的指导。教育部可以尽快组建文化产业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加强文化产业相关学科的教学经验交流，推进全国文化产业相关学科的教学规范化建设，组织文化产业核心课程的教材编写，强化文化产业师资的培训培养，提高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三）探索独特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模式文化产业对人才的需求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因而文化产业学科需要设计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既应该包括学历、学位教育，也应该包括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既要培养从事管理运营的行业高端人才，从事行业研究的学术专门人才，也要培养实践性强的职业实用人才。在本科阶段，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已在管理学目录下设置了“120210文化产业管理（注：可授管理学或艺术学学士学位）”，应该说已经能够基本满足本科教育的需要，不同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划分为不同的专业方向，如制片管理、剧院管理、演艺经纪等等。特别是应该根据文化产业发展对学科交叉的高端应用人才的需求，增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硕士”学位，与1251工商管理、1252公共管理、1253会计、1254旅游管理、1255图书情报、1256工程管理等并列，面向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甚至法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招收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复合人才。文化产业管理是一门实践性强、多学科交融的应用型学科。文化产业专业硕士的培养，既符合文化产业自身的学科特点，也符合文化产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面向行业发展需求，开办文化产业专业硕士项目，是当下文化产业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适应新媒介环境进行全球传播发展，强化经济学、管理学、创意学科以及与信息学科的融合，重视实践教学、案例教学，强化产、学、研互动，推动业界、学界的密切结合，为文化产业培养高端管理人才研究生符合文化产业的学科定位和培养目标定位。建议在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积极试点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博士的培养，强化文化产业高级人才的经济学背景。

（四）加强对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规律的研究从目前对文化产业需求的调查、高校人才培养现状的分析、国际相关学科人才培养经验的借鉴来看，当前中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应遵循自己的一些学科规律。第一，在人才培养目标上重视学科共性与专业个性、学科普遍性与学校特色的结合。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必须在文化产业经济学、管理学的共同基础之上，不同的学校根据资源、需求和整合条件，确定自己人才培养的定位和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特色。对于包含领域广泛、涉及行业众多的文化产业来说，人才培养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出学科特色和专业品牌。部分院校在这方面已经开始有了比较成功的探索，如上海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等院校都充分结合了该校师资、教学优势以及人才培养传统，设立了影视管理、舞台策划、戏剧管理、会展策划、音乐管理等有特色的专业，在专业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机制和教学模式上，都形成了一定的优势。第二，在教学内容上重视学科的交叉性，真正完成多学科的融合。文化产业作为交叉学科，不能仅仅是经济学、管理学、文学、艺术学课程的简单相加，而是要开设一系列从经济学、管理学角度去研究文化产业的课程，使各学科真正在交叉中融合《。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产业管理学》《、文化产业市场学》、《文化产业国际贸易》这些基本课程，要体现出交叉学科的特殊性和创新性，培养学生从经济学、管理学视角去理解文化产业，同时也需要学生从文化特性的角度去看到文化产业。第三，在培养体系上，形成通才与专才、高端人才和专门人才的不同层次。如果说文化创意人才主要仍然需要由传统的文学、艺术相关学科培养，文化技术人才主要还是由信息科学、工程技术等相关学科培养，那么文化产业学科则主要是培养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人才。这类人才包含两个不同层次。一是通用性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主要包括文化产业公共管理、文化产业投融资、文化产业项目策划、文化企业管理、文化品牌管理、文化市场营销、版权经济管理、文化法规政策、国际文化贸易等等方向。二是文化产业各分支领域的专门人才，如制片管理、美术品经营、演艺经纪、会展策划、影院管理、剧场管理等等。前者可以考虑培养硕士、专业硕士，培养目标是文化产业的高级策划管理者，甚至还可以培养少量的从事文化产业研究和教学的博士研究生；后者则以本科、高职为主，主要培养职业化的专门人才，并与文化行业的直接需求密切结合。第四，在课程和教材建设上，逐渐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从国内外的教学实践以及文化产业对就业人员的知识结构需求来看，文化产业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包括：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产业管理学、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文化产业市场学、创意学、统计与调查、财务管理等等。此外，文化产业价值评估、整合营销、广告策划与创意、国际文化贸易、新媒体传播、创新与创业、项目管理、案例分析、实践工作坊等等也都应该是重要的课程选项。而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专业定位，还应该开设一些特色的、指向性的案例课程和训练课程，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第五，在办学思路上，重视文化产业学科的本土特色和地域特色。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有自己特殊的背景。5000年以上的悠久文化传统、多民族国家、地大物博文化多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化改革、意识形态惯性等等，都决定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两个特点：中国特色和地域特色。因此，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了解中国国情、历史阶段、地域文化，培养熟悉当地文化、了解区域市场，同时又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更好地服务于本土包括地方的文化事业和经济发展。这既能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促进本地文化产业的发展，又能为人才培养带来某种“不可替代”的竞争力和差异性，是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

化学学科论文范文第7篇

一以有机化学实验为起点

培养本科生科研素质从以上参与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的学生中，组建本科学生课外科研兴趣小组，长期指导学生进行课外科研实验、资料查阅、实验设计、学生课题申请、论文撰写、课外学术作品竞赛和考研辅导等一系列的提高学生科研素质为目的的活动。在教师的合理引导下，在笔者所进行教改的2个实验班中，实验组有多达18名同学主动强烈要求进入教师的科研实验室参与课外科研活动。由于学生的课余科研活性以不影响学习为前提，因此笔者随后挑选了14名成绩中等及以上的同学，分成了2组，在一年二期的时候分别进入了两个不同实验室。与笔者以往通过其它途径所带的课外兴趣小组的学生相比，这些学生思想动机总体相对较端正，除了5个学生由于急功近利、功利思想较强等原因而中途流失外，其它学生一直踏踏实实，完成了多个环节的课外科研活性内容，坚持到大四完成毕业论文。在进入实验室初期，这些学生跟着老师或不同研究生学习一些最基本的实验技能，同时也参与研究生的文献检索、实验设计、汇报等工作。经过一个学期的锻炼后，尽管有专业知识的限制，但是由于学生的主动积极进取学习，大部分同学已经掌握了所在实验室的基本实验技能，熟悉了所在实验室专业中文期刊的检索，也初步懂得了简单实验的研究方案、技术路线的设计。经过一年的培养后，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设计并进行了独立的科研实验。在二年二期的时候，利用前期实验结果，指导学生撰写并积极申报省、校级大学生创新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完成时指导学生撰写科研学术论文，利用取得的科研成果指导学生参与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等竞赛。以上完成的学生科研课题同时可以作为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由于科研课题在大三基本完成，因此，在大四时学生可以全身心的投入考研或者其它与就业相关的个性化活动中。通过三年多的课外科研活动及组队参与挑战杯作品竞赛，学生的潜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仅培养增强了学生进行实验设计、动手操作和论文撰写等方面的科研能力，也锻炼提高了学生的自制力、毅力、团队协作等方面的能力，整体综合素质较高。例如，首先组队的两组学生中先后申请并完成了三项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项目和多项校学生科研项目；同时也发表了学生第一作者的论文或会议论文3篇；其中一组学生的作品获得了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由于毕业论文是几年积累的结晶，这些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整体水平较高，避免了目前普遍存在的本科毕业论文来自于教师科研成果的“拿来主义”。其次由于小团队有自己的目标和信念，大部分同学都能够至始至终坚持利用课外时间进行充电，其中有3个同学从大学一年二期到三年二期暑假，每个寒暑假都能留在实验室做实验，每个寒暑假只休息两周时间。再次，在所带教的学生中，学生的学习成绩总体不是特别好，只有一人次拿过一等奖学金，但由于综合素质强，在研究生考试中脱颖而出，有5人考取了硕士研究生，其中有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各一名（整个学院当年考取985学校研究生仅仅3名）。

二小结与重点

院校相比，由于一般院校药学本科学生总体科研素质相比较弱，如何个性化的提高一般院校药学本科生的科研素质是非常重要的课题。笔者通过小范围的以有机化学实验教学为基础/起点培养一般院校药学本科学生的科研素质的探索，能够充分发掘出具有科研潜质的学生，并激发出了学生在科研方面的潜能，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一般院校药学本科生进行科研“早教”提供一定的参考。

作者：吴建章 单位：温州医科大学药学院

化学学科论文范文第8篇

以改造人为宗旨，不断推进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是新世纪中国监狱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的重要战略举措，这一战略的稳步实施，有赖于监狱工作从各个层面上广泛推行，其中，作为监狱工作最集中概括和全过程表现的狱政管理，其科学化程度如何，不仅从根本上制约着狱政管理自身的质量与效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监狱工作的科学化乃至法制化、社会化。所以笔者认为，推进监狱工作的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首要之义在于狱政管理科学化。

一、狱政管理科学化的内涵

狱政管理是监狱工作的基本内容，所谓狱政管理科学化，是指狱政管理在科学理念指导下，从狱政管理的内在规律出发，顺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要求，综合运用现代科学理论知识、现代科学技术方法与手段，不断作用于对罪犯的惩罚与改造，促进行刑活动经济和行刑效应的最大化。狱政管理科学化是狱政管理的工作目标，更是一个过程，它的内容、要求及其实现所标定的内涵与中国监狱工作的传统、现在以及未来发展状态下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所以狱政管理科学化具有相对性。在应然性上，它不应该仅是一种对狱政管理工作的前瞻，还应当是监狱工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应然状态。其中最核心的因素有两个方面，即科学的狱管理理念和实事求是的狱政管理精神。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和求真。“科学就是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参见刘尧《关于教育评价学理论体系的思考》[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__年第3期，第91-93页。)“我们可以最广义的把科学定义为理性活动。”（刘尧《教育评价及相关概念之辩析》[j]《中国教育评估》20__年第3期，第16-19页。）科学进化的历程就是理性分析取代盲目崇拜的结果。狱政管理的科学化，就是要使狱政管理工作首先合于理性，我们的狱政管理工作从工作开始时的组织设计一真到最终的结果核审，每个环节都应处于理性的指导和控制下；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强调的科学态度。哲学家罗素指出：“科学的实事求是，是指把我们的信念建立在人所可能做到的不带个人色彩、免除地域性及气质偏见的观察和推论之上的习惯。”（陈新汉著《社会评价论》[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会，1997年版第153页。）狱政管理科学化的又一层含义就是我们的狱政管理工作应该不因人异、不因地差地做我们能够做到、应该做到、不可以不做、必须做好的工作。两个核心因素是狱政管理科学化的统领，决定着狱政管理科学化的各个具体方面：

1、狱政管理思想的科学化。狱政管理思想要与人类刑罚文明的进程相一致；要从片面强调与管治思想向富有人性化的管理与服务思想转变；要符合现代科学发展的新要求；要在传承传统、扬弃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2、狱政管理机制的科学化。狱政管理的机制要根据这一工作的发展要求，合理设置各个层级的管理机构；优化人员配置组合；专职化人员工作职责；科学地划分职能权限，做到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各司其职、职能互补。

3、狱政管理程序的科学化。在自由刑的整个行刑过程中，狱政管理发挥着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激励和控制等作用，贯穿于行刑过程的始终。因此，必须设计合理的管理流程，制定科学的管理程序，保证狱政管理的运作效应。

4、狱政管理手段与方法的科学化。狱政管理要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步伐，理性借鉴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中具有普适性的手段与方法，运用于对罪犯的安全防范、三分工作、信息处置和激励管理，强化管理效能，提高管理水平。

二、狱政管理科学化的价值

我们所以致力于狱政理科学化，不仅是当前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而且为监狱工作今后发展走向所要求。

1、狱政管理科学化是监狱工作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举措。“三个代表”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思想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集体智慧的凝聚。它源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实践，又高于实践，必将对社会主义今后的建设事业产生重大的指导意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发展社会主义监狱事业，必然要求我们在监狱工作中，率先以狱政管理为着力点，本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管理是生产力”的真理性认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进狱政管理科学化，使狱政管理在监狱工作中最具典型性、最有代表性地生动体现监狱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最直接地实践“三个代表”的第一要求。

