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

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利率期限结构；国债市场；通货膨胀；货币政策

Abstract：Some oversea 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the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contains abundant information of future inflation changes. In this paper，we used exchange data of China’s treasury bonds in Interbank Bonds Market. We analyzed the term structure’s predictive ability for the future inflation changes based on the Mishkin model and the extended Mishki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he subtraction between nine-month and three-month treasury bond yield and that between two-year and the six-month treasury bond yield had the predictive power. So the term structure can be used as an auxiliary tool when the central bank making monetary policies.

Key Words：term structure of rate，treasury bonds market，inflation，monetary policy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5-0020-04

一、引言

利率期限结构是指不存在违约风险而不同期限的零息债券到期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它包含着丰富的宏观经济信息。许多国家的学者和金融政策制定者相信，从利率期限结构中推导出的未来通货膨胀率可作为制定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辅助指标。英格兰银行从1994年开始定期的《通货膨胀报告》中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就是从利率期限结构推导出来的；美联储也从1997年开始，定期颁布反映未来经济变化的先行指数，利差指标在先行指数的10个指标中占33%的权重。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利率在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能用我国的利率期限结构推测出未来通胀的信息，将为货币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参考指标。

国外大量实证研究都支持利率期限结构确实包含有未来通货膨胀的信息。Minskin（1988）认为，小于6个月的名义利率期限结构能够提供关于实际利率的信息，但不能预测通货膨胀率的变化；9个月到12个月的名义利率期限结构则恰恰相反，具备预测未来通货膨胀的能力，却不再包含关于实际利率的信息。Mishkin（1991）对经合组织中的多国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利率期限结构包含通胀信息。此外，Gerlach（1995）、Estrella和Mishkin（1997）等学者的实证分析都支持利率期限结构确实具有预测未来通货膨胀率走势的信息价值，而且预测期限大于1年。

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朱世武（2005）选用1999年12月至2004年10月银行间市场的债券收益率数据，对Mishkin模型及其修正模型分别进行回归，得出结论：我国的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测不显著。陈鹏、徐炜（2009）选取银行间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来度量长短期利差，没有按照Mishkin模型，而是用不同期限的长短利差和不同预测时间长度的通胀变化率进行回归，证明10年期的利差对3个月后的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最强。何志刚、倪官良（2010）认为上交所国债收益率曲线不仅不包含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期信息，反而间接扮演着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角色，调控着未来的通货膨胀。杜金岷、郭红兵（2009）认为6个月及以上期限的利率差确实不同程度地含有关于未来通货膨胀变化的信息。由此可见，国内学者对我国利率期限结构是否具有预测通货膨胀的能力分歧较大，其中，有的数据过于陈旧，随着我国近几年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其结论可能并不适合我国现在的情况；有的研究缺乏理论基础；研究结论的不同也有待进一步论证。本文将突破这方面的局限进行考证。

二、 理论基础

根据费雪方程（Fisher equation），

从Mishkin方程的推导过程可知，该方程的成立需要满足两个严格的假设：一是实际利率期限结构在不同的时刻水平移动，二是对通货膨胀的理性预期。现实中这两个假设往往很难成立，Nielsen （2005）同时考虑了时变的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风险溢价，把方程（5）改写为：

表示t时刻的一个事后实际利率。

三、实证研究

（一）数据

本文采用银行间债券市场固息国债的利率期限结构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其中3月期和9月期的国债到期收益率不能直接得到，已用插值法进行了处理。为与CPI数据对应，且保持较大的样本容量，本文的利率均采用月度算术平均值。实证研究的时间范围为2005年1月至2010年7月。

（二）研究方法

由Mishkin方程可知，如果估计出的

显著异于0，并且符号为正，方程的R2等拟合优度指标较高，则说明名义利差能够预测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拟合优度越高，说明利率期限结构对通货膨胀变化的预测能力越强。为了对Mishkin方程进行回归，首先应检查名义利差和通胀率序列的平稳性，若两个序列都是平稳的，则可以用传统的OLS方法对Mishkin方程进行回归；若两个序列都不平稳，且是同阶单整，则可以用EG两步法检验两序列是否协整，研究两序列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若协整则可通过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的短期调整关系；若两个序列单整阶数不同，则一定不存在协整关系，这就说明该期限名义利差对通货膨胀没有预测能力。

（三）单位根检验

本文用ADF方法检验名义利差序列和通胀率序列的平稳性，名义利差序列均采用有常数项、无趋势项的检验类型，通胀率序列则分别采用无常数项无趋势项和有常数项无趋势项两种检验类型。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所有名义利率差序列在5%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各通胀率序列中，除了（9，0）、（12，6）和（24，3）无法通过ADF检验，（9，6）、（12，3）和（24，0）在10%显著性水平下平稳外，其他序列在5%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由于（9，0）、（12，6）和（24，3）的名义利率差与通胀率一定不存在协整关系，故剔除这三组数据，对其他组数据进行OLS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四）回归结果

从总体回归结果来看，各次回归的R2及修正R2均较低，系数α、β的p值几乎全部大于0.05，说明系数显著等于0的可能性较高，名义利差对通胀率的预测能力较弱。（9，3）的α、β值在5%显著性水平下异于0，且R2最高，β估计值符号为正，基本可以支持理论结果，表明该组名义利差能够预测通货膨胀。（24，6）的α、β值在10%显著性水平下异于0，表明该期限差的名义利差对通胀有微弱的预测能力。

在进行回归之前，需要先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分别用ADF检验法和PP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

在ADF检验法下，实际利差序列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在PP检验法下，则在5%显著性水平下平稳，因此认为实际利差序列是平稳的，可以直接对方程（6）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

方程（6）的回归结果较之方程（5），在整体拟合优度上有了很大提高，但结论并没有大的改变，而且DW检验并没有明显改善，这又削弱了回归的拟合效果。（9，3）的名义利差对通胀率的预测能力依然是最强的，（24，6）的预测能力有了提高，常数项和β估计值都显著异于0，且β估计值符号为正，符合理论推导的结果。（12，3）回归结果的R2较高，常数项和β也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β为负值，表明名义利差与通胀率之间有负向关系，这不符合经济学基本理论，意味着名义利差对通货膨胀的变动没有预测能力。

四、结论

本文基于Mishkin模型以及扩展的Mishkin模型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9个月与3个月的国债到期收益率之差确实能够预测未来通货膨胀的变化，2年期与6个月的国债收益率之差也含有一定的未来通货膨胀的信息，其他期限差的国债收益率之差则不能用来预测未来通货膨胀。总体来说，我国银行间国债利率期限结构有一定的预测通货膨胀的信息价值，但效果并不是很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相对滞后、投资者结构并不完善、利率市场化水平还不够高，也可能是由于“理性预期”的假设过于严格，在我国还不能实现。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利率期限结构可能含有更多的信息，使其预测通货膨胀的效果增强。总之，尽管在利用利率期限结构预测未来通货膨胀时应充分小心，但利率期限结构仍然可以作为一个辅助工具，为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佐证，金融市场投资者也可以以此作为选择投资方向的一个参考。

参考文献：

[1] FREDERIC S. MISHKIN. What does The Term Structure Tell Us about Future Inflation，NBER Working Paper，1988，No.2626.

[2] FREDERIC S.MISHKIN. The Information in the Longer Maturity Term Structure About Future Inflation[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0b（3）.

[3]NIELSEN C M.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the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about future inflation―an illustr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accounting for a time-varying real interest rates and inflation risk premium.Working paper 2005.

[4]陈晖，谢赤.国债收益率曲线在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作用[J].求索，2006，（6）.

[5]朱世武.利率期限结构对通货膨胀预测能力的实证分析[J].中国货币市场，2005，（10）.

[6]朱世武，陈健恒.交易所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3，（10）.

[7]徐汝峰，于鑫.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流动性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08，（10）.

[8]郭涛，宋德勇.中国利率期限结构的货币政策含义[J].经济研究，2008，（3）.

[9]杜金岷，郭红兵.我国基准收益率曲线的构建及其内含通货膨胀信息研究[J].经济前沿，2009，（3）.

[10]何志刚，倪官良.国债收益率曲线预测未来通胀变化的信息价值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10，（4）.

[11]陈鹏，徐炜.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对宏观经济有预测能力吗[J].金融发展研究，2009，（9 ）.

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2篇

为应对经济衰退,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关于通货膨胀的担心再次出现。但也有人说,当前并无通货膨胀迹象,因为价格还没有上涨。

这两类人都在谈论通货膨胀,谈论的却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对于通货膨胀,学术界一向有两种看法,普及程度大相径庭。

不那么流行的看法是:通货膨胀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部分因此得名。一向持有这种看法,并将其贯彻到底的,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比如说哈耶克。

按照这种看法,所谓通货膨胀,就是货币太多了。由于当代各国都实行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的制度,因而也可以说,通货膨胀,就是中央银行发行了太多货币,经济体中流通的货币太多了。当然,“太多”究竟以什么为标准,涉及复杂问题,暂且不论。既然人人离不开货币,事事离不开货币,一旦货币太多,就必然导致严重而广泛的问题,其中一项便是货币贬值。这很容易理解:市场上一种东西太多,其价格必然会下降,货币同样如此。它的另一个名称是―价格上涨。

这恰恰是另一种通货膨胀观的核心概念。来看看风行数十年的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给通货膨胀所下的定义:“通货膨胀意味着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今天,我们用价格指数,也即成千上万产品的加权平均价格来计量通货膨胀。”也就是说,通货膨胀等于价格总水平的上涨。

今天,从政府官员到经济专家,再到一般民众,似乎更多地接受第二种通货膨胀观。它是否正确呢?通货膨胀的英文为inflation,字面含义就是充气、膨胀。最初将其用于经济学领域的人,恐怕就是用它来描述在一个经济体内,货币(早期很可能是黄金等)的增加像充了气一样在膨胀。仅从文字学的角度看,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观似乎更为准确――只要货币在某个时期内不正常地增多了,就发生了通货膨胀。

流行的通货膨胀观是把通货膨胀的一个后果当成了通货膨胀现象本身,未免有点不讲修辞学。

问题远不是修辞学那样轻巧。物价主义的通货膨胀观会产生很多严重的政策性后果。

信奉物价主义通货膨胀观的人会倾向于滥用通货膨胀概念。比如,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因为石油涨价,所以出现了通货膨胀;工人的工资上涨了,所以出现了通货膨胀。或者说,对某种商品(比如房屋)人们有过度需求,从而造成了通货膨胀;投资过热,造成了通货膨胀。在这样的认识下,一种奇怪的政策被催生出来:既然成本上涨可以形成通货膨胀,那么,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控制“物价”。前几年,有人曾建议政府要抑制劳工工资的提高。

有时候,信奉物价主义通货膨胀观的人因为没有看到物价的普遍上涨,会对已经存在的通货膨胀视而不见,忽视其严重后果。这可能正是眼下很多人士犯的错误。

货币多发已构成通货膨胀,但在某种情况下,在一定时间内,却未必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涨。现在中国可能正是这种情形。从去年底开始,中央银行开动货币水泵,向经济体大量注入货币。结果就有了半年来中国股市的繁荣,也有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就这些领域而言,价格的上涨是明显的。但其它经济部门,尤其是制造业、一般服务业,依然处于不景气状态,价格依然表现为低迷。拿这一部分价格与资产价格加总计算,价格总水平确实没有上涨。很多人正是据此断言,中国没有通货膨胀之虞。

价格总水平没有上涨,并不等于经济体没有遭受通货膨胀之害。在奥地利学派看来,通货膨胀真正的危害不是价格总水平上涨,而是价格相对结构遭到扰乱。多发的货币导致不同行业、不同商品的价格以不同幅度上涨,而企业家将会得到错误的价格信号。比如,当前的资产价格上涨就诱导原来实业领域的企业家将大量资源投入到股市、房市中。这对整体经济恢复和繁荣是否有利?

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3篇

摘要：通货膨胀是当今密切关注的话题。我国经济近几年尽管获得快速增长，但是由于外汇储量增多及人民币的大量投放给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冲击。本文通过对通货膨胀的概念介绍和其形成原因的分析，得出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成本推动结构型，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应该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和提高百姓的预期来对付当今的通货膨胀。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经济增长；预期

一、通货膨胀的内涵

对于通货膨胀的定义各国经济学家众说纷纭，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上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对通货膨胀的定义大致可以分成两派：“货币派”和“物价派”。“货币派”强调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认为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超过实际需要量时就发生了通货膨胀；“物价派”又叫“成本推动论派”，侧重通货膨胀造成的结果，认为通货膨胀是指一般物价水平持续性的普遍上升的过程。主张各自观点的西方经济学家形成了各自的定义：货币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定义：“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数量变动直接影响国民生产总值。所谓的货币现象是指实际经济是内在稳定的，货币供给增长可以使它变得不稳定，通货膨胀率完全由货币供给增长率决定，而且只有在货币数量比产量增长得更快时才会发生”，“无论何时何地的通货膨胀总是个货币现象”。“物价派”主要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为代表，如斯蒂格利茨，曼昆萨缪尔森都以价格上涨来对通货膨胀进行了定义。如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保罗萨缪尔森阐明通货膨胀是物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的普遍上升的时期。通货膨胀意味着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

二、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仲大军教授认为：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前些年里我国实施过度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可以动员全球的资源涌到中国来，坏处是中国的资源和国民财富大量廉价流失，发展的结果被外人所利用。

中国社科院的金融学专家李杨指出，通货膨胀的特点是流动性过剩，源自内在经济机制失衡。过剩，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基本含义就是失衡。在货币流通失衡的情况下，有些人感觉钱太多有些人感觉钱太少。一种更加普遍更加符合教科书定义的观点是，通货膨胀属于成本推动型结构性通胀。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就是说不是货币普遍贬值，而是一部分商品大幅度涨价；成本推动型的含义，就是商品涨价不是因为市场需求出现异常增长，而是因为商品成本现意外增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也是主张成本推动论。

而第二第三产业的成本提高主要是初级产业以粮食为龙头的食品价格上涨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为重要因素。粮食价格的上涨，已经成为影响2008年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主要因素。2008年粮食价格上涨较2007年仍继续：第一，全球粮食供需仍较紧张。导致国际市场粮油价格的上涨，这是对我国粮食价格上涨将继续产生直接影响。第二，近两年我国粮食虽然增产，但工业用粮也大幅增加。从目前的粮食供求关系上看，我国粮食供给还没有达到明显供大于求的宽松状态，仅仅是偏紧状态下的供求平衡，而且在粮食供求的结构、时间和空间上还存在一定的不平衡。特别是南方产粮大省遭遇50年一遇的雪灾，将影响夏粮产量。根据国内外粮食供求的变化情况分析，国内粮食供求仍然处于紧平衡状况。

三、通货膨胀的对策思考

第一，采取紧缩型的货币政策，通过减少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来减少总需求，降低物价水平；提高利率，收缩信贷，缩紧银根，减少市场的流动性；提高贴现率提高准备金率和减少信贷总额；同时，现阶段人民币升值预期比较大，热钱会想方设法进入中国，如果热钱的流入只是套利，损失的只是汇率。那么对于货币需求没有影响。但是如果热钱涌向房地产等行业，就会增加货币流通速度，拉动货币需求。我国政府要么继续加强资本管制，防止热钱涌入；要么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让其快速回归均衡汇率。否则，货币政策会失效。

第二，稳定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通货膨胀最大的危害就是通货膨胀预期。从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房地产销售情况，跟1988年和1989年时发生的严重滞销类似。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很高，企业里的存货增加，但是商店里面没人买东西。这是由通货膨胀预期所导致的。当时人们预期通货膨胀会来，就把货囤着等涨价。现在房地产市场上卖方的观望有些类似于当年的情况，卖方对通胀有预期，对政策调整有预期，所以囤房不卖，买方也在观望政策，形成了滞销。当然，房地产还有其他方面的情况，包括前几年投资增长太快，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对于房地产领域的通胀预期，只能慢慢地进行调整。政策方面要坚决，政策的反复会把通货膨胀预期培养成货币政策最顽强的敌人。

第三，高度关注农产品价格，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粮价是百价之首，我国的物价问题，说到底还是粮食问题。因此，我国粮食、猪肉等农产品减产、涨价问题不可小视。目前，不仅全社会对粮食的需求在明显增加，全球粮食供需缺口也在日益扩大。这种情况十分明确地给了我们一个信号，即今年我国粮食供给和粮食市场必须谨慎地应对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的各种挑战。200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良好势头。同时，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切实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不脱销不断档，努力实现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不大涨大落，要贯彻落实往年的支农、惠农政策，对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进行宏观调控。此前，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也指出，2008年将动用财政政策抑制通胀，对于生产成本中农资价格的过快增长，政府将加大补贴投资力度进行调控，形成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良性互动机制。

第四，消除民众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心理，防止此次通胀从结构型通货膨胀演变成全面通货膨胀。我国虽然现阶段是结构性通货膨胀，但食品价格上涨引起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随着产能过剩的现象逐步消失，一般消费品的价格必然因生产成本上升而上涨，而这又会带来物价的全面上涨。所以，现阶段存在由结构性通货膨胀转变为全面通货膨胀的可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能保持我国经济稳中求进，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新普.治理当前通货膨胀的思考.上海城市管理学院.2008

[2]易宪.通货膨胀威胁中国经济[J]，董事会.2008.1

[3]周其仁.毫不含糊的反对通货膨胀[J]，金融博览，2008.2

[4]唐毅亭，白静.目前通货膨胀的性质、特点和趋势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07.9

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货币；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述评

2007年我国居民CPI上涨4.8%，涨幅比上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2008年1季度CPI上涨高达8%，涨幅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创11年来的新高。通胀的袭来给全社会民众都带来了福利的损失，实际收入的降低和自有资产的缩水，尤其是对中低收入者带来了最直接的痛苦感受。面对通胀，政府不仅要控制物价的上涨，还要制定适当的政策缓解通货膨胀对社会公众造成的福利损失。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正确计量是政策制定的一个主要依据，是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一、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述评

