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论文范文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中原文化 独特性 文学 表现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6.041

人们对中原和中原文化的理解，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讲，“中原”一词指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狭义地讲，“中原”就是河南省。广义的“中原文化”是指黄河中下游或整个黄河流域的文化。朱仲玉先生的《试论中原文化与地方文化》一文中说：

“中原”这一地域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原，是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或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指整个黄河流域，也有人认为禹定九州，九州即中原。本文讨论的中原文化，是指在广义的中原地域内产生的文化。

狭义的“中原文化”则主要指河南文化，如有学者说：

我们研究中原文化，则应从现代人理解的中原、中州出发，主要去考察古代中原腹心地区，即现在的河南这块土地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诸种文化现象，以及这种文化的特点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探讨我国民族文化发展的规律。

陈飞先生在《“中原文化”涵义概说》一文中，对中原文化的涵义有精当的评述。按陈飞先生的辨析，“中原文化”有层面高低大小之别。一、“中原的文化”：这是基础的层面，着重于中原“地域”的文化。二、“中国文化”：这是“地域”的扩大，认为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和代表。三、“中原文化”：这是超越的层面，中原已不仅仅是“地域”概念，而是具有诸多象征的和抽象的涵义。主要有：（1）“传统文化”：由于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民族、生活方式等等的主要发祥地和起源点，因而中原文化被认为是传统文化乃至正统文化的主流和代表。（2）核心文化：由于中原是区位上的中心所在和长期的王权所在，遂由现实的四方所归渐演化为天下所仰、万国所宗，于是中原文化也就具有了核心的地位；（3）“先进文化”：由于具备上述诸多因素，文化上的创造和创新也往往发生在这里，并且在这里率先达到最高水平，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原文化被认为是先进水准的代表；（4）“根原文化”：由于上述诸多原因，在中华民族的意识里，始终认为中原文化是“根本”和“原点”之所在，因此，不仅具有不断产生、再生和新生的生命力，同时始终是我们民族文化上的向往和归宿之所，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有力地联系起来；（5）“和合文化”：中国人视中原为“中心”乃是将其视为“天下”的中心，因而这个“中心”同时也意味着“天下”，在其为天下所归的同时，也心怀天下，二者的统一便是“合和”：既关怀、开放、通达，又辐射、包容、和谐，所谓兼容并蓄，多元一体；（6）“寄托文化”：由于上述诸多原因，中原文化包含着全面的、无限多的寄托因素，既是现实的寄托，也是理想的寄托，既是情感的寄托，也是精神的寄托；既是回归的寄托，也是发展的寄托；既是个人的寄托，也是群体的寄托。总之，中原文化既像太阳，给大地以生命和力量，也像月亮，引人无限思恋与向往。

河南文化的独特性，河南作家们已有相当清楚的认识，在河南的文学作品中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表现。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中，写春义和凤英这对年轻的夫妻从黄泛区逃难到咸阳，咸阳男子张口闭口说脏话，不回避女人。而“在河南乡下，对着年轻妇女，男人们是不准说这些脏话的。”凤英开饭馆，就必须容忍陕西风俗，而春义不能“入乡随俗”，最后的结果是夫妻离异，春义随着一些乡亲回到河南黄泛区，重建家园，凤英则留在咸阳。以前的研究，往往从性格、心理的角度解释这对夫妻离异的原因，认为春义代表的是保守、落后，凤英代表的是先进、进取。其实，春义认为不可在年轻妇女面前说脏话，未必就是保守、落后，相反，春义尊重妇女的理念倒非常符合社会文明化的要求，代表着社会的进步方向。至少说，春义顽固坚持的河南风俗和凤英能够很快适应的陕西风俗并没有高下之分。那么，要更合理更全面地看待春义和凤英的冲突，除了要看到春义株守农业、安土重迁的心理和凤英性格中的现代因素之外，还要注意这对夫妻冲突中的地域文化因素。只有这样，才会解释得更符合情理一些。孙方友的《小镇人物（三）・小上海》也注意到了河南文化和上海文化的鲜明不同。上海知青朱阿歌下乡到颖河公社插队，他“每天穿四个兜的中山服，留着分头，一尘不染，一丝不乱”，吸烟从不让别人，父亲从上海寄来的香肠也是偷偷地独自享用，处处显出小市民的吝啬、个人本位，和“我们豫东那地方人穷归穷，但穷大方”炯然不同。由于地域文化不同造成的不同性格，“小上海”和大伙格格不入，大伙提起“小上海”都咬牙切齿。在这种人际环境下，“小上海”被开除出思想宣传队，派去挖河，出事故而死。表面上看，“小上海”之死，是一场事故，但从深层次看，可以说是地域文化冲突造成的悲剧。试想，“小上海”如果稍有入乡随俗的观念，对自己的行为和作人风格稍作变通，哪怕在微小程度上“向贫下中农学习”，何至于弄得自己如此孤立，被开除出思想宣传队呢？又何至于在挖河的繁重劳动中出事故而死呢？可见，尽管当时“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宣传盛行一时，而人们自小浸染于一定的地域文化内，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养成的地域文化鲜明印记在短时间内是无论如何难以改变的。田中禾的《印象》写二哥娶了一位四川“蛮子二嫂”，在过年祭祀祖先时坚持用四川的做冥钱方法，她与二哥形影不离，即使在生病卧床的婆母的面前还与丈夫搂搂抱抱，亲热狎昵，表现出一个川妹子的火辣辣的性格，这是与河南女子不同的。周同宾的《皇天后土・榴花》写主人公黄小豆娶的四川“蛮子”，十年前到村里相亲时在十几个男青年中大胆泼辣地选中黄一豆，结婚闹房时不怯生，唱民歌“绕着弯儿骂那些娃子们”（想娶其为妻而不得的年轻人），也写出了川籍女子不同于河南女性的特点。张一弓的《东北情话》专门比较了中原人与东北人性格的不同，一位东北的南下干部，坦言他十三岁就在大车店与一位十六岁的女子的风流韵事，三位在酒店饮酒的年轻人真诚地邀请“我”一处共饮，并毫无保留地谈论他们的“相好的”，一位和“我”有着“艳遇”的表面温婉而内心火热的东北女子，都让张一弓体会到东北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不同。东北人的祖辈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被迫闯关东，就顾不上包装自己；而中原人因为上千年的诗书驯化，包装得太多太厚太沉，故中原文化和东北文化显示出完全不同的风貌。

刘庆邦和张宇对河南人的独特性似乎有着更精细入微的体察。《到城里去》中，宋家银的丈夫在北京捡破烂被抓，她到北京找丈夫，遇到了很多拾破烂的。宋家银一看见那些女的，就知道是同乡。只有她那地方的人，才在头上包那样的毛巾，才是那样的包法。有两个妇女坐在地上啃干馒头，“这种直接把屁股坐在地上的坐法，也是她们那地方所特有的。”刘庆邦这里虽然写的是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也反映出作家本人对河南文化的地域独特性的精细体认。张宇反复读王钢的处女作《野花瓣儿》，“就觉得不像土生土长的河南人写的”，果然，王钢祖籍河南，但生于湖北，长于江南。张宇第一次见到二月河，就直觉地认为二月河不是南阳人，因为南阳作家“一般来说大都是胸怀大志而认真刻苦的主儿，并且一定是言谈谦虚而谨慎的”，而二月河“却有啥说啥，还有点儿口满，甚至说他常常口出狂言也不为过”。阎连科是张宇的洛阳老乡，张宇能从其作品中读出“河南西部山区特有的生活气息，”“我能够听到我们贫困山区老太太拉响的风箱声，我能够听到冬天里饥饿的老牛的拉长的无奈的叹息声，我甚至能够闻到房前屋后粪堆的味道”，可见作为豫西老乡，张宇和阎连科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

河南文化和其它区域文化的不同，在二月河这个“生在昔阳，幼居洛阳，老蛰南阳”的作家看来，更是明显。山西和河南在自然地貌、语言、人文景观、民风民性等方面的不同，二月河都注意到了。“昔阳县是土石岭式的地貌。这里多是旱天，你别想在这里观什么烟雨，树木最多的是荆和棘”。而“整个豫东是一马平川，连个小土包也难以见到”。这是自然地理方面的不同。简易的腊八粥，是山西的“百合饭”，河南的“糊涂粥”，这是吃食的不同。步行，昔阳人叫“步偏”，我们，山西人念作“俄蒙”，这是语言的不同。“冬天山西人下身穿得厚，上身宁肯薄一点，利索一点，这是既保暖又好干活的。河南人顾上不顾下则下身单，上身穿个厚棉袄。这很适合蹲在墙根晒暖。……倘论起勤劳这一条，山西人似乎强了一点。”“老家的窑洞住起来比河南的舒服”。“山西老抠能聚财”“吃呀！来山西，吃呀！”能聚财和会吃，是山西人显著的特点，与河南不同。这是风俗习惯和民性的不同。由于故乡是山西，又长期生活在河南，故二月河特别留意山西和河南的不同，他的确是道出了河南、山西的不同特点。

基金项目: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河南作家群研究”

参考文献

[1]刘乃和主编：中原文化与传统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2]二月河:佛像前的沉吟[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

[3]张宇：张宇文集[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原文化；华夏民族；华夏文明；制度

中原文化对于历史进程的推动，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对于民族精神的传承，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研究的中原文化与华夏文明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清晰地叙述中原文化的发展脉络，而且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讲，能够以史为鉴，为曾经辉煌而现今相对落后的中原地区寻找一条可以再次崛起腾飞的发展路线。对于中原文化与华夏文明之间关系的研究从目前来看，只是一个非常广义方面的研究。各个学科都以自己的角度定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总体上至今没有定论，这也与中原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有很大的关系。经笔者总结归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观点：

中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是推进中华民族统一的根文化，通过论证它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作用，提供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文化精神依据。基于文化全球化视角的中原文化发展研究认为中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文化全球化发展中，中原文化发展应与世界文化发展接轨，融入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中。

在本文中，特别要注意的是一些需要明确并规范的定义有：

中原地区：中原地区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在古代被华夏民族视为天下中心，是以中原六大古都群：洛阳，开封，商丘，安阳，郑州，南阳为中心，辐射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广大平原地区。

中原文化：单单从字面上理解，是发生发展于中原地区的一种文化。

华夏民族：最初狭义指上指部落时代以黄帝为代表的华民族和以炎帝为代表的夏民族，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东夷民族、南越民族、北狄民族以及西戎民族。后来经过长期的兼并、交融和发展，黄河中下游的夏人、商人、周人和其它部落长期相处，逐渐形成华夏族，而现在，华夏民族就是指的中华民族。

华夏文明：在华夏民族所创造的基础上，并经长期的整合、发展，所形成的一种文明。

综上所述，文明和文化，归根到底是由人创造的，并伴随着这样的一个人群所发展的。华夏文明由华夏族创造、并伴随着华夏族的发展一起发展，换句话说，华夏文明的发展就是华夏民族发展的一个历史体现，而中原文化正是华夏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在中原地区的一种积累。所以，研究中原文化与华夏文明，实际上就是研究华夏民族在中原地区的一个发展史，通过这段发展史，研究中原文化与华夏文明之间相辅相承的关系。

一、中原文化、华夏文明的含义

（一）中原文化的含义

从地理意义上讲，中原地区是以中原六大古都群（洛阳，开封，商丘，安阳，郑州，南阳）为中心，辐射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广大平原地区，那么中原文化也就是形成在中原地区并在中原地区长期发展的一种意识形态。

（二）华夏文明的含义

我们现在所说的华夏文明，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文明源泉，思想核心是神道设教、礼乐教化，严华夷之辨，推崇仁义礼智信，也可以理解为华夏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文明。

二、华夏民族的由来及其在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

华夏文明的开始阶段，也就是开创华夏民族的起始文化，与中原文化是两个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整合，中原地区逐渐成为华夏民族长期发展的中心舞台，并在唐宋时期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在这一阶段，中原文化相对于岭南、荆楚、吴越等其他地域文化，更能代表华夏文明；随后，长期的社会更迭民族交融，使得华夏文明重心随着社会统治阶级的迁移而离开中原地区，至此，中原文化对华夏文明发展的影响力就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积累沉淀的过程，直到今天，华夏文明中还是有许多中原文化的元素。比如尊崇有熊国的部落首领公孙轩辕（黄帝）为华夏民族的始祖，他在与其他部落的吞并战中统一了中原，形成了华夏民族的雏形，初步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版图；又比如在现代哲学与数理统计学中大放异彩的道德经，也是发源于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是后期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被推崇为凝结了华夏智慧的绝世之著。奴隶制时代的姜尚，春秋战国期的范蠡、墨子、商鞅、庄子、吕不韦、韩非，两汉时期的张衡、张仲景、蔡邕，唐宋时期的玄奘、白居易、杜甫、韩愈等等，他们都是中原文化的代表人物，活跃于中原地区。这些文化元素不仅推动了华夏文明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学和宗教等方面的飞速发展，同时也深深烙下了中原文化的痕迹。

三、中原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关系

（一）中原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共性和交汇点

上下五千年历史里，中原文化伴随华夏文明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主导了华夏文明将近五分之三的历史，华夏文明和中原文化同根同源，同时具有根源性、包容性、创造性、开放性的特点。

在社会环境良好的情况下，中原文化刺激了华夏文明的发展，这就是根源性的体现；而在发展或动荡的环境中，中原文化又能寄由华夏文明的大环境，在其他地区存在发展，这就是创造性和包容性的体现。这种旺盛的生命力在人类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何况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学派能把华夏文明和中原文化严格的区分开来，他们是相互影响、相互刺激而发展的一个整体。

其开放性则体现于：现代华夏文明的主题思想，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思想而展开，那么中原文化对于丰富中华文化内容、加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强调归属感和感情纽带具有十分重要的存在意义，结合时下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以及以德治国以人为本和谐进取的宗旨，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对中原文化中的哲学理论、自然观以及整体思维方式进行科学分析，可以成为华夏民族正确认识社会、管理社会、坚持可持续发展社会理念的的思想佐证。

所以说，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和变革，中原文化至今还是适应华夏文明发展的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它没有随着社会地位的沉沦而消失，相反依然能够代表并指导华夏文明的发展道路

（二）中原文化与华夏文明之间的关系

研究中原文化和华夏文明的关系，就是研究华夏文明的发展史，华夏文明几乎五分之四的历史时期几乎都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和载体的，同时也是中原文化灿烂发展的时期。中原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缩影，反映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折射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透过中原文化可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原发展，并从中总结出社会前进的有益借鉴。与此同时，中原文化的先贤们发现并阐发的许多精辟思想，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具有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

以研究华夏文明和中原文化的发展历史来找出文化发展的共性与联系，表面上看仅仅是文化学的范畴和成果，而实际上是寻找中原地区再次发展腾飞的历史契机，对国家的中部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党和国家的要求下，中原地区的经济腾飞离不开文化的发展。中原文化的发展，则一定是遵循华夏文明的发展规律进行的，是非成败转头空，所有的历史都是跌宕起伏的。历史的发展已经证实，华夏文明经过漫漫的时间长河历久不衰，这正是中原地区需要的一种经验借鉴，找到华夏文明和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再结合双方的发展历程，不难得到中原地区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要素。这也是本文要体现的创新之处。

参考文献：

[1]刘新芬.中原文化对中原崛起的阻滞及其自身超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英语文化；原罪论；《冒牌天神》

早在战国时代，荀子就提出了性恶论，他认为人性本恶，善者都是虚伪的，并且人性仅仅局限于好恶、喜怒、食色、利欲等，那些善良的、有价值、意义的东西全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结果，是通过后天学习、行动所争取得到的。未经教化的人是不可能向善的。这种性恶论的观点，和融入西方社会各个方面的基督教《圣经》（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主张的原罪论不谋而和。美国影片《冒牌天神》（2003年）描绘的是一个普通人获得了上帝的能力之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故事，并且借此分析、探讨人类的能量到底来自何方。电影的主人公Bruce拥有了上帝的能力之后胡作非为的表现无疑是必然的，因为人的本性全是自私的。本文尝试用《圣经》中的思想观念来对美国影片《冒牌天神》进行解读，从而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该片，并且进一步深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与理解。

一、西方文化中的原罪论

《圣经》作为一部浓缩了基督教思想精华的经典之作，它成为基督徒的生活指南，也是基督教文化的精神支柱。同时，它更是一部拥有丰富的内容、无所不含、应有尽有的百科全书，涵盖了社会、历史、文化、考古以及道德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它对于西方各个民族的思想、道德、心理以及文化色彩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西方传统的语言、思维以及主题特色在某种程度而言都来自《圣经》。《圣经》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础，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政治、经济、文学以及法律等各个方面都带有《圣经》的明显烙印。《圣经》对于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书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假如从未接触过《圣经》，那将很难真正学好英语，更不可能深刻理解西方文化。由于《圣经》的影响是多方面、全方位的，要想更好地对电影艺术这种文化的精华进行深入的解读，必须掌握一定的《圣经》背景知识。

“sin”一词为基督教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是“原罪”，也就是原本就有的罪。许多人都知道《圣经·旧约》中耶和华上帝创造人类以及世间万物的故事，也熟悉始祖亚当与夏娃原本生活在伊甸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后来由于偷食了善恶树上的禁果而被赶出伊甸园来到了人类世界。由于我们人类全部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因此我们每个人全部都是罪人。但是如果认为基督教所说的原罪就是偷食禁果而行淫，这是十分荒谬的。《圣经·旧约》是利用希伯来语进行记载的。《创世纪》中记录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所使用的希伯来语单词，其原来的意思是射箭的时候并未射中靶心，言下之意就是说未能符合上帝的标准与要求便有原罪。按照《圣经》中的记载，上帝六天造人类和世间万物，并且要人生养非常多，管理世间万物。上帝当时只有一条诫命，即禁止食用善恶树上的果子。然而亚当和夏娃没有多久就违反了这条诫命，偷食善恶树的果子，这就是所谓的原罪，也就是违背了上帝的诫命，没有信奉、遵守上帝的要求与标准。由原罪肯定会产生其他很多的罪，比如嫉妒、恨、竞争、偷盗、妄语、欺骗、自私、不负责等。

