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与社会论文范文

化学与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大学是文化的载体，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共生理论，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平行、博弈、合作”构成了两者互动过程中的基本形态。平行，是指大学文化虽是社会文化独特的亚文化，但他们之间存在相对独立性。大学是以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为职能的社会机构，这使得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具有自身的文化品性和文化追求。博弈，是指大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存在，在其与社会文化交互发展过程中，两者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较量与冲突。譬如，耶鲁大学力推自由教育，注重个人品性的提高，对于社会文化中的商业气息及功利价值追求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4］；清华大学“真维斯楼”的出现则引起了公众对高校价值观的反思。这些都说明大学有其特立独行之处。合作，一方面指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当地社会资源的支撑，另一方面指地方政府也期待大学为促进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做出贡献，而这正是两者间有效合作的现实基础。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这种平行、博弈、合作互动无疑为文化创新、增强民族活力提供了良好载体和有效路径。

二、社会文化对大学文化的浸润

每一种文化都植根于她自己的土壤。高校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形成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客观限制和影响。一直以来，社会文化对大学办学理念、学科建设、发展目标、人才培养标准等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大学中对国家法律、大政方针等社会政治的学习和弘扬，也影响着师生员工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同时，社会中某些世俗文化的影响，也导致了学术文化中的使命感相对低迷、责任心部分丧失，良好的研究作风正在渐行渐远。这些都是社会文化与大学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体现。作为坐落于某一区域或者说某一城市的大学，其城市的文化更是成为形成特色大学文化的基础。首先，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区域，其民情风貌集中体现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习惯、审美追求等。作为与区域有着天然地域联系的大学，其办学理念、价值追求和广大师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无不反映这种文化，无不与这种文化息息相关［5］。其次，大学特色文化的形成，需经历一个历史文化积淀和升华的过程，优秀的社会文化能有效助推这一进程。例如，扬州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2500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崇文尚德、开明开放、创新创造、仁爱爱人的地域文化传统。驻地的扬州大学既在“淮扬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带有深刻地域文化传统与城市精神烙印的办学特色，学校文化在城市精神的浸润之下，形成了其独特的精神内核。

三、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引领

（一）大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批判大学自由的学术氛围有利于激发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批判的动力。大学通过自身的文化创造以及引入外来文化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可以催生新的文化，同时大学文化可以对现实文化的偏离进行及时纠正，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也能使大学对已选定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校园文化活动等大学文化形态进行变革，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学人文主义教育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时期大学文化对封建文化的批判等。

（二）大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提炼从古典大学到现代大学，“科学”和“人文”都是大学文化的两个关键词。崇尚学术、追求真理、健全人格、造福人类永远是大学文化中的核心要素，“求真”和“求善”一直是支撑大学作为社会中一种文化机构得以存在的灵魂。大学文化中的经典精神要素推动对社会文化中先进因子的找寻，甄别出保守落后、忽视人性关怀的成分，将社会文化的精髓提炼出来，促进理性价值观的形成，进而引导更多的民众理解和接受，直至转化为民众的文化自觉［6］。

（三）大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辐射大学文化在高校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与创新这些基本职能的过程中，会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辐射先进文化，引领群众文化，孵化文化产业。同时，高校学者在参与地方的各种学术交流、文艺创作、媒体宣传、论坛讲坛等活动中，将先进文化传播到群众之中，促进先进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另外，每年700多万受高校文化熏陶的大学毕业生走上社会，他们更是对社会文化影响巨大。所以培养出优秀的大学文化无疑可以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

四、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

大学文化已成为社会发展战略的要素，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战略与文化的关联越来越密切。全国各地的许多知名城市，在其发展中，特别是城市科技和文化发展轨迹中，无不留下了知名大学的发展足迹，大学和社会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大批著名大学所在的波士顿，其文化竞争力远胜于美国其他城市；牛津与剑桥这两大名校，亦是伦敦的“文化标签”和“城市名片”；北京、上海、青岛、大连、广州等城市，既滋养了驻地的高校，亦因名校驻扎而更彰显其文化底蕴。因此，要积极找寻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协同发展的路径和模式，搭建两者良性互动平台，促进两个文化和谐共生与协同发展。

（一）文化意识共培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文化思想，文化思想的基础是文化意识。人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大学生作为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在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肩负着为学生构建完整精神世界的职责，运用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文化知识推动学生精神世界的构建，使大学生传承主流文化、创新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文化，为文化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高校师生开展的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如送文化下乡、文化知识调研、文艺夏令营等等，以灵活多样的方式，促使大学文化在社会中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地发挥教育引导功能。政府可通过校地、校企、校校之间的协同合作，更好地传播文化艺术作品、支持文化产品创作、发展文化事业等，以培养社会公众的文化意识，不断加强民众文化自觉，逐步推进文化建设。

（二）文化人才共育育人是高校的主要职能之一。培育契合社会发展、文化繁荣要求的文化人才，高校与社会应各有分工、各有优势。高校应通过“合作”与文化部门、文化企业、文化社团等建立形式多样的文化人才培养基地［7］。如中国人民大学与扬州市政府建设大学文化科技园项目，建设版权贸易交易基地、“数字文化云”（服务）大厦、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等，为社会专业文化工作者提供了拓展文化艺术相关知识、提升自身文化素养的条件。地方也为高校学生提供了参加文化实践的机会，在实践中培养未来文化人才的文艺专业素质。同时，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智库”等优势资源，结合地方文化特色与需求，针对地方文化产品的开发、营销、管理、服务等进行“私人订制”，建立培训基地，分类进行模块培训，与地方文化社团共建高校学生实践基地，促进大学生专业文艺素质的培养与技能的提高。

（三）文化创新共谋现代社会民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精品化等特点，文化创意产品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同时，文化创新又是文化创意产品的来源。高校有丰富的导师资源和充满创造热情的大学生，可以结合特色文化资源建立文化艺术研究机构、组建文化创意社团，将青年研究者思想的敏锐性与灵动性充分发挥，构思和设计文化创意产品，以学术研究为依托，培养文化高级人才。如江苏师范大学依托文史哲学科优势，组建了汉文化研究院、大学科技园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积极整理、研究、传播、开发徐州汉文化历史遗存和汉文化旅游资源；成功举办了“海峡两岸楚汉文化研讨会”，出版了《楚汉文化论坛》，并以此为基础，充分利用办学优势培养服务地方文化发展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积极探索繁荣地方文化的特色发展之路。与此同时，地方文化产品经营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建立产品研发中心，或寻求与高校、其他企业的合作，开发创意产品，将文化创意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注重文化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与市场潜能的挖掘，形成生产、推广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有效推动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

化学与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1．美国华裔

华裔问题是中国移民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在这次大会上，学者们对当代华裔移民在美国较高的社会地位持普遍的肯定与赞誉态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邓肯•拉塞尔（DuncanRussel）提出，1970年代以来华裔不仅实现了从“永久外国人”到“模范少数”的转变，还对美国的社会文化和社群构建有重要影响。北京外国语大学朱晓燕教授对拉塞尔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华裔形象在过去两百年间从“黄祸”变为模范少数，改变了美国人对华裔的认识。暨南大学陈奕平教授及硕士生宋敏峰则指出，华裔在发展自身和繁荣当地社会的同时，也在诸多领域参与了中美关系，对提升中国形象、增强中国软实力有积极作用。华裔社会组织的功能也是学者们所注意的。暨南大学李爱慧副教授肯定了“美华协会”（1973年成立）的重要地位。她指出，该协会成立初衷是为华裔争取民权和推动华裔参政。1980年代以来，该协会发展为亚裔的联合组织，在维护亚裔权利、支持亚裔候选人和推动亚裔投票等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佐治亚大学博士生杜丹辨析了华裔秘密帮派的双面性。她承认，唐人街秘密帮派不乏从事、鸦片及等非法活动者，但它们也有向弱势华人提供工作和生存机会，帮助他们免受歧视的一面。而且，随着唐人街华裔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其集体意识的提高，华裔帮派冲突减少，形象日益积极。

2．美国黑人

关于黑人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王恩铭教授将历史上黑人对美国认同的矛盾性归因于白人种族主义。他认为，作为受奴役和歧视的民族，绝大多数黑人希望和要求融入美国社会，真正成为美国公民，但白人种族主义对其融入却顽固抵制，这使其被迫诉诸分离主义，试图以自立和自治实现自由和平等。由此，融入主义和分离主义贯穿了黑人斗争的始终。浙江师大孙群郎教授将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总结为20世纪美国大都市黑人居民分布的典型特征。他认为，这种特征的形成，既和黑人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白人种族偏见以及金融机构、住宅建筑商和地产经纪的歧视有关，也和地方政府的“排他性区划”和住宅法令，以及联邦政府的住宅抵押贷款政策和公共住宅政策密不可分。辽宁大学高岳副教授将革命时期到内战前反蓄奴和反歧视黑人的道义力量未能促成美国废奴的原因，归纳为政治利益的牵制和当时美国自由观包容性不足。鲁东大学高春常教授对黑奴中的灵性经历做了探究。他认为，黑奴在宗教亢奋状态下幻听、幻视、昏厥，出现生死体验、巡游地狱和天堂以及觉察双重自我等现象，不仅是其个人因素激励的结果，也和社会机制的作用有关。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高国荣副研究员对1970年代兴起、争取环境权益的美国环境正义运动做了解释。他指出，该运动的主力是社会底层，尤其是黑人等少数族裔和低收入民众。它之所以发生，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有毒有害废弃物集中分布在低收入及有色人种社区。美国大西洋大学博士保罗•多坦（PaulDottin）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美国补偿黑奴制与种族隔离的运动的起因予以了揭示。与黑人相关的社会组织和人物也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话题。武汉大学谢国荣教授论证了南部妇女反私刑协会（1930年成立）在反对白人对黑人私刑和公立学校种族隔离，促进种族平等方面的贡献。南开大学张聚国副教授剖析了匈牙利1848年革命领袖路易斯•科苏特（LouisKo－ssuth）寻求美国支持的两次访美经历。张聚国认为，科苏特对奴隶制的沉默招致了废奴主义者和非裔美国人的愤怒，他推动美国介入欧洲事务引起了蓄奴州对联邦干预南部制度的担心。科苏特访美失利折射了当时美国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悖论，反映了内战前美国社会在废奴问题上的地域冲突。河南大学王金虎教授对20世纪前期美国史学家乌尔里克•菲利普斯（UlrichPhillips）的历史命运做了点评。他说，菲利普斯的著作慎思明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但由于其中饱含对黑人的歧视，他的史学观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为学界所排斥。北京大学研究生乌兰探究了19世纪美国黑人领袖和废奴思想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Douglass）的认同观。她认为，道格拉斯对美国认同的形成是渐进的，其自我认同、种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和相互影响。

3．美国犹太人和印第安人

学者们对美国犹太人的讨论集中在身份认同方面。天津师大杨卫东副教授认为，美国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是双重的，既忠于自身的美国公民身份，又对以色列有着高度的民族认同，他们极力维护本民族特性以免被融入美国社会的“大熔炉”。这种双重性不仅造成了犹太人认同的两难，而且对其他族裔群体有示范效应。对杨卫东的看法，福建师大硕士生赵万武表示同意。他认为，美国犹太人对美国的认同源于其“大流散”以来强大的适应力、无母国的政治经历以及美国城市化与犹太人经商传统的契合，对以色列的认同源于故土情怀、犹太人一体观、“大屠杀”的记忆以及阿以冲突等灾难和挑战的刺激。在印第安人史方面，南开大学丁见民副教授探讨了杰克逊总统选择将“野蛮人”从“文明区域”迁出，强制印第安人西迁的动因。他认为，由于白人至上和“红种人”难开化观念的流行，美国“文明开化”印第安人政策到1820～1830年代宣告失败，是杰克逊政府西迁印第安人的前提。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为西迁印第安人提供了可能，而南部要求维护州权和白人利益的压力则是西迁印第安人的根本原因。南开大学付成双副教授对“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提出了新思考。他认为，该假说在学术上有片面性，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印第安人的环境伦理，但它表明了欧美主流社会对过去以征服自然为荣的基督教环境伦理的反思。吉林大学美国籍博士生罗利•杰特摩尔（RoryJetmore）以反抗白人殖民者闻名的苏族（Sioux）部落为个案，考察了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历史关系。他说，欧洲殖民者奔赴新大陆是为了摆脱压迫，但由于文化的误解、种族的偏见及贪婪，在新大陆却变成了压迫者。而且，美国一直试图“文明化”印第安人，这种自视的种族优越感招致了印第安人的仇恨和抵制。

4．美国移民政策和奥巴马时期种族关系

化学与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校园文化；大学生社会化；互动

基金项目：2011年安徽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专项课题“基于大学生社会化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项目负责人：成祖松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7月18日

大学校园是大学生最主要的活动场所，也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校园文化的内涵在本质上是特定社会要求和社会影响在校园环境内的反映与折射，因而能够为大学生在校园与社会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从而发挥校园文化在大学生社会化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大学生社会化也对校园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能动作用。因此，研究高校校园文化与大学生社会化的互动，有助于我们在大学生社会化视域下对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研究。

一、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

大学生社会化是大学生在中学阶段社会化的基础上，以校园文化为依托，通过进一步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各种技能，不断融入社会、适应社会、服务社会，从而使社会文化得以积累和延续、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和发展、大学生个性得以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在这里，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一，校园文化引导大学生社会化的方向。方向问题决定着大学生“合社会性”发展的成功与否，在根本上决定着大学生社会化的成败。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化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从全球范围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将是长期和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从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看，我国正处在一个大改革、大调整、大发展和大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种种复杂情况。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社会意识出现多样化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与社会进步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正在丰富着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也有所滋长，甚至出现了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观点。在这种状况下，大学生社会化的进程面临着日益复杂的环境，如果不能正确地引导方向，就可能使他们迷失于种种的现实冲突和困惑之中。因此，校园文化作为大学生社会化的根本依托，其建设方向和价值取向直接决定了大学生社会化的方向。

第二，校园文化影响着大学生社会化的效果。大学阶段是个体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大学生的社会化，要在以往社会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以下任务：一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人类的精神文化遗产，并将其内化为个体的精神本质，构建主体中具有本质力量的精神世界，实现个体精神境界和内在本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科学技术和科技伦理的学习，掌握并合乎道德地运用科学技术，实现个体在科学技术运用上的“合社会性”，实现个体素质在现代科技社会中“合社会性”的发展；三是在个体利益追求与对社会的适应中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发展个体的综合素质；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校园文化的价值，从本质上讲，是指它对人的发展的效用和意义。所以，校园文化能进一步增强大学生完成上述社会化任务的效果。

