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财政税收范文

中级财政税收范文第1篇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制度创新系统工程。改革必须标本兼治、贯彻“治本为上”的指导方针，为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和规范运行，创造一个稳定、有效，兼具激励和自律机制的制度环境。在整体的市场经济体系正在确立的新时期，地方财政改革不能再寻求建立过渡性制度模式了，而应重点推进实质意义的分税分级财政建设。深化改革不是简单缓解财政收支矛盾，而是要为收支规模的正常化和收支平衡构造长期有效的条件。

我们在研究中形成的基本认识是，深化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大思路，应考虑从1994年财税配套改革的基本制度成果出发，按照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方向，在适当简化政府层级的前提下按照“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原则构造完整的多级财政，同时改进和完善中央自上而下的财力转移支付制度。本文简要讨论在这个思路之下的层级设置、事权划分、税收安排和支出管理等方面的要点。

一、关于减少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

考察一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尚找不出一个五级构架的政府，比较典型的情况是三级架构或准三级架构（如联邦制的美国、澳大利亚和单一制的日本、法国）。虽然目前我国现行的是五级政府，但是按这样的架构，各级政府如都要求有自己稳定的税基，都能按照分税分级的框架来形成财力分配，至少基层看不到出路，乡一级已全然不可能有大宗稳定收入来源来形成分税体制。因此有必要积极推进“乡财县管”的试验，取得经验，走出减少乡镇财政层级的一条路子，进而在条件成熟时修宪减少政府层级，把乡镇政府变成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这样一来，乡级的人大（主席团）、政协（联络组）、政法委（书记）和其它“七站八所”等机构，都可以大大简化，把政府的职能到位、效率提高、精简机构和转变作风结合起来，做到系统化和合理化。虽然前些年我们曾做过建设乡财政的努力，但从实践情况看，乡级金库的建立在大部分地区不具备可行性，乡财政一直很不完备。而且，发展趋势是近年税务、金融、工商等管理系统已按照经济区域而非按照行政区划在基层设所，财政系统如仍坚持按乡、镇行政区划建立乡财政机构，已丧失了基本的配套环境。农村税费改革后，占乡级支出大半的乡镇教师工资由县级统一发放，加之近年又停征了农业特产税，并将停征农业税，乡财政的内容就更“虚”了，确实已称不上一级财政。在上述这种四级政府加乡镇派出机构的简化之后，进而还可以考虑在省以下实行市、县财政同级，即实行财政的“省管县”体制，把地区一级政府虚化。原来地级就是规定为省级的派出机构，近年地市合并后，已经实化了，很多地方搞了“地市合并”或“撤地设市”。但浙江等地，省和县之间的体制联系是很实的，而市是一种过渡的形式，浙江的市和县都对省政府“说话”来搭财力分配框架，即在财政体制上，市与县实际是“平级”地位。如果能把政府缩到实三级加两个半级（市与县在体制上同级、地和乡作为派出机构层级），就非常接近市场经济国家的通常情况了。这种情况下，实行分税分级体制和解决现在省以下理不清的体制难题，就有望得到一个相对好处理的方案。从中国的历史看，自秦朝行郡县制两千余年以来，不论朝代如何兴替、政府体系如何变化，县级政府始终是最稳定的一个层级，另外省级亦是相当稳定的层级，中央之下有了这两级实的，挂上一级（乡镇）或两级（地、乡镇）派出机构，并合理规定派出机构的功能和编制，当可解决好既减少层次，又维护政府体系有效运转的任务。当然，实际的推行必须审时度势，允许试验和各地作因地制宜的探索，不强求一律。不少地方可以先行推动“乡镇合并”减少其数量的措施；发达地区的一些乡镇，可能不是变派出机构的问题，而是升为区级政府的问题（如在广东东莞）；市县间“行政不同级”的情况下，可先行“财政同级”方案。总之，现在的改革已牵一发动全身，处处要求通盘考虑，前后衔接，循序渐进。我们要改变过渡色彩浓重的财政体制，必须周到地考虑政府体制全局的优化设计。

二、关于一级事权

“一级事权”就是要解决政府职能合理设置的问题。这是合理设计政府财权和安排政府支出的大前提，因为财权要与事权有所呼应，支出则是履行政府职能、贯彻事权的手段。这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合理界定我国中央、地方政府职能。从总体上说，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提供地方公共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社会资本积累规模已经持续扩张的条件下，我国的各级地方政府确实应该把职能收缩到提供地方公共产品上来。中央一级和省以下各级政府事权应如何划分，难点在于投资权的问题。其它的事权相对好办，比如气象预报工作部门，既向全国提供了服务，又向地方提供了服务，中央和地方在气象预报系统上，形成配合关系，财力分配如何处理，技术上相对容易。我国几十年最扯不清的事权，就是企业投资权，特别是在兴办一般竞争性投资项目方面。在1994年的体制里，这方面是“知难而退”的，文件里的措辞实际上是说各级政府都可以举办投资项目，没有明确一般竞争性领域政府怎样退出。我们认为，从方向上说，地方政府应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使其投资收缩在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公益性投资项目上，有别于经营性的投资；而中央对于一些大型、长周期、跨地区、对于优化生产力布局和增加国民经济发展后劲有突出意义、带有战略性质的投资项目，虽项目自身有一定竞争性也要参与（如“京九”、“三峡”、宝钢这样的大项目）。当然应该是有限参与，中央政府不宜简单沿用传统体制下把资金百分之百地拨过去的方式，而是采取控股、参股以及其它的经济手段，牵头或积极推动、引导社会资金把项目做起来。这样我国几十年政府间事权上的纠葛，可以得到理清，在政府职责按照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要求、结合中国的国情得到理清以后，公共财政中的财权就能顺理成章搭好框架。在合理界定政府职能框架分工的基础之上，进而可逐步形成详细的事权明细单，并分清哪些事权由哪级政府独立承担，哪些事权由哪几级政府共同承担以及如何共同承担。

三、关于一级财权和一级税基

“一级财权”最根本的问题，是分税制里的税基问题，即税收安排、税种切分问题。原则上，各级政府都应该有自己大宗、稳定、与事权相呼应的税源。一般看来，那些与保证中央集中财力和维护全国统一市场正常高效运行、实现全局性经济调节关系密切的税种，应划为中央税；那些有利于发挥地方信息优势和征管优势、宜于由地方调节掌握的更切合基层职能、更具多样性的税种，应划为地方税。

粗线条地说，中央政府应掌握的税种除关税外，在前景上不应排除对个人所得税的专享，或将个人所得税逐步调整为主要归中央掌握其收入的税种，配套条件之一是社会保障“统筹”的级次要提升为全社会，即实现全国统筹并取消户籍制度，使最关键的生产要素－－劳动力（人力资本）可以无壁垒、无社保顾虑地在全国统一市场自由流动，而个人所得税也成为一种中央政府掌握的宏观反周期景气调节的“稳定器”。现在省以下政府的大宗收入是营业税，而从前景来看，应该发展不动产税，逐步形成省级以营业税为财源支柱、市县级以财产税为财源支柱的格局。不动产税是最适合基层地方政府掌握的税种，是非常稳定的税源，“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只要地方政府一心一意优化投资环境，自己地界上的不动产就会不断升值，每隔若干年重新评估一次税基，地方政府的财源就会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不断扩大，地方政府职能的重点和它财源的培养，便非常吻合了，正好适应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调整的导向。现今在我国税收盘子中间，不动产税还是一个很小的部分，不超过税收总量的5％（有些都市地区如青岛已大大高于这一水平，且增速甚高），对于外资企业征收统一的房地产税，对于内资企业是房、地分开的，而且没有充分考虑地段的因素，没有几年重新评估一次税基的规定。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应逐渐把现行有关不动产的税、费调整为统一规范的房地产税来征收，同时考虑不同地段的因素并几年重新评估一次税基。这样，不动产税就会逐渐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支柱性的重要税源。面积和造价差不多的一处不动产，坐落于繁华闹市区或坐落于边远的郊区，在税基的体现上可以相差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应该看重的是优化投资环境，使辖区的繁荣程度提升，房地产不断升值，同时便扩大自己的税源，从而形成稳定的大宗的财政收入来源。这是“一级税基”原则用于基层政府层次所应该探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至于中央、地方的共享税，在中国可以预见的历史时期内，恐难以取消，比如增值税，似乎只好较长期地处理为中央地方共享税。但近些年实际上越搞越多的“共享”，总体上说属于过渡中不得已的安排，从长期看，应当创造条件尽可能使这些“共享”分解、溶合到国税和地方税之中去，以尽可能减少“讨价还价”因素，巩固分税制，形成稳定、长效的制度安排。

一级财权的另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地方政府从长远发展来看，势必应该具有必要的税种选择权、税基和税率调整权，甚至一定条件下的设税权。1994年体制里，只开了一个小口子，有两个税种即筵席税和屠宰税，允许地方政府选择是否开征。在2000年以后，农村税费改革的方案里，屠宰税已被取消，筵席税在绝大多数地区也没有开征。这种地方政府很小的选税权，显然还不能适应今后分税分级体制的要求，所以在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怎样扩大地方政府税收方面的选择权、税率调整权、一定条件下的设税权，在中央必要约束条件下通过地方的人大审议程序和立法形式来建立地方自己的税种，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此外，地方非税收入的合理化、规范化是一个重要的配套事项。作为正税的必要补充与辅助形式，规费、地方公共品使用者付费和为地方公共事务所需的一次性集资，都应当规范地针对不同事项各归其位，在公共财政制度中通过公共选择程序来做具体的取舍、决策和监督。

四、关于一级预算和支出管理

“一级预算”，应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要求的规范化的政府收支管理形式，地方各级预算应符合公共财政框架的基本原则，体现其涵盖与反映政府资金的完整性、透明度和规范管理的制度安排，成为具有公开性、事前通过规范程序确定、以制度来保证其严格执行、并接受全程监督的政府收支计划。应当坚决推进统一预算的进程和发展现代意义的全套预算管理制度。

中级财政税收范文第2篇

1994年的分税制是在界定了中央地方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建立的，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能未重新划分，地方分税制只是在地方各级政府间大致划分了税种。这样，尽管财政能力包括财政收入能力和财政支出能力，但测度地方财政能力应仅测度财政收入能力，因为分税制前后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能相同。河南地方分税制自1994年建立以来，历经1996年、2004年和2009年三次比较大的调整。1996年和2004年的调整是为了缓解因分税制实施致使财力上移、事权不变给基层财政带来的收支压力，实现财力下移。2009年的分税制完善是为了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财政体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文以分税制调整为线索，分析分税制调整前后河南各级财政收入能力的总量变化和上下级财政关系的纵向变化。前者体现河南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总量水平，后者反映各级财政自给能力的均等化程度。据此，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设计提升各级财政收入能力和实现财政自给能力均等化的财政体制的改革路径。

二、河南各级财政收入能力的总体性衡量

由于财政支出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财政收入是财政能力形成的基础，因而，河南地方财政收入在政府间如何划分就决定各级财政能力的高低。

（一）河南各级财政的收入规模财政收入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各级财政收入的多少和增长速度直接关系着各级政府辖区内公共服务的规模和质量。尽管上级的转移支付也可作为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但

一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主要由本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解决。而衡量财政收入规模的指标主要有绝对量指标和相对量指标，绝对量指标指一级政府财政收入的绝对数量，相对量指标指一级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于GDP是地区概念，而这里论述的是不同级次政府的财政收入规模，因而就不能使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度量不同级次政府的财政收入多少，只能采用衡量财政收入规模的绝对指标。1995年，河南省级财政收入为16.42亿元，比1994年增长39.36%，比全省财政收入增长率高5.85个百分点。市级为46.43亿元，县级32.85亿元，乡级28.93亿元。2003年，河南财政收入为338.05亿元，比1996年增长108.6%。省级收入为55.71亿元，增长177.21%。市级收入为108.94亿元，增长89.69%。县级收入为74.13亿元，增长82.59%。乡级收入74.13亿元，增长82.59%。就财政收入增长率而言，1996年分税制调整未能实现政府财力的下移。2008年，河南地方财政收入为1008.9亿元，比2004年增长135.3%。省级财政收入为79.55亿元，增长87.07%。市级财政收入为363.96亿元，增长118.5%。县级财政收入为397.94亿元，增长178.55%。乡级财政收入为167.45亿元，增长117.98%。市、县、乡三级财政收入增长率均高于省级，2004年分税制调整增加基层财力的效果明显。2010年，河南财政收入为1381.32亿元，比2009年增长22.67%。省级财政收入为107.26亿元，增长24.14%。市级财政收入为514.74亿元，增长26.81%。县级财政收入为529.68亿元，增长20.03%。乡级财政收入为229.65亿元，增长19.34%。由于2009年省级财政对增值税、资源税和非税收入分成收入的增加，2010年省级财政收入增长率比2004年提高。1995年—2010年，河南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1.08倍，省级增长6.53倍，市级增长11.09倍，县级增长18.31倍，乡级增长7.94倍。财政收入的增长有力促进了财政能力的提升、公共服务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但市、县级财政收入增长得快，省级、乡级财政收入增长得慢，尤其是省级增长得最慢。各级财政依靠本级收入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并不均等，省级财力下放过度，省级、乡级财政需要上级的转移支付来履行政府职能。

（二）河南各级财政收入结构

财政收入结构是财政收入中税收与非税收入的比重。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的国家，税收比重越大；相反，税收比重越小。财政收入中税收比重的高低就成为衡量财政收入质量的重要指标。1995年，河南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为82.99%，省、市、乡级税收比重分别为94.52%、89.36%和86.59%。县级税收比重为62.59%，居四级财政之末。随着1996年分税制调整，地市以上企业增值25%部分的增量省级不再分成，各地市也不再集中县市增值税25%部分的增量。1996年—2003年，省、市级税收比重由94.51%和83.99%分别下降到74.41%和76.94%，财政收入质量下降；县乡级税收比重由57.65%和83.67%上升到69.44%和94.7%，财政收入质量提高。2004年河南省财政对地市下放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当年省级税收比重下降为39.8%，2008年也仅为40.57%。市县乡级税收比重由2004年的76.63%、64.88%、90.95%分别上升为2008年的77.17%、69.05%、92.19%，财政收入质量提高。2009年河南省级财政提高了增值税和资源税类税收的分成比例，税收比重提高到49.29%，市县乡级税收比重下降到76.93%、66.53%、89.94%。2010年省市级税收比重下降为38.69%、76.68%，县乡级上升为69.77%、91.79%。1995年—2010年，省市级税收比重下降，县乡级税收比重上升。省市政府需要提高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保障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三）河南地方财政收入中各级财政收入的比重

地方财政收入中各级财政收入的比重是反映各级财政从分税制中直接获得的财力水平，影响各级财政的自主程度，受制于分税制的集权和分权设计。1996年、2004年和2009年的分税制调整都没有改变省级、乡级财政收入比重比较低，市级、县级财政收入比重比较高的状况。省级财政收入比重最低，2003年之前略高于10%，2004年起低于10%，并从2004年的9.92%下降到2008年的7.89%，2009年再下降到7.67%，2010年回升为7.77%。乡级财政收入比重2004年前略高于20%，2004年后明显下降，从2004年的17.91%下降到2008—2010年的16.59%、17.09%、16.62%。2008年前，市级财政收入比重最高，均在30%~40%之间徘徊；自2008年起，市级财政收入比重低于县级财政收入比重，市级略高于36%，县级略高于38%。1995年—2010年，省级、乡级财政收入比重下降，市级、县级财政收入比重上升。省级、乡级财政需要上级的转移支付提供公共服务。

（四）对河南各级财政收入能力总量关系的合理性判断

1995年—2010年，由于省级、乡级财政收入增长率低于市级、县级，因而省级、乡级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低于市级、县级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然而，省级、市级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低于县级、乡级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却是不合理的。因为，根据国际经验，政府的层次越高，财政收入中税收比重越大；反之，财政收入中税收比重越小。

三、河南政府间财政收入能力的纵向均衡性判断

判断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需要借助于财政自给能力的概念，而财政自给能力是各级政府在不依赖高层政府援助的情况下独立地筹措收入的能力，通常以财政自给能力系数来表示。①财政自给能力系数=本级负责征收的收入÷本级公共支出如果系数等于1，说明该级政府刚好具有财政自给能力，虽然没有能力向其他级别政府提供转移支付，但也不需要其他级别政府提供转移支付，也不需要举债。如果系数大于1，说明该级政府具有充分的财政自给能力，除了满足本级政府支出外，还可向其他级别的政府提供转移支付。如果系数小于1，则该级政府的自给能力不足，需要其他级别政府向其提供转移支付，或通过举债满足财政支出需求。由于2011年之前我国地方政府无权举债，财政自给能力系数小于1，意味着需要接受其他层次政府的转移支付来提供公共服务。1995年，省级财政自给能力为0.38，居于河南四级财政之末；乡级财政自给能力为0.84，居于河南四级财政之首；市级财政自给能力为0.69，高于县级财政的0.53。各级财政自给能力均显不足。1996年—1997年，各级财政自给能力均有所提高。2002年—2003年，县级财政自给能力低于省级，乡级依然最强，市级位居第二。2004年之后，各级财政的自给能力的对比关系又恢复了1995年的状况，表明2004年和2008年的分税制调整对各级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相同。特别是2008年后，四级财政自给能力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趋势更加明显。例如，2010年，省级财政自给能力系数为0.17，县级为0.3，市级为0.66，乡级为1.04。1995年—2010年，除乡级财政自给能力是上升的并在2010年超过1外，省市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均是下降的并小于1，省市县级财政需要上级的转移支付完成提供公共服务的重任。

四、政府间税收划分的国际经验及河南税收配置的缺陷

（一）河南税收在政府间的错位分配

1.政府间税收分布经验。一般而言，政府层次越高，税收占政府总税收的比例越大；政府层次越低，税收占政府总税收的比例越小。单一制国家中较高层次的政府的税收比例一般高于联邦制国家。在联邦制国家中，澳大利亚（2007）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比例为81.93%、15.3%、2.94%，加拿大（2007）为48.04%、42.19%、9.78%，德国（2007）为49.44%、37.3%、13.26%。在单一制国家中，匈牙利（2007）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比例为82.98%、17.02%，挪威（2007）为84.27%、15.73%（单一制国家一般不设州政府），法国（2007）为81.59%、18.41%①。

2.税收在河南政府间分布的错位。2010年，税收占河南财政收入的73.6%以上，其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划分并不均匀。市级税收占全省税收的比重超过38.83%，税收比重位居各级政府之首。省级税收比重为4.08%，税收比重最低。县级税收比重为36.36%，乡级税收比重为20.73%。与上述国家相比，河南省市县乡政府占有的税收比例与其政府层次高低不相适应，省级政府②的税收比重太低。