二、《冒牌天神》故事梗概

美国影片《冒牌天神》充分反映了人类的原罪，也就是人的本性是以自我为中心，假如人类拥有了像上帝的本领，并不会将其能力用在乐于助人、成全他人的善事上，反而会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为所欲为，造成天下大乱。电影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Bruce是美国纽约水牛城的，在电视节目《人类利益》中作为一名新闻评论员，尽管年纪已经超过30了，却还邋里邋遢、毛手毛脚的。他还是一个满嘴怨言的人，脾气暴躁，总是埋怨上帝对自己非常不公平。他经常抱怨人间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发誓假如他成为天神，必须改变世界。他才貌双全，主持的电视节目也非常幽默风趣，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其中他的女朋友Grace也是他的一个忠实的粉丝。某日Bruce真是霉运当头、祸不单行，甚至被解雇了，他感到万分压抑，将所有的过错都归结于上帝，对着天空诅咒上帝。上帝对于他无休止的抱怨难以忍受，决定赐给他一天拥有神奇的能力，让他明白要维持世界的良好运作是多么困难。Bruce获得了上帝的能力之后终于能够大发神威、无拘无束地改变世界了。他雄心万丈地要大展宏图，但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自身的享乐而打击、报复、作弄其他人，从而酿造了一连串的胡闹，甚至让他的狗在洗手间方便并且使用脚冲刷马桶。影片的高潮之处是尽管Bruce虽获得了改天换地的能力，却不能利用这种能力使得已经对他灰心失望的女友回到他身边，就算是上帝也不会去干涉别人的自由思想。最终他知道了获得了上帝的能力也无法让他获得幸福，真正的幸福不是由于环境的变化，而是因为心中充满爱，在于日常生活过程中的细节、点点滴滴以及踏踏实实的努力。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生态价值

随着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深入贯彻和实施，为了有效发挥体育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重要作用，全国各省市体育机构和组织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体育文化热潮。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武术不仅蕴涵着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而且也体现着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原是少林拳和陈式太极拳等众多传统拳种的发祥地，武术文化根基牢固，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中原武术文化与其它地域文化相比，具有成熟早的特点，是中华武术文化的主体形态。”〔1〕可以说，中原传统武术文化是我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核心。因此，进一步挖掘和汲取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的价值便成为保护和弘扬我国传统武术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本研究通过对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生态价值的挖掘和分析，期望能有利于人们全面认识中原传统武术文化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奠定思想基础。

1彰显人与天和的生态价值

“传统武术是在中国农耕文明背景下，在中华民族长期的技击活动中，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以攻防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格斗和功法练习为运动形式，以家传、师徒传承或军事训练为主要途径，以提高攻防技击能力为主要目的，注重内外兼修，融文化教育、技击、健身、修心、医疗、养生于一体，各种自成体系的拳种的总称。”〔2〕我国传统武术产生的社会背景和表现形式表明了自身所具有的广博生态价值和生活智慧。中原传统武术文化表现出的浓厚生活气息和自然色彩不仅体现了其受“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阴阳学说”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影响，而且具有较强的哲理性；从其养、练方式注重顺应自然规律到其功法机理强调把人的运动与周围环境合而为一，无不体现了其独特的生态价值；同时中原传统武术在表现形式上还具有较强的仿生性，其主要体现在动物仿生、生活仿生和自然仿生等方面。如：动物仿生方面在“形意拳”和“少林五拳”中得到充分的展现等；生活仿生方面从“双手摘桃”、“旱地栽花”和“织女耍剪”等拳法术语中可见一斑；自然仿生方面主要反映在“风卷霹雳”、“风扫梅花”和“拨云迎日”等习语中。总之，从融合导引和吐纳的太极文化到柔和儒释道思想精髓的少林武术都表明：中原传统武术文化崇尚生命与自然，追求将自然环境和事物与习练者融为一体。正如拳师孙禄堂在《拳意述真》所言：“人为一小天地，无不与天地之理相结合”。其谋求自然万物与人类的统一与和谐的内在本质彰显出了中原传统武术文化具有的深厚生态价值和生命智慧。

2体现人与人和的社会本位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耕文化的日益边缘化使得我国的传统武术存在和发展所需的社会文化生态逐渐被消解，同时其以宗族为传承平台的传承方式也遭到破坏，其也为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带来了巨大的阻碍。事实上，“对传统武术自我维系，来源于我们自身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心，来源于我们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3〕我国传统武术文化具有的特殊约束作用和教化功能理应获得更多关注和重视。就中原传统武术文化而言，其不仅追求“仁、义、礼、信、勇”等人伦精神，而且还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重义轻利”、“济贫助弱”、“公平竞赛”的社会规范和“未曾习武先习德”、“武以德立”、“德以技先”的社会价值。加之，从“武”字构成来看，“止”“戈”为“武”，化解干戈，消除暴力，旨在强调习武之人应讲武德、重人和。以少林武术文化为例，凡习练者都应该具有心怀天下、图存社稷、精忠为国的崇高人生理想和不骄不傲、虚怀若谷、尊师重道的博怀，同时还应该具有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侠肝义胆。正如少林寺戒约规定：“须和顺温良、诚信勿欺，传授门徒宜慎重选择，如确系朴厚忠义之士，始可以技术相传”。〔4〕这种“文以评心，武以观德”、“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明德”的道德观不仅约束和调节着习武者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是习武者力求实现的最高道德境界。正如拳师孙禄堂所言：智勇皆有“和”生。其在于强调“拳打人不知，出手不伤人”，表明我国传统武术旨在教化育人和化解矛盾。

3追求身与心和的个体境界

中原传统武术强调“天人合一”和“内外合一”，不仅追求习练者与外在自然融为一体，而且还要求习练者本身应该达到内在与外在协调一致。换言之，通过强调“调心练意”和“练意调神”的肢体运动进而实现“心”与“意”的紧密结合，最终达到身心康健。正如传统武术谋求“形神兼备”和“性命双修”，中原传统武术也是通过“调形”、“调息”、“调心”的肢体活动和动静结合、练养结合的方式来实现人体的阴阳平衡，进而实现防病、祛病的目的。进一步讲，中原传统武术注重身心双修和自身体悟，进而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健全的个性。以太极拳为例，“太极十年不出门”的说法就是要求习练者应该内求诸己，强化自我各项素质的提高，最终达到以柔克刚。习练传统武术，在外表舒缓的运动形式下，其实是对内心高层次的修炼。太极拳推手中要遵循“守仁”、“守和”、“守节”、“守弱”等传统思想，要求练拳先从心至身，再由身至心，通过练武与修身、习艺与立人、品德与技艺的统一，把修心养身看作立身处世、实现自我价值的根本；通过身心兼修，达到心灵的觉悟，完成身心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习练者自我身心的和谐，大都体现在武术的技术范畴里。如：习武者应该秉持“心者神之主，身者心之躯”，重视心、神、意的主导作用，突出精、气、神，确立形神兼修、内外合一作为练功原则。〔5〕此外，用于规范习武之人外在行为和内在精神的武德也是习武之人社会生活的道德准绳，尤其是人际关系的调解器，利于协调习武者与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4小结

“当代是西方文化主导的时代，西方的思维方式以及价值理念逐渐影响着国人对事物的判断，现代人对时尚的炫耀，以及‘休闲’、‘简洁’理念占据人们主流思想，使原以复杂、丰富而著称的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走入人们视野的边缘。”〔6〕从武术的发展历程看，不论从地域上还是从内容上都与中原文化休戚相关。中原武术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也博大精深。作为我国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的发展同样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难题。而对于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的保护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对其生态功能和伦理价值的挖掘和宣传也是开展保护工作的关键一环。通过对其功能的宣传和价值的引导，中原传统武术固有的独特技术和文化魅力将成为中原文化的重要名片，也将在建设中原经济区和打造文化强省的过程中产生不可替代的深远影响力。

参考文献

〔1〕郭德兵.中原武术文化发展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6(5):48-51.

〔2〕段廷进.传统武术的概念界定和多元价值论〔J〕.搏击?武术科学,2007(2):27.

〔3〕王亚慧,代凌江.传承与变革———论传统武术的自我维系〔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1,27(3):138-140.

〔4〕秦子来,夏卫中.中国武术的民族传统文化内涵〔J〕.湖北体育科技,2004（4）:431-435.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文化创新；民族文化；人本原则。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是无形的国土；文化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资源，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更是生产力的先导。所以，我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有硬实力的支撑，还必须具备文化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即文化软实力。

发展文化软实力不仅能为国家软实力建设奠定基础，也能为国家硬实力的增强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撑；它不仅事关一个民族的国际形象，也决定了全球化背景中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结合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背景，从价值取向上讲，中国文化软实力主要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导航、支撑先进的本土文化体系建设、为国家永续发展提供原动力、保障民族凝聚力、国民创造力的源泉五大功能。鉴于此，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相应地遵循以下五条原则。

一、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

在现今时代，世界形势日趋多变，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潮也层出不穷，文化多元是人们不可回避的现实情况。多元文化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有利于文化的融合和完善，有利于消除片面认识、极端认识；另一方面，不同层次的文化的沟通有可能带来思想层面的混乱，有可能对弱势文化带来被覆盖的危险，对民族文化的自主性也是一个挑战。

在这个多元的文化环境中，文化帝国主义也逐渐浮出水面，文化帝国主义，其实质就是西方世界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武器的征服。相对于武器或暴力统治，文化的控制和渗透更能摧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心灵壁垒。从意识形态入手达到征服的目的，具有隐秘性和无形性等特点，会使民众自发地屈从。西方文化的渗透在某种程度上会模糊人们的主权意识。在当今社会，与武力征服紧密相连的文化侵略几乎已经找不到舞台了，但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形态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的扩张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文化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并且这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应该是开放的、全面的。面对复杂的形势，我们应该用以简驭繁、以一领多的原则驾驭文化层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文化本身是一个系统，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在文化多元的背景中，一元化能否引领多样化便成为和谐社会的文化标志。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一元化指导思想，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社会的稳定、和谐并存，既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又有明确的文化主导思想。

“一个健全的文化体系，必有一个中心思想，在文化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兼容并包，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必须确立一个主导思想，藉以保证政治上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同时又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藉得保持思想上的活跃、学术上的繁荣”[1]337，348。

我国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功的历史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一元化指导思想的重任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胜任。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是指导我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但马克思主义决不能仅仅是纸面上生硬的表述，而是植根于实践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了经典作家的文字、语句，是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符合并能真正指导我国实践的先进思想。因此，只能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引领时代的进步，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

罗素称，不管对于中国还是人类，文化问题都是根本，他把文化视为决定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的第一要素。罗素的观点具有极深的意蕴。文化在无形中影响人们的行为，当文化导向发生变化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将发生相应改变。在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可以说就是这个社会的时代精神象征，“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35。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不仅关系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和谐，也关系到我国的政治体制的运行。所以，“以一领多”

是我们在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时必须坚守的原则，而且是核心原则。

二、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

在牢固一元化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才能确保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独特内涵。文化是立国之根本，尤其是在这个文化价值冲突日益加剧的环境中，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精神家园的前进方向，正是中华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只有发展文化软实力才能重塑我国在全球背景中的文化身份。

在目前多元文化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渗透的情况下，民族文化的崛起显得相当关键，任何一种自主的文化都是建立在本国文化传统之上的，失去了这个核心，也就失去了一国精神的根本，“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3]152。推进文化创新、发展文化软实力要紧抓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充分利用好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内涵，积极创新，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发挥出传统文化的优势和独特之处，使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散发出新的光芒。

我国目前已经面临着外来文化冲击、吞噬我国传统文化等问题，面对我国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的危机，许多人开始探求西学，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是，面对外来文化，如果全盘否定自己的民族文化，一味地去追随模仿，丧失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就会带来整个民族精神的泯灭，从而也就带来民族独立性的消失。文化不自主，就有可能成为丧失民族特性与独立性的文化殖民地。

费孝通先生在1998年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时提出：“在中国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才能谈得到让人家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在文化传统上说，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么长久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去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4]而且，他进一步阐释到：“文化自觉，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要‘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可以说，强调文化自觉的前提首先是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再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不同民族的文化都做到“文化自觉”的层次，才真正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

从我国的历史来看，我国的民族文化具有坚持主体性的先天优势。虽然我国经常处在一种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之中，也经常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非常巨大的，但中华民族没有在这种情形下丢失自己的文化，反而是将各种文化纳为己有，加以改造和创新，并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从中国以往历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量最为伟大。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由其伟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若干领邦外族，而融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5]7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坚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坚持文化创新原则。

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柔性的影响力和征服力，从根本上讲，就是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生存力与创新力的综合体现。创新力是其他实力的基础，也是最能体现文化软实力价值取向的构成要素，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软实力也可以称为文化创新力或文化创造力。文化创新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根本途径，构建构文化软实力应以文化创新为主导战略，只有文化自我创造、自我创新，才能保持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才能使文化具备辐射力与感染力。

我国目前建构文化软实力固然有许多优势之处，比如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文化资源，市场经济的完善有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文化发展战略也成为新的战略着眼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等等。但是，目前我国建构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劣势也不容忽视，比如文化倒灌现象严重，文化产业发展滞后，核心价值观引领性欠缺等等。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文化整体创新力不够，文化创新习性不足，以至于传统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致使文化理念的影响力不足。

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1]251，创新既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又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文化创新力不够，不仅会妨碍文化自身的发展，还会影响到民族先进性与国家创新力的提升。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文化自身的长久发展而言，全面照搬、机械继承带来的危害不亚于对它的全盘否定和彻底背叛。文化创新是文化内在创造性的自我转化。一方面，面对多元文化，我们可以汲取各家之长；另一方面，应通过文化自身的创造性，让文化不断提升，以适应并引领时代的进步。

创新离不开对自身的扬弃，扬弃不是简单的摒弃、抛弃，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是对自我的锻造和重塑，扬弃是在保留原来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的继承和提高，内含更新、创造之意。扬弃既有对消极因素的抛弃，也是对事物中积极元素的肯定和鼓励。无论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发展我们的指导思想，都需要扬弃的精神贯穿始终，“扬弃力包含在文化的传承、交流、融合与创新的全过程中，体现在各个环节的张力上”[6]404。扬弃显示了事物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冲力，坚持扬弃代表着突破了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是事物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

扬雄曾经说道：“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太玄》）。“不因不生”说明我们不能忘记传统，“不革不成”

说明必须不断创新。文化繁荣、创新之时，也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时期，是国家创新力与竞争力的积累时期。培育和促进文化的创新性不仅是建构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创新时代的内在要求，更是一个民族与文化持续发展的要求，只有努力营造文化的创新性内涵，才能从本质上促进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为民族国家的进步提供不竭的动力。

四、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

如果说坚持文化创新原则，是从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时间维度来讲的，那么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则是从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空间维度着手的。在现今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建构文化软实力不仅要积极创新、自我扬弃，还要与外会通，站在平等、交流、整合的平台上，积极发展，博采众长，处理好借鉴和独创的关系。会通，就是对各种联系进行融会贯通，是联系之上的再联系、联系之中的优联系。世界是一张普遍联系之网，事物通过彼此间的相互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为了更好地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我们应该站在整体观的角度看世界，对事物的联系、变化、发展都清清楚楚，实事求是地加强联系有助于促进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为了使中国文化软实力向积极的方向发展，除了必不可少的联系之外，还应将所有联系的方面整合起来、将各种信息优化组合、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加以综合运用，这就是会通的过程。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魅力。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首先要正视我国多民族、多习俗的现实，整合内部资源，统一在中华文化的大框架之下。能把我国各民族统一在一起的因素不是其他而是文化、文明，如果没有文化在起作用，国家就被会经济、地理、环境等等要素割裂开来。其次，要正确地对待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传其先进。在中华文化能够完全兼容的情况下，对西方先进的优秀的文化加以吸收、借鉴。建构文化软实力，在以本国文化为主体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提高文化的包容性，做到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在对待西方文化时，有两种态度是错误或者有害的：一种是全盘西化，认为西方文化绝对先进，应该把西方文化全盘移植我国；一种是夜郎自大，认为我国文明源远流长，我们的文化是优秀文化，漠视甚至蔑视其他国家的文化特点和长处。费孝通先生提倡“文化自觉”的目的之一是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就要求在坚持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促进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融通和交流，更快更好地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扬弃。

坚持整合会通的原则，旨在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合一处、相辅相成地互动式共享提升。这是一个协调并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同时也离不开其它文化的助推，以协调并举为基本点，才能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使主导文化发扬光大。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引导和凝聚其他多元文化向自身靠拢。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以一种文化为主导，其他多元文化为辅助的和谐文化之局面。

五、坚持人本原则。

以人为本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主要的治国方略之一，“今天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7]。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使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普遍认同感和满意感，从而达到思想上的协调统一，最大规模地将人心凝聚起来，进而推动和谐社会积极构建。

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也必须坚持人本原则。一方面，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人创造的，人是文化的主体；另一方面，文化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重要特征。文化与人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主体原则，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必须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主人，以人为主动力[8]15。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在全社会形成重视人、尊重人、培养人的社会风气，以人为主体，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战略方针。

以人为本，必须将人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从整个生态链的角度上看人的作用和位置，看人的终极目标和关怀。首先要认识到人在自然中的关键作用，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恰当位置。马克思认为从本原上看，“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看，自然界的物质交换活动是社会的基础；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看，人的活动不能超越自然所能接受的限度，不能违反自然规律。

在以往的观念中，既有人类中心论也有自然中心论，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当从“类”的角度去研究人时，人类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人处在自为状态，人与自然在互补的平台上相互作用，这克服了人类个体中心主义，有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坚持人本原则，并不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建构文化软实力，也应站在生态和谐的立场上，才能从根本上做到人本原则，达到人的本质与外界环境的一致性。

[参考文献]

[1]张岱年。张岱年哲学文选：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三联书店，2001.

[4]费孝通。百年北大与文化自觉[EB/OL].http://www.54youth.com.cn.

