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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工程影响因子范文第1篇
一、水利水电工程对环境的影响
众所周知,大型的水利水电工程对周围的气候、水环境、土壤和动植物产生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如果不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很容易破坏当地的生态平衡,下面分别介绍水利水电工程对上述的主要影响。1.对气候的影响影响气候的主要因素是自然环境,但是人类的活动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气候,水利水电工程例如水库、湿地等,会影响地方性的小气候,从而对当地的大气产生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气温、降雨等方面。2.对水资源的影响大型水库的修建使原本流动的水停留在水库中,因此会对水体造成影响。其主要表现在:非汛期的水库截留容易使下游水位产生大幅度低下降,严重时可能会造成断流,这样就会降低下游水的自净能力,使下游的河水逐步恶化;此外,水电站的修建,使得原本的水流量增大,也会影响河道水位的变化,影响航运等水上交通。3.对土壤的影响水利水电工程中大型水库、发电站的修建,会引起土壤的沼泽化、盐碱化,致使土壤的肥力下降,影响原本农作物的生长;由于水利水电工程对水环境的影响,导致水位忽高忽低,一旦水位过高,土壤就会过分湿润,会导致农作物的根系呼吸困难,产生衰败。4.对动植物的影响对水环境、土壤等的直接影响也会间接对动植物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水体的恶化会严重影响水中动物和植物的总体种类和具体的分布结构。一般情况来说,大型水库建完的一定时期内,会导致水库覆盖的区域内的植被大面的死亡,严重时可能会导致附近水体的污染。
二、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综合后评价方法
之所以进行环境影响综合后评价,就是要对水资源、气候、土壤以及动植物等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和评价,并据此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起到保护环境的目的。1.影响识别对水利水电工程可能影响的环境因子进行识别,首先要综合了解工程竣工运行的特征,以此为基础做好相应的调查和文字描述;其次,根据调查的结果,结合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的概况、特性进行工程分析;第三,用清单法或矩阵法将影响的环境因子列出来进行综合分析;第四,对影响较大的因子或经过分析不明确的因子进行影响监测。2.影响监测影响监测是对影响环境因子的变化进行监测。工程竣工并运行后,实时监测记录运行每一阶段的水温、水文、水位、地下水土壤的酸碱性、土壤含水量、土壤化学性质以及下游河道的淤积变化等指标,最大限度地使每一时期的记录值都是真实、准确的,而后通过具体模型的分析和计算找出引起环境变化的具体环境因子;我们在实践工作中一般采用的定量方法主要由以下几种:数学模型计算,特征指标或经验公式,调查和度量,以分析水文、水力情势变化引起的影响等。3.影响评价影响评价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工程对每个因子产生的影响和对对环境质量的改变,并对其中产生的不良影响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通过有效的计算得出对应的投资,和产生的效益关系,最终目的是研究环境改变是否有利。主要的影响评价方法有:修建与不修建工程情况下的各环境指标对比法,以确定环境质量的变化,研究各项目因子的影响能否接受。4.综合评价综合评价主要是通过对每个环境因子进行系统化判断其对整体环境影响的总指标,进而来分析工程对环境影响的好坏程度,对整个工程进行最终评价;就目前的综合评价法来说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环境评价系统、多目标分析和投资、效益分析等方法。综合各时期数据,详细论证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并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有关改善措施。
三、结语
动力工程影响因子范文第2篇
关键词:汽轮发电机组;振动;影响因素
前言
汽轮发电机组的振动对于设备的稳定运行有重要的影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安全生产。对产生振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设计、制造、安装以及后期的管理等,都可能会导致汽轮发电机组的振动。下面将从几个方面对影响振动的因素进行分析,为汽轮发电机组的稳定运行提供基础的理论依据。
1 设计制造环节的失误
汽轮发电机最为重要的运行设备,其设计的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在运行的过程中,其转子的运行速度非常快,如果在旋转中心方面发生偏离,将会对轴承造成激荡力,导致整个机组的振动。所以为了防止中心的偏离,在设计的过程中应该对生产工艺做出严格的规定,在进行转子装配时,每安装一级叶片就做一次平衡试验,在整体完成后再进行一次整体试验,只有保证整体的平衡性,才能够控制振动的产生。
在对机组进行加工制造的过程中,受到加工精度的影响会导致工艺质量不过关,易造成振动现象的产生。为了减少因为制造环节出现的振动,应该提高机械加工的精度,保证生产的质量。在生产的过程中,应该使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材料,提高稳定性,降低因为生产环节造成的振动。
2 安装与检修方面的因素
对汽轮发电机组的安装需要具有很高的技术,并且在安装的过程中要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在后期运行的过程中,要做好检修工作,保证汽轮发电机组能够正常的运行。在安装与检修的过程中,会因为工艺水平不高或者没有按照规范的要求执行,都会导致机组发生振动,所以在这两个环节要给予高度的重视。
2.1 轴承标高的选择
在汽轮发电机安装的过程中,需要轴承作为支撑,所以轴承的设置极为关键,两侧轴承的标高一定要在同一水平线上,保持汽轮发电机的平衡。如果两侧的轴承标高不同,那么其所承担的荷载也就不同,在负荷较轻的一端,就会出现自激振动,而较重的一端就会因为负荷较强而产生较大的力量,从而引起轴瓦温度的上升,导致机组振动。
针对这种现象可以在安装汽轮发电机组之前,详细阅读厂家的安装说明,严格按照技术要求执行,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对轴承的标高进行准确的测量,在调整到合理的位置后,再进行机组的安装。因为机组在运行的过程中会因为发热等状况出现变化,所以对于这些问题要考虑周全。
2.2 轴承自身特征因素
轴承自身的特性与机组的振动同样存在很大的联系,如果轴承自身的性能不好,那么在机组运行的过程中就会受到影响。轴瓦的紧力、顶隙以及连接处等对机组的振动影响较大。如果轴瓦的紧力和顶隙稳定性较差的情况下,在受到外界因素影响时,就会因为超出振动的指标而发生振动。在轴承的连接处,如果刚性较差,那么在激振力的影响下,也会发生振动。
2.3 提高管理效率
在生产的过程中,机组需要承担较重的工作负担,由此对零部件的消耗较高,在日常运行的过程中,需要加强检修工作。制定完善的检修计划,健全管理体制。在机组停运期间,要做好维护保养工作,使机组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状态,为稳定运行打下坚实的基础。只有做好管理工作,提高管理的效率,才能够保证机组的性能正常,为工业生产的安全运行创造有利的基础。
2.4 滑销系统因素
机组在运行的过程中,会因为高速的运转而导致零部件变热,在这种高负荷的影响下,会发生膨胀现象。膨胀时,滑销系统会引导膨胀,但是如果滑销系统受到外界因素而卡滞时,就会阻碍膨胀的进行。如果膨胀无法进行,就会导致机组发生膨胀,严重的情况下会无法开机。所以在检修期间要对滑销系统给予重视,保证其能够正常运行。
2.5 控制动静间隙
汽轮机转子与气缸和汽、轴封之间及发电机转子与静子间存在一定间隙,一旦汽轮机转子与气缸间的间隙过大,汽轮机内效率会降低,如果汽轮机与轴封间的间隙过大会引起蒸汽外漏或者内漏,影响机组的效率与真空,如果发电机转子与静子间的间隙过大会影响发电机的效率,间隙也不能过小,将会引起动静碰磨,引起机组振动超标。所以要合理调整隔板汽封、端部汽封及发电机转子与静子间的间隙控制十分重要。
2.6 转子结垢因素
在对机组进行维修时,要格外注意对转子的清垢,在除垢的过程中,要注意选择正确的方法,否则会影响到转子的平衡。
2.7 保持转子中心孔的清洁
一般的汽轮机转子大轴都留有中心孔,在进行检修过程中要避免进入中心孔,装复回原后开机,机组会出现振动异常的情况。
3 运行管理效率因素
在设计、制造、安装、检修上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机组的振动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运行管理失误而导致的。
3.1 机组膨胀导致的振动
滑销系统制约机组膨胀状况,如果滑销系统自身状况良好的话,那么就需要加强对运行管理人员的管理,提高管理水平。不论是膨胀不足还是膨胀过大都会引起机组的动静碰磨,产生振动。
3.2 掌握油温
油是轴承运转过程中的重要因素,直接关系到轴承的运行状况。轴瓦内的轴颈如果有较高的稳定性,那么就会减少机组的振动。如果稳定性较差,在外界因素的作用下,就会发生振动。同时,在转子转动的过程中,会对润混油产生一定的油温,如果油温过高,将会对油膜有所影响,对轴承的运转造成不利。所以要合理的控制油的油温,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3.3 轴封进汽温度
每一轴封的进汽温度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运行规程范围内调整轴封进汽温度会对机组的振动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进汽温度对轴承座标高的影响和温度对端部汽封处动静间隙的影响。
3.4 掌控机组真空和排汽缸温度
二者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导致另外因素的转变,对于轴承座坐落在排汽缸上的机组来说,排汽缸温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轴承座标高的影响上,因此会对机组的振动产生影响。
4 结束语
汽轮发电机组在工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安全稳定的运行对企业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发电机组振动对机器设备的性能和运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直接关系到安全生产。所以多年的工作实践,对于引起汽轮发电机组振动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分析,然后提出了解决的对策,为发电机组的稳定运行提供了一定的参考。随着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在汽轮发电机组运行的过程中,针对降低机组振动的对策还会不断的完善,这就需要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为工业生产的稳定运行创造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1]韩苹,董武,张学武.浅析影响汽轮发电机组振动的因素[J].价值工程,2010(18).
动力工程影响因子范文第3篇
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M's visu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management side―the design side― the production side―the construction installation side" based on BIM.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subsystems and the subsystems by using the system dynamics, and finds out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system as variables to construct the causal feedback diagram of the BIM-based industrial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process system. Based on the causal feedback mechanism of system dynamic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reason tree of the model research system, provides the basis for designing and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process system based on BIM, and also play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of China 4.0 Practical application value.
关键词:建筑工业化;BIM;协同建造流程;系统动力学
Key words: building industrialization;BIM;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process;system dynamics
中图分类号:TU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18-0105-04
0 引言
随着建筑业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工业化建造模式的不断发展,低碳、节能、高效、智慧的建造模式已经成为建筑业的发展趋势,而将BIM与建筑项目结合的协同建造流程将会促进我国建筑业产业转型升级。在建筑工业化中,设计方、构配件生产方、施工安装方与管理方四者的协同显得尤其重要。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建筑工业化的协同设计主要局限于设计或设计施工阶段,缺乏对建筑工业化背景下运用BIM技术实现设计、构部件生产、施工装配、管理四者的协同设计相关的研究[1]。而我们通过大量文献阅读,发现通过设计方,构配件生产方,施工安装方、项目管理方四方的协同协作关系,能提高建设项目的的质量以及效率,同时能够达到环保,节约成本等要求[2]。通过系统动力学原理分析基于BIM的协同建造模型,整体地考虑系统,进而了解基于BIM的协同建造流程系统的组成及四个子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关键影响因素,为基于BIM的协同建造流程系统的运行提供依据与保障。
1 协同建造流程架构
BIM允许建设不同参方以及拥有不同专业背景的项目各利益相关者在获得相应权限的基础上,获得关于项目最新、最精确的信息,从而协调项目运行过程中的各项工作[3]。管理方、设计方、构配件生产方、装配施工方可以利用BIM技术可视化的功能对项目全过程进行实时跟踪、调控和优化。图1说明了基于BIM技g的信息化协同建造整体系统框架。整个系统由BIM的3D模型和“管理―设计―制造―施工”两大系统,5大部分组成,利用应用程序接口(API)实现数据管理与3D模型的无缝集成。构建基于BIM技术的“管理―设计―制造―施工”协同建造模型,最终获得由管理信息模型、建筑工程信息模型、制造模型和施工装配模型四者整合在一起的协同建造系统模型。通过建立清晰的工作分解结构和明确的资源配置关系,将项目各方工作流程化、系统化,实现项目管理的协同效应、决策支持和实时控制,从而为项目管理方、设计方、生产制造方、施工方之间的协同管理和决策制定提供分析依据[4]。
2 协同建造流程分析
2.1 BIM与工业化建造模块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即建筑信息模型的简称,其以工程项目的各项相关数据为基础,建立相应的BIM数字化模型。BIM数字化模型及相应数据中心能为建设各方提供完整的、与实际情况一致的工程项目信息,其对工程项目物理特性和功能特性的数字化表达,在工业化建造模式下可以为建设方、设计方、构件生产方和施工装配方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并提供处理工程项目问题所需要的即时信息[5]。以BIM为核心的信息化技术能使通过现代化制造、运输、安装和科学管理的工业化协同建造过程得到充分的实现,建设参与各方以BIM协同平台为沟通桥梁,解决建设各阶段信息断层问题,便于各方协同建造,消除信息传递孤岛,加强协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建造各阶段形成集成生产技术,实现建筑产品经济、环保、高效的目标[6]。
2.2 流程要素分析
相互联系且相互影响的元素构成各类系统。从初步研究来看,影响协同建造流程系统的因素多种多样。综合以往有关影响建筑工业化发展的研究和论述,根据系统动力学模型中的反馈机制,本文进行了简单的定性分析。选取关键要素,形成反馈回路模型。后经研究筛选最终确定了工程进度、工程成本、BIM协同中心支持、综合管理水平、劳动力需求等26个影响协同建造的关键要素,这些要素主要涵盖在管理子系统、设计子系y、生产子系统、施工安装子系统以及BIM的3D模型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的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基于BIM的工业化协同建造流程动力学系统。
2.3 协同建造流程因果回路图的建立
系统动力学将因果关系定义为元素之间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所构成的因果关系构成了系统的功能和行为。因果反馈图反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图通过反馈回路说明系统内各变量的因果关系及其变化,系统动力学即是透过系统中各反馈回路的动态因果关系来反映实际问题。因此,因果关系的分析是系统动力学模型建立的基础,它可以清楚地描述系统的动态运行及逻辑关系。本文研究的基于BIM的工业化协同建造流程系统各子系统因果关系图如图2-5所示。
3 协同建造动力学模型构造
3.1 建模的目的、边界和假设
3.1.1 建模的目的
协同建造系统是多因素的、非线性的、复杂的庞大系统,从初步研究来看,影响协同建造流程系统的因素多种多样,而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只有明确研究目标,才能根据研究目标确定系统的边界,建立系统的动力学模型[7]。本研究的目的是找出影响协同建造流程系统的主要因素,发现基于BIM的工业化协同建造流程的运行机制。以期发现流程设计的缺陷和优势,为基于BIM的工业化协同建造的推广和实现提供有价值的可行性建议。
3.1.2 建模的边界
系统动力学通过系统内部的信息反馈机制研究问题,需要进行系统边界的划定。系统边界的划定就是根据研究目标确定需要进行研究的系统要素,去除不必研究的冗余要素。变量可以被分为三类,即内生和外生以及不考虑的变量,受系统内部结构影响而确定的变量是内生变量,内因决定了系统的行为。受系统外部环境影响而确定的变量是外生变量。而内因往往起决定性作用。因此选择合理的系统边界是系统动力学模型成功的关键[8]。
本文认为,基于BIM的工业化协同建造由管理子系统、建造设计子系统、生产子系统以及施工安装子系统四个部分组成。基于此,本文参考了大量的相关文献,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从管理要素、设计要素、生产要素和施工安装四个方面出发确定了基于BIM的工业化协同建造流程系统的边界,并因此将系统细分为四个子系统,分别为管理子系统、设计子系统、生产子系统以及施工安装子系统。BIM协同中心支持是实现协同建造重要因素,是从宏观角度对协同建造流程系统进行研究,它的改变将会对协同建造流程效应的实现产生重大的影响。工程成本是影响实施协同建造流程系统的中观影响要素,它从劳动力需求、工艺水平、工程质量和综合管理水平四个方面为基于BIM的协同建造流程提供支撑作用。
3.1.3 建模的条件假设
模型的建立需要在一定的假设情况下,在建立模型时也必须考虑一些关键因素来确定协同建造流程系统结构。所以建模之前需要作一些适当的假设,可以避免由于对系统中一些复杂的、细节的描述不精确而造成系统模拟精确度降低的情况[9]。因此,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研究以及对实际系统的了解,提出了以下假设,并在此假设的基础上建立协同建造流程系统模型。
假设1:基于BIM的工业化协同建造流程系统的运行过程是一个连续平稳的、无跳跃无间断的过程。协同建造流程系统是相关要素按照一定规律组合的统一整体。本文研究的协同建造流程系统需是一个正常的系统,即它的发展和运行没有出现间断性跳跃性,是一个连续平稳运行的整体。
假设2:在整个系统运行的过程中,不会出现因为受外界影响导致系统无法继续运行的情况。在现实的环境中,基于BIM的工业化协同建造流程系统可能会因为遇到重大变故所以出现系统损坏或崩溃的情况,而本文研究的是协同建造流程系统在正常环境下的正常运行,故需要作此假设。
假设3:协同建造系统的效应可以用流程时间、流程成本、流程质量以及流程协同能力等指标来判定。
3.2 协同建造流程系统流图构建
因果关系图只能定性地描述协同建造流程系统的结构,而不能分析不同变量的性质对该系统的影响。而系统流图根据变量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可将变量分为状态变量、速率变量、辅助变量以及常量等[10]。在考虑变量的可计算性和现实性的基础上,通过基于BIM的协同建造流程系统总体因果关系图构建了基于BIM的协同建造流程的系统流程图,如图6所示。
