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趋势分析范文

宏观经济趋势分析范文第1篇

20__以来，中国经济成功抵御了伊拉克战争和非典的两大冲击，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现已进入了新一轮周期上升轨道。当前，中国向重化工业化阶段推进，国内投资的自主性增长因素趋强，但某种体制性过热因素也开始显现，国际制造业向中国产业转移方兴未艾，20__年中国经济将进一步趋好。随着经济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可顺势而为，适当调整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力度和方向，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体制改革，果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和问题。

总量态势

1、经济增长持续高速尽管经历了非典和美伊战争的考验，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各项指标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完成79__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5，比去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第三季度增长9.1，比第二季度加快2.4个百分点，表明中国经济已摆脱了非典的滞后影响，进入快速增长轨道。分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9487亿元，增长2.8，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第二产业43693亿元，增长11.8，加快1.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25934亿元，增长5.4，减慢1.2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共完成增加值28975亿元，同比增长16.5，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3个百分点，是1995年以来的同比最高增速。各种经济成分全面增长。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同比增长14.3，集体企业增长11.7，股份制企业增长17.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9.6。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工业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工业增长明显快于轻工业。今年前三季度，重工业增长18.4，轻工业增长13.9。分行业看，电子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对整个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0.7，拉动工业增长8.4个百分点。主要产品中，半导体集成电路同比增长36.4，汽车增长35.7，原煤增长16.8，发电量增长15.6，钢和钢材分别增长21.6和19.4。

2、消费物价继续低水平运行由于投资需求强劲、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以及国际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波动等原因，今年以来消费物价逐步摆脱了上年连续10个月的负增长，持续保持低速增长，中国经济正在走出通货紧缩。9月份，中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了0.7，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2，带动整体价格水平上涨0.7个百分点；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2，拉动整体价格上涨0.5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总体上先扬后抑。前三季度，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4，其中一、二、三季度分别上涨3.6、2.3和1.4。主要产品中，原油价格上涨24.9，汽油、煤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21.4、20和20.8；中厚钢板、薄钢板和线材价格分别上涨20.3、13.1和14.3；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4.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4.5。

3、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城镇就业的矛盾日益突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已从1995年的520万增加到20__年上半年的795万，登记失业率4.2，比1999年底上升了1.2个百分点。此外，还有356万国有企业下岗人员。由于非典的影响，失业人员又多增加了200万人左右，加之未就业大学生及未登记失业人员，预计今年城镇失业率可能会达到7左右。“十五”期间城乡新增劳动力将升至峰值，每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人数将达20__多万人，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至少达1500多万。农村失业问题也相当严重。

4、国际收支状况良好由于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和利用外资良好态势，中国一直保持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到9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3839亿美元，同比增长48.4，增长幅度比上年同期提高8.5个百分点。1-9月国家外汇储备累计增加975亿美元，同比多增加510亿美元。不利之处是增大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因素与结构

1、固定资产投资持续高速，消费品零售额快速回升

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4351亿元，同比增长30.5，去年同期加快8.7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增长31.4，为近5年来同期最高；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27.6。在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29.1，更新改造投资增长37.2，房地产投资增长32.8，均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今年投资的一个很突出特点是，投资对国家财政的依赖程度明显减弱。从资金来源情况看，企业自筹、外资、国内贷款增长明显快于预算内资金，这表明投资的自主增长机制进一步改善，不过，贷款的增长值得关注。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促进因素有：一是自去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扩张周期，为投资高增长奠定了基础；二是企业家投资意愿持续走强，是投资增长的内在动力。三是企业效益明显提高，为投资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同时，今年集体、个人投资增长进一步加快，三季度集体投资和个体投资增长高于上年同期近10个百分点，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机制正在逐渐形成。

今年以来，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347元，剔除价格因素增长9；农村居民收入1802元，实际增长仅为3.8。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699亿元，同比增长8.6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第三季度增长9.7，比第二季度快了3个百分点，基本恢复到非典前的水平。城市销售增长明显快于农村。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8，县及县以下增长6.4，餐饮业零售额增长9.4。新消费热点持续升温，全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中，汽车零售额增长77.5，通讯器材类增长74，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46.6，石油及制品类增长38.7，前三季度，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35.9。

2、外贸出口增长强劲，利用外资快速增长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好转、美元贬值、全球生产能力向中国转移以及出口产品竞争力增强等因素，有力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进出口贸易“大进大出“的特征十分明显。一季度、上半年和前三季度，出口增幅分别为33.5、34和32.3，比上年同期分别提高了23.6、19.9和12.9个百分点。在出口增长加快的同时，出口产品结构也进一步优化。一般贸易出口增长略快于加工贸易，两者分别增长32.9和31.3。对各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全面加快，其中对东盟、美国、澳大利亚等的出口增长超过30，对欧盟、俄罗斯的出口增长超过40。进出口相抵，出口大于进口9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09亿美元。

外贸出口形势好是多种因素共同促进的结果。一是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日本甚至欧盟经济复苏进程好于预期，为中国扩大出口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2.4，大大超过了许多专家预测的1.6，是去年第三季度以来首次出现强劲增长。日本政府近日的报告说，今年二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是日本经济连续第6个季度向上攀升，给一直处于低迷的日本经济带来了复苏的信号。二是美元贬值对中国出口的带动效应将继续保持。三是世界产业结构继续调整和转移，为中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提供广阔的空间。

尽管非典对外资进入造成一定影响，尤其是7、8月份表现更加突出，但由于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成本低廉、经济增长强劲等因素，使得外资流入中国的步伐如故。1-9月份，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新签合同项目29539个，比去年同期增长18.6；合同外资金额792亿美元，增长36；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02亿美元，增长11.9。照此增势，全年利用外资有可能超过500亿美元。

3、财政收支增长前高后低，企业经济效益大幅提升

受工业生产和进口大增、上年基数较低等影响，20__年以来中国财政收支状况良好，前8个月财政增收幅度达到23.1，比上年同期提高12.9个百分点，为今年实现财政预算目标奠定了基础。但从月度数据来看，进入三季度，财政收支均出现了大幅下滑势头，7、8月份财政收入分别增长14.7和6.5。前8个月，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3.5，比上年同期放缓了4.7个百分点，其中7、8月份仅增长7.9和6.0，下降趋势明显。总体看来，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不大。企业利润大幅增加。1-8月份，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5015亿元，同比增长52.3。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2538亿元，同比增长66.6。39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8个行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亏损企业亏损额791亿元，同比下降5.3。工业产销率保持较高水平，前三季度，产销率达到97.7，同比提高0.11个百分点。

4.货币供应持续高速，贷款增长偏快上半年，货币政策操作出现了“扩张”趋势，下半年开始的稳定操作并未改变货币的扩张态势，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均出现高增长。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2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增幅比上年同期加快了4.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7.9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增幅比上年同期加快了2.6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1.8万亿元，同比增长12.8。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快速增长，9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6.7万亿元，同比增长23.7。1-9月各项贷款累计增加2.7万亿元，同比多增加1.3万亿元。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5.6万亿元，同比增长23.5，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8.9个百分点。从贷款投向看，短期贷款累计增加8567亿元，同比多增2476亿元。贷款周转速度加快。前9个月银行信用社累计发放贷款12.8万亿元，同比增长50.4，周转次数为1.02次，比上年同期加快0.18次。

5、拆借市场交易萎缩市场利率上升明显

三季度，银行间市场累计成交20351笔，同比下降了13.88，成交金额为57135.02亿元，与二季度相比略有萎缩，下降幅度为1.09。拆借利率和回购利率涨幅明显，同比分别增长了11.19和21.79。1-9月份银行间市场累计成交60992笔，成交金额128634.09亿元。8月下旬,资金面开始趋紧，利率呈现大幅上涨。第三季度，拆借市场总计成交2737笔，交易量7200.48亿元，受市场利率上涨的影响，拆借单日成交量明显萎缩，与二季度相比总成交量略有下降，但同比增长高达102.20。8月中旬以前，拆借加权利率走势基本平稳，在2.12上下小幅波动，此后逐日攀升，8月25日市场加权利率一度摸高2.60，9月28日再次创出3.1515的新高，9月份虽有所缓和，但高位震荡态势明显加剧，市场走势尚不明朗。第三季度拆借市场共68个交易日，日均成交量仍在百亿元以上。

6、股市融资能力下降，大盘指数一路下行自6月24日宣布停止减持国有股之后，再没有出台利好政策做后续支持，上证综合指数在1500点以上只略做了几天停顿，然后掉头下行，至9月底收于1367点，当季跌幅在10左右。与此同时，深圳成指的跌幅也大体相当。

股票市场震荡调整，交易额和融资能力均大幅下降。前9个月，A股共发行新股66家，同比下降5.7，但比上半年降幅小12.5个百分点；新发行H股14家，同比增长60；新成立基金8家，比去年全年多4家。由于行情相对低迷，市场融资能力大幅削弱，前8个月股票市场共筹资529.9亿元，同比下降43.37；成交额21866.79亿元，同比下降28.10；受成交额下降和印花税下调的影响，证券交易印花税完成87.45亿元，增幅下降62.68。

政策及其效应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强劲增长的势头，前三个季度，GDP增长8.5，工业增加值增长16.5，如果没有SARS的影响来降温，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坐九冲十”。有人用“锐不可当”来形容！认为曾经预料的不利因素基本上没有出现，而没想到的有利因素却大量涌现。不管是外需，还是内需，都出现按捺不住的增长。如果以传统的眼光来看，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快，而物价只有轻微的增长，似乎达到了理论上的佳境。其实非也，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失衡也很明显，并潜藏着不小的风险。特别是与投资高速增长随之而来的货币供应和银行贷款快速增长，引发了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

中国改革以来曾经发生的经济过热，往往是投资膨胀或者投资和消费同时膨胀，形成投资品短缺和整个市场供应紧张，导致价格迅速上升，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而目前的经济运行态势却与此不同，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去年的投资率达到了42.2，比1993年的37.7高出4.5个百分点，今年更高，与此同时，货币供应和银行贷款的增长均超过了20，但是，消费物价只出现了0.7的轻微上升。因此，目前出现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过热，而是一种投资推动的生产过剩，如果要说过热的话，也是一种非典型的过热。除了投资推动以外，开放的经济环境，投资增长加快，投资品进口增加，除石油外，其他产品的国际价格并未上涨；财富和收入分配并未好转，消费增长比较平稳，并无膨胀迹象，也可以对价格变化做出解释。不过，某些资产价格出现上涨值得关注，对资产价格进行监测是必要的。

目前的中国经济运行，的确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地方，投资的增长很快，企业利润增长也不慢，投资回报并未下降，因而，央行采取的一些收缩和控制措施，只能使投资的增长稍有减缓，而主要效果则表现在金融层面上。根源还在于这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体制性的投资过热。今年上半年，中央政府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总额同比下降了7.7，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投资额却记录了41.5的增长。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经营土地，大搞开发区，大搞形象工程，虽然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前三个季度增长了35.9，但很多地方的土地批租却寅吃卯粮，这一届已经用完了下一届可开发的土地，有些地方的地价上涨了40。至于汽车、半导体等产业，也是地方政府在推动。此外，国内投资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是为外资配套的。

除了某些寻租行为以外，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也是一种理，关键在于目前的财税体制和官员考核制度，我国目前的财税体制是以流转税为主的体制，生产和流通环节是税收的主要来源，而官员政绩主要看GDP增长和引进外资，因此，要提高政绩，增加税收，加快增长，就要投资建厂，而投资热点就那么几个，于是热点过热，而冷点则更冷，农村冷，农业冷、股市也冷，而且经济情况越好，这种冷热不均的情况就越严重。因此，中国目前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还是结构问题。

目前的货币政策操作，其效果主要体现在金融层面，而未能有效地传导到实质经济当中去，一方面央行的稳定措施并未减缓贷款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货币市场利率迅速上升，债券收益率明显提高，股市继续缩量下滑，市场资金偏紧影响了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首先，从8月中旬至9月末的短短一个半月，市场利率上升了约80个基点，收益率一再被推高，市场悲观气氛浓厚，受此影响，财政部记账式八期国债大比例流标，随后不得不紧急叫停记账式九期国债招标。财政部今年还要完成1949亿元的国债发行额度，能否达到目标，的确是一个考验。其次，最近一个时期，由于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货币是净回笼的，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从6月末的4下降到9月末的2.5左右，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头寸告急。因其流动性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同业资金支持的，并且债券市场的资金运用量偏大，长期通过现券和回购的套做放大交易量，这种方式在市场资金宽松时尚能顺利运行，一旦市场资金收紧，回购到期，新的回购受到限制，无法融入足够的资金，不是抛售现券，造成价格下跌，承受损失，就是资金链断裂，发生支付危机。据估计，到10月中旬，债券市场价格平均下跌了3，商业银行承受的损失在500亿元左右。再次，以往，债券市场的涨落经常表现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的资金转移，一方跳水往往伴随另一方井喷，但目前是股市和债市同时陷入低谷，这与以前的情况显然不同。这一切虽然与货币政策趋紧有关，但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制度缺陷和金融资产质量不高，如何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需要经济体制的深层创新，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热和银行贷款猛增再度凸现了投融资体制的缺陷，我国的金融体系和政府主导的投资形成了风险连带体系，银行贷款越来越倾向政府投资的大项目、大工程，期限越放越长，由10年到15、20年，甚至25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比例在45％以上，如果考虑短期贷款中有20-25％的不良贷款，这样的长期贷款比例接近60％。按任何银行业经营的理论看，这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比例。因此，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刻不容缓。

现在需要进一步观察的是，利率上升，资金偏紧，是个持续趋势，还是短期现象，如果是短期因素，经过央行近期的政策操作，增加货币投放，即可解决，如果是长期趋势，说明政策不当。不过，应当指出，开放条件下的宏观政策与过去有很大不同，无论是通胀，还是通缩，都会受到国际的影响，不能只是简单地看货币的多少。不仅如此，货币政策是个总量政策，赋予货币政策以结构调整的功能，是一个错误的方向，这样不是把商业银行变成政策性银行，就是不适当地突出和扩大政策性银行的作用。能够促进结构调整的，主要还是财政政策。