第三，校园文化能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价值追求的最高目标，校园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总体上是学生的价值追求的反映。即，校园文化是高校以学生为本管理的最高层次。因此，从学生价值追求的目标来看，校园文化建设不仅仅是手段，同时也是人类最高追求——“真、善、美”的一种载体，是人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种形式，校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意味着学生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一贯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的价值受制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和他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校园文化功能的实现过程即校园文化作用于大学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使学生的价值不断升值或增值的过程。可见，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与校园文化有着内在的天然联系，校园文化的价值追求与社会进步发展的需求以及大学生的和谐发展是完全统一的。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就是增强大学生的主体本性的现实性，增强大学生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大学生生活方式和发展目标的全面实现，促进大学生的社会化，最终实现大学生个体的人的价值的提升。

二、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建设的要求

第一，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围绕着大学生社会化展开。校园文化作为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大学生社会化中，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目前我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存在偏向、内涵贫乏、特色不明显等等，不能很好地促进新时期的大学生社会化。因此，新时期的校园文化建设，必须要同大学生社会化结合起来，必须为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做出贡献，必须围绕着大学生社会化的全过程展开建设。

第二，将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与大学生社会化目标相统一。大学生社会化的目标就是，促进大学生全面自由地发展，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此，校园文化建设在内容的选择与安排上必须与大学生社会化的目标相结合，必须根据大学生社会化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有目的地选择恰当的校园文化内容。但在实践中，我们往往忽视了大学生社会化的内容，只是就校园文化研究校园文化，没有更好地做到提高大学生的生活技能，在培养大学生完美的人格和社会角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等方面效果不明显。

第三，将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与大学生社会化不同阶段的特点相统一。从宏观上看，大学生社会化可分为基本社会化、继续社会化两个阶段，大学阶段的社会化是基本社会化阶段的一个环节，继续社会化是大学生毕业后为适应社会角色的变化而继续学习社会知识、社会规范和重新确立价值观念的阶段。从微观上看，大学阶段的社会化可分为低年级阶段（大一）、中年级阶段（大二、大三）和高年级阶段（大四）三个不同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要求均有所不同。校园文化内容的选择必须与大学生社会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相结合才能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思想观念十分活跃，发展变化极快，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者必须从不同年级学生的心理特征出发，针对实际问题，选择合理的校园文化内容，这才是促进大学生社会化与健康发展、防止社会化工作失败的保证。

三、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能动作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能够提供给大学生的参与机会和物质条件越来越好，而这会更进一步促进大学生自身的发展。但是，大学生从来就不满足于现实的客观存在。因此，大学生必然要以自己的发展方式来表现和宣示自己，而这种展现方式正是校园文化。实际上，大学生总是以自己的方式能动地作用于校园文化，引导和推进校园文化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能动作用主要表现为创造、选择、接受和传播作用。

第一，创造作用：当代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主体建构。大学生正值人生中精力旺盛的时期，具有很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他们想象力丰富，理解能力强，具有一定的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大学生的这些创造能力的发展为促进校园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且，大学生不迷信权威，敢于探索，勇于创新，敢想前人不敢想的东西，敢干前人不敢干的事情。他们不仅在科学、艺术活动中创造出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改革创新，带头破除陈规旧习，倡导新思想、新观念，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因此，当代大学生在推动社会进步和自身发展的同时，必然会使这种发展以校园文化的形态表现出来，从而以自己主体性的思考和认知推动校园文化的科学建构。

第二，选择作用：当代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内在觉醒。虽然大学生自身的发展为校园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基础和条件，但这并不是说，只要社会为大学生社会化提供了客观的物质条件，校园文化就一定能够获得进步与发展。从校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来看，校园文化之所以能产生，除了社会所提供的客观物质条件外，还需要大学生对反映自身思维与存在方式的各种意识形式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和吸纳。也就是说，大学生要对符合其群体价值的思想意识、政治观念、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进行判断和摘取。显然，大学生对校园文化的选择是在大学生社会化以及大学生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的。如果没有大学生自身发展这一客观物质基础，这种选择将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种选择能力也反映了大学生的自我觉醒和主体性成熟的程度。

第三，接受作用：当代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自主响应。社会化过程中的大学生总是对现存的事物表现出不满足的态度和冲破既存现实的愿望，他们对“现存的就是合理的”总是不愿意坦然接受。因此，会自动打开思想自由飞翔的大门，坦然接受外来新鲜空气的心灵孕育，使自己的思想观念总是保持在探寻未来真理与前沿领域的激活状态，从容吸纳和坦然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并将之融入到自身所创造的文化领地之中，从而使校园文化总是能够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保持着一定的生命力。大学生的这种不满足精神不仅反映了他们对自身发展的自觉追求，而且也表现了他们对校园文化发展的自主响应。

第四，传播作用：当代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现实应答。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对相关的事物产生影响并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大学生社会化也不例外。就其对校园文化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来说，大学生自身的发展必然要求这种能够证明和宣示自己存在方式和思想维度的意识形式能够被社会所接纳和认可，并能够参与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使现存的社会制度与秩序能够得到改变，进而使自身作为一个群体能获得相应的地位而不再是边缘人。因此，作为对现实社会环境的应答，大学生必然会通过自身的发展使校园文化得以迅速传播而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使这种反映自身意图和理念的意识形式对社会变革起到影响作用。

因此，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校园文化与大学生社会化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校园文化促进了大学生社会化进程，而大学生社会化反过来也促进了校园文化的发展，二者在互动中共同发展与进步。

主要参考文献：

[1]贝静红.耦合性：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社会化的有效互动[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4.

[2]成祖松.大学生社会化的概念框架研究[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8.22.

[3]杨昕.当代青年文化发展及其与青年发展的互动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07.2.

化学与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社会文化知识 跨文化交际能力 中职英语教学

外语交际与母语交际不同，用母语进行交际的人属于同一文化背景，而外语交际的双方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外语交际能力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能力。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就必须把传授社会文化知识作为外语教学的重要内容。

一、语言与社会文化知识之间的关系

“文化”一词含义非常广泛，它包括社会信仰、传统观念、风土人情、文学艺术、衣食住行等，因此可称为“社会文化”。社会文化与交际密切相关，是一整套约定俗成的社会生活方式的体系。就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讲，语言有以下几种功能：（1）交际功能。语言是人们交际中传递信息的工具，而交际是语言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2）载体功能。语言在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反映着社会文化，并将其一层层地积淀下来，世代相传，所以语言是社会文化的载体。（3）指导功能。人们可以通过语言对别人施加影响，也可以从语言中得到知识，接受教育。因此，语言与文化不可脱离或单独存在。

东西方人由于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不同，因此在思想、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差异很大。这些差异反映在语言中，则涉及词汇、句法、礼貌用语、禁忌语等方面。

比如，汉语中表示亲属的词特别多，而英语中这方面的词语却很少。如汉语中的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在英语中只有一个对应词uncle，伯母、婶母、姑母、舅母、舅妈、姨妈在英语中只有一个对应词aunt，而“嫂子”、“弟妹”等词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称谓。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汉民族封建文化非常重视家庭结构特征，无论哪一方面的社会关系，都必须按亲属称谓进行规定。英语中没有类似的文化背景，因而缺少与汉语称谓一一对应的词汇。

二、在中职英语教学中讲授社会文化知识的必要性

由于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及追求升学率或考试过关率，中职英语教学往往也过分注重词汇和语法的讲解，不太重视社会文化知识的传授。结果不少学生虽学了几年英语，却仍难以进行较自然、有效的交流。既然语言不能脱离文化单独存在，那么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就应该重视相关社会文化知识的讲授，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社会文化知识的教学原则

加强英语社会文化知识的讲授，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意识。

教学内容必须与时俱进。社会文化知识不仅应包括历史事实，更应注重研究当代社会中的文化现象。

在比较两种文化时，应重视各民族文化的特点，对任何文化都不带有歧视或偏见的态度。

四、社会文化知识的教学内容

行为方面——包括衣食住行、购物、文化活动等；社会生活方面——包括工作场所规定、婚姻与主要社交礼节等；体势语言如面部表情、手势等。

五、社会文化知识的讲授方法

（一）实物与图片

讲授社会文化知识如仅依靠书面教材，学生听起来会感到比较抽象。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可使用邮票、明信片、报纸杂志的插图等实物和图片辅助教学。由于中职生英语词汇有限，听力水平一般，教师可用英语和母语结合起来讲解和表述，以便学生理解。

（二）多媒体教学设备和网络

电脑、投影仪、电子白板、播放机等多媒体教学设备与网络能生动、自然地反映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英语文化的内涵。在运用此教学方法时，应注意处理好影像与文字、英语与母语的关系，使教学内容与教材一致。为强化教学效果，教师可事先提出问题，在学生看完视频或听过相关材料后，进行口头问答或讨论。

（三）常用课堂练习的类型

1.多项选择

在多项选择中，可创设一个情境，选择项为回答，以下是一个关于礼节的练习：

You have been having a headache for a week and have just started to feel better.One of the parents of your friends says：“How are you？”，What would you do？

A.Start talking about your problem.

B.Say：“Not bad，thanks.”

C.Say：“Thank you，how are you？”

D.Say：“Thank you，and you？”

（答案是B）

2.填空

填空是创设情境后让学生回答，不同之处在于它要求学生写出答案，其难度略高。如：

Situation：You have been invited to dinner at an American friend’s home.

You are about to sit down to eat，but you want to use the toilet before dinner？

Question：Could/Can I use the bathroom？

Your friend’s answer：Sure.

（注意：这类练习的主要目的是练习运用社会文化知识。）

3.模仿

模仿相对而言难度较大，但如选题适中，往往更能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如：

Situation：At a restaurant.

Student A has ordered food but the server brought him a different dish because she has forgotten what was originally ordered.

本练习要求学生扮演饭店顾客与服务员的角色，练习用“澄清事实”与“争议”这两项语言功能，由于情景设在饭馆，争议的内容具体，因此难度并不太大。需注意的是，中职生词汇量较少。为使活动较顺利地进行，教师不仅应选择合适的学生，而且应补充一些相关的词汇和短语。

4.对比

对比是讲授社会文化知识的有效方法。

（1）利用教材内容与本国文化进行对比。

如中职英语教材中一般都有关于节假日的文章，教师可要求学生将中外节假日（如圣诞节、春节等）作比较，并让学生区分出这两个节日期间常用的不同祝愿语。

（2）选择一些社会文化差异的练习，比较中外文化的特点。

You are visiting an American friend in her new apartment.You like the apartment and you want your friend to know .What would you do？

A.Say：“Your apartment is nice.How much is the rent？”

B.Say：“The place is really nice，I like it a lot.”

C.Say：“I like your apartment”.Then pick up some things.

D.Say nothing，but walk around and look at everything in the apartment.

（答案是B）

中国人询问同学或朋友物件的价格是常见的事，但在西方，这是一种禁忌。教师对这类文化差异可能已讲过多次，但在与外国人交谈时，不少中国学生仍会下意识地提出这样的问题，通过练习可以避免犯类似错误。

六、结语

外国文化不可能自然习得，它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因此，在教学中讲授英语社会文化知识就十分必要，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升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在英语教学中进行社会文化知识的讲授目前已取得一些成效，但由于这方面的教学历史还较短，有待我们进一步努力和创新。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文化语言学增订本[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

化学与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红色文化；大学生；社会责任感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203-02

同志指出：“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1]当代大学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其社会责任感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也关系到大学生自身的成长。红色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则为培育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并开辟了新的路径和方法。

一、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缺失表现

社会责任感，是指社会群体或者个人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为了建立美好社会而承担相应责任、履行各种义务的自律意识和人格素质，是社会群体或者个人对价值观、忠诚、良知、信仰的认同，是个人价值观、态度和信念的表现[2]。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他们思想敏锐、热爱祖国、具有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热心于公益事业，敢作敢为，富有正义感。但是随着大学生主体意识的增强，一部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却呈逐渐下降趋势。

1.理想信念迷茫，信仰缺失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学生的价值观凸显出多元化、多层化、多变化的特点，一部分大学生受不良思想的影响，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呈现功利化、物质化倾向，他们缺乏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信仰缺失，人生价值取向迷茫。从我们对200名学生的调查显示，信仰共产主义的占30%，有的占7%，而没有信仰的占22%；50%的大学生无法回答活着“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同时，他们注重个人发展，个人价值的实现，而忽略社会的需要。如在问及“你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在于――”这一问题时，62%的学生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在于事业有成、家庭美满，而只有16%的学生认为为他人和社会做出贡献才是幸福的。

2.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

当代大学生大多是“90后”，他们一出生看的是美国大片，吃的是肯德基，娱乐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大多数学生由于没有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炼，并不懂得生活的不易，以至有43%的学生认为在现代社会没有必要宣传“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红色精神；在生活中，他们劳动观念淡漠，追求享受，穿品牌、讲排场甚至有些学生不顾及家庭经济条件，盲目攀比，过度消费；在学习上，一部分学生面对学习中的困难，并不是知难而上，而是逃避学习责任，在学生中任意逃课、抄袭作业、考试作弊的现象屡屡发生。

3.集体主义精神欠缺

当代大学生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长期处于家庭的关怀和保护之下，也就逐渐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再加上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地位逐渐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这一种价值取向也影响到了大学生，他们注重自我发展，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以个人利益为重，缺乏对集体和社会的奉献精神，缺乏相互之间的协作观念，不当竞争造成同学之间关系紧张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红色文化在培育大学生社会责任感中的价值

红色文化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是马列主义、思想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感染力强，对培育和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1.弘扬红色文化，有助于大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价值观的核心，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理想信念，就没有凝聚力，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3]同时他还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红色文化中蕴含有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凭借这一信念，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强大敌人，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了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把红色文化贯穿到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去，有助于帮助当代大学生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其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从而自觉地把个人的人生目标和祖国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融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2.弘扬红色文化，有助于培育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责任感

爱国主义和民族责任感是社会责任感的核心，爱国主义是人们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情感和为她的独立和富强而斗争的献身精神。它是动员、鼓舞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国际实力、民族凝聚力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4]。诞生于中华民族危亡关头的红色文化蕴含了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他们为了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英勇斗争，塑起了一个个经典的爱国事例。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以使他们感性地认识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从而陶冶其情操，升华其心灵，激励其精神，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感，增强民族责任心。

