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

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第1篇

二是土地利用多样化导致的环境风险，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导致边缘区绿地面积减少，绿色生态景观被破碎化。环境风险是由自发的自然原因和人类活动(对自然或社会)引起的，并通过环境介质传播的，是能对人类社会及自然环境产生破坏、损害乃至毁灭性作用等不幸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其后果。兼并型城市边缘区土地频繁乱开发，各项管理工作滞后，环境问题治理迫在眉睫。三是兼并型城市边缘区人文环境问题突出。城市化和产业转移使许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附加值低的落后产业转移到边缘区，随之转移的还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加上原本在此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导致边缘区原有的社会结构遭到较大冲击。这部分人思想道德素质、环保意识、文化水平、行为习惯等存在极大的差别，演变下去将逐步形成阶层的分化。此外，各类产业交织发展，缺乏统一有效的规划和管理，各自追随着自己的利益发展，忽视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处于短期无序发展的状态。

上述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都给兼并型城市边缘区政府进行环境治理带来了困难和挑战。生态环境问题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如果兼并型城市边缘区的环境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无论是位于哪个地理位置的人们或长或短时间内都会受到自然反作用的危险，健康安定的城市生活将无法实现。可见，兼并型城市边缘区的环境问题亟需政府进行有效的治理和管理，非常必要且刻不容缓。

兼并型城市边缘区政府环境治理的囚徒困境

博弈论在社会生活中注重研究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矛盾及合作行为，人们参加博弈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囚徒困境博弈模型是1950年图克(Tucker)首先提出的，它部分地奠定了非合作博弈论的理论基础，可以作为现实生活中许多现象的一个抽象概括，是博弈论中的基本模型和范式。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是指两个共同偷窃的犯罪嫌疑人被带进警察局，隔离关押和审讯，两人无法观察到对方的选择。警察告诉他们:因为警察手中没有确切的罪证，对他们犯罪事实的认定及相应的量刑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供认。如果其中一方与警方合作供认，而对方抵赖，供认方将无罪释放，另一方则被判重刑10年;如果双方都与警方合作共同供认，各被判刑5年;而如果双方均不认罪，因为警察找不到其他证据，则两人都无罪释放。

对两名嫌疑犯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不招认，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双方无法知晓对方的选择，则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只有选择供认，结果却形成了一个对两个人整体来说并不是最优的选择。囚徒困境模型证明个体的理性选择带来的很大可能是集体的非理性选择。兼并型城市边缘区政府进行环境治理同样面临着囚徒困境。在博弈论领域，参与博弈一般都有多个主体，但这种模型不利于直观分析，所以在此选择两个博弈主体来论述这一情况。以原杭州市兼并萧山、余杭两市，并将这两市设区为背景材料，假设萧山区政府(甲)与属于原杭州市的滨江区政府(乙)对兼并后边缘区环境问题治理都存在积极治理与消极治理两种态度，其他外在因素都一致的情况。在这样的前提下，应用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可以得出如下情形。数据解释:当甲、乙同时选择积极治理边缘区的环境问题时，甲、乙双方都需要付出较高的治理成本A;当甲、乙同时选择消极治理边缘区的环境问题时，甲、乙双方都只需要付出较低的治理成本a;当甲(乙)选择积极治理，同时乙(甲)选择消极治理边缘区的环境问题时，甲(乙)需要支付相对较高的治理成本B，乙(甲)需要支付相对较低的治理成本b。

在这个模型中，存在(A，A)、(a，a)两个均衡点。从环境这一公共产品的特性及可持续发展效益帕累托意义上讲，显然是(A，A)优于(a，a)。但是，环境治理不同于企业的经济建设，能够即刻得到收益与成效，其成果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甚至是长远的以后才能明显表征出来的。同时，积极治理环境问题、进行日常养护都需要政府支付较高的成本，反之，消极的态度则付出的成本较少。这是地方政府不愿意积极治理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六章第三十八条规定:公务员职务实行选任制和委任制;领导人员职务按照国家规定实行任期制。

不论是公职人员还是领导成员，对环境问题的治理及环保政策的有效贯彻和实施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他们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也极力追求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综合环境治理成本高、成效收益期限长、效益不明显、公职人员对绩效的追求及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等因素，兼并型城市边缘区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采取消极态度治理环境问题的概率大大增加。回到上述囚徒困境模型中，当甲、乙两区政府都积极治理环境问题时，均需要支付较高的治理成本，能够得到利于环境效益的最优解。当甲采取积极治理、支付较高的成本A的同时，乙采取消极治理、支付成本为B。甲治理环境问题带来一系列的环境正外部效益，将辐射到乙方，此时乙方并不需要支付额外的任何成本，A＞B。同理，当甲采取消极治理、支付成本a的同时，乙采取积极治理、支付成本为b。

甲治理环境问题带来一系列的环境负外部效益，将辐射到乙方，则b＞a。结合上述所列公职人员消极治理环境的各项诱惑因子，(a，a)出现的概率将大于其他三种情况。此外，环境的治理与管理是关乎整个社会的综合性问题，尤其是兼并后边缘地区任务艰巨，需要各管理主体相互积极配合，指望单个政府来完成的可能性很低。各管理主体之间的行为相互影响，当一方主体积极采取措施进行环境治理，由于环境的外部性、经济效益的诱惑性，将导致博弈参与者的占优策略都是等待其他方积极治理而自己却耍起了小聪明坐享其成。可见，这样下去博弈的结果是最终无人愿意去积极地治理边缘地区的环境问题，(a，a)成为该项环境治理博弈最终唯一的纳什均衡。这就是兼并型城市边缘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陷入囚徒困境的原因。

兼并型城市边缘区政府环境治理囚徒困境破解可采取的措施

对兼并型城市边缘区环境的治理工作，需要各级政府行政机关统筹给予重视。对于外部性强、收益期限长的环境这一公共产品而言，治理的成本偏高、经济效益不明显，当地政府对边缘区环境治理工作持消极态度。结合上述囚徒困境模型的分析，本人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制定政策以破解困境。

(一)采取激励措施，制定环境治理奖励政策，完善相关制度以提高地方政府对边缘区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假定国家对边缘区积极环境治理的政府进行奖励X，如财政补贴等;同时对消极治理的政府不奖不罚，那么存在三种情况。一是X＞A，不言而喻各政府都将积极治理环境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治理”的策略是占优策略，上述博弈的结果将都是积极治理，实现真正的纳什均衡。二是A－a＜X＜A，相对来说采取积极治理的成本降低，但还是略高于消极治理的成本，这样的结果和第一种一样，也会实现(积极治理，积极治理)的纳什均衡。三是X＜a，则奖励措施所起的作用不大。具体措施如下所述:

1．囚徒困境的制度改进———实行环境治理财政补贴，强化监督制度;完善公职人员职权配置及干部管理制度，制定环保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环境治理是一项公益性很强的工作，国家财政部应对其进行财政补贴，使地方政府享受该项优惠政策，以此降低原本环境治理的成本，提高边缘区管治主体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对污染环境的企业征收高额的物业税、污染税、排污税等，将这部分资金用来治理环境问题。环境治理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需要全社会各阶层的人积极配合，媒体、大众、监督部门等要全力发挥监督作用，强化监督制度，促进兼并型城市边缘区环境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边缘区的环境治理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优势，又要依靠社会各界的主体力量，同时利用好媒体等沟通渠道，多方面共同发挥监督作用，推动污染问题的解决及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理性经济人假设人们的决策和行为是以个体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一般情况下，集体利益最大化本身不是博弈参与人的根本目标，人们在博弈中的行为准则是个体理性而不是集体理性。

“如果一种制度安排不能满足个人理性的话，就不可能实行下去。所以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个人理性，而是设计一种机制，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一方面是完善制度规范，使边缘区环境治理的执行公职人员职权责相一致。另一方面是完善干部管理制度。目前我国的干部管理制度存在事事应付上级、崇尚表面工作的漏洞，容易造成“临时用功应付、长期散漫懒惰”的现象，不利于环境治理工作的进行。完善干部管理制度，实现对干部行为正确的导向与规范功能。我国的政府绩效考核也存在同样的只对上级负责、考核过程只在乎经济效益、封闭外在的监督、结果的好坏在于上级考察人员的主观评价等弊端。这些都不适应于环境领域治理效果的考核。政府部门制定环保考核制度时应将“显项”和“潜项”有机结合，眼前和长远有机结合，地方与中央利益有机结合，引导地方政府积极竞争、合理博弈、奋发创新。总之，需要进一步改进与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干部管理制度及监督制度。

2．囚徒困境的重复博弈———加强干部人事生涯管理，强化公职人员的综合素质建设。在博弈论中，如果博弈只进行一次，博弈参与人往往只关心自身利益的追求;如果博弈重复进行多次，而且博弈参与人是相同的，那么博弈参与人就有可能会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短期利益，合作就成为他们明智的选择。重复合作策略极大可能成为持续的博弈行为，同时其他的博弈参与人有可能会闻风而来进行多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同理分析，完善干部管理制度时应注重干部人事的生涯管理，将环境治理的长期公共利益与个人的长短期利益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管理。如设置环境绩效保证金，规定抽取干部工资薪酬的固定比例，随着时间的增长累积增加且附带环保效益利息，作为其退休或离开该地区后对环境治理作出贡献的奖励。如果消极治理边缘区环境问题或在任期间有其他违规违纪行为，则取消这部分环境绩效保证金，这将有利于干部人员从长远利益考虑环境治理工作。环境治理效果的好坏还在于公职人员的综合素质高不高。加强管理主体、执行人员的综合素质建设，尽快实现道德规范的法制化，增强公职人员的公仆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与利益观，与政府组织之间形成良性的博弈，这将大大推进边缘区的环境治理工作。

(二)采用惩戒措施，对消极治理边缘区环境问题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责任追究假定国家对边缘区消极环境治理的政府进行惩戒Y，同时对积极治理的政府不奖不罚，消极治理的成本相对增加，政府将朝着积极治理的方向靠近，此时“积极治理”的策略是占优策略，可以实现(积极治理，积极治理)的纳什均衡。惩戒措施与奖励措施有效结合，将更有利于双方积极治理纳什均衡的实现。

1．囚徒困境的违规博弈———加大对污染环境行为主体、消极治理环境问题的政府的惩罚力度。一是增加环境执法的透明度，有效打击违法排污行为。兼并型城市边缘区是某些化工企业热衷的扩散地，是环境污染问题频发的区域。对不按规定办理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不按规定缴纳排污费或超标排污等的企业要进行行政处罚;对重型污染环境的企业要重点关注，加大惩罚力度或予以关闭。二是对边缘区政府部门中消极履行环境治理职责的公职人员，进行相应的惩戒处理。对于环保执行力度不够但情节较轻的，进行教育与引导，予以警告并扣除一定的工资。对于环境治理工作置之不理、政策绝不执行、甚至在工作过程中贪污受贿的工作人员，进行相应的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甚至是开除的处理。对公职人员的违规行为，有关的职能部门要进行客观公正的调查，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作出处分决定，情节严重的其相应的工资档次、职务与级别也要进行调整。

2．囚徒困境的法律建设———完善环境污染责任追究机制，加大力度建设问责型政府。环境保护是全社会民众共同受益的公共产品，需要全国各级政府予以重视并积极治理。在边缘区环境治理的过程中，需要明晰中央与地方政府供给环境公共产品的权责分配。如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应是中央政府供给，而地方政府予以配合等。完善边缘区环境污染责任追究机制，对违法违纪的环保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如兼并型城市边缘区内的各级政府部门负责人，对该辖区内环境污染的防范、发生和治理负有全责，对失职、渎职情形的或负有领导责任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等。强化问责型政府的建设在环境治理方面体现在:当在环境治理领域出现问责事件时，除了具体的官员个人承担相应的责任，政府也应该负起责任。

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第2篇

二是土地利用多样化导致的环境风险,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导致边缘区绿地面积减少,绿色生态景观被破碎化。环境风险是由自发的自然原因和人类活动(对自然或社会)引起的,并通过环境介质传播的,是能对人类社会及自然环境产生破坏、损害乃至毁灭性作用等不幸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其后果。兼并型城市边缘区土地频繁乱开发,各项管理工作滞后,环境问题治理迫在眉睫。三是兼并型城市边缘区人文环境问题突出。城市化和产业转移使许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附加值低的落后产业转移到边缘区,随之转移的还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加上原本在此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导致边缘区原有的社会结构遭到较大冲击。这部分人思想道德素质、环保意识、文化水平、行为习惯等存在极大的差别,演变下去将逐步形成阶层的分化。此外,各类产业交织发展,缺乏统一有效的规划和管理,各自追随着自己的利益发展,忽视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处于短期无序发展的状态。

上述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都给兼并型城市边缘区政府进行环境治理带来了困难和挑战。生态环境问题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如果兼并型城市边缘区的环境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无论是位于哪个地理位置的人们或长或短时间内都会受到自然反作用的危险,健康安定的城市生活将无法实现。可见,兼并型城市边缘区的环境问题亟需政府进行有效的治理和管理,非常必要且刻不容缓。

兼并型城市边缘区政府环境治理的囚徒困境

博弈论在社会生活中注重研究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矛盾及合作行为,人们参加博弈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囚徒困境博弈模型是1950年图克(Tucker)首先提出的,它部分地奠定了非合作博弈论的理论基础,可以作为现实生活中许多现象的一个抽象概括,是博弈论中的基本模型和范式。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是指两个共同偷窃的犯罪嫌疑人被带进警察局,隔离关押和审讯,两人无法观察到对方的选择。警察告诉他们:因为警察手中没有确切的罪证,对他们犯罪事实的认定及相应的量刑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供认。如果其中一方与警方合作供认,而对方抵赖,供认方将无罪释放,另一方则被判重刑10年;如果双方都与警方合作共同供认,各被判刑5年;而如果双方均不认罪,因为警察找不到其他证据,则两人都无罪释放。

对两名嫌疑犯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不招认,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双方无法知晓对方的选择,则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只有选择供认,结果却形成了一个对两个人整体来说并不是最优的选择。囚徒困境模型证明个体的理性选择带来的很大可能是集体的非理性选择。兼并型城市边缘区政府进行环境治理同样面临着囚徒困境。在博弈论领域,参与博弈一般都有多个主体,但这种模型不利于直观分析,所以在此选择两个博弈主体来论述这一情况。以原杭州市兼并萧山、余杭两市,并将这两市设区为背景材料,假设萧山区政府(甲)与属于原杭州市的滨江区政府(乙)对兼并后边缘区环境问题治理都存在积极治理与消极治理两种态度,其他外在因素都一致的情况。在这样的前提下,应用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可以得出如下情形。数据解释:当甲、乙同时选择积极治理边缘区的环境问题时,甲、乙双方都需要付出较高的治理成本A;当甲、乙同时选择消极治理边缘区的环境问题时,甲、乙双方都只需要付出较低的治理成本a;当甲(乙)选择积极治理,同时乙(甲)选择消极治理边缘区的环境问题时,甲(乙)需要支付相对较高的治理成本B,乙(甲)需要支付相对较低的治理成本b。

在这个模型中,存在(A,A)、(a,a)两个均衡点。从环境这一公共产品的特性及可持续发展效益帕累托意义上讲,显然是(A,A)优于(a,a)。但是,环境治理不同于企业的经济建设,能够即刻得到收益与成效,其成果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甚至是长远的以后才能明显表征出来的。同时,积极治理环境问题、进行日常养护都需要政府支付较高的成本,反之,消极的态度则付出的成本较少。这是地方政府不愿意积极治理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六章第三十八条规定:公务员职务实行选任制和委任制;领导人员职务按照国家规定实行任期制。

不论是公职人员还是领导成员,对环境问题的治理及环保政策的有效贯彻和实施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他们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也极力追求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综合环境治理成本高、成效收益期限长、效益不明显、公职人员对绩效的追求及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等因素,兼并型城市边缘区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采取消极态度治理环境问题的概率大大增加。回到上述囚徒困境模型中,当甲、乙两区政府都积极治理环境问题时,均需要支付较高的治理成本,能够得到利于环境效益的最优解。当甲采取积极治理、支付较高的成本A的同时,乙采取消极治理、支付成本为B。甲治理环境问题带来一系列的环境正外部效益,将辐射到乙方,此时乙方并不需要支付额外的任何成本,A>B。同理,当甲采取消极治理、支付成本a的同时,乙采取积极治理、支付成本为b。