[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6]高占祥。文化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文化创新；民族文化；人本原则。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是无形的国土；文化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资源，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更是生产力的先导。所以，我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有硬实力的支撑，还必须具备文化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即文化软实力。

发展文化软实力不仅能为国家软实力建设奠定基础，也能为国家硬实力的增强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撑；它不仅事关一个民族的国际形象，也决定了全球化背景中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结合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背景，从价值取向上讲，中国文化软实力主要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导航、支撑先进的本土文化体系建设、为国家永续发展提供原动力、保障民族凝聚力、国民创造力的源泉五大功能。鉴于此，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相应地遵循以下五条原则。

一、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

在现今时代，世界形势日趋多变，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潮也层出不穷，文化多元是人们不可回避的现实情况。多元文化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有利于文化的融合和完善，有利于消除片面认识、极端认识；另一方面，不同层次的文化的沟通有可能带来思想层面的混乱，有可能对弱势文化带来被覆盖的危险，对民族文化的自主性也是一个挑战。

在这个多元的文化环境中，文化帝国主义也逐渐浮出水面，文化帝国主义，其实质就是西方世界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武器的征服。相对于武器或暴力统治，文化的控制和渗透更能摧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心灵壁垒。从意识形态入手达到征服的目的，具有隐秘性和无形性等特点，会使民众自发地屈从。西方文化的渗透在某种程度上会模糊人们的主权意识。在当今社会，与武力征服紧密相连的文化侵略几乎已经找不到舞台了，但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形态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的扩张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文化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并且这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应该是开放的、全面的。面对复杂的形势，我们应该用以简驭繁、以一领多的原则驾驭文化层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文化本身是一个系统，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在文化多元的背景中，一元化能否引领多样化便成为和谐社会的文化标志。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一元化指导思想，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社会的稳定、和谐并存，既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又有明确的文化主导思想。

“一个健全的文化体系，必有一个中心思想，在文化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兼容并包，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必须确立一个主导思想，藉以保证政治上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同时又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藉得保持思想上的活跃、学术上的繁荣”[1]337，348。

我国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功的历史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一元化指导思想的重任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胜任。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是指导我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但马克思主义决不能仅仅是纸面上生硬的表述，而是植根于实践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了经典作家的文字、语句，是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符合并能真正指导我国实践的先进思想。因此，只能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引领时代的进步，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

罗素称，不管对于中国还是人类，文化问题都是根本，他把文化视为决定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的第一要素。罗素的观点具有极深的意蕴。文化在无形中影响人们的行为，当文化导向发生变化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将发生相应改变。在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可以说就是这个社会的时代精神象征，“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35。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不仅关系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和谐，也关系到我国的政治体制的运行。所以，“以一领多”

是我们在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时必须坚守的原则，而且是核心原则。

二、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

在牢固一元化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才能确保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独特内涵。文化是立国之根本，尤其是在这个文化价值冲突日益加剧的环境中，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精神家园的前进方向，正是中华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只有发展文化软实力才能重塑我国在全球背景中的文化身份。

在目前多元文化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渗透的情况下，民族文化的崛起显得相当关键，任何一种自主的文化都是建立在本国文化传统之上的，失去了这个核心，也就失去了一国精神的根本，“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3]152。推进文化创新、发展文化软实力要紧抓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充分利用好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内涵，积极创新，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发挥出传统文化的优势和独特之处，使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散发出新的光芒。

我国目前已经面临着外来文化冲击、吞噬我国传统文化等问题，面对我国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的危机，许多人开始探求西学，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是，面对外来文化，如果全盘否定自己的民族文化，一味地去追随模仿，丧失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就会带来整个民族精神的泯灭，从而也就带来民族独立性的消失。文化不自主，就有可能成为丧失民族特性与独立性的文化殖民地。

费孝通先生在1998年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时提出：“在中国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才能谈得到让人家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在文化传统上说，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么长久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去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4]而且，他进一步阐释到：“文化自觉，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要‘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可以说，强调文化自觉的前提首先是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再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不同民族的文化都做到“文化自觉”的层次，才真正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

从我国的历史来看，我国的民族文化具有坚持主体性的先天优势。虽然我国经常处在一种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之中，也经常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非常巨大的，但中华民族没有在这种情形下丢失自己的文化，反而是将各种文化纳为己有，加以改造和创新，并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从中国以往历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量最为伟大。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由其伟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若干领邦外族，而融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5]7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坚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坚持文化创新原则。

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柔性的影响力和征服力，从根本上讲，就是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生存力与创新力的综合体现。创新力是其他实力的基础，也是最能体现文化软实力价值取向的构成要素，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软实力也可以称为文化创新力或文化创造力。文化创新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根本途径，构建构文化软实力应以文化创新为主导战略，只有文化自我创造、自我创新，才能保持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才能使文化具备辐射力与感染力。

我国目前建构文化软实力固然有许多优势之处，比如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文化资源，市场经济的完善有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文化发展战略也成为新的战略着眼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等等。但是，目前我国建构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劣势也不容忽视，比如文化倒灌现象严重，文化产业发展滞后，核心价值观引领性欠缺等等。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文化整体创新力不够，文化创新习性不足，以至于传统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致使文化理念的影响力不足。

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1]251，创新既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又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文化创新力不够，不仅会妨碍文化自身的发展，还会影响到民族先进性与国家创新力的提升。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文化自身的长久发展而言，全面照搬、机械继承带来的危害不亚于对它的全盘否定和彻底背叛。文化创新是文化内在创造性的自我转化。一方面，面对多元文化，我们可以汲取各家之长；另一方面，应通过文化自身的创造性，让文化不断提升，以适应并引领时代的进步。

创新离不开对自身的扬弃，扬弃不是简单的摒弃、抛弃，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是对自我的锻造和重塑，扬弃是在保留原来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的继承和提高，内含更新、创造之意。扬弃既有对消极因素的抛弃，也是对事物中积极元素的肯定和鼓励。无论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发展我们的指导思想，都需要扬弃的精神贯穿始终，“扬弃力包含在文化的传承、交流、融合与创新的全过程中，体现在各个环节的张力上”[6]404。扬弃显示了事物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冲力，坚持扬弃代表着突破了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是事物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

扬雄曾经说道：“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太玄》）。“不因不生”说明我们不能忘记传统，“不革不成”

说明必须不断创新。文化繁荣、创新之时，也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时期，是国家创新力与竞争力的积累时期。培育和促进文化的创新性不仅是建构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创新时代的内在要求，更是一个民族与文化持续发展的要求，只有努力营造文化的创新性内涵，才能从本质上促进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为民族国家的进步提供不竭的动力。

四、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

如果说坚持文化创新原则，是从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时间维度来讲的，那么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则是从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空间维度着手的。在现今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建构文化软实力不仅要积极创新、自我扬弃，还要与外会通，站在平等、交流、整合的平台上，积极发展，博采众长，处理好借鉴和独创的关系。会通，就是对各种联系进行融会贯通，是联系之上的再联系、联系之中的优联系。世界是一张普遍联系之网，事物通过彼此间的相互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为了更好地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我们应该站在整体观的角度看世界，对事物的联系、变化、发展都清清楚楚，实事求是地加强联系有助于促进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为了使中国文化软实力向积极的方向发展，除了必不可少的联系之外，还应将所有联系的方面整合起来、将各种信息优化组合、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加以综合运用，这就是会通的过程。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魅力。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首先要正视我国多民族、多习俗的现实，整合内部资源，统一在中华文化的大框架之下。能把我国各民族统一在一起的因素不是其他而是文化、文明，如果没有文化在起作用，国家就被会经济、地理、环境等等要素割裂开来。其次，要正确地对待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传其先进。在中华文化能够完全兼容的情况下，对西方先进的优秀的文化加以吸收、借鉴。建构文化软实力，在以本国文化为主体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提高文化的包容性，做到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在对待西方文化时，有两种态度是错误或者有害的：一种是全盘西化，认为西方文化绝对先进，应该把西方文化全盘移植我国；一种是夜郎自大，认为我国文明源远流长，我们的文化是优秀文化，漠视甚至蔑视其他国家的文化特点和长处。费孝通先生提倡“文化自觉”的目的之一是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就要求在坚持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促进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融通和交流，更快更好地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扬弃。

坚持整合会通的原则，旨在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合一处、相辅相成地互动式共享提升。这是一个协调并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同时也离不开其它文化的助推，以协调并举为基本点，才能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使主导文化发扬光大。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引导和凝聚其他多元文化向自身靠拢。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以一种文化为主导，其他多元文化为辅助的和谐文化之局面。

五、坚持人本原则。

以人为本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主要的治国方略之一，“今天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7]。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使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普遍认同感和满意感，从而达到思想上的协调统一，最大规模地将人心凝聚起来，进而推动和谐社会积极构建。

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也必须坚持人本原则。一方面，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人创造的，人是文化的主体；另一方面，文化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重要特征。文化与人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主体原则，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必须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主人，以人为主动力[8]15。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在全社会形成重视人、尊重人、培养人的社会风气，以人为主体，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战略方针。

以人为本，必须将人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从整个生态链的角度上看人的作用和位置，看人的终极目标和关怀。首先要认识到人在自然中的关键作用，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恰当位置。马克思认为从本原上看，“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看，自然界的物质交换活动是社会的基础；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看，人的活动不能超越自然所能接受的限度，不能违反自然规律。

在以往的观念中，既有人类中心论也有自然中心论，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当从“类”的角度去研究人时，人类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人处在自为状态，人与自然在互补的平台上相互作用，这克服了人类个体中心主义，有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坚持人本原则，并不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建构文化软实力，也应站在生态和谐的立场上，才能从根本上做到人本原则，达到人的本质与外界环境的一致性。

[参考文献]

[1]张岱年。张岱年哲学文选：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三联书店，2001.

[4]费孝通。百年北大与文化自觉[eb/ol].54youth.com.cn.

[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6]高占祥。文化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贸易条件国际贸易贸易恶化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有恶化的趋势,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贸易条件恶化论”。我国的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但贸易条件并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有持续恶化的趋势。

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

(一)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仍然处于劣势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比较优势由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仍然处于比较优势阶梯的下端,因此不能避免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普遍恶化的趋势。而且,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使得我国企业在出口时的一贯策略就是打价格战,结果导致了企业之间的盲目竞争,使贸易条件更加恶化。

(二)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企业内贸易的结果

企业内贸易指在同一企业内部所开展的国际贸易,即在跨国企业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跨国贸易行为。就跨国企业而言,对于发生在内部各实体之间的交易价格,完全可以由企业按照整体规划来自主确定。跨国企业在我国采取高价进口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策略,来达到其减少企业税负、避开风险与管制、调拨资金和有效分摊费用的目的。而外资企业在我国贸易额中已占到1/2强,这使我国的贸易条件更趋恶化。

(三)我国鼓励出口的政策

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鼓励出口的国策,采取了出口退税、出口补贴等一系列政策。出口退税和出口补贴使得很多企业采取“只外销,不内销”策略,因为出口意味着可以减少成本。同时,这种出口政策也造成了我国出口贸易条件的恶化,或者说是恶化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强调扩大出口规模,有“一刀切”的现象。

(四)近年来我国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

我国出口产品中制造业产品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初级产品的比重有很大下降,而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近年来涨幅高于制造业产品价格。出口方面,产品技术含量高,劳动生产率高,致使某些产品大量出口,从而压低了国际价格。另外,从进口的构成看,对原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需求的大量增加,其占进口的比重也随之大幅上升。而这些初级产品的进口价格由于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在近几年一路攀升。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而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这也造成了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

提升我国贸易条件的措施和建议

(一)发挥比较优势并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首先,需要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并在确保就业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新材料、医疗、生物、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知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更要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其次,需要继续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和资源丰富的优势,对其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再次,还应当扩充完善产业链,强化基础工业力量,大力发展零部件加工工业,以降低对加工贸易中零部件进口的依赖性,从而大量降低中间产品高价进口对出口效益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促使贸易条件的改善。

(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以促使外贸企业有序竞争

我国的外贸体制改革使外贸企业有了更大的经营自,除了要继续放开外贸经营权外,还要促进外贸企业的规模经营,鼓励一些实力较强的大型外贸企业组建大型的贸易集团,避免“小而全”、“大而全”的重复建设状况,形成规模经营优势,使企业避免以价格竞争为主而采取综合竞争手段进军国际市场。在外贸体制改革当中不仅要大力扶持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实业集团,同时也要为民营企业实业集团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从而使外贸企业之间的竞争走上规范有序的良性发展轨道。

(三)完善反不正当竞争立法

以法律形式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要建立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跟踪、通报机制,我国进出口价格监督、监控机制。取消对三资企业的特殊优惠政策,逐步化解跨国公司内部化行为对我国市场的扭曲和利益侵害。应积极推进关税体制改革,优化关税结构。应当逐步取消不合理的减免税政策,并针对整个产业实施关税优惠政策;要给予国内外所有企业国民待遇,以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促进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

参考文献: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渤海国；中原文化；效仿唐制；留学生

大江大河孕育了人类的早期文明。在黑龙江流域的历史上，渤海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渤海国宗法盛唐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在与中原唐朝的频繁交往中，逐渐形成了“车书本一家”的关系，渤海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深刻。

一、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之中，儒学逐步走向成熟，到西汉武帝时期，经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学习儒学、研究儒学成为无数知识分子的一生追求，儒家思想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周边诸多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都十分向往中原王朝的繁荣，尤其仰慕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并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的传统儒学。

渤海国于公元698年建立，于公元926年被辽所灭，在黑龙江流域共存在229年。此时的中原正处于唐朝统治时期，大唐王朝尤其是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上最为文明繁荣的国度。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在文化交往中得到广泛传播，对周边各民族和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渤海国在政治、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积极效仿唐朝，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王国的文明与繁荣。唐玄宗于公元713年册封大作荣为渤海郡王，统辖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粟末靺鞨政权以渤海为号，成为唐朝版图上一个享有一定自治权的羁縻州。接受唐王朝册封以后，同唐朝的政治关系日渐密切，中原文化及典章制度不断被引入渤海国。受先进的中原文化影响，渤海王国对沿袭下来的靺鞨及高丽旧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学习和效仿唐朝的相关制度和管理模式，建立并逐步完善各方面规章制度。渤海国仿效唐制，建立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与唐朝一样强化王权在国家的核心地位，在国家的政治建构中，国王是最高统治者，独揽军政大权，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一套完备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统治机构；渤海国仿效唐制，实行尊卑贵贱的品阶勋爵制度，官阶以品而论，与中原王朝基本相同，各级官吏的地位、待遇以至于着装、佩饰均有严格规定，表现出等级森严的特点；渤海国还实行职事散位制，这也与唐王朝基本相同，职事官指担当具体职务有一定差事的官员，散官指只有官位品阶而无具体职事的官员，这些是渤海国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渤海还效仿唐朝，建立勋官封爵制度，按照中央制定的标准进行官僚任免，大力强化中央集权；渤海国还借鉴唐朝司法体制，唐朝的司法体制不断被输入渤海，司法制度的逐步完善，有效地维护了渤海国的封建统治；渤海国还仿效唐制，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在地方建立与唐王朝相似的行政机构。三省分别指政堂省、宣召省和中台省，分别相当于唐朝的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地方行政机构也同唐朝一样，分为府、州、县三级，一般是府管数州，州管数县等。可以看出，接受唐朝册封对渤海国的政治建构作用明显，唐朝的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对渤海国的政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二、渤海王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封建国家，在全面学习和借鉴中原文化和典章制度的过程中，强化儒家思想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当时儒家思想在渤海、新罗、日本等地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对各地的政治行为、思想道德、价值取向等都产生深刻影响，其中对渤海国的影响最为深刻。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成为渤海国统治阶级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并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

儒家思想对渤海王国的影响由来已久，早在王国建立之初，就逐步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输入途径有三：一是生活在营州一带的粟末靺鞨人长时期与汉人杂居，上层人物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自隋以来，先后内附居于营州及辽西一带的肃末靺鞨及其它靺鞨人，在长期与汉人杂居过程中，汉民族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不断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很多上层人物及其子弟接受儒学教育，其他民众也不断地接受儒学灌输，儒家思想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二是原高丽故地以及辽东地区居住着大量汉人，唐灭高丽后又派官吏和军队驻守，相当一部分后来变成渤海国的编户齐民，这些人在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印有深刻的中原文化痕迹，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对当地各族人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三是在渤海国居住的高丽人已经普遍地接受了儒学教育，他们后来转化为渤海国居民，而在原高丽故地居住而又长期接受高丽政权统治的靺鞨诸部上层人物及其子弟，也有许多人接受儒学教育。这些都对渤海政权接受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在渤海国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随着儒学在渤海社会的广泛传播，中原王朝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日益成为渤海统治阶级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渤海国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立政施教的指导思想，中央机构设置集中体现了儒家“王道”和“仁政”的执政理念，渤海国的“三省六部”设置完全袭用唐制，忠、仁、义、礼、智、信的“六部”称谓，充分说明“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对渤海国政治的深刻影响，其他诸如司、监、台、局之类的机构名称，也多以中正、文籍、司宾、太长等字样，打上了极为深刻的儒家纲常思想烙印，这些都表明渤海国统治阶级已经全面地接受了儒家思想。

通过当时一些文献典籍和私人著作可以看出，渤海国积极倡导忠贞、仁厚、礼仪、怀德的君子形象，渤海王廷和上层社会已经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修身齐家的行为规范，可见中原的传统儒学对渤海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据《辽史·太宗记》载：“己亥，诏东丹吏民为其王倍姬肖氏服（丧）”。这里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渤海国尊亲服丧的社会风俗，表现出深刻的儒家“孝”的文化印记。渤海统治阶级不仅用儒家伦理道德来约束自身言行，而且还以此作为教育和培养子孙的重要内容，这在贞孝、贞惠二公主的“幼受女师之教，克比思齐”，长大后“孰 诗悦礼、履慎谦谦”，出嫁后“六行孔备，三从是高”，丈夫死后“学恭姜之信矢，衔杞妇之哀悽”的生平经历中，得到了生动而集中的体现，由此看出儒家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对渤海国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刻程度。