（二）税种在政府间的错位配置

1.税种在政府间的分布规律。一般来说，高层次政府的商品税、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的比重较大，较低层次的政府财产税的比重较大；单一制国家较高层次政府各种税的比例一般高于联邦制国家。在联邦制国家中，澳大利亚（2007）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商品税比例为81.98%、18.06%、0%，财产税的比例为0.05%、67.87%、32.12%，中央政府占有所得税的100%。加拿大（2007）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商品税比例为39.15%、60.14%、0.71%，财产税的比例为0%、19.17%、80.83%，地方政府拥有其他税种的100%，所得税的62.8%、37.2%、0%。德国（2007）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商品税比例为63.56%、34.73%、1.72%，财产税的比例为0%、54.17%、45.83%，所得税的40.87%、38.33%、20.8%。在单一制国家中，匈牙利（2007）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商品税比例为86.84%、13.16%，财产税比例为37.72%、62.23%，所得税比例为80.44%、19.56%。挪威（2007）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拥有商品税的99.21%、0.79%，财产税的52.26%、47.74%，所得税的77.1%、22.9%，其他税的100%、0%。法国（2007）中央政府拥有所得税、商品税的100%，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产税为20.5%、79.51%。

2.河南政府间税种配置的缺陷。2010年，河南省市县乡政府分别拥有商品税③的2.77%、39.56%、34.83%、22.84%，所得税的14.64%、39.85%、29.16%、16.35%，财产税的0%、39.44%、42.8%、17.76%，其它税种的0%、26.04%、48.97%、24.99%。与上述国家相比，河南省级政府的商品税、所得税与其他税种的比例较小。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河南省级财政收入增长率、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省级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和省级财政自给能力均是最低的，河南财力严重向县级、市级倾斜。另外，2012年，河南要全面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而省管县体制包含着省级财政加大对县级财政的支持。为此，必须改变河南省级财政收入能力最低的状况，以便有更多的财力来增加对县级财政的支持。目前，河南的“乡财县管”体制也在积极探索之中，乡级政府将要虚化。有鉴于此，本文基于2009年的分税制框架，以省、市县两级政府为例，构建提升财政收入能力和均等化水平的改革方案。

1.增值税。市县增值税收入（25%部分）以2008年为基数、增量部分省级分成20%的规定，促进市县实现第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省级企业的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仍归省财政所有（原体制规定）。

2.营业税。省级企业营业税全部归省财政，取消原省级企业营业税下划市县的规定，扩大省级税收中营业税的比重，使营业税成为省级政府的主体税种。

3.资源税。为促进节约资源、保护耕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市县资源税收入以2008年为基数，增量部分省级集中30%；市县耕地占用税收入以2007—2008年两年加权平均数为基数（分年权重为2007年1/3和2008年2/3），增量部分省级集中20%（原体制规定）。

4.企业所得税。省级企业所得税除重点企业、特殊行业、跨省经营集中纳税企业和跨市经营企业外，其他企业所得税全部下划市县。企业所得税（包括市县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增量部分省与市县维持现行的15∶85比例分成，鼓励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

5.个人所得税。原下划县市的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省与市县改按6∶4比例分成。这一分成比例与个人所得税中央与地方分配比例一致。由于省级财政占有了个人所得税分成中较大比例，其便逐渐成为省政府具有调控收入分配性质的税种。

6.除了上述税种以外的其他税种归市县所有，真正使财力下移，满足市县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实现其职能的财力需要。

中级财政税收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财政收入能力；财政自给能力；财政收入结构；分税制

河南分税制自1994年建立后，历经三次比较大的调整。1996年和2004年的分税制调整是为了缓解因分税制实施致使财力上移、事权不变给基层财政带来的收支压力，实现财力下移。2009年的分税制调整是为了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财政体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文分析了分税制调整对河南财政收入总量和纵向财政关系的影响，设计了实现财政自给能力均等化的分税制改革路径。

一、河南各级财政收入能力的总体性衡量

由于财政支出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财政收入是财政能力形成的基础，因而，河南地方财政收入在政府间如何划分就决定了各级财政能力的高低。

（一）河南各级财政的收入规模

财政收入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各级财政收入的多少和增长速度直接关系着各级政府辖区内公共服务的规模和质量。尽管上级的转移支付也可作为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但一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主要由本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解决。衡量财政收入规模的绝对量指标为一级政府财政收入的绝对数量，相对量指标为一级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于GDP是地区概念，而这里论述的是不同级次政府的财政收入规模，因而就不能使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度量不同级次政府的财政收入多少，只能采用衡量财政收入规模的绝对指标。

1995年，省级财政收入为16.4162亿元，比1994年增长了39.36%，比全省财政收入增长率高5.85个百分点。市级为46.4307亿元，县级为32.8480亿元，乡级为28.9346亿元。

2003年，河南财政收入为338.0535亿元，比1996年增长108.6%。省级收入为55.7122亿元，增长了177.21%；市级收入为108.9385亿元，增长了89.69%；县级收入为74.1262亿元，增长82.59%；乡级收入74.1262亿元，增长了82.59%。就财政收入增长率而言，1996年分税制调整未能实现政府财力的下移。

2008年，河南地方财政收入为1 008.9009亿元，比2004年增长135.3%。省级财政收入为79.5497亿元，增长了87.07%；市级财政收入为363.9637亿元，增长了118.5%；县级财政收入为397.9414亿元，增长了178.55%；乡级财政收入为167.4461亿元，增长了117.98%。市、县、乡三级财政收入增长率均高于省级，2004年分税制调整增加基层财力的效果明显。

2010年，河南财政收入为1 381.32亿元，比2009年增长22.67%。省级财政收入为107.26亿元，增长了24.14%；市级财政收入为514.74亿元，增长了26.81%。县级财政收入为529.68亿元，增长了20.03%；乡级财政收入为229.65亿元，增长了19.34%。由于2009年省级财政对增值税、资源税和非税收入分成收入的增加，2010年省级财政收入增长率比2004年有所提高。

1995—2010年，河南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了11.08倍，省级增长了6.53倍，市级增长了11.09倍，县级增长了18.31倍，乡级增长了7.94倍。财政收入的增长促进了公共服务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但市、县级财政收入增长得快，省级、乡级财政收入增长得慢，省级增长得最慢。各级财政依靠本级收入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并不均等，省级、乡级财政需要上级的转移支付来履行政府职能。

（二）河南各级财政收入结构

财政收入结构是财政收入中税收与非税收入的比重。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的国家，税收比重越大；相反，税收比重越小。财政收入中税收比重的高低就成为衡量财政收入质量的重要指标。

1995年，河南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82.99%，省、市、乡级税收比重分别为94.52%、89.36%、86.59%。县级税收比重为62.59%，居四级财政之末。

随着1996年分税制调整，地市以上企业增值25%部分的增量省级不再分成，各地市也不再集中县市增值税25%部分的增量。1996—2003年，省、市级税收比重由94.51%和83.99%分别下降到74.41%和76.94%，财政收入质量下降；县乡级税收比重由57.65%和83.67%上升到69.44%和94.7%，财政收入质量提高。

2004年河南省财政对地市下放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当年省级税收比重下降为39.8%，2008年也仅为40.57%。市县乡级税收比重由2004年的76.63%、64.88%、90.95%分别上升为2008年的77.17%、69.05%、92.19%，财政收入质量提高。

2009年河南省级财政提高了增值税和资源税类税收的分成比例，税收比重提高到49.29%，市县乡级税收比重下降到76.93%、66.53%、89.94%。2010年省市级税收比重下降为38.69%、76.68%，县乡级上升为69.77%、91.79%。

1995—2010年，省市级税收比重下降，县乡级税收比重上升。省市政府需要提高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保障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三）河南地方财政收入中各级财政收入的比重

地方财政收入中各级财政收入的比重是反映各级财政从分税制中直接获得的财力水平，影响各级财政的自主程度，受制于分税制的集权和分权设计。

1996年、2004年和2009年的分税制调整都没有改变省级、乡级财政收入比重比较低，市级、县级财政收入比重比较高的状况。省级财政收入比重最低，2003年之前略高于10%，2004年起低于10%，并从2004年的9.92%下降到2008年的7.89%，2009年再下降到7.67%，2010年回升为7.77%。乡级财政收入比重2004年前略高于20%，2004年后明显下降，从2004年的17.91%下降到2008—2010年的16.59%、17.09%、16.62%。2008年前，市级财政收入比重最高，均在30%～40%之间徘徊；自2008年起，市级财政收入比重低于县级财政收入比重，市级略高于36%，县级略高于38%。

1995—2010年，省级、乡级财政收入比重下降，市级、县级财政收入比重上升。省级、乡级财政需要上级的转移支付提供公共服务。

二、河南政府间财政收入能力的纵向均衡性判断

判断政府间纵向财政关系需借助于财政自给能力的概念，而财政自给能力是各级政府独立筹措收入的能力，通常以财政自给能力系数来表示。

财政自给能力系数=本级负责征收的收入÷本级公共支出

如果系数等于1，该级政府刚好具有财政自给能力，没有能力向其他级别政府提供转移支付，也不需要接受其他政府的转移支付和举债。如果系数大于1，该级政府具有充分的财政自给能力，除了满足本级政府支出外，还可向其他级别的政府提供转移支付。如果系数小于1，该级政府需要其他级别政府的转移支付，或举债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由于2011年之前我国地方政府无权举债，财政自给能力系数小于1，意味着需要接受其他政府的转移支付来提供公共服务。

1995年，省级财政自给能力为0.38，居于河南四级财政之末；乡级财政自给能力为0.84，居于河南财政之首；市级财政自给能力为0.69，高于县级财政的0.53。各级财政自给能力均显不足。

1996—1997年，各级财政自给能力均有所提高。2002—2003年，县级财政自给能力低于省级，乡级依然最强，市级位居第二。2004年之后，各级财政自给能力的对比关系又恢复了1995年的状况，表明2004年和2008年的分税制调整对各级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相同。特别是2008年后，四级财政自给能力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趋势更加明显。例如，2010年，省级财政自给能力系数为0.17，县级为0.3，市级为0.66，乡级为1.04。

1995—2010年，除乡级财政自给能力是上升的并在2010年超过1外，省、市、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均是下降的并小于1。

三、政府间税收划分的国际经验及河南税收配置的缺陷

（一）河南税收在政府间的错位分配

一般而言，政府层次越高，税收占政府总税收的比例越大；反之，税收比例越小。2007年联邦制国家中，澳大利亚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比例为81.93%、15.3%、2.94%，加拿大为48.04%、42.19%、9.78%，德国为49.44%、37.3%、13.26%。2007年单一制国家中，匈牙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比例为82.98%、17.02%，挪威为84.27%、15.73%，法国为81.59%、18.41%①。

2010年，税收占河南财政收入的73.6%，其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划分并不均匀。市级税收占全省税收的比重超过38.83%，税收比重位居各级政府之首；省级税收比重为4.08%，税收比重最低；县级税收比重为36.36%；乡级税收比重为20.73%。与上述国家相比，河南省市县乡政府的税收比例与其政府层次高低不相适应，省级政府②的税收比重太低。

（二）税种在政府间的错位配置

一般来说，高层次政府的商品税、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的比重较大，较低层次政府的财产税比重较大。2007年联邦制国家中，澳大利亚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商品税比例为81.98%、18.06%、0%，财产税的比例为0.05%、67.87%、32.12%，中央政府占有所得税的100%。加拿大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商品税比例为39.15%、60.14%、0.71%，所得税的比例为62.8%、37.2%、0%，财产税比例为0%、19.17%、80.83%，地方政府拥有其他税种的100%。德国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商品税比例为63.56%、34.73%、1.72%，财产税的比例为0%、54.17%、45.83%，所得税的比例为40.87%、38.33%、20.8%。2007年单一制国家中，匈牙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商品税比例为86.84%、13.16%，财产税比例为37.72%、62.23%，所得税比例为80.44%、19.56%。挪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商品税比例为99.21%、0.79%，财产税比例为52.26%、47.74%，所得税比例为77.1%、22.9%，其他税比例为100%、0%。法国中央政府拥有所得税、商品税的100%，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产税比例为20.5%、79.51%。

2010年，河南省、市、县、乡政府分别拥有商品税③的2.77%、39.56%、34.83%、22.84%，所得税的14.64%、39.85%、29.16%、16.35%，财产税的0%、39.44%、42.8%、17.76%，其他税种的0%、26.04%、48.97%、24.99%。与上述国家相比，河南省级政府的商品税、所得税与其他税种的比例较小。

四、增强河南各级财政收入能力的财税制度

河南省级财政收入增长率、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省级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和省级财政自给能力均是最低的，河南地方财力严重向县级市倾斜。而2012年全面实行的省管县体制也包含着省级财政对县级的支持。为此，必须扭转河南省级财政的收入能力，以更多的财力增加对县级的支持。由于河南“乡财县管”体制的推进，乡级政府将虚化，政府层次将由四级变为三级。本文以2009年的分税制为依据，构建增强省市县财政收入能力和均等化水平的财税制度。

一是营业税。河南范围内的中央企业、省级企业营业税为省级固定收入，取消除省投资的跨市经营企业营业税归属省级财政外其他企业营业税下划市县的规定，逐步使营业税成为省级政府的主体税种，而县市企业营业税仍归县市所有。

二是企业所得税。河南范围内的中央企业和省级企业所得税（40%部分）为省级固定收入，市县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的增量部分继续执行省与市县15∶85的分成比例，促进县市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企业效益。

三是个人所得税。下划县市的个人所得税（40%部分）仍以2003年为基数，增量部分省与市县分成比例由2∶8改为6∶4。这一比例与省级分成个人所得税按当年增量的60%奖励市县的转移支付相一致。

四是增值税。改河南范围的中央企业和省级企业增值税（25%部分）为省级固定收入，继续执行市县增值税收入（25%部分）以2008年为基数，增量部分省级分成20%的规定，实现经济增长由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二、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

五是保留资源类税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和非税收入的省市县分配办法、税收返还比例、市县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分类激励性财政政策和转移支付制度。除资源税类、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以外的其他税种收入全部下放市县。

上述方案提高了省级商品税、所得税的分成比例和省级税收比例，形成了省级政府以营业税为主体税种和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为重要税种的收入体系，实现了省级政府的税收收入、商品税和所得税收入与省级政府作为中间层次政府的一致。县市政府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分成比例虽比以前下降了，但除资源税类、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以外的其他税种收入均属县市所有后，县市税收收入不减反增。

【参考文献】

中级财政税收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分税制、立法

构建科学、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立法（简称“分税制立法”）体系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虽已初显成效，并从整体上勾画出我国财政体制立法的基本框架，但尚未构建形式完备、内容规范的分税制立法体系。为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推进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和立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讨我国分税制立法的若干基本问题，已显得十分必要。

一、分税制的立法界定

财政体制，又称财政管理体制，经济学中的通说认为，它是“在财政管理中，划分各级政权之间以及国家与企事业部门、单位之间的职、责、权力和相应利益的制度”（注：陈岱孙主编：《中国经济百科全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4页。）。除通说之外，还有以下三种主要观点：财政体制是划分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财政收支范围和管理权限的制度（注：陈共等：《财政学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页。）； 财政体制是划分各级政府财力和财权的法规（注：姜雄壮：《当代财政学若干论点比较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版，第233页。）； 财政体制既是财政管理制度又是财政分配关系（注：姜雄壮：《当代财政学若干论点比较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版，第253页。）。据此，我们认为， 学者们均是从不同角度来界定财政体制的。实际上财政体制和财政体制法的涵义是不同的。国家立法时须首先界定财政体制的概念，否则会引起歧义。换言之，立法界定财政体制时，可参照但不宜直接引用上述某一种关于财政体制的定义，应综合考虑一些特殊因素，具体包括：（1 ）财政体制的法定涵义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一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事权十分广泛并且直接延伸到经济组织内部，政府财政管理权的范围较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事权一般不直接介入经济组织内部，财政体制不直接规定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个人间的分配关系。（2 ）财政体制的法定涵义应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明确的而不是模糊的。（3）财政体制的法定涵义还应与财税法的其他法律规范相衔接。因此，财政体制可界定为划分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财政权的制度。相应地，财政体制法就是调整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财政权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财政体制法就是财政分权法，它在财政法体系中居基本法地位。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依财政体制法划定的财政权来理顺财政分配关系。

财政体制受经济体制的影响而形成集权式和分权式两种基本形式，分税制就是一种分权式的财政体制，故称之为分税制财政体制。关于分税制问题，在我国除少数学者主张它仅为一种税收体制外（注：郝昭成等：《财税体制突破与利益重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 页。），通常将其定义为“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以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为基础相应划分财权和财力的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注：储敏伟：《分税制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探讨》，载《财经研究》1993年第12期，第18页。）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定义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分税制的实质问题，但并未涵盖分税制的全部内容。概言之，分税制是依法划分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财政权的制度。从各国分税制立法的实践看，我们认为，分税制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涵义：

1.分税制是一种涉及多种财政要素、多种财政行为的综合性财政体制。以法定形式划分税收收入是划分财力的关键，而财力的形式受制于财政权的划分，财政权的分配又是依据各类、各级国家机关的性质和职责的，通过分税制可以将财政权分配关系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因此，分税制是一种含税收管理体制的财政体制。财政权由财政立法权、财政行政权、财政司法权构成，分税制立法必须划清三种不同属性的财政权并进行合理分配。

2.分税制是分设机构、划分事权、划分财政权三者相统一的财政体制。依我国宪法，财政权中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是分别由不同国家机关行使的。世界上不少国家还分设国家税务行政机关与地方税务行政机关，并设置了专门的税务司法机关。各类国家机关的职责不同，事权也不一样，划分财政权应与各自的事权相一致。机构分设的目的是为了划分事权和财政权，划分财政权和事权亦要求机构分设。

3.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共同选择的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市场经济是自主、分权的经济，它为分税制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即中央和地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适当分权。分税制作为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与经济体制是一致的。在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并无独立的财政权，缺少实施分税制的基础。

4.分税制是一种以配套齐全的法律体系进行保障的规范化财政体制。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无疑要求构建完善的财政体制法。在市场经济国家，通常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实行分税制，并在宪法中确认各类国家机关的职责及相应的事权，为分税制提供国家基本法上的依据。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律将分税制各个方面的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二、分税制立法模式的选择

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各国分税制立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分权措施及分权程度上是不相同的。概括起来，分税制立法可以分为相对分权与绝对分权两种立法模式。前者是将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主要集中于中央，同时赋予地方国家机关一定的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范围虽相对明确，但亦有交叉，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大。后者则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权较彻底，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财政立法权、财政行政权和财政收支范围非常明确，互不交叉，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不大。那么，从实际出发，我国应选择何种分税制立法模式呢？我们认为，我国 现行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立法体制决定我国分税制立法的模式应为相对分权式。

1.分税制立法模式应与国家经济体制相适应。财政体制法是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权分配关系的准则，是具体的财政体制在法律上的反映。财政体制既受经济体制的制约，又构成经济体制的一部分。集权经济体制下的财政体制法所规定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水平较低甚至不实行分权，这种立法模式现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扬弃。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发展决定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多种利益格局并存要求实行分税制；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同时发挥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必然促使中央适当集中财政权以形成实施宏观调控的手段和财力，同时，分配给地方一定的财政权，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2.分税制立法模式应与国家政治体制保持一致。我国政权的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立法机关，它统一行使分税制最高立法权；省级（或经济特区）人民代表大会在不同国家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前提下，有权制定分税制的地方性法规。我国是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这决定我国财政权以中央统一为主、地方分权为辅。即与宏观调控相对应的财政权必须统一在中央，适应市场调节的财政权由地方行使。在税收体制中设置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就是政治上相对分权原则的体现。