体制分析

20__年10月14日，十六届三中全会闭幕。有人说，每一次三中全会都是一次突破。这一次也不例外。

这次会议在体制上的突破是多方面的，在修宪建议中，包括了“所有合法财产都受法律保护”的内容，从而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纳入到受法律保护的范围之中。在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中，不仅确立了使已经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化、法制化、稳定化的目标，而且提出了“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并力求“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对传统公有制观念的重大突破。值得特别提及的一点是，决议明确指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一些行业和领域历来是由国有资本所垄断经营，最近几年才开始有非公有资本大量介入，但毕竟没有获得“正式”的认可。这一次在党的文件里面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明确了“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对于非公有经济的全面发展将起重大促进作用。近日，国家发改委着手清理限制非公有经济进入的法规条例，可以看作是这方面采取的一个实际步骤。

针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失衡现象，决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并特别强调“三农”问题和弱势群体问题。这是很有意义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和落实。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有两个方面的工作是需要认真推进的。

一是推进向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型，由财政承担起为农村公共产品融资的职能。决议明确了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方向，提出了“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的任务，但没有提出由流转税（增值税）为主向所得税为主转型的问题。这是不利于向公共财政转型的。因为增值税来自于生产和流通环节，政府的行为必然要向生产和流通倾斜，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忽视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增值税由企业交纳，与公民个人还隔着一层，不象所得税由个人交纳，个人就会更加关心政府的财政收支和官员行为，这对于提高财政收支的公开和透明度，加强公民对财政的监督也是有利的。近几年来，由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集中和支配的财力明显增加，但向公共财政转型的步子却很迟滞。虽然财政增收的一大部分用于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但很多公共产品的投入仍然严重不足，特别是农村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基础设施，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把这些方面的融资任务推给县乡两级政府，而在很多农村地区，县乡财政十分困难，很多都是赤字，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去，根本无力支持这方面的发展，因而，这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其实，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很多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已经投资于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如投资 于杭州湾跨海大桥的私人资本超过了50，用不着国家再去锦上添花，而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基础设施则嗷嗷待哺，正需要上级政府和中央政府雪中送炭。

二是正确推进城市化进程，有效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城乡居民的房屋产权。决议既要求加快城镇化进程，也明确了要保护产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城镇化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很多地方实施的是官员的城市化，官员们以经营城市、经营土地为中心，一方面搞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另一方面大规模地圈占农民土地，拆除城乡居民的住房，甚至不惜采取各种黑帮手段，以至造成大量恶性事件。因为，在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中，政府处于强势地位；在政府、开发商和银行的关系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政府低价从老百姓手中取得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而且是一次性付清，从事的是无风险套利活动，但却严重地侵犯了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土地和房屋产权。须知，土地和房屋是老百姓的基本生存资料，虽然宪法规定，城市土地的所有权是国家的，农村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但作为国家和集体的一员，农民也有名义上的所有权，而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也是法律明确规定了的，而且使用权与所有权一样，也是一种独立的财产权。即使出于公共目的的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也要征得使用者的同意，并给予足够的补偿，更何况很多征地拆迁是用于商业目的，如兴建开发区等，而一些地方也是打着公共目的的幌子强制进行的。谈到补偿数额的计算，30年的土地使用权，很多地方是按一年的收入补偿的，而征地拆迁户拿到的又很少。这无异于抢夺。据有人调查估算，土地出让金，农民拿到的只有5-10，村集体得到的占20-30，其余均被乡及乡以上的政府拿来去了。至于各种强制拆迁行为，很多是依据政府的征地拆迁条例进行的。决议提出要全面推进经济法制建设，加强执法和监督，对征地拆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解决征地拆迁中出现的各种侵权问题，正是贯彻落实决议的具体行动。要知道，决议的制定是为了指导行动，是要贯彻和执行的。每一个贯彻落实的行动比一百个宣言都重要，也是对决议的真正拥护和坚持。

决议提出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任务，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今年前两个季度的宏观分析报告中，我们都讨论了人民币汇率问题，鉴于目前的情况，这里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目前，汇率升值压力依然存在，有人主张升值以消除升值压力，其实，汇率升值压力并不是一件坏事，正在成为推进汇率体制改革和汇率政策调整的巨大动力。君不见，自去年年底日本盐田纯一郎发难人民币汇率升值以来，为应对升值压力，国家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仅近三个月出台的措施就有六、七项之多，包括放宽境外再保险业务的售付汇管理；取消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退还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改革国际承包工程项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将账户限额由原来的20提高到100；了新的出口收汇核销管理办法，开始从逐笔核销向总量核销过渡；调整和提高了个人出境携带外汇现钞和出境购汇标准；开放和增设外汇街头兑换点，等等。这些措施都是朝向放松外汇管制的方向前进。试想想，从1996年宣布实施经常项下外汇自由兑换，真正的实施是在今年；如果没有国际上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强大压力，这些改革措施很难这样快地出台实施。

尽管如此，升值压力并未减轻，升值预期也未消退，看来，仅有以上举措是不够的。汇率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既需要汇率体制方面的进一步改革，也需要其他方面的改革与之配套，方能奏效。

首先，改变资本流出和流入不对称的状况，在鼓励流出的同时，加强对流入的管理。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是，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据说有关文件草案已经准备就绪，基本内容是将外资企业所得税从15提高到24，把内资企业的所得税从33调降到24，但此举需要人大常委会通过税法的修改，只因没有列入今年的立法议程而不能进行。其实，从加入WTO的第一天起，就应当对内外资企业同时实行国民待遇，由于种种考虑而未能采取，那么现在，面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抑制一些不必要的资本流入，不仅不难做到，而且是一个好时机，外商和世人不会对此说三道四、反对阻拦。只需调整一下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议程，将税法修改案提前审议即可。

其次，适当增加进口和战略物资储备，减少经常账户顺差，进而变经常账户顺差为少量逆差。在储备制度和储备政策方面，我们一向重货币储备，轻物资储备；重国家储备，轻企业和个人储备，以至长期双顺差造成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不仅没有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反而授人以柄，加剧了升值压力。因此，面对升值压力，改变储备政策，减少货币储备，增加物资储备，在国外适当购买一些战略物资，以备日后之需，对于缓解我们的资源压力也是有好处的。我国经济正在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适当增加一些新技术的进口，对于提升我国经济的技术水平也会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就减轻了汇率升值的压力。到9月底，经常账户顺差90多亿美元，如果通过适当增加进口和战略物资储备，使经常账户逐渐从顺差变成少量逆差，升值预期很快就会消除。

再次，需要对汇率体制改革做出一个大致的安排，以便向世人表明我们的态度和决心。由最高当局和有关部门做出承诺，宣布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因为，仅有表态是无法改变人们的预期的。需要有一个改革的大致时间表，并着手操作；既然是一个大致的安排，当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调整。比如，在三、五年内，什么时候改强制结售汇为意愿结售汇以及改到什么程度，如何进一步发展和扩大现有的外汇交易市场，什么时候建立外汇远期市场，什么时候建立期权市场？其实，既然是逐步改革，开始时不妨门坎高一些，控制严一些，限制多一些。比如说，发展远期外汇交易，开始时交易主体和交易数量可以少一些，保证金可以高一些，但是，只要这样做了，市场就会逐步发展和进步，体制也会逐步完善。世人看到中国的行为，升值压力自然会逐渐减少和消除，升值预期也会随之改变。到那时，汇率问题也许会自行解决。

趋势预测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金融市场稳中趋升、以及国际政治局势趋于缓和等因素，将使各国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回升。各主要经济体普遍采取的财政、货币双扩张政策也逐步显效，徘徊三年多的世界经济有望在新的一年中出现较快的复苏态势。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预测，20__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比20__年提高0.5-1个百分点，世界贸易增长率也将提高1.5-3个百分点。国际经济环境将比前两年有所好转。

宏观经济趋势分析范文第2篇

经济学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特质，决定了经济学研究方法应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执。但就现状而言，国内对于定量分析方法的研究尚显不足。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多因性，使得国内经济学研究的数字化、模型化尚处于摸索阶段。

近年来，基于我国制定发展规划、确定投资规模、拟制战略目标等决策的需要，准确评估和预测经济现状与发展趋势，已然成为迫切需求。通过建模分析经济走势，成为经济学界普遍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也是未来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重要方向。实际上，早在1979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与美国国际经济循环研究中心合作，建立了由七个发达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指标系统，其通过选取关键经济因素、确定合理的评价标准，建立了基于模型的经济评价系统。之后，一些国际性组织也出现了相应的监测预警系统。1979年欧共体开始关于成员国经济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1978年经合组织建立应用先行指标来监测成员国经济动向的机构；80年代中后期，日本等国相继建立了经济预警系统。1990年国际IFAC大会出现了系统辨识中最新理论――人工神经元网络理论用于景气预测，取得较好的拟合效果。近几年来，基于模型的经济发展研究，已经引起国内经济学界的重视，并取得了相应成果。基于模型化方法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分析结果精确可信、趋势预测科学和精度高的优势，或将成为经济学方法发展的主流方向。

然而，不同于其它系统的是，经济系统是极其复杂的系统。一是分析对象多样化，二是每个对象的影响因子多样化，导致建立系统模型极其困难，如果考虑数学上的模型变量复共线性问题、收敛问题以及精度问题等，基于模型化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则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二、系统建模的基本方法和步骤

系统建模是利用输入输出等观测变量辨识和估计未知参数，建立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较为准确的数学模型或统计模型，以分析系统特征的过程。建模方法诸多，可大致归纳为两种：一是机理分析法，即通过分析过程的运动规律，运用一些已知定律、定理和原理建立起过程的数学模型，也称理论建模；二是测试法，过程的输入输出信号一般总是可测的，且过程的动态特性总是表现在这些输入输出数据之中，故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提供的信息建立过程的数学模型，也称为辨识。测试法的关键之一是必须设计合理的试验，以获得研究对象的相关信息，因为研究目的不同，侧重点和关注的角度不同，所需的信息就不同。当然，获得了观测数据，在具体建立模型时，则会根据物理背景、系统特性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数学方法估计模型参数。例如，在能较为准确建立系统状态方程和观测方程，且对在线处理能力具有较高要求情况下，Kalman滤波方法成为主要方法；若仅能预知观测样本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简单函数关系前提下，最小二乘方法成为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手段；若预先知道被估系统或参数的某些验前信息或分布，且采样数据又不充分情况下，Bayes方法成为最有效方法；在多元回归问题中，不同自变量对估计的作用与影响程度不同，而且估计精度并不和自变量个数成正比，因此选取那些对因变量具有较强解释能力的变量去估计和分析被估变量，则成为必然，这是对信息具有综合与筛选功能的主成分分析方法的任务。

实际问题是复杂的，不同工程问题需要采用不同方法去解决。一般来说，建模需要遵循一下步骤：一是分析问题性质；二是根据问题设计试验方法；三是通过大量试验采集样本数据；四是分析对象的物理特性，建立假设模型；五是通过数学方法估计参数、重构模型；六是建立一定准则并检验模型的正确性。当然，建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关于建模的细节问题这里不再详述。

三、 经济建模的基本思路与问题分析

经济系统是数学建模面临的最为复杂系统之一。一是经济系统本身结构复杂；二是影响因素复杂，既有显性关系，又有隐性联系，如何选择二者建模变量，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只要不断探索其规律，从不同侧面观察、观测其变化，总是可以为其建立起比较合适的模型，以研究和把握其发展变化的基本机制和原理，为精确控制该系统提供支撑。和其他系统建模一样，经济系统建模以要遵循一下基本原则：其一，目的性：即明确建模的目的，不同的建模目的牵涉到的模型结构和建模方法可能不同。在经济领域，研究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则研究的途径、实验的设计和采集的数据性质则不同，所以明确建模目的是研究数量经济问题的关键环节；其二，实在性：即模型的物理概念要明确。对于经济问题，就是要明确研究问题的侧重点和角度，这样才能建立准确的模型，获得正确的数据和结果；其三，可辨识性：是指模型结构要合理，输入信号必须是持续激励的，获得的样本数据要具有代表性，而且要尽可能的充分；其四，可验证性：在建模之前，必须建立一定的模型检验方法和准则，有些需要通过实际背景和景象，有些需要通过新的数据去检验模型的正确性，模型不同，得到的结论不同；其五，节省性：建立的模型自变量或待估参数要尽可能的少，否则计算量大，结果有可能因为自变量或参数的相关性而失真。

在数量化研究，尤其是通过建模研究或预测经济发展时，以下问题尤应关注：

一是数据的采集比较困难，往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周期。经济问题无论是研究的角度、影响因素还是自身的变化规律都具有诸多随机性和不可测性，因此收集什么样的数据，多长时间采样一个数据，数据的遍历性和关联关系如何认定等都比较复杂，这些都是影响建模方法在研究经济问题时的制约因素和瓶颈，也是建模方法难以在经济领域得以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机制问题，就是有数据的组织不深入研究数据，能深入研究的组织却得不到数据，或得不到真实数据。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事前认真设计研究对象的角度、目的和方法，然后分析影响因素或变量，最后确定采样数据的大小和周期。当然，加强各部门的合作，尤其是科研院所与职能部门的合作是提高数量化经济研究水平的必要保障。拓展数据采集渠道，加强数据监管，确保数据真实性，是提高研究结果可信性和可用性的基本要求。

二是经济问题影响因素和边界条件难以把握。和工业过程或机械过程不同，经济问题如社会问题一样，容易受政策因素、自然因素和战争因素等的影响，所谓的蝴蝶效应就指出了经济不确定性的实质。所以，经济变化的规律往往具有突变性，不像自然界运动规律就是遵循牛顿三大定律一样，经济问题往往因外部干扰，其发展特征、速度、规模以及效率等可能会和前期发生截然变化，导致研究问题具有断续性。所以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要注意抓住问题的内在本质，一般情况下，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问题本质基本具有持续性；另外要有预见性，能够尽早预知和把握影响因素和成度，从变化中甄别数据的真实性，尽可能使突变前后的数据和模型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