渤海王国效仿中原王朝，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体系，儒家思想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并日益成为渤海王廷统治民众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渤海国，中央设有国子监，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广泛进行儒学和汉语教育，教育内容大体与唐朝学校相同。渤海国多次派遣官吏、遣唐使等到唐朝抄写儒学经典，带回后成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据考古发现，在贞惠、贞孝二公主墓所用的典故，就分别出自数十种经、史、子、集等古代典籍。此外渤海国还向唐朝派遣大量留学生，据《渤海国纪》记载“武王所遣生六人，开元三年二月抵京师。大震所遣生，咸和四年归国者三人，李居正、米承朝、高寿海。同年随册命使至者三人，解楚卿、赵孝朝、刘宝俊。”留学生中的大部分是渤海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弟，他们学成回国后，带来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为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很多留学生后来官居要职，如位列公卿的李居

正，考中唐朝进士归国后任国相的乌昭度等。由此可以看出渤海统治者对归国留学生的重视程度。中原文化不仅影响着渤海国的政治，而且还影响到文化和教育，影响到人民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

渤海国在黑龙江流域存在了200余年，关于它的文献记载较少。通过仅有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渤海国与中原唐朝的密切关系，中原文化对渤海国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影响，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国的文明与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魏国忠，渤海国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王禹浪，神秘的东北历史与文化[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北方；草原；新石器；文化特点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01-06

一、兴隆洼文化

1982年首次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而得名，距今约8000～7000年，属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遗存。主要分布在辽河流域和大凌河流域。其遗址相对较多，主要有查海、金龟山、白音长汗、盆瓦窑、南台子、西寨、东寨、上宅等，分布范围北起松辽分水岭，南到燕山南麓，东起医巫闾山，西抵大兴安岭。

兴隆洼文化的遗迹有房址、聚落。房址多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筑。聚落有环壕、非环壕两种。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器、陶器、玉器和蚌器，主要以石器为主。石器的代表性器具有打制的肩锄形器、磨制的斧形器，此外还有琢制和压制石器。骨器主要有骨锥、骨鱼镖、骨匕形器和骨刀等，此外，还出土了一支能发出四种音列的骨笛，对于研究音乐史和乐器史具有重大的意义。陶器为手制砂质陶，陶色以灰褐和黄褐为主，普遍饰有复合纹，胎壁厚重，质地松软，制作水平不高，最典型的特征是盛行平底筒形罐和之字纹。玉器有工具类，如玉匕，还有装饰类，如玉i，从出土的大量渔猎的石器、骨器以及动物骨骼可以看出，兴隆洼文化的经济结构中，渔猎经济占主导地位。从敖汉兴隆沟遗址发现的粟、黍作物炭化遗存、陶器制作水平的低下以及房址和聚落形态来看，农业在这一时期业已出现，并成为一种补充性的经济活动。

兴隆洼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遗址总面积4万平方米，环壕半地穴式内外房址158座，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聚落中，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被考古界赞誉为“中华远古第一村”。

遗址墓葬多为居室葬，共30座。居室墓位于居住面之北临穴壁或四角，为土坑竖穴墓，另外还有1座人猪合葬墓。

二、赵宝沟文化

赵宝沟文化是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高家窝铺乡赵宝沟聚落遗址为代表。关于赵宝沟文化的年代范围，目前有三种观点：杨虎认为是公元前5200～4470年左右[1]，刘国祥认为距今7000～6400年间[2]；索秀芬则认为是公元前5500～4500年间[3]。其主要遗址有赤峰市敖汉旗小山、南台地、翁牛特旗小善德沟、林西县白音长汗等10多处。小山遗址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东南边缘宝国吐乡兴隆洼村。出土陶器、石器、胡桃楸果核等。遗物具有鲜明的特征，如尊形器上的猪首蛇身图像，头部由猪、鹿和鸟首的形象混合而成，猪首下作蛇身，鹿首和鸟首右侧纹饰，类似羽翼。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的龙崇拜具有重大意义。南台地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新惠东约30公里的教来河左岸的南台地村，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地表约有40余个半地穴式的房址。出土有尊形器、高足盘（器盖）等。其中5件尊形器、1件高足盘、1件器盖饰有鹿首神兽、鸟纹等纹饰。

赵宝沟文化的聚落遗址规模，大致可以分成大中小型三类。房屋均为长方形或方形半地穴式建筑，房屋按照使用功能来看，大致有公共性活动场所、居住性房屋和具有祭祀功能的房屋。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还有少量的骨器和蚌器。石器主要以磨制石器为主，种类较多。石耜是赵宝沟文化最典型的器物，扁平正锋，材质为板岩和硅质灰岩，坚固耐用。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陶色以褐色为主，少数黑色，还有泥质红顶钵。典型的陶器为筒形罐。普遍饰有压划或压印的纹饰。另有一些人面像、异形陶器等特殊器类。

从赵宝沟文化遗址内出土的马鹿、野猪、狍等动物骨骼以及鱼骨、软体动物贝壳可以看出，赵宝沟文化的经济结构中存在渔猎经济。

三、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发现较早，20世纪初即先后有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瑞典人安特生、加拿大人步达生、法国神甫桑志华、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等在赤峰境内进行野外考古调查和遗址发掘。红山后出土的文物引起了日本考古界的关注，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对红山后遗址进行发掘，发掘了墓地和第一、第二住地址。后由于战争的原因，红山文化的考古工作几乎停滞。一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初，才有所进展。除国外学者，中国学者也对红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贡献颇多，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佟柱臣等，先后对赤峰城东到红山嘴之间和赤峰、凌源等地进行考察，都有重大发现。1954年尹达对红山后遗址进行仔细分析和探讨，红山文化由此得名。

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其分布范围大体是以赤峰为中心，西起河北省的张家口，东到辽河中游，北达大兴安岭，南抵天津北京的广大地区。其文化遗迹有房址、窑址、大型石砌祭祀遗址、“女神庙”址、积石冢群和石砌围墙遗址等。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器、角器与陶器，其中以石器为主，石器又分细石器、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石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叶形石耜，是一种最富特征性的农业生产工具，也是红山文化的标志之一。陶器以手制砂质褐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并有少量泥质灰陶与黑陶。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渔猎业也占重要地位。

红山文化遗址发现较多，比较著名的有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魏家窝铺遗址、喀左县东山嘴遗址、牛河梁遗址等。魏家窝铺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魏家窝铺村，是大型环壕聚落遗址，房屋排列有序，且数量众多。喀左县东山嘴遗址位于赤峰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大城子镇东山嘴村。石砌建筑群址是东山嘴遗址的主要内涵。基址部分保存完整，整体布局对称分布，具有我国传统建筑特色，这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属首次发现。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西部建平县与凌源县交界处，由女神庙建筑遗址、祭坛、积石冢群以及其他土石构筑物组成。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有女神庙，其中出土许多人物泥塑造像。另外还有分布广泛的积石冢，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史前宗教场所。

四、富河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的富河沟遗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围北起松辽分水岭，南不越西拉木伦河和西辽河，西始于查干木伦河流域以东，东止于东辽河和西辽河交汇处。关于富河文化的年代，索秀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5500～3000年间。

富河文化的文化遗迹主要有房址和坑灶，房址多为方形和圆形半地穴式建筑，房址内有坑灶。其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有大型石器和细石器两类，有锄形器、斧、石叶等。骨器的数量较多，其种类有锥、镞、针、匕、鱼镖、鱼钩等。陶器均为夹砂陶，烧制水平不高，主要有黄褐色和灰褐色。有筒形罐、圈足碗等。陶器纹饰以压制、橄印、贴附制成，纹饰种类有之字纹、附加堆纹、划纹、编织纹、坑纹等。

从出土的房址和农业生产石器以及鹿等动物的骨骼来看，富河文化的经济形态有定居农业和渔猎采集。

五、小河沿文化

因发现今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小河沿乡而得名。主要分布在辽西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和中部地区。其年代范围大概在公元前3640～前2667。遗址主要有赤峰市敖汉旗南台地遗址、翁牛特旗石棚山墓地，克什克腾旗白音长汗遗址和河北阳原姜家梁遗址。

小河沿文化的文化遗迹有半地穴式房址建筑、灰坑、墓葬等。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的器形较大，以敲砸器、亚腰石锄、大型石斧、磨谷器、圆形盘状器为主。磨制的器形小，刃部锋利，以铲、刀为主。陶器制作粗糙，器形不规整，表面多有纹饰，器座上有镂空做法。以夹砂褐陶最多，另有少量夹砂红陶和灰陶。其次是泥质红陶，也有一些砂质与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另有猪、狗头雕塑品出土。

从房址、出土器物等表明，小河沿文化的经济生活形态应是定居生活，从事农业而兼营狩猎业。

六、小河西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木头营子乡木头营子村小河西、孟克河西岸而得名。其文化遗址主要有敖汉旗小河西、西梁、大新井、马架子等。索秀芬、郭治中先生推断小河西文化年代开始时间早于距今8200年。

小河西文化的文化遗迹有半地穴式房址、灰坑、窖穴和土龙等。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等。陶器均为手制，以夹砂陶为主，制作方法为贴塑和泥圈套接法，制作水平不高，陶质疏松，陶色不纯，多呈褐色，少量为红色、黑色。绝大多数陶器为素面，纹饰少见。器型单一，以筒形罐为主。石器有打制、磨制、琢制、压制等，器型有石球、锄形器、石铲、环状器、敲砸器、饼形器、斧、锛、凿、磨盘、磨棒、石杵、臼形石器、石杯。蚌器残破。

七、西梁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双井店乡井沟子村西梁遗址而得名。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

西梁文化遗迹为半地穴式房址、灰坑等。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陶器、石器和骨、角、牙、蚌器等。陶器多为夹砂陶，黄褐或灰褐色。纹饰为条形附加堆纹和压划线纹组成的复合纹饰，这也是西梁类型文化面貌的显著标志。器类较单一，以筒形罐最多，另有平底盂、杯等。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有锄形器、斧形器、压削石器、纺轮、环、管等。另有骨、角、牙、蚌器等。

从制作粗糙的石器来看，当时的生产水平比较低下，结合骨、角制品和出土的马鹿、狍、牛、猪、貉、兔、蚌等动物碎骨分析，西梁文化应以渔猎型经济为主，农业迹象并不明显。

八、查海文化

1982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辽宁省阜新县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约2.5公里处发现查海遗址，其现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年代大致为距今7500～8000年。查海遗存的内涵特征十分鲜明，它与同一地区、同一时期的兴隆洼文化相近但又有明显区别，故以“查海文化”命名。

查海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墓葬。发现房址55座，房址分为大、中、小三种，均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排列密集有序。其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陶器、玉器。石器中铲状器、斧、敲砸器和磨盘、磨棒等所占比例较大。陶器均为手制，火候较低，以夹砂陶为主，另有少量泥质陶，陶色以灰褐为主，也有较少红褐色。器物组合以直腹罐、鼓腹罐与斜腹罐为主，陶器纹饰丰富，“之”字纹和以勾连纹母题为特征的几何纹与斜线纹为主。玉器分装饰品与实用工具两类，出土有i、管状珠、匕状器和斧。

查海遗址。该遗址1982年发现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色拉乡查海村西南约2.5公里处，年代为距今7600±95年，面积约10000平方米，出土有半地穴式房址、墓葬等遗迹。聚落址规模较大，房址以风化岩开凿为房基，布局密集，房址呈南北或东西向成行排列，其形制、特点较明显。遗物有陶器、玉器，还有石器、猪骨，鹿骨及农作的碳化物等，其中以浮雕龙纹、蟾蜍纹陶片最为珍贵。

出土有玉匕、玉管、玉环、玉i等玉器。其中玉i尤其精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的真玉器，堪称“世界第一玉”。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查海遗址位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内，时间比红山文化早一个阶段。“有最早的龙纹陶片、最早的玉器，是红山文化的根系”。

九、新乐文化

发现于辽宁省沈阳市北陵以西，因其遗址中心区在新乐工厂宿舍院内，故称新乐文化。按地层关系和文化内涵可分为新乐上层文化和新乐下层文化。

新乐上层文化距今约3000年，以石器和陶器为主，石器有直背弧刃穿孔长形石刀和磨制较粗的石斧、磨棒、石锤、石镞、石杵等。陶器为素面夹砂红褐，均为手工制作，质地粗糙，没有纹饰，有鼎、鬲、钵、罐等。

新乐下层文化目前只在沈阳地区辽河和浑河流域以及新民县境内发现。其年代距今7245±165年。新乐下层文化的遗迹主要有房址。房址大小不一，多数呈长方形或正方形，半地穴式，较为密集。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石器。石器以细石器数量最多，占全部石器的二分之一，其次为磨制石器，占三分之一，打制石器最少。细石器以石叶最多，其次为各种尖状器和石镞；磨制石器有斧、锛、凿、镞、磨盘、磨棒等；大型打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石铲、网坠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最多，另有少量泥质陶。陶器火候较低，胎质疏松，但胎壁均匀，造型规整，可能已使用慢轮制陶。另有煤精制品、木雕艺术品、石墨、赤铁矿石、炭化谷物、炭化果壳等物出土。煤精制品的发现，使得新乐文化遗址成为我国迄今发现使用煤最早的一处遗址。

十、牛场遗存

牛场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牛场村，其文化遗物主要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有刀、斧、刮削器、镞、凿、磨盘、磨棒等；骨器有针、鱼钩、凿等。从陶质来看，大致有夹砂粗陶和泥质细陶两种。皆手制，平底，侈口，壁厚，素面少纹饰，火候较高、坚硬。表面稍加修整，制作粗糙。器形有陶罐、杯、盅、碗等。遗骨种类有鱼、猪、龟、鹿、羊、獾、狍等。最多的是鱼骨。

十一、亚布力遗址

亚布力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尚志县亚布力镇东北1.5公里的岗地上，1985年6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处遗址进行了发掘，其年代据推测下限不晚于距今4000年。

其文化遗迹仅有房址1座，为半地穴式，平面略呈长方形。出土器物有石器、玉器和陶器。石器多为磨制，部分打制。器形有亚腰形石锄、石片刮削器、斧、锛、镞、磨盘、磨棒和磨石等。陶器均为手制夹砂陶，黄褐陶为多，少许红褐陶和灰褐陶。火候较低，陶质疏松。大都带有纹饰，主要为压印绳纹和戳压篦点纹。器形主要有罐、碗等。玉器有玉锛、玉凿、玉佩饰等。

十二、茑歌岭下层文化

茑歌岭遗址位于黑龙江宁安县境伯湖南端东岸，1963年进行发掘。根据地层堆积情况和出土文物的异同，将文化层分上、下两层。下层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类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牡丹江流域，在图门江和绥芬河流域也有发现。其年代距今约4000年。

茑歌岭下层文化遗迹有房址，为圆角方形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多系打制，有肩、束腰石锄和石斧等。磨制石器很少，大多磨制不精。陶器均手制，以砂质红陶为主，也有少量粗黑陶。能辨别器形的仅有罐、碗等。这些居住遗迹和生产工具，反映了原始农耕的特点。

十三、阿善文化

阿善遗址位于内蒙古包头市区东15公里的阿善沟门东，遗址面积约5万多平方公里。根据阿善遗址地层迭压和遗迹间的打破关系，以及对文化遗物的分析，文化遗存分为一、二、三期。

阿善一期文化，遗存发现甚少，未发现遗迹。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磨盘、石磨棒、石球、磨石、砍砸器等。陶器均手制，以泥质红陶具多，夹砂陶次之。火侯低，器形有锛、盆、罐、重唇小口瓶等。

阿善二期文化，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房址为半地穴式，呈正方形。窖穴多为方形圆角直壁状。其生产工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主要有磨壳石斧、磨盘、磨棒、石镞等。陶器有泥质陶和夹砂陶；彩陶不多，器形有折服钵、曲腹钵、小口双耳罐等。

阿善三期文化，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房址分为半地穴式和槽沟结构的地面建筑两种，整个居住区周围都筑有石围墙，窖穴多方形圆角，呈斜壁覆斗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角器和陶器。石器主要有磨制石斧、打制石斧、有孔长方形石刀、单孔石铲、长柳叶型石镞、镶石片刃的有柄骨刀等，骨制亚形器增多。陶器以泥质灰色篮纹陶及磨光陶最具特色。

十四、庙子沟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新风乡庙子沟村南的西坡上而得名，距今约5500年左右。其文化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窖穴、墓葬。房址为圆角、长方形、浅地穴式建筑。灰坑主要有长方形和圆形两种，少数为椭圆形和圆角方形。墓葬在房址周边，有多人合葬、单人墓葬和双人墓葬。

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骨器和少量的玉石、蚌螺类装饰品。石器有磨制石器、极少量的琢制石器和细石器。陶器分夹砂、泥质和砂质三大类。火候不均，色泽不纯，器表和内胎往往呈现几层颜色。以红褐陶为主，灰陶和红陶次之，少量黑陶。多素面磨光或饰绳纹，彩陶数量不多，以红彩为主，双耳罐最为典型。

十五、老虎山遗址

因1980年发现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的乌兰察布盟南部凉城县西南永兴镇正北5公里的老虎山南坡而得名。1982和1983年先后两次进行发掘。根据地层堆积及出土文物等，可将老虎山文化遗存分为一、二两期。

一期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和墓葬。房址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筑，灰炕有圆形桶状和不规则状两种。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等。石器可分磨制、琢制（细石器）和打制三类。器形有石斧、石刀、石镞、刮削器等。骨器有骨针、骨锥等。陶器以手制为主，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以红褐和灰褐陶为主，灰陶次之，还有少量的磨光黑陶。纹饰以篮纹为主，其次是素面、绳纹、附加堆纹和极少数方格纹。器形有罐、盆、豆、瓮、缸等。

二期文化遗存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和墓葬。房子多为平面呈“凸”字形半地穴式白灰面建筑。在房址正中有圆形或圆角方形地面灶，灰炕有圆形和不规则状两种。墓葬只发现3座，均为小型竖穴土坑墓。遗址四周还有石墙建筑。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等。石器可分磨制、琢制（细石器）两类。有石斧、石锛、石刀、石环、石镞、刮削器等。骨器有骨凿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灰揭陶为主，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的数量有所增加。制法以手制为主，模制和轮制的数量增多。陶器的纹饰，仍以篮纹为多数，绳纹的比例增加，附加堆纹发达。器形有罐、鬲、豆、甑等。

十六、朱开沟文化（第一段）

因1974年发现于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正北10公里的朱开沟村而得名。1977、1980、1983年和1984年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综合文化层堆积及出土器物的情况，其文化遗存可分为五段三期，其中，第一段为龙山文化晚期阶段。