甲治理环境问题带来一系列的环境负外部效益,将辐射到乙方,则b>a。结合上述所列公职人员消极治理环境的各项诱惑因子,(a,a)出现的概率将大于其他三种情况。此外,环境的治理与管理是关乎整个社会的综合性问题,尤其是兼并后边缘地区任务艰巨,需要各管理主体相互积极配合,指望单个政府来完成的可能性很低。各管理主体之间的行为相互影 响,当一方主体积极采取措施进行环境治理,由于环境的外部性、经济效益的诱惑性,将导致博弈参与者的占优策略都是等待其他方积极治理而自己却耍起了小聪明坐享其成。可见,这样下去博弈的结果是最终无人愿意去积极地治理边缘地区的环境问题,(a,a)成为该项环境治理博弈最终唯一的纳什均衡。这就是兼并型城市边缘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陷入囚徒困境的原因。

兼并型城市边缘区政府环境治理囚徒困境破解可采取的措施

对兼并型城市边缘区环境的治理工作,需要各级政府行政机关统筹给予重视。对于外部性强、收益期限长的环境这一公共产品而言,治理的成本偏高、经济效益不明显,当地政府对边缘区环境治理工作持消极态度。结合上述囚徒困境模型的分析,本人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制定政策以破解困境。

(一)采取激励措施,制定环境治理奖励政策,完善相关制度以提高地方政府对边缘区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假定国家对边缘区积极环境治理的政府进行奖励X,如财政补贴等;同时对消极治理的政府不奖不罚,那么存在三种情况。一是X>A,不言而喻各政府都将积极治理环境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治理”的策略是占优策略,上述博弈的结果将都是积极治理,实现真正的纳什均衡。二是A-a

1.囚徒困境的制度改进———实行环境治理财政补贴,强化监督制度;完善公职人员职权配置及干部管理制度,制定环保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环境治理是一项公益性很强的工作,国家财政部应对其进行财政补贴,使地方政府享受该项优惠政策,以此降低原本环境治理的成本,提高边缘区管治主体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对污染环境的企业征收高额的物业税、污染税、排污税等,将这部分资金用来治理环境问题。环境治理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需要全社会各阶层的人积极配合,媒体、大众、监督部门等要全力发挥监督作用,强化监督制度,促进兼并型城市边缘区环境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边缘区的环境治理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优势,又要依靠社会各界的主体力量,同时利用好媒体等沟通渠道,多方面共同发挥监督作用,推动污染问题的解决及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理性经济人假设人们的决策和行为是以个体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一般情况下,集体利益最大化本身不是博弈参与人的根本目标,人们在博弈中的行为准则是个体理性而不是集体理性。

“如果一种制度安排不能满足个人理性的话,就不可能实行下去。所以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个人理性,而是设计一种机制,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一方面是完善制度规范,使边缘区环境治理的执行公职人员职权责相一致。另一方面是完善干部管理制度。目前我国的干部管理制度存在事事应付上级、崇尚表面工作的漏洞,容易造成“临时用功应付、长期散漫懒惰”的现象,不利于环境治理工作的进行。完善干部管理制度,实现对干部行为正确的导向与规范功能。我国的政府绩效考核也存在同样的只对上级负责、考核过程只在乎经济效益、封闭外在的监督、结果的好坏在于上级考察人员的主观评价等弊端。这些都不适应于环境领域治理效果的考核。政府部门制定环保考核制度时应将“显项”和“潜项”有机结合,眼前和长远有机结合,地方与中央利益有机结合,引导地方政府积极竞争、合理博弈、奋发创新。总之,需要进一步改进与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干部管理制度及监督制度。

2.囚徒困境的重复博弈———加强干部人事生涯管理,强化公职人员的综合素质建设。在博弈论中,如果博弈只进行一次,博弈参与人往往只关心自身利益的追求;如果博弈重复进行多次,而且博弈参与人是相同的,那么博弈参与人就有可能会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短期利益,合作就成为他们明智的选择。重复合作策略极大可能成为持续的博弈行为,同时其他的博弈参与人有可能会闻风而来进行多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同理分析,完善干部管理制度时应注重干部人事的生涯管理,将环境治理的长期公共利益与个人的长短期利益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管理。如设置环境绩效保证金,规定抽取干部工资薪酬的固定比例,随着时间的增长累积增加且附带环保效益利息,作为其退休或离开该地区后对环境治理作出贡献的奖励。如果消极治理边缘区环境问题或在任期间有其他违规违纪行为,则取消这部分环境绩效保证金,这将有利于干部人员从长远利益考虑环境治理工作。环境治理效果的好坏还在于公职人员的综合素质高不高。加强管理主体、执行人员的综合素质建设,尽快实现道德规范的法制化,增强公职人员的公仆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与利益观,与政府组织之间形成良性的博弈,这将大大推进边缘区的环境治理工作。

(二)采用惩戒措施,对消极治理边缘区环境问题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责任追究假定国家对边缘区消极环境治理的政府进行惩戒Y,同时对积极治理的政府不奖不罚,消极治理的成本相对增加,政府将朝着积极治理的方向靠近,此时“积极治理”的策略是占优策略,可以实现(积极治理,积极治理)的纳什均衡。惩戒措施与奖励措施有效结合,将更有利于双方积极治理纳什均衡的实现。

1.囚徒困境的违规博弈———加大对污染环境行为主体、消极治理环境问题的政府的惩罚力度。一是增加环境执法的透明度,有效打击违法排污行为。兼并型城市边缘区是某些化工企业热衷的扩散地,是环境污染问题频发的区域。对不按规定办理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不按规定缴纳排污费或超标排污等的企业要进行行政处罚;对重型污染环境的企业要重点关注,加大惩罚力度或予以关闭。二是对边缘区政府部门中消极履行环境治理职责的公职人员,进行相应的惩戒处理。对于环保执行力度不够但情节较轻的,进行教育与引导,予以警告并扣除一定的工资。对于环境治理工作置之不理、政策绝不执行、甚至在工作过程中贪污受贿的工作人员,进行相应的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甚至是开除的处理。对公职人员的违规行为,有关的职能部门要进行客观公正的调查,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作出处分决定,情节严重的其相应的工资档次、职务与级别也要进行调整。

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第3篇

市场排斥与制度排斥:城市小贩的融城困境

马克思主义城乡理论与中国化城乡关系实践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及其破解

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持城市文化的独特性

大数据时代的统计变革与服务型统计建设

教育环境差异对教育公平实现之影响

住房公积金对住房消费及经济的影响

收入分配不公的现状分析及治理对策

庭审事实构建中被告方的低调陈述策略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大学英语口语教学

清朝至民国时期益阳地区的瘟疫及其防治

文学类课程教学改革中的教师主导教学

重构英雄——论《格萨尔王》的叙事策略

论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中的人性异化

徐特立从科举到新学的转变历程考辩

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与麦克卢汉技术思想

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动因、困境与对策

新时期地方高校贫困生心理问题与心理疏导

我国家族企业委托风险防范的博弈分析

实现文化自觉须提升社会主体的文化自觉性

张恨水小说中亲佛型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

高校课堂教学方法的现状、积因及其负面影响

湖南省城乡差距的现状、成因及解决对策

大学英语口语网考属性与功效的实证研究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汉语公示语英文翻译中的问题及其伦理引导

苏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

地方高校教师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优化分析

岳阳市岳阳楼区土地集约利用潜力评价研究

高校人事档案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及对策

后现代精神困境中都市文化的现实主义回归

治理寻租行为与抑制商品房价格过快上涨

关联理论视角下语篇情景缺省的翻译模式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地位

新型城镇化对湖南居民收入倍增的影响及对策

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发展关系的区域比较

城市历史文化视野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

右江河谷城镇带城镇土地集约能力分形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湖南城镇居民住房问题研究

影响我国养老保险覆盖率的因素的实证分析

城市扩容中拆迁安置小区的公共管理模式

网络环境下的大学英语合作式自主学习模式

社会企业:社会组织融入两型城市建设的新机制

中国资源型城市特征论析——以煤矿城市为中心

城市社会治理中民间组织功能的困境、转型与完善

城市非正规金融对三次产业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跨区域治理的制度困境与突破策略:公共管理的视角

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青海藏区；精准扶贫；实践难题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扶贫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重要历史使命，是树立和贯彻共享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和艰巨任务。青海藏区要坚决打赢“十三五”扶贫开发攻坚战，必须牢牢把握扶贫开发的着力点，做到精准发力、综合施策、大力推进、务求实效。

减贫与发展是反映经济转型、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认识和掌握贫困化发生机理、演化特征及分布规律，是制定扶贫规划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区域发展滞后、经济建设落后、生态环境脆弱、公共服务滞后等因素，一直是青海藏区居民贫困问题的所在。

一、精准扶贫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

1.多种贫困类型并存。按照国内专家学者的划分，贫困主要分为环境恶劣型、优质资源短缺型和积弱型三种类型。其中，环境恶劣型贫困是因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发、高寒缺氧等因素造成的；优质资源短缺型贫困是因为科技教育、城镇化、工业化、人力资本、融资能力等软资源短缺所致；积弱型贫困是因为历史原因和环境因素导致的经济起步晚、基础差，加上文化素质低、技能缺乏、观念落后等因素造成的贫困。综合来看，青海藏区三种类型的贫困同时存在，且相互叠加，造成了贫困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广泛性，也给扶贫攻坚带来不少困难。

2. 扶贫政策贯彻落实的困境。由于工作繁琐、审核把关难度大，监督机制不完善，对扶贫公平的重视程度不够，出现“伪低保户”、“伪贫困生”问题。加之低保退出机制不健全，一些陷入困境的群众无法及时纳入低保保障，而一些已经脱贫的低保户中仍然有继续领取低保补助的现象，虽不是普遍现象，但也暴露出原行扶贫政策的一些弊端和缺陷。侵占了真实贫困人群应享有的权利，剥夺了有限的扶贫资金，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精准扶贫基于对以往扶贫工作的反思，其提出精准识别、帮扶、管理和考核的内涵，是新时期中国扶贫工作的重要机制。不过，从该机制的地方实践看，其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须多方努力，做好政策的贯彻落实，如此才能更好地推动扶贫工作。

3.贫穷必定有贫困的根源。贫穷是因也是果。在广大贫穷落后地区，因为没有钱，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无法脱贫；因为贫穷，儿童失学甚至辍学；因为贫穷，人们的生产生活难以抵制自然灾害的破坏和影响；因为贫穷，不少群众看不到希望，精神萎靡、一蹶不振……陷入贫穷的恶性循环中。贫穷也是青海藏区发展迟缓的又一原因。

4.面临结构性贫困的挑战。结构主义是贫困研究的传统之一，社会结构不平等与制度排斥性是贫困生产的动因，强调公民权利建设以及国家福利制度的完善。在长期的过程中，村庄内的人口已经有了结构性的分化，这种分化就产生了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贫困人口不光存在于经济层面的，更是健康、知识、思维和能力层面的。如果我们以村庄为观察背景的话，我们会发现：贫困户在全村农户的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利于地位，他们生产资料匮乏，家庭劳动力不足，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从知识结构上看，他们的知识积累普遍与社会资本非常有限；从政治结构上看，多数贫困户不是党员，不是村民代表，更不是村干部，他们没有公共话语权，也缺乏参政议政的权利意识。也就是说，贫困人口在经济结构、知识结构和政治结构上都处于不利于发展的状态，所以仅仅通过给予一定的资金是很难将他们从贫困的深渊中拉出来的。因此，精准扶贫应该不仅仅在经济层面给予帮扶，而且在教育、技能和思想观念等方面进行帮扶，只有这样才能拔掉“穷根”。

二、对策建议探析

辩证的来看，青海藏区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和潜力，为脱贫致富提供了现实可能，主要表现在：贫困人口比例虽高，但总人数并不是特别庞大，方便各项扶贫政策的贯彻落实；自然环境虽然恶劣，但太阳能、水能、风能等清洁能源资源丰富，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现实可能；拥有阿尼玛卿雪山、黄河源头、年保玉则、高原风光等独特的自然旅游资源，以及藏传佛教宗教文化、格萨尔诗史、红军沟等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资源，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除享誉全球的名贵中药材冬虫夏草外，大黄、贝母、鹿茸等中药材资源也较丰富，为中藏药产业开发提供了先决条件；优质新鲜的牦牛肉、羊肉和牦牛奶制品资源极为丰富，且品质好，还有“零污染、零添加”的优质饮用水，为绿色食品深加工行业崛起提供了必要条件；西部大开发、国家支持藏区发展等政策相继出台，以及游牧民定居工程、林权制度改革、草原生态补偿奖励机制等惠民工程相继实施，青海藏区近年来一直是众多优惠和扶持政策覆盖较为密集的区域；经济发达城市持续对口支援，从资金、技术、人才等各方面给予扶持，成为青海藏区经济快速发展、实现脱贫致富的坚强后盾。因而，仅仅靠制度扶贫和资金的投入，无疑是扶贫思想上的“形而上学”。反贫困的进程需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良好三者共同推进，三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协调，需要国家、地方、个人三方面共同努力，也需要内生力量与外力共同作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推动反贫困进程。那么，针对扶贫开发现状以及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探索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

1.改革不良习俗。改变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虚心向先进的地区学习，吸收先进文化精华，改良本地区传统传统文化，使之适应时代要求、发展需要，逐步形成发展的内生力量。如果将扶贫资源视为不劳而获的福利，则既可能助长等、靠、要的传统观念，产生高福利养懒的变异行为，又有可能发生权利寻租、资金滥用等腐败现象，应在外力的帮助下，实现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创新扶贫制度。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扶贫工作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由经济性扶贫向开发性扶贫转变，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变，通过不断实践，已形成相对合理的扶贫机制。在保留原扶贫制度有效做法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适应国家新的扶贫政策的转变，结合青海藏区的实际情况，重点从扶贫的组织形式、资金投入和使用机制、年度扶贫目标考核、救济的进入和退出机制等方面入手，正确处理好扶贫与救济、扶贫与开发、区域扶持与个体扶贫等各方面关系，进行必要的反贫困创新，激励低收入阶层生产积极性，确保贫困户得到应有的帮扶，进一步提高扶贫工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扶持后续产业。针对生态移民的隐性贫困问题，继续加强对生态后续产业的扶持。多方筹措资金，保证合理使用，延长后期扶持时间，增强扶持活力。在资金的使用上，除针对移民生产生活的直接帮扶以及基础设施完善和功能配套建设外，更要明确资金的合理分配，加强资金监管，科学使用，对涉及移民后续产业、推动青海藏区经济发展的经营性项目，按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市场经济规律，实行有偿使用，可作为重点产业的贷款贴息，可作为高新技术项目的股东投资，可作为落户青海藏区的企业优惠，也可作为移民小额项目及移民再就业工程的补助，为移民后续产业的继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4.加快经济发展。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科学认识优势和不足，以加快旅游业发展为突破口，绿色食品深加工、清洁能源开发为重点，加快农牧业生产科技投入为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集约化水平，突出生态效应，更加注重民生，配合当前实施的游牧民定居工程、林权制度改革、扶贫开发、草原生态补偿奖励机制等惠民政策，坚定不移的走特色经济发展道路，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让包括低收入人群在内的广大群众能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为脱贫致富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

5.基础设施建设。青海藏区贫困地区一般来说，水利设施薄弱且严重老化，电力和通讯设施落后，主干道网络尚未形成，成为影响脱贫致富的一大障碍。要在加强公共服务、改善贫困地区“软环境”的同时，根据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保护环境、协调推进的原则，统筹区域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整体规划、重点倾斜，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力度，加快构建连通内外、功能配套、安全高效、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体系，从根本上改善贫困地区“硬环境”，逐步做到水、电、路、气、房和环境改善“六到位”，为贫困地区扶贫攻坚创造良好条件，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完善藏区基础设施建设机制，大力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通互联、共建共享，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藏区公益基础设施建设，力求实现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6.扶志扶智同进。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牧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农牧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各种新业态不断涌现，广大藏区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劳动力原有劳动技能远远不能适应改革发展变化的实际需要，必须进行有质量的系统技能培训。扶智重在扶教育。大力发展学前教育，确保实现义务教育，强化职业教育，使贫困地区的孩子绝不输在起跑线上，尽量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这是精准扶贫的根本大计。要着眼解决“有地方上学”的问题，进一步优化学校布局，该留的留、该并的并、该撤的撤、该改造的改造，确保把每所义务教育学校建成合格学校，并实现乡镇示范幼儿园全覆盖；要着眼解决“上得起学”的问题，实施贫困学生救助工程，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让他们安心地接受教育。