2、狱政管理科学化是监狱开展政治文明建设成就的集中概括。党的十六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这是我们党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目标之后，提出的又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明建设系统工程。这里的政治文明，是指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人类在政治活动中形成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结构、政治活动、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有益成果。在国家由一元结构的政治社会转向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二元并存的结构格局以来，政治社会拥有的公共行政管理的文明问题受到了 社会的广泛关注。狱政管理是社会公共行政管理的一个部分，也是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组成部分，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的管理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公民，而是被我们称之为弱势群体的罪犯公民。文明管理是狱政管理的一项原则。从政治文明的高度解读狱政文明管理，就是要求我们对罪犯的狱政管理制度科学；运作罪犯改造的环境净化、设施先进；监狱人民警察执法公正、文明、科学；罪犯合法权益得到尊重与切实保障。狱政管理科学化既是狱政文明管理的前提，也是狱政文明管理的内容与载现。

3、狱政管理科学化是刑罚经济的必然要求。刑罚经济是与自由刑相伴生的一种刑罚要求，特别是在教育刑融入自由刑行刑过程之后，怎样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实现由社会、受害人与侵害人权益构成的复合正义，如何保证罪犯必然受到法定惩罚，同时也只受到法律该当的惩罚，并在刑罚的过程中，最充分地实现罪犯的再社会化一直成为引人重视的刑罚话题。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主张：“为了不使刑罚成为某些人对其他公民施加的暴行，从本质上来说，刑罚应当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的、同犯罪相对称并由法律规定的”。（[意]贝卡利亚著《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刑罚经济是对刑罚活动的一种定性要求，其实质就是刑罚谦抑的价值理念。刑罚经济也是对效能的设定。它否定低效能的刑罚活动，主张把法定的、该当的刑罚恰如其分地施加于受刑人。如何做到刑罚的谦抑与保证刑罚的效能，一个最基本的方面就是推进狱政管理科学化，以科学的狱政管理活动与过程、严格依法行刑、杜绝法外施刑；合理使用行刑资源，杜绝资源浪费；兼顾复合正义，防止惩罚与改造的过剩与不足，从而保证惩罚与与改造的质量，达致行刑效率的最优化。

4、是适应当代国际人权斗争的迫切需要。罪犯的权益维护与保障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国与国之间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方面。新中国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在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仍企图以罪犯人权为借口，动辄向我国进行政治发难。为了适应国际人权斗争的迫切需要，我们应当大力推进狱政管理科学化，以富有人文色彩的监狱环境、富有人道的狱政管理、富有人性的罪犯改造、富有成效的改造效果，向世人展示我们对罪犯的权益保障并不仅仅停留于对罪犯基本权益的当前维护上，而是立足久远，从长计议，由特殊公民向普通公民延伸，以人性化改造为举措，向罪犯改造要权益，向改造效果要保障，以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改好率，回应西方对我国的人权攻击，蠃得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的主动。

三、狱政管理科学化的基础与突破口

新中国以来的狱政管理，以科学管理为原则，在狱政制度、管理思想、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管理环境等方面，积极进行了大量狱政管理科学化的实践探索。以今天的科学视角来研读这种历史的探索活动，也许这些活动从总体上都还只是有待于科学演变的事物，但其中不乏狱政管理的积极成果。如依法、严格、科学、文明的狱政管理原则；在罪犯改造问题上的“三象”要求；改造罪犯的“三个延伸”；对罪犯进行“三分”的工作；为正确奖惩罪犯进行的记分考核；创建特殊学校与监狱区文化建设；《监狱法》的出台；现代化文明监狱建设；警民联防的社会化安全防范机制等，继承与吸收这些有益因素，正是我们今天讨论狱政管理科学化的基础与平台。

当然，我们更应当清楚，当前的狱政管理科学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狱政管理工作的高标杆定位，是对狱政管理工作突破传统与现状的新要求，因此要理性地审察狱政管理工作的传统与现状，找到狱政管理科学化实践的突破口。

1、狱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虽然取得了不少制度成就，但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得狱政管理活动中的人治权威影响仍难根除。依法治监必须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强调法治、履规，排斥着人治、任意。但少数民警不认真思考如何依制度办事，依规范管理，却总是努力营造个人权威，习惯于自己说了算，以人治代替法治。法治被曲解为是用法的威严去治、去吓犯人、去树、去立自己的威信。

2、监狱的器物建设经过现代化文明监狱创建活动的洗礼，虽然有了一定的改善，但监狱物态包括建筑与设施离现代科学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科学含量偏低。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不少监狱条件仍很简陋，硬件设施不足、监控条件简单，现代科技手段如闭路电视监控、红外线报警系统、计算机网络管理只闻其名、不见其影。二是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一些监狱建筑与设施在追求物质现代化的同时，并没有做到与现代行刑理念相同步。在人类刑罚史上，刑罚理念创新推动的每一次刑罚变革，如宾洲制、奥本制以及我国清末的监狱改良活动，都首先体现在监狱建筑设计的革新上。我国当前监狱建筑的每幢楼房都包含了许多功能，但组合而成的建筑群从整体上看，封闭有余，显现的主要是监狱安全这个重中之重的地位，而罪犯由获得阳光的天赋权利而生成的户外活动权却缺少应有的建筑设计；各个监狱建筑虽有功能上的分工，但是这些分工不能适应罪犯类型分类、分级处遇的需要，在一个监狱，尽管有若干监区、分监区的划分，而监狱建筑只能体现出罪犯分类和分级处遇的一般性。

3、监管安全工作抓得非常着实，但存在的着这样几个需要突破的方面：一是安全理念问题。为了保证监狱的改造安全，狱政管理过程中，有些监狱偏重于监狱安全的静态性，只许罪犯“规规距距”，人为地阻却民警与罪犯的在许多情况下的良性互动，忽视了监狱安全的本质在于动态性，以及对于绝大多数可改造和求改造的罪犯而言，秩序与安全，其实也是他们的需要，他们可以也应当是自觉维护秩序与安全的一种力量。二是安全资源配置问题。为了实现静态的安全，一些监狱不惜成本、不计代价，让民警严防死守，天天警钟长鸣。安全固然重要，需要确保，在适量资源发挥作用足以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过量地投入资源、混杂资源的效用，不仅会带来资源的浪费，而且会造成内耗。三是防范重点的问题。在不少监狱“管人头”防逃跑的措施设施相当得力和完好的情况下，罪犯的逃跑已实现多年的零指标，安全防范工作尚未能及时由防逃跑转向防罪犯安全生产事故、罪犯人际矛盾突发重大事件、以及罪犯心理异常突发重大事件。四是制防缺乏应有的地位。安全防范工作，监狱一般重在人防、物防、技防，对制度防范的价值认识不足。相对于人防、物防、技防来讲，制防是工作的前提与基础，也是人防、物防、技防能够协调运行的保证。目前，在整体上，监狱缺少具有系统性的安全防范工作制度，《监狱法》对安全防范工作的认识仅止步于警戒。

4、罪犯的考核与奖励，定量计分，量化考核，而量化的科学性不足。我国当前对罪犯考核与奖励的依据主要是百分制考核，以计分考核确定改造成绩，以改造成绩决定行政与刑事奖励。考核的量化便于把工作做得精细，但并不是每一项考核都可以量化，如罪犯思想改造，只适宜定性分析，不适合量化考核，人为给定分数易于带来弄权与主观随意性。罪犯的 劳动改造分应占有适当的比例，但不能一味地唯劳动数量与质量是举。劳动的数量与质量可以与罪犯对监狱经济的贡献价值正相关，不能完全体现出罪犯真实的改造程度。监狱组织罪犯劳动，首先不是为了经济效益，而是基于改造的需要，因此在劳动的过程中，罪犯的劳动改造评价除了定量考察他的劳动数量与质量外，还应定性考察他的劳动态度、劳动技能、身体状况。另外，罪犯奖惩时，同样的改造成绩，在不同的地区会产生不同有时还相差较大的改造奖励，这让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同样的法律规制在不同地区不同人员的操作下，就会有评判结果的非同质化呢？

5、罪犯劳劳动改造过程中的生产管理是促进劳动改造效果的重要手段，但唯生产的管理在变相地蚕食着生产过程中的狱政管理。监狱生产是为服务罪犯劳动改造需要而实施的改造形式，监狱生产在客观上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但这不应是监狱生产的指标追求。充其量只应在生产成本上尽可能地进行成本节约，避免浪费。然而当前监狱出于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生产的任务非常繁重。狱政管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主要帮助着监狱生产，并在向生产管理异化。狱政管理所肩负的对罪犯的惩罚与矫正、养成任务，变相地体现为劳动的强制与繁重、劳动岗位的适应、狱内劳动技能的提高，而罪犯的罪错意识转变、非常态行为的矫正、社会化思想与行为的养成，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与训练。

6、“三分”是对狱政管理科学化的积极探索，但“三分”流于表层，有待于细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监狱开始了分类改造罪犯的实践探索，并逐步总结形成了“分押分管分教”的“三分”工作。“三分”工作为狱政管理的科学化提供了思想基础，但迄今为止的“三分”工作在“分”的问题上显得过粗。罪犯分类只能从性别、年龄和刑期上进行感性分类，在一个具体的监狱，无法根据罪犯的素质、危险状况组织实施理性的分层。没有这样一个前置的理性分层，罪犯的分管其实只能还是一体化管理，体现不出管理的层次。分教工作同样要取决于对罪犯的科学分类。目前监狱一般只能从文化教育方面，根据罪犯文化程度的差别分别进行文化教育，无法针对具体的犯罪类型进行专门性的思想行为疏导与矫正。

7、罪犯权益的尊重与保障是狱政管理的热点、难点，也是警囚矛盾在狱政管理中的焦点。狱政管理应当切实维护罪犯应有的合法权益，但什么是罪犯的应有合法权益，仅靠法律列举是不足以详尽概述清楚的，本着自然法的法则，许多权益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就应当有权，但是许多公民权利是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当自由不在身边时，这些权利的行使就发生了困难，如罪犯的婚姻权。然而由于法律没有明文剥夺这种权利，所以又无法说罪犯不享有这些权利。实践中，不仅不同的监狱对些权利有着不同的态度，社会与监狱之间也会在一些权利有无的问题上存在理解差距。维护罪犯权益，还存在观念上的障碍。国家可以通过立法，禁止监狱法外施刑、可以通过法律要求民警不作为以尊重和维护罪犯权益，但有不少罪犯权益需要通过民警的积极作为才能实现，如罪犯合法的私有财产权、罪犯的婚姻家庭权，有什么能够保障民警一定积极作为呢？在观念上，一些民警把狱政管理的“人道”理解为“仁道”，对罪犯的权益不是给予应有的尊重与保障，而是出于一种怜悯心理，凭着自已的主观意愿“大方的施舍”，这就易使罪犯权益成为说不清、道不明；可能有、可能无；有时有

、有时无的东西。

四、狱政管理科学化的建议

1、加强立法研究、完善监狱法制。狱政管理科学化应当依法管理且有法可依。1994年的《监狱法》，尽管在监狱法制史上具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它的单行并仓促出台，使得这部狱法在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矛盾，导致狱政管理虽然有法，但有法难依。要加强监狱法的立法研究，完善监狱法制。

一是要对现行监狱法的内容结构进行研究，妥善调整解决刑罚执行、教育改造与狱政管理由于内容分章产生的地位并列的矛盾。这里有必要强调，狱政管理的外延是最宽广的，它内含着刑罚执行与教育改造。刑罚执行与教育改造从来都不具有脱离狱政管理系统的单列性。我们应当反思，为什么近年来的教育改造会成为“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一种改造手段？其原因既和监狱的教育改造条件相关，与生产劳动繁忙有关，也和教育改造工作走出狱政管理部门另立门户的实际不无关联。二是尽快出台《监狱法实施细则》，以便对《监狱法》释疑解惑。由于《监狱法》立法的不周密、不详尽，许多条文规定的内容容易在实践中产生歧义，如“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让人很难把握，因而离监探亲、假释等激励措施使用的概率很低。因为罪犯的人身危险性总是和一定的环境条件相联系，罪犯在狱内的人身危险性评定结论并不能完全代表他离开监狱后的人身危险性程度。三是对狱政管理活动进行实践总结，把其中的一些为过去的单行条例规定，但《监狱法》中没有相关条文的做法吸收进《监狱法》，如“严管”，在全国各地的狱政管理过程中，都在使用这种管理措施，但由于《监狱法》在罪犯行政奖惩的内容中未对此加以规定，因而严管成了有管理实用性但没有法律根据性的做法。四是在司法改革基础上，着眼于刑事执行一体化，研究制定统一的刑事执行法，结束多头行刑的格局，全面规范行刑过程中的所有狱政管理活动。这里要注意突破狱与刑的界限，狱与刑不仅具有指称的互异性，也具有指称的同一性。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行刑社会化时代已经到来，在社区矫正的条件下，狱已不再有形，而刑实实在在。狱政在社区中演绎成刑务，实质上刑务就是社区内的狱政。