朱开沟遗址第一段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墓葬。房子都是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地面抹白灰面。灰坑有圆形袋状、圆角方形和椭圆形灰坑三种。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生产生活用具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有长方形有孔石刀、石凿、石磨棒、磨石等。骨器有骨镞、骨凿、骨针等。陶器多为手制，模制者较少。有夹砂灰陶、泥质灰陶、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和泥质黑陶五种陶系。以灰陶为主，褐陶和黑陶次之。陶器的纹饰，以篮纹为多，绳纹略少，此外还有方格纹、弦纹、刮划纹和压印纹等。

十七、西园遗址

因发现于内蒙古包头市东郊沙尔沁乡西园村东而得名。该遗址是1983年包头市文物管理所调查时发现的，1985年和1988年先后两次进行了遗址发掘。根据地层和遗迹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出土遗物的综合研究，可将西园遗址分为三期。

第一期遗存较少，仅有少量陶器。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早中期。陶器均手制，分泥质和夹砂陶两大类，其中泥质陶占多数。烧制火候较高，质地坚硬。泥质陶以红陶为主，另有少量灰陶。器形有钵、罐、盆等。

第二期遗存有房址、灰坑。室内绝大部分都有柱洞。灰坑有圆形、圆角方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四种。其生产和生活用具有石器、陶器、骨器等。石器有磨制、琢制等。陶器均手制，分为泥质、砂质和夹砂三大类，其中泥质为主，还有较少红陶、橙黄陶和黑陶。纹饰以素面最多，另有篮纹、绳纹。此外还有磨光陶，纹饰有附加堆纹、弦纹等。器形主要有钵、罐、瓶、缸等。时代大约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骨制品仅见骨针和针筒。另有各种环类和骨簪等装饰品。

第三期遗存有房址、灰坑、墓葬、陶窑等。房址居住面和墙壁均抹一层白砂泥。灰坑仍是圆形、圆角方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四种，直壁穴为多，少数袋形坑。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等。石器有磨制、琢制的锛、纺轮、磨棒等。骨器有刀、锥、凿等。陶制品仅见刀和纺轮。陶器仍可分为泥质、夹砂和砂质陶三大类。泥质陶较二期有所增加，夹砂陶、砂质陶相对减少。时代大约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纹饰仍以素面为主，但相对减少，篮纹有所增加，彩陶基本不见。器形主要有钵、罐、瓶、碗、盆等。装饰品有环和骨簪等。

十八、白泥窑子遗址

1958年发现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清水河县喇嘛湾乡白泥窑子村附近。其文化遗存可分为四种类型。其中，第一、二、三种类型属于新石器时代，第四种类型大约相当于夏至早商时期。

第一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坑灶、窖穴，房址平面呈方形，浅地穴式。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石器有打制、磨制。器形主要有敲砸器、磨盘、石片等。陶器有泥质红陶、夹砂红陶。骨器主要有骨锥。

第二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和防护沟。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石器有大型石器、细石器。陶器有泥质橙黄陶、泥质灰褐陶和夹砂灰揭陶，均手制，多见泥条盘制的痕迹。纹饰有彩绘、绳纹、篮纹、方格纹和附加堆纹等。器形有瓮、钵、碗、瓶、盆、杯等。

第三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石器有大型石器和细石器。陶器均手制，烧制火候低，主要有陶刀、陶纺轮、陶饼、陶环等。

第五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房址为长方形浅地穴式。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石器有砍伐器、盘状器。陶器系手制，有泥质和砂质红陶为主。主要器形有鬲、罐、三足瓮、小口宽肩瓮、盆、碗、瓶等。

十九、大口文化

大口文化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沙圪堵镇。根据文化堆积情况的不同，可分为大口第一期文化和大口第二期文化。

大口第一期文化的时代，相当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前2000年。出土遗物较少，主要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骨器等出土数量不多，陶器均手制，火候较高，主要有高领罐、矮领罐、盆、碗、器座等。

大口第二期文化的遗存有房屋遗迹、窖穴、成人墓葬、瓮棺葬。出土器物有石器、陶器、骨器。石器有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主要有斧、铲、锛、刀、尖刻器等。骨器数量较多，而且磨制精致。骨器既有生产工具和武器，也有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主要有凿、镞、锥、针、匕等。陶器系手制，烧制火候较高，质地坚硬。除少量陶器素面和磨光外，其他以篮纹和绳纹最常见。另有少量的附加堆纹、划纹、锥刺纹、方格纹等。器形有袋足瓮、鬲、折肩罐、大口尊、深腹罐、盆、碗等。

二十、转龙藏文化

转龙藏文化遗址位于包头市东河区东门外刘宝窑子河（古称博托河）出口处的右岸，1954年和1958年曾两次试掘。可能属于转龙藏类型的遗址还有伊金霍咯旗巴尔吐沟，准格尔旗二里半等。

其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骨器、陶器三类。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另有磨制石器。器形主要有石刀、石叶、石核、石镞、刮削器、尖状器等。骨器有少量骨铲、骨锥和有孔陶刀等。陶器系手制，有泥质灰陶、夹砂灰陶和褐陶等。纹饰主要是篮纹、绳纹的图案。

二十一、宁夏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宁夏地区发现的有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由于缺少原生的地层，又未经大规模发掘，故其文化内涵的全貌、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年代先后等诸多问题尚不明确。主要有高仁镇、沙坡头等遗址。

宁夏地区遗址出土的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以细石器居多。种类有尖状器、刮削器、石叶、石核、石镞、石钻、磨盘、磨棒、石斧、石锛等。陶器有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夹砂灰陶和彩陶，以夹砂红陶为主。器形多钵和罐。

大量石器的出现，表明狩猎、采集等经济形式的存在，陶罐等的出现，则反映了农业经济的存在。

二十二、新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穆舜英、王明哲和王炳华总结，新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分为三类：第一种是以出土大量细石器为特征。主要有哈密县三道岭、七角井等遗址，器物有石器、陶器。第二种是以较大型的磨制石器为特征。主要有喀什、阿克苏等地。器物中，石器基本都是磨制，有镰、斧、杵、磨盘等。陶器都是夹砂陶，有罐、杯等。第三种以出土彩陶器为重要特征。遗址有哈密五堡水库、克拉玛依市和额尔齐斯河畔等遗址。新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表明当时的经济形态中，狩猎经济与农业经济都已出现。

综上所述，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新石器文化具有显著特点：文化遗迹很多都具有房址、坑灶等，生产生活工具主要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等，其中，石器以打制、磨制为主，制陶业不发达，这反映其经济生活以渔猎为主。遗迹中有出土农业工具等，也表明农业的发展。另外，遗址中所发现的动物骨骼大都是野生动物，说明畜牧业出现较晚。

参考文献：

〔1〕杨虎.辽西地区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考古文化序列与分期[J].文物，1994（5）.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创意产业 中原经济区 产业集聚

一、引言

近几年，产业集聚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地域宽广、规划整齐的产业开发区成为许多地区经济开发的标志，其中有政府规划扶植的各种产业园区，也有民间自发形成的产业集群。其中创意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异军突起，创意产业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广义文化产业范围的一个分支，其集群化趋势非常明显。目前，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已出现了一些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为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以其灵活的运作机制、强大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多样化的经营业态等特色成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亮点。

无论是在伦敦、纽约，还是在波士顿、上海、北京，在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创意产业因为对知识、人才、环境的高度依赖，都表现出了在城市中心区的空间集聚现象，特别是在城市的旧城区和大学周边地区，由于人才、知识的富集更容易，形成城市中的创意产业集聚。目前，我国许多城市正在通过开发各种创意产业园并辅之以优惠政策来吸引创意产业的入驻，致力于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必然伴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中原经济区的建设中，文化产业是必不可少的，其中创意产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创意产业的兴起，不但有相当的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文化多元化的体现，代表着精神文明的发展。近几年河南省的文化产业有明显趋于创意化发展的趋势，特色旅游、嘻哈文化、电子娱乐、动漫城这些时代潮流的代表，都形成了一定规模，广泛深入社会，民众的文化生活空前丰富，以此衍生出得创意产业文化也得以蓬勃发展。

创意产业集聚化经引起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创意产业集聚化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文化产业和区域经济研究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中原经济区的建设是全方位的建设，得益于中原地区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中原文化产业显现出一番蓬勃的景象，从古色古香的开封龙庭旅游区，到充满现代气息各类俱乐部，文化在维持传统魅力的同时，用创意的方式延续着生命力。但是我国的学者主要研究范畴还集中在文化创意产业的范畴，远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由于现有研究大多是为政府的决策咨询服务的，所以往往停留在实证描述与现状分析阶段，缺乏对创意产业集群化发展机制、创新模式等方面的深层探索。学界最近的研究表明，从产业发展阶段的角度看，创意产业实际是文化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原经济区的发展趋势要求经济与文化共同发展，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要平衡发展，笔者基于发达国家创意产业地理集中的规律和产业集聚发展的内在机理，探讨如何把创意产业集群化发展建设成为一个有序的、自组织的松散机构，以推动中原经济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健康发展。

国务院《指导意见》把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作为建设中原经济区的五大战略定位之一，充分表明，建设中原经济区的过程，不仅是河南省资源优势、经济实力和生产力水平等硬实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通过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使中原地域文化传统、人文精神和人文环境等软实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两者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对文化发展而言，创新是永恒的主题。文化传承和创新是一个有机整体。文化传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文化是通过不断创新和发展来实现传承的。今天的文化传承是历史的文化创新，而今天的文化创新则是明天的文化传承。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文化创新是核心内容。中原经济区文化产业的建设，要到从点到面地贯彻创新的理念，其中创意产业聚集区的形成，正是文化产业发展亮点，是一系列文化现象的源头。

二、创意产业区的特点

2.1 产业链的延伸和资源整合

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创意产业更加注重产业链知识的延伸和相互之间的整合。例如，一个漫画可以衍生出电视、电影，接着是书籍、玩具，并进而衍生出广告、服装、时尚消费等其他更多产品。这种产业链的延长依靠的就是产业内部的知识整合，通过产业链的知识整合使一个个单独的创意最终形成创意产业链延伸，并进而促进整个创意产业的整体发展，国内外创意产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形成完整的知识产业链式创意产业成熟的标志。我国的创意产业虽然呈现出集群化趋势，但还没有形成完整高效的知识产业链，这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较为明显。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创意产业涵盖了多种行业，创意产品更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不同的行业，其创意产业链的产品形式会有很大差别，很难用一种整合模式对其进行概括。针对中原经济区中的河南地区来说，因为其地处中原腹地，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以人文历史景观为项目的旅游业近些年蓬勃发展，尤其是在历史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典故形成独特的动态演绎，这种特色旅游让古老的景点重新趣味盎然，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其中的典型如开封的龙庭景区，其历史重现式的特色旅游已颇具规模，且形成了以吃、玩、观、听等集多种体验为一体的全方位旅游新体验。极好地实现了创汇与宣传历史文化相结合。

2.2 对创意资源的根植性

作为新兴的第三产业，创意产业有别于传统的工业和农业，农业布局是均匀的，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工业布局更多地取决于原料、低成本和劳动力等因素；而创意产业其发展和集聚更多地取决于创意资源，主要包括文化资源、高级生产要素和创意环境。其中，地域文化具有民族性、历史性和传承性，属于不完全流动的要素。文化资源禀赋是影响创意产业布局的物质基础和条件，高级生产要素如创造性的人力资源也称创意阶层，现代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大学和科技机构及现代化的通信网络等也是影响创意产业布局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创意人才在创意产业空间布局中具有先导性作用。受创意人才区位的影响，国内外许多成功的创意产区集聚区都紧邻当地著名大学，并依托大学发展起来就是很好的证明。此外，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政府管理的透明度、社会亲和力、城市文化多样化和包容性等也必不可少，它们也是影响创意产业聚集的重要因素。

2.3 动态学习型主体

创意产业集群化起始的地方化学习阶段是一个“隐性知识—隐性知识”阶段，诀窍和个人技巧通过观察、模仿和练习在个人与个人之见传播是其基础；发展阶段则是一个“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学习过程 ，这时起始的隐性知识逐渐转成可以在集群内部成员之间自由交流的显性知识；创意产业集群化的成熟阶段，有两种知识类型学习阶段，把分散的不同的显性知识予以综合，形成新的显性知识的能力被称为一体化学习；而内部化学习则是运用显性知识，集群个体、企业不断丰富其自身的隐性知识基础的过程。创意产业集群化发展演变过程中的知识学习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类型的转变对于其创新实现和特有竞争优势的形成发展至关重要。

许多创意聚集型企业都是以高校、传媒文化公司等知识信息含量丰富的单位为核心向四周辐射发展的，因为此类单位的主体年轻化趋势比较明显，接受潮流、消化信息的能力比较强，创意产业可以在这类群体中找到广泛的受众群，完成创意传播的第一步。

三、集聚创意产业遇到的挑战

3.1 聚集区商业化带来的高成本

创意产业相对聚集在某个地区，给这个区域创造新的不菲价值（级差地价），既抬高了这个区域的进入门槛，也增加了这个区域的运营成本。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当创意产业中的这部分运作成本在支出构成中所占比重，高于生产流程其他环节所节约部分，而增强竞争能力所需的支出又大于在此区域立足所能提供财力，其他部分降低成本已不能支撑新增加支出时，业主就会选择转移。典型的代表是“城市遗弃之地”——由于创意产业的成功，带动了周边商业的发展，逐渐成为繁荣的商业圈，而由此带来的是地价的飞涨，从而导致创意人群难以承担而撤离，形成了由边缘到主流又回归边缘的怪圈。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瑞达路上的欧洲风格建筑群就经历了这样的尴尬遭遇，欧洲风格建筑群作为早期的创意建筑群曾被许多投资人看好，盲目的地价炒作使其价位扶摇直上，导致一些有活力但资本不够雄厚的小公司无力承担，而入驻的消费场所又因消费群体不足及其它种种原因而难以维持，直接导致了数年后整条欧洲风格街区的萧条。

3.2 路径依赖形成创意的丧失

创意产业存在一种“短时期”现象，即当大公司主导市场时，创意产品的种类将会减少，而当小公司的发展出现快速增长的时候创意产品的种类将大大增加。一般情况下，这两种状态之间将呈现转换的态势。由于知识的隐含技术的离散、环境的变化等一系列条件，非一体化的产业结构可以通过产品的异化进行持续快速调整，“探索”出新组合从而更好地实现范围经济，产业结构会渐趋于垄断。随着创新进入巩固化阶段以后，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导致模仿竞争逐渐激烈。厂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采取一体化措施，力图借助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提高生产效率以应对残酷的价格竞争，从而泯灭创意。Allen Scott 用印度婆罗门画家风格的锁定、法国电影的衰落以及20世纪50～60年代好莱坞电影业的巨变来论证这个观点。

3.3 运营模式变革与新技术投资诱惑

当新的科学发明和技术应用改变产业的运行模式和生产流程时，或是新技术装备投资冲动强劲时，创意产业就会以很大几率选择迁出，或者说迁出弹性较大。以创意产业中的传媒业为例，传统运营模式下，报纸编辑部与印刷厂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铅排印刷技术所决定的。随着激光照排技术、排版技术等在报业广泛应用，编辑部与印刷厂不一定非在一其也能获得所需要的运行效率，传统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传版已经成为一种技术手段；特别是报纸对印刷效率的追求，使得报业纷纷选择引进新设备。这使得许多曾今名噪一时的传媒报纸街变得名不符实。

另外，我们提出创意产业发展应重视空间因素，在推动创意产业的空间重构、推动创意产业与城市的文化产业、创意经济相融合的同时，也应当警觉两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其一是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高估”，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文化的力量借由传媒迅猛释放。中国和世界过快的接轨，潮流的激荡引发了时尚、民意、大众心理的膨胀乃至超载。我们在看到创意产业繁荣的表象时，也应该清醒地知道如果只是单纯地以文化和创意所产生的符号价值，就可以带动一个区域或是城市的全面发展和推动民众健康地、优质地生活，并非一件易事。其二是政策和产业力量的快速迎合对地方性知识的滥用。从产业角度看，基于地缘的创意产业的发展显然是利用地方文化资源的特性。将一些知识、创意、资源进行商品化而后获得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加上政府策略的配合则发展更快。但是政府常常比较迎合最新的城市发展议题，而不愿意承担导致地域文化遗产扭曲发展的负面责任。

参考文献：

[1]宋冬英.创意产业研究综述[N].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6.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整合理论；中原文化；文化品牌；自媒体；创新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6.014

中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河南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实现中原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原文化的建设与传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打造了一些文化名片，如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洛阳牡丹花会等，但就整体而言，对中原文化资源的挖掘力度还不够，文化品牌数量较少，传播力度不强。当今世界，传播环境日新月异、新媒体层出不穷，这给中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渠道、更为多样的方式，但也有自扫门前雪、各自为战而未形成合力的问题。中原文化要想走出去，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影响力，需要整合多方力量，使之形成强大的合力。整合营销传播理论（以下简称“整合理论”）以整合为中心，着重综合利用于企业的所有资源，涉及产品、消费者、传播手段等营销的多个方面，能给中原文化传播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正如整合理论的先驱、美国学者唐・E・舒尔茨教授所言，“营销即传播，传播即营销”[1]，中原文化传播可看作中原文化的推广与营销，运用整合思维开发、包装、推广中原文化，可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目前，学界对中原文化建设与传播的研究颇热，有的从文化传承角度梳理中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有的从新媒体角度探讨中原文化传播的策略，有的从中原经济区建设角度探索中原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等，论述颇丰但研究较为分散，缺乏内在的联系性。本文拟从整合理论出发，将中原文化作为一种商品来对待，用整合理论观照中原文化的建设、传播和创新，强调中原文化传播的系统性，以期有助于解决中原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一步推动中原文化的建设与传播。