3.3 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
通过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可以通过分析影响变量的原因树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在Vensim PLE软件中,选中“管理水平”变量,然后单击工具条上的“Causes Tree”按钮,可以得到其原因树,如图7所示。其余变量同上可得。
由图7可知,BIM协同协同中心的支持以及工程成本是管理子系统中影响管理水平的的主要因素,BIM协同中心依托BIM的信息化、可视化等特点加强与设计、生产和施工安b子系统的信息交换,提高管理水平;而工程的资金投入影响项目的技术、资源及劳动力从而影响项目的管理。
BIM协同中心的支持是影响设计变更的主要因素,BIM协同中心支持通过支持BIM信息平台的运行减少设计变更,降低错漏碰缺的概率。因此,对BIM的有效应用是运行基于BIM的协同建造流程系统的关键因素。
影响工程进度的因素是多元化的,BIM进度跟踪、劳动力需求、工程复杂程度、物资需求以及生产效率都是决定工程进度的直接原因,在生产子系统中,BIM协同中心通过与设计子系统、施工安装子系统的信息共享与效果反馈,提高生产的有效率,加快工程进度,生产构配件效率越高,协同合作越流畅,工程进度越快。
由图10可知,在施工安装子系统中,工程的质量由工艺水平和疲劳状态直接决定,BIM协同中心提供技术支持提高工艺水平同时促进工程质量的提升,工程强度提高造成人员和仪器的疲劳降低工程质量。
通过上文对管理子系统中的管理水平、设计子系统的设计变更、生产子系统的工程进度以及施工安装子系统的工程质量的分析,绘制各变量的原因树,研究影响流程系统的重要因素。得出基于BIM的工业化协同建造流程设计应以各子系统内部的变量影响为起点,以子系统为基础,再分析子系统之间的联系与影响,建立流程,最大化发挥BIM的优势,并提高管理水平,减少设计变更,加快工程进度以及提高工程质量,保证各子系统运行的流畅为前提,同时提高基于BIM的工业化协同建造流程的运行效率。
4 结语
本文通过系统动力学对协同建造流程系统建立模型,通过分析系统变量的逻辑关系绘制因果关系图,依据系统动力学的反馈机制研究问题,建立模型分析各子系统重要变量的原因树并得出结论。通过系统化的流程设计,研究子系统变量,提高子系统运行效率,再以各子系统的流程运行为基础,建立基于BIM的“管理―设计―生产―施工安装”的协同建造流程,使工程项目执行过程更规范化、程序化、协同化。能够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工业化建造模式的效率,并大幅节约成本。基于BIM的工业化协同建造流程克服了传统建造流程的缺陷,打破原有界面重新组织建造过程,应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实现多阶段集成化协同建造,致力于实现低碳、节能、高效、智慧的建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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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工程影响因子范文第4篇
1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中山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22°11′N-22°47′N、113°09′E-113°46′E之间,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太阳辐射能量丰富。市域总面积1859km2,下辖1个部级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5个街道办事处、18个镇,常住人口314.23万。中山市多年保持广东省第五的经济总量,2012年GDP为2441.04亿元,其中工业增加值高达1291.47亿元。中山市有着较为发达的水系,其主要水源为处于珠江三角洲河网区下游经过中山市境内的磨刀门、横门、洪奇沥三大水道。此外,还有桂州水道、黄埔水道、黄沙沥等横贯沟通,形成纵横交错的河网地带。由于近年来中山市经济快速发展,工业突飞猛进,外来人口大量聚集,水资源需求持续增加,导致水资源短缺与水供需矛盾加剧。当前中山市水资源问题主要体现在:①人口增加及城市化进程加大生活用水需求;②工业生产(含火电工业)用水较大且回用率较低;③入河COD总量增加,导致水质性缺水问题严重,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1.2研究方法系统动力学(SystemDynamics,简称SD)是Forrester于1956年提出,综合应用控制论、信息论和决策论等有关理论与方法,融合结构与功能、物质与信息、科学与经验于一体,起初主要应用于工业企业管理问题研究,而后研究对象扩展至城市社会与世界范围等巨系统[17-21]。适合处理高阶次、非线性、多重反馈、复杂时变的系统问题,是研究复杂系统运动规律的理想方法[22]。SD本质为具有时滞的一阶微分方程,描述系统各状态变量的变化率对各状态变量或特定输入的依存关系,根据实际系统的情况和研究需要,将变化率分解为若干流量的描述,使系统概念更加明确。在模型中,流率方程式为主干,描述状态变量(流位)的变化规律,实际上流率方程是以欧拉法数值积分表示,其一般形式为。公式(2)的物理意义为流位的导数等于入流率和岀流率的代数和。显然系统动力学模型是由上述向量方程确定的一阶微分方程组[23]。系统动力学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系统整体思考与分析、推理与综合相结合的方式来研究系统问题,它作为现代科学决策和预测的有效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区域宏观发展战略的决策研究,被誉为“战略与策略的实验室”[24]。
2水资源供需系统模型构建
2.1系统结构分析水利部部长陈雷指出:“为解决我国日益复杂的水资源问题,需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大力推行水资源管理从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当水资源供水不足,通过控制需水来调节各产业水量分配尤为重要。水资源系统主要由供水子系统、需水子系统、经济子系统、人口子系统及环境子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皆为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通过各个子系统之间变量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共同构成水资源系统的多重循环反馈关系。各子系统结构关系如图1所示。根据对水资源系统内部相关变量制约因素分析,得出具有多重反馈的因果关系结构,主要反馈回路如下:(1)供需缺口+缺水程度-GDP+工业增加值+工业需水量+二产需水量+需水总量+供需缺口;(2)供需缺口+缺水程度-人口+生活需水量+需水总量+供需缺口;(3)供需缺口+缺水程度-GDP+建筑业增加值+建筑业需水量+二产需水量+需水总量+供需缺口;(4)供需缺口+缺水程度-城镇生态需水量+需水总量+供需缺口;(5)供需缺口+缺水程度-一产需水量+需水总量+供需缺口;(6)供需缺口+缺水程度-GDP+工业增加值+工业需水量+工业污水排放量+总污水排放量+污水回用量+供水总量-供需缺口;(7)GDP+工业增加值+工业需水量+工业污水排放量+总污水排放量+COD排放总量+总COD入河量对经济的影响-GDP;(8)供水总量-供需缺口+缺水程度-人口+生活需水量+生活污水排放量+总污水排放量+污水回用量+供水总量;(9)供水总量-供需缺口+缺水程度-人口+生活需水量+生活污水排放量+总污水排放量-污水回用量+供水总量。其中“+”为正反馈(使系统增强或减弱的反馈),“-”为负反馈(使系统趋于稳定的反馈);回路(6)、(8)极性为正,回路(1)、(2)、(3)、(4)、(5)、(7)、(9)极性为负。根据中山市现状发展情况,污水回用率只能保持不变或提高,势必会导致污水回用量因总污水排放量的变化而发生相对增加或减少,故回路(8)和(9)为同一反馈的两种极性。具体因果关系及反馈机制见图2。
2.2模型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的主要变量有4种:状态变量(L)、速率变量(R)、辅助变量(A)和常量(C),根据研究区域现状以及发展趋势,本模型设定模拟时间为2005-2030年,其中2005-2010年作为模型历史验证年份,基准年为2005年,时间间隔为1年。以系统动力学软件Vensim-PLE为平台建立水资源系统模型,模型流如图3所示。本文需要用到的主要变量方程为:(1)COD排放总量=未经污水处理厂处理的COD排放量+污水处理厂COD排放量(kg);(2)总COD入河量对经济的影响=COD排放总量×单位COD排放量对经济的影响(万元/年);(3)供水总量=污水回用量+调水量+IFTHENELSE(用水总量限制标准大于等于供水能力,供水能力×可利用比例,用水总量限制标准()万m3);(4)需水总量=城镇生态美化需水量+生活需水量+经济需水量(万m3);(5)水资源供需缺口=IFTHENELSE(供水总量-需水总量≥0,0,需水总量-供水总量()万m3)。
2.3模型有效性验证水资源SD模型建立后,为确保其仿真结果和实际系统相符,模型应用前需要对模型有效性进行检验。SD模型的检验方法一般分为4种:直观检验、运行检验、历史检验和灵敏度分析。其中直观检验和运行检验已在建模过程中实现,这里主要针对历史检验和灵敏度分析对模型进行有效性验证。(1)历史检验。本模型参数取值根据中山市2005-2010年统计年鉴、水资源公报中人口、经济、资源、环境数据以及中山市相关规划数据确定,通过状态方程、常数方程、表函数等建立各个状态变量、速率变量、辅助变量和常量之间的定量关系。对模型进行直观和运行检验,发现模型因果关系、单位均符合实际;对模型进行历史检验,将仿真计算出的总人口、GDP、工业需水量、农田需水量、生活需水量和人均GDP同2005-2010年的实际值进行对比验证,发现仿真值和历史值误差均小于10%(表1),说明模型具有较高的可信度[25]。(2)灵敏度分析。灵敏度分析是验证模型有效性的重要方法,一个稳定性好且有效的模型应具有较低的灵敏度[26]。灵敏度分析是通过调节模型中的参数,来分析参数变化对模型变量输出结果产生的影响[27]。本文采用灵敏度模型对系统灵敏度进行分析,其公式如下。因水资源系统中涉及较多参数和变量,只选取系统内较为关键的5个参数和6个变量根据其2005-2010年数据进行分析。每次变化其中一个参数(增加10%),分析其对6个变量的影响。根据公式(3)分别求出参数对每个变量的灵敏度,公式(4)分别计算各变量对某个参数的平均灵敏度,即该参数对系统模型的灵敏度。灵敏度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只有GDP增长率参数对系统的灵敏度达到10%,其余参数对系统灵敏度均低于4%,表明系统对参数的灵敏度较低,稳定性较强[26,29]。综合历史检验结果,该模型可以用于中山市实际系统模拟。
3水资源系统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分析
3.1水资源系统特征分析通过分析制约因素,确定模型主要影响因子,对主要影响因子进行参数调节,分析比较不同影响因子变化对系统趋势影响的程度,明确影响水资源系统特征的主要驱动因子。贾绍凤等指出中国水资源的相对短缺及严峻的水污染形势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制约因素[30-32]。本文模型主要制约因素有两个:总COD入河量对经济的影响和缺水程度。图4表明总COD入河量对经济的影响这一制约因素主要影响因子有工业污染排放系数、生活污染排放系数、污水集中处理率、GDP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和污水回用率,缺水程度制约因素主要影响因子有GDP增长率、人口增长率、污水回用率和用水总量限制标准。其中,用水总量限制标准为响应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广东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方案所下发的配额,本文不再对这一影响因子分析。为寻求对总COD入河量对经济影响和缺水程度这两制约因素影响较大的因子,分别将各影响因子较常规参数值提高10%和降低10%,与常规值相比较,说明影响因子变化对制约因素的影响。表3和表4指出总COD入河量对经济影响的主要驱动因子为工业污水排放系数、污水集中处理率和GDP增长率,影响幅度最高达15.08%;缺水程度的主要驱动因子为GDP增长率和污水回用率,影响幅度最高为2.65%。结果表明总COD入河量对经济影响的驱动因子影响效果更为明显。
3.2水资源系统演变规律分析本文模型设定在其它各相关因子保持常规发展值不变的基础上,将污水集中处理率、GDP增长率和污水回用率三大主要驱动因子较常规值均分别提高5%、10%、15%和20%,而工业污水排放系数较常规值降低5%、10%、15%和20%,即均朝向有利方向发展。此外,另设综合调控(各驱动因子均做相同变化幅度)作为对比。以此得到不同幅度驱动因子下总COD入河量对经济影响和缺水程度的变化规律,如图5和图6。从图5中可以看出COD入河量对经济的影响随四大驱动因子改变均有明显下降趋势,且趋势大致相同。在变化幅度从5%到20%的过程中,各驱动因子造成的总COD入河量对经济影响的程度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污水集中处理率、工业污水排放系数和污水回用率带来的影响逐渐变大,而GDP增长率所来带的影响逐渐变小,综合调控和污水集中处理率带来的影响基本相同。各子图对比表明污水集中处理率驱动因子对总COD入河量对经济影响这一制约因素下降的贡献率最大,工业污水排放系数次之,污水回用率和常规模式对COD入河量对经济影响相当,而GDP增长率对总COD入河量对经济影响的作用低于常规模式。这与缪应祺指出的城市污水集中处理是城市水环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直接关系到城市水环境安全相一致[33]。因此,在中山市发展过程中可以重点提高污水集中处理率和降低工业污水排放系数,以使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从图6可以看出从2017年开始中山市可能面临缺水问题,尤其是GDP增长率迅速增长的情况下缺水较为严重。当GDP增长率为5%时,缺水程度达到4.5%;GDP增长率为10%时,缺水程度达到7%;GDP增长率为15%时,缺水程度达到10%;GDP增长率为20%时,缺水程度达到13%。究其原因,伴随着GDP增长,高需水产业诸如火电、染布业用水需求大量增加,导致供不应求。综合调控同GDP增长率对缺水程度影响基本相同,表明污水集中处理率和工业污水排放系数随着变化幅度提高,对缺水程度影响不大,基本保持在略高于常规模式且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而污水回用率的提高,相应缺水程度较常规和其它驱动因子作用下有明显下降趋势,与周彤和周勤提出的污水回用是解决城市缺水的有效途径一致[34,35]。因此,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污水回用率,对有效避免中山市未来缺水情况的发生有积极意义。
4结论
动力工程影响因子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民工流动子女;障碍性因素;社会适应性;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120-02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城市中涌入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就是所谓的“民工潮”。农民工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对城市、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多种因素,不仅农民工自身被城市日益地边缘化,随他们迁徙的子女也遭受着来自城市的各种限制、排斥和歧视,影响着他们对社会的适应。
美国社会学家高斯席德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一书中对“社会适应”做了如下表述:“移民的适应可以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从农村到城市常常包含了这三个方面。”[1]
一、现阶段,我国农民工流动子女的适应的主要表现
1.生活层面
在经济方面,城乡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别较大,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进入城市就意味着生活成本的提高,子女教育的花费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这种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很容易影响到流动子女心理和行为的发展。同时,家庭经济情况也影响到他们的住房状况。在生活环境方面,由于农民工工作的不稳定性,其住所也经常性地变动。调查了解到,有72%的进城农民工家庭有过一年中改变居住地和生活环境的经历,绝大部分流动子女对住所经常变换感到十分苦恼。生活环境的不断变换影响到了流动子女的成长,主要表现在对生人环境、居住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适应。在语言交流方面,日常生活中的方言给流动子女的交往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2.教育和学习层面
学习适应性是指主体根据环境及学习需要,努力调整自我以达到与学习环境平衡的过程[2]。我国农民工流动子女由于学习环境的经常性变动,学校在某些方面的不公正待遇,同学之间的排斥,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学习信心和学习效果。很多人对学科知识的学习不全面,在课程的掌握上存在“断层”,而且偏科现象严重,对美术、音乐等知识学习很少,在部分学科的掌握上存在“学科空白”。家庭教育是影响孩子成长的一个主要方面,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文化程度偏低,没有足够能力辅导孩子学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孩子的学习障碍。调查发现仅有23%的农民工对流动子女进行课业辅导,但也仅仅局限于小学和初中课程中比较简单的学习内容。
3.流动子女行为层面
调查发现,流动子女的行为问题从广义上讲包括行为和情绪两个方面,在行为方面如说谎、逃学、偷窃、攻击、不听管教、离家出走等,在情绪方面如自卑、失落、不满,有些甚至对市民和社会产生敌视情绪。对于进城的流动子女来说,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城市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具有功利性,与农村情况不同,他们对城市生活有一个比较漫长的适应过程。在同城市儿童交往过程中,他们深切感受到来自市民和同龄人的排斥,随之他们性格逐渐变得更加内向,行为更加拘谨,甚至不敢、不愿与人交往。
4.流动子女心理层面
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后,对城市生活需要一个重要的心理上的适应过程。一方面农民工流动子女自我认知缺乏,对城市没有心理上的归属感。农民工流动子女自我认知的主要渠道是流入城市对他们的行为反应,对流入城市是否有归属感根本上取决于该城市对他们的接纳程度。另一方面,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也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大部分农民工对他们的子女的未来抱有很高的期望,对自己的子女要求过于严格。调查也了解到,流动子女面对父辈们的苦闷、不满和失望也深受感触,在潜意识里他们也认同了不能与城市居民相比较的事实,认为各个方面都低人一等,意识到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才能改变家庭和他们自身的处境。但现实生活中,由于户籍制度的阻隔,他们不能在流入地顺利地接受义务教育,由于自身经济能力有限,交不起学费而不能继续深造。
二、农民工流动子女社会适应归因分析
影响农民工流动子女社会适应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总的来说包括四个方面,即国家旧有政策的惯性因素、现有的社会性因素、农民工流动子女家庭性因素和流动子女自身的因素。
1.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依次是1979―1983年的控制流动阶段,1984―1988年的允许流动阶段,1989―1991年的控制盲目流动阶段和1992年至今的容许农村劳动力流动并加以规范引导阶段,总的来看,国家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政策由强行限制到积极引导,总体趋向于越来越宽松。这为农民工进城务工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是由于旧有的政策所具有的惯性力量,农民工在就业、子女就学等方面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并没有完全消失,现存的种种限制仍然妨碍着农民工及其子女对城市生活的适应。
2.妨碍农民工流动子女适应性的社会因素
现行的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户籍终身制、身份世袭制的特征,其存在的弊端严重影响着农民工流动子女对城市的适应。由于户籍的限制,农民工流动子女不能在流入地及时接受义务教育,即便幸运进入了公办学校,也要缴纳名目繁多的各项费用。打工子弟学校,由于设备差、师资力量薄弱、管理和服务欠缺等问题,与公办学校相比差距明显,其办学能力并不能满足农民工子女的需要。市民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偏见和歧视是影响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的其他社会因素。偏见是在缺乏足够证据的基础上,根据某个群体身份而下的结论[3]。歧视是指由于某些人是某一群体和类属的成员而对他们施以不公平或不平等的待遇[4]。由于偏见和歧视,大多数农民工子女性格内向,思想敏感,比较自卑,不愿与他人交往,严重者对社会和城市市民产生了仇视心理。