2、整合素质信息、做细罪犯分类。素质是个人先天遗传与后天努力共同作用的状态，是体现个人思想行为状况的标尺。罪犯素质是罪犯思想行为状况变化的晴雨表，重视罪犯素素质信息的整合加工，有利于我们做深做细罪犯分类工作。要从罪犯入监到罪犯出监的整个过程，根据罪犯分类的需要，采用个别谈话法、行为观察法、笔试测验法、心理测量法、技能测定法、身体检查法、社会调查法等方法，分阶段进行罪犯素质测定，广泛采集罪犯个体各方面的素质信息，及时进行综合分析评判，以素质状况为依据，对罪犯在感性分类的基础上，再作理性的分层。这样做，不仅便于狱政管理以层为面集中管理；也有利于狱政管理以罪犯个体素质为着陆点，使矫正、养成与激励能够对准罪犯素质缺陷，有的放矢。

因为罪犯所以犯罪，往往不是因为所有素质都低才导致了犯罪，可能是一两方面的素质问题就决定了他的犯罪下场，改造罪犯，就必须改变这种素质缺陷，分类罪犯，必然就必须对素质状况有所考虑。

3、合理利用资源，促进监管安全。监管安全是监狱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惩罚与改造罪犯的前提与基础。只有首先确保了监管安全，才能在改造人上下功夫。我们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监管安全。但监管安全又是狱政管理工作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是工作运行的一种动态环境。所以在资源的配置上，就存在理性对待监管安全的问题。我们固然要全力保障监管安全，要有足量的资源投入，但又必须是合理配置、适量投入且应当理性利用。否则，过多地将有限的监狱工作资源投入到监管安全防范中，必然影响着监狱其他工作的开展。现实中，监狱工作在安全防范上耗费的人力资源过多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防范监管安全存在着非理性做法。加强罪犯的教育、引导、激励、让罪犯在安全中互助与自助，应当作为安全防范的手段，不能把罪犯整体都看成监管安全的破坏因素，真正破坏监管安全的只可能是其中 的少数。可以有重点地对少数危险分子加级防范，必要时，专设监区或分监区，进行专门集中关押，专人专职看守，避免安全防范力度的平均化。我们还要认识到安全百分百，这只能是我们的需要与追求，但能不能做到、能不能长期保持，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制约，让监狱不发生任何事故，在现实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做到的是应当尽可能控制安全问题的发生，而不是妄想全面杜绝所有的安全问题。

化学学科论文范文第9篇

以改造人为宗旨,不断推进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是新世纪中国监狱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的重要战略举措,这一战略的稳步实施,有赖于监狱工作从各个层面上广泛推行,其中,作为监狱工作最集中概括和全过程表现的狱政管理,其科学化程度如何,不仅从根本上制约着狱政管理自身的质量与效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监狱工作的科学化乃至法制化、社会化。所以笔者认为,推进监狱工作的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首要之义在于狱政管理科学化。

一、狱政管理科学化的内涵

狱政管理是监狱工作的基本内容,所谓狱政管理科学化,是指狱政管理在科学理念指导下,从狱政管理的内在规律出发,顺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要求,综合运用现代科学理论知识、现代科学技术方法与手段,不断作用于对罪犯的惩罚与改造,促进行刑活动经济和行刑效应的最大化。狱政管理科学化是狱政管理的工作目标,更是一个过程,它的内容、要求及其实现所标定的内涵与中国监狱工作的传统、现在以及未来发展状态下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所以狱政管理科学化具有相对性。在应然性上,它不应该仅是一种对狱政管理工作的前瞻,还应当是监狱工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应然状态。其中最核心的因素有两个方面,即科学的狱管理理念和实事求是的狱政管理精神。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和求真。“科学就是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参见刘尧《关于教育评价学理论体系的思考》[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__年第3期,第91-93页。)“我们可以最广义的把科学定义为理性活动。”(刘尧《教育评价及相关概念之辩析》[j]《中国教育评估》20__年第3期,第16-19页。)科学进化的历程就是理性分析取代盲目崇拜的结果。狱政管理的科学化,就是要使狱政管理工作首先合于理性,我们的狱政管理工作从工作开始时的组织设计一真到最终的结果核审,每个环节都应处于理性的指导和控制下;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强调的科学态度。哲学家罗素指出:“科学的实事求是,是指把我们的信念建立在人所可能做到的不带个人色彩、免除地域性及气质偏见的观察和推论之上的习惯。”(陈新汉着《社会评价论》[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会,1997年版第153页。)狱政管理科学化的又一层含义就是我们的狱政管理工作应该不因人异、不因地差地做我们能够做到、应该做到、不可以不做、必须做好的工作。两个核心因素是狱政管理科学化的统领,决定着狱政管理科学化的各个具体方面:

1、狱政管理思想的科学化。狱政管理思想要与人类刑罚文明的进程相一致;要从片面强调与管治思想向富有人性化的管理与服务思想转变;要符合现代科学发展的新要求;要在传承传统、扬弃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2、狱政管理机制的科学化。狱政管理的机制要根据这一工作的发展要求,合理设置各个层级的管理机构;优化人员配置组合;专职化人员工作职责;科学地划分职能权限,做到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各司其职、职能互补。

3、狱政管理程序的科学化。在自由刑的整个行刑过程中,狱政管理发挥着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激励和控制等作用,贯穿于行刑过程的始终。因此,必须设计合理的管理流程,制定科学的管理程序,保证狱政管理的运作效应。

4、狱政管理手段与方法的科学化。狱政管理要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步伐,理性借鉴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中具有普适性的手段与方法,运用于对罪犯的安全防范、三分工作、信息处置和激励管理,强化管理效能,提高管理水平。

二、狱政管理科学化的价值

我们所以致力于狱政理科学化,不仅是当前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而且为监狱工作今后发展走向所要求。

1、狱政管理科学化是监狱工作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举措。“三个代表”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思想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集体智慧的凝聚。它源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实践,又高于实践,必将对社会主义今后的建设事业产生重大的指导意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发展社会主义监狱事业,必然要求我们在监狱工作中,率先以狱政管理为着力点,本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管理是生产力”的真理性认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进狱政管理科学化,使狱政管理在监狱工作中最具典型性、最有代表性地生动体现监狱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最直接地实践“三个代表”的第一要求。

2、 狱政管理科学化是监狱开展政治文明建设成就的集中概括。党的十六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这是我们党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目标之后,提出的又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明建设系统工程。这里的政治文明,是指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人类在政治活动中形成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结构、政治活动、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有益成果。在国家由一元结构的政治社会转向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二元并存的结构格局以来,政治社会拥有的公共

行政管理的文明问题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狱政管理是社会公共行政管理的一个部分,也是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组成部分,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的管理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公民,而是被我们称之为弱势群体的罪犯公民。文明管理是狱政管理的一项原则。从政治文明的高度解读狱政文明管理,就是要求我们对罪犯的狱政管理制度科学;运作罪犯改造的环境净化、设施先进;监狱人民警察执法公正、文明、科学;罪犯合法权益得到尊重与切实保障。狱政管理科学化既是狱政文明管理的前提,也是狱政文明管理的内容与载现。 3、狱政管理科学化是刑罚经济的必然要求。刑罚经济是与自由刑相伴生的一种刑罚要求,特别是在教育刑融入自由刑行刑过程之后,怎样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实现由社会、受害人与侵害人权益构成的复合正义,如何保证罪犯必然受到法定惩罚,同时也只受到法律该当的惩罚,并在刑罚的过程中,最充分地实现罪犯的再社会化一直成为引人重视的刑罚话题。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主张:“为了不使刑罚成为某些人对其他公民施加的暴行,从本质上来说,刑罚应当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的、同犯罪相对称并由法律规定的”。([意]贝卡利亚着《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刑罚经济是对刑罚活动的一种定性要求,其实质就是刑罚谦抑的价值理念。刑罚经济也是对效能的设定。它否定低效能的刑罚活动,主张把法定的、该当的刑罚恰如其分地施加于受刑人。如何做到刑罚的谦抑与保证刑罚的效能,一个最基本的方面就是推进狱政管理科学化,以科学的狱政管理活动与过程、严格依法行刑、杜绝法外施刑;合理使用行刑资源,杜绝资源浪费;兼顾复合正义,防止惩罚与改造的过剩与不足,从而保证惩罚与与改造的质量,达致行刑效率的最优化。

4、是适应当代国际人权斗争的迫切需要。罪犯的权益维护与保障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国与国之间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方面。新中国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在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仍企图以罪犯人权为借口,动辄向我国进行政治发难。为了适应国际人权斗争的迫切需要,我们应当大力推进狱政管理科学化,以富有人文色彩的监狱环境、富有人道的狱政管理、富有人性的罪犯改造、富有成效的改造效果,向世人展示我们对罪犯的权益保障并不仅仅停留于对罪犯基本权益的当前维护上,而是立足久远,从长计议,由特殊公民向普通公民延伸,以人性化改造为举措,向罪犯改造要权益,向改造效果要保障,以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改好率,回应西方对我国的人权攻击,蠃得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的主动。

三、狱政管理科学化的基础与突破口

新中国以来的狱政管理,以科学管理为原则,在狱政制度、管理思想、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管理环境等方面,积极进行了大量狱政管理科学化的实践探索。以今天的科学视角来研读这种历史的探索活动,也许这些活动从总体上都还只是有待于科学演变的事物,但其中不乏狱政管理的积极成果。如依法、严格、科学、文明的狱政管理原则;在罪犯改造问题上的“三象”要求;改造罪犯的“三个延伸”;对罪犯进行“三分”的工作;为正确奖惩罪犯进行的记分考核;创建特殊学校与监狱区文化建设;《监狱法》的出台;现代化文明监狱建设;警民联防的社会化安全防范机制等,继承与吸收这些有益因素,正是我们今天讨论狱政管理科学化的基础与平台。

当然,我们更应当清楚,当前的狱政管理科学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狱政管理工作的高标杆定位,是对狱政管理工作突破传统与现状的新要求,因此要理性地审察狱政管理工作的传统与现状,找到狱政管理科学化实践的突破口。

1、狱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虽然取得了不少制度成就,但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得狱政管理活动中的人治权威影响仍难根除。依法治监必须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强调法治、履规,排斥着人治、任意。但少数民警不认真思考如何依制度办事,依规范管理,却总是努力营造个人权威,习惯于自己说了算,以人治代替法治。法治被曲解为是用法的威严去治、去吓犯人、去树、去立自己的威信。

2、监狱的器物建设经过现代化文明监狱创建活动的洗礼,虽然有了一定的改善,但监狱物态包括建筑与设施离现代科学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科学含量偏低。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不少监狱条件仍很简陋,硬件设施不足、监控条件简单,现代科技手段如闭路电视监控、红外线报警系统、计算机网络管理只闻其名、不见其影。二是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一些监狱建筑与设施在追求物质现代化的同时,并没有做到与现代行刑理念相同步。在人类刑罚史上,刑罚理念创新推动的每一次刑罚变革,如宾洲制、奥本制以及我国清末的监狱改良活动,都首先体现在监狱建筑设计的革新上。我国当前监狱建筑的每幢楼房都包含了许多功能,但组合而成的建筑群从整体上看,封闭有余,显现的主要是监狱安全这个重中之重的地位,而罪犯由获得阳光的天赋权利而生成的户外活动权却缺少应有的建筑设计;各个监狱建筑虽有功能上的分工,但是这些分工不能适应罪犯类型分类、分级处遇的需要,在一个监狱,尽管有若干监区、分监区的划分,而监狱建筑只能体现出罪犯分类和分级处遇的一般性。