3.分税制立法模式应与国家立法体制保持协调。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实行两级立法体制。在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在地方，省级（或经济特区）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推动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务院曾制定了一批税收方面的暂行条例，这并不表明国务院是立法机关，更不表明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条例构成一级独立的中央立法，因为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条例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托进行的授权性立法。同理，省级（或经济特区）人民政府根据省级（或经济特区）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的授权性立法亦不构成一级独立的地方性立法。由于财政体制法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主导地位，显然，财政体制法的表现形式应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

三、分税制立法内容的建构

各国分税制立法的模式虽不尽相同，但其立法内容的建构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规定在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主要划分财政权中的立法、行政、司法三项权力。分税制立法的核心是划分财政权，主要目的是使各级政府具有与其事权相称的财力。各级政府的财力是由各级政府财政收支范围和转移支付规模决定的，财力受制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具体而言，分税制立法至少应包括以下六大方面的基本内容：

1.划分事权。划分事权是分税制实施的基础，划分事权的关键是将财政立法权与财政行政权分开，将各级政府的事权分清。分清各级政府的事权首先应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能，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明确政府应承担的社会事务、经济事务的范围，防止政企不分；二是将政府事务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分配，防止权责不明。故将有关事权在各级政府间划分并不等于均分事权，要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的实际情况，遵循适度分权、受益、职能优势原则。下级政府有能力承担的事务，应由下级政府办理，上级政府所负责的事务须是不宜由下级政府承担或下级政府无力承担的事务；一项事权应分配给哪一级政府可以依据其行使事权受益范围所涵盖的行政区域决定；各级政府都有处理不同事务的优势，（注：于宗先主编：《经济学百科全书。财政学》，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89页。）在划分事权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2.划分国家财政级次并确定各级财政的收支范围。国家财政的级次通常是一级政府一级财政。财政支出范围是由各政府的事权决定的。划分财政支出范围一般遵循以下标准：凡是规模庞大、需要巨额资金和高新技术才能完成的经济事务或社会事务方面的支出，应由中央财政承担，否则由地方财政承担；财政支出受益对象遍及全国的，应属于中央财政支出范围，仅及于某一地方的，由该地方财政承担，财政支出的计划或标准须全国统一的，属中央财政支出，须地方因地制宜的，为地方财政支出。据此，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现宏观调控所需的支出以及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注：参见《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遵循事权与财力相结合的原则。划分财政收入范围应以财政支出的范围为依据，确保中央对财政集中全国大部分财政收入，因为中央政府除直接安排消耗性财政支出外，为实现宏观调控还必须安排大量的转移性财政支出。划分财政收入的关键是划分税收收入，并符合效率、适合、相当、经济等多项原则。

3.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范围。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遵循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并以财政支出的范围为依据。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确保中央财政集中全国大部分财政收入。具体包括：（1 ）税收收入的划分。划分税收收入应以征收管理效率高低决定某税归哪一级财政，同时，以对经济发展促进大小决定某税归哪一级财政。我国目前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税种确定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将与地方利益关系密切、税源分散、需要发挥地方组织收入积极性，便于地方征管的税种作为地方税。（2）国有企业利润的划分。目前， 中央企业税后利润全部上交中央财政，地方企业税后利润全部上交地方财政。（3 ）其他专项财政收入的划分。

4.建立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将其财政收入按照法定标准、程序划转给下级政府作为其收入来源的一种拨款形式。根据财政收支法划定的初次财政收入范围，中央政府集中了全国60％以上的财政收入，但按法定财政支出范围，全国大部分消耗性财政支出由地方直接安排。中央与地方这种纵向的财政收支差额是由转移支付来实现平衡的。此外，由于同级不同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上的差距，许多贫困地区维持机关正常运转的财政支出都不能保障，同级不同地区间财政收支差额也需要转移支付来平衡。因此，转移支付对于弥补地方财政收支差额，维持整个国家各个地方财政负担的公共服务最低标准，以创造全国统一市场、实现经济稳定有重大意义。（注：汪兴益：《试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载《财贸经济》1994年第8期，第36页。） 转移支付有一般转移支付和特殊转移支付之分。前者又称整体性支付。上级政府对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具体用途不予限定，由下级政府自主支配使用。后者亦称专项性转移支付，它是上级政府依照特定目的和条件对下级政府的特殊补助，其主要目的是支持某一地区难以承担的全国性和跨地区性项目，以及上级政府所鼓励发展的行业或项目，实现国家特定调控目的。

5.划分财政行政权。财政行政权主要是各级政府运用国家所赋予的依法组织财政收入和安排财政支出的强制性的权力，如公债发行权、税款征收权等。这种权力不同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司法权。财政立法权、财政司法权虽然也具有国家强制力，但财政立法权是针对各类财政事务制定和法律的权力，财政司法权是针对财政刑事案件、财政民事案件和财政行政案件进行审判的权力。但 财政行政权应受制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司法权。划分财政行政权的总原则是，各级政府及其财政主管机关依照财税法，对属于该级财政收支事项独立行使财政行政权，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行使监督权。

6.划分财政立法权。根据法治原则，各项财政权的划分最终表现为立法权的划分。政治体制及立法体制上的差异造成各国行使财政立法权的机关不完全相同，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立法权的分配办法各异。在西方国家，税法必须由议会制定，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大小因各国国家结构实行联邦制或单一制有所不同。在我国，宪法对立法权在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作了划分，这种划分适用于财政立法权的划分。这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统一行使最高财政立法权，财政法律是制定财政行政法规、财政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国务院根据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可进行财政委托立法，也可以制定财政法律的实施条例；法定的地方权力机关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需要，在不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财政法规。

四、分税制立法的完善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虽确立了分税制的基本框架，但几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分税制立法尚不完善。我国分税制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有：政府职能并未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各级政府事权不清；在统一税法、集中税权时，忽视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原有地区间财政分配格局尚未打破，缺少转移支付的法律规范；税收司法保障体系不健全。故在走向21世纪之际，应构建在分税制财政体制法统帅下的税收基本法、财政收支划分法、国债法和转移支付法等构成的财政法体系。

制定税收基本法可以解决地方税收立法权限、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各自的税收征管权限以及设立税务司法机构的问题。对此，省级权力机关制定税收地方性法规已有法律依据。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7条规定， 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这里所称地方性法规理应包括税收地方性法规。赋予并允许地方实际行使税收立法权，有助于将地方诸多“费用”一并纳入税收管理的法制轨道。目前地方政府征收许多名目的“费用”，实际上相当于地方税。众所周知，分税制实施后我国地方税制更加薄弱，地方行使税收立法权有助于建立完备的地方税体系。税收基本法应将地方税收立法权具体化。同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监督，还应建立税收地方性法规备案备查制度。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权限的划分应坚持“各管各税”的原则，中央税和共享税由国家税务局征管，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征管。税收司法保障体系可参照我国现行的铁路、航运司法保障体系建立。

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可以在明确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划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范围。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事权仍不明确，也不科学。政府经济方面的事权过大，社会事务管理投入不足。各级政府事权不明确，造成有利的则争，无利的则推。进一步划清各级政府的事权，首先，应按“政企分开”、“职能转换”的原则界定政府的经济事权。政府应逐步放弃直接从事个人、社会组织有能力承担且与公共服务、宏观调控无关的经济活动，放弃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直接参与，集中力量从事个人、社会组织无力承担或与公共服务、宏观调控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其次，应借鉴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将政府经济事务与社会事务方面的事权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使各司其职。再次，可设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管事项，并可以由中央政府有偿委托地方政府单独办理。此外，对国有企业利润、公债收入、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也应在财政收支划分法中进一步明确其财政收入级次。

制定国债法。国债是我国弥补财政赤字、筹措财政资金的重要手段。现行国债管理的依据不仅停留在行政法规立法层次上，而且过于简单。国债法应对国债发行的条件、审批程序、国债的种类、发行的规模、国债的交易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通过立法实现调整国债结构、控制国债规模、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使用效益等目标，使国债市场化、国债管理法律化。

制定转移支付法的目的在于实现上下级政府间财力分配的均衡以及各地区间公共财力分配的大致平衡，但目前转移支付除规模不大之外，更主要的问题是不规范，不能完全实现转移支付的目的。要解决上述问题，有待于制定规范、完备的转移支付法。转移支付立法应以实现各级财政收支平衡以及各地区基本财政服务水平相当为目标。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数额应采用因素法、税收能力指数法等公式化的办法测算。特殊性转移支付应依专项财政拨款法规定的条件、审批程序、使用监督办法进行划拨，减少任意性。

中级财政税收范文第5篇

【关键词】分税制 转移支付 财政国家化

分税制后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后，国家对县财政控制加强，县级财政高度依赖于中央财政，在很大程度上要按照中央的意图行事，县级财政开始国家化。

一、政治算术：转移支付的强化

转移支付从来就是各国进行财政控制的主要手段，是调节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个相当有效的经济杠杆。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工商业的财政贡献率越来越大，工商各税的比例迅速提高，上级补助的份额在预算内收入中份额开始下降。同时由于当时财政“包干制”的财政分权体制催生出大量地方利益主体，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开始“体制避税”，把本地资金大量从预算内转向预算外，因此就整个财政收入来看，即把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合并一起算的话，上级补助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会更小。在1994年分税制后，中央实行了财力集中的财政体制，把地方工商税的主要税源上收，地方以前的主体财源――工商税的份额和绝对量都大幅度下降，因此地方各级政府普遍财政自给率下降，而县级政府是自给率下降幅度最大的一级政府。与此同时，县级财政收入中上级转移支付的比重迅速上升，取代工商税收成为主体财源。2002年在全国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中央加大了转移支付的力度，使转移支付在县级财政收入中的数量和份额都持续上升，县级财政进入了靠国家转移支付支撑的时代。

上级转移支付成为县级的主要财政基础，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分析。

从“以工哺农”的角度理解，转移支付是国家财政补贴农业的一个主要直接渠道。回顾建国以来县财政收入的变化，可以看出，凡是县级财政收入中农业税比例较大的时候，往往是县级财政困难、高度汲取农村资源的时候，比如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分税制后。县级财政的困境往往会使他们把财政收入重心转向最基层的农村，汲取农村和农业的有限剩余，加重农民负担，转嫁自身的财政负担。而随着农村税费改革，上级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国家开始减免农业税，对农民进行“种粮补贴”、“良种补贴”、“两免一补”等专项补助，使转移支付成为减轻农民负担、结束“以农立国”，开始进行“以工哺农”政策的直接通道。从这个角度看，县级财政基础的转换是国家“以农立国”战略终结的一个具体体现：一方面县级财政无需再从农民和农业身上寻租来养活自己，另一方面国家把大量的专项补助补贴农民，财政支农资金的比例加大。

从地方财政收入自的角度来理解，县级财政的国家化意味着中央对地方财力的集中和上收。

我们有个有趣的发现，就是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下相比，上级补助的收入占县级财政财政收入份额在1994年分税制后更大，在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时期，县级财政自给率比在分税制时期要高，它的主要财源是本地的税收收入，而在分税制后，县级财政自给率大幅度下降，它的主要财源变成了上级转移支付。也就是说，在号称财政分权的分税制时代，县级财政却与号称财政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失去了更多的财政收入自。那么，分税制到底是财政集权抑或财政分权？

1994年的分税制，在确保提高中央“两个比例”的指导思想下，制度的设计让中央把税收大头拿走，在1995年迅速实现了中央提高“两个比例”的目标。由于中央把财政收入大头拿走，使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大幅下降，而支出却由于政府的自利性而增加，因此地方整体财政自给率下降。在地方各级政府中，县级政府是下降幅度比较大的一级政府。

这个改革结果应该说是完全在中央的意料之中。在分税制初期，考虑到地方的既得利益，中央采取了“承认既得，增量调整”的政策。在正常的各级政府间税种分配之外，另设一块“税收返还”，以及增加转移支付的形式和数量作为中央对地方配合推行分税制的利益弥补。把中央增加的税收大部分返还给地方。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年为基期年核定。按照1993年地方实际收入以及税制改革和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划分情况，核定1993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即消费税和75%的增值税之和减去中央下划给地方的收入），全额返还给地方，保证地方既得财力，以此为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

因此在分税制后数量比较大、名目繁多的转移支付就成为县的主要财源，取代了以前工商税收的主导地位。

中央财政增加的大部分收入都要返还给地方，这种做法虽然和以前差不多，但实质却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与原有体制比较，中央税与共享税由中央税务机构征收，可以保证中央财政的税基不受侵蚀，抑制中央财政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因为税收返还是按一定的条件核定的，因此有利于地方政府约束财政支出。总之，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与转移支付制度，能增强中央的调控能力，税收返还又是中央和很多省份作为对下级政府集中财力的手段之一。各国在解决集权问题上，都采取了控制或削弱地方自的财政基础的做法。中央政府收走了税收的大头，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必定依赖于中央，中央掌握着控制地方政府的资源，就是权力，这种权力主要体现在财权上。既然中央拿走了大部分税收，那么地方在财政上就处于弱势，中央再把它收走的税收的一大部分通过财政拨款和政府补助的形式最终用到地方上，财政拨款和补助是获得地方参与、支持和帮助的重要手段。

从地方支出的资金来源来看，县级本级财政收入远不够自己的支出，财政自给率低，而上级通过大量的转移支付控制其支出。也就是说县级不仅财政收入高度依赖于中央的转移支付，而且它的财政支出也高度依赖于中央。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县级财政的国家化也意味着中央对县财政支出自由度的控制，即县财政支出权被弱化。

因此，尽管转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县的财政收入，使之可以维持运转和进行一些财政支出，但同时也意味着中央通过转移支付作为一个财政手段，对地方的收入和支出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控制，这才是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政治逻辑。

这个运行机制其实就是中央和地方的一个政治算术的过程和结果。正如林尚立所说，“对地方进行财政控制的核心原理是：中央政府作为全国性的政府应该掌握国家财权的总体支配权，从而保证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威和地位；为此中央政府应控制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并以此形成地方在财政上对中央的依赖和中央能有效地协调和指挥地方的政府间关系。”

二、财政自主性的衰微：预算内对预算外的替代

在计划经济体制、包干制和分税制时期，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的关系一直随着财政体制的变迁在不断的变动中。因为在地方总财力一定的情况下，“通过这两个渠道的任何一个，地方征收的钱越多，它的收入中必须与中央政府分享的部分越少，在支出上受的限制越少。事实上，中国体制中的转价定价，实质是一种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避税。”对于县来说，预算外收入多少的变动也是此逻辑的体现。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整体上是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比较紧，因此这个时期预算内收入在总收入中占绝对优势，预算外收入除了个别年份，总体上都处于一个非常弱小的位置。

在包干制时期，由于中央的放权让利，地方掌握了大量的经济管理权，因此地方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热情空前的调动起来。同这个时期中国的整个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一样，县的财政汲取主动性提高。而每年的财政总收入是一个定量，预算内和预算外的关系总是此消彼长；一个国家的财政总收入在每年也是一个定量，地方的自有资金和中央财政收入也是成反比的。中央与地方在财力上的分布实质是总是一种你弱我强的关系，因此这个时期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的高度膨胀，预算外资金成为名符其实的“第二预算”，相比于预算外收入，预算内收入的增长幅度要明显要小。预算外收入的膨胀，意味着县的自有可支配资金权力的强化，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手段弱化。

分税制后，由于中央把主要工商税源上收，因此县的本级预算内收入陡然下降，为了弥补财政缺口，县的本级收入重心再次转移到预算外，只是包干制时期预算外资金膨胀是县为了支持本地经济发展，而分税制后预算外收入的相对强化只是为了寻求一个“吃饭财政”。在分税制后预算内收入日益被转移支付控制的情况下，县的预算内收入和支出也随之受到上级的支配和控制。但相当数量的预算外收入仍为其提供一定的自有资金和可完全支配的支出，在预算外收入里面，乡镇统筹自筹占取了相当大的比重。

2002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乡镇统筹自筹，即县的预算外收入失去了主要财源，且其在短期内很难有反弹的空间和渠道，因此预算外收入明显衰落。它的衰落，使县的财政收入构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预算内收入几乎替代了预算外。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预算内对预算外的替代。

分税制后尤其是税费改革后，转移支付成为县预算内收入构成的主体，而转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中央控制地方的主要财政手段。因此县预算外收入的被替代，意味着县的主要财源均在中央和省的控制支配之下，既然收入来源处于被支配地位，那么支出也相应的要按中央的意图行事。从这个意义上，预算内对预算外的替代，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县财政自主性的衰微，县财政进一步国家化。

县级财政的国家化使国家更有利于利用财政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目标，控制基层政府，县级财政高度依赖于中央和省。我国宪法规定：“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县级财政在宪法上仍是一级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因此尽管现在县级财政国家化，县级财政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传统农业县更是高度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来维持运转，但它仍是一级相对独立的财政利益主体，只是限于财政手段的控制，县级财政基础对上级的依赖，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主的客观条件，财权的弱化必定使其自主性大打折扣。

【参考文献】

[1] 许正中、苑广睿、孙国英：《财政分权：理论基础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9月。

[2] 林尚立：《国内政府间关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

中级财政税收范文第6篇

【关键词】分税制、立法

构建科学、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立法（简称"分税制立法"）体系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虽已初显成效，并从整体上勾画出我国财政体制立法的基本框架，但尚未构建形式完备、内容规范的分税制立法体系。为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推进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和立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讨我国分税制立法的若干基本问题，已显得十分必要。

一、分税制的立法界定

财政体制，又称财政管理体制，经济学中的通说认为，它是"在财政管理中，划分各级政权之间以及国家与企事业部门、单位之间的职、责、权力和相应利益的制度"（注：陈岱孙主编：《中国经济百科全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4页。）。除通说之外，还有以下三种主要观点：财政体制是划分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财政收支范围和管理权限的制度（注：陈共等：《财政学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页。）； 财政体制是划分各级政府财力和财权的法规（注：姜雄壮：《当代财政学若干论点比较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版，第233页。）； 财政体制既是财政管理制度又是财政分配关系（注：姜雄壮：《当代财政学若干论点比较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版，第253页。）。据此，我们认为， 学者们均是从不同角度来界定财政体制的。实际上财政体制和财政体制法的涵义是不同的。国家立法时须首先界定财政体制的概念，否则会引起歧义。换言之，立法界定财政体制时，可参照但不宜直接引用上述某一种关于财政体制的定义，应综合考虑一些特殊因素，具体包括：（1 ）财政体制的法定涵义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一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事权十分广泛并且直接延伸到经济组织内部，政府财政管理权的范围较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事权一般不直接介入经济组织内部，财政体制不直接规定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个人间的分配关系。（2 ）财政体制的法定涵义应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明确的而不是模糊的。（3）财政体制的法定涵义还应与财税法的其他法律规范相衔接。因此，财政体制可界定为划分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财政权的制度。相应地，财政体制法就是调整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财政权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财政体制法就是财政分权法，它在财政法体系中居基本法地位。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依财政体制法划定的财政权来理顺财政分配关系。

财政体制受经济体制的影响而形成集权式和分权式两种基本形式，分税制就是一种分权式的财政体制，故称之为分税制财政体制。关于分税制问题，在我国除少数学者主张它仅为一种税收体制外（注：郝昭成等：《财税体制突破与利益重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 页。），通常将其定义为"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以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为基础相应划分财权和财力的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注：储敏伟：《分税制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探讨》，载《财经研究》1993年第12期，第18页。）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定义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分税制的实质问题，但并未涵盖分税制的全部内容。概言之，分税制是依法划分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财政权的制度。从各国分税制立法的实践看，我们认为，分税制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涵义：