三是初始模型难假设。经济问题一般没有明确的物理背景或原理做支撑，加上数据是离散数据，所以在问题初期，很难假设比较合适的模型去拟合得到的数据，往往要经过大量的试算与分析，才有可能把握模型的真实形态。这就需要认真分析研究对象的本质，从不同侧面把握对象的内在本质，尽可能多的获得验前信息，为模型假设提供知识和经验支撑。

四是判断准则难确定。我们知道，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确立的准则不同，结果和结论不同。另外，准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诸如结果判别的阈值可能随着发展要动态作出调整，例如基尼系数，国际警戒线为0.4，实际上该值允许一定的浮动，若政治稳定、制度保障到位、宏观调控有力，那么该值即使超过公认的警戒线，也不会产生社会动荡和信任危机。所以说，评判准则如何确定、如何动态调整、如何做到既不虚警又不漏警，是经济建模要考虑关键环节之一。

五是检验方法和手段较少。任何模型都需要进行正确性检验，否则，结果的可信度值得怀疑。但是由于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变化的不确定性、实际背景的模糊性和数据的稀缺性，导致检验模型正确性的方法和手段较少，结果可信区间、模型修正等缺少后续数据支撑。该问题既要尽可能通过已有数据通过外推做拟合检验，也要在建模方面充分吸收专家学者和历史经验，以保证模型符合研究对象的客观实际。

参考文献：

[1]刘树成，张晓晶，张平.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J].经济研究，2005（11）

[2]蒋金荷，姚愉芳.中国经济增长与电力发展关系的定量分析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10）

[3]祝转民，畅建海等.克服复共线性影响的方法探讨[J].飞行器测控学报，2003：22（2）

宏观经济趋势分析范文第3篇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结束,会议宣布在2010年政府将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此次经济会议召开的前后,很多分析都含有比较强的乐观气氛。我们的分析希望提供一些不同的角度。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较快的经济发展,较多的就业机会和相对稳定的物价水平。而达到较快经济发展来自四个主要的推动力。首先是居民的消费,第二是企业的投资,第三是外部的需求(以净出口为代表,净出口等于出口减进口),第四是政府的消费和投资。

长期的观察和理论分析都认为,居民消费是一个稳定增长的经济变量,它主要决定于收入的增长。一些分析认为,中国的消费和储蓄、投资之间比例失调,存在结构问题。其实目前这种结构形成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因为这种结构是居民决策的结果,不是政府的力量可以改变的。政府可以通过减少税收来增加居民的收入,从而提高消费,但这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不容易做到。

企业投资是波动较大的变量,利用投资的高速增长,可以达到较高的增长。但是中国目前面对的问题是投资过多,生产能力过剩,企业投资减少。由此2009年实施了财政刺激政策,加大对“铁公基”领域的投资,以前10个月的数据为例,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52.6%,铁路运输业增长87.5%,道路运输业增长50.7%,可以看出这三项的增速都高于整体增速(33.4%),因此其他部分的增速必然低于整体增速,如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7.7%。

除社会效益外,这些投资也会产生间接的经济效益,但投资回报较低。虽然有一些银行的资金配套,但目前还看不到建立在投资回报基础上的政府之外的投资大规模展开。财政刺激政策的本意是通过本身的投资将经济推出低迷,最终带动企业的商业投资恢复正常,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目前看来这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2010年的外部需求从净出口的角度分析,可能会比2009年好。2009年的净出口比2008年的净出口下降,对于经济增长是拖后腿的作用。但在2009年净出口大幅度下降的基础上,2010年可望有所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样问题的关键即在于2010年投资的增长是否会比2009年低,如果能够维持2009年的增长速度(30%左右),而净出口产生带动经济的作用,则2010年经济增长可能要高于2009年。如果2010年投资增长的速度减缓,而净出口带动经济的作用能够抵消上述投资的减缓,则经济的增长会和2009年持平。但如果不能抵消投资的减缓,则2010年的经济增长则是一个悬疑。

投资方面存在一些制约快速增长的因素,首先是财政投资的力度,一般而言,财政刺激政策到执行的后期都会出现力不从心的现象。最近,哈佛大学教授罗果夫和马里兰大学教授莱因哈特完成了一本书(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对过去800年来全球几乎所有地区的66个国家的主要金融危机状况进行统计分析,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结果。该书发现,以二次大战后的历史为例,危机后,政府债务平均增加幅度是86%。政府债务激增主要是由于经济衰退的持续导致了税收的减少,同时亦 由于刺激经济的巨幅财政支出。

宏观经济趋势分析范文第4篇

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况从这个国家的证券市场基本可以得到反映，宏观经济因素是影响证券市场长期走势的决定因素，其他因素的冲击可能暂时改变证券市场的短期或者中期走势，但不会改变证券市场的长期走势。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和证券市场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对于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之间的研究有很多，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出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关系密切。股票市场的回报受系统宏观经济的影响［1］。资本市场的频繁波动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负作用［2］，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的关系紧密表明该国家的证券市场是成熟的［3］，我国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4］。我国股市与宏观经济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能够促进股票市场发展，而且股票市场的发展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双向因果关系;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要远大于短期影响［5］。基本面和投资者行为的冲击共同影响我国股票市场波动［6］。(2)宏观经济与证券市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宏观经济不能预测证券市场的走向［7］，每一次证券市场趋势的反转都与政府干预和市场制度的变迁有关，而与宏观经济景气变化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8］。股票市场收益率与宏观经济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9］。我国股票市场与GDP增长的关系不明显，股票市场规模的大小与GDP增长的相关性不强，上证股指和GDP之间只存在上证指数到GDP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我国股市和国民经济不存在线性关系［10］。从研究方法上看，大多学者采用因果分析、回归分析以及VAR分析。由于方法的局限性导致研究的缺陷，例如VAR分析忽略了两者之间滞后期与当期的相互影响;简单的因果分析不能够反映宏观经济与证券市场之间的相关程度等。从数据选取上看，多数学者采用的是绝对数据、月度数据以及季度数据的居多［11］。这一方面容易造成短期伪回归，得到的结论不可靠，另一方面弱视了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可比性。上述诸方面原因导致了研究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关系的结论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使用名义GDP的年发展速度与上证指数的年发展速度，消除由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绝对数上的偶然性差异［12］。中国证券市场和宏观经济波动均存在非周期循环，这种非周期循环的平均长度不同［13］。考虑到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周期性的影响，因此本文用HP滤波方法，把周期性和趋势性分开，从实证方面进一步探讨了我国GDP的名义发展速度与上证指数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此外因数据的选取和处理方法的不同，再次采用Granger检验对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验证。其次通过SVAR分析，考虑到变量之间的滞后影响和同期影响，以及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更深层次地剖析了宏观经济与证券市场之间的关系。

二、样本选择及处理

对于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的研究，多数学者采用GDP代表宏观经济，上证指数代表证券市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绝对数上存在偶然性差异，并且两者间结构的非对称性导致的收益率也是不同的［14］。因此以名义GDP年发展速度和上证指数年发展速度为研究对象，不仅消除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绝对数上存在的偶然性差异，还顾及到虚拟经济未去除通胀因素的影响，增强了两者的可比性。对于名义GDP和上证指数进行了年发展速度处理，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以1992—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用GZ和ZZ分别代表名义GDP年发展速度和上证指数年发展速度，利用eviews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实证分析

(一)协整分析

基于第二部分的数据，把名义GDP年发展速度和上证指数年发展速度在一个坐标轴里以折线散点图的形式呈现，发现两者的波动幅度和走势基本一致，因此推测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密的联系。为进一步考察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利用eviews5．0做出两者的散点图。从散点图观察来看并不存在明显的规律，其原因可能是宏观经济固有的经济周期性和趋势性与证券市场的趋势性和周期性并不总是吻合的，利用HP滤波对两者进行周期性和趋势性的分离。然后使用经HP滤波以后的趋势性成分再次做两者的散点图，ZZHPTREND和GZHPTREND分别表示上证指数发展速度趋势性成分与名义GDP发展速度趋势性成分，为了更加直观地观察两者之间的关系，用eviews5．0按照一定比例将数据缩放得如下散点图(见图1)。由图1可以推测两者趋势性成分之间存在着某种线性关系，利用ADF检验，对于去除周期性成分的名义GDP发展速度和上证指数发展速度的检验结果是两者同为二阶单整，不存在单位根，并且都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是平稳序列。直观上观察趋势性成分的散点图，明显地呈现两种趋势，为了更好地拟合两者的关系，在趋势分界点附近通过尝试发现以2002年为分界点进行拟合效果较优，于是将包括2002年及以前年份设为1，以后年份为0，虚拟变量设为D1，建立如下长期协整模型:ZZHPTREND=C+α*GZHPTREND+β*D1*GZHPTREND+γ*ZZHPTREND(－1)其中:ZZHPTREND为上证指数发展速度的趋势性成分，GZHPTREND为名义GDP发展速度的趋势性成分，ZZHPTREND(－1)为名义GDP发展速度的趋势性成分滞后一期，C为常数项，α、β和γ是弹性系数。通过eviews5．0进行回归结果(见表2)。R-squared=0．996802和AdjustedR-squared=0．996202，以及F-statistic=1662．241，Prob(F-statistic)=0．000000，系数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White检验不存在异方差，另外考虑到模型中含有内生解释变量的滞后项，DW检验失效的可能性，我们使用Q检验和LM检验对其是否存在自相关进行检验，Q检验结果不存在自相关，其中LM检验显示滞后1、2期的残差均未通过假设检验。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此外模型残差的ADF检验通过置信度为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两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方程:ZZHPTREND=2．03－1．82*GZHPTREND－0．06*D1*GZHPTREND+1．04*ZZHPTREND(－1)剔除周期性成分的影响，由长期回归模型可以看出，1991—2002年名义GDP发展速度变动会引起上证指数发展速度相反的变动，这也印证了当GDP实际公布时，证券市场只反映实际变动与预期变动的差别。从模型还可以看出滞后一期的上证指数发展速度变动与上证指数发展速度同方向变动，符合我国股民“追涨杀跌”的行为。模型2002年以后上证指数发展速度只受到滞后一期的影响，中国股票市场政策面的特殊效应可能会掩盖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15］。由于中国股市的经常性失衡，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运行的正常互动关系会被打乱［16］。其他可能原因是:(1)我国证券市场还不是很完善，不能及时高效地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所有情况。(2)本模型剔除了宏观经济周期与证券市场周期的成分，而毋庸置疑的是两种周期性之间也必定会产生某种影响。(3)证券市场只是构成宏观经济的一部分，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证券市场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二)Granger检验

为证明名义GDP发展速度与上证指数发展速度之间的因果关系，使用Granger检验，对两者在使用HP滤波前后分别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滤波之前看不出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而滤波之后可以明显地看出趋势性成分的名义GDP的年发展速度与上证指数的年发展速度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这和部分学者的实证结果是一致的。

(三)SVAR分析

通过第三部分的回归分析，我们把HP滤波以后的趋势性成分和周期性成分分开，可以得到名义GDP的年发展速度与上证指数的年发展速度的趋势性成分，描述性统计见表4。由第四部分的Granger检验两者互为因果关系，同样利用ADF检验发现ZZHPTREND和GZHPTREND同为I(2)，无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这些条件的成立为进一步探讨ZZHPTREND和GZHPTREND的内在联系机制，建立SVAR模型奠定了基础。SVAR模型不仅考虑到变量之间的滞后影响，也兼顾同期影响，相较VAR模型把当期关系隐含到随机扰动项之中的缺陷而言更符合实际情况。一般的k元p阶VAR模型如下式:yt=A1yt－1+…+Apyt－p+Yt(1)还可以写成:A(L)Yt=εt(2)式中:A(L)=I－A1L－A2L2－ApLp是滞后算子L的参数矩阵多项式;εt为k维信息向量，若模型满足平稳性条件，由Wold定理可以将(3)表示为移动平均形式:yt=C(L)εt(3)其中C(L)=A(L)－1=C0+C1L+C2L2+…;C0=Ik式(1)并没有给出变量之间当期相关关系的具体形式，而这些关系隐藏在ε矩阵之中，为了明确当期关系，把式(1)转变成结构形式:A0yt=A1yt－1+…+Apyt－p+ut其中A0为对角线元素全为1的k阶方阵，反映了同期间的结构关系;ut为k维不可观测的结构信息，并且假定E(utu't)=Ik。将式(3)写成滞后算子的形式:A*(L)yt=ut(4)其中A*(L)=A0－A1L－A2L2－ApLp。如果矩阵多项式A*(L)可逆，则式(3)可以写成:yt=D(L)ut(5)其中D(L)=A*(L)－1=D0+D1L+D2L2+…;D0=A－10。因此由式(3)和式(5)可以得到:D(L)ut=C(L)εt(6)其对于任意的t都是成立的，该式就是SVAR模型的经典模式。文章通过eviews5．0得到相应滞后阶数判断见表5。依据LR，FPE，AIC，SC，HQ准则滞后阶数均为4阶(*为选择标准)，将SAVR滞后阶数定义为4阶。SAV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系数均通过1%水平显著性检验，并且通过AR特征根检验，模型稳定且高度有效，说明ZZHPTREND和GZHPTREND彼此互相影响，相应的滞后效应和当期效应不可忽视，SVAR模型的有效为后续的分析提供了契机。