3.妨碍农民工流动子女社会适应的家庭因素
经济条件是影响农民工流动子女城市社会适应的主要家庭因素。如前所述,由于经济因素农民工很难为子女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空间,所以他们在与城市同龄儿童相比较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自卑和失衡心理。家庭教育方式也影响着子女的社会适应,适当的教育方法有助于孩子心理、行为等个性的养成,也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大部分农民工对子女的期望值较高,家庭教育存在极端化的倾向,其严重影响着农民工子女的成长和社会适应。农民工子女家庭结构的差异也影响着他们的社会适应性。调查发现,来自于父母健全的家庭的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性相对较好,而来自于单亲家庭的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能力较差,他们往往自我封闭意识强,对周围的言论比较敏感,在心理上容易产生自卑感。
4.妨碍农民工流动子女社会适应的自身因素
农民工流动子女的自身个性条件影响着他们对社会的适应。性格开朗、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流动子女,能够比较容易地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伙伴,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相比较而言他们更容易适应城市的生活。与此相反,性格内向封闭、敏感的流动子女,适应能力相比而言较差,具有较多的适应性问题。除此之外,农民工某些极端的行为也影响着他们对城市生活的适应。近几年来,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公,以及遭受到部分市民的偏见和歧视,一些农民工心理失调,产生仇恨情绪,最终引发违法犯罪行为。也有一部分农民工素质偏低,法律意识淡薄,他们在没有生活保障的情况下铤而走险,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行为的结果不仅破坏了社会的和谐,更重要的是加重了市民对他们的偏见和歧视,进而影响了城市对他们及其子女的接纳。
三、改善农民工流动子女社会适应性的对策
农民工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是当代最可爱的人,理应受到城市居民的尊重和称赞。消除影响流动子女社会适应的各种障碍性因素,对于整个社会、城乡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改善农民工流动子女的社会适应,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
1.改革显失公平的政策和制度
改革显失公平的政策和制度包含四个方面,首先要改革户籍制度,消除户籍制度下产生的城乡差别对待,其次要改革户籍制度基础上产生的有关城乡教育的不同政策待遇,然后要改革户籍制度基础上衍生的城乡居民就业区别对待,最后要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形成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的滞后性也逐渐显露了出来。因为城乡户籍的不同,造成了城乡居民社会地位等级的差别,最终形成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等级歧视的心态,影响了城市对流动子女的接纳,影响了他们的医疗保险、就学以及将来的就业,只有改革户籍制度,才能给农民工流动子女城市适应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工流动子女在接受教育方面与城市同龄人有着不同的政策待遇,同时他们还要缴纳数额不等的各种费用。在现行的户籍制度基础之下,农民工进城务工遭受着很多不公平的限制,这些现象严重影响着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影响着流动子女的社会适应。在二元社会结构中,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所享有的利益存在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的存在牢固地维持着城乡分割的格局。应改变针对城乡居民的不同政策和制度。
2.改变造成农民工子女不良适应性的社会性影响
要改变造成农民工子女不良适应性的社会性影响,在社会舆论方面,可以发挥新闻媒介宣传作用,提高媒体宣传的正能量,消除市民看待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旧观念;要多增加市民与农民工及其子女接触的机会,不断增强双方之间的了解。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政策制度造就了中国今天的二元社会,城乡居民之间缺少直接的接触和交流,他们彼此的了解多是通过大众媒体。市民关注的大众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多集中于消极的、负面的信息,因此农民工在城市居民心中往往形成了不务正业、素质低下、行为偏激等不良形象。要改变这种现象,消除市民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不良印象,就必须改变媒体对他们报道的方式方法,同时也要对农民工及其子女加强引导,帮助他们改变一些不良习惯。其次,农民工用人单位,或其所在地区的民政部门要通过多种方式增强市民同农民工家庭成员的相互接触,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和沟通,消除一些市民对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歧视和排斥思想,为农民工流动子女创造一个适宜发展的和谐社会。
3.消除影响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的家庭障碍性因素
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和个性特点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大部分农民工家庭经济贫困,生活环境不稳定,居住条件恶劣,家庭教育极端化,家长知识水平较低,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进城农民工子女对城市生活的适应。针对现实情况,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家长的教育意识和教育方法。首先可以加强学校和家庭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学校的引导和帮助使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使用正确的教育方法。其次可以帮助家长提高自身的素质,为孩子的成长树立良好的榜样。由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低,而且在教育和要求孩子的同时,却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因而严重影响了农民工子女行为习惯的养成。家长是孩子行为和品格形成的一面镜子,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提高家长的素质有利于流动子女的健康成长。
4.提高和改善农民工及其子女的个人素质
提高流动子女的社会适应,还应当提高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的个人素质,使其适应城市的激烈竞争。因此,首先要加强农民工子女的人格培养和道德养成的社会性工作。家庭、学校、社区需要紧密配合,加强流动子女的人格培养和道德养成,最终达到提高他们的城市适应能力的目的。其次要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的群体素质。除了客观存在的不公平政策之外,农民工自身文化程度偏低,自身从业竞争力弱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最后要以用工单位和社区为主体,针对农民工业余生活枯燥单调的现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组织农民工举办一些文娱活动,开展城市文明的讲座和培训,进而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构建面向流动子女的心理咨询和服务机构,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提高农民工子女的心理适应能力。
从目前的发展来看,农民工流动子女在短期内转变为城市居民这是比较难实现的,所以农民工流动子女这一特殊群体将长期存在。以往对他们的研究多集中于教育、生活环境、心理表现等层面,但他们的社会适应性问题却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然而进入城市后农民工子女所面对的是全新的陌生的环境,对于他们而言,对城市的生活方式、人际交往、社会心理等方面做出适应,对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探究并提出对策消除影响农民工流动子女社会适应的各种障碍因素,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性,这不仅有利于他们的健康全面发展,也有利于我国社会长期稳定和繁荣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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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wPress,1983.97.
[2]冯廷勇,李红.当代大学生学习适应的初步研究[J].心理学探新,2002,(1):44-48.
动力工程影响因子范文第6篇
【关键词】绩效影响因素模型;绩效考评体系;绩效改进;知识型员工
1.引言
由于管理者主观认识角度片面、对知识型员工的特性缺乏准确的认识等问题,导致企业绩效管理存在着各种问题,然而传统的绩效管理由于其实施的管理系统没有根据知识型员工的特点设计,缺乏针对性,这导致企业知识型员工不能展现其个人价值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而且影响组织的整体绩效、导致核心竞争力下降,人才流失等问题,这表明知识型员工的绩效管理已成为沈阳电子传动研究所有限公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研究方法
2.1 样本选取
研究样本构成情况:年龄在25-50岁,25~30岁,9人;30~35岁,7人;35~40岁,3人;40~45岁,15人;45~50岁,11人;50~55岁,5人;55岁以上,2人。男性43人,女性9人。涵盖各个学历层面和工作性质。
2.2 研究变量的选取及测量
本研究以通过整合国内外研究者提出的绩效因素模型为依据,在其基础上经过改进得出知识型员工绩效影响因素量表,该表分为个体因素和组织因素两个维度,共计18个项目。本研究严格遵循国内外组织行为学的理论依据,通过调查问卷和咨询权威人士的意见,对量表进行设计,使之符合沈阳电气传动研究所有限公司知识型员工的实际情况,保证研究工具的内容效度。通过预检查,最终形成了含有18个项目的知识型员工绩效影响因素量表。
个体因素分为努力程度(主观意愿付出努力的程度;工作中实际发挥的程度)、工作动机(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工作对自身能力的提高;工作对自己职业生涯的影响;工作获得的报酬)和能力(个人具备的能力;个人能力与工作需要的匹配度)组织因素分为机会(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学习新知识的机会;接受挑战性工作的机会)、激励(获得物质或精神的激励;领导的激励承诺;健全的考评制度)和环境(信息交流反馈的机会和环境;良好的制度环境;沟通环境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工作中的团队氛围)。共计18个项目。量表采用Likert 5级计分,1代表“非常不符合”,2代表“比较不符合”,3代表“一般符合”,4代表“比较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依次到5代表“非常符合”,各维度均是得分越高,表示因素的影响程度越深。
2.3 数据获取及处理
为得出符合沈阳电气传动研究所有限公司知识型员工的绩效影响因素,研究采取开放式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数据。施测样本来自沈阳电气传动研究所有限公司的技术部门的知识型员工,采用正群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调查,共计发出问卷57份,收回问卷52份,(回收率为91.23%)。以三项原则对问卷进行剔除,漏答项目超过3项或以上者;答案明显呈现规律性者;两道重复题目前后分数差异在3分以上或两道题目均为3分者。提出后的有效问卷为49份,有效问卷率为85.96%。调查资料的所有数据全部输入计算机,原始数据录入采用SPSS15.0软件,并进行分析。
3.实证分析
3.1 因子分析
采用因子分析法,并按Varimax进行旋转,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往往需要对变量进行检测,看其是否适于做因子分析,通常采用KMO和Bartlett检验。本问卷共抽样调查了120人,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为Bartlett值为231.351,p的值为0.019<0.05,KMO值为0.768,适合作因子分析。六个因素的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如表1。
表1 因素提取的价值及其内容
名称 内容 因子负荷量
因子一 努力程度
主观意愿付出努力的程度
工作中实际发挥的程度 0.800
0.723
因子二 工作动机
工作中获得满足感与成就感
工作对自身能力的提高
工作对自己职业生涯的影响
工作获得的报酬 0.687
0.774
0.705
0.794
因子三 能力 个人具备的能力
个人能力与工作需要的匹配度 0.733
0.650
因子四 机会 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学习新知识的机会
接受挑战性工作的机会 0.697
0.699
0.720
因子五 激励 获得物质或精神的激励
领导的激励承诺
健全的考评制度 0.670
0.700
0.601
因子六 环境 信息交流反馈的机会和环境
良好的制度环境
沟通环境和良好的人际关系
工作中的团队氛围 0.670
0.634
0.703
0.774
3.2 回归分析
以知识型员工绩效影响因素各个维度(努力程度,工作动机,能力,机会,激励,环境六因素)作为自变量,将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对企业知识型员工绩效影响因素与其工作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并经过检验建在标准回归方程:
工作绩效=0.73*努力程度+0.78*工作动机+0.67能力+0.64机会+0.60激励+0.72环境从回归效果来看,F=14.26**,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而从校正后的确定系数来看,回归方程能解释总变异的24.6%。工作动机,能力,机会,激励,环境对知识型员工的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其中,努力程度和工作动机的预测力最高,说明努力程度和工作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知识型员工的工作绩效。
4.结论
通过以上对知识型员工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影响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的六大因素对员工工作绩效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的定性描述结果是一致的。
(1)H1工作动机。有强烈工作动机的人很可能发挥、甚至超越他们的潜能。工作动机不一样,其工作绩效也不一样。如,追求金钱财富的人可能更看重的是组织赋予个人报酬的高低,报酬高,他们的努力程度会提高,其绩效相应也会高;追求高成就者喜欢能独立负责、可以获得信息反馈和中度冒险的工作环境,他们会从这种环境中获得高度的激励;而追求个人成长的人则更看重工作能否给他们带来个人业务上的成长。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工作动机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联。
(2)H2努力程度。对于知识型员工来说,其努力程度的高低是决定绩效水平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组织中,我们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不同的人工作的努力程度不同,绩效也就不同。有才能的人不一定有很好的绩效表现,这就在于其努力的程度,努力程度高,则其绩效表现较好。
(3)H3能力。能力是知识型员工的工作资本,其工作取得绩效依赖于其自身的能力,有能力才会有正常范围内的工作绩效,但是能力越大并不能代表其绩效表现越好,因为工作绩效还取决于其它影响因素;反之,如果员工没有最基本的自身能力,其工作绩效会明显的低下。
(4)H4机会。由于知识型员工重视个人成长,如果给予其展示华的机会、学习新知识的机会以及赋予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他们会努力去完成工作,从而提高其绩效。组织如果能给予员工诸多的发展机会,员工就会有高涨的绩效精神,就会有兴奋、挑战的感觉。同时,他还能把机会转化为绩效,并取得绩效的满足。
(5)H5激励。对个体进行激励是提升其工作绩效的最直接手段,知识型员工的需求与一般员工相比具有特殊性,因此如何对知识型员工进行激励就显得格外重要。举个简单的例子,组织为员工合理安排岗位培训,这种激励会激发员工的奋斗精神,使其绩效提升。
(6)H6环境。工作环境影响工作心情,而积极的心情有利于提高决策效果,获得更好的记忆功能,取得较好的工作满足,从而提高工作绩效。知识型员工从事是大多为创造性劳动,他们对工作环境极其敏感,良好的工作环境能激发他们创造的灵感和欲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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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工程影响因子范文第7篇
关键词:试油 压液裂返排 抽汲深度
【分类号】:TF76
试油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求取试油层的产能,而常规试油过程中油井产量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地层物性参数和现场施工两大类。本文将结合近年来常规试油的实际生产情况,分析试油施工过程中影响油井的产量的因素。
试油时间一般不是很长,另外对于低渗储层,压力传导非常慢,试油求产过程中压力波动传不到边界,此时可将储层看作无限大;试油过程均采用定深抽汲的方法,由于抽汲深度固定,相当于井底流压不变,因此求产过程可看作是定压生产过程。基于以上两点,可以做以下假设:外边缘处有充足的液源供给的一水平、等厚和均质的圆形油藏中心的一口直井,平面径向流入井底。其产量公式:q= (Pe-Pw)
式中:q-油井产量,m3 /d;Re-供给半径,m;Rw-井眼半径,m;Pe-供给边界外压力,MPa;Pw-井底压力,MPa;K-有效渗透率,um3;u-流体在地层条件下的粘度,10-3 pa・s;h-有效厚度,m。
从公式中看出,流动系数、供给半径、井眼半径和生产压差对产量大小有决定性影响。对一口钻好的试油井来说, 流动系数、供给半径和井眼半径的影响是确定因素, 惟有生产压差是一个变量。它的变化决定了产量变化,这里将从影响常规抽汲试油的生产压差的因素入手,分析常规抽汲试油过程中影响生产产量的主要因素。
1 影响产量的因素
1.1 压裂液的及时返排
从公式中看出,流动系数、供给半径、井眼半径和生产压差对产量大小有决定性影响。对一口钻好的试油井来说, 流动系数、供给半径和井眼半径的影响是确定因素, 惟有生产压差是一个变量。它的变化决定了产量变化,这里将从影响常规抽汲试油的生产压差的因素入手,分析常规抽汲试油过程中影响生产产量的主要因素。针对部分油田产层低孔低渗的特点,为了改善井底附近的地层参数,试油施工前很多井都进行压裂施工。若压裂施工后返排不彻底,将造成压裂液滞留在储层孔隙、吼道中,使井筒附近的渗透率大大降低,对地层造成损害,降低油层的渗透性,影响油井的产量。为了缩短压裂液在地层中的停留时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在确保避免地层出砂的前提下,应尽量使用最大的油嘴进行放喷;(2)试油施工设计上尽量选择压排一体的管柱,如:JS-2管柱,投、捞杆式一趟管柱压两层管柱。(3)压裂液返排过程中定排液周期前期要尽量密,周期越多压裂液排的越彻底,对地层伤害越小。
1.2 抽深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抽汲深度愈深,油井的产量愈高。随着油井抽汲深度的增加,井筒内的液柱降低,在不考虑流体在井筒内摩阻损失的情况下,油井的生产压差将增大,从而使油井的产量增加。所以在抽汲过程中在允许的范围内要尽量下深,这样产量才会越接近实际。
1.3 工作制度的影响