1.分税制是一种涉及多种财政要素、多种财政行为的综合性财政体制。以法定形式划分税收收入是划分财力的关键，而财力的形式受制于财政权的划分，财政权的分配又是依据各类、各级国家机关的性质和职责的，通过分税制可以将财政权分配关系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因此，分税制是一种含税收管理体制的财政体制。财政权由财政立法权、财政行政权、财政司法权构成，分税制立法必须划清三种不同属性的财政权并进行合理分配。

2.分税制是分设机构、划分事权、划分财政权三者相统一的财政体制。依我国宪法，财政权中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是分别由不同国家机关行使的。世界上不少国家还分设国家税务行政机关与地方税务行政机关，并设置了专门的税务司法机关。各类国家机关的职责不同，事权也不一样，划分财政权应与各自的事权相一致。机构分设的目的是为了划分事权和财政权，划分财政权和事权亦要求机构分设。

3.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共同选择的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市场经济是自主、分权的经济，它为分税制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即中央和地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适当分权。分税制作为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与经济体制是一致的。在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并无独立的财政权，缺少实施分税制的基础。

4.分税制是一种以配套齐全的法律体系进行保障的规范化财政体制。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无疑要求构建完善的财政体制法。在市场经济国家，通常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实行分税制，并在宪法中确认各类国家机关的职责及相应的事权，为分税制提供国家基本法上的依据。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律将分税制各个方面的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二、分税制立法模式的选择

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各国分税制立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分权措施及分权程度上是不相同的。概括起来，分税制立法可以分为相对分权与绝对分权两种立法模式。前者是将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主要集中于中央，同时赋予地方国家机关一定的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范围虽相对明确，但亦有交叉，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大。后者则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权较彻底，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财政立法权、财政行政权和财政收支范围非常明确，互不交叉，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不大。那么，从实际出发，我国应选择何种分税制立法模式呢？我们认为，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立法体制决定我国分税制立法的模式应为相对分权式。

1.分税制立法模式应与国家经济体制相适应。财政体制法是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权分配关系的准则，是具体的财政体制在法律上的反映。财政体制既受经济体制的制约，又构成经济体制的一部分。集权经济体制下的财政体制法所规定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水平较低甚至不实行分权，这种立法模式现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扬弃。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发展决定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多种利益格局并存要求实行分税制；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同时发挥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必然促使中央适当集中财政权以形成实施宏观调控的手段和财力，同时，分配给地方一定的财政权，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2.分税制立法模式应与国家政治体制保持一致。我国政权的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立法机关，它统一行使分税制最高立法权；省级（或经济特区）人民代表大会在不同国家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前提下，有权制定分税制的地方性法规。我国是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这决定我国财政权以中央统一为主、地方分权为辅。即与宏观调控相对应的财政权必须统一在中央，适应市场调节的财政权由地方行使。在税收体制中设置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就是政治上相对分权原则的体现。

3.分税制立法模式应与国家立法体制保持协调。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实行两级立法体制。在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在地方，省级（或经济特区）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推动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务院曾制定了一批税收方面的暂行条例，这并不表明国务院是立法机关，更不表明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条例构成一级独立的中央立法，因为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条例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托进行的授权性立法。同理，省级（或经济特区）人民政府根据省级（或经济特区）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的授权性立法亦不构成一级独立的地方性立法。由于财政体制法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主导地位，显然，财政体制法的表现形式应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

三、分税制立法内容的建构

各国分税制立法的模式虽不尽相同，但其立法内容的建构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规定在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主要划分财政权中的立法、行政、司法三项权力。分税制立法的核心是划分财政权，主要目的是使各级政府具有与其事权相称的财力。各级政府的财力是由各级政府财政收支范围和转移支付规模决定的，财力受制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具体而言，分税制立法至少应包括以下六大方面的基本内容：

1.划分事权。划分事权是分税制实施的基础，划分事权的关键是将财政立法权与财政行政权分开，将各级政府的事权分清。分清各级政府的事权首先应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能，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明确政府应承担的社会事务、经济事务的范围，防止政企不分；二是将政府事务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分配，防止权责不明。故将有关事权在各级政府间划分并不等于均分事权，要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的实际情况，遵循适度分权、受益、职能优势原则。下级政府有能力承担的事务，应由下级政府办理，上级政府所负责的事务须是不宜由下级政府承担或下级政府无力承担的事务；一项事权应分配给哪一级政府可以依据其行使事权受益范围所涵盖的行政区域决定；各级政府都有处理不同事务的优势，（注：于宗先主编：《经济学百科全书·财政学》，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89页。）在划分事权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2.划分国家财政级次并确定各级财政的收支范围。国家财政的级次通常是一级政府一级财政。财政支出范围是由各政府的事权决定的。划分财政支出范围一般遵循以下标准：凡是规模庞大、需要巨额资金和高新技术才能完成的经济事务或社会事务方面的支出，应由中央财政承担，否则由地方财政承担；财政支出受益对象遍及全国的，应属于中央财政支出范围，仅及于某一地方的，由该地方财政承担，财政支出的计划或标准须全国统一的，属中央财政支出，须地方因地制宜的，为地方财政支出。据此，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现宏观调控所需的支出以及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注：参见《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遵循事权与财力相结合的原则。划分财政收入范围应以财政支出的范围为依据，确保中央对财政集中全国大部分财政收入，因为中央政府除直接安排消耗性财政支出外，为实现宏观调控还必须安排大量的转移性财政支出。划分财政收入的关键是划分税收收入，并符合效率、适合、相当、经济等多项原则。

3.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范围。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遵循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并以财政支出的范围为依据。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确保中央财政集中全国大部分财政收入。具体包括：（1 ）税收收入的划分。划分税收收入应以征收管理效率高低决定某税归哪一级财政，同时，以对经济发展促进大小决定某税归哪一级财政。我国目前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税种确定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将与地方利益关系密切、税源分散、需要发挥地方组织收入积极性，便于地方征管的税种作为地方税。（2）国有企业利润的划分。目前， 中央企业税后利润全部上交中央财政，地方企业税后利润全部上交地方财政。（3 ）其他专项财政收入的划分。

4.建立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将其财政收入按照法定标准、程序划转给下级政府作为其收入来源的一种拨款形式。根据财政收支法划定的初次财政收入范围，中央政府集中了全国60％以上的财政收入，但按法定财政支出范围，全国大部分消耗性财政支出由地方直接安排。中央与地方这种纵向的财政收支差额是由转移支付来实现平衡的。此外，由于同级不同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上的差距，许多贫困地区维持机关正常运转的财政支出都不能保障，同级不同地区间财政收支差额也需要转移支付来平衡。因此，转移支付对于弥补地方财政收支差额，维持整个国家各个地方财政负担的公共服务最低标准，以创造全国统一市场、实现经济稳定有重大意义。（注：汪兴益：《试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载《财贸经济》1994年第8期，第36页。） 转移支付有一般转移支付和特殊转移支付之分。前者又称整体性支付。上级政府对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具体用途不予限定，由下级政府自主支配使用。后者亦称专项性转移支付，它是上级政府依照特定目的和条件对下级政府的特殊补助，其主要目的是支持某一地区难以承担的全国性和跨地区性项目，以及上级政府所鼓励发展的行业或项目，实现国家特定调控目的。

5.划分财政行政权。财政行政权主要是各级政府运用国家所赋予的依法组织财政收入和安排财政支出的强制性的权力，如公债发行权、税款征收权等。这种权力不同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司法权。财政立法权、财政司法权虽然也具有国家强制力，但财政立法权是针对各类财政事务制定和法律的权力，财政司法权是针对财政刑事案件、财政民事案件和财政行政案件进行审判的权力。但财政行政权应受制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司法权。划分财政行政权的总原则是，各级政府及其财政主管机关依照财税法，对属于该级财政收支事项独立行使财政行政权，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行使监督权。

6.划分财政立法权。根据法治原则，各项财政权的划分最终表现为立法权的划分。政治体制及立法体制上的差异造成各国行使财政立法权的机关不完全相同，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立法权的分配办法各异。在西方国家，税法必须由议会制定，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大小因各国国家结构实行联邦制或单一制有所不同。在我国，宪法对立法权在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作了划分，这种划分适用于财政立法权的划分。这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统一行使最高财政立法权，财政法律是制定财政行政法规、财政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国务院根据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可进行财政委托立法，也可以制定财政法律的实施条例；法定的地方权力机关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需要，在不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财政法规。

四、分税制立法的完善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虽确立了分税制的基本框架，但几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分税制立法尚不完善。我国分税制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有：政府职能并未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各级政府事权不清；在统一税法、集中税权时，忽视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原有地区间财政分配格局尚未打破，缺少转移支付的法律规范；税收司法保障体系不健全。故在走向21世纪之际，应构建在分税制财政体制法统帅下的税收基本法、财政收支划分法、国债法和转移支付法等构成的财政法体系。

制定税收基本法可以解决地方税收立法权限、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各自的税收征管权限以及设立税务司法机构的问题。对此，省级权力机关制定税收地方性法规已有法律依据。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7条规定， 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这里所称地方性法规理应包括税收地方性法规。赋予并允许地方实际行使税收立法权，有助于将地方诸多"费用"一并纳入税收管理的法制轨道。目前地方政府征收许多名目的"费用"，实际上相当于地方税。众所周知，分税制实施后我国地方税制更加薄弱，地方行使税收立法权有助于建立完备的地方税体系。税收基本法应将地方税收立法权具体化。同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监督，还应建立税收地方性法规备案备查制度。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权限的划分应坚持"各管各税"的原则，中央税和共享税由国家税务局征管，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征管。税收司法保障体系可参照我国现行的铁路、航运司法保障体系建立。

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可以在明确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划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范围。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事权仍不明确，也不科学。政府经济方面的事权过大，社会事务管理投入不足。各级政府事权不明确，造成有利的则争，无利的则推。进一步划清各级政府的事权，首先，应按"政企分开"、"职能转换"的原则界定政府的经济事权。政府应逐步放弃直接从事个人、社会组织有能力承担且与公共服务、宏观调控无关的经济活动，放弃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直接参与，集中力量从事个人、社会组织无力承担或与公共服务、宏观调控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其次，应借鉴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将政府经济事务与社会事务方面的事权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使各司其职。再次，可设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管事项，并可以由中央政府有偿委托地方政府单独办理。此外，对国有企业利润、公债收入、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也应在财政收支划分法中进一步明确其财政收入级次。

制定国债法。国债是我国弥补财政赤字、筹措财政资金的重要手段。现行国债管理的依据不仅停留在行政法规立法层次上，而且过于简单。国债法应对国债发行的条件、审批程序、国债的种类、发行的规模、国债的交易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通过立法实现调整国债结构、控制国债规模、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使用效益等目标，使国债市场化、国债管理法律化。

制定转移支付法的目的在于实现上下级政府间财力分配的均衡以及各地区间公共财力分配的大致平衡，但目前转移支付除规模不大之外，更主要的问题是不规范，不能完全实现转移支付的目的。要解决上述问题，有待于制定规范、完备的转移支付法。转移支付立法应以实现各级财政收支平衡以及各地区基本财政服务水平相当为目标。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数额应采用因素法、税收能力指数法等公式化的办法测算。特殊性转移支付应依专项财政拨款法规定的条件、审批程序、使用监督办法进行划拨，减少任意性。

中级财政税收范文第7篇

关键词：财政收支：财政级次：分税制

中图分类号：D9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5-0107-04

一、我国财政收支法律制度的框架

我国《宪法》第三条第四款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的划分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即“中央与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显然，从该条规定我们不可能清晰的了解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到底有哪些。我国《预算法》第十九条规定了预算支出的六种基本形式，怛没有具体规定中央预算支出和地方预算支出划分的方法与原则。1993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对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划分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有：税收收入；依照规定应当上缴的国有资产收益：专项收入和其他收入。这是我国《预算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但哪些收入属于中央哪些收入属于地方，《预算法》并没有明确划分。1993年国务院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对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的具体税种及分成比例做了规定。对中央与地方的收入进行了划分：中央税包括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地方税是一些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二、我国财政收支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首先：行政机关主导立法，立法机关角色缺位。从上述财政收支法律制度的框架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收支划分法律制度的主要法律文件有《宪法》、《预算法》和《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其中主体法律文件是1993年国务院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实际上就形成了行政机关主导立法，立法机关角色缺位的情况。这是我国财政收支法律制度的重大缺陷。一般而言，在法治国家中，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划分应属宪法或最高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确定的事项。例如德国、美国分别将政府财政收支划分规定在本国宪法或宪法性法律文件中，还有一些国家则是在宪法中规定总则，而以基本法的形式规定政府间事权的具体划分，如韩国的《地方财政法》、《地方税法》以及日本的《地方税法》等。然而，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划分的具体事项在宪法和法律中没有规定，而是由国务院的一个“决定”加以规定，这显然缺乏权威性，也不符合税收法定原则。这种立法模式削弱了财政收支划分的权威性，影响了财政收支划分的稳定性和协调性，导致地方政府对本地财政收支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最终导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频繁的“讨价还价”，“跑步钱进”“驻京办”的现象也由此引发。实践中，证券交易(印花)税分享比例的调整，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税率的调整、以及所得税分享比例的改革都是由国务院主导的，依据几乎都是“通知”的形式，这实际上完全忽视了地方政府的地位及其表达，带来了一些不利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其次，省级以下地方政府间收支划分无法可依。我国现行的财政收支划分法律制度存有明显的法律真空，即我国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只局限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具体来说是省级政府之间，对省级以下各级政府没有明确划分。我国宪法规定了五级政府结构。我国《预算法》第2条规定国家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与五级政府相对应设立了五级预算。而且，《预算法》同时规定不具备设立预算条件的乡、民族乡、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确定，可以暂不设立预算。由此，我国政府级次和预算级次为五级，特殊地区的预算级次为四级。理论上，政府间的事权财权划分对省级以下各级政府也应明确，而不应只局限于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然而，就我国的立法现状而言，我国宪法只对中央与地方之间职权的划分关系作了大致的规定，即中央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地方“两性”原则，未对省级以下政府间的职责划分予以具体规定。《预算法》通过授权国务院制定《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划分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税种，规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支出范围。但该决定未对地方各级政府间事权范围与财权分配做出规定，导致省级以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实践中，各地省政府在与其管辖的市、县、乡政府之间划分事权和财权时也借鉴了中央与省之间划分事权和财权的做法。中央与省之间划分事权和财权的做法归纳起来就是“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因此，这种借鉴带来的最大的负面效应只能是基层财政越来越困难。

再次，在现行的财政收支划分法律制度框架中，财权过度集中于中央政府，事权更多的被推诿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所应拥有的相应的财权匮乏。现行的财政收支划分法律制度框架对收入的划分较为清晰，但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则较为模糊，在实践中上级政府往往将事权更多的推诿给下级政府。在现有框架下，地方政府的财权又是有限的，因此造成地方财政吃紧，土地财政由此而生。财权的核心是税权，尤其是税收立法权。在法治化国家，税收立法权的分配一般通过宪法或通过最高立法机关创制的基本法予以规定。但在我国税权的分配一直没有通过法律规定统一、稳定的规则，而是由国务院通过颁布行政规章加以规定。如《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中规定，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由中央统一行使；《国务院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1993]第90号文件)指出，中央税和全国统一实行的地方税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地方税种的税法、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制定与颁发都被中央政府包揽，即全部的税收立法权和税基、税率确定权都属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拥有一定的征管权。这种税权划分方式不利于财政分权优势的发挥，不利于地方财政收支平衡，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地方政府培植共享税种如增值税、所得税税源的积极性。

三、我国财政收支法律制度的完善路径——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

我国现有的财政收支法律制度存在较大的缺陷，如立法分散、层次低，财权过于集中，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等。针对这些缺陷，笔者认为：为规范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应制定专门的《财政收支划分法》。

如前所述，我国广义的财政收支划分法律制度体现在《宪法》、《预算法》以及国务院规定的诸如《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等法律文件中，但我国没有专门的(或者说狭义的)《财政收支划分法》。是否要制定专门的财政收支划分法涉及到立法模式的选择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财政收支划分的立法模式包括专门立法和分散

立法两种。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采用分散立法的模式，即由宪法、宪法性文件或财政基本法来规范财政收支的划分，而不制定专门的财政收支划分法。我国宜采专门立法的方式，即应由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采专门立法方式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我国缺乏悠久而深厚的基础，财政立宪只是学者们的理想。因此，在短时间内力图通过宪法及宪法性文件来规范和细化财政收支划分关系很难实现。其次，我国财政领域有专门立法的传统，对这一传统的严格遵循要求制定专门的财政收支划分法。第三，财政收支划分法是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在财政收支权限划分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财政法律体系中的基础性法律规范。财政收支划分法是财政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财政法的基础地位。财政收支划分法调整的财政收支划分关系体现了各级政府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地位，是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甚至是政治体制的集中反映，与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密切相关。财政收支划分法的重要性要求对其专门立法。最后。由最高权力机构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可以克服和避免分散立法出现的冲突和矛盾，可以保证划分标准、方式、范围等内容的统一性。

《财政收支划分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财政级次划分制度、财政支出划分制度财政收入划分制度三部分。

(一)财政级次划分制度

财政级次划分制度是关于一国是否设立多级财政级次、设立几级财政级次以及如何设立各级财政级次的制度。财政级次划分的基本原则是“一级政权，一级财政”。前已述及，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规定了五级政府架构。按照这样的架构，如果要求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稳定的税基，都能按照分税分级的框架来形成财力分配，至少乡一级基层政府是不可能的。通过考察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法国等国家的政府财政级次可以发现：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的是三级架构或准三级架构。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五级财政级次显然是多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考虑，政府层级的减少确实有利于缓解中国基层政府的财政困难。有学者指出应把政府缩到实三级加两个半级(市与县在体制上同级、地和乡作为派出机构层级)。另有学者指出，政府财政层级次减少到何种程度为最优，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在设计中国的政府财政级次时，需要考虑到中国高达13亿之巨的人口。该学者同时强调指出中国最优的政府级次设置究竟是三级还是四级以及每一级政权下面又横向设置多少区划，不是一个可以轻易下结论的问题。中国可能要进行广泛的制度试验才能找到答案。笔者赞同后者的观点。

(二)财政支出划分制度

马寅初先生指出：“整个财政制度的确定，不是以财源来限制权职，乃是由权职的需要来决定财源。”因此，可以说。政府所承担的职权范围决定其所享有的财政支出权的范围。考虑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在财政支出权划分之前应先解决政府财政职能的“越位”与“缺位”问题，明确财政支出权的范围，即在哪些领域属于国家财政资金投入的领域。根据政府公共服务理论，政府的财政职能应当仅限于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为此，政府应尽快退出营利性领域，而将财政支出范围限定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施包括巩固国防、处理国际关系、维护社会治安、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普及教育、提供医疗保健条件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二是进行收入再分配：三是对经济运行进行调节，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在确定国家的财政支出范围后，再在该范围内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责任。根据马斯格雷夫的经典财政理论，财政支出责任由与服务对象最接近的政府层级承担效率最高；再分配职能及相应的财政支出可以由较高层级的政府来承担；在经济稳定方面，中央政府往往具有优势。公共物品理论同样为确定地方政府的职权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路径。公共物品的受益范围能够决定各级政府的事权或支出范围。公共物品的受益范围是全国或包含多个地区的，应当由中央政府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受益范围仅限于某一特定区域的，应当由相应地方政府负责；受益范围涉及多个地方的，各级地方政府的支出权应当依照一定的分配标准在所涉政府之间进行分配。

