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经济形势范文

近两年经济形势范文第1篇

挖掘自身潜力，化资源优势为发展的现实优势

形成农业产业化的比较优势。××市拥有耕地191.96万亩，水域108.69万亩，年产粮食104万吨，水产12.6万吨。××市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培育和发展了一批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为群众找到了一条成本低、见效快的致富途径。全市2000多家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其中产业化龙头企业64家，年转化农产品45万吨，加工销售收入16.8亿元，农民从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人均获得年收入870元。

形成集聚经济要素的创业优势。近几年，××市把吸引能人回乡创业，作为发展壮大私营个体经济的一件大事来抓。继1999年市里制定出台大力推进私营个体经济的40条优惠政策后，各乡镇和有关部门也都制定具体办法，积极动员和鼓励在外能人回乡镇投资创业。近几年来已先后有400多名在外能人回乡办企业，投资总额累计达3亿元。与此同时，××市还通过分布在外的能人为家乡招商引资牵线搭桥，为家乡发展工业采购原料、营销商品、传递信息，集聚经济要素。

形成区域经济竞争的产业优势。为了发展传统手工业，使其为壮大区域经济实力服务，××市成立了若干行业协会。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这些行业已具备一定的规模效益和市场竞争力，逐渐成为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骨干产业。以日用金属小制品为例，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和产业提升，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竞争实力大增，在广东等地已出现“戴南不锈钢产品一条街”。

倡导差别竞争，努力形成各具特色的规模产业

力避重复，找准自身目标市场。××人坚持从本地实际出发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找准自身的目标定位，逐步形成了“一镇一品”或“一地一业”的产业特色。戴南镇80%以上的私营个体工业户从事不锈钢www.制品生产，年成交额超过12亿元，占国内市场份额的1/8。垛田、城东镇的脱水蔬菜产品远销10多个国家和地区，脱水香葱在韩国市场的占有率达68%。

注重配套，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在发展私营个体经济的实践中，××通过拓展产业链，力图将企业的外部资源本地化，营造出行业内部化优势，逐步形成规模优势。以不锈钢产业为例，戴南镇生产了几十个系列、上千种规格的不锈钢制品，产供销配套成龙，自成体系，各类产品覆盖全国大中城市，形成了一条不锈钢制品产业链。

做大规模，确立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市通过扶优扶强，优化组合，联小成大，不断引导和帮助企业做大规模，改变个私工业低小散发展格局，形成群体优势和规模效益。目前，全市年产值50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已有14家，私营个体工业产值超亿元的村14个，戴南镇永丰村已过3亿元。脱水香葱、子午轮胎钢帘线、自行车链轮曲柄、不锈钢制品、劳保系列用品等10个主导产品已成为全国单打冠军。

彰显特色，塑造独具魅力的区域品牌。××市根据本地农业特色产品较多的实际，为地方农、副、水产品申请注册商标;结合企业经济情况、产品特点、销售情况，积极开展广告宣传，扶持特色品牌;帮助企业申请名牌认定，大力开展打假保名牌活动;借助品牌，进行市场化运作。目前，全市现有16家私营企业商标荣获江苏省和泰州市著名、知名商标称号。

放大典型效应，谋求整体推进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瞄准更高参照系，不断提升两镇发展水平。××市委、市政府着力引导戴南、张郭两镇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事在人为、能快则快的观念;树立永不满足、见强思超的观念;树立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观念。现在，戴南镇提出了“争当苏中、苏北第一镇”的新目标，张郭镇也喊出了“冲过长江争上游”的新口号。两镇确立了更高的发展参照系，力争使制度更新、结构更优、规模更大、特色更明。

近两年经济形势范文第2篇

挖掘自身潜力，化资源优势为发展的现实优势

形成农业产业化的比较优势。××市拥有耕地191.96万亩，水域108.69万亩，年产粮食104万吨，水产12.6万吨。××市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培育和发展了一批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为群众找到了一条成本低、见效快的致富途径。全市2000多家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其中产业化龙头企业64家，年转化农产品45万吨，加工销售收入16.8亿元，农民从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人均获得年收入870元。

形成集聚经济要素的创业优势。近几年，××市把吸引能人回乡创业，作为发展壮大私营个体经济的一件大事来抓。继1999年市里制定出台大力推进私营个体经济的40条优惠政策后，各乡镇和有关部门也都制定具体办法，积极动员和鼓励在外能人回乡镇投资创业。近几年来已先后有400多名在外能人回乡办企业，投资总额累计达3亿元。与此同时，××市还通过分布在外的能人为家乡招商引资牵线搭桥，为家乡发展工业采购原料、营销商品、传递信息，集聚经济要素。

形成区域经济竞争的产业优势。为了发展传统手工业，使其为壮大区域经济实力服务，××市成立了若干行业协会。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这些行业已具备一定的规模效益和市场竞争力，逐渐成为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骨干产业。以日用金属小制品为例，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和产业提升，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竞争实力大增，在广东等地已出现“戴南不锈钢产品一条街”。

倡导差别竞争，努力形成各具特色的规模产业

力避重复，找准自身目标市场。××人坚持从本地实际出发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找准自身的目标定位，逐步形成了“一镇一品”或“一地一业”的产业特色。戴南镇80%以上的私营个体工业户从事不锈钢制品生产，年成交额超过12亿元，占国内市场份额的1/8。垛田、城东镇的脱水蔬菜产品远销10多个国家和地区，脱水香葱在韩国市场的占有率达68%。

注重配套，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在发展私营个体经济的实践中，××通过拓展产业链，力图将企业的外部资源本地化，营造出行业内部化优势，逐步形成规模优势。以不锈钢产业为例，戴南镇生产了几十个系列、上千种规格的不锈钢制品，产供销配套成龙，自成体系，各类产品覆盖全国大中城市，形成了一条不锈钢制品产业链。

做大规模，确立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市通过扶优扶强，优化组合，联小成大，不断引导和帮助企业做大规模，改变个私工业低小散发展格局，形成群体优势和规模效益。目前，全市年产值50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已有14家，私营个体工业产值超亿元的村14个，戴南镇永丰村已过3亿元。脱水香葱、子午轮胎钢帘线、自行车链轮曲柄、不锈钢制品、劳保系列用品等10个主导产品已成为全国单打冠军。

彰显特色，塑造独具魅力的区域品牌。××市根据本地农业特色产品较多的实际，为地方农、副、水产品申请注册商标;结合企业经济情况、产品特点、销售情况，积极开展广告宣传，扶持特色品牌;帮助企业申请名牌认定，大力开展打假保名牌活动;借助品牌，进行市场化运作。目前，全市现有16家私营企业商标荣获江苏省和泰州市著名、知名商标称号。

放大典型效应，谋求整体推进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瞄准更高参照系，不断提升两镇发展水平。××市委、市政府着力引导戴南、张郭两镇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事在人为、能快则快的观念;树立永不满足、见强思超的观念;树立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观念。现在，戴南镇提出了“争当苏中、苏北第一镇”的新目标，张郭镇也喊出了“冲过长江争上游”的新口号。两镇确立了更高的发展参照系，力争使制度更新、结构更优、规模更大、特色更明。

近两年经济形势范文第3篇

一、 江苏省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现状

多年来,江苏经济以其持续、快速、协调和健康的发展态势闻名全国。但在经济高速发展、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环境污染也成为了江苏省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1992年以来,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GDP)连续17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据初步核算,2008年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GDP)突破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2.5%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近4万元,按当年汇率折算超过5700美元,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总体经济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势头。

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环境质量的恶化。从1997年到2007年,江苏省工业废水排放量平均每年以2.02%的速度增长,工业废气排放量平均每年递增11.20%。但是,工业废水中的SO2排放量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再减少的变化,波动不大。工业废水中COD排放量与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则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在1997年味15.26万吨,而2007年仅为0.26万吨,且在2003年达到最低值为0.01万吨。

二、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实证研究

选取最能够表现环境质量的环境指标分为两类,即流量指标和存量指标。流量指标包括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的环境统计数据;存量指标包括工业废水中COD排放量与工业废水中SO2排放量的环境监测数据。经济增长指标则选取了江苏省GDP总量与人均GDP。环境与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选取了能够反映江苏省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即1997―2007年。

以人均GDP为自变量(x),分别与上述选取的典型环境指标为因变量(y),构建江苏省人均GDP污染排放量模型,进行二次曲线,即y=a+bx+cx2回归模拟。

依据统计学原理中回归分析知识可知,相关系数(R2)是用来度量两变量之间非线性(曲线)相关的密切程度。R2的变化范围介于0―1之间,R2越接近于1,表明变量间的非线性相关程度越低,所拟合的曲线效果越好;反之,越R2接近于0,表明变量间的非线性相关程度越弱,所拟合的曲线效果越差。

(一)人均GDP与工业废气排放量拟合分析

曲线方程分析。人均GDP与工业废气排放量拟合的曲线方程为y=- 2.3760E-0.5 x2+1.7165x-6644.9556,R2=0.9662,接近于1,因此其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具有非常充分的解释意义。

图形内涵分析。曲线整体上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但上升幅度逐渐放缓。曲线形状接近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的左半段,尚未达到转折点,表明江苏省经济尚未进入工业化后期,随着经济的增长,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仍然会增加。从历年真实数据中可以看出,折线图与曲线图非常吻合,两者走势几乎一致,再一次证明了人均GDP与工业废水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且江苏省经济仍旧处于工业化发展期。

(二)人均GDP与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拟合分析

曲线方程分析。人均GDP与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拟合的曲线方程为:y=1.9421E-0.7x2+0.19278x+1898.4666, R2=0.9771,接近于1,因此其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具有非常充分的解释意义。

图形内涵分析。从曲线的形状上可以判断其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的左半段,但尚未达到转折点,而且结合实际数值所形成的折线图可以得出,折线图的总体趋势也与EKC大致相同,保持着不断上升的趋势。因此,无论是从模型还是实际数值上,均显示了人均GDP与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之间的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且尚未达到转折点,环境污染程度将会进一步增大。

由上述分析可知,人均GDP与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这3种环境指标的拟合关系较强,与工业废水中COD排放量、工业废气中SO2排放量这两种环境指标的拟合关系较弱。但从总体上看,江苏省经济指标与环境指标拟合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的关系基本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且位于倒U形的左侧。由此得出结论,江苏省目前仍处于工业发展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尚未到达。故江苏省环境污染控制的投入有必要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三、政策建议

近两年经济形势范文第4篇

调整酝酿已久

奥尼尔、林赛实际上是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的“替罪羊”。布什上台后，美国经济已陷人衰退，加上“9・11”事件和大公司丑闻等多种因素冲击，至今疲不能兴。布什早生换将之意，数月前已暗中物色接替人选。

奥、林经济班子行事不力，难获信任。奥尼尔一直负责美国税收改革，但他与布什在减税等重大经济政策上意见相左，奥希望限制刺激经济方案的规模，成为政府圈内主流意见里的“杂音”。而林赛虽是布什大规模减税计划的捉刀人，但被指责在许多经济政策的解释中未能有效阐明和执行总统经济政策。

