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范文

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民间借贷利率；法律规制；建议

一、绍兴市民间借贷利率的概况

民间借贷活动在绍兴地区广泛存在，当地的居民和中小企业经常通过民间借贷来满足短期的融资需求。绍兴市的民间借贷利率的水平差异很大，具有较大的浮动幅度。根据当地民间借贷利率的总体水平可分为三类：无利率或者低利率借贷、中等利率借贷和高利率借贷。其中，无利率或者低利率借贷在传统民间借贷中比较常见，而当前绍兴地区的民间借贷利率水平，则以中等利率为主，一般比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要高出一部分乃至数倍，甚至出现高利率的借贷。

在这次调查中，总共发放了600份调查问卷，最后收回的有效问卷为536份，在536个有效受访者中，有农民、个体户、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职工等，其中有民间借贷经历的有455人，占到总人数的85%。而在455位具有民间借贷经历的受访者中，有利率的有420人，占比为92%，无利率的受访者有35人，仅占8%。并且对于节余现金的投资，有超过1/3比例的受访者会将资金投入到民间借贷市场。从数据可以反映出绍兴地区的民间借贷活动非常活跃，参与十分广泛。

二、绍兴市民间借贷利率的主要特征

（一）民间借贷利率的市场调节性

民间借贷属于非正规金融体系，具有非正规金融属性，一般不受国家和政府的监管。因此，民间借贷利率具有市场调节性特征，即民间借贷市场中的借贷不是由政府规定的，而是由民间借贷市场根据资金的供需来调节利率的，具体表现了民间借贷市场中的资本供应与需求情况，同时也反映了市场的定价规则。“市场调节性”是民间借贷利率的本质和要求。然而，市场在调节民间借贷利率时，存在两个障碍，一是民间借贷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不高；二是国家设定了民间借贷利率的严格上限。民间借贷市场在借贷信用上具有固有的基础，在借贷风险的防范上也具有内控优势，这提供了民间借贷发展的前提和空间，同时也产生了借贷市场的缺陷，导致借贷市场具有区域上的分割性与资本供给上的垄断性等市场缺陷，实质就在于民间借贷没有实现高度的市场化。资本具有稀缺性的特点，民间借贷信息的披露又不充分，这使得资本的供方容易获得垄断地位。

（二）民间借贷利率的浮动灵活性

尽管民间借贷的利率是由市场来进行调节的，但是借贷利率的浮动范围较大。一般来说，民间借贷利率都是借贷双方约定的结果，具有意思自治的特点，双方可以约定没有利息，也可以约定有利息；可以约定中低利率的利息，也可以约定高利率的利息，甚至是高利贷，只是过高的利率不被法律保护而已。可见，民间借贷利率的浮动范围相当大。同时，民间借贷利率也具有灵活性的特点。借贷双方之间这个月可以约定这个利率，下个月又可能换成另一个利率，具有不固定性，也就是民间借贷利率的浮动很灵活。根据调查的数据显示，在绍兴地区的有效受访者中，不约定民间借贷年利率的有22人，占到总数的4%，约定利率的则占到96%，其中大多数集中在年利率为8%～16%之间，有6%的受访者约定的借贷利率在24%以上。从数据可以体现绍兴地区民间借贷的利率范围从0-24%以上都有，普遍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利率，也反映出民间借贷利率具有浮动灵活的特征。

（三）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风险性

民间借贷利率还具有法律上的风险。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的案件若干意见》，其中的第六条规定了在民间借贷市场中约定的借贷利率可高于银行利率，各地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具体掌握，但是最高利率不能超过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若超出，则超出的部分不予保护。根据调查数据发现，绍兴当地的年利率普遍高于银行同期的存款利率，一般维持在8%以上，其中以8%到16%的最多，占到62%的比重。仍然有5%的受访者的利率在24%以上。当借款人给予比银行利息高几倍的利率时，还是有达到56%比例的受访者会借给他，反映出民间借贷中的贷方追求利益且注重高利率，这就存在很大的风险，尤其是超过24%以上的利率，超过规定的利息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法律上的风险更体现在当地借贷纠纷案件的发生频繁上，有效受访者中有177位与他人发生过民间借贷的纠纷，占到总数的33%。

三、绍兴市民间借贷利率所存在的问题

（一）“高利贷”的频发扰乱了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绍兴地区的民间借贷利率普遍较高，逐利性也较明显，因此，当地存在一些非法的“高利贷”放贷人，他们通过事先约定高利率或者预先扣息等方式进行高利率的放贷，高利贷的发生较为频繁。当高利贷双方发生借贷纠纷时，借方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也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来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少数放贷人当不能通过合法的方式获得高额利息时，往往就会通过暴力手段或者借助黑社会势力来取得利息。此外，民间中小企业的经济基础较为脆弱，国家的保障措施也不够完善，因此，民间借贷是民营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然而，民间的“高利贷”过度增加了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破坏了民间资本正常的运行秩序和信用机制，导致大量的民间资本远离了实体经济。同时，民间的“高利贷”行为逐步演化为各种非法的金融活动，引发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和非法经营等犯罪行为，甚至是涉黑犯罪行为。综上所述，“高利贷”的频发严重扰乱了我国金融的正常秩序与社会的稳定。

（二）法定的“四倍红线”忽视了民间借贷的人格化特征

国家有关法律与司法解释规定了民间借贷市场中的最高借贷利率不能超过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这就是所谓的“四倍红线”。民间借贷的利率对市场具有过滤的功能。民间借贷的发生主要以亲缘和地缘特征为基础，借贷双方的交易信息往往是对称的，一些民间借贷还依靠人际关系而取得隐性担保，借贷主体是亲朋好友或由中间人介绍的参与者。为了亲友的利益以及个人的信誉，借款方即使在不能还款之时也不会为逃避债务而逃跑并隐匿，这在客观上降低了民间借贷的风险。因此，民间借贷的人格化特征较为明显，而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主要把支付能力、经营方式等作为审查对象，两者存在很大区别，这也是民间借贷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民间借贷具有人格化的基础，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借贷利率高低来体现风险的控制，“四倍红线”无疑成为民间借贷发展的障碍之一，民间借贷的短期、快速和灵活的特征也不能发挥。

四、对民间借贷利率法律规制的建议

（一）推动民间借贷利率的市场化

利率的市场化是大势所趋的，是社会与经济的必然发展结果。央行行长周小川曾经提出了五点理由：一是利率的市场化能够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二是利率的市场化体现了正规的金融机构在竞争的金融市场具有自主的定价权；三是利率的市场化使得金融机构的客户具有自主的选择权；四是利率的市场化反映了各种各样的金融类产品的供求关系，也反映了中小企业对风险的控制；五是利率的市场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当正规金融的借贷利率向市场化推进时，更加应该大力推进民间借贷利率的市场化。民间借贷是我国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补充作用，国家和政府必须纠正原来对民间借贷的负面评价并且充分认识到民间借贷对金融市场发展的补充作用。同时，民间借贷市场具有自由性，市场的供需决定与调节了借贷利率的高低，应对民间借贷的高利率现象进行实证上的分析和研究，而不是否定这个现象的存在，并且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将其纳入到法治化发展的轨道，使其健康发展。

（二）设立不同类型的利率动态管理机制

对民间借贷的利率进行动态管制，就要求人民法院能够根据不同的个案进行分别的具体分析，不能死板地适用现存的法律。尤其是要充分且综合地考察借贷双方的借贷目的、背景和用途等来认定合法、合理的利率范围。例如，德国的法律就没有通过具体法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范围。德国的法院往往适用《德国民法典》的“违背社会的善良风俗的行为无效”条款和“暴力性条款”来对民间的高利贷进行规制。英国、西班牙和瑞士等国家也采取相似的立法形式。此外，法国、荷兰等国则采取的是折衷方式，建立在一定限制基础上的动态化管理机制。比如：荷兰就规定了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处在不断的调整之中，并根据不同的期限、不同的种类来设置借贷合同的利率上限，国家的国会每六个月可公布一次并可进行调整，而法国则规定了由法院通过使用自由的裁量权而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以上各国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建立民间借贷利率的备案与监测制度

民间借贷利率需要进行备案，也需要政府对其进行监测。建立备案与检测制度可以对民间借贷的信息不对称进行一定程度的解决，使得民间借贷的利率能够阳光化发展，而且有利于对市场利率的变化情况进行及时的掌握，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来防范金融市场的利率风险。对此，浙江省温州市已经先行一步，开始了相关方面的实践。温州市政府已于2012年3月颁布了《关于开展民间借贷的登记服务中心的实施意见》，同年4月，温州市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成立并开业。该服务中心主要进行民间借贷双方资金供求情况的登记和，并且严格审核借方的资产、信用状况和借款的用途，安排借贷双方进行洽谈和联系各种社会机构，最终撮合借贷双方达成交易，并进行备案和登记。民间借贷的登记服务中心通过人民政府的引导，在民间借贷市场中进行运作，不仅能及时地了解、掌握民间借贷资金的需求与动向，有利于对民间的金融风险进行防范与化解，促进民间借贷活动公开和规范的发展，而且能够缓解个人、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以及发挥当地的民间活跃资本的优势。该登记服务中心的试点取得的成果值得绍兴市借鉴， 但是该成果必须得到进一步的总结，逐步完善登记服务中心，使其为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古代 民间借贷 利率 法律管制 借鉴意义

古代民间借贷的起源及发展过程

原始社会末期，原始的民间借贷伴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而出现。从逻辑上推论，私有财产的出现是民间借贷关系存在的前提条件。没有所有权的观念，就无从谈借贷：付出不必讨回；取得也无须顾虑将来能否归还；相应的利息问题更不可能提出。民间借贷的出现就是为了满足一种以不改变所有权条件的财富调剂的需要。

民间借贷在我国起源很早，即便从有文献记载时起算亦有三千多年历史。根据《周礼》、《左传》、《史记》、《管子》、《墨子》等典籍的记载，周初即有“贷谷”、“贷钱”等多种形式的民间借贷，随着商业的发达，至周朝末年民间借贷一度蔚为壮观，据《管子》记载，一国借贷之民多至数万家。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民间借贷已相当普遍，既有需要提供抵押物的抵押借贷，也有不需提供任何财物进行抵押的信用借贷，除了为发展生产和进行商业活动的借贷形式，在灾害或饥荒时的谷物借贷、平时急切贫困时的借贷及因租税徭役过重和战争而产生的借贷也成为常见的借贷形式。

进入封建社会之后，民间借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秦代税负沉重、峻法严刑，加之土地兼并和资本集中严重，造成贫富不均，此时放贷者多为豪强地主、富贾巨商，借贷者多为破产农民。汉代私人间借贷非常发达，借贷者多为农民，也有官员甚至天子诸侯向富人借贷的情形，《史记》即有“列侯封君高利借债于无盐氏”的记载。

唐宋时期的民间借贷进入发达完备的阶段，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根据借贷条件的不同，唐宋时的民间借贷分为质贷和无质贷两种，所谓无质贷即不需提供抵押物，多发生在商人与官吏之间，《资治通鉴》中就有“禁军大将尝借富室之债”的描述；所谓质贷，即抵押借贷，如贫农以土地作抵向富农借贷，无法偿还时该土地则由出贷者所有。抵押借贷的另一重要形式是典当，唐宋时期典当业已非常普遍，并且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由寺院及王公官吏进行经营不同，其已由寺院走向民间，在城乡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农业、手工业的关系尤为密切。该时期民间借贷还有一个特点，即关于借贷期限及利息多寡都有契约约定，唐宋两朝皆如此。

元代放贷者既有商人、军官等个人，也有书院、寺观等私人团体，放贷牟利蔚然成风，借贷利息居高不下，甚至出现按年加倍的“羊羔利”，虽有法定利率标准，但很少有人遵循。元代民间借贷的客体更加多样化，实物借贷既包括谷物，也包括布帛及日常用品等，货币借贷包括交钞、铜钱、白银等，其中的实物借贷不仅在一般民众中进行，在商人、地主等中间也较为普遍。元代典质业不断向纵深发展，除民间“质库”外，还出现了与民争利的公办“广惠库”，吸收官民资金，收办各种有利可图的店铺买卖，操纵市面，牟取暴利。

明清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民间借贷有了更大的发展并活跃于广大城乡地区，对当时的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清代，民间借贷的形式更加复杂多样，不仅有普通商人和地主富农放贷，还有旗人、灶户、外国商人放贷，民间借贷组织发展也很快，以同乡会馆与合会为主的信用合作团体放贷、以票号及钱庄的金融业放贷、典当行业的放贷发展都非常迅速。该时期不仅借贷主体众多，关系复杂，私人贷款合约利率也因时间及借贷主体的不同而多样化，并呈逐渐下降趋势。但这只是出现在现代商业信贷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内陆的利率一直保持在高位，如农村的分期付款贷款利率经常为60%，与较低的开放口岸利率形成鲜明对比。

古代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管制实践

周代为迄今可考的民间借贷发轫时期，主要包括实物借贷（以贷谷为主，也包括畜产及其他农产品）和货币借贷（贷款），《左传》记载：“齐……田氏（贷粟）……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墨子》记载：“牧、粟、米、布、钱、金，出内畜产，皆为平直其贾，与主人券书之。事已，各以其贾倍偿之”，上述典籍明确记载了可供借贷的财产形式及利息的差别。

周朝时期民间借贷利率在周初和周末有所不同，周初借贷利率较低，除因此时商业欠发达的原因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周代设有官贷于民的机构―“泉府”，随时为庶民提供资财，且根据用途的不同，不取利息或仅收取较少的利息。《周礼・地宫・泉府》篇中对此即有记载：“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其中“赊”是指祭祀、丧葬等消费性借贷，只需还本，不计利息；而“贷”是指为各类小生产者提供生产性资金，除返还本金，还需支付相应利息，支付标准为“以国服为之息”，就是按照官贷利息标准进行支付，根据熊正文的研究，周初法定年利率（约公元前1115年）为15%。

到晚周时期，随着商业逐渐兴起，加之租税繁多、灾害频仍，私人间高息借贷盛行，依据《墨子》“各以其贾倍偿之”的描述，此时的利息高至与本钱相同。周初政府对民间借贷利率管制较严，超过法定利率者会被处以刑罚；到了周末，虽然多数执政者反对高利借贷，但对高利借贷却几无法律的限制。

秦代二世而亡，关于借贷利率的政府管制并无相应记载。汉代民间借贷利率较高，通常达到100%，称为“倍称之息”，此外，还存在利率高至10倍的极端情形。尽管没有太多关于限制民间借贷利率的史料留存，但从政府限制官贷利率及向贷者征收利率之税的记载仍可推断，汉代政府对于民间借贷利率是采取了相应的限制措施的。

唐代的民间借贷利率变化较大，从20%至100%的利率都有，如唐代宗时私人间的贷钱利率常为100%，而到了唐敬宗时则降为20%。宋代利率较高，通常达到100%。唐宋对于借贷利率的管制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规定法定利率，唐玄宗开元十六年下诏：“比来公私兴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宜厘革，自今以后，天下贫举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宋代则是在《宋刑统》中明确规定：“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二是禁止违法高利及计算复利，并规定了违法之后果。唐文宗时曾颁布敕令：“今后应有举放，又将产业等，上契取钱，并勒依官法，不得五分以上取利。如未辨计会，其利止于一倍。不得虚立倍契，及计会未足，抑令翻契，回利为本。如有违约，一任取钱人经府县陈论。追勘得实，其放钱人，请决脊杖二十，枷项令众一月日。”宋代的此类规定也较为多见，如宋太宗时规定：“……出息不得逾倍，……违者罪之”。

元代的民间借贷发展迅速，放贷者多为商贾、军官、寺院、书院等个人及团体，借贷利率居高不下，元世祖以前利率约为100%，其后降至36%。元代对于民间放贷通过规定较低的官贷利率以平抑和引导民间利率，此外主要是通过立法对民间借贷利率加以限制。比较以前各朝，元代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范较为严密和完整。一是明确规定民间借贷利率。如元世祖时敕令，民间贷钱取息，虽逾限，止偿一本息。随后又立法规定民间借贷取息之法，以三分为率。二是对暴力索债进行立法规制。元代刑法规定：“诸称贷钱谷，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息。有辄取嬴于人，或转换契券，息上加息，或占人牛马财产，夺人子女，以为奴婢者，重加治罪……”。三是专门针对军官放贷进行规定。如元世祖时诏令：“禁军吏之长举债，不得重取其息，以损军力，违者罪之”、“禁云南权势多取债息”等，元代军法对此也作专门规定，如“诸军官役其出征军人家属，又借之钱而多取息者，并坐之。”

明清两朝继续沿袭历朝反高利贷的思想，立法规定了相对较低的民间借贷利率和相应的违法责任。《大明律》规定：“凡私房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违者笞杖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同明朝一样，清律也规定了民间借贷法定利率为年利36%，且从清朝立国直至宣统年间未有改变。明清两代放贷主体愈加多样化，除对军官放债有规定外，对官僚、平民等放贷者也有相应规定。明代法律规定：“若监临官吏，于所部内举放钱债、典当财物者，杖八十。违禁取利，以余利计赃，重者以不枉法论”，明宪宗时期曾有禁止所有官员放贷的规定。清朝对官员放贷限制更加严格，明确规定不得放贷取利，违反者治罪。为保护满人利益，清代法律还禁止平民放贷者向其放高利贷，违反者“……送该地方官，照领催枷号七十五日之例，减一等，枷号四十日。”

古代民间借贷利率管制实践的启示

目前我国通过股市和债市的直接融资比重较小，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借贷的间接融资方式。而长久以来的通货膨胀压力迫使央行将准备金率提到了历史高位，并严格控制银行信贷规模，正规金融市场的数量控制措施使资金供给更为短缺。国家利率政策的调整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难的现象都促进了中国民间信贷的发展。由于民间信贷手续简单、放款速度快等优势，近年来民间借贷市场更趋活跃，呈现出借贷规模扩张化、借贷用途多样化的特点。

据研究发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的民间借贷无论从规模和利率方面都开始疯涨，此外，一些不发达地区的民间借贷也开始蔓延，并呈现出迅猛发展的状态。尤其是2011年以来，“民间借贷”比较活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但民间借贷存在着信贷风险难掌控、资金流向难检测、债务纠纷易发生等潜在的风险，同时也潜藏着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总之，现阶段我国的民间借贷存在着很多问题，亟须相关部门加强监管。而我国古代民间借贷盛行，历代政府都试图通过对利率的管制遏制高利贷，以实现对民间借贷的规范管理，虽成效不大，但仍有一些做法对于现今民间借贷的规制具有启示及借鉴意义。

利率法定。从周至清，各朝都制定有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以遏制高利贷的蔓延，虽并未得以很好实施，但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并产生了一些作用。一方面，以法律规定放贷者可以收取相应利息，反映出执政者对利息来源于利润以及让渡财产的使用权应当取得回报等金融规律具有一定的认识，客观上对社会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法定利率为界定高利贷提供了一条简洁的标准，也是进一步规定违法者法律责任的前提条件，这对引导民间借贷规范运行、抑制高利贷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当代民法对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与古代各朝的规定有极为相似之处，这显然与中国古代法有着一脉相承的传统。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行为的司法解释：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民间借贷是一种直接融资渠道，银行借贷则是一种间接融资渠道。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的一种投资渠道，是民间金融的一种形式。民间借贷分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和公民与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原则。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属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贷。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国家规定。公民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二十一条至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借贷分为有息借贷和无息借贷两种，其中公民之间的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生活性借贷利率。生活性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两倍。

1999年颁布实施的《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1991年最高院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内的利率肯定受法律保护。

禁止复利。古代各朝多有“负债出举，不得回利作本”的规定，如唐文宗时期颁布的敕令：“今后应有举放……不得虚立倍契，及计会未足，抑令翻契，回利为本。如有违越，一任取钱人经府县陈论。”类似规定在我国现代法律中也有反映，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七条“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的规定与上述古代的规定如出一辙，应当是禁止复利和越法高利的“古为今用”，是对古代法制的传承。

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效应就要建立民间借贷利率定价机制，确定民间借贷合理的利润空间。贷款利率浮动空间的放开，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浮动也没有上限，因此，央行要结合利率市场化和民间借贷的风险分布，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和个人经营的盈利空间来确定民间借贷合理的利率范围。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预警机制，民间借贷行为指引，规范民间借贷利率定价，遏止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行为。

我国目前缺乏对个体、私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加上金融产业布局不合理，使得中小企业、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农民等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是民间借贷形成和活跃的制度性原因。

首先要实现金融服务的多层次和差异化，完善政策和制度供给，建立针对中小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需要的投融资渠道和制度，对个体、私营经济开放资本市场。

其次要积极创新中小企业债务融资的工具，使中小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可以从债券市场上得到筹融资机会。

最后要创建风险投资公司或产业、行业风险投资基金，并采取措施逐步使私募基金合法化。实行“高风险高收益”的民间金融服务，为敢担风险者提供投资渠道，为中小民营企业的创业提供资金支持。

尤需提及的是，古代在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法律管制的实践中还认识到金融制度的重要性，早在周代即产生了这种思想，认为对于高利贷问题既不能以令禁，也不能以法限，只有完善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使国家资本快捷流通、实现增值，才可实现借贷利息降低、避免产生高利贷的目标，这对于思考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及民间借贷法制化无疑也极具启示和借鉴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间借贷也呈现生机。如果规范得当，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融资方式会更加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规范不当，我们要充分借鉴中国古代民间借贷的发展经验及历代政府所采取的借贷利率管制措施，对当前民间借贷加以严格管理，否则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民间借贷；利率；认定标准；市场化改革

一、民间借贷的界定

（一）借贷主体方面

民间借贷是一个与金融市场借贷相对应的概念。由于银行借贷与民间借贷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将这两个借贷领域区分开来是必要的。

民间借贷和银行借贷主要存在以下差别：第一，借贷主体不同：民间借贷中，借贷双方都为民事主体，而商业银行借贷中多为商主体；第二，两者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不同：民间借贷适用的法律规范较为宽松，多由民法调整，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商业银行借贷的法律规制较为严格，因为其对社会经济的总体影响更大，对商业银行存贷款的规制是公私兼具的经济法层面。

（二）借贷方式方面

民间借贷是典型的合同关系，借贷双方通过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订立借款合同来约定金额、利息率和还款期限等相关问题，这与金融机构的借贷，主要是银行借贷存在很大的区别。在银行借贷中，存款人与贷款人两者分别与银行发生存贷关系，从而实现资金流转，有效地将社会闲余资金集中并投入到需要资金进行发展的领域中去，以实现资金的最大效益。与之相比，民间借贷形成的是资金所有者和资金使用者之间的直接法律关系，借贷方式更加直接，法律关系更加明确。

（三）借贷对象方面

在当今社会，虽然民间借贷中，仍然存在以货币以外的种类物为借贷物的情况，但是其影响和数量都无法与以货币为借贷物的借贷相提并论。鉴于此，民间借贷的范围限定在通常所说的货币借贷上。

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中没有对民间借贷的直接官方定义，只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对民间借贷做了界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

二、温州民间借贷活动现状

温州地区的民间借贷活动历史悠久，是民间融资的重要渠道，也是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2011 年6月温州地区有89%的家庭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借贷规模约为1100 亿元，占银行贷款总额的20%，民间借贷综合利率高达24.4%，为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3.72 倍。自 2003 年以来，民间借贷利率一直在10%到25%区间内波动，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波动区间为5%至7%，民间借贷利率严重偏离了银行贷款利率。温州民间借贷活动形式多种多样，有用于短期的借贷，如短期垫资、拆借周转等，也有用于长期的借贷，如项目投资等，参与借贷的主体大致可分为民间互助性借贷、企业间直接借贷、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社会中介机构贷款等。不同主体的借贷其利率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一）民间互助性借贷

互助性借贷是温州最常见的民间借贷形式，一般发生在家族内部成员、亲朋好友之间，基于血缘、地缘、亲缘的关系而进行的借款，用于弥补子女上学、求医治病等生活消费支出。借贷大多是口头协议，一般也不规定还款期限。现金利息为零。

（二）企业间直接借贷

企业间直接借贷通常发生在较为熟悉、业务往来密切的企业之间，主要为了满足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对温州 400 户民间借贷监测点的监测结果显示：每月民间借贷的发生额中约有 80%用于生产经营。这种借贷的利率一般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基础，以借贷主体、担保方式、借贷期限等多因素来确定。据监测，温州民间借贷的单笔借款金额快速扩大，从几十万元发展到上千万元，2012 年 4 月温州企业间直接借贷利率为 17.75%。

（三）小额贷款公司贷款

小额贷款公司主要为小微企业和“三农”提供资金支持。目前温州有小额贷款公司20家，注册资金39.2亿元，它们以初创企业、个私企业为主要对象，提供周转性贷款。由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受到相关政策的限制，利率水平并非处于完全自然水平。据监测，2012 年 4 月温州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为 21.08%，高于企业间直接借贷利率。

（四）社会中介机构贷款

我国总体上实行低利率政策，民间借贷存在较大的利润空间，这促使了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寄售行等众多中介机构参与民间借贷活动。目前，温州已有各类融资性中介机构 1000 余家，它们热衷于民间借贷活动，已成为近年来温州发展最快的民间借贷市场。据监测，2012年4月温州社会中介机构贷款利率为 30%。

三、民间借贷利率定价的影响因素

在分析民间借贷利率的影响因素时，除考虑交易成本、机会成本和垄断利润等因素外，还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发展的地区实际情况，重新审视民间借贷利率定价的影响因素。

（一）国家实行的货币政策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受到央行数次调整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温州金融机构贷款总量减少了约 100 亿元，银行信贷市场产生了巨大的资金缺口，这迫使企业转向资本更加丰厚的民间借贷市场，民间借贷需求的增加导致其利率上升，月平均利率达到 11.98‰；到 2009 年，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温州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总量比 2008 年明显增加，民间借贷的需求减弱，导致民间借贷月平均利率下降至 10.84‰。自2010 年 9 月以来，央行连续上调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率，造成银行信贷市场流动性偏紧，银行信贷扩张能力受到约束，贷款额度受限。一方面，银行信贷资金倾向于规模大、风险小的大项目，压缩了中小企业信贷投放的规模；另一方面，银行监管部门严格了中小企业贷款审查以及放款和用款的手续，增加了中小企业贷款的门槛和难度。此时，中小企业纷纷转向民间借贷市场，从而导致民间借贷利率不断上扬。

（二）民间借贷的用途

民间借贷利率的高低与借贷目的、借款资金的用途有较大关系。2010 年 9 月监测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资金用于生活消费、生产经营的借贷利率为11.7%，而用于投资的借贷利率为 21.34%，远远高于生产经营的资金利率。目前，温州民间借贷资金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约占 35%，用于房地产投资的约占 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规模约为 40%。近年来，大量民间资金转向私募股权投资，私募股权基金成为民间资金的投资热点。通过企业上市或直接投资高风险资产追求少则几倍，多则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短期投资回报。