(四)脉冲响应

函数脉冲响应函数能够刻画每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或者是冲击对它自己及所有其它内生变量产生的影响作用，并且显示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项是如何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它变量，最终又反馈到本身的过程，通过eviews5．0得到脉冲相应函数结果(见图2)。从脉冲相应函数来看ZZHPTREND和GZHPTREND的发展速度对于互相给予本期一个冲击表现出明显的回应，左上第一个脉冲响应函数显示ZZHPTREND对于自身的一个冲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持续效应;右上第一个脉冲相应函数显示ZZHPTREND对于GZHPTREND的一个冲击具有抑制作用，并且效应也是持续的;左下第二个脉冲相应函数显示GZHPTREND对于ZZHPTREND的一个冲击显示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1－3期增强，4～6期下降，7～10期又增强，显示出以3期为一个周期的波动持续效应;右下第二个脉冲响应函数显示GZHPTREND对于自身的一个冲击是1－3期促进，并且逐渐增强，第4期以后促进作用下降直到第7期期末为0，由第8期以后为抑制作用，并且负效应持续。证券市场残差的一个标准差的正冲击对于证券市场是促进的，这与股市买涨不买跌的情况吻合;而对于宏观经济是抑制的，说明在资金总量一定的前提下，证券市场的繁荣会减少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宏观经济残差的一个标准差的正冲击对自身是先促进后抑制，原因可能是长期随着经济环境的变迁和技术的改善，使初期的经济政策不再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对于证券市场是波动式的促进，说明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是渐进式地作用于证券市场。

(五)方差分解

为了更直观具体地研究SVAR模型的动态特征，再利用方差分解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信息相关的组成部分(几个变量就分解为几个相关联的组成部分)，从而了解各信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重要性。通过eviews5．0得到的方差结果显示GZHPTREND的一个结构冲击对于ZZHPTREND的贡献度达到88%左右，并且于第2期以后基本稳定;GZHPTREND对于自身的贡献度由40%逐渐下降，也于第2期以后基本稳定，与脉冲响应函数得到的结果保持一致。

四、结论

通过对名义GDP发展速度和上证指数发展速度的实证分析，考虑到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两者的周期性和趋势性，使用HP滤波剔除两者周期性的影响，因果关系和长期均衡关系都得到证实，其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滞后影响以及当期影响也予以顾及，使用更加贴近实际情况的SAVR模型在更严格的条件下证实了两者之间的双向关系，并且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实证说明了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对于当期冲击的反应。文章的结论提供了以下几点启示:

(1)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和我国证券市场之间的长期趋势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联系，虽然本文显示的宏观经济对证券市场解释百分比不是很高，原因之一是由于我国的宏观经济构成不仅仅是上市公司经济，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因素较多，而证券市场只是影响因素之一，其次是因为我国证券市场机制处在初级阶段，相应的机制还不完善，传导效应不能完全体现。

(2)宏观经济发展速度与证券市场发展速度互为因果关系，表明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能够保证证券市场持续、健康的发展，反过来繁荣有秩序的证券市场能为宏观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3)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和证券市场的周期性并不是一致的，这从HP滤波结果就可以看出，因此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应对两者周期性差异引起的政策错位效应予以关注。

宏观经济趋势分析范文第5篇

宏观经济、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了解并掌握我国宏观经济最新趋势很有必要。在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市场经济开始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经济发展步伐，也提升了人们生活质量。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作为其中重要指导方，其运用领域不断扩大，但受到计算机技术等多方面的影响，仍然存在部分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何克服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合理判断分析，从中找到方法和策略将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控和解决，是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1关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具体概述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经过两种知识体系发展而来，即统计学知识体系以及经济学知识体系。这两个知识体系的相互融合，并遵循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能够根据相关数据资料，得出科学的国民经济运行，并对发展过程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至今主要经历了三个非常大的发展阶段：第一大阶段主要将其重心归纳为国民经济，并将统计指标划为关键点，以当时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情况为依据，对经济进行分析探讨；第二阶段为国家经济审核体系完善期，核心经济指标确定，宏观经济分析中的科学统计得到优化；第三阶段为宏观统计与微观统计相辅相成阶段，形成新局面。上述内容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分别占有地位，其职能依次为分析过程的关键内容与重要基础、对研究问题做出定性认识以及统计局在年初做好上一年度的经济统计分析。以上三个工作内容能够解释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并科学预测经济发展态势，针对经济制度或者运行过程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管理建立。

2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逐渐增多，在促进经济预测准确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2.1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因素导致缺乏创新思维

受到工作人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在分析过程中，其缺乏统计过程的创新思维，统计分析方式较落后，在分析时不能很好的遵循统计原则，使得统计分析结果存在误差。与此同时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统计分析赋予了新的时代要求，但实际运行时，工作人员综合素质的局限性无法准确把握大数据时代特征，导致构建出的经济统计分析模型无法准确预测经济趋势。

2.2市场机制被弱化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步入到了高收入的阶段，实行投资补息、国债技改等政策，扩大了投资规模。但与此同时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没有上升的迹象，经济增长速度呈现一种下滑的趋势，使得市场机制本身的推动力被弱化。

2.3出口难以为经济增长起到大的作用

自从2012年以后，净出口已经没有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实际贡献率，相关文献显示净出口不仅没有带来增长甚至还出现负贡献率得现象。分析其原因发现是由于出口量以及进口量减弱，且都出现衰退迹象。在这种条件形式下，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内需，只是从当前来看，投资消费的增长速度跟以往的年份比起来明显放慢了步伐，影响着出口、跨过企业的积极性。

2.4消费需求低迷且国民收入分配悬殊较大

很多居民收入主要是用来消费可增长平缓，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国民收入悬殊较大、资源分配非常不合理，其收入增长跟政府收入增长比较起来要慢，所以消费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是很协调，因此供需矛盾突出。

3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建议

3.1深化中小型企业生产模式改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型企业存在一定的劣势，其主要劣势为融资困难，在贷款项目上存在较大阻碍，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政府应加大对中小型企业的政策支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经过简化银行贷款手续流程及降低银行贷款门槛，为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提供充分的信息支持与资金支持。同时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制度体系为中小型企业出台科学的发展优惠政策。帮助中小型企业制定适合其发展的方案，不断推进其发展，引导其朝着健康、科学的方向发展。

深化中小型企业生产模式改革不仅助于企业的发展还是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2融合多种统计方式提升工作效率

基于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传统的统计方式已经无法准确把握大数据的特征的发展趋势，因此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必须顺应时展潮流，对经济信息进行多方面的分析。通过融合多种统计方式，进一步加深政府部门对宏观经济的掌握和了解程度，提升统计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以便更加及时地预测经济发展态势。

4结语

宏观经济趋势分析范文第6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统计方法；发展；思考

中图分类号：F222.3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7-00-01

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什么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这里我们给出一个相对全面的解释，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是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以指导国民经济运行为目的，对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过程进行分析的一种实证经济。在国际上，宏观经济这个词语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由恩格斯提出理论知识，我们国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产生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不断增加，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大。通过对宏观经济统计方法的分析，可以有效地制定经济政策进而实施宏观调控，刺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内容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类别及特点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事前分析、事中分析和事后分析；（2）状态性分析、规律性分析和预测性分析；（3）专题分析和综合分析；（4）定期分析和不定期分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特点主要包括应用性、数量性、对比性、综合性、实证性五个特点，从真务实，用数据和事实说话，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宏观经济问题。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课题和内容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按照经济活动来进行课题划分，可以划分为国民收入分配、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进出口需求、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分析、宏观市场运行等多个课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其现实背景的差异，宏观经济分析角度都会有不同的研究课题，描述我们宏观经济的变化过程、特征、以及变化规律等问题，揭示影响事物变化的关键因素，探索其因果关系，并积极的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供决策者选择。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方法

（一）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

均衡分析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一分析方法认为各种变量在综合分析的情况下最终会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就供给需求理论而言，均衡分析理论认为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在一定的价格和数量条件下，这两种曲线就会达到均衡，这种理论在马歇尔将图形引入宏观经济学以后一直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非均衡分析方法是相对于均衡分析方法而言的，认为市场上的供求不可能相等。非均衡分析方法更加贴近生活，它认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由于信息的短缺和不对称以及信息成本的提高，所以市场的供需总是会存在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其中不完全竞争将是非均衡分析方法的研究重点。

（二）定性分析方法与定量分析方法

定性分析方法作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的一个分支，由于其缺乏理论知识的基础，所以人们更多的还是倾向于定量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主要运用在金融领域，其中数学依据主要是计量和统计，在经济学中，常用的定量分析方法又分为5小种，分别为比率分析法、趋势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相互对比法以及数学模型法，在这5种分析方法中，比率分析法是所有分析方法的基础，趋势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法、相互对比法是分析方法的延伸，数学模型法则代表了定量分析方法将来的发展方向。

（三）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静态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横截面分析，是相对侧重于分析经济变量的均衡条件，而动态分析则引进了时间维度，比如较为流行的时间序列分析，相对侧重于随着时间发展经济状况的发展，这两种分析方法都是不全面的，需要两者相结合来看待，以长泰县为例，不仅仅要对长泰县现有的经济状况、发展水平、发展特点以及问题作出分析，还要在时间维度上来作出整体把握，充分考虑内在条件和外在因素的双重作用，从而制定出相对的经济改革策略。

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意义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有什么的意义？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1.研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有利于把握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化趋势，在证券投资领域是离不开宏观经济分析的只有把握住了整体的经济发展方向，才能把握证券的整体变动趋势；2.利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来判断整个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这里的证券市场泛指整个证券交易市场，从狭义角度来说整个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就是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的体现，当然对于长泰县这个小整体而言也是这样的；3.通过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掌握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证券市场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息息相关，认真分析宏观经济政策，这样才能准确把握证券市场的运行趋势和价值变动方向，对投资者、证券业本身，乃至整个行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在宏观经济学中，一方面在实证分析中，各类分析方法通常综合起来，多种分析方法共同作用，解决相关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实证分析方法也和规范分析方法相结合，实证分析方法为规范分析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提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因此在我们研究宏观经济学问题的时候，要用多种分析方法来综合考虑，研究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内容、方法以及意义。长泰县作为一个城市近郊县，在经济发展的今天，也要秉持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制定严谨的经济发展路线，带动经济的腾飞，希望本文能对此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董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J].中国科技博览，2014.

[2]杨海琴.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作用[J].现代国企研究，2016.

宏观经济趋势分析范文第7篇

一、宏观经济运行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途径 宏观经济因素是影响证券市场长期走势的唯一因素，一些非经济因素虽然可以暂时改变证券市场的中期和短期走势，但改变不了其长期走势。宏观经济运行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通常通过以下途径而起作用。 （一）公司经营效益 宏观经济环境是影响公司生存、发展的基础。公司的经营效益会随着宏观经济运行周期、市场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而变动。如当公司经营随宏观经济的趋好而改善，盈利水平提高，股价自然上涨。 （二）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直接影响证券市场的需求，进而影响证券市场价格的变化。例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不仅促进消费，改善企业经营环境，而且还会增加证券市场的需求，促进证券价格上涨。 （三）投资者对股价的预期 投资者对股价的预期，是宏观经济影响证券市场走势的重要途径。当宏观经济趋好时，投资者预期公司的效益和自身的收入水平会上升，投资的信心增加，证券市场自然人气旺盛，从而推动证券价格上扬。 （四）资金成本 当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如利率、消费信贷政策、利息税等政策发生变化时，居民、单位的资金持有成本随之变化，促使资金流向改变，影响证券市场的需求，从而影响证券市场的走向。 二、宏观经济变动与证券市场波动的关系 （一）经济增长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是否能持续稳定地保持一定发展速度，是影响证券市场股票价格能否稳定上升的重要因素。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反映一国的经济增长情况。当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时，表示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此时，企业的经营状况一般也较好，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将上升，反之，股票价格会下降。但不能简单地认为GDP增长，证券市场就必将伴之以上升的走势，不同时期不同原因引起的不同类型的GDP的增长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二）经济周期变动 经济周期循环会经过高涨、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其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非常显著，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景气变动从根本上决定了股票价格的长期变动走势。通常，经济周期变动与股价变动的关系是：复苏阶段，股价回升；高涨阶段，股价上涨；危机阶段，股价下跌；萧条阶段，股价低迷。且股价总是伴随经济周期相应的波动，股票价格的变动通常比实际经济的繁荣或衰退领先一步，即在经济高潮后期股价已率先下跌，在经济尚未全面复苏之际，股价已先行上涨。因此，投资者应把握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认清当前经济发展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以便对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判断。 （三）通货变动 通货变动包括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通常情况下，通货紧缩会抑制消费和投资的热情，造成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总需求减少，物价下跌，最终导致经济恶性循环，这时，证券市场上的股价将会大幅走低。由此可见，因通货紧缩引起的经济衰退，将导致股票债券等资产价格下降，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通货膨胀对证券市场特别是个别股票有可能在同一时间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首先，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经济可容忍范围之内的温和的通货膨胀，通常会促进经济增长，股价上升，但是通货膨胀提高了债券的必要收益率，所以债券价格将下降；而恶性通货膨胀将导致货币贬值，人们将通过购买房地产等方式对资金进行保值，从而引起股价和债券价格下跌。其次，即使是同一类型的通货膨胀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通货膨胀实质上引起的相对价格变化将导致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有的公司可能因此获利，而有的公司则可能损失惨重，甚至倒闭。相应地，获利公司的股价上涨，而蒙受损失的公司股票价格下跌。最后，政府必然会运用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工具遏制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长期存在，例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三、宏观经济分析的意义 （一）有利于把握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动趋势 证券市场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也就是说，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动趋势，取决于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正确把握宏观经济发展方向有利于把握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动趋势，时刻关注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有利于抓住证券投资的市场时机。 （二）有利于判断证券市场的投资可行性 证券市场的投资可行性是指整个证券市场是否具有投资价值。国民经济整体水平及其结构变动对其具有重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增长质量与速度反映了整个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宏观经济分析就是正确判断整个证券市场是否具有投资可行性的关键。 （三）正确把握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程度与方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种主要手段，这些政策不仅对经济增长速度和企业经济效益影响匪浅，而且将进一步影响证券市场的交易运行。由此可见，通过分析宏观经济政策，把握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程度与方向，是把握整个证券市场的运动趋势和各种证券投资价值的重要一环。 在证券投资领域，宏观经济分析至关重要。正确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是准确判断证券市场趋势和投资价格的前提，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化趋势取决于宏观经济的发展变化，要想抓住证券投资的市场时机，作出正确的长期投资决策，就必须把握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宏观经济趋势分析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官僚主义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宏观经济趋势分析范文第9篇