更重要的是，奥、林两人近期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主流观点不合。奥因缺乏华尔街背景，上任后一直不被看好，被指为对经济前景太过乐观。相反，林赛认为，美股熊市不退，拖累经济，因而主张减税的范围和幅度再大一些。总体看，他对美国经济过于悲观，一些言论被指为打击市场信心，影响经济复苏。奥尼尔与国会也矛盾重重，曾在税收政策和公司治理法案等问题上，多次与两党领袖发生激烈冲突。此外，两人还到处树敌，个人风格屡遭指责，引起布什不满。

此刻换将内藏玄机

布什政府执政两年来首次更换内阁成员，表明面对不利的经济形势和中期选举形势，经济团队“跛脚”的布什内阁开始在反恐和经济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其最主要的目的在于为自己2004年连任总统铺路。目前，布什急需推出具备阐明和有效执行其经济政策能力、善于协调的合适人选，作为重振经济的新起点。

另外，布什中期换血也旨在全面布局，减少未来打伊对经济可能带来的冲击，争取民众最大限度的理解与支持。中期换马的影响

近两年经济形势范文第5篇

[关键词]教育获得　不平等程度　家庭经济资本　家庭文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C913.4；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4－0064－07

中国城市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在近30年间展现出什么样的变化趋势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学者迈尔指出，教育的不平等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分布(distribution)；二是分配(allocation)。比如说，情况A下50％的人只能念到初中，50％的人可以念到高中；情况B下10％的人只能念到初中，90％的人念到高中，哪一种情况更平等?当然是情况B，这里的平等是指分布上的平等。但同样是50％的人念到初中，50％的人念到高中，情况X下可以念到高中的人结果都是富人，而只能念到初中的人结果都是穷人；而情况Y下可以念到高中的人结果一半是富人，一半是穷人；只能念到初中的人结果也是一半是富人，一半人是穷人。那么哪一种情况更平等?一般人会认为是情况Y，这里的平等是指分配上的平等。这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前者指的是教育分布的异质性程度；后者指的是个体分配到分布位置上的原则。

在本文中，我们将依照迈尔的区分，利用数据从分布和分配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下城市教育不平等的变化情况。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第一期调查”。调查于2005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实施，分别在大连、上海、广州、成都、兰州、南宁六个城市中采集样本。六个城市的选择是根据研究设计者的要求进行，前三个城市位于沿海，后三个城市处于中西部。城市内部样本的选择则按照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法进行，每个城市的样本规模都是800人，总样本规模为4800人。从事后的数据质量检验来看，数据的可靠度是比较高的。

一、分布层面：倒U曲线假设

我们把回答人按5年一段分为几个出生组(cohort)，然后来看不同出生组上学年数的均值和标准差，结果如表l所示。可以从中看出：1、上学年数的均值随出生组变化而不断增加。1956－1960年出生组的平均上学年数仅为9.71年；而1981－1985年出生组的平均上学的数已经上升为12.73年，增加了整整3年。人均受教育水平不断增加的趋势是无可怀疑的。2、但是，上学年数的标准差的变化趋势却并非是直线性的，而是呈现出曲线变化的趋势。标准差测量的是什么?它测量的是各组内部的差异程度，如果人们在上学年数上差异越小，标准差就越小；反之则越大。我们看到，标准差先是从小变大，然后又从大到小。也就是说，近30年来人们在上学年数的差异是呈现出逐渐扩大，继之也逐渐缩小的变化趋势。

我们将不同出生组上学年数标准差的变化趋势绘成图l，从中可以看到，它近似地呈现出一种倒U型趋势。库兹涅茨曾提出收入分配差异的变迁趋势上的倒U型假设，而在这里对上学年数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了一种类似的情况。

如何解释这样一种倒U型趋势呢?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不同出生组的上学年数分布的密度图来更细致地了解其变化趋势。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56－1960出生组上学年数的分布顶峰在9－12年左右，即大部分人都是念到初中到高中阶段。但之后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展在逐渐地改变着分布形状。到了1966-1970年出生组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三个峰形：一是9年左右，初中毕业；二是12年左右，高中毕业：三是16年左右，即大学毕业。也就是说人们此时在上学年数上的差异逐渐拉开了、明显了，但此时最高的峰形还是处于初中毕业阶段。之后的发展中，分布形状中的三个峰形越来越截然分开，三个峰形的出现，表明人们的上学年数之间逐渐拉开了差距。但是，到了后来的阶段，特别是在1981－1985年出生组中，初中毕业的峰形大大降低，而后两个峰形又出现了连接在一起的趋势。这表明，教育程度表现在上学年数上的差异又在缩小了，大部分人此时都可以念到高中到大学阶段。

我们也可以把上学年数分布的变化趋势总结为：同质一断裂一融合。刚开始，大部分人都是初中水平；后来，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机会出现了，大家有了区分和差异，散布程度加大了，不平等程度加大了。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城市中面临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又在逐渐缩小，有超过一半的年轻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在教育年数的异质性程度会越来越小。因此，最终上学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的变化趋势表现为一种倒U形曲线。由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这种倒U型变迁过程应当是中国城市中发生的一种普遍趋势，这种趋势是与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展相联系的。

二、分配层面：“上大学”――经济资本转化逻辑的增强

研究者普遍认为近30年来中国城市受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大。李春玲认为，执政党及政府的社会经济目标的重大调整。对中国的教育选拔机制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1978年以来实施的教育改革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大众化教育模式向精英化教育模式的转变，具体措施包括：逐步建立了一套系统的、严格的逐级升学考试制度；对学校进行重点和非重点的等级划分等。教育改革的第二个方向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导致了地区之间和不同家庭经济背景的学生之间的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因此，在受教育机会的获取上，家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影响力明显上升。总体而言，1978年以来教育已经从一种促进社会经济均等化的手段转变为促进社会经济分化的机制。李春玲在研究中使用受教育年数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迈尔指出，用线性模型来测量家庭背景对于教育获得的影响，将会混淆教育不平等在分布和分配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所以这种方法并不合适。此外，李春玲的研究中采用了“14岁时家庭年收入”来代表家庭的经济资本，这一指标是不准确的，因：勾它既没有考虑到家庭人口数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到由于年代久远导致的收入数据误差问题。李春玲后来的结论认为，从1940至1990年代期间，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人教育的影响是微小的。有理由猜想，这一结论的得出是与家庭经济资本测量上的不准确有关的。我们下面先并不使用复杂的多变量统计方法，而是采用更为简洁和直观的手段来展现教育在分配上的变化趋势。

(一)用比例差异进行的测量

“上大学”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教育经历事件。它所蕴含的社 会意义，，远远超过一种教育或人力资本的增加。在改革前，它意味着跨入了体制内向上流动的通道；在改革后，它仍然意味着一种身份与认同，意味着一种职业生涯路径的开端。因此，单独把“能否上大学”这一事件提取出来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数据中出生于1956－1985年者共计3147人。在这3147人中，有711人最高教育程度为大专、大学或研究生，我们将其视为“上过大学”者；其中有1156人最高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或技校中专，我们将其况为“有可能上大学但未上大学”者。两者相加，共为1867人，就是我们的分析对象。他们“有没有上过大学”就成为分析的因变量。

那么如何测量家庭的经济状况呢?我们采用回答人自我认定的15岁时家庭收入的分层(下下、中下、中等、中上、上上)来作为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测量指标。为了分析上的便利、简洁和直观。我们把原本的五级合并为两级：把下下和中下合并为“下层”；把中等、中上、上上合并为“上层”。在不同出生组中，这两个类别所占的比例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两个类别的比例大致是相同的。此外，由于数据中有8人15岁时家庭收入等级信息是缺失的，故而个案数为1859人。

那么如何测量家庭经济状况与能否上大学之间的关系呢?一种测量方法是上层上大学比例与下层上大学比例之差，这一差值越大，则表明教育在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中的分配是越不平等的。结果可以见表3。从结果来看，这一差值从4.78逐渐上升到了19.90，教育在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中的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是逐渐增强的。并且增强的幅度并不小。

(二)用优比进行的测量

但是，上述测量方法是有问题的，它受到了上大学的总体比例的影响。Ⅲ我们以一个假想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早期阶段上大学的人数相当少，如果上层上大学的比例为0，06，而下层上大学的比例为0.03，那么两者之差为0.03，但此时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势是相当大的(是下层的一倍)；而在后来阶段中上大学人数逐渐增多，上层上大学的比例上升为0.56，而下层上大学的比例为0.53，两者之差还是0.03，但此时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势实际上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因此，用前述测量方法来比较不同阶段的不平等程度是不确切的，它受到当时大学普及程度的影响。大体而言，这种测量方法倾向于低估上大学的总体比例非常低时的不平等程度。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用上述测量方法呈现出来的不平等程度强化的趋势被大大高估了。

因此，下面我们将用优比(odds ratio)来测量不平等程度。优比测量的是两者在某一事件上的相对优势。我们以本数据为例来说明优比的具体含义。在本数据中，1956－1960年出生组中，15岁时认为当时自己家庭经济等级属于下层的共有264人，其中39人后来上了大学，而有225人没有上大学，那么在这一出生组中，下层上大学的比率就是39/225≈0.173。而1956-1960年出生组中认为当时自己家庭经济等级属于上层的共有179人，其中35人后来上了大学，而144人没有上大学，那么上层上大学的比率就是35/144≈0.243。上层上大学的比率与下层上大学的比率之比，就是优比，它显示出了上层相对于下层而言在上大学上的优势有多大。在本例中，优比就是0.243/0.173≈1.40。优比的意义非常直观，如果它等于1，就表明上层与下层相比并无优势，两者机会是平等的；如果它大于1，表明上层具有优势，值越大，优势越大；如果它小于1，表明下层反而具有优势。优比也不受分布状况(即当时大学普及程度)的影响，故而很适应于在不同出生组间进行比较。此外，了解优比的意义，可以为建立更为一般的模型提供基础。

上表显示出了不同出生组中家庭经济状况与是否上大学间的频数列联表，以及根据列联表计算出来的优比。可以看出，优比基本上是随着时间而呈现出一种逐渐增加的趋势，从1956－1960年出生组中的1.40增加到了1981－1985年出生组中的2.25，由此我们可以判定，教育在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间的分布的不平等程度是在加大的。但是，这种不平等程度的加大趋势并没有像用上层上大学比例与下层上大学比例差值来测量时表现出来的幅度那样大。在高等教育不断扩展的条件下，经济状况属于上层的家庭不仅仅是保持，而且是扩大了获得高等教育的优势。教育机会的总量扩大了，但是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更有利地把握住了这些机会，从这些机会中更好地获益。由此推断，1999年之后开始的高校扩招中，可能仍然是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把握住了这些机会。

其实，资本转化模式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现代社会中知识与技能作为分层因素越来越重要，那么具有较高经济资本的家庭必然会投资于子女教育，以使其成为社会上层的候选者。例如，彭玉生对于英国1972年牛津社会流动调查数据的分析，英国拥有较多经济资本的阶级都倾向于使其子女专业化，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子女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比率远高于其它阶层。因此，上大学机会与家庭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能仅仅归因于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变革，而可能与整个社会分层机制的改变有关。教育分配上的不平等，在何种程度上应归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中都存在的这种资本转化模式，在何种程度上应归于中国特殊的转轨政策，这一问题仍然有待分析。

(三)经济资本转化抑或文化资本传递?