3、监管安全工作抓得非常着实,但存在的着这样几个需要突破的方面:一是安全理念问题。为了保证监狱的改造安全,狱政管理过程中,有些监狱偏重于监狱安全的静态性,只许罪犯“规规距距”,人为地阻却民警与罪犯的在许多情况下的良性互动,忽视了监狱安全的本质在于动态性,以及对于绝大多数可改造和求改造的罪犯而言,秩序与安全,其实也是他们的需要,他们可以也应当是自觉维护秩序与安全的一种力量。二是安全资源配置问题。为了实现静态的安全,一些监狱不惜成本、不计代价,让民警严防死守,天天警钟长鸣。安全固然重要,需要确保,在适量资源发挥作用足以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过量地投入资源、混杂资源的效用,不仅会带来资源的浪费,而且会造成内耗。三是防范重点的问题。在不少监狱“管人头”防逃跑的措施设施相当得力和完好的情况下,罪犯的逃跑已实现多年的零指标,安全防范工作尚未能及时由防逃跑转向防罪犯安全生产事故、罪犯人际矛盾突发重大事件、以及罪犯心理异常突发重大事件。四是制防缺乏应有的地位。安全防范工作,监狱一般重在人防、物防、技防,对制度防范的价值认识不足。相对于人防、物防、技防来讲,制防是工作的前提与基础,也是人防、物防、技防能够协调运行的保证。目前,在整体上,监狱缺少具有系统性的安全防范工作制度,《监狱法》对安全防范工作的认识仅止步于警戒。

4、罪犯的考核与奖励,定量计分,量化考核,而量化的科学性不足。我国当前对罪犯考核与奖励的依据主要是百分制考核,以计分考核确定改造成绩,以改造成绩决定行政与刑事奖励。考核的量化便于把工作做得精细,但并不是每一项考核都可以量化,如罪犯思想改造,只适宜定性分析

,不适合量化考核,人为给定分数易于带来弄权与主观随意性。罪犯的劳动改造分应占有适当的比例,但不能一味地唯劳动数量与质量是举。劳动的数量与质量可以与罪犯对监狱经济的贡献价值正相关,不能完全体现出罪犯真实的改造程度。监狱组织罪犯劳动,首先不是为了经济效益,而是基于改造的需要,因此在劳动的过程中,罪犯的劳动改造评价除了定量考察他的劳动数量与质量外,还应定性考察他的劳动态度、劳动技能、身体状况。另外,罪犯奖惩时,同样的改造成绩,在不同的地区会产生不同有时还相差较大的改造奖励,这让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同样的法律规制在不同地区不同人员的操作下,就会有评判结果的非同质化呢? 5、罪犯劳劳动改造过程中的生产管理是促进劳动改造效果的重要手段,但唯生产的管理在变相地蚕食着生产过程中的狱政管理。监狱生产是为服务罪犯劳动改造需要而实施的改造形式,监狱生产在客观上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但这不应是监狱生产的指标追求。充其量只应在生产成本上尽可能地进行成本节约,避免浪费。然而当前监狱出于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生产的任务非常繁重。狱政管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主要帮助着监狱生产,并在向生产管理异化。狱政管理所肩负的对罪犯的惩罚与矫正、养成任务,变相地体现为劳动的强制与繁重、劳动岗位的适应、狱内劳动技能的提高,而罪犯的罪错意识转变、非常态行为的矫正、社会化思想与行为的养成,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与训练。

6、“三分”是对狱政管理科学化的积极探索,但“三分”流于表层,有待于细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监狱开始了分类改造罪犯的实践探索,并逐步总结形成了“分押分管分教”的“三分”工作。“三分”工作为狱政管理的科学化提供了思想基础,但迄今为止的“三分”工作在“分”的问题上显得过粗。罪犯分类只能从性别、年龄和刑期上进行感性分类,在一个具体的监狱,无法根据罪犯的素质、危险状况组织实施理性的分层。没有这样一个前置的理性分层,罪犯的分管其实只能还是一体化管理,体现不出管理的层次。分教工作同样要取决于对罪犯的科学分类。目前监狱一般只能从文化教育方面,根据罪犯文化程度的差别分别进行文化教育,无法针对具体的犯罪类型进行专门性的思想行为疏导与矫正。

7、罪犯权益的尊重与保障是狱政管理的热点、难点,也是警囚矛盾在狱政管理中的焦点。狱政管理应当切实维护罪犯应有的合法权益,但什么是罪犯的应有合法权益,仅靠法律列举是不足以详尽概述清楚的,本着自然法的法则,许多权益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就应当有权,但是许多公民权利是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当自由不在身边时,这些权利的行使就发生了困难,如罪犯的婚姻权。然而由于法律没有明文剥夺这种权利,所以又无法说罪犯不享有这些权利。实践中,不仅不同的监狱对些权利有着不同的态度,社会与监狱之间也会在一些权利有无的问题上存在理解差距。维护罪犯权益,还存在观念上的障碍。国家可以通过立法,禁止监狱法外施刑、可以通过法律要求民警不作为以尊重和维护罪犯权益,但有不少罪犯权益需要通过民警的积极作为才能实现,如罪犯合法的私有财产权、罪犯的婚姻家庭权,有什么能够保障民警一定积极作为呢?在观念上,一些民警把狱政管理的“人道”理解为“仁道”,对罪犯的权益不是给予应有的尊重与保障,而是出于一种怜悯心理,凭着自已的主观意愿“大方的施舍”,这就易使罪犯权益成为说不清、道不明;可能有、可能无;有时有

、有时无的东西。

四、狱政管理科学化的建议

1、加强立法研究、完善监狱法制。狱政管理科学化应当依法管理且有法可依。1994年的《监狱法》,尽管在监狱法制史上具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它的单行并仓促出台,使得这部狱法在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矛盾,导致狱政管理虽然有法,但有法难依。要加强监狱法的立法研究,完善监狱法制。

一是要对现行监狱法的内容结构进行研究,妥善调整解决刑罚执行、教育改造与狱政管理由于内容分章产生的地位并列的矛盾。这里有必要强调,狱政管理的外延是最宽广的,它内含着刑罚执行与教育改造。刑罚执行与教育改造从来都不具有脱离狱政管理系统的单列性。我们应当反思,为什么近年来的教育改造会成为“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一种改造手段?其原因既和监狱的教育改造条件相关,与生产劳动繁忙有关,也和教育改造工作走出狱政管理部门另立门户的实际不无关联。二是尽快出台《监狱法实施细则》,以便对《监狱法》释疑解惑。由于《监狱法》立法的不周密、不详尽,许多条文规定的内容容易在实践中产生歧义,如“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让人很难把握,因而离监探亲、假释等激励措施使用的概率很低。因为罪犯的人身危险性总是和一定的环境条件相联系,罪犯在狱内的人身危险性评定结论并不能完全代表他离开监狱后的人身危险性程度。三是对狱政管理活动进行实践总结,把其中的一些为过去的单行条例规定,但《监狱法》中没有相关条文的做法吸收进《监狱法》,如“严管”,在全国各地的狱政管理过程中,都在使用这种管理措施,但由于《监狱法》在罪犯行政奖惩的内容中未对此加以规定,因而严管成了有管理实用性但没有法律根据性的做法。四是在司法改革基础上,着眼于刑事执行一体化,研究制定统一的刑事执行法,结束多头行刑的格局,全面规范行刑过程中的所有狱政管理活动。这里要注意突破狱与刑的界限,狱与刑不仅具有指称的互异性,也具有指称的同一性。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行刑社会化时代已经到来,在社区矫正的条件下,狱已不再有形,而刑实实在在。狱政在社区中演绎成刑务,实质上刑务就是社区内的狱政。

2、整合素质信息、做细罪犯分类。素质是个人先天遗传与后天努力共同作用的状态,是体现个人思想行为状况的标尺。罪犯素质是罪犯思想行为状况变化的晴雨表,重视罪犯素素质信息的整合加工,有利于我们做深做细罪犯分类工作。要从罪犯入监到罪犯出监的整个过程,根据罪犯分类的需要,采用个别谈话法、行为观察法、笔试测验法、心理测量法、技能测定法、身体检查法、社会调查法等方法,分阶段进行罪犯素质测定,广泛采集罪犯个体各方面的素质信息,及时进行综合分析评判,以素质状况为依据,对罪犯在感性分类的基础上,再作理性的分层。这样做,不仅便于狱政管理以层为面集中管理;也有利于狱政管理以罪犯个体素质为着陆点,使矫正、养成与激励能够对准罪犯素质缺陷,有的放矢。

因为罪犯所以犯罪,往往不是因为所有素质都低才导致了犯罪,可能是一两方面的素质问题就决定了他的犯罪下场,改造罪犯,就必须改变这种素质缺陷,分类罪犯,必然就必须对素质状况有所考虑。

3、合理利用资源,促进监管安全。监管安全是监狱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惩罚与改造罪犯的前提与基础。只有首先确保了监管安全,才能在改造人上下功夫。我们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监管安全。但监管安全又是狱政管理工作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是工作运行的一种动态环境。所以在资源的配置上,就存在理性对待监管安全的问题。我们固然要全力保障监管安全,要有足量的资源投入,但又必须是合理配置、适量投入且应当理性利用。否则,过多地将有限的监狱工作资源投入到监管安全防范中,必然影响着监狱其他工作的开展。现实中,监狱工作在安全防范上耗费的

化学学科论文范文第10篇

摘要：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斯诺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文中提到了“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以及这两种文化的分裂对社会是种损害的问题。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针对于“斯诺命题”的讨论，斯诺认为产生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对专业化教育的过分推崇，因此他主张通过教育改革这种分裂。然而针对斯诺问题，许多科学家和教育家都将科学史视为连结两种文化的一座重要的桥梁。不管是哪种解决办法，科学与人文的分裂都引起了我们深刻地反思，这种反思对整个世界的发展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两种文化的分裂确实给我们带来了现实性的问题。

关键词：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人文文化；分裂；科学史

斯诺于1905年出生于英国，他早先的名气来源于他的小说，即1932年的侦探小说《船帆下的死》 、1934《探索》 、1940至1970年间十一卷的《陌生人与兄弟》相继问世，由于他的这些小说，斯诺的声望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巅峰。在这段时间中，斯诺在1959年的里德演讲中发表了《两种文化》的演讲，借以之前小说的所引起的名望，斯诺的这次演讲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在此次演讲中，他从他既作为作家又作为科学家的双重工作环境出发讨论了在这两种群体之间，他们的才智接近、种族相同、社会出身差别不大、收入相差不多，但却几乎没有沟通，从而指出他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知识生活日益被分化为两级群体。其中，一级是文学知识分子，而另一极是科学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认为在这两级存在者一条互不理解的鸿沟。

1.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的提出

斯诺关于“两种文化”的演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然而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问题并不是斯诺首次提出的。1936年美国科学史学家萨顿在他的《科学与新人文主义》中，指出科学与人道主义之间已经存在着严重的隔阂，而这种隔阂将会使整个人类文明受到伤害。萨顿认为：人文主义者他们忽视科学所给世界带来的改变，他们对科学无动于衷，视而不见，而科学主义者他们忽视他们对美和知识的财富漠视，认为艺术家和历史学家是毫无用场的梦想家，他们两者都过分夸大了自己对社会所起到的作用，而忽视了对方所带来的影响。应该说萨顿是提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发生分裂的先驱，然而人们更着重于萨顿对科技史的贡献，萨顿所提出的科技与人文的分裂其主要目的在于引出科技史，他重点强调科技史的桥梁作用。因此萨顿提出的分裂并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分裂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以至于激烈的讨论是得自于斯诺的《两种文化》。

斯诺除了把注意力集中在因其他声名大噪的写作里，同时他也关心科学在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对政治的影响，这种关心时刻体现在他的生活中，他从他的生活中观察周围的各个领域的人从而发现两种文化的分裂的现象。“两种文化”的思想第一次公开表述则是在1956年10月的《新政治家》上，这篇短文对两种文化的表述比里德演讲时更清晰，其实里德演讲的大部分句子就是从这篇文章中几乎原封不动的移用过来的。