如何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责任在世界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最优标准，因为各国的经济状况、人口、行政设置、文化背景等约束条件都不完全一致。尽管如此，各国政府间事权划分及财政支出责任的共性还是有的，即全国性的事务以及教育、健康、社会福利等有关公平的项目一般由中央政府负责或介入，而地方性事务则由地方负责。考虑到我国地方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责任过重的现实，应该将相关领域划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事权，应特别强调中央政府的事权承担。法律应该明确不同层次的政府之间的不同分工：中央政府主要提供全国性公共物品，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宏观方面的职责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主要对本地区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同时，应科学划分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及相应的财政支出范围，划分的根据是公共服务的受益范围和规模。如果受益对象是全省范围居民，且政府活动或公共工程的规模庞大、难度大、技术要求高的，则事权归省，财政支出由省政府负责；如果受益对象是市、县范围居民的，且政府活动或公共工程规模较小、难度不大、技术要求不高的，则事权归市、县，财政支出由市、县政府负责。在此基础上，也应确定省级以下政府间的共同事权范围。相应的财政支出责任由相关层级政府共同负担。

(三)财政收入划分制度

一般来说，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包括税收入与非税收入的划分两个部分。从理论上来讲，税收划分遵循的原则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按税种本身特性划分；二是根据受益原则来划分。持按税种属性进行税收划分的观点的学者较多，其中代表性人物是美国著名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美国经济学家埃克斯坦则认为应按受益原则进行税收分享。他强调根据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来有效地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能，并依此作为分配财权的依据。根据受益原则来划分税收符合“谁受益，谁付款”的常理，因此能够对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进行有效监督，最终可以从根本上促进整个政府体系服务效率的提高。对上述两观点进行综合，税种的划分主要应根据税种本身特性和受益原则。从效率原则的角度考虑，更多地掌握有关税基的信息的那级政府负责税收是最有效率的。根据事权匹配的原则，税种与哪级政府支出责任相关就应由哪级政府负责征收。具体来说，税源普遍、税基流动性大，影响到市场统一性和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税基在各个辖区间高度不均衡，具有高度再分配性质的税种应当划归中央税-种，如关税、营业税、消费税等应属于中央税。税源广泛、在各个地区间的流动性较大、具有高度再分配性质、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市场主体和各种经济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的税种，则应当作为

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如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税源较为普遍、税基不易转移、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小的税种则归属地方。我国现阶段税种调整的重点是将一些适宜地方征收且能够形成现实财力的税种，如现行的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契税、车辆购置税以及改革后的物业税等划归地方政府，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地方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地方财源问题，减少地方政府对土财政的依赖。

与税种的划分有关，应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税收立法权的相应划分和配置。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划分的核心是地方是否拥有地方税的立法权。笔者认为可以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税收立法权和在一定范围内税种、税率的选择权。地方政府拥有税收立法权有利于地方政府依法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从而更好地为本地居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有利于保障地方政府的相对独立地位，有助于有效地实现地方政府的职能。地方政府在行使税收立法权筹集财政收入时必然受到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约束，它有助于解决地方政府乱收费和随意减免税或征收过头税的问题。地方政府拥有税收立法权但不应滥用其税收立法权。地方税收立法权的行使应受到如下约束：一是宪法和法律对地方税收立法权的限制，即地方税收立法权的行使不得违背宪法、税收法律的规定。二是司法权对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制约。三是民主制度对地方税收立法权的限制。

非税收入包括国有资产收益、收费、债务收入等。国有资产收益的划分一般遵循“谁出资、谁分红”的原则，将其划归相应层级财政。收费应遵循哪一级财政提供的服务，就应该由哪一级政府收费的原则，依据财权与事权相对应的原则，对于事权已全部下放到地方政府的，收费收入也应划给地方，中央不再参与分成，保证地方政府履行事权的资金需要。从理论上说，各级政府都有债务收入的权利，因为在实行财政联邦制的国家，每一级财政都是相对独立的。一般来说，几乎任何国家都肯认中央政府的举债权，但地方政府是否应有举债权则是有争议的。我国《预算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解析这一规定可以得出：我国立法原则上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但此条的但书规定实际上又指出，“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除外”，这为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留了一条后路。理论上，在分级分权的财政管理框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相对独立，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财政自。因此，地方政府应该拥有发债的权力。2009年，我国新疆、上海、青海、四川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总计2000亿元。2009年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扩大内需保持增长。尽管我国已经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先例，但是因这种发行具有一定的应急性而似乎也是一种“特例”。从长远来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应当从一时之需的“特例”走向常规化和规范化。要使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走向常规化和规范化，一是要修订现行的《预算法》，二是要在财政收支划分法中对中央和地方的债务收入的划分进行规定。要从制度上解决这样一些重要问题：一是如何有效控制发债规模；二是如何保证地方债券资金的有效使用；三是如何加强地方债券的法治监督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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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财政税收范文第8篇

（1）财政包袱沉重，潜在风险较大，县乡财政难以满足公共服务需要。

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加大力度，加强财政税收法制建设，努力提高中央财政的两个比重，导致地方可调控能力减弱，特别是贫困地区财政更加困难，缺乏最低限度的公共支出保障。一是人均收支水平非常低，财政仍然是“吃饭财政”；二是基础设施特别是教育交通、文化设施等公共产品投入严重不足；三是历史负债对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在“吃饭财政”下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只能靠融资，地方财政难以满足公共服务的需要。

（2）财权与事权划分不清，财政收支责任不对等。

目前的财政体制由上级政府单方面决定，上级政府存在自我扩大财权的便利，下级政府居于被动地位。事实上，县乡级政府是政策的最终执行者，一方面承担了庞大的事权，另一方面还要承担比发达地区更多的公共基础建设公共社保。公共教育等历史上由于财力所限而未能承担起的公共支出任务，任务繁重，矛盾错综复杂，庞大的事权与现行财权和相应的财力极不对等。

（3）财政转移支付不科学、不规范。

由于新税制保留了旧体制的基数，目前转移支付大多使用基数法，而不是因素法，上级财政目前无法建立以地方标准收入和标准支出为基础的规范化转移支付制度，只能对贫困地区实行有基数、有增量的“挂钩补助”等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以缓解财政运行中的矛盾与困难；财政体制的税收返还政策是以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为前提的，由于各县乡间收入基数、补助基数的不同，所得好处也有较大差异，体制的差异性也在扩大。

（4）收入结构不合理，财政增收潜力有限。

分税制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贫困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但由于各县乡原来的产业结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运行中有着“穷者越穷”的效应，很难调整收入结构。一是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明显偏低，各类行政收费及其他预算外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较高，财政收入结构不尽合理；二是乡镇企业税源非常薄弱，税基偏小，税源结构也不尽合理；三是贫困地区由于受地理、信息、人才、技术等因素制约，乡镇企业成本较高，直接影响了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而影响财政增收。

（5）支出结构不合理，降低了公共财政效率。

贫困地区县乡财政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不可避免地包揽一些本应由企业、个人和社会负担的支出，承担着部分应由市场功能完成的支出，而一些本应由财政供给资金的事业和项目却不能完全得到应有的保障，比如社会保障、基础教育、交通等基础设施支出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需求，造成了县乡财政支出范围界定不清。“越位”和“缺位”现象严重。贫困地区的县乡政府运行成本也大大高于较发达地区。由于贫困地区县乡财政在一些非公共领域支出较大，降低了公共财政效率。

2缓解贫困地区县乡财政困境的主要对策

（1）减少政府层级，转变政府职能。

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三级政府构架，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应将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层级改为中央、省、县三级政府层级，即实行省管县。按照“市县分置”原则，将市级政府与县级政府成为平级政府。市级政府只管理城市自身一块，县级政府改为省级政府直接负责，取消市级财政与县级财政的结算关系。撤销乡镇一级政府，把乡镇一级政府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取消乡级财政，实行乡财县管，原由乡级政府承担的事务全部由县级政府统一安排，所需经费由县财政预算列支。这样就会大大减少县乡财政供养人员，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减轻财政负担。在减少政府层级的前提下，按照市场经济和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转变基层政府的职能。解决长期以来基层政府在社会经济管理中的越位问题，凡是市场能解决的，政府不干预；民间能负担的，政府不包办，如竞争性、盈利性领域。

（2）财权和事权要相对称，这是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础，也是各级政府履行职能的保证。

一是要明确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改变目前县乡政府集中了过多的事权，与其掌握的财权严重不对称的现状。各级政府间事权划分的总的原则是：全国性的事务由中央政府管，地方性的事务由地方政府管，跨区域的事务由中央协调，与受益地方共同承担。具体到县乡为：农村义务教育是效益外溢性很强的公共产品，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根据公共产品受益范围原则，农村义务教育支出应由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财政共同承担；民兵训练关系到国家的安全，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这两项开支的绝大部分应主要由中央负担；社会保障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其支出可由省级和县级政府合理分担，以便使社会保障资金省级统筹和社会保障标准省级统一化；对于县乡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应由县乡财政负担，但对于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来说，取消农业税后，中央应加大对其转移支付的力度，以维持基层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二是要根据各级政府承担的事务，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使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相对称，最大限度地调动地方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为此各级政府都应该有自己大宗的、稳定的、与自己事权相对应的税种。我国分税制明确了中央财政收入来源，但省以下，特别是县乡并没有自己固定的税种和稳定收入来源。根据国际经验，不少国家把财产税作为基层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另外，在不影响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前提下，适当地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税种开征权，让地方政府在中央必要约束条件下开征区域性的新税种，提高基层可支配的财力，增强基层政府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的能力。

（3）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是弥补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平衡地方财力，缓解基层财政困难的重要途径。一是要加大上级政府对县乡转移支付的力度，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补助办法，逐步取消税收返还、体制补助等均等化较弱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用“因素法”代替“基数法”。二是建立起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专项转移支付为补充的转移支付模式。

中级财政税收范文第9篇

（一）分税制的立法界定

财政体制，又称财政管理体制，经济学中的通说认为，它是“在财政管理中，划分各级政权之间以及国家与企事业部门、单位之间的职、责、权力和相应利益的制度” .[1]除通说之外，还有以下三种主要观点：财政体制是划分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财政收支范围和管理权限的制度；[2]财政体制是划分各级政府财力和财权的法规；财政体制既是财政管理制度又是财政分配关系。据此，我们认为，学者们均是从不同角度来界定财政体制的。实际上财政体制和财政体制法的涵义是不同的。国家立法时须首先界定财政体制的概念，否则会引起歧义。换言之，立法界定财政体制时，可参照但不宜直接引用上述某一种关于财政体制的定义，应综合考虑一些特殊因素，具体包括：（1）财政体制的法定涵义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一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事权十分广泛并且直接延伸到经济组织内部，政府财政管理权的范围较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事权一般不直接介入经济组织内部，财政体制不直接决定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个人间的分配关系。（2）财政体制的法定涵义应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明确的而不是模糊的。（3）财政体制的法定涵义还应与财税法的其他法律规范相衔接。因此，财政体制可界定为划分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财政权的制度。相应地，财政体制法就是调整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财政权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财政体制法就是财政分权法，它在财政法体系中居基本法地位。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依财政体制法划定的财政权来理顺财政分配关系。

财政体制受经济体制的影响而形成集权式和分权式两种基本形式，分税制就是一种分权式的财政体制，故称之为分税制财政体制。关于分税制问题，在我国除少数学者主张它仅为一种税收体制外，[3]通常将其定义为“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以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为基础相应划分财权和财力的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4]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定义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分税制的实质问题，但并未涵盖分税制的全部内容。概言之，分税制是依法划分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财政权的制度。从各国分税制立法的实践看，我们认为，分税制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涵义：

1.分税制是一种涉及多种财政要素、多种财政行为的综合性财政体制。以法定形式划分税收收入是划分财力的关键，而财力的形式受制于财政权的划分，财政权的分配又是依据各类、各级国家机关的性质和职责的，通过分税制可以将财政权分配关系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因此，分税制是一种含税收管理体制的财政体制。财政权由财政立法权、财政行政权、财政司法权构成，分税制立法必须划清三种不同属性的财政权并进行合理分配。

2.分税制是分设机构、划分事权、划分财政权三者相统一的财政体制。依我国宪法，财政权中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是分别由不同国家机关行使的。世界上不少国家还分设国家税务行政机关与地方税务行政机关，并设置了专门的税务司法机关。各类国家机关的职责不同，事权也不一样，划分财政权应与各自的事权相一致。机构分设的目的是为了划分事权和财政权，划分财政权和事权亦要求机构分设。

3.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共同选择的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市场经济是自主、分权的经济，它为分税制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即中央和地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适当分权。分税制作为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与经济体制是一致的。在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并无独立的财政权，缺少实施分税制的基础。

4.分税制是一种以配套齐全的法律体系进行保障的规范化财政体制。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无疑要求构建完善的财政体制法。在市场经济国家，通常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实行分税制，并在宪法中确认各类国家机关的职责及相应的事权，为分税制提供国家基本法上的依据。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律将分税制各个方面的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二）分税制立法模式的选择

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各国分税制立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分权措施及分权程度上是不相同的。概括起来，分税制立法可以分为相对分权与绝对分权两种立法模式。前者是将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主要集中于中央，同时赋予地方国家机关一定的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范围虽相对明确，但亦有交叉，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大。后者则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权较彻底，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财政立法权、财政行政权和财政收支范围非常明确，互不交叉，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不大。那么，从实际出发，我国应选择何种分税制立法模式呢？我们认为，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立法体制决定我国分税制立法的模式应为相对分权式。

1.分税制立法模式应与国家经济体制相适应。财政体制法是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权分配关系的准则，是具体的财政体制在法律上的反映。财政体制既受经济体制的制约，又构成经济体制的一部分。集权经济体制下的财政体制法所规定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水平较低甚至不实行分权，这种立法模式现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扬弃。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发展决定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多种利益格局并存要求实行分税制；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同时发挥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必然促使中央适当集中财政权以形成实施宏观调控的手段和财力，同时，分配给地方一定的财政权，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2.分税制立法模式应与国家政治体制保持一致。我国是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这决定我国财政权以中央统一为主、地方分权为辅。即与宏观调控相对应的财政权必须统一在中央，适应市场调节的财政权由地方行使。在税收体制中设置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就是政治上相对分权原则的体现。

3.分税制立法模式应与国家立法体制保持协调。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实行两级立法体制。在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在地方，省级（或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推动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务院曾制定了一批税收方面的暂行条例，这并不表明国务院是立法机关，更不表明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条例构成一级独立的中央立法，因为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条例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托进行的授权性立法。同理，省级（或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根据省级（或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的授权性立法亦不构成一级独立的地方性立法。由于财政体制法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主导地位，显然，财政体制法的表现形式应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

（三）分税制立法内容的建构

各国分税制立法的模式虽不尽相同，但其立法内容的建构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规定在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主要划分财政权中的立法、行政、司法三项权力。分税制立法的核心是划分财政权，主要目的是使各级政府具有与其事权相称的财力。各级政府的财力是由各级政府财政收支范围和转移支付规模决定的，财力受制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具体而言，分税制立法至少应包括以下六大方面的基本内容：

1.分事权。划分事权是分税制实施的基础，划分事权的关键是将财政立法权与财政行政权分开，将各级政府的事权分清。分清各级政府的事权首先应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能，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明确政府应承担的社会事务、经济事务的范围，防止政企不分；二是将政府事务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分配，防止权责不明。故将有关事权在各级政府间划分并不等于均分事权，要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的实际情况，遵循适度分权、受益、职能优势原则。下级政府有能力承担的事务，应由下级政府办理，上级政府所负责的事务须是不宜由下级政府承担或下级政府无力承担的事务；一项事权应分配给哪一级政府可以依据其行使事权受益范围所涵盖的行政区域决定；各级政府都有处理不同事务的优势，[5] 在划分事权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2.划分国家财政级次并确定各级财政的收支范围。国家财政的级次通常是一级政府一级财政，财政支出范围是由各政府的事权决定的。划分财政支出范围一般遵循以下标准：凡是规模庞大、需要巨额资金和高新技术才能完成的经济事务或社会事务方面的支出，应由中央财政承担，否则由地方财政承担；财政支出受益对象遍及全国的，应属于中央财政支出范围，仅及于某一地方的，由该地方财政承担，财政支出的计划或标准须全国统一的，属中央财政支出，须地方因地制宜的，为地方财政支出。据此，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现宏观调控所需的支出以及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 [6] 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遵循事权与财力相结合的原则。划分财政收入范围应以财政支出的范围为依据，确保中央集中全国大部分财政收入，因为中央政府除直接安排消耗性财政支出外，为实现宏观调控还必须安排大量的转移性财政支出。划分财政收入的关键是划分税收收入，并符合效率、适合、相当、经济等多项原则。

3.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范围。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遵循事权与财权相结的原则，并以财政支出的范围为依据。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确保中央财政集中全国大部分财政收入。具体包括：（1）税收收入的划分。划分税收收入应以征收芾硇?矢叩途龆?乘肮槟囊患恫普???保?远跃?梅⒄勾俳?笮「龆?乘肮槟囊患恫普?N夜?壳敖??す?胰ㄒ妫?凳┖旯鄣骺厮?匦璧乃爸只??醒胨埃????梅⒄怪苯酉喙氐乃爸秩范ㄎ?醒牒偷胤焦蚕硭埃??氲胤嚼?婀叵得芮小⑺霸捶稚ⅰ⑿枰?⒒拥胤阶橹?杖牖??裕?阌诘胤秸鞴艿乃爸肿魑?胤剿啊＃？）国有企业利润的划分。目前，中央企业税后利润全部上交中央财政，地方企业税后利润全部上交地方财政。（3）其他专项财政收入的划分。

4.建立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将其财政收入按照法定标准、程序划转给下级政府作为其收入来源的一种拨款形式。根据财政收支法划定的初次财政收入范围，中央政府集中了全国60％以上的财政收入，但按法定财政支出范围，全国大部分消耗性财政支出由地方直接安排。中央与地方这种纵向的财政收支差额是由转移支付来实现平衡的。此外，由于同级不同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上的差距，许多贫困地区维持机关正常运转的财政支出都不能保障，同级不同地区间财政收支差额也需要转移支付来平衡。因此，转移支付对于弥补地方财政收支差额，维持整个国家各个地方财政负担的公共服务最低标准，以创造全国统一市场、实现经济稳定有重大意义。[7] 转移支付有一般转移支付和特殊转移支付之分。前者又称整体性支付。上级政府对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具体用途不予限定，由下级政府自主支配使用。后者亦称专项性转移支付，它是上级政府依照特定目的和条件对下级政府的特殊补助，其主要目的是支持某一地区难以承担的全国性或跨地区性项目，以及上级政府所鼓励发展的行业或项目，实现国家特定调控目的。

