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考古学导论范文

空间考古学导论范文第1篇

我国东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马桥文化等,都是这一时期命名的,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苏秉琦先生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对于我国考古学向纵深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对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无疑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区、系、类型”理论的前瞻性主要有二:根据“区、系、类型”理论,苏秉琦先生将我国群星璀璨的考古学文化归纳为六大区,“区、系、类型”中的“区”不仅空间大于考古学文化区,而且“区、系、类型”中“区”的层次也高于考古学文化区。苏秉琦先生从全新的高度将“考古学文化区”的概念上升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不仅为考古学建立了更加广阔的时空框架,也为宏观地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动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苏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模式、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到“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为国家形成的三种模式等文明起源理论,因此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实际上已成为通过考古学方法研究和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基础③。考古学理论来源于考古学实践,考古学理论应对学科研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苏秉琦先生基于现有资料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探索虽具有前瞻性,然这一理论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实践中也日渐显现出理论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而出现一定的局限性。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确。“区、系、类型”理论中出现了考古学文化的“区”、考古学文化的“系”和考古学文化的“类型”,苏秉琦先生对“区、系、类型”的定义如下:“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这里,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与原有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类型”等考古学专业名词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义不同。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定义,“区、系、类型”中的“区是块块”,属于空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区也同样属于空间范畴。在苏秉琦先生划分的六大区系中,“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即海岱地区;尽管苏秉琦先生认为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属另一个文化系统,实际上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可归属海岱地区的一个亚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则包含了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划分,“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大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却包含着“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的分布区。因此“区、系、类型”的“区”似乎既可等同于一个考古学文化区,又可包含若干个考古学文化区。此外,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或以省命名,如“陕甘晋”“、山东”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长江下游”“、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等。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学的基本标准④,而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中“区”的命名,既无统一的标准,又无规律可寻。“区、系、类型”中的“系是条条”,显然属于时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发展演进也同样属于时间范畴。根据苏秉琦先生对大汶口文化发展演进为龙山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发展演进为良渚文化的论述,“区、系、类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发展演进而不包括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分期属于量变,而文化的发展演进则属于质变,质变是由量变的积累而发生的突变。因此,“区、系、类型”中的“系”与文化分期、文化演进的相互关系的区分,“系”的时间概念与文化分期和文化演进的时间概念的区分,显然存在着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在同一考古学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围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异,往往又分为若干类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秦王寨类型”、“大司空村类型”和“西王村类型”等,而龙山文化则有“城子崖类型”和“两城镇类型”等。在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中,“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区、系、类型”中的“类型”与考古学文化的类型有着不同的概念。

“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与分支也同样存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综上所述,“区、系、类型”的“区”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区的“区”“,区、系、类型”的“类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类型”。考古学理论既须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又须符合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一个学科中用同样文字的专业名词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着不同的定义,似乎有悖于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考古学理论应具有普遍性,应适用于不同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如仅适用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区系的划分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区。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中划分的六大区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学文化空白区的情况下划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因此六大区系的划分出现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东部和江淮中部地区在当时还是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区,还没有龙虬庄、侯家寨、凌家滩、双墩等遗址的发掘,还没有龙虬庄文化、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据对古史传说的研究,划分了华夏、东夷和苗蛮民族集团的空间分布范围。其中将渤海湾以西到钱塘江以北划为东夷民族的分布空间⑤(图一)。而苏秉琦先生将我国东部沿海划分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显然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区,显然强调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属性而忽略了区系划分的民族学属性。“‘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由于这个社会集团有着共同的传统,所以在它的遗迹和遗物上存在着这样的共同性。

空间考古学导论范文第2篇

我国东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马桥文化等,都是这一时期命名的,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苏秉琦先生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对于我国考古学向纵深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对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无疑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区、系、类型”理论的前瞻性主要有二:根据“区、系、类型”理论,苏秉琦先生将我国群星璀璨的考古学文化归纳为六大区,“区、系、类型”中的“区”不仅空间大于考古学文化区,而且“区、系、类型”中“区”的层次也高于考古学文化区。苏秉琦先生从全新的高度将“考古学文化区”的概念上升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不仅为考古学建立了更加广阔的时空框架,也为宏观地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动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苏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模式、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到“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为国家形成的三种模式等文明起源理论,因此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实际上已成为通过考古学方法研究和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基础③。考古学理论来源于考古学实践,考古学理论应对学科研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苏秉琦先生基于现有资料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探索虽具有前瞻性,然这一理论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实践中也日渐显现出理论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而出现一定的局限性。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确。“区、系、类型”理论中出现了考古学文化的“区”、考古学文化的“系”和考古学文化的“类型”,苏秉琦先生对“区、系、类型”的定义如下:“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这里,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与原有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类型”等考古学专业名词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义不同。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定义,“区、系、类型”中的“区是块块”,属于空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区也同样属于空间范畴。在苏秉琦先生划分的六大区系中,“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即海岱地区;尽管苏秉琦先生认为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属另一个文化系统,实际上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可归属海岱地区的一个亚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则包含了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划分,“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大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却包含着“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的分布区。因此“区、系、类型”的“区”似乎既可等同于一个考古学文化区,又可包含若干个考古学文化区。此外,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或以省命名,如“陕甘晋”“、山东”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长江下游”“、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等。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学的基本标准④,而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中“区”的命名,既无统一的标准,又无规律可寻。“区、系、类型”中的“系是条条”,显然属于时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发展演进也同样属于时间范畴。根据苏秉琦先生对大汶口文化发展演进为龙山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发展演进为良渚文化的论述,“区、系、类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发展演进而不包括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分期属于量变,而文化的发展演进则属于质变,质变是由量变的积累而发生的突变。因此,“区、系、类型”中的“系”与文化分期、文化演进的相互关系的区分,“系”的时间概念与文化分期和文化演进的时间概念的区分,显然存在着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在同一考古学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围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异,往往又分为若干类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秦王寨类型”、“大司空村类型”和“西王村类型”等,而龙山文化则有“城子崖类型”和“两城镇类型”等。在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中,“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区、系、类型”中的“类型”与考古学文化的类型有着不同的概念。

“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与分支也同样存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综上所述,“区、系、类型”的“区”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区的“区”“,区、系、类型”的“类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类型”。考古学理论既须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又须符合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一个学科中用同样文字的专业名词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着不同的定义,似乎有悖于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考古学理论应具有普遍性,应适用于不同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如仅适用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区系的划分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区。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中划分的六大区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学文化空白区的情况下划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因此六大区系的划分出现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东部和江淮中部地区在当时还是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区,还没有龙虬庄、侯家寨、凌家滩、双墩等遗址的发掘,还没有龙虬庄文化、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据对古史传说的研究,划分了华夏、东夷和苗蛮民族集团的空间分布范围。其中将渤海湾以西到钱塘江以北划为东夷民族的分布空间⑤(图一)。而苏秉琦先生将我国东部沿海划分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显然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区,显然强调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属性而忽略了区系划分的民族学属性。“‘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由于这个社会集团有着共同的传统,所以在它的遗迹和遗物上存在着这样的共同性。

空间考古学导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墓葬；巫鸿；美术考古；研究方法

在讨论《黄泉下的美术》一书中巫鸿所使用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之前，我首先对“美术考古”和“美术考古研究方法”这两个概念进行界定。关于“美术考古”学界大致有四种意见：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是美术史学的一个分支、是独立于上述两个学科的另一个学科、是由美术史学和考古学交叉重叠的学科专业。阮荣春认为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除地层学、类型学以外，还有“风格学”、“图像学”、“物态学”，即从研究对象的“自然态”、“人文态”、“物理态”、“形式态”出发而提出的一种方法论。[1]总而言之，美术考古学应该有而且必须要有一套自己的、并不断发展的方法论体系。

巫鸿在他的一系列的著作、论文[2]以及本文所要论述的《黄泉下的美术》一书都推动了20世纪以来美术考古在研究方法上的反叛与重构，我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对这种方法论上的变迁与突破进行论述。

1 从“部分”到“整体”

通读全书，我们几乎见不到任何有关中国古代墓葬的点、线、面、构图和色彩等的“部分”分析。巫鸿认为，墓葬是作为整体来设计、建造以及装饰的，单一的实物要放在“原境”中考察，而不能将个体与整体割裂开来。再者，对“整体”的研究，是作者在有意回避堪称最为经典的艺术史方法。其意图，或许是在避免李格尔和沃尔夫林式风格分析所导致的“过渡解释”。最后，墓葬艺术因为其封闭性特征，在建筑造型与装饰程序上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是难以相互影响的。这也因而决定了其形制是难以作地区间比较，而是要从古代“整体”的宇宙思想丧葬观念上入手，结合中国的墓葬文化与葬俗礼仪把它们当作一种与周围环境相关联的“整体”视觉形象来看待。[3]

因此，《黄泉下的美术》一书采用了“整体”的研究方法――这是墓葬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转变。作者以墓葬艺术的空间性、物质性、时间性为线索，通过对墓葬系统整体空间设计的思考，将各种随葬器物与图像意义等放在“整体”中进行阐释，注意这些资料与墓葬中其他物品所共同形成的视觉、礼仪、宗教等文化情境，从而真正打破了图像、实物和原境之间的界限。[4]

2 从“外部空间”到“内部空间”

以前的学者大都是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出发去研究墓葬中画像、器物材料的外观、形式、色彩、材质与思想意义。而作者在该书的导言中谈到：这种研究实际上并未考虑到墓葬所营造的、供死者的灵魂观看的“内部空间”问题。因此，作者强调应该重视墓葬的“内部空间”，这正是巫鸿研究方法的独特之处。

巫鸿这种从“外部空间”到“内部空间”的研究方法是由“物”到“人”的典型。即通过研究墓葬艺术进而研究人的精神活动、思念观念，从墓葬实物遗存的分析中探讨“非物质文化”的那一部分，达到“透物见人”。因此，我认为在《黄泉下的美术》中，“是什么”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而重要的是“怎么样”。这是巫鸿较之前传统美术考古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之处。

3 从“单元”到“多元”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巫鸿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推动了20世纪以来，美术考古在研究方法上形成的一些基本共识：

一是必须有美术学的分析：书中作者仅用了少量笔墨对“图像学分析”和“形式分析”进行提及，但作为美术史的基本研究方法，它们还是有其重要的意义所在。

（1）图像学分析：与照搬图像学研究方法的三层次[5]不同的是，巫鸿将艺术品视为一种社会图像，更加重视文化依据。其研究方法没有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试图揭示当时的文化、社会等方面，有意识的考察图像艺术所蕴含的观念。（2）形式分析：书中巫鸿将这种方法与文化阐释的方法结合起来，将图像学与文化发展连接起来，使得图像学的阐释更加令人信服。然而晚近以来，由于形式分析的模糊性和过度主观性，在对该方法的使用上也应保持“适度原则”。

二是必须有考古学的分析：以考古地层学、类型学为基础，复原研究对象的“原状”和“原境”，最后将对墓葬的研究扩展到整个文化史范围，努力达到复原古代社会文化的目的。例如巫鸿认为，应当考虑到器物和所出墓葬之间的关系（什么人使用）、器物和礼仪活动之间的关系（用来做什么）、器物和人的意识思想之间的关系（为何要用这样的器物而不是其他）。

除此之外，他在该书中所使用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还有上文论述的“整体研究”、重视“内部空间”研究、以及“中间层次”理论、[6]“二重、多重”证据法[7]等等，这些都表明了其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该书中所使用到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都为丰富历史观察的角度和解释的可能性，提出了新的概念和理论架构，推动了学术研究思辨性的发展。[8]

4 结 语

从《黄泉下的美术》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巫鸿重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的努力，他期望在美术考古中建立一种特殊的、独立的方法论体系，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总的来说，巫鸿的研究方法是奠定在“整体解读”的基础上，重视墓葬的“内部空间”，并且注重考古发掘材料与艺术分析相结合，运用多重视角和多元化的方法论，从而试图“重构”中国古代墓葬艺术的“原境”。其研究方法不仅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为我们反思过去的研究呈现很好的范例，――这是我解读巫鸿《黄泉下的美术》一书后从中受到的启发和教益。

参考文献：

[1] 巫鸿（美）.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2] 阮荣春.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3] 刘天琪.美术考古学的“热”与“冷”[J].美术观察，2011.

[4] 穆宝凤.美术考古学方法与美术史研究[J].新视觉艺术，2009.

[5] 刘晓达.概念、视角、叙述与古代中国墓葬美术史书写――巫鸿The Art of the Yellow Srings：Understanding Chinese Tombs评述[J].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2.

[6] 郑岩.古代墓葬与中国美术史写作[J].文化研究，2011.

空间考古学导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科学思想史，中国古代，时空观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space in ancient china.the ancient chinese definition of space and their cognition of whetherspace is finite of infinite and their knowledge of the absoluteness ofspace direction are analysed.the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space in ancient china is evaluated.

key words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ancient china,concept of timeand space

对空间特性的认识，是古人自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人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空间观念，研究科技史，有必要对之加以探讨。

1　关于空间的定义

在对空间概念的抽象上，古人有多种说法，常见的是用空间的三维性来定义空间。《管子》书中有《宙合》篇，后人解曰：“四方上下曰合”，“合”即为抽象意义的空间概念。由“四方上下”着眼进行定义，显然是强调的其三维性。

除了用“合”表示空间以外，古人更多地则是以“宇”表示空间。据《文子·自然》篇记载：“老子曰：……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这就是一例，它也是着眼于空间的三维性的。在历史上，类似说法很多，表明它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一种空间表示方法。

《庄子·庚桑楚》对空间的定义则强调其客观实在性，说：“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即是说，空间是一种客观实在，它可以容纳一切，其本身却不能被别的东西容纳。这一定义同时也涉及到了空间的无限性。

《墨经》对空间的定义颇富分析色彩，它强调空间方位，认为各种具体方位的集合就构成总的空间概念。《经上》有“宇，弥异所也”的定义，《经说》解释说：“宇，东西家南北。”即空间是各种不同场所或方位的总称，例如东、西、家、南、北这些具体方位概念，合在一起就抽象出总的空间概念。引文中提到“家”，这是墨者选定的空间方位参考点。东西南北以何为定？以生活中心“家”为参照而定。因此，这里也涉及到空间方位定域问题，注意到了具体空间方位的相对性。本条的精华在于它对“弥异”二字的使用，“弥异”就是包容一切有差异的某类事物，此处即时空。这是古今中外独树一帜的时空观念，有极强的逻辑性［（1）］。

凡此种种，都是以“宇”作为抽象的空间概念，只是定义的角度不同而已。

另外，中国古人也有将“宇”和“宙”合在一起，用“宇宙”表示空间的。这虽然与现代用法一致，但却为学术界所忽略。学术界通常认为，古人以“宇”表示空间，以“宙”表示时间，“宇”“宙”连用，则综合表示空间和时间，所谓“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就昭示着这一点。这种认识，固然是不错的，但不能绝对化，古人并非一概用“宙”表示时间，“宙”的本义与空间相关。《说文解字》说：“宙，舟舆所极覆也。”这种意义的“宙”，就只能是抽象的空间概念了。从“宙”的这种意义出发，古人将其与“宇”连用，表示空间。从而演化出“宇宙”这一抽象空间概念，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晋朝郭璞《江赋》：“若乃宇宙澄寂，八风不翔，舟子于是搦棹，涉人于是　＠①榜。”［（2）］陆云：“函夏无尘，海外有谧，芒芒宇宙，天地交泰。”［（3）］后秦姜岌：“日之曜也……赫烈照于四极之中，而光曜焕乎宇宙之内。”［（4）］这些，都是以“宇宙”表示空间的典型例子。

对于古人将“宇”“宙”连用或并提以表示空间的做法，必须有清醒认识，否则在评价古人相关学说时，就容易犯错误。例如东汉张衡在其《灵宪》中论述了天地直径以后指出：“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对于这一段话，论者咸以为张衡提出了无限时空观念，从而给予高度评价。其实，从上下文来看，张衡这段话只讨论了无限空间观念，与时间概念无涉。

2　空间的有限与否

空间有限与否，直到今天仍然为现代宇宙学所关注，也是古代哲人讨论的热点。古人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有多种说法，其中很多人主张空间无限。例如，《管子·宙合》即说：“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间……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棠天地。”天地囊括万物，宙合又有棠天地，大之无外，这样的空间，应该说是无限的。引文的最后一句特别指出，无限性是表现在宏观、微观两个方面的。这一认识非常深刻。

《列子·汤问》同样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空间性质进行探讨，认为它“无极无尽”。殷汤曰：“然则上下八方有极尽乎？革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朕何以知之？然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朕是以知其无极无尽地，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

这里借夏革之口，讨论了空间的“极”、“尽”问题。极，指空间的外部边缘；尽，指空间的内部破缺。《列子》认为，如果空间是虚无，它就没有边缘，是无限的；如果空间由具体物质组成，它的内部就会有尽处，即空缺，这样，空间的无限性就是不完全的。但是在无穷大的宇宙之外，不可能再有无穷大的空间；在光滑连续的纯粹空间之内，也不会再有空缺。《列子》主张空间不能等同于物质，它是容纳具体物体的，是无限大的，内部也是连续的、光滑的，没有空缺。《列子》能够考虑到空间的破缺与否，其思想深度令人叹服。

唐代柳宗元认为，“无极之极，莽弥非垠”；“东西南北，其极无方”，明确指出空间是无限的。因为是无限的，所以它“无中无旁”［（5）］，没有中心。由无限空间观念进一步否定宇宙中心的存在，在人类认识史上是一大进步。