3.弘扬红色文化，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

大学生是社会中具有较高素质的群体，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他们的道德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关系个人的健康成长。从目前来看，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品德主流是好的，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大学生中也存在许多不良的道德现象，如诚信意识淡薄、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善恶不辨、荣辱不分、社会公共道德意识淡漠等，这些思想的存在严重冲击了我们的伦理道德底线。红色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记载了革命先烈们英勇奋斗的英雄业绩和高尚品德，且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还“形成和发展了许多优良的传统道德，如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这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的精神。”[5]这些精神为大学生道德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源泉，将红色文化资源中所蕴涵的道德情操贯穿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去，使其在生活和学习中自觉养成艰苦朴素、吃苦耐劳、奋发向上、自强不息、团结互助、诚实守信的良好品质，形成稳定的社会责任意识。

三、运用红色文化，培育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路径选择

1.优化教学手段，把红色文化融入到思想政治课教学中

首先，高校思想政治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和主渠道，这就要求各高校要制定中长期规划，把红色文化资源引进课堂，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奋斗历史，如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中重点安排红色文化教育专题讲座；并把红色文化贯穿于其他的哲学社会科学课程教学中。同时，结合本地区实际，抓好“红色教材”的开发。如我校就充分利用遵义红色文化资源，把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娄山关战役等历史事件编写成教材，让学生了解历史，领悟长征精神。其次，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生动、形象、具有感染力的特点，改变过去“满堂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单一枯燥说教的教学方法，采用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音像式教学、网络式教学等形式，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到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过程中，把红色文化极其深刻底蕴带入学生心灵深处，使其明确地认识到自身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树立起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坚定志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逐步培养其社会责任感。

2.把红色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

校园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和有效载体，是校园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把红色文化更好地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高校可以通过开设红色网站、利用学校的校报、学报、广播等媒体加强对红色文化的广泛宣传和教育；利用重大纪念日开辟红色讲坛或论坛，组织红色演讲，开展红歌竞赛；与相关媒体合作，开展各种红色文化活动等，激发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责任感，树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自觉地将自我发展与国家民族的振兴和繁荣相结合起来，积极履行对他人、社会和国家所承担的责任，关爱他人，团结协作，回馈社会，逐步增强其社会责任感。

3.把红色文化融入到社会实践中去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单凭某一种形式是难以达到教育的实效。实践教学是课堂教学的延续，把红色文化融入到社会实践中去，一是在节假日可以适当地组织学生参观红色圣地、革命遗址、名人故居，体验红军生活，重走红军路等活动，积极邀请一些参加过革命战争年代的老红军、老战士到学校做革命传统报告，讲革命传统故事，帮助他们重温历史，坚定信念。二是组织大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服务活动。如通过组织大学生到老区进行社会调研，开展学习革命传统、走访革命先辈及后人、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服务于老区人民等活动，帮助大学生拾回淡忘的历史记忆，也使他们在活动中接受教育，深刻感悟革命先辈们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通过积极参加关爱弱势群体、义务支教、保护环境、科技创新、勤工俭学等活动，增强自身的道德观念和责任意识，从而坚定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仰，并为实现崇高的社会理想而承担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迈向新世纪，创造新业绩――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共青团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Z].

[2]方凌瑾，唐良.强化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打磨现代人才的品质[J].高教论坛，2005，（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化学与社会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文化 交际能力 文化负迁移 跨文化意识

在其《从跨文化角度看中国外语教学改革：中国外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现状调查》一文的摘要中，张红玲首先提到：“……结果表明，(在中国)文化教学至今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它不仅从属于语言教学．而且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这一现状不仅使学生对外国文化缺乏了解，而且直接影响外语教学的整体改革。”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国际间交往的频繁增加、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中国加入WTO，我国对于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人才的需求日益突出、更加迫切。而近十几年来在我国(尤其是中学)开始流行的交际教学法也强调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和使用功能，这就要求外语教师在教学思想和实践上都进行相应的转变，与此密切相关的则是教学中语言与文化关系。

1文化的内涵

文化人类学家给文化下过很多定义。l9世纪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E·B·Talyor)，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在《原始文化)“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说：“文化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余社会上学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2olt~纪50年代美国的两位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鲁克洪也分别是从哲学、艺术、教育、心理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和生物学等不同角度给出了百余个定义。“文化”概念的外延漫无边际，而且文化本身也是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不仅如此，就是在对文化进行区别和划分的时候，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

最为常见的说法就是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也有人把它称为是大文化和小文化。技术、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等等都可以认为是属于广义文化的领域。狭义的文化是产生于人类行动但又独立于这些的客观存在的符号系统。此外，文化还有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的区分。显性文化寓于文字和事实所构成的规律之中，它可以经过耳濡目染的证实直接总结出来。隐性文化却是一种二级抽象，隐性文化由纯粹的形式构成，而显性文化既有内容又有结构。申小龙认为，文化的辐射范围甚广，包罗万象，大则如宇宙观、时空观、人生观、价值观；小则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一切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语言方式、等级观念、道德范畴等等，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2文化的内容

既然文化对外语能力的获得和提高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外语教师应该注重学生那些文化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呢?对文化的划分上，申小龙认为这些文化因素包括“习俗文化因素”、“概念文化因素”和“思维文化因素”。“习俗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其人际交往中所遵循的惯例。本族语者习以为常的风俗习惯，外族人如果不习惯，会感到别扭，严重时会产生“文化休克”(cultuershock)。汉语中的“请”频率很高，所以人们往往认为“请”相当于英语中的Please。但在某些场会却不宜用英语Please，比如让别人先进门或先E车时，不说please，一般都说Afteryou。(初学英语的人常用Yougoifrst，这是不对的。)在餐桌上请人吃饭、吃菜或喝酒，一般用Helpyourself(tOsomething)，也不用Please。有人打了个喷嚏，旁边的人有时会说点什么。中国人可能会说“有人想你了”、“有人说你了”或开玩笑地说“谁在骂你”；英国人或美国人则说Godblessyou(上帝保佑你)。“概念文化”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但又是附于词义的，在不同民族语言的交往中，他们的民族特点会显现出来。“Cupid”，“Venus”等都是英美等国人民熟悉的概念，中国人大多都懂“牛郎”、“西施”、“红娘”这些说法。还有些词具有不同的褒贬色彩，比如鲁迅就痛斥“落水狗”；“哈巴狗”也让人深恶痛绝。但美国人喜欢称呼其他人为“olddog”、“luckydog”，这是因“dog”在英语中是对人亲切的称呼，不具有贬义。“思维文化”指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习惯。这种文化在语言的结构和组织上可反映出来。以姓名、地址和时间的不同表达为例，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来：西方人习惯从小到大，由个体到整体，遵循的是分析综合的维过程；相反，中国人则是从大到小，由整体到个体，遵循综合——分析的思维过程。

3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密不可分，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反射，—个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可以透过该民族的语言层面展现来。《现代外语教学》较完整地归纳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底座。

“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Hymcs，1972)针对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提出的。海姆斯认为交际能力应包括语用知识和能力，即在语言运用过程中，交际双方不仅需要知道交际话语的结构正确与否，还需要知道交际话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可行性、得体性和目的性。交际能力的培养也就是使学习者在与本族语者的交流中，根据话题、语境、文化背景讲出得体、恰当的话。这种能力反映出学习者对所学语言所代表文化的了解程度，语言得体性离不开社会文化知识。

交际教学法要求外语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听、说、读、写、译”的各项技能。现在的外语教学不是简单地强调语法结构和词汇的盲目掌握，更重要的是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文化在上述提到的各项技能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目标语言文化的熟悉程度在很大意义上会影响语言的学习或最终的运用。雅思考试的四项测试中，听力测试中的文化和生活气息最为浓重，其内容就大量涉及到海外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玩。听力内容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国外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因为雅思考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考察考生的语言水平能否满足国外实际生活中的语言需要。英美文化的发展在词汇和表达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大多词汇都与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所以阅读能力的提高一方面也需要文化知识的不断丰富和积累。由于美国议会和总统的选举竞争激烈，这样的词汇便应运而生，如：ElectoralCollege(选举团)，ThinkTank(智囊团)，PositivCampaigning(正面竞选，正面宣传，树立自己好形象的竞选策略)，NegativeCampaigning(负面竞选，攻击对手，丑化其形象)。如果不了解“Watergate”的含义，也不会推测出“-gate”被用作表示“丑闻”意思的后缀，继而出现了下列一系列词“Koreagate或Ricegate”(1977年左右，南朝鲜政府曾贿赂国会议员达成向美国倾销大米贸易项目，成为轰动一时的“朝鲜门”事件或大米门事件)，Winegate(葡萄酒门，即法国葡萄酒销售丑闻)，Debategate(辩论门，指里根与卡特总统竞选前共和党竞选班子窃取卡特总统竞选纲领的丑闻)。翻译同样也要求译者对源语言的文化有足够的了解，有把“V’~ICOtheeighteenyear-oldHenryVIIIbecameKinghewasextremelypopular，…”翻译成了“当l8岁的亨利八世成为法国(正译：英国)国王的时候，极受臣民的欢迎……”；在谚语翻译时，冯庆华提出首先要注意的是“不要用充满本国民族色彩的谚语去套译原文，也就是说不能用包含中国地名或人名的汉语谚语去套译英语谚语”。如“Whynot?Beautyliesinthlover’seyes．asthesayinggoes．M r．Taftanswered withagentlesmile．’中的Beautyliesinthelover’seyes如果翻译为“情人眼里(接60页)出西施”就欠妥，因为西施是中国古代的人物。同样如果外国人说“Twoheadsarebetterthanone．”翻译成“两人智慧胜一人”就比“三个臭皮匠，胜过—个诸葛亮”好。

4外语教学中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英语学生面临的问题是语言和文化的双重障碍。对母语文化的熟悉会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产生文化的负迁移，进而影响到外语的学习。外语教师要做到的是，尽量帮助学生减少文化负迁移带来的影响，在教语言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对目的语文化的知识。教师可以采取以下方法，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

(1)培养跨文化意识，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适应性。在教学中，适时介绍英美文化背景知识，风俗习惯等。引导学生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得体的语言，通过两种不同文化的对比，有意识地展示两种文化的共性和差异。比如：中西节日的异同，饮食文化的差异，日常问候用语等。

(2)鼓励学生多接触英美原版的东西，如小说报刊、杂志、电影等，引导学生有效利用资料来源，从中领略英美国家的风土人情、语言行为，体会英美文化与汉文化的差异。或是引导学生正确有效地利用因特网，上一些英文版的网站，从中获得更多的文化信息。

(3)鼓励学生大胆在课堂中创造一些有关的交际情境，使学生身临其境地认识和熟悉文化知识。日常生活中积极加入一些英语交流的环境或情景，选择前往英美人士常去的地方，主动与他们进行沟通、交谈。

(4)外语教师作为教学的主导者，应当有母语和外语两种语言的语言修养，还要有两种文化背景方面的一定学识。教师需要不断地努力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水平，把各种文化差异运用到课堂中，使得学生从对不同的文化对比中不断提高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交际能力。

化学与社会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理论自觉；文化禀赋

[作者简介]李娜，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胡翼鹏，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8-0186-08

郑杭生先生从事社会学研究已经30余年了，他不仅注重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而且更注重对经验研究的理论提升。由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和学科本土论，以及与这“五论”密切相关的其他理论命题，共同构成了郑杭生关于社会学研究的逻辑体系。以社会运行论为主干的“五论”及其衍生命题，既是郑杭生本人社会学思想的集中表达，也是以郑杭生为灵魂的“社会运行学派”的学术皈依，不仅蕴涵着独特的文化禀赋，也体现出了高度的理论自觉。

近年来，有关郑杭生的社会学思想的研究讨论已有不少成果，对郑杭生提倡的社会学理论自觉也进行了一些总结分析。不过，这些总结分析大多侧重于重申理论自觉的内涵和价值，而对其社会学研究达成理论自觉这一学术目标的表现和因素探讨不多。实际上，郑杭生的社会学研究之所以能够达成理论自觉，根本因素是其研究所蕴含的文化禀赋。理论自觉与文化禀赋相辅相成，理论自觉锻造了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学理自性，而文化禀赋则奠定了其学理自性的核心价值。

一

在费孝通“文化自觉”论的影响启发下，郑杭生于近年来提出并大力倡导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觉不仅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前景提供了明确的目标方向，而且也正是郑杭生本人的社会学学术进程的真实写照。理论自觉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一种学术取向，其“自觉”的核心与前提是创造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郑杭生就带领他的学术团队先后提出并论证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等理论与命题。

其一，社会运行论。社会是一个由不同要素和子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在理想状态下，各个社会子系统和不同社会要素在发挥各自的功能的同时，彼此之间交互影响且协调互补，从而使社会在动态发展中保持平衡与秩序。社会运行存在良性运行、中性运行、恶性运行三种类型，或者协调发展、模糊发展、畸形发展三种状态。特定的社会运行状态是由具体的条件和机制决定的。社会运行的条件包括人口条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和社会心理条件等，而社会运行的机制则包括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等。

社会有机体的运行状况是通过微观层面的社会子系统、社会要素的能动状态及相互关系体现出来的。因而社会运行论解析社会子系统、社会要素各自的功能发挥与综合的功能协调，其终极目的在于考量社会有机整体的运行和发展状况。所以社会学的使命是科学地探索研究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从而使社会尽可能地处于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之中。也就是在宏观层面上理顺一些重大的、基本的社会关系；在微观层面上理顺社会的个体结构，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良好的人际互动模式。

其二，社会转型论。当代中国社会的运行状况，从总体上而言处于中性运行、模糊发展并逐步向良性运行、协调发展迈进的状态中。这种运行态势表明中国社会正处于一种深刻的转变之中，这种转变不仅仅是社会运行状态由曾经的恶性运行向中性、甚至良性运行转化，而且也表现为社会运行性质的转换，即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向现代、更新现代的转型。因此，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

研究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转型，都必须从“转型度”与“转型势”两个维度来把握，离开这两个方面，任何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都无以立足。社会转型度是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程度与特点的说明和衡量，反映社会转型的整体状况，包括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等五个方面。而社会转型势则是对社会转型度更进一步的深化，特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或社区转型的能力、态势及其发展趋势的不平衡性。根据转型能力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当前中国社会可以划分为优势级、中势级、弱势级三种不同的转型地区。