（三）民间借贷的交易成本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温州民间借贷逐渐转变为合同关系和生产经营性借贷。在发生民间借贷时，借贷双方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需支付高额的信息成本。虽然民间借贷合约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连带责任制度和特别的合约执行方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该问题，但是道德风险仍不可避免。因此，民间借贷放款人为了减少贷款风险，需要对借款人进行调查和甄别，贷款成本的提高推高了民间借贷利率。

（四）社会中介机构的经营成本

温州中介机构的民间借贷资金主要来自个人家庭、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的闲置资金。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低利率政策，利率双轨制形成了较大的套利空间。一方面，中介机构支付的资金成本要高于银行存款利率与通货膨胀率；另一方面，部分社会个人和企业将银行贷款进行转贷，获取高额利息。这势必抬高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成本，从而导致民间借贷利率走高。

四、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对策建议

随着民间借贷的普及化和借贷总数的扩大化，规范民间借贷活动刻不容缓。相关规范也正在起草过程过，负责规范起草的李有星教授认为，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总体的原则是“轻审批、重服务、强监管”。笔者认为，在此原则的指导下，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区别考量不同需求下利率定价问题

民间借贷在民营经济中较为活跃，其融资规模、融资方式随经济的发展不断改变。所以，对民间借贷活动进行监管，首先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下利率的确定。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利率四倍以上，此规定过于死板，不能满足不同情况下借贷利率定价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在不同情况下考虑利率的定价问题：

1.因生活必需产生的借贷：此种情况下，借贷人多因突发的变故使生活陷入困境，此时的借贷是用于生活必要的开支，作为较低的生活保障。因此，应实行较低的利率。

2.因扩大再生产产生的借贷：银行借贷的高额利率、手续的繁琐，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重大阻碍。因此许多企业转向手续简单、办理周期较短的民间借贷。对于此种需求的借贷，也应当采取相对低的利率，以促进中小企业扩大规模，更加具备竞争力。此时利率介于因生活必需产生的借贷的利率与银行同期利率两倍之间为宜。

3.因投机性活动产生的借贷：投机性活动并不产生实际的GDP，对社会经济不产生实质性贡献，反而还会导致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相关产业的动乱，不值得提倡。因此，对投机性活动产生的借贷，应当实行较高的利率，可高于生产性借贷的利率，但应低于银行同期利率5倍以下，以起到抑制投机性活动的作用，维护市场的稳定。

（二）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放开利率管制，让银行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逐步并轨。规范民间借贷市场，最主要的是做到使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对此，一方面，放开银行贷款利率限制，由银行根据信贷产品特点、客户价值、风险程度以及目标利润进行贷款自主定价，增加银行的盈利压力，迫使银行将服务网点延伸到农村，加强对民间借贷市场研究，开发适合农村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另一方面，放开银行存款利率限制，尤其需要放开银行存款利率的上限，提高民间资金的收益率，缩小民间借贷市场上的套利空间，让民间借贷利率回归自然。

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范文第4篇

[关建词]:民间借贷 规范 法律思考

引 言

民间借贷不是新时期的产物，它的存在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它为商业银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着社会进步的一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民间借贷已经不是从社会救济的角度向前发展，而是以盈利为目的发展。是以其合法的一面挡住其非法的一面，民间借贷所产生的利润已经不是从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产生的利润。因此民间借贷已经成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行为，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和非法性没有作出公示性的限制，从而对民间借贷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笔者在多起民间借贷的案件中，经历了因民间借贷而产生的非法集资、诈骗等民放高利债行为，给公民造成的损失无法挽回局面。本文从一个社会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对民间借贷提出部份思考意见，以此抛砖引玉，让民间借贷进入一个合法的、为社会有用的资金循环链。

一、 民间借贷的主体

民间借贷的主体，从法律意义上，民间借贷的主体应当是社会自然人。而现阶段，民间借贷的主体已经不是一般意思上的社会自然人。随着我国富民政策的不断落实，人民群众手中的现金也越来越多，民间借贷的主体也在不断的壮大。由一般的社会自然人发展到了各行各业之中拥有现金资本的人员都加入到这一行列之中。现在，不单纯的社会自然人，部份有资金的企业法人也在从事资金拆借，有点单位甚至从国有商业银行借款，将暂不使用的部份也投入到了民间借贷的行列之中。因此，有关民间借贷的主体已经不是单纯的民间主体，这个主体正在不断的扩大。

二、民间借贷产生的原因

民间借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从历史看，银行业还是在民间借贷的基础发展起来的，它将零碎的民间资金进行了有效的结合，形成具备规模统一进行借贷的钱庄，在钱庄的基础上民展成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因此在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间借贷产生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笔者只是从法律的角度对民借借贷进行的探讨。笔者认为，民间借贷由于缺乏风险评估和监管机制，因而具有一定的风险，在民间借贷过程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有利用民间借贷成为暴发户也有因民间借贷落到倾家荡产的下场，在这种高风险的情况下为何现阶段还有越越多的人参与者到民间借贷的行列之中呢？笔者认为主要有发下几点：

1、国有商业银行、城市股份制银行贷款要求高、手续繁锁、周期长、渠道不畅为民间借贷创造了条件。

当前，我国融资渠道成金字塔形，在金字塔的最下层是实力雄厚国有商业银行、金字塔的中间的城市股份制商业银行，资金实力远不如国有商业银行，在金字塔的再上层是农商业作银行其资金实力又没有城市股份制银行雄厚；再上层是国家刚刚允许进入的市场的小型贷款公司，他们的资金少得可怜，只能在一个小范围内起到补充作用；最上层也是资金最少的是拥有资金资本的民间借贷主体。在这五层金字塔中，人们当然希望能够从国有商业银行贷到款。但是国有商业银行、城市股份制银行需要提供担保、抵押、上级行的审批等，这些手续对小型企业来讲是很不容易办到的。因此他们只能另辟贷款渠道，只能用高息从小型贷款公司或向民间的资金持有人贷款。

2、存款利率过底，造成社会闲置资金不向银行流入，进入了民间借贷行列其中另一原因，是我国银行存款利率过低。

自取2011年以来，国家虽然调整了几次存贷款基本利息，一年期存款利率达到3.5%，折合成月利率只有0.29%，与民间借贷月利率5%甚至5%以上来讲，这样的存款利率与民间借贷相比较，这一点的存款利率与民间借贷相比较，其收益率是无法相比的。加之民间借贷方面没有法律、法规约束，人们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将手中的现金做活，不向银行流动，而进入民间借贷市场，是一种社会的一种必然趋势。

3、商业银行的贷款成本过高，借贷人实际付出的利息与民间借贷的利率距离在缩小。

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实行国家指导利率，各商业银行可以国家公布的标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贷款利率。因银行的体制不同，利率的上浮比例也不相同。我国国有四大商业银行是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不浮20%为实际贷款利率；而农村商业银行是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90%为实际贷款利率。除执行上述贷款利率外，我国商业银行申请贷款，还需要抵押、担保。在抵押登记时，还要进行价值评估，对抵押物还要办理财产保险，有时银行还要对借贷项目进行考察，这些支出无疑增加了企业贷款的成本。如果按照农村商业银行的实际贷款利率计算，一年期贷款利率为11.99%，加上价值评估、保险、考察等费用，实际年利率已经超过18%，有点还超过20%，加上现在商业银行不是按借款时间计算利息，而是按月计算利息。除了上述成本外，要办成这一笔贷款，还要等层层批准。因此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的成本之大、手续繁锁、渠道不畅给了民间借贷一条路。

4、民间借贷的高额利润吸引了资金持有人进入民间借贷市场

现阶段，民间借贷的月利率通常在5%左右，有些高利率甚至达到10%以上，他们的借贷方式，是确定借贷的数额和时间，在此基础上先扣除利息，扣除利息后的借贷数发放给借贷人。笔者曾经算了一下民间借贷后的收益。按照月息5%计算，10万元一年出借六次，其益就高达到84460元，如果借贷的月利率再高于5%，达到10%那收益率就更大了。如此之高的收益呢，怎么不让人动心，又怎么会将手中的现金存入银行呢。因此，民间借贷的高利率是吸引各种资本进入民间借贷的特大磁场。

5、国家对民间借贷没有约束，使民间借贷无制约的发展

由于我国对民间借贷还没有法律、法规进行约束，唯一约束民间借贷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一意见没有对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进行规定，只是对民部借款的利率作了明确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不得超过国家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倍，因此，我国现阶段对民间借贷还没有一部法律、法规进行调整，这就使民间借贷无序的发展造成法律上的真空。

三、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

根据央行的 统计,我国2011年银行新增贷款4.17万亿,而从民间融资的资金规模达到7.76万亿元，银行贷款规模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逐年在下降，目前银行外资金已经接近全社会融资总量的一半。我国居民真的有这么大的资金用于民间借贷吗？据有关统计2010年底我国居民个人存款已达到21万亿元左右，企业存款达16万亿。从这一统计数字看，我国居民的存款数量已达到一定的规模，再有这么多的资金从事民间借贷显然不可能的；企业的16万亿存款，成了进入民间借贷市场重要角式，当生产资金不从事生产所用，而转入资金运作时，对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结果，将有可能影响到国家对全国资本的管理的能力。因此，我国民间借贷的主体已经从单一居民发展到多元化的主体。

四、如何正确评价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是一把双刃剑，它好的一面是帮助缺少资金的单位和个人解决了资金的困扰，将民间闲置资本用于发展再生产或促进商品流通，给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对民间借贷没有约束，民间借贷也给社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主要有：

1、容易产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非法拘禁他人、故意伤害等刑事民放高利债

由于民间借贷的主体是自然人，其资金不能满足需求，因此他们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就要继续组织资金，由于民间借贷缺乏监督机制和风险评估，借贷的确风险系数较大，一旦有一笔资金不能收回，必然引起联锁反应。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信誉，开始折东墙补西墙。在不能偿还债务时，就构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罪。在借贷人不能按时偿还借贷款时，出借人为了保护借款的安全，便动用黑社会性质的人员追要债权，在追要债权时，往往通过非法拘禁或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逼借款人还债，这种追要行为构成了非法拘禁他人或故意伤害他人的民放高利债。

2、高利债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社会和谐。

现阶段民间借贷在利息上，有的已出现了高利债，这种利息已实际超出了其它行业正常利润范围。因此，借上高利债的人，从经营取得的利润已不能满足支付高额利息的需要，这时，借贷人为了逃避逃避责任，将借款卷走外逃。

三、民间借贷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反映

从理论上讲,民间借贷不会对资产产生增值,民间借贷的高额利润将会使从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资金撤回,因此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金融是为第一、二产业服务的，只有第一、二产业搞好了第三产业才能兴旺发达。因此我国民间借贷的利润超过任何一个产业时，大家都去做金融业务。这样的结果最终导致第一、二产业因不能承受高额的利息和低下的利润使第一、二产业衰落，大家都将以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民间借贷之中，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不堪设想。

四、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规范民间借贷

综上所述，民间借贷不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一历史的产物，民间借贷积极性的一面，他解决了公民在资金发生严重困难时,但也存在危害社会的一面,如不加以规范,任其发展,给社会、家庭都会造成直接的、间接的影响，如何规范民间借贷，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规范。

1、制订行政法规对民间借贷从横观上进行监督

目前，我国对民间借贷没有法律进行调整，无法确认民间借贷的合法性或非法性，在现实生活中，民间借贷的行为已经危害到社会的稳定。因此如何对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和非法性，应当以成文法加以固定。对利用民间借贷获取非法巨额利润，并以暴力手段或以非法拘禁债务人的行为，应当从法律的角度作出禁止性的规定，只有制订法律、法规，才能对以民间借贷的形式从事非法经营的人员和行为予以打击，也才能保护正当的民间借贷行为。

2、规定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标准

目前我国对民间借贷的利率如何确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法（民）《1991》21号）作出一个原则性规定，即“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含利率本数），超过此限度的，超出部份的利息不予保护。”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意见仅对利率的上限作出的原则性规定，而对超过部份不予保护，那超过的部份属什么行为，应当不应当进行处罚，最高法的解释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从操作性上来讲，国家极须要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作出相应的明确规定。

3、从税收上对民间借贷进行行政管理

从最高人民法院意见看，按照我国现在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我国民间借贷的年利率基本上达到25%左右，我国法律对民间借贷获取的一次性收入，没有纳入所得税的范围。而国有商业银的贷款利息，都要缴纳税收。因此，为了对民间借贷进行管理，对发现的民间借贷应当课以重税，以调节利用民间借贷获取巨额利润以税收的方式进行一定的调节。

4、银行对现金流量数额较大进出频繁银行客户跟踪调查

根据国家的关的统计数据，民间借贷的资金量，已接近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这些庞大的资金，有许多并非是公民手中的闲散资金。各式各样的资金将随着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的利润进入非正常渠道的融资范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我们有些在国有商业银行的人员，利用手中借贷的机会，将银行资金通过合法渠道借出，然后再通过相应的渠道，将这部份资金投入到民间借贷，以此获得非法的利润。因此，商业银行作为国家的金融机构，应当对企业的借贷资金进行跟踪调查，如发现利用银行资金进行转贷，获取利润的，应当予以坚决的制裁。同时我国法律也应当赋于银行部门有充分的调查权，使银行进行调查时，得到法律的支持。

5、打击以营利为目的高利贷的行为

高利债并不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和产物，他具有一定的历史。在我国的历史上，因为高利债，将借款人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数不胜数。在近阶段，高利债又死灰复燃，因高利又 引发非法集资。他们以2-3%的月利率吸收公众存款，然后他们以10%月利率向一些缺少资金的企业和个体户放贷从中收取巨额的利差。根据这一事实，笔者认为，民间借贷的高利息的行为已经触的刑律，应当对发放高利债的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和偷税罪数罪并罚予以打击。其理由如下：根据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的理论，发放高利债的主体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发放高利债的主观方面是以获取巨额利润的目的，主观上是故意行为；发放高利债所侵犯的客体是我国金融秩序；发放高利债的客观方面是向不特定的人发放高利债的行为。由于发放高利债的行为未经工商部门登记未领取营业执照和 税务登记证，也未向税务机关申所纳税，按照偷税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偷税罪予以数罪并罚。

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范文第5篇

自2015年9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开始施行。自1991年8月13日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借贷案件意见》）以来，相隔24年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刷新了对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民间借贷

《借贷案件意见》虽然名义上没有将借贷案件定义为民间借贷案件，但实际上审理的是“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反而给民间借贷下了以“公民”为纽带的定义。

按照《借贷案件意见》的逻辑，借贷法律关系有三种：民间借贷、金融机构借贷、非金融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借贷法律关系分类的后果是：民间借贷、金融机构借贷都是有效的，而非金融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是无效的。

非金融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无效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关于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问题”第（二）项规定：“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除本金可以返还外，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对另一方则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至于“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哪一部、哪一条金融法规，没有人知道。

后来有人找到的“明为联营，实为借贷”无效的依据是《贷款通则》，但《贷款通则》是1996年8月1日实施的，晚于1990年11月12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时间是无法倒流的。更重要的是，《贷款通则》是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行政规章，既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不是国务院出台的行政法规，不能作为因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而无效的依据。

刷新的《民间借贷规定》第一条将民间借贷定义为“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区别于“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即《民间借贷规定》将借贷法律关系分为民间借贷和金融机构借贷两种。

《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了转贷牟利、借款用于违法犯罪、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定无效外，民间借贷合同是有效的。

民间借贷谁来解读

最高法院对民间借贷的解读，前后并不一致。《借贷案件意见》对民间借贷的定义切合实际，但一直在维护国有金融机构对借贷市场的垄断权，禁止企业之间的资金融通，对发展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成长壮大不利。《民间借贷规定》打开了企业之间的资金融通的大门，但对民间借贷的定义显然不符合实际。

《借贷案件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民间借贷的利率本来应当由市场决定，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这个数据谁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只能归结为是拍脑袋的结果。

《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约定处于年利率24%与36%之间的，借款人支付了的利息不能要回，没支付的贷款人不能要求。《民间借贷规定》比《借贷案件意见》，在利率拍脑袋的路上走得更远。

最高法院利率拍脑袋的结果，既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又导致利率数据缺乏法律依据。最高法院有什么理由对民间借贷作出这样的解读？

《贷款通则》第二十一条规定：“贷款人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贷款业务，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或《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必须经过行政审批才能做贷款人。因此，最高法院对对民间借贷的解读，实质上保护的是行政审批权。

问题是最高法院只对法律规定的具体适用有解释权，并没有法律解释权，更没有立法权。因此，最高法院对民间借贷的解读不具有合法性。

对中国任何涉法事项有解读权的是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民间借贷的解读也不例外。

走向法治是否路遥

为了适应民间借贷规范化和阳光化的要求，满足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需要，解决中国存在的“民间资金多，投资渠道少；中小企业多，融资渠道少”的“两多两少”的问题，有必要专门对民间借贷立法。

民间借贷专门立法，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四条规定，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避免从部门利益出发，切忌维护和增加行政审批权，打破国有金融垄断，推动民间借贷走上法治道路，制定和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借贷法》势在必行。

《民间借贷法》应当有如下主要内容：

第一，将民间借贷市场与金融机构借贷市场分开。民间借贷与金融机构借贷井水不犯河水，但两个市场可以打通，水井满了可以流到河里去。

第二，禁止民间借贷募集公共存款。民间借贷要防止“拆东墙，补西墙”、“空手套白狼”的“庞氏骗局”。民间借贷不得与不特定的、广泛的自然人和非金融机构经济组织发生借贷法律关系。一旦民间借贷需要与不特定的、广泛的自然人和非金融机构经济组织发生借贷法律关系，应当向金融监管机关申请批准，取得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成为村镇银行、社区银行等金融机构，接受金融监管后方才允许。

第三，禁止民间借贷以发展人头的方式进行资金传销或炒资金。

第四，坚持“自由交易，欠债还钱”的民间借贷基本原则。为了体现“自由交易，欠债还钱”的民间借贷基本原则，《民间借贷法》不限定利率。利率在市场上自由竞争，反而不会出现普遍的高利贷。限定利率的做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的法律规定相冲突。

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民间借贷；概念；现状；建议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

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为生活或生产所需，在自愿基础上依约进行资金借贷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其合法所有的货币资金，不得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贷；至于利率，借贷双方可以协商确定，但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4倍。民间借贷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借贷主体多为中小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及自然人等，不包括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处在金融行政监管机关的严格监管之下，须符合金融法律的规定。而民间借贷是个别企业、个人自主、自发的行为。

其次，借贷双方可以自行协商确定利率。民间借贷主要是为了解决自然人、企业临时性资金不足，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高低比较随意，从零利率到高于银行同期利率几十倍的都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 "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1]

再次，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相比，民间借贷的借款金额小，期限短。民间借贷的出资人是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或个人，与金融机构相比，他们的资金积累有限，能够出借的金额也相对较少，再加之他们对借款人的信任不足，只想收到短期回报；另一方面，借款人也因为民间借贷利息偏高不愿长期借贷，导致民间借贷的借款金额小，期限短。

二、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分析

（一）民间借贷趋于繁荣，利率持续飙升

我国实体经济的强劲增长使社会融资需求不断增加，而在我国现行的金融体制下，正规金融无法完全满足市场对资金的需求。许多不具备从银行贷款的条件的小企业、民营企业等，更无法通过上市筹资。而民间借贷门槛低、手续简便，借贷双方主要以信用为主，大部分无需抵押或担保，因而成为了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据央行研究局在2008年和2010年就民间借贷领域所做的两次调研发现，当前我国民间借贷资金存量超过2.4万亿元，占借贷市场的比重达到5.6%。[2]

近些年来，由于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信贷额度，各商业银行贷款额度紧张，众多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纷纷寻求民间借贷资金，导致民间借贷利率一再飙升。根据民间借贷利率不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的规定，最近一次加息后银行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为年息6.31%，4倍就是年息25.24%，分摊到12个月即月息2.1%。而据有关报道，目前民间借贷市场异常火爆，即使有抵押物作担保，贷款月利率仍为2.6%至2.8%。而若无抵押贷款，月利率可达7%至10%。[3]

（二）民间借贷纠纷不断，犯罪率逐年上升

民间借贷的日益繁荣使借贷纠纷也在逐年上升。2007年12 月21日至2010年12月20日，江苏省某市基层法院共收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270件，案件总标的额近3000万元。其中2008年收案250件，案件总标的额达887万余元。2009年收案416件，同比上升66.4%，案件总标的额达1112万余元。2010年收案604件，同比上升45.2%，案件总标的额达986万元。[4]此外，民间借贷的犯罪率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浙江"亿万富姐"吴英非法集资案还尚未叫停，紧接着又传出包头亿万富豪金利斌不堪高利贷压力自焚身亡的消息。对于民间借贷来说，目前有从正常合法的借贷行为演变成非法的、带有欺诈性的犯罪行为的不良趋势。

（三） 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依据不足，缺乏协调性

民间借贷行为实质就是合同行为，属于民事法律的调整范畴。但是，我国的《民法通则》对此规定太笼统，缺乏可操作性。而《合同法》规定的借款合同比民间借贷合同范畴要大，包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作为借贷主体的情况，因此也不能拿来套用。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一条中就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1999 年1 月26 日，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其中规定： "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而同样的问题，1998 年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规定： "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对于相同的民间借贷行为，前后三部法律定性明显不一致。

三、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建议

首先，制定专门的关于民间借贷的单行法规。我国目前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过于零散，立法层次低，难以形成系统，缺乏可操作性，不能对我国民间借贷做出全面的规范引导，也无法适应经济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当务之急是制定一部适用于全国的、法律效力比较高的、专门的民间借贷的单行法规，对民间借贷的概念、借款数额、资金用途、借贷利率、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合同的主要条款等作出详细规定，将民间借贷行为及后果完全纳入法制轨道。

其次，对于借贷资金数额较大的，规定担保抵押。民间借贷一般没有担保和抵押。据抽样调查显示，我国目前无担保的民间信贷占73%，真正的财产担保的不到20%。[5]这又再次加大了民间借贷的风险。因此要规定对于资金数额较大的民间借贷必须有抵押或担保。法律规定担保抵押须办理登记手续的，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涉及抵押人用土地、房屋、设备、车辆等特定财产提供抵押时，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抵押登记手续。

最后，建立通畅便捷的救济渠道。目前，民间借贷纠纷越来越多，而我国的诉讼程序复杂，耗时长，费用高，再加上民间借贷本身手续不全，难以取证，以及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耻讼观念，使得民间借贷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出现有些过激的债权人采取绑架等非法手段追讨借款，致使本来合法的行为转向非法、甚至犯罪，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建议对于一般的民间借贷纠纷主要采取调解等非讼手段加以解决。通过立法，授权村委会、居委会负责调解本管辖范围之内的民间借贷纠纷。对于不能调解解决的，可以通过简易法庭，降低立案标准，适用简易诉讼程序，及时审理，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参考文献：

[1]周淑娟，祁彬.关于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分析及立法思考[J] .前沿，2011，（17）.

[2]规范引导民间借贷助力国民经济发展[EB/OL].钢企网.

[3]央行持续收紧银根民间借贷利率飙升[N].文汇报，2011-05.

[4]关于金融纠纷案件增多的调研报告[EB/OL].东莞民间借贷网.