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是货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它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通货膨胀的成本较为隐蔽，经济学家将其归纳为鞋跟成本、菜单成本、相对价格变动的加剧、税收负担的不合意变动、混乱，以及任意的财富再分配等，这些成本在理解上虽比较直观，但是在总量上如何衡量却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意义上的成本才可以被称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Sidrauski(1967)认为由于持有货币能够产生直接效用，而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故通货膨胀必然会对个体造成福利损失，这种个体的福利损失就称之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Sidrauski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定义意味着，无论通货膨胀是预期还是未预期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当然，关键问题是合理地度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从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正确的依据。对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度量自Bailey(1956)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至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以及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的估计方法。

1.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弗里德曼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认为，在一个货币经济中，为保证完全竞争的均衡达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名义利率必须等于零，此时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扭曲最小。因此，最优通货膨胀率是使得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通胀水平。当经济中通胀率高于最优通胀水平，即名义利率大于零时，货币均衡配置不再是一个帕累托最优配置，此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而产生福利成本。Bailey(1956)认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货币征税(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就是位于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上方之间的面积。当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为零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逆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的面积，即名义利率从i减少到0时所能获得的“消费者剩余”，这一推论与Friedman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相符。

随后，很多学者在Bailey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如Marty(1967)得出了在有产出增长和考虑货币流通速度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结果。Barro(1972)认为通货膨胀提高了人们的交易成本，人们会加快支付的频率，也会减少使用货币来进行交易。因此，他重建了货币需求曲线，重估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Craig和Rocheteau(2005)先利用Bailey(1956)的方法，通过log-log型货币需求函数和semi-log型货币需求函数计量了在传统方法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指出Bailey(1956)的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假设掉外部性、一般均衡效应(generalequilibriumeffects)和分配效应(distributionaleffects)的局部均衡模型，它一个重要的隐含假设是实物资产的报酬率与通货膨胀无关。

消费者剩余方法虽然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提供了一种简单、便捷的计算方法，并开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先河，但这一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因而无法对个体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也无法对形成宏观的加总的个体进行推测和判断。与此同时，这一方法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一些学者认为即使通胀率为零，名义利率仍可能为正，这样持有实际货币余额仍然可能有正的机会成本，无效率仍然存在。因此，以通货膨胀率为纵轴计算货币需求曲线下方位于零通胀率和另一通胀率之间面积的计算方法有可能低估实际的福利成本。如Foster(1972)计算了完全预期为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小于产出的0.05%。Garfinkel(1989)得到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为国民收入的0.3%。这些估值远小于其他经济学家的估计。Laidler(1990)认为消费者剩余方法的前提条件是当名义利率改变时，货币需求曲线的位置不变，只是沿着货币需求曲线移动。这就需要假定实际余额的边际效用独立于其他商品的需求，而这一假设条件事实上限定了这种计算方法是一种局部均衡的方法。Gillman(1995)指出了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Bailey认为在稳定价格时的福利成本就是为零，但是，这种认为的零福利成本和真正的零福利成本却有很大的不同，其差额有时竟可以高达50%。基于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一般在对问题进行分析时，这一方法主要用来进行补充性说明。

2.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这一方法在Sidrauski模型(1967)的基础上应用了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Sidrauski模型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由于这种内含货币效用函数方法允许我们根据一个符合经济人最优行为的货币需求模型来计算通货膨胀的成本，从而使通货膨胀升高所引起的实际货币持有额下降直接表现为个人效用和福利的变化。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认为，市场价格的变动肯定会影响人们的福利状况，很可能使一些人受损，另一些人受益，多数情况下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此时关键是如何对受损者补偿，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改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补偿变量法认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在某一通货膨胀水平下，应补偿给家庭多少额外的收入才能使家庭在给定利率的均衡状态所获得的效用水平与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效用水平相等。这一方法考察了通胀给社会中每个人所带来的获益或损失，从而增加了必要的微观基础，为我们从个体效用函数出发，分析在预算约束和资源约束下计算通货膨胀的稳态福利成本提供了一个方便好用的框架。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方法得到了普及。

Lucas(2000)用收入补偿的思想，以Sidrauski(1967)的一般均衡模型为框架，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给出了估计方程。Lucas定义在名义利率i下的福利成本w(i)是收入的百分比，即用使得家庭在名义利率为i和0时达到福利水平无差别的收入差额，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实证方面，Lucas利用美国1900-1994年的数据，估计得到：对于美国经济，10%的通货膨胀率对于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仅相当于消费者总消费水平的1.3%，即如果要保证在通货膨胀率10%和通货膨胀率为0时消费者的福利水平是一样的，那么必须增加消费者约1.3%的收入。

Jones、Asaftei和LianWang(2001)在Lucas(2000)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货币总量理论(monetaryaggregationtheory)，从而建立了一个包含现金和利息的一般均衡模型，弥补了前人研究中将M1层次货币全部视为无息资产的缺陷。他们发现，由于个体持有现金(无息的)的份额与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相比是非常小的，并且在稳态下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是不随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从这个一般均衡模型中计量得出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比前人的研究结论小得多。

虽然补偿变量法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货币、尤其是没有实物资产支持的纸币会产生效用，但这一方法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而且该模型具有的货币超级中性性质表面、效用函数的另一个变量——实际消费不随通货膨胀率变动而变动，从而使福利成本计算得以简化。不过利用这种方法研究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时，在选择适当函数以及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赋值时，常常需要主观事先判断和利用经验来为参数设定不同的值，这势必会导致因参数赋值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测算结果。

3.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种方法通过引入交易技术方程将货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间接化。McCallum-Goodfriend(1987)建立了一个购买——时间(shopping-time)模型，这一模型假设时间和货币共同为购买消费品提供交易服务，并且时间和金钱在实现交易方面可以互相替代。交易服务技术决定了在既定的消费和货币持有水平下所必须花费在购买上的时间。购买时间模型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和度量通胀的福利成本：在家庭持有货币数量一定的条件下，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货币贬值，降低了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家庭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获取同样数量的消费品，从而减少了劳动时间或休闲时间，因此，造成了福利损失。SimonsenandCysne(2001)研究了在购买-时间模型中包括有息资产的情形，并从理论上给出了福利成本的上下界。Cysne(2004)研究了连续时间下的购物时间模型，并得到了福利成本的解析表达式，他还从理论上讨论了引入家庭异质性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除了上述三个比较代表性的方法外，经济学家还提出了其他一些计量方法。如Fischer(1981)将货币和其他资产同等看待，把货币看作是资源跨期转移的载体，建立了一个禀赋经济的OLG(overlap—generation)模型。LagosandWright(2005)首次利用货币寻介理论，估计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Imrohoroglu(1992)刻画了在一个收入波动且没有保险经济环境里，经济个体为平滑自己的消费而持有货币的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模式。

二、对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启迪

反观国内，当前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成因、对策等定性方面，而专门针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则很少，且大多是基于国外已有的研究，主要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如欧俊和李花(2006)利用Bailey(1956)研究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了估算；陈彦斌、马莉莉(2007)分别使用消费者剩余方法、MIU模型和CIA模型计算了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谢赤(2002)则在购买-时间模型下讨论了金融创新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上的影响；陈利平(2003)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Shopping-Time模型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龚六堂、邹恒甫和叶海云(2005)利用他们研究的框架，在Lucas模型基础上，应用Kruz(1968)和Zou的思想，把消费者的财富引入效用函数，给出了货币供给的改变对经济不确定影响的分析。

但问题是这种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的方法存在较多的局限性，因为纵观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方法的发展，尽管不同经济学家的模型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基于货币对于公众的有用性或者货币能提供给公众便利为出发点，进而考虑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如何影响公众的货币持有，并引起公众效用的变化，从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由于公众效用本身的抽象性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已有的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计量方法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此外，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美国有许多不同的特殊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的准确性。

1.已有的研究所采用的模型大多是引入货币的效用函数模型框架，加上各种外部约束来推导货币需求，进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但从各种模型的计量结果来看，各种模型间不仅存在不小的差距，而且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2.已有的研究大都只限于在稳态下得出的比较结果，而当通货膨胀率剧烈波动或迅速上升(下降)时，实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会与稳态下的计量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差距。这使得已有模型的结果其实用性大打折扣。

3.很多模型都假设名义变量对真实变量不产生影响，即货币和通货膨胀是中性的。这与很多现存的研究结果相悖。尤其在中国，由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货币冲击对经济实体的影响与货币主义的前提假设不符，货币中性依然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4.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相对独特的中国式发展之路。如中国至今还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城市和农村在使用活期存款时的便利性方面有很大不同、活期存款普遍是付息的，这意味着货币层次的选择上M0和M1都不准确。

5.已有的研究大都将名义利率作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函数的自变量，从名义利率的角度来计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其隐含假设为名义利率的水平和变化，可以反映出通货膨胀的水平和变化。但在中国，由于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利率市场化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利率水平的反应比发达国家相对更迟缓，也更具有粘性。因此，根据名义利率计算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有时无法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研究时必须在把握主流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我国采用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以来的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水平作出正确计量和评价，并对中国通货膨胀率的确定给出一个社会福利的考核标准。

参考文献：

[1]Bailey，MartinJ.TheWelfareCostofInflationaryFi-nanc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56，64(2)，93-110

[2]Sidrauski，M.RationalChoiceandPatternsofGrowthinaMonetaryEconomy，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7，57(2)，534.

[3]Lucas，RobertE.Jr.InflationandWelfare，Econometri-ca，2000，68(2)，247-274.

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文献评述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3－0010－05

一、导论

目前，通货膨胀问题成为当前决策层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政府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控的力度和效果的不确定性以及潜在外生冲击的不确定性将引发微观经济主体难以判断未来的通货膨胀水平，也即存在通货膨胀不确定性。

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将扭曲微观经济主体的跨期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影响市场的预期相对价格水平，阻碍真实价格信息在市场间的传递，导致价格机制对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从而可能降低经济的实际产出。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如果通货膨胀被很好地预期，那么通货膨胀产生的成本就较小；如果通货膨胀提高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那么它的成本就相对较大。因此，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被认为是联系通货膨胀和实际经济活动的中间环节，也即高通货膨胀产生的经济成本是由于微观经济主体对未来通货膨胀的不确定增加了，并据此调整自身的经济行为而引起的。鉴此，了解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水平、经济活动以及货币政策规则之间的关系对当前我国制定有效的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对该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存在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但国内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将对国内外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从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与评价。

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

(一)理论分析

1、高通货膨胀导致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理论分析。

Okun(1971)首先提出高通货膨胀导致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并可能降低社会总产出的论断，Friedman(1977)在其诺贝尔经济学得奖演讲上再次对该论断进行了阐述，其后，Ball(1992)用一个非对称信息博弈模型理论化了Okun和Friedman的论断。Ball(1992)的博弈模型中包含两种类型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强货币政策制定者和弱货币政策制定者。公众知道强货币政策制定者愿意忍受实行反通货膨胀的成本，而弱货币政策制定者不愿意。当通货膨胀很低的时候，两种类型的政策制定者都将保持低通货膨胀，因此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将很低；然而，如果一个非预期的冲击使得当前的通货膨胀提高的话，只有强货币政策制定者将进行反通货膨胀操作，由于假设两种类型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以随机方式掌权，从而公众并不清楚何时反通货膨胀政策能被执行，因此高通货膨胀将增加通货膨胀不确定性。

Ball考虑货币政策体制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影响。而Holland(1993)提供了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关系的另外一种解释，他考虑在给定一定货币数量变化下，经济参与者预期价格水平变化幅度不确定性的影响，其结果是高通货膨胀下，货币存量变化对总体价格影响的不确定性增加，从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增加。

2、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导致高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

Cukierman和Melzter(1986)和Cukierman(1992)的模型隐含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未来更高通货膨胀水平的结论。该模型包含一个“机会主义”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它有一个多期的目标函数，这个目标函数反映货币政策制定者既有控制通货膨胀，也有通过创造不可预期的货币增长来刺激经济的双重目标，赋予这两个目标的权重是随机的。货币政策制定者知道公众如何预期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它们通过比较刺激经济的收益和通货膨胀的成本来选择一个货币增长计划，使其目标函数最大化。Cukierman认为货币增长不确定性来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货币政策操作的非精确性，另一方面是货币政策制定者目标函数的变化。当货币政策操作误差较高的时候，公众就必须得花更多的时间来辨别实际货币增长相对于预期的偏离是货币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函数转变还是操作过程的误差所致，也即公众面临着推论的不确定性，他们对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抵消行为的负面效果会小于创造非预期的货币增长以刺激经济的正面效果。从而，货币政策制定者愿意以当期的经济增长换取下期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增长不确定性提高将导致最优平均货币增长的上升，进而引发下期更高的通货膨胀。

(二)实证研究

对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要远远早于两者关系的理论研究，但实证研究碰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衡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因为它无法直接观察，只能以某种替代变量来衡量。

1、以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

早期的实证研究往往简单的将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或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例如，Okun(1971)、Foster(1978)、Pagan，Hall和Trivedi(1983)。这些研究大部分支持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即高通货膨胀水平往往伴随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衡量方式无法区分波动率中的可预测部分和不可预测部分，因为经济参与者即使能用可得信息预测到部分波动率，预测到的部分也会在方差中反映出来。实际上，只有不可预测的波动率才是不确定性的有效衡量方式。因此，通货膨胀方差或标准差不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有效衡量方式，它可能会夸大两者的相关程度。

2、以通货膨胀预测调查的预测方差/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

这种衡量方式主要采用美国的Livingston或SRC调查中个人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数据，因此也主要用于研究美国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这种衡量方式也大都支持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有正向相关关系。但这种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会受到个人预测者诸多主观因素影响，并不可避免地会碰到预测者是否具有代表性的问题(Zarnowitz和Lambros，1987)。

3、以计量经济模型的条件方差作为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

随着Engle(1982)的ARCH模型、Bollerslev(1986)的GARCH模型以及其后的一些非对称性GARCH类模型如AGARCH，TGARCH，EGARCH等和具有分形特征的长记忆模型的提出，条件方差就成为主要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衡量方式，这是因为GARCH模型能在给定经济结构下，明确估计通货膨胀在不可预测冲击下时变的条件方差，它比前面两种衡量方式更能反映不

确定性。

为了反映货币政策体制的转换和人们预期变化对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者也在条件均值等式和条件方差等式中引入时变参数(time－varying parame－ter)或马尔柯夫体制转换(markov－switching)。

但这种衡量方式也并非十全十美，因为它必须以计量模型能很好的拟合通货膨胀演变路径为基础，否则以计量经济模型产生的条件方差作为不确定性衡量方式会产生很大的偏差，甚至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Allan和Marcel(1996)用加拿大CPI和核心通货膨胀率数据，采用一个简单的自回归模型和一个包含产出缺口、进口价格指数，石油冲击和间接税率等变量的约简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发现在自回归模型中，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不确定之间存在一个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约简模型中，这种关系并不显著，说明两者之间关系存在模型依赖问题。

4、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检验。

以上文献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通货膨胀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估计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两步法，即先用模型拟合得到条件异方差，而后将其作为因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反映两者关系的系数；另一种是最大似然估计法，即在条件均值等式加入滞后条件方差或在条件方差等式中加入滞后通货膨胀率，而后进行最大似然估计，得出反映两者关系的系数。实际上，这种估计结果反映的是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而不是如Ball(1992)或Cukierman和Meizter(1986)的理论模型中所反映的因果关系。鉴于此，也有一部分文献对两者关系进行Ganger－causality检验。这些研究结论都支持高通货膨胀引发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假说，但反过来，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导致高通货膨胀的假说的证据却不尽相同。

三、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实际经济活动

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产出之间关系是实证研究的另一个重点，例如，Hayford(2000)采用Livingstion调查数据，发现对未来失业率的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正相关，通货膨胀是失业率不确定性的Granger原因，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或失业率不确定性都会暂时减缓实际GDP的增长；Jyh－Lin Wu et al(2003)采用一个带有马尔柯夫转换方差的时变系数模型(time varying parameter model)研究美国1957年到2000年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实际GDP关系，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区分为回归系数变化引起的不确定性(由经济体制转化和人们对货币政策体制预期变化引起的)和扰动项异方差的不确定性(由不可预期的经济冲击引起的)，发现回归系数改变引起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实际GDP有一个显著的影响，但是源于扰动项异方差性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除了产出之外，经济学家们还关心另一个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失业率，因此，也存在研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文献，例如，Steven和Jon(1997)采用时变参数ARCH模型检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发现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一个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会受到样本时段、样本产业和经济周期的影响。

另外，也有一些研究关注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其他经济活动的关系，例如，N．Apergis(1997)用ARCH模型拟合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并将其加入货币需求等式，发现这样的货币需求等式可用于解释1988年希腊货币体系的管制放松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影响；Bryce Kanago(1998)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合约持续期(contract duration)之间存在一个负相关关系。

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实际经济活动联系起来，有利于货币当局大致衡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并为各国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决策支持。例如，多数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两者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的结论，进一步，如果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会对实际经济活动，如产出，就业等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么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个明显的政策含义就是货币当局应该以低通货膨胀而不是经济增长或充分就业为主要货币政策目标。

四、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目标制

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未来经济的随机冲击引起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但由公众与货币当局之间在货币政策上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原则上却可通过加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提高货币当局信誉的措施加以规避。一些发达国家的货币当局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高度透明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inflation targeting)。一般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有三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存在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值，它可以是一个目标点或是一个目标区间，通常以消费物价指数，或是剔除掉短期成分的消费物价指数来衡量。取得这个通货膨胀目标值或将通货膨胀控制在目标区间内是货币当局的主要货币政策目标，同时，货币当局不应该存在其他的名义锚，如汇率目标或货币增长目标；第二，存在一个通货膨胀预测目标(inflation－forecast targeting)的货币政策决定程序，也即货币当局设定某个货币政策工具，使得基于所有相关信息集合下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与通货膨胀目标一致；第三，高度透明性(transparency)和义务性(accountability)，中央银行有责任取得目标通货膨胀，并提供透明的货币政策报告。