上述对家庭经济状况与教育获得之间关系的考察，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文化资本传递的问题。在家庭经济资本、教育获得两个变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量，即家庭文化资本。如下推理逻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如果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较高，那么家庭经济状况也可能较好；同时，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较高，通过家庭教育的途径或者品味的习得，子女上大学的可能性也较高。因此，家庭经济状况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增强也可能是由于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日益增强造成的。也就是说，有可能存在的并非是经济资本转化，而是文化资本传递。这里涉及到的就不只是两个变量，而是三个变量间的关系了。采用logistic模型，我们可以在控制第三个变量的同时，仍然采用优比来考虑两个变量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考察的问题将是，在同样的家庭文化资本条件下，是不是拥有经济资本多的子女仍然比经济资本少的子女在上大学问题上有优势?或者，一旦家庭文化资本是相同的，经济资本的多寡就不再重要了，前面观察到的经济资本与上大学间关系的增强趋势就消失了?

我们用如下logistic统计模型来回答上述问题：模型中因变量为“是否上大学”，定义与前面相同；自变量“家庭经济地位”仍然用回答人自我认定的15岁时家庭收入的分层来测量，分为两类“上层”与“下层”；自变量“家庭文化资本”用回答人父亲的教育程度来代表，分为四类：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大学以上。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从模型的结果来看，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资本之后，家庭经济地位作用增强的趋势仍然显著存在。在前四个出生组中，经济状况中处于上层的家庭相对于下层的优比约在1.2左右，并不明显，统计上也并 不显著；而到了后两个出生组中。家庭经济地位的作用迅速增强，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比扩大到2.0左右，统计上也变得非常显著。因此，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资本之后，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趋势与前面的分析几乎完全一致。这再一次证明，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在近30年中越来越强。

但是，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并没有在近30年中增强。父母教育程度为初中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只在前：二个出生组中统计显著：高中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只在前三个出生组中统计显著；大学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在所有出生组中统计显著，但优比值基本稳定在4.0左右，在最后一个出生组中甚至下降到3.0以下，并没有显示出上升的趋势。如果说家庭文化资本传递强度的变化有一定规律，那就是基本稳定中带有下降趋势。

因此，我们最终的结论是，近30年中在“上大学”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逐渐增强，而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保持基本稳定，近十年来甚至呈现略有下降的趋势。

三、分配层面：上高中――“分轨”中的不平等

那么在初中升高中阶段中的教育不平等状况如何呢?家庭背景的效应又有多大呢?我们仍然沿用上面的logistic统计模型来进行分析。数据总样本量为4800人，其中出生于1956－1985年者共计3147人。在这3147人中，有1867人最高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大专、大学、研究生毕业，我们将其视为“上过高中”者；其中有1049人最高教育程度为初中毕业，我们将其视为“有可能上高中但未上高中”者。两者相加，共为2916人，就是我们的分析对象。他们“有没有上过高中”就成为分析的因变量。

我们发现，在“是否上高中”问题上，家庭经济地位的作用一直都并不显著，而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却非常显著，且有日益增强的趋势。在城市中未能上高中的子女日益集中于那些文化资本缺乏的家庭中，而不是经济资本缺乏的家庭中。迈尔的假设，即认为家庭背景因素在较低阶段教育中更明显，显然只符合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而不符合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至少在现阶段是在更高阶段中更显著；而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是在较低阶段中更显著。为什么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在进入高中阶段时不显著呢?在近30年中，中国城市中高中教育已经日渐普及，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形式已经不再是决定子女“能否上高中”，而是转向为“上什么样的高中”，是上“重点高中”还是“普通高中”。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经济地位对于是否上高中已经不具备显著影响，但是它对于高中阶段的“分轨”安排是具有影响的。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我们必须把中国教育体系中的这种“分轨”安排考虑进来。

但遗憾的是，此次数据中并没有回答人所上高中是否是重点高中的信息，因此无法测量不同出生组中家庭经济地位对于教育分轨的影响。但是，数据中却包含了回答人的子女中正在上高中者的学校类别，因此我们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以便了解目前中国城市中家庭经济地位对于高中阶段教育分轨的影响。我们仍然采用logistic统计模型来进行分析，因变量为“是否进入省市重点高中”；自变量为“家庭经济资本”(家庭人均月收入，单元为百元)、“家庭文化资本”(上学者父亲的文化程度)。数据中共有504名回答人的子女正在上高中，但其中有41名家庭人均月收入或父亲文化程度信息缺失，故而有效的个案数为463人。这463人中有112名上的是省市重点高中：其余351人上的是非省市重点高中。

统计的结果如表7所示。我们发现，在能否进入省市重点高中的问题上，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是显著的，家庭人均月收入每增加100元，子女进入省市重点高中的优比就增加为1.07倍。这表明，家庭经济资本在高中阶段的教育分轨中的确有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明显低于升大学阶段中经济资本的作用。

四、讨论：宏观社会变迁与教育制度设计

就此，我们的基本结论如下：

1、近30年来，中国城市的教育分布上的平等程度呈现出倒U形演变趋势，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先是逐渐扩大，而后又逐渐缩小。今后随着高等教育的日渐普及，中国城市中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必将更进一步缩小。

2、在教育分配层面上中国城市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并未减少，相反有逐渐扩展的趋势。在“上大学”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逐渐增强，而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保持基本稳定，近10年来甚至呈现略有下降的趋势。在“上高中”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作用突出地体现在“重点”与“非重点”的分轨过程中，而在城市中未能上高中的子女日益集中于那些文化资本缺乏的家庭中。

近两年经济形势范文第6篇

最近一个时期，剧烈的汇率波动，利率上升和日益增加的能源成本，中东地区的战争冲突和美国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为世界经济能否保持近两年来的强势增长增加了不确定性，尤其对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影响较大。在此背景下，反映经济学家对美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对未来经济预期的即期景气指数和预期景气指数出现明显下滑。对西欧和亚洲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趋于乐观，但对未来6个月的预期稍有下降，反映出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总的来说，随着除美国外的另外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日本和德国呈现经济复苏态势，经济学家对当前的全球经济表示满意。综合近6年的经济学家信心指数来看，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充满信心的区间，但由于经济预期开始下降，表明世界经济正在接近正常的增长周期的回落阶段。

虽然经济学家预期未来6个月世界经济增长将减缓，但对未来3～5年的中期经济增长预期比2003年同期乐观一些，预期增长率为3.1％，比2003年同期做的预测高0.2个百分点。

与前几次调查相比，预期未来6个月短期利率将上升的经济学家人数在减少。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以及不断减弱的通货膨胀压力使提高利率显得不那么必要。这种趋势不仅在欧元区清晰可见，其余大多数国家也基本类似。

经济学家预期2004年全球消费价格水平平均增长2.9％，这表明经济学家并不认为不断冲高的油价会导致令人担忧的高通货膨胀。

在欧元区，2004年的通货膨胀预期与2004年7月份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西班牙和希腊可能再次成为2004年通货膨胀最高的国家。对美国2004年的通货膨胀预期为2.5％，比2004年7月份的2.6％略有下调，为美联储认为可以接受的水平。

亚洲国家的通货膨胀预期从2004年7月调查的2.3％提升至同年10月调查的2.6％，主要是因为中国通胀预期较高，达到4.8％。

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认为欧元略微高估，英镑也认为被高估。另一方面，经济学家认为美元有些被低估，日元接近其均衡水平。

近两年经济形势范文第7篇

 

强化省情市情意识，把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的国情，这就决定了各个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进程有所不同，而地方决策层对当前各自地区的发展形势的判断也不尽相同，这也是2013年地方两会的最大看点之一。

 

作为中国首都，北京的发展具有特殊性，认清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更得更加重要。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2012年12月28日在市委十一届二次全会上作工作报告时指出，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做好首都的工作，必须科学地审视首都所处的历史方位，要深刻认识和把握首都发展的五个阶段性特征：第一，在经济发展方面，进入了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阶段。首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但是也要看到，首都经济的实力还不够强，三次产业内部结构还需深度调整，促进首都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创新，潜力还需要进一步挖掘；第二，在城市建设管理方面，进入了实施精细化管理阶段；第三，在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进入了加强服务管理创新阶段；第四，在文化建设方面，进入了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第五，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进入了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阶段。

 

山东省是沿海经济大省，2012年山东GDP将很可能突破5万亿大关，进入三个5万亿梯队。面对这样的成绩，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2013年1月16日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自觉把握山东由大到强战略性转变的阶段性特征，是实现新跨越的前提。目前，“五个优势”正在形成，这就是以高端高质高效产业为标志的产业优势，以实施“蓝黄”两大国家战略为核心的重点区域带动优势，以创新型省份建设为支撑的创新驱动发展优势，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抓手的一体化优势，以建设生态山东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优势。与此同时，实现山东新跨越，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当务之急是解决好五个关键问题，即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更加注重深化和丰富重点区域带动战略，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注重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中部地区近年来发展速度比较快，中部崛起正在加快推进。其中，2012年河南省GDP将突破3万亿，而湖北和湖南则加入了2万亿队伍。湖南省委书记周强最近一段时间在多个场合对湖南发展阶段性特征进行剖析，认为湖南要立足省情制定和实施符合湖南实际的目标任务。主要是“三个立足”：立足湖南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新阶段的实际；立足“发展不足”和“发展不优”并存这一最大现实；立足处于负重爬坡、后发赶超的发展形势。

 

陕西省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西部落后省份，开始迈入全国中等发达省份，被列为“金砖四省”之一，2011年进入“万亿俱乐部”。2012年5月7日，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在十二次党代会上指出，当今之陕西，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经济欠发达依然是基本省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数量仍然较多，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区域城乡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但农业、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等等。

 

可以说，用“阶段性”的观点看问题，从“阶段性”发展的特征出发审视问题，用“阶段性”发展的理念指导决策，是科学决策的核心要义所在。

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

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

在发展态势向好，不利因素不少，如何化不利为有利？许多领导干部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的“底线思维”给人很深启示。最近，不少省委书记都不约而同地谈到“底线思维”。有的提出要善用“底线思维”，做到有备无患；有的提出“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有的提出，“底线思维要求我们把形势想得复杂一点，挑战看得严峻一些”；还有的提出，“底线是正能量的动力源”等。

 