5.划分财政行政权。财政行政权主要是各级政府运用国家所赋予的依法组织财政收入和安排财政支出的强制性的权力，如公债发行权、税款征收权等。这种权力不同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司法权。财政立法权、财政司法权虽然也具有国家强制力，但财政立法权是针对各类财政事务制定和法律的权力，财政司法权是针对财政案件进行审判的权力。但财政行政权应受制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司法权。划分财政行政权的总原则是，各级政府及其财政主管机关依照财税法，对属于该级财政收支事项独立行使财政行政权，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行使监督权。

6.划分财政立法权。根据法治原则，各项财政权的划分最终表现为立法权的划分。政治体制及立法体制上的差异造成各国行使财政立法权的机关不完全相同，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立法权的分配办法各异。在西方国家，税法必须由议会制定，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大小因各国国家结构实行联邦制或单一制有所不同。在我国，宪法对立法权在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作了划分，这种划分适用于财政立法权的划分。这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统一行使最高财政立法权，财政法律是制定财政行政法规、财政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国务院根据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可进行财政委托立法，也可以制定财政法律的实施条例；法定的地方权力机关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需要，在不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财政法规。

（四）分税制立法的完善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虽确立了分税制的基本框架，但几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分税制立法尚不完善。我国分税制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有：政府职能并未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各级政府事权不清；在统一税法、集中税权时，忽视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原有地区间财政分配格局尚未打破，缺少转移支付的法律规范；税收司法保障体系不健全。故在走向21世纪之际，应构建在分税制财政体制法统帅下的税收基本法、财政收支划分法、国债法和转移支付法等构成的财政法体系。

制定税收基本法可以解决地方税收立法权限、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各自的税收征管权限以及设立税务司法机构的问题。对此，省级权力机关制定税收地方性法规已有法律依据。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7条规定，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这里所称地方性法规理应包括税收地方性法规。赋予并允许地方实际行使税收立法权，有助于将地方诸多“费用”一并纳入税收管理的法制轨道。目前地方政府征收许多名目的“费用”，实际上相当于地方税。众所周知，分税制实施后我国地方税制更加薄弱，地方行使税收立法权有助于建立完备的地方税体系。税收基本法应将地方税收立法权具体化。同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监督，还应建立税收地方性法规备案备查制度。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权限的划分应坚持“各管各税”的原则，中央税和共享税由国家税务局征管，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征管。税收司法保障体系可参照我国现行的铁路、航运司法保障体系建立。

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可以在明确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划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范围。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事权仍不明确，也不科学。政府经济方面的事权过大，社会事务管理投入不足。各级政府事权不明确，造成有利的则争，无利的则推。进一步划清各级政府的事权，首先，应按“政企分开”、“职能转换”的原则界定政府的经济事权。政府应逐步放弃直接从事个人、社会组织有能力承担且与公共服务、宏观调控无关的经济活动，放弃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直接参与，集中力量从事个人、社会组织无力承担或与公共服务、宏观调控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其次，应借鉴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将政府经济事务与社会事务方面的事权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使各司其职。再次，可设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管事项，并可以由中央政府有偿委托地方政府单独办理。此外，对国有企业利润、公债收入、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也应在财政收支划分法中进一步明确其财政收入级次。

制定国债法。国债是我国弥补财政赤字、筹措财政资金的重要手段。现行国债管理的依据不仅停留在行政法规立法层次上，而且过于简单。国债法应对国债发行的条件、审批程序、国债的种类、发行的规模、国债的交易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通过立法实现调整国债结构、控制国债规模、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使用效益等目标，使国债市场化、国债管理法律化。

制定转移支付法的目的在于实现上下级政府间财力分配的均衡以及各地区间公共财力分配的大致平衡，但目前转移支付除规模不大之外，更主要的问题是不规范，不能完全实现转移支付的目的。要解决上述问题，有待于制定规范、完备的转移支付法。转移支付立法应该以实现各级财政收支平衡以及各地区基本财政服务水平相当为目标。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数额规定采用因素法、税收能力指数法等公式化的办法测算。特殊性转移支付应依专项财政拨款法规定的条件、审批程序、使用监督办法进行划拨，减少任意性。

此外，还应制定与预算法配套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进一步划清各级政府的事权。

综上所述，分税制立法是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处理经济上的分权关系，充分发挥各类、各级国家机关的职能优势，既确保中央权威，又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呼唤着尽快构建科学、规范的分税制立法体系。

「注释

[1]陈岱孙主编：《中国经济百科全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4页。

[2]陈共等：《财政学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页。

[3]郝昭成等：《财税体制突破与利益重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4]储敏伟：《分税制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探讨》，《财经研究》1993年第12期。

[5]于宗先主编：《经济学百科全书·财政学》，（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89页。

[6]参见《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年12月15日）。

中级财政税收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乡镇财政困境 成因分析 分税制 统收统支

一、引言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对缓解我国当时中央政府的财政困境、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贡献卓著（周飞舟，2006）。但是，在为中央政府带来巨额财政收入的同时，分税制的实施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日益严峻的乡镇财政困境即是其中之一。乡镇政府是中国五级政府中最基层的一级，服务的对象是中国最广大的农民。乡镇财政的运转直接决定了整个国家基层公共职能的实现。然而，目前我国大部分乡镇财政运行效果不佳，很多乡镇财政甚至陷入困境。

时至今日，论述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国内文献甚多，讨论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探讨改善分税制体制下转移支付制度的效果；二是探讨解决基层地方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财力困境的方法；三是探讨规范和管理预算外收入及非预算收入问题。遗憾的是，国内文献对于中国最基层且最接近广大民众的乡镇政府的财政困境问题关注较少，而探讨解决乡镇政府财政困境的研究更是鲜有涉猎。

县级政府财权和财力固然有所欠缺，但是通过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可以部分弥补这一缺口，而且通过现行的三级财政扁平化财政管理模式，通过省直管县，可以更大程度上解决县级政府面临的支出问题（贾康，2002）。但是对于我国最基层的乡镇政府，其与县级政府的财权、财力相比，县强乡弱则更为明显。

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分税制体制下乡镇政府的财权、财力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使其已难以成为一级财政。因而可以考虑取缔其独立的财政功能，将其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在县级以上政府继续实行分税制的大环境下，县级政府对辖区采取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从而为乡镇政府解困。

循此思路，本文第二部分分析归纳了目前我国乡镇财政陷入困境的成因；第三部分探讨了取消乡镇财政职能实施体制改革的必然性；第四部分是本文的对策建议部分，提出了当前实施统收统支管理体制的对策建议。

二、乡镇财政困境成因分析

分税制设计的是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之间的分配格局，但是这种格局对省级以下财政，尤其是对县乡两级财政也会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原来属于县乡收入的部分企业税收按分税制规定划为中央收入；其次，按照中国目前的财政体制设计，上一级政府有权决定它与下一级政府采取的财政划分方法，所以各级财政遵循“本级优先”原则，中央政府的做法被地方各级政府纷纷效仿，上级财政都将税源集中且易于征收的税收划归本级财政，最终形成了层层向上集中的收入分配格局。而现行分税制对各级财政的支出责任并未明确划分，导致支出责任层层下放，这就造成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基层政府的收入能力与日益增长的支出责任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

1、财力与事权不相匹配

分税制改革后县乡财政的财权大大缩小，事权不断下移，成为县乡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贾康、白景明，2002）。

实施分税制以来，中央的资金集中度得到提高，省级政府的资金集中度更是平均每年增加2%，市级政府同样在想方设法提高资金集中度（周飞舟，2006）。财权和事权对称的原则要求各级政府均有自己大宗稳定的、与事权相适应的财源，而乡镇财政却没有自己大宗稳定的税源。上级财政在财力分配上层层“向上集中”，将大税种、大税源划归到自己手中，而将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税源分散的小税种“甩”给了县乡政府，造成县乡税收增长乏力。

与此同时，我国地方政府还要负责诸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本该属于中央政府提供的服务，而这些公共服务的提供责任又不是均匀地分配给各级地方政府的。由于上级政府拥有分配公共服务的主导权，往往把本应承担的责任推给下级政府，下级政府不堪重负。从而使现行财政体制造成的收入上敛以及地方教育支出沉重成为造成乡镇财政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周飞舟、赵阳，2003）。对于乡镇政府而言，财权和财力的丧失、事权的加重，收支的矛盾愈发加剧。

2、转移支付制度不够完善

如果一个国家要强调地区之间的财力均衡和社会公平，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robin boadway，2006）。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基层政府收入与支出的不匹配，需要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等方式来弥补。在地县本级财政支出里，本级财政收入大约占65%左右，上级转移支付占了35%左右；而基层政府即县乡政府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达35%，部分山区农业乡镇依赖度甚至更高。因此，转移支付成为基层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但是，目前我国的财政体系中，四种主要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形式均有自身的缺陷：税收返还的设计是为了鼓励地区兴办企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与建设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体制相背离；一般目的转移支付的测算基础不够科学，实现不了财力与事权的匹配；过渡期转移支付的规模很小，起不到太大的调节作用；专项拨款名目太多，很多专项拨款需要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资金，这种转移支付资金数额的决定也没有一定的标准。

解决“基层政府可利用财政资源的巨大区域性差异以及贫困地区日益严重的财政收入短缺”这一农村公共财政的最大问题，最为科学可行的制度——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并没有随着分税制推行而建立起来（黄佩华，2002）。因此，转移支付的不科学、不完善是造成县乡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李茂生、陈昌盛，2004）。

3、农业税费改革，大幅减少乡镇税源

对于以农业为主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农业税改革之前，农业税和农业的提留统筹以及其他的集资收费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点。县与乡镇政府对农业税费实施了划分，县政府保留大部分乃至全部的农业税，乡镇政府则主要依靠提留统筹和其他的集资收费。这导致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倒闭、转制之后，农民负担突然变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县乡政府而言，农业税、提留统筹以及面向农民的集资收费远远超过了其他税收，成为其财政收入的主体。这成为2002年全国农村税费改革的直接背景（周飞舟，2006）。

2002年，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取消了村级“三提五统”，2004年取消了除烟叶外的其他农业特产税，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这些都是山区农业县乡镇的“看家”税费，这些税费的取消导致乡镇财政锐减。税源锐减、财政减收直接挑战分税制在农业乡镇的运行基础。

4、举债负担沉重

由于财政收支缺口大，难以满足基本公共支出需要，转移支付又存在时滞和配套资金的问题，因此乡镇政府将举债作为财政开支的主要来源。

在乡镇二、三产业落后的情况下，县乡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民收入。近年来，原料成本上涨，传统种植业盈利水平低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间接制约了县乡财政收入的增长。此外，个别乡镇领导利用借款搞投资，形成重复建设，投资后没有形成经济效益，承担的债务无法偿还，也加剧了乡镇财政的债务包袱。

在税源短缺、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债务严重制约了乡镇政府发挥其为辖区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的功能。并且基层财政的债务危机，如果处置不当，任其发展，也会影响上级财政的安全和基层社会的稳定。

三、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1、分税制实施愈发艰难

一是乡镇分税制已有名无实。尤其是山区农业县乡镇，税费主要来自于农业税和“三提五统”，烟叶税也只在少数乡镇征收。由于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其他税收更是微乎其微。在无税可以分享的局面下，乡镇财政已然失去了分税和开支的基础。

二是税收征管与财政体制脱节。税源减少，导致乡镇财政工作重心发生转变，乡镇开展税收征管和财源建设的积极性与责任感也就日渐减弱。为节约征收成本，税务机构对一乡一所的机构作了调整，一个基层税务所要管辖几个乡镇的税收。并且，乡镇税务机构只对上级税务部门负责，乡镇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对税收部门的协调能力日渐减弱，已无法形成协调机制和工作合力。

三是财政管理措施乏力。在分税的范畴内不管制定怎样的财政管理体制，其管理措施产生的作用都不会大，反而会因财政管理不到位，引发一些财政管理、财政支出、财政考核等方面的问题，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有必要思索一种有别于分税制的管理体制，以解决乡镇财政日益严峻的现状。

2、取消乡镇政府的独立财政职能

财政联邦制理论认为，从经济效率上考虑，由最了解信息（并且具有做出正确决策动机）的人做出决策能够带来最多的好处。作为一个客观事实，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比中央政府在了解公共服务偏好信息（以及成本信息）方面，由于更贴近当地居民而具有天然的优势（王雍君，2007）。因此，理论上来看，作为最贴近普通民众的乡镇政府，在收集和处理民众对公共物品的偏好信息以及提供农村公共物品和服务方面具有最佳优势。

然而，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乡镇一级财政，名义上是基层财政，但一直缺少相应的财力支持。分税制之前基本上就是“吃饭财政”，实行分税制后，基层财政上划中央很多，乡镇政府保运转、保工资更加困难。近年来，随着农业税取消，乡镇政府职能和财政供养人员上划，税务、金融、工商等机构己经按经济区域而非行政区域设置，维持原有乡镇财政体制的配套环境己经发生重大变化。财政系统如仍坚持按乡、镇行政区划建立乡财政机构，已经丧失了基本的配套环境。并且，占乡级支出大半的乡镇教师工资由县级统一发放后，乡镇财政的主要任务只剩下政府人员工资支出，乡镇财政的内容就更虚了，在省地方财政级次中，乡镇已称不上一级财政。作为一级财政的作用和必要性，已经不复存在。

3、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

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又称“收支两条线”，基本特征是中央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并且中央政府统一制定所有收支项目管理办法，一切开支标准也同样由中央政府统一决定。地方政府组织的财政收入要全部上缴中央财政，地方政府所需的相关支出全部由中央财政另行拨付。

无论是从税源的分布情况、预算管理级次、金库的建立，还是从乡镇政府机构的设置来分析，乡镇政府的财政管理体制一直很不完备。因此，可以考虑撤销乡镇一级财政，简化财政级次，由县级财政对乡镇财政实施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

四、对策建议

处理好县乡两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关键就是要科学界定县、乡两级事权和财权。就当前的乡镇财政实际情况而言，可以考虑在县级以上政府继续推行分税制改革的大环境下，对乡镇一级财政实施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以解决日益严峻的乡镇财政困境。

1、乡镇收入纳入县级收入

不再对乡镇下达税收任务，国税、地税及财政所在乡镇征收的税收、非税收入不再区分乡镇，全部纳入县级收入。同时，取消对乡镇税收工作的考核，乡镇的财政收入数量不再作为评估乡镇政绩的依据和标准。

2、县级财政承担乡镇支出

乡镇收入收归县级之后，乡镇所有支出也相应由县级财政按照部门预算的原则统一核定后给予财力转移支付补助。基层干部可以将时间和精力用在发展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上。

3、鼓励税源建设

乡镇税收任务取消后，其对税源建设、税收征管的积极性肯定会减弱。要立足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例如，可以把乡镇辖区内的个人建房装修税、部分车船使用税、畜牧行业税等税收委托给乡镇代为征收，并将征收额度的补助返还乡镇，用于补充业务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

4、防范新增债务

规范乡镇支出，防范乡镇新增债务。例如，对待乡镇赤字方面可以采取以奖代补及共同消化的办法，帮助乡镇消化财政赤字。对县级以上安排的乡镇项目建设配套经费由县级全额承担，避免乡镇发生新的债务。

5、抓好过渡期管理

实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县级以上财政部门继续实施分税制前提下进行的，因而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更替需要过渡性的政策和时间。过渡期间，要坚持利益分配格局、预算管理权限、资金管理和财务审批权限不变，确保乡镇的财政支出不影响乡镇经济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jean oi，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j].world politics，1992（10）.

[2] 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6（6）.

[3] 贾康、白景明：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j].经济研究，2002（2）.

中级财政税收范文第11篇

【关键词】 乡镇财政困境 成因分析 分税制 统收统支

一、引言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对缓解我国当时中央政府的财政困境、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贡献卓著（周飞舟，2006）。但是，在为中央政府带来巨额财政收入的同时，分税制的实施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日益严峻的乡镇财政困境即是其中之一。乡镇政府是中国五级政府中最基层的一级，服务的对象是中国最广大的农民。乡镇财政的运转直接决定了整个国家基层公共职能的实现。然而，目前我国大部分乡镇财政运行效果不佳，很多乡镇财政甚至陷入困境。

时至今日，论述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国内文献甚多，讨论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探讨改善分税制体制下转移支付制度的效果；二是探讨解决基层地方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财力困境的方法；三是探讨规范和管理预算外收入及非预算收入问题。遗憾的是，国内文献对于中国最基层且最接近广大民众的乡镇政府的财政困境问题关注较少，而探讨解决乡镇政府财政困境的研究更是鲜有涉猎。

县级政府财权和财力固然有所欠缺，但是通过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可以部分弥补这一缺口，而且通过现行的三级财政扁平化财政管理模式，通过省直管县，可以更大程度上解决县级政府面临的支出问题（贾康，2002）。但是对于我国最基层的乡镇政府，其与县级政府的财权、财力相比，县强乡弱则更为明显。

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分税制体制下乡镇政府的财权、财力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使其已难以成为一级财政。因而可以考虑取缔其独立的财政功能，将其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在县级以上政府继续实行分税制的大环境下，县级政府对辖区采取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从而为乡镇政府解困。

循此思路，本文第二部分分析归纳了目前我国乡镇财政陷入困境的成因；第三部分探讨了取消乡镇财政职能实施体制改革的必然性；第四部分是本文的对策建议部分，提出了当前实施统收统支管理体制的对策建议。

二、乡镇财政困境成因分析

分税制设计的是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之间的分配格局，但是这种格局对省级以下财政，尤其是对县乡两级财政也会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原来属于县乡收入的部分企业税收按分税制规定划为中央收入；其次，按照中国目前的财政体制设计，上一级政府有权决定它与下一级政府采取的财政划分方法，所以各级财政遵循“本级优先”原则，中央政府的做法被地方各级政府纷纷效仿，上级财政都将税源集中且易于征收的税收划归本级财政，最终形成了层层向上集中的收入分配格局。而现行分税制对各级财政的支出责任并未明确划分，导致支出责任层层下放，这就造成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基层政府的收入能力与日益增长的支出责任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

1、财力与事权不相匹配

分税制改革后县乡财政的财权大大缩小，事权不断下移，成为县乡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贾康、白景明，2002）。

实施分税制以来，中央的资金集中度得到提高，省级政府的资金集中度更是平均每年增加2%，市级政府同样在想方设法提高资金集中度（周飞舟，2006）。财权和事权对称的原则要求各级政府均有自己大宗稳定的、与事权相适应的财源，而乡镇财政却没有自己大宗稳定的税源。上级财政在财力分配上层层“向上集中”，将大税种、大税源划归到自己手中，而将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税源分散的小税种“甩”给了县乡政府，造成县乡税收增长乏力。

与此同时，我国地方政府还要负责诸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本该属于中央政府提供的服务，而这些公共服务的提供责任又不是均匀地分配给各级地方政府的。由于上级政府拥有分配公共服务的主导权，往往把本应承担的责任推给下级政府，下级政府不堪重负。从而使现行财政体制造成的收入上敛以及地方教育支出沉重成为造成乡镇财政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周飞舟、赵阳，2003）。对于乡镇政府而言，财权和财力的丧失、事权的加重，收支的矛盾愈发加剧。