通货膨胀目标制下，货币当局对取得目标通货膨胀的义务性和货币政策的透明性降低了公众与货币当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下降。但Bernanke et al(1999)却指出，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中，公众仍然无法完全预期到货币当局的反通货膨胀措施，一个可能的结果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降，但通货膨胀预测误差却不一定下降。这种观点得到David R．Johnson(2002)的实证支持，他比较5个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和6个非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1984年－2002年的预期通货膨胀调查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拟合预期通货膨胀的动态行为，发现在5个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中，预期通货膨胀显著下降，但平均通货膨胀预测误差(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却没有显著小于非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但A．Kontonikas(2004)用1972年到2002年英国的数据，采用对称、非对称和成分GARCH－M模型衡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却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消除了通货膨胀持续性，减少了长期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

五、文献评述

第一、关于不确定性的来源问题。从理论上讲，通

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来源主要包括供给冲击，货币政策体制转换的冲击和对经济结构的不完全信息等。Ball(1992)理论模型的不确定性来源于类型不同的货币当局在面临通货膨胀时采取货币政策倾向的不同；Holland的模型加入经济参与者的预期因素，在对经济结构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不同微观经济主体的不一致预期将导致不确定性的增加；Cukierman和Melzter模型的不确定来源于机会主义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选择，从而也可归结为货币政策体制转换的不确定性。显然，货币政策的可信性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由于供给冲击如石油价格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等因素不是货币当局能够控制的，相反货币当局的信誉却是可积累的，它能直接降低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减少经济参与者的扭曲行为。因此，构建货币当局的政策信誉就显得至关重要。

实证研究中，大部分文献都支持通货彩胀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相关关系，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是否引起产出和就业率下降的实证研究结果却不大一致。虽然相关关系与Ball或Cukierman和Melzter模型中的因果关系不同，但两者的正向相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它们同向运动的趋势。实际上，Friedman－Ball的论断是以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为中介，反映了高通货膨胀的社会成本问题。这种论断的实证研究必须首先检验高通货膨胀引发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而后检验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引发实际产出或就业率下降，但国外多数文献仅仅只研究其中的一个步骤。而国内文献更多的是直接研究通货膨胀水平与实际经济活动的关系，如刘金全和谢卫东(2003)。

第二，关于不确定性的衡量问题。正如前文所说的，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和基于调查的预期通货膨胀方差都不是理想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衡量方式。GARCH类条件方差反映了变量非预期冲击的变动，能较好反映不确定性，但它必须以模型表达式的正确为前提条件。因此，一些能更加贴切反映通货膨胀过程和不确定的方法逐渐被引用，如以菲利普斯曲线反映实际经济变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或以时变参数模型反映经济参与者的学习过程和预期行为的变化，或以马尔柯夫体制转换反映结构变化等。但不可否认的是研究者很难采用统一的模型对不同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因为各国的货币政策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路径是不相同的。对中国而言，如何构建能够合理反映中国通货膨胀演化路径的计量经济模型，衡量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进而探讨其与通货膨胀本身以及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国外的这些研究成果就显得很有借鉴价值。

第三，关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问题。通货膨胀目标制是否成功的一个衡量标准是其能否有效降低通货膨胀的预测误差(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但实证研究的结论却不一致。通货膨胀目标制仅有十来年的实践经验，多数实证研究都面临样本期限短，数据有限的问题，同时，不同的研究方法也会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从而影响其参考价值。对中国而言，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不现实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已经隐含地存在汇率名义锚，通货膨胀目标和汇率目标往往会存在冲突。另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较弱，货币政策工具有限等也会影响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采用。但毋庸置疑的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在要求货币当局强化货币政策透明度上的信念却是值得中国在操作反通货膨胀政策时进行借鉴。

六、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影响和趋势

2006年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关注通货膨胀问题，并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研究。例如，杨柳，李力(2006)从供给推动方面出发，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我国能源价格变动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表明能源价格变动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同时也是引起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原因。赵振全，刘柏(2006)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VAR模型研究我国国际收支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认为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引致外汇储备变化，对以外汇占款形式的基础货币投放产生影响，从而对通货膨胀构成影响。李海海，曹阳(2006)也检验了我国外汇占款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并揭示其内在传导机制。然而，在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是否引发通货膨胀上，程凌，张金水(2006)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东亚国家进行检验，得出在开放条件下，如果能有效地吸引外资并引导外资流入生产性部门，那么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长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而是促使产出真实增长的结论。另外，郭田勇(2006)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揭示了诸如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与实体经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机理。

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6篇

[关键词] 货币；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述评

[中图分类号] F8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8-0138-03

[作者简介] 储丽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经济思想史与西方经济学。(上海 201620)

2007年我国居民CPI上涨4.8%，涨幅比上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2008年1季度CPI上涨高达8%，涨幅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创11年来的新高。通胀的袭来给全社会民众都带来了福利的损失，实际收入的降低和自有资产的缩水，尤其是对中低收入者带来了最直接的痛苦感受。面对通胀，政府不仅要控制物价的上涨，还要制定适当的政策缓解通货膨胀对社会公众造成的福利损失。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正确计量是政策制定的一个主要依据，是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一、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述评

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是货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它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通货膨胀的成本较为隐蔽，经济学家将其归纳为鞋跟成本、菜单成本、相对价格变动的加剧、税收负担的不合意变动、混乱，以及任意的财富再分配等，这些成本在理解上虽比较直观，但是在总量上如何衡量却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意义上的成本才可以被称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Sidrauski(1967)认为由于持有货币能够产生直接效用，而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故通货膨胀必然会对个体造成福利损失，这种个体的福利损失就称之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Sidrauski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定义意味着，无论通货膨胀是预期还是未预期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当然，关键问题是合理地度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从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正确的依据。对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度量自Bailey(1956)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至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 Variable Approach)以及基于McCallum-Goodfriend Frame-work的估计方法。

1.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弗里德曼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认为，在一个货币经济中，为保证完全竞争的均衡达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名义利率必须等于零，此时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扭曲最小。因此，最优通货膨胀率是使得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通胀水平。当经济中通胀率高于最优通胀水平，即名义利率大于零时，货币均衡配置不再是一个帕累托最优配置，此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而产生福利成本。Bailey(1956)认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货币征税(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就是位于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上方之间的面积。当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为零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逆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的面积，即名义利率从i减少到0时所能获得的“消费者剩余”，这一推论与Friedman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相符。

随后，很多学者在Bailey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如Marty(1967)得出了在有产出增长和考虑货币流通速度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结果。Barro(1972)认为通货膨胀提高了人们的交易成本，人们会加快支付的频率，也会减少使用货币来进行交易。因此，他重建了货币需求曲线，重估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Craig和Rocheteau(2005)先利用Bailey(1956)的方法，通过log-log型货币需求函数和semi-log型货币需求函数计量了在传统方法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指出Bailey(1956)的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假设掉外部性、一般均衡效应(general equilibrium effects)和分配效应(distributional effects)的局部均衡模型，它一个重要的隐含假设是实物资产的报酬率与通货膨胀无关。

消费者剩余方法虽然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提供了一种简单、便捷的计算方法，并开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先河，但这一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因而无法对个体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也无法对形成宏观的加总的个体进行推测和判断。与此同时，这一方法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一些学者认为即使通胀率为零，名义利率仍可能为正，这样持有实际货币余额仍然可能有正的机会成本，无效率仍然存在。因此，以通货膨胀率为纵轴计算货币需求曲线下方位于零通胀率和另一通胀率之间面积的计算方法有可能低估实际的福利成本。如Foster(1972)计算了完全预期为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小于产出的0.05%。Garfinkel(1989)得到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为国民收入的0.3%。这些估值远小于其他经济学家的估计。Laidler(1990)认为消费者剩余方法的前提条件是当名义利率改变时，货币需求曲线的位置不变，只是沿着货币需求曲线移动。这就需要假定实际余额的边际效用独立于其他商品的需求，而这一假设条件事实上限定了这种计算方法是一种局部均衡的方法。Gillman(1995)指出了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Bailey认为在稳定价格时的福利成本就是为零，但是，这种认为的零福利成本和真正的零福利成本却有很大的不同，其差额有时竟可以高达50%。基于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一般在对问题进行分析时，这一方法主要用来进行补充性说明。

2.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 Vari-able Approach)。这一方法在Sidrauski模型(1967)的基础上应用了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Sidrauski模型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由于这种内含货币效用函数方法允许我们根据一个符合经济人最优行为的货币需求模型来计算通货膨胀的成本，从而使通货膨胀升高所引起的实际货币持有额下降直接表现为个人效用和福利的变化。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认为，市场价格的变动肯定会影响人们的福利状况，很可能使一些人受损，另一些人受益，多数情况下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此时关键是如何对受损者补偿，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改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补偿变量法认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在某一通货膨胀水平下，应补偿给家庭多少额外的收入才能使家庭在给定利率的均衡状态所获得的效用水平与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效用水平相等。这一方法考察了通胀给社会中每个人所带来的获益或损失，从而增加了必要的微观基础，为我们从个体效用函数出发，分析在预算约束和资源约束下计算通货膨胀的稳态福利成本提供了一个方便好用的框架。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方法得到了普及。

Lucas(2000)用收入补偿的思想，以Sidrauski(1967)的一般均衡模型为框架，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给出了估计方程。Lucas定义在名义利率i下的福利成本w(i)是收入的百分比，即用使得家庭在名义利率为i和0时达到福利水平无差别的收入差额，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实证方面，Lucas利用美国1900-1994年的数据，估计得到：对于美国经济，10%的通货膨胀率对于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仅相当于消费者总消费水平的1.3%，即如果要保证在通货膨胀率10%和通货膨胀率为0时消费者的福利水平是一样的，那么必须增加消费者约1.3%的收入。

Jones、Asaftei和Lian Wang(2001)在Lucas(2000)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货币总量理论(monetary aggregation theory)，从而建立了一个包含现金和利息的一般均衡模型，弥补了前人研究中将M1层次货币全部视为无息资产的缺陷。他们发现，由于个体持有现金(无息的)的份额与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相比是非常小的，并且在稳态下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是不随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从这个一般均衡模型中计量得出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比前人的研究结论小得多。

虽然补偿变量法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货币、尤其是没有实物资产支持的纸币会产生效用，但这一方法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而且该模型具有的货币超级中性性质表面、效用函数的另一个变量――实际消费不随通货膨胀率变动而变动，从而使福利成本计算得以简化。不过利用这种方法研究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时，在选择适当函数以及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赋值时，常常需要主观事先判断和利用经验来为参数设定不同的值，这势必会导致因参数赋值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测算结果。

3.基于McCallum-Goodfriend Frame-work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种方法通过引入交易技术方程将货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间接化。McCallum-Goodfriend (1987)建立了一个购买――时间(shopping-time)模型，这一模型假设时间和货币共同为购买消费品提供交易服务，并且时间和金钱在实现交易方面可以互相替代。交易服务技术决定了在既定的消费和货币持有水平下所必须花费在购买上的时间。购买时间模型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和度量通胀的福利成本：在家庭持有货币数量一定的条件下，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货币贬值，降低了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家庭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获取同样数量的消费品，从而减少了劳动时间或休闲时间，因此，造成了福利损失。Simonsen and Cysne(2001)研究了在购买-时间模型中包括有息资产的情形，并从理论上给出了福利成本的上下界。Cysne(2004)研究了连续时间下的购物时间模型，并得到了福利成本的解析表达式，他还从理论上讨论了引入家庭异质性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除了上述三个比较代表性的方法外，经济学家还提出了其他一些计量方法。如Fischer(1981)将货币和其他资产同等看待，把货币看作是资源跨期转移的载体，建立了一个禀赋经济的OLG(overlap―generation)模型。Lagos and Wright(2005)首次利用货币寻介理论，估计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Imrohoroglu(1992)刻画了在一个收入波动且没有保险经济环境里，经济个体为平滑自己的消费而持有货币的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模式。

二、对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启迪

反观国内，当前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成因、对策等定性方面，而专门针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则很少，且大多是基于国外已有的研究，主要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如欧俊和李花(2006)利用Bailey(1956)研究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了估算；陈彦斌、马莉莉(2007)分别使用消费者剩余方法、MIU模型和CIA模型计算了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谢赤(2002)则在购买-时间模型下讨论了金融创新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上的影响；陈利平(2003)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Shopping-Time模型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龚六堂、邹恒甫和叶海云(2005)利用他们研究的框架，在Lucas模型基础上，应用Kruz(1968)和Zou的思想，把消费者的财富引入效用函数，给出了货币供给的改变对经济不确定影响的分析。

但问题是这种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的方法存在较多的局限性，因为纵观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方法的发展，尽管不同经济学家的模型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基于货币对于公众的有用性或者货币能提供给公众便利为出发点，进而考虑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如何影响公众的货币持有，并引起公众效用的变化，从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由于公众效用本身的抽象性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已有的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计量方法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此外，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美国有许多不同的特殊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的准确性。

1.已有的研究所采用的模型大多是引入货币的效用函数模型框架，加上各种外部约束来推导货币需求，进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但从各种模型的计量结果来看，各种模型间不仅存在不小的差距，而且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2.已有的研究大都只限于在稳态下得出的比较结果，而当通货膨胀率剧烈波动或迅速上升(下降)时，实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会与稳态下的计量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差距。这使得已有模型的结果其实用性大打折扣。

3.很多模型都假设名义变量对真实变量不产生影响，即货币和通货膨胀是中性的。这与很多现存的研究结果相悖。尤其在中国，由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货币冲击对经济实体的影响与货币主义的前提假设不符，货币中性依然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4.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相对独特的中国式发展之路。如中国至今还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城市和农村在使用活期存款时的便利性方面有很大不同、活期存款普遍是付息的，这意味着货币层次的选择上M0和M1都不准确。

5.已有的研究大都将名义利率作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函数的自变量，从名义利率的角度来计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其隐含假设为名义利率的水平和变化，可以反映出通货膨胀的水平和变化。但在中国，由于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利率市场化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利率水平的反应比发达国家相对更迟缓，也更具有粘性。因此，根据名义利率计算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有时无法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研究时必须在把握主流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我国采用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以来的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水平作出正确计量和评价，并对中国通货膨胀率的确定给出一个社会福利的考核标准。

参考文献：

[1]Bailey，Martin J.The Welfare Cost of Inflationary Fi-n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6，64(2)，93-110

[2]Sidrauski，M.Rational Choice and Patterns of Growth in a Monetary Econom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2)，534.

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7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1-0157-03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效应如何,是宏观经济学的热点问题之一｡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只是一个货币现象,有研究证实价格变动与货币供应密切相关,片面地认为只有货币政策有效｡罗伯特•狄夫纳,汤马斯•斯达克与赫伯特•泰勒(1996)实证研究和估计了货币政策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收入增长的长期关系｡但是货币主义通货膨胀决定理论存在局限性(龚六堂,2002),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存在联系,财政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也是有效的｡

经济学家们一般都认为,赤字财政政策是通货膨胀特别是高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通过创造过度总需求,不断发生的财政赤字导致了通货膨胀,如Thomas Sargent｡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央行不将赤字货币化的条件下,赤字仍然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米勒(1983)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实行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弱联系｡

但在实际运用中,更多的结论是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时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达雷特(1985)发现货币供给和赤字都显著影响通货膨胀,但财政政策中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比货币供给更可靠;哈姆雷特(1981)等发现一些证据证实赤字与通货膨胀和货币供给存在联系｡Sadananda Prusty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1960―1961年与1990―1991年期间印度各州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影响价格水平｡多年来由于缺乏资金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印度中央政府一直实行赤字财政的政策｡由此导致居民需求加大,而供给的增长比例小于需求的增长幅度,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印度在1991年改革之后,开始控制财政赤字,同时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通货膨胀有了明显好转,1993―2000年均通货膨胀率是7.1%,2000―2004年均通货膨胀率为4.32%,成为一个亮点｡通过研究印度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因素之间的协整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检验1994年到2004年印度财政货币政策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同时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具体分析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具体因子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具有相同国情的中国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治理通货膨胀问题提供借鉴支持｡

二､模型分析

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协整(co-integration)理论发现,把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特殊组合后可能呈现出平稳性｡大多数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协整理论是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

格兰杰在协整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格兰杰协整定理,解决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定理证明了协整概念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协整关系的一种必然的等价表达形式就是误差修正模型(ECM)｡如果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必然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而如果非平稳变量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那么该变量之间必然存在着协整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是直接对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做出判断的重要方法｡

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选取财政赤字(FD)分析财政政策效应｡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应量的三个层次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为货币政策的代表衡量货币政策效应｡通货膨胀水平使用批发物价指数(WPI)来衡量｡

三､数据与实证结果

1.样本数据的选取

选取印度物价消费指数(WPI)､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财政赤字(FD)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变换数列为LNCPI､LNGE､LNM0､LNM1､LNM2､LNM2｡采用月度时间序列,样本期间从1994年4月至2004年3月,共132个样本｡数据来源于印度储备银行:Handbook of Statistics on Indian Economy｡

2.ADF单位根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要求时间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首先对这些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可知,LNCPI､LNM0､LNM1､LNM2､LNM3选择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均为I(1),而LNFD在不含有常数项和都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为I(1)｡总体而言,6个变量均含有单根,必须差分之后才能平稳｡因此,所列的6个变量在水平值上都是非平稳的｡如果继续对这6个序列的1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这6个变量都是差分平稳的｡

3.协整检验､协整分析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通过单位根检验得知指数序列都是I(1)过程,可以对指数序列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选择4阶滞后就能很好地满足检验要求,同时建立了ECM模型｡

轨迹检定(trace test)中,在R=0时,轨迹统计量123.9478､大于5%显著水平,拒绝5%水平下虚无假设｡而后在R≤1的情况下,轨迹统计量小于5%显著水平,所以在轨迹检定下变量之间存在1个共整合向量｡

接下来得到标准化协整系数的协整关系估计:

LNICPI=0.32LNFD-2.31LNM0+0.54LNM1+2.73LNM2-0.9LNM3+vecm(1)

方程(1)表明,协整关系检验说明在5个变量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相互作用和共同趋势｡M1､M2序列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序列有相同的变动趋势｡LNCPI与M2成正方向变动,协整系数较大;而LNCPI和M1协整系数比较小,但M0和M3成反方向变动的协整系数较大｡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使用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对各自短期波动的影响｡将方程(1)代入误差修正模型,得到方程(2)为, *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标准误,[]表示t-统计量,下同,