7.构建扶贫格局。目前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互为支撑，拓展着全新的扶贫格局。从各方“单打独斗”到整合资源“握拳出击”，这也是精准扶贫的重要体现。从青海藏区实践看，在吃透当地情况的基础上，搞对症下药、靶向治疗，常常成效更加明显。以政府一元主体为核心的扶贫计划往往多依赖于行政力量，搞大水漫灌、一刀切，从而忽视市场与社会，群众不但没有富起来，大量的投入还打了水漂。精准扶贫全面提升了减贫治理能力和水平。治理和消除贫困，首先是政府的责任，应当实行政府主导，但一个良好的减贫治理结构，仅靠行政力量推动是远远不够的，还有赖于参与减贫的政府、企业（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社区（村）、贫困人口五个基本主体协作互动、各尽所能。这一方面要求政府放权，将一些权力下放给基层政府和社区，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提升减贫治理能力，善治、善主导，引领其他主体发挥作用。要开创多维联动的社会扶贫新格局，真正反映民情民心，将脱贫致富带入到寻常生活中。

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转型；新疆；社会问题

一、社会转型中的新疆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最关键的时期。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社会结构转型进程在少数民族地区相对滞后，成为本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结构性因素。

从历史地理原因看，中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又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因此，改革开放伊始，中央和当地政府便把稳定边疆、协调民族关系、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前提。

东部沿海地区则充分利用其有利的社会环境和优惠政策，先于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而少数民族地区则相对滞后。

从地理位置上看，少数民族地区多位于西南、西北边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阶段都远离本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上的边缘性，增加了其与外界联系的困难性。这无疑给少数民族地区摆脱贫困带来根本性的困难。

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地位，也是国家发展战略调整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地区得到优先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东部、中部、西部阶梯的最低一阶。

二、转型中新疆面临的社会问题

在中国，地区性社会转型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东、中、西部之间，中西部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改革开放30年来，无论是从绝对值上还是相对值上，都有继续扩大趋势。

这说明，在转型过程中，由于东部与中西部本身的转型势不同，造成了最终势位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强势地区与弱势地区、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并存的局面并将促使了弱势地区更加弱势化的恶性循环并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新疆的农村贫困问题

贫困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仅发展中国家有，而且发达国家也有。西部是我国最主要的贫困地区，是我国实现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点区域。

新疆是西部最大的省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62％，南疆总人口的84％。贫困人口具有区域分布和少数民族成份高度集中的特点。因此，新疆在西部反贫困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新疆反贫困的成败与否，关系着西部的发展乃至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2010年初，新疆现有35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县（市）总数的40.2％；其中国家重点县32个，自治区重点县3个，有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3868个村，占行政村总数近40％。按照新疆确定的扶贫标准（2010年底农民人均纯收入1500元），现有农村贫困人口253万人，占农村总人口24％。

新疆贫困人口的分布有着明显的区域性，主要集中居住在交通不便、春旱缺水、风沙严重、自然条件恶劣、少数民族聚居的南疆四地州（即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州、阿克苏地区）为重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干旱荒漠贫困区和北疆天山、阿尔泰山为重点的高寒农牧贫困区两大片。

2004年末，30多个贫困县农村剩余贫困人口57.9万人中北疆地区1.9万人，占3.28％，南疆地区56.0万人，占96.72％，而和田、喀什、克州三地州剩余贫困人口就达54.8万人，占南疆地区剩余贫困人口的97.86％。其中，南疆的和田地区28.1万人，占南疆地区51.28％，主要分布集中在墨玉县、和田县、洛浦县和于田四县。

喀什地区25.2万人，占45.99％，主要集中分布在叶城县、疏勒县、莎车县、英吉县、疏附5县。克州1.5万人，占2.73％，主要分布在阿克陶和阿图什两县（市）。而北疆地区剩余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在一些贫困乡、村内。新疆农村剩余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出极强的区域集中性特点。

从贫困人口的构成来看，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大。30多个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中，少数民族人口占91.06％，北疆地区重点县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占63.83％，南疆地区重点县中少数民族占96.85％，其中，和田地区占98.62％、喀什占95.33％、克州占94.50％。当然这也和当地的民族构成有关，南疆乡村人口中少数民族比重本身就高达99％以上。据贫困统计资料显示，新疆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高达96％，且贫困发生率达22％，贫困强度大，贫困人口分布呈现极强的民族性特征。

（二）新疆城镇贫困问题

中国的贫困问题一直被看作是农村现象，主要是因为当时城市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微不足道，大概为400万，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通过单位实现对城市居民的调空并对其生活资源实行统一分配，当时的城市是“低工资，高就业”，因此，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城里。人的日子比农村过得好，除了传统“三无”对象以外，城市里根本不存在贫困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各种改革措施的实施，城市失业下岗问题日渐突出，企业退休职工的退休收入微薄，有些还不能按时发放，再加上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用等的大幅度上升，以及明显拉大的城市贫富差距，城市形成了一个“新贫困”阶层即城市弱势群体。

2007年新疆就业人员数744万人，居于全国26位。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10.8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达3.8％，而实际失业人数还高于此数。大量下岗职工仅靠救济生活，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新产生的城市贫困群体。据新疆民政厅2006年10月公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数据：全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245344户、617920人中，其中在“中心”下岗的职工就有20935人、离岗人员有19759人、失业人员有119166人、三无人员有38970人、其他人员有396609人。

新疆城镇贫困人口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主要集中居住在交通不便、春旱缺水、风沙盐碱严重、自然条件严酷、少数民族居住地南疆四地州（即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苏地区）为重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干旱荒漠贫困地区和北疆天山、阿尔泰山为重点的高寒农牧贫困区两大片。从全疆范围来看，南疆四地州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多，在区域分布上高度集中，脱贫的难度大（2005年喀什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49227户、140210人，2006年喀什市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为5572人，和田地区2005年城镇贫困人口为2681户、56727人，2006年和田市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为2209人，克州2005年城镇贫困人口为9698户、23862人，2006年阿图什市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2053人，2005年阿克苏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25627户、67899人），这种连片集中分布的贫困区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这种贫困人口高度集中分布不能用区域间的社会经济制度和人口天赋来解释，相对于社会经济条件而言，自然条件对这种贫困人口的分布更具有深刻的影响。从贫困区域的变化轨迹看：贫困的变动频率将趋缓变慢，新疆贫困区域将进一步集中化、顽固化和持久化。

（三）新疆就业形势不能乐观

所谓就业，一般地说，就是把人的时间和精力致力于生产的过程。根据国际劳工局的定义：就业是一定年龄阶段内的人们从事为谋取报酬或赚取利润所进行的活动。这里的活动不包括不计酬的家务服务或义务服务，以及不被认为是“生产性”有报酬的活动，如犯罪、或等。

就业是相对于失业而言，所谓失业是指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就业的劳动力找不到工作这一现象。

失业不仅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还大大增加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过高的失业率必然伴随较高的犯罪，对社会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目前我区的就业困难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由于各种原因劳动年龄人口居高不下，虽然目前而言，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动下，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会缓慢地下降，但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依然很大。

其次是城市化过程中，每年有大量农村人口和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加剧了城市初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再次，知识失业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社会问题。自1980年代末实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以来，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以上的表可以看出，新疆就业和再就业工作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矛盾：应届大学毕业生大多数选择在中心城市的大中型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就业，真正到县以下基层单位，特别是一些偏远的县市就业的数量少、学历相对较低。

基层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各类经济组织数量较少，就业岗位有限，且收入水平与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较大，缺乏足够的就业吸引力，即使就业也不很稳定，人才流失现象也比较严重。

一些来自南疆的大中专学生，毕业后不回南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疆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少。特别是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及女性大学毕业生就业更难。

目前，尽管大多数基层用人单位能够从党的民族政策和妇女政策出发，积极吸纳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和女性大学毕业生就业，但就业形势不能乐观。有一些单位为维护本单位、本部门狭窄的利益，以语言和民族等为借口不愿吸纳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和女性大学毕业生就业，造成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和女性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依然存在。

（四）社会保障与政府作为

治理失业，从中长期看，重在职业教育和教育公平；从短近期看，重在社会保障，构建一道防护网，避免失业者的流离失所。这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础工程，实现最低程度的公平。所以，社会保障是改革开放过程中首先进入政府视野的重要问题。其主要原因是中将社会保障了解为单位保障的做法，在财政“分灶吃饭”以后维持不下去了。问题是这种过多从经济角度考虑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忽视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

在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不仅忽视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城市户籍人口也只覆盖了不到一半，而且养老、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这样的改革成果，与我国经济领域的迅速市场化很不相称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进步和社会问题的凸现，我区各级政府制定了大量的社会政策，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了新疆社会政治稳定，这些政策主要集中在劳动就业、医疗、养老、扶贫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问题，这些社会政策由于针对于眼前，呈现出不平衡性、缺乏补偿性和配套性等特点。

对于不平衡性而言，尽管针对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政策也不太完善，而城乡之间社会政策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至尽，除了对城镇居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外，农牧民几乎得不到任何社会政策的保护，那么补偿性和配套性无法谈起。

从社会公平、新疆社会政治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制定一定的社会保障政策保护农牧民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城乡分治、一区两策”不符合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五）新疆生态环境承载力与人口之间的矛盾正在公开化

从新疆经济发展规模与特殊的地理环境承载容量角度分析，新疆人口数量的压力并不逊于内地省区。新疆人口的数量压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口密集度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力。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联合国沙漠会议就提出了环境对人口的临界指标：干旱不宜超过7人/平方公里，半干旱地区不宜超过20人/平方公里。而新疆的人口密度现已达到每平方公里12人，已接近临界指标。更何况虽然有16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绝大部分是戈壁、沙漠和荒漠化的土地，人类根本无法居住。

绿洲面积仅占土地总面积的8.89％。人类生产活动只能在有限的绿洲中进行。人口密度的地域分布很不均衡。南疆绿洲面积85875平方公里，绿洲人口密度达101人/平方公里，北疆绿洲面积61477平方公里，绿洲人口密度高达154/平方公里。人口稠密的部分地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多达249人，相当于湖南、湖北等人口稠密省份的水平。

过密的人口使污染排放物大大增加，加重了脆弱绿洲的生态负荷，进一步削弱了生态能力。另一方面是人口增长压力。由于对少数民族人口政策比较宽松，人口增长率举高不下。

“九五”以来，每年净增人口在30万以上，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人口大县。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从1990～2000年10年间，新疆人口总增长率为26.98％，比全国人口增长率高15.32％；年均人口增长率为2.34％，高出全国的人口年均增长率1.27％。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0％，而新疆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2.3。据数据统计部门进行了预测，新疆的人口将在今后的15年内处于持续增长阶段，平均每年将增加34万人。

另外，由于新疆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产区，随着国家对新疆能源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必然会有大批的流动人口来疆定居，其中高层次的管理技术人才的流入将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而大批劳动力人口的流入，则加大了新疆的就业压力，过快的人口增长与绿洲承载容量的矛盾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也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埋下了隐患。

三、社会问题与新疆社会政治稳定

社会问题不同于个人问题。个人问题只是个人在社会中的困难和挫折，只涉及个人和个人直接生活的环境。而社会问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局部环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和众多社会成员。

简而言之，社会问题就是因某些社会因素在运行过程中与整个社会系统发生脱节和失调，影响了社会成员的正常生活乃至阻碍了社会进步，需要依靠社会力量加以解决的问题。当前新疆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包括区域贫困、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难、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滞后、人口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安全事件增多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的历史背景、社会转型背景、体制转轨背景和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

许多社会问题具有非常深刻的历史背景，“历史包袱”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它们会一直纠缠着我们。另一方面，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规范的混乱，整个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范”现象，从而诱发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其次，从计划经济转轨至市场经济的德体制引起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社会冲突的加剧。例如，少数人为改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并产生了埋怨政府和不满情绪，如城乡二元格局所引起的农牧民区域化贫困、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难和少数城市社会性弱势群体的弱势化等。

由于新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处于生态环境脆弱和资源相对丰富二者重叠的地区，经济的落后使陷入了“贫困低收入犯罪破坏生态环境投资引资不足失业人才流失低生产率贫困”的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不同社会问题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一个社会问题可能导致另一个社会问题的出现。如失业可能导致贫困，贫困可能导致犯罪，犯罪可能导致埋怨政府和社会等恶性心里状态，恶性心里状态可能导致涉及民族问题的群体性社会安全事件的发生。再加上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相互勾结达到极致，不断在新疆少数民族居住地或边疆地区制造爆炸、暗杀、纵火、投毒、、骚乱事件，甚至还不断制造暴力恐怖案件和游行闹事事件。比如，在新疆发生多起动乱事件和上百起暴力恐怖案件。“有1989年在乌鲁木齐发生的“5・19”打砸自治区党委事件，1990年在南疆阿克陶县发生的“4・5”巴仁乡武装暴乱事件，1992年在乌鲁木齐发生的定时炸弹系列爆炸案，1993年在喀什、和田地区发生的“6・17”系列爆炸案，1994年在阿克苏地区发生的“7・18”系列爆炸案，1995年在和田市发生的“7・7”打砸地委、行署、公安处的骚乱事件，2009年7月5日在乌鲁木齐发生的严重打、砸、抢、烧、杀事件（简称“7・5事件”）”。这些社会安全事件，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损失，而且严重破坏了我国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损伤了和谐团结的民族关系，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新疆所发生的群体性社会安全事件，虽然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但是，大量社会问题的存在，给社会安全事件提供庇护：

1．新疆境内外敌对势力，特别是“东突”恐怖主义分子，它们利用民族感情，披着宗教外衣，伺机借口“汉族迁来新疆太多”，“抢走了当地少数民族饭碗”，“而少数民族缺吃缺衣，十分贫穷，饥寒交迫”，进而煽动不满情绪制造事端，例如20世纪60年代“伊塔边民外逃事件”就是境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利用并扩大我国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贫穷贫苦和暂时困难，大肆造谣并煽动不明真相的公民6万多人外逃原苏联中亚各国。

这个事件外因是主要的，但利用了“自然灾害造成的贫困”成为主要内因之一，是一起重大的影响新疆社会政治稳定的严重政治事件。又如，1990年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巴仁乡的政治骚乱，也是借口“少数民族老百姓贫穷吃不饱，穿不暖”而发动的动乱，约有几千穆斯林群众抱经文宣誓，扬言要用“宗教压倒马克思主义”、“要共产党”、“要民族独立”。

2．境内外敌对势力盘居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利

用“贫困和少数民族弱势群体弱势化”作掩护发展反动组织，策划动乱，大肆进行各种危害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破坏犯罪活动。例如和田地区皮山县科克铁热克乡是新疆尤其是和田地区社情敌情最为复杂的一个乡镇，1994年在该乡破获了全疆后的第一个民族分裂组织即“东突耳其斯坦共和国”，20世纪90年代至尽在全疆历次发生的爆炸案、政治骚乱事件等，都有这个乡的人员参加，而且多是骨干分子。所以，从1997年至2002年五年被列为和田地区皮山县的集中整治的重点乡镇。

这里的乡镇不但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十分猖狂，从未间断过，而且成为“新疆敌对势力分裂主义分子的庇护所”，整顿中发现先后有一百多人参加了分裂组织并犯有各种刑事犯罪的破坏活动。

究其原因之一，仍然同这个乡镇是一个国定贫困乡有关系，这个乡镇总面积3410多平方公里，人均耕地仅1.5亩，有26个自然行政村，3.1759万人，2005年底贫困户19365户，83808人，全乡人均收入565元，而年均收入620元以下。

3．利用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夸

大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大肆攻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进行民族分裂和非法的宗教活动，进而破坏新疆的社会政治稳定，直接影响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

4.利用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特点及其制约因素，夸大脱贫致富的种种困难，诸如穷山僻壤难开发，自然资源复杂难脱贫，生存条件脆弱难生存，人穷志短则思变，基础设施差而无办法等等。

当然从新疆贫困地区致贫的外部环境来看，这些困难确实是综合制约因素，必然会对一各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居住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及其人文环境产生综合负效应，直接影响社会政治稳定，成为不安定因素。总之，敌对势力是综合利用“贫困”作文章来进行破坏活动的。

四、结语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文化差距不断扩大的地区，往往是民族矛盾突出、突发事件频繁、社会不稳定的地区。

稳定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坚持民族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国长期稳定的迫切需要，更是关系实现国家富强和全民族共同繁荣的重大现实问题。

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发展。国家必须采取各项措施来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从而为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李闽榕．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研究报告（1998～2004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尹筑光等．新疆民族关系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第6篇