2、转移支付制度不够完善

如果一个国家要强调地区之间的财力均衡和社会公平，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Robin Boadway，2006）。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基层政府收入与支出的不匹配，需要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等方式来弥补。在地县本级财政支出里，本级财政收入大约占65%左右，上级转移支付占了35%左右；而基层政府即县乡政府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达35%，部分山区农业乡镇依赖度甚至更高。因此，转移支付成为基层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但是，目前我国的财政体系中，四种主要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形式均有自身的缺陷：税收返还的设计是为了鼓励地区兴办企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与建设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体制相背离；一般目的转移支付的测算基础不够科学，实现不了财力与事权的匹配；过渡期转移支付的规模很小，起不到太大的调节作用；专项拨款名目太多，很多专项拨款需要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资金，这种转移支付资金数额的决定也没有一定的标准。

解决“基层政府可利用财政资源的巨大区域性差异以及贫困地区日益严重的财政收入短缺”这一农村公共财政的最大问题，最为科学可行的制度――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并没有随着分税制推行而建立起来（黄佩华，2002）。因此，转移支付的不科学、不完善是造成县乡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李茂生、陈昌盛，2004）。

3、农业税费改革，大幅减少乡镇税源

对于以农业为主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农业税改革之前，农业税和农业的提留统筹以及其他的集资收费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点。县与乡镇政府对农业税费实施了划分，县政府保留大部分乃至全部的农业税，乡镇政府则主要依靠提留统筹和其他的集资收费。这导致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倒闭、转制之后，农民负担突然变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县乡政府而言，农业税、提留统筹以及面向农民的集资收费远远超过了其他税收，成为其财政收入的主体。这成为2002年全国农村税费改革的直接背景（周飞舟，2006）。

2002年，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取消了村级“三提五统”，2004年取消了除烟叶外的其他农业特产税，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这些都是山区农业县乡镇的“看家”税费，这些税费的取消导致乡镇财政锐减。税源锐减、财政减收直接挑战分税制在农业乡镇的运行基础。

4、举债负担沉重

由于财政收支缺口大，难以满足基本公共支出需要，转移支付又存在时滞和配套资金的问题，因此乡镇政府将举债作为财政开支的主要来源。

在乡镇二、三产业落后的情况下，县乡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民收入。近年来，原料成本上涨，传统种植业盈利水平低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间接制约了县乡财政收入的增长。此外，个别乡镇领导利用借款搞投资，形成重复建设，投资后没有形成经济效益，承担的债务无法偿还，也加剧了乡镇财政的债务包袱。

在税源短缺、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债务严重制约了乡镇政府发挥其为辖区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的功能。并且基层财政的债务危机，如果处置不当，任其发展，也会影响上级财政的安全和基层社会的稳定。

三、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1、分税制实施愈发艰难

一是乡镇分税制已有名无实。尤其是山区农业县乡镇，税费主要来自于农业税和“三提五统”，烟叶税也只在少数乡镇征收。由于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其他税收更是微乎其微。在无税可以分享的局面下，乡镇财政已然失去了分税和开支的基础。

二是税收征管与财政体制脱节。税源减少，导致乡镇财政工作重心发生转变，乡镇开展税收征管和财源建设的积极性与责任感也就日渐减弱。为节约征收成本，税务机构对一乡一所的机构作了调整，一个基层税务所要管辖几个乡镇的税收。并且，乡镇税务机构只对上级税务部门负责，乡镇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对税收部门的协调能力日渐减弱，已无法形成协调机制和工作合力。

三是财政管理措施乏力。在分税的范畴内不管制定怎样的财政管理体制，其管理措施产生的作用都不会大，反而会因财政管理不到位，引发一些财政管理、财政支出、财政考核等方面的问题，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有必要思索一种有别于分税制的管理体制，以解决乡镇财政日益严峻的现状。

2、取消乡镇政府的独立财政职能

财政联邦制理论认为，从经济效率上考虑，由最了解信息（并且具有做出正确决策动机）的人做出决策能够带来最多的好处。作为一个客观事实，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比中央政府在了解公共服务偏好信息（以及成本信息）方面，由于更贴近当地居民而具有天然的优势（王雍君，2007）。因此，理论上来看，作为最贴近普通民众的乡镇政府，在收集和处理民众对公共物品的偏好信息以及提供农村公共物品和服务方面具有最佳优势。

然而，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乡镇一级财政，名义上是基层财政，但一直缺少相应的财力支持。分税制之前基本上就是“吃饭财政”，实行分税制后，基层财政上划中央很多，乡镇政府保运转、保工资更加困难。近年来，随着农业税取消，乡镇政府职能和财政供养人员上划，税务、金融、工商等机构己经按经济区域而非行政区域设置，维持原有乡镇财政体制的配套环境己经发生重大变化。财政系统如仍坚持按乡、镇行政区划建立乡财政机构，已经丧失了基本的配套环境。并且，占乡级支出大半的乡镇教师工资由县级统一发放后，乡镇财政的主要任务只剩下政府人员工资支出，乡镇财政的内容就更虚了，在省地方财政级次中，乡镇已称不上一级财政。作为一级财政的作用和必要性，已经不复存在。

3、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

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又称“收支两条线”，基本特征是中央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并且中央政府统一制定所有收支项目管理办法，一切开支标准也同样由中央政府统一决定。地方政府组织的财政收入要全部上缴中央财政，地方政府所需的相关支出全部由中央财政另行拨付。

无论是从税源的分布情况、预算管理级次、金库的建立，还是从乡镇政府机构的设置来分析，乡镇政府的财政管理体制一直很不完备。因此，可以考虑撤销乡镇一级财政，简化财政级次，由县级财政对乡镇财政实施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

四、对策建议

处理好县乡两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关键就是要科学界定县、乡两级事权和财权。就当前的乡镇财政实际情况而言，可以考虑在县级以上政府继续推行分税制改革的大环境下，对乡镇一级财政实施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以解决日益严峻的乡镇财政困境。

1、乡镇收入纳入县级收入

不再对乡镇下达税收任务，国税、地税及财政所在乡镇征收的税收、非税收入不再区分乡镇，全部纳入县级收入。同时，取消对乡镇税收工作的考核，乡镇的财政收入数量不再作为评估乡镇政绩的依据和标准。

2、县级财政承担乡镇支出

乡镇收入收归县级之后，乡镇所有支出也相应由县级财政按照部门预算的原则统一核定后给予财力转移支付补助。基层干部可以将时间和精力用在发展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上。

3、鼓励税源建设

乡镇税收任务取消后，其对税源建设、税收征管的积极性肯定会减弱。要立足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例如，可以把乡镇辖区内的个人建房装修税、部分车船使用税、畜牧行业税等税收委托给乡镇代为征收，并将征收额度的补助返还乡镇，用于补充业务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

4、防范新增债务

规范乡镇支出，防范乡镇新增债务。例如，对待乡镇赤字方面可以采取以奖代补及共同消化的办法，帮助乡镇消化财政赤字。对县级以上安排的乡镇项目建设配套经费由县级全额承担，避免乡镇发生新的债务。

5、抓好过渡期管理

实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县级以上财政部门继续实施分税制前提下进行的，因而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更替需要过渡性的政策和时间。过渡期间，要坚持利益分配格局、预算管理权限、资金管理和财务审批权限不变，确保乡镇的财政支出不影响乡镇经济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Jean Oi，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J].World Politics，1992（10）.

[2] 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6（6）.

[3] 贾康、白景明：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J].经济研究，2002（2）.

中级财政税收范文第12篇

一、基本原则

（一）遵循分税制体制基本精神，与中央、省对市财政体制保持衔接；

（二）税收属地管理原则，市级除保留部分固定税源外，其余全部实行属地管理；

（三）促进市区共同发展原则，稳定存量、激活增量，充分调动市区两级共同发展的积极性；

（四）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原则，在保障各级既得利益的基础上，体现财力随事权下放，向区级下沉，同时强化各区支出责任；

（五）简便易行与规范透明原则，方案操作简便，税收级次明晰；

（六）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坚持辖区间财政管理体制的相对统一，促进市区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

二、主要内容

（一）财政收入划分

1．市级固定收入

（1）单列企业税收：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含下属企业，进口环节税收除外）。

（2）特殊行业税收：各类金融机构（区级小额贷款和担保公司除外）、供发电、水、气、邮电通讯、烟草、石化、盐业、公交等跨区域、具有一定垄断性的公共服务行业和企业税收。

（3）市直部门（单位）及省地税直属分局代收代缴的税收。

（4）除上述保留在市级的税源外，下列收入确定为市级固定收入：契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以上铜陵经济技术开发区除外）、耕地占用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车辆购置税、市级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非税收入。

2．区级固定收入

除上属以外的房产税、印花税、车船税、消费税，进口货物增值税、关税、区级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非税收入。

3．市、区共享收入

除上属市区固定收入以外的其他税收确定为共享税种：国内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

以调整后的各区共享收入数为区级留成基数，以后年度超收按比例分成（营业税市与区4:6，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市与区5:5，城建税另定）。

（二）财政支出划分

1．根据现行各级政府承担的事权，相应划分财政支出范围。

2．对市与区调整的社区事务、城市管理、教育等事权，按照财随事走、基数加增长的原则，相应调整财权。

3．今后各区社区事务、城市管理、教育等支出均由区级财政足额安排，市财政原则上不再承担此类支出。

（三）财政基数核定

1．收入基数：按调整后的各区地方财政收入为基数，确定各区定额上解（补助）数，以后年度超收市与区按3:7比例分成。

2．支出基数：以各区既得财力为基础测算各区支出基数，对各区的社区事务等支出，按比例适当提高后列入基数。城维费对区实行“核定收支，基数包干，超收分成”，教育费附加实行市与区按比例分配，具体办法另定。

（四）解库方式

1．进口环节税收缴库方式：进口货物增值税和关税先行缴入市级金库，由市级财政分月调整至县区。

2．收入报解方式：市级固定收入缴入市级金库，区级固定收入和市与区共享收入缴入区级金库，城维税随主税入库，年终市与区通过结算调整财力。

3．国库资金留解方式：区级地方财政收入在国库的资金，实行市与区之间暂按4:6比例留解，按日将市级留解资金由区级金库划至市级金库。

三、配套措施

（一）建立税收级次界定机制。市财政局负责预算级次的界定和管理，市国、地税部门按规定的级次严格执行。市财政局建立税源监控系统实施动态监控，明确划分企业归属，并按期予以公布。对需调整、变更级次的，由市财政局函告市国、地税部门。

（二）统一税收奖励政策。市级出台全市统一的税收奖励政策，清理各级出台的税收奖励政策，以规范财经秩序，节约税收成本。具体办法另定。

（三）加强入库级次监管。由市财政局牵头，市审计局、人民银行、税务部门等配合，对预算收入的入库级次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的，一经发现，其税收一律收归市级财政，按违规数额的双倍予以处罚，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

四、相关规定

（一）除市、区两级固定收入外，其他税收按属地入库，即按实际生产经营所在地确定财政收入级次。企业工商与税务登记的地址与实际生产经营地和财务核算等主要管理机构所在地原则上应保持一致。

（二）各区收入范围按行政区划和属地原则划分，如遇个别行政区划难以明确划分的特殊地域或按现行行政区划不便于税收征管的地方税收，先缴入市级金库，由市财政局按照本方案规定明确后进行划分。

（三）以后年度由市级投资新建的重点工程等项目税收归属，由市政府按一事一议的原则确定税收入库级次。重点工程所在区在建设过程中给予支持的，市政府另行研究制定补助办法。

（四）市审计局、财政局、税务局稽查查补收入一律作为市级收入。

（五）市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人民银行按照本方案相应调整税收解库办法。

（六）西湖新区和铜陵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体制另行制定。

中级财政税收范文第13篇

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改革，经过10年的发展，显示出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导致了基层财政困难，和地区间差距的日益扩大。其中转移支付制度的薄弱和不规范则是导致地区间差距拉大的因素之一。目前改革的任务，除了缓解基层政府的收支矛盾外，更为重要的是构建一个具有自律机制的能有效运行的基层财政体制。

分税制导致的问题之一：基层政府财政陷入困境

1.分税制使基层政府财源缩减，只能把筹资目光集中于农业

分税制改革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变革，就是把一些原来由地方财政支配的收入划归中央政府所有，从而改变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在这一制度安排下，基层政府为了自身收入的稳定，就把筹集收入的关注点由1994年以前的偏向工业，部分地转向了农业。这种行为的改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可以减少当时地方政府争投资、忙于上短线项目的短期化扭曲行为。

但是，规范的农业各税数量是有限的，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尚未健全，因此难以提供基层政府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资金。特别是处于财政级次最低层的乡镇财政，在巨大的支出压力下，为了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不得不在制度外采取非规范的筹资行为，形成了“费大于税”的局面。

继之而来的农村税费改革，堵住了基层政府的乱收费渠道。农村税费改革的宗旨是对基层政府的收入来源，以及征集方式进行规范，同时降低农民负担。

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出台，意味着因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大大降低了的基层政府收入来源的进一步枯竭，使乡镇政府机关的运作只能依靠上级的转移支付。特别是对于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取消农业税对基层财政的影响很大。在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区县，国、地税收入所占比重很低，农业税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1/3以上，有些县甚至高达70-80。调查显示，中西部贫困地区，一些镇的地税和国税收入占其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只有5.5。

2.其它导致基层政府财政陷入困境的体制因素

（1）过多的财政层次导致处于分税体制末端的基层财政收入来源有限。现行《预算法》含有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规定。1994年分税制改革，基本确立了中央和各省之间分税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也决定了各省对下进行财力分配的资金总量。在中央与省，省与地市，地市与县，县与乡镇的财政关系中，基本是财力集中在上一级政府，支出放在下一级政府，这样的安排是符合公共财政理论的成本效益原则的。但是，过多的政府级次带来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复杂，导致了基层财政收入来源的不稳定。一方面导致基层政府缺乏自有的主体税种，另一方面给转移支付、特别是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带来困难。

1994年的分税改革，允许省以下的财政体制随地区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许多地区的基层财政体制是过去的财政包干制和现行的分税制的结合。省以下，特别是县乡两级处于政府级次的末端，转移支付链条过长，在经过了多级次财政的缺少透明度的转移后，尽管有专项拨款，到政府级次末端已所剩无几。

（2）基层政府职能转换导致政府资金缺口加大。在财力集中的同时，按照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基层政府职能逐步调整，县乡财政支出更多地集中在提供教育和行政事业费、基础设施建设等地方性公共物品开支部分。另外，省以下地方政府还要承担额外职责，如工资调整须由地方负担的部分等。职能范围的扩大加剧了基层政府的收支矛盾。

（3）机构臃肿、冗员过多也是乡镇财政紧张的重要原因。虽然有关法律规定作为农村基层政府的乡镇政府，其机构不要求与上级政府的部门进行对口设置，但对乡镇政府机构设置的审批程序没有严格规定，造成机构设置随意性大，机构和人员不断膨胀。据国家统计局对1030个小城镇的调查，每个镇的机构一般都在30-40个，其中镇属机构的干部人数平均为158名，上级政府派出机构的干部人数为290名，每40个农民就养一个乡镇干部。减免农业税将会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但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基层政府的收入来源，政府机构维持不下去，农民负担还会反弹。

分税制导致的问题之二：区域间不平等

地区差距的存在，导致基层政府收入来源的不平等；在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的条件下，基层政府收入的不平等反过来又加剧了地区间的差距。基层政府收入不平等带来的重要危害之一，是导致了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平等。资料表明，东、中、西部地区政府在义务教育投入水平上存在严重差距，同时各省内的教育投入也存在不均衡。另有资料表明，中国的健康不平等也是地域性的，富裕省份的平均健康结果更好。

1.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

分税制实施以来，中央财政已经具备充裕的财政自给能力，征收的收入除了满足本级支出外，有相当一部分可以用于对地方政府实施转移支付。虽然中央财政具备了向地方财政实施大规模转移支付的财力基础，但直至目前为止，转移支付仍存在很多问题：

（1）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总量仍然偏小。1995年实施的过渡期转移支付首次引入了因素分析法，利用公式计算中央对各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额度，但绝对数量十分有限。1995-1999年分别只占当年中央补助地方支出总额（财政口径，下同）的0.82、1.27、1.76、1.81和1.83。20__年一般性转移支付额61.65亿元，加上民族政策优惠转移支付额23.8亿元，占全部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补助支出的1.83。

省级、地市级财政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明显不足。据统计，全国县乡级财政供养人员占地方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约70，但县乡财力却仅占全国地方财力的40。不少县乡拖欠工资问题，不仅与其机构冗员有关，也是县乡财政困难的真实反映。

（2）转移支付结构不尽合理，专项转移支付比重较大。虽然根据国际经验，专项转移支付对于实施中央政府特定政策目标、发挥中央财政宏观调控作用、引导地方合理配置资源、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使用方向明确、见效快、便于监督等特点。但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划分尚不明晰的情况下，影响了专项转移支付应有功能的充分发挥，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在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一些困难地区存在专款被挤占挪用的现象；二是要求地方政府安排配套资金，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三是专项转移支付的立项审批不规范，也缺乏对资金使用的监督手段。

2.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对地区差异的影响

（1）区域税收优惠政策。改革以来业已出台的一些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导致企业寻求逃避税收的保护伞，投资向有优惠政策的地区转移，形成了 各地区间、各级政府间横向和纵向的税收竞争。地方政府一方面积极游说中央政府出台有利于本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也积极运用业已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税收资源，不仅减少了总体的税收收入，也导致了地区间差距的拉大。事实证明，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对地区差距拉大的作用是明显的。

（2）税法的漏洞。现行税法存在漏洞和相互矛盾之处，在实际工作中出现责任不清的问题，造成不同地区的税务机关在征管方面争抢税源。如征收地问题，税收实体法中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规定各执一词，各地的税务机构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征管决定，经常出现争夺税源现象。

（3）改革措施对地方税收收入的侵蚀。一些改革措施，如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优惠政策、启动房地产市场的优惠政策、支持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的优惠政策等，都会涉及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与地方收入密切相关的税种，影响基层财政收入。

深化分税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1.减少财政级次，解决基层财政困境

一般认为，基层财政体制改革应该在政府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但事实上，基层财政体制的改革，也可以为未来的简化政府级次的政体改革提供有力的前提条件和改革经验。1994年的分税财政体制改革，已经为建立规范的分级财政体制奠定了基础，目前的任务是构建一个可以有效运行，并具有自律机制的基层财政体制，而不仅仅只是为了缓解当前的收支矛盾。

三级政府体制在国际上较为通行。不仅联邦制国家的政府体制是三级，单一制国家中也不是单纯的两级政府。中国目前政府体制下的分税财政体制，要求每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税种和稳定的税收收入是不可能的，从中央政府下拨的转移支付资金到达基层政府时的数量也已经极为有限，现行预算法又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这些因素导致了基层政府获取稳定财政收入的困难。一些省份针对财政级次问题进行了若干试点性改革。

（1）乡财县管：安徽省的经验。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乡财政一直不甚完备，各地的情况也有不同。从目前的收入情况看，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以及取消农业各税的改革后，乡镇一级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收入来源。从支出的角度看，原来乡镇支出一半以上的教师工资，已经由县级政府统一发放，公共卫生等其他支出的改革，也在进行中。从其它经济管理系统看，金融、工商的基层己经按照经济区域设置，而不再按行政区划。因此，乡镇一级的财政工作实际上已经减少了很多。由县财政代管乡级财政是可行的。