分析上述ECM方程我们发现,首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统计上的关系显著((2)方程中协整误差et的系数显著),表明受长期均衡关系的影响较强;其次,在短期调整当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量对财政赤字的作用显著,这是财政政策短期有效的体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于各个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微弱,这说明货币政策短期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4.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检验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影响关系(Granger,1969)｡选择影响关系最为显著的滞后阶数得到附表的估计结果｡

5%的水平下,*表示拒绝原假设,结果显示财政赤字FD对CPI产生显著作用,对CPI存在显著格兰杰影响;其次,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CPI没有显著的格兰杰影响,也验证了协整分析中协整关系不显著,说明货币供应量不是物价的主要决定因素,这说明货币政策作用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四､结论分析

以上对印度通货膨胀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了分析,由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印度财政赤字与物价水平长期呈正相关的关系,短期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显著,印度控制赤字财政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有效,表明印度财政政策的效应较强｡印度的政策执行者认为,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左右,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就会有利｡印度政府从增收和节支两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控制财政赤字控制通货膨胀｡第一,简化税制､调整税率､扩大税基,增加财政收人;第二,改变财政赤字弥补方式,控制印度储备银行的信贷发行;第三,加强国债管理,减少补贴支出,征税筹集的资金用于政府经常性支出,债务资金则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促进生产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第四,减少政府开支,合理调整支出结构,重点发展公共财政;第五,抑制货币供给总量的增长｡印度储备银行通过采取反通货膨胀措施,降低实际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上调现金储备率(GRR)实施公开市场业务销售政府证券｡

第二,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水平短期影响程度较小,作用不显著｡但长期存在均衡关系｡长期M1､M2､M3和物价水平通向变动,符合经济学假设｡

第三,综合以上,可以看出印度财政政策短期与长期控制物价水平的效应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短期调节物价水平的作用不明显｡由于印度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长期的赤字财政,治理通货膨胀总量调节运用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只成为辅工具,通过货币供应量总量调整的作用并不明显,货币供应量中介的宏观调控能力较弱｡印度主要运用选择性信贷控制,传统的货币政策三大调控工具的作用不明显｡

五､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我国1998年至2004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起了巨大作用,尽管目前通货膨胀率较低,但考虑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大量赤字,财政政策应当转型,淡出宏观调控,主要用于供给结构性调整,总量调整以货币政策为主｡

第一,谨慎运用赤字财政,转向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赤字财政政策的不合理容易导致财政风险,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财政政策必须考虑削减赤字规模,转向对经济结构调整,淡出总量调整,转向公共性财政｡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作用就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总量调控只能调节需求总量而不能调节供给总量,更不能调节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降低国债发行规模,逐步降低赤字率,缩减隐性债务,调整支出结构,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防止局部性通货膨胀｡

第二,建立综合观测指标的货币政策,拓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实证部分的分析表明,我国现阶段以货币供应量(M1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2､M0为观测目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具有不稳定性,无法及时敏感应对通货膨胀,存在着缺陷,因此考虑新的中介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应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同时将货币供应量､利率､经济景气指数等经济变量作为观测指标,加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8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　成因　防护

通货膨胀的特点是流动性过剩，源自内在经济机制失衡。过剩，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基本含义就是失衡。在货币流通失衡的情况下，有些人感觉钱太多有些人感觉钱太少。一种更加普遍更加符合教科书定义的观点是，通货膨胀属于成本推动型结构性通胀。

一、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仲大军教授认为：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前些年里我国实施过度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可以动员全球的资源涌到中国来，坏处是中国的资源和国民财富大量廉价流失，发展的结果被外人所利用。

中国社科院的金融学专家李杨指出，通货膨胀的特点是流动性过剩，源自内在经济机制失衡。过剩，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基本含义就是失衡。在货币流通失衡的情况下，有些人感觉钱太多有些人感觉钱太少。一种更加普遍更加符合教科书定义的观点是，通货膨胀属于成本推动型结构性通胀。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就是说不是货币普遍贬值，而是一部分商品大幅度涨价；成本推动型的含义，就是商品涨价不是因为市场需求出现异常增长，而是因为商品成本现意外增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也是主张成本推动论。

而第二第三产业的成本提高主要是初级产业以粮食为龙头的食品价格上涨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为重要因素。粮食价格的上涨，已经成为影响2008年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主要因素。2008年粮食价格上涨较2007年仍继续：第一，全球粮食供需仍较紧张。导致国际市场粮油价格的上涨，这是对我国粮食价格上涨将继续产生直接影响。第二，近两年我国粮食虽然增产，但工业用粮也大幅增加。

从目前的粮食供求关系上看，我国粮食供给还没有达到明显供大于求的宽松状态，仅仅是偏紧状态下的供求平衡，而且在粮食供求的结构、时间和空间上还存在一定的不平衡。特别是南方产粮大省遭遇50年一遇的雪灾，将影响夏粮产量。根据国内外粮食供求的变化情况分析，国内粮食供求仍然处于紧平衡状况。

二、通货膨胀对经济稳定造成的严重影响

通货膨胀对当前中国民众的生活和经济发展至少有三大危害。首先是它将使得中国已经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结构更加不平等。通货膨胀会降低消费者的实际生活水平，但是通货膨胀对低收入民众的生活的冲击最大。土地、资本和其他财产所有者可以在轮番涨价的通货膨胀中通过提高土地和产品的价格来降低通货膨胀损失，甚至在通货膨胀中获得一些收益。由于低收入民众只有工资收入（或者养老金收入），而工资收入的增长不仅总是在落在通货膨胀之后，而且上涨的幅度也比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这种情况在劳工权利缺乏的中国更加明显。

通货膨胀的第二个危害是它给投资和消费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将使得中国本来已经扭曲的经济结构更加扭曲。商品的价格应该是市场对生产者发出的信号，生产者根据这个信号来掌握市场对自己产品的需求，从而相应地提高或者减少生产规模，以保证各种社会经济资源能够得到更好地运用。但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一种商品价格的上涨，并非是由于市场的真正需求的上涨，而只是由于生产者的投机冲动或者消费者对价格进一步上涨的恐慌造成的。由于并不是每一个生产者都能掌握市场的全面信息，因此这种由不确定性带来的投机和恐慌很可能推动没有根据的进一步的投资冲动。

第三，通货膨胀将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降低中国的国际竞争能力。从生产者的角度看，在一个通货膨胀时期，最简单的牟取利润的办法就是涨价；而且是争取自己的产品以更快的速度涨价。虽然到头来轮番的价格上涨将冲销自己产品涨价所带来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收益，但是如果不涨价损失则将更高。

三、对通货膨胀的预防措施

面对这些因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的不良影响，在现在的情况下，虽然控制危机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增长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但是在保增长的同时，必须预防因过度投资引发的通货膨胀。

首先，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真确处理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促进物价涨幅低于经济增长率。保持货币供给基本适度，货币供给既要有利于控制物价上涨，又要促进经济增长持续发展。改革金融宏观调控方式与方法。金融宏观调控要从直接调控为主转为以间接调控为主。中央银行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在货币供给控制形式上又送有紧，实行预调，微调，防止经济增长起伏过大，要充分发挥信贷政策引导信贷资金投向的作用，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支持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其次，中央银行必须对存款金制度进行改革。要逐步回复存款准备金支付，清算和作为货币总量调控工具的作用。改变国有商业银行一方面一较高比例向中央银行交付准备金，保留预付金，另一方面有向中央银行大量借款的现象，理顺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资金关系，增强商业银行资金自求平衡的能力。

第三，必须深化我国利率管制体制市场化改革，最终建立以市场资金供求为基础，以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为核心的市场利率体系。

参考文献：

[1]何慧刚.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冲销政策[J]：效应、制约因素和对，.2007，(8)

[2]苏明.政府财政投资的定位及其投资方向和重点(上)[J].湖北财税，2003年第2期

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9篇

    货币政策具有长期中性和短期非中性的特点。因此，在长期内价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而在短期内货币政策必须兼顾价格稳定和产出稳定两大目标。可见，不管是在长期还是短期，价格稳定都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因此，准确地度量通货膨胀是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先决条件。然而，关于如何度量通货膨胀，目前存在标题通货膨胀(headline inflation)和核心通货膨胀(core inflation)两种不同的度量方法。标题通货膨胀度量居民生活成本的变化，包括居民消费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并根据支出比例进行加权平均，以常用的消费价格指数(CPI)为代表。很多学者认为，度量生活成本变化的标题通货膨胀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目标。核心通货膨胀的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的，并在此后的货币政策讨论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对于如何度量核心通货膨胀，始终缺乏统一的认识。而且，在核心通货膨胀被提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核心通货膨胀在货币政策的讨论中被频繁使用，但是却很少出现在主流学术出版物中。直到最近十几年，才出现一种新的趋势——在更加坚实的统计基础或理论基础上度量核心通货膨胀，核心通货膨胀再次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本文将从定义、度量、评价和应用等角度对核心通货膨胀理论进行一个系统的综述。

    二、定义

    核心通货膨胀的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的。当时石油出口国大幅度提高原油价格，导致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发生了严重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而抑制通货膨胀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又导致经济的停滞。当时的学者经过反思后认为，在监测通货膨胀和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将CPI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总供给与总需求决定的趋势性成分，被称为核心通货膨胀；另一部分是由食品价格或能源价格波动所决定的暂时性成分，被称为非核心通货膨胀或暂时性通货膨胀。个别商品价格的暂时性上涨只会引起CPI的暂时性上升，当这种暂时性上涨结束后，CPI将会回落。因此，CPI的暂时性波动不应该影响中央银行的决策，中央银行应该根据CPI的趋势性成分即核心通货膨胀制定货币政策。

    此外，一些理论研究也表明，度量生活成本变化的CPI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目标。Bryan and Pike(1991)指出，因为各类商品的价格中包含的通货膨胀信息不一定与其在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相关，所以在度量通货膨胀时根据支出比例加权平均是存在问题的，会导致权重偏差。Bryan and Cecchetti(1993)和Cecchetti(1997)指出，各类商品的价格中包含有与货币政策无关的暂时性噪声，比如自然灾害和天气原因导致的食品价格上涨、OPEC(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减产导致的石油价格上涨、不同种类商品的非同步价格调整等。因为这些暂时性噪声导致的价格变化与货币政策无关，所以应该在度量通货膨胀时剔除掉。Mankiw and Reis(2003)建立了一个以稳定产出和稳定物价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评价模型，发现将CPI作为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目标会导致产出剧烈波动。

    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促使了一个沿用至今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的诞生，这就是在标题通货膨胀中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方法，而且这种度量方法一度成为核心通货膨胀的代名词。此后，虽然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方法，但是关于核心通货膨胀应该如何定义，即核心通货膨胀应该度量什么，始终缺乏统一认识。各种不同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方法都倾向于定义一种特定的方法来计算核心通货膨胀，而不是定义核心通货膨胀应该度量什么。Dolmas and Wynne(2008)引用了埃奇沃思(Edgeworth，1919)的一段话来反映核心通货膨胀理论研究存在的缺陷：“在开始回答问题之前，必须发现问题的真正涵义”。

    文献检索的结果显示，Eckstein(1981)最早提出核心通货膨胀的正式定义。Eckstein将核心通货膨胀定义为“总供给价格的趋势性增长”，即“稳态的通货膨胀”。Parkin(1984)指出，Eckstein(1981)定义的核心通货膨胀其实就是单位劳动成本的稳态增长率。可见，这与对核心通货膨胀的现实需求并不吻合。本文综合Roger(1998)和Wynne(2008)对核心通货膨胀定义的回顾和总结，将核心通货膨胀的定义归纳为如下三种。

    (一)“持续性通货膨胀”定义

    弗里德曼(Friedman，1963)将通货膨胀定义为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升，并特别强调要区分价格水平的持续性上升和暂时性上升。货币政策要经过一个较长且不确定的时滞期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货币政策对价格水平的暂时性上升作出反应，则当货币政策发挥作用时，价格水平的暂时性上升可能已经结束。从而，货币政策不仅不能熨平经济的波动，反而成为经济波动的原因。因此，货币政策不应该关注通货膨胀的暂时性部分，只应该关注其持续性部分即核心通货膨胀。由于只有宽松的货币政策才能造成价格水平的持续上升，所以才有了弗里德曼的著名论断“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弗里德曼对持续性通货膨胀的定义与度量核心通货膨胀的初衷是一致的，都是要剔除标题通货膨胀中由暂时性冲击导致的暂时性价格变化，因此可以将核心通货膨胀定义为标题通货膨胀的持续性部分。这个定义也为货币政策应该盯住核心通货膨胀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支持。

    

    (二)“普遍性通货膨胀”定义

    奥肯(Okun，1970)和弗莱明(Flemming，1976)将通货膨胀定义为商品价格的普遍性上涨。货币政策是一种总量调节政策，并不具备结构调节功能。因此，一些部门特有冲击导致的价格变化，比如OPEC减产导致的石油价格上涨、自然灾害和天气原因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不应该影响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否则，虽然紧缩的货币政策能够抑制石油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但是也会使整个经济陷入衰退。当然，如果这些部门特有冲击传导到整个经济并且导致商品价格的普遍性上涨，则货币当局必须予以重视。因此，可以将核心通货膨胀定义为所有商品价格变化的共同趋势，在度量核心通货膨胀时应该剔除由部门特有冲击导致的某些商品特有的价格变化，即异质性相对价格变化(idiosyncratic relative price movements)。这种定义与最初度量核心通货膨胀时剔除食品和能源等价格波动剧烈的商品的思路是一致的。根据核心通货膨胀的“普遍性通货膨 胀”定义，可以将各类商品的价格变化分解为：

    

    侯成琪等(2011)认为，式(2)假设核心通货膨胀对所有商品的价格变化具有相同的影响，这是有悖经济直觉的。至少从价格粘性的角度来说，不同类型商品的价格粘性程度是不同的，价格粘性越弱，则商品价格对核心通货膨胀的反应就越快。他们在多部门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基础上，根据核心通货膨胀的“普遍性通货膨胀”定义给出了核心通货膨胀的表达式，并提出了如下的商品价格分解公式：

    

    (三)“福利损失”定义

    Wynne(2008)认为，货币当局反对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通货膨胀是有成本的，因为通货膨胀会扰乱经济活动的协调一致并妨碍法定货币在市场交易中的使用。因此，货币政策应该反对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福利损失的通货膨胀，而不是反对导致居民生活成本变化的通货膨胀。按照Wynne(2008)的分析，核心通货膨胀可以被定义为带来福利损失的那部分通货膨胀。Siviero and Veronese(2011)、Eusepi et al.(2011)和Hou and Gong(2011a)认为，尽管直观看来核心通货膨胀的“持续性通货膨胀”定义和“普遍性通货膨胀”定义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其能否应用于货币政策决策过程却备受争议。首先，这些核心通货膨胀度量完全建立在统计标准之上，缺乏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其次，对于如何评价这些核心通货膨胀度量在货币政策决策中的应用价值，缺乏统一的认识和检验标准(详见本文第四部分)。既然度量核心通货膨胀的目的是为了制定更好的货币政策，而目前评价货币政策的标准是Rotemberg and Woodford(1997，1999)和Woodford(2003)倡导的福利准则——假设中央银行的目标是使代表性家庭的终身效用最大化并通过将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在稳态附近的二阶泰勒近似来计算福利损失，所以最优的通货膨胀度量方法应该能够使福利损失最小化。因此，核心通货膨胀就是能够使福利损失最小化或者说能够使名义摩擦导致的扭曲最小化的通货膨胀度量方法。

    但是，要根据这个定义提出度量核心通货膨胀的方法，必须将经典的单部门货币理论模型推广到多部门情形，因为在单部门货币理论模型中所有的通货膨胀都会带来福利损失。比如，Rotemberg and Woodford(1997，1999)和Woodford(2003)证明的单部门新凯恩斯模型的福利损失函数如下：

    

    三、度量

    (一)基于“持续性通货膨胀”定义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

    

    一元平滑方法主要包括Cecchetti(1997)的移动平均方法和Cogley(2002)的指数平滑方法。其中，Cogley(2002)根据Sargent(1999)的简单学习模型得到了计算核心通货膨胀的指数平滑公式：

    

    模型得到。这类方法虽然方便计算，但是实时性差，主要依赖历史信息。

    

    

得到与VAR模型对应的VMA模型并计算核心通货膨胀。我国的一些学者也采用这种方法估计了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比如：简泽(2005)将核心通货膨胀定义为“从RPI或CPI观察到的一般价格水平变化中由货币冲击导致的成分”，并通过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来测量中国1954-2002年的核心通货膨胀；赵昕东(2008)扩展了Quah and Vahey(1995)的两变量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建立了包括消费价格指数、食品价格指数与产出的三变量SVAR模型，并通过对变量施加基于经济理论的长期约束估计了1986-2007年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

    Quah and Vahey(1995)的缺陷在于，①假设真实产出和通货膨胀是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单整序列，所以模型建立在真实产出和通货膨胀的一阶差分向量基础上，度量的是核心通货膨胀的变化而不是核心通货膨胀本身。而且，这种处理方法意味着货币政策是超级中性的。虽然货币政策的长期中性已经被广泛证实和认可，但是否超级中性还备受争议。②将真实产出和通货膨胀受到的随机冲击划分为正交的核心通货膨胀冲击和非核心通货膨胀冲击，而现实经济中的冲击种类很多，这种假设实际上是将所有的非核心通货膨胀冲击同等对待。③由于根据有限的样本数据永远无法得到无穷阶的VAR模型和VMA模型，如何根据有限的样本数据进行无穷阶的长期约束检验，即检验，成为一个统计难题。Blix(1995)解决了前两个问题，而Faust and Leeper(1997)和Cooley and Dwyer(1998)解决了第三个问题。

    滤波方法可以剔除一个时间序列中的噪声，因此常用的滤波方法，包括HP滤波(Hodrick-Prescott fliter)、带通滤波(band pass filter)和卡尔曼滤波(Kalman filter)，都可以用来过滤标题通货膨胀中的暂时性价格波动。由于小波方法(wavelet methods)能够处理时间序列数据的非平稳、不连续跳跃和结构变化等传统方法很难处理的问题，所以也被用来估计核心通货膨胀。Anderson et al.(2007)、Down et al.(2010)和Baqaee(2010)采用小波方法估计了美国和新西兰的核心通货膨胀。