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范文第7篇

一、引言

1、案情。原告单某诉被告陆某民间借贷一案，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约定利息按月利3%计算。[1]履行中，陆某以利息违反法律规定为由申请抗诉。检察院认为，该调解书中约定的借款利率超过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违反了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建议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2]

2、引发的思考。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借贷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这一规定是目前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中处理利息的标准，亦是本文上述争议的根源。这引发了笔者的思考：调解中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协议是否有效？民间借贷最高利息：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是否合理、合法？《借贷意见》第6条是否仍然有效？

二、民间借贷利息以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为最高标准缺乏法律依据

——兼评《借贷意见》第6条

1、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标准的形成。

关于民间借贷的利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早于1952年11月27日在《关于城市借贷超过几分为高利贷的解答》中指出：……关于城市借贷利率以多少为宜的问题，根据目前国家银行放款利率以及市场物价情况私人借贷利率一般不应超过三分。……为此民间自由借贷利率即使超过三分，只要是双方自愿，无其他非法情况，似亦不宜干涉。”

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借贷意见》第6条规定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做为民间借贷利息最高标准。2001年4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高利贷认定标准问题的函》中表明：原则同意将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不含浮动）4倍的高利贷行为认定标准适当下调。2001年4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以高利贷形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行为法律性质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一、民间个人借贷……若利率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借贷意见》中规定的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但行为性质仍为民间个人借贷，而不是《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所指的非法发放贷款。

至此，民间借贷利息的最高标准——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终于形成。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中再次强调：……出借人依照合同约定请求支付借款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合同法》和《借贷意见》第6条、第7条的规定处理。

2、现行法治环境下，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作为民间借贷利息的最高标准缺乏依据。

首先，1999年《合同法》第52条对无效合同进行了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1999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换言之，《合同法》实施后，确认民间借贷利息的约定是否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即，1999年10月1日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借贷意见》这一司法解释不应再作为确认民间借贷利息的约定是否无效的依据。如仍坚持以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作为审理民间借贷的裁判依据，则会出现依《合同法》规定为有效的合同，依司法解释却得不到法院保护的悖论。对当事人提出“依法有效的合同，人民法院为何凭司法解释而不予保护？”的质问，法院何以为答？

或许有人会提出《合同法》第211条为此作为辩护。《合同法》第211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但笔者认为，《合同法》第52条作为总则部分的规定，对该法分则部分具有统率作用，所有分则的适用，都应建立在第52条规定的基础上，故《合同法》第211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中的“国家规定”应当限制解释为《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而不应理解为司法解释中的规定。

其次，2004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调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该司法明确了仅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调解协议，人民法院才不予确认。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最高院《借贷意见》第6条应当在调解领域终止适用。

3、最高院《借贷意见》第6条的评价。

首先，《借贷意见》第6条的合法性已然丧失。根据高价位法律的效力高于低价位法律效力的原则，《合同法》出台之后，该条规定就不能用于评价合同是否有效的依据；另外，依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之后，该条规定就不能作为评价调解协议是否合法的依据。综上，《借贷意见》第6条的合法性已然丧失。

其次，《借贷意见》第6条在现行经济环境下不具合理性。现在的经济环境，许多企业都资金短失，民间借贷的需求量较之1991年《借贷意见》出台时大增。根据市场规律，需求上升必然带动价格上涨，故用过时的标准来衡量现状本身就不合理。另，《借贷意见》目的在于促进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防止高利贷的发生，维护社会金融秩序。但现实中，银行的“利息”[3]都有超过基准利率四倍的情况。如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第三条第3款第（1）、（2）项约定：……除取现及转账透支交易以外的交易，在免息还款期外应按每日万分之五支付所用款项从银行记账日起至还款日止的透支利息。……未能在到期还款日（含）前偿还最低还款额的，除按该计息方式支付透支利息外，还应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支付滞纳金。该约定表明，就信用卡而言，“利息”已超出了基准利率的四倍。

结束语

笔者此文的意图并非支持高利贷，关于民间借贷利息，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建议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从立法层面适当提高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标准。[4]笔者认为，为了避免审判实务中的尴尬，应采取以下措施：一、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提高民间借贷利息的最高标准；二、采用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对民间借贷的利息最高标准进行规制。

参考文献

[1]见：（2011）金永石商初字第132号调解书。

[2]见：永检民行建（2012）4号检察建议书。

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民间借贷；民法问题；融资

从本质上来说，民间借贷行为是一种符合经济规律的自然行为，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利大于弊的。近年来，我国各地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数量呈现出增加的趋势，给社会的安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法治化的进程。为了改善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从各个角度分析民间借贷问题产生的原因及改善的措施。

一、民间借贷的含义、分类及特征

（一）民间借贷的含义

民间借贷是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而日益兴起的一个行业，它是正规金融的有效补充，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关于民间借贷的定义国内外学者都有自己的定义，定义也始终不够明确，存在很大的争议，其中国外很多学者认为民间借贷应该归属于个人与个人之间所进行的一些金融活动，是一种私人关系或行为。而我国国内的专家学者则认为民间借贷是公民与公民在不经过国家的金融主管部门许可或批准的情况下，按照双方通过协商所达成的关于进行现金借贷的口头或书面约定，从法律上来说是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从国内外的定义中可以找出共同点，即民间借贷行为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二）民间借贷的分类

关于民间借贷的分类，可以采取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其中按是否存在抵押可以将其分为民间抵押贷款和民间信用借贷两种类型；按照是否具有盈利性可以将其分为盈利性贷款和互贷款，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利率一般要高于后者。

（三）民间借贷的基本特征

民间借贷的基本特征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

1．民间借贷的行为存在一定的自由性：民间借贷行为往往是借贷双方经过一定的协商达成的意愿，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比较灵活，完全取决于双方的意愿进行的自由活动。

2．借贷的内容往往是资金：发生民间借贷行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然人在开展经济活动过程中缺乏一定的资金，导致经济行为无法周转，为了缓解资金的紧张状况，而去跟那些拥有资金资源的自然人去协商，承诺借款后在还款时还本付息的行为。从这种角度来说，民间借贷的主要内容应该是资金。当然，在一些落后的地区也存在借贷其他物品的行为，但是主要的借贷载体是资金。

3．借贷行为的主体是自然人：从上文对于民间借贷的含义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民间借贷的主体双方往往都是自然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不得以借款的名义向社会或企业职工进行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活动，一旦借贷双方的一方或双方超越了这个法律限制范围并实施了相关的金融借贷活动，所签订或达成的合同视为无效。从这一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民间借贷行为只能是自然人之间进行。

二、我国民间借贷现状和成因

（一）我国民间借贷现状

一直以来，金融学家都将民间借贷看作为“草根”金融，视为融资的主要渠道之一，很多发达国家直接以法律的形式将民间借贷定性为民事法律行为。相比之下，虽然我国的民间借贷发展历史悠久，但是其真正的发展则是在2003年之后，当前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民间借贷行为广泛，全民放贷己形成风潮。改革幵放的深入，社会主义经济的加速发展，我国的民间借贷市场日益活跃，规模也日渐壮大。据不完全估计，我国民间金融资金规模已达四万亿元，这大概已是正规金融十分之一的规模，民间借贷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中西部地区不断的延伸；其次是借贷利率自由约定、形式多样化。民间借贷多以信用作为基础，而且因为个人和中小企业都较为习惯于能够实现资金快速流转的现金交易等程序高效便捷的形式，所以我国民间借贷的形式都较为便捷、灵活，多以口头形式或者书面协议为主；最后是借贷资金由生活性需求为主转向生产经营性消费为主。之前，民间借贷行为更多的是以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为出发点，当前我国的民间借贷主体多为中小型企业，民间借贷的根本目的也是更多的为了实现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缓解资金压力。

（二）我国民间借贷成因

分析民间借贷在国内兴起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一是民间借贷资本的趋利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完善，市场投资主体更加的开发和自由，这种情况下资本对于利润的追求更加的疯狂。当前国内民间借贷的利率日益提高，正是我国民间借贷趋利性的体现；二是信贷紧缩，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一方面，当前的商业银行将服务目光更多的倾向于大型企业，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也日趋加大，这种情况下急需融资来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因此将融资目标转向民间借贷；三是用于投资的社会资金更加丰富。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是人们生活水平和收入的提高，在利益的趋势下，人们选择了将一部分资金存入银行获得利息，另一部分资金通过民间借贷来获取高于银行数倍的利息收入。

三、民间借贷主要存在的民法问题

（一）现有民事立法的缺失和冲突

当前我国现有法律中对民间借贷问题的处理主要集中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中，问题在于这些法律关于民间借贷问题的处理更多的是原则性处理，指导意义大于实践意义。可从这个角度来说，缺少一部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是我国当前民间借贷进一步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也是民间借贷中高利贷盛行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说《合同法》等相关法律中对于民间借贷问题有相关的规定，但实际上由于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部门不同，因此效力位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导致了同一事件出现了不同判决结果现象的出现。

（二）利率问题

民间借贷的利率由借贷双方自由约定，以现有的借贷事实的存在为基础。它实际上是基于借贷合同关系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民间借贷中的利率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利率的确定。当前国家明确将民间借贷利息限制在一个规定的最高数额的限度内，这种限制固然有利于抑制高利贷行为，但同时也对民间借贷的发展造成了影响。最主要的是当前国家在金融结构借贷利率的规定上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例如规定部分金融结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由调整利率等，这种区别对待毫无疑问是违反了公平原则的。其次是高利贷的正当性问题。高利贷本质上也是民间借贷的一种，当前的相关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高利贷行为，但是仍旧有部分贷款人与借款人以委托理财房屋买卖或投资入股等名义将出借资金给借款人，进行实际上的高利放贷行为。

（三）借贷合同问题

民间借贷是自然人之间或者自然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自发性借款行为，因此一直以来其在合同的签订上就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很多民间借贷行为甚至采用的是口头约定，一旦出现违约行为往往难以追究责任。当前民间借贷合同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一是合同的真实金额的认定问题。理论上来说如果借贷合同有明确的利息和本金，那么借款金额的认定是十分容易的，但问题在于当前部分贷款人为规避税务和工商部门的查处，在合同中没有写明借款金额和利息，从而导致在借款人潜逃情况下难以追问；二是借贷的诉讼时效问题。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只要在约定的时间内，借款人有义务归还借款，但在实际中借款行为往往发生在熟人之间，贷款人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讨债”，给予一些无赖分子可乘之机，通过拖延的方式逃避债务；三是虚假借贷诉讼问题。一般来说，民间借贷的案件是相当简单明了的，只要一方对另一方的借贷合同没有异议，那么就可以直接进行判决，从而导致不法利用这一特点来保护诸如行贿、赌债、虚假诉讼及违背公序良俗的欠债等违法债权债务关系，影响正常的金融秩序。

四、关于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民法制度的相关建议

（一）合理定位民间借贷行为，在法律上给予其应有的地位

当前对民间借贷的认识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专家学者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的偏颇，很多相关研究都是站在反对的立场上进行的。对此笔者认为欲要解决民间借贷中存在的民法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从立法的角度对民间借贷以明确的规定，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明确的做出解决规定。同时，介于当前民间借贷已经从以往的“地下行为”逐步的转变为正常的市场经济行为，因此必须以法律形式将民间借贷行为纳入到正常的金融监管体系中。

（二）制定灵活的利率政策

上文中笔者已经论述过当前国家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规定存在严重的不一致现象，例如民间借贷四倍利率无效，金融机构能够自主调整利率等。对此笔者建议可以根据借贷资金的不同灵活的规定利率，例如对于生活性消费借贷规定利率在3倍以下，原因在于生活性消费借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当前的生活困难，并没有盈利的空间，因此应当通过设置利率上限的方式来减轻借贷人的负担；对于生产性消费借贷可以适当的提高借贷利率，原因就在于一方面较高的利率能够更好的促进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生产性消费借贷能够产生一定的收益，较高的利率并不会影响借贷人的根本利益。

（三）民间借贷合同的风险防范

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的相关风险的防范，通常主要采用以下几方面的措施：首先，应当有条件地实行公证制度。依靠公证机关赖保证合同的真实有效，同时也能够帮助和建议当事人完善合同的选择性条款，规避合同存在的一些隐性风险；其次是合同要书写规范，明确借款的期限。借据借条是借贷行为发生的凭据，书写其时应做到语言文字规范，不用或少用多音字或容易产生歧异的词语，之后一定要将其妥善保管，在欠款结清时应及时进行销毁；最后是合同中明确规范借贷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既可以保护贷款人的权利和激发贷款人的积极，又可以真正解决借款人的燃眉之急，促进借贷市场的顺利发展。

作者:于洪林 单位:无棣县司法局

参考文献：

[1]吴怡,谭丽.关于民间借贷的民法问题探究．法制博览.2016（1）．

[2]张颖.民间借贷若干疑难民法问题研究．南昌大学.2012（12）

[3]迟延辉.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现象及其法律规制研究．浙江大学.2012（4）．

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范文第9篇

《规定》明确：年息24%以下的部分，法律支持投资人的合法权利，即司法保护区；年息超过36%的部分，即使借款人已经付息，也可以依法要求返还，这一区域为无效区。而24%-36%之间为自然债务区。

民间借贷走出灰色地带

通俗说来，根据上述《规定》，年利率未超过24%，属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合法保护区”，借贷双方在此范围内约定的利率为法律所认可，依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与支持。年利率为24%-36%，属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履行保护区”，借贷双方在此范围内约定的利率，如双方引发纠纷提讼，法律不作保护、法院不会支持，但是如果借贷双方自愿履行则法院也不会反对，即对于借款人已经履行的支付利息义务法院不要求出借人返还。

年利率超过36%，属于民间借贷利率的“约定无效区”，借贷双方在此范围内约定的利率法律不认可，视作无效约定，即借款人通过诉讼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会支持借款人请求，要求出借人返还已收取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

民间借贷，在我国经济社会领域是广泛存在的一种资金融通的活动。其作为一种资源丰富、操作简捷灵便的融资手段，是银行信贷的有益补充和民间资本融通的重要方式，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融资难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通过民间借贷行为来集结社会上的闲散资金，实现融资。而由此引发的民间借贷案件，也已经成为继婚姻家庭案件之外的第二大民事纠纷。从全国范围来看，法院从2011年开始每年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都以20%速度递增。

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正是因为民间借贷的灵活性，其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一定问题。用最高法的语言说，“其粗放、自发、紊乱的发展一直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边缘。”

民间借贷通常会被认为是高利贷。最高人民法院在《规定》中，用年利率24%和36%这两个关键数字，重新划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和利息问题，给“高利贷”重新定义。

增设36%无效线加强管制

新规是否扩大了民间借贷的范围？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红一称，不妨看看同时废止的旧规。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所谓“不予保护”，意味着不能获得国家强制力的保护，由于用语模糊，从不同解释出发，该部分债务可以说成是自然债务，也可以说成是无效债务。我国司法实践中部分法官将之理解为自然债务，这种理解“甚至成为地方审判的指导意见”。按照这种看法，原有的民间借贷实际为一线两区，年利率24%以内为合法线，受法律保护，超出24%的为自然债务，法院不干预，不存在无效问题。如果按另一种理解，所有超出24%的均是无效债务。

不难看出，无论新旧规定，年利率只要超出24%，都属于高利贷。新规与旧规之不同，主要在于对超出年利率24%部分的处理方式变了。与旧规宽松解释下的处理相比，新规将以往属于自然债务的部分以是否超过年利率36%划线，超过部分进行公权力干预，民间借贷的范围实际缩减；相对于旧规的严格解释及处理，新规增加了24%至36%的缓冲地带，民间借贷的范围略有放松。新规对民间借贷的放松，主要体现在打破企业间借贷的禁令方面。

王红一认为，总体而言，《规定》在明确和统一裁判标准方面的意义显而易见。在经历了鄂尔多斯、温州等地的民间借贷风潮后，《规定》通过增设36%无效线加强了管制，体现出保护借款人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倾向。对于天性自由的民间借贷而言，管制总会产生抑制，将民间借贷有效放松并引入正途，是个永远需要解决的难题。

防止民间借贷纠纷

在民营经济高度发展的浙江，因民间借贷而引发的纠纷案每天都在发生。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从2012年至2015年，浙江法院民间借贷纠纷案收案数量逐年上升，其中2012年收案10，502件，2013年收案110，359件，2014年达到127，759件，2015年上半年收案数就达到了84，166件。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章恒筑介绍，从近五年浙江法院统计的数据来看，浙江的民间借贷纠纷案高居全国同类法院第一位。

浙江民间借贷案以经营性借贷为主，中小微企业深度介入，出现职业化、中介化、组织化的新特征。其中“高息现象普遍存在，且日益隐蔽化”的特点给法院审判工作带来难题。章恒筑表示，浙江一些民间融资活跃的地区，部分借贷案件中双方约定的年利率回报甚至超过60%。实践中，为规避“超过央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四倍以上的利息不予保护”的法律规制，出借人往往采取预先扣息、实际履行利率高于约定利率等做法，给法院认定借贷事实带来困难。

温州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庭庭长高兴岳称，2012年，温州法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达到顶峰。数据显示，当年温州法院收案19，406件，涉案标的额达到了217.24亿元，占全国同类案件总标的额的10%。他表示，最高院出台的《规定》，是在目前市场化不够成熟的情况下，通过立法的形式给予一定指导和引导，保证民间借贷市场化改革的稳定。同时，对借贷双方来说，也更利于双方规范地履行合同，有效防止纠纷案的多发。

长城战略咨询专家潘晓文分析指出，近年来，金融创新的速度很快，但是由于监管跟不上，非常容易产生非法集资以及民事纠纷案件。因为民间借贷关系的简单随意，当发生司法纠纷时很难加以取证，而司法实践中对是否受理此类案件也有争议。本次《规定》对借贷主体民事法律关系进行了明确，对一些民事案件的审理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企业间借贷“破冰”

“按照1991年的司法解释，企业间借贷被‘一刀切’认定为交易无效。但实际上，企业间存在巨大的融资需求，这也使得通过各种虚假交易以及名义联营的民间借贷行为大幅增加。”在91金融联合创始人吴文雄看来，此次《规定》对所有民间企业来说都是重大利好，说明正常的企业间的资金拆借从此可以公开地进行了。

在以往的实践中，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一直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一些网络借贷平台，也只是通过企业负责人借款再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方式完成企业的民间借贷服务。但本次《规定》明确，“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该条款明确了企业间的借款合同在符合法定条件下即受到法律认可。这一规定不仅有利于维护企业自主经营、保护企业法人人格完整，而且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顽疾，满足企业自身经营的需要。

过去，法律规定“民间借贷不得超过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而最新的《规定》实际上是放宽了对民间借贷机构贷款利率的严格限制，未来无论是民间借贷行业、还是P2P网贷行业的利率将更为市场化，企业将有更大的经营空间。”安丹方分析认为，对于借款人而言，这也多了一重保障，使得民间借贷能够更为阳光化。《规定》在实际操作上有待法律给出更加细化的规定，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规定》对民间借贷行为及主体范围做出了界定。某种程度上，也从借贷主体的适用范围上和金融机构进行了区分，进一步支持了互联网金融企业发展，给其在金融机构外有一片发展空间。”吴文雄如是说。

规范P2P金融发展

央行等十部委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已经明确了网络平台的中介性质，不得提供增信服务。但对“增信”的具体形式并没有给出具体限制。

吴文雄表示，此次《规定》分别对P2P涉及居间和担保两个法律关系时，是否应当以及如何承担民事责任做出了规定。按照《规定》中的条款内容，借贷双方通过P2P网贷平台形成借贷关系，网贷平台的提供者如果仅提供媒介服务，则不承担担保责任；如果P2P网贷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根据出借人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判决P2P网贷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任。

“明显可以看出，监管机构制定这条规定的目的就在于再次加强对P2P投资者权益保护。”安丹方分析认为，现在P2P市场中大部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均建立在P2P平台公开宣传的资金安全保障条款中。但在鱼龙混杂的P2P网络借贷市场中，许多平台或为了逃避责任、或为了绕开监管，并没有真的与投资者签订担保相关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从而逃避了自己的担保责任。本次的《规定》则直接将P2P平台公开宣传，作为了P2P为借贷提供担保的证据，这既为P2P投资者的权益提供了至今为止最大限度的保护，也进一步推进了P2P平台的去担保化，指明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安丹方认为，惯性的兜底和担保会使得投资人产生错误的投资理念，盲目追求高收益，可能会导致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而此次《规定》则从立法层面推进了平台“去担保化”。同时，从法律层面上对担保责任进行明确，避免了很多中小平台夸大宣传，恶性竞争，有利于投资者树立正确投资理念，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网贷合理收益率水平惹争议

当前，关于P2P合理收益率水平的争议很多，而多位业内人士称，P2P综合贷款成本合理的区间应该在15%左右，这样平台既可以实现盈利，又可以保障投资人安全。

最高法《规定》并未影响到一些P2P平台的人气。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平台已经因为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自行调整了收益率，《规定》为市场留下了足够的弹性空间。我企贷负责人认为，网贷目前合理的收益率应该在15%左右；而积木盒子CEO董俊则认为，合理的利率范围应在8%-12%，未来可能还会有下行空间。据网贷之家最新数据，在数百家P2P平台中，7月11日-8月9日的30日里，共八家平台平均利率高于24%，根据《规定》，超过24%以上的年息，借人人可以不还，借出人如为此，法院也不会受理。超过24%的部分，尽管并未直接被认定为无效，但按照此次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如这八家平台借款人届时拒绝支付超出的这部分利息，投资人将无法得到法律保护。

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范文第10篇

内容提要: 解决我国民间借贷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通过法律创新形成制度激励，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民间借贷立法应当采用自然演进与建构相结合、一般规范与分类规范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重点借鉴美国、英国、香港地区及我国古代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情况，应当尽快修改相关法律并制定专门性法律文件。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只对那些以营利为目的且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商事借贷行为进行规范，重点是对主体准入、放贷利率、经营区域、放贷人的资金来源等加以规范。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从资本穷国变为资本大国，民间借贷规模和影响迅速扩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2010 年 5 月国务院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201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都明确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保护民间资本所有者的正当权利，引导民间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尝试从立法的角度探讨相关争议，为民间借贷立法提供理论上的分析和对策性建议。

一、关于民间借贷规制的路径和模式

有关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虽然讨论了很多年，但有两个基本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一是哪些民间借贷行为应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即法律规制民间借贷的边界如何确定; 二是应当由哪些法律规制民间借贷，以及是否应当制定统一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本。前一个问题的核心是法律上如何确定规制民间借贷的范围，后一个问题的核心则是如何选择民间借贷的立法路径和模式。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决定了民间借贷立法的基本思路、目标和体系。

(一)选择重点规制的路径

是否应当制定一个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件以及如何建立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立法上始终摇摆不定。解决这一争议的关键在于恰当区分民间借贷的种类和性质，再根据民间借贷的不同种类及特点选择相应的立法策略和规制路径。从法理上讲，民间借贷是放贷人让渡一定时间的资金使用权，到期后借款人还本付息的行为。也有学说认为货币一旦交付就转移了所有权转移，即所有与占有一致原则。[1]理论上对民间借贷的划分有多种方法，不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或无偿转让资金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民事行为，一般公众在生活中发生的民间借贷多属民事行为。但以收取利息为目的的货币流通则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具有了商事行为的性质。如果某一自然人、法人( 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因有专门法律规定不在此讨论) 或非法人组织将发放贷款作为一种经营活动时，则具有营利性和反复性，应属商事行为。民间借贷行为性质的这种多重性不仅决定了相关立法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而且也成为选择规制路径的基本依据。

从金融制度变迁规律看，我国民间借贷目前处于从市场化显性信用阶段向规范化合法信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民间信用形式都能够或适合纳入法律体系加以规制，一些地区的小规模民间借贷组织更适合以民间形式存在，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融资需要。[2]从立法设计的角度看，对于民间借贷行为，建立全面规制的法律体系不但比较困难，也没有多大必要，世界范围内的这种立法范例迄今极为少见。因此，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不宜选择全面规制的路径，而应当采取重点规制的路径，即只需要在多样的民间借贷中确定某些重要的方面加以规制即可。根据这样的思路，规范民间借贷的立法体系应当是一般性规制与专门性规制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多层次的立法体系下，根据借贷行为、借贷主体及借贷目的等不同因素，采用由普通法律、相关主体法律及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律进行分别规制的模式。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和法制现状，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制那些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所进行的商事性借贷，主要包括对借贷主体的准入、借贷利率、借贷地域等加以规范。对于一般性的民间借贷即那些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因其通常只涉及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不会对其它人的利益产生影响，由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加以规范即可，无需引入过多的国家干预，也不需要再制定专门的法律加以规定。

(二)采用分类规制的模式

对于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不宜采用由一部法律进行全面规制的模式，而应当区别不同情况采用分类规制的立法安排: ( 1) 对于私募基金，因其与一般直接融资不同，主要投资领域为证券市场中的股票和债券，而不是直接投向实体经济或解决人们的生活所需，故应将其纳入资本市场法制体系加以规制;[3]( 2) 对于间接融资中具有合作金融性质的合作基金会与金融服务社等，其性质和功能定位于民间的互助，应通过制定专门的合作金融方面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制定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随着城乡统筹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推进，有关合作金融的立法应当扩大调整范围; ( 3) 对地下银行( 私人钱庄) ，因其脱离了法律的控制可能会积累很高的风险，故应设定合理的准入条件，将其纳入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实施正式和有效的监管。银监会出台《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大致就是这样的路径; ( 4) 对于专门从事贷款业务而不吸纳存款的金融机构，如财务公司、贷款公司等，应根据其性质不同，由专门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等。

上述四种民间借贷因具有特殊的法律性质，由相关主体法进行规范更为适当，专门的民间借贷立法不宜规定这些主体的借贷行为。按照分类规制的方式，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体系应包括三个部分:( 1) 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规范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行为; ( 2) 相关主体法，规范特殊的民间借贷机构的借贷行为; ( 3) 专门的民间借贷法，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本文所讨论的民间借贷立法问题主要是针对第三个部分。

在民间借贷立法中，以营利性为标准将民间借贷划分为民事性民间借贷和商事性民间借贷，是设计和检讨我国民间借贷立法科学性的重要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民事意义上的民间借贷，无论其是否有偿，在不违反四倍基准利率限制的条件下，都予以保护。对于具有商事性质的民间借贷，如果没有经法定机关核准并登记，则归入非法金融行为( 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 。由此观之，我国现行法律排斥和压制的是未经批准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无论放贷主体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或其它组织，只有取得法定机关的批准才能获得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合法主体资格。总体上讲，我们赞成现行法律对民间借贷的这一限制，因为借贷是银行业中最为核心的业务，对于金融体系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稳定有直接影响。截至 2010 年 11 月，银行总资产超过 92 万亿，[4]占整个金融业资产 90%以上。银行业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贷款业务，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保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各国都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准入实施比较严格的监管。此外，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国有企业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借贷业务的任意民间化、商事化、扩大化存在冲突。因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解除金融抑制无疑是民间借贷立法的方向，但确定适当的法律限制仍然应当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

在区别民事性民间借贷与商事性民间借贷时还应当注意，有偿与营利是两个既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不能仅因有偿而认定为营利，后者需具备连续性和职业性特征。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一般民事主体偶尔从事营利活动，不属于商事行为。美国纽约州的《放债人法》第 340 条明确规定，个人或企业偶尔在该州发放贷款不需要遵守该法“禁止无牌照经营”的规定。实践中，民间借贷日益趋向专业化，某些民事主体反复涉诉，以民事性民间借贷的形式规避监管，实际上是在从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法律上如何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应是民间借贷立法也必须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

二、关于民间借贷主体的规制

既然不宜对民间借贷进行全面规制，那么，应当对哪些主体的借贷行为加以规制呢? 同样是理论与实践中争议的焦点，也是立法中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难点。关于这一问题，以下两点最为关键。

(一)建立商事性借贷主体准入制度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涉及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在法律层面，《民法通则》第90 条确立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但没有涉及民间借贷的主体问题。《合同法》第 12 章规定了借款合同的一般问题，第 210 条和 211 条分别规定了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时间及借款利率。在行政法规层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 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 ( 1)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 2) 非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 ( 3) 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 ( 4) 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它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在行政规章层面，《贷款通则》第 61 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在司法解释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21 条、122 条、123 条、125 条分别涉及“公民之间的借贷”、“公民之间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 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 ( 1) 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 ( 2) 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 ( 3) 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 ( 4) 其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2008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借款合同纠纷按照借贷主体类型划分为四种: ( 1)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 2) 同业拆借纠纷; ( 3) 企业借贷纠纷; ( 4) 民间借贷纠纷。2010 年11 月22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具体解释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罪的适用问题。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合法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普通民事行为性质的借贷为法律所允许，但企业之间和带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则一直受到法律的排斥。从民间借贷的作用及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商事性民间借贷能够有效地克服国家信用的诸多弊端，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应当获得法律的肯定。[5]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一方面金融机构网点分布不均，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不少居民难以享受最起码的金融服务。据银监会统计，截至 2009 年 6 月末，全国仍有 2945 个乡镇没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分布在 27 个省( 区、市) ，西部地区 2367 个，中部地区 287 个，东部地区 291 个。其中有 708 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服务，占金融机构空白乡镇总数的 24%，分布在 20 个省( 区、市) 。[6] 另一方面，现有的正规金融机构没有能力完全消化整个社会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融资难、“三农”融资难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业性的民间借贷在农村借贷中占有 20%以上的份额。[7]从国际范围内看，信贷机构是一个多层次的组织系统，完全靠正规金融机构、大银行难以覆盖全部融资需求，而且风险也过于集中。美国、英国、爱尔兰、南非、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从制度上促进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推进民间信用体系建设也应该成为我国现阶段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8]

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04 年以来的中央七个“一号文件”都涉及“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的问题。2008 年 5 月，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鼓励和指导各省积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意见》的出台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为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2007 年 10 月人民银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 代拟稿) 》( 以下简称《条例》) 报送国务院法制办，2009 年列入国务院法制办的二档立法计划。《条例》在市场准入方面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注册后从事放贷业务，并规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都可开办借贷业务。2010 年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法制办报送的《贷款通则》修订稿扩大了借贷主体的范围，对于未经批准设立为放款人的非金融企业和个人，允许在限制总额、笔数和利息收入的前提下从事放贷行为，进一步放松了对民间借贷主体准入的管制。

综合《意见》和《条例》的有关规定及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完善对商业性放贷人准入的规范:

一是通过确定注册资金的方式限定主体范围。由于放贷人“只贷不存”，作为经营货币的资金密集型行业，注册资本应当高于我国《公司法》对于普通公司的一般规定。《意见》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500 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1000万元，我们认为是合适的，高门槛可以过滤一些不合资格的放贷人进入这种风险行业，也为整个金融安全网的构建提供了屏障。尽管美国一些州对金融公司的准入资本门槛并不高，[9]如美国加州成立一般的金融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 2． 5 万美元，但美国的市场体制和市场约束机制都比较成熟，这些公司必须接受更多的市场约束，日后才能够通过市场渠道融入资金放贷。当前，我国的市场制度尚不完善，通过注册资金适当限制民间借贷市场的准入范围是非常必要的。考虑到自然人在民间借贷领域的传统地位，参考有关国家立法现状，自然人作为放贷主体资格应当通过申请注册予以确定。自然人依法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可以不设资本金要求，但在考虑自然人作为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资格时，应当同时考虑其退出机制及个人破产制度，并作为配套制度应早日纳入立法议程。如果缺乏个人破产制度，自然人作为民间商事性借贷的主体则无法切实承担无限责任，从而影响民间借贷制度的实施效果。

二是通过申请人资格审查方式限定主体范围。放贷人资格的审查应当重视对申请人和主要股东、高管人员的“软信息”审查。与一般工商企业不同，民间放贷行业极易与犯罪联系，如雇佣黑社会性质组织收债、洗钱、发放高利贷、强迫欺诈交易等等，因此必须在准入门槛上警惕那些不适格的主体( 如有犯罪前科的申请者) 进入民间借贷市场。在美国纽约州申请放贷人牌照需经历严格而复杂的“背景审查”程序，为此需要提交的资料多达 11 项，包括信贷历史记录、过去十年的民事诉讼和破产诉讼记录、犯罪记录( 包括重罪、轻罪和违规) 、教育经历、从业经历等等。此外，合伙人、股东、高管、董事等还需要通过提交指纹程序，审查有无犯罪记录。在我国香港地区申请放债人牌照，首先由警方调查申请人有没有黑社会背景，证实“身家清白”后才交法庭审理，但亦非由法官一人决定，而是由两名市民协同审查，经三人一致通过后才能发放牌照。我国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定这方面的程度和条件。

(二)放松对企业之间借贷的管制

企业之间借贷的效力一直颇受关注，依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和《贷款通则》的规定，此种借贷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在 1996 年下发的《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中规定: “企业借贷合同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中国证监会、国资委 2003 年 8 月联合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禁止上市公司有偿或无偿地拆借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上将企业间的借贷或变相借贷合同确认为无效合同。在具体适用法律上，有的法院适用《合同法》第 52 条第四项的规定，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认定合同无效。有的法院则直接适用《民法通则》第 58 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以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益为理由确认合同无效。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从合同法、公司法等角度认为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应予认可。[10]

从性质来看，企业之间借贷的性质比较特殊，作为放贷人的企业并不是专门从事此项业务的主体，一般只是因与借款企业存在业务往来或者关联关系而发生借贷，借贷行为既超越了民事性民间借贷的范畴，但又不完全属于营业性质的商事民间借贷，而是介入民事性质与商事性质之间。针对这一特征，我们认为立法上应当采取特别规范的方式，既不应像对待民事性民间借贷那样完全放开，也不应像对待商事性民间借贷那样设立准入门槛，而应分类定性，区别对待。在国外的立法实践中，美国纽约州《放债人法》将个人和企业偶尔的借贷行为排除在商事行为之列，不需要申领放债人牌照，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建议我国修改现行法律，放开企业之间的部分借贷，如具有上下游供应商关系、母子公司关系且因生产需要发生的借贷等，应当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借贷。但是，完全放开企业间的借贷并不可行，也不可取，因为完全放开此类借贷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放弃了银行业资产业务的准入门槛，势必影响金融市场及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因此，通过列举的方式放开企业之间部分借贷的同时，仍然应当保留法律对企业之间借贷的一般管制。

三、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

利率是规范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从目前已有的法律规范看，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与借贷利率水平紧密相关，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制决定了民间借贷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对民间借贷的保护程度。

(一)应当设置利率限制

2004 年 10 月 28 日人民银行公布的《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第 2 条第一项规定，金融机构( 不含城乡信用社) 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不变，贷款利率下限仍为基准利率的 0.9 倍。根据这一规定，有人认为既然银行贷款利率没有了上限，民间借贷利率也应该完全放开。实际上，有关借贷利率的讨论由来已久，实际利息理论、货币利息理论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有不同的论述。在市场中，利息是资金融通的价格，既然属于价格，必然涉及对价格管制的争议。即使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也一直对此存有重大分歧。主张废除利率控制的学者本杰明( jere-my bentham) 认为，有健全理智的人都不应当反对贷款过程中的议价。[11]反对者则认为，他的这一主张完全是理想主义的，根本没有现实的基础。[12]

从经济关系的角度看，借贷双方的实际地位并不平等，放贷人相对于消费者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借贷双方之间缺乏讨价还价的实力保障，不具有公平交易的现实基础，依靠放贷人之间的竞争来保证借款人承担合理利率的贷款市场还没有形成，如果没有法律的限制，往往产生不公平交易。从历史上看，规范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制度源远流长。唐《杂令》、《明律》卷九《户律》钱债部分第 168 条及《清律》卷九《户律》部分第 147 条都规定了对借贷利率的限制。从文化角度看，民间借贷的利率限制具有很强的社会感召力，国内家喻户晓的歌剧《白毛女》和莎士比亚的不朽名著《威尼斯商人》都揭露了高利贷的危害，甚至《圣经》中也有禁止高利贷的描述[13]。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高利贷有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和加速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从政治的角度看，高利贷常常成为历史上朝代更替的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消除高利贷是新社会的标志性事件。

高利贷在私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以及农村地区广泛存在，而且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民间借贷的利率就越高。有学者通过考察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未以来和美国 19 世纪的民间借贷史，验证了这一结论。[14]2008 年浙江台州的飞跃集团、杭州的南望集团等地方龙头企业出现财务危机，大量高利率的民间借贷都是导火线。2009 年重庆打黑过程中，警方披露的数据是: 重庆高利贷逾 300 亿元，规模已占到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 1/3 强，黑恶团伙以高得惊人的利息强行放贷，而后通过暴力收债，从中牟取巨额不法收入。[15]2009 年 8 月 11 日《经济参考报》以《宁夏固原民间高利贷盛行》为题披露当地高利贷问题。从众多事实来看，从利率设置上限制民间借贷的资金价格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从国际范围内考察，市场经济制度比较成熟的美国大部分州也都制定了专门的反高利贷法。20 世纪中后期美国在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推行金融自由化，一些人主张取消利率限制，也确实有个别州( 如特拉华州及南达科他州) 这样做了，但美国的次贷危机表明，利率自由化是本轮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已经受到美国学术界、监管部门、立法机构及消费者保护团体的质疑和批评。英国 2006 年修订的《消费信贷法》仍然规定了对最高利率的限制，并授权法院可以对此提供司法救济。向来以贸易自由自居的香港也对民间借贷利率规定了限制。综合来看，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不能盲目地放开民间借贷市场，而应通过立法直接规制民间借贷利率，并设置合理的利率上限。

(二)合理规定利率上限

对利率水平的限制关系到借贷双方的权益，无疑是民间借贷制度中最核心的内容。民间借贷利率与政府对产品的定价不同，相关立法不是干预借贷双方在法律限度内对利率的自由协商权，而是防止放贷人乘人之危或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借款人的正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借贷意见》) 第 6 条规定: “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 4 倍( 包含利率本数) 。”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按期限划分为 5 个档次，这里的同类贷款利率实际上是指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在已有的立法先例中，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放债人条例》第 24 条规定: 任何人( 不论是否为放债人)以超过年息 60% 的实际利率贷出款项或要约贷出款项，即属犯罪。第 25 条规定: 关于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如其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 48%，则为本条的施行，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由此可见，香港地区实际上是规定了两个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违反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承担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我国台湾为防止民间借贷中出现重利盘剥，《民法典》第205 条规定: 约定利率超过周年 20% 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

在美国，对高利贷的规制也非常复杂，主要由各州法律规定。部分州对利率管制采取了较为自由放任的态度，允许借款人和放贷人协商达成任何利率，如特拉华州以及南达科他州，但大部分州仍然制定了限制最高利率的反高利贷法。在限制最高利率的各州立法中，对最高利率的限制通常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 1) 贷款用途; ( 2) 贷款的种类; ( 3) 放贷人的种类; ( 4) 发放用于特定用途的贷款。最高利率通常是一个固定利率，也可能是取决于某些指数的浮动利率，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贴现率。纽约州的高利贷界限通常为年利率 16%; 华盛顿州高利贷通常的界限为年利率 12%，或者合同签署前一个月联储 26星期国库券初次拍卖报价利率加 4 个点，取两者中较高者; 密西西比州高利贷界限为年利率 10%，或者为联邦储备利率加 5 个点，5000 美元以上的商业贷款不受高利贷限制; 阿肯色州非消费性贷款的高利贷界限为联邦储备利率加 5 个点，对于消费信贷高利贷通常界限为年利率 17%。[16]虽然美国的国会一般情况下不会介入利率限制，但也有例外，如针对发薪日贷款，[17]2006 年 10 月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了法律，规定向军人及其抚养人员发放的消费贷款年利率不得超过 36%。[18]

利率本质上是利润率的一部分，因此，利率上限的确定在立法上有很强的技术性，不仅需要考虑生产性资本和消费性资金的收益率，还需要考虑包括投资回报本身的风险性、契约执行的情况等因素，因此，有学者不赞成规定一个确定的利率限制。[19]对于高利贷的标准，如果规定得过高，则达不到公平保护借款人的目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后，贷款的偿还客观上存在信用风险。过高的利率也可能诱发道德风险，有的借款人为偿还贷款可能不惜铤而走险，从事违法暴利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对高利贷的标准规定得过低，可能会出现两个结果: 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信贷供给出现短缺; 二是民间借贷从地上转向地下，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实际利率可能进一步走高。从现实经验来看，出现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我国广泛存在的地下钱庄就是很好的例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利率限定为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的 4 倍，根据人民银行确定的一年期利率，4 倍限额大约在 21 －25%之间，折算成民间利率大约接近 2 －3 分。随着人民银行对利率的上调，4 倍限额也可能会达到30%左右。根据我国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2 分至5 分之间，生产性借贷超过 3 分就属于比较高的利率了。如果是隔夜拆借或者几天内的拆借，其利率折算成月利率就会显著高于上述水平。当然，地区、季节、货币政策及法定基准利率水平等因素，都会对民间借贷的具体利率产生影响。例如 2008 年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各地民间借贷利率水涨船高。另外，通货膨胀对利率的走势也有重要影响。因此，上述因素都应在确定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时予以考虑。

(三)完善高利贷法律责任制度

高利贷行为的危害性很大，从微观角度看，扰乱公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导致借款人陷入债务深渊而无法自拔，收债过程往往伴随着恐吓、欺诈、暴力等非法行为，容易滋生犯罪; 从宏观角度看，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影响金融安全、社会稳定及国家宏观政策的执行。美国次级贷款产品中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利贷，但足以证明利率过高会对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造成危害。尽管高利贷有着诸多危害性，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借贷意见》第 6 条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来看，现行法律对发放高利贷当事人不具有真正的惩罚性。在司法实践中，对发放高利贷基本上是听之任之，仅仅不保护其 4 倍以外的利率。这样一来，高利贷发放者的违法成本几乎为零，可以任意约定高利率，其后果最多是超过的部分不予保护。尽管进入司法程序的民间借贷案件近年来大幅增加，但是与实际发生的民间借贷包括高利贷相比，仍然很少。也就是说，不少高利贷合同实际上由借款人履行了，借款人的合法利益并没有通过司法程序获得应有的保护。

另一个现象也应引起关注，在实践中，多数民间放贷人为规避法律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规定，采取各种方式、手段掩盖高额利息，从而使借贷利率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如预先将利息在本金中扣除，即借款人实际获得的借款低于借条中的本金( 差额部分为利息) ，这样使得借款人在诉讼中处于了非常不利的地位，很难证明高利贷的存在。此外，由于银行贷款政策“嫌贫爱富”和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不断增长，加之民间资金充裕，催生出民间融资市场的职业化，出现了一些职业的贷款人和中介人。这些职业贷款人和中介人往往与当地的黑社会、准黑社会往来密切，依靠其背后力量威胁、恐吓借款人，阻止其通过司法途径维护权益。

从美国和香港的经验来看，利用刑事手段打击高利贷是其共同的立法选择。香港地区《放债人条例》设定了两个高利贷界限，对于不同层次的高利贷规定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违反该条例第 24 条( 年息 60%的实际利率) ，即属犯罪，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以及就该协议或贷款而提供的保证，不得予以强制执行。此外，任何人犯本条所订罪行 ( a) 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 50 万及监禁 2 年; ( b) 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 500 万及监禁 10 年( 由 1994年第 82 号第 33 条修订) 。相比较 1994 年之前的文本，修订后的条例大幅提高第 24 条所规定的最高惩罚限度，由最高“监禁两年和罚款 10 万元”增至最高“监禁 10 年和罚款 500 万元”。2001 年至 2005 年期间，香港根据《放债人条例》第 24 条就高利贷提出检控的个案数目分别为 26 件、18 件、1 件、28 件及10 件。违反该条例第 25 条规定( 即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 48% ) ，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在香港禁止高利率放债的双层法律规制架构中，把利率管制水平分别定为年利率 60% 和48% ，是参考香港当时良好的商业惯例和其它司法管辖区( 例如英国) 的法例而决定的。香港特区政府认为从执法的角度而言，第 24 条大体上可有效遏止在香港进行的高利贷活动。[20]

在美国，国会认为其根据《宪法》第一章第八节“州际贸易条款”有权监管私人交易中的利率问题，但美国国会并没有划定高利贷的具体范围，而是通过《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界定了“非法债务”的概念，规定以超过当地两倍高利贷界限的利率放贷并且试图收取该“非法债务”构成联邦重罪。[21]在各州层面，违反州高利贷法的法律后果通常具有惩罚性，即处罚金额超过所收取的利率与高利贷之差。具体的处罚各州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是通常都包括罚没已收取的利率或者按利息的倍数罚款。在某些情况下，高利贷还会导致整个贷款合同不得执行、放贷人承担刑事责任等。

民间借贷立法可借鉴香港《放债人条例》的立法经验，设置两个利率限制标准，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建立梯级过渡性的双层法律责任制度。这样既可以起到打击和遏制高利贷的作用，也可以避免滥用刑事制裁手段，实现法律责任的梯级过渡。

首先，参考国外及香港地区的立法经验，考虑目前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水平，设定一个明确的年利率( 如 36%) 作为追究高利贷放贷人刑事责任的标准。超过该限度的放贷属于严重高利贷范畴，应当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其次，保留目前的规定，即民间借贷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四倍。超过该界限但尚未达到严重高利贷年利率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如严重通货膨胀时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不得诉求法院执行该借贷合同及其附属担保合同，通过民事责任遏制此类高利贷。这样规定有充分的法理依据，人民银行通常会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和通货膨胀情况及时调整利率水平，其公布的基准利率大致反映了当前资金的价格，4 倍范围内的利率基本上可以补偿民间放贷人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和风险。以目前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其经营状况表明，3 倍左右的利率已经基本上覆盖了风险，总体上实现了盈利。在有关小额贷款公司后续发展问题的讨论中，也鲜见有关放开利率的呼声，而多集中于贷款的后续资金来源、跨区域经营、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22]20－30% 的利率水平与我们的民间借贷实际利率也基本上相差不多，如果民间借贷能够获得法律的有效保护，其风险水平事实上还会降低。因此，尽管有不少学者主张废除对民间借贷四倍利率的限制，但我们认为目前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是适当的，立法上应当坚持。

总的来看，利率水平的确定是一个应当能够实现双赢的选择，借款人和放贷人是一个矛盾体，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应当以考虑对方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性的高利率并不可取，不顾草根规则的存在，任意压制民间借贷利率也难以达到从法律上规范民间借贷的目的。同时，立法应当始终固守法律的正义性，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借款人在民间借贷中的弱势地位，以及民间借贷特别是有组织的民间借贷易滋生犯罪的事实，汲取中国古代、美国、香港的立法经验，限制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维护资金融通的公平秩序。

四、关于民间借贷区域的限制

大多数民事性民间借贷并不涉及区域限制问题，而对于具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区域限制则成为影响民间借贷的优势功能、规模经济与风险集中度的重要因素。在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过程中，参与试点的公司希望扩大经营的地域范围，一些地方政府将允许跨区域经营作为对贷款公司的奖励。[23]也有省份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24]

(一)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优势功能

不少文献认为民间借贷源自于金融抑制。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后，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理论，认为金融抑制使部分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满足，民间借贷由此而产生。[25]但民间借贷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也非常发达，而且这些国家都有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非吸收存款类金融公司种类包括消费金融公司、商业金融公司和销售金融公司( 也叫承兑公司) 。据美联储的统计资料，截止 2010 年初，美国国内金融公司应收帐款余额为 14194 亿美元，资产总额为 19368 亿美元。[26]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压抑并不是民间借贷存在的根本原因。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 clivebell 等人在 20 世纪末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解释了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条件。由于正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供给的不足，因此对金融产品的超额需求便“溢出”到民间借贷市场，这从需求方面解释了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同时，在现有条件下，民间借贷在信息、担保、交易成本等各个方面均具有正规金融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有能力供给部分金融产品以弥补正规金融供给不足造成的缺口，这就从供给方面解释了非正规金融的产生。[27]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民间借贷具有“人格化金融”的特点，以“熟人关系”作为交易及契约执行的基础[28]，能够凭借各种人缘、地缘关系更有效地收集中小企业的“软信息”，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具有独特的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优势正是其广泛存在的根本性原因，而金融抑制不过是一个强化因素。[29]以浙江某商业银行小额贷款营销的成功经验为例，归纳其做法可以发现，利用地域及信息优势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经营者认为本土化的客户经理非常关键，他们充分发挥地缘、亲缘、人缘的优势，凭借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客户熟人等关系，从侧面对小企业主的家庭历史、道德品质、经营状况等信息深入了解，从而摆脱了对财务报表的过分依赖，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已累计向四万余家小企业发放了超过 800 亿元的贷款，不良贷款率仅为 0．7% ( 2010 年初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80%，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30%，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2．76%) 。[30]在对贷款的监督过程中，民间借贷的信息优势有利于贷款人能够较为及时地把握贷款按时足额归还的可能性。

除信息优势外，民间借贷的交易成本优势也是其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民间借贷经营者的监管负担较轻，组织机构本身小巧灵活，业务的技术性并不强，操作简便，对参与者的素质要求不高，合同的内容简单而实用，契约执行也往往通过民间习惯得以实现，避免了通过正规法律途径进行诉讼所需的高昂费用和时间成本。

民间借贷的上述两大优势功能与其经营的地域范围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讲，民间借贷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才具有信息优势和交易成本优势，一旦超越一定的范围，离开了“熟人社会”的依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会凸现出来，放贷人的风险也将骤然上升，其优势功能就会因此而丧失。

(二)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又称“规模利益”，指在一定科技水平下生产能力的扩大使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趋势，即长期费用曲线呈下降趋势。上述定义具有普遍性，银行业规模经济便由此而来。民间借贷的单一客户贷款规模较小，尽管近几年司法实践中民间借贷的总金额和单笔金额越来越大，纠纷涉案标的额成倍增长，但与商业银行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单一客户贷款规模显然无法比拟。虽然在同等条件下民间借贷比正规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更低，但就其自身经营规模来看，民间借贷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贷前调查还是贷后追踪，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民间信贷机构如果没有规模效应，就很难持续发展。

本质上看，限制跨区域经营的确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金融抑制，不仅民间借贷存在这样的问题，银行业机构也遭遇过同样的难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美国对银行业同样实施严格的地域限制，《麦克法登法》( mcfadden act) 禁止银行跨州经营，银行和储贷协会只能在一个州开设分支机构。直到 1994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里格—尼尔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支机构效率法》，才基本上扫除了银行在跨州扩张方面所受到的种种限制。美国众议院在审议该法案的报告中指出: 消除这些限制，将会带来大量的好处: (1) 使银行有机会进行更有效的建构，剔除重复性的职能，并降低费用; (2) 可以推动建立更安全和更稳健的银行体系; (3) 可以给客户提供更大的方便; (4) 通过使金融机构能够进入目前没有实现完全竞争的市场，有利于促进信贷市场的竞争。[31]

美国众议院放开银行业跨州经营的上述理由同样可以适用于放开民间借贷的地域限制，如增加竞争、降低费用、便利兼并等，这些理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规模经济的要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长期费用曲线的下降不是无限的，现实中也存在着规模不经济的现象。规模不经济则是指公司因规模扩大而导致公司利润率降低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规模经济与不经济之间存在一个临界点，在临界点内，呈现规模经济，反之，则为规模不经济。有研究发现，银行的资产从 10 亿美元增加到 100 亿美元时，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但从 100 亿美元增加到 1000 亿美元时则几乎很少能获得这种规模经济。[32]民间借贷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因其具有自发性、民间性等特点，在一定范围内，规模越大业务量就越大，相应单位成本费用通过分摊会减少，信誉的外溢效应也较为明显。但是超越特定的地域范围后，其规模优势可能因其比较优势的丧失而呈现迅速下降趋势。尤其当其规模超越其管理能力时，规模越大可能效率越低。

(三)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风险集中度

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的集中度风险相对比较高，对中小银行而言，主要表现为客户集中度风险和区域集中度风险。为了降低这种风险，银监会于 2006 年和 2009 年分别颁布了《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 试行) 》，放松了银行跨区域经营的限制，不再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分行和支行规定统一的营运资金限制，由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根据业务发展和资本管理需要统筹调节及配置。规定出台后，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开设分支机构的申请被批准。

民间借贷与银行的信贷业务在某些方面并无二致，民间放贷机构的贷款集中于某一区域也会面临如同银行贷款集中的风险。经营范围界定在一个县( 区) 的贷款人，其业务必然与当地中小企业的经营紧密相关，一旦当地中小企业面临市场冲击( 如浙江绍兴的纺织业) ，贷款风险就会急剧上升，从而威胁到放贷人的可持续经营。从现有的经验看，这种风险特别容易集中在沿海一些出口导向型地区以及内地的资源富集型地区。从规避风险集中的角度来看，跨区域经营又是必要的，但也同样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否则，民间借贷机构因地域扩大而丧失地缘信息优势又会使其风险从另一个方面凸现出来。因此，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必须恰当处理好这一对矛盾。

(四)按照审慎监管原则规定民间借贷的区域限制

结合上述三个因素的考虑，笔者认为，完全禁止民间借贷机构跨区域经营不利于其可持续经营，完全放开区域限制会诱发风险。考虑到民间借贷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地缘信息优势，民间借贷经营地域的拓展不宜过于匆忙，应按照审慎监管的原则，比照《商业银行法》第 19 条、20 条、21 条、22 条的有关规定，适当规定跨区域经营机构的营运资金、管理人员等要求。同时，为体现审慎经营与监管的要求，相关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跨地域经营的一些约束条件，如规定民间借贷主体在开业经营的三年内无重大违规、连续盈利等，保障民间借贷稳定与可持续的发展，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五、关于民间借贷资金来源的限制

对于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问题，以前理论界讨论得较少，但随着民间借贷制度化试点(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的推进，这个问题显得颇具实务性，并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禁止吸收公众存款是民间借贷资金来源的“红线”，不容越过，否则就等于放弃了对银行类机构的监管，难免危及金融安全。在坚守这个红线的前提下，应当创新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制度，促进民间借贷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高金融市场的整体效率。

(一)建立商业性民间借贷经营者负债融资制度

虽然民间借贷不能通过吸收公众存款的渠道扩大放贷资金来源，但是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必须通过适度负债融资才能保障持续经营。

首先，如果仅仅允许其使用资本金放贷，意味着其财务资源的严重浪费。在金融资产的经营中，杠杆率高低与经营效率和安全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华尔街五大投行的杠杆率高达 30倍左右，意味着他们的资产价值只要出现 3．33% 左右的下降，理论上就可能面临破产清算。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金融机构正在经历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但是绝对禁止金融机构负债同样是不可能的，民间借贷也不例外。负债经营的关键是控制适度的杠杆率，反之则过犹不及。在禁止其负债的情形下杠杆率为零，但势必造成严重的财务资源浪费。一般认为，企业在资产负债率为 50－60% 时仍然可以处于比较稳健的经营状态，银行类机构由于更多地依靠负债获取资金来源，其资产负债率可以更高一点。以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为例，截止2010年9 月30 日，工商银行的资产负债率 94.34%，农业银行资产负债率 94.78%。[33]商事性民间借贷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其资产负债率应当高于普通企业。

其次，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融资渠道，民间融资就可能会转为地下，进而寻找其它途径，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其它非法集资行为，与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的方向背道而驰，监管机构无法掌握民间借贷的资金流向，并导致国家税收流失。

最后，有限度地放开民间借贷的银行批发资金融资渠道有利于培育商业银行贷款零售商，分散银行信用风险，构建多层次贷款渠道。依赖大客户是银行经营过程中很普遍的现象，容易导致风险过于集中，允许银行将资金批发给民间借贷经营者，可以使银行通过信贷配给方式甄别出优质的企业来[34]，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民间借贷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可以发挥其熟悉当地市场、专营小额信贷、监管负担较轻及贷款手续简便等诸多优势，有利于改善贷款的结构。此外，银行作为批发者将资金交由民间借贷经营者发放，民间借贷经营者再将资金分成若干小份，发放给不同的借款人，相对于由银行发给单一客户而言，明显分散了信贷风险。在现实中，无数小额借款人同时违约的概率极小甚至不会存在。因此，通过立法建立民间借贷经营者融资渠道制度，对于分散银行风险及促进商事性民间借贷可持续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二)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融资渠道

如何规范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融资渠道，是民间借贷立法中不能忽视的一个要点。

首先，应当在立法上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界线。《商业银行法》第 81 条及《刑法》第 176 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何谓“公众”、何谓“存款”，认识上存在很大争议。合法的民间借贷在实践中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纠结不清，比较著名的案例如“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反映出我国法律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准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活跃民间融资以及丰富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具有重要意义。《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将“公众”界定为“不特定对象”。对于所谓的“不特定对象”，应当结合行为人吸取资金的方式才能恰当确定。[35]实践中，借款人往往从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处募集资金，这些人是否属于“公众”范畴，亟待在立法上加以明确。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08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在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标准上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融入资金的对象是否为不特定对象( 即所谓的公众) 没有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中的充分条件; 第二，企业资金的用途成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要件，为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筹集资金一般不认定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指的“存款”应该是从资本、货币经营的意义上理解。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存款”，才能解释清楚民间借贷中的资金来源与银行吸收存款的区别，才能找到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36]相对商业银行法及刑法的规定，浙江省司法部门与公安部门的纪要更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是一种有益的改革尝试。2010 年 11 月 22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这一解释虽然发展了民间借贷制度，但因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而且仅仅适用于刑事处罚，没有将筹款用途考虑在内，对民间借贷发展的推动较为有限。因此，建议有关立法及法律适用机构应结合筹款( 融入资金) 目的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对于民间借贷经营者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从事发放贷款、买卖证券、融资租赁等专属金融业务，可以纳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范畴，对于企业确因生产经营需要的借贷应归入合法的民间借贷，避免因打击面过宽而累及合法的民间借贷。