广东的经济体量长期位居全国首位，顶着如此耀眼的光环，刚刚履新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却将“忧患广东”摆在首位。2013年1月17日，胡春华在广东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上首次作“施政报告”。在报告中，胡春华强调，做好经济工作要切实增强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广东发展现在面临的严峻现实，是后面的追兵越来越近，而且省内还存在大量欠发达地区。从后有追兵的情况看，江苏的经济总量离广东的距离越来越近，部分经济指标已经超过广东。胡春华表示，广东已经不具有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优势，并切实感受到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弊端，要认真分析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主要是：经济回升势头还不够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还需增强，一些关键领域改革尚不到位，一些干部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有待提高，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违法违纪问题仍有发生。

 

同样具有强烈紧迫感和忧患意识的还有刚刚履新的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上海市统计局2013年1月21日公布，2012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5%，但在各大省市经济增速的排名中，若无意外，这一速度或是“垫底”的。这也是上海经济增速在2011年位列全国“倒数第二”后的再次后退。即使如此，韩正忧虑的不仅仅是速度，更关心的是能否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2012年12月17日，韩正在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指出，成绩不讲自然在，问题不讲就难有忧患意识。要准确把握中央对形势的科学研判，既看到形势的积极方面和有利因素，进一步增强发展信心；更清醒看到形势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宁可把形势想得更复杂一点，把挑战预计得更严峻一点，把工作预案和方案准备得更充分一点，做到心中有底、防患于未然。韩正强调，做好2013年经济工作，关键要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使之贯穿于上海经济工作全过程。

强化全局意识，在更高层面谋划跨越发展

2013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关键一年，也是十八大后开局的一年，但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各地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必须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对经济发展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近两年经济形势范文第8篇

【关键词】格局变化 对港澳广播 核心价值观 搭建平台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自港澳回归以来，与内地之间的交流融合成为大势所趋，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引发的矛盾冲突也接踵而至，“占中”“反水货客”等浪潮，对“一国两制”下的统一大局构成威胁。

这种形势下，港澳与内地的合作正面临着多重挑战，如何更具有针对性地强化对港澳宣传，搭建好港澳与内地之间深层次交流的桥梁，为港澳持续繁荣稳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和引导，成为对港澳广播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是全国唯一覆盖港澳地区的国家广播频率，是连接内地与港澳地区的重要纽带，是中央政府向港澳地区民众传达呼声的重要舆论工具。本文尝试结合华夏之声近年来的理论研究与业务实践，探索新时期如何调整对港澳广播新策略，进一步强化国家电台对港澳地区的传播效果。

一、新时期对港澳传播格局的变化

（一）政治领域

自港澳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在坚持“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对港澳一直坚持“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管理原则;港澳地区政治民主的潮流正逐步推进，民众追求民主政治的意识也逐步成熟。

然而，近期由于西方分裂势力的介入，香港地区一些反对派势力开始打着“民主与法制”的幌子大肆破坏“一国两制”。分析人士指出，香港“占领中环”行动和“反水货客”行动的背后就是西方势力在作祟，他们企图通过误导民众制造大规模的，削弱香港特区政治的管制，以拓展反对派的政治生存空间，甚至企图迅速催熟由反对派左右香港管制权的政治土壤。“占中”事件说明，在香港繁荣发展的表象下仍有多种敌对势力暗流涌动，对国家统一大局以及港澳地区的稳定发展构成威胁。

（二） 经济领域

自港澳回归祖国以后，内地与港澳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成为时展的大趋势：一方面，广大港澳地区民众对“一国两制”方针的认同感和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归属感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内地与港澳之间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内地为港澳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平台，港澳则成为内地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加速器。

近年来，内地和港澳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等一系列新协议，建立起互利共赢的机制。通过CEPA等协议，港澳和内地在经济贸易、融资投资、金融管理、人才流通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不仅为内地经济带来新的活力，也有助于港澳地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对港澳经济的复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 社会文化领域

随着港澳与内地经济依存度的提高，两地在社会文化领域的交流也日趋增多：从官方形态上来看，中央政府近年来致力于建立与港澳特区政府在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共享机制，通过两地政府定期互访、沟通信息等方式引导内地与港澳的文化交流;充分推介内地丰富的文化资源，利用两地“血脉同宗、文化相通”的特点，定期组织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以增强港澳同胞对祖国的认同感，如邀请港澳文艺团体参与中法文化年、亚洲艺术节、中国艺术节等。

从民间交往来看，港澳与内地的文化交流融合程度正在进一步加深，突出地表现在娱乐文化消费领域;随着两地政策的不断开放，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潮流，不仅给香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使香港在严酷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仍然保持经济增长，更繁荣了两地的文化交流。然而，两地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引发的矛盾也日益增多。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矛盾问题是伴随着内地与港澳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出现的，是回归以来港澳地区实施“一国两制”过程中存在的客观矛盾，完全是正常现象。如何推动两地民众的良性互动、减少融合交流过程中的矛盾冲突、推动“一国两制”的实施是中央电台对港澳广播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二、新形势下对港澳新闻传播新策略

自港澳回归至今，随着内地媒体不断整合港澳地区媒体资源，拓展对港澳传播力度，两地融合中的媒体格局逐渐呈现出“多元并存、相互影响”的发展态势。2011年，香港之声试播、华夏之声改版，揭开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港澳广播发展史上的新篇章，为权威解读中央政府对港澳新政策，强化对港澳广播宣传效果，进一步促进港澳地区繁荣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然而，从现实媒介市场形态上来看，内地媒体对港澳地区的传播力并未达到理想值，包括中央电台在内的国家级媒体，对港澳地区新闻传播的影响力度还有待加强。这要求中央电台在多变的媒介环境中重新审视对港澳新闻的传播，进一步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

（一）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主流社会舆论

港澳问题，本质上是统一问题，关乎国家稳定发展的政治大局。香港之声、华夏之声作为国家级对港澳广播媒体，及时有效地宣传解读中央政府方针政策，服务于国家统一大局，引导港澳受众凝聚对国家的心理归属感、荣誉感，是其历史使命与责任。特别是“占中”时期，西方分裂势力蠢蠢欲动，“”分子伺机而起，不仅破坏了港澳稳定发展的环境，更不利于“一国两制”下的国家统一大局。

纵观近年来港澳与内地的矛盾冲突，以及“”运动、“占中”事件等，都与“后回归时代”香港本土意识的觉醒有密切联系。在有些人看来，港人向来引以为豪的自由和法治正面临威胁，内地盛行的“潜规则”正在向香港渗透，香港只有坚持自治、与内地保持边缘化，才能维持香港、内地的共赢局面，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应该说，国家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香港社会公认的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互相融通的，两者都强调民主文明、自由平等、法治公正、爱国敬业、和谐共荣。中央电台应该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力度，使港澳民众对此形成共识。特别要将一些极端言论与社会主流舆论区别对待，引导社会主流舆论，强烈谴责威胁两地和平发展的极端言论，努力营造有利于内地和港澳良性互动的气氛。只有真正确立理性、健康的社会主流舆论的主导地位，形成两地民众理性包容、和谐共存的正常气氛，才能挫败西方分裂势力的阴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二）立足时展需求 助推两地经贸合作

经济发展是促进区域间交流合作、增强双方共鸣的重要纽带。随着两地经贸往来的日益密切，对港澳广播如何做好经济文章、助推两地共赢发展，是内地媒体必须思考的问题。新形势下，中央电台要立足于时展需求，发挥中央媒体优势，搭建内地与港澳经济交流平台，助推两地经贸合作发展;与地方政府、媒体联手宣传内地经济，成为内地“走出去”战略的“扩音器”。

中央电台华夏之声在打造精品节目的同时，通过组织大型活动为港澳与内地的经贸交流搭建桥梁，建立了中央、地方媒体的联动机制。华夏之声开展了三届“港澳媒体采访团内地行”活动，邀请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凤凰卫视、澳亚卫视等多家主流媒体赴内地实地采访，不仅直观报道了新时期内地经济发展成就，还借助地方媒体为当地政府宣传特色经济、打造城市名片，引来港商投资和支持。2012年，山东省在香港举办“香港山东周”，华夏之声组织“港澳媒体采访团山东行”，积极为活动进行宣传报道，成功助推香港与山东省的经贸合作。

中央电台加强与地方媒体合作，改革报道理念和手段，增强对港澳报道的针对性和贴近性，也是新时期对港澳传播新策略的有益探索。尽管中央媒体拥有政策优势和全局视野，但港澳和珠三角地区媒体却具有地域优势，占有大量鲜活的、“接地气”的新闻资源，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进行跨地域互动合作，共享信息资源，有助于增强对港澳传播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自2009年，华夏之声连续四年与珠三角主要城市电台通力合作，每年打造一组主题报道，题材鲜活真实，贴近港澳居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受到了港澳民众的普遍欢迎。

（三）打造精品节目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

当今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化，而传统媒体传播信息的手段相对单一。港澳地区媒体众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受众选择范围更加广泛，且港澳本地多为商业性媒体，受众对内地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媒体转载的信息。鉴于对港澳广播的特殊性，中央电台不仅要制作精品节目来塑造国家形象，树立对港澳传播的品牌优势;更需要借助全媒体平台，拓宽传播渠道，与港澳受众搭建起互动交流的平台，提升港澳受众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增强民族凝聚力。

1.立足于港澳视角，挖掘本土题材

在港澳媒体格局中，内地媒体的对港澳传播力还远不及港澳本地媒体，未形成强大影响力，这是由于不少港澳媒体本身在内地设有记者站，且内地媒体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对新闻规律、政策解读与港澳媒体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对港澳受众的新闻需求仍缺乏准确把握。

因此，为了扩大对港澳广播的影响力，真正吸引港澳受众，对港澳广播要突破意识形态和宣传观念的束缚，立足于港澳视角报道新闻，寻找符合港澳民众兴趣点和关注点的线索，挖掘来自港澳本土的、鲜活真实的题材。近年来，中央电台对港澳广播注重策划大型专题报道，如展现两地经济繁荣发展的《共赢之路》、反映百姓生活变迁的《穿越世纪的生命线》等，本土化的报道视角和叙述方式得到了港澳受众的认可和欢迎。

2.利用全媒体平台，提升品牌传播力

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使信息传播的渠道进一步拓宽，信息传播的时效性也不断增强，这给广播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但从另一层面来说，也给广播注入了全新的经营理念，加速了广播迈进移动互联时代的步伐。在对港澳传播上，传统广播要借助全媒体的优势平台拓展传播渠道，开展品牌推介活动，推动中央媒体与港澳受众之间的互动交流，丰富传播形式，扩大品牌影响力。

近年来，中央电台对港澳广播在利用全媒体手段实现全景式报道上做了有益的探索，在组织大型专题报道时，及时有效地通过网络广播、节目微博、微信公众账号进行联动，增强传播力;推广一系列主题品牌活动加强与港澳受众互动交流，开辟了全媒体时代广播多元化传播渠道。