一、中原文化建设与传播的优势和条件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又与时展相契合，具备先天的传播优势。中原文化与传统的燕赵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一样，都是以地域来命名的。然而，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中原文化包含的内容更多，既包括以河洛地区文化为代表的经史子集、百工技艺、风土习俗、人物景观等，也包括非中原人士在中原地区创造的及中原人士在其他地区研究中原所形成的文化。中原文化所包含的丰富内涵决定了其丰富的传播内容，而传播技术的发展又给中原文化的建设与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1.中原文化资源丰富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32号文件）中指出：“中原地处我国中心地带，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2]河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在元朝之前，河南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了安阳、郑州、洛阳、开封等著名的古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华文明中最重要的儒、道、释文化均与中原有着深厚的渊源。河南是多个姓氏的发源地，姓氏文化资源十分丰厚，起源于河南的姓氏超过1 500个。据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按人口排序的前300个大姓氏中，有171个起源于河南省或部分源头在河南省，前100个大姓氏中有77个姓氏直接起源于河南省，这些姓氏涉及当代华人的90%[3]。可以说，河南省是海外华人的主要祖籍地。

2.中原文化精神与时展相契合

中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即中华文化的源头，历史悠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中原文化本身的特点决定其在当代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中原文化具有根源性、原创性、包容性、开放性、基础性等特点，这几大特点中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与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相通之处。

中原文化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精神，所倡导的保护环境、和谐发展理念等，都与今天的时代精神高度契合。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提出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4]。“三个倡导”包含的和谐发展观、以人为本等理念与中原文化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如《老子》中说道，“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把人和道、天、地并列，突出人的地位。中原文化崇拜人，而不是神，如伏羲、黄帝等，他们的贡献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人为本的理念与“天人合一”也是同宗同源的。

包容和开放意识使得中原文化经受几千年洗礼后，依然具有勃勃生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的交流日渐深化，我国也在向着世界大国目标迈进，积极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带来一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与普及。在各种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今天，要在保证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包容与开放意识必不可少。

3.媒介资源丰富

媒介不等同于媒体，而是比媒体更广泛的概念。媒介是指“介于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用以负载、传递、延伸特定符号和信息的物质实体”[6]，除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大众媒体及其传播机构外，只要是负载、传递信息的都可以称为媒介，如各类文化活动、广告牌、文化T恤等。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资源的日益丰富，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文化传播的渠道增多，传播范围也日趋广泛。媒介资源的丰富为中原文化的建设与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

二、中原文化建设与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随着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日益重视及地方政府自身文化自觉性的不断增强，中原文化建设与传播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辩证地看，现阶段中原文化的建设与传播是优势与困境并存，其传播过程中品牌建设较弱、传播主体单一、传播力度不强等问题较为严重。

1.品牌建设较弱

文化品牌是符合消费者需求、经受了市场考验并被市场选择的文化产品精神沉淀，是文化资源开发与创意的结晶。长期以来，河南省对文化资源的产业要素发掘不够，资源占有意识和创新开发意识相对薄弱。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缺乏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文化资源多而不优，散而不凝；二是文化产品特色不鲜明，品种不丰富，包装不时尚，难以形成有效的产业链条；三是忽视对文化品牌新的内涵、特点和品质的创新，文化品牌的发展后劲不足。目前虽然已成功地推出了《风中少林》《清明上河园》《梨园春》等文化精品，但与兄弟省份和发达国家相比，文化品牌产出率不高，创新力不足，与河南文化资源大省的地位不相称。现阶段中原文化建设与传播还处于创立文化名牌这一文化品牌化发展的初级阶段。

2.传播主体单一

长期以来，中原文化传播被简单等同于宣传行为，且认为只是党和政府的事情，政府唱主角，地方和民间只要配合就行。在这种偏颇思想的指引下，中原文化传播中存在较重的官方色彩，传播主体单一，地方和民间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积极性没有被激发出来，文化创新的自觉性不强，自信心不足。河南省现有的文化活动大多由政府牵头，如新郑“黄帝拜祖大典”是由河南省政协主办的，“国际少林武术节”“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安阳殷商文化节”“中国开封文化节”“信阳茶文化节”“周口姓氏文化节”等地方性节庆活动，也均由河南省政府或地市级政府主办，真正由民间主办的很少。现实中，在文化产品开发、文化品牌的构建中居主体地位的文化企业，稍具规模的一般为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多缺乏市场运营活力和团队创新能力，而私营企业则一般规模较小，在文化传播中难以发挥传播主体的作用。

3.传播力度不强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没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不能形成较大的影响力。目前，中原文化传播仍然较依赖于传统媒体的新闻宣传，多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手段较为单一，缺乏吸引力。网络媒体如《大河网》等新闻网站虽利用文字、图像、声音等多种符号来传播中原文化，但有关文化的信息量略显不足。河南文化网作为专业的文化传播平台，虽设置了多个栏目，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但网站自身宣传力度不够，社会参与度不高，受众也多以信息浏览为主，未发挥互动优势。而新旧媒体间又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各自为战，传播力量分散，传播力度不强。

三、整合理论视域下中原文化建设与传播策略

整合理论最早是在1990年代的美国提出的。整合理论的先驱、美国学者唐・E・舒尔茨认为，整合营销传播是把品牌等与企业的所有接触点作为信息传达渠道，以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为目标，是从消费者出发、运用所有手段进行有力传播的过程。我国学者倪宁在参照了国内外整合营销传播的多种定义后提出，整合营销传播是“统筹运用各种传播方式并加以最佳组合，以特定的目标群体为传播对象，传送基本一致的营销信息，促进联系和沟通的系统传播活动”[7]。以上两种定义，无论是“从消费者出发”还是“以特定的目标群体为传播对象”都体现出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核心观点，其目的也都是为了实现传播的有效性，注重多种传播方式的最佳组合。中原文化资源虽丰富，但文化品牌较少，各种文化形态与媒体之间缺乏联动等，这些问题都可在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指导下得到有效解决。

中原文化在建设与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的整合：一是文化整合，二是渠道整合。文化整合的重点就是充分挖掘中原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内容，加以强化，形成一系列文化品牌；渠道整合是媒体资源的整合，如新旧媒体组合，大众媒体与社交媒体组合。操作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注重中原文化品牌精神内涵的统一

文化的传承依托于文化产品。围绕中原文化特色开发文化产品、推行文化品牌战略，是中原文化建设与传播的必由之路。河南省现已打造的文化品牌，有以“黄帝拜祖大典”为代表的寻根文化品牌，有以开封“宋文化”、安阳“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品牌，有以《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武林风》为代表的武术文化品牌，有以《梨园春》为代表的豫剧文化品牌，有以白马寺、中岳庙为代表的宗教文化品牌等，在国内外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这些文化品牌是中原文化的一部分，但各文化品牌之间缺乏有效的统一，各自为战。整合传播中一个主要的特征是要以“一种声音”进行突出强调，使受众接受到的信息统一、明晰。对于中原文化传播来说，“一种声音”不是指传递的文化信息要完全一致，而是指各文化产品中体现出的内在精神要一致。因此，在中原文化品牌的塑造中，应围绕“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开放包容等精神内涵，构建整体的、易于识别的文化形象。文化品牌是形式，精神内涵是根本，形式可以多样化，但精神内涵应具有统一性。

2.确立受众意识

受众是整个传播过程的归宿，其接受程度与评价决定了传播的有效性。整合理论的核心和出发点都是消费者，建立消费者资料库、研究消费者是整合营销传播的首要步骤。文化传播中建立受众数据库虽比较困难，但研究受众、确立受众意识是文化传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中原文化传播中要研究受众接受信息的特点。在媒体资源日益丰富的今天，受众有大量的机会接触信息，其选择信息的自主性不断增强。亚里士多德曾说：“在诸多感觉中，尤重视觉。”[8]现阶段受众更愿意接触图像、影视、声音等具有冲击力、直观性等特点的传播符号，这决定了运用摄影展、影视剧、微电影等视觉化艺术手段来传播中原文化将是重要的传播趋势。另外，中原文化传播要以受众需求为导向开发文化产品。文化产品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好的文化产品能有效地传播文化内涵，对消费者而言也是一次文化的享受。“要下大力气研究市场受众方的一切，有的放矢地针对市场和受众方设计我们的文化产品，生产出一批受众方喜欢和销售对路的文化产品，从而达到大规模输出中原文化的目的。”[9]《梨园春》这一豫剧品牌的成功充分体现了受众意识的重要性。在戏曲艺术发展不太景气的情况下，《梨园春》将传统艺术与电视传媒相结合，设置“擂台赛”这样的PK平台，极大地调动了全国戏迷的热情，实现了电视戏曲从传统表现模式向“全民选秀”模式的转变。正是《梨园春》重新掀起了人们看戏、听戏、关注戏曲的热潮，极大地推动了中原文化的建设与传播。

3.充分利用各种媒介资源提升中原文化传播力

提升中原文化传播力，要求我们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和媒介优势，拓展中原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其一，把握媒体特性，整合媒体资源。整合传播强调各种传播手段和方法的一体化运用。在中原文化传播中，最重要的传播渠道就是媒体，这里的“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这需要我们把握两类媒体的不同特性，整合媒体资源，将文化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投放，做到优势互补。为此，我们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与深入性，系统梳理中原文化，深入阐述中原文化内涵，引导主流舆论，提供最基础的文化信息服务；另一方面要根据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具有的多媒体、交互性等特点，提供多样的文化传播形式，设置话题调动受众的参与性。自媒体“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10]。腾讯QQ、MSN、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虽很难担负起提供完整正式的信息和深度说明决策的角色，但由于其门槛低，发展速度较快，应用也日益广泛，在文化传播中也是我们必须要重视与占领的阵地。总之，须把握各种媒体的特性，根据不同阶段和不同的传播目的进行媒体组合，力求覆盖最广泛的强有力的传播体系，多维立体地传播中原文化。

其二，整合多种传播方式。文化传播的方式和手段多种多样，除借助于媒体资源外，广告、公共关系或事件营销活动也正在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河南省推出的“老家”系列形象广告，展现了河南省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并在央视十几个王牌栏目中投放播出，社会反响强烈。近几年，在政府推动下拍摄的旅游宣传片，如《老家河南》、网友自发制作的河南形象宣传片《加油河南》、将文化旅游与微电影相结合的《让心回家》十二星座微电影，都很好地展现和宣传了中原文化。另外，近年来，河南省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节会活动，如开封清明文化节、郑州少林武术节、洛阳牡丹文化节、淮阳庙会等，涉及经贸、文化、旅游等内容。以学术研究与交流带动文化传播也是近年来中原文化传播的新手段，如成功举办了河南传统文化论坛、中原文化论坛、黄帝文化国际论坛等。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等专业学术研究机构的设立，也为提升中原文化品位、扩大中原文化影响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其三，整合多层次传播主体。根据整合理论，应构建包括政府、组织和个人在内的多层次传播主体。政府在文化传播中应起带头指导作用，制定长远的可持续的文化发展战略，对传播中原文化给予相应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创造良好的文化传播环境。企业是最典型的社会营利性组织，企业所承担的文化传播责任主要体现在对文化品牌的培育与推广、企业自身形象的树立上。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承者，在谈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问题时曾指出，要“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11]，因此河南省政府应大力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性与自信心，发动其主动参与到文化传播中，以扩大中原文化的传播范围及影响力。自媒体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传者与受者的关系，使传、受双方界限变得模糊，人人都可以是文化的传播者，这为人民群众参与文化传播提供了便捷的渠道。

4.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的，在传承中有创新，在创新中有传承。因此，首先要注重中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开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众多具有文化价值的建筑被随意地拆除或损坏。另外，在文化资源开发中，对文化内涵挖掘不够，致使文化产品科技含量低、同质化现象严重，从而不同程度地造成了文化资源的浪费。河南省要建成文化强省，对优秀中原文化资源需进一步加强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建立健全文化资源管理保护体制，出台更详细的文物保护法规，明确执法主体。在文化资源开发中要摒弃一味模仿与复制，创新思路，在继承中原文化的基础上，挖掘提炼本地区的文化特色。其次要加快中原文化现代化的步伐。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原文化要想走出去，继续保有强盛的生命力与深远的影响力，就要符合现代人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观。而要实现中原文化现代化，既要继承中原文化中的精华，又要结合当代形势，对其进行改造与创新。中原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与研究中，应去粗取精，将中原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吸收当代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注重形式创新，做到与时俱进，真正实现其现代性转换。

建设文化强省，实现中原崛起，离不开中原文化的助力。中原文化长久以来始终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得益于其世代传承与不断创新。传承与创新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要不断地回顾过去，总结经验，也要立足当下、前瞻未来；在继承传统中原文化的同时，要加强文化体制、文化观念和文化形式的创新，以期为构建和谐中原和推进中原崛起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参 考 文 献]

[1]

[美]唐・E・舒尔茨.整合营销传播[M].吴怡国，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3.

[2] 李海龙.对中原文化资源“品牌化”发展的思考[N].郑州日报，2013-10-25（15）.

[3] 李立新.辐辏八方 播散九州――河洛文化根源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1-11（08）.

[4] 邓海英.论“三个倡导”与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1）：18.

[5] 老子.道德经[M].北京：金盾出版社，2009：89.

[6] 邵培仁.传播学导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99.

[7] 倪宁.广告学教程[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43.

[8]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

[9] 靳义亭.河南省文化资源对外传播的思考[J].前沿，2011（20）：41.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论坛活动是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要求的具体行动。

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由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论坛的主题是“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这是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次大型活动。

这次论坛是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加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讲话精神，以及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宁波召开的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会议和王胜俊院长重要讲活精神的重要举措和具体行动。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胜俊为论坛亲笔题写了主题会标“人民法官的晶格与追求”。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向论坛发来贺信。贺信指出，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宁波召开了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会议，王胜俊院长亲临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次法院文化论坛的举办，是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贯彻落实宁波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论坛的主题是“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深刻内涵的主题，王胜俊院长亲笔题写了主题会标，这对大家是极大的鼓舞和有力的鞭策。贺信强调，古往今来，文化的软实力无所不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社会的每一次大的变革，文明的每一次大的进步，无不打上文化的烙印。最高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法院文化建设工作尤其是近几年来，在王胜俊院长的大力倡导，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力推动，各级法院和广大干警的积极参与下，法院文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以“公正、廉洁、为民”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先进法院文化，已成为广大法官的共同追求。法院文化分会要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广泛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依照章程认真履职，当好院党组的参谋和助手，团结带领广大会员积极探索推进法院文化建设的新途径、新方法，通过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共同营造一个法正风清、和谐友善的司法环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百忙中通过省委办公厅专门关心此次论坛的盛况。山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玉林，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左世忠出席会议并致辞。杜玉林指出，论坛的举办，对于深化广大法院干警对法院文化建设意义的认识，增强法院干警综合素质，提升审判水平和改进审判作风，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促进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都将起到积极作用。申维辰指出，在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深厚历史积淀的“晋商文化之都”――太原举行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既是对太原两级法院大力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成绩的肯定，也是对太原发展文化“软实力”工作的鞭策。左世忠指出，山西法文化历史悠久，这次论坛在山西召开意义深远，山西近年来涌现出了如太原中院等一大批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法院，山西法院要借这次论坛的东风，加倍努力，把山西建设成名副其实的法治文化大省。

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名誉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谢安山、唐德华、李国光、刘家琛，纪检组原组长刘法合等出席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会长李玉成主持开幕式并作总结讲话。中同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副会长公丕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正安、吕伯涛、李玉臻、姜联润出席论坛并分别主持大会发言。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梁权，太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俊明，太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柳遂记等领导也出席了论坛活动。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的主管领导和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秘书长、委员及山西省各中级法院院长和太原市各基层法院院长等参加了会议。

大会会场主席台后面的背景墙上，黄河壶口瀑布的巨幅形象融入到蓝色天空的主色调当中，辽远而深广。“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的大字下面，是王胜俊院长亲笔题写的主题会标“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10个行书体的黄色大字笔力苍劲，在湛蓝的天空映衬下，仿佛翱翔于天幕之上，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立体效果，灵动飞舞，呼之欲出。参加论坛的同志无不为这些匠心独运的构思和设计而怦然心动，啧啧称赞。

论坛活动是全国法官群体中优秀代表思想智慧的大汇集、大交流和大碰撞。

此次论坛提交的论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据悉，论坛收到的论文达1280余篇，经过专家评委认真评审，共评选出104篇获奖论文，其别奖5篇，一等奖6篇，二等奖14篇，三等奖24篇，优秀奖55篇，共有38名获奖代表在论坛上作主题发言。据了解，这次论文征集有一个特点，就是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法院(包括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都提供了论文，而且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法院(包括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都有论文获奖。

从论文情况来看，参与撰写的有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院长、副院长，比如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高勇撰写的《构建先进法院文化塑造法官核心价值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论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的法院文化建设》，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的论文《为民司法价值观的时代意蕴――“陈燕萍工作法”的启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周玉华的论文《法官良知体系的构建与维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吕岩峰的《法官的气象》，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树江的《努力建设人民法官的精神家园　牢固树立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路德_坤的《文化的生命力在仁善　仁善的感召力在管理――关于太原法院管理文化建设的思考与实践》，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院长许建兵的《基层法院精神文化建设之构想》等；

有政法大学和法官学院的教授、专家，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斌的《论人民法院文化体系的建构》，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刘小宝的《论当代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等；

有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基层法院

的法官、普通干部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比如最高人民法院监察室余士军的《论人民法官的人生理想和追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陈本亮的《“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对法官人生修养的启示》，林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齐斌的《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法官文化建设》，青海省海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晁兰军、葛恒美的《西部地区法院文化建设之完善――以青海省海东地区两级法院文化建没情况为视角》等。

论文撰写者围绕“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这一主题，搜罗古今，征引中外，既视野宏阔，高屋建瓴，又幽微洞见，鞭辟入里；既注意理论上的阐述和系统，又强调实践中的可行和效果；既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当前法院文化建设和法官品格修养的传承性和借鉴性，又突出新时期对人民法院精神文化建设的更高期待和要求。特别是通过38篇优秀论文的大会现场交流，亮明观点，各抒己见，效果很好。通过对法院文化内涵和外延的分析、探讨和论述，使得大家对于法院文化的概念、性质及实践运用的途径、方法都有了更细致的了解、更全面的认识、更深刻的体会。