其三，社会互构论。个人和社会是人类生活共同体最基本的两大行动主体：个人是社会的终极单元，社会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与社会之间是一种互构共变关系：所谓互构，是指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相互建构与型塑的关系；所谓共变，是指社会关系主体在互构过程中的对应性变化状态。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共变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存在着对立冲突，也包含着协调整合。由此，需要建立一种能够将个人与社会关系处理得当的新型现代性，促使互构过程中的对立冲突转变为协调整合，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经历着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变，而且经历着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变。在社会转型快速推进过程中。现代性的转换导致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而互构共变是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即社会在型塑个人，同时个人也在建构社会。因而，在具有“自上而下”改革压力与“自下而上”变革要求双重动力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进程中，既要考虑作为社会的国家、集体对个人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个体对于集体、国家等社会存在的影响。

其四，实践结构论。无论是世界范围还是中国社会，社会实践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而且这一变化是结构性的巨变：一方面。这种变化具有普遍性。直接或间接影响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实践行动；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不是局限于某一层面，而是波及各个领域，具有通同共生、连锁反应的特点。造成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根源，是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变化，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的共同作用。那些左右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那些影响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是这两股力量相互作用造成的一系列后果。

在当代中国，改革不断推进社会的急剧转型，社会实践也经历了急剧变迁，目前已走进了一个新的转折期。这个既取得前所未有社会进步又付出沉重社会代价的过程，使我们能够从经验上更直接地体验到“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及其两个维度”。因此，实践结构论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不仅揭示了世界现代性进程中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模式。也提供了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运行与转型的“双侧视角”：一是在历史长时段中揭示现代性的总体趋势及其逻辑，一是在本土社会转型的具体视域中透视快速演进、交替进行的社会变动。

其五，学科本土论。社会学是在西方社会，特别是欧美文化中生成壮大的知识体系。因此相对于非欧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西方社会学一直处于强势输出地位，而非欧美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学则长期处于从属追随地位。然而。从国外移植引进的社会学。并不一定与“进口”地区的社会文化完全匹配，所以“进口”地区舶来社会学之后大多存在一个本土化的问题。社会学本土化就是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

社会学本土化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世界性特征。社会学中国化就是社会学本土化在中国的体现。社会学中国化的根本目标在于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形成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并使之能够和国际上的强势社会学平等对话，并最终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学的有机构成部分。为此，中国社会学应当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走“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的道路。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即是与国外社会学交流对话，以及对国外社会学借鉴回应基础上“新”生的中国化社会学理论。

上述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和学科本土论，有的已经比较成熟完善，有的仍处于需要进一步提炼升华的阶段，如实践结构论。另外，上述“五论”只是郑杭生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思想的主体骨骼，除此之外，郑杭生近年来还进行了多项极具现实感的研究探索，如有关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探索、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的分析、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倡导等，它们既是对以往“五论”的具体展开，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深入，又成长为新的理论发生点。

二

正如郑杭生本人的总结，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和学科本土论等“五论”及其衍生命题，是“理论自觉”的一个个轨迹点、支撑点，都是立足中国社会的现实变迁，开发传统学术资源，并借鉴国外社会学理论前沿，反思自己、审视别人，进而提炼自己特色的结果。因而，理论自觉是一条贯串“五论”及其衍生命题的“自觉”线索。为我们解析郑杭生社会学的本真内涵提供了恰切的方法论视角。

历史地来看，中国社会学的移植性格，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其实用、应用品格，所以1949年之前的社会学研究普遍重视问题分析和经验调查而忽视理论提炼概括。1979年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这种品格仍旧在相当程度上被沿袭或延续，经验调查和问题分析被置于首位而理论建设被有意无意忽略。郑杭生深刻洞悉这种碎片化研究的弊病，因而积极倡导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并身体力行进行问题和经验的理论抽象与提炼。这种努力既结出了丰硕成果，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肯定，他和他的学术团队被称为社会运行学派，其理论探索被誉为“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由中国社会学家自觉提出来的最早的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那么，以上“五论”及其衍生命题何以被看作一个系统化的体系？

其实，谢立中在此前就指出，社会运行诸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大体为：学科本土论为社会运行学派提供了目标和方法论方面的前提，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构成了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主体，社会互构论则是对这一理论主体的进一步深化。李迎生也认为，诸论是有着比较严密的内在逻辑的统一整体，只有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探求彼此之间的逻辑与关联，才能理解其深刻内涵。他的看法是：学科本土论为该理论体系提供了学理基础，社会运行论是该理论体系的核心，社会转型论是该理论体系的拓展，社会互构论是该理论体系的深化。而郑杭生本人的说法是：社会运行论是基础，社会转型论是深化，学科本土论是追求和方法论，社会互构论则是各论的进一步升华，实践结构论又是在上述“四论”基础上进行的新探索。当然，这一说法是从思考轨迹与研究推进的时序方面给出的先后排列关系，而不必是指理论统一体自身的内在逻辑关系。

从整体上来看，“五论”并不是当其中某一个理论完全成熟定型之后，才提出下一个新的理论命题，而常常是在阐述论证前一个理论命题的过程中，就已经从新的角度对与之关联的新论题作出阐发说明，进而形成另一个新的理论；另一方面，在提出并论证新的理论命题过程中，对于之前的理论也不是束之高阁，而是仍旧适时地作出补充深化，使之更趋成熟完善。因此，“五论”在时序上的关系。只是其提出、论证在时间表上的位置排列。并不等于彼此之间在内在理路上的逻辑关系。也即是说。尽管“五论”是在不同时间先后提出并分别论证建构的，在时间上表现出一种次序性，然而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却并非与其生成时序严格吻合。这表明郑杭生的社会学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并非范畴与命题的多样自由组合，而是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理路和思维主线。

结合学界同仁的相关看法，以一个简单模型来比拟“五论”的逻辑关系：社会运行论是主体、是核心，从宏观层面上确定了社会转型、社会互构、实践的结构性巨变等理论命题的内容与取向：而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以及其他理论命题则是分支别干，从不同问题、不同视角阐释中国社会的运行，同时也是社会学本土化的具体展开；而学科本土论则是这个模型的说明手册或操作指南，超越社会学的具体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成为对具体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学阐释。

因此，“五论”不是平行的、并列的关系，而是在内在的逻辑理路上有着主从之分，其间的主从关系是由它们各自在其共同组成的理论统一体中的角色位置决定的。诚如杨敏教授所言，若论开源拓荒，奠定基业，启育后人，融聚新论，诸论之中功德卓著者，非“运行论”莫属。这也应当是以“社会运行”标识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形成的理论流派的本质所在。社会运行论在诸论中的核心位置，源于它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高屋建瓴地规划与阐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历经古典、现代直至当代。一直未能从根本上得到科学界定。如果中国社会学要在社会学世界格局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对这一问题给予富有创意的、合乎理据的回答。郑杭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视为社会学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之所在，视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建构起点。

郑杭生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主张，源于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留学英国期间的学习和思考。回国之后，郑杭生正式提出自己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这一定义已经得到了社会学界的广泛认同与接受，而且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关键点——社会运行一词也早已成为了日常流行语汇。据郑杭生本人对形成这一观点的思想历程的回顾，社会运行论一方面是对国外社会学两大传统——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的借鉴和吸取，另一方面是对传统中国治乱盛衰的历史变迁的开发和以治乱盛衰为思考重心的学术传统的继承。促使郑杭生关注中国治乱盛衰的历史变迁，除了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的影响，也与他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切身感受息息相关。

郑杭生发现，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的30年间，初步良性运行加上中性运行只有17年左右，而局部恶性运行和全面恶性运行却占了13年左右。这一状况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并非自然而然地良性运行，而是在一定条件和机制下可能陷入恶性运行。而当整个社会陷入像“”那样的全面恶性运行时，不仅整个社会停滞倒退，而且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会受到伤害。同时，通过研究中国历史变迁，郑杭生也发现，传统中国既有许多著名的“治世”，也有不少典型的“乱世”。而当世运离乱或处于恶性运行状态时，也就意味着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经济与文化遭到巨大破坏。因此，社会运行问题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危兴衰，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关怀家国族群命运，探寻社会发展方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而求治去乱或者说使社会避免恶性运行的思考与努力。也是古今志士仁人的抱负理想。正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以及对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承继，郑杭生在他的社会学研究过程中自觉地将去乱趋治、实现良性运行作为根本追求。

另外，郑杭生提出社会运行论也是与严复的影响分不开的。百余年前，严复翻译斯宾塞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时，把“SOCIOLOGY”译为“群学”，把书名译作《群学肄言》。显然如此翻译并未忠实于原文，而是有意穿插了太多附会、诠释和投射，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严复的中国传统观念渊源深厚。严复在《群学肄言》的译序中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即社会学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治和乱、盛和衰的原因。探寻使社会达到治康的方法和规律的学问。正是受到严复的启发，郑杭生沿着严复的思路，结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运行状况的反思，形成了社会运行三种类型——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中性运行与模糊发展、恶性运行与畸形发展的观点。尽管运行“三分法”有别于严复的治乱“二分法”，但在精神内涵上却延续了中国社会学发端之初的人文性。

因此，社会运行论融会经典社会学范畴与命题，以及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求治去乱的理念与实践，既从结构功能的角度阐明了社会秩序的动态生成机制。也从中国历史变迁与传统思想中揭示了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逻辑。由此可以这样认为，对国外社会学两大传统的借鉴和吸纳，保证了社会运行论之社会学的学理品格。而对中国治乱盛衰之历史变迁的开发和以治乱盛衰为思考重心之学术传统的继承，则使社会运行论蕴含了独特的文化禀赋。

三

社会运行论不仅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的理论精髓，而且从一开始就根植历史变迁和时代主题，熔铸传统思想和先贤智慧，彰显出深厚的中国文化禀赋。这一文化禀赋，既与费孝通之拓展社会学研究视野的倡导遥相呼应，也与我国当前之社会文化建设的主旋律相得益彰。

文化禀赋是指在某一社会文化环境中生成的社会学理论命题所获得的思想内核和精神特质，并由此表现出异于一般理论的鲜明文化特征。社会运行论被视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特色”得以彰显的重要根源即是其“中国”的文化禀赋。社会运行论之所以是“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并非因为资料对象或研讨问题属于中国社会，也不是由于创建者为中国人的缘故，而是因为其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必要的元素和成分，中国文化给予了社会运行论特定的内涵、特征和表现等。由此，社会运行论的文化禀赋是隐含在其话语、逻辑之中的中国元素，这些元素不是可以被分离出来的知识点，而是与其宗旨、议题融为一体的思想内核和精神特质。社会运行论的文化禀赋彰显了其不同于国外社会学理论之内涵特征的异质性，而这一区别于国外社会学理论的异质性正是其中国特色之所在。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知识门类，社会学围绕大体一致的论题，使用基本相同的概念，是在一种通则性的、普适性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展开言说。不过，所谓的通则性、普适性是从理想状态就其使用的范围和程度而言的，实际上在“普”和“通”的背后，有着深深的西方文化烙印。而与中国的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隔膜。在世界范围内，属于同一个学科群的学者们虽然使用着相同的术语和概念。但是同一概念或术语的内涵却常常因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差异甚大。导致这一后果的直接原因，固然是那些擅长现学现用的学者不求甚解望文生义而造成谬种流传，其实也表明某些理论或概念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恰切的内涵所指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

社会学是现代西方文化背景中生成的知识体系，是一种舶来的异域文化知识，故而才有本土化、中国化的诉求。当然，除了社会学的中国化、本土化诉求之外，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等学科和领域同样有中国化、本土化的要求。当前，有关“中国化”的讨论和研究可以说已经汗牛充栋、浩若烟海，涉及中国化的理论可能、实践途径和衡量标准等方方面面，其中中国化的实践途径尤其受到格外关注。就社会学的中国化途径来说，关注本土文化元素并将其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成为海内外学者们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共识和共同选择。如美国的林南等，港台的金耀基、叶启政、萧新煌等，大陆的费孝通、郑杭生等，他们毫不例外地将中国化的目光转向了传统思想文化资源。

传统源于过去，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㈣。不可否认。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社会开始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现代西方的特征。然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赓续传承、绵延不绝，在现代化、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当下，仍旧坚韧顽强地影响着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也就是说，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虽然在西风激荡之中发生了剧烈变化，可是在变化之中仍有坚持和坚守，特别是深入文化基因的价值观念，在千变万化的形式之下，仍旧保留了一如既往的内核。由此，回溯历史、关照过去，能够使我们透视现代性的迷幻表象而获得一种自知之明。

也正是如此，“开发传统”是郑杭生社会学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理念，因为只有深入研究传统思想文化，找到中国社会文化的根柢与特质，才能保证社会学在服务社会需要中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如上文所示，基于严复的启发影响以及自身的人生经历，郑杭生开发传统的视界主要聚焦于中国社会治乱盛衰的历史轨迹和历代学者以治乱盛衰为思考重心的思想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建构起了社会运行论的基本体系。社会运行论与孔德和马克思两大社会学传统的根本宗旨一脉相通，同时也包含着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治乱盛衰和历代思想家“求治去乱”的思考与实践的凝练概括。尤其是“去乱求治”作为善治理念，与社会秩序与进步、社会良性运行的终极关怀是一致的。社会运行论既然是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变迁实际中来的，当然也能够回到历史实际中去，对治乱盛衰的历史轨迹及其思想传统作出清晰透彻的理解诠释。相应地，“去乱求治”思想传统中的某些元素既可以作为有效分析认识当代社会的有益成分，同时可以“反哺”社会运行的理论思考，给予社会运行论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开发传统”有多种方式和多种视角，郑杭生关于社会学开发传统的方式主要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郑杭生指出，只有加强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和民族性融入社会学中，才能使社会学在中国生根发展，才能创造出与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相吻合的社会学。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是郑杭生社会学的文化禀赋的一个重要渊源。在郑杭生看来，通过科学地反思传统中国社会关于社会运行条件和机制等的思想与文化，继承和弘扬历代优秀的社会思想，有利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妥善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真正使社会学服务于中国社会及中国社会大众。因此，郑杭生不仅在他的经验研究与理论建构中时刻贯穿着社会思想的有益元素，而且切实完成了一大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著述。