其次，在商业原则下，应逐步放开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向银行、保险机构融资的渠道。目前有关规定允许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但有两个限定条件: 一是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 50%; 二是不能从两个以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尚处于试点阶段，对于其风险的认识还缺乏足够积累，因此暂时开了一个小口子，尽可能按照谨慎原则操作。在积累一定经验后，建议可以逐步放开民间借贷经营者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的融资率上限，为民间借贷提高融入资金的来源。

再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于专门或主要服务“三农”的民间借贷经营者，应当适当给予政策性金融资金支持。民间借贷经营者中的一部分是面向“三农”、微型企业、下岗职工等金融弱势群体的。如目前试点中的小额贷款公司，当前经营的大部分业务是国有商业银行主动撤离和不愿介入的领域。这些领域利润小且风险大，如美国、泰国的法律要求存款类机构对弱势群体进行放贷、投资、服务，监管机构负责对此进行考核。我国目前还没有类似的专门法律或者强制性规定，新《公司法》第 5 条在肯定公司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强调了公司的社会责任，但这个条款缺乏操作性，难以落实。虽然我国有政策性银行，但从实际效果看，对“三农”的支持与社会的期待有很大差距。为拓宽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改进政策性金融的运行方式，可以考虑在政策性金融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包括政策性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募集的资金、人民银行的支农再贷款或者其他财政扶持资金等，借给那些从事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机构使用。这一立法举措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即为政策性金融领域引入了适度的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是一举两得的制度安排。

最后，前瞻性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人发行商业票据、股票、债券、吸收非金融类企业的大额存款、资产证券化等融资渠道。客观地说，我国资本市场并不缺钱，民间资本高达数万亿，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的经验，通过市场融资的方式解决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问题。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可以通过发行商业票据、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或资产转让等模式，在资金市场主动融资负债。这样有利于形成多层次的融资市场和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促进金融市场的有效竞争。另外，我国香港地区实行金融牌照分级制，接受存款公司可接受10 万港元或以上、最初存款期最少为 3 个月的存款，存款利息没有最高额限制，但是吸收公众存款则必须获得银行牌照。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保留了对公众存款最严密的监管，而对大额存款的管制相对较松，在我国的民间借贷立法中，这一经验很值得参考。

注释:

[1]参见刘保玉: 《物权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2 －243 页。

[2]参见王曙光: 《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制度演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8 页。

[3]参见陈向聪: 《中国私募基金立法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0 页。

[4]参见高晨: 《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破 92 万亿》，http: / /paper． people． com． cn/jhsb/html/2011 － 01/10/content_720247． htm? div = －1，2011 年 2 月 11 日访问。

[5]参见前引[2]，第 74 页。

[6]参见银监会: 《三年实现乡镇金融服务全覆盖》，http: / /news． sohu． com/20091021/n267591626． shtml，2009 年 10 月 23 日访问。

[7]参见韩俊等: 《中国农村金融调查》，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4 页。

[8]参见邹东涛主编: 《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5 页。

[9]在美国，金融公司( finance company) 是指向个人或企业提供贷款的非银行公司，区别于商业银行、信用社、储贷协会、合作银行以及储蓄银行，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相似，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第二大商业信贷来源。

[10]参见龙翼飞、杨建文: 《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及责任承担》，载《现代法学》2008 年第 2 期。

[11]see jeremy bentham: defence of usury( 1787) ，http: / / socserv2． mcmaster． ca． / ～ econ / ugcm /3ll3 / bentham / usury．

[12]参见张为华: 《美国消费者保护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4 －125 页。

[13]《旧约•出埃及记》第 22 章第 25 节中说: “如果你借钱给我的人民，就是与你们在一起的穷人，你对待他们不可像放债的人一样，不可在他们身上取利。”

[14]参见陈志武: 《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 年版，第 102 －110 页。

[15]《重庆打黑挖出黑色产业链 高利贷达财政收入 1/3》，载《经济参考报》2009 年 8 月 24 日头版。

[16]state interest rates ＆ usury limits，http: / / www． lectlaw． com / files / ban02． htm，2010 年 2 月 7 日访问。

[17]发薪日贷款是一种短期无担保贷款期限很短，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差异巨大。

[18]the john warner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http: / / www． bankersonline． com / regs / jwnda / jwnda． html，2010 年 2 月 7 日访问。

[19]参见前引[14]，第 101 －102 页。

[20]参见香港立法会十题: 《放债人条例》，2006 年 11 月 22 日在立法会会议上何俊仁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的书面答复。http: / /www． fstb． gov． hk/fsb/chinese/ppr/press/doc/pr221106_c． doc，2011 年 3 月 22 日访问。

[21]18 u． s． c． § 1961 ( 6) ( b) ． see generally，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

[22]参见张建华等: 《中国农村多层次信贷市场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 －30 页。

[23]《内蒙古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实施细则》第 22 条规定，具备一定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跨旗县、盟市设立分支机构。

[24]《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第 25 条规定: 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业务。

[25]参见［美］r． i． 麦金农: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卢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8 － 82 页; 黄达: 《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64 －766 页。

[26]domestic finance companies assets and liabilities，http: / / www． federalreserve． gov / releases / g20 / hist / fc_hist_q． txt．

[27]参见陈蓉: 《我国民间借货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载李昌麒主编: 《经济法论坛( 第四卷) 》，群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5 页。

[28]参见前引[14]，第 120 页。

[29]参见林毅夫、孙希芳: 《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载《经济研究》2005 年第 7 期。

[30]参见前引[22]，第 141 －142 页。

[31]参见［美］布鲁姆等著: 《银行金融服务业务的管制案例与资料》，李杏杏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62 页。

[31]参见史纪良主编: 《银行监管比较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8 页。

[33]参见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

[34]参见徐忠、张雪春、沈明高、程恩江: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5 －256 页。

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范文第11篇

内容提要: 解决我国民间借贷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通过法律创新形成制度激励，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民间借贷立法应当采用自然演进与建构相结合、一般规范与分类规范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重点借鉴美国、英国、香港地区及我国古代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情况，应当尽快修改相关法律并制定专门性法律文件。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只对那些以营利为目的且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商事借贷行为进行规范，重点是对主体准入、放贷利率、经营区域、放贷人的资金来源等加以规范。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从资本穷国变为资本大国，民间借贷规模和影响迅速扩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2010 年 5 月国务院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201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都明确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保护民间资本所有者的正当权利，引导民间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尝试从立法的角度探讨相关争议，为民间借贷立法提供理论上的分析和对策性建议。

    一、关于民间借贷规制的路径和模式

    有关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虽然讨论了很多年，但有两个基本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一是哪些民间借贷行为应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即法律规制民间借贷的边界如何确定; 二是应当由哪些法律规制民间借贷，以及是否应当制定统一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本。前一个问题的核心是法律上如何确定规制民间借贷的范围，后一个问题的核心则是如何选择民间借贷的立法路径和模式。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决定了民间借贷立法的基本思路、目标和体系。

    (一)选择重点规制的路径

    是否应当制定一个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件以及如何建立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立法上始终摇摆不定。解决这一争议的关键在于恰当区分民间借贷的种类和性质，再根据民间借贷的不同种类及特点选择相应的立法策略和规制路径。从法理上讲，民间借贷是放贷人让渡一定时间的资金使用权，到期后借款人还本付息的行为。也有学说认为货币一旦交付就转移了所有权转移，即所有与占有一致原则。[1]理论上对民间借贷的划分有多种方法，不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或无偿转让资金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民事行为，一般公众在生活中发生的民间借贷多属民事行为。但以收取利息为目的的货币流通则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具有了商事行为的性质。如果某一自然人、法人( 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因有专门法律规定不在此讨论) 或非法人组织将发放贷款作为一种经营活动时，则具有营利性和反复性，应属商事行为。民间借贷行为性质的这种多重性不仅决定了相关立法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而且也成为选择规制路径的基本依据。

    从金融制度变迁规律看，我国民间借贷目前处于从市场化显性信用阶段向规范化合法信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民间信用形式都能够或适合纳入法律体系加以规制，一些地区的小规模民间借贷组织更适合以民间形式存在，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融资需要。[2]从立法设计的角度看，对于民间借贷行为，建立全面规制的法律体系不但比较困难，也没有多大必要，世界范围内的这种立法范例迄今极为少见。因此，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不宜选择全面规制的路径，而应当采取重点规制的路径，即只需要在多样的民间借贷中确定某些重要的方面加以规制即可。根据这样的思路，规范民间借贷的立法体系应当是一般性规制与专门性规制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多层次的立法体系下，根据借贷行为、借贷主体及借贷目的等不同因素，采用由普通法律、相关主体法律及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律进行分别规制的模式。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和法制现状，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制那些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所进行的商事性借贷，主要包括对借贷主体的准入、借贷利率、借贷地域等加以规范。对于一般性的民间借贷即那些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因其通常只涉及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不会对其它人的利益产生影响，由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加以规范即可，无需引入过多的国家干预，也不需要再制定专门的法律加以规定。

    (二)采用分类规制的模式

    对于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不宜采用由一部法律进行全面规制的模式，而应当区别不同情况采用分类规制的立法安排: ( 1) 对于私募基金，因其与一般直接融资不同，主要投资领域为证券市场中的股票和债券，而不是直接投向实体经济或解决人们的生活所需，故应将其纳入资本市场法制体系加以规制;[3]( 2) 对于间接融资中具有合作金融性质的合作基金会与金融服务社等，其性质和功能定位于民间的互助，应通过制定专门的合作金融方面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制定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随着城乡统筹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推进，有关合作金融的立法应当扩大调整范围; ( 3) 对地下银行( 私人钱庄) ，因其脱离了法律的控制可能会积累很高的风险，故应设定合理的准入条件，将其纳入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实施正式和有效的监管。银监会出台《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大致就是这样的路径; ( 4) 对于专门从事贷款业务而不吸纳存款的金融机构，如财务公司、贷款公司等，应根据其性质不同，由专门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等。

    上述四种民间借贷因具有特殊的法律性质，由相关主体法进行规范更为适当，专门的民间借贷立法不宜规定这些主体的借贷行为。按照分类规制的方式，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体系应包括三个部分:( 1) 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规范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行为; ( 2) 相关主体法，规范特殊的民间借贷机构的借贷行为; ( 3) 专门的民间借贷法，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本文所讨论的民间借贷立法问题主要是针对第三个部分。

    在民间借贷立法中，以营利性为标准将民间借贷划分为民事性民间借贷和商事性民间借贷，是设计和检讨我国民间借贷立法科学性的重要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民事意义上的民间借贷，无论其是否有偿，在不违反四倍基准利率限制的条件下，都予以保护。对于具有商事性质的民间借贷，如果没有经法定机关核准并登记，则归入非法金融行为( 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 。由此观之，我国现行法律排斥和压制的是未经批准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无论放贷主体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或其它组织，只有取得法定机关的批准才能获得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合法主体资格。总体上讲，我们赞成现行法律对民间借贷的这一限制，因为借贷是银行业中最为核心的业务，对于金融体系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稳定有直接影响。截至 2010 年 11 月，银行总资产超过 92 万亿，[4]占整个金融业资产 90%以上。银行业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贷款业务，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保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各国都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准入实施比较严格的监管。此外，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国有企业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借贷业务的任意民间化、商事化、扩大化存在冲突。因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解除金融抑制无疑是民间借贷立法的方向，但确定适当的法律限制仍然应当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

    在区别民事性民间借贷与商事性民间借贷时还应当注意，有偿与营利是两个既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不能仅因有偿而认定为营利性行为，后者需具备连续性和职业性特征。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一般民事主体偶尔从事营利活动，不属于商事行为。美国纽约州的《放债人法》第 340 条明确规定，个人或企业偶尔在该州发放贷款不需要遵守该法“禁止无牌照经营”的规定。实践中，民间借贷日益趋向专业化，某些民事主体反复涉诉，以民事性民间借贷的形式规避监管，实际上是在从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法律上如何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应是民间借贷立法也必须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

    二、关于民间借贷主体的规制

    既然不宜对民间借贷进行全面规制，那么，应当对哪些主体的借贷行为加以规制呢? 同样是理论与实践中争议的焦点，也是立法中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难点。关于这一问题，以下两点最为关键。

    (一)建立商事性借贷主体准入制度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涉及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在法律层面，《民法通则》第90 条确立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但没有涉及民间借贷的主体问题。《合同法》第 12 章规定了借款合同的一般问题，第 210 条和 211 条分别规定了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时间及借款利率。在行政法规层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 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 ( 1)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 2) 非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 ( 3) 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 ( 4) 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它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在行政规章层面，《贷款通则》第 61 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在司法解释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21 条、122 条、123 条、125 条分别涉及“公民之间的借贷”、“公民之间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 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 ( 1) 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 ( 2) 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 ( 3) 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 ( 4) 其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2008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借款合同纠纷按照借贷主体类型划分为四种: ( 1)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 2) 同业拆借纠纷; ( 3) 企业借贷纠纷; ( 4) 民间借贷纠纷。2010 年11 月22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具体解释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罪的适用问题。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合法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普通民事行为性质的借贷为法律所允许，但企业之间和带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则一直受到法律的排斥。从民间借贷的作用及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商事性民间借贷能够有效地克服国家信用的诸多弊端，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应当获得法律的肯定。[5]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一方面金融机构网点分布不均，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不少居民难以享受最起码的金融服务。据银监会统计，截至 2009 年 6 月末，全国仍有 2945 个乡镇没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分布在 27 个省( 区、市) ，西部地区 2367 个，中部地区 287 个，东部地区 291 个。其中有 708 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服务，占金融机构空白乡镇总数的 24%，分布在 20 个省( 区、市) 。[6] 另一方面，现有的正规金融机构没有能力完全消化整个社会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融资难、“三农”融资难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业性的民间借贷在农村借贷中占有 20%以上的份额。[7]从国际范围内看，信贷机构是一个多层次的组织系统，完全靠正规金融机构、大银行难以覆盖全部融资需求，而且风险也过于集中。美国、英国、爱尔兰、南非、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从制度上促进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推进民间信用体系建设也应该成为我国现阶段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8]

    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04 年以来的中央七个“一号文件”都涉及“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的问题。2008 年 5 月，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鼓励和指导各省积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意见》的出台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为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2007 年 10 月人民银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 代拟稿) 》( 以下简称《条例》) 报送国务院法制办，2009 年列入国务院法制办的二档立法计划。《条例》在市场准入方面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注册后从事放贷业务，并规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都可开办借贷业务。2010 年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法制办报送的《贷款通则》修订稿扩大了借贷主体的范围，对于未经批准设立为放款人的非金融企业和个人，允许在限制总额、笔数和利息收入的前提下从事放贷行为，进一步放松了对民间借贷主体准入的管制。

    综合《意见》和《条例》的有关规定及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完善对商业性放贷人准入的规范:

    一是通过确定注册资金的方式限定主体范围。由于放贷人“只贷不存”，作为经营货币的资金密集型行业，注册资本应当高于我国《公司法》对于普通公司的一般规定。《意见》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500 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1000万元，我们认为是合适的，高门槛可以过滤一些不合资格的放贷人进入这种风险行业，也为整个金融安全网的构建提供了屏障。尽管美国一些州对金融公司的准入资本门槛并不高，[9]如美国加州成立一般的金融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 2． 5 万美元，但美国的市场体制和市场约束机制都比较成熟，这些公司必须接受更多的市场约束，日后才能够通过市场渠道融入资金放贷。当前，我国的市场制度尚不完善，通过注册资金适当限制民间借贷市场的准入范围是非常必要的。考虑到自然人在民间借贷领域的传统地位，参考有关国家立法现状，自然人作为放贷主体资格应当通过申请注册予以确定。自然人依法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可以不设资本金要求，但在考虑自然人作为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资格时，应当同时考虑其退出机制及个人破产制度，并作为配套制度应早日纳入立法议程。如果缺乏个人破产制度，自然人作为民间商事性借贷的主体则无法切实承担无限责任，从而影响民间借贷制度的实施效果。

    二是通过申请人资格审查方式限定主体范围。放贷人资格的审查应当重视对申请人和主要股东、高管人员的“软信息”审查。与一般工商企业不同，民间放贷行业极易与犯罪联系，如雇佣黑社会性质组织收债、洗钱、发放高利贷、强迫欺诈交易等等，因此必须在准入门槛上警惕那些不适格的主体( 如有犯罪前科的申请者) 进入民间借贷市场。在美国纽约州申请放贷人牌照需经历严格而复杂的“背景审查”程序，为此需要提交的资料多达 11 项，包括信贷历史记录、过去十年的民事诉讼和破产诉讼记录、犯罪记录( 包括重罪、轻罪和违规) 、教育经历、从业经历等等。此外，合伙人、股东、高管、董事等还需要通过提交指纹程序，审查有无犯罪记录。在我国香港地区申请放债人牌照，首先由警方调查申请人有没有黑社会背景，证实“身家清白”后才交法庭审理，但亦非由法官一人决定，而是由两名市民协同审查，经三人一致通过后才能发放牌照。我国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定这方面的程度和条件。

    (二)放松对企业之间借贷的管制

    企业之间借贷的效力一直颇受关注，依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和《贷款通则》的规定，此种借贷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在 1996 年下发的《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中规定: “企业借贷合同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中国证监会、国资委 2003 年 8 月联合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禁止上市公司有偿或无偿地拆借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上将企业间的借贷或变相借贷合同确认为无效合同。在具体适用法律上，有的法院适用《合同法》第 52 条第四项的规定，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认定合同无效。有的法院则直接适用《民法通则》第 58 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以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益为理由确认合同无效。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从合同法、公司法等角度认为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应予认可。[10]

    从性质来看，企业之间借贷的性质比较特殊，作为放贷人的企业并不是专门从事此项业务的主体，一般只是因与借款企业存在业务往来或者关联关系而发生借贷，借贷行为既超越了民事性民间借贷的范畴，但又不完全属于营业性质的商事民间借贷，而是介入民事性质与商事性质之间。针对这一特征，我们认为立法上应当采取特别规范的方式，既不应像对待民事性民间借贷那样完全放开，也不应像对待商事性民间借贷那样设立准入门槛，而应分类定性，区别对待。在国外的立法实践中，美国纽约州《放债人法》将个人和企业偶尔的借贷行为排除在商事行为之列，不需要申领放债人牌照，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建议我国修改现行法律，放开企业之间的部分借贷，如具有上下游供应商关系、母子公司关系且因生产需要发生的借贷等，应当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借贷。但是，完全放开企业间的借贷并不可行，也不可取，因为完全放开此类借贷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放弃了银行业资产业务的准入门槛，势必影响金融市场及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因此，通过列举的方式放开企业之间部分借贷的同时，仍然应当保留法律对企业之间借贷的一般管制。

    三、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

    利率是规范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从目前已有的法律规范看，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与借贷利率水平紧密相关，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制决定了民间借贷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对民间借贷的保护程度。

    (一)应当设置利率限制

    2004 年 10 月 28 日人民银行公布的《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第 2 条第一项规定，金融机构( 不含城乡信用社) 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不变，贷款利率下限仍为基准利率的 0.9 倍。根据这一规定，有人认为既然银行贷款利率没有了上限，民间借贷利率也应该完全放开。实际上，有关借贷利率的讨论由来已久，实际利息理论、货币利息理论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有不同的论述。在市场中，利息是资金融通的价格，既然属于价格，必然涉及对价格管制的争议。即使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也一直对此存有重大分歧。主张废除利率控制的学者本杰明( jere-my bentham) 认为，有健全理智的人都不应当反对贷款过程中的议价。[11]反对者则认为，他的这一主张完全是理想主义的，根本没有现实的基础。[12]

    从经济关系的角度看，借贷双方的实际地位并不平等，放贷人相对于消费者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借贷双方之间缺乏讨价还价的实力保障，不具有公平交易的现实基础，依靠放贷人之间的竞争来保证借款人承担合理利率的贷款市场还没有形成，如果没有法律的限制，往往产生不公平交易。从历史上看，规范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制度源远流长。唐《杂令》、《明律》卷九《户律》钱债部分第 168 条及《清律》卷九《户律》部分第 147 条都规定了对借贷利率的限制。从文化角度看，民间借贷的利率限制具有很强的社会感召力，国内家喻户晓的歌剧《白毛女》和莎士比亚的不朽名著《威尼斯商人》都揭露了高利贷的危害，甚至《圣经》中也有禁止高利贷的描述[13]。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高利贷有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和加速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从政治的角度看，高利贷常常成为历史上朝代更替的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消除高利贷是新社会的标志性事件。

    高利贷在私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以及农村地区广泛存在，而且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民间借贷的利率就越高。有学者通过考察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未以来和美国 19 世纪的民间借贷史，验证了这一结论。[14]2008 年浙江台州的飞跃集团、杭州的南望集团等地方龙头企业出现财务危机，大量高利率的民间借贷都是导火线。2009 年重庆打黑过程中，警方披露的数据是: 重庆高利贷逾 300 亿元，规模已占到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 1/3 强，黑恶团伙以高得惊人的利息强行放贷，而后通过暴力收债，从中牟取巨额不法收入。[15]2009 年 8 月 11 日《经济参考报》以《宁夏固原民间高利贷盛行》为题披露当地高利贷问题。从众多事实来看，从利率设置上限制民间借贷的资金价格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从国际范围内考察，市场经济制度比较成熟的美国大部分州也都制定了专门的反高利贷法。20 世纪中后期美国在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推行金融自由化，一些人主张取消利率限制，也确实有个别州( 如特拉华州及南达科他州) 这样做了，但美国的次贷危机表明，利率自由化是本轮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已经受到美国学术界、监管部门、立法机构及消费者保护团体的质疑和批评。英国 2006 年修订的《消费信贷法》仍然规定了对最高利率的限制，并授权法院可以对此提供司法救济。向来以贸易自由自居的香港也对民间借贷利率规定了限制。综合来看，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不能盲目地放开民间借贷市场，而应通过立法直接规制民间借贷利率，并设置合理的利率上限。

    (二)合理规定利率上限

    对利率水平的限制关系到借贷双方的权益，无疑是民间借贷制度中最核心的内容。民间借贷利率与政府对产品的定价不同，相关立法不是干预借贷双方在法律限度内对利率的自由协商权，而是防止放贷人乘人之危或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借款人的正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借贷意见》) 第 6 条规定: “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 4 倍( 包含利率本数) 。”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按期限划分为 5 个档次，这里的同类贷款利率实际上是指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在已有的立法先例中，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放债人条例》第 24 条规定: 任何人( 不论是否为放债人)以超过年息 60% 的实际利率贷出款项或要约贷出款项，即属犯罪。第 25 条规定: 关于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如其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 48%，则为本条的施行，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由此可见，香港地区实际上是规定了两个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违反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承担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我国台湾为防止民间借贷中出现重利盘剥，《民法典》第205 条规定: 约定利率超过周年 20% 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

    在美国，对高利贷的规制也非常复杂，主要由各州法律规定。部分州对利率管制采取了较为自由放任的态度，允许借款人和放贷人协商达成任何利率，如特拉华州以及南达科他州，但大部分州仍然制定了限制最高利率的反高利贷法。在限制最高利率的各州立法中，对最高利率的限制通常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 1) 贷款用途; ( 2) 贷款的种类; ( 3) 放贷人的种类; ( 4) 发放用于特定用途的贷款。最高利率通常是一个固定利率，也可能是取决于某些指数的浮动利率，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贴现率。纽约州的高利贷界限通常为年利率 16%; 华盛顿州高利贷通常的界限为年利率 12%，或者合同签署前一个月联储 26星期国库券初次拍卖报价利率加 4 个点，取两者中较高者; 密西西比州高利贷界限为年利率 10%，或者为联邦储备利率加 5 个点，5000 美元以上的商业贷款不受高利贷限制; 阿肯色州非消费性贷款的高利贷界限为联邦储备利率加 5 个点，对于消费信贷高利贷通常界限为年利率 17%。[16]虽然美国的国会一般情况下不会介入利率限制，但也有例外，如针对发薪日贷款，[17]2006 年 10 月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了法律，规定向军人及其抚养人员发放的消费贷款年利率不得超过 36%。[18]

    利率本质上是利润率的一部分，因此，利率上限的确定在立法上有很强的技术性，不仅需要考虑生产性资本和消费性资金的收益率，还需要考虑包括投资回报本身的风险性、契约执行的情况等因素，因此，有学者不赞成规定一个确定的利率限制。[19]对于高利贷的标准，如果规定得过高，则达不到公平保护借款人的目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后，贷款的偿还客观上存在信用风险。过高的利率也可能诱发道德风险，有的借款人为偿还贷款可能不惜铤而走险，从事违法暴利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对高利贷的标准规定得过低，可能会出现两个结果: 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信贷供给出现短缺; 二是民间借贷从地上转向地下，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实际利率可能进一步走高。从现实经验来看，出现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我国广泛存在的地下钱庄就是很好的例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利率限定为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的 4 倍，根据人民银行确定的一年期利率，4 倍限额大约在 21 －25%之间，折算成民间利率大约接近 2 －3 分。随着人民银行对利率的上调，4 倍限额也可能会达到30%左右。根据我国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2 分至5 分之间，生产性借贷超过 3 分就属于比较高的利率了。如果是隔夜拆借或者几天内的拆借，其利率折算成月利率就会显著高于上述水平。当然，地区、季节、货币政策及法定基准利率水平等因素，都会对民间借贷的具体利率产生影响。例如 2008 年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各地民间借贷利率水涨船高。另外，通货膨胀对利率的走势也有重要影响。因此，上述因素都应在确定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时予以考虑。

    (三)完善高利贷法律责任制度

    高利贷行为的危害性很大，从微观角度看，扰乱公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导致借款人陷入债务深渊而无法自拔，收债过程往往伴随着恐吓、欺诈、暴力等非法行为，容易滋生犯罪; 从宏观角度看，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影响金融安全、社会稳定及国家宏观政策的执行。美国次级贷款产品中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利贷，但足以证明利率过高会对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造成危害。尽管高利贷有着诸多危害性，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借贷意见》第 6 条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来看，现行法律对发放高利贷当事人不具有真正的惩罚性。在司法实践中，对发放高利贷基本上是听之任之，仅仅不保护其 4 倍以外的利率。这样一来，高利贷发放者的违法成本几乎为零，可以任意约定高利率，其后果最多是超过的部分不予保护。尽管进入司法程序的民间借贷案件近年来大幅增加，但是与实际发生的民间借贷包括高利贷相比，仍然很少。也就是说，不少高利贷合同实际上由借款人履行了，借款人的合法利益并没有通过司法程序获得应有的保护。

    另一个现象也应引起关注，在实践中，多数民间放贷人为规避法律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规定，采取各种方式、手段掩盖高额利息，从而使借贷利率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如预先将利息在本金中扣除，即借款人实际获得的借款低于借条中的本金( 差额部分为利息) ，这样使得借款人在诉讼中处于了非常不利的地位，很难证明高利贷的存在。此外，由于银行贷款政策“嫌贫爱富”和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不断增长，加之民间资金充裕，催生出民间融资市场的职业化，出现了一些职业的贷款人和中介人。这些职业贷款人和中介人往往与当地的黑社会、准黑社会往来密切，依靠其背后力量威胁、恐吓借款人，阻止其通过司法途径维护权益。