近两年经济形势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 中国和印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且发展最快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两国地理位置相邻，产业结构和自身优势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额并不很大，但是近年来的贸易发展速度却十分惊人，两国间贸易发展空间仍然宽裕。所以，两国应共同寻求南南合作的新途径。从对两国商品贸易的结构分析，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双方贸易商品做出合理安排，从而充分利用各自的禀赋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达到增强两国贸易紧密度和双方和谐利用外资的目的。 【论文关键词】 国际贸易 商品结构 比较优势 产业内贸易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两国人口约2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面积1200多万平方公里，GDP总额约2万亿美元，外贸总额1.5万亿美元。然而，从历年的外贸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中印贸易额占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的分量却不到2％，占印度对外贸易总额的份量不到6％，从这些基本数据的对比就可以发现，双方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存在很多互利的投资与合作机会，贸易增长潜力巨大。事实也正如此，印度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传统合作伙伴，两国的贸易额近年来呈现出以较高的增长率逐年递增的态势。另外，由于两国领土接壤，在云南、西藏地区，两国边境贸易也有很好的发展空间。虽然由于历史原因，中印边境贸易在一段时间里面有所衰退，但是两国自身都客观具备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互补和合作的优势。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中印乃堆拉口岸的开放、胡锦涛主席2006年底成功出访印度等一系列增进双边交流合作的利好消息的到来，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发展前景被十分看好。 一、加强中印贸易合作对双方的经济腾飞具有战略意义 曾经有人预言，中国和印度在将来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许多学者也曾提议并探讨了关于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这些都说明这两个国家应该在经济发展的方向上寻求某种共同的道路。但是，在现实中，中印双方各方面的相互合作的确还存在一定困难，单从贸易方面来讲，由于受到政策、文化、历史、国情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中印贸易的实际开展远不如理论上那样顺利。总结阻碍中印双边贸易发展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首先，中印之间由于历史原因，印度对我国有一定戒备心理；其次，两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市场，在对外出口和吸引国际投资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竞争格局；第三，两国陆运贸易不发达，虽然接壤，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目前两国之间大部分贸易的开展是通过海运进行的，路程远、费用高，不利于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笔者认为中印加大互利合作是两国的明智之举，中印双方应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寻求一种南南合作的新格局。其中中印贸易紧密程度的加强，是这种南南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主要表现在： 1.加强中印贸易的紧密联系可促使中印两国在政治方面更加相互信任 同我国一样，印度也正处在改革的浪潮之中，它的目的同样也是经济的迅速腾飞。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对此十分感兴趣，印度也有意希望借助美国等一流发达国家的力量来迅速达到赶超的目标。但这样对于我国而言无疑是不利的。如果能够使两国的经济依赖性加强，在各个领域展开更充分的合作，使双方都成为彼此不可缺少的伙伴，那么经济上的紧密性会影响政治的紧密性，在双方互为有利的基础上，稳定的双方关系应该不难创造。 2.双边经贸合作的加强有利于提高两国的经贸效益 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对于双边贸易，特别是陆运贸易，如果能适当降低关税，则可以进一步扩大贸易量。但就目前而言，印度的关税依然处于一个较高水平，这对双方贸易的进一步开展无疑是不利的；另外，如果像许多学者提出的那样，中印自由贸易区能够建成，则双方获利会更大，根据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的经济理论，不难推测出这个结论。 3.加强中印贸易合作可以给我国西部地区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几年来，西部地区经济状况已经得到了一定改善，但是这点成绩对于彻底改善西部地区的落后状况还是远远不够的，仅仅依靠优惠政策也是远远不够的，西部地区应该发掘自身的禀赋优势，并能够将资源转化为资本。西部地区应努力做成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战略基地。首先，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明显，从云南、西藏到印度都有公路到达，去年建成的青藏铁路，更是将内地和印度的陆地距离延伸到了拉萨，而且在我国的“十一五”规划中，青藏铁路的延长线已经被纳入重点工程，该延长线将现有的 青藏铁路从拉萨延长到了日喀则，按计划，以后还会延长至亚东口岸，这将进一步拉近了与印度的距离，为中印贸易的开展，包括边境贸易打开了方便之门。其次，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是不容忽视的。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廉价且众多的国家，西部地区正是我国劳动力密集的地区之一。现在我国的劳动力流动方向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如果西部地区作为中印贸易的门户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那么随着该地区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大量的劳动力会回归到西部地区，从而可以相应减少流动开支和一系列其他相关社会问题，使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分布不均的问题得以缓解。 二、中印商品贸易结构分析 1.中印产业间贸易情况分析 在中印商品贸易中，双方的进出口产品类别有着较大差异，本文根据HS（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编码的商品分类标准将参与贸易的商品进行分类研究，该分类制度是迄今为止最完善和科学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它将所有贸易商品共分为22类、99章，考虑到实际情况，本文在研究中印贸易商品时，剔除了第19类（武器弹药及其零件附件）、20类（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和21类（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主要原因是由于这几类商品贸易量太小，故本文以下只研究其他19类商品。如图1－图3所示，从2003年到2005年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印商品贸易有如下特点： （1）中国和印度的商品贸易结构比例基本保持平稳； （2）多数类别的商品贸易量较小，但也有部分商品显示出较高的贸易额度； （3）从印度出口方面来看，该国出口到我国的金额最大的商品是第5类（矿产品），且在该类商品中，印度保持了较大的顺差；第15类（贱金属制品）中，两国贸易量也较大，虽然在2003年，印度在这类产品的出口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但随后2011年、2005年数据显示两国贸易差额不大；第7类（塑料橡胶制品）中，印度显示出略微强势的出口额，但两国这类产品的贸易量并不大；（4）从我国的出口方向来看，我国在第6类（化工产品），第11类（纺织品）和第16类（机电产品）的出口中占有比较优势。 图1 2003年中印贸易商品分类金额 图2 2011年中印贸易商品分类金额 图32005年中印贸易商品分类金额 从图中还可以看到在贸易量较大的产品类别中，进口或出口一边倒的形式十分明显，双方都有具备贸易比较优势的产品，显示了双方商品的互补性，这对于双方贸易的开展是有推动作用的。然而，这样的商品在中印贸易间只是少数，而且，由于诸多原因，一国某类商品大量的贸易顺差无疑会增加另一国一定程度上的贸易恐慌，特别是由于近年来我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与许多国家的一直保持了顺差形式，加之印度本国也正在实行一系列崛起战略和改革战略，双方较大的贸易差额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一国的利益，从而影响到两国的贸易进一步开展。所以，这种基于双方比较优势而开展的国际贸易并不十分适合于这两个发展中国家，或者说中印贸易的大规模发展完全依靠这种传统的贸易形式是不够的，而基于规模经济优势的产业内贸易应该更适合目前双方的贸易开展甚至对两国吸收更多的国际投资也能起到促进作用。 2.中印产业内贸易情况分析 学术界一般用产业内贸易指数来衡量产业内贸易程度的高低。在一系列统计指标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数（Grubel-Lloyd Index）简称GL指数，是迄今最常用的权威性测量 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标，某产业的GL指数表达式为： Xi-Mi Bi=1 － ———— Xi+Mi 其中，Xi表示某国i产业的出口额；Mi表示某国i产业的进口额；Bi在0－1之间变动，Bi越接近1，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越接近于0，则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很低。根据统计数据计算，中印产业内贸易指数如表2所示。 表2 中印19类主要贸易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1997－2005) 数据来源：高校财经数据库 根据表2中的数据，本文只着重研究双方贸易额较大的商品类别的产业内贸易情况（即第5、6、7、11、15、16类商品），可以发现如下规律： (1)在印度顺差较大的产业中，第5类商品两国的产业内贸易程度逐年降低；第7类和第15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比较大，且近年依然呈现上升趋势。 (2)在我国贸易顺差较大的产业中，第16类产业内贸易指数较平稳，且产业内贸易程度很小；第6类产业内贸易指数指数逐年上升；第11类产业内贸易指数逐年下降。 可总结得到以下结论，如表3： 表3 中印贸易中适合不同贸易形式的商品类别 三、发展中印贸易对策分析 针对前文所研究的发展中印贸易的战略意义和双方贸易商品结构数据的分析，笔者认为发展中印贸易可以采用以下策略。 1.对双方具备比较优势产品要继续保持其优势 对于印度的矿产品和我国的机电产品和纺织品（虽然纺织品还有一定的产业内贸易成分，但是其趋势已经越来越小，所以对于纺织品贸易而言，中国还是具有比较优势的）而言，因为双方都有着较强的绝对优势，这种优势的具备前者是因先天禀赋后者是后天多年的积累结果，且都是不容易改变的固有优势，所以对于这两类产品双方应该进一步巩固各自的优势，而不必刻意弥补贸易差额，更不要恶性竞争和制定高额壁垒加以限制。 2.利用规模经济开展产业内贸易 对于塑料橡胶制品、贱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内贸易已经形成且有逐步加强的趋势，所以，对于这几类产品，两国应着重加强产业内的分工协作，在产品质量、档次、用途等方面，结合本国其他资源如土地、劳动力等，展开合理分工，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资源，创造规模经济效益。另外，由于双方协作分工，产业间的恶性竞争会相应减弱，这对于目前两国吸引FDI方面的矛盾也会有所缓解。 3.大力加强边境陆运基础设施建设和沿线配套服务建设 目前，印度进口到我国的商品所经过的陆运途径主要是经缅甸到达我国云南。值得欣喜的是青藏铁路的开通及已经纳入“十一五”工程的其延长线的修筑无疑对双边的陆运贸易往来是一个利好消息。铁路的运力是陆运的数倍，这样一来既可减少以往绝大部分依靠海运的运输成本，又可以提高运输的速度、效率和安全性。另外，在陆运沿线也应该相应地建立服务于双边贸易的配套设施，如在云南、四川、广西等地设立货物装配和集散仓库、商品加工厂等；也可以不定期在这些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产品博览会，针对双方的优势产品展开贸易洽谈，不论双边贸易还是地区经济亦可在会展经济中获得一部分收益。 参考文献: 罗文宝周金秦: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的障碍及对策研究[J].南亚研究季刊，2006（1） 郑利:中印经济优势分析[J].合作经济与贸易，2006（1） 张建红:中印两国贸易合作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1999（5） 斯瓦兰·辛格:中印双边贸易的基础探悉与前景展望[J].现代财经，2006（3） 朱晶陈晓艳:中印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及贸易潜力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1） 徐康宁韩剑:中国和新加坡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05（7）

近两年经济形势范文第10篇

然而，颇有趣味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无论是说起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还是论及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人们总是要提到减税。在具有一些经济学常识的人们那里，还总是免不了使用结构性减税一词。

这样一个至少使用了十几年之久的老概念，结构性减税在今天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和期待，显然同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及其政策选择有关。

人们已经看到，最近几个月来欧美经济形势的持续震荡，对处于缓慢复苏中的全球经济形成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在短期内尚难有根本性改变。由此而形成的辐射影响，必将拖累中国经济，甚至使得未来一年的经济运行充满变数。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在明年，中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已成定局。

不过，所谓“继续实施”，并不意味着将今年以来的政策内容“全盘复制”到明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历来有“名”“实”之别，在相同的政策提法下，往往蕴含着不同的实际内容。其间，有着很大的回旋空间。单就积极财政政策的布局而言，鉴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2012年的操作肯定不同于2011年。其中，最可能出现也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是，在2012年，“减税”而非“增支”将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所在。