宏观经济因素是影响证券市场长期走势的唯一因素，一些非经济因素虽然可以暂时改变证券市场的中期和短期走势，但改变不了其长期走势。宏观经济运行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通常通过以下途径而起作用。

（一）公司经营效益

宏观经济环境是影响公司生存、发展的基础。公司的经营效益会随着宏观经济运行周期、市场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而变动。如当公司经营随宏观经济的趋好而改善，盈利水平提高，股价自然上涨。

（二）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直接影响证券市场的需求，进而影响证券市场价格的变化。例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不仅促进消费，改善企业经营环境，而且还会增加证券市场的需求，促进证券价格上涨。

（三）投资者对股价的预期

投资者对股价的预期，是宏观经济影响证券市场走势的重要途径。当宏观经济趋好时，投资者预期公司的效益和自身的收入水平会上升，投资的信心增加，证券市场自然人气旺盛，从而推动证券价格上扬。

（四）资金成本

当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如利率、消费信贷政策、利息税等政策发生变化时，居民、单位的资金持有成本随之变化，促使资金流向改变，影响证券市场的需求，从而影响证券市场的走向。

二、宏观经济变动与证券市场波动的关系

（一）经济增长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是否能持续稳定地保持一定发展速度，是影响证券市场股票价格能否稳定上升的重要因素。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反映一国的经济增长情况。当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时，表示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此时，企业的经营状况一般也较好，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将上升，反之，股票价格会下降。但不能简单地认为GDP增长，证券市场就必将伴之以上升的走势，不同时期不同原因引起的不同类型的GDP的增长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二）经济周期变动

经济周期循环会经过高涨、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其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非常显著，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景气变动从根本上决定了股票价格的长期变动走势。通常，经济周期变动与股价变动的关系是：复苏阶段，股价回升；高涨阶段，股价上涨；危机阶段，股价下跌；萧条阶段，股价低迷。且股价总是伴随经济周期相应的波动，股票价格的变动通常比实际经济的繁荣或衰退领先一步，即在经济高潮后期股价已率先下跌，在经济尚未全面复苏之际，股价已先行上涨。因此，投资者应把握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认清当前经济发展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以便对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判断。

（三）通货变动

通货变动包括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通常情况下，通货紧缩会抑制消费和投资的热情，造成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总需求减少，物价下跌，最终导致经济恶性循环，这时，证券市场上的股价将会大幅走低。由此可见，因通货紧缩引起的经济衰退，将导致股票债券等资产价格下降，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通货膨胀对证券市场特别是个别股票有可能在同一时间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首先，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经济可容忍范围之内的温和的通货膨胀，通常会促进经济增长，股价上升，但是通货膨胀提高了债券的必要收益率，所以债券价格将下降；而恶性通货膨胀将导致货币贬值，人们将通过购买房地产等方式对资金进行保值，从而引起股价和债券价格下跌。其次，即使是同一类型的通货膨胀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通货膨胀实质上引起的相对价格变化将导致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有的公司可能因此获利，而有的公司则可能损失惨重，甚至倒闭。相应地，获利公司的股价上涨，而蒙受损失的公司股票价格下跌。最后，政府必然会运用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工具遏制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长期存在，例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三、宏观经济分析的意义

（一）有利于把握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动趋势

证券市场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也就是说，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动趋势，取决于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正确把握宏观经济发展方向有利于把握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动趋势，时刻关注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有利于抓住证券投资的市场时机。

（二）有利于判断证券市场的投资可行性

证券市场的投资可行性是指整个证券市场是否具有投资价值。国民经济整体水平及其结构变动对其具有重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增长质量与速度反映了整个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宏观经济分析就是正确判断整个证券市场是否具有投资可行性的关键。

（三）正确把握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程度与方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种主要手段，这些政策不仅对经济增长速度和企业经济效益影响匪浅，而且将进一步影响证券市场的交易运行。由此可见，通过分析宏观经济政策，把握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程度与方向，是把握整个证券市场的运动趋势和各种证券投资价值的重要一环。

在证券投资领域，宏观经济分析至关重要。正确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是准确判断证券市场趋势和投资价格的前提，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化趋势取决于宏观经济的发展变化，要想抓住证券投资的市场时机，作出正确的长期投资决策，就必须把握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参考文献

[1]霍文文.证券投资[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宏观经济趋势分析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流通业 所有制结构 经济绩效 动态影响

引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作为联结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的流通产业已逐步从一个末端产业上升到一个先导性产业，在我国宏观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我国流通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改革，已逐步建立起适应流通业自身和宏观经济发展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在引导国内产品生产、流通，促进消费、扩张内需、扩大就业面、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1978年以来，我国流通业的所有制结构大致经历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占主导的强制性所有制结构变迁，一次是改革开放后政府引导以个体私营经济占主导的诱致性所有制结构变迁。其中，由政府引导的诱致性变迁是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迁的主要形式。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政府已出台了很多鼓励流通业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小型流通业企业不断转向非公有制企业，流通业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个体私营流通企业得到快速发展，而流通业国有资本却正在减少。受政府引导和市场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影响，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经营方式发生了一系列转变：一是传统运输仓储业不断向现代物流业转变，二是传统批发零售业不断向新业态转变，三是传统流通经营方式不断向连锁型经营方式转变。而这些转变都滋生了非公有制流通经济成分，使得流通领域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流通业所有制结构不断调整。

既然流通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那么流通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会给我国国民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呢？基于这个问题，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化为切入点，研究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动态效应。

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经济效率的比较

由于不同主体的所有制方式对经济资源存在不同的配置，因此，这些所有制方式的经济效率也各不相同。本文尝试采用一定的定量方法，测算我国流通业不同所有制的经济效率。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流通业就业水平、主营业务收入和税收附加这三项指标作为流通业的经济产出因素，分别用我国流通业不同所有制方式的从业人员数、主营业务收入、税金及附加表示；选取流通业资产规模作为经济资源指标，采用我国流通业不同所有制方式的资产额表示。

根据所选指标，可以得到流通业所有制就业、所有制主营业务收入、所有制税金和综合所有制共4种所有制结构效率，其计算模型如下：

EL = L / A，EI = I / A，ET = T / A （1）

E综合 =（EL + EI + ET）/ 3 =（L / A+ I / A + T / A）/ 3 （2）

其中，A、L、I、T分别表示流通业某种所有制经济的资产占流通业总资产的比重、就业人数占比、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税金及附加的占比。EL、EI、ET、E综合分别表示该种所有制经济的就业所有制效率、主营业务收入的所有制效率、税金所有制效率和综合所有制效率。这里，所有制结构经济效率与经济资源成反比，与经济产出因素成正比。当所有制结构经济效率E大于1时，表明该所有制经济可以用较少的资源创造较多的产出，因此经济效率也较高，反之则该所有制的经济效率较低。

本文选取2008-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其中流通业指标采用批发、零售业的相应指标表示，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对数据进行整理，得到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的经济效率，结果如表2所示。

由测算结果可知，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经济效率在5年间基本呈提升趋势，而且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制、联营制这三种所有制结构的效率值从2010年起就全部大于1，说明我国流通业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制和联营制的就业所有制效率相对较高。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经济效率在2008-2012年基本呈提升趋势，而且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这三种所有制结构的效率值从2009年起基本大于1，说明我国流通业国有制、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制的主营业务收入所有制效率相对较高。流通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的税金所有制效率相对较高，但只有国有企业的税金所有制效率基本呈上升趋势，联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的税金所有制效率明显呈下降趋势。

从我国流通业综合所有制效率来看，2008-2012年这5年期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综合所有制效率基本大于1，这说明我国国有、集体流通企业、股份制流通企业等的所有制结构效率较高，而有限责任公司、外资流通企业等所有制经济的效率较低。

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动对宏观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为了测度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动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本文借鉴以往研究经验，引入流通业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拉动度两个指标，模型如下：

Git = ΔCIRt / ΔGDPt × αit × 100%

（3）

Pit = ΔCIRt /ΔGDPt ×RGDPt ×αit × 100% （4）

其中，下标i指代所有制结构（包含公有制和非公有制），t表示时期；Git和Pit分别表示流通业第i种所有制经济方式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拉动度；ΔCIRt表示t时期流通业增加值的变动值，ΔGDPt表示t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值，RGDPt表示t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速率，αit表示第i种所有制经济方式占流通业整体的份额（由于缺乏我国流通业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增加值，因此在衡量不同所有制经济方式占流通业整体的份额时，采用流通业就业人数作为替代指标，即采用不同所有制方式的流通业就业人数占流通业整体就业人数的比重表示）。

本文选取1993-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根据式（3）、式（4）分别测算我国流通业公有制形式和非公有制形式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拉动度，结果分别如图1和图2所示。

由图1可知，我国流通业不同所有制经济形式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量值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变化趋势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流通业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呈下滑趋势，1993-2001年这9年期间，公有制经济的贡献度呈现较大幅度的波动态势；而2001-2004年期间，公有制经济的贡献度呈显著下滑，2004年的贡献度仅为1.67%；2004-2012年贡献度的变化趋于缓和，数值基本维持在2%附近。与流通业公有制经济相反，流通业非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仅1994年、2000年、2004年和2009年贡献值出现一定幅度下降。1993年非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仅为0.29%，远低于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4.61%），但2012年非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达到11.23%，远高于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1.60%）。计算可得，1993-2012年期间，我国流通业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度分别为4.22%和4.57%。

由图2可知，我国流通业不同所有制经济形式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无论是在量值上还是变化趋势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流通业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度总体上呈下滑趋势，1993-2012年期间仅1994年、2000年、2006年、2007年和2010年这5年拉动度出现一定幅度提高。从1997年起，流通业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度都低于1%。与流通业公有制经济相反，流通业非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度在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是，流通业非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度也存在一定的阶段变动，从1993-2007年，拉动度呈指数型提升，而从2007-2012年，拉动度发生了明显的波动，尤其是2009年拉动度从1.62%降为0.74%，下降幅度达0.88个百分点。计算可得，1993-2012年期间，我国流通业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平均拉动度分别为0.65%和0.67%。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在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中，流通业非公有制经济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而流通业公有制经济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贡献正趋于减弱。由此可见，当前调整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是极其有必要的。

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经济绩效动态影响的实证分析

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宏观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效应，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流通业对宏观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已成为当前我国流通经济贡献的主力军。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宏观经济绩效的动态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反映经济绩效与流通业所有制结构的模型进行再分析。受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政策变动、国内外环境冲击等因素影响，我国流通业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此对国民经济绩效的影响也不断变化。为此，本文考虑一种可变参数模型―状态空间模型，测量这种动态影响。状态空间模型构建如下：

量测方程：ln yt = β + αt xt + ut

状态方程：αt = γ + θ αt-1 + εt

（5）

其中，yt为经济绩效变量，xt为流通业所有制结构的变量，β、γ都为常系数，θ为状态方程的变量系数，αt为时变参数，ut为量测方程的误差项，εt为状态方程的随机误差项。

本文选取劳均产出水平作为经济绩效指标，即单位劳动力的产出水平，具体用国内生产总值与总从业人数的比值表示。由于上面的分析已表明我国流通业非公有制经济正不断扮演主力角色，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这里采用流通业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数占流通业总从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流通业的所有制结构。仍以1993-2012年为样本期，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回归得到结果如下：

量测方程：ln yt = 0.468 + αt xt + [var = exp（-2.772） ]

状态方程：αt = 0.621 + 0.826 αt-1 （6）

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经济绩效影响的时变系数如图3所示。由图3可知，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基本为正向效应（除1993-1995年外），且总体上这种影响效应呈现上升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阶段性变化特征。笔者将此概括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3-1997年，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不断增加，其原因可能在于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社会经济体制不断改革，个体私营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动对经济绩效的影响逐步提升。第二阶段为1997-2002年，这段时期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先降后升，下降的原因可能在于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不断改革，流通业体制不断深化，进一步带动流通业发展，也促进经济绩效不断提升。第三阶段为2002-2008年，这段时期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出现波动性下滑，原因可能在于2003年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外流通企业的进入对国内市场带来压力，而且国内流通市场也逐步趋于饱和，因此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出现下滑。另外，2008年再度爆发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削弱了这种影响。第四阶段为2008-2012年，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出现新一轮不断增加的态势，原因可能是“十一五”后半期至“十二五”前半期，国家大力倡导流通业等一批服务业的发展和转型，进一步提升流通业的先导能力，进一步促进流通业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尤其是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的经营业态不断增多，因而对宏观经济绩效的影响也不断提升。

结论

本文从我国流通业各所有制经济结构的经济效率的比较入手，研究发现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效率存在较大差异。然后，测算了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动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拉动度，发现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贡献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反，非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的贡献度和拉动度总体上趋于提升，而公有制经济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贡献正趋于减弱。最后，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经济绩效的动态影响。研究认为，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总体上呈现提升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即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经济绩效的动态波动性影响较为显著。

参考文献：

1.贾彩霞.刍论我国就业所有制结构演变的经济效应[J].商业时代，2010（4）

2.徐索菲，张晓峒.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制度变迁效应研究[J].商业研究，2011（4）

3.Simon Kwan.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he Banking Industry[A]. 101 Market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5

宏观经济趋势分析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经济指标分析；政策分析；证券市场

一、引言

股票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担着融资和资源配置的资本媒介的职能，而且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发挥着经济预测等功能。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非常多，其中，宏观经济因素是股价波动的大环境，只有从分析宏观经济发展的大方向着手，才能把握住股票市场的总体变动趋势。

二、需要分析外部环境的原因

例如个人的成功不仅仅是由天赋决定的，其所处的社会、经济以及家庭环境同样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作为一个公司的成长也是如此，不管公司的管理质量、经营能力如何，公司所处的行业环境和经济环境都会对公司的成功及其证券收益率产生重大的影响。