    从美国和香港的经验来看，利用刑事手段打击高利贷是其共同的立法选择。香港地区《放债人条例》设定了两个高利贷界限，对于不同层次的高利贷规定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违反该条例第 24 条( 年息 60%的实际利率) ，即属犯罪，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以及就该协议或贷款而提供的保证，不得予以强制执行。此外，任何人犯本条所订罪行 ( a) 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 50 万及监禁 2 年; ( b) 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 500 万及监禁 10 年( 由 1994年第 82 号第 33 条修订) 。相比较 1994 年之前的文本，修订后的条例大幅提高第 24 条所规定的最高惩罚限度，由最高“监禁两年和罚款 10 万元”增至最高“监禁 10 年和罚款 500 万元”。2001 年至 2005 年期间，香港根据《放债人条例》第 24 条就高利贷提出检控的个案数目分别为 26 件、18 件、1 件、28 件及10 件。违反该条例第 25 条规定( 即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 48% ) ，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在香港禁止高利率放债的双层法律规制架构中，把利率管制水平分别定为年利率 60% 和48% ，是参考香港当时良好的商业惯例和其它司法管辖区( 例如英国) 的法例而决定的。香港特区政府认为从执法的角度而言，第 24 条大体上可有效遏止在香港进行的高利贷活动。[20]

    在美国，国会认为其根据《宪法》第一章第八节“州际贸易条款”有权监管私人交易中的利率问题，但美国国会并没有划定高利贷的具体范围，而是通过《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界定了“非法债务”的概念，规定以超过当地两倍高利贷界限的利率放贷并且试图收取该“非法债务”构成联邦重罪。[21]在各州层面，违反州高利贷法的法律后果通常具有惩罚性，即处罚金额超过所收取的利率与高利贷之差。具体的处罚各州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是通常都包括罚没已收取的利率或者按利息的倍数罚款。在某些情况下，高利贷还会导致整个贷款合同不得执行、放贷人承担刑事责任等。

    民间借贷立法可借鉴香港《放债人条例》的立法经验，设置两个利率限制标准，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建立梯级过渡性的双层法律责任制度。这样既可以起到打击和遏制高利贷的作用，也可以避免滥用刑事制裁手段，实现法律责任的梯级过渡。

    首先，参考国外及香港地区的立法经验，考虑目前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水平，设定一个明确的年利率( 如 36%) 作为追究高利贷放贷人刑事责任的标准。超过该限度的放贷属于严重高利贷范畴，应当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其次，保留目前的规定，即民间借贷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四倍。超过该界限但尚未达到严重高利贷年利率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如严重通货膨胀时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不得诉求法院执行该借贷合同及其附属担保合同，通过民事责任遏制此类高利贷。这样规定有充分的法理依据，人民银行通常会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和通货膨胀情况及时调整利率水平，其公布的基准利率大致反映了当前资金的价格，4 倍范围内的利率基本上可以补偿民间放贷人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和风险。以目前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其经营状况表明，3 倍左右的利率已经基本上覆盖了风险，总体上实现了盈利。在有关小额贷款公司后续发展问题的讨论中，也鲜见有关放开利率的呼声，而多集中于贷款的后续资金来源、跨区域经营、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22]20－30% 的利率水平与我们的民间借贷实际利率也基本上相差不多，如果民间借贷能够获得法律的有效保护，其风险水平事实上还会降低。因此，尽管有不少学者主张废除对民间借贷四倍利率的限制，但我们认为目前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是适当的，立法上应当坚持。

    总的来看，利率水平的确定是一个应当能够实现双赢的选择，借款人和放贷人是一个矛盾体，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应当以考虑对方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性的高利率并不可取，不顾草根规则的存在，任意压制民间借贷利率也难以达到从法律上规范民间借贷的目的。同时，立法应当始终固守法律的正义性，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借款人在民间借贷中的弱势地位，以及民间借贷特别是有组织的民间借贷易滋生犯罪的事实，汲取中国古代、美国、香港的立法经验，限制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维护资金融通的公平秩序。

    四、关于民间借贷区域的限制

    大多数民事性民间借贷并不涉及区域限制问题，而对于具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区域限制则成为影响民间借贷的优势功能、规模经济与风险集中度的重要因素。在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过程中，参与试点的公司希望扩大经营的地域范围，一些地方政府将允许跨区域经营作为对贷款公司的奖励。[23]也有省份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24]

    (一)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优势功能

    不少文献认为民间借贷源自于金融抑制。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后，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理论，认为金融抑制使部分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满足，民间借贷由此而产生。[25]但民间借贷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也非常发达，而且这些国家都有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非吸收存款类金融公司种类包括消费金融公司、商业金融公司和销售金融公司( 也叫承兑公司) 。据美联储的统计资料，截止 2010 年初，美国国内金融公司应收帐款余额为 14194 亿美元，资产总额为 19368 亿美元。[26]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压抑并不是民间借贷存在的根本原因。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 clivebell 等人在 20 世纪末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解释了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条件。由于正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供给的不足，因此对金融产品的超额需求便“溢出”到民间借贷市场，这从需求方面解释了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同时，在现有条件下，民间借贷在信息、担保、交易成本等各个方面均具有正规金融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有能力供给部分金融产品以弥补正规金融供给不足造成的缺口，这就从供给方面解释了非正规金融的产生。[27]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民间借贷具有“人格化金融”的特点，以“熟人关系”作为交易及契约执行的基础[28]，能够凭借各种人缘、地缘关系更有效地收集中小企业的“软信息”，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具有独特的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优势正是其广泛存在的根本性原因，而金融抑制不过是一个强化因素。[29]以浙江某商业银行小额贷款营销的成功经验为例，归纳其做法可以发现，利用地域及信息优势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经营者认为本土化的客户经理非常关键，他们充分发挥地缘、亲缘、人缘的优势，凭借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客户熟人等关系，从侧面对小企业主的家庭历史、道德品质、经营状况等信息深入了解，从而摆脱了对财务报表的过分依赖，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已累计向四万余家小企业发放了超过 800 亿元的贷款，不良贷款率仅为 0．7% ( 2010 年初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80%，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30%，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2．76%) 。[30]在对贷款的监督过程中，民间借贷的信息优势有利于贷款人能够较为及时地把握贷款按时足额归还的可能性。

    除信息优势外，民间借贷的交易成本优势也是其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民间借贷经营者的监管负担较轻，组织机构本身小巧灵活，业务的技术性并不强，操作简便，对参与者的素质要求不高，合同的内容简单而实用，契约执行也往往通过民间习惯得以实现，避免了通过正规法律途径进行诉讼所需的高昂费用和时间成本。

    民间借贷的上述两大优势功能与其经营的地域范围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讲，民间借贷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才具有信息优势和交易成本优势，一旦超越一定的范围，离开了“熟人社会”的依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会凸现出来，放贷人的风险也将骤然上升，其优势功能就会因此而丧失。

    (二)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又称“规模利益”，指在一定科技水平下生产能力的扩大使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趋势，即长期费用曲线呈下降趋势。上述定义具有普遍性，银行业规模经济便由此而来。民间借贷的单一客户贷款规模较小，尽管近几年司法实践中民间借贷的总金额和单笔金额越来越大，纠纷涉案标的额成倍增长，但与商业银行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单一客户贷款规模显然无法比拟。虽然在同等条件下民间借贷比正规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更低，但就其自身经营规模来看，民间借贷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贷前调查还是贷后追踪，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民间信贷机构如果没有规模效应，就很难持续发展。

    本质上看，限制跨区域经营的确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金融抑制，不仅民间借贷存在这样的问题，银行业机构也遭遇过同样的难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美国对银行业同样实施严格的地域限制，《麦克法登法》( mcfadden act) 禁止银行跨州经营，银行和储贷协会只能在一个州开设分支机构。直到 1994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里格—尼尔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支机构效率法》，才基本上扫除了银行在跨州扩张方面所受到的种种限制。美国众议院在审议该法案的报告中指出: 消除这些限制，将会带来大量的好处: (1) 使银行有机会进行更有效的建构，剔除重复性的职能，并降低费用; (2) 可以推动建立更安全和更稳健的银行体系; (3) 可以给客户提供更大的方便; (4) 通过使金融机构能够进入目前没有实现完全竞争的市场，有利于促进信贷市场的竞争。[31]

    美国众议院放开银行业跨州经营的上述理由同样可以适用于放开民间借贷的地域限制，如增加竞争、降低费用、便利兼并等，这些理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规模经济的要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长期费用曲线的下降不是无限的，现实中也存在着规模不经济的现象。规模不经济则是指公司因规模扩大而导致公司利润率降低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规模经济与不经济之间存在一个临界点，在临界点内，呈现规模经济，反之，则为规模不经济。有研究发现，银行的资产从 10 亿美元增加到 100 亿美元时，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但从 100 亿美元增加到 1000 亿美元时则几乎很少能获得这种规模经济。[32]民间借贷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因其具有自发性、民间性等特点，在一定范围内，规模越大业务量就越大，相应单位成本费用通过分摊会减少，信誉的外溢效应也较为明显。但是超越特定的地域范围后，其规模优势可能因其比较优势的丧失而呈现迅速下降趋势。尤其当其规模超越其管理能力时，规模越大可能效率越低。

    (三)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风险集中度

    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的集中度风险相对比较高，对中小银行而言，主要表现为客户集中度风险和区域集中度风险。为了降低这种风险，银监会于 2006 年和 2009 年分别颁布了《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 试行) 》，放松了银行跨区域经营的限制，不再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分行和支行规定统一的营运资金限制，由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根据业务发展和资本管理需要统筹调节及配置。规定出台后，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开设分支机构的申请被批准。

    民间借贷与银行的信贷业务在某些方面并无二致，民间放贷机构的贷款集中于某一区域也会面临如同银行贷款集中的风险。经营范围界定在一个县( 区) 的贷款人，其业务必然与当地中小企业的经营紧密相关，一旦当地中小企业面临市场冲击( 如浙江绍兴的纺织业) ，贷款风险就会急剧上升，从而威胁到放贷人的可持续经营。从现有的经验看，这种风险特别容易集中在沿海一些出口导向型地区以及内地的资源富集型地区。从规避风险集中的角度来看，跨区域经营又是必要的，但也同样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否则，民间借贷机构因地域扩大而丧失地缘信息优势又会使其风险从另一个方面凸现出来。因此，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必须恰当处理好这一对矛盾。

    (四)按照审慎监管原则规定民间借贷的区域限制

    结合上述三个因素的考虑，笔者认为，完全禁止民间借贷机构跨区域经营不利于其可持续经营，完全放开区域限制会诱发风险。考虑到民间借贷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地缘信息优势，民间借贷经营地域的拓展不宜过于匆忙，应按照审慎监管的原则，比照《商业银行法》第 19 条、20 条、21 条、22 条的有关规定，适当规定跨区域经营机构的营运资金、管理人员等要求。同时，为体现审慎经营与监管的要求，相关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跨地域经营的一些约束条件，如规定民间借贷主体在开业经营的三年内无重大违规、连续盈利等，保障民间借贷稳定与可持续的发展，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五、关于民间借贷资金来源的限制

    对于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问题，以前理论界讨论得较少，但随着民间借贷制度化试点(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的推进，这个问题显得颇具实务性，并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禁止吸收公众存款是民间借贷资金来源的“红线”，不容越过，否则就等于放弃了对银行类机构的监管，难免危及金融安全。在坚守这个红线的前提下，应当创新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制度，促进民间借贷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高金融市场的整体效率。

    (一)建立商业性民间借贷经营者负债融资制度

    虽然民间借贷不能通过吸收公众存款的渠道扩大放贷资金来源，但是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必须通过适度负债融资才能保障持续经营。

    首先，如果仅仅允许其使用资本金放贷，意味着其财务资源的严重浪费。在金融资产的经营中，杠杆率高低与经营效率和安全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华尔街五大投行的杠杆率高达 30倍左右，意味着他们的资产价值只要出现 3．33% 左右的下降，理论上就可能面临破产清算。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金融机构正在经历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但是绝对禁止金融机构负债同样是不可能的，民间借贷也不例外。负债经营的关键是控制适度的杠杆率，反之则过犹不及。在禁止其负债的情形下杠杆率为零，但势必造成严重的财务资源浪费。一般认为，企业在资产负债率为 50－60% 时仍然可以处于比较稳健的经营状态，银行类机构由于更多地依靠负债获取资金来源，其资产负债率可以更高一点。以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为例，截止2010年9 月30 日，工商银行的资产负债率 94.34%，农业银行资产负债率 94.78%。[33]商事性民间借贷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其资产负债率应当高于普通企业。

    其次，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融资渠道，民间融资就可能会转为地下，进而寻找其它途径，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其它非法集资行为，与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的方向背道而驰，监管机构无法掌握民间借贷的资金流向，并导致国家税收流失。

    最后，有限度地放开民间借贷的银行批发资金融资渠道有利于培育商业银行贷款零售商，分散银行信用风险，构建多层次贷款渠道。依赖大客户是银行经营过程中很普遍的现象，容易导致风险过于集中，允许银行将资金批发给民间借贷经营者，可以使银行通过信贷配给方式甄别出优质的企业来[34]，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民间借贷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可以发挥其熟悉当地市场、专营小额信贷、监管负担较轻及贷款手续简便等诸多优势，有利于改善贷款的结构。此外，银行作为批发者将资金交由民间借贷经营者发放，民间借贷经营者再将资金分成若干小份，发放给不同的借款人，相对于由银行发给单一客户而言，明显分散了信贷风险。在现实中，无数小额借款人同时违约的概率极小甚至不会存在。因此，通过立法建立民间借贷经营者融资渠道制度，对于分散银行风险及促进商事性民间借贷可持续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二)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融资渠道

    如何规范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融资渠道，是民间借贷立法中不能忽视的一个要点。

    首先，应当在立法上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界线。《商业银行法》第 81 条及《刑法》第 176 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何谓“公众”、何谓“存款”，认识上存在很大争议。合法的民间借贷在实践中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纠结不清，比较著名的案例如“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反映出我国法律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准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活跃民间融资以及丰富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具有重要意义。《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将“公众”界定为“不特定对象”。对于所谓的“不特定对象”，应当结合行为人吸取资金的方式才能恰当确定。[35]实践中，借款人往往从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处募集资金，这些人是否属于“公众”范畴，亟待在立法上加以明确。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08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在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标准上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融入资金的对象是否为不特定对象( 即所谓的公众) 没有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中的充分条件; 第二，企业资金的用途成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要件，为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筹集资金一般不认定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指的“存款”应该是从资本、货币经营的意义上理解。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存款”，才能解释清楚民间借贷中的资金来源与银行吸收存款的区别，才能找到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36]相对商业银行法及刑法的规定，浙江省司法部门与公安部门的纪要更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是一种有益的改革尝试。2010 年 11 月 22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这一解释虽然发展了民间借贷制度，但因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而且仅仅适用于刑事处罚，没有将筹款用途考虑在内，对民间借贷发展的推动较为有限。因此，建议有关立法及法律适用机构应结合筹款( 融入资金) 目的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对于民间借贷经营者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从事发放贷款、买卖证券、融资租赁等专属金融业务，可以纳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范畴，对于企业确因生产经营需要的借贷应归入合法的民间借贷，避免因打击面过宽而累及合法的民间借贷。

    其次，在商业原则下，应逐步放开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向银行、保险机构融资的渠道。目前有关规定允许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但有两个限定条件: 一是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 50%; 二是不能从两个以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尚处于试点阶段，对于其风险的认识还缺乏足够积累，因此暂时开了一个小口子，尽可能按照谨慎原则操作。在积累一定经验后，建议可以逐步放开民间借贷经营者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的融资率上限，为民间借贷提高融入资金的来源。

    再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于专门或主要服务“三农”的民间借贷经营者，应当适当给予政策性金融资金支持。民间借贷经营者中的一部分是面向“三农”、微型企业、下岗职工等金融弱势群体的。如目前试点中的小额贷款公司，当前经营的大部分业务是国有商业银行主动撤离和不愿介入的领域。这些领域利润小且风险大，如美国、泰国的法律要求存款类机构对弱势群体进行放贷、投资、服务，监管机构负责对此进行考核。我国目前还没有类似的专门法律或者强制性规定，新《公司法》第 5 条在肯定公司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强调了公司的社会责任，但这个条款缺乏操作性，难以落实。虽然我国有政策性银行，但从实际效果看，对“三农”的支持与社会的期待有很大差距。为拓宽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改进政策性金融的运行方式，可以考虑在政策性金融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包括政策性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募集的资金、人民银行的支农再贷款或者其他财政扶持资金等，借给那些从事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机构使用。这一立法举措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即为政策性金融领域引入了适度的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是一举两得的制度安排。

    最后，前瞻性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人发行商业票据、股票、债券、吸收非金融类企业的大额存款、资产证券化等融资渠道。客观地说，我国资本市场并不缺钱，民间资本高达数万亿，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的经验，通过市场融资的方式解决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问题。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可以通过发行商业票据、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或资产转让等模式，在资金市场主动融资负债。这样有利于形成多层次的融资市场和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促进金融市场的有效竞争。另外，我国香港地区实行金融牌照分级制，接受存款公司可接受10 万港元或以上、最初存款期最少为 3 个月的存款，存款利息没有最高额限制，但是吸收公众存款则必须获得银行牌照。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保留了对公众存款最严密的监管，而对大额存款的管制相对较松，在我国的民间借贷立法中，这一经验很值得参考。

 

 

 

注释:

[1]参见刘保玉: 《物权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2 －243 页。

[2]参见王曙光: 《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制度演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8 页。

[3]参见陈向聪: 《中国私募基金立法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0 页。

[4]参见高晨: 《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破 92 万亿》，http: / /paper． people． com． cn/jhsb/html/2011 － 01/10/content_720247． htm? div = －1，2011 年 2 月 11 日访问。

[5]参见前引[2]，第 74 页。

[6]参见银监会: 《三年实现乡镇金融服务全覆盖》，http: / /news． sohu． com/20091021/n267591626． shtml，2009 年 10 月 23 日访问。

[7]参见韩俊等: 《中国农村金融调查》，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4 页。

[8]参见邹东涛主编: 《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5 页。

[9]在美国，金融公司( finance company) 是指向个人或企业提供贷款的非银行公司，区别于商业银行、信用社、储贷协会、合作银行以及储蓄银行，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相似，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第二大商业信贷来源。

[10]参见龙翼飞、杨建文: 《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及责任承担》，载《现代法学》2008 年第 2 期。

[11]see jeremy bentham: defence of usury( 1787) ，http: / / socserv2． mcmaster． ca． / ～ econ / ugcm /3ll3 / bentham / usury．

[12]参见张为华: 《美国消费者保护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4 －125 页。

[13]《旧约•出埃及记》第 22 章第 25 节中说: “如果你借钱给我的人民，就是与你们在一起的穷人，你对待他们不可像放债的人一样，不可在他们身上取利。”

[14]参见陈志武: 《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 年版，第 102 －110 页。

[15]《重庆打黑挖出黑色产业链 高利贷达财政收入 1/3》，载《经济参考报》2009 年 8 月 24 日头版。

[16]state interest rates ＆ usury limits，http: / / www． lectlaw． com / files / ban02． htm，2010 年 2 月 7 日访问。

[17]发薪日贷款是一种短期无担保贷款期限很短，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差异巨大。

[18]the john warner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http: / / www． bankersonline． com / regs / jwnda / jwnda． html，2010 年 2 月 7 日访问。

[19]参见前引[14]，第 101 －102 页。

[20]参见香港立法会十题: 《放债人条例》，2006 年 11 月 22 日在立法会会议上何俊仁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的书面答复。http: / /www． fstb． gov． hk/fsb/chinese/ppr/press/doc/pr221106_c． doc，2011 年 3 月 22 日访问。

[21]18 u． s． c． § 1961 ( 6) ( b) ． see generally，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

[22]参见张建华等: 《中国农村多层次信贷市场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 －30 页。

[23]《内蒙古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实施细则》第 22 条规定，具备一定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跨旗县、盟市设立分支机构。

[24]《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第 25 条规定: 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业务。

[25]参见［美］r． i． 麦金农: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卢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8 － 82 页; 黄达: 《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64 －766 页。

[26]domestic finance companies assets and liabilities，http: / / www． federalreserve． gov / releases / g20 / hist / fc_hist_q． txt．

[27]参见陈蓉: 《我国民间借货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载李昌麒主编: 《经济法论坛( 第四卷) 》，群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5 页。

[28]参见前引[14]，第 120 页。

[29]参见林毅夫、孙希芳: 《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载《经济研究》2005 年第 7 期。

[30]参见前引[22]，第 141 －142 页。

[31]参见［美］布鲁姆等著: 《银行金融服务业务的管制案例与资料》，李杏杏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62 页。

[31]参见史纪良主编: 《银行监管比较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8 页。

[33]参见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

[34]参见徐忠、张雪春、沈明高、程恩江: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5 －256 页。

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范文第12篇

内容提要: 解决我国民间借贷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通过法律创新形成制度激励，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民间借贷立法应当采用自然演进与建构相结合、一般规范与分类规范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重点借鉴美国、英国、香港地区及我国古代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情况，应当尽快修改相关法律并制定专门性法律文件。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只对那些以营利为目的且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商事借贷行为进行规范，重点是对主体准入、放贷利率、经营区域、放贷人的资金来源等加以规范。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从资本穷国变为资本大国，民间借贷规模和影响迅速扩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2010 年 5 月国务院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201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都明确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保护民间资本所有者的正当权利，引导民间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尝试从立法的角度探讨相关争议，为民间借贷立法提供理论上的分析和对策性建议。

一、关于民间借贷规制的路径和模式

有关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虽然讨论了很多年，但有两个基本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一是哪些民间借贷行为应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即法律规制民间借贷的边界如何确定; 二是应当由哪些法律规制民间借贷，以及是否应当制定统一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本。www.lw881.com前一个问题的核心是法律上如何确定规制民间借贷的范围，后一个问题的核心则是如何选择民间借贷的立法路径和模式。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决定了民间借贷立法的基本思路、目标和体系。

(一)选择重点规制的路径

是否应当制定一个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件以及如何建立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立法上始终摇摆不定。解决这一争议的关键在于恰当区分民间借贷的种类和性质，再根据民间借贷的不同种类及特点选择相应的立法策略和规制路径。从法理上讲，民间借贷是放贷人让渡一定时间的资金使用权，到期后借款人还本付息的行为。也有学说认为货币一旦交付就转移了所有权转移，即所有与占有一致原则。[1]理论上对民间借贷的划分有多种方法，不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或无偿转让资金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民事行为，一般公众在生活中发生的民间借贷多属民事行为。但以收取利息为目的的货币流通则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具有了商事行为的性质。如果某一自然人、法人( 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因有专门法律规定不在此讨论) 或非法人组织将发放贷款作为一种经营活动时，则具有营利性和反复性，应属商事行为。民间借贷行为性质的这种多重性不仅决定了相关立法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而且也成为选择规制路径的基本依据。

从金融制度变迁规律看，我国民间借贷目前处于从市场化显性信用阶段向规范化合法信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民间信用形式都能够或适合纳入法律体系加以规制，一些地区的小规模民间借贷组织更适合以民间形式存在，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融资需要。[2]从立法设计的角度看，对于民间借贷行为，建立全面规制的法律体系不但比较困难，也没有多大必要，世界范围内的这种立法范例迄今极为少见。因此，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不宜选择全面规制的路径，而应当采取重点规制的路径，即只需要在多样的民间借贷中确定某些重要的方面加以规制即可。根据这样的思路，规范民间借贷的立法体系应当是一般性规制与专门性规制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多层次的立法体系下，根据借贷行为、借贷主体及借贷目的等不同因素，采用由普通法律、相关主体法律及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律进行分别规制的模式。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和法制现状，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制那些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所进行的商事性借贷，主要包括对借贷主体的准入、借贷利率、借贷地域等加以规范。对于一般性的民间借贷即那些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因其通常只涉及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不会对其它人的利益产生影响，由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加以规范即可，无需引入过多的国家干预，也不需要再制定专门的法律加以规定。

(二)采用分类规制的模式

对于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不宜采用由一部法律进行全面规制的模式，而应当区别不同情况采用分类规制的立法安排: ( 1) 对于私募基金，因其与一般直接融资不同，主要投资领域为证券市场中的股票和债券，而不是直接投向实体经济或解决人们的生活所需，故应将其纳入资本市场法制体系加以规制;[3]( 2) 对于间接融资中具有合作金融性质的合作基金会与金融服务社等，其性质和功能定位于民间的互助，应通过制定专门的合作金融方面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制定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随着城乡统筹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推进，有关合作金融的立法应当扩大调整范围; ( 3) 对地下银行( 私人钱庄) ，因其脱离了法律的控制可能会积累很高的风险，故应设定合理的准入条件，将其纳入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实施正式和有效的监管。银监会出台《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大致就是这样的路径; ( 4) 对于专门从事贷款业务而不吸纳存款的金融机构，如财务公司、贷款公司等，应根据其性质不同，由专门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等。

上述四种民间借贷因具有特殊的法律性质，由相关主体法进行规范更为适当，专门的民间借贷立法不宜规定这些主体的借贷行为。按照分类规制的方式，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体系应包括三个部分:( 1) 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规范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行为; ( 2) 相关主体法，规范特殊的民间借贷机构的借贷行为; ( 3) 专门的民间借贷法，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本文所讨论的民间借贷立法问题主要是针对第三个部分。

在民间借贷立法中，以营利性为标准将民间借贷划分为民事性民间借贷和商事性民间借贷，是设计和检讨我国民间借贷立法科学性的重要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民事意义上的民间借贷，无论其是否有偿，在不违反四倍基准利率限制的条件下，都予以保护。对于具有商事性质的民间借贷，如果没有经法定机关核准并登记，则归入非法金融行为( 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 。由此观之，我国现行法律排斥和压制的是未经批准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无论放贷主体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或其它组织，只有取得法定机关的批准才能获得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合法主体资格。总体上讲，我们赞成现行法律对民间借贷的这一限制，因为借贷是银行业中最为核心的业务，对于金融体系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稳定有直接影响。截至 2010 年 11 月，银行总资产超过 92 万亿，[4]占整个金融业资产 90%以上。银行业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贷款业务，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保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各国都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准入实施比较严格的监管。此外，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国有企业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借贷业务的任意民间化、商事化、扩大化存在冲突。因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解除金融抑制无疑是民间借贷立法的方向，但确定适当的法律限制仍然应当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