早在1995-1996年，郑杭生曾组织学术团队搜集资料，为进一步开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作准备。资料选编以社会运行论为指导原则，分为七个专题：社会变迁的轨迹——治乱盛衰：治世的社会条件及运行机制；达到治世的途径与手段；治世的理想模式；乱世的社会根源；乱世的治理与控制；乱世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危害。以此为基础，郑杭生与其他合作者一道，发表了多篇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大都收录在四卷本的《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中，成为“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2010年出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1世纪社会学研究生系列教材”的主打著作，标志着郑杭生及其学术群体运用社会运行论进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以社会运行理论作为诠释框架。从历代学者考量社会问题、规划社会理想的具体话语情境——治乱盛衰——人手，开拓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这种新视野应用社会运行理论的知识系统与理论范式，综合考量某个社会精英或学术流派的思想学说和行动主张。逻辑呈现他们如何以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为中心，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应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展开去乱求治的理性思考和实践。

郑杭生及其学术群体运用社会运行论进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取得的良好效果，说明社会运行论不仅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变迁，是从历史中来的，而且能够回到历史中去，熔铸历代思想家关于治乱盛衰的思考探索，使社会运行论与传统社会思想互构共契，进而达成同一关系。从历史中来，又回到历史中去，从而使其以社会运行理论获得了深厚的文化禀赋。表现出鲜明的中国色彩。

四

社会运行论根植于传统中国治乱盛衰的历史变迁脉络，并熔铸历代仁人志士探索去乱趋治的传统社会思想，同时坚持社会学的基本精神和深层理念。毫无疑问，这一品格使社会运行论既具备社会学的一般性质，又涵蕴中国文化的特殊禀赋。而与社会运行论有着密切逻辑关联的其他具体理论，如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以及对以上诸论作出社会学阐释的学科本土论。也都具备来自传统的文化禀赋。

传统和现代两者之间除了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一面，还有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的一面，……社会转型论就是一种主张传统和现代既对立又统一的新型的现代化理论。正是基于这一判断，郑杭生坚持认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是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郑杭生之所以强调这一转型观，不仅源于他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理论洞悉。也源于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不是一个全新的社会，而是包含着诸多传统因素的社会，仍旧处于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之中。也正是因为对中国社会文化赓续不绝的延伸性具有深刻理解。郑杭生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主张构想、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总结规划，无不立足于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这一基本社会事实，不仅特别强调传统对当代社会进程的深刻影响，并且注意从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有益元素，从而使社会转型论及其深化命题具备了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文化禀赋。

社会互构论对当代个人与社会关系动态演进的阐述和诠释，也包含着来自传统社会思想和历史文化的启迪与影响，因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核心。社会互构论的另一主要阐释者杨敏教授指出，社会互构论实质上是以社会学理论的方式，对中华文明的“柔性融和”与“和谐大同”等传统脉络的延伸。“柔性融和”是社会互构的一种表达机制，这一过程使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重新组织起一个共生空间，这些多元文化的核心结构如价值、理念、信仰等。要素结构如符号、象征、意义、仪式等，规范结构如习性、风俗、禁忌、戒律等，在此发生交叉、重叠、复合，在相互调适、修正和改造中发生协同性的转化，即互构共变。各种原生文化的差异性、具体性、多样性得到吸纳，其共同性、一般性、普遍性也得到升华，最终汇聚为一个新的复合型文化体。因之，社会互构共变，特别是互构谐变的思想，同样根植于传统思想文化，同样具有中国的文化禀赋。

实践结构论的中心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快速转型背景下，社会行动与社会生活发生的结构性巨变问题。尽管这一理论的着眼之处是“当下”的社会生活与社会行动。但是这个“当下”得以展开的前提——现代化、社会转型，在郑杭生的理论中都与“过去”、传统密切关联，因而实践结构论仍旧没有跳出传统的“掌心”，仍然笼罩着“过去”的“阴影”。这一点也可以从郑杭生有关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意义的说明中一见端倪。郑杭生指出，通过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发掘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概念和命题，把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经验理论化、概念化，进而形成理论原理或学说，不仅能够为当下社会生活提供来自历史文化传统的知识支持，而且可以进一步丰富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丰富完善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就此而言，实践结构论同样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有着不解之缘，具有来自中国文化的独特禀赋。

学科本土论的“本土化”取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传统社会思想文化的有益元素纳入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当中，从而使其具备中国的文化禀赋。郑杭生指出，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是立足现实，同时也与弘扬传统分不开。而所谓弘扬传统，就是中国社会学注意吸纳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盛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人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开发传统，并不仅仅满足于应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去分析打量过去曾经发生的、被资料文献纪录而有幸留存至今的那些事实，而且要将由此呈现出来的过往事实所蕴含的情与理，融入既有的理论视角中，生成诠释当下的新理论。郑杭生近年来大力倡导的“理论自觉”，就是对学科本土论——即社会学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化与升华，其主要表现之一是对传统资源作出自己的理论开发，结合中国社会的悠久历史文化和丰富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

综而言之，郑杭生的“五论”无不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无不具备独特的中国文化禀赋。而这一文化特质都可以在“理论自觉”那里得到积极回应。因此，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文化禀赋。不在于将传统社会思想文化收编帐下当作资料和对象，而在于将那些仍旧对现代、对当下产生深远影响的过去之情和理，化为自身的有机构成。故而，社会学的社会思想文化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分析、解释记录在案的历史文化事实，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将历史文化事实所涵蕴的情理、智慧转化为当下的理论元素。

五

世纪之初，费孝通先生在推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又曾大力提倡“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要求将传统社会思想与历史文化中那些在现代社会仍旧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观念、意识、价值等，纳入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之中。使中国社会学达成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费孝通先生拓展社会学界限的实质，就是要求中国社会学应注重对“人”的研究，要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融入那些在现代社会仍有顽强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元素。从而有效提升中国社会学的认识能力。

化学与社会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外语教学；学习理论；认知论；社会文化论；比较研究

一、引言

关于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分类，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甚至有的研究者提出了52种学习理论。其中三分法的赞同者居多。多数专家认为，语言习得理论大致可分为外在论、内在论和社会文化论。内在论是这三大理论流派中最庞大的一个，主要分为两大流派──先天论和认知论。认知论又包括信息处理模式、连接主义论、信息竞争模式等理论。三大理论流派中，社会文化论是当今研究的热点。它主要包括新近出现的对话论、活动论、实践共同体等理论。早年研究者多对内在论和外在论进行了比较研究，但内在论尤其是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方面的比较研究并不多见，本文试从这一角度对其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对外语教学和研究有所启示。

一、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的主要观点

1.认知论的主要观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二语习得研究对象从单纯的语言开始转向学习过程中学习的主体等因素，在研究学习者外部因素时，开始对曾经被视为是"黑箱"的学习过程进行了全面探讨。

认知论认为，第二语言习得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二语知识系统的发展和在交际中的使用。从认知的角度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语言等同于一般性的知识，把学习一般知识的方法应用于语言学习之中。认知论包括信息竞争理论、信息处理论和其他多种理论。无论哪种理论都认为：第二语言学习是对一种复杂认知技能的习得。学习一种外语，就是学习一种技能。把语言习得等同为一般的认知过程，认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就是一个语言信息在大脑中输入、加工、处理，新旧信息各个阶段的重组和连接直至自动化的过程；试图以人类学习一般知识的过程为依据来认识第二语言习得，只要经过最初的机械练习，以及不断的信息处理和加工，通过掌握语言规则，就可以逐渐达到信息处理的程序化和自动化。

2.社会文化论的主要观点。

社会文化论综合了理解人类行为的多个学术领域，发展出超越了个体与环境的二元论的概念。人类通过能动地作用于外部世界而变革外部世界，进而变革自身，在这种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使客体的心理表象得以表征与具体化。借助心理表象的中介，主体与客体世界的关系得以实现，从而说明人类受外部客体的制约，特别是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二语习得同样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社会文化论强调二语习得中社会文化的作用，强调学习者的内在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从而丰富了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也为研究第二语言习得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4］。维果茨基狭义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社会关系和文化制品在组织人类特有的思维中扮演主要角色，并提供了一个不孤立于社会环境而可以系统研究认知的框架。

二、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的区别

1.强调语言习得模式中的不同环节。

这两大理论都承认语言习得模式是输入（或环境或刺激） 语言习得内部机制输出（或习得的知识，或行为）。但认知论更关注语言习得的内部机制；而社会文化论则更重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以及二者的关系。

2.与心理语言过程的关系。

社会文化理论与包括认知论在内的其他语言学习理论的根本区别是社会环境和心理语言过程不再被看成是两个分开的现象，社会化和语言习得不从产生它们的语言交互环境中剥离出来。对二语习得者来说，语言发展产生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中二语学习者积极参与意义建构，并通过该过程习得第二语言。

3.运用发展法来分析学习者语言习得时的隐喻不同。

认知论的隐喻是习得，即学习者接受语言输入，习得语言并储存在头脑中，在需要的时候输出。社会文化研究方法的隐喻是参与，个人在学习中起一定的作用，但个人最终能独立完成的能力必须在社会交往中以协作的方式获得。社会文化理论因此为语言学习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认为个人和社会融为一体，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不可分离［7］。

4.二语习得领域的相关研究方法。

以临近发展区为例，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微观发生领域，即在逐句的话语交际中来认识学习者第二语言的内化。社会文化理论的微观发生研究从认为交互导致语言学习，转向认为交互是语言学习发生的场所，从而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法选择。

5.对于语言输入、输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的探讨。

Krashen的输入假说与Swain的输出假说对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持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认识论并未对这一矛盾提出解释。但运用社会文化理论探讨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时，他们的分歧可以得到解决。维果茨基认为人类高级思维功能建构于社会、文化、历史和教育的环境中。而这个环境是一个由社会相互交流编织成的网，一个由语言输入与输出的辩证统一体。所以，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的相互作用引起第二语言的发展。

6.相互交流中参与谈话者的作用的不同理解。

受认知论启发而提出的相互作用假说对于在帮助学习者理解以及被理解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社会文化论有着不同观点。其主要区别在于对个人认知过程的强调不同。相互作用假说强调学习者头脑中的个人认知过程。相互作用通过给予学习者需要的输入来加速内在的过程，最终使那些认知过程成为可能。社会文化论者认为，通过社会的相互交流而发生的学习过程中，交流会话更重要，他们认为，随着社会活动中知识的内化，人们借助中介控制和重组他们的认知过程。

三、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1.认知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内在论强调学习者从自身经验背景出发对客观事物的主观理解和意义建构，重视学习过程而反对现成知识的简单传授。认知学习论为现今的外语教学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该理论认为学生学习时头脑中的认知结构和认知加工过程是决定学习结果和学习效率的直接原因，教材、教法等一切外部条件虽然重要，但都只是影响学习的间接因素。这种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教学有许多启发。教师要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教学活动中，采用现代教学手段，以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对学习材料的深入思考，提高对新学知识的解释、推理、运用能力，树立教学目标的新观念。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教学目标比使学生成为独立的、自主的、高效的学习者更为重要。所谓独立，是指学生离开老师，甚至离开学校之后还能继续学习；所谓自主，就是让学生去主宰、支配学习内容，而不是由学习内容来支配、控制学生，变"要我学习"为"我要学习"。 教师在创设学生学习的外部条件时，必须以学生头脑中的认知规律为前提。这些外部条件指能激起学生努力去从事思考和记忆等心理活动的事件。外语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抛弃"一言堂"的传授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要重视学生内在认知动机的作用，这里的内在认知动机是指由学生的学习活动本身所引起的学习动机。

2.社会文化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最近发展区是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儿童现有水平与经过他人的启发帮助可以达到的较高水平之间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维果斯基认为：教学不仅应该考虑儿童已经达到的水平，而且要考虑儿童经过努力可能达到的水平。只有当教育走在发展之前时，才是好的教育，他主张教师要重视学生学习的最佳期限，不应盲目拔高或迟滞，以免错过最近发展区。据此，可以得到以下启示：①学生是自主积极的学徒式学习者。②学生的学习受背景影响。③教学应向学生提供挑战性认知任务和有效支架。④教学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动力系统。最近发展区对学习英语的启示是：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应关注学生学习的背景，倾听学生需要；激发英语学习兴趣，创设有效支架；创设活动情境，增强参与意识；发挥学生特长，体验成功乐趣；提倡合作学习，享受合作成果等。

四、结语

不管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主流认知论还是研究的新热点社会文化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都有可以兼容的部分。正像Zuengler和Miller文章的标题"认知和社会文化: 两个平行的二语习得视角?"所预示的一样，社会文化视角可能是在原有的世界之外开创了另一个新天地。如Yoric所倡导的，假如我们能为学生多建几座桥梁让他们从中选择的话，相信他们到达终点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只是这众多"桥梁"中的一座。

【参考文献】

［1］ 焦俊峰.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的多角度透视［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9(1):71-74.

［2］ 刘绯.国外著名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综述［J］.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72-75.