形成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

第一，从迄今为止的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运行轨迹看，2008年末和2009年初无疑是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将其作为参照系并仔细审视处于震荡中的欧美经济态势，可以确认，尽管外部的不确定性会给中国经济造成拖累，但从总体上看，这种不利影响不会高于2008年末和2009年初。故而，我们尚不需要推出类如2008年末和2009年那样的超剂量、大规模的扩张性措施。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预调和微调，其扩张性操作可以相对从容。作为实行预微调的一种可选择的手段，减税的优越性不言而喻。

第二，在经历了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扩大公共投资的反危机操作之后，其“粗放型”扩张对于经济结构的负作用已经逐渐凸显。较之于危机前，调结构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故而，即便经济下滑趋势已经有所显露，即便当前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之一在于增加财政刺激力度，其扩张性操作也必须着眼于“精细化”，在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寻求平衡。在此条件下，减税无疑是一种适当的选择。

近两年经济形势范文第11篇

利差劣势重新显现

由于欧洲的希腊暴出债务危机，并有向欧元区高负债成员国，比如葡萄牙、西班牙等国蔓延的倾向，因此全球金融市场出现资金流动性趋紧的迹象。而且美国经济复苏步伐积极，英国、澳大利亚呈现通胀压力，加拿大有在近期内升息的可能性，这些因素导致近一两个月以来，主要货币，如美元、英镑、欧元、加元和澳元等的一年期LIBOR(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都先后出现急速攀升的市况，而只有日元的一年期LIBOR依然处于低位，且还呈现下滑的态势。

主要货币一年期内的短期利率的这种变化态势，意味着日本央行去年12月和今年3月的两次注资决定使得日元目前流动性充裕，但低企的日元短期利率将使日元取代美元重新成为市场进行利差交易的融资货币。这将是一个可能产生中长期作用的利空日元的因素。

所以即使在最近全球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股市同步大幅急跌调整的过程中，日元也未能获得避险游资的青睐。这与2008年雷曼倒闭引发金融危机时的市况大相径庭。

国内政经形势困局

日元处于中期跌势，还因为日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使市场缺乏做多日元的信心，反成为做空日元的理由。

受到干事长可能卷入政治献金丑闻、美军驻日本冲绳基地搬迁问题迟迟不决、经济复苏起色不大等因素的困扰，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领导的政府的民调支持率不断下滑，将可能对日本意图获得今年稍后的参议院大选胜利产生不利影响，使日本政局陷入更长时间的不稳定期。

虽然日本央行在去年12月份和今年3月份两次向市场注资，扩大了日元的货币供应量，但至今仍未能将日本经济拉出通缩的泥潭。

日本今年前3个月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年率分别为-1.3％、-1.2％和-1.2％。日本政府一直在向日本央行施压，试图利用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日本经济摆脱通缩。但日本央行总裁白川方明最近表示，日本通缩是因为薪资下滑和谨慎的增长预期，之前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有助于金融市场稳定，但对于经济没有起到太大影响，过度关注物价会损及经济平衡，货币政策在创造需求方面作用有限。这意味着，未来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在经济和货币政策取向上可能产生裂缝。

近两年经济形势范文第12篇

笔者认为，目前经济下行走势与压力，不仅源自潜在增速回落与外部环境变化等新常态条件，而且与调整早先宏观经济失衡的阶段性非常态因素有关。结合十年宏调史实践经验全面认识目前经济减速成因，直面全面深化改革与调整宏观失衡的双重客观要求，在“宏观政策要稳”总思路指导下坚持完善十以来正确宏调方针，中国经济将迎来新一轮自主景气增长新格局。 经济增长为何减速？

2012年二季度我国GDP季度同比增速“破8”，此后九个季度在7.5%上下波动。近来部分经济指标再度走低。如1月-8月固定投资同比增速降至接近实施刺激计划以来最低值，8月工业增加值增速比7月回落2.1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创2011年3月以来最低。8月出口进口增速降至2.3%，当月贸易顺差增至近500亿美元，显示内需较弱。金属原料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引发媒体“大宗商品雪崩钢价跌入无底洞”之类报道。

事实表明，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两层意义的下行压力。两年多来经济增速7.5%上下，与早先30多年近10%增速比较回落两个多百分点。更需重视的是，近年7.5%上下实际增速，并不完全由经济内在增长动力推动实现，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稳增长政策支持的结果。近来政府追加棚户区改造投资，增加水利和铁路投资，实施其他方面定向调控政策。没有政策层面“季度性增长保卫战”的努力，经济增速会显著低于目前实际水平。

两重意义上经济增速走低原因何在？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过紧。近两年货币信贷增速在13%-15%上下，广义融资增长率在15%-22%之间，是实际经济增速两倍上下。短期利率如一周Shibor和3月央票利率，去年6月曾短暂飙升，然而近年总体走势无过度异动。近年企业债、城投债收益率及贷款融资非利息成本有所增长，主要是失衡调整期市场风险溢价上升结果，不宜简单归结为货币政策过紧。

另一观点指出近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都在回落，由此推论中国经济减速主要是外部环境变化结果。作为全球最重要增量大国，中国与外部经济存在互动影响而不仅是单向作用。假如各国都用外部因素解释本国经济波动，全球范围走势难以在世界经济内部得到合理解释。在肯定外部因素重要性同时，对中国这样大国经济走势特点，还应侧重从国内环境阶段性特点方面探求根源。

近来学界讨论的视角，是把经济增速回落等方面特点归结为适应新常态的结果。新常态大体指经济运行新近呈现的趋势性和结构性变化及其派生状态。较有共识性看法认为，随着劳动力总量增长见顶、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回落、后发优势效应减弱，中国经济潜在供给增速趋于下降，目前应在接近8%水平。

潜在增速回落判断对观察目前形势有重要认识价值，不过仍不足以全面解释上述两重意义上经济增速走低现象。经济增速从两位数回落到7.5%上下大体可从潜在增速回落角度解释，问题在于目前经济内生动力难以支持7.5%实际增速。实际经济增长相对潜在增速基准偏弱，显然不便直接从“新常态条件”给出合乎逻辑解释，而需结合调整消化早先经济失衡累积矛盾的非常态因素方面寻求理解。 宏观失衡的系统成因

新世纪初年，中国经济开放景气成长取得巨大成就。然而体改滞后与要素价格扭曲推动货币信用过度扩张，与基本面强劲增长力量相互激荡，为经济高速运转持续注入偏快偏热压力。倚重诸多产业-数量型工具的宽泛化宏调手段，难以根治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因素，逐步形成宏观经济失衡格局。可以从以下几个环节观察宏观失衡的形成机制。

首先是改革滞后与要素价格扭曲。例如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与汇率体制改革滞后不相适应，伴随贸易与国际收支顺差失衡急剧扩大，汇率这个开放经济基本相对价格没搞对。又如长期利率管制与调节相对呆滞导致利率扭曲，2003年-2012年间用CPI衡量大半时期是负利率，利率这个宏观经济基本价格没搞对。土地制度改革滞后导致工业用地价格偏低与商用土地价格偏高，土地这个关键要素价格没搞对。

其次是货币难管好即货币信用扩张偏快。2012年实际经济总量是十年前2003年的2.45倍，但是广义货币2012年是十年前的4.4倍，央行资产规模2012年是十年前的4.7倍，社会融资总额是十年前6倍以上，货币及负债扩张幅度是实际经济增幅2倍-3倍。数据显示，2003年-2012年间央行资产扩张近八成源自储备资产过量增长，可见央行过量增持外汇储备是货币过度扩张的主要直接推手。

再次是通胀压力表现为结构性物价上涨新特征。货币扩张偏快定义性派生通胀压力，然而在新世纪初年新经济环境下通货膨胀的物价表现呈现出新特点。CPI或GDP平减指数等常规宏观流量物价指数上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更是间歇性大幅飙升，如商品房均价不到十年增长好几倍。对比考察2003年-2012年间十余种宏观物价指数涨幅，可见不同流量和存量物品价格涨幅与各自供给弹性大小成反比。

最后是宏调过于宽泛化与深层改革难推动。政府宏调应对通胀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宏调主体部门过多与工具过于宽泛。梳理十年宏调史，多达十来个行政部门被赋予或自称为宏观调控部门参与宏调，几十种政策工具手段作为宏调措施采用。

宏调手段虽包含利率、财政平衡等总量和价格工具，然而实际操作过多倚重审批投资、有保有压、限贷限购等数量与产业政策工具，有时还诉诸冻结供地、价格管制、大案查处等超常行政干预措施。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货币信用总量是影响短期宏观涨落的“水龙头”，利率汇率等总量价格信号是调节引导总需求的“牛鼻子”。宏观总量价格工具利用不足，过多采用产业、数量、行政性工具调控，难以对宏观失衡达到标本兼治效果。宏调产业化与微观化倾向多年延续，形形管制派生新的设租寻租利益格局，客观上为转型期体制内一些残存非市场因素提供滋养。

就此而言，宏观失衡既是体制不完善与改革滞后的结果，同时又通过宽泛化宏调负面效应支撑体制内扭曲性因素，构成宏观失衡系统根源的因果闭合链条。 失衡调整进展与影响

经济失衡必须得到调整是经济规律客观要求。中国经济需经历一次阶段性调整，才能重回可持续增长轨道。调整阶段的基本任务，是要在保持经济增长维持大体可接受水平基础上，通过市场出清机制和重建财金纪律调节早先累积失衡因素，并通过结构性改革再造自主增长的体制条件。

针对“4万亿”刺激伴随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形势，上届政府后期已开始对宏观失衡某些突出问题进行局部调整。受主客观条件限制，当时尚未能充分认识失衡调整必要性与紧迫性，初步调整性质措施存在被动性和局限性。

十以后新领导层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在审时度势和谋划全局基础上，重新定位经济与宏调政策目标优先序，中国经济进入全面深化改革与主动调整失衡新阶段。与“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总思路相一致，近年中国经济政策优先目标定位于力推全面深化改革以激活经济增长微观动力。宏调政策则体现两点取向：力求保持货币与财政既不放松也不收紧的大体中性状态，在此基础上利用市场出清和调整功能化解早先宏观失衡矛盾。同时侧重采用定向调控举措实现稳增长目标。

虽然面临经济增速走低等方面困难，十以来调整失衡已在多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首先表现为“挤水分”，即消化调减早先扩张期形成的偏高产能。经济增长偏快时期投资规模大、生产周期长的上游行业扩张更快，如钢铁等上游部门超常扩张到2008年已面临调整压力，刺激经济时期失衡矛盾进一步加大，目前正经历艰难的产能过剩调整。近年PPI负增长与CPI正增长并存，重工业部门PPI负增长与轻工业部门PPI零增长并存，是调整上游部门失衡的相对价格表现。

其次表现为“去泡沫”，即治理房地产等部门过度扩张与价格虚高因素。2003年-2008年货币信用扩张推动房价多轮大幅上涨，大部分时间房地产投资增速高达30%。刺激经济时期房地产经历新一轮更为迅猛扩张。房地产失衡本质上是货币过度扩张现象，随着十以来货币与宏观政策定位温和中性立场，房地产部门早先潜在过量库存与风险开始水落石出。