    (二)基于“普遍性通货膨胀”定义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

    根据核心通货膨胀的“普遍性通货膨胀”定义，各类商品的价格变化可以分解为核心通货膨胀和异质性相对价格之和。根据这种分解方法，衍生出三类核心通货膨胀度量方法，本文将之称为基于波动性的计算方法(methods based on volatility)、基于持续性的计算方法(methods based on persistence)和基于动态因子的计算方法(methods based on dynamic factor)。

    1.基于波动性的计算方法

    

    

    剔除法是剔除价格易受非经济因素影响且波动剧烈的商品(相当于权重等于0)，根据剩余的各类商品的价格通过支出比例加权来计算核心通货膨胀。剔除法是最常用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方法，而剔除的对象通常包括食品价格、能源价格、间接税和利息支出。

    

    如果α=50%，则得到加权中位数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利用截尾平均法计算核心通货膨胀与α的选取密切相关，Tahir(2003)提出了确定α大小的均方根误差准则(root mean squared error，RMSE)，按照均方根误差最小的原则选择α，即

    

    当然，除了方差以外，还可以用其他的指标，比如标准差和绝对离差，度量各类商品价格变化的波动性。与剔除法、加权中位数法和截尾平均法相比，波动性加权法不需要剔除某些商品的价格，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各类商品价格中包含的通货膨胀信息。但是，采用不同的波动性指标，得到的核心通货膨胀权重有时差异很大。而且，各类商品价格变化的 波动性是随时间变化的，所以需要不断根据新的样本数据重新修正权重。其实，基于波动性的计算方法都面临权重修正问题。

    基于波动性的计算方法是最常用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方法，尤其是剔除法、加权中位数法和截尾平均法这三种方法。范跃进和冯维江(2005)基于剔除法、加权中位数法和截尾平均法计算了1995-2004年中国核心通货膨胀，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中国核心通货膨胀与宏观经济状况的关系。但是，这类方法最大的问题在于，仅仅根据各类商品价格的波动性计算核心通货膨胀，价格波动性较大的商品将被剔除，完全没有考虑各类商品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重要程度。比如，食品在我国CPI中占有1/3左右的权重，即使食品价格的波动性很强，但是将食品价格在核心通货膨胀度量中剔除也是不合适的。Anderson et al.(2007)提出了一个改进的波动性加权法，各类商品的价格变化在核心通货膨胀中的权重不仅取决于价格变化的波动性，还取决于支出权重的大小，计算公式如下：

    

    重新标度使其和等于1，即可得到各类商品在核心通货膨胀中的权重。

    但是，由于缺乏选取预测期的标准，现有的研究不是按照预测未来通货膨胀的能力给各类商品的价格变化赋权，而是根据各类商品价格变化的持续性给各类商品赋权。Cutler(2001)和Bilke and Stracca(2007)假设各类商品价格变化服从如下的自回归模型：

    

    Gadzinski and Fabrice(2004)还提出了一个根据半衰期方法(half-life indicator)计算持续性系数的方法，所谓半衰期是指暂时性冲击影响超出其最初影响一半的时期数。范志勇和张鹏龙(2010)采用Gadzinski and Fabrice(2004)的方法，构建了中国基于价格上涨惯性权重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标。

    3.基于动态因子的计算方法

    式(2)假设各类商品的价格变化中存在一个共同的动态因子，即核心通货膨胀。基于动态因子的计算方法采用统计方法，通过从各类商品的价格变化中提取共同的动态因子来估计核心通货膨胀。常用的方法有三种：一种方法是将估计核心通货膨胀的计量经济模型表示成状态-空间模型(state space model)的形式并用卡尔曼滤波估计不可观测的核心通货膨胀；一种方法是利用Forni et al.(2000，2005)提出的广义动态因子模型(generalized dynamic factor model)来估计核心通货膨胀；一种方法是采用协整-误差修正模型的调节系数矩阵正交分解技术来估计协整向量系统的共同因子即核心通货膨胀。

    (1)状态-空间模型

    

    侯成琪等(2011)认为，式(2)所示的分解方式有悖经济直觉，提出了式(3)所示的分解公式。在这个分解公式中，核心通货膨胀的系数不再是常数1，而是一个需要估计的参数。核心通货膨胀及其系数都需要估计，这会造成不可识别问题。他们提出了一个两阶段估计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阶段根据核心通货膨胀的变量估计式(3)中核心通货膨胀的系数，并采用Wooldridge(2001)提出的多指示器方法(multiple indicator solution)和广义矩估计(GMM)来解决变量的测量误差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第二阶段将估计核心通货膨胀的计量经济模型表示成状态-空间模型的形式，代入第一阶段得到的核心通货膨胀系数的一致估计值，通过卡尔曼滤波估计不可观测的核心通货膨胀。他们采用这种方法估计了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Hou and Gong(2011b)进一步在式(3)中引入通货膨胀的惯性作用，估计了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

    (2)广义动态因子模型

    Forni et al.(2000，2005)提出的广义动态因子模型的基本结构与式(2)非常相似，从而被Cristadoro et al.(2005)和Reis and Watson(2010)用来估计核心通货膨胀。为了用广义动态因子模型估计核心通货膨胀，首先需要将式(16)中的动态因子即核心通货膨胀进行进一步的分解：

    

    Bagliano and Morana(2003a，2003b)、王少平和谭本艳(2009)分别用这种方法估计了美国、英国和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但是，这种基于协整-误差修正模型估计核心通货膨胀的方法仅适用于各种商品的价格变化是1阶单整序列且存在协整关系的情形。一般情况下，同比通货膨胀序列是非平稳的，而环比通货膨胀序列是平稳的，因此这种方法仅可以分析同比通货膨胀序列。此外，如果k=J-r＞1，则协整向量系统存在多个共同因子，无法识别核心通货膨胀。

    (三)基于“福利损失”定义的核心通货膨胀

    Sivieroand Veronese(2011)假设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福利损失最小化，其中福利损失函数取如下的形式：

    

    再通过重新标度得到四个部门在核心通货膨胀中的权重。Siviero and Veronese(2011)发现，虽然四个部门在基于福利损失定义度量的核心通货膨胀中的权重会随着参数取值的变化而变化，但是食品和能源的权重始终很小；而且，与盯住基于福利损失定义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相比，货币政策盯住CPI、盯住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和盯住采用波动性加权法计算的核心CPI都会使福利损失显著上升。然而，Siviero and Veronese(2011)的模型完全是先验性的，没有建立在厂商、家庭和中央银行的优化行为的基础上。

    Eusepi et al.(2011)采用了与Siviero and Veronese(2011)相同的思路：通过最小化福利损失来求解各部门通货膨胀在核心通货膨胀中的最优权重。Eusepi et al.(2011)建立了一个多部门新凯恩斯模型来描述各部门在价格粘性和劳动收入份额等方面的异质性以及厂商、家庭和中央银行的最优决策。他们发现，货币政策盯住基于福利损失最小化计算的核心通货膨胀时的福利损失要显著小于盯住标题通货膨胀和盯住剔除食品与能源的核心通货膨胀时的福利损失；而且，决定各部门在核心通货膨胀中权重大小的关键因素是各部门商品的价格粘性，价格粘性越大则该部门在核心通货膨胀中的权重越大。这与Aoki(2001)和Benigno(2004)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因为价格粘性越大则名义摩擦导致的扭曲也越大，所以货币政策应该更加关注价格粘性较强的部门。

    Hou and Gong(2011a)建立了一个存在多个异质性生产部门的新凯恩斯模型，证明了多部门情形下的福利损失函数：

    

    四、评价

    根据第三部分可知，目前存在大量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方法。那么，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该如何在这些不同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中进行选择呢？不幸的是，对于如何评价核心通货膨胀度量，同样存在许多不同的评价标准。这些标准可以大致分为定性标准、统计标准和福利标准 。其中，基于“持续性通货膨胀”定义和“普遍学术参考网dylw.net性通货膨胀”定义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都采用统计方法来估计，通常也采用统计标准来评价；而基于福利损失定义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则采用福利标准来评价。所谓福利标准是指根据福利损失的大小评价核心通货膨胀度量的优劣，货币政策盯住某个核心通货膨胀度量时名义摩擦导致的福利损失越小，则该核心通货膨胀度量越有效。下面主要介绍定性标准和统计标准。

    (一)定性标准

    Roger(1998)和Wynne(1999)最早提出了核心通货膨胀应该满足的几个定性标准，主要包括：

    (1)及时的(timely)或者实时的(real-time)，要求核心通货膨胀指标应该能够根据最新的价格调查数据及时计算和更新，这样货币当局才能根据最新的经济动态制定货币政策。根据平滑方法计算的核心通货膨胀不能满足这个性质，比如，中心化的移动平均无法实时计算，而非中心化的移动平均和指数平滑则过度依赖历史信息。

    (2)可信的(credible)，要求核心通货膨胀指标能够被公众信赖。只有货币当局采用的通货膨胀指标是可信的，货币政策才可能是可信的。可信性要求核心通货膨胀指标能够被货币当局和统计部门之外的外部机构重新计算和验证。如果一个核心通货膨胀指标不能被外部机构验证，则其可信度将显著降低。

    (3)可理解的(understandable)，要求核心通货膨胀指标的计算方法易于被公众理解。虽然要求度量方法的计算细节能够被广泛理解可能不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CPI的具体计算方法，缺乏专业背景的公众也可能无法理解)，但是至少其计算方法可以用一种非技术性的语言来描述，能够明确解释核心通货膨胀和标题通货膨胀之间的差异。

    (4)稳健的(robust)，要求核心通货膨胀指标不会面临重大修正。随着数据的不断完善，或者是计算方法和分类标准发生了变化，需要对统计指标的历史数据进行修正，这是统计领域的国际惯例。核心通货膨胀指标的稳健性，重点强调核心通货膨胀指标的计算结果不会随着样本区间的变化而发生显著的变化。

    (二)统计标准

    统计标准是核心通货膨胀评价中最常用的标准，目前也存在许多不同的统计标准。

    1.基本统计性质

    Clark(2001)认为，因为核心通货膨胀主要剔除了标题通货膨胀中由暂时性或部门特有冲击导致的价格变化，所以核心通货膨胀应该具有与标题通货膨胀相同的长期均值，同时应该具有比标题通货膨胀更小的波动性。Marquesa et al.(2003)认为，由于这些冲击导致的价格变化不应该对标题通货膨胀具有系统性的影响，所以标题通货膨胀和核心通货

    

    2.追踪通货膨胀趋势

    Bryan et al.(1997)，Cecchetti(1997)和Clark(2001)认为，既然核心通货膨胀要剔除标题通货膨胀中的暂时性波动，度量通货膨胀的长期趋势，那么就应该根据核心通货膨胀追踪通货膨胀趋势(tracking trend inflation)的能力进行评价。Rich and Steindel(2007)认为，可以用两种方法评价核心通货膨胀追踪通货膨胀趋势的能力。第一种方法认为，核心通货膨胀既不能低估也不能高估标题通货膨胀，因此应该与标题通货膨胀具有相同的长期均值。这是易于理解并且容易检验的。第二种方法认为，核心通货膨胀应该能够很好地描述趋势性通货膨胀的变化。要实施第二种检验方法，必须先完成两个工作。①要构造一个能够反映通货膨胀趋势的序列，记为π[trend][，t]。Bryan et al.(1997)，Cecchetti(1997)和Clark(2001)都对标题通货膨胀序列进行高阶中心化移动平均来计算趋势性通货膨胀，而Rich and Steindel(2007)则采用了带通滤波来度量趋势性通货膨胀。②要选择一个度量核心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趋势之间差异的标准，常用的标准包括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d error，RMSE)和绝对离差(mean absolute deviation，MAD)：

    

    

    很显然，如果能够追踪通货膨胀的趋势，则能够提高核心通货膨胀指导货币政策操作的能力。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选取趋势性通货膨胀序列。如果已经有一个能够反映通货膨胀趋势的序列，则依据该序列制定货币政策即可，不再需要计算核心通货膨胀。如果没有能够反映通货膨胀趋势的序列，则如何构造或者选择能够反映通货膨胀趋势的序列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3.预测标题通货膨胀

    Bryan and Cecchetti(1993)、Lafleche(1997)、Clark(2001)、Cogley(2002)和Smith(2004)等认为，货币政策存在滞后效应，因此，如果核心通货膨胀能够预测未来的标题通货膨胀(forecasting headline inflation)，则货币政策盯住学术参考网dylw.net核心通货膨胀显然要优于盯住标题通货膨胀。然而，对于如何检验核心通货膨胀预测标题通货膨胀的能力，存在很多争议。Bryan and Cecchetti(1993)采用如下的回归方程直接检验核心通货膨胀对标题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

    

    

    除了上述这几篇文献之外，还有许多文献也非常强调核心通货膨胀预测标题通货膨胀的能力，比如Song(2005)、Stavrev(2010)和Tierney(2011)。然而，Marquesa et al.(2003)认为，不应该根据对标题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来评价核心通货膨胀。为了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的标题通货膨胀，核心通货膨胀必须能够描述标题通货膨胀中的短期波动。但是，度量核心通货膨胀正是要剔除标题通货膨胀中的暂时性波动，因此预测标题通货膨胀正是我们不希望核心通货膨胀具备的特征。Wynne(2008)认为，如果度量核心通货膨胀是为了预测标题通货膨胀，为什么不采用信息更多、效果更好的多元预测方法呢Marquesa et al.(2003)建议用如下的因果关系检验代替预测能力检验。

    4.因果关系检验(causality test)

    因果关系要求核心通货膨胀是标题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Granger-Cause)，即在预测当前的标题通货膨胀时，过去的核心通货膨胀具有过去的标题通货膨胀不具备的有用信息。但是，反之则不成立，即标题通货膨胀不应该是核心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当标题通货膨胀和核心通货膨胀都是1阶单整序列时，可以采用Marquesa et al.(2003)提出的如下检验方法：

    

    

 

    (三)检验结果

    很多学者采用不同的检验方法和不同国家的数据对各种核心通货膨胀度量进行了统计检验，但是检验结果并不一致。

    Bihan and Sedillot(2000，2002)根据法国的CPI数据对采用基于波动性的计算方法、基于动态因子的计算方法和SVAR方法计算的5种核心通货膨胀度量进行 了预测标题通货膨胀能力的检验，发现虽然在样本期内核心通货膨胀是标题通货膨胀的Granger原因，但是样本外的预测结果很不理想。相对而言，截尾平均法略胜一筹。

    Marquesa et al.(2003)根据美国的CPI数据对采用剔除能源和食品、截尾平均法和加权中位数法计算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进行了基本统计性质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发现采用截尾平均法和加权中位数法可以得到有效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而剔除能源和食品不能得到有效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Marquesa et al.(2003)采用Marquesa et al.(2002)提出的方法对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六国采用剔除法计算的核心通货膨胀进行了有效性检验，同样发现采用剔除法无法得到有效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

    Dixon and Lim(2004)根据澳大利亚的CPI数据对采用基于波动性的计算方法和基于动态因子的计算方法计算的5种核心通货膨胀进行了基本统计性质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只有基于动态因子方法计算的核心通货膨胀(采用卡尔曼滤波)能够通过这些检验。

    Rich and Steindel(2007)根据美国的CPI和PCE(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数据对采用剔除法、加权中位数法和指数平滑法计算的核心通货膨胀进行了追踪通货膨胀趋势的能力和预测标题通货膨胀的能力两方面的比较，发现采用不同的标题通货膨胀、不同的样本区间和不同的评价标准会得到不同的结论，不能找到一种最好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

    Bermingham(2010)根据美国的PCE数据对采用单变量滤波和平滑方法、基于波动性的计算方法、基于持续性的计算方法、基于动态因子的计算方法和SVAR方法计算的10种不同的核心通货膨胀进行了追踪通货膨胀趋势的能力和预测标题通货膨胀的能力两方面的比较，发现很难找到更加有效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而且，这些核心通货膨胀度量追踪通货膨胀趋势的能力和预测标题通货膨胀的能力居然无法超越简单的基准序列。

    Down et al.(2010)根据美国的CPI数据对采用基于波动性的计算方法、单变量平滑方法和小波方法计算的核心通货膨胀进行了基本统计性质检验以及追踪通货膨胀趋势能力和预测标题通货膨胀能力的比较，发现根据小波方法计算的核心通货膨胀表现最好。

    上述这些研究表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标题通货膨胀、不同的样本区间和不同的评价标准会得到不同的结论。至于无法得到一致检验结论的原因，Rich and Steindel(2007)认为，暂时性价格变化的特点和原因千变万化，一种特定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方法显然无法有效地剔除所有的暂时性价格波动。Silver(2007)认为，应该使用多个核心通货膨胀作为操作目标。如果不同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给出了类似的结果，则货币当局可以根据这些度量作出令人信服的决策。如果结论不一致，则需要根据这些核心通货膨胀构造方法的差异来分析通货膨胀过程。此外，适用于一个国家的核心通货膨胀评价标准，可能对另一个国家是不适用的；适用于一个国家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也可能对另一个国家是不适用的。因此，核心通货膨胀的计算和评价要基于具体国家的数据。

    五、应用

    在核心通货膨胀领域，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是，核心通货膨胀是否比标题通货膨胀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目标。其实，本文归纳的三种核心通货膨胀定义已经回答了“为什么货币政策应该盯住核心通货膨胀”这一问题：因为货币政策要经过一个较长且不确定的时滞期才能发挥作用，所以货币政策应该盯住持续性通货膨胀；因为货币政策是一种总量调节政策，不具备结构调节功能，所以货币政策应该盯住普遍性通货膨胀；因为名义摩擦会带来扭曲，所以货币政策应该盯住能够使福利损失最小化的通货膨胀度量。现有的研究也多从以上三个角度对为什么货币政策应该盯住核心通货膨胀进行定性分析，但是定量研究还很少。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一些学者利用多部门新凯恩斯模型对核心通货膨胀领域的这个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的定量分析。