［3］ 贾冠杰.二语习得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化学与社会论文范文第9篇

论坛开幕式上，贵州民族大学校长张学立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校长赵心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先生分别致辞。张学立首先代表贵州民族大学向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就论坛召开给贵州民族大学相关学科发展带来的推动意义进行了阐述。赵心愚在致辞中强调，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共谋学科理论发展，共同推动学术服务社会现实的一个开放性学术平台。张昌东指出，本次论坛从区域、社会与文化角度来探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田野方法，对深化当代的民族研究，尤其是西南民族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另外，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作了题为“学科兴衰的原因”的主旨报告。报告以我国著名民族学家闻宥先生留下的一份64年前的会议记录为例，回顾并反思了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开幕式由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杨昌儒教授主持。研讨会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1.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阐述了“主体民族志”的新概念。“主体民族志”以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学瞿明安教授从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问题。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沟旅游业为例，反思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大连民族学院李鸿教授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探讨了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罗红光研究员以大瑶山瑶族的亲属制度与“族内婚”为案例，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博士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表现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2.关于“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认为南诏立此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论述了新时期藏彝走廊研究对认识西南民族格局的启示与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以藏彝走廊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多续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多续人”的藏族身份认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讨论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通过对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分析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云南农业大学秦莹教授就云南藏区维稳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大学平措教授以《格萨尔》为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藏语中的模拟词。

3.关于民族认同与宗教。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介绍了其对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研究的部分成果，认为《指路经》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讨论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以东巴教“还树债”仪式和同名口诵经为对象，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经书与口诵经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通过对傈僳族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的考查，探讨其多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厦门大学王平副教授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传统与现代社区的互动与整合。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教授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神崇拜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社会、神灵、宗教之间的关系。

4.关于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成因；朴光星副教授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张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移民问题；关凯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与理性的选择：不流动的草原牧民》的发言，关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动问题。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民族识别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实质上是归属政治的建构，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指出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将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进行了对比。

5.关于民族走廊与贵州民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探讨了道路与族群关系的一体多元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杨筑慧教授从环境人类学视角探讨了西南民族糯文化变迁的政策因素。贵州民族大学陈玉平教授将国家通道的路线与傩文化传播的路径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思考。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以贵州黎平黄岗村为田野点，讨论了国家控制与地方互动中的普适性规律。华东师范大学徐赣丽教授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有所用三方面分析了侗族老人居家社区养老生活幸福指数高的表现和原因。广东民族宗教研究院陈晓毅研究员重点探讨了西南民族地区都市外来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问题。

化学与社会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新课程改革；民俗文化；兰州市；《品德与社会》课程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131-02

世纪之交，我国启动了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2004年11月11日在南昌召开的“民俗教育与当代社会”高层论坛上，来自全国的一批著名文化学者和民俗学家建议，我国应尽快把民俗和乡土内容纳入中小学教材［1］。只有民俗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才能真正起到弘扬和传承民俗文化的作用。本文以兰州市为例，从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的特点入手，论述民俗文化进小学《品德与社会》课堂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的特点

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是在小学中高年级（3-6年级）开设的一门以儿童社会生活为基础，促进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良好品德形成和社会能力养成的综合性课程。从教材的内容来看，该课程结合小学生认知特点，以儿童社会生活为主线，按照儿童学习、生活、交往的范围，把个人、家庭、学校、社区、家乡、祖国、世界等内容串联在一起，融品德教育、行为规范教育、法制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国情教育、历史和文化教育，地理和环境教育等内容为一体，培养学生参与社会、学习做人的能力。在贯彻国家课程标准的前提下，彰显教材的地方特色。甘肃省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中心编写的这套教材深入挖掘并展现西北地区的课程资源，选用了许多西部的风景名胜、人文景观，贴近学生生活，从而培养学生热爱家乡、关心家乡的发展变化的情感［2］。使学生在了解和认识家庭、社区、国家、世界等不同范围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在学国历史、文化、民族和民俗的过程中，激发学生爱家乡、爱祖国的思想情感，并进而放眼世界，走进地球村。

二、民俗文化进小学《品德与社会》课堂

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的内容涉及面广，包括：民俗、历史、地理、文化、道德、法律等与公民素质养成相关的各种知识，尤其是小学高年级《品德与社会》课与民俗文化密切联系的内容更多，既有我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也有丰富多彩的异域风情。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依托有效的课程资源，根据自身条件开发、利用本地区的社会资源，挖掘素材，积极开展民俗文化知识的教育，将其转化为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有效教育资源，使课本知识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从小培养学生面向祖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阔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增强小学生对社会生活文化的认知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一）我国民俗文化进小学《品德与社会》课堂

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壮丽的山河”中“我们的‘母亲河’”的内容，学习时可与兰州地处黄河上游，是全国惟一的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的特点相联系，积极挖掘本地民俗文化知识（如马家窑文化、伏羲庙、黄河水车、羊皮筏子、黄河铁桥、黄河奇石等），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和认识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始于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壮丽的山河，富饶的土地，都印证了“母亲河”对华夏民族的滋养和哺育。而早在四五千年前，兰州先民就依黄河而居，耕牧渔猎，筑屋制陶，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马家窑文化，将绚丽多彩的彩陶艺术推向了巅峰。自秦汉以来，兰州黄河沿岸的众多渡口，就将大西北与中原地区紧密相连，从汉武帝设金城郡开始，兰州一直是中原王朝开拓经略西北的军事政治重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造就了兰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使其成为集黄河文化、民族文化、丝路文化于一身的陇上名城。从历史地理上来看，长期的过度开发，水土植被的严重破坏，导致黄河经常泛滥，给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发出“一定要根治黄河”的号召，在黄河中上游植树种草，防止水土流失；在下游加高加固黄河大堤，防止洪水泛滥。经过多年整治，现在黄河水患已得到了全面治理。但由于黄河中上游地区水土流失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黄河下游形成的“地上悬河”还在继续升高，这些问题依然是黄河汛期的一大隐患。近年来，由于人口增长和工农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黄河无节制地开发和利用，使黄河水不断减少，特别是在下游，黄河已多次出现断流的现象，给下游工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为了解决西北和华北地区的缺水问题，国家正在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滚滚长江水将被引入黄河，使黄河再现生机和活力［3］。今天的兰州城市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在学生了解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文化知识的同时，对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节约用水、治理黄河污染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使学生热爱家乡、关心家乡，为家乡建设献计献策。

化学与社会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生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大学生是党的后备军，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形成怎样的价值观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激烈的变革时期，内部的转型和外部多元文化渗透所带来的巨大矛盾正冲击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部分学生不同程度的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失和诚信意识淡薄等问题。党的十正式提出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平、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可以引导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在大学生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我们应该积极挖掘、善于利用，使之融人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当中，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特点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祖先用他们的勤劳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继承发展下，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聚拢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并内化成了今天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总的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多元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罗万象，内容广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当中形成了以华夏文明为主体，以少数民主文化为补充，博采儒、释、道、法、杂、墨、农、阴阳、名家等学说之众长，同时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内容涵盖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宗教哲学、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以一种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姿态面向历史、面向世界，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多元文化体系。

（二）时代性

一种文明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延续，就表明了它本身必须始终处在一个传承与变革的过程当中。纵观世界历史，无论是最早发源的两河流域文明，还是盛极一时的古埃及文明，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走向衰落，只有古老的中华文明凭借自身与时俱进的品质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向前发展。旧的形式不断被新的形式所替代，旧的内容不断被新的内容所补充。这种补充和替代绝不是对历史的无情割断，而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创新。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是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但它本身却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紧扣历史的脉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三）德育性

与西方的“智性文化”相比，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德性文化”特点。西方文化往往注重个体的行为实践，惯于追求实践当中的理性，而中华传统文化则更看重个人的修为和对自身精神境界的追求。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外事”。例如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身方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仁者爱人”的宽厚之道，“言而有信”的优良品质，“见利思义”的思想境界……无一不向世人展示中华民族对自身理想的精神气质和德行追求。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文化。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依据，因此它必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片沃土，才会有生命力，也才能够拥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曾经伴随着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批判和对西方文化的狂热追捧，“表面上，我们迎来了文化多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多元化，但实质是主流文化的缺失导致了主流道德的缺失，在热闹异常的价值观多元化背后，实际隐藏的是主流道德失落后的混乱，人们价值选择的情感化和相对主义”。离开文化的道德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才能形成适合现代化需要的新的道德体系。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

一方面，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儒家“仁爱”思想成为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尤其是“和谐、公正、敬业、友善”的发祥地；“立君为民”、“民惟邦本”、“民贵君轻”、“敬天保民”、“仁民爱民”等古训成为今天“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的渊源；“民无信不立”、“身致其诚信”、“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礼记》）从古至今都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立人之本；“天下为公”、“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义以为上”的价值取向都表明了“正义”学说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总之，社会主义价值观高度凝练的24字都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找到发源地。

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华民族在千百年来的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了追求国家的独立与富强前仆后继；“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主张与“德莫大于和”的观念深深扎根中华民族的传统之中，使得中华民族在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始终秉持团结合作、友好相处、求同存异、以和为贵的思想，中国也以一个维护和平的大国形象活跃于世界舞台。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勇于改革创新”，重视民为邦本、邦为民固的民本理念，坚守诚信、崇尚正义等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宝库。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基和思想源泉，二者之间的这种天然联系就决定了在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时不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剥离开来。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帮助学生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来说，可以从尝试以下几方面开展：

（一）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在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政课教学中有机融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从传统文化中去挖掘教育资源，丰富教学内容，使学生能够深刻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从而促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同。

化学与社会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内容摘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走出“不破不立”的观念误区，树立继承发扬优良文化传统，重在建设的新观念；从细节做起，抓住重点人群，典型引路，带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发展，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和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价值观念，在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在长期的民族精神培育和道德文化建设实践中，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其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①其中，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我们认为，在全社会建设形成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要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入手，而培养新时代民族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重在建设。荣辱观这个基础建设得好，才能使“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有所附丽，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现实的依托，也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指导作用落到实处，从而将社会主义新道德、新文化的建设真正变成前无古人的现实存在。

一、走出精神文化建设“不破不立”的观念误区

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选准工作的着力点十分重要。我们认为，形成社会主义荣辱观重在建设。对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有一个著名的命题：“精神文明，重在建设”。这个命题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直截了当地抓住了以往精神文化建设的弊端，“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②。这个论断打破了以往文化建设“不破不立”的思维定势，从建设的角度提出问题，既提纲挈领，又便于操作。毋庸讳言，时至今日“重在建设”的思想在实际工作中落实的并不到位。在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批判有功，建设无力”“善于批判，疏于建设”“只顾建立，不去完善”等做法还很常见。也就是说，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的“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思维定势，仍然在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人们想问题、办事情，还常常受其掣肘。

故此，我们有必要对“革命哲学、政治哲学”与“建设哲学、文化哲学”及其关系做一简要地分析。“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文化建设思路，作为方法论，产生于革命时期。当人们面临的历史任务是解决对抗性矛盾时，就应该是不破不立，即以革命的手段摧毁旧的，建立新的。这时不要说“不破”，就是破得不彻底，新事物也立不起，站不牢。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这种工作方法在建国初期对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逐步从一种工作方法变成全社会进行文化建设的思维定势。

“不破不立”的命题，就其本义而言，“破”与“立”首先是一种逻辑上的对立，并不必然表现为矛盾发展过程中的某种比较严重的冲突，因而在方法论上，也并不必然要求“武器的批判”。“不破不立”的命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领域应该有不同的实际表现。就文化问题而言，除了已经转化为政治问题的文化问题或政治色彩较浓厚的文化问题，要采用断然的措施之外，一般不必这样，就是这样做了，也没有什么作用，甚至会有比较严重的副作用。“”十年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就是例证。

人们头脑中“不破不立”的思维定势，是在革命转化为建设的历史转折时期产生的，又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判开路等极“左”思潮的强化并成型，至今在一些人的思维和观念上仍很顽固。从思想上对其进行清理的工作，并没有得到明确有效地展开。由于这样一种思维定势的存在和作用，人们常常习惯于一事当前，先回顾、批评原有的事物，不是实事求是的批评，而主要是否定的批判。虽然不再是武器的批判，但吸收原有事物优点的意愿几乎没有。这种思维定势使人摇摆于全盘否定与不分良莠、照搬照用两个极端之间，大翻个，走圆圈，而较少前进。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似乎将“不破不立”所产生的历史条件忽略了，忘记了我们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从战争时期解决敌我对抗性的矛盾到和平建设时期由敌我矛盾向人民内部矛盾的转变。一段时间里，有些人在“不破不立”惯性思维的影响下，仍然继续沿用着轰轰烈烈、急风暴雨式的解决矛盾的办法，最终发展为在革命的幌子下对文化的大破坏，导致了“十年浩劫”的发生。事实证明“不破不立”的思维方法不适合用来建设、特别是不能用于文化建设。

二、树立精神文化重在建设的新观念

明确提出重在建设，即是不立不破，这是一个“文化哲学”“建设哲学”的命题。新的事物或事物中的新因素不能很好的完善、成熟，担任重要的角色，旧事物或事物中的旧因素就不会退场、下岗。坚持不立不破，可使原事物平稳、顺利地过渡为一个崭新的事物，而较少动荡、曲折，较少损失，较少失落，较少无所适从。从而给人以“日臻化境”的美学感受，感到世界是那样和谐。

当然，实事求是地分析，“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即使在文化建设上，也并不是毫无用处，不是逻辑不通的命题。首先，为了建设，清理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不是在白纸上作画，特别是在我们这样有着几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国度，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必须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其次，这一命题的大前提不是单纯“破坏”，而是“立新”，在“破”时就肯定会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这可以说是“立”。问题的关键在于，事物的“建立”和“成熟”是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所以，破字当头，“立”可能在其中，但“成”必定不在其中，因为事物从建立到成熟的过程，并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促进事物的完善、成熟花费的心血，也许要超过“破”与“立”所花费的心血。我们曾经警告自己：且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与此同时，却真的把复杂的精神文化建设看得太简单了。以致长期以来用“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重在破坏的“革命”的手段，去解决复杂的文化建设、道德培养问题，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旧的打碎了，新的树不起来，造成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

在新时期民族精神培养和文化建设中我们应该摒弃“先破坏、后建设”的传统观念，树立“先立后破、重在建设”的新观念，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新事物的培养上，满腔热情、竭尽全力地去培育、完善新事物，使其尽快成熟，并取代旧有的事物，争取一个个“不立不破”的实际成果。这也应该是改革深入、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三、选准和谐文化建设的着力点

怎样立，即怎样建设，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除了理论的宣传、灌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之外，应该特别关注以下三个角度：

首先，从与人们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习俗抓起，破陋习，树新风。日常生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领域，大力建设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精神的日常生活世界，把适应时展潮流的先进文化，具体化为日常生活制度的文化，同时在日常生活中破除那些传统文化中的过时的旧习，屏蔽掉外来文化中那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将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落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才算落实到位。

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简称习俗，是一个社会群体中相沿成习并世代传承的生活模式和集体习惯。习俗在生活中有许多表现，如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社交礼仪等。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日常生活的“不成文法”。在日常生活领域进行建设，就是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要求的、符合时展需要和社会主义价值观要求的新办法，热心给予支持，大力宣传倡导并创造条件，以求贯彻和普及。如关于殡葬制度的改革，有些地方的农村由村里自己建一个简朴的纪念堂，存放亡者骨灰，很好地解决了由土葬向火葬的过渡问题，像这样创造条件是绝大部分地方都可以做到的。假以时日，常抓不懈，以火葬为时尚的习俗就可固定形成，并成为民间的“不成文法”，起到约束作用，成为自觉的习惯，形成以“简朴婚丧、保护耕地”为荣的新风尚了。