斯诺命题的提出与当时社会的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19世纪中期英国已经是个工业化国家，1937年大选“国民政府”大胜，国民政府领导英国慢慢走出了经济危机，英国在世界各国工业中第一个走出危机也是第一个出现复苏现象。1939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英国美国法国参与了反法西斯战争并取得胜利，但英国损失巨大，社会各种矛盾逐渐凸显，一系列重大的综合性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不仅涉及人文社会科学，而且还涉及自然科学，更多的还涉及它们两者的综合。斯诺认为他有可能解决这种分裂，因此他写了一系列文章，特别在《两种文化》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斯诺早里德演讲中指出：“我此前说过这种文化分裂不仅仅是英国的现象，也存在于整个西方世界。但是似乎有两个原因使这种现象在英国更加明显。一个是我们对教育专业的狂热信仰，比起世界上东西方的任何国家都要根深蒂固，另一个是我们倾向于社会形态的具体化，我们越想消除经济的不平等，这种倾向就表现得越强而不是越弱，在教育上尤其如此，这意味着像文化分裂这种现象一旦建立起来，所有的社会力量不是促使其减弱，而是使它变得更僵化。”所以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我们谈到了它提出的根源，然而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2.科学与人文的分裂的历程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可以说是从近代开始的。正如我们所知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与人文并没有分裂，从个人对专业的掌握中就可以看出，例如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斯吉塔拉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毕达哥拉斯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 ；布鲁诺 ，意大利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等等许多人都是身兼科学和人文的大家，但是到近现代西方哲学中这种包罗万象也受到了很大的批判，近代科学开始注重科学的实用性、工具性，文艺复兴的出现也是人们过于关注人的自觉性、主动性，这一时期的学者将文学和历史等文化方面的文献作为新的研究重点。这是种人文主义和世俗主义的觉醒使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更加加速进行。

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都来源于19世纪30年代，它们是近代西方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大体来说科学主义思潮产生于近代西方的经验主义思潮，人本主义思潮史渊源于近代的理性主义。众所周知，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经历了从培根、霍布斯的唯物主义转向贝克莱的主观经验主义，又转换为休谟的不可知论的演化进程。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思潮就是休谟的不可知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实证主义的主要特征有：坚持“拒斥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原则，把一切知识局限于经验范围，拒绝讨论经验以外的问题；推行科学主义力图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方法推广应用于一切人文主义学科领域，因而被称为人本主义。欧洲大陆的人本主义渊源于近代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或唯理论，康德的先验论的批判哲学是欧洲理性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他在吸收休谟的不可知论思想的同时，通过对先验范畴与统觉范畴等的提出，强调了人的主体性。黑格尔则把理性主义进一步辩证法化，而费希特等人则把客观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转自主观唯心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则是这种非理性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这两大思潮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都有各自的发展。其总的来说还是以对立的两发展下去，但也不乏有趋近的趋势。

这种分裂不仅体现在哲学思潮上的对立，还有人们对与科学的认识，由于科学的专业化给人们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们都忘记了古代科技与中世纪科技的奠基性作用，由于古代和中世纪科技并没有过于关注维护人们的利益和给人们带来财富，因而人们在谈到科技史时，大多数人想到的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实验科学和数学知识，以及它无穷无尽的应用成果。科学的专业化使人们已经不具有可以充分认识以前那种综合性知识的基础。人们自觉地将自然界作为人类的研究对象忽视了它与人的关系，作为近代唯物主义和实验科学的鼻祖的培根就强调提高人类的力量，使自然在人的面前彻底成为“对象”，失去与人的情感依赖关系，认为自然可以与人相剥离，完全成为工具和对象，这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已发展的根据。正是得益于这种方法，才有了伽利略的自然的数学化，从自然地数学化我们可以看出自然已经成为一种工具化的对象。而人文主义的发展越来越背离科学，人文主义主要强调人的作用，认为人的发展完全由于自己，与其他自然科学无关。这样的认知是科学和人文之间产生越来越大的鸿沟。近代之前的那种百花齐放式的发展也渐渐消逝。

3.将科学与人文连结的尝试

萨顿在其《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中谈到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并且提出解决办法。萨顿认为旧人文主义者剥离了科学，只强调人的作用，他说“对于旧人文主义者的唯一治疗办法是使他认清科学的真正意义，它在文化上的远远超出了它的全部应用价值的价值，而最好的做法是给他讲授科学史。对于科学家的唯一治疗办法是让他仔细思考过去，全部过去，尤其是集中于它的前辈为文明的发展所做的那些努力”和“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主要文化需要。这肯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人们值得为此付出它所需要的代价。”所以说，在萨顿看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连结要通过科学史。

把科学史作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联结者的首要提出者就是科学史之父萨顿，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也特别将科学史实验性地应用于通识教育中去，而在他之后著名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家库恩的新科学史观与专业的科学史及其学科所蕴含的意义在于它们改变了人们对科学本质的看法，开辟了通往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道路。20世纪5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科学是教授霍尔顿编写了一部面向文科生的物理学教材《物理科学的概念和理论的导论》这本书的独到之处就是利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来向学生阐释物理科学的本质；1962年有霍尔顿和一些教育家科学史家参与的“哈佛物理教学改革计划”和此计划的产物，都是利用科学史和人文主义趋向的教材应用与物理教学中；除此之外，生物科学界也提倡科学史教育。之后柯南特在哈佛大学解开科学史与科学教育相结合的序幕，其影响力扩展到了欧美各国。70年代，美国物理学家成立了物理史分会；到了80年代，国际上与此相关的计划与报告相继提出。例如英国的国家课程改革，丹麦的国家学校课程等。以上的种种都是大家认为科学史教育是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裂的解决办法。然而除此之外，斯诺又提出了与之不大相同的解决办法。

斯诺在其《两种文化》中谈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当然就是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他说“当务之急不是向传统表示尊敬，而是向美国和苏联的教育体系去谦虚的学习，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正在调整他们的教育，以适应20世纪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出斯诺在寄希望于第三种文化的出现。斯诺在其《再看两种文化》中指出“说第三种已经存在可能为时尚早，但我现在确信它即将到来。当它来的时候一些交流的障碍将最终被软化，因为这一文化为了要发挥作用必须说科学术语。”为了更好地实现第三种文化的教育，斯诺在其短暂的政府任职期间，他为推进高等技术学院的建立发挥的重要的作用。例如，60年代初，斯诺竭力赞成建立新的大学，1963年斯诺还批准了罗宾逊报告的扩张原则，同时斯诺的作品一直在鼓吹新兴知识精英，特别是受过科学训练的管理者，“新阶级”的美德，他们不会被传统的社会态度所阻挠。

斯诺不是第一个提出两种文化分裂的人，但他是第一位使得这种问题得到大家热烈讨论的人。大家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些看法已经得到了实施甚至正在实施。但是作为当今的人，我们可以品评前人所做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出，前人的付出都或多或少的增进了两种文化的联系，但是两者文化当中仍然存在着分裂，已经经历了近七八十年的努力，前人所期盼的结果仍没有达成，我们不能忽略前人的努力，甚至批判他们所带来的或多或少的变化。因为一个事物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改变，我们是否可以从另一给角度出发，认为它们存在必然有他们存在的理由，换言之就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裂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们的分裂有其存在的理由，它们的分裂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4.对于科学与人文分裂问题的反思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裂问题所引起的讨论到现在仍在激烈的演绎，然而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原因，我们承认实验科学的发展使自然对象化成为人类的工具缺乏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观；人本主义的观点又太自我为中心化，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性的解放，忽视了科技所谓人类带来的变化。这两种观点只能使科学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渐行渐远，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了它们各自所谓人类带来的改变。

可以说，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带来的不仅仅是弊病，其分裂所引起的专业化对社会发展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例如近代实验科学发展及相关的工业革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科学的专业化使科技人才更加精、专、达，带来了一些人们无法想象的科学创新，也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例如医学上的创新使很多疑难杂症已经成为过去，天文上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地球之外的星系等等方面不胜枚举；人文主义的发展也是人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不单单的靠命运，信鬼神来解决一些问题，人类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自觉能动性，从而改善了自己生活。斯诺说过：“两种主题、两种学科、两种文化或这个更广泛地说两种星系的冲突应该能产生创造性的机会。在人类思维的活动历史上，一些突破正是来源于这种冲突。”

然而我们并不提倡两种文化的绝对对立，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科学被人们功用化，人们不光用科学改变生活环境，还有一些人用科学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人们普遍地认为只有为人谋得福利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才是有用的，一些纯科学的科学大可不必为之，这使得科学家们成为了一些人赚钱和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而有些科学家也趋之若鹜，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与责任；而人文主义被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从文化上改变人们的人性，例如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所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对人文文化的滥用。

我只能说科学的工具化只能是我们的世界越来越缺乏人文关怀，而应该作为人类精神文明象征的人文文化已经成为部分政权者们控制人类思想的工具，把人们的思想导向他们所需要的方向，从而使人们缺乏个性而被同化。

综上所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裂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的，它们的分化给人们带来了各方面的好处，然而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其弊端，因此，科学的发展要和人文的发展不仅要有对立，而且还要出现统一的方面。科学的发展要受人文主义的监督，人文主义要认识到科技所带来的作用，这样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强调使两者同一，同一其实是一种倒退。

参考文献：

[1]（英）C.P.斯诺 著，陈克艰、秦小虎 译.两种文化[M].2003版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2]刘兵、江洋 著.科技史与教育[M].2008年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3]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M].第十九章2003年版

化学学科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物态变化、科学探究。

科学的核心是探究，教育的重要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发展，科学课程应当体现这两者的结合，突出科学探究的学习方式。美国1996年初了第一个国家科学课程标准，其核心是科学探究。英国、日本、新西兰等国，科学探究也都成为科学课程的核心。我国教育部制定的《科学（7-9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的“总目标”中，提出了“增进对科学探究的理解，初步养成科学探究的习惯，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分目标”中更是将“科学探究”列在首位。科学探究作为一种让学生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学习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初中如何开展探究式学习？我认为，初中阶段可以从学科内较为简单的探究式学习入门，以教师组织学生开展有知道的探究式学习为主，为后续学科或高中高层次的探究式学习做好准备和衔接。教师应筛选出那些适宜开展探究式学习的内容。

初中刚开始学习物理，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思维能力还较浅薄时就接触到“物态变化”这一章，他们概念多，过程复杂，特别是吸热、放热过程难以区分，用于解决生活实际时较困难。如果这一章学不好，也许学生就对物理失去兴趣和信心。因此教师不能只应用常规方式教学，这样学生多是课上明白，课下死记硬背，又回到“雾里”，不能达到从“雾里----悟理----物理”的学习真谛。因而我教学中，在常规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又应用了探究式教学，下面是探究的过程：

一、准备工作：

教师教学知识上的准备：为了让学生在课堂上探究物态变化的吸热、放热过程，教师应把什么是物态、什么是物态变化、物体存在都有什么状态等基本概念介绍给学生。

知识准备：学生预习什么是溶解、凝固、汽化、液化、升华、凝华、六个基本概念。

实验仪器准备：每两个学生为一组自备材料和工具，准备演示其中的一种物态变化，必要时学生可向教师借实验室的工具和仪器装置。此项工作教师必须进行统筹规划，以免实验的内容雷同太多。为了激发学生兴趣，还可以在活动中设立“最新奇、最能说明道理、最佳协作奖”等奖项。因为此项工作关系到整个教学的效果，所以教师要做好到位的指导。如做好安全教育，做好协作教育等。教育学生“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苹果,那么，你和我仍然是各有一个苹果,但是，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思想，那幺我们每个人将各有两种思想”,大文豪肖伯纳的这些话道出了协作的真谛.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协作学习都优于个别学习。协作学习不仅有利于学生个体的思维能力、学习业绩等的提高，还有利于学生以乐观态度对待学习内容，在与他人交往中相互尊重。

二、课上探究：

每两组之间相互演示，并分析是什么物态变化过程及是吸热、放热。我深刻的体会到，充分发挥学生的动手、思考能力，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感到疲倦、厌倦。正如牛顿善于继承前人的成果,这是和他的奋发好学、勤于思考分不开的。有人问牛顿是怎样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他回答说：“靠不停的思考”（3）（Bythinkingonitcontinually）。问题的解决，特别是有创意的问题要“靠不停地思考”不是单单靠课堂上45分钟就能完成的，“素质教育”并不排除勤奋刻苦，刻苦学习也不等同于大量做题，关键是要乐于思考，肯钻研、有创新。最后，评出较好、并可重复做的一组，给全班演示并讲解。

从实践的角度看，协作学习不仅指不同学生研究问题，还包括不同科目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启发，特别是“3+x”的高考模式对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那么在教学中除了夯实本学科的基础，还要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各种能力。包括思考创新、动手操作、论述总结等。