    Dhawan and Jeske(2007)在新凯恩斯模型中引入能源部门，并假设能源既进入家庭的最终消费又进入厂商的生产函数，研究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应对能源价格冲击。冲击-响应分析表明，与盯住标题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相比，货币政策盯住剔除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货膨胀能够减轻能源价格上升导致的产出下降和通胀上升。因此，货币政策应该盯住核心通货膨胀。Mishkin(2007)利用美联储建立和维护的FRB/US模型，在联邦基金利率分别盯住PCE和核心PCE(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PCE)这两种不同的货币政策情景下，模拟了石油价格上升对美国经济的学术参考网dylw.net影响，发现相对于盯住核心PCE的货币政策，盯住PCE会导致货币政策过度紧缩，联邦基金利率大幅上升从而失业率显著上升。Bodenstein et al.(2008)建立了一个包含能源部门并存在价格粘性和工资粘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证明了代表性家庭的福利损失函数，发现完全灵活的能源价格波动不影响福利水平。Bodenstein et al.(2008)比较了盯住标题通货膨胀和盯住剔除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货膨胀两种不同的前瞻性泰勒规则，发现当经济面临能源价格冲击时，采用第二种泰勒规则可以得到与完全承诺的最优货币政策非常相近的反应模式，而采用第一种泰勒规则会严重偏离最优货币政策并导致较大的福利损失。

    以上三篇论文建立的都是包含能源部门和消费品部门的两部门模型，只能够比较标题通货膨胀和剔除能源价格得到的核心通货膨胀。但是，还存在许多不同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方法，剔除法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要在众多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和标题通货膨胀之间进行系统的比较，必须建立更加贴近现实的多部门新凯恩斯模型。Siviero and Veronese(2011)、Eusepi et al.(2011)和Hou and Gong(2011a)都建立了标准的多部门新凯恩斯模型，并采用福利标准对盯住标题通货膨胀和各种核心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进行了比较，发现采用基于“福利损失”定义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能够显著减小名义摩擦导致的扭曲。Siviero and Veronese(2011)和Hou and Gong(2011a)还发现，盯住基于“福利损失”定义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能够提高货币政策的短期非中性程度。

    现有的研究都表明，货币政策更应该盯住核心通货膨胀，这为核心通货膨胀在货币政策决策过程的使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通货 膨胀目标制出现以来，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越来越重视核心通货膨胀。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通货膨胀目标制：国际经验》一书中指出，因为核心通货膨胀度量的是标题通货膨胀的潜在趋势而不是暂时性波动，所以核心通货膨胀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目标；而且，使用核心通货膨胀有助于中央银行向公众解释并不是所有冲击导致的价格上涨都会导致持久的通货膨胀。美联储特别关注核心PCE。自2004年7月起，美联储开始在每半年一次向国会提交的货币政策报告(Monetary Policy Report)中提出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对核心PCE的预测。欧洲中央银行虽然没有明确将核心通货膨胀作为其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指标，但是其货币政策的目标是消费者价格调和指数(harmonized index of consumer price，HICP)年度增长率低于2%，即中长期的价格稳定，这与在度量核心通货膨胀时要消除短期内的暂时性价格波动是不谋而合的。而且，欧洲中央银行还在其月度公告(Monthly Bulletin)中例行公布各种核心通货膨胀指标。新西兰在1990年就开始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世界上最早采用这种货币政策策略的国家，其通货膨胀目标是在中期CPI年度增长率在1%—3%之间，但是新西兰储备银行与政府签订的政策目标协议(policy targets agreement，PTA)指出，因为包含各种暂时性波动，所以实际的CPI会围绕中期通货膨胀趋势波动。1999年的PTA更是明确指出，价格的潜在趋势即核心通货膨胀才是货币政策的合适目标。加拿大银行于1991年开始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虽然与新西兰一样，其通货膨胀目标是用标题通货膨胀描述的，但是加拿大银行认为核心通货膨胀能够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用的指导。表1给出了世界各国官方采用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很显然，简单易懂的剔除法依然是最常用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方法。但是，正如Rich and Steindel(2007)指出的那样，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剔除法是一种好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

    

    六、结论和展望

    本文归纳了三种不同的核心通货膨胀定义——“持续性通货膨胀”定义、“普遍性通货膨胀”定义和基于福利损失的定义。其中，根据“持续性通货膨胀”定义和“普遍性通货膨胀”定义度量核心通货膨胀需要借助于统计方法剔除由暂时性或者部门特有冲击导致的价格变化，可以归结为一类，即基于统计模型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估计此类核心通货膨胀度量需要区分由持续性和普遍性冲击导致的价格变化和由暂时性和部门特有冲击导致的价格变化，需要识别哪些冲击是持续性和普遍性的，哪些冲击是暂时性和部门特有的，以及这些不同种类的冲击对各种商品的价格变化造成了什么影响。很显然，式(1)和式(2)所示的分解方法还过于简略。侯成琪等(2011)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他们通过多部门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对各部门商品的价格变化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商品价格变化的分解公式。本文认为，多部门货币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将有助于更加深入地剖析总量因素和部门因素对各部门通货膨胀的影响，为有效地度量核心通货膨胀提供更好的理论基础。此外，如果能够综合“持续性通货膨胀”和“普遍性通货膨胀”这两种定义，在度量核心通货膨胀时既剔除暂时性冲击导致的价格变化又剔除部门特有冲击导致的价格变化，将能够提高此类核心通货膨胀度量的有效程度。另一类基于福利损失的核心通货膨胀定义认为，货币当局反对通货膨胀的原因是通货膨胀会带来福利损失，因此核心通货膨胀是能够使福利损失最小化亦即能够使名义摩擦导致的扭曲最小化的通货膨胀度量方法。Siviero and Veronese(2011)、Eusepi et al.(2011)和Hou and Gong(2011a)等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他们构建了存在多个异质性生产部门的新凯恩斯模型，借助于福利分析求出了各部门通货膨胀在核心通货膨胀中的权重，然后通过对各部门通货膨胀的加权平均计算核心通货膨胀。他们发现，各部门通货膨胀在核心通货膨胀中的权重主要取决于各部门商品的价格粘性水平，价格粘性越大则该部门通货膨胀在核心通货膨胀中的权重越大。然而，除了价格粘性水平之外，还有哪些部门异质性因素造成了部门之间的差异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福利损失，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这两类不同的定义衍生出两类不同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方法。基于持续性和普遍性通货膨胀定义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都建立在统计模型的基础上。其中，基于动态因子的计算方法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横截面和时间序列两个维度的信息，从而更具优越性。而且，在估计核心通货膨胀的状态-空间模型中，观测方程可以随着商品价格分解公式的改进而扩展，适应性很强。当然，采用计量经济方法估计核心通货膨胀面临一个问题：新的样本数据学术参考网dylw.net的加入会改变历史上的估计值。只有当历史估计值的改变可以忽略不计时，才可以放心地采用计量经济方法估计核心通货膨胀，因此结构断点的甄别和样本周期的选取至关重要。基于福利损失定义度量的核心通货膨胀是根据代表性家庭的福利损失最小化直接求解出来的，所以这类核心通货膨胀度量的构造直接取决于货币理论模型的构建。只有当一个货币理论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现实经济时，根据该模型构造的核心通货膨胀才是有效的。

    评价这两类不同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需要不同的标准。基于统计模型估计的核心通货膨胀更多地采用统计标准来评价。虽然评价标准很多，但是本文认为，核心通货膨胀应该满足具有与标题通货膨胀相同的长期均值、具有比标题通货膨胀更小的波动性、标题通货膨胀和核心通货膨胀之间的差异是一个均值为零的平稳序列等基本统计性质，以及核心通货膨胀是标题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而标题通货膨胀不是核心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这种因果关系。特别是满足“标题通货膨胀和核心通货膨胀之间的差异是一个均值为零的平稳序列”这个性质使得盯住核心通货膨胀不仅有助于制定更加有效的货币政策，而且可以兼顾稳定居民生活成本的目标。从构造原理来讲，对基于福利损失定义度量的核心通货膨胀没有统计性质的要求。Siviero and Veronese(2011)甚至认为，因为统计标准在这类核心通货膨胀度量的构造中不起任何作用，所以不应该要求这类核心通货膨胀度量满足这些统计性质。但是，本文认为，如果这类核心通货膨胀度量具备优良的统计性质，相当于兼具统计基础和理论基础，对于核心通货膨胀的推广和应用大有裨益。

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核心通货膨胀； SVAR模型；核心CPI

中图分类号： F812.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2014）03005705

一、引 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矛盾及不确定性因素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愈显突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准确研判通货膨胀走势，为制定货币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就成为一大议题。理论上，货币政策目标应设定为常用于衡量通货膨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但CPI中作为综合指数，不可避免地包含个别商品的短期供给冲击。如果不能将这部分暂时波动识别出来，货币政策对总体CPI的暂时波动做出反应，很可能加剧产出的波动。鉴于CPI中食品和能源价格受到供给端的临时性冲击比一般商品波动较大，各国央行实践中的常见做法是剔除食品与能源，然后对余下的消费类品种进行重新加权，得到核心CPI。

虽然剔除法核心CPI在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学术界对于核心通货膨胀至今没有统一的定义。沿着核心CPI的不同定义，分为两种测算思路：（1）核心通货膨胀应衡量的是通货膨胀的普遍性成分，这类测算方法有最早的剔除法、Bryan和Cecchetti[2]提出的加权中位数法和修剪均值法与Dow[3]的波动性加权法等。（2）核心通货膨胀应捕捉通货膨胀的长期趋势，相应方法有Cogley[4]的指数移动平均法、Culter[5]的持久性加权法、Quah和Vahey[1]的SVAR方法、Bagliano和Morana[6]的共同趋势法、Bryan和Cecchetti[7]的动态因子模型等。也有的研究将剔除法、加权中位数法、修剪均值法、波动性或持久性加权法和移动平均法等统称为统计方法，而将SVAR方法和动态因子模型等统称为基于模型的方法。统计方法易于操作，且容易被公众理解，但存在缺乏经济理论支持、方法选择主观性强及前瞻性弱等缺点。而SVAR方法具有良好的经济理论基础且预测能力较强。

我国不少学者借鉴上述测算方法对核心通货膨胀进行实证测算及相应的效果评价。范跃进和冯维江[8]用剔除法、截尾均值法和加权中位数法测算了我国1995―2004年核心CPI的年度和月度数值，发现加权中位数法和20%截尾均值法较好地拟合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区间内实际运行情况。龙革生等[9]比较了我国核心CPI的五种方法测算结果，认为受到食品权重过大的影响，不对称修剪法和加权中位数法的效果较差。张延群[10]基于实际总产出、M2和CPI建立VAR模型，测算了1994―2009年我国季度核心CPI数据。赵昕东和汤丹[11]基于CPI类数据构建动态因子模型，提取其中的不能直接观测因子作为我国核心通货膨胀的估计结果。苏芳等[12]利用持久性和支出比重双加权法测算了我国的核心CPI，发现持久性加权法CPI波动性与CPI相差无几，而双重加权法核心CPI波动性甚至大于CPI。

Quah和Vahey的SVAR方法以货币的长期中性作为基础，赋予冲击以明确的经济意义，受到国内研究者的重视。赵昕东[13]利用SVAR模型估计了我国1986―2007年的年度核心CPI，发现该方法估计的核心CPI具有良好的趋势追踪能力。简泽[14]建立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的二元SVAR模型，测算了1954―2002年的年度核心通货膨胀序列，并指出有必要在模型中引入新的变量，以便细化冲击影响，得到更具体丰富的结果。因此，本文拟通过细化冲击改进Quah和Vahey方法，构建包括产出、货币供应量、CPI与食品CPI的四元SVAR模型，实证测算我国1998年1月至2013年9月的核心CPI，并进行相应的效果评价。

二、改进的SVAR模型设计

VAR模型由于具有较好的预测效果而广泛运用于多变量时间序列分析中，但它的新息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不能区分开来对应实际的经济含义。Blanchard和Quah[15]提出对n元VAR模型施加n（n-1）/2个长期约束以识别结构冲击，得到SVAR模型。Quah和Vahey建立产出和CPI的SVAR模型，施加需求冲击长期产出效应为零的约束，识别出SVAR模型的结构化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将CPI受到供给冲击的部分视为核心CPI。

测算我国核心通货膨胀需要考虑的因素错综复杂，但也不乏其鲜明的特征。首先，食品在我国CPI权重较大，食品CPI对CPI走势的直接影响较大。但目前食品在我国城乡居民各项支出中占比也较大，如果直接剔除食品CPI测算核心CPI很可能导致信息缺失。因此，有必要在模型中加入食品价格因素单独衡量其影响。其次，我国的通货膨胀比较符合货币数量论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货币现象，需求增长过快的原因是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显著增长。因此，本文在Quah和Vahey的SVAR模型基础上，将总需求冲击细分为（实际）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并引入食品价格冲击因素，建立模型如下：

假设我国经济中存在如下四种结构化冲击：实际需求冲击

三、核心CPI估计

1. 变量的选取和处理

本文选用GDP、货币供应量、CPI和食品CPI四个变量的月度数据构建SVAR模型。其中，由于GDP没有月度数据，所以产出选择工业增加值变量，同时为消除季节因素影响，产出采用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率数据；货币供应量用M2同比增长率衡量；相应地，消费者价格指数和食品价格指数也选用同比数据。本文设定的样本区间为1998年1月至2013年9月。经济意义上的长期一般为15年或更长，数据序列长度符合建模要求。

2. 平稳性检验

一般地，如果变量不平稳且存在协整关系，那么VAR模型将不平稳，其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结果的准确性大为降低。因此有必要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式（7）计算出来的结果只是差分形式，核心通货膨胀的水平值还需要设定一个适宜的初始值。由于在长期内通货膨胀和核心通货膨胀的均值应该相同，这里将初始值设为通货膨胀的平均值101. 9300，然后逐项累加得到核心通货膨胀序列。从图1可以看出，核心CPI序列与CPI序列在整个时段内具有相同的波峰、波谷和波动频率。

图1 两种方法估计的我国核心通货膨胀结果

四、效果评价

为进行测算效果的评价比较，这里选用剔除法测算的核心CPI作为对照基准。考虑到居民消费价格类在2000年及以前不含服务项目，2000年及以前服务项目为单列大类，且烟酒及用品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2001年开始有数据，之前为杂项商品与服务，因此，剔除法测算的核心CPI从2001年1月开始。具体测算过程是：（1）按照何新华[16]的方法估计了2000―2011年居民细分现金消费支出权重，将上一年的数据作为下一年的CPI计算权重。（2）剔除食品和交通与通讯两项，将剩余的六大类按照权重重新加权得到2001年1月至2013年9月的剔除法核心CPI数据（如图1所示）。剔除法和SVAR方法的核心CPI测算效果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评价：

1. 波动性

核心CPI的测算过程中要尽量剔除CPI中的短期冲击，因此，核心通货膨胀应具有一定的削减波动性能力。从图1中不难看出，剔除法核心CPI起到了较好的“削峰平谷”作用，而SVAR方法核心CPI的消减波动性能力较差。进一步计算发现，CPI的标准差为2. 3700，SVAR方法核心CPI标准差稍小些，为2. 1700，而剔除法核心CPI标准差仅为1. 2600。

2. 趋势追踪能力

SVAR方法核心CPI与CPI的相关系数达到0. 9400，而剔除法核心CPI与CPI的相关系数为0. 7600，说明SVAR方法测算结果与原序列的相关性明显强于剔除法。

理论上来讲，核心CPI应该和CPI序列一样，同为I（1）序列，且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这里首先采用ADF检验对两种核心CPI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由表1可知，两种核心CPI均为I（1）序列。然后用E-G两步法进一步作协整关系检验，从表4中ADF检验结果可知，SVAR方法核心CPI、剔除法核心CPI与CPI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但SVAR方法核心CPI统计量明显小于剔除法核心CPI。进一步做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发现SVAR方法核心CPI与总体CPI存在协整关系，而剔除法核心CPI与总体CPI不存在协整关系。所以，综合两种方法来看，我们认为SVAR方法的趋势追踪能力胜于剔除法。

五、结 论

本文改进Quah和Vahey方法，构建包含产出、货币供应量、CPI与食品CPI的四元SVAR模型，通过施加长期约束测算了我国1998―2013年的月度核心通货膨胀，并与剔除法核心通货膨胀进行波动性、趋势追踪能力和预测能力方面的效果比较。结果表明，在消减波动性能力方面，SVAR方法核心CPI的效果稍逊于剔除法核心CPI；但在追踪CPI趋势和预测能力方面，SVAR方法核心CPI的效果要胜于剔除法核心CPI。因此，SVAR方法是一种可应用于测算我国核心通货膨胀的优良方法。

参考文献：

[1] Quah， D. ， Vahey， S. P. Measure Core Inflation[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5，105（432）：1130-1144.

[2] Bryan，M. F. ， Cecchetti， S. G. Measuring Core Inflati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95-215.

[3] Dow， J. P. Measuring Inflation Using Multiple Price Indexes[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1994. 1-20.

[4] Cogley， T. A Simple Adaptive Measure of Core Inflation[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02，34（1）：94-113.

[5] Culter， J. Core Inflation in the UK [R]. Dissussion Paper， Bank of England， 2001. 1-29.

[6] Bagliano， F. C. ， Morana，C. Measuring US Core Inflation： A Common Trends Approach[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3，25（2）：197-212.

[7] Bryan， M. F. ， Cecchetti， S. G.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as a Measure of Inflation[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Economic Review， 1993，（4）：15-24.

[8] 范跃进，冯维江. 核心通货膨胀测量及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对中国1995―2004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 2005，（5）：6-13.

[9] 龙革生，曾令华，黄山. 我国核心通货膨胀的实证比较研究[J]. 统计研究， 2008，（3）：20-26.

[10] 张延群. 中国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度量及其货币政策涵义[J]. 金融研究， 2011，（1）：64-72.

[11] 赵昕东，汤丹. 基于CPI 分项目价格指数的中国核心通货膨胀估计及政策选择研究[J]. 统计研究， 2012，（7）：31-36.

[12] 苏芳，胡日东，臧楠. 持久性加权核心通货膨胀估计及其预测能力评价[J].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13，（1）：123-132.