我国古代对空间无限性的议论甚多，这里不再详列。

空间无限的判断，合乎逻辑思维。古人常认为，有形则有极，无形则无尽，空间是无形的，所以它无极无尽。这一思想方法具有普遍性，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可以觅到它的踪迹。例如古罗马卢克莱修就曾提出过一种投掷飞矛的理想实验，用以论证空间的无限性。中西文化在用逻辑推理方式论证空间的无限性时，在思路上是彼此相仿的。

另一方面，古人也确有主张有限空间观的。例如西汉学者扬雄即曾提出：“阖天谓之宇。”［（6）］空间（宇）的范围以浑天说所主张的天球（阖天）为尺度，当然是指有限空间。这种有限空间观念，有它自己一定的观测依据和数理推算过程。三国王蕃的议论，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他说：“夫周径固前定物，为盖天者尚不考验，而乃论天地之外，日月所不照，阴阳所不至，日精所不及，仪术所不测，皆为之说，虚诞无征，是亦邹子瀛海之类也。”［（7）］

王蕃反对那种任意臆测天球之外空间范围的方法，他的话表现了一种求实精神。在历史上，很多浑天家都计算过天球的大小，其结果虽然不能成立，但他们重视用数理方法研究空间性质，也有其可取之处。我们不能以与今人所持信念是否相符为标准评价古人，而应重点考察他们工作的实质，了解他们的思想方法，以此为依据进行评价。实际上，空间究竟有限与否，现代科学亦存在不同看法，对于古人，当然也不必在此问题上过于苛求。

在这里，张衡的工作值得一提。他在论述天球的大小时说：“ 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广增千里。自地至天，半于八极，则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则是浑已。将覆其数，用重［差］钩股。悬天之景，薄地之义（仪），皆移千差里一寸得之。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8）］

括号中的字是前人据意思所作的校正。由引文来看，张衡所持是一种椭圆天球观念，认为这个天球的平均直径是232300里。他特别强调说，要得到这一结果，所用的数学工具是重差勾股术，物理依据是所谓地隔千里、影差一寸的学说。今人对张衡这段陈述给以高度评价，是说他提出了“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无限时空观。实际上，张衡这段话并未涉及时间，前文对此已有说明。笔者认为，张衡的功绩并不仅仅在于他认为空间是无限的，他的话隐含了这样一种认识：用数理方法所能观测和认识的空间，是有限的，超出这个范围的空间是无穷尽的。对于无限空间，只能用思辨的方法去解决。换言之，在讨论空间范围时，哪些属于物理问题、哪些属于哲学问题，张衡的理论对之做了区分，这才真正是其高明之处。

3　空间取向的绝对性

中国古代空间观念的另一特征，是其对空间取向性的重视，认为空间各向异性，方向具有绝对意义。这一特征的作用首先在于它发展出了一套实用角度概念体系，用四维、八干、十二支表示二十四个地平方位角。由于中国古代角度概念缺乏，这一体系成功地解决了物体分布地平方位的表示问题，因而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而其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这是对空间物理特性的揭示。物质的分布及运动与空间分不开，所谓空间的各向异性，实际上反映了物质在空间中分布及运动的特征，认为它不是浑浑沌沌，各向同性，而是沿各个方向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我们说这一认识揭示的是空间的物理特性。

中国古人对空间取向绝对性的论述很多，例如《管子·七法》篇云：“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犹立朝夕于运钧之上。”立朝夕，即确定东西取向。不能在旋转的钧石上建立方向标志，因为方向本身是固定的。这里就涉及到方向的绝对性。

除了水平方向，古人对铅直取向亦很重视，认为它是自然本身的特质，人类在主观上不能对之加以更改。例如，《荀子·王制篇》云：“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墨子·辞过》：“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这些，都反映了一种绝对的上下观念。

中国古人的绝对上下观，与其固有的地平大地观分不开。古人缺乏地球观念，认为大地是平的，在量级上与天的大小差不多［（9）］，由此，上下取向是绝对的，背离地面，就是向上，否则为向下。这与古希腊人不同。希腊人笃信地为球形，他们的上下观以指向地心为下，背离地心为上，是一种相对的上下观念。后来，在中国古代宇宙结构理论中出现了浑天说，认为天包地外，否定了传统所谓天在上地在下的说法，但中国人对于上和下的理解并没有改变。这种绝对上下观与地圆说不相容。例如，清代陈本礼在反对明末清初传入我国的地圆说时就曾议论道：“泰西谓地上下四傍，皆生齿所居，此言尤为不经。盖地之四面，皆有边际，处于边际者，则东极之人与西极相望，如另一天地，然皆立地上。若使旁行侧立，已难驻足，何况倒转脚底，顶对地心，焉能立而不堕乎？”［（10）］陈本礼的这种疑虑，从西方相对上下观念来看，不成其为问题。清初学者方中通就曾运用西学观点解释过这一问题：“方者以上为上，以下为下；圆者以边为上，以中为下。地居天之正中，故人以各立之地为下，不知其彼此颠倒也。”［（11）］因为圆者以中为下，以边为上，人在地球上无论居于何处，都是头上脚下，倾坠之事，当然无从发生。

中国和西方关于上下的观念在几何意义上完全不同，但引导他们产生上下意识的物理因素却是同一的，是地心引力。古人通过对与地心引力有关的大量事实的感受，结合他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产生了各自不同的上下观念。由此，古人对空间在铅直方向取向性的重视，有其内在的物理依据，即地球引力的客观存在，尽管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

古人重视对方向的判别，是由于他们认为空间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性质。所谓“五方配五行”，就反映了这种认识。五方，指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古人认为五行按木、金、火、水、土顺序与上述五方相配。这种说法在古书中比比皆是，这里不再例举。古人不但认为空间方位有五行意义的差异，而且进一步把它推向了更广泛的涵义。《晏子春秋》的一则记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景公新成柏寝之室，使师开鼓琴。师开左抚宫，右弹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师开对曰：‘东方之声薄，西方之声扬。’”［（12）］

东汉高诱注“室夕”曰：“言其室邪不正……夕又有西义。”这是说，房子朝向不正、会通过它的声学效应表现出来。本条记述未必属实，但它反映了古人一种信念：空间取向的不同，有着物理意义的差异。

《晏子春秋》的记述，虽然迹近神话，但其思想内涵则未必完全荒唐，因为方向概念的产生，确有其一定的物理依据。正如人们对铅直方向的强调是对重力现象的体会一样，水平四向观念的产生则是对地球自转有关现象感受的结果。地球的自转，造成了太阳东升西落的周日视运动，这导致东西二向的建立。地球自转时，角动量守恒，其自转轴在空间中的指向恒定不变，这一指向投影到地面，就构成了南北二向。因此，地球自转是人们得以建立恒定水平四向的物理基础。

空间取向是绝对的，这等价于说空间各向异性。古人这一认识与现代所谓宇宙学原理大相径庭。宇宙学原理主张宇宙均匀各向同性，它揭示了大尺度空间物质分布的特性。中国古代的有关认识，是就人直接可见尺度而言的，它与现代宇宙学原理是互补的。

4　时空关系

在古人有关时空关系的议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时间与空间相关的说法。例如，《管子》中有《宙合》篇，其中提到“宙合有棠天地”。按后人注解，古往今来曰宙，四方上下曰合，即这里的“宙合”指时间和空间，天地就存在于时空之中。这是将时间与空间相提并论。古籍中常见四时配四方之说，认为春属东，夏属南，秋属西，冬属北，则是将特定的时空相联系。《庄子·则阳》引容成氏曰：除日无岁，无内无外。”认为没有时间的累积，连空间方位的内外都无从区分。明末方以智对时空关系有更精辟论述：“《管子》曰宙合，谓宙合宇也。灼然宙轮转于宇，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春夏秋冬之旋转，即列于五方。”［（13）］这里把时间比成轮子，以为时间的推移在空间中进行，空间中有时间，时间中有空间，二者浑然一体。这种陈述，侧重于强调时空相关性，与牛顿绝对时空观强调时空互不相关相比，着眼点有所不同。

我国先秦曲籍《墨经》的《经下》篇，则从物理问题着手，涉及到了时间、空间和运动的关系。《经》：“行修以久，说在先后。”《说》：“行：者（诸）行者必先近而后远。远近，修也；先后，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经》：“宇域徙，说在长宇久。”《说》：“宇：徙而有处，宇。宇南北，在旦又在暮，宇徙久。”引文中的“久”，是墨家所定义的抽象时间概念，“宇”则表示空间。这两条，都是说空间距离的变化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即对于表征运动而言，时间、空间缺一不可。

中国古代这种时空和运动不可分的观念，得到了当今学界的热情赞扬，人们倾向于把它看作是爱因斯坦相对论时空观在中国古代的朴素表现。但这种认识不能成立，中国古代时空观的科学基础并未超越经典物理学范围。爱因斯坦本人即曾指出：“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认为实在世界的四维性是狭义相对论第一次提出的新看法，甚至早在经典物理学中，事件就由四个数来确定，即三个空间坐标和一个时间坐标，因此全部物理‘事件’被认为是寓存于一个四维连续流形中的。”［（14）］即是说，物理“事件”发生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时空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人的论述，与经典物理学内在并不矛盾。

狭义相对论时空观所主张的时空相关，有其特定内涵，那就是同时相对性概念。这一概念是在光速不变和自然界定律对洛仑兹变换保持不变这两条原理的基础上推证出来的，它认为，“所有与一个选定的事件同时的诸事件就一个特定的惯性系而言确实是存在的，但是这不再能说成为与惯性系的选择无关的了。”［（14）］即是说，“每一个参考物体（坐标系）都有它本身的特殊的时间，除非我们讲出关于时间的陈述是相对于哪一个参考物体的，否则关于一个事件的时间的陈述就没有意义。［（14）］所谓时间与空间的不可分，即是就这一意义而言的。显然，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广义相对论的时空观更进了一步，认为时空、空间与物质不可分，这里姑且不论）在依据的原理和具体内涵上都与中国古代时空相关的观念不同，我们不能说中国古代时空观远离经典物理学而接近于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

中国古代代空观在表现形式上有异于牛顿的陈述，那是由于双方思想方法不同，因而在讨论同一问题时，着眼点也不同。西方思想方法以分析为主，他们当然知道表征物理事件要用四个坐标，但并不去强调它的整体性，而是侧重于具体分析每个坐标对表征物理事件所起的作用，分析的结果，时空被分割为一维的时间和三维的空间，二者相互独立，时间的流逝对于不同的参照系是一样的，由此，产生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中国人则侧重于综合，重视整体效应，认为要表征物理事件，时间空间缺一不可，所以，二者不可分。在相对论时空观提出之前，人们认为牛顿绝对时空观天经地义；相对论广为人知之后，人们又对中国古代时空观推崇备至，这些皆为不妥。中国古人的说法与牛顿的论述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揭示了经典物理学时空观的某些特征。将这两种说法结合起来，可以获得对经典物理学时空观比较完整的认识，这就是其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李志超．天人古义——中国科学史论纲．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163

（2）　郭璞．江赋．昭明文选．卷十二

（3）　陆云．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一首．昭明文选．卷二

（4）　姜岌．浑天论答难．续古文苑．卷九

（5）　柳宗元．天对

（6）　杨雄．太玄．玄chī＠②

（7）　王蕃．浑天象说．唐开元占经．卷一

（8）　张衡．灵宪

（9）　李志超，华同旭．论中国古代的大地形状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2期

（10）　游国恩主编．天问纂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117—118

（11）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一

（12）　晏子春秋．景公成柏寝之室而师开言夕，晏子辨其所以然第五

空间考古学导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科学思想史，中国古代，时空观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space in ancient china.the ancient chinese definition of space and their cognition of whetherspace is finite of infinite and their knowledge of the absoluteness ofspace direction are analysed.the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space in ancient china is evaluated.

       key words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ancient china,concept of timeand space

        对空间特性的认识，是古人自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人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空间观念，研究科技史，有必要对之加以探讨。

1　关于空间的定义

在对空间概念的抽象上，古人有多种说法，常见的是用空间的三维性来定义空间。《管子》书中有《宙合》篇，后人解曰：“四方上下曰合”，“合”即为抽象意义的空间概念。由“四方上下”着眼进行定义，显然是强调的其三维性。

除了用“合”表示空间以外，古人更多地则是以“宇”表示空间。据《文子·自然》篇记载：“老子曰：……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这就是一例，它也是着眼于空间的三维性的。在历史上，类似说法很多，表明它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一种空间表示方法。

《庄子·庚桑楚》对空间的定义则强调其客观实在性，说：“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即是说，空间是一种客观实在，它可以容纳一切，其本身却不能被别的东西容纳。这一定义同时也涉及到了空间的无限性。

《墨经》对空间的定义颇富分析色彩，它强调空间方位，认为各种具体方位的集合就构成总的空间概念。《经上》有“宇，弥异所也”的定义，《经说》解释说：“宇，东西家南北。”即空间是各种不同场所或方位的总称，例如东、西、家、南、北这些具体方位概念，合在一起就抽象出总的空间概念。引文中提到“家”，这是墨者选定的空间方位参考点。东西南北以何为定？以生活中心“家”为参照而定。因此，这里也涉及到空间方位定域问题，注意到了具体空间方位的相对性。本条的精华在于它对“弥异”二字的使用，“弥异”就是包容一切有差异的某类事物，此处即时空。这是古今中外独树一帜的时空观念，有极强的逻辑性［（1）］。

凡此种种，都是以“宇”作为抽象的空间概念，只是定义的角度不同而已。

另外，中国古人也有将“宇”和“宙”合在一起，用“宇宙”表示空间的。这虽然与现代用法一致，但却为学术界所忽略。学术界通常认为，古人以“宇”表示空间，以“宙”表示时间，“宇”“宙”连用，则综合表示空间和时间，所谓“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就昭示着这一点。这种认识，固然是不错的，但不能绝对化，古人并非一概用“宙”表示时间，“宙”的本义与空间相关。《说文解字》说：“宙，舟舆所极覆也。”这种意义的“宙”，就只能是抽象的空间概念了。从“宙”的这种意义出发，古人将其与“宇”连用，表示空间。从而演化出“宇宙”这一抽象空间概念，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晋朝郭璞《江赋》：“若乃宇宙澄寂，八风不翔，舟子于是搦棹，涉人于是　＠①榜。”［（2）］陆云：“函夏无尘，海外有谧，芒芒宇宙，天地交泰。”［（3）］后秦姜岌：“日之曜也……赫烈照于四极之中，而光曜焕乎宇宙之内。”［（4）］这些，都是以“宇宙”表示空间的典型例子。

对于古人将“宇”“宙”连用或并提以表示空间的做法，必须有清醒认识，否则在评价古人相关学说时，就容易犯错误。例如东汉张衡在其《灵宪》中论述了天地直径以后指出：“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对于这一段话，论者咸以为张衡提出了无限时空观念，从而给予高度评价。其实，从上下文来看，张衡这段话只讨论了无限空间观念，与时间概念无涉。

2　空间的有限与否

空间有限与否，直到今天仍然为现代宇宙学所关注，也是古代哲人讨论的热点。古人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有多种说法，其中很多人主张空间无限。例如，《管子·宙合》即说：“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间……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棠天地。”天地囊括万物，宙合又有棠天地，大之无外，这样的空间，应该说是无限的。引文的最后一句特别指出，无限性是表现在宏观、微观两个方面的。这一认识非常深刻。

《列子·汤问》同样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空间性质进行探讨，认为它“无极无尽”。殷汤曰：“然则上下八方有极尽乎？革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朕何以知之？然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朕是以知其无极无尽地，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

这里借夏革之口，讨论了空间的“极”、“尽”问题。极，指空间的外部边缘；尽，指空间的内部破缺。《列子》认为，如果空间是虚无，它就没有边缘，是无限的；如果空间由具体物质组成，它的内部就会有尽处，即空缺，这样，空间的无限性就是不完全的。但是在无穷大的宇宙之外，不可能再有无穷大的空间；在光滑连续的纯粹空间之内，也不会再有空缺。《列子》主张空间不能等同于物质，它是容纳具体物体的，是无限大的，内部也是连续的、光滑的，没有空缺。《列子》能够考虑到空间的破缺与否，其思想深度令人叹服。

唐代柳宗元认为，“无极之极，莽弥非垠”；“东西南北，其极无方”，明确指出空间是无限的。因为是无限的，所以它“无中无旁”［（5）］，没有中心。由无限空间观念进一步否定宇宙中心的存在，在人类认识史上是一大进步。

我国古代对空间无限性的议论甚多，这里不再详列。

空间无限的判断，合乎逻辑思维。古人常认为，有形则有极，无形则无尽，空间是无形的，所以它无极无尽。这一思想方法具有普遍性，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可以觅到它的踪迹。例如古罗马卢克莱修就曾提出过一种投掷飞矛的理想实验，用以论证空间的无限性。中西文化在用逻辑推理方式论证空间的无限性时，在思路上是彼此相仿的。

另一方面，古人也确有主张有限空间观的。例如西汉学者扬雄即曾提出：“阖天谓之宇。”［（6）］空间（宇）的范围以浑天说所主张的天球（阖天）为尺度，当然是指有限空间。这种有限空间观念，有它自己一定的观测依据和数理推算过程。三国王蕃的议论，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他说：“夫周径固前定物，为盖天者尚不考验，而乃论天地之外，日月所不照，阴阳所不至，日精所不及，仪术所不测，皆为之说，虚诞无征，是亦邹子瀛海之类也。”［（7）］

王蕃反对那种任意臆测天球之外空间范围的方法，他的话表现了一种求实精神。在历史上，很多浑天家都计算过天球的大小，其结果虽然不能成立，但他们重视用数理方法研究空间性质，也有其可取之处。我们不能以与今人所持信念是否相符为标准评价古人，而应重点考察他们工作的实质，了解他们的思想方法，以此为依据进行评价。实际上，空间究竟有限与否，现代科学亦存在不同看法，对于古人，当然也不必在此问题上过于苛求。