关键词：村宅社区化治理；政策议程设立；多源流模型

一、多源流模型的理论阐释

多源流模型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约翰・金登在其代表作《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提出的。其核心是将对公共政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问题界定、议程提出以及方案选择这三个阶段上。他认为在政策制定中存在三个主要的过程源流：即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一个问题要成为公共问题，最后提上政策议程，一些偶然性的事件和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这三条源流的发展和运作都是相互独立的，并具有自身的动力机制与特点，当这些源流在关键的汇合处结合起来时就常常会发生重大的议程变化，一个问题进入决策议程的可能性就会明显增强。这个汇合处被称之为“政策之窗”。

二、村宅社区化治理的问题导入

（一） 大环境的影响。随着近年来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加上便利交通条件，宝山城乡结合部区域吸引了大量来沪人员进入，以“星星村”为例，主要带来了四大问题，一是来沪人员的无序流动，人员基础信息登记比较难；二是治安管理的压力比较大，刑事和治安案件较多；三是村容村貌环境受到影响，脏、乱、差点比较多；四是场所整治、无证无照地下加工场点管理的难度比较大。这是来沪人员多的共性的突出问题，治理起来反复性很大，效果不明显或不理想。

（二） 治理前的星星村实况。（1）治安管理情况复杂。自

2008年以来，星星村出现了大量违章搭建和违规出租的现象，并且衍生出诸多小菜场、小浴室，甚至还有黑诊所、黑网吧和黑游戏机房等非法场所。此外，高危人群大量聚集，管理难度极大。在全市抓获的违法犯罪人员中，暂住星星村的就达101人。这些高危群体聚焦在村宅内，长期从事扒窃拎包、盗窃“三车”、吸食等违法犯罪活动。而这部分人群滞留时间及居住地点具有不确定性，给实有人口管理和高危人群管控带来较大难度，群众安全感受到严重影响。（2）环境卫生问题突出。星星村属典型的人口倒挂区域，峰值时达到6：1，大量的外来人员涌入，超出了星星村的实际环境承载能力。一是，村民肆意违章搭建，使得村宅内建筑、道路、设施等破坏严重；二是租住在星星村的来沪人员大多属于低教育程度、低劳动技能人员，从事的也大多是低技术含量的工作，甚至有些人员直接从事黑作坊、黑工厂经营，环境卫生意识差，生活和生产污水直接向自然河道甚至道路上排放，脏、乱、差是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三是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城郊结合部区域基础设施不完善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问题，导致了星星村环境卫生问题十分突出。（3）基层组织难有作为。星星村长期处于无序开放状态，村民随意出租房屋，大量来沪人员频繁流动，没有有制约措施，村委会受职能限制，缺乏抓手来加强社会管理，靠传统“敲门登记”的方法不足以控制掌握实际人员情况，“两个实有”管理工作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问题的导入。星星村的情况引起了包括政府、基层自治组织、村民以及来沪人员的多方关注。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对于星星村的治安、管理和环境卫生问题十分重视，多次表示要努力解决星星村存在的实际问题；二是基层自治组织（主要是村民委员会）也在努力寻求自身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体现；三是本地村民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对混乱、无序的村宅状况产生了不满，有着强烈的改变愿望；四是多数来沪人员也期盼能有一个和谐、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然而种种愿望却缺乏了合适的诉求表达渠道。鉴于此类情况，迫切需要采取有效的治理手段和政策措施来加强对星星村的管理。

三、多源流视角下的村宅社区化治理政策议程设立

在城乡结合部区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制订村宅社区化治理政策涉及到众多的政策活动者，他们共同构成了治理政策的主体，简称政策共同体。而政策的制定通常都是系统内外部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政策共同体之间的互动和运作机制，促成了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汇集、融合，引发了政策之窗的开启，从而进入了政策议程设立的程序。

（一） 问题源流的分析。从引起社会关注的现象到社会公共问题，再到进入政策议程的公共政策问题，这是一个多种因素叠加的过程。星星村之所以实行村宅社区化治理政策，其根源在于治理前该村宅所属区域在社会管理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而这些问题逐渐发酵，从而构成了该政策形成过程中的问题源流。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符号的出现。这里主要指一些社会现象的出现。自2008年开始，星星村人口最密集的几个村宅开始出现大量违章搭建和违规出租的现象，一些来沪人员以此为点开设了大量无证无照商店、发廊、浴室以及黑诊所、黑网吧和黑游戏机房等非法场所。随后，高危人群开始集中，黄、赌、毒等违法行为屡见不鲜。居民生活环境越来越糟，卫生条件日趋恶劣。实有人口管理难有作为，基层自治组织形同虚设。第二阶段：指标的变化。来沪人员与本地人口倒挂明显，比例最高时来沪人员3226人，而本地户籍人口只有525人，达到6：1；而通过暂住登记倒查，50%以上来沪人员未做暂停登记；“110”警情逐年上升。自

2008年以来，星星村共接处110报警2393起，其中报警类案件

1233起，主要为偷盗类、黄赌毒类、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类以及交通管理类和纠纷类警情，群众反馈其安全感受到了严重影响。 第三阶段：重要事件的影响。2011年，宝山公安分局开展“宝剑六号”行动，共出动警力247人，社保队员及社区综合协管员等

120人，清查各类场所41家，出租房屋545间，清查来沪人员

1615人。行动共破获刑事案件12起、治安案件9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3人，审查可疑人员86人。行动的结果一方面显示了突击执法行动的成效，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星星村治安环境的恶劣和问题的复杂性。

因此，种种问题的出现，已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社会现象，而是已经发展到了影响了群众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各个方面。群众的需求被放大。显现出来的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政府和有关方面制订和出台相应政策，来应对和解决治理中出现的失灵现象。

（二） 政策源流的分析。政策备选方案的设计和选择是政策制定过程的最重要环节，它直接关系到政策制定后的执行及效果。在星星村“村宅社区化治理”政策议程设立的过程中，多方面的因素相互运作，彼此触动、碰撞、妥协直至互相影响，最终达成相对的平衡和融合。

主要的政策源流因素包括：一是政策制订者的主张。从地方上来讲，政策制订者主要是指党委和政府。以星星村为例，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主张是按照中央精神“重视党委领导作用，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具体来说就是以基层党的建设带动社区建设，把制度建设与信息化、智能化科技手段结合起来。究其实质就是因地制宜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二是基层自治组织的主张。在星星村，像村民委员会这类基层自治组织由于长时期的不作为或难作为，使得基层自治管理的声音相当薄弱。而事实上，基层自治组织并不满足于当前的“失声”状态，而期待建立一整套自治管理机制。三是公众的参与。公众是政策执行的直接受众，他们对于政策问题的感触最深、最直接也最现实。在星星村，公众的类型有两类。一类是本地户籍人口；一类是来沪人员。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他们对政策方案的提出往往是阶段性的和极端性的。例如，在利益面前，本地村民往往不配合政策方案的提出，认为方案提出后会影响到他们的收入；在困境面前，本地村民又开始怨声载道，认为困境的出现都是来沪人员造成的，甚至有些人极端地叫嚷要把外地人赶出去。而就来沪人员而言，他们也有着不少的苦衷。他们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来沪人员都是困扰和问题产生的要素，事实上大多数人还是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秩序的。在困境面前，自身的生产、生活和工作同样也得不到有益的保障，再加上本地村民的误解和埋怨，使得这些来沪人员也希望有一个正常的意见表达和沟通渠道。

不同的政策源流因素交织在一些，也并不是一上来就能找到最佳融合路径的。因此，政策源流因素需要在各自观点、思想和方案间进行碰撞、影响、软化和游说。例如，从政策制订者角度来看政策方案一定是以最低的成本投入来取得最大的政策效果。然而，这种方案也必然是以牺牲或影响某一对象的利益来取得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方案的提出就需要与利益相对方取得妥协，或者通过游说软化利益相对方的利益诉求，以取得双方都能接受的认同，从而形成具有技术可行性和价值可接受性的政策。

（三） 政治源流的分析。在星星村“村宅社区化治理”政策议程的设立过程中，“公众的情绪”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当星星村的村民面对着治安形势的复杂、环境卫生的恶化，自己的生活环境和质量得不到保障的时候，他们的情绪会产生极大的刺激和波动。于是，除了传统的情况反映渠道（如）以外，村民还通过信息化传送渠道（如微博、微信等）来扩大情绪的影响面。而这种公众情绪的变化，自然会引起政策制订者的重视。因此，为了疏导公众的情绪，同时也为了扩展政策的触角，相关的政策方案就会被提上议事程序。

此外，政府的变化，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甚至是政府关键人员的调整变动都有可能引起政治源流的动荡。例如，中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等精神，必然会加速类似的政策问题进入政策制订者的视野范围。因此，当某个合适的时机来临时，政策之窗便开启了。

（四）政策议程的设立。第一，从星星村的实践来看，政策之窗的开启有多个明显的特征。例如，中央、市、区三级政府对“社会管理”领域的重视和关注；媒体的宣传；群体的需求等方面，都使得政策之窗开启有了可能。另外，2011年的“宝剑六号”执法行动，再一次捅破了政策之窗的“玻璃”，使政府、社会、公众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星星村。因此，星星村的治理刻不容缓。第二，“村宅社区化治理”政策的提出也不是偶然。从多源流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星星村的治理问题主要表现为治安、环境卫生、人口管理、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其中人口管理和治安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因此，将星星村人口最集中的四个村（宅）组合起来，进行“封闭”式、社区化的治理，通过信息化和智能化的“硬”手段，能够最有效地解决人口管理与治安管理的困境。此外，星星村还可以充分强调“软”手段②，从社区治理的人员配备、服务功能、运作机制等方面加以巩固，最大化地发挥“村宅社区化治理”效用。至此，将“村宅社区化治理”政策引入政策议程设立的程序便水到渠成了。

参考文献：

[1]托马斯・R.戴伊.理解公共政策[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第7篇

摘要：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何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发展已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重大议题。本文论述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环境善治是生物多样性破坏区域恢复和保护的有效模式，并进一步指出，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创制、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主流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创新和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生态自然观是环境善治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环境善治；生物多样性保护；TEEB；传统生态自然观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态系统不断演化的结果，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不仅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药物资源，而且在保持土壤、调节气候、维持自然平衡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支持系统。近年来，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强，地表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很多动物、植物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导致大量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刻不容缓。我国生物多样性现状

生物多样性(Biological diversity/Biodiversity)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是生命系统的基本特征。生物多样性是一个总的概念，具体包括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有的学者也将景观多样性作为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中国是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之一。据统计，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居世界第八位，北半球第一位。同时，中国又是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原始森林长期受到乱砍滥伐、毁林开荒等人为活动的影响，其面积以每年5000平方千米的速度减少；草原由于超载过牧、毁草开荒的影响，退化面积达870000平方千米。生态系统的大面积破坏和退化，不仅表现在总面积的减少，更为严重的是其结构和功能的降低或丧失使生存其中的许多物种已变成濒危种和受威胁种。高等植物中有4000～5000种受到威胁，占总种数的15%～20%。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出的640个世界性濒危物种中，中国就占156种，约为总数的1/4，形势十分严峻。生物多样性中最为重要的是物种多样性，它使每个物种在系统中不至于灭绝，是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重点，每个生物都处于一条生物链的某一层次，每一种物种的绝迹，都预示着很多物种即将面临消亡。

我国传统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就是“堡垒式”保护，即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带建立自然保护区，由政府划定保护范围，在保护区内完全禁止人类活动。后来对于保护区的划定有所发展，划定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保护区对人类开放，但是普通民众仍然没有参与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中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注入，以及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等开始关注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发展方面开始了诸多的尝试，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之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生物多样性规划也被提上日程，作为城市规划的一部分，包括省、市、县3级保护规划。同时，景观生态学被引人生物多样性的范畴之内，从基质、斑块、廊道等景观生态学的观点出发，提出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应考虑它所在的生态系统及有关生态过程，应着眼于区域、大陆尺度的生态网络，生态网络的建立将非常有利于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尤其是较为脆弱的物种。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可以归为四个方面：管理体制方面、经济学方面、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路径方面和传统环保文化方面。

管理体制层面：一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多龙治水”的问题，“多部门”管理，“多法律”规定，保护行政管理部门与资源经营部门重叠，这种多样的“双重”身份造成了行政主权的混乱与错位，增加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难度。二是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政策不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采用的是稀缺价值论与生物资源的可再生论，忽略了生态因素的交互作用，存在由于对外部经济认识不足导致的价值实现方式的设计缺陷。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制度设计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三是生计与生态割裂也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很多保护区的破坏主要是由于当地社区居民的偷猎、过度使用资源造成的，而当地居民的这种行为最原始的驱动力就是贫困，贫困往往是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的外部驱动力，导致“贫困生物多样性破坏一灾害频发”的恶性循环的加剧。而我国环保部门、扶贫部门及灾害管理部门“各司其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很多资源不能整合，使生计改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割裂。自然保护与生计冲突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传统的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方法，很少考虑当地社区居民的利益和发展要求，社区居民利益的受损将居民和保护区推到了对立面上，导致矛盾激化，其结果往往是保护代价高，而保护的收效甚微。

经济学层面：主要缺乏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的科学评估、独立评估，缺乏系统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指标，导致决策层、管理部门、企业、媒体和公众等利益相关群体对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缺乏科学认识，进而不能科学分析自然资本、生物多样性的效益与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导致生物多样保护的投资力度与当地经济发展不协调。

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层面：我国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仍十分欠缺，研究体系单一，其研究的主体仍然是保护区管理部门的技术人员、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研究部门，缺乏社区、企业、NGO的合作与参与，国际合作的领域有限，导致理论研究较强，可操作、可示范的模式少。而一些环境NGO和国际机构通过长期的实践取得的富有成效的保护技术，因缺乏与政府的协调沟通而得不到生物多样性保护部门的采纳推广。

传统环保文化层面：我国是一个多元化、多民族的国家，绝大部分民族都具有丰富的环保文化。南方少数民族的自然崇拜、北方少数民族对自然的敬畏、穆斯林民族的传统生态自然观对保护自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均发挥了非常积极，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环保文化无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主流化的进程和传统环保文化传承面临的挑战，生物多样性保护受到了日益严峻的威胁。

综上所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面临四个层面的挑战，而要应对这些挑战，环境善治理念的采纳和普及应用是最佳选择之一。以环境“善治”理念为基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途径

环境善治（Good Environment Governance）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市场和政府角色重新认识的新的治理理念基础上的。“善治”的本质是政府与公民间积极而有成效的互动与合作。环境善治包括环境制度创新、市场机制运用、科技进步、能力建设、政府与NGO、社区和企业的合作以及全球环境治理各个方面。

要解决我国生物多样性破坏区域的修复及保护面临的上述问题需采取如下措施。

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创制

政策支持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根本保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之后，中国成为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签约国以来，制定通过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报告》、《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规划》和《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等相关政策文件，并把《生物多样性与优化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研究》列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但这些国家层面的政策在省及省级以下行政区域缺乏对政策的细化，许多政策的执行缺乏财政部门的财力支撑。例如，野生动物破坏庄稼的赔偿制度在绝大部分保护区得不到执行。这种缺乏跨部门合作的政策急需创制革新，需要打破管理部门之间的壁垒，统筹管理权限至权威部门，废除“九龙治水”，提高环保部及其直属系统的执法权威和财务运作能力。除了国家重大的法律支撑外，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应出台具体制度：如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价格制度，生态环境税收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生态补偿制度，跨部门合作制度，传承少数民族传统环保文化制度，政府官员的环境绩效考核制度，政府与社区、环境NGO和企业的合作机制，政府购买环境NGO服务机制，生态移民政策，“生态民”政策，以及符合当地社会经济条件的磋商机制等。这些重大制度的确立及执行需要跨部门合作、利益楣关群体参与，并要避免“精英决策”或领导决策模式，而要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的理性决策模式。否则，缺乏操作性的政策其执行力将大大减弱。如尽管生态补偿政策的讨论已经持续了20年左右，但到目前还不能得到有效而全面执行。这说明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的确立和有效执行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是巨大的，迫切需要政策创制来应对挑战、预防风险。

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主流化

TEEB是一项由八国集团联盟(G8)和五大发展中经济体发起的全球性研究，研究主要集中于“生物多样性的全球经济效益、失去生物多样性与未能采取任何措施的代价以及有效保护的成本”。TEEB对于决策者、企业都有莫大的影响。TEEB的首要任务是深刻认识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其次，TEEB提出，要妥善衡量，以管理我们的自然资本。而妥善衡量的方法就是完备的指标体系，自然环境为人类社会提供的大部分服务都没有被GDP或其他传统经济指标捕获，现有观念没有将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生态系统服务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政府决策部门应实施国家评估，对生物多样性的自然资本进行估值，这种评估将会对分析自然资本、其效益与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也会对决策者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最后，TEEB提出改善成本效益分配。这是基于环境损害的社会影响的代偿原则，即“使污染者付款”和“全成本恢复原则”。这种机制出于使负责人看到和感受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受损的经济成本，并可改变影响他们的行为动机，当然，这是基于设计稳健的制度和市场框架的基础上的。