[13] 赵昕东. 基于SVAR模型的中国核心通货膨胀的估计与应用[J]. 统计研究， 2008，（7）：45-51.

[14] 简泽. 中国核心通货膨胀的估计[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5，（11）：4-14.

[15] Blanchard， O. J. ，Quah， D. The Dynamic Effects of Aggregate Demand and Supply Disturbanc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79（4）：655-673.

[16] 何新华. 准确理解CPI之争中的几个关键概念[J]. 宏观经济研究， 2011，（3）：3-7.

[17] 齐红倩，李民强.我国流动性过剩、CPI变化机制与通货膨胀度量[J]. 财经问题研究，2013，（2）.

[18] 孙宗扬，王庆石.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途径研究[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3，（3）.

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11篇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效应如何,是宏观经济学的热点问题之一｡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只是一个货币现象,有研究证实价格变动与货币供应密切相关,片面地认为只有货币政策有效｡罗伯特•狄夫纳,汤马斯•斯达克与赫伯特•泰勒(1996)实证研究和估计了货币政策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收入增长的长期关系｡但是货币主义通货膨胀决定理论存在局限性(龚六堂,2002),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存在联系,财政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也是有效的｡

经济学家们一般都认为,赤字财政政策是通货膨胀特别是高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通过创造过度总需求,不断发生的财政赤字导致了通货膨胀,如ThomasSargent｡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央行不将赤字货币化的条件下,赤字仍然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米勒(1983)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实行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弱联系｡

但在实际运用中,更多的结论是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时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达雷特(1985)发现货币供给和赤字都显著影响通货膨胀,但财政政策中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比货币供给更可靠;哈姆雷特(1981)等发现一些证据证实赤字与通货膨胀和货币供给存在联系｡SadanandaPrusty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1960—1961年与1990—1991年期间印度各州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影响价格水平｡多年来由于缺乏资金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印度中央政府一直实行赤字财政的政策｡由此导致居民需求加大,而供给的增长比例小于需求的增长幅度,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印度在1991年改革之后,开始控制财政赤字,同时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通货膨胀有了明显好转,1993—2000年均通货膨胀率是7.1%,2000—2004年均通货膨胀率为4.32%,成为一个亮点｡通过研究印度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因素之间的协整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检验1994年到2004年印度财政货币政策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同时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具体分析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具体因子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具有相同国情的中国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治理通货膨胀问题提供借鉴支持｡

二､模型分析

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协整(co-integration)理论发现,把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特殊组合后可能呈现出平稳性｡大多数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协整理论是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

格兰杰在协整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格兰杰协整定理,解决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定理证明了协整概念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协整关系的一种必然的等价表达形式就是误差修正模型(ECM)｡如果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必然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而如果非平稳变量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那么该变量之间必然存在着协整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是直接对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做出判断的重要方法｡

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选取财政赤字(FD)分析财政政策效应｡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应量的三个层次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为货币政策的代表衡量货币政策效应｡通货膨胀水平使用批发物价指数(WPI)来衡量｡

三､数据与实证结果

1.样本数据的选取

选取印度物价消费指数(WPI)､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财政赤字(FD)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变换数列为LNCPI､LNGE､LNM0､LNM1､LNM2､LNM2｡采用月度时间序列,样本期间从1994年4月至2004年3月,共132个样本｡数据来源于印度储备银行:HandbookofStatisticsonIndianEconomy｡

2.ADF单位根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要求时间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首先对这些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可知,LNCPI､LNM0､LNM1､LNM2､LNM3选择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均为I(1),而LNFD在不含有常数项和都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为I(1)｡总体而言,6个变量均含有单根,必须差分之后才能平稳｡因此,所列的6个变量在水平值上都是非平稳的｡如果继续对这6个序列的1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这6个变量都是差分平稳的｡

3.协整检验､协整分析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通过单位根检验得知指数序列都是I(1)过程,可以对指数序列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选择4阶滞后就能很好地满足检验要求,同时建立了ECM模型｡

轨迹检定(tracetest)中,在R=0时,轨迹统计量123.9478､大于5%显著水平,拒绝5%水平下虚无假设｡而后在R≤1的情况下,轨迹统计量小于5%显著水平,所以在轨迹检定下变量之间存在1个共整合向量｡

接下来得到标准化协整系数的协整关系估计:

LNICPI=0.32LNFD-2.31LNM0+0.54LNM1+2.73LNM2-0.9LNM3+vecm(1)

方程(1)表明,协整关系检验说明在5个变量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相互作用和共同趋势｡M1､M2序列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序列有相同的变动趋势｡LNCPI与M2成正方向变动,协整系数较大;而LNCPI和M1协整系数比较小,但M0和M3成反方向变动的协整系数较大｡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使用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对各自短期波动的影响｡将方程(1)代入误差修正模型,得到方程(2)为,*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标准误,[]表示t-统计量,下同,

分析上述ECM方程我们发现,首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统计上的关系显著((2)方程中协整误差et的系数显著),表明受长期均衡关系的影响较强;其次,在短期调整当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量对财政赤字的作用显著,这是财政政策短期有效的体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于各个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微弱,这说明货币政策短期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4.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检验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影响关系(Granger,1969)｡选择影响关系最为显著的滞后阶数得到附表的估计结果｡

5%的水平下,*表示拒绝原假设,结果显示财政赤字FD对CPI产生显著作用,对CPI存在显著格兰杰影响;其次,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CPI没有显著的格兰杰影响,也验证了协整分析中协整关系不显著,说明货币供应量不是物价的主要决定因素,这说明货币政策作用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四､结论分析

以上对印度通货膨胀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了分析,由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印度财政赤字与物价水平长期呈正相关的关系,短期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显著,印度控制赤字财政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有效,表明印度财政政策的效应较强｡印度的政策执行者认为,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左右,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就会有利｡印度政府从增收和节支两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控制财政赤字控制通货膨胀｡第一,简化税制､调整税率､扩大税基,增加财政收人;第二,改变财政赤字弥补方式,控制印度储备银行的信贷发行;第三,加强国债管理,减少补贴支出,征税筹集的资金用于政府经常性支出,债务资金则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促进生产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第四,减少政府开支,合理调整支出结构,重点发展公共财政;第五,抑制货币供给总量的增长｡印度储备银行通过采取反通货膨胀措施,降低实际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上调现金储备率(GRR)实施公开市场业务销售政府证券｡

第二,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水平短期影响程度较小,作用不显著｡但长期存在均衡关系｡长期M1､M2､M3和物价水平通向变动,符合经济学假设｡

第三,综合以上,可以看出印度财政政策短期与长期控制物价水平的效应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短期调节物价水平的作用不明显｡由于印度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长期的赤字财政,治理通货膨胀总量调节运用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只成为辅工具,通过货币供应量总量调整的作用并不明显,货币供应量中介的宏观调控能力较弱｡印度主要运用选择性信贷控制,传统的货币政策三大调控工具的作用不明显｡

五､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我国1998年至2004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起了巨大作用,尽管目前通货膨胀率较低,但考虑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大量赤字,财政政策应当转型,淡出宏观调控,主要用于供给结构性调整,总量调整以货币政策为主｡

第一,谨慎运用赤字财政,转向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赤字财政政策的不合理容易导致财政风险,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财政政策必须考虑削减赤字规模,转向对经济结构调整,淡出总量调整,转向公共性财政｡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作用就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总量调控只能调节需求总量而不能调节供给总量,更不能调节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降低国债发行规模,逐步降低赤字率,缩减隐性债务,调整支出结构,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防止局部性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12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 成因 对策

一、通货膨胀的含义与类型

1通货膨胀的含义

在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供求均衡，一般物价水平稳定并不经常出现，相反，货币供求失衡，一般物价水平波动是经常发生的，当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一般物价水平持续上升时，通货膨胀就会出现。通常情况下，通货膨胀可以定义为：由于货币供应过多，超过流通中对货币的客观需要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物价总水平持续普遍上升的经济现象，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量持续大量地超过货币需求量。美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教授认为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地发生，都是一种货币现象。

2通货膨胀的类型

(1)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亦称超额需求通货膨胀，主要从需求的角度来寻求通货膨胀的根源，是指在生产量或生产成本不变的情况下，由于需求的变动，使得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过多的需求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显著上涨，通俗地讲是“过多的货币追求过少的商品”。

(2)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

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即供给型通货膨胀，旨在说明在整个经济还未达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物价上涨的原因，是指在没有超额需求的前提下，由厂商生产成本的增加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持续普遍的上升。成本推动通货膨胀主要是由工资的提高和利润的提高造成的。

(3)结构性通货膨胀

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在没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情况下，只是由于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造成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侧重从经济结构，部门结构来分析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的机理，认为部门间发展的差异和不平衡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源。

二、当前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

1.货币超发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08年以来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2010年、2011年我国对货币政策进行了微调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由于我国央行独立性较差，货币政策一直从属于财政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一直处于超发状态。从2008年1月到2011年12月，我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从41.78万亿元，已经增长到了85.16万亿元。根据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理论来看，钱多了总归是要爆发出来的，可能通过CPI爆发，也可能通过资产泡沫爆发出来。

2.国内成本上升推动了CPI的走高

近年来，国内各种初级原材料价格不断攀升，加上劳动力、土地、服务费用等成本的上升，使得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直居高不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经济蓝皮书》，2003-2010年农民工年均工资平均增长10.2%，近三年涨幅明显加快到17%左右。土地成本也出现趋势性上涨，特别是农业生产成本上涨明显，以2005年12月为基期，到2011年3月，牲畜产品上涨70%，农业服务费用上涨50%以上，农业生产资料上涨40%。在国内成本上升的压力下，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剧增，通过价格机制的传导作用，进一步推动下游各种成品价格的上涨。

3.公众对物价上涨的预期

在2010年第1季度，社会公众对物价上涨的感知成为社会共同的对通货膨胀的理性预期。至2010年第4季度，有73．9%的被调查者持物价持续上涨预期的比例达到61．4%。随着CPI的快速走高，我国对通货膨胀的共同理性预期开始形成。理性预期带来的通货膨胀会在短期内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偏好、投资选择等，从而给宏观调控和人民生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三、应对当前通货膨胀的对策分析

1.维护物价稳定的预期

政府首先应该在舆论上引导人们形成物价稳定的预期，使人们对未来物价环境充满信心；另一方面，政府应动用储备予以遏制，并协调相关物资的生产和进口目标，缩小未来的供求缺口，特别是对于粮价等牵涉城乡平衡发展大计、应该合理回升的因素，应通过库存储备和产量进行调节，使其价格坚持每年稳中略升的态势，避免因供求缺口过大导致价格突然暴涨的现象，进而对物价预期造成冲击。

2.加强金融特别是特定经济部门的监管

虽然在目前的金融自由化大趋势下，各国提倡金融以及经济自由化，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经济中不稳定性因素多而复杂，并且我国刚刚彻底的实现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因此，我国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在取消一些不合理的金融、经济管制的同时，也应该通过不断完善的法律以及通过体制的不断完善加强监管。

3.开发内需

开发内需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国内需求市场开发潜力巨大，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胀。1995年以来，中国形成了出口导向、被动超发货币的经济模式，通胀经济是被动超发货币的恶果。今天中国广义货币超过6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1.6到1.8倍，广义货币与GDP之比全球最高。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引导企业将商品卖到购买力较强的地区，但国内的消费者却在国内等着买商品，再加上国内市场过量的货币供应，使货币与商品之间出现不平衡状态。对企业而言，中国内需市场尚待开发的空间非常大。大家认为中国人不花钱是因为教育、医疗成本太贵，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消费者对国内商品、服务的满足度不够也是导致内需市场未完全开发的重要原因。

4.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治理通货膨胀

现在的世界是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几乎己经没有什么经济体可以独立于世界其他经济体之外。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价格问题不仅仅只是中国的问题，其波动趋势必受到国际上政治、经济的影响。要解决当前中国通货膨胀问题，应当立足于国际，必须在认清国际经济走势的基础上来调整我国目前的经济政策，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在合作中鼓励竞争。

参考文献：

[1]吴振坤.如何认识当前的通货膨胀及其应对的政策措施[J].党政干部学刊，2011

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13篇

现代财务管理的核心是财务决策，按其所涉及内容和环节，财务决策可以分为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通货膨胀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经济环境因素之一，影响着企业财务决策的各个环节。

笔者拟在阐述通货膨胀的含义及其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分析通货膨胀对企业财务决策各个环节的影响，进而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策略。

一、通货膨胀的含义及特征

通货膨胀一般是指纸币的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状况。它是纸币流通条件下特有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通常表现为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亦即货币所代表的商品价值普遍下降。因此，局部性的价格上涨不能视为通货膨胀，季节性、暂时性或偶然性的物价上升也不能视为通货膨胀。同时，并不排斥通货膨胀过程中有个别商品价格的下跌。

具体到财务领域，从理财的一般理念而言，通货膨胀的特征表现为通货膨胀期间，所持有的现金及其等价物一般会遭受货币购买力贬值的损失，而持有实物资产则一般会获得持有利益。

企业的货币性资产和货币性负债的金额是固定不变的，但它们所代表的实际购买力却随着物价水平的变动而变化。与此相反，非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负债的价格一般是变化的，但它们所蕴藏的购买力却不随物价水平的变动而变化。因此，当物价水平上涨时，实物性资产和负债的价值也上涨，而货币性资产和负债的实际购买力要下降，出现贬值的损失。

二、通货膨胀对财务决策的影响

(一)通货膨胀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企业投资是指以收回现金并取得收益为目的而发生的现金流出。企业的投资，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以投资时间的长短为依据，可以分为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以投资的对象为依据，可分为项目投资和证券投资。本文以长期投资中的项目投资(资本投资)为例来说明通货膨胀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在做项目投资决策时，对投资项目的评价常用折现指标(如净现值、现值指数、内含报酬率等)和非折现指标(如投资回收期、会计收益率等)两类。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通常以折现指标作为投资决策方案评价的主要依据，而非折现的方法是把不同时间的货币收支看成是等效的，所以在决策方案评价时，其指标只起辅助作用。

在用折现指标做项目投资决策分析时，预测不同时期的现金流量则成了关键。在不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项目的现金流量比较容易估算，但在通货膨胀条件下，由于物价水平的上升及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将对项目的现金流量产生如下重大影响：

1 造成虚假的税后经营利润

在不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通常以历史成本的损益表为依据来预测未来的税后经营利润，该利润仅仅是企业正常盈利的收益；而在通货膨胀时期，则大相径庭。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下，项目的税后经营利润是历史成本和现行收入相配比的计量结果。在其盈利中，不仅包括了企业正常盈利的营业收益，而且还包含着企业已实现的资产存置收益。后者是在通货膨胀情况下企业资产增值而获得的，它实际上并非真实的收益，而是虚增的收益。因通货膨胀而高估的会计收益，也使企业承担了不应承担的所得税。

2　造成折旧与摊销的不真实

由于计提折旧的依据是历史成本而非重置成本，在通货膨胀时，传统的会计处理方式就会歪曲企业的折旧与摊销的真实情况。

3　影响企业经营营运资本和资本支出

通货膨胀下，由于原料价格上升，保持存货所需的现金将增加，人工和其他费用的现金支付也将增加，售价提高使应收账款占用的现金也将增加。企业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应收账款及坏账损失，不得不增加流动资金的投入，这势必影响企业的经营营运资本。同时，也影响着企业的资本支出。

上述影响将对项目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变化，会使企业遭遇现金短缺的困难。而这一切，都可归因于通货膨胀对现金购买力的“蚕食”作用。

(二)通货膨胀对筹资决策的影响

筹资是指企业根据生产经营等活动对资金的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采取适当的方式，获取所需资金的一种行为。筹资决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取得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包括向谁筹集，在什么时候筹集、筹集多少资金等等。筹资决策的关键是决定各种资金来源在总资金中所占的比重，即确定资本结构，以使筹资风险和筹资成本相配合。通货膨胀的发生，将对企业的筹资环境、筹资风险及筹资成本产生影响。

1　通货膨胀对企业筹资环境的影响

通货膨胀期间，将会出现资金供给不足和企业资金需求增大的现象。国家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对其进行宏观调控，势必紧缩银根，减少货币的供给总量。同时，由于物价持续上涨，随着企业经营风险的进一步加大，银行贷款风险也随之上升，这使得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变得更加谨慎，进一步严格银行贷款的条件。在资本市场上，随着市场利率的上升，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的市场价格暴跌，也增加了企业从资金市场上筹资的难度。对筹资方而言，如前文所述，虚假利润的出现、折旧与摊销的不真实，最终的结果是使企业遭遇现金短缺的困难，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不断膨胀。这种供需不平衡的异常现象，改变了企业筹资的环境。

2　通货膨胀对企业筹资风险及筹资成本的影响

随着筹资环境的变化，企业的筹资风险也将加大，风险对应着报酬，这意味着筹资成本的上升，用公式表示如下：

i=i+p

其中：l－投资者要求的名义报酬率；i－投资者要求的实际报酬率；p－预期通货膨胀率。

(三)通货膨胀对股利分配决策的影响

股利分配是指公司制企业向股东分派的股利，是企业利润分配的一部分。股利分配涉及的方面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确定股利的支付比率，即用多少盈余发放股利、多少盈余为公司所留用。因此，股利决策也被称为内部筹资决策。支付给股东的盈余与留在企业的保留盈余，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减少股利分配，会增加保留盈余，从而减少外部筹资需求。

通货膨胀期间，随着筹资环境的恶化和资金成本的上升，外部融资将变得更加艰难。此外，企业利润中还包含着资产的持有收益。因此，企业利润分还是不分、多分还是少分，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股利分配决策。

三、消除通货膨胀对财务决策不利影响的对策

(一)对历史成本计价方法作适当的修正，对现金流量相关指标加以调整

由于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制定出针对通货膨胀的具体会计准则，在现有的条件下，为使投资决策使用的现金流量相关指标更加真实、可靠、更具相关性，可以在现有的计量模式下，对该指标适当地加以修正，从最大程度上消除通货膨胀对会计信息的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适当的调整：