三、评奖：

为了这一节课，有很多学生都动了脑筋。为了使学生的付出得以承认，老师的许诺得以实现，全班进行了严肃的评奖。

本次课上学生共准备了各种实验二十个，其中有3组是重复的，有8个是书上的事例，如冰融化为水的溶解过程、把水加热汽化为水蒸汽的过程、水蒸气遇到较凉的玻璃片液化为水的过程、把水涂在身上水汽化为气体的过程、灯泡内钨丝的升华和凝华过程等，在实验的基础上学生很容易分析出物态变化到底是吸热还是放热。

有个学生的实验很有创意。他要探究凝固过程是吸热还是放热。看到书上水凝固成冰的实验，他认为虽然把一杯水放到冰箱内就可以了，但在课堂上不好实施。于是他就点燃蜡烛，然后让蜡油滴到放在手上的薄纸上，由于手感觉到有些热，所以他得出结论：手吸热所以觉得热，即在此同时，油滴在放热。结论就是：液体凝固成固体，需要放出热量。

有个学生的设想非常的合理，推理非常正确。不但用实验讲解了液体汽化要吸热，还想说明为什么100℃的水蒸汽比100的水对人的伤害性更强。他在化学老师那里借来沸点很低只有20几℃的化学药品，用酒精灯对其加热，我们能观察出汽化需要吸热。然后他让同学去试是同温度的液体和气体那个对人的伤害更大。然后他还进行了推理，得出100℃的水蒸汽比100℃的水对人的伤害性更强。（当然，在每个学生实验之前，教师都要进行审查，以保证学生的安全。）

四、成果的展示：

在我的指导下，学生对自己的实验进行了小小的改进，进而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动手动脑”大赛，并获得了很好的成绩。虽然只是校级的比赛，但学生获了奖也非常高兴。更令人兴奋的是由于这次课的成功，很多学生从此喜欢上了物理，而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五、教学感想：

物理学习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教学环境，学生要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动手（实验）动脑（解决问题），探究式学习就是一种理想的教学方法。实践证明，在实施“探究式学习”时，必须把握好以下三个原则：

以学科知识为主导、逐步推进的原则。探究式学习分为课内和课外两个方面，“探究式学习”教改实践还刚刚开始，所以要先从学科内的课堂知识为突破口，逐步向课外知识延伸、拓宽。

以学生为主题、师生互动的原则。教师还缺乏“探究式学习”的案例积累，学生也缺乏“探究式学习”的经验，教师必须以积极的姿态介入，教师要善于创设问题情景，提供探究途径，引导学生思维，但不要代替学生的自主探究。

全面关注的原则。教师既要关心学生学会了哪些课本知识，也要关心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得到哪些课外知识和收获，既注意学生智力因素的提高，也注意其意志品质、社会责任、合作精神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既重视知识达成的显形成果，也重视科学态度、问题意识、探究能力等隐性成果。

感受与问题：在探究性学习的教学中，还有一些其它问题和观点现陈述如下：

探究性学习需要教师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学习环境，学生的想法即使与标准答案不一致也应得到理解和尊重。没有一个有利于教学创新的课堂教学评价环境，在那种刻板僵化、追求形式、面面俱到的课堂教学评价模式的压力下，很难想象一个教师在课堂上会真正聚焦于学生实际的学习生活、教室里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的质与量。

我们要提倡“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学术观念，让学生树立自信心，使学生产生内动力，推动学生进步，体验成功。所以，探索研究性学习的方法，就要随时把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作为构建创新教学模式来探索、研究，并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并始终为不同能力层次的学生提供宽松的多元化的自主发展机会，在课堂上不能有“你的回答不对”、“你的答案是错误的”之的语言。取而代之的是“你能不能再补充一下”、“你能再换个角度分析一下？”等等。因为表扬是人的高级需要，学生需要表扬，要根据他的分析找出那些是正确的，先给予肯定，以鼓励他积极参与和敢于回答问题的精神，再请同学们帮助他补充和完善。这一点对于那些学习差的学生更为重要，使他们也能感受到“胜利的快乐”，从而树立起了自信心。给学生创造出一个人人都积极探索、主动参与、独立创新的优化环境。

参考文献：

1、陈建。科学史上的探究对科学教育的启示。《物理教师》2002年9月。

2、夏彤。在探索中学会学习。《物理教师》2002年11月。

3、注:这句转引自郭奕玲、沈慧君主编《物理学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7页

化学学科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物态变化、科学探究。

科学的核心是探究，教育的重要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发展，科学课程应当体现这两者的结合，突出科学探究的学习方式。美国1996年初了第一个国家科学课程标准，其核心是科学探究。英国、日本、新西兰等国，科学探究也都成为科学课程的核心。我国教育部制定的《科学（7-9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的“总目标”中，提出了“增进对科学探究的理解，初步养成科学探究的习惯，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分目标”中更是将“科学探究”列在首位。科学探究作为一种让学生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学习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初中如何开展探究式学习？我认为，初中阶段可以从学科内较为简单的探究式学习入门，以教师组织学生开展有知道的探究式学习为主，为后续学科或高中高层次的探究式学习做好准备和衔接。教师应筛选出那些适宜开展探究式学习的内容。

初中刚开始学习物理，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思维能力还较浅薄时就接触到“物态变化”这一章，他们概念多，过程复杂，特别是吸热、放热过程难以区分，用于解决生活实际时较困难。如果这一章学不好，也许学生就对物理失去兴趣和信心。因此教师不能只应用常规方式教学，这样学生多是课上明白，课下死记硬背，又回到“雾里”，不能达到从“雾里----悟理----物理”的学习真谛。因而我教学中，在常规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又应用了探究式教学，下面是探究的过程：

一、准备工作：

教师教学知识上的准备：为了让学生在课堂上探究物态变化的吸热、放热过程，教师应把什么是物态、什么是物态变化、物体存在都有什么状态等基本概念介绍给学生。

知识准备：学生预习什么是溶解、凝固、汽化、液化、升华、凝华、六个基本概念。

实验仪器准备：每两个学生为一组自备材料和工具，准备演示其中的一种物态变化，必要时学生可向教师借实验室的工具和仪器装置。此项工作教师必须进行统筹规划，以免实验的内容雷同太多。为了激发学生兴趣，还可以在活动中设立“最新奇、最能说明道理、最佳协作奖”等奖项。因为此项工作关系到整个教学的效果，所以教师要做好到位的指导。如做好安全教育，做好协作教育等。教育学生“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苹果,那么，你和我仍然是各有一个苹果,但是，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思想，那幺我们每个人将各有两种思想”,大文豪肖伯纳的这些话道出了协作的真谛.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协作学习都优于个别学习。协作学习不仅有利于学生个体的思维能力、学习业绩等的提高，还有利于学生以乐观态度对待学习内容，在与他人交往中相互尊重。

二、课上探究：

每两组之间相互演示，并分析是什么物态变化过程及是吸热、放热。我深刻的体会到，充分发挥学生的动手、思考能力，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感到疲倦、厌倦。正如牛顿善于继承前人的成果,这是和他的奋发好学、勤于思考分不开的。有人问牛顿是怎样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他回答说：“靠不停的思考”（3）（Bythinkingonitcontinually）。问题的解决，特别是有创意的问题要“靠不停地思考”不是单单靠课堂上45分钟就能完成的，“素质教育”并不排除勤奋刻苦，刻苦学习也不等同于大量做题，关键是要乐于思考，肯钻研、有创新。最后，评出较好、并可重复做的一组，给全班演示并讲解。

从实践的角度看，协作学习不仅指不同学生研究问题，还包括不同科目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启发，特别是“3+x”的高考模式对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那么在教学中除了夯实本学科的基础，还要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各种能力。包括思考创新、动手操作、论述总结等。

三、评奖：

为了这一节课，有很多学生都动了脑筋。为了使学生的付出得以承认，老师的许诺得以实现，全班进行了严肃的评奖。

本次课上学生共准备了各种实验二十个，其中有3组是重复的，有8个是书上的事例，如冰融化为水的溶解过程、把水加热汽化为水蒸汽的过程、水蒸气遇到较凉的玻璃片液化为水的过程、把水涂在身上水汽化为气体的过程、灯泡内钨丝的升华和凝华过程等，在实验的基础上学生很容易分析出物态变化到底是吸热还是放热。

有个学生的实验很有创意。他要探究凝固过程是吸热还是放热。看到书上水凝固成冰的实验，他认为虽然把一杯水放到冰箱内就可以了，但在课堂上不好实施。于是他就点燃蜡烛，然后让蜡油滴到放在手上的薄纸上，由于手感觉到有些热，所以他得出结论：手吸热所以觉得热，即在此同时，油滴在放热。结论就是：液体凝固成固体，需要放出热量。

有个学生的设想非常的合理，推理非常正确。不但用实验讲解了液体汽化要吸热，还想说明为什么100℃的水蒸汽比100的水对人的伤害性更强。他在化学老师那里借来沸点很低只有20几℃的化学药品，用酒精灯对其加热，我们能观察出汽化需要吸热。然后他让同学去试是同温度的液体和气体那个对人的伤害更大。然后他还进行了推理，得出100℃的水蒸汽比100℃的水对人的伤害性更强。（当然，在每个学生实验之前，教师都要进行审查，以保证学生的安全。）

四、成果的展示：

在我的指导下，学生对自己的实验进行了小小的改进，进而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动手动脑”大赛，并获得了很好的成绩。虽然只是校级的比赛，但学生获了奖也非常高兴。更令人兴奋的是由于这次课的成功，很多学生从此喜欢上了物理，而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五、教学感想：

物理学习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教学环境，学生要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动手（实验）动脑（解决问题），探究式学习就是一种理想的教学方法。实践证明，在实施“探究式学习”时，必须把握好以下三个原则：

以学科知识为主导、逐步推进的原则。探究式学习分为课内和课外两个方面，“探究式学习”教改实践还刚刚开始，所以要先从学科内的课堂知识为突破口，逐步向课外知识延伸、拓宽。

以学生为主题、师生互动的原则。教师还缺乏“探究式学习”的案例积累，学生也缺乏“探究式学习”的经验，教师必须以积极的姿态介入，教师要善于创设问题情景，提供探究途径，引导学生思维，但不要代替学生的自主探究。

全面关注的原则。教师既要关心学生学会了哪些课本知识，也要关心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得到哪些课外知识和收获，既注意学生智力因素的提高，也注意其意志品质、社会责任、合作精神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既重视知识达成的显形成果，也重视科学态度、问题意识、探究能力等隐性成果。

感受与问题：在探究性学习的教学中，还有一些其它问题和观点现陈述如下：

探究性学习需要教师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学习环境，学生的想法即使与标准答案不一致也应得到理解和尊重。没有一个有利于教学创新的课堂教学评价环境，在那种刻板僵化、追求形式、面面俱到的课堂教学评价模式的压力下，很难想象一个教师在课堂上会真正聚焦于学生实际的学习生活、教室里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的质与量。

我们要提倡“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学术观念，让学生树立自信心，使学生产生内动力，推动学生进步，体验成功。所以，探索研究性学习的方法，就要随时把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作为构建创新教学模式来探索、研究，并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并始终为不同能力层次的学生提供宽松的多元化的自主发展机会，在课堂上不能有“你的回答不对”、“你的答案是错误的”之的语言。取而代之的是“你能不能再补充一下”、“你能再换个角度分析一下？”等等。因为表扬是人的高级需要，学生需要表扬，要根据他的分析找出那些是正确的，先给予肯定，以鼓励他积极参与和敢于回答问题的精神，再请同学们帮助他补充和完善。这一点对于那些学习差的学生更为重要，使他们也能感受到“胜利的快乐”，从而树立起了自信心。给学生创造出一个人人都积极探索、主动参与、独立创新的优化环境。

参考文献：

1、陈建。科学史上的探究对科学教育的启示。《物理教师》2002年9月。

2、夏彤。在探索中学会学习。《物理教师》2002年11月。

3、注:这句转引自郭奕玲、沈慧君主编《物理学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7页

化学学科论文范文第13篇

随着新课程的不断深入，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也在不断更新。它是教师能否适应课程改革的重要因素，也是用好用活教材的基础。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不断变革的今天，新教材在结构安排上凸显了特色，在内容上吸收了国内外先进的教学理念，融进了先进的教学经验，有着以往教材无法比拟的优势。