再次表现为“控杠杆”，即规范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务过度扩张。宽泛化宏调伴随“金融抑制”有增无减，影子银行与表外业务快速扩张并积累风险。地方政府债务超常增长：2007年-2010年间增长一倍多达到10.7万亿元，到2013年中进一步增至17.9万亿元。近年在防控系统性与区域性金融风险前提下限制地方债务过度扩张。在影子银行方面，从2013年3月银监会8号文到今年初国办107号文逐步改进相应监管。

最后表现为“调预期”，即引导市场转变经济增速回落时政府必然重手救市的预期。新世纪初年多年高增长使市场预期偏于乐观，“4万亿”刺激客观上增强了政策救市预期。近年宏调政策保持定力、以稳为先，既不收紧也不放松，利用市场力量稳健调减过剩产能、降低过高杠杆与调节虚高价格，允许个别金融产品违约。市场开始转变“政策是跌出来的”一度流行的预期，有利于提升硬预算约束与宏观财金纪律有效性。 调整新阶段的政策选择

预计这轮失衡调整大体经历三个阶段。针对“4万亿”刺激后通胀卷土重来形势，当时政府初步实施了一些局部调整政策。十以来各方对调整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共识度提升，新决策层尊重调整规律，主动推进调整，引导推动调整全面展开并取得阶段性重要成就。目前形势演变显示，经济运行正在向以深化调整为特征的第三阶段过渡。

调整第三阶段面临多重任务：一是要在经济减速环境下，较大程度消化上游工业部门与房地产等行业累积的过度产能与库存；二是借助市场出清机制与政策调节功能，使金融部门高杠杆与高债务风险得到控制与阶段性化解；三是推动宏调架构朝更加科学化方向转型。在大体平顺推进假设上，预计未来两三年可大体完成调整并迎来新一轮自主景气增长，届时中国将在全新基础上展开其经济追赶崛起的下半场历史进程。

为保证实现上述目标，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进一步明确坚持改革调整的政策取向。在调整深化阶段各种深层矛盾和风险会进一步外化，呼吁刺激与回避调整的观点诉求及其影响力会增加。应继续坚守十以来结构性改革优先目标，以涉险犯难的决断直面调整困难，保持定力，积极作为，稳健推进改革与调整。

第二，适度下调经济增速底线目标。由于消化过剩产能与调减过高杠杆等具有减速效应，失衡调整期应允许经济增速暂时低于潜在增速。依据对中国奥肯关系认识，考虑近年宏观经济走势与劳动市场数量关系现实情况，建议把增速底线目标下调到7%或略低水平。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环境变化情况，政府对经济增速目标应更多从预测性和指导性角度加以阐释，不宜特别强调其指令性或刚性效力。

第三，货币政策需适当重视运用总量工具。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近来央行采用常备借贷便利（SLF）、定向降准、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多种工具维持货币适度增长。下一步需考虑采用普遍降准这样总量工具。选择适当时机普遍降准，是对早先超常存准率管制的逐步退出之举，也是利用市场化手段稳增长的自然合理之策，还有助于相对瘦身央行资产负债表，并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配套条件，可谓一举多得。降准无疑应审慎，关键是保持广义货币和流动性总量动态适度增长，严防货币过度扩张与通胀卷土重来。

第四，综合施策治理金融市场失衡因素与潜在风险。失衡调整意味着预算约束硬化与重新洗牌，应允许特定影子银行产品违约，打破刚性兑付预期和提升市场风险意识。同时采用破立结合、堵疏结合思路综合治理。

例如在规范一些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过大与多头举债问题同时，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合理机制。又如在要求影子银行违规表外业务回归银行表内同时，积极探索资产证券化的常规发展路径。

近两年经济形势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对外贸易 因果关系 增长形式 参考模型

根据当前经济的增长形势分析，我国每年的对外贸易出口总额以相关系数的比例增长，每年交易总额增长到0.3个百分点。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动脉，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传统我国在贸易经济形势中，没有正确分析进出口量与经济增长趋势发展关系，使得在后期发展后期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调，导致国内GDP的百分点严重下滑。现如今通过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采用协整检验的测试论证以及在Granger的应用算法对等分析验证，在经济分析研究中出现制约性经济因素，出口量便会增加，但会导致国内进口量的减少，使得国内总需求形式出于被动状态，贸易增长出现下滑趋势。通过采用协整检验测试论证组建样本的数据参考模型，对进口量与出口量的动态参数做出递推关系调整，分析LGDP经济参考细数等对口贸易的净产值做出分析归纳调整。

一、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协调关系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对等关系，两者主要受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的限制。对于不同的立场，两者在带动经济形式之间存有必然联系。假设只考虑进口贸易，主要受经济外部因素的影响，带动其他产业链的增加，但会消耗大量的经济费用，并且后期的投产效益也会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动也有所浮动，通常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随着客观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只考虑出口贸易，不考虑进口贸易，其主要受内部因素的影响控制，出口是带动国内产业经济的增长，拉动各个行业对产品需求量的增加，促进市场消费水平的提高。属于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不会随着客观因素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在外部经济因素受诸多因素的考虑，在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形式不能形成鲜明的对比。进口贸易的对等之处便是价格与质量方面的差异性，两者作为主参考性依据。根据近几年国内贸易的进口量约占总进出口贸易的一半以上，主要是因为国内对原材料的供求关系不平衡，导致国内原材料出现紧缺的现象，对进口贸易限额的增加，带动了国外产值效益的增加。刺激了国内市场经济的消费，原料的进购使得国内市场发展的具有一定的带动意义，增加了国内人口的就业率，为更多人群提供就业的岗位。在近几年国内在进购原材料加工生产过程中，人口的就业率比以往提高近20%左右。但也具有一定的弊端，过分依赖原材料的进口，对价格的上涨具有一定的浮动趋势，当材料的价格超过实际物品效益的价值。便会对国内经济效益产值产生一定的威胁，造成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等内在因素。

在内部经济因素增长形势下，出口贸易与其他经济形势进行比较分析，利用丰富的原材料以及低廉的劳动力造作具有实际的经济效益产值。这种形式的兴起促进了外企对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国内企业快速的进步。进口贸易的外在形式依靠国外的先进技术，在国内进行产品的实际加工，然后将产品向外进行销售，带动外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在经济增长形势下也存有一定的客观因素，出口贸易虽然是针对国外市场经济的拓展，但是容易引起产品过剩的现象，使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低于国外。并且随着现代科技技术的不断发展，对技术要求工艺较高，对残有次品的挑剔性较大，产品在国内市场具有较高的市场经济价值，但在国外相比不具有相同的经济效益。

二、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近几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以直线形式向上增长。其中包括纺织业、重工业、矿产资源以及其他新型能源，我国在每年出口粮食占全世界总粮食出口的20%，针对出口的国家主要是非洲、印度、朝鲜等一些中等国家。带动我国农业经济的增长，并且我国也加大对农业补贴力度，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全面实现三农政策。但是在出口贸易增长形势良好的一面，同时也存有一定的客观隐患，每年我国每年的一次性能源的出口总额占到总出口贸易的30%，但是根据其他国家出口贸易总额相比，一次性能源占有的比例不足10%，重视一次性能源的使用范围，但是国内一次能源的使用程度大大小于出口量，造成国内一次性能源的减少，其他非相关性的出口贸易也随之减少。根据近几年国内出口贸易总额进行分析研究，其中煤炭、钢铁、粮食产业出口贸易的总额远远超过其他贸易的出口量，表2―1为近几年我国出口贸易占有的总额比例关系，使得在经济形式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一些非产值的下降。在进口贸易方面主要采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在国内做成生产加工场地，然后打向国内市场，促进国内经济的增长，但是进口贸易也对国内市场具有一定的带动意义，缩短与其他国家科技文化的差异。

三、结束语

通过对国内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分析，国内出口总产值比进口总产值的作用大。在函数数列变化曲线形式上采用多种对等关系，详细分析了经济增长变化趋势，对我国今后对外贸易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李钢.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政策的战略性调整与体制机制创新[J].国际贸易；2010年03期

近两年经济形势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汇率波动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欧债危机 失业率

一、美元、欧元、日元的走势分析与预测

近期，美元在市场风险偏好情绪变化的影响下出现大幅度波动；欧债危机从持续的恶化中得到部分缓解，欧元出现了逐步回升的行情；日元受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急降和缓升。具体的走势分析与预测如下：

（一）美元走势分析

2013年6月以前，美元指数一度升至三来年的最高点84.197，但6月份以后，美国出现财政僵局，美元指数也随着持续下降，最低点跌至78.998，直至2013年年末，美联储宣布从2014年1月起，将每月的购债规模缩减100亿美元，美元才又呈现小幅回升的局面。近日美元指数止跌企稳，有意终结自今年2月3日以来的下跌行情。美元指数现仍处于去年11月7日以来的震荡行情，目前距离震荡区间的下轨较为接近，也就是说，美元指数近期形成的止跌企稳行情得益于3个月来震荡区间下沿附近的支撑作用。有专家分析， 2014年美元可能在震荡中走强，势头可能延伸至明年。笔者认为，美国的就业因素与楼市是判断美国经济状况的重要风向标。美国近期失业率下降，非农就业人数增加，楼市也出现一定的复苏迹象，这预示着2014年美元在震荡中会出现较强的走势，但美元未来几年的走势还依赖于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

（二）欧元走势分析

欧元区经历过债务危机的持续恶化，近期终于迎来了复苏的迹象。2013年二三两个季度，欧元区经济结束了连续六个季度的环比萎缩，分别实现了0.3%和0.1%的正增长。作为重要参考指标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也同样显示出欧元区前景趋好。自2013年7月份之后，欧元区综合PMI指标已连续5个月位于51上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欧元区将在2014年实现实际GDP1%的正增长。目前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在1.36左右，有专家表示近期欧元即使出现震荡行情，下行目标也会维持在200日均线水平的1.3378，最大的跌势也会在1.3313/18-1.3295之间止住。欧元目前的问题在于欧元区的实体经济仍有待提升，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并且欧债危机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还未彻底解决，欧元区仅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尚未统一，欧盟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将成为欧元稳定性的隐忧。

（三）日元走势分析

2013年4月4日，日本央行会议根据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经济主张，推出了“用两年左右时间达成2%的通胀目标和将资金供应规模扩大至目前两倍”的金融新政。日本这一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一经公开，立刻在日本国内外引来轩然大波。日本政府可能认为日元贬值是目前经济环境下改善通货紧缩状况的快捷通道，但这种提振经济的努力能否奏效令人怀疑。据专家测算，如果日本准备在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目标，日元汇率需贬值到120日元兑1美元的水平。在所谓“安倍经济学”的主导下，日元兑主要货币的汇率持续下降，使得“日元做空”成为2013年货币炒作的良机。安倍晋三曾对外表示，日本中央银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并不是直接针对压低日元汇率，但却是一个推动日元汇率走向的关键因素。因此，日元汇率未来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在于日本政府和央行的态度与干预手段。