在这里，张衡的工作值得一提。他在论述天球的大小时说：“ 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广增千里。自地至天，半于八极，则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则是浑已。将覆其数，用重［差］钩股。悬天之景，薄地之义（仪），皆移千差里一寸得之。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8）］

括号中的字是前人据意思所作的校正。由引文来看，张衡所持是一种椭圆天球观念，认为这个天球的平均直径是232300里。他特别强调说，要得到这一结果，所用的数学工具是重差勾股术，物理依据是所谓地隔千里、影差一寸的学说。今人对张衡这段陈述给以高度评价，是说他提出了“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无限时空观。实际上，张衡这段话并未涉及时间，前文对此已有说明。笔者认为，张衡的功绩并不仅仅在于他认为空间是无限的，他的话隐含了这样一种认识：用数理方法所能观测和认识的空间，是有限的，超出这个范围的空间是无穷尽的。对于无限空间，只能用思辨的方法去解决。换言之，在讨论空间范围时，哪些属于物理问题、哪些属于哲学问题，张衡的理论对之做了区分，这才真正是其高明之处。

3　空间取向的绝对性

中国古代空间观念的另一特征，是其对空间取向性的重视，认为空间各向异性，方向具有绝对意义。这一特征的作用首先在于它发展出了一套实用角度概念体系，用四维、八干、十二支表示二十四个地平方位角。由于中国古代角度概念缺乏，这一体系成功地解决了物体分布地平方位的表示问题，因而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而其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这是对空间物理特性的揭示。物质的分布及运动与空间分不开，所谓空间的各向异性，实际上反映了物质在空间中分布及运动的特征，认为它不是浑浑沌沌，各向同性，而是沿各个方向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我们说这一认识揭示的是空间的物理特性。

中国古人对空间取向绝对性的论述很多，例如《管子·七法》篇云：“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犹立朝夕于运钧之上。”立朝夕，即确定东西取向。不能在旋转的钧石上建立方向标志，因为方向本身是固定的。这里就涉及到方向的绝对性。

除了水平方向，古人对铅直取向亦很重视，认为它是自然本身的特质，人类在主观上不能对之加以更改。例如，《荀子·王制篇》云：“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墨子·辞过》：“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这些，都反映了一种绝对的上下观念。

中国古人的绝对上下观，与其固有的地平大地观分不开。古人缺乏地球观念，认为大地是平的，在量级上与天的大小差不多［（9）］，由此，上下取向是绝对的，背离地面，就是向上，否则为向下。这与古希腊人不同。希腊人笃信地为球形，他们的上下观以指向地心为下，背离地心为上，是一种相对的上下观念。后来，在中国古代宇宙结构理论中出现了浑天说，认为天包地外，否定了传统所谓天在上地在下的说法，但中国人对于上和下的理解并没有改变。这种绝对上下观与地圆说不相容。例如，清代陈本礼在反对明末清初传入我国的地圆说时就曾议论道：“泰西谓地上下四傍，皆生齿所居，此言尤为不经。盖地之四面，皆有边际，处于边际者，则东极之人与西极相望，如另一天地，然皆立地上。若使旁行侧立，已难驻足，何况倒转脚底，顶对地心，焉能立而不堕乎？”［（10）］陈本礼的这种疑虑，从西方相对上下观念来看，不成其为问题。清初学者方中通就曾运用西学观点解释过这一问题：“方者以上为上，以下为下；圆者以边为上，以中为下。地居天之正中，故人以各立之地为下，不知其彼此颠倒也。”［（11）］因为圆者以中为下，以边为上，人在地球上无论居于何处，都是头上脚下，倾坠之事，当然无从发生。

中国和西方关于上下的观念在几何意义上完全不同，但引导他们产生上下意识的物理因素却是同一的，是地心引力。古人通过对与地心引力有关的大量事实的感受，结合他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产生了各自不同的上下观念。由此，古人对空间在铅直方向取向性的重视，有其内在的物理依据，即地球引力的客观存在，尽管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

古人重视对方向的判别，是由于他们认为空间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性质。所谓“五方配五行”，就反映了这种认识。五方，指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古人认为五行按木、金、火、水、土顺序与上述五方相配。这种说法在古书中比比皆是，这里不再例举。古人不但认为空间方位有五行意义的差异，而且进一步把它推向了更广泛的涵义。《晏子春秋》的一则记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景公新成柏寝之室，使师开鼓琴。师开左抚宫，右弹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师开对曰：‘东方之声薄，西方之声扬。’”［（12）］

东汉高诱注“室夕”曰：“言其室邪不正……夕又有西义。”这是说，房子朝向不正、会通过它的声学效应表现出来。本条记述未必属实，但它反映了古人一种信念：空间取向的不同，有着物理意义的差异。

《晏子春秋》的记述，虽然迹近神话，但其思想内涵则未必完全荒唐，因为方向概念的产生，确有其一定的物理依据。正如人们对铅直方向的强调是对重力现象的体会一样，水平四向观念的产生则是对地球自转有关现象感受的结果。地球的自转，造成了太阳东升西落的周日视运动，这导致东西二向的建立。地球自转时，角动量守恒，其自转轴在空间中的指向恒定不变，这一指向投影到地面，就构成了南北二向。因此，地球自转是人们得以建立恒定水平四向的物理基础。

空间取向是绝对的，这等价于说空间各向异性。古人这一认识与现代所谓宇宙学原理大相径庭。宇宙学原理主张宇宙均匀各向同性，它揭示了大尺度空间物质分布的特性。中国古代的有关认识，是就人直接可见尺度而言的，它与现代宇宙学原理是互补的。

4　时空关系

在古人有关时空关系的议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时间与空间相关的说法。例如，《管子》中有《宙合》篇，其中提到“宙合有棠天地”。按后人注解，古往今来曰宙，四方上下曰合，即这里的“宙合”指时间和空间，天地就存在于时空之中。这是将时间与空间相提并论。古籍中常见四时配四方之说，认为春属东，夏属南，秋属西，冬属北，则是将特定的时空相联系。《庄子·则阳》引容成氏曰：除日无岁，无内无外。”认为没有时间的累积，连空间方位的内外都无从区分。明末方以智对时空关系有更精辟论述：“《管子》曰宙合，谓宙合宇也。灼然宙轮转于宇，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春夏秋冬之旋转，即列于五方。”［（13）］这里把时间比成轮子，以为时间的推移在空间中进行，空间中有时间，时间中有空间，二者浑然一体。这种陈述，侧重于强调时空相关性，与牛顿绝对时空观强调时空互不相关相比，着眼点有所不同。

我国先秦曲籍《墨经》的《经下》篇，则从物理问题着手，涉及到了时间、空间和运动的关系。《经》：“行修以久，说在先后。”《说》：“行：者（诸）行者必先近而后远。远近，修也；先后，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经》：“宇域徙，说在长宇久。”《说》：“宇：徙而有处，宇。宇南北，在旦又在暮，宇徙久。”引文中的“久”，是墨家所定义的抽象时间概念，“宇”则表示空间。这两条，都是说空间距离的变化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即对于表征运动而言，时间、空间缺一不可。

中国古代这种时空和运动不可分的观念，得到了当今学界的热情赞扬，人们倾向于把它看作是爱因斯坦相对论时空观在中国古代的朴素表现。但这种认识不能成立，中国古代时空观的科学基础并未超越经典物理学范围。爱因斯坦本人即曾指出：“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认为实在世界的四维性是狭义相对论第一次提出的新看法，甚至早在经典物理学中，事件就由四个数来确定，即三个空间坐标和一个时间坐标，因此全部物理‘事件’被认为是寓存于一个四维连续流形中的。”［（14）］即是说，物理“事件”发生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时空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人的论述，与经典物理学内在并不矛盾。

狭义相对论时空观所主张的时空相关，有其特定内涵，那就是同时相对性概念。这一概念是在光速不变和自然界定律对洛仑兹变换保持不变这两条原理的基础上推证出来的，它认为，“所有与一个选定的事件同时的诸事件就一个特定的惯性系而言确实是存在的，但是这不再能说成为与惯性系的选择无关的了。”［（14）］即是说，“每一个参考物体（坐标系）都有它本身的特殊的时间，除非我们讲出关于时间的陈述是相对于哪一个参考物体的，否则关于一个事件的时间的陈述就没有意义。［（14）］所谓时间与空间的不可分，即是就这一意义而言的。显然，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广义相对论的时空观更进了一步，认为时空、空间与物质不可分，这里姑且不论）在依据的原理和具体内涵上都与中国古代时空相关的观念不同，我们不能说中国古代时空观远离经典物理学而接近于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

中国古代代空观在表现形式上有异于牛顿的陈述，那是由于双方思想方法不同，因而在讨论同一问题时，着眼点也不同。西方思想方法以分析为主，他们当然知道表征物理事件要用四个坐标，但并不去强调它的整体性，而是侧重于具体分析每个坐标对表征物理事件所起的作用，分析的结果，时空被分割为一维的时间和三维的空间，二者相互独立，时间的流逝对于不同的参照系是一样的，由此，产生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中国人则侧重于综合，重视整体效应，认为要表征物理事件，时间空间缺一不可，所以，二者不可分。在相对论时空观提出之前，人们认为牛顿绝对时空观天经地义；相对论广为人知之后，人们又对中国古代时空观推崇备至，这些皆为不妥。中国古人的说法与牛顿的论述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揭示了经典物理学时空观的某些特征。将这两种说法结合起来，可以获得对经典物理学时空观比较完整的认识，这就是其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李志超．天人古义——中国科学史论纲．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163

（2）　郭璞．江赋．昭明文选．卷十二

（3）　陆云．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一首．昭明文选．卷二

（4）　姜岌．浑天论答难．续古文苑．卷九

（5）　柳宗元．天对

（6）　杨雄．太玄．玄chī＠②

（7）　王蕃．浑天象说．唐开元占经．卷一

（8）　张衡．灵宪

（9）　李志超，华同旭．论中国古代的大地形状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2期

（10）　游国恩主编．天问纂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117—118

（11）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一

（12）　晏子春秋．景公成柏寝之室而师开言夕，晏子辨其所以然第五

空间考古学导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　科学思想史，中国古代，时空观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space in ancient China.The ancient Chinese definition of space and their cognition of whetherspace is finite of infinite and their knowledge of the absoluteness ofspace direction are analysed.The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space in ancient China is evaluated.

Key words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ancient China，concept of timeand space

对空间特性的认识，是古人自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人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空间观念，研究科技史，有必要对之加以探讨。

1　关于空间的定义

在对空间概念的抽象上，古人有多种说法，常见的是用空间的三维性来定义空间。《管子》书中有《宙合》篇，后人解曰：“四方上下曰合”，“合”即为抽象意义的空间概念。由“四方上下”着眼进行定义，显然是强调的其三维性。

除了用“合”表示空间以外，古人更多地则是以“宇”表示空间。据《文子·自然》篇记载：“老子曰：……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这就是一例，它也是着眼于空间的三维性的。在历史上，类似说法很多，表明它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一种空间表示方法。

《庄子·庚桑楚》对空间的定义则强调其客观实在性，说：“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即是说，空间是一种客观实在，它可以容纳一切，其本身却不能被别的东西容纳。这一定义同时也涉及到了空间的无限性。

《墨经》对空间的定义颇富分析色彩，它强调空间方位，认为各种具体方位的集合就构成总的空间概念。《经上》有“宇，弥异所也”的定义，《经说》解释说：“宇，东西家南北。”即空间是各种不同场所或方位的总称，例如东、西、家、南、北这些具体方位概念，合在一起就抽象出总的空间概念。引文中提到“家”，这是墨者选定的空间方位参考点。东西南北以何为定？以生活中心“家”为参照而定。因此，这里也涉及到空间方位定域问题，注意到了具体空间方位的相对性。本条的精华在于它对“弥异”二字的使用，“弥异”就是包容一切有差异的某类事物，此处即时空。这是古今中外独树一帜的时空观念，有极强的逻辑性［（1）］。

凡此种种，都是以“宇”作为抽象的空间概念，只是定义的角度不同而已。

另外，中国古人也有将“宇”和“宙”合在一起，用“宇宙”表示空间的。这虽然与现代用法一致，但却为学术界所忽略。学术界通常认为，古人以“宇”表示空间，以“宙”表示时间，“宇”“宙”连用，则综合表示空间和时间，所谓“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就昭示着这一点。这种认识，固然是不错的，但不能绝对化，古人并非一概用“宙”表示时间，“宙”的本义与空间相关。《说文解字》说：“宙，舟舆所极覆也。”这种意义的“宙”，就只能是抽象的空间概念了。从“宙”的这种意义出发，古人将其与“宇”连用，表示空间。从而演化出“宇宙”这一抽象空间概念，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晋朝郭璞《江赋》：“若乃宇宙澄寂，八风不翔，舟子于是搦棹，涉人于是　＠①榜。”［（2）］陆云：“函夏无尘，海外有谧，芒芒宇宙，天地交泰。”［（3）］后秦姜岌：“日之曜也……赫烈照于四极之中，而光曜焕乎宇宙之内。”［（4）］这些，都是以“宇宙”表示空间的典型例子。

对于古人将“宇”“宙”连用或并提以表示空间的做法，必须有清醒认识，否则在评价古人相关学说时，就容易犯错误。例如东汉张衡在其《灵宪》中论述了天地直径以后指出：“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对于这一段话，论者咸以为张衡提出了无限时空观念，从而给予高度评价。其实，从上下文来看，张衡这段话只讨论了无限空间观念，与时间概念无涉。

2　空间的有限与否

空间有限与否，直到今天仍然为现代宇宙学所关注，也是古代哲人讨论的热点。古人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有多种说法，其中很多人主张空间无限。例如，《管子·宙合》即说：“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间……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棠天地。”天地囊括万物，宙合又有棠天地，大之无外，这样的空间，应该说是无限的。引文的最后一句特别指出，无限性是表现在宏观、微观两个方面的。这一认识非常深刻。

《列子·汤问》同样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空间性质进行探讨，认为它“无极无尽”。殷汤曰：“然则上下八方有极尽乎？革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朕何以知之？然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朕是以知其无极无尽地，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

这里借夏革之口，讨论了空间的“极”、“尽”问题。极，指空间的外部边缘；尽，指空间的内部破缺。《列子》认为，如果空间是虚无，它就没有边缘，是无限的；如果空间由具体物质组成，它的内部就会有尽处，即空缺，这样，空间的无限性就是不完全的。但是在无穷大的宇宙之外，不可能再有无穷大的空间；在光滑连续的纯粹空间之内，也不会再有空缺。《列子》主张空间不能等同于物质，它是容纳具体物体的，是无限大的，内部也是连续的、光滑的，没有空缺。《列子》能够考虑到空间的破缺与否，其思想深度令人叹服。

唐代柳宗元认为，“无极之极，莽弥非垠”；“东西南北，其极无方”，明确指出空间是无限的。因为是无限的，所以它“无中无旁”［（5）］，没有中心。由无限空间观念进一步否定宇宙中心的存在，在人类认识史上是一大进步。

我国古代对空间无限性的议论甚多，这里不再详列。

空间无限的判断，合乎逻辑思维。古人常认为，有形则有极，无形则无尽，空间是无形的，所以它无极无尽。这一思想方法具有普遍性，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可以觅到它的踪迹。例如古罗马卢克莱修就曾提出过一种投掷飞矛的理想实验，用以论证空间的无限性。中西文化在用逻辑推理方式论证空间的无限性时，在思路上是彼此相仿的。

另一方面，古人也确有主张有限空间观的。例如西汉学者扬雄即曾提出：“阖天谓之宇。”［（6）］空间（宇）的范围以浑天说所主张的天球（阖天）为尺度，当然是指有限空间。这种有限空间观念，有它自己一定的观测依据和数理推算过程。三国王蕃的议论，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他说：“夫周径固前定物，为盖天者尚不考验，而乃论天地之外，日月所不照，阴阳所不至，日精所不及，仪术所不测，皆为之说，虚诞无征，是亦邹子瀛海之类也。”［（7）］

王蕃反对那种任意臆测天球之外空间范围的方法，他的话表现了一种求实精神。在历史上，很多浑天家都计算过天球的大小，其结果虽然不能成立，但他们重视用数理方法研究空间性质，也有其可取之处。我们不能以与今人所持信念是否相符为标准评价古人，而应重点考察他们工作的实质，了解他们的思想方法，以此为依据进行评价。实际上，空间究竟有限与否，现代科学亦存在不同看法，对于古人，当然也不必在此问题上过于苛求。

在这里，张衡的工作值得一提。他在论述天球的大小时说：“ 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广增千里。自地至天，半于八极，则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则是浑已。将覆其数，用重［差］钩股。悬天之景，薄地之义（仪），皆移千差里一寸得之。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8）］

括号中的字是前人据意思所作的校正。由引文来看，张衡所持是一种椭圆天球观念，认为这个天球的平均直径是232300里。他特别强调说，要得到这一结果，所用的数学工具是重差勾股术，物理依据是所谓地隔千里、影差一寸的学说。今人对张衡这段陈述给以高度评价，是说他提出了“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无限时空观。实际上，张衡这段话并未涉及时间，前文对此已有说明。笔者认为，张衡的功绩并不仅仅在于他认为空间是无限的，他的话隐含了这样一种认识：用数理方法所能观测和认识的空间，是有限的，超出这个范围的空间是无穷尽的。对于无限空间，只能用思辨的方法去解决。换言之，在讨论空间范围时，哪些属于物理问题、哪些属于哲学问题，张衡的理论对之做了区分，这才真正是其高明之处。