TEEB能够使人们正确认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从而促使人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在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更好地利用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因此，只有当顶层设计部门和决策部门深刻认识到TEEB的重要性，并将其纳入规划、决策和考核的范畴，才能够从制度层面推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创新

政策创制和TEEB是从机制层面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诸多问题，但保护需要技术创新的支撑。在技术创新方面，社区共管、替代性生计、耦合模式、PPP (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公私伙伴关系)是值得借鉴的一些技术或模式。

推行社区共管。随着人口的增长及人口对资源需要的不断增长，社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存在着对当地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生态环境破坏，如何能在不破坏或少破坏资源和环境的前提下，帮助当地社区发展社会经济，使生物多样性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困扰各界的一道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和组织开始从不同角度将这种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的思想付诸于实践。我国生物多样性与社区可持续发展存在的矛盾较多，但最根本的问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长期利益与当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的短期利益之间的冲突，同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受到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所有权、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水平、自然资源开发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法律和社会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基于照顾双方利益的社区发展的生物多样性保护(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CBC)策略应运而生。CBC注重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让社区居民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来，主张“自下而上”的保护模式，打破传统的“堡垒式”、“强制式”保护模式；同时，该模式注重在社区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保护，通过直接的经济补助，或者提供技术支持和政策优惠，引导社区居民主动参与濒危物种保护工作，逐渐改变原来以消耗资源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之后，YUEP模式对CBC模式进行了深化，主张先利用小额贷款改善村民的生产基础，改善其生计，其次建立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通过村民自助推举实现资源共管、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同时通过对小额贷款利润的运作使项目具有可持续性。

发展替代性生计。替代性生计是指改变生态环境脆弱区民众的生产方式，使其原来粗狂的、以掠夺资源为主的生产方式发生转变。很多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是由于当地民众的贫困所致，贫困驱使他们砍伐树木，开垦林地或草地。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必须首先改善当地人的生计，转变当地人的生产方式。兰州大学与Oxfam及白水江自然保护区曾经成功实施过一个替代性生计项目，即通过“小额信贷”的模式，为林缘区农户创造更多的可供选择性就业机会或创收机遇，极大地减缓了社区与保护区管理局之间的冲突，农户通过小额信贷解决了增收和生计问题，保护区的偷盗砍伐得到遏止，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位于内蒙古高原东部的浑善达克沙地在1959年到1999年间，阳坡植被覆盖率下降了20%～30%，阴坡下降了30%～40%，这是由于当地人口的增多，导致牧民的数量急剧上升，牲畜的数量也急剧上升，过度放牧导致了浑善达克沙地的荒漠化。因此，学者们提出了“以地养地”的模式，即在当地建立人工高产饲料基地，将传统的放牧改为圈养，而腾出大量的退化土地进行恢复，并进一步发展成保护区。同时，调整畜牧结构，减少山羊的数量，增加牛的数量，并引进液体奶生产线、生态旅游等适合当地发展的企业，这些措施，使民众由原来单纯的放牧发展为多元化的生产方式。这些案例说明，替代性生计满足了生态脆弱区居民的发展需求，使他们由生态的破坏者变成生态的保护者。

生计改善一生态恢复一灾害管理耦合模式。兰州大学丁文广教授经过10多年的农村社区综合发展项目的实施，在我国首次提出了“生计改善一生态恢复一灾害管理耦合模式”。该模式首次在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康庄乡的清水岭村实施。清水岭村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缺乏能源，农民因能源需求破坏了大面积森林和草地，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形成了“贫困一生态退化一灾害（旱灾）频发”的恶性循环。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丁文广带领项目团队，应用“农村参与式评估”方法，到项目村进行需求评估和项目设计，组建包括村委会成员在内的项目实施小组，通过村民大会公开选举项目分批受益户名单，制定项目管理制度。在完成需求评估之后，依据项目管理制度，组织项目实施。具体思路是，将贫困村中的贫困户按照特困户、贫困户和较好户分组，先对特困户无偿提供良种繁育母牛，生产的（母）牛犊依次滚动到贫困户和较好户。这种滚动发展模式，既保证了让最贫困的人群先受益，又照顾了条件相对好的农户，最后达到整村受益的目标。作为获得项目资助的必要条件之一，项目受益户必须每户种植至少2亩苜蓿和2亩薪炭林。项目资助方对完成项目指标的农户奖励清洁能源设施（太阳灶、沼气池、节能炉等），进一步阻止了农户对生态的破坏。为了规避旱灾风险，项目设计了压缩夏粮、扩大秋粮面积，以充分利用雨水的时空分布规律，同时，牛粪、沼液的使用减少了化肥使用量，改善了土壤结构，增强了作物的抗旱性。该模式推动了清水岭村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并在甘肃省多个贫困社区推广示范。从该模式中提炼的主要理论为：“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中灾害风险、生态环境退化与经济贫困三者之间具有负向耦合关系，其中，经济贫困是“灾害频发一生态退化一贫困加剧”恶性循环的外部驱动力，环境退化和灾害频发只是经济贫困的外在表现和结果。要打破生态退化、灾害频发及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需要决策部门在生态治理、灾害风险管理及扶贫领域推行“灾害风险管理一生态恢复一生计改善耦合模式”，打破部门壁垒，设计跨领域横向合作项目，推动可持续发展。

PPP（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公私伙伴关系）模式。PPP模式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有效机制，特别是在人口众多、贫困人口比例高、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交错分布的区域，应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就不能缺少PPP模式。所以，我国政府、企业与环境NGO之间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迫切需要建立良好的互动合作模式。环境NGO在反映公众利益诉求、推动公众主动参与和组织协调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它是政府行为的重要补充者和合作者；企业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要回馈自然和社会，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义务：而政府在资金、政策、协调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是资源的主要控制者和分配者，政府的参与对PPP模式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众多的社区是与自然环境直接接触的群体，他们既是环境资源的索取者，又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体，没有社区的参与和合作，就无法实现保护目标；国际环保机构有许多成功的保护案例和实践，与它们开展合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可见，PPP模式能够整合生物多样性利益相关群体的优势和资源，无疑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想途径。

这里只列举了4种技术，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创新会随着政府和公众对自然的认知程度不断深化而丰富。

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生态自然观

文化价值观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包括原住民对生物的认知、利用和保护的价值观、伦理观、人与自然和谐观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文化呈现多样性。归类起来，可以分为两种生态自然观：一是原始崇拜，人们往往将一些与自己生活关系密切的动植物作为崇拜的对象并加以保护，这些原始崇拜在历史上都起到了保护动植物物种及其生境的作用。二是以各大宗教为基础的宗教生态自然观。佛教的生态自然观以尊重一切生物为佛家的根本观念。道教中的生态自然观最大的特点便是表现在对生命的关怀上，强调要以仁爱之心来善待生命，所有的生物都处在一个相互平等的过程。伊斯兰教中的生态自然观认为要正确处理好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之间的关系，不能过分索取，否则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无论是宗教生态自然观还是原始崇拜，都强调保护生态系统，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但是随着现代商业理念和商业活动的侵入及全球化和主流化的负面影响，我国各民族的传统生态自然观逐渐衰弱，甚至消失。因此将民族传统文化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范畴，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共同需求。中国少数民族生存的地区面临着类似的环境问题、相同的社区结构及文化基础，应用传统的少数民族生态自然观推动环保无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推动人口只占中国人口8. 5%、但国土面积占比高达46%的少数民族区域的环保意义重大。当环保上升到信仰的高度的时候，环保将无需外部力量的推动。正如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那样，行为是由制度决定，而制度又由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共同构成，其中，正式约束是国家的宪法法律等，而非正式约束是指一个国家的宗教、文化、传统、习俗等方面。尽管正式约束非常重要，但决定制度特征的更主要是非正式约束。可见，在全球化的时代，传统文化及宗教文化在解决生态危机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强大生命力。

主要

参考文献

[1]张金屯，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发展[J]．经济地理，1999，19(2)：71-75.

[2]马克平，钱迎倩．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研究进展[J].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1998，4(1)：95-99．

[3]马克平，钱迎倩，王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科技导报，1995 (1)：27-30．

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第8篇

韩国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治理

城市养老院老年人自杀意念初探

婚姻中的贱农主义与城市拜物教

特殊民族的贫困治理何以可能

农村老年人社会形象的自我认知

韩国社会福利法人的组织特性研究

社会工作本科培养模式的本土化构建

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及其相互作用

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四大贡献

创新社会治理与实现和谐善治的“中山经验”

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研究

社区治理视野下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社会创新

中国土地制度:农民工与工业化、城市化

统治治理自治: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

单位共同体变迁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建

论残障儿童家庭支持利政策与服务体系建设

政府主导型殡葬改革与厝棺土葬传统的变迁

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族变迁与慈善复兴

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困境的核心问题及其应对

体弱老人虚弱程度与其亲属照顾者精神健康的关系

时空社会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的新视角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犯罪时空结构探析

贫困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培训政策:一个分析框架与顶层设计

权威的构成:乡村治理秩序的古与今

社会组织管理制度规范性变迁的影响因素

项目下乡与基层环境治理——桂西M镇个案研究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社会倡导视角下社区公民利益表达机制研究

经济特区社会组织发展创新:探索、问题与对策

社区养老服务的供需失衡问题及对策研究

韩国跨国婚姻家庭生育及养育支援政策研究

论当前我国社会建设的实质内容及若干关键问题

福利体制研究中的二维视角——评艾斯平·安德森

我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及其综合影响机制分析

学贯中西,联系实际——对郑杭生老师的追思和悼念

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联动管理的定位、边界与模式

社区工作与社会治理创新——对S市M社区的个案研究

中国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意识研究——基于北京市的抽样调查

台湾社区型社会企业之资源连接与社会影响:兼论其可持续性发展

社会学如何培养专业人才——怀念作为教育家的郑杭生先生

倡导理论自觉,研究中国问题——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

始终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郑杭生先生的精神遗产与人格风范

追求至善之境——郑杭生先生后期学术事业与基金会事业的二三事

从“一体化”向“良性互动”发展:治理结构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

韩国社会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社会经济模式的理论背景和政策意义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机制的研究——基于天津实践经验的分析

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第9篇

关键词：精准扶贫 贫困县 乡村治理

一、引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就高度重视解决贫困问题。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央采取了多种扶贫方式，每年向贫困地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有了很大改观，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中国的贫困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相对贫困人口。目前，我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老少边”区，这些特殊地区大多基础设施差、发展能力弱，扶贫工作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因此进入更加“难啃”的攻坚阶段。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对以往“大水漫灌”的扶贫开发模式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制定精准扶贫战略。2013年11月，在湘西调研考察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扶贫理念，后又经过进一步补充论述，成为现阶段中国扶贫开发的新模式，精准化也成为当下扶贫工作的核心内容。

精准扶贫的一大亮点是项目到村和措施到户，它是以村级扶贫规划为核心的，也就是说村庄和农户是精准扶贫最主要的瞄准对象。这就意味着扶贫工作与乡村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乡村治理状况直接影响着精准扶贫成效。在“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下，农村基层干部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处于权力末端的“最后一公里”。由于村干部掌握着扶贫信息，把持村庄内扶贫资源的分配权力，许多问题往往出在“最后一公里”之中。实际上，进入村庄的扶贫项目几乎都要经过村组织，没有村干部的配合，进村项目很难有效实施。由于自利性的需求，村干部一方面会积极配合扶贫项目的实施，另一方面可能也会有意识地利用自身的职权优势，产生、、等行为，对扶贫范围和扶贫效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2016年8月，中央纪委公开曝光了第一批重点督办的九起扶贫领域典型案例。在这些案例中，主要违纪群体就是乡村基层干部。由此可见，乡村治理状况对扶贫工作会产生直接影响，可能会造成一些扶贫项目失败，甚至使扶贫工作陷入困境。因此，我们必须将贫困县的乡村社会治理纳入精准扶贫研究的视野，以精准扶贫为契机。完善乡村治理路径。

二、精准扶贫语境下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

精准扶贫的理念自2013年提出以来，经过三年多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从中央到各市县，顶层设计基本形成。它不仅是对以往扶贫工作方式与方法的调整，也是政府治理念与治理路径的创新。面对这种变化，贫困县的乡村基层组织表现出很大的不适应，在承接精准扶贫政策和项目的过程中，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面临不少困境。

（一）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主体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实现精准扶贫要强化社会合力、强化基层活力，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社会中的各种资源与精准扶贫有机衔接，这体现了精准扶贫的运作机制，即“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也就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吸纳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国家权力依托驻村干部、驻村工作队。与村民面对面，直接参与乡村扶贫治理，在迅速拉近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同时。也对传统的乡村治理格局提出了挑战。精准扶贫要求贫困治理的主体包括乡镇政府、村民自治组织以及农村社会组织等之间实现资源协作，形成合作互补的“多中心治理”关系，这就意味着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应该是多元主体参与的格局。但是，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主要是“乡政村治”，乡村治理的主体仍然是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其他治理主体相对比较薄弱，对目前的乡村治理格局无法产生决定性影响，尤其是以农民为主的乡村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地位模糊、处境尴尬。即使是现有的治理主体，相互之间在权力界定、职责划分、相互关系界定等方面的分歧与矛盾。也直接影响着乡村社会治理的效果。如何实现包括乡镇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农村社会组织等在内的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制度设计体系，提高乡村治理效率，是当前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的一大困境。

（二）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目标

精准扶贫不仅要增加贫困村和贫困户的收入，而且还要满足群众对包括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环境保护等在内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我国贫困地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包括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个人等。各个外来主体给贫困地区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等资源。在目前的乡村治理模式下。由于农民一家一户经营的分散性，这些资源要充分发挥作用，离不开农村基层组织。尤其是村干部的配合。但是，目前乡村基层政权公共服务能力弱化，不足以承接各种资源、办理公共服务。一方面是基层政府财政资金不足，债务负担重。农业税取消后，基层政权的财政收入大减，再加上“村财乡管、乡财县管”的模式。弱化了基层政权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另一方面是一些乡村干部缺乏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意识。当前，广大农民群众的需求趋于多元化，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包括医疗教育、环境整治、社会治安、食品安全、丰富文化等等，但是，不少基层党政组织在众多公共服务需求面前却处于“缺位”的状态。导致农民群众对乡村基层组织的认同率降低，这种状况对贫困县乡村治理是一大挑战。

（三）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方式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无论是资金还是项目，要达到预期的效果，都离不开目标群体对相关信息的准确和全面的了解，所以信息公开透明非常重要。扶贫政策、扶贫信息自上而下传播畅通，农民利益诉求自下而上表达畅通，以此实现政府与群众的良好互动。目前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组织、村民等不同的主体之间无法进行平等的沟通与协调，不能进行有效的协商与合作。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一方面易使掌握权力的基层组织不能有效执行上级政策，从而出现一些不公正和乡村干部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易导致村民不能获得准确而充分的政策信息，其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表达，加深各主体之间的不信任，很容易激化矛盾，使乡村治理陷入困境。

（四）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环境

要打赢扶贫攻坚战，到2020年实现全部脱贫，最关键的要素就是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精英人才。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农村地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造成乡村人力资源严重不足，乡村精英流失严重，村庄缺乏发展与凝聚的核心，也弱化了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贫困地区尤其严重。各类扶贫资金和项目的投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贫困地区资源短缺的问题，却很难在乡村内部培养带动乡村发展的人才。人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在乡村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没有人，尤其是能人，村庄很难从根本上脱贫致富，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贫困――人才流失――发展缓慢――贫困”的恶性循环，对贫困地区的乡村治理是非常不利的。表现在：一是在贫困村，年轻人不愿意当村干部或者找不到年轻人当村干部，现有的村干部年龄普遍偏高，思想观念相对落后，很难在农村治理中发挥“领头羊”的作用；二是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的留守人口成为村庄的主力，他们在村庄政治结构中往往缺乏话语权，也缺乏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意识。

三、精准扶贫语境下贫困县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

精准扶贫给贫困地区带来生机与活力，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好机制好做法，有效地提高了贫困治理的效率，对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精准扶贫工作是阶段性的，但贫困县的乡村社会治理是长期的。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以精准扶贫为契机，积极探索贫困县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

（一）构建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治理格局

现代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体现的是广大村民广泛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乡村治理是一种多元主体共治的局面。但是，就当前乡村社会治理实践来看，乡村治理的主体仍然是政府。其他社会力量，尤其是广大农民在乡村治理结构中长期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这种格局并不符合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求。