二、如何看待与应对复杂而波动的汇率市场

基于上文对世界主要货币中美元、欧元、日元的走势分析与预测，可以看出美元围绕美国逐步削减量化宽松在今年可能出现震荡走强的行情；欧元结合失业率等经济指标以及欧债危机的复杂性，将逐步回升并出现阶段性涨落；日元围绕着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将在贬值的大背景下出现震荡的行情。无论汇率市场如何波动，我们都需要在交叉汇率中寻求强力组合和投资回报。为争取获得预期的回报，我们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1）防范资本流动大幅波动。首先是加强跨境资本的监管，对资本总量、结构、流向等进行研究，并推出创新型的汇率避险工具；其次是展开资本项下无息存款准备金政策可行性的研究，并总结出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的方法。

（2）推动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出于对外汇资产保值和增值的考虑，可开始适量减持美元、欧元和日元债务相关的资产规模，考虑增持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外汇资产。

（3）优化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工具。除了要重视GDP、货币流量、投资贸易、财政收支等资产负债分析工具，还要综合考虑资产、财富、资源等存量指标，针对货币、期限、资本结构等问题，要进一步明确政策实施的渠道和方式，并建立囊括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内的整体分析体系。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世界主要货币中美元、欧元、日元在不同主导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其中美元需要围绕美国逐步削减量化宽松的经济形势进行分析，欧元需要重点关注失业率等经济指标，日元则要对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做出判断。面对纷繁复杂的汇率市场，我们要防范资本流动大幅度波动，推动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并优化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工具，争取从外汇市场中获取更高的收益，促进本国经济更加健康繁荣地发展。

参考文献：

近两年经济形势范文第15篇

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国际贸易大幅萎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迫使各国采取更为保守的贸易政策和救济措施,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贸易摩擦。我国作为“两反两保”等国际贸易摩擦最大受害国,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浪潮中首当其冲,而我省作为中国最大的一般贸易出口省,已成为贸易摩擦的重灾区,亟需引起各级政府关注。

我省遭遇“两反两保”的情况与特点

2002～2009年,我省共遭遇来自欧美、印度和土耳其等26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两反两保”(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等国际贸易摩擦案件412起,直接涉案金额101亿美元。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至2009年底,我省遭遇来自欧美、印度、土耳其等18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两反两保”等国际贸易摩擦案件190起,涉案金额59.21亿美元,分别占2002～2009年涉案总数和涉案总金额的46%和57%。

我省是全国遭遇“两反两保”重灾区。近年来,我省每年遭遇“两反两保”等国际贸易摩擦案件数和直接涉案金额分别占全国的70%以上和25%,两者均居全国之首。尤其是2009年我省遭遇来自欧美、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发起的“两反两保”等调查案件90起,占同期全国涉案116起的77%以上;涉案金额36.07亿美元,占同期全国金额127亿美元的28%。

我省主要的贸易摩擦类型为“两反”。2002～2009年,我省共遭遇来自欧美、印度和土耳其等26个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调查287起,涉案金额57.25亿美元,分别占涉案总数和总金额的70%和58%。但自2004年加拿大对华开启反补贴调查先河以来,出口反补贴调查已日益成为对华国际贸易摩擦的新焦点,且在2008～2009年呈急剧上升之势。2008年我省共遭遇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的出口反补贴调查12起,涉案数同比翻了一番。2009年我省遭遇来自美国、印度的反补贴调查案9起,涉案金额高达11.76亿美元。出口反补贴调查已接近近年来一直占主导地位出口反倾销调查,与之形成“并驾齐驱”之势,且国外利用反补贴调查影响我宏观经济政策的势头已出现并将继续增强。

我省机电等“三大行业”受冲击最大。在众多出口行业中,我省机电、轻工和纺织受国际贸易摩擦影响最大。以2009年为例,我省机电产品涉案34起,涉案金额16.65亿美元,分别占总涉案数和涉案金额的38%和46%;轻工产品涉案25起,涉案金额10.87亿美元,分别占总涉案数和涉案金额的28%和30%;纺织品涉案16起,涉案金额5.36亿美元,分别占总涉案数和涉案金额的18%和15%。

我省遭遇“两反两保”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我省遭遇“两反两保”等国际贸易摩擦案件急剧上升的原因,既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欧美国家对我国实行“制度歧视”和出口秩序等有关,也与我省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以及出口产品结构、经济发展特点和有的企业仍习惯采取以价格竞争为主的手段、行业自律不严等有关。

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入世以来,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额由入世前的4743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22072.7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从2492亿美元增加到12016.6亿美元。我国经济总量特别是贸易量大幅提升打破了原有的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对进口国市场形成巨大压力,致使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主要经济体为优先解决国内就业和产业发展等问题,频频出台各种贸易保护措施,想尽办法限制我国的出口品。在这种宏观背景下,作为外贸大省的浙江深受其害。

受“非市场经济国家”待遇等因素影响。在加入世贸组织时,我国被迫接受“非市场经济地位待遇”等不利条款,致使在“两反两保”特别是在反倾销调查中,不是以我国国内的价格为依据,而是以替代国的价格作基础,且所选择的替代国与我国实际情况相差巨大,如用新加坡的劳动力、印度的煤价来计算我国产品的正常价格,其结果往往我国被认定为倾销。虽然我国政府正努力与其他国家谈判,改变对我国非市场经济地位认定,并取得一定效果,但今后一段时期,“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仍无法回避。

我省外贸出口产品存在结构性等问题。我省之所以成为“两反两保”重灾区,除近年来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出口产品冲击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遭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大棒”这个客观原因外,根本原因是我省一般贸易占比特别高,而与此同时,出口企业规模较小、数量多,且出口产品集中在技术要素占比相对较低的传统行业,容易与外国政府重点扶持的传统产品相冲突。另外,我省出口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较低,加上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导致出口产品成本不高,极易给人以低价倾销的印象,特别是有些企业为扩大销售,利用这种优势甚至不断压低价格,同国内或国外企业竞争,这种做法使我省产品遭受反倾销的指控接踵而来。

对“两反两保”应诉和应对能力不强。虽然经过近10年的洗礼,我省企业应诉意识和应对能力有所提高,应诉已成为一些有远见的企业的战略步骤,精心组织、主动应诉的企业也日益增多。但应对“两反两保”等国际贸易摩擦案件,不仅需要花费少则数万、高则上百万美元的财力,而且也是对企业管理制度全面和彻底的“检阅”,不少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往往因经费不足、经营管理不规范等因素无法积极有效应诉。

我省遭受“两反两保”新的动向

后金融危机时代,以限制我国出口和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从2008～2009年我省遭遇国际贸易摩擦情况看,有三个非常明显的动向:

国际贸易摩擦强度不断加大,大案和要案频频发生的势头增强。近年来,我省涉案金额超千万和上亿美元案件激增。如2009年涉案金额超过1亿美元的案件10起,较2008年增加7起,其中美国钢丝层板“两反”调查一案我省涉案金额高达4.67亿美元,创个案涉案金额最高;美国对华油井管“两反”调查一案,我省1家企业涉案金额高达2亿多美元,创单个企业涉案金额最高;土耳其对我省窗帘布等纺织品反倾销调查一案,我省涉案金额高达1.33亿美元,创发展中国家涉案金额最高纪录。

国际贸易摩擦形式正在升级,引发制度性的国际贸易摩擦增多。近年来,WTO贸易救济措施正成为一些发达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新手段。国际贸易摩擦已从单纯的贸易问题向汇率制度、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社会责任及经济管理模式等深层次、体制问题深入。当前我国对外经济发展过程中已呈现出一般性贸易摩擦与战略性贸易摩擦并存局面,而国际贸易摩擦已从针对单个或某类产品逐步向产业和结构性贸易摩擦方向发展,基于战略利益考虑而引发制度性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如自2004年以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对华实施反补贴调查,试图以反补贴调查为切入点,通过双边和WTO多边层面反补贴调查和诉讼,对我国宏观政策多个方面施加影响。

贸易摩擦救济措施越趋明显,调查当局裁决主观性随意性加大。近年来,在欧盟对我国鞋子、蜡烛、空压机、紧固件等产品反倾销调查及美国对我国轮胎特保调查中,出现了国际上同类竞争企业利用国际规则、国际贸易救济措施挤兑我国企业的动向,官民一体化将贸易救济措施充当竞争工具的做法越来越明显。在国际贸易摩擦案件中,我国出口产能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国际上同类竞争对手在我国投资设立的公司,因其投资项目规模大、实力强,使我国国内产业产能及出口量在短时间内剧增,价格却不断下降,对目标竞争市场及相关产业造成冲击,引发贸易摩擦和行业面临重新洗牌。但在应诉和裁决中,调查当局往往仅对这些国际同类竞争企业给予市场经济地位待遇,裁定低税率或零税率,而对我国国内企业却处以高税率。

我省应对“两反两保”的对策建议

为切实维护出口企业正当利益,面对日益抬头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不断增多的贸易摩擦案件,我省应大胆开拓思路,创新工作方式,加强协调联动,努力形成合力,全面开展应对工作。

建立健全公平贸易预警机制。围绕我省重点产业、重点市场和重点问题的预警、跟踪和评估,完善中央、我省、协会和企业的“四体联动”国际贸易摩擦应对机制,掌握国际经济发展形势,跟踪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趋势,关注我省主要贸易伙伴贸易政策及措施的调整和变化的最新动向,研判给我省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向各地市、相关部门和商协会通报相关情况。按照“内部协调、统一对外,整合资源、形成合力”的原则,各级政府在加强与外国沟通交流、增进了解、变对抗为合作,谋求双方共赢的基础上,加大执法力度,整顿经营秩序,引导、监督与调控企业出口行为,完善应诉促进体系,鼓励涉诉企业应诉;各商协会负责本行业产品出口价格协调,维护出口秩序,参与本行业产业损害调查,加强涉案企业应诉指导;各企业注重增强品牌意识,改变产品形象,转变经营观念,开拓新兴市场,反对低价竞争,积极主动应诉。

切实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坚持优化产业结构,努力提升出口商品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实现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和竞争优势向高层次转移。突出坚持自主创新,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出口商品,提高国际风险抵御能力;引进先进适用技术、关键设备和现代管理理念,增强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和外贸发展后劲。坚持统筹发展,坚持(转下页)(接上页)数量规模扩张和质量效益提高、扩大增量和优化存量、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及“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推进外贸、外资、外经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实现外贸全面协调、良性互动发展;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海外投资办厂、跨国经营,将部分顺差转移出去,真正形成顺差在外、利润在内的局面。

加大政府公共财政支持力度。针对我省企业分散、规模较小,对“两反两保”案件调查中数额较大的律师费用开支可能无法承受的情况,给予申诉企业必要的财力和物力支持,并确保申诉企业有优先受益权,以调动受损企业主动申诉的积极性,努力保障我省出口产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