1.拓宽了知识面，降低了难度。很多学校都是在初三开设化学课，学生初次接触，未免感到生疏。以往的教材，概念繁多，习题难度大，远离学生的生活和实际。很多学生接触化学感到枯燥乏味,对此新教材降低了学习难度，尤其是习题的难度，学生的计算题题量也有所降低。化学教材注意了化学与生活、生产的联系，注意与当前的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等的联系。化学是一门实验学科，又与实际联系紧密，教材注重了化学在实际中的应用。学生学习的难度降低了，但学生学习的知识面却宽了，由于与生活实际联系紧密，又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新教材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新知识，有利于学生基本知识解决解决生活和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更有利于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内容编排科学合理，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化学教材的编排，既考虑到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又兼顾学生的认知规律。由于教材内容的编排科学，主干知识明晰，知识结构间的合理结合，使得学生在初学化学时能够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开展学习，不会感到内容的不适应，反而感到生动有趣。

3.教材语言生动有趣，版面图文并茂。初中生的学习最忌死板的说教和空洞的理论。新教材运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难理解的现象，用生动活泼的语言阐述生活中的现象。学生乐于阅读，在版面设计方面，有图画，有文字说明。图画可观可感，文字说明有感染力。学生打开教材，就会被教材的精美设计所吸引，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4.重视实验教学，趣味性强。化学是实验学科，不能靠学生背化学方程式如背实验步骤来进行化学教学。教材增加实验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可以在实验的天地里去欣赏多姿多彩的实验过程，感受各种实验的妙处。这样有利于帮助学生掌握、理解概念及元素化合物知识，使每一位学生从一开始接触化学就感到化学的趣味性，进而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

教材有着如此的优势，那么，教师该如何发挥教材的优势，充分利用好教材，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呢？学好用好教材是关键。教师必须转变教育教学理念，必须把教材看做本，研究好教材，把握教材的实质，领会教材编写者的意图，通过教材进一步理解新课标。用好教材就是要用活教材。教师必须认识到教材是一个范例，不能就教材教教材，而是要灵活运用教材，活学活用，创造性使用教材，从而用者提高学生的素质。

二、结合初中化学学科教材内容，采用边讲边实验教学法

初中化学学科教材的变化，随之带来的是教学法的改变。教师不能墨守成规一味按照传统的教学方式，忽视学生的自主学习。化学是实验学科，教师不能靠讲实验来让学生学实验，不妨采用“边讲边实验教学法”对学生进行有关概念和理论知识的教学，让学生感到理论知识的学习并不枯燥，是以活生生的实例为基础的。新教材中的一些概念、理论一般编排在元素化合物知识的内容之中，是以鲜明的实验事实引入揭示的。对于这样的教材内容，教师要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走进问题当中，在对问题的探究中具备问题意识，形成探究能力。如果学生对问题感兴趣，就会有学习的内在动力，也就会在教师的引导启发下进行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通过对实验现象和事实的分析、比较、抽象、概括，从而发现、形成概念。

例如，在学习质量守恒定律时，首先由教师演示测定白磷燃烧前后质量变化的实验，然后由学生分组测定白磷燃烧前后质量的变化，通过多组学生的实验事实导出质量守恒定律的内容。教师还可以借助现代化教学技术和手段，从微观去分析化学反应，揭示质量守恒定律的原理。这样，从宏观到微观，从实践到理论，自然形成，学生学习起来兴趣高，学习内动力大，对理论问题认识清楚。再如，在学习燃烧的条件时，教师做白磷燃烧的实验前，首先对学生提出观察要求，然后在铜片上的白磷开始燃烧时，及时提出问题：为什么水中的白磷和铜片上的红磷没有燃烧？接着引导学生分析、对比，得出结论。

新教材重视实验教学，全书安排84个演示实验、10个学生实验及9个选做实验，还有一些家庭小实验，并改进了一些实验。这些实验在大多数学校都有条件能使学生亲自做。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尽可能把一些实验引入课堂中，采用“边讲边实验教学法”进行元素化合物知识的教学。这种方法是教师在传授某种物质的性质时都要尽可能多地让学生接触实物。教师演示实验时，要求学生注意观察，提出问题，启发学生自觉观察的积极性，并要求观察时认真细致，逐步培养观察能力。

化学学科论文范文第14篇

就如何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提出要“遵循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规律，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我国要全面提高反腐倡廉建设水平，必须以科学的方法为路径，注重提高反腐的实效。

（一）以科学发展理念指导反腐倡廉建设在当前腐败问题依然严峻的形势下，反腐败应与时俱进，不断地研究新情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科学的反腐倡廉理念。科学的反腐理念是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首要条件。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执政为民，为民服务，“把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将人民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政绩的标准，反腐倡廉工作要对老百姓反映突出、强烈的问题进行专项整治，严惩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加大对项目资金和惠民补助资金的监督力度，以保证人民能真正从国家的惠民政策中得到实惠和好处。全面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对反腐倡廉建设的全局统筹规划、统筹兼顾，[4]全面协调，妥善处理好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各基层党组织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形成全党带头，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反腐局面，共同推进我国反腐倡廉工作，切实提高反腐倡廉水平的实效。要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协调性和实效性，突出不同地区的差异性，改变全国上下一个模式、一个调子的普遍做法，鼓励和提倡创新性。

（二）以科学的方法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反腐倡廉建设，随之而来的是用科学的方法推进反腐倡廉建设。[4]具体来说就是进行科学反腐，即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运用现代管理学方法，进行深层反腐，全面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借助科技力量就是以网络通讯为载体，建立电子监察反腐倡廉综合系统，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信息系统，实现纪检监察机关反腐工作的创新及监督方式的转变。以科学的方法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应充分发挥网络、新闻媒体等监督力量。网络反腐和监督具有传统媒体监督不可比拟的优势，具有较强的自发性、快捷性、低廉性，它可以迅速聚合民意，高效互动，帮助和推动纪检监察机关以最短的时间查处腐败案件，节约了传统办理腐败案件的繁琐程序、巨大开支、经费消耗和时间成本，大大提高了办案的效率，使腐败分子在瞬间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无处遁形，最终受到法律的严惩。同时，网络监督不受时空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最大限度上降低了老百姓表达民意的门槛，利用网络监督已成为普通民众行使自下而上监督权利进行反腐的一把利剑。根据目前我国现实情况，要畅通网络监督渠道，应将电子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大量运用于财政收支与管理、行政审批、举报投诉等方面，利用好开放、虚拟的现代化网络平台，逐步提高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科学水平。

（三）以科学的绩效评估反腐倡廉建设以科学的绩效评估反腐倡廉建设就是用反腐倡廉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的标准和程序对反腐倡廉绩效信息进行分析、归纳、总结，通过分析预测对反腐倡廉建设进行全面系统的考核、评议，对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绩效进行客观评估。结合目前我国在党风廉政建设绩效考核评价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绩效评估的科学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绩效考核评价的科学化：1.扩大考核主体，实行多元参与，体现客观性和民主性。我国目前反腐倡廉绩效考评的主体主要以党委、政府及纪检监察机关的内部考评为主，为了增强反腐倡廉绩效考评的公正和客观，应进一步发挥外部评价主体如社会评价机构等人民群众民间组织的广泛参与作用，开通非政府组织的评价渠道，发挥民间评价作用，克服自我评价、内部评价的局限性，积极推进考核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实行考评主体的多元组合，以保证考核的民主性和公正性。2.改进评价方式，体现公开性和公正性。我国目前反腐倡廉绩效考核方式比较单一，多见于听汇报、看资料、观展板、搞测评等形式，绩效考评的公信力不高，现实性不强。改进考评应以体现公开性和公正性为指导，将自评和上级考核相结合，由一次性检查考评向常态监管转变；以公众满意度为原则，可由专业机构或社会中介机构组织实施，采取走访会谈、问卷调查、随机摸排、电话访问和网上抽样调查等方式了解公众的满意度，增强反腐倡廉绩效评估的有效性，提高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4]3.细化考核内容，量化评价指标，体现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我国目前在反腐倡廉绩效考核内容方面存在考核事项不全面的盲区，形成一定责任缝隙，考核内容过于原则化。为了增强考核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应克服过于简单、原则的考核内容，应全面系统地细化考核内容，量化评价指标，充分发挥不同行业及体现地方特色，改变“上下一般粗，行行一个样”的缺陷，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分别制定考核评价内容和指标，有效破除原则化多、结合实际少，随意性大、稳定性差的考评内容，充分体现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二、全面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措施

全面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按照提出的“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科学的方法为路径，注重提高反腐的实效。

（一）教育方式科学化，重在加强思想防线注重和强化廉政教育，其目的是铲除贪腐意识产生的土壤，思想观念是行为的指导，科学有效的廉政教育要建立其价值指引的长效机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改进。1.创新教育方法。必须持之以恒地开展长期、不间断的廉政教育，既要进行正面典范宣传教育，经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廉洁意识深入人心，起到引导人的目的，达到指引人的效果。又要进行反面警示教育，做到警钟长鸣，通过威慑不断加强反省和自律意识，起到规范人的目的，达到教化人的效果。长期的、经常性的廉政教育是预防腐败的有效保障。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形式，如群众性自我教育、领导干部谈心谈话、用身边人进行现身说法等教育形式；紧跟时代，积极发挥和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如报刊、影视、广播、互联网、手机短信、微信等生动直观的载体进行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廉政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渗透力。2.创新教育内容。在廉政教育内容上，重点强调理想信念和政治信仰教育。理想不明确、信念不坚定，是导致领导干部滑向腐败深渊的罪魁祸首。理想信念是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强心针”，在改造人的主观世界中居于核心地位，是思想和行动的“总阀门”，是拒腐防变的思想保证，是广大党员干部保持廉洁从政信仰的思想武器。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牢牢筑起思想防线，提高拒腐防变的免疫力。始终以执政为民、服务大局作为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重点进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教育，培育廉政价值理念。除了加强上述廉政教育的基本内容外，还要不断创新教育内容。随着反腐倡廉形势的发展，要不断更新教育内容，增强廉政教育的吸引力和感召力。3.构建廉政文化的社会氛围。腐败之所以盛行，源于贪腐文化的推波助澜，腐朽落后的思想文化与官员的贪腐意识之间相互刺激，甚至前“腐”后继，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为此，必须克服腐败文化的消极作用，杜绝社会大众对腐败行为的容忍。文化是价值观塑造的客观环境，有什么样的文化氛围就会造就与其相应的价值观念，廉洁的文化所形成的社会道德观念，是价值评判的尺度。发挥廉政文化的“内化”作用，培育崇尚清廉的廉政氛围。通过植入廉洁的价值观念，获得广大公众对廉政文化的认同和认可，把廉洁从成发自内心深处的自觉自愿，从而引导、激励、规范、约束从政行为，使廉洁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我塑造公正廉明形象，形成清正廉洁的行为习惯和崇尚清廉的社会环境。

（二）制度建设科学化，重在防范权力滥用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5]以制度规范权力运行是我国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反腐实践经验，建立科学、严密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加强制度对权力的刚性约束，防范权力失控是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1.健全、完善政务公开制度。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实行政务公开，使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建设阳光政府的善治措施，也是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之所在，以及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重要渠道和完善人民民利的保障制度。（1）健全完善政务公开制度。从法制的角度对于政务公开的主体、内容、范围及程序予以明确规定，逐步健全法制，推动实现政务公开的法制化。通过电子政务网站信息公开系统，公开行政部门各项规章制度、职责权限、行政管理过程、行政监督及责任追究等事项，对于干部人事任用、政府采购事项、招投标事项、资金管理、使用事项等尤其要严格按照规定予以公开，以此推动和实现政务公开的制度化。（2）健全完善金融实名制和财产申报制度。加强国家对个人资金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种洗钱行为，健全完善金融实名制，打击和防范金融腐败行为；完善和落实财产申报制度，扩大申报主体、申报范围、规定申报时限，增设财产申报的专职机构。申报主体应从国家公职人员延伸到近亲属、特殊关系人等领域，打击和防止隐匿、转移财产；申报范围应包括个人资产和债权、债务和股权等变化情况。申报时限应包括任职、现职和离职申报，实现对官员财产进行全程监控。2.加强制度执行力。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执行不力，制度就会形同虚设，甚至产生反作用。防范权力被滥用至关重要的是狠抓制度的执行与问责。（1）加大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和频率，在对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日常督查和专项检查之外，还要进行经常性、不定期的监督检查。（2）强化对制度执行的考核评价和责任约束。制定科学的制度执行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定期评估各地方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状况，把制度执行情况纳入行政问责机制。对于执行反腐倡廉制度不力的，要严厉追究责任人，以此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化学学科论文范文第15篇