3　空间取向的绝对性

中国古代空间观念的另一特征，是其对空间取向性的重视，认为空间各向异性，方向具有绝对意义。这一特征的作用首先在于它发展出了一套实用角度概念体系，用四维、八干、十二支表示二十四个地平方位角。由于中国古代角度概念缺乏，这一体系成功地解决了物体分布地平方位的表示问题，因而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而其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这是对空间物理特性的揭示。物质的分布及运动与空间分不开，所谓空间的各向异性，实际上反映了物质在空间中分布及运动的特征，认为它不是浑浑沌沌，各向同性，而是沿各个方向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我们说这一认识揭示的是空间的物理特性。

中国古人对空间取向绝对性的论述很多，例如《管子·七法》篇云：“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犹立朝夕于运钧之上。”立朝夕，即确定东西取向。不能在旋转的钧石上建立方向标志，因为方向本身是固定的。这里就涉及到方向的绝对性。

除了水平方向，古人对铅直取向亦很重视，认为它是自然本身的特质，人类在主观上不能对之加以更改。例如，《荀子·王制篇》云：“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墨子·辞过》：“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这些，都反映了一种绝对的上下观念。

中国古人的绝对上下观，与其固有的地平大地观分不开。古人缺乏地球观念，认为大地是平的，在量级上与天的大小差不多［（9）］，由此，上下取向是绝对的，背离地面，就是向上，否则为向下。这与古希腊人不同。希腊人笃信地为球形，他们的上下观以指向地心为下，背离地心为上，是一种相对的上下观念。后来，在中国古代宇宙结构理论中出现了浑天说，认为天包地外，否定了传统所谓天在上地在下的说法，但中国人对于上和下的理解并没有改变。这种绝对上下观与地圆说不相容。例如，清代陈本礼在反对明末清初传入我国的地圆说时就曾议论道：“泰西谓地上下四傍，皆生齿所居，此言尤为不经。盖地之四面，皆有边际，处于边际者，则东极之人与西极相望，如另一天地，然皆立地上。若使旁行侧立，已难驻足，何况倒转脚底，顶对地心，焉能立而不堕乎？”［（10）］陈本礼的这种疑虑，从西方相对上下观念来看，不成其为问题。清初学者方中通就曾运用西学观点解释过这一问题：“方者以上为上，以下为下；圆者以边为上，以中为下。地居天之正中，故人以各立之地为下，不知其彼此颠倒也。”［（11）］因为圆者以中为下，以边为上，人在地球上无论居于何处，都是头上脚下，倾坠之事，当然无从发生。

转贴于 中国和西方关于上下的观念在几何意义上完全不同，但引导他们产生上下意识的物理因素却是同一的，是地心引力。古人通过对与地心引力有关的大量事实的感受，结合他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产生了各自不同的上下观念。由此，古人对空间在铅直方向取向性的重视，有其内在的物理依据，即地球引力的客观存在，尽管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

古人重视对方向的判别，是由于他们认为空间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性质。所谓“五方配五行”，就反映了这种认识。五方，指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古人认为五行按木、金、火、水、土顺序与上述五方相配。这种说法在古书中比比皆是，这里不再例举。古人不但认为空间方位有五行意义的差异，而且进一步把它推向了更广泛的涵义。《晏子春秋》的一则记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景公新成柏寝之室，使师开鼓琴。师开左抚宫，右弹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师开对曰：‘东方之声薄，西方之声扬。’”［（12）］

东汉高诱注“室夕”曰：“言其室邪不正……夕又有西义。”这是说，房子朝向不正、会通过它的声学效应表现出来。本条记述未必属实，但它反映了古人一种信念：空间取向的不同，有着物理意义的差异。

《晏子春秋》的记述，虽然迹近神话，但其思想内涵则未必完全荒唐，因为方向概念的产生，确有其一定的物理依据。正如人们对铅直方向的强调是对重力现象的体会一样，水平四向观念的产生则是对地球自转有关现象感受的结果。地球的自转，造成了太阳东升西落的周日视运动，这导致东西二向的建立。地球自转时，角动量守恒，其自转轴在空间中的指向恒定不变，这一指向投影到地面，就构成了南北二向。因此，地球自转是人们得以建立恒定水平四向的物理基础。

空间取向是绝对的，这等价于说空间各向异性。古人这一认识与现代所谓宇宙学原理大相径庭。宇宙学原理主张宇宙均匀各向同性，它揭示了大尺度空间物质分布的特性。中国古代的有关认识，是就人直接可见尺度而言的，它与现代宇宙学原理是互补的。

4　时空关系

在古人有关时空关系的议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时间与空间相关的说法。例如，《管子》中有《宙合》篇，其中提到“宙合有棠天地”。按后人注解，古往今来曰宙，四方上下曰合，即这里的“宙合”指时间和空间，天地就存在于时空之中。这是将时间与空间相提并论。古籍中常见四时配四方之说，认为春属东，夏属南，秋属西，冬属北，则是将特定的时空相联系。《庄子·则阳》引容成氏曰：除日无岁，无内无外。”认为没有时间的累积，连空间方位的内外都无从区分。明末方以智对时空关系有更精辟论述：“《管子》曰宙合，谓宙合宇也。灼然宙轮转于宇，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春夏秋冬之旋转，即列于五方。”［（13）］这里把时间比成轮子，以为时间的推移在空间中进行，空间中有时间，时间中有空间，二者浑然一体。这种陈述，侧重于强调时空相关性，与牛顿绝对时空观强调时空互不相关相比，着眼点有所不同。

我国先秦曲籍《墨经》的《经下》篇，则从物理问题着手，涉及到了时间、空间和运动的关系。《经》：“行修以久，说在先后。”《说》：“行：者（诸）行者必先近而后远。远近，修也；先后，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经》：“宇域徙，说在长宇久。”《说》：“宇：徙而有处，宇。宇南北，在旦又在暮，宇徙久。”引文中的“久”，是墨家所定义的抽象时间概念，“宇”则表示空间。这两条，都是说空间距离的变化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即对于表征运动而言，时间、空间缺一不可。

中国古代这种时空和运动不可分的观念，得到了当今学界的热情赞扬，人们倾向于把它看作是爱因斯坦相对论时空观在中国古代的朴素表现。但这种认识不能成立，中国古代时空观的科学基础并未超越经典物理学范围。爱因斯坦本人即曾指出：“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认为实在世界的四维性是狭义相对论第一次提出的新看法，甚至早在经典物理学中，事件就由四个数来确定，即三个空间坐标和一个时间坐标，因此全部物理‘事件’被认为是寓存于一个四维连续流形中的。”［（14）］即是说，物理“事件”发生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时空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人的论述，与经典物理学内在并不矛盾。

狭义相对论时空观所主张的时空相关，有其特定内涵，那就是同时相对性概念。这一概念是在光速不变和自然界定律对洛仑兹变换保持不变这两条原理的基础上推证出来的，它认为，“所有与一个选定的事件同时的诸事件就一个特定的惯性系而言确实是存在的，但是这不再能说成为与惯性系的选择无关的了。”［（14）］即是说，“每一个参考物体（坐标系）都有它本身的特殊的时间，除非我们讲出关于时间的陈述是相对于哪一个参考物体的，否则关于一个事件的时间的陈述就没有意义。［（14）］所谓时间与空间的不可分，即是就这一意义而言的。显然，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广义相对论的时空观更进了一步，认为时空、空间与物质不可分，这里姑且不论）在依据的原理和具体内涵上都与中国古代时空相关的观念不同，我们不能说中国古代时空观远离经典物理学而接近于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

中国古代代空观在表现形式上有异于牛顿的陈述，那是由于双方思想方法不同，因而在讨论同一问题时，着眼点也不同。西方思想方法以分析为主，他们当然知道表征物理事件要用四个坐标，但并不去强调它的整体性，而是侧重于具体分析每个坐标对表征物理事件所起的作用，分析的结果，时空被分割为一维的时间和三维的空间，二者相互独立，时间的流逝对于不同的参照系是一样的，由此，产生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中国人则侧重于综合，重视整体效应，认为要表征物理事件，时间空间缺一不可，所以，二者不可分。在相对论时空观提出之前，人们认为牛顿绝对时空观天经地义；相对论广为人知之后，人们又对中国古代时空观推崇备至，这些皆为不妥。中国古人的说法与牛顿的论述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揭示了经典物理学时空观的某些特征。将这两种说法结合起来，可以获得对经典物理学时空观比较完整的认识，这就是其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李志超．天人古义——中国科学史论纲．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163

（2）　郭璞．江赋．昭明文选．卷十二

（3）　陆云．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一首．昭明文选．卷二

（4）　姜岌．浑天论答难．续古文苑．卷九

（5）　柳宗元．天对

（6）　杨雄．太玄．玄chī＠②

（7）　王蕃．浑天象说．唐开元占经．卷一

（8）　张衡．灵宪

（9）　李志超，华同旭．论中国古代的大地形状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2期

（10）　游国恩主编．天问纂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117—118

（11）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一

（12）　晏子春秋．景公成柏寝之室而师开言夕，晏子辨其所以然第五

空间考古学导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设计过程教学改扩建案例

[ABSTRACT]The article describes a process and results on “ancient architecture mapping studies” with “architecture design courses” in Anhui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industry. We want to explore a new architecture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mapping and research through guiding students to map and research the residential areas in the southern Anhui. The new method is to abandon the traditional empirical method and to express the objec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 to make the process can be refered to and easily operated.

0.引言：古建筑测绘一直是各高校建筑系建筑学专业教育中重要的实践环节，多年来，各高校开设的古建筑测绘课程结合实习，测绘记录了大量古代建筑文化的优秀遗产,为建筑教育、建筑史研究和建筑遗产保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 由于缺乏教师对学生的正确引导，古建测绘与建筑设计依然作为孤立的两个课题，没能在教学中起到互相辅佐互相促进的作用。

从以往的教学过程中得知，三年级阶段的课程设计教学中，学生尚不具备解决设计问题的综合思维和能力，他们在进行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容易受所谓的“想法”和“灵感”的误导，往往会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过分强调个人设计思想 ,忽视得以实现的条件和融入现实环境后的效果 ,对于局部构造处理的认识模糊 ,以及在处理不同建筑风格相结合时手法显得生硬等。本课程作为三年级最后一个作业，旨在结合古建筑测绘，对学生进行理性的思维训练，强化学生对基地―环境，功能―空间, 结构―材料问题的理解。同时，通过对古建测绘中现实条件的分析，来引导学生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培养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1. 探索内容

1.1通过对传统民居的外部尺寸、局部构造、细部处理等方面数据的测绘与整理,为传统民居本身的维护、建筑风格的探讨提供详实的依据, 探讨改扩建以及以后新建筑风格与原有建筑风格协调的问题。

1.2通过对实际传统民居和周边环境的测绘，增强学生对于建筑物尺度及建筑与环境关系的实际感受,引导学生建立理性思维，激发学生的创作激情，促进学生设计形成一个从三维到二维的设计推进过程。

1.3 现代主义教会了我们用空间去理解建筑,并且以建筑的几何性作为空间原创的基本动力。因此，在新老结合时对于空间的问题便是我们此次设计研究的重点内容。

2. 西递村原有镇政府地块课程设计尝试

改扩建目标： 设计目标为青年文化活动中心（改扩建设计），要求学生在整饬基地周边环境总体思路指导下，对原有的传统民居进行改扩建。一方面以传统民居的改建来探索传统民居的利用策略与方法。另一方面在改建传统民居的基础上，增加新建建筑内容，探索如何处理新老建筑之间的结合、协调、对话，如何建立新建建筑的空间与传统建筑、道路及环境的互动秩序。

3. 设计过程：

建筑设计的成果是，从本质上讲是多约束下的综合决策的产物。本次教学以回答“有什么？”、“能做什么” 、“怎么做？”来推动设计的过程。在不同的设计阶段，教师的引导学生进行理性思维训练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

3.1 分析阶段：找出主要矛盾，是回答“有什么？”的过程。

场地约束：场地作为设计中的约束因素，是设计者要尊重的约束条件。同时对其研究，能够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刺激设计构思的发生。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设计的约束条件不是以任务书的形式直接传递给学生，让其被动的接受，而是在设计的开始，拟定任务书的阶段，就让他们参与其中，在古建筑物的测绘同时，完成地形图的绘制。

基地位于世界文化遗产西递村内，通过现场调研和现场面积测算，整个基地占地面积约为2700平方米，其中需改扩建的主体部分为典型的两次皖南民居，建筑面积约为为600平方米，它处于场地的主置，是本方案的核心。因此，新建筑以什么样的姿态与旧建筑进行交流，便成了设计的主要矛盾所在。

3.2拓展阶段：“能做什么”――找出方案设计的多种可能性。这个阶段思维过程以感性为主，理性为辅。

（1）空间形式：需要注意的是，在找出设计的核心问题后，没有要求学生继续推敲总平面的布置，而是通过在场地上形成简单的空间认知后，拓展思维，初步设想自己所要的空间模式。于是在这一个时期，第一次释放教学案例，刺激学生的设计思维，带来启发性思考。

案例一德国建筑师卡尔约瑟夫•夏特耐尔(Kadjosef Schattner)的卡托利克大学图书馆(Catholic University Library)是为旧图书馆增加阅览和藏书空间。新建建筑的部分布置在原图书馆凹字形内院的开口端，与其围合成一个四合院。原有图书馆的立面外墙转换成阅览大厅的内墙。一边是古老建筑面向内院的立面，一边是现代钢结构的书库，这种矛盾对立的形式被统一在历史文化的延续之中。卡托利克大学图书馆使人们在一个空间里看到了两个时代的建筑形式，它们和谐相处，同时保持了自己鲜明的个性。

上面的案例中，新建建筑采用集中的方式，在体量上与旧建筑形成对峙。

第二个案例列举的是新建筑采用分散布局的方法有机地融入原有的环境中。举例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利用现代建筑的设计语言，诠释了苏州传统园林建筑的内涵。这里重点引导学生关注设计师对庭院和水面的巧妙运用。新馆的主庭院与拙政园的仅一墙之隔，设计以水面为主，水景始于北墙西北角，仿佛由拙政园引水而来。由此，通过一种“虚空”的处理完成了新与老的呼应和转换。

通过对案例有针对性的讲解，学生开始进行思考：新建筑采用集中式还是分散式的体量与原有建筑进行对话。最后，同学A选择了以原有古民居为主体，新建筑发散布局的空间形式，进而借鉴中国古典园林的处理手法。

（2）功能的组合：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的功能探究，不是让学生陷入到对建筑规范的研究中去，而是分析空间使用的特点，讨论功能对空间关系的影响。

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怎样将新的功能注入到改扩建的主体――古民居中。根据测绘，古民居主体部分为典型的两层皖南民居，已有百年历史，西面为两进院落，东面为为后加建的厨房，主体木架构完整，马头墙造型壮观，起伏错落，建筑南立面和东立面各有一个门罩。基地南面系一系列近期加建的建筑，基地北面为一院落。通过对功能的研究，可以明显发现青年活动中心功能要求为开放的，而被改造的传统民居本身就是封闭的“围合的天井，高墙深巷的街巷空间”。因此填充进传统民居的功能属性应该是“静谧”的，同时要考虑到对古建筑本身价值的利用。

总结出来青年文化活动中心主要的功能模块有：休息茶座功能、阅览功能、展览功能、办公功能。结合空间形式的选择，展示空间的半固定特征以及观展流线的组织，正好与新建筑采用的分散式空间形态相符合，于是可以将展室设计成单元式的串联。进一步分析，办公空间本身具有单元分隔性，从而设想在形态上，把展览与办公功能放进一种重复的母题中统一起来，然后围绕古民居主体来布局。剩下的阅览和休息茶座功能作为新的内容注入古民居，符合古建筑的空间性格。

（3）主题的确立: 设计的脉络逐渐清晰。怎样在传统建筑环境中添加新的建筑，注入新的生命，是本次设计的关键点。新建筑在延续老建筑特色的同时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同学A把握住这一点，提炼出“基因传承”这一主题。从传统基因到现代基因，传承中存在着变异。而怎样变异就是回答深化阶段 中的“怎么做”。

3.3深化阶段：“怎么做”―――― 这是一个综合性思考的阶段，以理性为主，以感性为辅。

如果说分析阶段是一次“收”，拓展阶段是一次“放”，那么在深化阶段，教师所要把握的是将“收”与“放”相结合。一方面，指导学生在方案深化阶段，将提出的主题概念贯彻到设计的过程中来；另一方面，第二次释放案例，为学生创造性的解决问题带来启示。在这个阶段，对功能和空间，场地和场所的思考是交互的，教师引导学生将功能的研究结合自己的空间构思进行深入、细化，最终完成整个设计。

在拓展阶段，同学A的设想：将展览和办公空间用一种母题重复的形态，分散地组织在古民居的周围。受到苏州博物馆新馆这个案例的启发，古民居与新建筑之间通过庭院和水域，利用 “虚空”进行联接。设计的平面轮廓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第二次地引入案例分析：侧重点有所不同。所参考的范例更倾向于指导学生“怎么做”。在这个阶段，关注可以在本方案中借鉴的操作手法，同时对建构和材质的思考也要加入进来。

安藤忠雄设计的福特沃斯现代美术博物馆，邻近路易斯•康设计的金贝尔美术馆。这个建筑由6个矩形的混凝土盒子所组成，建筑东面设计成一片开阔的水庭园。6个长方形盒状体量，两列长的体量内是博物馆公共空间，4列短的内部则是展览空间。建筑高两层，屋顶平缓轻盈，其高度与康的金贝尔美术馆的筒顶一致。建筑使用混凝土和玻璃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混凝土的平行六面体呈现在外包的玻璃表皮内，强调了玻璃的透明性，玻璃则柔化了混凝土实体对于外部环境的突兀感。