在区别民事性民间借贷与商事性民间借贷时还应当注意，有偿与营利是两个既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不能仅因有偿而认定为营利性行为，后者需具备连续性和职业性特征。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一般民事主体偶尔从事营利活动，不属于商事行为。美国纽约州的《放债人法》第 340 条明确规定，个人或企业偶尔在该州发放贷款不需要遵守该法“禁止无牌照经营”的规定。实践中，民间借贷日益趋向专业化，某些民事主体反复涉诉，以民事性民间借贷的形式规避监管，实际上是在从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法律上如何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应是民间借贷立法也必须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

二、关于民间借贷主体的规制

既然不宜对民间借贷进行全面规制，那么，应当对哪些主体的借贷行为加以规制呢? 同样是理论与实践中争议的焦点，也是立法中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难点。关于这一问题，以下两点最为关键。

(一)建立商事性借贷主体准入制度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涉及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在法律层面，《民法通则》第90 条确立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但没有涉及民间借贷的主体问题。《合同法》第 12 章规定了借款合同的一般问题，第 210 条和 211 条分别规定了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时间及借款利率。在行政法规层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 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 ( 1)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 2) 非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 ( 3) 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 ( 4) 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它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在行政规章层面，《贷款通则》第 61 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在司法解释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21 条、122 条、123 条、125 条分别涉及“公民之间的借贷”、“公民之间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 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 ( 1) 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 ( 2) 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 ( 3) 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 ( 4) 其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2008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借款合同纠纷按照借贷主体类型划分为四种: ( 1)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 2) 同业拆借纠纷; ( 3) 企业借贷纠纷; ( 4) 民间借贷纠纷。2010 年11 月22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具体解释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罪的适用问题。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合法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普通民事行为性质的借贷为法律所允许，但企业之间和带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则一直受到法律的排斥。从民间借贷的作用及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商事性民间借贷能够有效地克服国家信用的诸多弊端，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应当获得法律的肯定。[5]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一方面金融机构网点分布不均，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不少居民难以享受最起码的金融服务。据银监会统计，截至 2009 年 6 月末，全国仍有 2945 个乡镇没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分布在 27 个省( 区、市) ，西部地区 2367 个，中部地区 287 个，东部地区 291 个。其中有 708 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服务，占金融机构空白乡镇总数的 24%，分布在 20 个省( 区、市) 。[6] 另一方面，现有的正规金融机构没有能力完全消化整个社会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融资难、“三农”融资难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业性的民间借贷在农村借贷中占有 20%以上的份额。[7]从国际范围内看，信贷机构是一个多层次的组织系统，完全靠正规金融机构、大银行难以覆盖全部融资需求，而且风险也过于集中。美国、英国、爱尔兰、南非、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从制度上促进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推进民间信用体系建设也应该成为我国现阶段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8]

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04 年以来的中央七个“一号文件”都涉及“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的问题。2008 年 5 月，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鼓励和指导各省积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意见》的出台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为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2007 年 10 月人民银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 代拟稿) 》( 以下简称《条例》) 报送国务院法制办，2009 年列入国务院法制办的二档立法计划。《条例》在市场准入方面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注册后从事放贷业务，并规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都可开办借贷业务。2010 年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法制办报送的《贷款通则》修订稿扩大了借贷主体的范围，对于未经批准设立为放款人的非金融企业和个人，允许在限制总额、笔数和利息收入的前提下从事放贷行为，进一步放松了对民间借贷主体准入的管制。

综合《意见》和《条例》的有关规定及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完善对商业性放贷人准入的规范:

一是通过确定注册资金的方式限定主体范围。由于放贷人“只贷不存”，作为经营货币的资金密集型行业，注册资本应当高于我国《公司法》对于普通公司的一般规定。《意见》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500 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1000万元，我们认为是合适的，高门槛可以过滤一些不合资格的放贷人进入这种风险行业，也为整个金融安全网的构建提供了屏障。尽管美国一些州对金融公司的准入资本门槛并不高，[9]如美国加州成立一般的金融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 2． 5 万美元，但美国的市场体制和市场约束机制都比较成熟，这些公司必须接受更多的市场约束，日后才能够通过市场渠道融入资金放贷。当前，我国的市场制度尚不完善，通过注册资金适当限制民间借贷市场的准入范围是非常必要的。考虑到自然人在民间借贷领域的传统地位，参考有关国家立法现状，自然人作为放贷主体资格应当通过申请注册予以确定。自然人依法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可以不设资本金要求，但在考虑自然人作为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资格时，应当同时考虑其退出机制及个人破产制度，并作为配套制度应早日纳入立法议程。如果缺乏个人破产制度，自然人作为民间商事性借贷的主体则无法切实承担无限责任，从而影响民间借贷制度的实施效果。

二是通过申请人资格审查方式限定主体范围。放贷人资格的审查应当重视对申请人和主要股东、高管人员的“软信息”审查。与一般工商企业不同，民间放贷行业极易与犯罪联系，如雇佣黑社会性质组织收债、洗钱、发放高利贷、强迫欺诈交易等等，因此必须在准入门槛上警惕那些不适格的主体( 如有犯罪前科的申请者) 进入民间借贷市场。在美国纽约州申请放贷人牌照需经历严格而复杂的“背景审查”程序，为此需要提交的资料多达 11 项，包括信贷历史记录、过去十年的民事诉讼和破产诉讼记录、犯罪记录( 包括重罪、轻罪和违规) 、教育经历、从业经历等等。此外，合伙人、股东、高管、董事等还需要通过提交指纹程序，审查有无犯罪记录。在我国香港地区申请放债人牌照，首先由警方调查申请人有没有黑社会背景，证实“身家清白”后才交法庭审理，但亦非由法官一人决定，而是由两名市民协同审查，经三人一致通过后才能发放牌照。我国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定这方面的程度和条件。

(二)放松对企业之间借贷的管制

企业之间借贷的效力一直颇受关注，依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和《贷款通则》的规定，此种借贷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在 1996 年下发的《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中规定: “企业借贷合同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中国证监会、国资委 2003 年 8 月联合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禁止上市公司有偿或无偿地拆借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上将企业间的借贷或变相借贷合同确认为无效合同。在具体适用法律上，有的法院适用《合同法》第 52 条第四项的规定，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认定合同无效。有的法院则直接适用《民法通则》第 58 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以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益为理由确认合同无效。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从合同法、公司法等角度认为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应予认可。[10]

从性质来看，企业之间借贷的性质比较特殊，作为放贷人的企业并不是专门从事此项业务的主体，一般只是因与借款企业存在业务往来或者关联关系而发生借贷，借贷行为既超越了民事性民间借贷的范畴，但又不完全属于营业性质的商事民间借贷，而是介入民事性质与商事性质之间。针对这一特征，我们认为立法上应当采取特别规范的方式，既不应像对待民事性民间借贷那样完全放开，也不应像对待商事性民间借贷那样设立准入门槛，而应分类定性，区别对待。在国外的立法实践中，美国纽约州《放债人法》将个人和企业偶尔的借贷行为排除在商事行为之列，不需要申领放债人牌照，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建议我国修改现行法律，放开企业之间的部分借贷，如具有上下游供应商关系、母子公司关系且因生产需要发生的借贷等，应当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借贷。但是，完全放开企业间的借贷并不可行，也不可取，因为完全放开此类借贷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放弃了银行业资产业务的准入门槛，势必影响金融市场及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因此，通过列举的方式放开企业之间部分借贷的同时，仍然应当保留法律对企业之间借贷的一般管制。

三、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

利率是规范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从目前已有的法律规范看，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与借贷利率水平紧密相关，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制决定了民间借贷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对民间借贷的保护程度。

(一)应当设置利率限制

2004 年 10 月 28 日人民银行公布的《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第 2 条第一项规定，金融机构( 不含城乡信用社) 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不变，贷款利率下限仍为基准利率的 0.9 倍。根据这一规定，有人认为既然银行贷款利率没有了上限，民间借贷利率也应该完全放开。实际上，有关借贷利率的讨论由来已久，实际利息理论、货币利息理论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有不同的论述。在市场中，利息是资金融通的价格，既然属于价格，必然涉及对价格管制的争议。即使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也一直对此存有重大分歧。主张废除利率控制的学者本杰明( jere-my bentham) 认为，有健全理智的人都不应当反对贷款过程中的议价。[11]反对者则认为，他的这一主张完全是理想主义的，根本没有现实的基础。[12]

从经济关系的角度看，借贷双方的实际地位并不平等，放贷人相对于消费者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借贷双方之间缺乏讨价还价的实力保障，不具有公平交易的现实基础，依靠放贷人之间的竞争来保证借款人承担合理利率的贷款市场还没有形成，如果没有法律的限制，往往产生不公平交易。从历史上看，规范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制度源远流长。唐《杂令》、《明律》卷九《户律》钱债部分第 168 条及《清律》卷九《户律》部分第 147 条都规定了对借贷利率的限制。从文化角度看，民间借贷的利率限制具有很强的社会感召力，国内家喻户晓的歌剧《白毛女》和莎士比亚的不朽名著《威尼斯商人》都揭露了高利贷的危害，甚至《圣经》中也有禁止高利贷的描述[13]。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高利贷有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和加速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从政治的角度看，高利贷常常成为历史上朝代更替的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消除高利贷是新社会的标志性事件。

高利贷在私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以及农村地区广泛存在，而且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民间借贷的利率就越高。有学者通过考察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未以来和美国 19 世纪的民间借贷史，验证了这一结论。[14]2008 年浙江台州的飞跃集团、杭州的南望集团等地方龙头企业出现财务危机，大量高利率的民间借贷都是导火线。2009 年重庆打黑过程中，警方披露的数据是: 重庆高利贷逾 300 亿元，规模已占到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 1/3 强，黑恶团伙以高得惊人的利息强行放贷，而后通过暴力收债，从中牟取巨额不法收入。[15]2009 年 8 月 11 日《经济参考报》以《宁夏固原民间高利贷盛行》为题披露当地高利贷问题。从众多事实来看，从利率设置上限制民间借贷的资金价格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从国际范围内考察，市场经济制度比较成熟的美国大部分州也都制定了专门的反高利贷法。20 世纪中后期美国在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推行金融自由化，一些人主张取消利率限制，也确实有个别州( 如特拉华州及南达科他州) 这样做了，但美国的次贷危机表明，利率自由化是本轮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已经受到美国学术界、监管部门、立法机构及消费者保护团体的质疑和批评。英国 2006 年修订的《消费信贷法》仍然规定了对最高利率的限制，并授权法院可以对此提供司法救济。向来以贸易自由自居的香港也对民间借贷利率规定了限制。综合来看，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不能盲目地放开民间借贷市场，而应通过立法直接规制民间借贷利率，并设置合理的利率上限。

(二)合理规定利率上限

对利率水平的限制关系到借贷双方的权益，无疑是民间借贷制度中最核心的内容。民间借贷利率与政府对产品的定价不同，相关立法不是干预借贷双方在法律限度内对利率的自由协商权，而是防止放贷人乘人之危或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借款人的正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借贷意见》) 第 6 条规定: “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 4 倍( 包含利率本数) 。”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按期限划分为 5 个档次，这里的同类贷款利率实际上是指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在已有的立法先例中，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放债人条例》第 24 条规定: 任何人( 不论是否为放债人)以超过年息 60% 的实际利率贷出款项或要约贷出款项，即属犯罪。第 25 条规定: 关于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如其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 48%，则为本条的施行，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由此可见，香港地区实际上是规定了两个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违反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承担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我国台湾为防止民间借贷中出现重利盘剥，《民法典》第205 条规定: 约定利率超过周年 20% 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

在美国，对高利贷的规制也非常复杂，主要由各州法律规定。部分州对利率管制采取了较为自由放任的态度，允许借款人和放贷人协商达成任何利率，如特拉华州以及南达科他州，但大部分州仍然制定了限制最高利率的反高利贷法。在限制最高利率的各州立法中，对最高利率的限制通常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 1) 贷款用途; ( 2) 贷款的种类; ( 3) 放贷人的种类; ( 4) 发放用于特定用途的贷款。最高利率通常是一个固定利率，也可能是取决于某些指数的浮动利率，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贴现率。纽约州的高利贷界限通常为年利率 16%; 华盛顿州高利贷通常的界限为年利率 12%，或者合同签署前一个月联储 26星期国库券初次拍卖报价利率加 4 个点，取两者中较高者; 密西西比州高利贷界限为年利率 10%，或者为联邦储备利率加 5 个点，5000 美元以上的商业贷款不受高利贷限制; 阿肯色州非消费性贷款的高利贷界限为联邦储备利率加 5 个点，对于消费信贷高利贷通常界限为年利率 17%。[16]虽然美国的国会一般情况下不会介入利率限制，但也有例外，如针对发薪日贷款，[17]2006 年 10 月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了法律，规定向军人及其抚养人员发放的消费贷款年利率不得超过 36%。[18]

利率本质上是利润率的一部分，因此，利率上限的确定在立法上有很强的技术性，不仅需要考虑生产性资本和消费性资金的收益率，还需要考虑包括投资回报本身的风险性、契约执行的情况等因素，因此，有学者不赞成规定一个确定的利率限制。[19]对于高利贷的标准，如果规定得过高，则达不到公平保护借款人的目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后，贷款的偿还客观上存在信用风险。过高的利率也可能诱发道德风险，有的借款人为偿还贷款可能不惜铤而走险，从事违法暴利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对高利贷的标准规定得过低，可能会出现两个结果: 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信贷供给出现短缺; 二是民间借贷从地上转向地下，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实际利率可能进一步走高。从现实经验来看，出现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我国广泛存在的地下钱庄就是很好的例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利率限定为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的 4 倍，根据人民银行确定的一年期利率，4 倍限额大约在 21 －25%之间，折算成民间利率大约接近 2 －3 分。随着人民银行对利率的上调，4 倍限额也可能会达到30%左右。根据我国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2 分至5 分之间，生产性借贷超过 3 分就属于比较高的利率了。如果是隔夜拆借或者几天内的拆借，其利率折算成月利率就会显著高于上述水平。当然，地区、季节、货币政策及法定基准利率水平等因素，都会对民间借贷的具体利率产生影响。例如 2008 年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各地民间借贷利率水涨船高。另外，通货膨胀对利率的走势也有重要影响。因此，上述因素都应在确定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时予以考虑。

(三)完善高利贷法律责任制度

高利贷行为的危害性很大，从微观角度看，扰乱公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导致借款人陷入债务深渊而无法自拔，收债过程往往伴随着恐吓、欺诈、暴力等非法行为，容易滋生犯罪; 从宏观角度看，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影响金融安全、社会稳定及国家宏观政策的执行。美国次级贷款产品中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利贷，但足以证明利率过高会对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造成危害。尽管高利贷有着诸多危害性，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借贷意见》第 6 条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来看，现行法律对发放高利贷当事人不具有真正的惩罚性。在司法实践中，对发放高利贷基本上是听之任之，仅仅不保护其 4 倍以外的利率。这样一来，高利贷发放者的违法成本几乎为零，可以任意约定高利率，其后果最多是超过的部分不予保护。尽管进入司法程序的民间借贷案件近年来大幅增加，但是与实际发生的民间借贷包括高利贷相比，仍然很少。也就是说，不少高利贷合同实际上由借款人履行了，借款人的合法利益并没有通过司法程序获得应有的保护。

另一个现象也应引起关注，在实践中，多数民间放贷人为规避法律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规定，采取各种方式、手段掩盖高额利息，从而使借贷利率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如预先将利息在本金中扣除，即借款人实际获得的借款低于借条中的本金( 差额部分为利息) ，这样使得借款人在诉讼中处于了非常不利的地位，很难证明高利贷的存在。此外，由于银行贷款政策“嫌贫爱富”和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不断增长，加之民间资金充裕，催生出民间融资市场的职业化，出现了一些职业的贷款人和中介人。这些职业贷款人和中介人往往与当地的黑社会、准黑社会往来密切，依靠其背后力量威胁、恐吓借款人，阻止其通过司法途径维护权益。

从美国和香港的经验来看，利用刑事手段打击高利贷是其共同的立法选择。香港地区《放债人条例》设定了两个高利贷界限，对于不同层次的高利贷规定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违反该条例第 24 条( 年息 60%的实际利率) ，即属犯罪，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以及就该协议或贷款而提供的保证，不得予以强制执行。此外，任何人犯本条所订罪行 ( a) 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 50 万及监禁 2 年; ( b) 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 500 万及监禁 10 年( 由 1994年第 82 号第 33 条修订) 。相比较 1994 年之前的文本，修订后的条例大幅提高第 24 条所规定的最高惩罚限度，由最高“监禁两年和罚款 10 万元”增至最高“监禁 10 年和罚款 500 万元”。2001 年至 2005 年期间，香港根据《放债人条例》第 24 条就高利贷提出检控的个案数目分别为 26 件、18 件、1 件、28 件及10 件。违反该条例第 25 条规定( 即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 48% ) ，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在香港禁止高利率放债的双层法律规制架构中，把利率管制水平分别定为年利率 60% 和48% ，是参考香港当时良好的商业惯例和其它司法管辖区( 例如英国) 的法例而决定的。香港特区政府认为从执法的角度而言，第 24 条大体上可有效遏止在香港进行的高利贷活动。[20]

在美国，国会认为其根据《宪法》第一章第八节“州际贸易条款”有权监管私人交易中的利率问题，但美国国会并没有划定高利贷的具体范围，而是通过《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界定了“非法债务”的概念，规定以超过当地两倍高利贷界限的利率放贷并且试图收取该“非法债务”构成联邦重罪。[21]在各州层面，违反州高利贷法的法律后果通常具有惩罚性，即处罚金额超过所收取的利率与高利贷之差。具体的处罚各州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是通常都包括罚没已收取的利率或者按利息的倍数罚款。在某些情况下，高利贷还会导致整个贷款合同不得执行、放贷人承担刑事责任等。

民间借贷立法可借鉴香港《放债人条例》的立法经验，设置两个利率限制标准，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建立梯级过渡性的双层法律责任制度。这样既可以起到打击和遏制高利贷的作用，也可以避免滥用刑事制裁手段，实现法律责任的梯级过渡。

首先，参考国外及香港地区的立法经验，考虑目前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水平，设定一个明确的年利率( 如 36%) 作为追究高利贷放贷人刑事责任的标准。超过该限度的放贷属于严重高利贷范畴，应当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其次，保留目前的规定，即民间借贷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四倍。超过该界限但尚未达到严重高利贷年利率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如严重通货膨胀时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不得诉求法院执行该借贷合同及其附属担保合同，通过民事责任遏制此类高利贷。这样规定有充分的法理依据，人民银行通常会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和通货膨胀情况及时调整利率水平，其公布的基准利率大致反映了当前资金的价格，4 倍范围内的利率基本上可以补偿民间放贷人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和风险。以目前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其经营状况表明，3 倍左右的利率已经基本上覆盖了风险，总体上实现了盈利。在有关小额贷款公司后续发展问题的讨论中，也鲜见有关放开利率的呼声，而多集中于贷款的后续资金来源、跨区域经营、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22]20－30% 的利率水平与我们的民间借贷实际利率也基本上相差不多，如果民间借贷能够获得法律的有效保护，其风险水平事实上还会降低。因此，尽管有不少学者主张废除对民间借贷四倍利率的限制，但我们认为目前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是适当的，立法上应当坚持。

总的来看，利率水平的确定是一个应当能够实现双赢的选择，借款人和放贷人是一个矛盾体，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应当以考虑对方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性的高利率并不可取，不顾草根规则的存在，任意压制民间借贷利率也难以达到从法律上规范民间借贷的目的。同时，立法应当始终固守法律的正义性，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借款人在民间借贷中的弱势地位，以及民间借贷特别是有组织的民间借贷易滋生犯罪的事实，汲取中国古代、美国、香港的立法经验，限制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维护资金融通的公平秩序。

四、关于民间借贷区域的限制

大多数民事性民间借贷并不涉及区域限制问题，而对于具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区域限制则成为影响民间借贷的优势功能、规模经济与风险集中度的重要因素。在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过程中，参与试点的公司希望扩大经营的地域范围，一些地方政府将允许跨区域经营作为对贷款公司的奖励。[23]也有省份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24]

(一)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优势功能

不少文献认为民间借贷源自于金融抑制。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后，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理论，认为金融抑制使部分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满足，民间借贷由此而产生。[25]但民间借贷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也非常发达，而且这些国家都有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非吸收存款类金融公司种类包括消费金融公司、商业金融公司和销售金融公司( 也叫承兑公司) 。据美联储的统计资料，截止 2010 年初，美国国内金融公司应收帐款余额为 14194 亿美元，资产总额为 19368 亿美元。[26]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压抑并不是民间借贷存在的根本原因。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 clivebell 等人在 20 世纪末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解释了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条件。由于正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供给的不足，因此对金融产品的超额需求便“溢出”到民间借贷市场，这从需求方面解释了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同时，在现有条件下，民间借贷在信息、担保、交易成本等各个方面均具有正规金融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有能力供给部分金融产品以弥补正规金融供给不足造成的缺口，这就从供给方面解释了非正规金融的产生。[27]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民间借贷具有“人格化金融”的特点，以“熟人关系”作为交易及契约执行的基础[28]，能够凭借各种人缘、地缘关系更有效地收集中小企业的“软信息”，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具有独特的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优势正是其广泛存在的根本性原因，而金融抑制不过是一个强化因素。[29]以浙江某商业银行小额贷款营销的成功经验为例，归纳其做法可以发现，利用地域及信息优势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经营者认为本土化的客户经理非常关键，他们充分发挥地缘、亲缘、人缘的优势，凭借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客户熟人等关系，从侧面对小企业主的家庭历史、道德品质、经营状况等信息深入了解，从而摆脱了对财务报表的过分依赖，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已累计向四万余家小企业发放了超过 800 亿元的贷款，不良贷款率仅为 0．7% ( 2010 年初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80%，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30%，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2．76%) 。[30]在对贷款的监督过程中，民间借贷的信息优势有利于贷款人能够较为及时地把握贷款按时足额归还的可能性。

除信息优势外，民间借贷的交易成本优势也是其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民间借贷经营者的监管负担较轻，组织机构本身小巧灵活，业务的技术性并不强，操作简便，对参与者的素质要求不高，合同的内容简单而实用，契约执行也往往通过民间习惯得以实现，避免了通过正规法律途径进行诉讼所需的高昂费用和时间成本。

民间借贷的上述两大优势功能与其经营的地域范围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讲，民间借贷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才具有信息优势和交易成本优势，一旦超越一定的范围，离开了“熟人社会”的依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会凸现出来，放贷人的风险也将骤然上升，其优势功能就会因此而丧失。

(二)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又称“规模利益”，指在一定科技水平下生产能力的扩大使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趋势，即长期费用曲线呈下降趋势。上述定义具有普遍性，银行业规模经济便由此而来。民间借贷的单一客户贷款规模较小，尽管近几年司法实践中民间借贷的总金额和单笔金额越来越大，纠纷涉案标的额成倍增长，但与商业银行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单一客户贷款规模显然无法比拟。虽然在同等条件下民间借贷比正规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更低，但就其自身经营规模来看，民间借贷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贷前调查还是贷后追踪，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民间信贷机构如果没有规模效应，就很难持续发展。

本质上看，限制跨区域经营的确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金融抑制，不仅民间借贷存在这样的问题，银行业机构也遭遇过同样的难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美国对银行业同样实施严格的地域限制，《麦克法登法》( mcfadden act) 禁止银行跨州经营，银行和储贷协会只能在一个州开设分支机构。直到 1994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里格—尼尔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支机构效率法》，才基本上扫除了银行在跨州扩张方面所受到的种种限制。美国众议院在审议该法案的报告中指出: 消除这些限制，将会带来大量的好处: (1) 使银行有机会进行更有效的建构，剔除重复性的职能，并降低费用; (2) 可以推动建立更安全和更稳健的银行体系; (3) 可以给客户提供更大的方便; (4) 通过使金融机构能够进入目前没有实现完全竞争的市场，有利于促进信贷市场的竞争。[31]

美国众议院放开银行业跨州经营的上述理由同样可以适用于放开民间借贷的地域限制，如增加竞争、降低费用、便利兼并等，这些理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规模经济的要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长期费用曲线的下降不是无限的，现实中也存在着规模不经济的现象。规模不经济则是指公司因规模扩大而导致公司利润率降低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规模经济与不经济之间存在一个临界点，在临界点内，呈现规模经济，反之，则为规模不经济。有研究发现，银行的资产从 10 亿美元增加到 100 亿美元时，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但从 100 亿美元增加到 1000 亿美元时则几乎很少能获得这种规模经济。[32]民间借贷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因其具有自发性、民间性等特点，在一定范围内，规模越大业务量就越大，相应单位成本费用通过分摊会减少，信誉的外溢效应也较为明显。但是超越特定的地域范围后，其规模优势可能因其比较优势的丧失而呈现迅速下降趋势。尤其当其规模超越其管理能力时，规模越大可能效率越低。

(三)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风险集中度

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的集中度风险相对比较高，对中小银行而言，主要表现为客户集中度风险和区域集中度风险。为了降低这种风险，银监会于 2006 年和 2009 年分别颁布了《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 试行) 》，放松了银行跨区域经营的限制，不再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分行和支行规定统一的营运资金限制，由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根据业务发展和资本管理需要统筹调节及配置。规定出台后，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开设分支机构的申请被批准。

民间借贷与银行的信贷业务在某些方面并无二致，民间放贷机构的贷款集中于某一区域也会面临如同银行贷款集中的风险。经营范围界定在一个县( 区) 的贷款人，其业务必然与当地中小企业的经营紧密相关，一旦当地中小企业面临市场冲击( 如浙江绍兴的纺织业) ，贷款风险就会急剧上升，从而威胁到放贷人的可持续经营。从现有的经验看，这种风险特别容易集中在沿海一些出口导向型地区以及内地的资源富集型地区。从规避风险集中的角度来看，跨区域经营又是必要的，但也同样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否则，民间借贷机构因地域扩大而丧失地缘信息优势又会使其风险从另一个方面凸现出来。因此，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必须恰当处理好这一对矛盾。

(四)按照审慎监管原则规定民间借贷的区域限制

结合上述三个因素的考虑，笔者认为，完全禁止民间借贷机构跨区域经营不利于其可持续经营，完全放开区域限制会诱发风险。考虑到民间借贷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地缘信息优势，民间借贷经营地域的拓展不宜过于匆忙，应按照审慎监管的原则，比照《商业银行法》第 19 条、20 条、21 条、22 条的有关规定，适当规定跨区域经营机构的营运资金、管理人员等要求。同时，为体现审慎经营与监管的要求，相关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跨地域经营的一些约束条件，如规定民间借贷主体在开业经营的三年内无重大违规、连续盈利等，保障民间借贷稳定与可持续的发展，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五、关于民间借贷资金来源的限制

对于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问题，以前理论界讨论得较少，但随着民间借贷制度化试点(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的推进，这个问题显得颇具实务性，并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禁止吸收公众存款是民间借贷资金来源的“红线”，不容越过，否则就等于放弃了对银行类机构的监管，难免危及金融安全。在坚守这个红线的前提下，应当创新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制度，促进民间借贷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高金融市场的整体效率。