证券市场的波动总是与整个经济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股票市场，有宏观经济晴雨表之称。甚至可以说，证券市场长期趋势是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其他因素可以暂时改变证券市场的中期和短期走势，但改变不了其长期走势。所谓这种长期走势，就是指股票价格受政治，经济形势，股份公司的经营能力，盈利状况，产业结构变化等稳定的、渐变的因素的决定而形成的发展趋势，这是一种相对长期的变化趋势，如果大势是趋于上升的股票价格，虽然遇到临时不利因素也会下降一点，但不久就又会回复上升，保持其总体的上升态势。

而证券市场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非常敏感。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等工具调控经济，或挤出泡沫，或刺激经济增长，这些政策会对经济增长速度和企业经济效益产生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到证券市场上人们的预期和交易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证券市场时必须了解各种宏观经济政策措施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力度和影响方向，所以对股票市场所处大环境的分析、认识成为了了解影响股票走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各种宏观因素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按照对证券市场影响的形式不同，宏观经济分析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宏观经济指标影响和宏观经济政策影响。本文主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宏观因素进行分析，以得出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下面列举几个比较常用的宏观经济分析指标，如利率，通货膨胀的高低，和汇率分别为大家介绍一下。

1.利率水平

2007年全年自3月18日开始到12月21日，央行先后加息六次。这对我国处于发展初期的股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现今，我国的股票市场还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容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这就增加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进行有效调控的难度，最终影响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从这个角度看研究利率的调整对股市的影响在当前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很多的学者专家在这个领域已经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得到了很多具有借鉴意义的结果。

一般而言，利率下降时，股票价格就上涨;利率上升时，股票价格就下跌。在绝对价值理论中，证券市场的证券价格主要由证券未来现金流和利率两个因素决定。公式中，分子为未来现金流，分母为利率，股票价格与利率成反比。这说明利率对股票价格是存在影响的，我们利用利率来对股市的波动作研究也是可行的。

在宏观经济因素中，利率对证券市场的作用最为直接，影响也最大。当利率升高时，使储蓄获利增加，因此吸引部分资金由股票市场流向银行储蓄，导致股票需求量下降，自然使股票价格下降。其中，金融服务业对利率水平是最敏感的，因为这直接影响着行业的收支状况。一般来说，当利率变化比较频繁时，银行业的获利水平会相对提高，对大多数行业来说，较高的利率水平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欲望，与之相关的钢铁，机械制造，房地产等行业就会变的萧条。

2.通货膨胀的影响

通货膨胀会提高整个市场的名义利率水平，并令未来价格水平和成本状况的不确定性增加，这也就加强了企业的决策难度，特别是一些对下家议价能力不强的企业，他们既要承受成本上涨的痛苦，又不能通过涨价将这些成本转嫁给下家，行业利润自然就会下降。虽然通货膨胀对大多数行业来说都有消极的影响，但是一些行业却能从中获益，例如煤炭，石化等自然资源开采行业，他们的成本不会随着通货膨胀提高，但是产品却能够以较高的价格出售，特别当这些行业具有较强的垄断性时，通货膨胀将带来很大的收益。

3.汇率水平

汇率，一国货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比例。绝大部分的国际经济环境变化都会通过汇率水映出来。在国际贸易中起着重要的杠杆作用。

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逐步增强，包括证券市场在内各国金融市场的影响相互加深，一国汇率的波动也会影响其证券市场价格。一般来说，如果一国的货币升值，会吸引外资流入，经济形势稳步发展，股价就会上涨，一旦其货币贬值，股价随之下跌。但若汇率盲目上涨也会对股票市场产生不利影响，因为汇率太高会影响贸易出口，出口受阻，不利于经济发展，进而证券市场受影响。

近年来尤其是近年，人民币升值以及汇率的变动已经成为国际上的热门话题，对我国经济的走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汇率和证券市场的股票等虚拟资产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人民币升值和汇率调整已经成为我国证券市场长期走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汇率水平的走势及其变动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国币的实际购买力，进而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影响着该国进出口贸易数量以及额度的变化，进而通过影响相关企业经营业绩的变化造成相关股票价格的变动。根据马歇尔-勒纳条件，本币的贬值会增加出口企业的利润，引起股价上升；相反，进口企业因成本增加而业绩受损，将导致其股票价格下跌。同时，汇率的变动也可能通过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动引起国内相关商品价格的波动，从而引起股票市场价格变化。

汇率对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也不一样，从而股票市场表现的价格走势也就不一样了。可以肯定的是人民币升值对于我国国内对外依存度很大的出口型和外贸型企业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长远利空消息，对于国内进口比较多的上市公司来说，由于进口成本降低，长期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人民币升值对于沪深两市的各个板块而言，其中受益最大的板块集中在地产、航空、石油加工、造纸行业里面进口高档纸的上市公司、资源类上市公司等。

此外，财政政策也能对股票市场产生一定影响，宽松的财政政策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最直接方式。例如，减税会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供需提高使企业的股票价格的上扬。反之，紧缩的财政会使股票价格下跌。

四、结论

宏观经济趋势分析范文第12篇

关键词：产出缺口；通胀缺口；动态关联性；宏观经济调控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04-0017-06

一、引言

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经济调控有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由于对外经济交往只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小部分，我们主要考虑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三个内部目标。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目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可以缓解就业压力。我们假定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政策目标是稳定物价及经济增长。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政策目标可以归结为：(1)抚平经济周期波动，即减小实际产出水平与潜在产出水平之间的偏离程度(产出缺口)；(2)将通货膨胀率稳定在目标范围之内，即减小实际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偏离程度(通胀缺口)。因此。研究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关联性对于更好地实现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有的文献中，大部分涉及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的研究集中于菲利普斯曲线和泰勒规则的实证问题。对于中国菲利普斯曲线，有三种观点。(1)中国现实经济中存在菲利普斯曲线，持这种观点的有：刘树成(1997)、厉格非和王锦功(1999)、庞明川(2000)、范从来(2000)等。(2)中国现实经济中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持这种观点的有：陈学彬(1996)、茅于轼(1996)、左大培(1996)等。(3)中国现实经济中是否存在菲利普斯曲线尚无定论，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崔建军(2003)等。对于中国泰勒规则的实证问题，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走势符合泰勒规则的特征。利率对通胀缺口的反应系数小于1，表明泰勒规则是一种不稳定规则。主要分歧是利率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有差异，卞志村(2006)，陆军、钟丹(2003)的研究发现，利率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小于1，表明中国利率对产出的反应不一定是过度的；谢平(2002)的研究发现，利率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大于1，表明中国利率对产出的反应是过度的。

“产出一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关注了通货膨胀率与产出缺口之间的关系，但如何实现其中的通货膨胀预期水平始终是一大难点。泰勒规则虽然涉及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但主要关注利率对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反应程度。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基于理性政策制定者的政策损失函数设计了一个新的模型框架，建立了一个不包含预期通货膨胀的反映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之间关系的模型，并使用可变参数模型分析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动态关联性，同时评价了1985～2005年间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执行绩效。

二、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

(一)理论模型

理性的政策制定者总是追求自身效用函数的最大化或损失函数的最小化，当效用最大，或是损失最小时，政策的效果最好。实际效用或损失偏离最大效用

其中πe为预期通货膨胀水平，表明当期的通货膨胀率受经济行为主体的通货膨胀预期影响；a为常数项；k、r为解释变量系数，分别表示通货膨胀预期和产出缺口变动对当期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程度。

方程(2)表明了通货膨胀率与产出缺口之间的关系，是当前许多经济学家常用的“产出一物价”菲利普斯曲线的数学表达式。菲利普斯曲线由菲利普斯本人于1958年提出，并由萨缪尔森、索洛和阿瑟奥肯等人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菲利普斯曲线的三种表达方式，即“失业－工资”方式、“失业－物价”方式和“产出－物价”方式。由于中国失业率数据不易获得，所以“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被大多数研究所采用。“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涉及两个时间序列，一是产出缺口，二是通货膨胀率。一般说来，当产出缺口为负、经济运行在潜在产出之下时，通货膨胀率下降；当产出缺口为正，经济运行在潜在产出之上时，通货膨胀率上升，即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具有同向变动关系，这就是正常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关系。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样本与数据

本文所用的时间序列数据为1985～2005年的年度数据，用于实证分析的变量是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两个时间序列数据。产出缺口由国内生产总值经过滤波计算得出；通胀缺口由通货膨胀率减去目标通货膨胀率得出，其中通货膨胀率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表示。原始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研究波动问题，最关键的是如何去除变量中趋势项。去除趋势项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将数据变换为增长率，此时对应的周期波动称为“增长率周期波动”。容易证明对于很小的变化，变量的增长率相当于对变量做对数差分处理，这是一种常用的去除趋势的方法。另一种是拟合某种平滑函数作为数据中长期趋势的估计并加以剔除，此时对应的周期波动称为“增长周期波动”。增长率周期波动具有较直观的经济含义，且没有量纲便于各指标间的比较，然而基于增长率分析经济波动有两个很大的问题：(1)增长率变换对原数据中的周期结构产生一定影响，主要表现为减少了相对较长的周期波动的波幅，同时加大了数据中随机或不规则成分的波幅；(2)无法分离出经济指标中所包含的增长和波动成分，因而，不能反映经济变量围绕其长期趋势的上下波动。因此，本文使用“增长周期波动”的方法将长期趋势项和短期波动项完全分开，并基于此分析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动态关联性。

分离经济时间序列中的长期趋势与波动成分的方法有很多，目前比较流行的方法是H-P滤波法。H-P滤波法通过构造最小化损失函数，分离出长期趋势与波动成分。H-P滤波法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x1是时间序列y1中的趋势成分，λ是对趋势成分x1波动的惩罚因子。λ=0时，满足最小化问题的趋势成分x1等于y1；λ增加时，估计趋势中的变化

总数相对于序列中的变化减少，即λ越大，估计趋势越光滑，λ趋于无穷大时，估计趋势将接近线性函数。因此，H-P滤波方法实际存在着权衡的问题，即要在趋势成分对实际序列的跟踪程度和趋势光滑度之间作一个选择。汤铎铎(2007)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宏观年度数据2～8年频段的滤波中，推荐使用λ=6.25的H-P滤波和CF滤波。据此，本文年度数据H-P滤波中取λ=6.25。

(二)产出缺口、通胀缺口的估算

产出缺口表示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差额占潜在产出的比率，它反映了实际产出相对于潜在产出的偏离程度，即实际产出围绕潜在产出上下波动的程度。当产出缺口为正时，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当产出缺口为负时，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经济处于衰退阶段；当产出缺口为零时，实际产出等于潜在产出，这正是政府追求的稳定产出的目标。关于潜在产出，经典经济学中将其定义为：在稳定的价格水平下，给定当时的技术水平，在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时，一个国家充分利用资本和劳动力能实现的最大产出量。由于一个国家调动所有生产要素能够实现的最大产出能力很难精确衡量，它对各个方面的统计数据要求非常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处对潜在产出的定义是：在稳定的通货膨胀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中期的总产出水平，即潜在产出是与稳定的通货膨胀率相一致的产出水平。在这个定义下，可以认为潜在产出近似为实际产出的长期趋势值，本文中将实际产出的长期趋势值看作潜在产出。

有研究表明(Harvey and Jaeger，1993)，H-P滤波对于含有单位根的差分平稳过程可能产生伪周期，从而在消除趋势后的数据中所观测到的周期波动可能仅仅反映了滤波的性质，而没有反映数据本身的特征。因此，为了尽可能保证趋势分离的合理性，得首先对产出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最新统计的年度数据，按照GDP平减指数对名义GDP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实际GDP，并对实际GDP进行对数变换，消除原数据中的异方差，取对数后的实际GDP记做LogGDP。ADF检验结果(表1)表明L0gGDP为平稳变量，可以对其进行H-P滤波。H-P滤波中取值6.25，使用Eviews 5.0对年由于货币供给、贷款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经济出现全面过热，中央采取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为主要的行政手段，紧缩财政和信贷，对投资和消费实行力度较大的全面紧缩。1994年中国经济再次出现全面过热，当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4％的历史最高点，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治理通货膨胀。因此，1996年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较为紊乱，说明这阶段中国宏观调控执行绩效较差。1996年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偏离指数由1995年的高位迅速跌落，并一直在较低的位势平稳波动。这一阶段在1998～1999年略有上升，但幅度并不大，且很快得到了扭转，这可能是由于中国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通货紧缩经验不足造成的。因此，1996年后中国宏观调控的执行绩效有了明显的改善，达到了较为理想的水平，基本实现了“高增长”、 “低通胀”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目标。

图3是通胀缺口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β1的变化趋势曲线。从整体轮廓上看，系数β2的变化趋势具有“凸型”特征，表明系数β1的变化过程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再由高到底并逐渐稳定的过程。以1996年为界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1996年，这一阶段系数β1波动位势高、幅度大。1994年系数届达到峰值5.6019，这表明1994年产出缺口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将导致通胀缺口同向变动约5.6个百分点。第二阶段是1997～2005年，这一阶段系数β1波动较为平稳，基本维持在0.5～2.0左右。系数β1的稳定有助于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和稳定物价目标，实际经济运行情况的确如此，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在高位不断平滑，同时，通货膨胀率始终很低，波动幅度也很小，整体来看，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一片繁荣稳定的景象。从系数β1的值来看，1985和1986两年β1的系数值为负数，此后系数β1均为正数，这表明大部分年份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呈同向变动关系，减小通胀缺口有助于抚平产出缺口。

四、结论

本文基于理性政策制定者的政策损失函数设计了一个新的模型框架，建立了一个不包含预期通货膨胀的反映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之间关系的模型，并使用可变参数模型分析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动态关联性，同时评价了1985～2005年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执行绩效，得出如下结论：