缪朴先生设计的上海闵行生态园接待中心。这是一组小河穿过的庭院，关注园林化的建筑空间――既分隔又联系。同时启发学生利用现代材料和技术来表现传统内涵。

3.4 成果：最终，学生A选择了正方形作为母题，以古民居为视觉中心，将展览空间与办公空间围绕其分散布置，其间形成庭院。建筑的形式表现为对传统民居的变异，包括天井的变异、屋顶的变异、白墙的变异和构架的变异。建筑的材质选用以现代玻璃为主体，用木结构表现肌理。

这里有个教学中的刺激点：前段时间的现场考察，学生已经对古建筑形成了一定的了解。教师引导学生关注古民居中的物理空间，了解古民居中墙体保温隔热的做法和通风采光的手段，进而对新建建筑中的技术采用进行新的探索。

4 结论：

以阶段过程为骨架进行控制，事实上每个阶段都有一些成果超过了设计的初衷。对于学生来说设计过程只是一个媒介，真正的收获超越了设计的本身。古民居的调研和测绘实践，为建筑设计提供了约束点和刺激点，拓展了以往的设计课教学方法，提高了建筑学专业建筑设计课程的教学和研究水平。

空间考古学导论范文第8篇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亚洲动物考古的研究进展

(一)西亚的领先地位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西亚的动物考古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本土的专家，都非常重视现代动物考古学理论的应用，这一地区的动物考古研究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在某种程度上赶上了国际同行的步伐。从表2的统计不难看出，大多数动物考古学文章致力于方法和理论的探讨(82%)。其中生存对策研究文章占较大比重(33．7%)，其他方面比重较低，如驯化(14．5%)、宗教(12．2%)，埋藏学(9．6%)。有少量古DNA的文章发表(6．0%)。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18．2%，较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3．6%，中等层次的成果占60．2%，基础性成果占18%，而且研究主题具有多样性特点。因此，与国际同行相比，西亚动物考古研究的主体处于中高等层次。

(二)南亚及东南亚的积极努力从对南亚和东南亚与动物考古相关文章的一般统计来看，高层次研究成果占20%，较高层次的成果占2．9%，中等层次的成果占50%，基础性成果占27．1%。中等层次研究中生存对策相关研究占较大比例，达到34．3%，研究主题涉及面较广，表现出较强的学术进步势头。总体上看，本区高等及较高层次研究略逊于西亚，研究水平要高于东北亚和北亚，处于中等略偏高的研究层次。

(三)北亚的保守性基础工作基于表2的综合数据可见，北亚动物考古工作的主体多涉及方法论和理论领域，调查与报告约占文章总数的1/3。在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将近35%的文章属于生存对策主题，其中近1/4与驯化有关。也就是说，将近72．6%的工作已经达到中等水准，但是基础研究所占比重较高(达27．4%)，而且缺少高层次研究。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成果涉及的主题与其所覆盖的空间地域和所经历的考古学文化变迁并不相符，涉及的主题比较有限，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总体上处于中等研究层次。

(四)东北亚的提升空间从表2中的数据不难看出，东北亚动物考古工作有一半以上处于基础性研究水准，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基本生物学信息(33．6%)以及基本鉴定过程(11．2%)的积累。在东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1/3略强的工作与中等层次的研究密切相关。包括宗教宴飨、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在内的高层次研究成果仅占6．1%，较高层次的综述性研究占7．8%，而包括埋藏学、动物驯化、生存对策、环境学和适应行为时空分布在内的中等层次研究成果却占33．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础性研究成果足足占有52．6%。综上所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层次还很低，但是研究主题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却是本区动物考古活力和未来快速发展的预兆。总体上看，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水平要低于除北亚外的亚洲其他地区，更不必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了，因此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五)亚洲动物考古的整体观察基于数百篇国内外动物考古文献资料进行的有关亚洲动物考古工作成果的简单统计分析似乎毫无意义，但事实上通过这种量化分析会使我们易于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做了什么，处于何等研究层次，进而意识到为了与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步伐保持一致，如何尽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囿于篇幅的限制，笔者无法将所有成果一一列出，只能抽选极少数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列入参考文献名录，在此深表歉意。上述统计表中所列数据，是建立在权威性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大样本量统计和分析基础上得到的，具有统计学意义。亚洲动物考古工作主要开始于20世纪晚期，但是大多数高水平的研究结果出自21世纪头十年。一般来讲，目前西亚动物考古已经进入全球动物考古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南亚和东南亚主体动物考古研究成果已经处于第二阶段，也有部分成果属于第三阶段的较高层次;北亚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整体上却还停留在第二阶段，其动物考古理论与实践水平都有待大幅度提高(参见表1、表2的数据)。学者们对于西亚、南亚、东南亚和北亚有关生存对策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在东北亚就这一主题的研究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这是达到更高研究层次的坚实基础。另外，东北亚在生物学和古代环境信息方面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积累，这为深入的动物考古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基础性平台。与亚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已经开展的工作相比，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就诸如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等高层次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是在亚洲(尤其是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开展的古DNA考古，在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如来自加拿大的杨冬亚等)和亚洲本土学者(如日本的奥村、石黑等)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骄人的进展，为深入开展更高层次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自然科学基础。

亚洲动物考古的未来之路

根据2010年8月23日至28日在巴黎召开的第11届国际动物考古会议的议题，结合上述有关动物考古研究层次的分析，可以将目前的主要研究议题归纳为下述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这也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努力的重要参考。

(一)较高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与宗教活动相关的葬礼用牲动物研究，国家形成过程中动物资源的强化利用状况研究，就动物考古对人类社会探究所做贡献的综述性研究，鹿科动物、猪、马、牛、羊(绵羊和山羊)等对经济形态转型(如跨时代畜牧业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影响和作用研究，动物考古的专业性研究，动物遗存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地位研究等，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所涉及的较高层次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投入更多精力加以深入研究。

(二)中等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外来贸易与生物入侵研究，副产品开发研究(如副产品革命新标志、乳制品制法的发展等)，方法论研究(如形态测量与相似属种比较相关的动物资源管理水平研究、利用同位素和痕量元素生物地球化学的动物迁徙性研究、与现代人类起源研究相关的各个氧同位素阶段的人类狩猎行为多样性探究等)，古代人地关系研究(通过动物遗存开展的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度研究等)，与遗址形成过程密切相关的埋藏学新探索，与人类迁徙问题相关的岛屿动物地理考古研究，更新世至早期全新世旧大陆古人类的生存对策研究，动物和人类食性与人类行为和食物加工技术相关性的综合分析，动物资源获取方式研究，地貌景观、环境及其变化研究，生存对策研究等等。这些是今后应当加强研究的中等层次动物考古学问题。

(三)基础性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按地域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如全新世非洲动物考古，环极地动物考古，新热带区动物考古新进展，旧大陆各时段动物群时空分布总结与研究，中东欧动物考古研究)，按动物类别进行的专题研究(如旧大陆的骆驼、古寄生虫、软体动物考古，猛犸绝灭的环境与人为因素研究，鹿科动物与社会)，数字化动物考古，实验动物考古等成为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的基础性研究。其他常规的基础性研究包括畜牧业基础信息、信仰系统食物加工以及食谱和营养性疾病状况、文化交流等。上述相关的基础性研究的加强，将有利于亚洲动物考古水平的稳步提高。四、结语总体上看，亚洲动物考古的发展在时空两个方面都还表现出相当的不平衡;来自不同国家的同行之间通过共享数据库进行的交流还远落后于快速发展的动物考古的需要;动物遗存基本鉴定的训练以及国际通用语言的运用也显得很薄弱。目前高校中动物考古知识的教育与技能的训练还无法满足该领域未来发展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求。这些不利因素都制约着亚洲动物考古的健康发展。鉴于拥有农业起源和动物驯化发祥地的重要地位，亚洲就经济形态转型为主题的动物考古研究应当以综合研究范式的方式得到进一步加强。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层次，我们应当结合对来自考古背景的文化遗存的分析，充分利用生物学和古环境重建信息的积累(其中富有遗址形成过程的大量信息)。在埋藏学研究方面，文化层和自然地层应当同时加以考察，并尽量配合成系列的测年数据，以便于在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下，更好地了解从生存组合到发掘所获材料经历的变化过程。中亚和北亚是需要我们投入更多努力的区域。在这样广大的地区，亟待就更广泛的议题开展国际合作性动物考古研究。尤其是从晚更新世到早全新世人类生存对策转型以及马的驯化这些重大考古学问题的探究，就更仰仗于结合与周边地区的大量比较所开展的多学科、多遗址、跨区域、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动物考古研究。鹿科动物遗存广泛出现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很长时间里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古生态环境重建，还是狩猎经济的主要狩猎对象，都离不开对这类动物的深入研究。中国的鹿科动物遗存的深入研究，必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形态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等高层次考古学问题的研究。

空间考古学导论范文第9篇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必修课。由于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和束缚，课程教学中存在模式化、刻板化、程式化倾向。笔者结合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实践，对如何突破固有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式提出几点粗浅看法，仅供参考。 一、对古代文学史课程的再认识 古代文学史课程有何特点，通行教学模式能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目的是什么，学生通过学习能够获得什么，教师怎样利用有限的资源传道授业解惑？由于受教学习惯束缚，连一些资深教师对此也含混不清，或者有意无意地不做深究。其实，厘清这些问题既是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素质的现实需要，也是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式的前提条件。 与现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相比，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历史跨度长，从远古神话到晚清文学创作，几乎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同步；二是涉及文学人物与文学作品数量庞大；三是“文史哲”不分家，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创作都与时代政治、经济、思想等等发展状况绞缠在一起。与此对应，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工作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一是为学生厘清文学历史的发展脉络，让学生头脑中有一条明晰的历史线索；二是引导学生循着文学历史发展的主线，探索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创作情况；三是为让学生明白“文史哲”三者之间的关系。 古代文学史课程的这三个特点，是广大文学史专业教师所熟知的，因此，日常教学工作通常就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教师的工作也日趋程式化和模式化：一节课分为几个部分，首先是简单交待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概况，接着介绍创作流派，然后是具体讲述某一派或者某一位作家的创作，讲述的内容包括作者简介、风格简介以及作品鉴赏等。而学生专注于黑板，不放过教师笔下或者投影幕布上的的每一个字，记述完毕，一节课也就到了尾声。这样一节课，是标准的，也是合格的。对于这样一节课的内容和教学方式，教学管理方和学生不会有意见，争议最多是课堂气氛活跃与否或者内容生动与否，对于教学流程不会有疑议。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的教学就是以这种模式进行，这是传统的、常规的、通行的教学模式，影响深远而广泛，各方都已习惯。习惯是一种神奇的力量，被习惯左右着的教学各方，罕有创见，即使有，也难以冲出惯性的重围。王安石曾说过“人习于苟且非一日”，[1](97)语义与此相类。在“习于苟且”的环境力量下，古代文学史的教学工作被局限于教室，局限于书本，局限于教学大纲，局限于标准化的教学条框中，鲜有创新。 笔者认为文学史课程的目的不是让学生记住某一作者的创作概况，总体风格或者某一部作品的艺术魅力，而是让学生通过学习，提高审美品位，提升文化素养，进而塑造人格，培养性情。 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生存。[2](76-87) 其中，学会生存被认为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目的，而前三者则是学会生存的前提条件。前三者综合在一起，正是我们的古代儒者所称的“修身”一门。“修身”是儒者立于社会治理社会的前提。《礼记•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3](485)古代文学史内容丰富而源远流长，涵盖了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内容，对学生而言，是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面重要窗口。同时，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欣赏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作者的生平、思想，探讨特定阶段的文学现象和历史来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依存感与归属感，塑造人格，培养性情，从而提升个人素质，既与先哲的“修身”说遥相对应，又与当代教育专家的“认知”“做事”“共处”等观点本质上相通。 可见，不论是古代儒家学者还是当代国外教育专家，对于教育目的的看法一致，表达方式迥然相异，实则殊途同归，都将教育的终极目的归结于提高受教育者素质，为将来踏入社会生存做准备。所以，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目的不单是向学生灌输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塑造人格、培养性情。 二、对创新教学方式的新思考 古代文学史教学面临着学生需求多样化、趣味化、信息量大且传递迅速等新形势，迫切需要突破刻板、程序化的教学模式，以增强学生兴趣，加强师生交流，强化教学效果。明袁宏道在《叙小修诗》里首倡诗文创作应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4](187)引发文坛震动，引导复古、拟古的文坛转变风向，从追求形式转而追求真情，引起了明代晚期诗文创作的变革。而今看来，这种“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观点也适用于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学生的广泛认同，是可以古为今用的一笔丰厚历史遗产，值得深入总结、大力推广。 1.“不拘格套”的授课方式 正统授课方式包括几大要素：讲授者，接受者，教材、教案，固定的空间——教室，固定的工具——黑板以及相关附属物。教授的方式是在固定的空间内通过口授、文字表述等手段向接受者传授教材以及与教材相关的知识。古代文学史课程的内容特点与教学目的决定了这种正统的授课方式并不是最合理的。所谓“不拘格套”是谓打破固定空间的约束，打破教材与黑板的制约，以灵活的方式授课。 方式1：走出教室，走入自然。 #p#分页标题#e# 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引领学生欣赏、品鉴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采用何种方式带领学生深入到古代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境界中去，是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古代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诗歌与散文。诗文创作的一个重要起因是作者为自然之景所感，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5](527)讲述的正是作者为自然之景所触动时的感受。这种“悲”“喜”“懔懔”“眇眇”的情感变化，是诗人进行创作前的必经阶段。因此，要理解古人的情感变化，深刻领悟古代经典诗文的境界，最适宜的方式便是将欣赏的空间由室内移到室外。在春和景明之时，感悟春的美好，体味“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勃发生机，在万物萧飒，落叶纷飞的季节，领悟“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感伤与怅惘。还可将课堂拉到旷野，让学生体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凉。总之，不局限于有限的教室空间，将课堂延伸至室外，对于学生品读、深入理解古代诗文有着重要意义。 方式2：专题讲座，深入探讨。 按照教材或者以教材为纲的通行做法，将教师的精力，学生的关注点局限于书本，造成一种面面俱到、蜻蜓点水、浮光掠影的效果，但无法就某一论题深入展开、层层剖析。专题讲座可以弥补此缺憾，教师利用专业优势，借助现代辅助教学手段，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学术热点、前沿问题等以讲座的形式向学生介绍，并且安排互动环节，引发学生对专题的关注与探讨。这种做法对于拓展学生视野、训练学术思维，提升学术水准大有裨益。专题的选择可以两种方向主导，一是学生主导，一是教师主导。学生主导就是调查学生的关注热点，对于学生希望了解的古代文化、文学人物、古代政治、甚至社会风俗等某一方面给与关注，形成论题，以小型学术讲座的形式为学生“答疑”。教师主导就是选择教师的学术专长或者研究成果中的某一项加以整理形成论题，以剖析的方式面向学生讲解，展示学术研究的路径，训练学生的学术思维，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管采用何种专题讲座，都是深入探讨的有效路径，能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有效提升学生专业能力和学术水平。 2.“独抒性灵”的引导方式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高峰迭起、瑰丽璀璨。 诗词散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内容，最讲究一个“情”字，历朝历代的诗文大家谈及创作，无一不围绕情感进行阐述，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5](528)白居易说诗歌“根情”。[6](2790) 诗歌的创作以情为主，以情动人，讲真情而非矫揉造作之态。欣赏古代经典诗文也当从“情”字着眼，倡导“独抒性灵”的诠释方式，引导学生自由思考、独立分析，不拘泥于权威解释，避免机械化、模式化的政治解读，引发学生情感共鸣。 方式1：品读经典，怡情悦性。 历史发展，时代演变，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社会潮流变化万端，万变之中唯一不变者乃是人类的基本情感。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思春而意兴勃发，睹秋而悲从心起，自古皆然。一些经典的古代文学作品，更是人类情感的结晶或升华，因此，以“情”为突破口，深入了解古人心态，理解古人创作动机，避免机械化、模式化的政治解读，乃是解读古代经典文学作品、怡情悦性的不二法门。例如引导学生欣赏《长恨歌》，首先应摒除“政治主题”说，而从人之常情的角度出发，引导学生思考白居易为何笔不由己，将“欲惩尤物”的讽刺主题渐变成“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颂歌。其次，带领学生走进“长恨”的情感世界，抛开李隆基的帝王身份，引入一个人到暮年的男性视角，理解李隆基对杨玉环的爱恋，乃是一种对于生命之春的眷恋，是以杨玉环青春肉体的活泼魅力抵消暮色沉沉的悲哀。通过这种方式引导，既能增加学生品读、鉴赏经典能力，也能愉悦性情、陶冶情操，培养审美能力。 方式2：区分个体，不立标准。 孔子的“因材施教”说，三千年来，历久弥新，遗憾的是在常规课堂教学中，囿于学生人数、教材与大纲，区别个体、因材施教的做法难以施行。对此，可以在古代文学史课程中大量增加自由讨论环节，鼓励学生挑战权威，敢于偏离“正道”，提出自己的看法。因为文学作品的解读、欣赏，非一家之言可以囊括。越是经典作品，留下的阅读空白越多，诠释、探讨的空间也越大。而读者由于个体的教育背景、情感经历、家庭环境的不同也造成对文学作品诠解上的差异。因此，区分学生的秉赋与气质，针对不同学生特点，鼓励、引导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走入”作品，以最真实的态度和感受体悟作品，独立思考。例如，对于情感世界丰富而又细腻的学生而言，以言情取胜的婉约词最易引发他们的感慨，柳永《雨霖铃》带来的思索比东坡《大江东去》带来的感悟更多。而对于视野开阔，性情较为爽朗的学生而言，东坡的词比柳永的词显然更胜一筹。因此，在古代文学史课程的经典阅读环节，需注意的一点就是打破权威、摒弃标准，区分个体差异，设置对应论题，引导学生独立思考，训练自主思维的能力和习惯。 除了要对常规教学方式进行革新，改变教学的惯性思维，提高学生的知识储备也是一个应当重视的问题。从事古代文学史教学以来，笔者发现多数学生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经典阅读不足，对于一些古代文化知识的贫乏令人吃惊。孔子云“不愤不启，不悱不发”，[7](68)而现实情况是相当数量的学生由于阅读量小，对于一些经典作品茫茫然不了解，无法“愤”，无从“悱”。因此，教师也就无法做到“启”与“发”，迫切要做的是为学生补课，及时补充古代文化知识。因此，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亟需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增加学生的经典阅读量，增强经典作品阅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p#分页标题#e#