安徽省是最早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省份，在两年前又开始推行乡镇财政由县级财政代管，并建立了一套较为行之有效的规章。在进行乡财县管之前，进行了并镇改革，减少了乡镇数量。但不可否认的是，乡镇政府的职能仍然是存在的，特别是在一些交通和通讯设施较差的山区。

（2）省直管市、县财政的思路。地区一级政府原先曾规定为省级的派出机构，近年一些省份的地市合并后，有很多市级政府是由地区行署转化而来的，可以取消。然后，地级市、县级市、县等，作为同级单位，都由省级财政直接管理。

在浙江、安徽等地，省和县之间的体制联系较多，市是一种过渡的形式。浙江市和县的财政都和省财政对话，即在财政体制上，市与县实际是“平级”的地位。但在省份，如吉林省，则各级次的依次管理仍然很强。

在目前市县行政不同级的情况下，可以先实行财政同级的改革。

（3）三级财政体制的设想。中间层次的政府，是联系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必要桥梁，特别是对于大国更是如此。但中间层次的政府级次太多必然增加交易费用，降低效率。如果能把财政体制缩减到三级，对于解决基层财政问题可能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体制框架。当然，为了切实解决基层财政问题，还需要继续改革转移支付制度。可以先考虑实行乡财县管的财政体制，然后推开市县财政同级的改革。

与此同时，分级财政体制中的基层政府具有了解当地居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信息优势，出于政府资金使用效率的考虑，凡是一级政府可以有效提供、有效管理的公共产品及服务，应赋予该级政府相应的职能，逐步完善多级财政体制。

2.构建地方税体系

地方政府存在的基本经济理由，是由于它能够有效率地提供满足本辖区居民需要的公共服务。设置地方税的意义即在于使地方政府能够具有一部分较为稳定的收入以便提供这种公共服务。因此，在分税财政体制中，地方政府稳定的税收能力是应该首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目前地方政府主要税收来源是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但一般说来，间接税不宜作为地方税收的稳定收入来源。特别是一旦进行增值税扩大范围的改革，会大大缩小营业税的税基。企业所得税因其不稳定性，作为地方主体税种也有缺陷。虽然个人所得税由地方政府管理成本较低，但出于税制公平的考虑，其主要部分应放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作分率的加成征收，这是世界各国的惯例。

第二，财产税（或称不动产税）是最适宜成为基层政府地方税的税种。一是因为财产税的非流动性，使其可以成为地方政府的稳定的收入来源，并且随着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这一税基会越来越大。二是因为财产税是一种受益税，财产所有者（或使用者）是当地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因而较易推广。目前中国有关财产方面的税收，只占税收总量的不足5，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资源税基于同样原因，也是地方政府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第三，关于分税财政体制中的共享税，应该采用国际通行的税基分享、分率计征的办法，即中央政府统一确定税基，不同层次政府分率计征。这种办法可以使中央和地方收入都能随经济发展而自动稳定增长，使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

第四，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也要逐步规范化。一是取消地方政府和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将其纳入征税范围，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和监督。二是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正确定价，合理收取使用者付费，弥补其投资成本，作为正税的必要补充。

3.税权的适当下放

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是实现地方公共服务自的保障。税收管辖的分权，包括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权在不同级次立法机构间的配置，特别是税收立法权在中央和地方立法机构之间的合理划分，不仅有利于税收法制化建设，也有利于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中国税收立法权的划分，应以中央立法为主，省级立法为辅，建立两级立法相辅相成的立法格局。地方税的税收立法权可按不同税种分别处理。

值得指出的是，适当下放税收立法权限，需要有其他方面改革的配合，例如减少财政级次，实行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体制；同时进行不同级次政府事权的改革和界定等。

4.转移支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首先，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改革的 设计原则，是在收入划分适度集权，政府支出适度分权的前提下，建立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考虑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调整既得利益，实现地区间财力水平相对均衡。多级政府财政体制中的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平衡地区间的财政能力，并对存在有跨区溢出效应的地区财政支出（如环保和教育）做出补偿。同时，要配合进行预算管理的法治化、透明化合公开化，以及外部环境的改善。

其次，作为大国，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的同时，也应注重省对以下政府的转移政府制度的完善，逐步缩小辖区内地区间财力差距，才能确保全国地区间差距的本质缩小。

第三，简化转移支付的方式，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力争使转移支付的社会收益大于政府间资金上划下拨的成本。

最后，调整现行转移支付的结构，加大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数量，完善计算公式，增大其缩小地区间差距的作用力度。同时控制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通过建立严格的项目准入机制，减少项目设立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并加强监管，提高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

分税制的确立和改进

从制度层面看，1994年开始的分税财政体制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对中国的多级财政体制的建设也产生了正面影响。

但是10年来，实行分税财政体制后的基层财政逐步陷入财政困境：划分税种后基层政府收入结构改变——基层政府更为依赖自有的农业税收——规范的农业各税数量不足，且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基层政府不得已采取非规范的筹资行为——解决农民负担的税费改革堵住了基层政府的乱收费渠道——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府收入来源更少。

1.分税财政体制的开始

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财政体制，其主要内容是将94税改后的18个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同时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此外，关税是中央收入，而农业各税属于地方。这项改革的直接结果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上升到1995年的52.2，20__年54.93，20__年为57.47。从地方政府的不同级次看，省、市级政府也在不断加大财政资金的集中力度，省级政府资金占地方各级总资金的比重，从1994年的16.8提高到20__年的28.8，年均提高2个百分点。

2.转移支付制度的逐步建立

在划分税种的同时，实行了中央对地方的两税（指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政策。这一政策在当时也被列为转移支付的内容之一，但其实税收返还只是一种激励地方税收努力的政策。1995年开始着手建立中央对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并在其后的几年间逐步建立起包括公式化的“过渡期转移支付”、专项拨款等5种转移支付手段。

截至20__底，按财政口径计算的转移支付制度包括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三大部分。

3.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各不相同

在1994年中央和省级政府实行分税财政体制改革、以及1995年开始构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后，赋予了省级政府自行确定其省以下财政体制形式的权力。因此，目前在不同省区的省以下财政体制不是统一的。

中级财政税收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地方财政体制 农村税费改革 基层财力困境

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农业税的取消，统一城乡税制，已是大势所趋。然而，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必然导致基层县乡财力的减少，特别是作为其主要财政收入的农业税的取消，将进一步加大基层财政的困难。我认为现行财政体制不完善是造成基层财力困境的重要原因，要成功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保证基层政权顺利运转，必须加快地方财政体制建设，缓解县乡财力困境。

一、现行财政体制不完善是造成基层财力困境的根源

1994年分税制以来，中央与各省间的财政体制日趋完善，财力分配上的矛盾逐步转移到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乡财政运行困难和财力困境逐步显现出来，这既是造成农民负担加重的重要原因，又是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的最大难题。造成基层财力困境的财政体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基层财政事权过大，财权过小，事权与财权不相适应，是导致基层财政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我国现行的分税制首先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但在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上，管理体制仍然比较混乱，上级政府凭借体制制定权将事权下放，但往往不予财力保证，造成下级政府尤其是基层县乡政府承担事权过重，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往往有事权而无财权，财政运行困难，从而不得不向农民和乡镇企业伸手，成为农民负担加重的重要因素。

因此，只要财权与事权不统一，做不到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养多少人，基层财政运行困难的局面无法改变，再加上与分税制相联系的财政收入的多种预算渠道，他们还是会寻求通过拓展制度外财政收入来“养人”和“建设”，农民负担就难免会“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无法根治。

2.地方各级政府缺乏主体税种，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收入，导致财力分配上层层“抓大集中”，基层财政获取财力进一步减少

一方面，在我国税制结构中，适合于作为中央税的税众多，适合于作为地方税的税种少，地方税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各级财政都没有形成各有特色的主体税种。从省级政府到地市财政，再到县级财政，税种构成都极其相似，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要税种对本级财政的重要性排序也完全相同。各级财政共同分享相同的、有限的几类税源，增收潜力有限，不利于各级政府根据地方税源特性，形成各自不同的财力基础。

另一方面，上级财政在共享税的收入分配上“抓大集中”，导致基层财力进一步减少。各级政府凭借财政体制制定权，在主要税种分配上有的按行政隶属关系分税，有的按行业分税，层层抓大，将大税种、大税源抓到手中，到了基层财政几乎无税可分，税种杂而收入规模小，造成基层财政收入来源不稳定。以农业税为主体税种的乡镇财政，无疑是财力最为薄弱的一级政府。而农业税取消后，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县乡财政无法正常运行政权。

3.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不到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县乡财政困难。

从理论上说，转移支付主要目标是公共社会服务的均等化。而我国的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来保证政府机构的维持性支出和正常的机构运转，还没有财力顾及到保证一些具体的社会公共服务，如教育、公共卫生等。而且我国转移支付资金以税收返还、专项补助为主，其本身不具有促使地区间财力差异缩小的功效，导致转移支付制度的财力均等化程度不够。此外，尽管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县乡财政困境，许多县利用省转移支付增加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投入，但各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补助一般只能弥补县乡财政收支缺口的60-70%左右，相对于县乡财政困难来看，这些转移支付资金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基层财政困难。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调整财政体制，不调整县乡承担的过多的事权，就无法解决基层财政面临的财力困境问题。

二、完善地方财政体制，缓解基层财力困境的建议

1.建立科学、规范化的各级政府间支出事权的划分格局，适当减轻农村县乡事权财政支出

“财权与事权相对称”，是保证基层政权顺利运行的基础。然而目前基层财政的财权与事权不统一，事权大于财权，留下大量硬缺口，因此必须调整县、乡财政支出范围。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农村支援城市”的“二元化”经济发展格局、农村地区发展长期落后，因此，农村基础教育不是农村地区的事情，也不是广大农民群众自己的事情，而是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发展紧密相关。因此应增加中央、省级财政在基础教育、公共卫生上的事权职责，进一步减轻县乡政府在基础教育、公共卫生事权承担上的责任，从而适当减轻县乡财政支出压力，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农村地区的财力困境。

2.各级财政构建各自的主体税种，财力分配向基层财政倾斜

首先，按税种性质划分收入归属，确立各级地方政府各自的主体税种，彻底改变财力分配上存在的“层层集中”，财力分配向基层财政倾斜。同时，赋予省级地方政府必要的税收立法权，提高其收入组织能力。

其次，就是要大力加强营业税、财产税等地方税体系建设，切实增强地方财力总规模。省级财政以营业税为主体税种，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尚在研究开征的社会保障税等税种也应是省级财政的重要税种。市（县）财政应积极发展面向动产、不动产课税的财产税体系，并逐步将其确立为主体税种；同时切实增强对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收益税种的税源监控，增加市（县）财政的收入组织规模。

3.进一步规范、完善地方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对农村地区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的总趋向是财力向中央集中，县、乡级财政支付能力在缩小。农业税是属于地方财政收入，而增值税和所得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农业税取消，改征增值税和所得税后，随着农民负担的减轻，县乡财政的收入来源大大减少，还要被中央分去一大部分，尽管事权也将有所减少，但其资金缺口还是要依靠上级的转移支付来保证，这就要求测算好乡级财政支出，按照现有的“分级管理、逐级转移”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中央对省、省对县、县对乡的转移支付制度，确保县乡政权的正常运行。同时应调整地方既得利益，增加均等化转移支付资金规模，以缓解地区间财力差距。

中级财政税收范文第15篇

（一）地方税收体系的内涵

早在2000年，时任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的解学智司长，在其《公共收入》[1]一书中明确指出，地方税收体系是在财政管理理论的指导下，由层次分明多样的地方税种、税权明晰、税制合理以及征管独立等方面构成的有机体系。主要研究地方税收的立法权、政策解释权、征管权以及税制结构的设计权等内容，所以税权划分是地方税收体系的核心内容。发达国家之所以没有出现我国地方税收体系在税收规模、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原因就在于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财权以及税权的法制化划分是地方税收体系完善的根本前提和保障。各国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税权已成为世界性趋势。

（二）财政联邦制的内涵

财政联邦制又称作财政联邦主义（FiscalFederalism)，其核心内容是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关系问题，作为优化财政关系的一种规范性制度。实际上，财政联邦制与联邦制政体并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而是借用在政治学当中联邦制政体的分权含义，而纳入到经济学当中的与财政分权相关的概念。这种财政领域的分权化趋势其实主要得益于欧洲联盟的建立以及对中央政府合法地位的质疑。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Y.Qian[2]，将财政联邦制的基本特征提炼为以及下几点：第一，政府内部存在层级体系；第二，政府间存在权力划分，各级政府在权力范围内充分享有独立的自；第三，地方自制度化，对中央政府形成权力制约并且使政府承诺具有可信的持续性；第四，地方政府按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确定职责和支出范围，保持商品、要素跨区自由流动的全国的统一市场；第五，各级政府预算硬化。

（三）财政联邦制下地方税收体系的理论依据

地方税收体系的研究必须置于财政联邦制的理论框架之下，单独存在的地方税收体系不具有任何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财政联邦制下构建地方税收体系是必要的，这种必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更符合帕累托最优效率。这不仅是因为地方政府更了解居民的显性和隐性偏好，从而能够提供更加有效率的公共产品，而且还因为政府相应的公共产品范围的缩小而减少讨价还价与搭便车行为。其次，地方税收地方性公共产品的财力保障。尽管地方在财力的获取上拥有多种形式，然而无论是从国际趋势上，还是从筹资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上，税收的本质特性必然决定了其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主导地位。值得指出的是，不同辖区居民的不同的偏好和受益范围决定了不同辖区的不同公共产品需要，从而决定了不同的公共产品价格（即缴纳不同的税收）。因而，地方政府拥有本辖区内的地方税权是保证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基础。

二、财政联邦制下地方税收体系的国际比较分析

（一）国外地方税权划分的比较分析

1．美国

作为联邦制政体的美国，联邦、州、地方三级议会各自可以在联邦宪法范围之下确定相对独立完善的税收体系，包括立法的通过、开停征权以及税率调整和税收减免权。政府以立法形式明确界定各级部门的事权、财权以及转移支付制度，以此作为税权划分的前提保障。各级政府税权的独立性是相对的，要受到上级法律的监督与约束，但这种相对是在地方政府本机税收充足的前提下运转的。

2．日本

对于单一制政体的日本，其按三级政府层级划分中央、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三级税权。其特色是全国税收的立法权和征收权集中在国会，而管理和使用权则较为分散，地方有权对地方税开征或停征以及调节税率，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较弱。地方有权审批为特殊需要而开征的法外地方税，中央的“课税否决制”能够约束地方开停征法外地方税种的权力。

3．法国

在税收立法上，法国现行宪法规定“各种税收的范围、税率和征收方式一律由法律作出规定”[3]，税收要素以及税收分配都由政府在统一的税法中明确界定。税收的立法权以及中央税的征收权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只对法定的地方税拥有征收权、税率调整权、税收减免权以及一定范围内对零星税种的开停征权。

4．德国与加拿大

德国基本法通过明确界定联邦、州以及地方三级政府的事权来作为税权划分基础的，这种划分是将税收的立法权集中、对收益和征收权分化。而加拿大是通过联邦宪法、法律以及两级政府间的税收协定来对税权进行划分的。地方税收制度可在联邦宪法的范围之下由地方批准生效。

（二）国外地方税种设置与归属的比较分析

1．美国

美国政府根据三级政权分设三级税制体系，分别拥有所得税、流转税和财产税三大主体税种。联邦政府主要征收财富流量和存量部分以及一部分流转税（消费税、遗产税、关税、赠与税），其中的所得税与社保税占到其财政收入的九成之多。而对于涉及到州政府和市镇政府的地方税收（图1），州政府采取以销售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税制，前者占总收入的43%，后者为28%。地方政府主要针对财富的存量部分征税，财产税占收入的七成以上。

2．日本

日本依照行政体制将税收分为国地税。现行税制中设计了57个税种，各级政府采用的是双主体结构。三级政府分别采用的是以所得税、以居民税与事业税以及以居民税和固定资产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日本的地方税收中，所得税占据52.7%，财产税占31.6%。[4]中央由于收入较多，对地方实行转移支付以缓解收入压力。

3．法国

法国实行的是抛弃了税种共享和税源共享的彻底分税，只将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和地方税，分设为国地税两大体系，前者涵盖了税源较大的税种，但同时也采用了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4．德国与加拿大

德国将小税种作为三级政府各自的专享税，将占据七成收入的较大税种定为共享税，同时采取转移支付制度进行调节。从图2中可以看到，德国的州政府税收主要来自所得税，二者比重超过州政府税收的一半以上。加拿大的三级税制也是分别以所得税、销售税和财产税为主体而设置的，加拿大的第三级政府税收中，财产税收入高达94.9%（图3）。

（三）国外地方征管体系的比较分析

美国设有分别隶属于本级政府的三级税收征管机构负责本级税收，机构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日本在税收征管上也实行三级税务机构负责本级税收，并分属于国税系统和地税系统。法国在税务机构的设置上采用一套税务机构统一征收，之后再返还地方，德国的税收征管是由各州的财政总局负责，其内部分设联邦和州管理局，分别征收各自的业务。在加拿大，税务管理也是分设三级相互独立的税务机构，其中的联邦税务系统本身又被划分为三级管理。

三、财政联邦制下地方税收体系的国际经验借鉴

（一）国外地方税权划分的经验借鉴

1．税收立法权是一切税收权力的合法性源泉。由于宪法是一切法律的立法基础和依据，税收的合法性从而必须先在宪法和法律上得到合法的承认，进而能够保证税权划分的稳定性、权威性和透明性。2．地方所拥有的税权不是无限的，而是一定的。从国际比较中可以发现，完全独立的地方税收立法权是不存在的。各国或是选择法外地方税立法权，或是选择中央的最高否决权，地方税权在法律上也是受到最高司法权对其征税权力的有效与否进行制衡的。3．健全的法律体系是维持税权划分的有力保障。税权划分并非恒久不变，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税权划分在实现法制化的同时，更应注重与弹性化相结合。4．政府职能决定政府的事权范围，进而决定着政府间的税权划分。只有合理划分税权才能保证地方性公共产品（支出责任）有效供给的可能性。5．税权的划分要注重调动地方政府发挥征税的积极性。一定程度的立法权限和征税权限能激发地方政府的经济动力。6．中央政府掌握大部分税收收入，通过恰当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对地方税权的补充和制衡。各国实际上都采取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调整制度，以便更好地贯彻中央的政策意图。

（二）国外地方税种设置的经验借鉴

无论地方政府的税收立法权的范围是多大，法律都赋予了地方政府稳定的主体税种，作为财政支出的财力保障。税种和收入的划分必须与政府所承担的事权职责为依据。地方税收入通常也占到全国税收总额的二至四成，占本级财政收入的六至七成，在有效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同时，还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再分配调节。在我国现阶段，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财政相当困难，从法律上赋予地方稳定的主体税种，构建地方相对独立的地方税体系并辅之以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来保证地方必要的、稳定的税收收入和公共产品供给是当前税权划分改革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