1　通胀缺口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β1的值除了1985、1986两年为负值外，其余年份均为正值，这意味着大部分年份(1987～2005)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呈同向变动关系，通胀缺口的降低有助于抚平产出缺口。

2　1985～2005年间通胀缺口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区呈现“凸型”变动模式，并且已经过了波动的顶峰，出现显著下降并逐渐稳定的趋势。1996年后通胀缺口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β1基本稳定在0.5～2.0左右，这种稳定性有助于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和稳定物价目标。

宏观经济趋势分析范文第13篇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后，巴塞尔银行委员会（BCBS）提出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思路，用以防范由金融体系顺周期行为而造成的系统性风险。本文从我国中央银行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出发，采用面板模型及主成分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途径及货币政策变动对银行经营稳健性的影响，进而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银行经营稳健性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刺激了巴塞尔委员会加快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防范的研究，2010年BaselⅢ和《各国监管当局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指引》公布，为各国监管机构制定本国逆周期资本缓冲框架提供了借鉴。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对银行经营行为及发展规划具有重大影响，对维护金融稳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宏观审慎监管理论基础及国内外实践经验

（一）宏观审慎监管目标及工具

通过文献梳理，本文将宏观审慎监管目标概括为一个多层次概念，包括最终目标、直接目标和操作目标。最终目标指维护金融稳定。直接目标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缓解金融周期波动，避免金融失衡。操作目标从截面维度分析，是处理金融机构间共有且相关的风险，防止风险在系统内的传播；从时间维度分析，即为克服顺周期性问题，提升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衰退以及其他负面冲击的恢复能力。巴塞尔监管委员会将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归纳为以下五项：一是逆周期资本要求，规定金融机构在经济扩张期增加资本，以弥补经济衰退期对资本需求的增加。二是动态损失拨备制度，要求金融机构在经济扩张期增加拨备计提，以弥补经济衰退期的损失。三是资本防护缓冲，要求银行需要计提除法定资本充足率外，额外的资本防护缓冲资金，以减缓经济扩张期信贷的过度增长和吸收经济衰退期的不良资产。四是杠杆率控制，规定设置最低杠杆率，以防止在经济上行期银行盲目扩大信贷规模。五是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银行流动性资产比例。

（二）国外实践经验借鉴

一是设立宏观审慎监管机构。英国明确英格兰银行为宏观审慎监管机构，欧盟由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履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美国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由美联储担任。二是扩大宏观审慎监管范围。将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金融机构、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及信用评级机构纳入监管，提升信息透明度。三是提高金融监管标准。BaselⅢ提高一级资本充足率至6%，并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计提1%的附加资本；针对顺周期性问题，要求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及2.5%以内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四是加强对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英国消费者保护和市场署以及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成立，均是为了增强金融市场信心，避免恐慌事件的发生。

二、构建我国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宏观审慎监管体现为两个维度：一是时间维度，即“熨平”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抑制银行顺周期行为；二是截面维度，指限制银行间的风险传染。本文主要研究时间维度上的宏观审慎监管，即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机制问题。

（一）必要性研究

1.实证检验。本文借鉴（冯科等，2012）对顺周期性检验采用的向量自回归和格兰杰检验方法，验证了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信贷规模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双向因果关系。统计数据使用1998-2015年各项贷款余额（DEBT）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季度数据，为避免异方差，对两个时间序列取其对数，数据来源于wind统计数据库。首先对两组数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基于ADF单位根检验分析数据序列的平稳性，结果显示国内生产总值对数序列（LGDP）和信贷规模对数序列（LDEBT）为非平稳序列，但一阶差分后都是平稳序列，排除了存在“伪回归”的情况。基于赤池信息量准则（AIC），选择滞后阶数为5。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GDP与LDEBT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说明国内生产总值与信贷规模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对国内生产总值和信贷规模对数两个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假设“不是LDEBT的Granger原因”和假设“LDEBT不是LGDP的Granger原因”都被拒绝，国内生产总值与信贷规模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

因信贷投放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故两个序列之间可以建立VAR模型。根据AR检验结果，所有单位根的模的倒数小于1，都位于单位圆内，模型是稳定的。在此情况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研究国内生产总值与信贷规模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给定GDP一个正向标准差的冲击，对信贷的长期趋势是正向的，具体来讲，第1期负向冲击，从第2期开始冲击向正向扭转，至第4期（即下一年度）起冲击转为正向。给定信贷投放一个正向标准差的冲击，对GDP的冲击一直为正向，这一冲击具有显著作用和较长的持续效应。实证结果证明1998-2015年期间，我国金融系统存在顺周期效应①，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具有必要性。

2.结果分析。1998年中央银行正式取消贷款限额管理，对信贷规模由指令性计划转为指导性规划，实现了货币政策调控从直接向间接转变，银行信贷的自主性和市场化程度加强，顺周期行为随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愈加明显。一方面贷款投放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信贷同样受经济影响，长期趋势看冲击为正向。经济繁荣时期，银行风险认知能力下降、融资约束减弱，倾向信贷扩张；经济衰退时期，银行资产负债表过度收缩，促使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加大整个金融体系的损失程度。基于这种典型的顺周期特征，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得到凸显。

（二）可行性研究

为缓解顺周期性，建立适当的逆周期调整机制是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上说，可以通过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在经济上行期降低信贷增长，在经济下行期刺激信贷增长，来解决顺周期所引起的系统性风险。本文测算了我国现阶段银行业的资本缓冲缺口情况，并对代表性银行的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的实践情况进行分析，目的是验证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对缓解因银行顺周行为而发生金融动荡的可行性。

1.测算方法。根据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各国监管当局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指引》，本文选取季度信贷规模（DEBT）与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值测算我国不同时期应计提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程度，测算方法如下：①计算比值时间序列（DG）：DG=DEBT/GDP②对序列进行H-P滤波分析，生成H-P滤波趋势值（HP）：即，求出min∑Tt=1|（DGt-DGTt）2+λ［c（L）DGTt］2|的解③计算偏离度（PL）：PL=DG-HP④根据《各国监管当局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指引》，将偏离度转换为逆周期资本缓冲：当（PL）<2%时，不须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当2%≤（PL）<10%时，偏离度每上升1%，计提比例须上升0.3125%，不足1%的按照1%计算；当（PL）≥10%时，按2.5%计提。数据采用1997-2015年各项贷款余额和国内生产总值季度数据，其中，国内生产总值采用季度年化数据，即4个季度数据的移动加总，如2015年三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014年第四季度、2015年第一季度、2015年第二季度以及2015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总额。

2.测算结果。信贷规模与GDP比值从1997年的89.60%上升至2015年的138.84%，增速较快，出现4个典型阶段。第一阶段（1998：3-2000：1）：为缓解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自1998年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投放加快，信贷规模扩大，信贷规模与GDP比值超过其长期趋势。由于货币政策仍属稳健，该阶段整体偏离度不高，逆周期资本季度最高计提值为0.94%。第二阶段（2003：1-2005：1）：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高，信贷投放量加大，加上外资流入，该阶段共8个季度需计提资本缓冲，2个季度偏离度接近10%，计提值达2.5%。第三阶段（2009：2-2010：4）：为缓解2008年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4万亿项目投资，贷款增速较快。经测算，该阶段个别季度需计提1.88%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第四阶段（2015：2-2015：4）：2015年以来，央行加大对市场流动性的补充，鼓励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M2增长较快。但受经济下行影响，银行信贷投放态度较为谨慎，风控能力加强，因此，此阶段偏离度并不高，逆周期资本最高需计提0.94%。

3.实践分析。使用信贷规模与GDP比值衡量系统性风险累积，通过对偏离期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以提升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具有可行性，这在我国金融实践中得到佐证。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②，2006年2季度至2015年4季度资本充足率从10.74%提高至14.75%，增势明显。以实际资本充足率与法定资本充足率间差额表示实际计提的资本缓冲程度，工商银行资本缓冲计提基本与我国银行业测算需提取的逆周期资本缓冲长期趋势相符。2008年2季度至2010年4季度，工行提取资本缓冲超4%的共8个季度，最高提取值为2008年4季度的5.06%，与银行业总体趋势的第三阶段基本相符。2014年4季度至今，工行处于提取资本缓冲较高的阶段，资本缓冲值超过2.5%。

三、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

宏观审慎监管作为对传统货币政策的补充，能够弥补货币政策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不足。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价格稳定，而宏观审慎管理的目标是金融稳定。作为中央银行，需要同时履行货币政策制定和宏观审慎监管两方面职能，二者若能有机结合，特别是货币政策在宏观审慎框架下的作用将金融稳定目标融入货币政策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银行作为宏观金融中的个体，其稳健经营是实现金融稳定的重要部分，本文构建了银行稳健性指标，并进一步研究货币政策的变化对银行稳健型经营的冲击。

（一）银行稳健性指标（BSA）构建

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CA）构建银行稳健性指标，研究货币政策对银行稳健经营的冲击。基于IMF推行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项目，考虑我国银行业相关指标的可获取性，从资本充足性（Q1）、资产质量（Q2）、盈利能力（Q3）、流动性（Q4）四个方面③构建BSA（见表2）。使用SPSS软件，样本范围涵盖16家上市银行2013-2015年的年度数据，结果显示KMO=0.624，Bartlett检验Sig.=0.000<0.05，因此釆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降维和因子分析处理具有合理性。根据因子分析结果，计算14家上市银行④2006-2015年的BSA指标。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稳健性经营整体呈现缓释“倒U型”趋势，受我国经济宏观影响作用较强，2006-2012年BSA指标呈上升态势，但在2012年之后BSA略有下降。股份制商业银行稳健性整体趋势呈“缓慢上升-略有下降-趋于平稳”态势。2011年股份制商业银行BSA指标开始下降，后趋于平稳，2011年之后最低值仍高于30，比五大行略高，说明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经济下行阶段谨慎性更强。两家城市商业银行稳健性趋势呈缓慢上升态势，因城商行的本质属性使其更重视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形势，注重经营管理的稳健性，因此，经营一直呈现较为稳健的状态。

（二）货币政策变化对银行稳健性的冲击

货币政策可分为数量型和价格型两种，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水平不高，价格型对比国外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控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文使用数量型货币政策，选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验证货币政策调控对银行稳健性经营的冲击。1998-2015年，中央银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总计46次，其中2010-2015年多达19次。基于计算得出的14家上市银行的BSA指数，本文通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的脉冲响应实证检验货币政策的频繁调整对银行稳健经营的影响，度量货币政策对银行稳健性的冲击。为防止变量间的虚假回归，先对自回归向量中各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采用LLC检验序列的平稳性。结果显示，两个变量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可以判断各序列是平稳序列，满足进一步分析的要求。基于赤池信息量准则（AIC）对PVAR模型的滞后阶数进行设定，P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4阶。本文通过给予货币政策变量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使用蒙特卡洛模拟了100次得到脉冲响应函数图。横轴代表冲击反应的响应期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对于冲击的响应程度。结果显示，给予存款准备金一个正向冲击，BSA在前3期呈向下的趋势波动，后逐渐上升趋于平缓，说明货币政策的调整影响银行稳健性经营，宽松的货币政策可提升银行稳健性指标，从紧的货币政策促使银行稳健性指数下降，但货币政策对银行稳健性经营的刺激作用时间较短。

四、结论及建议

（一）合理确定逆周期资本缓冲规模，准确把握缓冲时机

本文利用信贷规模与GDP的比值测算资本缓冲规模，用实证检验和代表性银行的实践证明了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的可行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法具有一定滞后性，且资本缓冲规模的计算指标并不唯一，本文只是作为监管机构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机制的参考。实际运用中，银行应基于这一指标，引入更多数据和方法，系统有效地进行整合;同时提高预判能力，当系统性潜在风险增多时，及时采取相应的逆周期宏观审慎工具，准确把握提取资本缓冲的时机。

（二）确立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框架中的核心地位，引导商业银行稳健经营

基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核心地位及央行的职能作用，央行具备掌握系统性风险和管理流动性的优势，能够对金融体系平稳运行负责，应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机制的核心，引导商业银行加快推进转型升级，逐步提高经营质量和盈利能力，实现稳健经营。商业银行应大力发展优质客户群体，不断推进信贷结构优化升级，积极发展中间业务和新型金融市场，加快盈利模式转型，扭转存贷差为主导的收入格局。

（三）加强与货币政策的有机结合，提高宏观审慎监管前瞻性

一方面，基于前文研究结论，货币政策对银行稳健经营会起到冲击作用，进而影响金融系统稳定；另一方面，宏观审慎监管作为经济冲击吸收器，可以通过影响金融部门的稳健性来直接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强化货币政策的影响和有效性。因此，要把货币信贷和流动性管理的总量调节相结合，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制定货币政策，提高政策前瞻性。

（四）强化宏观审慎监管的动态化和差别化，建立功能完善、运行有效的监管体系

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针对不同规模的银行具有异质性特征，宏观审慎监管应实行动态化和差别化管理。考虑到杠杆率（自有资本率）能够作为除资本充足率以外的第二大风控指标和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建议设立以杠杆率为核心、更加灵活可控的动态监管机制，随经济周期的变化调整监管要求，以防范银行过度承担风险的行为，确保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趋势分析范文第14篇

一、引言

理论研究发现，房地产业和宏观经济一样，存在运行周期，且两者的周期密切相关。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stephen a.pyhrr等房地产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西方房地产市场的周期研究，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探索房地产周期波动及其机理。为房地产价格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房地产价格的波动规律。随着房地产行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彰显，国内学者也越发重视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谭雪芹采用var模型分析认为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贾晓惠运用回归分析法，发现上海现在较高的房地产价格基本由宏观经济支撑。祁神军则采用k线理论及工具，剖析房地产扩张和收缩的周期波动机理。房地产周期同宏观经济的波动趋势总体一致，但房地产的波动幅度要大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的。基于以上研究理论，客观看待房价上涨现象，而不是批判地偏重指责原因，正确认识房价上涨由宏观经济支撑这一客观事实，才能靠拢市场经济的基本立场，制定出遵循供求规律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二、房地产业现状