工作制度的选择主要依据井筒压力恢复稳定时间的长短,其次是目的层位的深度、以及为了能连续生产考虑的设备因素。浅井和深井不同,浅井相对于深井地层压力较小,井筒液柱压力恢复到稳定耗时较少,相对周期抽汲次数较多,由于其油层较浅,地层流通性较好所以在进行常规试油时一般一个周期为两个小时,即每天12班次求产。在地层孔隙度较高,地层阻力较小,井筒内液柱恢复较快的井,高产井,时间间隔越短,抽次数越多,产量越大,越接近井实际生产时的产量。
1.4 人为因素的影响
相对于其它试油方式,常规试油中的抽汲作业,人的不稳定因素对是否能真实的预探出地层真实产能,影响相对较大,这其中包括司钻技术、经验水平,抽子的质量,现场监督,为了能真实反映地层产能,建议做到:(1)要求司钻使抽子的下放深度达到要求;(2)抽汲上提速度要大于5m/s,在保证安全范围内速度越快漏失越少;(3)要保证抽子胶皮不过量磨损,抽子的密封性要好,现阶段钢丝骨架抽子胶皮质量较好,有条件的情况下推荐使用;(4)司钻能有效判断动液面位置,及时调整抽子的沉没深度;(5)现场技术人员要做好工作质量的监督和地面油水计量。
2 认识与建议
(1)试油过程中,生产压差和渗流状态是影响试油产量的两个重要因素。
(2)在试油施工过程中,应尽量做到在放喷过程中使用大油嘴,管柱选用压排一体管柱。在考虑设备性能的前提下,选择最大的抽深、合理并相对密集的工作制度,并尽量降低人为因素影响。
参考文献
[1] 李建发,孙琦. 浅析试油方法对产量的影响.油气井测试,2007,2
[2] 文浩,杨存旺.试油作业工艺技术[M].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4
动力工程影响因子范文第8篇
[关键词]农民工 信息接受行为 影响因素 结构方程模型 信息服务策略
[分类号]G252
1 引言
目前,大多数农民工面临信息闭塞、流通不畅、利用不充分等问题,已成为社会中的“信息弱势群体”。为建立起农民工与信息服务者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必须掌握农民工接受信息的特点,深入研究农民工信息接受行为的影响因素。本文以班杜拉的社会认知论为依据,结合理理论及计划行为理论,在综合分析农民工信息接受行为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基础上,构建农民工信息接受行为结构模型,并以广东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就业信息接受行为为实证进行研究分析。
2 农民工信息接受行为分析理论依据
2.1 社会认知论
班杜拉的社会认知论认为人类行为是自我系统和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人类行为又分别影响外界环境和自我信念。根据班杜拉的社会认知论,信息接受主体、外部环境及信息接受行为三者之间相互作用,信息接受行为是信息接受主体和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据此,本文分别从农民工自身因素及外部环境因素出发,对农民工信息接受行为进行探讨分析。
2.2 理理论
理理论认为个人对特定行为的态度由社会群体和个人因素引起的认知差异决定,态度会影响人的实际意向,从而决定人是否采取实际行为,即个人的行为不能根据他对这一行动的态度来预测,而是由其行为意向直接决定,外部因素通过直接影响行为态度而间接影响行为意向,行为意向是由个人的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共同决定的。其中,主观规范是指个人感知的对其重要的大部分人认为他是否应该执行某项行为的程度。理理论的不足之处是在“个体行为完全受到个人理性和意志控制”的假设下对个人的行为进行预测与解释,而现实中当个人行为不完全由个人意志所能控制、受到非意志因素的强烈影响时,该模型就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2.3 计划行为理论
为了能更好地对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阿杰恩对理理论进行了扩充,在其基础上加入了行为控制认知变量,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控制认知既影响个体的行为意向,又直接影响实际行为,与行为意向一起对实际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行为控制认知是指个人对自己所拥有的从事该行为的能力或资源的认知。计划行为理论试图对所有行为都给出相应的解释和预测,而不仅仅是那些在人们意志控制之下的行为。许多实证研究表明,计划行为理论比理理论对行为及行为意向的解释预测能力更强。
3 农民工信息接受行为结构模型的构建
3.1 理论模型构建
依据上述理论,笔者认为农民工信息接受行为同样由接受意向直接决定,接受意向由接受态度及参照群体直接决定;同时,农民工自身因素及外部环境因素均通过接受态度间接影响接受意向。综合分析农民工自身因素及外部环境因素,其信息接受行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3.1.1 农民工自身因素
・信息接受动机。农民工的信息接受动机是指引起农民工信息接受行为的内在驱动力,表现为农民工为了解决某种需要而产生信息需求时引起的心理紧张,促使农民工产生信息接受行为动机,通过学习和认知的过程,产生信息接受行为以满足需求。
假设H1:信息接受动机对信息接受态度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成熟因素。作为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能力之一,成熟因素是影响人们学习和掌握其他技能以及对事物作出正确理解和判断的基本要素之一。农民工的成熟因素主要反映为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和实践后习得的实际技能和对事物的分析理解等综合能力。
假设H2:成熟因素对信息接受能力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假设H3:成熟因素对信息接受意识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承受能力。据有关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研究,我国农民工普遍劳动报酬偏低,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工资水平、时间和精力等因素严重制约其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信息的积极性。同时,农民工在信息搜集过程中不得不承担由于各类虚伪、过时信息所带来的风险,如金钱、时间等方面的损失。农民工的承受能力主要反映农民工对于获取所需信息的费用、时间承受能力以及其风险偏好。
假设H4:承受能力对信息接受能力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信息接受能力。信息能力表现为对复杂信息活动的应对能力,是人的观察力、理解力和抽象思维力等多方面综合能力在信息交流过程中的表现。农民工信息接受能力是指农民工在其相关的基本信息活动中通过各种媒介来获取、选择、甄别、吸收信息及使用信息工具方面的能力。
假设H5:信息接受能力对信息接受态度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信息接受意识。在信息获取过程中,主观的信息意识是决定用户活动的基本因素之一。信息意识是人们搜集、处理、分析、利用信息能力的前提和基础。农民工的信息接受意识是指农民工对信息的作用、价值的自我感悟。
假设H6:信息接受意识对信息接受态度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3.1.2 外部环境因素
・信息质量。人们能否产生信息接受行为,不是取决于信息本身的价值,而更重要的是主体对该信息价值的判断。农民工信息接受行为外部影响因素中的信息质量指标,反映农民工感知的信息质量,即农民工对所接收到的信息的质量的评价。
假设H7:信息质量对信息接受态度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参照群体。受众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关系论认为组织与群体的压力和合力对受众接受媒介信息具有重要影响。本文的参照群体是指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民工信息接受行为的个体及群体,反映农民工感知到的对其有重要影响的人希望自己作出某种行为的程度、屈从群体压力的从众程度以及倾向于去模仿和学习榜样行为的程度。
假设H8:参照群体对信息接受态度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假设H9:参照群体对信息接受意向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3.1.3 农民工信息接受态度与意向 依据理理论及计划行为理论,本文的信息接受态度是指农民工对于信息接受的评价,反映农民工对信息接受的正面或负面的情感;信息接受意向是指农民工实施信息接受行为的意愿程度。
假设H10:信息接受态度对信息接受意向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3.2 结构模型构建
由于上述农民工信息接受行为的各个潜变量无法直接测量,因此,以农民工对就业信息的接受行为实证,为9个潜变量设计了总共32个观测变量。农民工
就业信息接受行为结构模型如图2所示:
4 农民工信息接受行为实证分析
采用李克特5点态度量表,针对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制造业男、女农民工对就业信息的接受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问卷调研,调查地点选取广州、佛山、江门三地,共5家制造业企业。调查问卷采用调查员与农民工一对一的方式以及统一发放与回收两种调查方式。实际回收问卷273份(广州121份,佛山41份,江门98份),有效问卷260份,问卷有效率达95.2%。
4.1 探索性因子分析
利用SPSS15.0软件对农民工自身影响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农民工信息接受态度与意向四个方面分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份分析法以特征根大于等于1为因子提取原则及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进行因子抽取及旋转,以优化信息接受行为结构模型。按照“删除在多个因子上载荷都高于0.30或在每个因子上载荷都小于0.40的观测变量;删除共同度小于0.40的观测变量”的标准来筛选观测变量,删除“应用意识”及“分享”两个观测变量。
4.2 信度及效度检验
信度是指测量资料的可靠性,即测量结果的稳定性或一致性,包括再测法、复本法、折半法及内部一致性法。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法作为检验问卷信度的工具,以克朗巴哈(Cronbach)d系数来判断变量项目的一致性程度。如果α系数界于0.70~0.90之间,则认为内在信度较好;如果α系数超过0.90,则认为内在信度很高;如果α系数低于0.70,就需要对题目进行相应调整。
本文的Cronbach’s α系数值计算结果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如表1所示:
效度也称作测量的有效度或准确度。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中,各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值均高于0.55,表明观测变量对于相应潜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4.3 验证性因子分析
采用AMOS7.0软件用最大似然法对所构建的农民工信息接受行为结构模型进行检验。表2是对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标,其中CMIN/DF(卡方自由度比)、CFI(比较适合度指数)与RMSEA(近似误差均方根)均达到标准值,而GFI(拟合优度指数)与TLI(取代NNFI,非基准适合度指标)接近标准值,但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因此,从整体模型拟合度来看,模型与数据拟合度良好,表明所构建的农民工信息接受行为结构模型比较合理。
潜变量对观测变量的负载拟合结果显示,所有潜变量对观测变量负载的P值都在0.001水平上显著,因子载荷均在0.40以上,表明各观测变量具有较好的效度,可以用其来反映潜变量的特征。
4.4 结构模型分析
结构模型分析主要是检验所提出的假设是否能够获得模型结果支持。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拟合结果如表3所示:
可以看出,“信息接受意识与成熟因素、信息接受能力与成熟因素、信息接受态度与信息质量、信息接受意向与参照群体”这四组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没有达到预期的良好效果;其他潜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值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其相关关系显著,且显著相关关系均为正向影响关系。为此,对农民工信息接受行为理论模型进行修正,如图3所示:
5 研究结果分析
5.1 信息接受行为模型修正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的分析结果可知,在构建模型提出的假设中,除了H2、H3、H7和H9外,其他假设均成立。
5.1.1 对否定假设的分析 成熟因素对信息接受能力与意识的正向影响作用均不显著。被调查农民工除了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能力个体差异较大外,文化水平与培训次数差异并不明显。因此,可以认为农民工的不同文化水平及不同培训程度对其信息接受能力及意识的差异并没有起到太大的影响作用;同时,虽然农民工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能力个体差异较为显著,但由于整体水平较差,并不能显著提高农民工的信息接受能力和意识。
信息质量对信息接受态度的正向影响作用不显著,即农民工对信息质量感到满意与否,并不能显著改变其信息接受态度。虽然农民工的信息需求意识日益强烈,但由于受到知识、时间、精力等因素制约,绝大部分农民工在信息接受过程中常处于被动地位,对信息质量的好坏的感知程度不足以影响其信息接受过程中的心理活动。
参照群体对信息接受意向的正向影响不显著。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开放,农民工的个性色彩愈加浓烈,特别是中青年农民工,其追求个性和自我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因此,农民工在信息接受过程中,参照群体对信息接受意向产生直接影响较少。
5.1.2 对成立假设的分析农民工的承受能力与信息接受能力之间的路径系数是0.351,呈显著相关关系。农民工属于偏低收入群体,并且劳动强度大,制约了农民工信息搜集过程中货币与时间投入的积极性,也大大削弱了其风险承受能力。只有能够积极主动为搜集信息付出相应的费用、时间、精力,并乐意承受因虚假、过时信息所带来损失的农民工,才能够更有效地接触各种媒体与信息工具,及时有效地获得最新的信息,并在这过程中使自身的信息能力得到锻炼与提高,实现承受能力与信息接受能力的相互促进作用。
在农民工信息接受态度的影响因素方面,信息接受动机(0.500)的影响作用最为显著。农民工的信息接受行为最初表现为信息接受动机;其次是信息接受意识(0.442)。农民工的接受意识对接受态度的影响作用比接受能力与参照群体大,反映出农民工对信息接受的个人意识所产生的作用能更有效地影响其信息接受态度,即外在的因素只有升华为个人内在意识的一部分时,才能更好地改变其行为态度。农民工的信息接受能力(0.305)对接受态度的影响作用比参照群体(0.415)所起的作用小,主要是由于受到教育、货币与时间投入以及被动的行为习惯等因素制约,农民工对信息的判断及态度主要受到身边亲友、工友、意见领袖与大众传播等媒体的影响。农民工的信息接受态度与接受意向之间的路径系数是0.828,呈高度正向相关关系,内外部因素将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行为态度而间接影响行为意向,行为意向将决定农民工信息接受行为。
5.2 研究启示
5.2.1 关注农民工信息接受能力指导与培训
目前,我国各地已设有专门为农民工服务的培训机构,但主要集中在技能培训方面。建议关注农民工信息接受能力的培训,提高他们信息搜集、甄别、表达以及工具使用等方面的能力。针对不同需求、不同能力层次的农民工信息接受能力培训,不仅能提高其信息接受能力水平,更能激发其主动关注、搜集及反馈信息的意识。
5.2.2 加大农民工信息服务宣传 不仅可以强化农民工信息接受动机,更能够提高农民工信息接受意识,提高其主动关注信息及参与信息活动的主动性。
动力工程影响因子范文第9篇
【关键词】电机;振动危害;振动分析
当电机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其附近具有较为活跃的磁场,再加上设备本身具有较大的流量,因此电机设备附近形成了磁场,当这些磁场发生碰撞之后就产生了噪音。当前,噪音已经成为电机运行的一大污染,电机振动所产生的噪音不仅会对人们的正常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还会损害到电机设备。
1电机振动的原理
电机在运行过程中会发生振动,具体的振动如下:定子的振动、轴承的振动、转子的振动。其中定子的振动中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振动,如:定子绕组的振动、机座的振动、定子铁心的振动。通常情况下由电磁力引起了定子铁心的振动。如果电磁力的频率与定子周边的振动频率相接近,此时虽然电磁力的频率很小,但是仍然还可以引起定子铁心的振动。一些内部因素、外部因素都会影响到轴承的振动。其中内部因素包括了加工装配中存在的故障;外部因素包括了外界的力。在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电机会运行,然而在运行过程中轴承与轴承座会发生碰撞,从而导致该系统发生了振动。转子的振动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振动,如:转轴的振动、转子铁心的振动。通常情况下转子本身的振动特性会影响着转子的振动。转子的弯曲振动会受到以下多个因素的影响,如较为不平衡的电磁力、较为不平衡的质量等。机座的振动源往往是借助铁心与机座的连接传来的。
2电机振动带来的危害
噪声是电机振动带来的第一大危害。振动、噪声会影响到物理装置的寿命,还会影响到其他声音的鉴别。如果噪声的分贝超出了规定的范围,这会严重影响到周边人的身体健康。严重的情况下还会影响到周边的建筑物。不管是哪一种设备,其在运行过程中都会出现振动这一现象。与其他设备一样,电机在运行过程中的振动幅度是不同的,并且振动会给电机带来一定的危害,具体的危害如下:第一,消耗掉更多的能量,降低了电机的工作效率;第二,电机轴承受到了伤害,电机轴承的磨损速度越来越快,从而加快了电机轴承的更新换代;第三,容易造成转子磁松动,并且定子与转子之间会发生碰撞,最终导致电机转子出现弯曲、断裂的现象;第四,造成电机端部松动,加快了绝缘的更新换代,如果电机振动较为严重,此时还会引发绝缘击穿;第五,影响到其他设备的运转,导致零件松动或者零件损坏,最终引发安全事故。
引发电机振动噪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电机设备的持续工作而产生的噪音。由于电机设备的高负荷的运转,这就导致电机设备的噪音越来越大;第二,压力持续导致电机设备产生了噪音。持续性的电压会导致磁场持续,如果保持电压不发生变化,那么电机设备周围的磁场会越来越大,最终产生的噪音也会非常大;第三,电机电流测试会引发的噪音。在测试电机电流的时候,由于有一些地方存在的电流不稳定,从而会产生噪音。
3电机的电磁振动
3.1电磁振动的产生
当电机铁心所产生的电磁力受到电机气隙磁场的影响时,这就产生了电子振动。其中的电机气隙磁场会受到定子绕组磁势、转子绕组磁势等影响。再加上受到电机气隙磁密波的影响,此时在定子铁心齿上会产生了以下两个分量,即径向分量、切向分量。径向分量会影响定子铁心,并且也会导致其发生振动变形。切向分量会导致定子铁心的局部发生振动变形。因此要想合理的设计电机,既要考虑到定子槽数,又要考虑到转子槽数。
3.2气隙偏心对电磁振动的影响
由于受到运行磨损、制造公差这两种因素的影响,转子外圆与定子外圆之间会发生偏心,从而造成定子与转子之间的气隙不太均匀。当气隙发生偏心之后,附加磁场就存在于电机气隙中,接着附加磁场会与主波磁场之间会相互影响,它们在相互影响下就会产生力波,然而这些力波却会引发电磁振动。
3.3磁路饱和对电磁振动的影响
电机气隙中的主磁场空间分布波形会受到磁路饱和的影响。其中磁路饱和既会产生附加磁场,还会产生谐波磁场,当附加磁场与谐波磁场发生了作用,此时低次力波会引起电磁振动。
3.4绕线转子所带来的电机振动
一般由于通用冲片会选择分数槽绕组,有时候还会出现以下的情况:跳线槽、空槽,如转子次谐波磁场与主波磁场相互作用引起交变电磁力,此时产生的力波会引发振动。面对这种情况,要选择转子槽数。必要的情况下要将电机转子断条情况消除掉,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振动。
转子加工偏心、转轴弯曲等机械原因也会造成机械振动,为了能够减少机械振动,这就要采用减少转子偏心等多种机械方法。
4电机的机械振动
4.1由转子机械不平衡而产生的振动
一般情况下,转子机械的不平衡可以被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静不平衡;第二种,动不平衡;第三种,混合不平衡。通常可以借助校平衡来消除以上这三种不平衡。如果转子的冷热不均匀,那么这就会导致轴发生弯曲。所以要充分考虑到转轴的刚度,并且要选用热套配合的方式来将铁心和轴配合起来。
如果将电机与其他机器连接起来了,此时要对支座、联轴器进行合理的调整,确保机组轴线没有发生倾斜,也没有发生错位。