这是一幅令人激动的画面，这是一幕令人难忘的场景：因为对中国法院文化的热爱和关注，因为对中国法院文化的奉献和追求，大家齐聚一堂，谈论着同一个话题。这其中有白发老者，他们在全国法院系统德高望重，此次在会上妙语连连，诲人不倦；有青壮年骨干，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勤勉奋斗，此次在会上以文会友，收获满满。发言者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或张扬外向，或沉稳内敛；或引经据典，严谨细密，或层层递进，淋漓酣畅。听者时而凝神听，时而认真记，会场上时而是会心的笑声，时而是火热的掌声。

论坛活动选择在山西、在太原召开，澎湃而活力四射的法院文化与古老而生机无限的黄河文化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参加论坛的同志都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除了在会上研究和交流文化，会场之外的文化特色同样鲜明，文化气氛同样浓厚。

7月26日晚，参会人员集体观看了讲述晋商故事和晋商精神的经典话剧《立秋》。由山西省话剧院创作的大型历史话剧《立秋》讲述了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丰德票号，在民国初年出现危机时由盛而衰的故事，展示了富甲天下数百年的晋商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也揭示了晋商衰败的重要原因。该剧已在全国公演6年之久，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和海峡两岸。等2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观看了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成为中国话剧百年历程的盛事。观看了演出的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晋商传奇让人赞叹，晋商精神让人钦佩，晋商文化中提倡的“勤奋、敬业、谨慎、诚信”的理念，与人民法官“公正、廉洁、为民”的核心价值观有着很多相通相融之处，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对大家研究法院文化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27日晚，参会代表们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太原晋商博物馆。该馆是以晋商历史及晋商创造的商业文化为主要展示内容的专题博物馆，通过声、光、电等现代展示手法，展现了晋商从崛起至称雄四海、名扬域外的历史进程，是一部反映晋商500年来社会、经济、文化、民俗等诸多层面的立体画卷。大家看着那一件件珍贵的实物和一张张照片，听着讲解员从古至今的讲解，思绪和情感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数百年前晋商先祖们筚路蓝缕、打拼天下的万里征程和风雨岁月。

相较于感受传统文化的深邃，展示山西三级法院文化建设成果的56块图文并茂的展板，给来自全国同行的印象和感觉就直观和亲切多了。

这些资料告诉大家，近年来，山西全省法院响应最高人民法院的号召，在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喜人的成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论坛活动承办者的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院党组书记、院长冯少勇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下，将文化建设、思想教育等看似务虚的东西注入到管理的具体活动当中，使管理工作这个“严为要”的形，因有了文化建设这个“人为本”的神，而别开生面，活力无限。正如冯少勇院长经常说的：“多年的法院管理工作，我深深地感到，人管人，累死人，文化管理最文明。法院管理文化育公正审判、育美、育能、育廉。一个没有文化的法院是没有精气神的法院。”他们的法院管理文化，不是一花独放的院内文化，而是面向全社会的开放开明的文化。他们主动走向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通过司法进校同、进医院、进军营、进监所、进社区……不仅把法制精神和法律知识带给社会，而且让法院文化的气息影响到更多的人。因此，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颁发了“全国法院文化活动基地”的牌匾。

或许是受到会里会外浓浓文化味的熏染，不少代表心潮激越，诗兴大发，艺趣盎然。法院文化分会名誉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家琛在会场即席赋诗一首，其中四旬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文化非等闲。当今发展耀世界，法院文化写新篇。”这首诗当场诵读后，赢得一片喝彩声。参会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都匀黔南自治州中级法院副院长袁承东迅即和诗一首，他写道：“皋陶刑鼎发源地，春秋五霸晋争先。古为今用体用别，中华法系换新天。”法院文化分会副会长吕伯涛则现场挥毫题字：“艺著学弘谦作本，行端品正德为先。”还有几位书法作者也慷慨留墨。

论坛活动受到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各主流媒体纷纷刊发报道，众多网站相继转发有关内容。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基础英语教学 文化教学 基本原则

1.引言

文化教学是基础英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在基础英语教学中进行文化导入不仅能使学生学习语言知识,还能使学生了解社会文化知识;既能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又能培养其社会文化能力。但文化教学并非只是简单的文化知识讲解和借题随意发挥。基础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承载着文化传承和文化比较的基本功能,关系到学生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因而必须要具有适度性、针对性和科学性(胡文仲,1997)。文化教学能使学生在语言学习中领悟目的语文化,在文化学习中强化英语语言能力,做到语言与文化相互渗透,两种能力培养齐头并进,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笔者经过长期的基础英语教学实践和不断的总结反思,认为在文化教学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激发学生兴趣、把握文化平等、对照文化差异、相关性和实用性兼顾、师生良好互动等基本原则。

2.激发学生对目的语文化的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动力(束定芳,1996),在引导学生进行语言学习的同时,要着力激发学生对目的语文化的兴趣,这就对授课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必须精心设计从课本知识导入文化知识的过程,并着力创设目的语文化知识的交际实践和环境,能使学生置身于一个生动有趣的真实语境中,从而产生对目的语文化的兴趣,在语言实践和情景模拟中加深对文化知识的理解。以歌曲为例,同样是英语文本,对于歌曲,学生在听过几遍后就既能记住曲调,又能记住歌词,但对于老师布置的课文段落背诵,却很少能在极短的时间里记住。这充分说明了兴趣驱动对学习的重要性。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点,在课程教学中使用歌曲、网络视频等生动有趣的技术手段对英语文化进行展示,激发学生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和求知欲,使他们能深刻体会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特定文化形态,以及这种文化形态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这样既培养了学生学习语言的兴趣,又培养了他们的文化意识,开拓了他们的文化视野,从而达到将文化教学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实现文化教学的目的。

3.引导学生把握文化平等的前提

文化教学的另外一个关键原则就是要帮助学生树立文化平等的基本观念。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譬如不同的人种,虽然肤色体形各有不同,但绝无优劣之分,学习文化时,也一定要坚持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即不论孕育这种文化的民族是大是小,是强是弱,其文化亦绝无好坏优劣之分(刘润清,1995),不能因为英语是多数发达国家使用的语言,就认为西方文化具有优越性,从而产生崇洋、妄自菲薄的心态。教师要让学生明白外语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成功实现跨文化交际,了解并吸收他国文化的优秀成分,为我所用。同时,外语学习尤其要重视自身的主体性,教师应该学会更准确地用外语介绍和传播灿烂的本民族文化,帮助学生树立起文化平等和语言平等的基本观念。在了解和学习英语语言的过程中,承认每一种文化的合理性、优点和长处。要让学生明白,文化融合的过程是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完成自身更新的过程。学习英语一定要学习英美文化,但不应唯西方文化是从。要告诉学生,跨文化交际是各种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对话和交流。中西文化相互撞击、相互摩擦、相互吸收和融合,并在互动中向前发展。在基础英语教学中,在进行文化差异性的对比时,教师一定要把握好对学生的正确引导,切忌过分地赞扬某种文化,更不要恣意贬低某种文化,而应该努力使学生形成基于文化平等对话基础上的正确文化价值观。

4.注意中西文化差异性的对比

在基础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将课程中遇到的文化点进行中西文化的对比和归纳。甚至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关乎文化差异的交际语境也可以由教师先总结,以便让学生很容易地掌握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以与英美人士初见时谈话的禁忌语为例,教师可以将其归纳为“I,WARM,Where,Meal”等四个英文单词。其中“I”代表Income;W代表Weight;A代表Age;R代表Religion;M代表Marriage等。学生只要记住这几个单词就可以很随意地和外宾交流而不至于陷入一种文化禁忌遭遇尴尬。因为这四个单词表明了在初遇外宾时不合适提问的收入、体重、年龄、宗教、婚姻、去哪里以及是否吃饭等几个应该注意的问题(张秀英,2007)。这些文化点应该合理分布于日常教学中,并应用大量的情景模拟使学生能进行实际演练,做到熟练掌握这些差异且明白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但汉英文化的差异体现在很多方面,教师不可能在一节课里全部讲解这些内容,学生也不可能在一节课里解决所有的文化问题。因此对文化内容的量和度的把握是教师在上课时应该灵活处理的一个问题。巧妙而典型的对比和归纳不但有助于学生轻松掌握文化知识,而且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必然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5.注意课本知识的相关性和交际的实用性

基础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还应该坚持两个原则,即课本知识的相关性和应用于交际的实用性(陈申,2001)。文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概念,但文化教学并不是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因而英语教学过程中所有文化点都必须和课本紧密相关,切忌恣意发挥,漫无边际。其次,文化知识的讲解应该确保其跨文化交际的实用性。也就是说,文化导入一方面要以教材规定的内容为依托,另一方面必须顾及学生跨文化交际的实际需要。一方面能使学生认识英汉语言的差异性,对英语语言的学习产生动机,提高其兴趣,另一方面又能使学生意识到英汉文化的差异,从而增强跨文化的敏感性,自觉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英语专业教材《综合教程》中有关于西方节日的文章,在讲解课文的过程中,教师可以紧扣课文的文化知识点进行西方节日文化的延伸。如Valentine’s Day,在对其来龙去脉向学生作以简单介绍后,还可以和中国传统的七月七日互相比较,在交际中可以说:Today is Chinese Valentine’s day.这样就既兼顾教材,又兼顾交际,体现了相关性和实用性的文化教学原则。

6.着力形成教学过程中的良好互动

在基础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努力培养学生的英语文化意识,而坚持互动性的原则是培养这种文化意识很有效的途径。这种互动与平日课堂教学中的互动并没有什么不同,主要指在文化教学环节上教与学的互动、师生之间的互动及学生之间的互动,以实现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与沟通。文化的导入也包括观念、认识、情感、成果等个人认知及主观层面的内容(金惠康,2004)。通过探索和讨论可以可以获得新发现,达成共识,实现知识共享和共同进步。例如文章中讲到西方的Party,教师可以让学生先讲讲自己印象里西方的Party的形式,以及受邀参加一个Party时作为客人应该注意的时间、举止、言谈、告别等问题。在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补充、实现师生互动后,在时间安排允许的情况下即可以让学生模拟一个西方的Party,创造真实的语言环境,提供文化氛围,以小组表演的方式实现学生之间的互动,加深学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一些简单的文化点诸如问路、求助等均可以在师生互动或学生互动中展开,教师可以利用当地较有特征的建筑物让学生进行问路的情景模拟,也可以很有创意地进行表演。总之,着力形成良好的互动式教学对于文化的有效导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7.结语

基础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对语言教学提出了新问题,开辟了新思路。坚持科学的导入原则和方法是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前提,也是文化导入有效性的根本保证。在文化导入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使学生感到目的语文化的趣味性,让他们主动地参与到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的过程中来。在帮助学生了解英美文化的同时,要防止学生形成文化优劣的错误价值观,导致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接受和崇拜。同时,教师要在平时注意中西文化差异性的归纳和对比,使学生在对比中加深对异域文化的理解。在文化教学中既要紧扣教材设计的文化项目,也要顾及文化意识培养对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实用性。在课程教学中,要设计科学生动的教学过程,着力形成良好的课堂互动,使学生在与老师和同学的相互探讨中深化对文化的领悟,达到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的。总之,基础英语教学阶段的文化教学事关学生语言文化学习的成败,只有不断总结教学的实践经验,坚持科学的教学原则,才能使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在协调有序中共同提高,实现基础英语教学阶段的根本目标。

参考文献:

[1]Stern.Issues and Options in Language Teaching[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3]刘润清.21世纪英语教学――记英国一项调查[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2):69-71.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包括众多少数民族在内的多元一体民族格局。如此格局之中，在区域性民族认同与国家整体性政治认同之间，以及民族区域自治与宏观国家治理之间，既存在着一致性，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张力。这种张力体现在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民族意识、民族传统诸文化心理层面与汉族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可能由此产生的紧张，并随着国民教育提升和经济社会发展而持续发酵，深刻影响着民族事务治理，以致在我们提出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今天，它成为执政党、政府与社会各界应当加以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当我们基于民族政治心理支配着民族政治行为这一基本论断，将这一问题放在政治文化学的视阈中加以考察，就不难发现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研究诚乃考察少数民族政治行为——治理、自治、维权等的重要视角，并且构成民族政治与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所谓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是指一种主观意识领域，包括了民族地区社会和公民“对政治活动的态度、信仰、情感和价值，具体地讲，包括了政治意识、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无论国外还是国内政治学界，关于政治文化的概念界定一直众说纷纭，佟德志教授对此有过系统梳理。参见佟德志：《政治文化维度的宏观释义》，载马德普主编《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七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9-376。另外，李路曲教授对于政治文化的概念困境有着精到的分析，也可作为参考。参见李路曲：《政治文化研究的概念困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关于王沪宁教授的政治文化定义，参见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9页。。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政治文化研究在其诞生后的六十余年间走过了一条崛起、兴盛、沉寂与复兴的道路，至今人们已普遍接受其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和重要分析工具。在方法论方面，政治文化研究多遵循着行为主义范式的指引，注重通过心理测量和分析来阐释人们政治行为的主观动因。所以，我们对民族政治行为进行文化维度的分析时，应该注意着眼于中国民族地区的特殊语境，明晰政治文化研究与民族地区政治建设的价值关联，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设定科学的研究原则以及选择重点研究领域。

 

一、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有序政治建构的重要变量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是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任务。民族地区的有序政治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着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政治认同和政治团结等诸项内容。这一工程的推进受到多种变量的影响，如经济发展与制度建设，但有一个变量在其中发挥着持久的导向作用，这便是政治文化变量。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作为少数民族群众的主观心理层面及其政治行为的支配性因素，既是当地政治发展的重要构成，也是政治合法性的心理源泉，既关乎人的文化归属问题，又涉及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此种种关联彰显着政治文化对于政治建设的诸方面——发展、稳定、认同和团结的价值。

 

1.增益民族地区政治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

 

民族地区政治发展是指民族地区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状态到高级状态演进的过程，包括政治上的“结构区分化、权威合理化、公众政治参与扩大化以及政府效能高效化”[1]。自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民族地区政治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如较低水平的制度化程度、政治参与、政治结构的效能以及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与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存在紧密关联。

 

民族政治文化本身是构成当地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的政治结构与政治体系需由某种政治文化来构成其精神之域，而且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包涵着少数民族群众对政治体系的输入和输出取向，所以，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的互适性将会导致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的演变。若说政治发展是政治体系和政治结构的良性变迁，政治文化则构成解释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

 

民主政治是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方向。民族地区政治文化既可以增益、也可以消损民主政治的发展，当政治文化与政治系统出现严重裂痕时，前者甚至可以颠覆已取得的民主成果。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维巴也认为，一个稳定的、高效的民主政府取决于人民对于政治过程的取向，即取决于政治文化，而缺少政治文化支撑的民主系统难以成功。[2]367在当前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影响下，民族地区的宗教等传统权威以及村寨等传统政治组织依然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法理型权威尚未充分建立起来，民主政治发展任重而道远，通过政治文化研究推进民族地区民主政治进程十分必要。

 

政治参与是衡量民主政治发展程度的关键性指标，构成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分水岭之一，政治参与有赖于政治文化的支撑，在不同的政治文化条件下政治参与行为也各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体现着明显的地域性和服从性特征。地域性来自少数民族所在的相对封闭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服从性表现为民族地区对于传统宗教与宗族领袖等权威的顺从，例如在西北地区，“宗教教义的传播和主导型臣民政治文化的双重影响和制约，使西北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的依附性特征表现得尤其明显”[3]。与此同时，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参与性相对较弱，而参与型政治文化本身，或其为地域型和服从型政治文化的结合体，在心理层面支撑着人们的政治参与行为。换言之，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缺失是民族地区政治参与不足的文化根源，这又进一步阻碍着政治发展。所以，加强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从文化维度探索民族地区政治结构有效运转、政治参与以及民族地区民主进程的实现路径，有助于推动当地政治发展进程。

 

2.维护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内约束与温和的文化变迁

 

政治稳定从古至今都是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并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居于压倒性地位。政治稳定属于政治体系的核心价值范畴，是政治体系有序运行的平稳状态。当前民族地区的政治运行保持了总体稳定的局面，但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其中，政治文化因素对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有着显著影响。

 

政治文化是维系政治稳定的社会心理纽带。学者Khabele Matlosa认为，政治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各种国家和社会机构的效能，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维系和确保了政治稳定。[4]政治文化通过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内化过程，将人们的政治行为规约在规则和制度的藩篱之内。白鲁恂就认为政治文化“赋予政治过程以秩序和含义，并提供一种基本的假设和规则用以规范政治体系中的行为”[5]124，从而可以避免政治乱象的发生。

 

但是，这一心理纽带正不断经受着冲击。在当前中国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其与发达地区之间，还是其内部社会成员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逐渐凸显，由此催生的“相对剥夺感”有着向政治领域扩散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公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的增强，这种基于主人翁心理而产生的参政需求又难免受到政治制度承载力的制约。当这些现实矛盾投射至人们的心理层面，容易扭曲人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态度的生成和演化轨迹，助长政治文化负面成分的增长，并进而异化人们的政治行为，威胁着政治秩序的稳定性。

 

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地区政治文化还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复杂变迁。政治稳定包含从传统政治文化到现代政治文化的渐进的、温和的变迁，但文化变迁的历史和规律表明，这一过程充满难以预想的艰辛和惊险，充斥着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的紧张和对立。如果传统与现代政治文化之间的代际裂痕无法有效弥合从而实现平稳过渡，那么单是这种文化对撞与冲突所释放的巨大能量就足以冲击政治体系的稳定性。所以，现代化语境中的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有助于促进民族政治心理的良性发展与新旧政治文化之间的平稳过渡，对保障政治稳定而言意义重大。

 

3.增强民族地区政治认同：从区域认同到国家认同

 

民族政治认同是民族地区个人与政治关系的心理层面，是指少数民族公民在政治生活中所形成的对于政治结构、政治过程、政治权力的认可态度或归属感。从政治层级的角度来看，民族地区政治认同包含国家、民族和村社三个层面。[6]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需要民族地区形成对国家的高度政治认同。国家层面的政治认同关乎民族地区乃至全国的安定与和谐，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曾指出，当这种认同匮乏时，分裂主义运动会随之而来，重大政治危机会随之出现。[7]39但是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显示着，民族地区的区域政治认同并不必然与整体政治认同保持一致，两者在多数情况下甚至呈现竞争与悖反之势。亨廷顿在考察发展中的政治体系后认为：“人们对原生的社会、经济组织——家庭、宗族、部落、村寨、宗教、社会阶级——的忠诚与对在更大范围内存在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公共权威的忠诚是两回事，前者与后者竞争，并且常胜过后者。”[8]23举例而言，一些非洲政治体系支离破碎甚至瓦解的关键性因素，就在于部落认同而非国家认同占据主导地位。