其次，抓重点人群，典型引路。社会先进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人群。党团员、公务员、军人和大学生等是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先进分子,应该在自己的工作、学习、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身体力行地实践“八荣八耻”，为其他公民做出表率，并自觉接受党和群众的有效监督。可以把这些先进分子日常生活中的大事，作为思想政治工作、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的具体内容。比如，在自己及其家庭的婚礼、寿礼、丧礼等比较重要的日常生活事件中，力倡清廉、简朴，反对讲排场、浪费，并主动配合组织，如实汇报真实情况，以杜绝奢靡、受礼敛财等事情的发生。但目前在这些方面，思想政治工作、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行政监察工作停留在普遍号召层面，缺少具体的工作细节和有效的举措，不能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到一些人出了问题，再进行处理，难以挽回在社会上和群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目前实施的县处级干部“重大家事审批报告制度”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仍存在监控失效、执行不力的问题，更没有进一步延伸推广的具体举措。好的制度如果不能认真执行，就会成为“一纸空文”，负面作用比没有这个制度影响更坏。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规范重点人群的日常行为；另一方面要令行禁止，加大制度执行的力度，同时抓典型，树立让人民群众中认可度高的先进典型。同时，加大惩治反面典型的力度，进一步提高党的威望，净化社会风气，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

最后，制定规范是加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举措。我们认为，“规则”和“人的行为”也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风俗习惯作为约定俗成的日常生活规则，也是可以和应该规范的。在这方面值得认真总结、反思的东西很多。始于1966年的“破四旧，立四新”，其本意是不错的，但由于方法不对，主要是进行武器的批判，事后又没有精心培育和完善新事物，任其自生自灭。在极“左”退潮后，反弹是相当厉害的，因为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树立起一个权威性的规范来，大家无所遵循，以至于现在有些地方的习俗甚至比当年的“四旧”更“旧”。经过了“新”“旧”几十年的比较对照，人们的体验和可用于研究的材料都已经积累的非常丰富了，到了进行概括、总结、提炼，推出一套新的习俗的时候了。

在社会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人民群众对新文化的建设有很高的热情，不少人希望权威部门对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仪式做出统一的规定，如婚礼、寿礼、丧礼、成人礼、退休礼以及一些节庆典礼等等。我们认为，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只要经过认真的准备并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可拿出一些仪式的方案试行。确定后，再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运行，就会形成习俗。到那时，“以遵守新习俗为荣，违反新习俗为耻”的荣辱观念就会产生出来，并且深深地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土壤而不可动摇。这就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在日常生活领域高质量落实的过程。

注释：

化学与社会论文范文第13篇

近些年来，由于文化研究的冲击，文艺学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研究对象的泛化、研究方法的游移、学科边界的模糊和学科独立性的动摇，导致了学科性质的困惑和学科前景的迷茫。面对文化研究的强劲势头，"转向"说、"跟风"说、"劫持"说、"终结"说、"拯救"说、"扩容"说、"侵占"说、"跨学科"说、"大杂烩"说、"国际化"说、"殖民化"说，以及究竟是"文化研究遭到文学研究的劫持"，还是文化研究"入侵""劫持"了文学研究？可谓歧见蜂起，异说纷呈。"冷战"，有持续升温之势。

为了协调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了应对当下中国文艺实践所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谋求文艺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的思路和可能，我认为重建文艺社会学，是必要的。

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并非我的发明。至少在2001年4月的扬州会议上，陶东风先生即有过明确主张。尽管我把80－90年代的文艺社会学研究统称为"学科重建期" ，并把再提"重建"的目标之一，定位于承传上个世纪的未竟事业。但本文之缘起，仍可视为对陶氏话题的展开与延伸。

一、 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

文艺社会学和文化诗学

文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是作为文艺社会学，继尔是作为艺术文化学介绍到国内的。1995年大连"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后，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把它当作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研究"。1997年，乐黛云先生仍将其视为"跨学科文学研究"和"跨文化文学研究" 。此后，尤其是1999年南京"世纪之交：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会议后，文化研究发展迅猛。据最新资料介绍：始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流行文化的研究方法，目前已经应用于全球。而国外最有名的人文网站"Voice of Shuttle"对文化研究的界定是："文化批判主义／理论和社会学、传媒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经济学、文学以及其他代表了当代人文主义领域中’文化’层面领域的交叉点" 。尽管究竟何为文化研究，学界仍有不同意见，但可以肯定地说，作为具有全球性的学术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既是在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将文学研究泛化、策略化、意识形态化了。

关于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渊源关系，文化研究的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有过清晰表述。他不但认为作为文化研究的"当代文化社会学"是对"传统称为文艺社会学或文化社会学的领域"的扩展，而且提出了应该把"文学社会学"当作"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的思路与构想。 而他关于当代文化研究所应该关注的五大问题 ，其实也无一不在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唯其如此，阿兰·舒特尔华斯在论及早期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时曾明确指出："在’中心’里这些是很一致的：为了开展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或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的社会学研究……对于这个中心来说，很明显的一项任务即是培养在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学家。"约翰·科纳在《作为社会学的批评：解读媒介》中也强调："’文化研究’是在社会－文学的考察中形成的，继而在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斯的著作中得到重要的发展。"

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如此看法，文艺社会学专家又如何见识？

法国著名文艺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曾根据韦勒克、沃伦的《文学原理》，把文学社会学研究归纳为三种：作家社会学、作品社会学、公众社会学。他认为：三种学说中，第二种源远流长并发展很快。而"理查德·霍加特及其伯明翰现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功绩在于专攻这一课题的另外两个方面，这一总体态度的特征就是从文学出发，通过社会学的方法，达到一种社会化的文学。"

德国学者西尔伯曼，也把文化研究当作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新发展，将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和社会，1780－1950》（1958）、R·霍加特《文学的用途》（1956）与《文学和社会学》（1966）等著作，作为重要的文艺社会学文献加以推介。而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法国波尔多"文学和大众艺术技术研究所"，也被同样作为国际著名的文艺社会学研究机构而加以列举。

无论从学理的角度还是从学科史的角度看，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特别是和文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逻辑关联性，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那么，文化诗学和文艺社会学关系如何？

由于文化诗学本身就是新历史主义的别称，是格林伯雷对新历史主义的另一种命名；而新历史主义，既是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

基于担心随着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漫无边际地泛化，从而使建立在"文学文本"研究基础上的文学理论，有失去起码的学术品格和学科独立性的危险，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提出了建立"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早在南京会议上童庆炳先生《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便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文化诗学"研究专辑，更给人以中流击水力挽狂澜之感。在文艺学何为？文艺学何能？文艺学何去何从似乎越来越不明朗的学术语境中，倡导一种既立足于文学本位，又具有视界融合特点的"文化诗学"范式，是适时的，极具建设意义的。

不过，在倡导"文化诗学"之时，又以"文化研究"来贬斥"文艺社会学"，却有点使人不得要领，匪夷所思。

作为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教义"的文化诗学，尽管在理论上有些"无法定论"，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历史主义之"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对不同理论视域／体系／原则／方法所持的具有包容性的"开放的态度"。为了更加有效地探讨资本主义文化中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福柯主义和欧洲（尤其是法国）的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等等，都成为文化诗学的资源。用格林伯雷的话来说，即"都对我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的形成发生过作用"。有论者将文化诗学的理论假设归纳为"新历史观"、"文本的阐释"和"文本的扩张"三大特点 ，是精当的。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其"文本的阐释"绝不仅仅是"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审美"的。它重视的是"文本"和"语境"的关系。而在对这种关系的阐释中，他们所喜欢使用的又偏偏是那种不但"无诗意"，甚至根本就是"反诗意"的商业化术语。正如格林伯雷所言："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

他们之所以要用"流通"、"谈判"、"交换"之类的商业隐喻来阐释文本，是基于有意识地要解构经济和非经济的二分法，借以"说明似乎是最不沽名钓誉、远离铜臭的高尚实践（包括艺术），其实也在最大限度地谋求物质或象征的利润。上层建筑不只是单纯地受经济基础的支配，它也参与了经济基础的构成。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新历史主义企图找出社会流通的踪迹是如何被抹擦掉的。" 而这一学术旨趣和目标，恰恰是西方现代文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立场之一。

当然，"新兴的文化研究与原来的文艺社会学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但必须强调和补充的是：第一，与"原来的"文艺社会学有很大的不同，不等于和"现在的"文艺社会学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传统的"文艺社会学和"现代的"文艺社会学本身便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关于这一点，童先生在《文艺社会学及其现代形态》 一文中有过透辟分析，不用赘述。第二，这种"很大的不同"主要是表现为"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童先生在文中特别指出了方法："经过’审美’和’语言’的洗礼后，文化研究也找到了新的批评方法，那就是紧紧地从文本的语言出发来揭示文本的思想蕴涵，而不是像过去某些批评家那样，脱离开文本的语言，发一些议论。"这与上面所强调的"不同"，以及对离开文学文本的"无诗意或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的批评所构成的意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关系，本文将在下一节讨论。这里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文艺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不同，尽管也包括了方法，但主要的不是方法，而是对象。前者的研究对象是"文艺"，而后者则是"文化"。由于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无一不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文化研究也就把它的研究对象无边际地泛化、无限度地扩张到了几乎无所不包的地步。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也是学界最大的"不满"。正因为如此，本文才提出要重建文艺社会学。

当然，就文学研究领域的某一个体而言，他完全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学术选择。他可以成为一个文学研究专家，也可以并可能成为一个卓越的文化研究专家。而且我还认为，在转型期和全球化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文化研究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性，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就学科而言，文艺学却不可能也没必要对什么都发言，不可能也没必要包打天下。有论者称：越俎代庖，已成为一种"学科霸权与侵略"；而文学理论的"文化化"倾向，则是当前我国文论研究中"最主要、最流行、最隐蔽也是威胁最大的问题"。 "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有沦为二流社会学、经济学的危险。" 这是否有点"危言耸听"，可以讨论。但毫无疑问的是，跨学科研究，必须以本学科的特性、独立性为基点、支点和出发点。否则，它不但有大而无当、大而化之之虞，而且有自毁安身立命基点之险。理查德·霍加特的告诫在今天仍不失其警醒意义："……我们将迟早停止谈论文学，而发现我们自己只是在谈论历史、社会学或者哲学，而且也许只是在谈论糟糕的历史、糟糕的社会学和糟糕的哲学。"

霍加特曾将文化研究的领域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属于历史和哲学方面的研究；二是属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三是文艺评论。而文艺评论，他认为"是最重要的"，并批评了那种"忽视""必不可少的"文艺批评方法的倾向。

将"文化诗学"定位于"文化研究的专为研究文学文本的分支" ，是符合霍加特把"文学社会学"当作"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的构想的。而这一"分支"，只有提到"最重要的"高度，才能予以充分估价。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走向文化诗学"和"重建文艺社会学"，其学术旨趣是根本一致的。二者的不同点主要在于：文化诗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而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文艺"――它不仅包括文学，而且也包括其它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曲、影视、建筑等；其次，就文学本身而言，它研究的也不仅仅是"文本"，同时也研究文学的社会过程、社会机制、社会团体、社会管理、社会预测等等。

二、 "简单的""机械的"和"精致的""富于想象力的"

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在方法论上并无高下之分

重要的是理论范式和学科自律的确立

理查德·霍加特在《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一文中，曾区分了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文学社会学。他指出："文学社会学中的某些研究是简单化的和机械的，而有些则是精致的和富于想象力的，大多数则介于两极之间。最有效的文学社会学能够阐明某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文学作品的特性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这种研究可以涵盖大众艺术和高雅艺术，对于某些当代大众艺术则具有特殊的价值，诸如电影，其完整的创作过程，要受到一系列不同因素（经济的、物质的、职业的影响）。"

上述区分是必要的，重要的。文艺社会学（包括文学社会学）既有简单的、机械的、庸俗的；也有精致的、富于想象力的、科学的。那种"最有效的"，自然应该是既不忽略文学艺术的"特性"，又能阐明"制约"或"影响"这种特性的"社会因素"的理论范式。

毫无疑问，"语言论"转向的理论成果，也在现代文艺社会学中沉淀了下来。戈德曼宣称："发生学结构主义是在假设事实的评判和价值的评判之间，理解与解释之间，决定论与目的论之间的一种综合。"

传统的"因果关系"，在他那里成了"同源关系"。而线性的"决定论"，也为众多更加审慎的"促进论"或"影响论"所取代。就是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学派那里，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概念，其实也受到关注。埃斯卡皮关于"文学是什么"的分析，便是从"语言"和"文学性"出发的。只不过他将"语言"和"交际"、"文学性"和"社会性"结合起来加以分析而已。通过对语言具有"物品－意义"、"能指"和"所指"这一首要特性和双重意义的分析，他提出了"作为交际的文学"的概念。而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交际"，文本所具有的"超出语言之外的意义"，便构成了文学的特性之一。也就是说，"仅仅是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人们才可以插入一些新的意义而不破坏它的同一性。"于是，"一部具有’背叛的能力’的作品，一部带有那种随意性的作品是具有文学性的……这种随意性能使得作品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中表现出与在它产生的那种历史环境中以显而易见的方式表现出的意义不同的另一种意义。"

这也就是所谓"创造性的背叛"。"创造性的背叛"是理解文学现象的钥匙之一，它指的是"对作者创作时的实际意图的无意或有意的曲解。这种重新阐释可能挖掘出作者自己未曾意识到的作品的潜在意义，或者增加一种预料不到、甚至可以代替原意的新意义。"

而意义阐释的空间具有无限可能的作品，便是经典的永恒的作品。

皮埃尔·V·齐马的"文本社会学"，也是一种精致而有效的阐释方式。基于传统的社会学批评"基本上都未涉及作品本文的语义、句法和叙述结构"，他尝试将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学批评和不起批判作用的经验的文学社会学综合起来，从而建立一种既是"批判"的又是"经验"的文学本文社会学的社会学批评。它同只关心作品的主题或观念的"批判"的文学社会学的区别，就在于"它关心的问题是：社会问题和集团利益如何在语义、句法和叙述方面得到表现"；它同那种排除了价值判断的"经验"的文学社会学的区别，则在于它"不放弃批判的评述"，主张把本文结构及其产生的条件与读者的各种元本文联系起来。