1　根据企业收入，成本费用以及营运资本的构成实际，结合通货膨胀率，对其作适当的调整。

2　改变折旧和摊销的计算方法

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如果企业采用直线法进行折旧或摊销，将造成按固定资产原始价值提取折旧仍无法实现固定资产的重置，难以维持企业的简单再生产。为此，在预测现金流量时，可采用加速折旧法，缩短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通货膨胀对固定资产更新的影响。

3　按照物价上涨的程度重估存货和固定资产的价值，适当调整营运资本和资本支出的金额

按存货和固定资产的重估价计算确定其被耗用后转化费用的金额，适当调整营运资本和资本支出的金额，用各期实现的收入对所耗用的成本费用予以补偿，将保证投入资本的完整性，增强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二)充分考虑通货膨胀附加率因素，调整收益率评价标准

企业筹资的目的是投资，在做资本投资项目评价时，预期项目收益率也应加入通货膨胀附加率因素，进而在投资项目的收益率与资本成本之间作出比较：当投资项目的收益率超过资本成本时，企业的价值将增加，为可选的投资方案；而当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小于资本成本时，将有损企业的价值。

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14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理论；抑制

一战以后，德国的通货膨胀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这种超速通货膨胀对德国经济有十分不利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它是纳粹兴起和二战开始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给予我们的启示是通货膨胀不容忽视的，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很大。

一、通货膨胀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

在凯恩斯主义者那里通货膨胀是由于资源被充分利用或达到充分就业时，总需求继续上升而导致的。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供应量增加，社会名义总需求量的增长不能自发地带动就业量的增长。而是，当名义总需求增加时，现有产品总量不能增加，价格就必定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成比例地上升，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根据上述观点可以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供应量超过商品流通实际需要量而引起货币贬值、物价普遍上涨的经济现象。

通货膨胀虽然不可预期，但是它的产生有其原因：

（一）成本推动型

在失业率很高且资源利用不足时，由于成本上升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叫做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首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价格变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本的上升主要是由工资的增加引起的。在现代经济中，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市场上，存在着强大的工会组织，它们不断地鼓励工人给企业施加压力，迫使企业提高工资，而具有一定垄断性的企业又会相应地提高产品价格，从而引起通货膨胀。这种由工资的提高引起的通货膨胀被称为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还有一些垄断企业和寡头企业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操纵价格，把产品价格定得很高，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称为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同时，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及由资源枯竭、环境保护政策造成的原材料、能源等生产成本的提高也会引起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二）需求拉动型

总需求的增长速度超出经济潜在生产能力而发生的通货膨胀叫做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是由需求拉动开始的，即过度需求导致物价上涨，物价上升使工资水平上升，工资成本上升又引起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由于需求方的货币竞相追逐有限的商品供给，从而将价格提高；由于失业率下降、劳动力变得稀缺，工资也被抬高；这些现象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到来。除此之外，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产生与货币的发行量有直接的关系。货币的供给快速增加时，随之货币的需求也增加，而货币的需求又使价格水平上升。所以货币的供给通过货币的需求产生通货膨胀。此时货币变得不值钱，没有人储存纸币，反而使大量的纸币涌入市场或甚至流向国外。

（三）结构型

结构型通货膨胀是指收入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不适应和错位引起的通货膨胀。首先，高成长性产业和行业，由于种种约束，不能即时获得所需的资源和人才而将使资源的价格和工人的工资水平不断地上涨。与此同时，那些夕阳性的产业和面临衰退行业的资源和人才相对过剩。但是，由于他们的收入不会下降而引起比较效应上升，工资成本推动物价上涨。这种局面的持续会自然而然地引起通货膨胀。其次，劳动力市场的技术结构、地区结构、性别结构之间的差距将使工资刚性（工资水平能上不能下）增加。同时，这些结构的不合理也会引起失业与空缺位置的并存，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最后，大国或者发达国家示范效应时，小国或者发展中国家向大国或者发达国家看齐。同样，非开放的部门向开放的部门看齐。因此，工资水平和通货膨胀的国际之间和部门之间的传递会导致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不能预期的，也是非均衡的，它的产生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

（一）造成实际收入和实际财富的再分配

1、对收入的影响。如果名义工资率的增长慢于通货膨胀增长速度，公众和企业因货币贬值所获得的货币收入购买力将下降，即实际收入会减少；假如通货膨胀是由于政府借款造成中央银行向社会过量发行货币、增加货币供给，则政府可以因此而增加一笔额外的收入，即通货膨胀税。于是，通货膨胀不利于大多数工薪阶层、退休者、失业者和贫困者、接受政府救济者和债权人。但是，通货膨胀有利于高收入者、企业主、厂商和债务人。

2、对再分配的影响。通货膨胀对再分配的作用主要通过影响人们手中财富的实际价值来实现。一般来讲，非预期通货膨胀会将财富从债权人手中再分配给债务人。即通货膨胀往往不得于债务人而有害于债权人。如果，通货膨胀持续了很长时间，使人们最终有可能预见其发展趋势，并且市场也开始与之相适应，那么市场利率中就会逐渐地包含一种对通货膨胀的补偿部分，主要是对利率进行调整。但是在更多的时候，通货膨胀只是将收入和资产搅合在一起，随机地在全民中进行重新分配，而不会只冲击某些群体。

（二）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1、通货膨胀扭曲价格信号而损害经济效率。在一个低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如果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上升，则买方和卖方都很清楚这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方面都发生了实际的变化，他们就可以对此做出正确的反应。相反，在一个高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很难区分相对的价格变化与整体的价格变化。如果通货膨胀率每月达到20%或30%，商店就会频繁地变动价格以致于相对价格混乱无序、难以适从。

2、通货膨胀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对货币和税收的扭曲来体现。在流通中的现金是名义利率为零的货币。如果年通货膨胀率从0上升到20%，则现金的实际利率就从每年的0降为-20%。现在还没有办法消除这种扭曲。由于货币利率实际为负，在通货膨胀时人们更愿意持有真实资源而减少货币持有量，为此，他们频繁地进出银行。企业也会精心设计现金管理计划。实际资源仅仅被用来适应不断变化的货币尺度，而不是被用来进行生产投资。同时，有一部分固定的税收是以元来表示的。价格上升时，这部分税收的真实价值就会下降。假如在计算应交税的收入时，扣除一个价值固定的免税额；而出现通货膨胀时，那份标准免税额的真实价值会减少，所缴纳的税收的实际价值却上升。除了对税收的扭曲以外，通货膨胀也扭曲了收入的衡量标准来影响税收体系。

（三）对就业和国民收入（产出）的影响

较高的通货膨胀影响就业和产出水平。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在一定条件下，能促使厂商扩大生产规模、增加雇佣工人；通货膨胀使银行的实际利率下降，这会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总供给的增加。当供给下降引起通货膨胀时，国民收入和就业量随之下降，导致大多数工人处于失业状态。

长期来说，通货膨胀与产出的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倒“U”形的关系。许多国家的研究表明各国的产出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低通货膨胀的国家经济增长最为强劲，而高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国家的增长趋势则较为缓慢。

三、消除通货膨胀的对策

根据历史上的通货膨胀的事实，我们不难发现，通货膨胀达到一定程度时，会破坏资本的正常循环，到严重时也会引起政治危机。因此，采取一些消除通货膨胀的措施是有必要的。

（一）需求紧缩政策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发生时，政府一般都会采取需求紧缩政策。因为，这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供应量过多引起的。因此，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是需求紧缩政策的核心。财政政策方面国家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收支总额，减少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收入，调整财政收支项目怎样能压缩公共开支，开征新税种，提高税率而控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通过提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减少社会信用规模及货币供应量。

（二）供给管理政策

供给是影响物价的重要因素。因此，控制货币数量和控制社会总需求都是消除通货膨胀的有效措施。从长远看，发展生产，增加经济中有效供给是抑制物价水平上涨和控制通货膨胀的根本性措施。在面临通货膨胀时很多国家都注意到了压缩总需求的同时改善投资结构，集中资金优先发展占用资金不多，投产期限短，市场紧缺的产品。同时，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较快地增加有效供给，减轻市场需求压力，改善产业结构。

（三）物价和收入政策

通货膨胀时，工资和物价都会继续上升是推进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这时有必要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增长率进行限制，特别是工资增长率。这使工资增长率不会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这需要政府拟定物价和工资标准，劳资双方共同遵守。采取这虚张声势措施会降低通货膨胀率，保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就业水平。采取措施时可以采用自愿性和强制性两种方法。自愿性的做法是政府以劝导的形式使劳资双方自愿约束价格和工资的变动，它适用于通货膨胀程度较轻的情况。强制性的做法事实上是对工资的冻结。该方法对控制成本推进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

（四）国际收支政策与国际紧缩政策

如今的通货膨胀与以往的相比具有世界性和长期性，这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方面。当某一个国家发生通货膨胀后，通过外贸等国际间的经济往来向其他国家传播，所以采用外贸与国际收支政策是有必要的。这样不仅能够制止本国内通货膨胀，也能够遏制国际通货膨胀传播。但是，这种国际性的通货膨胀必须依赖国际性的紧缩政策来调整，仅靠一国的力量是不够的。

（五）货币改革政策

当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恶性通货膨胀时，就应该通过货币改革加以制止。人们普遍认为，物价上涨率每月达到50%以上，每年达到600%以上，并且持续一段时间，才称为恶性通货膨胀。在此情况下，原来的货币已经失去了信用基础，通过货币改革废弃旧币，发行新币，制定保证新币币值稳定措施，是制止恶性通货膨胀的有效措施。

总之，通货膨胀的出现是不可预期的、也具有长期性。政府应针对通货膨胀期的不同阶段采取有效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来减少通货膨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美)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陈友龙,缪代文.现代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赵长茂.宏观经济管理通论[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15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理论；抑制

一战以后，德国的通货膨胀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这种超速通货膨胀对德国经济有十分不利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它是纳粹兴起和二战开始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给予我们的启示是通货膨胀不容忽视的，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很大。

一、通货膨胀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

在凯恩斯主义者那里通货膨胀是由于资源被充分利用或达到充分就业时，总需求继续上升而导致的。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供应量增加，社会名义总需求量的增长不能自发地带动就业量的增长。而是，当名义总需求增加时，现有产品总量不能增加，价格就必定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成比例地上升，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根据上述观点可以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供应量超过商品流通实际需要量而引起货币贬值、物价普遍上涨的经济现象。

通货膨胀虽然不可预期，但是它的产生有其原因：

（一）成本推动型

在失业率很高且资源利用不足时，由于成本上升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叫做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首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价格变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本的上升主要是由工资的增加引起的。在现代经济中，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市场上，存在着强大的工会组织，它们不断地鼓励工人给企业施加压力，迫使企业提高工资，而具有一定垄断性的企业又会相应地提高产品价格，从而引起通货膨胀。这种由工资的提高引起的通货膨胀被称为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还有一些垄断企业和寡头企业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操纵价格，把产品价格定得很高，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称为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同时，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及由资源枯竭、环境保护政策造成的原材料、能源等生产成本的提高也会引起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二）需求拉动型

总需求的增长速度超出经济潜在生产能力而发生的通货膨胀叫做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是由需求拉动开始的，即过度需求导致物价上涨，物价上升使工资水平上升，工资成本上升又引起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由于需求方的货币竞相追逐有限的商品供给，从而将价格提高；由于失业率下降、劳动力变得稀缺，工资也被抬高；这些现象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到来。除此之外，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产生与货币的发行量有直接的关系。货币的供给快速增加时，随之货币的需求也增加，而货币的需求又使价格水平上升。所以货币的供给通过货币的需求产生通货膨胀。此时货币变得不值钱，没有人储存纸币，反而使大量的纸币涌入市场或甚至流向国外。

（三）结构型

结构型通货膨胀是指收入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不适应和错位引起的通货膨胀。首先，高成长性产业和行业，由于种种约束，不能即时获得所需的资源和人才而将使资源的价格和工人的工资水平不断地上涨。与此同时，那些夕阳性的产业和面临衰退行业的资源和人才相对过剩。但是，由于他们的收入不会下降而引起比较效应上升，工资成本推动物价上涨。这种局面的持续会自然而然地引起通货膨胀。其次，劳动力市场的技术结构、地区结构、性别结构之间的差距将使工资刚性（工资水平能上不能下）增加。同时，这些结构的不合理也会引起失业与空缺位置的并存，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最后，大国或者发达国家示范效应时，小国或者发展中国家向大国或者发达国家看齐。同样，非开放的部门向开放的部门看齐。因此，工资水平和通货膨胀的国际之间和部门之间的传递会导致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不能预期的，也是非均衡的，它的产生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

（一）造成实际收入和实际财富的再分配

1、对收入的影响。如果名义工资率的增长慢于通货膨胀增长速度，公众和企业因货币贬值所获得的货币收入购买力将下降，即实际收入会减少；假如通货膨胀是由于政府借款造成中央银行向社会过量发行货币、增加货币供给，则政府可以因此而增加一笔额外的收入，即通货膨胀税。于是，通货膨胀不利于大多数工薪阶层、退休者、失业者和贫困者、接受政府救济者和债权人。但是，通货膨胀有利于高收入者、企业主、厂商和债务人。

2、对再分配的影响。通货膨胀对再分配的作用主要通过影响人们手中财富的实际价值来实现。一般来讲，非预期通货膨胀会将财富从债权人手中再分配给债务人。即通货膨胀往往不得于债务人而有害于债权人。如果，通货膨胀持续了很长时间，使人们最终有可能预见其发展趋势，并且市场也开始与之相适应，那么市场利率中就会逐渐地包含一种对通货膨胀的补偿部分，主要是对利率进行调整。但是在更多的时候，通货膨胀只是将收入和资产搅合在一起，随机地在全民中进行重新分配，而不会只冲击某些群体。

（二）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1、通货膨胀扭曲价格信号而损害经济效率。在一个低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如果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上升，则买方和卖方都很清楚这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方面都发生了实际的变化，他们就可以对此做出正确的反应。相反，在一个高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很难区分相对的价格变化与整体的价格变化。如果通货膨胀率每月达到20%或30%，商店就会频繁地变动价格以致于相对价格混乱无序、难以适从。

2、通货膨胀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对货币和税收的扭曲来体现。在流通中的现金是名义利率为零的货币。如果年通货膨胀率从0上升到20%，则现金的实际利率就从每年的0降为-20%。现在还没有办法消除这种扭曲。由于货币利率实际为负，在通货膨胀时人们更愿意持有真实资源而减少货币持有量，为此，他们频繁地进出银行。企业也会精心设计现金管理计划。实际资源仅仅被用来适应不断变化的货币尺度，而不是被用来进行生产投资。同时，有一部分固定的税收是以元来表示的。价格上升时，这部分税收的真实价值就会下降。假如在计算应交税的收入时，扣除一个价值固定的免税额；而出现通货膨胀时，那份标准免税额的真实价值会减少，所缴纳的税收的实际价值却上升。除了对税收的扭曲以外，通货膨胀也扭曲了收入的衡量标准来影响税收体系。

（三）对就业和国民收入（产出）的影响

较高的通货膨胀影响就业和产出水平。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在一定条件下，能促使厂商扩大生产规模、增加雇佣工人；通货膨胀使银行的实际利率下降，这会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总供给的增加。当供给下降引起通货膨胀时，国民收入和就业量随之下降，导致大多数工人处于失业状态。

长期来说，通货膨胀与产出的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倒“U”形的关系。许多国家的研究表明各国的产出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低通货膨胀的国家经济增长最为强劲，而高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国家的增长趋势则较为缓慢。

三、消除通货膨胀的对策

根据历史上的通货膨胀的事实，我们不难发现，通货膨胀达到一定程度时，会破坏资本的正常循环，到严重时也会引起政治危机。因此，采取一些消除通货膨胀的措施是有必要的。

（一）需求紧缩政策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发生时，政府一般都会采取需求紧缩政策。因为，这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供应量过多引起的。因此，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是需求紧缩政策的核心。财政政策方面国家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收支总额，减少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收入，调整财政收支项目怎样能压缩公共开支，开征新税种，提高税率而控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通过提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减少社会信用规模及货币供应量。

（二）供给管理政策

供给是影响物价的重要因素。因此，控制货币数量和控制社会总需求都是消除通货膨胀的有效措施。从长远看，发展生产，增加经济中有效供给是抑制物价水平上涨和控制通货膨胀的根本性措施。在面临通货膨胀时很多国家都注意到了压缩总需求的同时改善投资结构，集中资金优先发展占用资金不多，投产期限短，市场紧缺的产品。同时，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较快地增加有效供给，减轻市场需求压力，改善产业结构。

（三）物价和收入政策

通货膨胀时，工资和物价都会继续上升是推进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这时有必要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增长率进行限制，特别是工资增长率。这使工资增长率不会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这需要政府拟定物价和工资标准，劳资双方共同遵守。采取这虚张声势措施会降低通货膨胀率，保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就业水平。采取措施时可以采用自愿性和强制性两种方法。自愿性的做法是政府以劝导的形式使劳资双方自愿约束价格和工资的变动，它适用于通货膨胀程度较轻的情况。强制性的做法事实上是对工资的冻结。该方法对控制成本推进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

（四）国际收支政策与国际紧缩政策

如今的通货膨胀与以往的相比具有世界性和长期性，这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方面。当某一个国家发生通货膨胀后，通过外贸等国际间的经济往来向其他国家传播，所以采用外贸与国际收支政策是有必要的。这样不仅能够制止本国内通货膨胀，也能够遏制国际通货膨胀传播。但是，这种国际性的通货膨胀必须依赖国际性的紧缩政策来调整，仅靠一国的力量是不够的。

（五）货币改革政策

当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恶性通货膨胀时，就应该通过货币改革加以制止。人们普遍认为，物价上涨率每月达到50%以上，每年达到600%以上，并且持续一段时间，才称为恶性通货膨胀。在此情况下，原来的货币已经失去了信用基础，通过货币改革废弃旧币，发行新币，制定保证新币币值稳定措施，是制止恶性通货膨胀的有效措施。

总之，通货膨胀的出现是不可预期的、也具有长期性。政府应针对通货膨胀期的不同阶段采取有效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来减少通货膨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美)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陈友龙,缪代文.现代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