1998年，国家为了刺激内需拉动经济，颁布实施了住房货币化改革，但是无形中助长了楼市的泡沫化发展。2003年以来，政府屡出重拳加以规范和调控。

但是房地产价格在连续严格调控的情况下依然只升不降，这是因为房地产与宏观经济存在着并轨运行的特点。宏观经济正处于上升通道，城市化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房地产需求持续增加。此外，经济上扬带来投资资金增加，投资热点的泛地产业吸引大量资金流入。经济需求及资金力量的让房地产价格维持强硬的上升势头。据《2010年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显示：2010年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4%，环比上涨0.3%。在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下，2010年11月以来，一些地方高价地再度出现，部分未实施限购的中心城市的住房交易的量价齐升，限购城市周边地区的房价出现较快上涨[6]。

三、实证分析

第一，变量选取说明。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各方面情况，选取六个宏观经济指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经济发展总体情况，体现房地产行业发展的经济环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进出口商本文由收集整理品总额（imex）、本期投资完成额（inv）代表消费、出口和投资“三架马车”的现实情况。财政收入（fin）和活期存款利率（res）一定程度上反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了综合反映上述六项指标的有效信息，又避免数据的简单融合失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获得一组综合反映宏观经济信息的新数据（mac）。房屋销售价格指数（hss）最能体现公众对房地产价格波动预期，所以选择房屋销售价格指数这一核心指标来反映房地产价格的整体性变化。

第二，mac与hss的长期关系模型构建。主成分分析从原始变量中导出少数几个主分量，使它们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间互不相关。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它往往作为许多大型研究的中间步骤。运用spss19.0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1：旋转之后，主成分1（f1）解释原始变量总方差的66.085%，主成分2（f2）解释23.805%，两个主成分能够反映原始变量89.89%的信息。由于gdp、imex、inv和fin对f1依赖较大，cpi和res对f2依赖较大，明确两个主成分的经济意义，f1代表经济增长因素，f2代表经济预期因素。再由f1和f2反映出的原始变量信息的占比，计算综合宏观经济指标f（mac）： 。

平稳序列的每个数值都从一个概率分布中随机得到，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均值 ，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②方差 ，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③协方差 ，只是与时间间隔 有关，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以eviews6.0的adf法检验mac和hss的平稳性，结果见表2：mac和hss的检验t统计量值分别是2.008277和-1.910599，比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都要大，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是非平稳的。但是mac和hss经过一次差分再进行单位根检验时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变得平稳，即mac和hss是一阶单整的。

协整性分析研究经济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假设x与y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若 对其均衡点的偏离从本质上说是临时性的，那么随机干扰项 必须是平稳序列。长期均衡关系使变量在某时期受到干扰的偏离能在下一期进行调整而回到均衡状态。为了确定hss和mac是否存在内在均衡机制，采用aeg协整分析法，先得到协整回归模型：

（96.85073） （1.014489） （10.36982） （-4.324516）

r2=0.863779 dw=2.090974

再用adf检验法对模型的残差序列 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t统计值是-7.240618，比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都小，

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 是平稳的。表明hss与mac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由上述线性模型表示。模型代表解释了hss变动的86.3779%，mac对hss的长期影响弹性系数为0.690982，说明上升的宏观经济会带动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上涨，符合经济意义。

第三，误差修正模型ecm——hss与mac的短期关系。协整回归的误差项 是均衡误差，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需建立短期动态模型来弥补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建立hss与mac的短期关系模型：

（0.390517） （1.148498） （-4.442641） （6.248139） （-3.280501）

r2=0.410643 dw=2123801

当年的mac对hss的短期影响弹性系数为1.463332，

转贴于

大于长期系数0.69098，表明mac对hss的短期影响比长期影响大。而hss的长期效应对短期动态的修正系数为-0.455289，如果上一年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的长期均衡误差 为负，误差修正项将使本年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向高方向变动；如果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过快增长则可通过误差修正项使其增长变慢，-0.455289说明误差项对hss的修正作用为反方向的。

通过以上的检验分析，可以得到结论：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存在紧密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长期均衡的，也就是说即使在短期内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相背离，但是在内在均衡机制的作用下，两者最终还是会渐渐趋于一致。这个结论解释了近几年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是由于宏观经济的高位运行带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房地产价格趋势展望

宏观经济趋势分析范文第15篇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宏观税负可以反映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静态关系，税收弹性则可以反映二者的动态关系，这样，国内生产总值将宏观税负与税收弹性联系在一起。本文以我国1978-201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税收总量数据为例，探讨我国经济增长、宏观税负与税收弹性的关系，并从税收弹性的角度分析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宏观税负的特点及原因。

关键词：经济增长 宏观税负 税收弹性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里，我国先后经历了四次税制改革：1978-1982年，是税制改革的酝酿和起步阶段；1983-1993年，是国营企业“利改税”和工商税收全面改革阶段；1994-2000年，是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而进行的深化税制改革阶段；2001年至今，是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进行的完善税制改革阶段。在这些税制改革中，我国宏观税负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和原因，未来宏观税负表现为何种趋势，对于我国在“十二五”时期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形成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宏观税负与税收弹性的含义

宏观税负（T）是指一个国家税收负担的总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税收总额（TAX）占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比重来反映，即T=TAX/GDP。宏观税负从全体纳税人角度分析，表现为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一种分配关系，是纳税人纳税能力与实际纳税额之间用相对量表示的税收量的规定性（祝遵宏、刘伟，2009）；与宏观税负相对应的是微观税负，它是从个别纳税人角度分析税收负担。我国宏观税负分为大、中、小三个口径。小口径、中口径、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分别指在一定时期内政府税收收入、政府财政收入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其中，财政收入指纳入预算内管理的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少量其他收入，如国有资产收入、规费收入、罚没收入等；政府收入包括财政收入和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向纳税主体、甚至非纳税主体收取的大量不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的预算外资金收入，以及没有纳入政府预算外管理制度的制度外资金收入等（伍云峰，2008）。本文中的宏观税负是小口径下计算出的宏观税负。

税收弹性刻画了税收收入对国内生产总值变动的反映程度。从本质上来说，税收弹性的大小是反映一国税收体系或税制保证国家集中新增国民收入比重的程度，也是对税制科学合理性及对税收征管严密性的一种客观度量。其基本表达式为：。E为税收弹性，Tax为税收收入总量，Tax为税收收入增量，GDP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量。

文献综述

（一）宏观税负相关研究概述

研究我国宏观税负的学者有很多，从研究角度上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类：第一类是对我国宏观税负的测度，如郭彦卿（2010）通过构造投资与宏观税负的凹函数，找出使投资率最大化的宏观税负作为我国的最优宏观税负，同时说明了宏观税负通过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带动经济增长。

第二类是讨论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界最著名的就是美国供给学派拉弗曲线理论，该理论认为税率与税收收入和国民产出之间存在一个最优的结合点，即最优税率或最优税负。拉弗曲线表明，宏观税负与税收收入及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应该存在一种最佳的宏观税负水平，即能兼顾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张荻（2008）以2000-2006年数据对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性进行研究，提出降低我国宏观税负，促进经济增长的建议。李华（2010）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来研究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得到宏观税负带来的冲击会对实际GDP产生负的影响的结论。宋效中（2008）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下分析了宏观税负通过影响投资、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影响以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宏观税负过重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类是通过对比国际上不同国家的宏观税负，说明我国宏观税负呈现的特点，如靳东升（2003）对20世纪90年代的宏观税负进行了国际比较，认为我国的宏观税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转轨时期宏观税负呈现出明显的先降后升、整体水平较低的特点。

（二）税收弹性相关研究概述

在税收弹性的研究方面，有对单一税种税收弹性的分析的，如胡良杰（2010）根据1998-2007年我国32个省（含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的国内增值税以及GDP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的变系数双对数模型，通过回归得到各省的国内增值税税收收入弹性，我国大部分省的国内增值税税收收入弹性为1到1.5之间，并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分析了各省市增值税税收弹性不一致的原因。刘家树（2008）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我国税收的长期弹性和短期弹性的特点及原因，得到的结论是：1978-1994年税收的长期弹性小于其短期弹性；自1995年以来，我国税收弹性发生了显著变化，税收的长期弹性大于其短期弹性。

宏观税负与税收弹性关系分析

（一）模型设计

由税收弹性公式，分别以下标0、1表示基期和计算期，且，基期宏观税负，计算期宏观税负，宏观税负变化，宏观税负增长率为，经济增长率为。

由此推导税收弹性与宏观税负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即：

（1）

此关系式表明，经济增长率大于0时，宏观税负增长率也大于0，税收弹性E>1， 即税收增长率会大于经济增长率，税收增长超过经济增长；宏观税负增长率等于0时，税收弹性E=1，即税收增长率等于经济增长率，税收与经济同步增长； 宏观税负增长率小于0时，E

（二）样本来源、变量选择和计算

本文选取我国1978-2011年税收总量（Tax ，单位：亿元）为因变量，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亿元）为自变量，数据来源为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具体数据见表1。

由表1的数据计算出的1979-2011年经济增长率、宏观税负及增长率、税收弹性的对应关系，具体如表2所示。

表2的计算结果清晰地反映了经济增长率、宏观税负增长率和税收弹性的关系。 可见，与式（1）的含义一致。

（三）经济增长、税收增长与宏观税负分析

图1为我国历年GDP增长率与TAX增长率的对比图。从图1中得知，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增长率呈现明显的波动性，税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形态在同一时期内基本一致，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与税收总量的变动相关关系比较明显。从税收增长率看，除1979、1980和1986-1991年期间，税收增长率低于10%以外，其余年份税收增长率均高于10%；且从1997年起，税收增长率开始超过经济增长率，并一直保持如此状况。

由宏观税负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出影响宏观税负的两个重要因素是国内生产总值和不同口径的政府收入的大小。这表现为宏观税负一方面要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与政府承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职责范围大小及其变化密切相关。图2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宏观税负的变动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我国宏观税负变化过程依次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84年的大幅上升阶段，1984-1994年的下降阶段和1995年后的轻微上升阶段。且从中发现我国宏观税负最高的时期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约25%；最低出现在90年代中期，约10%。

（四）税收弹性分析

将表1Tax与GDP两列数据取对数后建立双对数模型Ln Tax=a+b Ln GDP，b即为税收弹性，表示GDP每增长1%，税收将增长b% 。

运用Eviews6.0得到二者的回归方程为：

Ln Tax=-1.38+0.95 Ln GDP （2）

（-4.8644）（33.6999）

判定系数R2 =0.9712，DW=0.15，相关系数为r=0.985。

判定系数R2 =0.9712，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且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弹性系数为0.95，此值小于1，表明GDP每增长1%，税收收入便可增加0.95%。但DW值很低，说明模型存在自相关，因此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并不理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收弹性的变化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出，1979-2011年间我国税收弹性波动较为剧烈。税收弹性的变动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1978-1984年，该时期的税收弹性经历了一个迅速上升和迅速下降的过程，由1979年的0.47上升到1981年的4.81再到1984年的0.97；二是1985-1993年，该时期的税收弹性在1985年第二步“利改税”后为0.71，在1986年跌至0.58，再在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上升到1994年的0.64；三是1994-2011年，该时期的税收弹性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从1994年的0.64上升到2011年的1.23。

长期来看，我国税收弹性大于1，主要原因：第一，宏观税负水平的提高导致税收长期弹性大于1。以1997-2011年为例，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由1997年的10%增加到2011年的18%，从而导致税收长期弹性大于1。第二，经济的不断增长扩大了税源，促进了税收增长。第三，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和税收征管的不断加强，税收长期弹性相应大于1是正常的。

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宏观税负经历了增长、下降到第二次增长的历程，学者们称第二次增长为恢复性增长。在这些税制改革中，我国宏观税负与税收弹性都表现出明显的三阶段特征，且三个阶段基本一一对应，从税收弹性的角度解释宏观税负特征如下：

第一，三个时期的税收弹性在总体上均呈现从低到高的上升趋势，说明我国这三个时期的三部税制均具有较强的税收稳定增长性，税收征管体系的功能是有效的。

第二，1994年的税制改革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除少量奇异点以外，1985-1994年的税收弹性呈现从低到高的上升趋势，但总体小于1。1994年以后的税收弹性也呈现上升趋势，但总体上大于1，说明改革后的我国税制具有较好的趋向性，税制改革和税收征管均趋好有效。1997年以后税收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说明该时期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合理的，也实现了税制改革的初衷。

第三，税收弹性奇异点与重大经济、政治事务紧密相关。1985年的第二步“利改税”使税收弹性由1984年的0.97突降到1985年的0.71；1989年的“动乱”使税收弹性由1988年的0.31突增到1989年的0.51；1997的亚洲金融危机使税收弹性由1996年的0.86突增到1997年的1.63，并延续到2001年。

这些情况说明：受重大事件影响，税收增长速度远远大于GDP增长速度，因而税收弹性突增表现为奇异点；我国税制具有较强的稳定器功能，根据GDP的变动情况，适时、适度地调整税收收入，以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祝遵宏，刘伟.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的宏观税负水平[J].生产力研究，2009（6）

2.伍云峰.对我国当前宏观税负水平的测度与评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

3.李丽，丁凡.试论税收弹性与宏观税负的数量关系[J].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4）

4.郭彦倾.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宏观税负估计[J].山东经济，2010（5）

5.张荻，侯明，秦卫波.关于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研究—以2000-2006年的数据为基准[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2008（6）

6.李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J].商业时代，2010（15）

7.宋效中，赵利民.宏观税负与中国经济增长[J].探索，2005（3）

8.靳东升，陈.20世纪90年代宏观税负的国际比较—兼论我国的宏观税负[J].涉外税务，2003（5）

9.胡良杰，余显财.基于1998-2007面板数据的国内增值税税收收入弹性分析[J].财经论丛，2010（6）

10.刘家树.基于ECM的我国税收弹性实证分析[J].技术经济，2008（8）

11.褚燕.宏观税负对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