 

民族政治文化构成政治认同的心理支撑。所谓认同感抑或归属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因素，这使得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决定着政治认同感的建构，以动态视角观之，民族政治文化的代际传递过程——政治社会化还将影响到当地公民代际政治认同的走向。在当代中国民族政治文化格局中，社会主义主流政治文化与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并存共生，民族地区国家层面的政治认同有赖前者支撑，民族和村社层面的政治认同以后者为支撑。所以，有必要加强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特别是深入探究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存在与发展实况，增强其与国家主流政治文化的同质性，确保主流政治文化获取少数民族群众的高度认同，使其形成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4.维护民族地区政治团结：文化与行为的存异求同

 

民族团结属于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原则，是维护民族地区长治久安的保障。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成绩卓著，以科学的民族政策实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但如下事实也是不容忽视的，即各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由于长期遵循彼此相对独立的文化发展轨迹，亦演化出了存在差异的政治文化系统，这些独具特性的政治亚文化会对少数民族同胞的政治行为产生深刻而别样的影响。

 

文化与心理是影响民族团结的重要因素。文化承载着个人、族群、民族与国家自文明产生以来的所有符号、神话、信仰、价值、思想等文化基因，并因其独特性而赋予了个人、族群、民族与国家独一无二的身份皈依与精神家园。政治学家亨廷顿曾以文明冲突论来审视世界文明体系和思索世界秩序建构问题，在他看来，文化的冲突与文明的裂痕是世间林林总总纷争的真正源起。在不同文化系统相遇的过程中，文化排斥几乎成为常态。

 

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亦具如此特性。政治学家白鲁恂曾说道：“一种政治文化是一种政治体系的集体历史，及该体系成员的生活历史这两个方面的产物……政治文化之于政治体系犹如文化之于社会。”[5]124而且，政治文化更因其在文化体系中的统摄性地位而明显影响民族地区安定团结。政治文化的同质性会带来政治行为的趋同性，反之亦然。正是民族政治心理与行为的趋同性，构成了民族团结的内在本质。因此，加强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在不同政治文化系统之间寻找共识，消除文化排斥的发生空间，达致一种包容、合作、达成共识的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系统关系模式，进而增进民族政治团结，就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的原则：求真、尊重与包容

 

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应因循特定的准则。政治文化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如其对于事实和经验的倚重，而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又须充分考虑到民族生态与民族语境，特别是多样缤纷的民族传统文化。所以，这些准则的设定既取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一般规范，又取决于民族地区的特殊现实。那么依此而言，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应该坚持求真、尊重与包容三项原则。

 

1.坚持尊重客观事实：夯实现实之基

 

在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中，所谓“客观事实”便是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在历史与现实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实然状态，即当地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的本真面目，比如有论者提到，少数民族群众“习惯于借助传统的习俗和方式来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而不习惯通过现有的政治法律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具有强烈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意识，尊长贵官，重言轻法，政治盲从突出，容易偏执;宗法观念严重，人身依附突出，缺少政治信任和政治宽容，容易结成各种非正式的政治团体;缺乏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对政治有疏远和逃避倾向，容易产生过激的政治行为等”[9]。

 

这些现实情况既是民族政治文化研究的直接材料来源，构成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也决定了这一研究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尊重客观事实是学术伦理的一部分，是一切学术研究理应恪守的原则，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人类运用理性探索世界的过程中，事实与价值的紧张和对立几乎是从一开始便存在着，并且成为道德哲学的重要关怀，贯穿着整个人类理性活动的始终。如在20世纪这百年中，强调经验取向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几乎将秉承价值取向的传统政治哲学送入坟墓，而垂死的政治哲学则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登上巅峰同时也是走向没落之后再度复兴。那么经过诸如此类的反复较量后，今人已经认识到，事实描述与价值分析当然要统筹兼顾。

 

然而，学术研究归根结底依托人的主体性，特别是对于关注人之主观层面的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来说更是如此。当民族政治文化研究者直面等级观、特权观、依附观、宗法观等相对落后的政治文化现状之时，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纠缠将在所难免，容易出现价值对于事实，或者说主观施于客观的剪裁，以致主观镜像中的客观事实存在失真的风险。因此，在民族地区政治化研究中，研究者应该怀着尊重历史和事实的责任感，克制来自主观情感与意识取向的干扰，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原貌，并在此基础上推进该项研究。

 

2.坚持尊重文化传统：承古以扬今

 

新时期民族政治文化研究需要直面尊重和传承民族地区文化传统这一课题。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上很多文化共同体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都面临着冲击和威胁，以及随之而来的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问题。另一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执政党越来越关注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可以预见的是，传统文化将在党的执政理念与未来中国发展格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所以，坚持尊重文化传统是民族政治文化研究的必要原则。

 

如果我们结合文化学与政治学来审视民族政治文化变迁，会发现其呈现出明显的承继性特征。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政治文化的形成都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而非一朝一夕便可形成，马克思就曾经说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0]585可以说，在民族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其累积性与延续性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今天的政治文化正是继承了昨日政治文化的遗产才发展起来，我们几乎无法依据时间序列对政治文化本身做出截然的代际划分。

 

尊重文化传统也是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关怀，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每一代人通过接触上一代人的政治态度和行为而吸收公民文化”，并且西方世界政治文化的发展历程表明，“公民文化在西方的出现是渐进政治发展的结果……它是靠融合发展起来的，新的态度模式并未取代旧模式，而是与旧模式融合在一起”，因此他们主张一种温和的、渐进的及融合的政治文化发展进路。[2]369-370所以，在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中，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对其中少数民族同胞世代相传、薪火不断的政治文化精粹，要格外注意研究与保护，并从其传统政治文化的宝库中汲取当代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的资源。

 

3.坚持包容多元文化：一主多元与和而不同

 

民族平等是中国民族政策的另一核心原则，民族文化平等自然是其题中之义，在民族地区政治主文化与亚文化并存的现实背景中，当地各种正向文化都应在多民族国家文化体系中享有一席之地，而当我们进行民族政治文化研究时，应以一种包容的心胸和态度来对待多元化的民族政治文化。

 

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便会发现，文化关系模式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千古话题，中国古代思想家发展出了“和而不同”文化关系原则，西方学者则走出了文化多元主义的进路。按照英国学者沃特森的观点，多元文化主张是指人们“不仅强调对文化多样性造成的差异感的承认，而且还认识到这些差异是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以及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11]3。文化的多元共存原则可以说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共识，举凡历史上存在过的文化霸权与文化一元主义(一种文化对于其他文化的压制和拒斥)不论多么烜赫一时，到头来无一不在文明巨轮的碾压下灰飞烟灭。

 

坚持政治文化多样化还有助于政治建设。一方面，文化多元格局有助于人类文明的前进，英国学者比丘·帕瑞克认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条件，可以警示我们正确认识自身文化，以及创造一个不同文化进行相互对话、相互受益的氛围。帕瑞克教授在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前，将文化多元论者密尔、赫尔德、柏林、拉兹、金里卡等人的有益观点总结为四点：“一是认为文化多样性可以增加我们选择的范围，使我们有更多的、更自由的选择空间和文化对象;而是认为既然人类是深受其文化影响的，人是具有文化权利的，那么，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就可以使我们更好的执行文化权利;三是认为文化多样性具有人类学上的意义，可以使世界变得更丰富、更多样化、更美丽;四是认为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可以使不同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之间形成竞争，从而防止文化霸权，促进新的真理的产生。”参见李丽红：《比丘·帕瑞克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载丛日云、庞金友编的《中西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55-256页。另一方面，多元政治文化对于形塑政治文化认同大有裨益。黄璇和任剑涛在考察美国社会文化史后，否定了多元文化主义会削弱政治文化认同并造成社会分裂与动荡的传统观点，认为“由多元文化主义所培育出的宽容开放的政治文化氛围，非但不会成为凝聚人们爱国力量的障碍和阻力，反而会加强人们……对政治文化的认同”[12]。所以，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应该包纳多元文化，既要加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主流政治文化研究，又要尊重和容纳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注重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体系的内和谐研究，力争在上述文化发展逻辑指引下，走出一条“一主多元，和而不同”政治文化研究路子。

 

三、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范式

 

现代科学研究均需借助科学的研究方法。当代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是一项科学研究，固然自有其方法论体系。首先，作为当代政治学研究的组成部分，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应该坚持政治学的一般方法。其次，作为具有数十年研究历史的政治文化学的一部分，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应该充分依托于政治文化学自身的方法论积累。因此，民族地区研究方法囊括了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

 

1.指导方法：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有马克思主义的，也有非马克思主义的，两者都是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体系中的重要构成。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王浦劬教授曾讲道：“在政治学研究方法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方法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是我们研究政治现象的指导性方法。”[13]33政治文化是政治学的子学科，那么在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中，也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性研究方法。

 

坚持马克思主义取向的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首先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也就是确立唯物史观在该研究中的向导地位。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推进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这些方法有历史分析、经济分析、阶级分析与调查研究。具体来说，历史分析方法是指立足政治文化研究对象所发生的特定历史场域来展开研究;经济分析方法的基点是经济对于政治的决定作用，也就是透过生产力与经济发展来进行政治文化分析;阶级分析方法即以阶级作为社会力量的划分单位，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政治利益诉求与相关政治认知、评价和情感进行分析;调查研究方法既是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流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研究取向，正如毛泽东所主张的，发言权来自调查研究，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可以解决问题。[14]839

 

2.理论范式：“体系、过程与政策”范式、“精英—大众”范式与“融合—冲突”范式

 

自从美国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发现并提出科学研究的范式之后，几乎每一个学科都在科学化浪潮的席卷下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学科范式，政治学体系下的政治文化研究亦是如此。冯天瑜等认为：“在研究文化及文化共同体的发展史时，可以运用‘范式’概念。范式也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东西。它包括规律和理论，标准和方法，还包括模糊的直觉，明显的和不明显的形而上学概念。从范式中产生文化共同体发展的‘特殊的连贯的传统’。” [15]231那么具体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笔者认为其主要理论范式有“体系、过程与政策”范式、“精英—大众”范式与“融合—冲突”范式。

 

民族政治文化研究的“体系、过程与政策”范式来自阿尔蒙德和鲍威尔的贡献。他们在提出政治文化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三项构成之后，又从结构的角度将其进一步划分为体系文化、过程文化与政策文化，体系文化包括政治合法性、国家的认同意识、政权和权威人物;过程文化包括自我的政治认知以及政治信任和敌视;政策文化包括人们对美好社会的想象、社会评价及其政策倾向。[7]35-50

 

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的“精英—大众”范式着眼于当地社会阶层划分，通过精英与大众的分野来进行政治文化研究。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通常与宗教、宗族与其他民族特殊因素耦合在一起，其中传统宗教领袖，宗族长老，以及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精英，一道构成了当代少数民族精英群体。分别对这些精英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众进行文化分析，这是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的“融合—冲突”范式是从文化体系的角度展开的。前文已经提及，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特别是主流政治文化与政治亚文化的共生与并存。诸种文化应该形成何种关系模式，是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那么，对于这一问题可依冲突与融合的范式来进行，消解冲突、走向融合乃是该范式的主导价值取向。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油画创作；草原画派；文化特征

当代草原画派的画家们利用得天独厚的民族资源，创作了大量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在当代草原画派油画创作中，一直蕴含着重要的文化因素，体现出宗教性、民族性、地域性、生态性、人文性等文化特征。内蒙古地域辽阔，历史上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曾在内蒙古地区建立过政权，创造了自己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历史，几千年来，经过不断地分化和融合，蒙古高原上的画家利用特殊的地域环境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同时也发展了特有的艺术风格。

1. 民族性特征

辽阔浩瀚的内蒙草原到处跃动着美的元素。先祖的传说、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造就了内蒙草原这样一种“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而在这种“环境”中滋养、成长、成熟起来的艺术形式，必然有着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民族性特征。它不同于别的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结构，反映的是特定民族的民族精神，它经过长期的积淀而形成，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同时又在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创新。自古以来，蒙古高原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但多以游牧民族为主。无论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他们都具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在内蒙古草原画派的油画创作中，很多本民族甚至生长在内蒙古的其他民族画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了民俗形象作为载体，开始将民俗形象引入油画创作中，并以传承性为主要特征，以在传统民俗中所显现出的现代人的民族生活为内容，我们看到在草原画派油画创作中，画面多蒙古袍、羊群、蒙古包等民族特色的形象，而这些民俗形象正是经过长期积淀并发展丰富而来的，所以我们说草原画派油画创作中呈现出民族性特征。

2. 宗教性特征

在人类历史的民族融合中，蒙古族不断吸纳其他各民族优秀文化来丰富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使其固有的传统文化更趋完善，其中不乏宗教文化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文化共性和民族个性的蒙古族新文化，而草原画派正是在这种民族文化土壤中产生形成。而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风俗文化，蒙古族的或民间信仰，在他们的艺术中反映得最为明显。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主要信奉佛教，也信奉萨满教、喇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宗教对内蒙古少数民族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生活习俗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也是形成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特质的重要因素。如同蒙古族的生活习俗一样，草原画派从产生到发展都与佛教、萨满教、喇嘛教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他的少数民族基本上也都或多或少与本民族的宗教文化联系在一起。虽然当代草原画派是多民族的集合体，但无论本民族画家还是其他民族画家都会不自觉地受蒙古族宗教文化影响。所以，宗教性也是少数民族油画题材的一个明显特征。这在蒙古族画家的作品中有明显的表现，他们的作品设色多注重色彩的简洁与概括，以及色块与色块之间微妙的冷暖明暗变化等。用大面积的灰白营造一种空旷和辽阔，这正是北国之冬冷寂的风景，因为是水或是土的固有的明度和色度，在银灰的调子中显出差别。灰白是蒙古民族传统的喜好色，蒙古族有着“天人合一”、“天神合一”的理念，而这些色彩的运用更使画面增添了宗教的神秘感氛围。

3. 生态性特征

在蒙古族民族文化中，无论是在思维形态、生产方式、伦理习俗还是方面都渗透着鲜明的生态意识与环保思维。也就是说，在蒙古族人的生产生活中始终渗透着对生命与生存意识的深层领悟，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并选择了以游牧方式为主的草原文化，其中就包含着丰富的崇拜自然、敬重生命、珍惜资源、保护生态的文化传统。受西方生态学说影响，中国出现生态意识热同时这一思想也影响到当代蒙古草原画派的创作，很多草原画派画家的画面中体现出一种生态思想。这一思想也突出的反映在朝戈的作品中，就风景画而言，源于朝戈对“自然和人的关系”的特殊理解，他的风景画体现了一种生态反思意识。朝戈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画了大量具有原野风貌及蒙古高原地貌特征的风景画，在朝戈的风景画中使人感受到人与自然相互依恋，相应而相互存在，自然不仅是人安身立命的场所，同时也是精神寄托的场所，在这里人与自然的融合达到了“天人合一”的永恒意味，渗透着画家深刻的生态环保意识。在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的今天，在以朝戈为代表的一批草原画派画家的画作中仍然可以寻找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画面，渗透着画家对和谐生态的呼唤。

4. 地域性特征

地域特色是文化和自然结合的成果，对于画家来说，本土的地域是他们最熟知和了解的地方，蒙古高原独特的自然风貌与景观自然生发不同的风土人情，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情感表达方式，也都有所不同。辽阔无垠的内蒙古大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发祥地，他们的祖先曾在这里生活繁衍，创造了优秀的草原文化。诚然，独特的地域特征和游牧生活方式造就了北方游牧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民间习俗等，同时也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审美追求。崇尚英雄、自由、乐观和富于激情浪漫的色彩，从而多以山岗、丘壑、沙漠、草场等入画，这正是游牧民族的审美取向，也是其突出的文化特征。这与在辽阔、苍茫、雄浑的草原这一独特地域上所形成的本色、率真、粗犷、彪悍的民族性格密切相关。当代草原画派画家都出生在内蒙古大草原，具有独特的地域环境。因此他们的绘画均以描述蒙古草原的自然景物、少数民族的游牧生活为主，形成特定地域里的特定描绘对象，苍茫的草原与绵延的山峦以及普通的牧民生活，尽收于画家的画作之中。因此，在当代草原画派油画创作中，蒙古高原的山岗、丘壑、沙漠、草场等地域性成为其一个显著特征。

5.人文性特征

中国草原画派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关注“人文精神”的弘扬，从当代草原画派代表画家朝戈的画作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人文性特征。而我当时的印象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对人的关心，对人的性格，对人的内在感情——比如人之间的爱慕、友好等心，在现实中你会觉得处处受到冷遇，现实是很粗暴的，你会感到环境缺少一种关于人的文明”。朝戈又是一个敏感的人，他感受到当今人们正在失去人的内在价值出现信仰危机，因信仰危机而出现种种畸形变态的当代艺术，是价值丢失的必然结果。坚守内在的价值是朝戈的追求，蒙古族画家的作品出对人类的某种精神信仰的执着和迷恋。他们用独特的心理去敏锐的感受当代社会，关注内蒙古族乃至人类文化发展，关注精神信仰和强烈的心理冲突，所有这些都体现在他的油画作品中，画面的节奏产生强烈的精神，因此，可以说以批当代草原画派画家在其画作中体现了一种人文性特征。诚然，当代草原画派虽在酝酿成熟过程中，但已经凭借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呈现出蓄势勃发的冲劲。每一种艺术形式都包含一定的文化内涵，中国进入 21 世纪后，面对全球化浪潮，要更加注重本民族文化，同时作为中国艺术成员之一的草原画派，应以其独特的文化特征为中国艺术争得更多荣誉。

参考文献：

[1] 苗景昌.21 世纪中国美术家——苗景昌[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6：2.

[2] 刘淳.中国油画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