4.2滚动轴承是电机运行中较强的振动源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各个零件的结构、各个零件的加工质量、各个零件的生产工艺与滚动轴承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所以轴承的振动会受到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如:轴承的类型、滚动体的椭圆度等。除此之外,剂的选择等因素会对振动的传播产生一定的影响。通常轴承会引起端盖的轴向振动,这些振动会影响到定子铁心,还会影响到转子。
5总结
电机振动这一问题具有复杂性、综合性的特点,因此在分析电机振动问题、处理电机振动问题的时候,首先要寻找引发问题的根源,接着确定解决该问题的方案。相关的工作人员在分析以及处理电机振动问题的时候,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工作经验,尽可能减少由于电机振动而引发的一系列事故。
参考文献:
[1]徐建国.大型高速电机轴向振动的分析和处理[J].电机技术,2013,(4):38-39.
动力工程影响因子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组织结构设计;动态效率因子;静态效率因子
一、组织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组织效率是指组织管理工作投入的劳动量与劳动效果之间的比率。组织效率的高低决定着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态势,更进一步说就是决定着企业的的生死存亡,不可不察。
影响组织效率的因素有两类:一类是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指企业组织所处国家的政治法律、区域经济、科学技术、社会与文化、产业的生命周期、产业结构分析、市场结构与竞争、市场需求状况、产业内的战略群体和成功关键因素等外部因素,属于不可控因素;另一类是源自企业内部环境因素,如组织结构、企业文化、资源条件、价值链、核心能力等,属于可控因素。那么,如何将外部环境因素和和企业内部环境因素有机结构结合使得企业组织效率最大化呢?组织结构设计工作就成为最关键的因素,成为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环境因素影响企业效率最优组合的桥梁纽带,是企业组织效率最优化的咽喉要塞。因此,企业组织效率最优化的三大影响因素:组织结构设计、企业内部环境和企业外部环境。
二、组织效率的影响因素的特征分析
(一)组织结构设计因素
组织结构设计对组织效率的影响是通过不同效率重心的设计选择造成的。不同的效率重心视角选择就决定了组织资源和能力的配置方式,进而造成组织效率结果的不同,因此,组织结构设计工作极其重要,必须高度重视。根据组织设计理论的不同,组织结构设计的效率重心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专业化分工理论为指导的个体效率重心型;二是以流程变革理论为指导的流程效率重心型。也就是说组织结构对于组织效率的影响是通过组织结构设计过程中对个体工作效率和流程效率两个子效率因子的不同选择策略造成的。对于某一时点上的组织设计工作就有三种选择组织效率最优选择策略:一是个体工作效率最优策略;二是流程效率最优策略;三是个体工作效率和流程效率组合最优策略,因此操作性非常强,会因设计者不同、设计者对企业未来发展趋势预判不同、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而做出不同的效率设计重心策略选择。因此,组织结构设计因素称之为影响组织效率的动态效率因子。
(二)内部环境因素
内部环境因素中,组织结构、企业文化、资源条件、价值链、核心能力等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组织的效率,是可控因素,通过主动改善管理水平可以提高组织效率。建立高效的企业文化、科学合理的配置和改善资源条件、完善和优化企业价值链系统、培育和开发企业的核心能力、正确的引导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合理的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以及提高组织的技术工具的应用水平,这些因素都可以提高组织的效率。但是这些因素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复杂动态关系,是企业管理的“内功”,对组织效率的影响属于缓慢和渐进变化型。而组织结构是组织结构设计工作的最终产出结果,是对组织效率影响确定的组织模式。组织结构一旦确定都会保持一定时期不变,它对组织效率的贡献由最初的最优或者相对最优到最终的零或负值,这个过程是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缓慢变化发展造成的,当组织结构不能适应企业内外环境时,组织结构设计工作重新启动。这些内部环境因素相对于某一时点上的组织结构设计而言,都是可以看做是静态不变的,因此我们称之为影响组织效率的静态效率因子。
(三)外部环境因素
外部环境因素是不以任何企业的意志转移的,属于企业的不可控因素,因其变化缓慢,影响深远,基本上对于任何企业而言只能适应不能改变。例如某一工业园区的3家生产女士休闲鞋的企业来说,外部环境因素对三家企业的组织效率影响基本是完全一样的。进而推知同一类型或者同一行业的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对其组织效率的影响基本是相同或相近的。另外,对于某一时点上的组织结构设计工作而言,外部环境因素对组织效率影响的大小都是固定不变的或者说是变化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我们的组织结构设计工作得以实施。因此,我们将外部环境因素称之为影响组织效率的静态效率因子。
三、两类效率因子与组织效率最优化的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动态效率因子(组织结构设计)和静态效率因子(企业内部环境和企业外部环境)共同决定者组织效率。如果我们假设用T表示组织效率,用O表示组织结构设计因素,用E表示外部环境因素,用I表示内部环境因素,那么,四者的关系可用线性方程式表示为:
T=αE+βI+εO
上式中α、β、ε分别代表三大因素对组织效率影响大小的系数,取值范围大于0至小于1之间。对于某一个特定企业这三个系数是确定不变的。
如果相对于组织结构设计的某一时点上,使T=αE+βI+εO最优化,我们不难看出E、I两个静态效率因子是可以看做是固定不变,而α、β、ε三个系数也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必须使得动态效率因子O最大化,也就是组织结构设计结果对组织效率贡献最大化。
四、两类效率因子之间关系
静态效率因子的量变是组织结构设计工作启动的根本原因。静态效率因子在某一时点上对组织效率的影响值是固定不变,但是在长期上又是处于不断的、缓慢的变化之中。任何组织结构设计都是基于某一时点上的静态效率因子现状和对其未来变化趋势的预测基础上做出的组织资源和能力有效配置模式的选择。组织结构一旦制定实施,就会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不变。但是任何组织结构模式都不可能永远适应企业的发展,都会随着静态效率因子不断的、缓慢的量变积累,导致组织结构重新设计的质变。
通过以上分析,对组织结构设计工作的现实意义有两点:1、组织结构设计中,首先应当考虑组织结构必须适应静态效率因子的现状,同时,需要考虑到对静态效率因子未来预测的柔性设计。2、静态效率因子的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必须进行组织结构变革,否则组织的资源配置效率就会失去竞争力。
五、动态效率因子的结果最优化分析
动态效率因子的结果最优化就是组织机构对组织效率贡献的最大化。设计工作本身属于艺术,组织结构设计工作也不例外。那么,如何让组织结构设计工作变得有据可依,不因人而异就显得尤为重要。组织结构设计(即动态效率因子)对组织效率的影响的源自于设计过程中对不同组织结构设计效率重心的选择策略,即个体效率重心和流程效率重心的选择策略。因此,要想使得组织结构设计工作由艺术性变成科学性,只要将这种组织结构设计效率重心选择决策过程科学化,那么组织结构设计就不再是因人而异的艺术性工作了。
六、小结
通过本文以上内容对影响组织效率的动态和静态效率因子的分析,我们得出结论是:1、组织结构设计是联结影响组织效率的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和企业内部环境因素的桥梁纽带;2、组织结构设计中,首先应当考虑组织结构必须适应静态效率因子的现状,同时,需要考虑到对静态效率因子未来预测的柔性设计,以延长组织结构的生命周期;3、静态效率因子的量变是促成组织结构质变的原因;4、动态效率因子是组织效率最大化的决定性效率因子;5、组织结构对组织效率的贡献最大化是组织结构设计工作追求的目标;6、组织结构设计过程中个体效率最优和流程效率最优的不同决策过程的科学化,成为组织结构设计工作科学化必须研究的方向。
(作者单位:石家庄厝鼎食品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 秘新建,秘新梅,黄少盈.流程型与职能型组织设计思想的本质区别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5,02
动力工程影响因子范文第11篇
摘要:电子商务应用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是近几年迅速发展的研究领域之一。就研究角度而言,电子商务可从电子商务活动、资源和能力、电子商务应用驱动因素,以及战略联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等四个方面,对国内外数据库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并应深入分析中介变量中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作用。
关键词: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实证研究
电子商务应用实际上就是一个融合了企业内部业务流程并拓展到企业边界之外,与供应商(合作伙伴的一种)、渠道商、客户、合作伙伴,以至竞争者的外部业务流程集成为一体的复杂体系,是由信息技术和通讯网络实现的电子化的业务流程(刘璞,2007)。从企业开始应用电子商务的那一天起,企业家和学者们就没有停止对电子商务如何为企业创造价值的研究。Devaraj和Kohli(2003)把“抓住信息技术的实际应用,即信息技术投资是如何转化成资产、资源和企业绩效的”作为对信息技术贡献方面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Mahmood等人(2004)认为对信息技术投资是否会在新的网络使能环境下产生商业价值的问题给出一个适当的答案是必要而且复杂的。
如果把EDI的研究归结为电子商务应用的初级阶段的话,那么根据对美国ASP+BSP、荷兰SDOS、美国博士论文库、我国CNKI数据库、我国优秀硕博论文库等数字论文库的检索,发现在电子商务产生的价值和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中,最早的研究文献始于1999年,而且定性研究的文献居多,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定量分析。就研究的角度而言,定量研究文献可以分为四类:(1)分析电子商务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2)分析资源和能力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的影响;(3)分析电子商务应用驱动因素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的影响;(4)分析战略联盟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的影响。对应的研究方法一般采用大样本数据调研和统计分析的方法,也有采用系统仿真的方法进行。本文尝试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归纳、总结,以探讨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电子商务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根据波特的价值链理论,不少学者从企业业务活动的角度探寻电子商务应用如何成为企业增加价值的源泉。George、Ray和Georgios(1999)在现实案例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利用仿真的方法评价了EDI对企业绩效有利和不利的影响。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他们对企业绩效的测量是从下订单时间、反向订货时间以及发货时间这三个维度进行的。研究发现,单独采用EDI只能在一定限度上增加主要流程(订单完成时间)的绩效,而非期望中可以很好地改善订单完成的时间。
Wu、Vijay和Sridhar(2001,2003)应用似乎不相关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电子商务应用对美国企业的绩效影响。他们在分析中把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分解为四个方面:沟通、内部管理、订单接收和电子采购。结果显示应用电子商务并没有给企业绩效带来很显著的影响,而只在一定水平上对客户满意和关系改进的影响大些,对效率和销售绩效的影响较小。
邵兵家、蔡志刚(2005)认为企业通过将电子商务的某项活动和行为将价值增加到了产品或服务中去,使得顾客愿意比原来更高的价格来购买该产品,这样企业绩效有可能会增加。因此,他们将电子商务中增加价值的活动分为四种:信息、网上交易、与顾客交流交互、与供应商经销商交互。通过对中国IT业64家上市公司的调查,他们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电子商务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电子商务能够增加企业的收入,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同时也增加了企业成本的支出,但总体上电子商务对企业绩效存在正面的影响。
Apigian等人(2005)认为企业在应用互联网技术的时候,一定要根据战略需要,并和企业当前的业务流程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提升其市场地位,增加其收入。为此,他们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和互联网绩效之间的关系。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257个有效问卷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为了实现收入增加和增进关系的战略目的,企业可以在市场渠道和与客户互动方面使用互联网;为了增进关系,企业还可以在与供应商的互动方面使用互联网;为了降低成本,企业可以在分销、供应商互动和内部运作方面使用互联网;而为了节省时间,企业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与客户和供应商的互动,进行内部运作管理。
George,Despina(2000)将销售管理活动和产品管理活动作为中介变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分析了互联网预算、互联网工具的应用与销售绩效和销售效率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美国和加拿大企业的调查,证实了网络的使用确实对企业营销活动和营销绩效有正面影响。
任峰,李垣,孙爱英(2003)构建了由网络预算、网络工具的使用、网络应用作为自变量、客户关系管理活动、信息管理活动作为中介变量,销售业绩和市场改善作为因变量的概念模型,在对广东等八个省份、12个行业、112份有效问卷的调查基础上,应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证明了网络预算、网络工具的使用程度和网络应用对客户关系管理活动、信息管理活动存在正向影响,表明中国企业通过网络确实可以改善营销活动,可以加强客户关系的管理以及有利于信息管理。
二、资源和能力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资源的观点是战略管理研究中的重要理论之一。Zhu和Kenneth(2002)认为基于资源的观点是将组织资源和能力与企业绩效相连接的桥梁,可用于分析电子商务价值的形成。Lumpkin和Dess(2004)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应用电子商务这种特定的资源,提高企业的能力,增加企业绩效。尽管如此,在电子商务应用研究中只有极少数的文献采用基于资源的观点分析了资源和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有影响力的探讨电子商务能力及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定量研究成果不多,仅限于Zhu等(2002,2004)、Chu(2004)、Zhuang和Lederer(2006)、吕兰、赵晶(2008)、Soto-Acosta和Meroo-Cerdan(2008)等。
Zhuang和Lederer(2006)从企业资源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电子商务技术资源、人力资源和业务资源对电子商务绩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为:信息技术资源和业务资源对企业的电子商务绩效有影响,而人力资源对电子商务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企业的电子商务绩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显著的。这一结果支持了对电子商务可以通过其增加的分销渠道、新营销媒介、加强的运营效率、自动化的客户服务运营、改进了的客户数据收集技术、以及实时和互动的信息交换等方式影响对企业绩效的期望。
Chu(2004)通过网络调查的方式收集了5个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不同行业的250家企业的数据,采用多层回归的方法检验了电子商务能力与企业整体绩效(包括电子商务绩效、经营绩效、竞争绩效、利润和销售)的关系,发现电子商务能力对企业整体绩效影响显著,不同的电子商务能力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不同。
吕兰和赵晶(2008)根据在中国收集的175份实施电子商务的制造企业的数据,利用偏最小二乘分析(PLS)检验了电子采购业务中的电子商务能力、电子采购流程绩效和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具体指标没有说明),发现电子商务能力对企业财务绩效无直接影响,但对电子采购流程绩效有显著影响,而电子采购流程绩效对企业财务绩效产有影响。Soto-Acosta和Meroo-Cerdan(2008)选择西班牙的十个行业(纺织和皮革制造、化工、电器制造、交通设备制造、手工艺品加工和贸易、零售业、旅游业、商务服务、电信和计算机服务、健康和社会服务)1010家企业作为实证调查样本,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电子商务能力对电子商务价值(由在线采购成本、供应商关系、物流和库存成本表示)的影响,发现电子商务能力对电子商务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从上面综述可以看出,这类从企业资源观的角度对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分析实际上是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本身所具有的各项资源和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分析由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的其他能力作用所产生的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国内学者刘璞(2007)应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初步证实了营销能力在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影响作用,证明营销能力是企业电子商务应用与营销绩效之间重要的中介变量。该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缺憾,而且可以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但是对于内涵丰富的企业能力来说,尚缺乏更多的实证研究成果。
三、电子商务应用驱动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一般来说,电子商务应用驱动因素分析主要用于分析企业是否会采用电子商务,哪些因素会对企业的这种行为产生影响,但也有一些文献分析了影响企业采用电子商务的因素在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后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如Barua等(2002),Iacovou等人(1995),Ramamurthy等人(1999),Zhu等人(2004)。