空间考古学导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命名、类型、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学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王仁湘先生是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的知名学者，对其著作进行研读，对我们的学习、研究具有极强的指示作用。王仁湘先生在史前考古研究领域有极高的造诣，对仰韶文化的研究更是有其独到之处。故选择论文集中的《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三篇文章进行精读。三篇文章分别从考古学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及考古学文化命名三个问题展开。这三个问题，无论是在考古学理论研究还是在田野考古实践中都是时常碰到的核心问题。本文分别从文章的主要内容、观点等方面做介绍。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一文曾发表于《文物季刊》1999年第3期。该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系统的介绍了学界对考古学文化命名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文章第一部分，详细介绍夏鼐先生对考古学文化命名这一问题做出指导意见的具体论述及相关背景。文章第二部分，列举了各家看法，并提出独到见解，如：指出应在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中应强调陶器群的量化问题。文章第三部分，介绍各家对考古学文化“三要素” 的观点，同时指出考古学文化“三要素”中，最核心的是“特征”。文章第四部分，是本文创新之处，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部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并详细阐述了“命名确认”的程序。

二、区系类型问题的研究―《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

《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一文曾发表于《文物》2003年第4期。该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文章主要围绕半坡与庙底沟类型确立及关系问题展开论述，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1959年，类型划分问题的提出，及半坡早于庙底沟、后者早于前者、两者同时并存这三种说法的提出。文章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庙底沟早于半坡这一最初的简单论证，安志敏、马承源学者的观点。文章第三部分，又介绍了一个完全相反观点的提出即半坡是老者，196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公布了一个简要的地层关系报告，它对两类型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章第四部分，又是一个新论证，即同时并存（犬牙交错的两个类型）。

三、对考古学文化渊源的解读―《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

《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一文曾发表于《考古》2003年第6期，从文章题目可知该文重点探讨仰韶文化“渊源”，即仰韶文化的“源头”问题。该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叙述。第一部分，80年代确定仰韶文化源头的历程。安特生将河南、甘肃发现的彩陶，同中亚土库曼的安诺文化彩陶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梁思永先生发现了安阳后岗“三叠层”，尹达先后多次撰文否定了“西来说”、“六期说”。但仰韶文化的来源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第二部分，从多源观到一源观。“分源”问题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突破。严文明、张忠培先生发表了相似的“分源”观点，严文明先生建议将仰韶文化“一分为二”，将后岗―大司空和半坡―庙底沟作为两个不同系统区分开来。第三部分，关于仰韶文化与仰韶体系。王仁湘先生指出，研究仰韶文化的来源，追本最为切要。目前学界构建的大仰韶文化体系内涵并不是单一的，内涵不同、源流不同。王仁湘先生将陇东―关中―陕南―豫西中心区的仰韶文化，分别命名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即典型仰韶文化。北首岭下层划为前仰韶文化。周边分布区分别命名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岗文化等。第四部分，前半坡来源问题。王仁湘先生在文中指出白家村文化（大地湾、老官台文化）并不是仰韶文化的直接来源。同时“北首岭类型”似乎是白家村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的一个中间类型，是已知仰韶文化最近的渊源，但北首岭类型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缺环。第五部分，前仰韶：20世纪没有完全破解的迷。

四、几点思考

1、王仁湘先生在《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一文的第四部分（“命名确认”程序）中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部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并详细的阐述了“命名确认”的程序。这是他的创新之处。

2、通过这三篇文章的阅读，发现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为出发点分别介绍了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考古学文化渊源的探索问题。这三个问题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中自始至终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在考古实践中常常遇到的问题。那么，我们将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考古学文化研究呢？

3、欲对一个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应当首先把握住它的空间范围和时间幅度。这项研究中通常要用到类型学的方法。其次就是考古地层学的运用。

4、同样的地层，为什么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王先生在《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一文中指出：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证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为何出现这样的局面，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怎样解决，现在似乎还没有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但是在前人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总结出一些方法和经验来。在考古学研究中，地层学和类型学是基本理论，关于这两个理论的基本原理及基本内容上文已做详细阐述，但是如何正确熟练的运用这些理论却是一个较难的问题。

5、通过阅读王仁湘先生的三篇文章，我对考古学文化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会发现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尚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但是这也是我们不断改进研究方法的动力，前人在探索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他们长时期的坚持等等，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

[1]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2]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物》1985年8期。

[3]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4]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10期。

[5]马承源：《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问题》，《考古》1961年7期。

[6]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2年1期。

[7]苏秉琦：《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文物》1982年4期。

[8]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空间考古学导论范文第11篇

关键词：聚落考古；发展历程；存在问题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006-04

一、引言

聚落考古的研究最早发源于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研究，但正式提出“聚落考古”（settlement archaeology）一词的是美国学者戈登・R・威利，见于1953年发表的《秘鲁维鲁河谷史前的聚落形态》一文。一般认为，中国的聚落考古研究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以殷墟的发掘为代表。1954～1957年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聚落考古研究的正式展开。但此时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尚未成熟，并不具备聚落考古研究的视野，真正的兴起还是在80年代以后。相继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促使文化谱系、区系类型的时空框架的基本建立，考古学所承担的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任务也已基本完成；龙山时代以及夏商时期城址的重要新发现，也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及古史发展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中国考古学逐步深入对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即苏秉琦先生倡导的新时期考古学复原和重建中国古代史的任务。

恰逢西方“新考古学”思想热潮席卷中国，引发众多学者对贯穿整个文化系统的文化进程的探讨。在对考古学文化的热切探索中，需要走出一条新途径去解释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剖析物质遗存的背景与功能，聚落考古的学科建设是实现这一蓝图的契机。聚落形态研究成为“新考古学”中“过程主义”和“后过程主义”派的缓和点，是这两大相对立阵营皆能一展所长的载体。宾福德提出考古学科的三大目的：“复原文化历史”、“复原生存方式”、“描述文化进程”[1]，而聚落考古无疑是达到这三项目的的必要途径。

二、80年代之后中国的聚落考古

80年代聚落考古的兴起离不开张光直先生对西方聚落考古理论的大力推介。其主编的论文集Settlement Archaeology（《聚落考古》，Palo Alto ：National Press，1968），率先让国人系统了解到西方聚落考古学知识。他对聚落形态的研究使几代考古学者受益匪浅，甚至被称作“中国聚落考古学发展战略起点的设计者”[2]。

80年代之后，聚落考古的研究逐步向深层次化发展，严文明先生曾著文指出现阶段聚落考古的研究重点及方向，一是“通过聚落的形态结构来探讨当时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组织结构”；二是对“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三是“把聚落遗址的形态分类与地理分布同自然环境的考察紧密结合起来，推动环境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3]。许永杰教授在文章中指出：“以往的聚落考古实践可以分为：全面揭露一处遗址、区域考古调查、区域考古调查与全面揭露及多学科结合三种形式”，则是从具体形式和操作方法上作出的归纳[4]。

当聚落考古这一新概念、新理论传入中国时，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在这一阶段初期，我们从发表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停留于理论的探讨上，这也是考古界对聚落考古进行“解惑”的一个时期。

曹兵武先生在《聚落考古学的几个问题》[5]一文中对聚落考古的几个层次性概念进行阐述，在“聚落”这一大环境中重新解读遗物、遗迹、家居、院落、社区、村落、聚落、文化区域等，层层递进，清晰明了地概括出聚落的形态演进过程。

严文明先生对近年来聚落考古的进展进行了总结[6]，分析不同时期的聚落遗址，时间上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时代、龙山时代、夏商时期，空间上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随后，他又提出几处研究要点，即单个聚落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聚落分布和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的研究[7]。

张忠培先生提出如何确认聚落的共时性、识别不同文化的聚落之间存在的性质和关系等问题[8]；随着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学者们也产生了对早期文明形态的困惑，不少人将西方国家的“酋邦”理论引入对聚落的解释之中[9]。

伴随着理论的探讨，同时期也开展一些调查发掘活动。80年代～90年代的聚落考古仍旧延续了全面揭露一处大遗址的早期传统，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史前和商周时期的村落及城址，研究重点在于资料的积累和对早期文明形态进行探讨。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以及海岱地区，众多新石器遗址的发掘，为之后的聚落社会结构及文化内涵的研究做好了铺垫。代表性遗址如内蒙古敖汉兴隆洼遗址[10]、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11]等。

90年代以后，聚落考古的研究渐入佳境。在理论方面，出现几种新的研究趋势：一是翻译国外聚落考古的著作，如戈登・R・威利的《维鲁河谷课题与聚落考古――回顾与当前的认识》[12]、欧文・劳斯的《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13]、冈村秀典的《仰韶文化的聚落结构》[14]等。这一时期，中外合作的项目也日益增多，成果相继出版[15]。二是具体区域或文化形态研究，如许永杰教授对黑龙江七星河流域的汉魏遗址群聚落研究的展望[16]，再如张弛先生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的研究[17]，张新斌、王建华对黄河流域史前聚落及城址的研究[18]，皆是在之前的新石器遗址发掘的基础上作出的总结，剖析了两处流域聚落的形成与演变轨迹。诸如此类的研究还有汉水流域的聚落考察[19]、赵宝沟文化的聚落形态研究[20]、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21]等。三是GIS等新技术的应用。目前GIS技术在国内考古学中的运用尚属于探索阶段，实例并不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合作在颍河上游地区开展的考古调查中尝试应用了GIS技术[22]。已经有学者注意到空间分析技术对聚落研究的巨大辅助作用，如张海尝试利用Arc View GIS技术研究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以来的聚落变迁情况[23]；毕硕本、裴安平、闾国年等人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渭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姜寨遗址的选址与空间位置等方面进行分析[24]；赵春青运用聚落考古的方法，按照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前期、仰韶文化后期、龙山时期四个阶段，对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聚落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涉及聚落分布、聚落形态以及聚落内部遗迹三个主要方面[25]。

在实践方面，90年代以后的聚落考古主要以区域考古调查的形式展开，侧重于聚落形态结构与文明起源的探索，聚落形态与早期社会复杂化的研究。这一时期开展的大型合作项目较多，主要以山东大学与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山东日照地区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和研究[26]；吉林大学、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匹兹堡大学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和研究[27]；以及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博物馆航空遥感考古中心合作的“七星河流域聚落考古计划”[28]为代表。区域考古调查方法的运用体现了90年代以来我国聚落考古研究兴趣的转变。

三、80年代后聚落考古尚存在的问题

上文提及严文明对聚落考古研究内容的概括，若作进一步延伸，笔者认为，聚落考古的研究重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的内容：聚落与生态环境、聚落形态和结构功能、聚落发展演变与文明进程。具体而言，从生态和环境角度，聚落考古一定要探讨特定的“自然生态圈”与“聚落文化圈”的相互关系；从形态结构和功能角度，聚落考古需着眼于聚落内部形态的功能分区以及聚落之间的不同等级与类别；从演变发展过程考虑，聚落形态与结构的变化又与文明的演进密切联系在一起。只有对以上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聚落考古研究才具有真正的意义。而整合以上三方面的研究内容，恰好印证了80年代以来我国聚落考古经历了从揭露单个大聚落遗址到开展区域综合调查的转变过程，实现了“由点及面”式的跨越，标志着我国聚落考古研究真正走向了成熟。这一时期，总体水平虽然不断提高，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我们忽视。

（一）聚落与生态环境

自上世界5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在秘鲁维鲁河谷开创聚落考古研究方法以来，生态环境研究一直都是聚落考古的研究重点。总体上看，80年代及其以前的研究多从理论层面进行简单的探讨，并未深入聚落内部展开具体的论证与分析。在研究手段上，科技考古方法的运用也相对比较缺乏，聚落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没能真正地对应起来。这一时期，我国考古学者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1）生态环境对聚落选址及平面形态的影响；（2）自然资源对聚落经济结构的影响；（3）结合环境考古学展开一个地区单个聚落或聚落遗址群气候特征及其演变的研究。以上研究大多以“新进化论”为理论指导，大多从理论模式上强调生态环境对于聚落形态的重要影响，以及作为人们获取生活资料以及自然能量来源的重要作用，并未深入分析生态环境对聚落生活产生影响的动力机制。关于聚落形态及平面布局，仅仅归纳了聚落选址可能存在的规律性，比如开阔的河漫滩堆积地带，山前冲积扇等作为聚落选址的优越性。关于聚落经济结构，多停留在通过遗物（生产工具、植物颗粒、动物骨骼等信息）初步判断聚落先民可能采取的经济结构和劳作方式；至于聚落环境气候的研究，多是通过地层学上的相关内容进行初步探讨，比如通过“间歇层”的堆积情况分析洪水等自然灾害的作用，未能全面提取并展示该聚落所包含的环境信息。

进入90年代，这方面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逐渐丰富起来，研究内容开始涉及到自然环境与聚落人口规模[29]，自然资源与聚落活动范围[30]，气候变迁与人口迁移[31]等，多从实验数据和统计资料出发，进行从假设到论证的实证主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开始注重从大环境背景上联系若干小聚落群体的整体性研究，重视多学科手段的综合运用以及区域遗址调查、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法。总体上说，这一时期聚落生态环境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开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理论与方法模式，但在信息和资料的提取、阐释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对于聚落信息整体性的把握也还不足，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与充实。

笔者认为，考虑到史前时期的聚落大多是一个相对独立与封闭的“自给自足圈”，所有的生产活动基本上都是在聚落的“领地”（Catchment）[32]范围内完成的，因此对“领地”内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研究或可成为我们了解一个聚落生存模式的重要突破口。

如果按照希格斯提出的“遗址领地分析法”，我们可以将聚落周围的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与等级，有的适于耕种，有的利于狩猎，有的可提供木材，有的可提供石料等，每一类别都可以做出细致的划分。我们也可依据聚落的规模大小确定定居聚落的取食开发领地或采集狩猎流动经济聚落的领地范围[33]。当我们深入研究聚落外部环境之后，进一步可对聚落内部的生产空间、辅助资源、经济综合效益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规模等内容展开讨论，这样才能真正将聚落生态环境与聚落生存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聚落布局与结构功能

80年代以来的聚落考古实践中，仍旧存在“重遗迹，轻遗物”的传统思维，认为遗物最大的功用在于区分类型、划定期别，对于遗物风格、制作技艺以及文化内涵的探讨并不深入，对相关遗物的出土环境更是进行“模糊化”处理。这样的研究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进一步了解聚落形态及结构功能。

回顾80年代以来的聚落形态及功能研究，出发点多着眼于遗迹，而非从更为基础性的遗物入手。对于遗迹的探讨，虽存在一定的整合思路，将相关的遗迹单位统摄于更大的背景进行考察，但是对于它们之间联系整体性的把握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例如，一排排墓葬有顺序地排列，并且体现一定的分布规律，就判断其为一处氏族或家族墓地；发现有规模大小不同的房屋，即将其作为家庭富裕或贫穷的标志，或笼统地归结为家族不断分化的结果。这样的判断，多依据发掘者的主观经验和认识，往往缺乏客观性。即便是基于遗物信息进行遗迹功能的研究，主观色彩也相当明显。例如，在一个灰坑遗迹中发现碳化的植物种子，便判定其为一处窖穴遗迹；发现一个居住面上散落众多陶片，便判断其为一处陶器作坊……总体上看，大多数研究依据归类特征将不同的遗物归属于不同的遗迹单位，这本质上是对的，但在进行判定时存在归纳描述的倾向，这一方面最突出的体现便是将所有坑穴都作为灰坑来处理，并未在内部进行细化研究。我们相信不同的“灰坑”应当具有不同的功能，笼统地将其归结为垃圾处理坑是不太合理的，这样“模糊化”的处理方式不可能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聚落的平面布局及结构功能。此外，遗物与遗物之间的研究理应得到重视。聚落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其遗物是组成这个系统的最小化元素。它们往往反映定居者耕作、采集、驯养等各方面的情况。将散落在聚落景观内的遗物串联起来，或许能拉起一个整体的生计模式的框架。

进入90年代以后，情况有所改观，尤其是实验考古学的兴起，使得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具备了更加丰富的手段，特别是遗物微痕分析、植物孢粉分析、动物骨骼鉴定技术的长足进步使我们能够还原陶器的生产工序，模拟石器的使用场景，并对房屋的建造技术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掌握了这些信息，我们便可以在细致分析遗物的基础上展开对遗迹单位的整体研究。但是如何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遗迹单位统摄到一起，合理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三）聚落发展演变与文明进程

总体而言，我国的聚落考古学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影响，二者的紧密联系可以从聚落发展演变史与文明进程的研究上得到很好的说明。关于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学家就曾展开过讨论，他们“先后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以及‘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三步曲（古国―方国―帝国）’和‘发展模式三类型’（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等颇具影响力的学术理论，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等问题，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34]。这些理论的提出建立在“文化线性发展”的进化论基础之上，它所造成的影响便是在聚落考古学领域出现了从较低层次的村落到较高层次的国家聚落发展进程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对早期文明和国家形成原因的讨论。

具体到研究方法层面，80年代早中期主要是通过“串联式缀合”将同一区域大小不同的聚落排列在由低到高文化发展的序列之上；到了90年代，兴起的区域考古调查方法侧重“以中心辐射四周”的模式，将中心聚落与周边地区的中小型聚落整合起来，强调同一文化系统之内存在不同的聚落等级，并由此看出聚落发展的规模和程度。这一方面的研究颇多，上文中已列举了一些，此处不再赘述。

四、结语

本文通过回顾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聚落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及相关学术成就，归纳出现阶段我国聚落考古研究中尚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聚落生态环境、布局结构以及反映的文明进程问题等。分析了这方面研究取得的主要成绩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几点思考，即在今后的聚落考古研究中需要转变聚落生态环境研究方式，重视对遗物的深入研究，倡导与民族考古学的结合。笔者认为，现阶段聚落考古的研究应更上一层楼，科技考古、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等新兴领域的蓬勃发展也是聚落考古发展的助推力。以上分析如有疏漏之处，还希望方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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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4〕陈洪波.鲁豫皖古文化区的聚落分布与环境变迁[J].考古，2007（2）.