一、文化本质范畴的厘定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思想，但由于没有构建系统的文化理论，而为后世研究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挖掘和梳理留下了诸多争议的空间。近年来，在不断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发掘和全面系统地构建唯物史观的需要的推动下，国内许多学者都着手进行了唯物史观中文化理论的研究。构建文化理论的首要问题就是文化本质的界定。文化本质一直是学术界莫衷一是、难达共识的研究范畴。从唯物史观的文化思想出发，目前一种主流的观点是“文化即是人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种观点认为，文化产生于实践活动，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和成果，是人不断自我超越的本质存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这一文化本质的界定粗看是符合唯物史观对文化的规定的。然而，“对象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必然过程和结果，“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界定将物质生产实践（以下简称物质实践）的过程、结果和精神生产实践（以下简称精神实践）的过程、结果都包含在文化范畴内了。这一文化本质的规定存在以下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首先，文化本质范畴的边界在哪里？具体来说，就是在定义文化本质的时候，它的范畴怎样界定。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将文化划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两个范畴。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仅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①。按照这一划分逻辑，“文化即是人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观点涵盖了人们在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中所获得的所有成果，是一种广义的文化。诚然，在对人类实践活动进行划分的时候，存在着一个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边界模糊的问题。我们很难将一个凝聚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视作单纯的物质活动的成果或精神活动的成果。

例如，我们熟知的世界文化遗产，长城、故宫、兵马俑、丽江古城等。仔细考量，每一样文化遗产，都既是人类物质实践的高级成果，同时也体现了人类精神活动的高级境界。同样，我们所熟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戏剧、民间手工技艺、民间医药等等，这些所谓的“非物质”的文化成果，真的是脱离物质的外壳就能够纯精神地存在和进行传播的吗？在解决这个难题之前，我们不妨借马克思对商品的解构厘清一下思路：商品的二因素，即价值和使用价值也是同时存在于同一件商品中的，商品为之商品，二因素缺一不可。然而，商品的二因素并不能因为互相不能离开对方，而成为一个东西，成为商品的唯一规定。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一样，并不能因为它同时包含了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而把二者看作是一个东西，用所谓的“文化”概述之。马克思曾明确地表述过人类的精神活动和意识是不能离开物质中介而单独存在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②。反过来理解，我们同样可以认为，每一样人类物质实践创造的物质成果都是不能离开它所承载的精神价值而独立存在的。否则，人类的物质实践就不是对象性的活动，更无法与动物的生存活动有本质区别了。动物通过自己的本能，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获取生存资料，从而完成自身和种群的延续。然而，最蹩脚的工程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劳动的结果在劳动之前就“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③。也正是因为这种在观念上的高明，使得人在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时候，不断地实现着对客观自然界和主体自身的双重改造。“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④。

生产同一件产品，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体现出来的生产资料、劳动者素质、生产效率、工艺、管理水平是不同的。也就是说，重复的物质生产活动仅仅包含了过去的文化成果，而物质劳动只有不断注入新的文化成果，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不同经济时代有不同的生产形式正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表现，也是文化不断进步的体现。实践不仅在唯物史观的阐述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对于文化本质范畴乃至整个文化理论的阐述和构建都有着重要意义。实践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有时泛指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总和，例如，“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⑤，这里的“实践”包括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而实践有时仅指物质实践，例如，“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⑥，这里是将“实践”作狭义的理解，仅指物质实践。“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提法包含了“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的双重对象化，然而，如果将物质实践连同精神实践一并纳入到文化本质范畴，无疑会导致文化的外延过大，难以凸显文化的精神内核和实质。黑格尔揭示过文化的本质内容：“人的一切文化之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于思想在里面活动并曾经活动。”⑦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论述到：“劳动生产了智慧”⑧。“劳动”即指物质实践活动，而“智慧”则是在“劳动”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此外，马克思还认为人的类活动分为两种：“实践上”和“理论上”。他说，“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⑨。可见，尽管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边界模糊，我们在界定文化本质的时候还是需要仔细区分，否则，文化本质的界定就不是唯物史观对于文化本质的界定，文化观就不能与唯物史观的理论大厦相统一。

综上所述，我们关于文化本质范畴的边界问题的解答是，文化仅指精神实践活动和精神实践成果。其次，文化本质所反映的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的关系问题。将文化本质界定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不能凸显出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关系。是物质实践占主导地位？还是精神实践占主导地位？抑或二者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诚然，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不能严格地加以区分。物质实践常常借助精神创造的成果从而发挥巨大潜能，而精神实践也需要物质实践作为载体，使自身流芳百世、发扬光大。然而，毕竟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各自具有截然相反的属性：前者具有物质的、有形的、重复性的特性；而后者具有精神的、无形的、创新性的特性。二者对于社会历史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是第二性的。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多次出现将人的类活动划分为“理论的”和“实践的”两个方面的表述，例如：“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

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⑩，等等。这种理论和实践的二分法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或者马克思的语言习惯使然。我们深入挖掘文本，不难体察其中的深意：只有将人的类活动以及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划分为物质实践的和精神实践的两个方面，才能既正确阐述唯物史观，肯定物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能给精神实践（即文化）赋予它应有的内涵和还原它在社会历史活动中应有的地位。

唯物史观认为，文化的第一性就是它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第二性，亦即它对物质实践的依附。将感性的物质实践引入对人的本质、文化本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等的理解和诠释中，从而将文化本质从纯粹精神活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唯物史观通过对物质实践的历史作用做出科学评定，从而扩展了对于文化本质的科学规定。而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在精神层面的展示及对象化，其产生渊源、存在样态和发展趋势必然与物质实践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第一，文化是意识的产物，意识是物质实践的产物。人类的意识在物质实践中得以产生、发展和进化。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科学地论述了劳动对于意识主体———人，意识的物质器官———人脑，意识的工具———手，以及意识的外壳———语言的决定性作用。“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輯訛輥“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輰訛輥几乎在同时，意识的不断升级就产生了人类越来越复杂和先进的文化，“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輱輥訛这就是人如何在改变实践对象的同时，也改变了人自身，人类的实践活动正是包含了自然界的和人自身的双向对象化，双向对象化的结果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化。达尔文将生物的进化理解为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我们不妨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的概念来揭示文化的进化：人类社会所有复杂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如宗教、道德、哲学、法、科学技术、艺术等等都是人们在物质实践中产生的疑惑、获得的领悟、总结的经验、体尝的美感、诞生的意识，文化就是由这样的意识进化而产生的理论体系。

第二，物质实践为文化活动开辟对象。文化是人类试图把握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知，从而摆脱精神能力的禁锢和超越物质条件的束缚，并获得自由的活动。但是文化在进行的过程中获得自由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文化活动的对象必定在人类物质实践限定的范畴之内，也就是说，文化活动依赖物质实践为其提供对象。文化所涉及的世界只能是属人的世界，即由物质实践所指向的世界，在实践基础上由自在世界转化而来的相对自由世界。文化所追求的目标世界将随着实践的推进而不断地由相对自由走向绝对自由。

第三，物质实践的需要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动力。物质实践创造了一个多维世界，这个世界的任何内容都可以成为文化活动的对象。然而，具体哪些内容可以成为文化活动的对象，主要是由实践的需要决定的。人类历史上存在的各种文化形态，例如哲学，它的理论、形态和发展主要是由满足实践需要的程度所决定的。宗教、道德、法、自然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形态，情形也是一样。

文化之所以不断地变化、发展，有时甚至产生暂时性的倒退，都是取决于人类物质实践的需要。“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輲訛輥由此，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揭示某一些社会历史时期的文化秘密：为什么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文化如此兴盛，为人类留下许多不朽的建筑、雕塑？而直到资产阶级兴起之后，科学技术才得到长足的进步，使人类社会进入到经济、物质高速发展的时期？笔者认为，“文化即人化”的规定，不能准确反映唯物史观关于文化本质的观点；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视作文化的本质，既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物质实践，也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精神实践。物质实践活动及结果所具有的人类文化的印迹，并不能成为导致我们在理论上将物质实践纳入到文化范畴的理由。否则，文化本质范畴的外延过大有可能导致将唯物史观诠释为文化史观，进而导致文化决定论。因此，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我们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由物质生产实践需要所推动，并由物质生产实践能力所决定的，人类一切精神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在精神层面的展示，是对人的物质生产能力的不可或缺的补充。唯物史观为文化理论带来的创新，正是从对于文化本质的新规定开始的。

二、唯物史观视野中的文化理论

在研究和发掘文化思想的时候，一定要从文化本质范畴出发来构筑系统的文化理论，这样才能保证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是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文化理论。笔者在文章开头提及过，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系统地构筑文化理论，关于文化思想的论述零星地散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科学、系统的文化理论。文化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理论的唯物史观是不系统、不完善和不科学的。而文化理论也正是在唯物史观的论述中得以呈现的。首先，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黑格尔曾进行过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批判，他综合分析了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质，并把文化的自我批判、自我扬弃看作是绝对精神的演变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遵循绝对精神自我批判而不断发展的。黑格尔将文化批判构筑在绝对精神的空中楼阁之上，尽管分析过程具有合理的因素，但是撇开劳动批判而对文化进行批判，是不能达到对社会的正确批判的。

马克思的文化批判则主要是通过文化异化理论得以证明的。马克思对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所遵循的逻辑是：从劳动批判上升到文化批判，再上升到社会全面批判。劳动异化有四个规定，即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的关系的全面异化。在第一个规定中，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劳动者与他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丧失了作为劳动者的主体性。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分离是体力活动与脑力活动相分离的历史前提。唯物史观认为，“劳动生产了智慧”。物质生产决定文化生产，物质生产主体也应该是文化生产主体。而在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生产的主体与文化生产的主体相分离。在异化劳动的第二个规定中，由于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失去了主体性，他们作为劳动主体，与文化实践和文化创造活动相分离，第二个规定因而也包含了文化异化的萌芽。劳动异化的第三个规定和第四个规定，是第二个规定的必然结果。人的类本质是人作为人的内在规定性，人的内在规定性在于人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创造，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也就是人在文化实践中与自己作为人的自由自觉地活动的本质特征相分离。人与人的关系的全面异化是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全面展开，也就是将人与自己的主体性相分离的这种状况扩展为人与他人的关系的疏离。人与人关系的全面异化除了物质生产和物质占有的不平等之外，还必然包含了文化实践和文化占有的不平等。

文化创造过程由部分人掌控、文化成果由部分人享受，背离了人的自由自觉地活动的本质。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对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批判，然而仅仅这样是不能直接达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批判的，必须要经过文化批判这一中介，即工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异化，直接导致文化生活的异化，从而最终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的结论。文化批判是社会批判的必要环节，缺少文化批判就缺少了精神批判的中介，缺少文化批判的社会批判在逻辑上和现实性上都是欠缺的。其次，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近代世界历史是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作为前提条件，以追求剩余价值的扩大化所直接驱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铺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分工演变为世界分工，交往扩大为世界交往，市场扩展为世界市场都是必然的社会历史现象，而这也带来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历史必然———世界文化。唯物史观包含了丰富的世界文化理论以及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理论。世界文化总体说来是社会历史的进步的结果，是历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所产生的必然社会现象。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包含如下内容：第一，“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曾在著作中充分肯定民族文化的社会历史意义，认为不同民族由于地域、传统、习俗等等的不同而创造的文化都具有独创性，民族文化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对世界文化的特殊贡献。民族文化对世界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二，“三个从属于”的文化秉性。“三个从属于”思想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地揭示了各国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世界文化的格局。因此，发展中民族国家要想在世界文化中拥有话语权，必须从经济发展入手，只有在牢固的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改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世界文化尽管是对以往未开化的民族文化特殊性的消解，但它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还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的激化。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统治时期所出现的新兴的世界文化，在本质上是新兴的工人阶级的文化。第三，“在中国这块活化石上”的文化信息。马克思曾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冷峻地批判过中国封建文化，并以“活化石”作比喻。他从世界历史的眼光出发，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封建民族国家被迫打开国门，参与世界经济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在客观上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再次，文化价值理想与文化发展趋势。唯物史观认为文化价值理想有如下的规定性：第一，人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