Barua等(2002)认为驱动企业电子商务应用的因素与企业运营绩效(OperationPerformance)和财务绩效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他们在信息技术业务价值(ITbusinessvalue)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将绩效驱动器(例如,Internet应用,流程,以及客户和供应商的电子商务准备度)和运营、财务评价指标连接起来的电子商务价值框架,认为企业进行电子商务应用的三个主要驱动因素与企业运营绩效(OperationPerformance)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三个因素为(1)IT应用(包含顾客导向、供应商导向和企业内部导向的IT应用);(2)流程的变革(包括面向顾客、面向供应商和企业内部的流程变革);(3)就绪程度(指的是顾客和供应商电子商务就绪程度)。因此,他们认为进行电子商务转型的企业必须进行增效投资,不仅在信息技术方面分配资源,同时必须规范业务流程,分析客户和供应商的准备度,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Iacovou等人(1995),Ramamurthy等人(1999),Zhu等人(2004)利用了TOE框架(技术、组织和环境)分析了TOE因素是如何对信息系统创新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的。Iacovou等人(1995)应用TOE框架发现EDI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直接受其与其他信息系统和流程的集成水平所影响。Ramamurthy等人(1999)认为EDI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受到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的制约。Zhu等人(2004)利用TOE框架分析了电子商务企业价值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技术准备度是对电子商务价值影响最大的因素,财务资源、全球范围和监管环境同样对电子商务价值有重要贡献;虽然竞争压力会驱使企业采用电子商务,但是电子商务的价值更多的是与技术集成和组织资源相关而非外部竞争。
四、战略联盟对电子商务应用的绩效影响
除了分析单个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分析了战略联盟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的绩效影响。如Evans和Wurster(1999)认为电子商务联盟的主要利益在于业务范围的扩大和更容易的保留忠实客户。Straub等人(2004)研究了电子商务下的联盟绩效。他们认为多个企业联盟能够创造更深意义的利益,像虚拟市场的网络经济能够使联盟的企业发展或者获得主要的资源信息,并且显著降低信息交换的成本。Park等人(2004)在资源联盟中谈到了传统公司联盟电子商务将挖掘出新的联盟利益。企业可以通过电子商务提高声誉,减少在线活动的投资,并且可以从联盟伙伴(传统的企业)中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通过对69家应用电子商务企业的联盟调查发现,营销联盟所产生的价值要远远大于技术联盟产生的价值。研究的另一个结论是,与其它应用电子商务伙伴的联盟与传统意义上的伙伴联盟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没有很大区别。陈代江(2004)从交易成本角度出发,研究了在技能联盟中企业电子商务和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建立了技能型战略联盟同时应用了电子商务的国内企业以及联盟体的相关数据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技能联盟中,企业的电子商务对联盟绩效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电子商务对联盟绩效的竞争优势、技术创新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联盟中的规模效应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五、发展展望
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总结,笔者发现不管是研究电子商务应用对企业整体绩效影响的还是研究对企业职能绩效影响的文献,都是直接将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联系起来,或者是考虑现有企业能力将对电子商务应用产生的绩效影响,绝大多数直接将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联系起来,没有考虑中介变量的影响。而根据信息技术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介变量可能是非常关键的联系电子商务应用和企业绩效的环节。虽然国内学者刘璞(2007)分析了营销能力在电子商务应用和企业绩效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但是,该研究所涉及的营销能力只是企业能力的一个方面,因此,非常有必要针对其他能力开展中介作用的研究。
动力工程影响因子范文第12篇
【关键词】 人力资本; 教育投资收益; 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G46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06-0023-05
经典的明塞尔收入方程给出了个人收入的对数与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以及工作年限平方之间的关系。该模型在估计教育投资收益率方面得到了最广泛的应用,但在解释现实中诸多因素对个人收入的作用路径方面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详细分析影响个人收入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交错关系,以及它们对个人收入的作用路径。
一、个人收益的构成
根据教育投资的收益是否能够用货币来衡量,可以把教育为一个人带来的收益分为市场化收益和非市场化收益。市场化收益主要包括工资收入、社会保障,非市场化收益主要包括教育投资可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精神满足。
教育所带来的收益中货币化收益是最主要的,因为一个人努力接受更高等级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得到更好的工作,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从中国的现实看,接受更高等级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非货币性收益的人数可以忽略不计,而在货币收益中,机会最终也是体现在收入上。因此,本文确定以工资收入作为与教育投资相关的主要收益,后面的分析中就采用“收入”一词。
二、各种因素对个人收入的作用机制分析
影响个人收入的因素有很多,归纳起来有两大类:第一类是非人力资本因素,如劳动力市场供求、行业因素等;第二类是人力资本因素,即个人人力资本存量因素。在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时候,我们无法从收入中直接分离出非人力资本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更无法直接将教育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分离出来,所以需要将与收入相关的全部影响因素都加入模型,通过模型计算,将它们对收入的影响分离开来。
(一)非人力资本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拥有同样人力资本的人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不同、所在行业不同,他们的收入就会有所差别,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别。
1.劳动力市场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应当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但这种因果关系是否成立还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求条件。如果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供给大于需求,那么即使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也难以进入。发达国家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高于不发达国家,所以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高学历的人也不一定能够获得高收入。这正是实证分析得出――发达国家的教育收益率低于不发达国家这个结论的原因。
在中国也有同样现象。不同地区人才素质不同,即人力资本拥有量不同。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人才济济,因此高学历者也难以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而在经济较落后的地区,人才短缺,高学历者很容易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从而获得较高收入。因此,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是人力资本以外的影响个人收入的因素。
2.行业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甚大,不能反映效率与收入的关系。2000年,中国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2007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2013年最新数据显示收入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是3.96 :1(2013年5月20日人民网)。而国际上公认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超过3倍则需要加以调控。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加大的原因并非人力资本因素,而主要是制度因素。现行体制、制度“明规则”和“潜规则”因素形成收入差别。“明规则”如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高于非垄断行业,“潜规则”如人们所说的“灰色收入”。
(二)人力资本因素对个人收入的作用机制
一些因素是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而另一些因素是形成人力资本积累的原因。所谓反映人力资本积累结果的因素是指那些能够对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力资本,如职位、职称和职业因素等;反映人力资本形成原因的因素是指那些能够带来人力资本存量增加的因素,如个人初始能力、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培训等。
1.反映人力资本积累结果的因素对收入的影响
人力资本投资结果是存在异质性的,即进行相同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同个体,其所获得的人力资本增量是不同的。以往研究采用教育投资和教育后投资来测量人力资本是不准确的。这也正是教育和工作年限对收入变差的解释程度很低的原因。因此本文采用职位/职称以及职业来测度人力资本积累结果,分析它们对收入的作用。
(1)职位/职称对收入的影响
在工资收入分配中,收入的差距主要体现在职位或者职称的差别上。在同一个单位,相同工作年限和相同教育程度的两个人,如果他们的职务不同或职称不同,那么他们的收入差别会很大;相反,相同职务或相同职称的两个人,即使工作年限和教育程度不同,他们的收入差别也会很小。
这种职务和职称等级的差别来源于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别。因此用职务和职称的综合指标代表人力资本存量来考察其对个人收入的作用更具有合理性。
(2)职业对收入的影响
劳动者从事的职业反映了个人人力资本的构成情况,例如从事医生、律师、飞行员、艺术以及软件编程等职业的人,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素质,这种专业素质就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正是这种专业性很强的人力资本使他们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职业”也是人力资本的一个测量指标。
2.反映人力资本形成原因的因素对收入的影响
(1)初始能力对个人收入的作用机制
这里讨论的初始能力是指个人在接受学校教育之前所具备的能力,既包括遗传因素决定的能力,也包括家庭环境及父母教育决定的能力。
初始能力并不直接作用于个人收入,而是通过学校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投资活动间接地作用于收入。个人初始能力对收入的作用通过图1所示的途径进行。
首先,初始能力通过对教育的作用间接地作用于个人收入。通常与受教育水平相关的能力是学习能力或认知能力,这种能力一方面来源于家族的遗传,另一方面来源于父母的言传身教。遗传的结果反映在孩子的智商上,而言传身教的结果反映在孩子的学习习惯和思维方式上。那么,在这方面初始能力越强的人,其能够接受的教育越多,且接受的教育质量也越高。
其次,初始能力将通过对就业机会和升职机会的作用而实现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初始能力体现在一个人的人际沟通与协调能力上,这种能力对就业和升职机会具有直接实现的机制。经验证明,如果一个人具备很强的沟通与协调能力,那么他在应聘过程中就会容易获得别人的好感,从而获得需要的工作;在工作中,这种能力也会使他创造更好的工作业绩,同时得到同事和领导的信任,进而获得升职的机会。
最后,初始能力还会通过对工作经验积累的作用而间接地影响个人收入。初始能力通过如下两个途径对工作经验积累发生作用,其一是通过学校教育而间接地作用于收入,初始能力越强,受到的学校教育越多,而接受更多教育的人,其认知能力、学习能力越强,从而经验积累的越快越多;其二是直接作用于工作经验积累,有些人虽然没有接受很多的教育,但是工作中,在学习技术等实际操作技能方面体现出很高的悟性,这样的人工作经验积累比较快。
(2)学校教育对个人收入的作用机制
学校教育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途径对个人收入产生影响。
第一,教育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个人能力,从而直接作用于收入。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的生产力功能主要体现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教育通过传授前人积累的知识与技术,提高受教育者的科学文化知识与技术水平,增加人的知识含量。二是教育通过整个学习过程中的智力与精神活动,促进人的认知能力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即不仅使人学会做正确的事,而且能够掌握正确地做事的本领。三是教育通过伦理道德的评价与高尚人格的弘扬,将对受教育者的道德提升与人格完善产生积极的诱导与驯化作用。因此,教育的生产力功能可以简要地归结为对于受教育者的四大效应上,即提高工作效率的工作效应、提高选择能力的配置效应、提高创新能力的创新效应以及完善人格的道德效应。
第二,教育通过对教育后投资数量和投资成果的影响而间接地作用于收入。学校教育对一个人人力资本提升的作用并不终止于学校教育结束的时候,它在工作中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它能够通过对工作中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而间接地作用于收入。学校教育与教育后投资两者关系是正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于在工作期间进行更多人力资本投资,因为学校教育改进了人们在职学习吸收和消化的效率。而雇主也倾向于为教育程度更高的员工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因为他们认为教育赋予了人们对于接受培训的更大的能力和动机,所以为具有较强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进行投资会更有效率。教育后投资越多的人,人力资本积累更多,因此获得的收入更多。
(3)职业培训对收入的作用机制
职业培训投资是教育后投资的重要内容,是相对于一般的正规学校教育而言的。在职培训分为:干中学、看中学、教中学。非学校教育投资与学校教育投资一样,也是在降低现期收入的同时更大程度地提高未来的收入。对于企业来说,对员工进行职业培训的目的是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劳动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的收入;对于劳动者个人来说,职业培训可以增加其人力资本水平,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
(4)工作年限对收入的作用机制
工作年限对收入的直接作用反映在工龄工资上,而工龄工资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非常小。工作年限对个人收入的间接作用是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发生的。工作时间越长的人,通过干中学、看中学以及相关的培训会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从而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可知,他们将获得更高的收入。
三、构建结构方程的理论模型
(一)选取潜在变量和测量指标
1.选取内生潜在变量及其测量指标
内生潜在变量是由系统内决定的,并且是不能被直接观测的到变量。本文中选取三个内生潜在变量:个人总收入、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
(1)个人总收入
一个人的总收入主要由其人力资本以及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因素所决定,即由系统内的各影响因素决定,因此显然是内生变量。本文只将个人货币总收入作为个人收益的测量指标,当然是税前的总收入。
(2)受教育程度
由于个人初始能力对教育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将受教育程度变量视为内生变量更为合理。又由于学校教育是一个笼统的变量,因此把它看作潜在变量。反映受教育程度的变量显然要包括受教育等级或者受教育年限指标。本研究采取等级制度,不同等级的教育所履行的人力资本开发功能不同,从而对收入的影响也不同。在本文的结构方程模型中,教育等级作为定序变量处理,即研究生学历高于本科学历,而本科学历高于高中学历等等。
另外一个反映受教育程度的变量是教育质量。不同质量的学校教育对学生人力资本增加程度是不同的,甚至有非常大的差距。如重点高中和非重点高中,典型的差别就是他们的毕业生升学率。有些重点高中毕业生考入一本院校的人数近2/3,而普通高中则可能只有1/10。以往一些学者研究教育质量对收入的影响时,采用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投入、教师工资、学校等级等指标作为测度教育质量的指标,本文采用学校等级指标,包括高中学校等级和高等院校等级两个指标。
(3)人力资本
除了市场条件和政策因素以外,人力资本是影响个人收益的绝对重要因素。一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程度是由其个人能力、所受的学校教育、职业培训等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属于内生变量。显然,人力资本是一个不可观测的变量,需要找到能够说明人力资本存量的变量。本文设定人力资本的测量指标为:职务/职称和职业。
2.选取外生潜在变量及其测量指标
本文选取三个外生潜在变量:工作年限、个人初始能力和职业培训。
(1)工作年限
由于工作年限是可以观测的指标,所以将该潜在变量直接对应一个观测指标。
(2)个人初始能力
家庭背景对个人初始能力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遗传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体现在家庭环境和由父母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影响,以及父母对他们的子女进行的有目的的早期人力资本投资上。从统计的角度看,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与子女的个人能力成正相关关系。因此本文选择用家庭背景来反映一个人的初始能力是合适的。
作为反映家庭背景的指标,我们选择了父母的职业、父母的学历和父母的收入。
(3)职业培训
职业培训为潜在变量,其测量变量为培训次数/时间长度和培训等级,培训质量的具体指标为培训等级。
(二)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模型中内生潜在变量为三个:个人总收入、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外生潜在变量有三个:工作年限、个人初始能力和职业培训。具体如图2。
根据这个理论模型框架,利用LISREL应用软件,得出路径系数。由此,可以分析出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即该结构方程模型不仅可以得出教育对收入作用的直接效应,也能分析出教育通过人力资本而对收入产生的间接效应。这正是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教育对收入作用的初衷。