空间考古学导论范文第12篇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由于涉及的作家作品众多，不少学生毕业论文在选题时都以古代文学作为方向。因此如何让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提升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这在新升本科院校中显得极为突出。

一、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原因

（一）课程本身因素

从文学诞生之日起，对于文学的研究就已经开始出现，而千百年来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热度也从未消退，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更是各朝各代名家辈出，有些名家甚至是用尽自己毕生精力去研究某部作品或某位作家，所以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已是硕果累累。但这种现状对本科生来讲却是相当尴尬。本科生学习古代文学是两年时间，就这门课程本身来讲，两年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不少重要知识点在老师讲解过程中是走马观花，学生的吸收更是大打折扣，很多学生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学术研究。

（二）学生自身因素

由于高考扩招使大学入学门槛明显降低，所以学生在进入大学时综合素质已是良莠不齐。在进入大学之后，很多学生又往往把课余时间都花费在英语等过级考试上，对于自己的专业课却出现不同程度的忽视，老师要求读的一些专业书根本无暇顾及，长此以往，学生连教材中的基本知识点都无法记住，学术研究更是无从谈起。

（三）指导教师因素

新升本科院教师从事的科研活动较少，因此特别是年轻教师对于学术活动了解不够，不能及时把握学术前沿，这些也都成为制约教师无法较好指导毕业论文的关键性因素。再加上文学院的学生偏爱选择古代文学方向作为毕业选题，所以古代文学老师常常出现一个人要带十几个学生的情况，这样老师既要保证完成教学任务，还要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往往最后力不从心，在给学生指导时由于精力达不到而存在一些漏洞，造成一些学生浑水摸鱼，毕业论文蒙混过关。

（四）学校体制因素

一般学校将毕业论文安排在第八学期，而这一学期往往是学生考研、就业的重要学期。参加考研的学生一味关注自己的考研而无心做毕业论文，多是草草应付了事。就业学生存在的问题更多，很多学生为了找工作往往最后一个学期就离开学校，手头资料严重缺乏，因此毕业论文的水平更令人堪忧。另外，学校对于毕业论文的不及格率缺少严格规定，有些老师为了不影响学生毕业，把原本应该不及格的毕业论文升为及格，这样毕业论文作为评定学生综合素质的一项重要指标就失去了意义，这些体制上的因素也成为制约毕业论文无法做好的原因。

二、提高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论文质量的建议

（一）健全学校管理体制

不少学校对于毕业论文也有一系列的规定，如《关于印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条例〉的通知》《毕业论文撰写要求》等一系列规定，但很多老师并没有严格按照学校规定来执行。面对这样的状况，学校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应的规定，细化毕业论文工作条例，并且对于其中的一些步骤进行严加审核，防止不认真的学生和老师钻空子。另外学校应该推行盲审政策，在答辩前组织本校专家或是兄弟院校专家进行匿名评审，盲审通过之后方能参加答辩，这样给学生及指导老师无形中增加一些压力。

（二）提升教师的专业指导水平

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的科研水平普遍不强，因此提升教师的学术水平成为重要任务。学校应该鼓励青年教师到知名高校进修、访学，感受名校的学术氛围。只有教师的学术视野开阔才能够有足够的水平给学生介绍本方向的学术动态，指明现阶段依然存在的学术空白点，探讨更有意义的科研选题，提升学生在学术领域的水平，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做好毕业论文。

（三）加强学生自身水平的提高

加强学生论文写作的基本功应是学生入校起就应该强化的基本功。学校应开设论文指导课，增强学生对论文写作课的重视，平时多布置一些小论文，及时指点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防止出现题目过大、过于老套、无研究价值这样的问题，用这种方式来加强学生自身水平的提高。

三、小结

空间考古学导论范文第13篇

很难对知识考古学下一个严格的定义，而福柯也明显没打算这么做。在解释知识考古学的核心概念之一――“陈述”(state―ment)的时候，福柯没有正面给出定义，而是通过解释“陈述”“不是什么”来界定：它不是话语的基本构成单位，不等于一个命题，不等于一个句子，也不等于一个言语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福柯对知识考古学的界定也是通过讲述知识考古学“不是什么”来给定的。考古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如果哲学是对本源的记忆或者回归的话，那么我所做的无论如何都不能视为哲学；如果思想史是给予面目业已模糊的人物以生命，那么我所做的也不是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知识考古学可以被视为一种介于哲学与历史之间的新思想形态。知识考古学尤其不是一种目的论指导下的思想史，它并不预设知识的历史积累方向。福柯论述道：“准确说来，知识考古学是对思想史的弃绝，是对思想史的假定和常规的系统性拒绝。”。但也许我们可以依照学者D．沙姆维的看法，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看作是一种没有思想和没有历史的思想史(the history of ideas without ideas and without history)。这就是说，福柯试图不借助作为统一性保证者的超验观念来描述以往的知识形式，他把历史从现象学和历史主义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其考古学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全新的史学，而他本人则是一种非传统的“话语”或者“档案”历史学家，虽然福柯本人不一定会同意这一指称。对福柯而言，知识考古学也不是一种科学：“我从来不把知识考古学视为一种科学，甚至也不把它当作一种未来科学的开端。”。它甚至也不是一种理论――知识考古学仅仅是一种范围(domain)，一种研究的领域。在考古学的层面上探求知识，就是在使事件或者情景变得可能的层面上探求知识。知识考古学从不预示和指向未来，它仅仅标示出线路、层次和边界：“考古学一词没有丝毫的超前价值；它只是指在分析词语性能中某一条着手研究的线路，即详述某种层次，如陈述和档案的层次；确定和阐释某个范围，如陈述的规律性、实证性；运用诸如形成规律、考古学派生、历史先验知识等概念。”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旨在揭示话语的实证性(posifivi―ty)，在于调查产生陈述体系的实际条件；在于阐明一种陈述如何服务于涵义(mean―ing)和意义(significance)的呈现；考古学家“研究特殊学科中的陈述或者特定的人的陈述，如何获取到它们现在所具有的价值”。

与传统思想史关注深层涵义、连续性、能动性的主体和起源不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论采用了带有解构主义色彩的四大原则。首先，考古学不是试图界定思想、表现、意象、主题、超验性先设等隐藏在话语背后的东西，而是区划话语本身，这些话语作为实践，遵循一定之规。考古学不是一门阐释的学科，而是一门描述的学科。其次，考古学并不寻求发现历史连续性和细微的过渡，这种过渡将当下的实践与以往和将来的实践相连接。考古学是从话语本身的特殊性界定它们，承认它们各自的差异与分化。它不是一种分类学，而是一种对话语形式的差异化分析。再次，考古学不关注创造性的主体，即作者。所谓作者对福柯而言不过是个空集，作者死了。考古学既不是一种关于创造的心理学，也不是一种创造的社会学，广言之，也不是一种创造的人类学。主体的权威性不在考古学家的思考之列。考古学关心的只是话语和话语实践。最后，考古学并不试图恢复表述者在话语表达时刻所赋予话语的思想、希望、目的、经验和欲望。考古学不是对起源的最深层秘密的回归，只是对话语一客体的系统描述。福柯的这种考古学研究方法，是以往的西方思想家所不熟悉的。福柯秉承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信条，以考古学方法研究西方文明史，在癫狂、非理性、临床医学等边缘研究领域，在文明的裂隙处洞见人所不见，颠覆从而彻底更新了传统的史学研究。福柯的考古学即是一种“重新书写”(rewriting)人类知识活动的努力。

如前所言，福柯考古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他对“非连续性”的强调。在福柯看来，传统历史尤其是思想史深深扎根于对连续性和因果律的信仰。旨在与传统史学决裂，在其方法论著作《知识考古学》的开篇，福柯首先否定了连续性的思想：“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从政治的多变性到‘物质文明’特有的缓慢性，分析的层次变得多种多样：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断裂，每一个层次都蕴含着自己特有的分割；人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福柯认为，在史学研究中，应该把注意力从原来描绘“时代”或者“世纪”的广阔单位转向断裂现象、转向非连续性、转向对“中断的偶然性”的探测。非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非连续性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要位置，成为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非连续的位移无疑是新历史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同传统史学相比，福柯更愿意谈论断裂、缺陷、缺口、实证性的崭新形式

乃至突然的再分配。“不连续性的概念是一个悖论的概念：因为它既是研究的工具，又是研究的对象，它确定自己成为其结果的领域。”新的历史学家必须以考古学方法探测历史的不连续性，对其进行中立性的描述，从而创造出一种与以往说法全然不同的历史。话语不一定再现时间连续性和进化的秩序，福柯的考古学试图在一种不连续的非时间性(atemporality)中，而不是在一种辩证的、连续性的、统一的愿景中安置话语。福柯如此强调非连续性，是否我们就可以说他的哲学彻底抛弃了连续性的维度呢?众所周知，深深影响福柯的德勒兹哲学被视为一种“差异的哲学”，那么福柯的哲学能否被贴上一个“非连续性的哲学”的标签?恐怕也很难下此结论。细加考察，福柯从未彻底拒绝连续性，福柯的非连续性整体思考中往往也包含着局部的连续性。在福柯著名的“知识型”(episteme)论断中，虽然前一个知识型与后一个知识型的转化体现了历史的断裂，但同一知识型在时间上还是具有一定的连续性的。福柯发明的几种知识型，即文艺复兴知识型、古典知识型和现当代知识型，每个知识型在空间上具有扩展性，在时间上则每个知识型可能绵延数百年之久。实际上，世界上也从来没有存在过诞生于空无之中的非连续性。非连续性一定是承接连续性而言的。只是福柯在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之间，为着策略性的教育目的，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非连续性，也更为强调在连续性之中存在的罅隙、断裂和非连续性。正如有论者所言，福柯并未打算赋予非连续性以从前连续性所扮演的角色，他只是反对超验的“不变的原因”或者“自然的自由”(natural liber―ties)，而主张对于“变化”(change)的研究应当清除所有外在的模式，应当取消变化作为普遍规律的至上地位和它作为一般结果的地位，代之以对于各种转换(transforma―tions)的分析。所以当法国某本词典将福柯称作“一位把历史理论奠基于间断性(非连续性)的哲学家”时，福柯觉得目瞪口呆，因为他并不打算高呼非连续性万岁。

福柯认为整个的生活世界都充满了非连续性，也即充满了各种的矛盾。哪里有非连续性，哪里就有矛盾，两者彼此关联。话语也产生于矛盾，“话语正是为表现和克服矛盾才开始讲话的；话语正是当矛盾不断地通过它再生出来，为了逃避矛盾才继续下去并无限地重新开始；这是因为矛盾永远处于话语之内，因为话语由此而永远不能绕开矛盾，因为话语在变化，在变形，在自动地逃避它的连续性”。但是福柯的非连续性思想的目的并不是试图发现一些基本的、主导性的矛盾和找到它们的解决办法，如同传统的思想史学者所做的那样。“对于考古学分析来说，矛盾既不是要克服的表面现象，也不是应该抽出的秘密原则。它们是需要描述的对象，我们无需寻找它们可能在哪个方面消失，或者在什么样层次上被强化和从效果变成原因。”由此，福柯坚决反对黑格尔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理论，这种理论注重处理“矛盾的巨大游戏”：矛盾以种种方式呈现，然后被消除，最后又在更大的冲突中重现，并在冲突中达到顶点。考古学则相反，它仅分析矛盾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以及各种矛盾的不同功能。。简言之，考古学描述纷争冲突的不同空间。考古学严肃对待矛盾不是为了克服它们，也不是为了增加或者减少差异。一个话语形构不是一个理想的、连续的、平滑的文本，也不是一个由无处不在的主导矛盾所决定的平面。话语形构有很多冲突的空间、不同的对立关系，这些对立的层次和作用应当被描述。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福柯的老师阿尔都塞的矛盾观――多元决定论(over-determlnation)的影子：矛盾与结构相关，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结构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矛盾的影响，在同一项运动中，矛盾既规定、制约了整体结构中的其他矛盾，又被这个结构的各方面和各领域所规定。对福柯而言，矛盾是多元的，有着不同的类型、层次和功能。话语实践实际上是在矛盾的层面，也即非连续和断裂处展开的。话语总在创生，也总在自我解构的状态之中。这就使同时肯定和否定同一事物得以可能，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由此被打破。福柯关于矛盾的绝对性和不平衡性的思想，他对矛盾的不同类型、层次和功能的研讨，他对矛盾的共时性和空间化的理解，无疑接受了阿尔都塞，甚至阿尔都塞背后的的深刻影响。实际上，在他的著作和访谈中，福柯经常使用“over-determination”这一概念。但是福柯知识考古学时期的矛盾观和阿尔都塞的矛盾观也有很大的不同。其最重要的不同，是阿尔都塞认为人类社会的任何矛盾都与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紧密相连，考虑社会实践尤其是经济实践在矛盾中的作用，认为经济实践是决定矛盾走向的“最后的因素”。而福柯考古学中的话语虽然产生于矛盾，但却是自治的，不太考虑非话语实践如经济活动和阶级斗争对矛盾走向的影响，福柯也不愿意探讨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概念。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对“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强调。福柯指责传统的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历史观是一种“全面历史”(total history)：“全面历史旨在重建某一文明的整体形式，某一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原则，某一时期全部现象所共有的意义，涉及这些现象的内聚力的规律――人们常比喻作某一时代的‘面貌’。”。总的来说，“全面历史”相当于一个全面的描述，“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福柯赞成一种“总体历史”(general history)，也就是知识考古学所开掘的历史。总体历史展开的空间是弥散的空间。福柯论述道，知识考古学作为关于话语的话语，力图“展开一种永远不能被归结到差别的唯一系统中去的扩散，一种与参照系的绝对轴心无关的分散；要进行一种不给任何中心留下特权的离心术”。“总体历史”谈论“系列、分割、界限、差异、差距、年代的特殊性、记忆暂留的特殊形式、关系的可能的类型”。简言之，传统的“全面历史”是一种中心化的历史观，而考古学凝视下的“总体历史”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历史观。福柯的去中心化的努力也表现在其《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的反人类学中心主义。福柯坚持认为从康德到现时代，人类学作为一种基础性的东西，统治和控制了哲学思考的路径，它形塑了历史。长期以来，思想和哲学沉睡于人类学的沉睡之中。为了把思想从这种人类学的沉睡中唤醒，为了把思想召唤到其最早的黎明之可能性，除了摧毁人类学“四边形”(an―thropological quadrilateral)的基础，从而跨越人类学之野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连根拔除人类学，在“人”消失后留下的空档之中，我们才有可能重新思考，一种新的思

想形式才会即将来临。对福柯来说，没有什么基础性的人的本质等待解放。所谓的人的主体也仅仅是“一种空无的功能”，一种实际上可以由不同的人来填充的空的位置。尼采仅仅宣布了上帝的死亡，而福柯宣布了人的死亡：“如同在海边沙滩上画的脸，人将会被抹去。”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的“去中心化”倾向，根源于他对西方近现代的“逻辑主体性原则”和“历史主体性原则”不信任。叶秀山先生指出，福柯对此的批判，“使他的考古学意义下的人及其思想产品最终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而成为一种关系的总和，从而使知识考古学在更深刻的层次上打击了西方哲学中人类中心论传统。人的思想、知识、科学失去自身独立发展的连续性，而存在于各个时期的关系和制度之中”。与福柯去中心化的思想相关联，福柯考古学的一个长处是它并不声称自己是一种固定的和普遍的研究方法。福柯从未宣布知识考古学是高高在上和人人应该遵循的、唯一正确和有效的知识研究方法。福柯也不认为知识型的方向是唯一能够通向考古学的方向，他“情愿设想在不同的方向上发展的考古学”。实际上，福柯采取了一种多元主义的立场，其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知识领域中话语的复杂性。