精史銎洞蚱屏艘酝扶贫观念的束缚，引入包括企业、各种社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等多个非政府力量，构成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扶贫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激发社会扶贫活力，提高整个社会对于贫困治理的参与程度。通过精准扶贫中这种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协作，既可以提高精准扶贫的效果，又可以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治理格局。实现乡村社会良好的治理局面。尤其是在政府引导下，大力培养和发展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既有利于农民抵抗市场风险，又有助于他们获取话语权与治理权，成为乡村治理不可缺少的主体。提升乡村治理的效率。

（二）提供完善的乡村公共服务

随着农业税费的取消，基层政府的角色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乡村社会资源的汲取者转变为乡村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者，也就是从“汲取”转变为“服务”；乡村治理的思维逻辑从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乡村治理的目标是为乡村社会和村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种变化既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国情，也符合乡村治理的发展需要。

但是，农业税费改革，使乡村治理价值理念转变的同时，也是使乡村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债务负担沉重，特别是贫困村，村级负债较高，使得贫困地区基层政府乡村治理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贫困地区一般处于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生存环境恶劣等。受多方条件的制约，基层政府所提供的各类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不足。难以满足贫困地区群众在教育、医疗、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权利的诉求。而精准扶贫具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属性，精准扶贫的过程也是向贫困地区提供不同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过程。通过精准扶贫，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协作。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到贫困地区的公共服务建设，以弥补贫困地区财政资金投资的不足，增加社会公共产品供给，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交通、水利、电力、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以及其他民生工程领域的条件。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三）确立多样化的乡村社会治理方式

社会治理不同于管治，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社区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这就决定了社会治理的方式是多样的，既有协商、合作，也有妥协、退让，也就是说，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各个社会主体通过多种方式互动，从而实现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秩序和谐。作为社会治理组成部分的乡村治理，其治理方式也不例外。但是，我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是“乡政村治”，在其他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情况下，乡村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由于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这就决定了在治理方式上往往是独断、对立、模糊的。精准扶贫的核心内容就是精准化，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参与主体的合作协商以及信息透明。乡村社会治理应该抓住精准扶贫这一契机，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发展乡村社会组织，增加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话语权。特别是利用互联网开放性、共享性的特点，将“互联网+”与乡村社会治理有机结合，建立政府与民众直接交流沟通的网络协商平台，实现信息传递的畅通和透明，减少猜疑和矛盾，为乡村治理构建一个良序运行的环境。

（四）深入挖掘乡村社会自身价值

对贫困地区来说，大多时候是崇尚外来资源，却忽视了村落的固有资源，看不到乡村固有的价值，特别是乡村的文化价值，这既导致了长期的贫困，也使乡村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乡村的文化价值不仅表现在特色的院落、建筑等有形之物，更主要地表现在乡村所独具的道德舆论、民俗礼仪、家风民风、村规民约、生活方式等无形传统。这些约定俗成的传统约束着人们的行为，维系着乡土社会的良序运行。但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人口的流动、市场经济的冲击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乡村固有的文化价值体系逐渐退化，而新的价值观念并未及时形成。传统乡村社会秩序被打破，不稳定因素增加，给乡村社会治理带来了很大挑战。精准扶贫不仅仅是物质帮扶，还要文化帮扶。借助精准扶贫，通过新农村建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深挖传统乡村文化价值，构建新时期乡村文化，充分发挥文化治理作用，增强农民对村庄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的高效化。

（五）夯实贫困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

乡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开展全部工作的基础，是贯彻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战斗堡垒，也是加强党同农民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直接关系着农村的发展。2006年农业税完全取消后，乡村基层党组织财力下降，可支配资源严重不足，导致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日益弱化，服务群众的积极性不断降低。但是，基层党组织所承担的自上而下的任务和自下而上的诉求却不断增长。其结果必然是基层党组织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群众对基层党组织的不满越来越多。精准扶贫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权力下放、资源下沉的过程，通过精准考核机制，让基层党组织权责匹配。通过精准扶贫，可以重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尤其是借助驻村第一书记，以增加农村基层领导力资源供给为突破口，解决乡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的“软、散、乱、穷”等突出问题，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同时，通过精准脱贫还可以加强基层党组织与群众的联系，重塑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切实提高基层党组织的乡村治理能力。

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第10篇

与会专家、学者就“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环境冲突解决”、“污染源控制”、“治理绩效评估”、“环境协同治理”、“知识驱动型治理”等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进发出许多具有创见性和启发性的学术观点。

一、可持续发展是环境治理的必由之路

随着环境危机和风险的加剧，环境治理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政府政策在环境治理中的调节作用也日益凸显。由于认知框架和价值立场的不同，政府在协调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徘徊不定、疲于兼顾的现象，与会专家就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北京理工大学李亚教授以耕地红线问题为例，从政策话语的视角讨论了政策争论背后关于证据、故事诠释和认知图景上的分歧，指出政策制定者面临着来自社会价值多元化以及人类认知复杂性的挑战。因而，打破话语霸权、促进不同话语之间平等、理性的审议协商则是弥合分歧、构建共识的重要途径。此外，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要依靠专业化的环境治理手段。山东师范大学王学山副教授指出，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环境资源未能完全进入市场循环，而专业化环境治理手段不仅具有最高的环境治理效率，还具有最低的制度运行成本，因而应通过专业化环境治理手段建立环境资源使用者与专业化环境治理者之间的利益约束关系，将环境资源完整地纳入市场循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沈映春副教授通过分析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各省份的农用化肥、柴油等要素，指出东中西部的农业碳排放与脱钩态势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进而从节能减排指标的设定、提升农业技术水平及农业劳动力的配置等方面给出解决脱钩问题的建议。再者，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全球性问题，需要相关国家共同努力、北京联合大学的陈俊荣分析了欧盟发展低碳经济的外部影响，指出不论在贸易领域还是金融领域，全球共同发展低碳经济带给欧盟的收益均要大于欧盟单边行动的收益，因此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不断推进全球共同减排，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制定强制性的减排目标。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林震教授则在主题报告中通过对漓江治理和植树造林等项目的回顾，指出邓小平的生态治理思想具体体现在他所推动的治水秀山实践和其他有关统筹发展的言论中，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实现良性的协同治理

环境治理过程中，往往呈现出局部改善与整体恶化的困局，若要实现有效治理需依赖多元主体间的协同。通过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过程来解决各种社会和管理困境问题的理论目前在国内外，尤其是国内，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协同治理试图将多主体治理与协作性治理统合起来，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框架。

（一）全方位看待多方协同的机制构建

多方协同作为一种有效的环境治理机制，在国际合作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河海大学的刘贺青运用国际关系多边主义理论，结合金砖国家现有的合作机制及合作领域，探讨了环境领域的合作机制建设问题。东北林业大学的荆珍认为，在全球森林治理中，只有厘清国际法视角下全球森林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明晰全球森林治理的发展趋势，对中国在全球森林治理中进行定位，才能促进全球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的秦海波研究了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的气候援助战略演进以及新世纪以来DAC气候援助的发展趋势，对美国、德国和日本三个典型援助国的相关气候援助工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的左宜恩从政府间沟通与协调、政府与民间合作及民间互助的角度介绍了日本的防灾制度，指出东海地震所造成的重大灾情实为自然灾害、传统官僚文化、制度设计以及领导人个人风格等诸多因素交织而成，政府展现的低效率加之媒体的渲染致使规划完善的制度论为纸上谈兵。

此外，在区域治理层面，多方协同也需要构建有效的协作机制。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刘雨蓉运用爱默生的合作治理框架，研究了一项从2005年开始由非政府组织引导的协作治理项目，评估了影响该项目启动、过程及结果的情境因素。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的杨守涛指出，要有效推进公民参与低碳发展，必须关注问题认知激发机制、责任意识促成机制、行动能力培育机制、行为成本降控机制、社会氛围建设机制这五大机制及其建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唐权对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与乌审旗的草原治理主体展开分析，将北方草原协同治理存在的困境类型总结为利益驱动型、制度缺失型、行动策略型、责任缺失型四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蒙常胜等则分析了1973-2010年间我国的12个大气污染治理制度创新的案例，归纳出制度创新机制中的要素。这些要素组成了大气污染制度创新的供给机制、动力机制和变化机制。

（二）多方协同是解决各类环境冲突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革进一步加深了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矛盾，也使重特大环境不断增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胡象明教授在主题报告中从理性与感性、专业与非专业、信息获取与利益考量等方面分析了政府认知与公众认知冲突的原因，构建了政府、民众与项目方的公众信任模型，在认知差异的基础上分析其信任关系及行为后果，并通过案例予以论证。台湾大学前校长赵永茂教授在主题报告中以台北市士林区、彰化县及内湖安全社区自我治理为例，阐述了台湾地区公共治理的发展现状，通过对安全社区参与治理的模型图的解读，对台湾地区的地方公共治理进行了反思。赣南师范学院熊小青教授指出，由资源所引发的资源、环境权益冲突，已成为农村社会稳定、发展的显问题。为此，面对冲突的复杂性，现实有效的办法就是冲突管理的治理转向，其核心就是资源利益的平衡治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丙强副教授认为，邻避冲突发生的主要因素包括邻避设施的外部风险因素、公众心理因素、决策因素、沟通因素等：为了化解冲突，应建立和完善基于决策过程的冲突解决机制，即完善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协商和补偿机制、监管机制等，从而实现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中国海洋大学的许阳认为，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虽然是典型的政府行为，但由于环境决策议题与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公民参与环境决策已然成为我国环境治理和政治发展的大势所趋。

（三）多方协同是提升环境治理绩效评估的重要途径

环境问题的产生大多源于不合理的快速城市化，环境治理绩效评估日益成为政府构建和谐城市的重要手段。首先，城市环境治理绩效评估是环境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政府城市环境治理绩效考核制度，把城市环境治理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评价体系，运用产出和结果信息，促使公共服务部门提升回应性、责任感和有效性，已经成为中国城市治理创新的热点领域。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宏山教授通过将北京市网格化管理模式与美国巴尔迪莫市CitiStat系统进行对比分析，提倡将绩效理念引入到城市管理之中，通过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建立内外部监督机制促使城市管理效能提升，从而使传统城市管理体制向城市现代绩效管理体制转变。其次，环境评估要重视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于环境质量的影响。东北大学的张晓杰根据公共服务“投入―产出―结果”的基本原理，评价了中国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环境质量的驱动效应。再次，要尽快将生态脆弱地区纳入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陈佳志以内蒙古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供需主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满意度评价法计算了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的整体满意度值，结果表明内蒙古农牧区群众对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的整体满意度较低。

三、多方位控制环境污染是环境治理的研究重点

与会专家对于各类环境污染治理的探讨尤为热烈，碰撞出许多极具价值的思想火花。概言之，与会专家的关注重点集中于大气污染、水污染及电子废弃物的治理。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赵新峰教授在主题报告中指出，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为实现区域整体发展，政府间的协调十分重要，而政策协调则是区域政府间协调的核心和逻辑起点。赵教授以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为例，对区域政府间大气治理政策协调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并从经济基础、行政体制和协调机制三个方面探究了政策不协调的原因，探寻实现京津冀区域政府间大气治理政策协调的破解之策。首都师范大学的黄晗以京津冀地区PM2.5空气污染治理为例，从PM2.5指标的生成、指标的下放、指标的监督、指标的考核四个方面描述了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治理的过程，探讨了指标考核的运作机制、治理效果及实施困境。山东大学的冯贵霞通过政策网络分析框架，指出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变迁与政策网络结构的变化相关，其中自变量主要涉及政策权力主体地位及话语、政策对象的政策响应、公众利益认知及行为、政策工具选择等方面，这些因素的变化引起了政策网络之间不同程度的策略互动，从而影响着政策运行的轨迹。清华大学的陶逸骏通过实地经验与事件追踪，呈显太湖蓝藻事件的历程，并展开对相关案例的比较。他认为大陆转型期所衍生的新兴问题确实易于引发租值消散，但地方体制不仅是政策上的护租（rent protection），更形成一种自我调适的体系，呈现一种护租型体制。台湾经济研究院林士清助理研究员在主题报告中介绍了欧盟电子废弃物的管理体制，分析了台湾地区电子废弃物处理现状，从政策层面提出了治理电子废弃物的模式方法。他指出，从电子产品生命周期的观点来构建绿色经济模式，建构完善的政策设计，促使电子废弃物以合乎环保的方式回收，同r扶植新兴环保处理产业，是未来台湾地区电子废弃物的处理趋势。

四、知识驱动型治理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全新视角

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第11篇

当前，环境问题已成为继和平与发展之后又一个让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课题。2011年12月国家出台了针对西部集中连片特困区发展的一系列政策，这其中对于经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重视尤为引人关注。经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通常具有经济落后、资源丰富、环境敏感、生态脆弱以及人们致富迫切等特点，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上稍有不慎就会陷入“经济欠发达―贫困―资源开发不合理―生态环境恶化―再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

关键词：

政府环境治理；困境与对策；经济欠发达资源富集地区

中图分类号：

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1017003

本文在此特殊现实环境和需要的背景下，结合科学发展观理论并在经济欠发达资源富集地区政府环境治理中引入公共治理理论的视角，通过对广西百色市的实证研究，探究经济欠发达资源富集地区政府在环境治理中遇到的困境并进行原因分析，最后从转变发展思路、加强环保绩效考核、提高环保执法力度、健全财政保障和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对经济欠发达资源富集地区政府环境治理提出一些探微性的思考。

2011年12月国家出台了针对西部集中连片特困区发展的一系列政策，这其中对于经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重视尤为引人关注。面对环境问题，我们不能忽视个人、社会、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在环境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但各级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却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是关键所在。因此本文从地方政府治理角度出发，探讨经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遇到的困境及对策分析，借此希望对我国经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环境治理有一定的理论帮助。同时，治理好经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环境问题，对于我国整体生态环境事业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经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概念阐述

所谓经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是指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资源比较富足的地区，这其中矿产资源尤为突出，是我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区域之一。它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上和贫困地区有所区别；在地域分布和资源富集程度上和西部地区有所区别；在其社会特性和民族特性上又和民族地区有所区别；在资源的开发程度上和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有所区别，由此看来，欠发达资源富集区是一类与上述区域有一定相似点但不同于它们的一类特殊地区。该地区空间分布见图1所示，主要集中在我国中西部，而在发达的沿海地区没有分布。

2实证研究

2.1选取广西百色市做实证研究的依据

百色市作为广西桂西资源富集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集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大石山区、贫穷地区、水库移民地区“六位一体”的贫困地区，是全国十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全市12个县（区）中有9个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有2个是自治区扶贫开发重点县（区），贫困人口还有150万左右，每5个人当中就有2个是贫困人口。

2.2百色市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存在偏颇。

百色市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以高投入和高消耗为主要特征，环境压力较大。煤炭、水泥、造纸等传统工业在百色市经济发展中仍然占据主体地位，多数企业属于资源消耗型企业，结构性污染突出，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话的不断推进，产业转移力度加强，产业结构也不断在优化升级，但可以想见，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高能耗、高污染的现象必将继续存在，百色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亟待加强。

（2）处理区域内资源富集区和贫乏区的均衡关系上不当。

百色市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关系上存在很大程度的失衡，区域发展极不协调，城乡二元结构较为明显。百色市经济增速较快的地区位于右江河谷地带，而污染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平果、田东、右江、德保等几县地区。百色市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也为环境治理工作增加了难度。

（3）对环境基础设施静态建设投入不足。

百色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不能满足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百色市从2008年才开始启动城镇污水和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相关设施建设和跟进，导致百色市的污水集中处理率远远低于全区平均水平。目前乡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缺失，也尚未形成完善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

（4）对生态环境保护动态资金投入不足。

环保资金来源方面：一直以政府投入为主，尽管每年政府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环保事业，但是这仍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与百姓的希望有着不小的差距。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如果政府不能在“相持阶段”加大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力度，那么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的矛盾必将不断加剧，而最终导致一发而不可收的地步。

2.3百色市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以经济目标为主导的压力型体制导致地方政府缺乏环保动力。

经济目标为主导的压力型体制是指地方政府能否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取决于对上级政府确定的经济目标的完成程度，二者呈正相关。有些地方政府出于对本地经济发展的考虑以及对于政府政绩的盲目追求，地方政府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对那些污染企业网开一面，甚至公开为其辩护。同时地方环保部门难作为、不作为，都助长了这些污染企业的气焰，使其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广西华银铝项目是我国铝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无论是投资数目还是一次性生产规模都是史上最大，也是广西区获得国家批准的最大工业项目。百色市德保县是华银铝项目的主厂区，该项目每年对德保县财政收入的贡献有5亿多元，占全县财政的80%。华银铝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从2008年企业试运行开始，在其后的四年间，华银铝接连发生了9起泥浆泄漏事故，企业走上了一条“泄漏―被查处―恢复生产―再泄漏”的“不归路”，并最终于2012年8月被环保部叫停。