这种既强调"文本"，又强调"元文本"；既强调文本细读、语言分析（包括语义、句法和叙述方式等），又强调意识形态意义的揭示，把"理解"和"解释"、"经验"和"批判"统一起来的文本社会学批评方法，可视为继戈德曼之后的又一综合创新。而这种视界融合，集审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于一体的文本社会学批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霍加特归纳并命名的"品质阅读"和"价值阅读"辩证统一的方法，即所谓"某种形式的审美阐释和文化阐释的辩证综合"（陈太胜语）。

由是观之，如果说文化研究找到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的话，那么，这种方法和那种精致的、富于想象力的、有效的文学社会学方法，并无二致。甚至可以说，它们本身就是一回事。在强调文化研究的"新方法"时，有意无意地只拎出那种简单、机械、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加以对比、烘托、反衬，是不够恰当有失公允的。脱离文本缺乏诗意或反诗意的批评，在文艺社会学中有，但在文化研究中也同样有。文化诗学呢？在我看来，"诗意"或"诗性"之有无，并不因为"诗学"之命名而有所益损。因为"诗学"本身说到底，也就是文学理论。文化诗学和过去所指称的文学文化学，似乎也没有什么的区别。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极其广阔多样的。有的研究，如对文艺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研究，与文本的某种程度的脱离，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的。有的研究，则需要诉诸社会学的调查、统计方法。尽管这种定量研究，是没有诗意的，但并不意味着就是简单的机械的无效的。

当然，我在赞同"走向文化诗学"之余还要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更为重要的动机还是出于学科史方面的原因。

80年代以来，文艺学领域的"热点"太多，"更新换代"太快，新名词新概念乃至新学科层出不穷，有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之感。这一方面固然表明了文艺学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但另一方面似乎也表明了文艺学的确还是个"不太成熟"的学科 。有论者批评文艺学领域的"追新逐后"和"赶潮综合疲惫症"，认为"高频率的结构调整，没有形成研究定势，更遑论优势。" 语虽尖锐，但令人深思。1987年，钱中文先生便提出"必须建立我国科学的文学社会学"的构想。但在1987－1997这十年间，文艺社会学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距离钱先生提出的目标，似乎尚有很大距离。尽管文艺社会学对于我们来说绝对不是个新名词，早在20－30年代，便有大量译介。到了40年代，更是出现了要为"文艺心理学"、"文艺形上学"争得"文艺社会学"同等地位之呼声。但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丰富历史文献和学术资源，学科性质和学科边界相对清晰也相对成熟的学科，在近20年来的文艺学研究中，却相对"沉寂"（童庆炳语）了。1998年8月我曾在北京图书馆对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研究成果进行过调查：按书目全文方式检索，分别为103、57、23个；按主题词检索，分别为65、50、20个；按书名检索，则分别为39、15、11个。数据表明，在文艺学分支学科中，文艺社会学研究明显滞后。其成果大约为文艺美学的1/4，文艺心理学的1/2弱。书名的比例差所以稍小，恰恰又表明了文艺社会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单一。

不过，在文艺社会学相对"沉寂"的时期，童庆炳先生的研究还是卓有建树的。1994年，他和程正民先生共同主编并出版了的《文艺社会学·传统与现代》。他认为：文艺社会学是文艺学中一种传统而又现代的理论与方法。说它是传统的，是因为它古已有之。说它是现代的，是因为无论是"西马"，还是60年代的"接受美学"，以及7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批评"，都表现为以现代的形态向文艺社会学"回归"。这一论断是精当并极具启示性的。传统与现代，不仅打通了古今中外，而且也为我们认知继"新批评"之后的"新"批评、继"语言论转向"之后的"文化论转向"，提供了清晰的理论地图和坐标。正因为如此，我才始终认为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其实也就是一种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

在完成了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社会学"，以及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研究"之后，1997年，童先生等北师大学者又推出了另一博士点基金项目的理论成果《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可以认为，在分别对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所推出的文艺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不但显示了研究者学术思路的连续性、承递性，而且也显示了学术旨趣和目标的综合性、创新性。而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在方法论上的结合或综合，其实也就成为文艺社会学学科建设在90年代中后期所呈现的理论形态的多元化、多样化趋势与走向的重要标志之一。

不过，随着90年代中后期文化研究的异军突起迅猛发展，文艺社会学学科重建的工作似乎突然被搁置、中断了。当然，这种情况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即文艺社会学研究，在包罗万象的文化研究中，其实得到了深入和发展。毫无疑问，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又一次"转向"中，文艺社会学是个得益者、受惠者。尽管这种得益与受惠，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质性的。就这一点当然也仅仅限于这一点而言，可以认为，提出"重建"，只不过是为了给文艺社会学"正名"，或者说图个"虚名"而已。

三、 怎样重建文艺社会学？

文艺学分支和社会学分支

技术的、批判的、实践的

在重建问题上，陶东风提出要打破文化与社会存在的一元论与依附论，把文化理解为一个不仅反映现实，而且建构现实的基本的社会实践。因此，不仅要用社会理论来解读文艺现象，同时也要从审美的、文艺学的角度解读社会现象，用审美现代性来反思现代社会，诊断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偏向。

把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文化活动当作参与历史过程的一种基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力量，既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支点，也是20世纪文艺社会学一个基本出发点。豪塞认为："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可以互为主体和客体。"它们之间的影响具有"同时性和相互性" 。正是本着这一思路，杜书瀛才反复强调：文学既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创造世界的一种方式。它的创造物是具有物质形态的精神存在物，并以此积极参与到"历史创造人"的过程，从而创造"历史的创造者"。

如果说关于文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偏重于学理的探讨，那么关于文艺学和社会学在方法论意义上的互动性与辩证法，则不仅在学术史的意义上重申了利维斯的基本立场及其现实意义 ，而且也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揭示了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文化研究的基本路向与价值。

长期以来，在国内的文艺社会学研究中，一般都是讲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艺现象，而用文艺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则较为鲜见。正如有论者言：文艺学在方法论上所能提供给文艺社会学的非常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文艺学本身很少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方法。而文艺学和社会学在理论方法上的"互为主体和客体"的互动性与辩证关系，实际上也就涉及到文艺社会学学科定位这一具有普遍性、根本性的问题。

作为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事实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文艺社会学，即"文艺社会学"和"社会文艺学"。国内关于文艺社会学的学科定位，有"美学"说、"社会学"说、"文艺学"说数种。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文艺学定位。国外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它一度从属于艺术社会学，一度从属于文化社会学，一度又从属于文学理论、文学学或知识社会学、阅读社会学或文明建设社会学，并在其中加以讨论。"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学。同为社会学定位，其中也有不同的理论与学派。其根本差异在于："究竟从哪种社会学的立场――如从历史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的、新实证主义的、批判的、经验的、功能主义的以及行为主义的等等――来阐述这一问题" 。

因此，重建文艺社会学，首先便应该根据不同的理论立场，建构和拓展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文艺社会学和作为文艺学分支的社会文艺学。当然，根据约定俗成和惯例，无论是属于社会学分支还是属于文艺学分支，我们还是可以统称之为文艺社会学。但有两点必须明确：第一，分属两大学科的文艺社会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不应该相互诘难与颠覆。国内学界曾以"没有文艺的文艺社会学"来非议经验的、实证的文艺社会学，其实是一种"越位"。第二，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文艺社会学，在它的研究对象或方法中，必须有"文艺"或"文艺学"的因素、特征、性质。也就是说，并非任何方式的社会现象的解读，都属于文艺社会学。《文化研究》第2辑的"哈贝马斯论话语政治"，以及对北大百年校庆的文化分析等，即如此。对于社会现象、社会文本的解读，如果没有本着文艺学的视角与方法，那么，它只是一般的文化研究。

其次，在两大分支之内，还应该重视不同学派的建构与拓展。

关于20世纪的文艺社会学研究，国内一般将之分为四大学派：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文学社会学、实证主义的经验的文艺社会学；或者分为实证主义经验派、批评辩证派、发生学结构主义、苏联的文艺社会学。而国外，则将其分为两大流派："经验的实用的文学社会学"和"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德国，菲舍尔·科勒尔）；或"经验的"和"辩证的"（法国，齐马）；或以法国实证主义为依据的"具体－经验性的研究流派"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一般理论流派"（苏联，尤·H·达维多夫）。声称"至少有三千种考察文学事实的方法"的埃斯卡皮，则以"对处于社会之中的文学的研究和对文学中的社会的研究"

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概括。

我认为，"经验的应用的"和"理论的批判的"，应可概括20世纪文艺社会学研究的不同流派和方法。这两大流派，其实也就表征为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合理性形式和价值合理性形式，以及哈贝马斯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经典研究――将知识分子功能划分为技术的知识分子功能和批判的知识分子功能――在文艺学领域的分化与对立。

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文艺社会学，是20世纪西方文艺社会学的主流。其研究对象极其广阔繁复；其主要特点，在于谋求一种"处方性知识"。关于这一学派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法国波尔多学派颇具代表性。注重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并建立数学模型，是这一学派的方法论特征。

与实证经验派的文艺社会学相反，理论批判的文艺社会学则对此持抨击与否定态度。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便曾因此而与经验派公开论战。他认为专注于作者、作品、读者的外部交流关系的经验社会学研究，其实是从纯商业角度出发，给用户提供资料，寻找潜在的市场。这种方法无助于促进对作品的社会理解，而"只是一种有益于想要搞清楚哪些方法可以赢得顾客而哪些不能的商的技术" 。故此，法兰克福学派反对只把文学当作一种纯粹的社会现象加以研究，而是坚持历史、美学、社会辩证统一的立场，强调理论思辨的方法和"否定的美学"、"批判的理论"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功能。

尽管上述两大学派的研究路向与学术旨趣相悖，但在国内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说花建、于沛的《文艺社会学》（1989）偏重于经验实证派路径，那么姚文放的《现代文艺社会学》（1993）则偏重于理论批判派路径。两种不同的路径和方法，其实也就预设了前者后来转向了文化产业与文化政策研究，而后者则走向了审美文化批判的学术道路。

由于国内学界素来有重理论轻实证的倾向，因此，在学派建设中，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固然重要，但波尔多学派所代表的实证主义经验研究同样重要。正是本着这一基本判断，我认为金元浦最近主持的一组文化研究个案分析，在方法论意义上应予特别关注。据报道，这一个案研究已经引起了"普遍关注与高度评价"。这也恰恰表明了实证的经验的文艺社会学，对于当下文艺学建设的意义和价值。

化学与社会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语言习得；认知过程；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学转向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

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

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一反应一反馈)模式和ire(激发一反应一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 

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影响。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习总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

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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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社会论文范文第15篇

(一)社会类基本理论的构建

社会类基本理论是反映中国成人教育及学科最为根本价值的话语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阐述的“社会”概念，并不是相对“经济”而言的意识形态，而是相对学术而言的理论表达，是中国成人教育在推进社会发展中的理念、原则、价值、行为的意义表达。成人教育及学科的发展，不仅需要有健全的社会组织体系，还需要有个性化的理论体系对社会发展的持续关注和适时发声，让社会和学界都知道，在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学科的根本价值就是推进社会发展。

就中国成人教育及学科而言，最重要的社会类基本理论应是“经邦济世”教育思想及其社会化的系列成果。在中华文明史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绵延二千余年的传承文化、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风雨兼程中，始终坚持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与实践教化世人，使得以“四书五经”为主体的中国成人教育社会类基本理论，对历朝历代的社会政治、社会道德、社会规范、社会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成为“以德为政”和“以礼治国”的思想基础，不仅统一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规范了社会的道德体系，更重建了社会秩序。在当代中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构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复兴”等国家发展战略，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思想指导，不仅获得了社会的话语权，还通过学科话语传播了成人教育思想和成果，赢得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尊重。

应当承认，成人教育社会类基本理论作为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专业话语，其核心是要让全社会都能把握中国成人教育的实质与特色，丰富和发展社会主流文化思想。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成人教育社会类基本理论与现代成人教育学科所要求的理论范畴还有一些区别，我们还需要对理论结构进行现代科学改造，以期在“社会化的成人教育理论”概念的统摄下，为当代“成人政治学”“成人行政学”“成人修养学”“成人环保学”“成人行为学”“成人社会学”“成人情感学”“成人法制学”等基本理论找到自我话语归宿和社会定位，使之成为中国成人教育及其学科不断现代化，中国成人教育与社会发展实际无缝对接的重要环节。

(二)学术类基本理论的构建

学术类基本理论则是对成人及成人教育相关知!识的传授与研究，反映了成人教育学科发展水平。它博大精深，内涵与外延极为丰富。它秉承“J=足成人”“深人成人”“解读成人”的“人本主义”宗旨，不仅形成了有关成人和成人教育专业化的理论体系，推进成人与成人教育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证论，还系统化地对成人教育学科建设的种种要素进行了理性阐释，是中国成人教育由学术概念走向成熟应用的实践指南，深刻印证了基本理论关乎中国成人教育及学科兴衰的品质，并由成人教育的软实力转化为推进成人教育发展硬实力的历史必然。

在学术类基本理论体系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是“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及其所衍生的一系列学术成果，尤其是“学不可已”“学而时习之”“诲人不倦”“因材施教”“集天下英才教育之”等合理内核，更是历朝历代获得生机与张力的源头活水，并以此为学术导向，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创新和话语转换，使得当时的成人教育升华为中国文化发展的辉煌篇章，而这些学术类基本理论也转化为中国文化的经典元素。更值得注重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人教育的重新崛起，尤其是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社会证书考试制度、高等网络教育制度、中小学教师部级培训计划、农民工培训计划等，都在出台前有充分的学术讨论，是成人教育学术类基本理论发展的必然成果。

应当看到，中国成人教育学术类基本理论作为特殊文化话语，总是处于一种动态发展之中，不仅诉求把百年来的中外成人教育文化思潮和成人教育实践纳人其内，更需要以现代主流文化思想(例如关于“中国梦”的研究、同志治国执政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对现有的成人教育学、成人教育管理学、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史学，以及成人学习理论、远程教育理论、终身学习理论等学术类基本理论，进行内涵创新与形式变迁，使之与国家成人教育重大发展战略和中国成人教育转型发展相对接，以期在社会和学界获得应有的学术话语权。

(三)两类基本理论的内在关联

黄人在《<清文汇序》中说:“有一代之政教风尚，则有一代之学术思想。”中国成人教育社会类基本理论与学术类基本理论关系密切。尤其是在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中国文化的复兴和科学治国理念的要求，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成人教育社会类与学术类基本理论的内在联系，就成为成人教育和成人教育学科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而科学解读孔子文化思想则是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