但是福柯的考古学也有很多问题，它招致了不少批评者和赞同者，甚至后期福柯本人的不满。萨特在1966年评论福柯新出版的《词与物》时，严厉批评了他的知识考古学的反历史主义，萨特说福柯以静止的连续取代运动，从福柯的书中只能看到一张一张静止的西洋镜图景，采取福柯的思想姿态，必然得出“历史思考的不可能性”的结论；萨特认为福柯是“对历史的否定”(the de― nial of history)。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点出利奥塔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标靶是共产主义一样，萨特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才是福柯考古学的靶子，“它意味着建立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所能建造的对付马克思的最后堡垒”。佩里・安德森视福柯为新无政府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左翼的代表，批评福柯所谓现代知识型的“逻辑”自然导向其自身的被取代，是一种简单的进化论，是一种拙劣的解释。理查德・罗蒂则认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本质上是消极的，因而未能充分建立起任何新的知识理论。罗伯特・勒施则认为，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采取了反对阿尔都塞辩证法的立场，但他的考古学方法却大体上是阿尔都塞“差异历史”(differen―tial history)的消极意象而已；与福柯本人任性固执的个性对应，其考古学话语相当肤浅，其表述也充满了矛盾之处。“那些敢于质疑福柯前后不一致、逻辑矛盾或者其考古学更大的理论蕴涵的人被福柯轻蔑地看作理论的暴君：‘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要求我保持一致；把这个问题留给我们的官僚及警察，监督我们的文章是否合乎规矩。’”中国学者汪民安认为，考古学强调历史的断裂，但是在福柯笔下，“这种断裂的原因并不明朗，因为话语是自治的，它不受外来环境的干预，这种断裂是突然的，莫名其妙的，因而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福柯对偶然和断裂性的过分强调，使他的考古学可能对知识史作出堂皇却缺乏说服力的解释。例如，上穷碧落下黄泉，找遍福柯的论述，除了找到一些类似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的欺人之谈外，我们仍然无法明了福柯所谓知识型演进的机制和途径。正如萨特所批评的那样，福柯没有告诉我们最吸引人的东西：“既没有说出每种思维是怎样被建构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的，也没有说人是怎样从一种思维过渡到另一种思维的。”

我们认为，福柯的考古学方法试图采取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来进行自洽的知识分析，反对确立意义，这基本上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例如，福柯经常选择边缘化的人群如疯人、病人、囚犯、同性恋等作为他的分析对象，这决不能算作一种无深意的选择。选择这些人群作为话语分析对象本身就已经是在赋予和确立意义了。在进行考古学分析之时，福柯往往武断地把一长段历史时期中相当复杂的知识网络归纳为一种简单的历史先天性(historical a priori)和知识型，为此不惜歪曲相关的科学和历史事实。实际上，在同一个时代，有可能同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知识型。因为福柯主要是从自己的法国文化来推导出数种知识型(文艺复兴、古典和现当代知识型)的，这些知识型还未见得能代表西方文化整体。正因为“西方”并非是铁板一块，福柯的知识型的适用范围也是难以决断的。再有，福柯对知识型的过分强调是以话语的自治为前提的；在其考古学的框架下，话语较少为历史实践和社会条件所制约。这样一来，福柯的考古学难免有变成纯粹形式主义分析的嫌疑。正如不少后结构主义者被指控为仅仅进行能指的游戏，福柯的考古学也潜在包含着以话语实践取代非话语实践，从而堕入书写游戏的危险。显而易见，考古学不能有效处理从外部环境和历史实践中产生出来的问题，例如权力、身体和对社会能动改造的问题。在《知识考古学》里，福柯本人也并不讳言他的话语理论的无根性：“就目前以及可见的未来而言，我的话语远不能决定其说话的出发点，反而要避开它可能得到支持的所在。”其话语的出发点，或者支撑话语的土壤，无疑是历史实践和非话语实践。这就是后期福柯部分地搁置知识考古学，转而发展谱系学的最大原因所在，虽然福柯坚持认为谱系学并不是要取代考古学。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的时间转捩点发生在1970年前后。1970年底，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做了题为《话语秩序》的演讲，在这个演讲里，福柯放弃话语自治的想法，转而开始新的方法论试验。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话语观：“我以为在每个社会里，话语的生产同时由某些程序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这些程序的角色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性，处理偶然事件，规避其沉重而可畏的物质性。”在福柯的新话语观中，话语的外部控制程序、话语的物质性和话语主体的能动性得到了强调。这样，话语不再被视为一种彻底自足的和自我生成的机器，而是为社会程序所限制。自此，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紧紧地连接了起来。由于把社会实践和权力的维度引人话语分析法，福柯的方法论渐次由知识考古学进入到了谱系学。

基于对考古学的不满，谱系学成为了后期福柯的主要研究方法。《话语秩序》可被看作福柯对考古学方法论的首次重大修正(第二次重大修正是福柯纪念让・伊波利特的文章《尼采、谱系学和历史》)。在《知识考古学》问世六年之后，福柯出版了《规训与惩罚》。如同福柯以前的著作，该书旨在分析人文科学话语，但很大篇幅被用来研究社会和权力机制等非话语实践领域。福柯试图发现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的连接机理的努力，在他的多卷本《性史》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该书充分揭示了中世纪以来的性史中所体现的知识、权力和真理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福柯的考古学与谱系学有着诸多的相同点，例如反对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重视断裂、偶然以及零散时间的痕迹，反对普适真理与神话学，反对人类学中心主义等等。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考古学主要是一种自足的话语分析，试图避免非话语实践和机制、社会实践分析，而谱系学强调具体的权力关系分析，并且将身体引入到历史研究之中；谱系学长在它能够通过分析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比较充分地解释话语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考古学则主要关心非连续性的演进和历史时间的空间化分层；考古学重在静态描述，而谱系学则要求解释。后期福柯著作中考古学与谱系学方法论的结合使他能够同时描述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从而揭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根本联系。基于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后期的福柯能够给话语形构和知识序列提供一种历史性的解释，从而较好地达成了描述与解释的结合。从“描述世界”到“解释世界”，福柯走完了一生的理论旅程；至于“改造世界”，则不是福柯所重点关注的，虽然其理论仍然蕴涵着改造世界的精神潜力。

注释

①叶秀山：《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②福柯：《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360页。

空间考古学导论范文第14篇

关键词：中国古典舞；创作；情感表达

1.借助舞蹈动作来表达思想情感

以动作为载体来进行古典舞情感表达，是古典舞创作中最常见的方法。古典舞动作具有刚柔并济、形神兼备等特点，古典舞非常注重表现拧、倾、圆、曲等舞蹈动作的曲线美，它对演员的腰、腿、肩、手、髋等各身体部位的柔韧性、弹性和软开度都有较高的要求。古典舞创作者在创作中也要遵循古典舞的创作规律和审美原则，积极借助肢体、动作和身体律动来营造虚实结合的舞蹈意境，表达丰富多彩的思想情感。如在古典单人舞《秦俑魂》的创作中，创作者陈维亚首先借鉴了四人舞《秦王点兵》的动作特点，然后结合兵马俑抬头仰望、举手等大开大合的动作姿势，创作出了一个个具有阳刚之气的肢体动作，并将情感融入其中；舞蹈中间部分的动作无论是左搬腿还是快速旋转，演员都演绎得情绪高昂，表达了“俑”奋勇杀敌的爱国精神；结尾部分的动作逐渐放缓，但是同时又伴有雨点式的快节奏的击鼓声，表达了人物内心不息的激情，也揭示了中华民族强劲的生命力。可以说，正是由于创作者在每一个舞蹈动作中都注入了情感，这才使舞蹈富有了饱满的热情和震撼人心的效果。

2.利用舞蹈表情来抒发感情

舞蹈美是人体流动的线条美，是姿态美。但是，在美的构图中，还要配以美的表情。舞蹈表情与舞蹈美都是感情作用的产物，也都是舞蹈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舞蹈表情主要借助演员的表情来体现。在任何一种舞蹈表演中，演员的表情都占据重要地位，演员的表情动作是否到位，会直接影响舞蹈的表演效果。创作者在舞蹈创作中，也要结合舞蹈内容和舞蹈情感表达需求，提炼更多的表情动作，以提升舞蹈情感表达效果。以古典舞《壮族大歌》为例，这部作品主要歌颂了壮族民众奋勇向前的精神。在这个舞蹈中，扮演母亲的舞蹈演员是舞蹈的核心，她的表情会影响舞蹈的整体表达效果。为了突出舞蹈的内在情感，创作者刘滨、李紫君在综合考虑舞蹈内容的基础上，要求舞蹈演员根据音乐表达内容――无论是告别旧时辉煌时的不舍，还是面临改革时的惶恐，还是在新时期不断向前的决心，随时都要通过表情变换表达出来，目的是借助舞蹈表情打好舞蹈的感情基础，提高舞蹈的表演水平。

3.利用舞蹈的空间和时间构成来表达情感

舞蹈要在一定的空间内呈现出来，每一个舞蹈都有其特定的时间概念。古典舞空间既包括舞蹈场地空间构成，还包括舞蹈演员的肢体空间构成。中国古典舞非常注重舞蹈的意境，而舞蹈意境很大程度上要借助舞蹈空间造型、空间安排、舞蹈的时间条件来呈现。以古典舞《踏歌》为例，该作品主要表现的是古代丽人携手游春、踏歌的美景。踏歌是一种古老的舞蹈形式，早在汉代就已经兴起。踏歌的主要特点是“踏地为节，边歌边舞”，非常讲究人物动作、步伐的流动性。为了表现踏歌的特点，编导孙颖潜心钻研汉代女乐舞的形态特征，在舞蹈队列编排上一改古典舞常用横排、八字形列队法，将点、线、面结合起来，创作出了多种新颖独特的队形，舞蹈空间也随着队形的变换而不断分割、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舞蹈艺术的神韵。在演员体态空间构成上，编导一方面用“一边动”的舞姿体现了舞蹈行云流水般的感觉，另一方面要求演员在敛肩、含颏、摆背、拧腰、倾胯等动作上，通过身体协调，使身体曲线在三维空间上形成“三道弯”，目的是通过舞者婀娜的姿态，彰显古典舞的婉约美、曲线美、意向美，给观众留下清新、俏丽的印象。

综上所述，古典舞是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代表，古典舞编创是推动古典舞发展的主要力量。古典舞创作人员只有提高认识，加强历史文化积累，准确把握古典舞的艺术情感表达方式，才能赋予古典舞以生命，切实体现古典舞这一民族文化的精髓。

参考文献：

空间考古学导论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中国古典园林；展示空间；东方情调

展示作为生物体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特性，无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中都在无时无刻的体现着，比如鸟类展现漂亮的羽毛，人类用服饰、首饰甚至化妆来表达自己的个性、气质、精神面貌，但在某种程度上展示行为除了本能的驱使外，还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向其他人及社会进行信息传递的过程。因此，展示应该是一种为了传达某种信息而进行的有目的的行为，这一概念也可以看作是展示设计的根本理念。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展示设计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包括博物馆、科技馆、广交会、展销会、商场的展示区域及橱窗陈列设计等，而其中又以博物馆展示设计最为典型，博物馆展示中不仅包含的信息量巨大，而且种类繁多，要求设计时除从设计角度考虑外还要考虑到科学、人文历史、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其他领域，还涉及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来进行展示，因此可以说，博物馆展示设计几乎含盖了展示设计的所有特点。

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被科技成果打上了鲜明的烙印，而作为科技发展代表成果之一的建筑也正迅速的成为单纯的科技理性支配下的“工业产品”，其内部空间的设计也附庸了更多的含有“现实主义”色彩的理念逻辑，从而以某种所谓“成熟”的消解深度的姿态投入到商业大潮的经济建设之中。不可否认，中国当代建筑及室内设计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种进步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一种对西方现代建筑、设计思潮的引进和模仿的水准上，而没有回过头来对我国自己的美学观点、设计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消化和吸收的西方设计理论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消化不良的负面影响，很多作品可以很轻易的使人看出借鉴的形式来源，而没有形成具有个人语言、地域特色的原创风格，盲目抄袭、千城一面的现象十分突出，这一点在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上也有所表现，可以说原创性、地域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一个国家的设计水准，优秀的原创风格的形成、地域特色的体现将会更有利于促进整个设计的深化和提高，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中国古典园林设计方法的研究来寻求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中更多、更广泛的可能性，以增加当代中国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的理论支撑，改变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盲目的现状。

密斯・凡德罗在1929年为巴塞罗那世博会所设计的德国馆，在空间的组织上采用了虚实相结合的手法，运用隔断设置交通动线，引导参观者的行动，并且在参观的过程中设置了丰富的空间层次，有围有透，使参观者的空间体验尽量的多样化，其对空间的处理手法正暗合了国画章法中“密不透风，疏可跑马”这一观点。我们不妨就沿着大师的足迹将目光转回到中国古典园林设计方法上来。众所周知，中国古典园林深受绘画、诗词等艺术形式的影响，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的造园师，大部分园林都是由画家、文人设计完成，可以说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是遵循着绘画的脉络发展的，因此“外师造化，内发心源”的国画原则也充分的体现在了园林设计之中，这种倾心于自然美的态度与追求恰恰是与西方几何审美观最大的区别，可以发现中国古典园林在设计上有四个特点，一、构图的特点：外国园林多为几何式构图，沿一条景观轴线进行空间序列的布置，呈左右对称的布局形式，整体效果明确统一，但过于直白，缺乏耐人寻味的意境，而中国园林则强调迂回曲折、曲径通幽、参差错落，大大增加了游览者的游览趣味，所以中国古典园林在平面构图上多以曲线为主，空间布置互相渗透，疏密结合，错落有致，即所谓的“有定法而无定式”；二、组成要素的特点：外国古典主义园林几何化，人工化，作为花园背景的树木连成一片，没有自己单独的个性可言，外国的园林并不欣赏鲜花本身的美，鲜花、树木只是作为组成图案的材料出现，可以说外国园林欣赏的只是图案的美，即人本主义的思想；这一点与中国人对待花草树木、水体假山的态度截然相反，众所周知，中国园林的一花一草都具有自己的形态、颜色甚至是个性、品德，就如梅、兰、竹、菊代表着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崇高品德一样，中国人对自然的敬与爱体现在中国园林的每一个细节中；三、内涵的特点：初步看来，中外园林间自由性与规整性的差异似乎是由东西方的审美差异造成的，然而就如南宋的朱熹在井中只发现了阴阳二气却没有发现自己的倒影一样，归根结底中外园林的差异是由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制度、不同的追求、不同的哲学思想造成的，欧洲人自古以来的思维习惯就倾向于穷究事物的内在规律，喜欢用明确的方式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认为和谐就是美，而中国古典园林则与诗、画这种感性创作形式相互影响，讲求寓情于景、触景生情、情景交融；四、追求意境的特点：中国古典园林从一开始就是按着诗和画的创作原则来设计，显著特点即为写意，在顾及自然面貌的同时加入创作者的主观感受，在似与不似之间传达出自然的神韵，表现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通过以上对博物馆展示空间及中国古典园林空间的分析，我们发现，二者在空间序列上都讲究启承转接、明暗开合；在交通流线上都讲究移步换景、情景交融；在空间氛围上都讲究写意自然，耐人寻味；可以说两种空间的设计手法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相似性，一些造园手法通过与博物馆展示空间特点相结合，即可以总结出适用于博物馆空间的设计原则。

一、空间序列组织原则

空间序列关系到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的整体结构，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区别于其它的空间属性，博物馆展示空间具有多空间、多视点、流动性、变化性等特点，因此，只有组织出合理的、完整的空间序列，才能使展示获得良好的效果。而空间序列中最基本的因素是交通流线的组织，要获得良好的空间序列就必须有完善的交通流线，根据交通流线的不同，博物馆展示空间序列大致可以按三种类型来划分，1、直线贯穿式：一般适用于小型空间，各个展示空间呈串联式，沿轴县线依次展开，为求变化，可以在局部空间做不对称设计，也可使部分空间封闭或开敞以增加节奏感；2、环行闭合式：整个空间呈内向向心性，各展示空间沿周边布置，为避免一览无余，可用展示构件进行遮挡；3、中心辐射式：适用于面积较大的博物馆展览空间，这种空间序列的特点是以某一展示空间为中心，其它空间呈放射状围绕它进行布置，可使主从分明，动线丰富，形成良好的展览氛围。

二、空间特点对比原则

从视觉原理角度来说，面积的大小，色彩的差异，形态的不同都可以对人们的视线造成刺激，从而引人注目，在博物馆展示空间的设计上也可以利用这一原理，在相邻两空间的设计上可以采用对比手法，借以突出两空间各自的特点，增加空间的丰富层次。

三、空间表现方式原则

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的目的是要服务于信息传递，即表现展品，好的空间可以丰富人们的游览体验，增强对展品的印象，因此如何将展品完美的呈现于空间之中就需仔细考虑，将一件展品呈现出来不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坦率直接的和盘托出，这种方式适用于参观者近距离的正面观看，可以完全的接受信息，但如果考虑到时间的因素，即四维空间，参观者在行进中恰好处于两件展品位置连线的中点，那么两种展示空间的直白将会引发视觉的混乱和空间的乏味，因此，就需要在空间的设计中引进第二种呈现方式，在考虑时间因素的同时将展品以含蓄的方式显而不露，近可接受信息，远则成为空间的一景。

四、空间渗透层次原则

正如中国古典园林在有限的空间内力求深邃，无边的感觉一样，博物馆展示空间也应该给人一种空间的深远感，而各个空间之间的渗透恰恰可以丰富层次的变化从而极大的加强景深感，同时空间的渗透、互借也可以有效的节省空间面积。

五、动线引导暗示原则

如前所述，空间设计的根本要素之一就是交通流线，不仅空间序列需要设计在其基础上，而且交通动线更可以引导人们按一定的顺序去逐个发现展品，达到移步换景的作用。

综上所述，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是一个含盖丰富内容、涉及领域广泛并随着时展而不断充实其内涵的课题。以上我们总结了博物馆展示设计中所涉及的空间处理原则，中国古典园林造园手法的运用不仅可以为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还可以使设计作品体现出民族文化与地域特色。总之，正确处理好空间的问题是展示设计中的精髓；正确认识空间与展示设计的关系是做设计的前提和基础；较好的运用“空间”语言则可以赋予一个设计以实质的意义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朱淳《展示设计》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