（2）现行分权的财政体制导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严重不足。

我国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至今已走过19个年头，但地方税收体系至今没有能够成型，省以上是分税制的“人间天堂”，省以下却是谁也搞不清楚的“灰色地带”。目前，我国省级以下收入分配模式是由省级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决定该划分多少，具体的拿捏尺度都在省级政府手中，这种由上级政府单方面决定的方式使得我们省以下政府的财权划分极不规范，最后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财力逐渐向省、市级财政集中，而县乡财政只能变得越来越困难。

（3）现行的环境组织架构导致地方政府环保部门的监管能力弱化。

第一，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监管责任不到位。《环境保护法》规定：“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但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来看，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是否履行了统一监管的职责却没人知道，无从考证。

第二，政府需要对环境质量负责的责任追究不到位。《环境保护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但实际上，很少有政府官员主动去承担“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责任。偶尔会出现对政府的相关问责，但此时基本上是发生了巨大经济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情况，似乎是因为出现了“事故”而不得已进行的问责，这与我们所说的经常性的“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责任追究相距甚远。

（4）公众参与和责任追究机制的缺失导致地方政府没有压力加强环境治理。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并由各级政府代表国家对资源进行管制，但这就出现了问题，我国资源的产权所有者到底是谁？我国资源基础性产权制度缺失。由于缺乏市场的竞争，再加上地方党政部门“一把手”的权力制约机制缺失，这就造成了在资源定价方面存在过多的人为因素，结果很容易造成权力寻租，致使环境资源陷入了无所顾忌的滥用与难以遏制的流失的境况。拥有权力就必然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问责是对权力机关行使权力的必要制约。有学者曾言：“在中国当官是最少风险的”。这话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的责任追究制度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3经济欠发达资源富集地区政府环境治理的对策研究

3.1摒弃地方政府唯“GDP”增长的发展战略导向

随着可持续发展的不断深入，绿色GDP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它是指扣除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它的数据更能反映出国家的真是发展状况和水平，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实行绿色GDP要求地方政府要把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经济的发展可以为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而良好的环境可以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环境保障，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摒弃唯“GDP”的发展战略导向势在必行。

3.2转变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方式

第一，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目前的GDP核算体系只能看到相关经济指标，却看不到隐藏在这些经济指标背后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一旦建立起绿色GDP核算体系，人们对于发展的内涵与衡量标准自然会随之改变，如果扣除了环境损失成本，一些地区经济增长的“光鲜”数据必会大大降低，这也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

第二，制定一套完整地官员环保考核标准。环保考核的内容应当包括公众环境质量评价、环保投资增长率、空气环境质量变化、饮用水质量变化、森林覆盖增长率、群众性环境诉求事件发生数量以及中央各项环保法律法规在当地的落实情况等指标。一定要把考核的结果与官员的任免及奖惩直接挂钩，只有当环保绩效考核的结果能真正影响官员的切身利益和自身发展的时候，考核指标才会真正成为“硬指标”。

3.3完善科学有效地环境保护的执法政策

第一，增强环境保护管制主管机构的法律地位。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环境管制机构都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它们可以将分散于各部门的环境保护工作集中起来并由相当于部一级的环境管制专门机构统管，像美国和日本等一些国家，环境管制机构的权限更大，超过了一般的部，是由政府首脑兼任该机构的首脑。这种模式有利于环境管制机构确立环境保护部门独立和主导的地位，从而在环境管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赋予环境保护管制机构的执法权限。迄今为止，许多环境与资源保护部门没有被法律法规赋予其强制执行权力。目前环境保护管制部门的执法权限是很小的，即使查出某企业存在污染事实也不能责令其限期整改。我们必须修改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有关法规，通过对环境法规的修订和完善，使其更具有强制力和法律效力，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第三，明确法律责任，增强执法力度。我们必须明确各自的法律责任，不能只对违法者提出要求，更要明确规定执法行为人“作为”与“不作为”的法律责任；不能只要求企事业单位履行其法定职责，环保和有关执法部门更要切实履行法定职责；不能只处罚违法者的所属单位，更要处罚具体的执法行为人和有关领导；不能只是不痛不痒的、象征性的惩罚，更要依据责任的大小调节惩罚力度。

第四，加强相关环境保护执法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环境执法合力。人大、政府及其常委会应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在环境保护方面联合执法，增进各部门之间沟通与了解。同时应建立定期或不定期的环境执法检查制度。同时环保部门应主动和各有关部门配合、主动介绍情况、主动协商解决问题，争取有关部门的帮助和支持，把环境保护工作逐步引入法制化的轨道。

3.4健全环境治理的财政保障政策

要先在制度上理顺中央财政的环境财政职能，进而提高环保投入占GDP和占中央财政预算的比例，切实加大对地方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再要加快建立环境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点支持经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从而更好地平衡与协调好各地区间环境成本与收益的分配格局。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不能完全依赖中央政府，更需要从自身寻找出路。第一，地方政府努力增加环保投入必不可少。第二，地方政府不能忽视很多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和外国政府的支持。第三，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创新融资方式。第四，积极引导并大力发展低污染和无污染产业，摒弃地方财政对污染型产业的依靠。

3.5加大提高公民环保意识的宣传

概括起来，当前我国环境宣传教育主要承担三个重要职责：第一，环境宣传可以使公众获得有关环境问题的相关知识，提高他们对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的认识，改善公众与企业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增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主观意识；第二，通过环境法律法规与相关政策的宣传和普及，让公众可以充分了解到自身的环境权益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增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维护环境权益的能力；第三，通过环境宣传教育，促使公众形成可持续消费的观念和习惯，公众作为最大的消费群体，其良好的消费方式必将引导企业做出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从而起到了一种间接保护环境的作用。

3.6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政策保障

一要拓宽直接渠道。在公众参与的直接渠道媒介中，最省时省力又节约成本的方式就是借助网络这一媒介了。目前，网上投诉、公众论坛、领导信箱、和在线访谈这四种方式是公众网络参与中主要会运用到的。我们除了完善好这些基本渠道外，更重要的是不能让这些网站成为了一种“形象工程”，针对公众提出的质疑要及时做出处理和情况反馈、针对公众提出的有针对性的意见或建议要及时做出相关回应，只有做到这些政府网站才能真正成为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桥梁，才能真正使公众参与不再流于形式。

二要规范间接渠道。首先应保障人大与政协的独立性并逐步扩大他们的决策、监督权利；在选取民意代表时，要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扩大直选范围，吸纳更多弱势群体“代言人”参与进来。其次，对于公众代言人的精英学者们，我们不能单纯全盘接受或者全盘否定。虽然这些精英学者们一度遭到网络民意的抨击，认为他们代表着强势集团，根本不是人们大众的代言人，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近些年，在许多重大事件中，都是知识分子和媒体网络共同推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刘志荣，陈雪梅.论政府与企业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博弈均衡―兼论政府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设计[J].经济研究参考，2007，（7）.

[3]于晓婷，邱继洲.论政府环境治理的无效与对策[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

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精准扶贫；农村；环境污染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20-0095-03

1 引言

“精准扶贫”是党中央针对当前农村发展新常态，提出的旨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新举措，是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选择[1，2]。然而，随着“精准扶贫”在农村的深入开展，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当下扶贫开发工作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当前，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恶化，农村生活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畜禽养殖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出[3]。尤其是当下“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因扶贫搬迁、产业扶持政策落实不当而引发的建筑垃圾污染、农药化肥污染、非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工业企业污染问题也逐渐显现，已严重阻碍到“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如何遏制并切实解决好农村环境持续恶化问题，不仅关系到“精准扶贫”政策的顺利实施，也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成败。

2 农村精准扶贫中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2.1 扶贫搬迁安置过程中的建筑垃圾和生活污染

扶贫搬迁是解决山区贫困人口的治本之策，对于改善贫困居民居住条件、加快脱贫步伐具有显著作用。“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完成1000万人口易地搬迁目标任务，这一目标的实现对于顺利完成“十三五”脱贫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建筑垃圾剧增、集中安置地生活垃圾和污水污染重等突出环境问题[4]。一方面，原居住地房屋被大量遗弃，没有得到妥善复原，新安置点由于房屋的大规模建造，新增了大量的渣土和建筑弃料等固体废弃物没有有效处置；另一方面，随着搬迁户向集中安置点转移，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及污水量剧增，由于垃圾清运及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造成居民集中安置点垃圾成堆、污水横流现象日益突出[5，6]。

2.2 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业面源污染

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是精准扶贫的核心内容，而大力发展农村种养业是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但由于缺乏科学规划和粗放管理，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严重。

2.2.1 农药、化肥污染日益严重

由于蔬菜、果树、苗木等种植业在农村的大范围推广，农村的闲置土地被进一步激活，农药及化肥的使用量也随之增加。作为世界化肥和农药使用第一大国，我国平均每公顷化肥施用量400 kg，远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为防止化肥对水体污染而设置的每公顷225 kg的标准；农药平均每公顷施用量2.33 kg，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三大肥料中的钾肥利用率只有40%～60%，氮肥利用率不足40%，磷肥利用率不足15%，而农药利用率更不足1%[7]。过量施用的化肥、农药经扩撒、雨淋进入地表水和土壤中，严重污染水体和土壤，造成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下降，已经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8]。

2.2.2 畜禽养殖污染日益突出

畜禽养殖业作为农村的重要支柱产业，大力发展畜禽养殖业对于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畜禽养殖业普遍存在养殖规模小、污染治理能力差、布局分散的特点，尤其在贫困地区，由于养殖户盈利能力差，无法安排资金用于污染治理，大部分的畜禽养殖粪便未经有效处理而直接排放，给周围环境造成严重污染[9，10]。据统计，目前我国畜禽粪便污染物年产量约55亿t，是工业有机污染物的4.6倍；到2020年，我国畜禽粪便污染物产量将增加至100亿t左右，将给环境造成巨大压力[6]。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由畜禽养殖污染引起的群众环境投诉和污染纠纷案件也不断上升，严重威胁着社会和谐稳定，已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2.3 产业发展过程中工业企业污染

大力发展乡镇工业企业是农村脱贫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精准扶贫产业扶持的重点内容。然而，现阶段的乡镇工业企业，大部分存在产业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经营管理粗放的特点，污染治理能力弱，企业污染点多，难以监管和治理，对环境污染较大[11]。特别是在部分贫困地区，过分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盲目引进以水泥、砖瓦、石材、小化工、小制药厂、小电镀厂等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对本地区的环境质量造成严重污染。据统计，从2000到2008年间我国农村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占全国的比例由57%上升到61%，废水COD排放量占全国的比例由53%上升到58%，工业企业污染对农村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威胁[12]。因工业污染引发的民事纠纷事件呈上升趋势，环保纠纷已成为继征地、拆迁之后又一影响社会稳定的新问题。

3 精准扶贫中环境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

3.1 环保认识不足

长期以来，农村地区对于环境保护的认识整体不足。一方面，政府部门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思想仍根深蒂固。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发展经济成为各级部门的首要任务，也是上级部门考核官员政绩的主要依据。尤其是当下中央提出实施精准扶贫，要求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时间紧、任务重[1]。因此，大力发展产业经济，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成为各级政府的当务之急。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发生冲突时，牺牲环境而保经济发展，成为当地政府的首要选择。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由于生产技术落后、信息资源匮乏、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农民养成了许多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不良生产、生活习惯，如滥用化肥和农药、随意丢弃生活垃圾、乱排生活及畜禽养殖废水等。农民环境意识的淡薄，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环境污染[13]。

3.2 环保投资滞后

环保投资是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保障，我国环保投资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出。虽然中央政府对环保投入不断加长，但环保投资占GDP的比例约为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2%～3%的投资水平。我国环保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仅达到 6.5%～8.5%，远远低于其他基建项目的投资[14，15]。长期以来，我国环保投资也主要用于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而用于农村地区的环保投资更少，不足城市环保投资的20%[16]。特别是贫困地区，由于财政收入少，原本用于环保投资的资金经常被挪用，甚至为了减少工程总投资，肆意的削减甚至是取消环保设施建设资金。由于环保投资的严重滞后，导致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环境保护基础设施严重缺乏，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率较低，即使已建成的环保设施，由于运行管理费用缺乏，大多处于停运或半停运状态，难以发挥实际处理效果。

3.3 环境监管乏力

导致农村地区环境监管乏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农村环境管理体制落后。我国现行的环境监督管理体系主要实行属地管理，环保部门隶属县（市）地方政府，接收上级环保部门业务指导和领导，县（市）级环保部门主要对地方政府负责，致使各级环保部门不能对本地政府环境决策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削弱了环境监管力度。此外，环境污染的区域性决定了环境管理需要区域协调、联动，而属地管理制度使得跨界污染问题成为监管盲点，不利于环境问题的统筹解决。二是环境管理法制缺位。突出表现在缺少针对农村农业面源污染和非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的专门法律法规，导致对农村环境污染最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和非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面临无法可依的局面[17]。三是环境监管队伍薄弱。基层县级环保部门管理人员不足，尤其是具有环保专业技术的人员严重不足，环境执法、监测设备落后，乡镇一级虽设有环保所等环保机构，但没有专职的环保人员，很难发挥有效作用[18]。

3.4 技术及专业人才缺乏

技术和专业人才的缺乏也是造成农村环境污染难以有效治理的关键原因。虽然目前环保技术日新月异，在污水处理、垃圾处置、土壤修复等方面的新技术层出不穷，但普遍存在技术不成熟、效率低、投入大、运行成本高等问题，不适合用于农村污染治理。尤其是针对农村农药污染、白色垃圾污染、畜禽养殖污染等方面的处理技术十分缺乏。此外，由于工作环境、薪资待遇以及上升渠道差等原因，农村地区很难吸引环保专业人才就业，环保专业人才极度缺乏，使得已有的环保治污设施不能有效运行甚至停运，无法发挥环保设施的治污效益。

4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对策

4.1 提高思想认识，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相对于传统的粗放发展模式，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当今世界，绿色发展已经成为重要趋势，许多国家把发展绿色产业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社会实践证明，“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是行不通的，必须走绿色发展的道路。

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脆弱，更应该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农村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要把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全面落实党委政府的属地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坚持绿色发展，守住环境底线，严格环境保护准入门槛，杜绝盲目上马高污染、高能耗的项目，积极引导绿色产业发展，注重易地搬迁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恢复和产业扶持过程中的环保配套设施建设。要把环保宣传作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媒体广播、科普下乡、教育培训，切实提高全民对农村环境污染的认识和自觉参与防治污染的意识，引导和规范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鼓励企业和农民采取环境友好技术以实现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4.2 积极筹措资金，加大环保资金投入

环保资金投入是农村环境治理的源头活水，要积极筹措资金，进一步加大环保经费投入力度。一是要提高环保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提高环保资金投入总量。国际经验表明，当污染治理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2%～3%时才能有效改善环境质量，而我国目前这一比例仅为1.5%左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二是要扩宽环保资金融资渠道，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的环保投资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主要靠国家财政投资，难以满足巨大的环保投资需求。只有使环保投资市场化，通过征收环保税、排污权有偿交易、发行债券、上市融资、环保基金等等新的融资渠道，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环保投资，才能切实提高环保投入。三是要规范环保资金使用程序，严禁挪用环保资金。通过完善法规制度，规范环保资金使用程序，严格禁止环保资金挪用。要严格落实环保资金审计制度，建立责任倒查机制，对挪用环保资金责任人严格处罚。四是优化环保资金投资效益。避免大水漫灌式投资，着重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尤其是农村饮用水源地保护、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生活污水及垃圾处置等项目建设。五是要保障治污设施日常运行管理费用，确保已建治污设施发挥治理效果。

4.3 完善法规制度，提高环境监管能力

完善农村环境保护法规制度，提高环境监管能力是治理农村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一方面，要制定出台与农村环境保护需求相适应的专门法律法规，尤其是针对农村面源污染、非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的法规制度。积极探索农村环境区域协调的管理体制，打破属地环境管理制约。建立环境目标考核机制，将农村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纳入各级领导干部责任目标中，尤其是要纳入“精准扶贫”工作考核中。要严格环境污染责任追究制，对于在环境监督管理中不作为、乱作为的领导干部要严格惩处。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村环保监管能力建设，探索建立农村环境监测、环境执法、环境宣传“三下乡”制度。进一步壮大农村环境监管力量，要在乡镇和村一级设专门的环保管理机构，并配齐专门环保人员。更新基层环保监测执法设备，提高监测执法能力。

4.4 鼓励技术创新，搭建人才引进平台

鼓励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技术创新，积极引导高效、成熟、低成本的污染治理新技术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应用。指导农民科学施用化肥、农药，鼓励使用新型有机肥、生物农药、可降解地膜等环境友好型农资产品的使用，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搭建环保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平台，开辟引才“绿色通道”，通过提高薪资待遇、解决住房、安排落户等方式，大力引进具有专业技术特长的环保专业人才参与农村环境管理。同时，要大力培育本土人才，通过技术培训，提高本地环境管理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

参考文献：

[1]王 欣.精准扶贫的重要意义及实施对策[J].农业科技与装备，2015（12）：65～69.