四、实证分析
实证工作主要包括:第一,设计调查问卷,选择调查方法,确立资料整理方法;第二,对收回的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筛选、转化和分析,确定模型分析所需要的有效数据;第三,采用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验证在该样本下指标分类的正确性;第四,采用LISREL软件估计并验证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对个人收入的直接作用效果和间接作用效果,从而揭示出教育对个人收入的作用机理。问卷设计和数据处理这里不作更多描述。
(一)因子分析结果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471份。利用SPSS软件对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分别进行因子分析。
1.外生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结果
根据初步因子分析结果,发现对于该样本数据来说,家庭人均收入指标不显著,因此将其释放。对剩余六个指标再次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见表1和表2。
表1给出了三个指标的因子分析结果,这三个指标对方差的贡献率提高到86.355%。很显然,父母的学历和父母的职业属于一组,而工作年限单独说明一个指标。由上面的因子分析可以看出,本文选择的测量指标经过筛选之后,与要说明的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到了验证。这是结构模型能够实现的基础条件。
2.内生变量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分析结果如表3和表4。总体方差解释(表3)表明需要用两个因子说明这五个指标,而这五个指标的贡献率为76.142%。从旋转的负荷矩阵(表4)看,本人的学历、高中等级、大学等级仍然说明一个因子――受教育程度。而收入和职位/职称仍然属于高度相关的两个不同概念。因此内生因子有三个:个人收入、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这里用职位/职称来表示)。
(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在结构模型的参数中,除能力与人力资本相关系数的t检验(t>1.96)通过0.05显著性水平之外,其他系数的t检验(t>2.58),均通过0.01显著水平的检验。
图3中inc为个人收入,edu为受教育程度,hcp为人力资本,time为工作年限,ab为个人能力。
关于结构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收入对教育、人力资本和工作年限的回归检验结果比较理想(R2=0.53),说明收入被这三个变量解释程度较高。但是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两个回归模型以及引致效果中的三个模型的拟合优度不够理想,这说明个人能力和受教育程度对人力资本都不是完全的解释变量。对前者的解释是受教育程度不仅取决于个人能力,还取决于教育制度(即基本保证每个人都能接受9年义务教育),以及学校教育管理(学校的“强制”学习办法)。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衡量个人初始能力的指标不能完全反映能力的原因。对于后者的合理解释是与收入密切相关的人力资本(这里用职位/职称代替)不仅受到个人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还受到教育后投资(在职培训和干中学)的影响。而此模型中没有考虑这部分影响。这并不表示此关系不成立,只是说还有其他解释变量没有被包括进来。
结合图3中的结果,总结各因素之间的直接作用、间接作用系数,并分离出各因素对收入的最终作用结果,如表5。教育对收入的作用系数为0.14+0.44*0.22=0.23,如果考虑完全属于教育的作用,还需要减去个人初始能力的作用0.4*0.23=0.092,最后得到完全属于教育对收入的作用系数为0.23-0.092=0.138。由此计算出本科教育高于高中教育的收益率6.9%(13.8%*2/4)。
由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将教育作为内生变量,一方面可以看出教育受个人初始能力影响的程度;另一方面也看到个人初始能力真正发挥的作用,即它不仅对工作中人力资本积累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还通过对教育的影响而间接地对人力资本产生影响。
从表6可以看出,在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中,卡方检验结果中?字2/df小于3,符合要求。但p值不够理想,其他指标都非常好,模型基本可以通过。
本文采用的结构方程模型方法突破了以往计算方法的局限性,它不仅可以提供复杂的路径关系分析,而且释放了变量不能存在测量误差的限制。在实证研究的结果中看到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可以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收入的作用路径及作用程度,从而也清楚地认识到教育对收入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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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工程影响因子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健康 教育 工作经验 代际收入流动
一、引言
代际收入流动性是指子代在收入分布中所处地位相对于父代在其收入分布中所处地位的变动情况,是社会流动概念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核心体现。代际收入流动性是社会正义与公平的直接衡量指标,正因为如此,英国现任联合政府在2011年4月颁布了长达86页的《社会流动战略计划》明确指出了,对公平正义的最真实的衡量标准是机会的公平分布;同时,虽然解决财政赤字是当前最急迫的现实任务,但是减少机会差距和机会赤字、进而构建人人都有机会成功的开放和自由社会,将是其最基本的执政目标和价值追求。既然代际收入流动性是衡量机会均等的重要指标,较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利于营造人人机会均等的社会氛围,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能够激励低收入家庭对其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子女看到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摆脱贫困的希望,为社会带来高效高质的人力资源。
人力资本作为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一直被学者们普遍关注。目前为止,大多数文献主要考虑教育人力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而往往忽视健康人力资本和工作经验人力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程度。由于微观数据的不完善,严重阻挠了学者对此问题研究的深度,考虑到2006年CGSS数据中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的可获得性,本文将在人力资本视角下,研究各人力资本对我国城市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本文旨在从人力资本角度考查影响城市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因素。从人力资本角度对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始于Becker和Tomers(1979),他们认为,如果资本市场的体制不是很完善,那么父母的收入是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和父母的收入成正比,并且与孩子未来的工作收入息息相关。郭丛斌、闵维方(2007)研究显示,教育作为一种重要人力资本的投资途径,对于位于收入下层的群体,他们可以通过教育投资使子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所以教育是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机制,并且随着受教育机会的增强,教育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功能将更加明显。殷伟群、戴烽(2007)指出财富越多的父代,其子代受教育程度越高,代际传承性越大。反之,财富越少的父代,子女教育程度越低,传承性也越高。吴莹莹(2009)从人力资本视角分析了我国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如教育、健康、生活态度,并提出消除这种现象的对策。方鸣、应瑞瑶(2010)研究结果显示,城镇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低于农村,教育是中国代际收入传递的主要机制。魏颖(2009)利用分位回归在不同分位点上受教育年限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Gong et al(2012)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代际收入弹性为0.63,教育是收入代际传递的一个重要因素。姚先国、赵丽秋(2006)得出教育能够解释中国代际收入的4.9%。姚先国、赵丽秋(2007)估计我国代际收入弹性为0.7。后院、易全勇(2013)少数研究显示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解释力度在10%左右,而对西方国家来说,这个数据大概是30%-40%。
三、模型设计和数据描述
(一)模型设计
本文采取对数线性回归模型(Log-linear Model),对数线性回归模型是学者们常用来估计代际收入弹性的一种方法,其具体形式为:
Yic=α+β1Yif+β2Ageic+β3(Ageic)2+β4Ageif+β5(Ageif)2+β6Xi
+ei (1)
其中Yic、Yif分别表示第i个家庭中子辈和父辈的持久性收入的对数形式,Ageic、Ageif分别表示第i个家庭中子辈和父辈的年龄,Xi为其他控制变量,β1就是我们所关心的代际收入弹性,其数值越大,表示代际收入流动性越差,在极端的情况下,若代际收入弹性为1,则说明社会代际收入完全不流动,社会阶层固化,若代际收入弹性为0,则说明社会完全流动。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Xi包括子代的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工作经验人力资本;同时,加入控制子代特征的虚拟变量,包括子代性别(男性=1,女性=0)、婚姻状况(已婚=1,未婚=0)、政治面貌(党员=1,其他=0)以及是否为独生子女(独生子女=1,非独生子女=0)。
基于(1)式,本文分别将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工作经验人力资本带入(1)式进行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并将估计结果同未加入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工作经验人力资本时所得到的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值进行比较,来考查不同人力资本变量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二)数据描述
本文采用CGSS(全国综合社会调查)在2006年的调查来构建研究样本。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共同完成,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式获得了一万多个有效样本。
本文首先对样本进行了筛选,以便获得有效样本进行研究:本文旨在研究城市代际收入流动性,因此剔除了农村样本;剔除父代年龄大于70岁的样本,以及收入、年龄、受教育年限、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时间等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了299个城市人口样本。具体数据说明如下:
(1)健康人力资本。问卷中有对个人健康状况满意度的调查,因此,本文采用自评价健康指标,非常满意=1、比较满意=2、不太满意=3、非常不满意=4。虽然一部分学者认为自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不可否认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了解能够较好的反应其健康水平,因为大量研究仍采取自评价健康指标,本文同样选取自评价健康指标衡量健康人力资本。
(2)教育人力资本。教育水平的考察通常用受教育年限或者最高学历,从统计学的角度上来说,受教育年限比最高学历的曲值更为离散,提供的信息更为丰富,其回归的标准误也更小,出于这些好处的考虑,本文选用从小学起至今的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个人教育人力资本的指标。
(3)工作经验人力资本。本文用一个人初次工作的开始时间作为一个人积累工作经验的开始,由于本文用到的收入数据为2005年的收入状况,故用2005与初次工作年之差表示一个人的工作经验。
(4)虚拟变量的选取说明。本文在选取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以及工作经验人力资本的同时,选取了四个虚拟变量,分别是子代性别、婚姻状况、政治面貌以及是否为独生子女,用来控制变量的个体特征。
四、实证研究
为考察不同人力资本变量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可根据(1)式,在加入各虚拟变量的基础上,分别估计加入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和工作经验人力资本后代际收入弹性的变化率。若加入某个变量后,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值较只加入各虚拟变量时的值有所降低,则说明该变量是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因素。相关结果如表1所示:
人力资本是影响个体收入的重要因素,控制子代的健康程度后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226,较不控制任何人力资本变量时的估计值0.225高了0.4%,由于仅仅高了了0.4个百分点,代际收入弹性只是略微发生了改变,并不能说明健康人力资本显著的影响了城镇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大小。一方面,由于城市生活条件舒适,身体条件普遍较好,自评价健康指标的均值为1.83,也就是说平均身体健康水平在一般以上;另一方面,城市医疗水平相对较高,这为市民保持较高的身体素质提供了保障。因此,大多数城市居民不会因为健康问题而对收入产生较大影响。
在增加了教育人力资本后,代际收入弹性为0.188,较未加入教育人力资本时的代际收入弹性(0.225)下降了16.45%,说明了教育人力资本有助于促进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能够使有效地改善子女的社会地位,教育程度越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寻找收入、福利等更好地职业。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教育基本上成为脱贫致富的首要途径。由于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的最主要途径,受教育年限收到父亲收入的显著影响,自然会导致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将低。跟大量实证结果一样,教育人力资本相较于其他人力资本来说,是提高社会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有效手段。
当(1)式中加入工作经验人力资本时,代际收入弹性为0.209,相较于没有加入任何人力资本变量时的代际收入弹性(0.225)下降了7.11%,这说明工作经验人力资本也能够有效地降低代际收入弹性。首先,工作经验是人事选拔、评价、职业发展、人员安置、培训以及薪酬等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影响一个人工作绩效的重要因素。往往在招聘中会注重相应工作的工作经验,在设定工资时会考虑一个人的资历和工作年限。工作经验能够提高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知识,有利于个人在岗位上获得更多的报酬。因此,工作经验同教育人力资本一样,能够有效地降低城镇代际收入弹性,提高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性。
五、结论与不足
(一)结论
代际收入流动性通常用代际收入弹性来衡量,代际收入弹性越大,代际收入流动性就越小,反之,代际收入弹性越小,代际收入流动性就越大。本文通过利用2006年的CGSS数据,从人力资本视角出发,研究了我国城镇代际收入流动性。从而得出了影响我国城镇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两大因素:教育人力资本和工作经验人力资本,而健康人力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并不显著,但这也并不让人意外。教育人力资本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项人力资本,目前城市也面临着受教育机会不平的问题,这里的教育机会不平的意思是说,好的教育资源数量相对于适龄上学的学生人数来说是有限的,因此,不断提高优质教学有助于降低代际收入弹性,从而提高社会流动性。工作经验人力资本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第二大人力资本因素,较多的工作经验有助于使个人获得更好地职业,更多的薪酬,从而降低代际收入弹性,增加社会流动性。
(二)不足
本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点不足之处:第一,由于目前并没有专门针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的数据,学者们只能借助其他一些数据,例如本文所使用的CGSS数据,或者CHNS等数据。但往往不能得到所有需要的变量的数据,因此,现阶段的研究会导致较大的误差;第二,全国社会综合调查采取的抽样方法是分层抽样,很适合研究代际收入流动性,但是在剔除了大量样本后,CGSS数据样本磨损比较严重,符合本文研究条件的样本就只有299个,并不符合分层手抽样,同样导致了本文存在一定的误差;第三,由于微观数据中农村户口的个体大多没有第一次工作的具体时间的数据,故不能衡量其工作经验的大小,因此本文只从人力资本的视角研究了城镇代际收入流动性,而没有开展对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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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工程影响因子范文第14篇
论文关键词:电子政务;区域信息化;信息化水平
1关于区域信息化的一般性阐释
1.1区域信息化的概念
信息化是指人们凭借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等手段,通过提高自身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智能,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乃至人们自身生活方式改革的过程。而区域信息化是指人们结合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发挥地区优势,以城市信息化为突破口,开展本地区的信息化建设,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开展跨地区的信息化联合建设。同时,它也是衡量国家信息化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通俗地说,区域信息化既是过程,又是目标。作为一个过程,它是区域信息化发达地区达到并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也是信息化落后地区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作为一个目标,它是信息化发达地区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连续变化的状态函数,又是信息化落后地区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变化的目标函数。
1.2区域信息化的测定