(一)建立商业性民间借贷经营者负债融资制度

虽然民间借贷不能通过吸收公众存款的渠道扩大放贷资金来源，但是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必须通过适度负债融资才能保障持续经营。

首先，如果仅仅允许其使用资本金放贷，意味着其财务资源的严重浪费。在金融资产的经营中，杠杆率高低与经营效率和安全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华尔街五大投行的杠杆率高达 30倍左右，意味着他们的资产价值只要出现 3．33% 左右的下降，理论上就可能面临破产清算。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金融机构正在经历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但是绝对禁止金融机构负债同样是不可能的，民间借贷也不例外。负债经营的关键是控制适度的杠杆率，反之则过犹不及。在禁止其负债的情形下杠杆率为零，但势必造成严重的财务资源浪费。一般认为，企业在资产负债率为 50－60% 时仍然可以处于比较稳健的经营状态，银行类机构由于更多地依靠负债获取资金来源，其资产负债率可以更高一点。以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为例，截止2010年9 月30 日，工商银行的资产负债率 94.34%，农业银行资产负债率 94.78%。[33]商事性民间借贷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其资产负债率应当高于普通企业。

其次，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融资渠道，民间融资就可能会转为地下，进而寻找其它途径，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其它非法集资行为，与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的方向背道而驰，监管机构无法掌握民间借贷的资金流向，并导致国家税收流失。

最后，有限度地放开民间借贷的银行批发资金融资渠道有利于培育商业银行贷款零售商，分散银行信用风险，构建多层次贷款渠道。依赖大客户是银行经营过程中很普遍的现象，容易导致风险过于集中，允许银行将资金批发给民间借贷经营者，可以使银行通过信贷配给方式甄别出优质的企业来[34]，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民间借贷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可以发挥其熟悉当地市场、专营小额信贷、监管负担较轻及贷款手续简便等诸多优势，有利于改善贷款的结构。此外，银行作为批发者将资金交由民间借贷经营者发放，民间借贷经营者再将资金分成若干小份，发放给不同的借款人，相对于由银行发给单一客户而言，明显分散了信贷风险。在现实中，无数小额借款人同时违约的概率极小甚至不会存在。因此，通过立法建立民间借贷经营者融资渠道制度，对于分散银行风险及促进商事性民间借贷可持续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二)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融资渠道

如何规范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融资渠道，是民间借贷立法中不能忽视的一个要点。

首先，应当在立法上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界线。《商业银行法》第 81 条及《刑法》第 176 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何谓“公众”、何谓“存款”，认识上存在很大争议。合法的民间借贷在实践中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纠结不清，比较著名的案例如“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反映出我国法律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准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活跃民间融资以及丰富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具有重要意义。《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将“公众”界定为“不特定对象”。对于所谓的“不特定对象”，应当结合行为人吸取资金的方式才能恰当确定。[35]实践中，借款人往往从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处募集资金，这些人是否属于“公众”范畴，亟待在立法上加以明确。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08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在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标准上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融入资金的对象是否为不特定对象( 即所谓的公众) 没有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中的充分条件; 第二，企业资金的用途成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要件，为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筹集资金一般不认定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指的“存款”应该是从资本、货币经营的意义上理解。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存款”，才能解释清楚民间借贷中的资金来源与银行吸收存款的区别，才能找到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36]相对商业银行法及刑法的规定，浙江省司法部门与公安部门的纪要更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是一种有益的改革尝试。2010 年 11 月 22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这一解释虽然发展了民间借贷制度，但因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而且仅仅适用于刑事处罚，没有将筹款用途考虑在内，对民间借贷发展的推动较为有限。因此，建议有关立法及法律适用机构应结合筹款( 融入资金) 目的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对于民间借贷经营者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从事发放贷款、买卖证券、融资租赁等专属金融业务，可以纳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范畴，对于企业确因生产经营需要的借贷应归入合法的民间借贷，避免因打击面过宽而累及合法的民间借贷。

其次，在商业原则下，应逐步放开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向银行、保险机构融资的渠道。目前有关规定允许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但有两个限定条件: 一是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 50%; 二是不能从两个以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尚处于试点阶段，对于其风险的认识还缺乏足够积累，因此暂时开了一个小口子，尽可能按照谨慎原则操作。在积累一定经验后，建议可以逐步放开民间借贷经营者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的融资率上限，为民间借贷提高融入资金的来源。

再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于专门或主要服务“三农”的民间借贷经营者，应当适当给予政策性金融资金支持。民间借贷经营者中的一部分是面向“三农”、微型企业、下岗职工等金融弱势群体的。如目前试点中的小额贷款公司，当前经营的大部分业务是国有商业银行主动撤离和不愿介入的领域。这些领域利润小且风险大，如美国、泰国的法律要求存款类机构对弱势群体进行放贷、投资、服务，监管机构负责对此进行考核。我国目前还没有类似的专门法律或者强制性规定，新《公司法》第 5 条在肯定公司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强调了公司的社会责任，但这个条款缺乏操作性，难以落实。虽然我国有政策性银行，但从实际效果看，对“三农”的支持与社会的期待有很大差距。为拓宽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改进政策性金融的运行方式，可以考虑在政策性金融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包括政策性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募集的资金、人民银行的支农再贷款或者其他财政扶持资金等，借给那些从事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机构使用。这一立法举措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即为政策性金融领域引入了适度的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是一举两得的制度安排。

最后，前瞻性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人发行商业票据、股票、债券、吸收非金融类企业的大额存款、资产证券化等融资渠道。客观地说，我国资本市场并不缺钱，民间资本高达数万亿，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的经验，通过市场融资的方式解决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问题。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可以通过发行商业票据、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或资产转让等模式，在资金市场主动融资负债。这样有利于形成多层次的融资市场和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促进金融市场的有效竞争。另外，我国香港地区实行金融牌照分级制，接受存款公司可接受10 万港元或以上、最初存款期最少为 3 个月的存款，存款利息没有最高额限制，但是吸收公众存款则必须获得银行牌照。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保留了对公众存款最严密的监管，而对大额存款的管制相对较松，在我国的民间借贷立法中，这一经验很值得参考。

注释:

[1]参见刘保玉: 《物权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2 －243 页。

[2]参见王曙光: 《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制度演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8 页。

[3]参见陈向聪: 《中国私募基金立法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0 页。

[4]参见高晨: 《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破 92 万亿》，http: / /paper． people． com． cn/jhsb/html/2011 － 01/10/content_720247． htm? div = －1，2011 年 2 月 11 日访问。

[5]参见前引[2]，第 74 页。

[6]参见银监会: 《三年实现乡镇金融服务全覆盖》，http: / /news． sohu． com/20091021/n267591626． shtml，2009 年 10 月 23 日访问。

[7]参见韩俊等: 《中国农村金融调查》，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4 页。

[8]参见邹东涛主编: 《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5 页。

[9]在美国，金融公司( finance company) 是指向个人或企业提供贷款的非银行公司，区别于商业银行、信用社、储贷协会、合作银行以及储蓄银行，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相似，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第二大商业信贷来源。

[10]参见龙翼飞、杨建文: 《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及责任承担》，载《现代法学》2008 年第 2 期。

[11]see jeremy bentham: defence of usury( 1787) ，http: / / socserv2． mcmaster． ca． / ～ econ / ugcm /3ll3 / bentham / usury．

[12]参见张为华: 《美国消费者保护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4 －125 页。

[13]《旧约•出埃及记》第 22 章第 25 节中说: “如果你借钱给我的人民，就是与你们在一起的穷人，你对待他们不可像放债的人一样，不可在他们身上取利。”

[14]参见陈志武: 《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 年版，第 102 －110 页。

[15]《重庆打黑挖出黑色产业链 高利贷达财政收入 1/3》，载《经济参考报》2009 年 8 月 24 日头版。

[16]state interest rates ＆ usury limits，http: / / www． lectlaw． com / files / ban02． htm，2010 年 2 月 7 日访问。

[17]发薪日贷款是一种短期无担保贷款期限很短，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差异巨大。

[18]the john warner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http: / / www． bankersonline． com / regs / jwnda / jwnda． html，2010 年 2 月 7 日访问。

[19]参见前引[14]，第 101 －102 页。

[20]参见香港立法会十题: 《放债人条例》，2006 年 11 月 22 日在立法会会议上何俊仁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的书面答复。http: / /www． fstb． gov． hk/fsb/chinese/ppr/press/doc/pr221106_c． doc，2011 年 3 月 22 日访问。

[21]18 u． s． c． § 1961 ( 6) ( b) ． see generally，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

[22]参见张建华等: 《中国农村多层次信贷市场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 －30 页。

[23]《内蒙古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实施细则》第 22 条规定，具备一定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跨旗县、盟市设立分支机构。

[24]《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第 25 条规定: 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业务。

[25]参见［美］r． i． 麦金农: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卢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8 － 82 页; 黄达: 《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64 －766 页。

[26]domestic finance companies assets and liabilities，http: / / www． federalreserve． gov / releases / g20 / hist / fc_hist_q． txt．

[27]参见陈蓉: 《我国民间借货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载李昌麒主编: 《经济法论坛( 第四卷) 》，群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5 页。

[28]参见前引[14]，第 120 页。

[29]参见林毅夫、孙希芳: 《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载《经济研究》2005 年第 7 期。

[30]参见前引[22]，第 141 －142 页。

[31]参见［美］布鲁姆等著: 《银行金融服务业务的管制案例与资料》，李杏杏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62 页。

[31]参见史纪良主编: 《银行监管比较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8 页。

[33]参见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

[34]参见徐忠、张雪春、沈明高、程恩江: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5 －256 页。

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范文第13篇

一、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区别

（一）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

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区别在于：（1）两者目的不同，民间借贷目的是明确的，一般是为了解决生产经营中的急需资金，而非法集资只是借用民间借贷的形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者的目的多为非法获利，往往最终演变为非法占有；（2）两种行为的对象不同，民间借贷的对象有特定范围，如亲戚朋友、熟人之间、业务伙伴等等，涉及面一般不超出本地范围，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针对不特定公众进行的借贷行为，涉及面往往跨越多个行政区划；（3）两者的资金来源不同，合法的民间借贷以放贷人的自有资金从事借贷活动，非法的吸收公众存款往往来源于国外热钱或者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4）两者受到的保护不同，民间借贷一旦发生纠纷，贷款利率在同期银行利率四倍以内的受到法律保护，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旦认定便遭取缔，参与者自担损失。

（二）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的区别

民间借贷和集资诈骗的区别关键就在于一个“骗”字。具体讲就是：（1）民间借贷的资金是要按期归还的，而集资诈骗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打算归还；（2）民间借贷是为了投资经营，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民间借贷，目的是为了扩大生产、用于经营，但因经营不善造成亏损，这种就不是集资诈骗，而集资诈骗的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不打算归还，诈骗借贷的钱根本没有用于投资经营，而是自己在挥霍享受，这种就是虚构投资经营，以其为幌子来骗取别人的钱财来供自己挥霍。

二、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一）民间借贷立法不健全

我国民间借贷立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过于分散和宽泛，而且受“政出多门”、立法技术欠缺等因素影响，部分法律规范内容存在冲突。二是操作性不强，判断标准模糊，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民间借贷主体的利益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三是诸如民间借贷等专门法律制度的缺失，不能满足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活动的迫切需要，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缺位，金融市场主体退出机制不健全，征信法律体系不健全，不能满足规范民间借贷活动的迫切需要。

（二）利率可能高出法律保护的上限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根据调查结果显示，许多民间借款利息超过了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结合法律规定，一旦借贷双方发生合同纠纷，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以上的利息部分不受法律保护。虽然我国存在着将利率是否超过国家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作为判断是否违法的标准，但这种规定在民间借贷的“潜规则”下并未真正起到遏制高利贷的效果。实践中，高利贷借款利率大部分在月息3％至5％之间，有的甚至高达10％以上，但根据约定俗成的“行规”，很多高利贷的利息在借款时就已扣除或直接反映到借款本金中，借条上体现不出“高利贷”的痕迹。

（三）不规范的民间借贷容易引发债务纠纷和违法活动，影响社会安定和正常的金融环境

民间借贷是一种自发、盲目的信用活动，贷方容易为追求高盈利而投机，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更无跟踪监控机制，其中尤以信用风险最为突出，如果发生借贷一方信用缺失，就会对借贷资金的安全造成极大影响。

（四）民间借贷会加重借款人的经济负担，可能存在较大的风险

民间借贷利率一般为银行贷款利率的3～5倍，过高的利率水平，加重了企业负担，导致企业资金使用的恶性循环。企业高息负债后，虽然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但财务支出随之进一步扩大，使本来不好的效益更是雪上加霜，企业难以支付到期债务，往往通过吸收新的高息本金来偿还到期的高息负债，严重影响企业今后的健康发展，同时使高利贷有了滋生的土壤，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五）非法转贷放债牟利现象大量存在

民间借贷获利丰厚，使一些不法分子在自有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以虚假的贷款理由和贷款条件从金融机构骗取贷款，以较高息转贷给他人，从中牟利，从而破坏我国的金融秩序，给金融机构造成巨大损失。

三、民间借贷的法律制度监管

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民间借贷；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传导机制

一、引言

民间借贷作为正规金融的有效补充，对于拓展企业融资渠道、缓解银行信贷资金不足的矛盾，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自2003年央行出台放开民间借贷的相关政策后，民间借贷随之取得快速发展，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乃至部分“三农经济”的重要资金来源。

目前，民间借贷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法制不完善、风险控制缺失以及资金投向投机化等问题已日益凸显。表现在，第一，规模扩大，风险控制困难。第二，在法制监管方面，我国金融市场功能不完备、金融监管体制不完善以及相关法律认知度低，民间借贷常常引发民事纠纷，甚至产生严重的刑事案件。第三，民间借贷巨额的资金大多数流向投机行业或者房市、矿业等，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很少,民间资本投机化倾向严重。

上文民间借贷的一系列问题，从借贷利率上看，直接受作用于商行的贷款利率，追根溯源则为国家存款准备金率和法定基准利率的调节。从资金来源来看，民间借贷的资金一部分来自房市的调控，以及直接融资市场的活跃程度和前景，追溯影响源头则为国家相应货币政策松紧，和公开市场业务手段的实施与否。这些影响因素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源头，即货币政策。

二、影响民间借贷相关因素的数据直观分析

本文通过搜集货币政策相关的一系列时间序列数据，包括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人民币各项贷款总计、法定贷款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代表民间借贷的民间借贷利率和民间贷款规模占总贷款规模比重，选取有意义的指标进行匹配研究。在此基础上，制成直观的图表结合具体时事说明，为传导机制的提出做前期研究准备。

1．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民间借贷利率

（资料来源：《温州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监测数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存款准备金）

从图1可得，民间借贷率会随着存款准备金率同方向变动。2008年上半年存款准备金率连续5次上调，而从9月份开始又连续4下调，在这一系列变动下民间借贷利率在整个2008年也呈现先升后降的规律，央行资料显示，浙江第四季度民间借贷利率为15.88%，季度环比下降1.57个百分点；辽宁全年民间借贷加权平均利率为16.91%，利率最高点出现在第二季度。以上相关数据表明，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和下调会带来民间借贷利率的上升和下降。

2．法定贷款利率和民间借贷利率

（资料来源：《温州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数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历史数据-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在图2的对比图中可以看到，民间贷款利率和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之间也是一种同向的趋势，可以说，民间借贷利率随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变动。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比较前文的存款准备金率和民间借贷利率的关系图不难发现，贷款利率对民间借贷利率的影响明显不如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带来的影响强劲。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货币政策与民间借贷的发展联系紧密，总体上呈现紧缩货币政策对应民间借贷发展，而宽松货币政策对应民间借贷相对发展状况平平的规律。其中的影响民间借贷利率和规模的因素有多种，包括存款准备金率、法定贷款利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等。

三、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的传导机制

（一）传导机制总体系概述

货币政策对于民间借贷的影响可以是直接影响，即在民间借贷资金来源方面以及贷款人需求方面等等。也可以是间接影响，即在二者传导方面多出商业银行这一媒介，货币政策的影响传导到商业银行存贷政策、存贷利率以及贷款对象等等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民间借贷。我们把货币政策到民间借贷的直接和间接传导过程统称为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的传导机制

（二）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的直接传导机制

对于第①种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变动随时会影响证券市场、房市、大宗商品市场以及许多企业销售预期和对未来盈利预期。以货币政策紧缩为例（如图3），可以很好的理解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的直接影响的传导过程。

图3形象的展示了这样的传导过程：在对证券市场上，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一定程度上会引起股市的动荡，在大动荡之下部分人对股市未来的预期下降，从而会选择其他投资方式，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在这大环境下也会膨胀。

同时，在货币政策对房市影响从而影响到民间借贷上，房地产公司在中国前段时间房市火爆的情况下对未来的预期乐观，对将来的盈利也有很大的信心，在这前提下公司在需要大量资金却因其他原因无法融资到位时，民间借贷会是其一个重要的选择，在这基础上房市的火爆和高收益也让民间借贷的资金更加膨胀。

在企业方面，目前民间借贷的主要贷款对象还是一些民营中小型企业，货币政策的紧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通胀等方面的情况，这也为中小型企业的公司收益提供了一个标识，在对自己未来还款能力自信时中小型企业才会乐于转向民间借贷方式的资金借贷。从这上面得出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的直接影响主要在其资金来源以及客户对象需求上。

（三）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的间接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除了对民间借贷的直接影响，更大的是在以商业银行为媒介间接的影响上，三者作为一个影响链来分析能够更好的来理解历年来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和民间借贷的许多变化规律，货币政策有多种，包括利率政策、存款准备金制度、公开市场业务以及再贴现政策，这里着重研究利率政策以及存款准备金率变化下以商业银行为媒介的传导关系。下文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下的传导作一个主要说明。

图4的结构图中，(1)存款准备金率：在存款准备金制度下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和相应的贷款标准会发生变化，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存款准备金率也会必然提高，商业银行势必会提高贷款率，而在对相关企业可贷可不贷的选择下往往会选择不贷款，此外在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环境下市场流通资金也会相应减少，对更多融资难的企业来说资金更加匮乏，这样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在紧缩政策下只能将筹集资金的希望寄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在大量资金需求的市场环境下必然快速发展，2011年民间借贷的迅猛发展也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很好的佐证。

(2)贷款利率：利率政策的影响也举足轻重。民间借贷的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高额的回报率。2011年一季度，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口径显示，1-3月份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分别为23.01%、24.14%和24.81%，第一季度上涨11.91%，比前一季度涨幅高8个百分点。这样的高额利润相比较商业银行的3.5%的存款利率，更多的人愿意将资金投向民间借贷市场。

总体研究可得，货币政策的紧松影响到商业银行的借贷率、借贷政策，再紧接着传导到作为正规金融补充的民间借贷的发展上。而作为正规金融的商业银行和民间借贷之间的传导更大程度的依赖于中国利率双轨的现实和对民间借贷没有很好的规范和控制这一现象。

四、基于传导机制的民间借贷规范和展望

(一)基于直接传导机制的政策建议

1.促进民间借贷互补主流金融体系，引导民间资本流向实体经济

（1）尽快推广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和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通过规范化的引导将部分民间资本从“地下”引向“地上”，纠正其虚拟化泡沫化的缺点，促使民间资本投身实体经济。同时，展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试点，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交易自愿的方式，及时了解和掌握民间资本动向，防范和化解民间金融风险。

（2）将民间借贷纳入监管体系的同时引导部分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

政府部门改变放任自流的做法，做到正确引导、堵疏结合。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相关的民间借贷的法规，将其纳入金融监管范围，重新明确高利贷的概念、性质和范围，正确引导、规范民间借贷。同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基金等，对实体经济起到推动作用，并大力发展场外市场。

（3）加快正规金融创新，规范民间借贷发展

正规的金融机构，要加大金融工具的创新力度，简化信贷的操作程序，缩短贷款审批时间，加快信贷流程。同时，创新信贷的方式，与民间借贷展开竞争，利用合理的竞争机制促进民间金融合理发展。正规金融机构的创新，将限制民间借贷的发展空间，控制民间借贷的发展规模。引导其以正规金融补充的形式合理发展。

(二)基于间接传导机制的政策建议

1.加强利率、信贷政策对民间借贷的规范作用

（1）调整信贷政策，释放流动性，增强正规金融服务地方的能力

现今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下，中小企业很难从正规金融得到足够贷款，民间借贷抓住这一政策不完善之处得到了大量的客户群。因而适当放宽商行信贷政策，改变商行原有的所有制倾向以及企业等级偏好，同时为中小型企业设计贷款产品，在控制信贷风险的同时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尽量满足有市场、有效益、守信用的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是必要之举。同时。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多渠道补充和扩大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创造宽松的融资环境。

（2）改变利率双轨现象，出台相关政策尽早实现利率市场化

中国目前呈现一个“利率双轨”的不合理状态，商业银行的利率和市场不完全贴合，供求影响不明显，在这种机会下，加之信贷政策的影响，会有一部分信誉较好的大企业在商业银行获得贷款之后再投入到民间借贷资金体系，利用息差获得利益，这也是利率不完全市场化状态下发展出的一种不合理形式。改变中国目前商业银行和民间借贷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利率的市场化，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本方法。

2.完善金融市场，加快新投资产品的推出

当前证券市场疲软，游资撤出股市转向黄金市场、房地产市场等投资领域，民间借贷作为高回报的投资方式之一，成为投机家的又一选择。这与前文传导机制中的资金来源环节的影响相合，为减少不健康的民间借贷，应加快我国金融市场建设，推出新的金融产品，特别是期货市场和期货产品的升级，给企业提供更多套期保值的机会，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疏通游资。

参考文献：

[1]周茂清, 关于我国民间借贷问题的探讨[J].当代经济管理,2011.10

[2]张立杰, 民间借贷的新动向及相关建议[J].黑龙江金融, 2011第09期

[3]许明, 稳健货币政策下民间借贷风险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 2011第23期

[4]兰秀文,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民间金融研究[J].经济论坛,2011第10期

[5]周松山,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变动影响因素及其监测体系重构研究[J].货币时论

[6]叶茜茜, 正规金融信贷对民间金融利率的影响分析_以温州为例[J].生产力研究

[7]刘孔男,从温州“老板跑路”谈现阶段民间借贷的风险隐患及对策[J].金融经济

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民间金融；民间借贷纠纷；贷款利率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或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借贷双方当事人表示真实即认定有效的借贷关系，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和个人财富逐步积累、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而正规金融又不能有效满足需求时的必然产物。近几年，我国民间借贷空前发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也愈加深刻，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探寻规范、有序发展之策。

传统观点认为，民间借贷会严重影响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我国对民间金融活动一直采取比较严厉的管制态度。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法律不予保护。据此，所谓民间高利贷，是指发生在自然人与自然人以及自然人与单位之间的借贷利率超过了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的情况。

注：1.判例抽样于武侯区人民法院，2007年、2008年、2009年分别为7份、51份、5份。 2.判例中无因民间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限制引起纠纷的案例。

从所收集到的案例分析看，民间借贷纠纷中没有一例是因为借款利率超过四倍利率限制引发的纠纷。现实中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四倍限制是存在的，高利率也特别容易引起纠纷，可是法院为什么没有相关判例呢？

第一，民间借贷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四倍利率限制太好规避。借贷双方自愿合意交易，在民间借贷四倍利率限制下产生了大量的机会主义，为了突破四倍利率限制，现实中往往采取收咨询费、手续费、把利息纳入本金计算等等方式规避。

第二，高利贷债主通常雇用打手讨债等行为，对届时归还不了借款的债务人往往利用黑势力“一讨二逼三要命”，除了威胁债务人本人，有时还会找到债务人的亲友威胁逼讨，要求他们代还。相关纠纷通过暴力手段解决，没有进入司法程序，所以法院几乎没有相关判例。

目前我国居民的投资渠道仍然比较狭窄，选择到银行存款仍是居民最主要的投资方式。由于银行存款收益过低，部分闲散资金必然寻找其他出路，这就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许多中小企业也会经常遇到资金短缺或周转不过来，他们也只能千方百计去借高利贷渡过难关。民间资本具有天然的逐利性，这是民间借贷发展的主要因素。而相对银行放贷而言，民间借贷由于自身的特点，如短期资本行为，长期风险投资成本等，成本高、风险大，贷方需要提高利率，一次性获得回报。现实中总是想方设法突破四倍利率限制，对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的限制规避得合法、合理、正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贷款利率4倍的规定无用武之地，成了执行不了的法律。

从法律上讲，民间融资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地位，民间借贷通常被称作“地下金融”、“灰色金融”。而由于“吴英非法吸存案”等事件的出现，更是给民间金融蒙上了灰色调。正常的民间金融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但长期以来，民间金融的发展受到诸多限制，对于民间金融，应该理性看待其作用，运用积极的手段进行规范。如何既保持民间资本的活力，又能使民间借贷不滑向高利贷，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什么样的利率水平才能算做是高利贷，这是一个随时间和空间不断变化的概念很难用一个恒久不变的统一标准来涵盖。因此，对高利贷设限必须考虑到民间金融市场上高利率存在的合理性，在标准的设立上要尽量宽松，否则将使一些原本正常的借贷行为转入地下，加大高利贷的风险溢价，使被保护者承受更高的代价。解决高利贷利息过高，必须采用“疏”而不是“堵”的办法。一方面，我们应该在社会文化上承认民间借贷对社会的贡献.另一方面，通过法律建设令放贷人的权益得到保护，这两个方面直接决定有多少人愿意放贷和有多少钱用于放贷，更多的人进入这个市场，资金供应就会随之增多，供求趋于平衡，高利贷的利息也就可以降下来。

为了规范民间金融，使之在阳光下运行，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民间借贷因其资金来源以个人为主，其融资渠道和形式已趋于多元化，除个人之间、个人和企业间直接借贷、企业集资(集股)外，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自发性金融与产业协作组织等机构都有大量参与。对机构参与者，要加强引导和监管，例如在银监会、央行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开放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名额，允许民间资本利用自有资金做借贷业务，对单笔贷款金额占自有资金的比例进行限制，贷款在符合司法部门规定的前提下放开上限，让市场调节。

第二，各地人行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监测，然后定期予以公布。这对一些机构制定贷款利率有指导作用，而借贷人心中也知道自己的借款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更为重要的是民间借贷是一种游离于银行信用之外的信用行为，未纳入国家统计范畴，此举有利于包括央行在内的宏观调控部门及时准确掌握其具体动态，对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金融运行状态作出准确判断，从而制定正确的经济金融政策。

第三，为了不让民间金融滑向地下钱庄，非法吸存等，对于私募基金、合会或抬会以及“高利贷”类的地下钱庄等非法融资组织要坚决取缔，对于那些欺行霸市的高利贷行为，地下钱庄圈钱放贷雇用打手讨债等扰乱了信用环境，威胁社会稳定与安全的行为，要坚决打击。(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重庆市400067)

主要参考文献：

[1] 郭晓鸣.农村金融:现实挑战与发展选择[J].经济学家，2005，(03):107-112.

[2]邱兆祥，史明坤.关于民间借贷合法化的思考[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9，(03):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