[2]王 丽.我国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6，25（2）：39～42.

[3]刘 敏.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现状及对策[J].绿色科技，2016（14）：138～139.

[4]郭海强.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现状及对策探讨[J].能源与节能，2016（6）：110～111.

[5]师 明，张丽君.浅谈我国农村水环境污染现状及治理对策[J].山东工业技术，2016（6）：264.

[6]于 锋，王淑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及对策研究[J].广东化工，2016，43（6）：136～138.

[7]程全国，张书源.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管理与治理[J].沈阳大学学报，2016，18（2）：172～175.

[8]石艳丽.基层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探讨[J].绿色科技，2016（2）：143～145.

[9]黄 洁，盛清凯.我国畜禽养殖污染原因分析与处理对策[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6，33（7）：31～34.

[10]盛 瑜，周虹妤，史伯春，等.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中国畜牧杂志，2016，52（6）：68～70.

[11]王立峰，史志勇，吉 琳.农村工业对农村环境污染及防治[J].现代农业，2016（7）：75～77.

[12]万年青，乔 琦，孙启宏.我国乡镇地区工业污染现状及防治对策[J].今日国土，2010（8）：34～37.

[13]张雅娟，杜文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问题及对策[J].绿色科技，2016（14）：135～138.

[14]王丽娅，张彦.中国与欧盟部分国家环保投资的比较与经验借鉴[J].海南金融，2011（1）：43～50.

[15]刘玲玲，孙贻超，罗彦鹤.浅析我国环保基础设施建设[C]∥中国环保学会.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环保学会，2009：127～130.

[16]张 彪.中国城市与农村环境保护的差距比较[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0（10）：1～4.

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F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4-0363-01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是矿山企业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主题，也是当今社会、政府主管部门以及矿山企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既合理地开发矿产资源，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研究课题。由于我国历史遗留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多而复杂，综合治理的难度大，因此实施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必须突出重点，优先解决人口分布密度较大的矿业城市及其周边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1.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面临的困境

我国是世界上第三矿业大国，矿山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但与国外及先进地区相比，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还存在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资金、技术、制度3大困境。

2.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存在的问题

2.1地质环境破坏严重

由于多数煤矿开采的煤层大多在浅部，特别是厚煤层和中厚煤层的重复开采和放顶煤开采，开采后对地面地质环境的影响最为显著，表现为地面建筑物斑裂、耕地大面积下沉、地表水沿裂隙向下渗漏等。这样就造成对地面表土及地下水源的严重破坏。还有矸石的排放，洗煤废渣的堆积、矿井水的外排等等。

2.2社会影响巨大

老的煤矿矿区有着相对密集的人口，采煤后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经常引发一系列工农关系问题即社会问题，例如煤矿采空塌陷所造成地表耕地的破坏，桥涵、道路的破坏，村民建筑物的斑裂、倒塌，可以看出，煤矿矿区开采后地质环境破坏问题已不再仅是一个生态环境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人类生存的事情。搞好和加强采矿后地质境恢复治理工作，努力改善矿区生态环境，以提高矿区居民的和附近村民生产和生活质量，这样才能打造和谐矿区、平安矿区，实现稳定发展及“安全优先、以人为本”的宏伟发展目标。

2.3欠账较多

我国的许多煤矿特别是山东省内的几大矿业集团所属煤矿，基本上都是70后期、80、90年代在我国经济发展对煤炭资源大量需求的背景下建设的，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加上受经济利益驱动，煤矿企业“重建设、轻治理、重开发、轻保护”的做法普遍存在，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对采矿后地质环境破坏的严重后果认识不到位。国有煤矿、地方国有煤矿、乡镇煤矿、个体煤矿等各种经济类型的煤矿数量繁多，这些煤矿在开采之后或过程中引起矿区地表塌陷、水资源污染等地质环境破坏，根本没有进行恢复治理，目前山东境内的许多年产15万吨以下的煤矿已经被关闭，但关闭后遗留下来的矿山地质环境坏问题严重。

3.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的对策

3.1建立长效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要建立分级投入机制。对于计划经济体制和恢复治理保证金收取前的老矿山环境恢复治理，要建立国家、省、市、县分级投入机制，国家和省要拿大头。同时，国家要对资源枯竭城市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要开辟稳定的资金渠道。进行矿山治理恢复，解决“老账”问题，就得拓展资金渠道。一是建立矿山恢复治理基金，从矿产资源采矿权价款和补偿费中拿出一定比例，集中农发资金、农重金，地方财政从矿山土地出让金中预留一定比例；二是征收矿业可持续发展金，标准不低于采矿权价款的5%，此项资金计入企业成本；三是提高恢复治理保证金标准，由地方政府征收，利息也由地方政府支配。

要创新投融资体制。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的资金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基础上，很有必要引入市场机制，创新投融资体制。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明确投资主体条件、实施单位、监管流程、验收标准、收益分配和优惠政策等，如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给予投资者一定年期内拥有被恢复治理土地的利用权；如可以实施修复式开采整治，以开采余量资源的收入作为矿山环境综合整治的资金，并可免交矿产资源补偿费用。

3.2严格准入条件

实行矿山开发“六个禁止，三个限制”的准入条件。将地质环境资源消耗费用、地质灾害损失费用、污染损失费用与矿山生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进行综合评价，并作为是否颁发采矿许可证的重要指标。新建矿产资源开采项目必须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矿山环境影响评价，采取生态环境保护及预防和治理地质灾害的措施，避免或减少环境的影响和破坏。

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必须包括水土保持方案、土地复垦实施方案、矿山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和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并按照规定程序报经有关部门审批。

3.3明确责任主体

首先，中央政府应承担环境遗留问题的主体责任。因为，资源低价是中央控制的，财政税收最终收归中央，区域发展不均衡是中央政府的宏观布局所导致的，另外，也只有国家财政能承担得起。具体建议是：中央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财政支持；应从宏观上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应提供更多的环境治理的技术支持；应完善与资源相关立法，重点进行矿产资源税费体制的改革，为矿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应建立生态区域补偿制度，重点扶持资源枯竭城市。

其次，地方政府也要承担起相应的环境治理责任。虽然资源型城市的地方政府已步入财政困境，无力承担所有环境恢复治理的资金，但是，为避免引发更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加快城市产业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进行环境治理。具体建议是：要制定和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划，多方筹集资金，分期分批解决现有的环境问题；要建立完善的应急机制，排查隐患点、危险点，并落实防控措施；要对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的环境影响评价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实施动态监测。另外，对于虽有责任人，但因经济困难无力承担治理费用的原国有矿山企业，要积极协调上级配套资金，协助企业共同治理。

第三，现有矿山企业要履行环境保护和治理责任对于生产矿山和新建矿山，要遵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实行边开采、边治理，确保新出现的地质环境问题得到及时治理。

4.结语

我国矿业城市都会面临资源枯竭和城市经济转型问题，而严峻的矿山地质环境形势是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障碍，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必须开展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为了规范矿业城市的矿产资源开发活动，合理有序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必须尽快编制矿业城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

参考文献

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第14篇

[关键词] 塔里木河流域；贫困县；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大多贫困地区位于边远和自然生态相对脆弱的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较差，很难提高收入和积累财富。在生态脆弱、环境退化严重的地区，贫困人口极易陷入了“生态恶化？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困境。对生态脆弱地区来说消除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是统一的整体，必须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短板在于县域经济，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通过对生态脆弱区——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的部级贫困县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研究，为生态脆弱且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一、研究区域简介

塔里木河流域是由发源于塔里木盆地周边的天山、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阿尔金山的阿克苏河、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和田河、开都—孔雀河、迪那河、渭干河与库车河、克里雅河和车尔臣河等九大水系144条河流的总称，位于新疆南部地区，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河流域。由于人类生产活动、气候改变等因素影响，现在主要包括“四源一流”，即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田河、开都—孔雀河和塔里木河干流。

塔里木河流域降水量稀少、蒸发量大，是极端干旱地区，有水则绿洲，无水则荒漠。在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作用下，水环境与自然生态退化严重，植被覆盖度降低，土壤盐渍化和荒漠化过程加剧。塔里木河流域辐射了新疆天山以南的五个地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和田地区）和新疆兵团的四个师。塔里木河流域贫困现象突出，新疆有27个部级贫困县，其中有21个县分布在新疆南部地区，其中包括阿克苏地区2个县（乌什县、柯坪县），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4个县（阿合奇县、乌恰县、阿克陶县、阿图什市），喀什地区8个县（疏附县、疏勒县、叶城县、英吉沙县、伽师县、莎车县、岳普湖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和田地区7个县（和田县、洛浦县、墨玉县、皮山县、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地理区位偏远、生态环境脆弱、社会发育程度低下。本文以这21个部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指标体系，对各贫困县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二、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是利用降维的原理，把多个指标转化成为几个相互独立且包含原有指标大部分信息的统计方法。与其他评价方法相比，主成分分析法的优点是权数的确定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而是基于数据分析得到的指标之间的内在结构关系，各主成分之间彼此独立，使分析评价结果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

主成分分析的计算步骤：一是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形成标准化数据；二是计算标准化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R；三是求相关系数矩阵R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四是计算主成分（k=1，2，...，m；m

（二）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可持续发展涉及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诸多要素，要完整、准确地反映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必须能够综合反映上述三方面内容。基于以上原则，本研究构建了如下指标体系：

1.经济子系统。地区国内生产总值（X11）、人均GDP（X12）、第二产业占GDP百分比（X13）、第三产业占GDP的百分比（X14）、财政自给率（X15）、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16）、农林牧渔业总产值（X17）。

2.社会子系统。人口自然增长率（X21）、农村劳动力百分比（X2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23）、人均粮食拥有量（X24）、农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比例（X25）、每万人拥有床位数（26）、每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X27）。

3.资源环境子系统。人均耕地面积（X31）、森林覆盖率（X32）、单位耕地面积农机总动力（X33）、有效灌溉率（X34）、地区用电量（X35）、路网面积（X36）。

以上涉及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方面的20个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2012年）和新疆社会调查年鉴（2012）。

三、贫困县可持续发展评价过程与结果

（一）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对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20个指标原始数据（表略），由于每个指标的单位都不相同，所以必须要将它们无量纲化，从而使他们具有可比性，运用SPSS17.0分析软件对相应的原始数据采用Z-Scor公式进行标准化处理（表略）。

（二）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的计算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标准化数据处理后，从输出期望方差表可得到相关系数矩阵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见表1，相关系数矩阵的前6个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4.139%，故选用6个主成分作为评价优势产业的综合指标。

表1 相关系数矩阵R的特征值和贡献率（%）

（三）确定评价模型，并计算各主成分得分

根据提取的6个主成分后的载荷矩阵（表略），将每一列载荷分别除以特征值的平方根，然后所得的值分别乘以各数据的标准化值，得到六个主成分的得分。以下为每个主成分得分的计算公式。

以各主成分的特征值比重为权重系数来计算各贫困县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得分。综合得分的公式为：

贫困县的可持续发展综合得分之所以出现正负值，是由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所致。数据值为正说明该县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处于平均水平之上，如莎车县、疏附县、疏勒县、伽师县、叶城县、岳普湖县、英吉沙县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得分为正，表明这些县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在所有贫困县平均水平以上，其他县的数据值为负，说明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处于平均水平之下。从地区来看，可持续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是喀什地区，喀什地区的贫困县除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得分基本都为正；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阿图什市和阿克陶县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得分排名居于中等偏下水平，但乌恰县和阿合奇县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得分排名为倒数第一和第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经济非常贫困，全部地区都是国家扶贫重点县，农村居民纯收入是全新疆最低水平；该地区生态环境恶劣，耕地资源与水资源缺乏，山地面积占到90%以上。和田地区的和田县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得分虽然为负，但基本接近于零，表明其发展能力基本在所有贫困县的平均状态；和田地区的皮山县、墨玉县、洛浦县、于田县、策勒县、民丰县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分为负值，表明发展能力处于平均水平之下，从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分来看基本处于中等偏下。和田地区地处新疆最南端，南枕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北部深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戈壁沙漠和山地面积占到96.3%，经济以农业为主体，发展缓慢落后。阿克苏地区的乌什县和柯坪县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分为负值，得分基本处于中等水平。

四、贫困县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政策扶贫支持，强化可持续发展观

在国家的扶持下，积极利用“新一轮”对口支援新疆的各种政策和措施，立足当地资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扶贫策略由原先的直接救济转向地区综合治理与开发并重，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将扶贫由过去行政性的方式转变为可持续性的反贫困方式，将扶贫与生态环境的治理相结合，在经济建设中充分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根据不同地区环境承载能力，合理进行经济布局，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达极限地区，鼓励居民迁出，以减少产生新的生态破坏。

（二）调整贫困地区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

贫困县应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合理开发本地资源，调整三次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当地特色畜牧业、特色林果业、旅游业、维吾尔族药业等优势特色产业。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加对农牧业的资金投入，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把农业生产方式由过去低产出、高资源消耗的传统模式转换到高产出、低资源消耗的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上。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以产业援疆项目为突破口，加快优势资源转换，促进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和精深加工，着重发展环境污染小、经济效益好、辐射力强、有助于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的产业。在积极改造和提升商贸流通业、餐饮业、交通邮电等传统服务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金融业、保险业、信息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

（三）提高贫困县人口素质，加强科技文化普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曾经指出：“穷国贫困的关键因素不是别的，而是人，改善人口质量，可以显著地提高穷人的经济前途和福利”。提高人口素质，加强科技文化普及可以促进各民族群众开阔视野转变观念，增强自身脱贫致富的能力。加大教育投入，保证贫困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积极发展基础教育和多层次、多类型、多渠道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推广适用技术，提高劳动力知识技能素质。加大“双语”教育投资力度，使贫困的少数民族居民接受更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消除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语言障碍。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快远程教育网络体系建设弥补边教育发展不平衡。通过教育和培训，造就适合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知识型劳动者。

[参 考 文 献]

[1]王建勋，庞新安，郑德明，胡云喜，刘彬.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环境现状、存在问题及治理对策[J].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6（8）

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第15篇

西部生态移民迁入地选择与生态保护

试点五省低碳经济发展路径比较研究

甘肃省农村多维贫困指标构建

兰州城市青年职工住房现状的实证研究

农村小学生学习伙伴效应的实证分析

四川农业面源污染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汶川县灾后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研究

天府新区成都分区人口发展研究与政策建议

汶川特大地震灾后社区扶贫模式研究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电子参与发展报告

四川西部山区民族聚落生态分区研究

欧盟农村公共产品治理经验及启示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西部农村女童教育

中国政府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与管理现状

拉萨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研究:以寺庙管理为例

新疆乌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复杂国际形势下的“战略陪都论”及其传播策略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非均衡发展问题——节选

四川省人口功能区划与人口管理政策研究

贫困研究: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西部农村经济脆弱性的表征、演变及对策研究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视阈下西部民族教育刍议

西北回族社会的性别形塑——以临夏八坊为例

基于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的生态政策研究

人口现代化理论再思考及其地区实证与预测研究

中国西部电子政务调查:进一步推动电子参与

关于西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共生机制”的探讨

汶川地震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及生态修复对策

适度的新型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是否在校就餐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贵州“西电东送”电价中“真实移民成本”研究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设立的形成机制研究

养老保险缴费率和人口增长率的OLG模型分析

四川省花萼山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中国森林资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问题研究

川西北藏族牧区草地退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分析

农村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前后家庭教育成本的变化研究

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及未来展望

农村扶贫制度转轨:从开发式扶贫转向保障式扶贫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治藏诉求与对策响应

金融危机下甘肃省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的实证研究

集中连片特困牧区的致贫因素探析与对策研究

康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调查及思考

基于2012年数据的四川生态足迹计算与分析

县域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融合发展的几个问题

西南喀斯特地区资源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基于企业家跨期学习视角的企业家能力变化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