区域和地区含义有所不同,本文把区域和地区看成是同义词,区域信息化即地区信息化或包括地区信息化。区域信息化水平主要是指从定量的角度来考察国家或地区的信息化系统及其环境的现状、质量等综合情况,一般通过信息化指数模型来表示。国外的测度模型主要有美国的m.uporat法、日本的“信息化指数法".hj3orko和n.j.menou提出的iup(信息利用潜力模型)等。国内的测度方法主要是综合评分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上述测度方法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的缺陷。在本文中,笔者采用的是一种基于可变权系数的地区信息化测度模型,其指标体系如图1。
1.3区域信息化的结果
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区域信息化的实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这是我国信息化的目标,更是我国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从哲学意义上讲,信息化的发展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信息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因此,信息化的过程就是社会不断向前和谐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信息化水平的提高,直接的表现就是在于对社会发展向前的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信息人才的创造能力,都是促进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有力杠杆。
2区域信息化是区域电子政务发展的直接推动力
对于影响电子政务发展的因素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张维迎在《中国地级市电子政务研究报告》中定性分析了7类因素,即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外向程度、信息化水平、人口素质、网站已注册时间、地区影响力、地区开放度。而在(2003-2004年中国地市政府门户网站评价报告》中,其课题组认为: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改革开放程度、政府官员的国际性视野、科技推广与信息化进程、地区信息化需求、政府信息化投入等是影响电子政务发展的因素。此外还有姜奇平在分析影响电子政务发展的因素时,也将信息化归入沟通网、人力资源等影响因素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可见,信息化水平的高低是电子政务发展的一个直接影响因素,许多人都对其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并没有上升到理性的层面。笔者认为电子政务是信息化的直接产物,区域信息化水平是影响区域电子政务发展的最关键的因素,是电子政务发展的直接推动力。
2.1区域信息化水平直接影响电子政务发展趋势
信息化的过程不仅仅是一场技术的创新,更是一次生产力的革命。在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过程中,它对社会发展产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信息时代的政府,需要面对社会发展和信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对管理能力、工作效率和决策能力等方面的挑战,电子政务正是在国民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信息化程度提高的背景下而产生、发展的。因此,电子政务的发展趋势始终受信息化水平的影响。回顾两者的发展历史,情况亦是如此。
在20世纪80年代信息化的起步阶段,国家提出的是电子政务的雏形——办公自动化;到1993年,信息化的建设进入推进阶段,区域信息化已有一定的基础,此时,国家开始建设“三金工程”,电子政务的发展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而在21世纪之初,区域信息化在互联网、信息产业、数字化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电子政务也开始朝着“网络行政”、“智能行政”、“数字政府”发展。
2.2区域信息化水平直接影响电子政务的发展水平
电子政务是技术创新的直接产物,它实质上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一个电子政府,将原有的政府通过互联网办公技术、现代信息技术转变为新型的管理体系,以适应虚拟的、全球性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数字经济,适应社会运行方式的根本转变。因而,电子政务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在公众信息网上提供优质、高效和满意的政府信息服务,建构一个有回应力、有效率、负责任、具有更高服务品质的政府。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一个高水平的电子政务系统,而电子政务的发展水平直接受区域信息化水平的影响。这是因为,电子政务是政府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基础,而区域信息化能推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在社会生活、工作中的广泛应用,为电子政务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技术基础,其次,电子政务是为了使市民更方便地获得服务和信息。区域信息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在信息资源上的建设,对提高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的应用水平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从而使电子政务更好地服务公众。总之,在信息化水平的衡量体系中,包括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应用、信息人才、信息资源、信息发展环境等方面,都是影响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最直接、最关键因素。
2.3区域信息化水平直接影响电子政务的绩效
绩效,是指行为主体的工作和活动所取得的成就或产生的积极效果。在电子政务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中,信息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电子政务的绩效水平。2003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dpepa/undesa)对全球191个国家的电子政务进行了绩效评估,其指标体系包括3个部分,其中两个部分对信息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的数据和人力资本的数据分析,都与区域信息化水平的高低直接相关。
在该指标体系中,区域信息化水平的高低已经直接决定了电子政务的完备程度,决定了电子政务的实现度,自然地对电子政务绩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如果把电子政务看成一种公共产品,那么,区域信息化水平既影响电子政务的供给能力(提供什么质量、什么性质的电子政务),又影响电子政务的先进程度(决定当地政府能提供何种水平的电子政务),更影响人们对电子政务的评价高低(这直接决定电子政务能否继续存在与发展)。因此,区域信息化是电子政务发展的最直接、最关键的影响因素,是电子政务可持续发展的直接推动力。
3不同的区域信息化水平对电子政务发展影响的比较分析
现阶段,我国的电子政务整体上正处于起步阶段,但也有部分地区发展较快,正由单向互动向双向互动阶段过渡。在不同的电子政务发展阶段,电子政务的发展受区域信息化的影响不同。根据基于可变权系数的我国信息化测度模型对我国各地区信息化水平进行了测评,具体情况如表1。
对其进行具体分析,将得分60分以上的归为第一类地区。在我国,该类地区为信息化发达地区,共有北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将得分在50-450分的归为二类地区,共有广东、辽宁、浙江、江苏、福建、陕西6个省为信息化较发达地区。其余地区为第三类地区,为信息化不发达地区。结合电子政务的实现度,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情况下,区域信息化水平对电子政务的影响不同。表现为:
3.1在信息化发达地区,区域信息化水平与电子政务的发展有明显的正相关性
区域信息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正是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其电子政务发展正处于由单向互动向双向互动过渡的阶段,“数字北京”、“数字上海”等电子政务项目正是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的标杆。两者的影响关系如图2。
从图2中可以看出,区域信息化水平与电子政务实现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在信息化发达地区,电子政务发展正处于由单向互动向双向互动过渡的阶段。在该阶段,电子政务的主要特征是:通过电子政务的建设,使政府能向用户提供某种形式的服务,以及实现政府与用户之间的双向交流等。这个目标的实现,更多地取决于本身的“软实力”。在信息化建设中,信息人才、发展环境、信息资源建设等“软实力”项目对于政府通过电子政务来实现其战略一“向公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进一步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平等交流”具有关键性的影响。而对照表1可以发现,京、沪、津三市在这几方面都有超前的建设,极大地促进了电子政务的发展。因此,区域信息化中“软实力”的建设,既提高了本身信息化水平,也提高了电子政务实现度。
3.2在信息化较发达地区,区域信息化水平对电子政务发展的影响仍很明显,但也可由其他影响因素抵销信息化因素带来的正面效应
在信息化较发达地区,由于信息化程度不够充分,使得电子政务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从图3中可以看出,辽宁、陕西的信息化程度很高,但其电子政务实现度的发展水平却比较低,分析其得分情况,可以发现,辽宁、陕西两省的信息资源得分是7.36和633分,在同类地区中是得分较低的,信息资源建设的好坏却正是电子政务的核心任务,它直接影响到电子政务各项目实现的程度。另外,陕西与其他省的信息化水平相差并不是特别大,如与广东省的差距是7.32个百分点,但其电子政务实现度的差距却很大,这正说明电子政务的发展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甚至其他因素会超过信息化因素对电子政务的影响(在本文中其他因素的影响不作分析)。
3.3在信息化欠发达地区,信息化水平对电子政务发展的影响不明显
信息化欠发达地区的电子政务发展整体正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建设有信息技术在电子政务中的运用,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信息技术和应用。在区域信息化水平不高的条件下,电子政务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会更大,因而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很不明显。
图2、图3、图4中各地区的电子政务实现度均系2003年的统计数据(数据来源:2003_2004年中国地市政府门户网站评价报告.电子政务,2004,(11))。由于资料匮乏,其中信息化水平的数据是引用2002年的统计数据(数据来源:李因果,李新春.基于可变权系数我国地区信息化测度模型及应用.情报杂志,2006,(2)),由此可能产生一些评价误差。
动力工程影响因子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工学结合;三棱锥;软件工程;适应性因子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3)10-0157-02
随着工学结合课程改革进程的逐步推进,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学生的适应性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是按照计划将课程实施的过程、内容强加于学生,还是与学生保持充分的沟通,让学生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到课程改革实施过程中,提高学生对课程改革的适应性?显然应选择后者。笔者拟从学生适应性因子的研究背景出发,提出基于工学结合的“三棱锥”式软件工程课程学生适应性因子的“三段式”提取方法,并对学生适应性因子的内容和动态变化曲线进行探讨。
研究背景
由于在课程实施过程中采取新方法、树立新理念、构建新环境,如何让学生适应新的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和评价考核形式就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适应性是指个体有效地应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维持自己生活并满足个人和社会所提出的文化要求。学生需要在基本能力素质和个性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所学课程及课程环境相互作用,主动调整自己对课程的认识和学习行为,从而实现自身在课程学习上的和谐发展。
在基于工学结合的“三棱锥”式软件工程课程实施前,已经构建了基于工学结合的“三棱锥”模型和评价考核的“三棱锥”模型。模型结构如图1和图2所示。
在这种体系下,学生能否适应教师所构建的新的教学环境和考核环境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在进行课程开发的过程中,必须让学生主体参与课程开发,特别是在工学结合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必须对学生的适应性进行分析,及时获得学生的反馈信息,找到影响学生适应性的关键因子,对这些因子进行分析,调整实施过程,才能保证课程实施的质量。
学生适应性因子的提取方法
工学结合的课程开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由于在教学方法、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变革,就与学生一直以来接受的传统教育有着较大的冲突,学生需要调整适应。在进行适应性分析时主要采取了“三段式”提取方法。
“第一段”提取在第一次课中完成 原来主要以课程简介、重难点、单元、课时等传统内容为主,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对工学结合课程实施的反映为目的,在课程实施前让学生提前了解具体的实施方法与过程。所以,除了包含传统的典型内容外,重点是介绍本门课程的主要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让学生对课程实施过程有充分的了解并在实施之前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可采取制作幻灯片介绍、问卷调查、面对面交流等方式。
“第二段”提取在课程实施中期完成 对学生的适应性进行调查,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对学生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的适应性动态变化进行记录、观察。时间可以安排在课程实施中期,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在进行问卷编制时应重点关注学生对于新的课程教学实施过程的适应情况,根据学生反馈及时进行一些调整与指导。
“第三段”提取在课程教学过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结束后完成 此时,学生不仅完整经历了一次基于工作过程的软件项目开发过程,而且也体验了基于工学结合的“三棱锥”式《软件工程》课程的实施过程。项目成败与缺憾、团队胜利与失败、个人评价与得失等,学生自己完整地经历了,自然最有感触,最有发言权。这里多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也可以把首课的幻灯片重新拿出来给学生看。在进行问卷编制时应重点关注学生对于新的课程教学实施过程的适应情况,以便进行经验总结,有利于后续课程的第二轮实施。
在“三段式”的提取过程中,第一段和第二段如果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问题可以省略,但第三段提取必须进行。当然,最好是完整地按照“三段式”提取方法来进行,这样对影响学生适应性因子的提取更有利、更全面、更充分。在提取过程中较多采用了以调查问卷为主、展示幻灯片为辅的形式,围绕着上述主要内容展开,问卷的样式可以是多样的,表格式、问答式均可。
学生适应性因子内容及动态变化曲线
(一)学生适应性因子内容
经过“三段式”提取,影响学生适应性因子就能清晰地反映出来。主要适应性因子见表1。
项目特征:项目特征主要体现在学生对项目范围、规模、技术参数、难度系数的适应性。
团队特征:团队特征主要体现在团队组建、团队组织结构、团队管理适应性。一般可按照班级的具体人数以及项目的特征动态调整,但最好一个项目小组不要超过5人。
时间特征:主要体现在工作时间和进度上面。其中,工作时间又包含了工作总时间和工作单元时间。
沟通特征:沟通特征主要体现在沟通方式、沟通频率和有效沟通上面。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需要对学生进行沟通引导和控制,创造一种良好的沟通氛围,让学生较好地适应团队环境,保证项目的顺利完成。
个人特征:个人特征主要体现在专业技术水平、职业素养及其他一些因素上面。个人特征是影响学生对课程实施过程适应性的内因。
考核特征:考核特征主要体现在团队考核和个人考核上面。团队考核是新增的项目,打破了传统的局限于个人考核的单一考核形式。个人考核采用的是“三棱锥”式考核方法,充分体现教师评价、学生互评和学生自评三个方面。这种评价方法可提高学生的主动性。
(二)适应性因子动态变化曲线
适应性因子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的动态变化曲线如图3所示。在图3中,六大适应性因子对学生适应性的影响力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考核特征随着项目时间的推移,对学生适应性影响力越来越强,特别在项目后期,学生对考核比较关注,适应力影响逐渐加强。时间特征曲线相对于考核曲线比较平稳,总体趋势也是随着项目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加强,主要是由于在项目初期,学生对于时间的把握都比较有信心,时间相对比较宽裕,而且进度也没有马上反映出来,对学生的适应性影响较弱。而项目逐渐深入后,进度越来越被关注,剩余可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工作时间不固定,对学生适应性影响越来越强。个人特征曲线比较平滑,对学生适应性影响力随项目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在项目初期,个人特征影响力最强,主要原因是初期项目主要工作任务是组建团队、分析项目需求和项目技术等,这里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个人特征对学生的适应性影响在项目初期是较大的,学生适应性反应也是较强的。而随着项目时间推移,项目的技术路线明确,项目的团队环境稳定,个人特征对适应性的影响逐渐下降。项目特征曲线与个人特征曲线总体趋势类似,但比个人特征曲线要陡峭。在项目初期,项目特征对适应性影响最强,这是由于在起初学生要完成的是分析过程,所面临的最典型对象也就是项目,学生需要花最多时间来适应项目环境,而项目逐渐深入,项目团队成员对项目的熟悉程度逐渐加深,项目特征也越来越明晰,技术路线也越来越成熟,项目特征对学生适应性的影响也越来越弱。团队特征曲线与沟通特征曲线接近,在项目中期,这两个因子对学生适应性影响最强。在项目初期团队刚刚组建,团队冲突最弱,而在中期团队管理的问题逐渐出现,团队冲突频发,甚至有些成员在中途会选择退出团队,此时对学生的适应性要求最高。而到后期,经过磨合,团队环境不断改善,成员也相对比较适应各自项目的管理方式。在项目中期沟通越来越重要,有关沟通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小组沟通方式方法、沟通频率等问题,都对学生适应性产生影响。随着项目成员的工作方式的优化,沟通对适应性的影响也逐渐下降。
在图3中,项目特征和团队特征极值最大,对学生适应性影响最强。因此,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需要选择最合适的项目,组建最合适的团队,以便让学生能够较好地适应工学结合的课程实施环境,达到预期的目标。
结语
综上所述,在基于工学结合的“三棱锥”式软件工程课程实施过程中,学生对课程实施过程的适应情况需要教师密切关注。通过运用“三段式”学生适应性因子提取方法,可以找到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有可能影响学生适应性的主要因子,并且对主要影响适应性因子的内容进行详细分解研究,获得各主要因子的子项。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需要对适应性因子进行控制,关注这些因子随时间变化的曲线,从这些适应性因子入手,创造有利于提高学生课程适应性的实施环境,保证课程实施能够达到预期效果,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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