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1篇

石磊教授的《分散与融合――数字报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一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认为，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改变了报业生态，但并不必然带来报业的衰落。报业同样可以采用新技术，在媒介融合中实现数字化转型，实现与新媒体共生共荣。这种认识和论述，对报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通读全书，我认为该书具有以下四个特色：

特色一：多年潜心研究的集大成

石磊教授现为四川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新媒体艺术与文化硕士点负责人、新媒体研究所所长。2006年7月，他发表了论文《媒介融合，报业发展新支点》，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全文转载。从那以后，他发表了《从媒介融合看报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报业内容融合与渠道融合》、《报业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构建》、《媒介融合语境下媒介产品生产模式之变》、《培育跨媒体跨地域传媒集团路径选择》、《新媒体语境下公共领域重构》等10多篇报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论文。2009年10月出版了《新媒体概论》，并被北师大等许多高校作为教材。专著《传媒与文化――文化视角下的传媒研究》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他还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传媒发展对策研究”、教育部社科项目“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研究”、四川省社科项目“媒体融合时代的传统媒体发展战略”、省教育厅社科重点项目“传媒融合发展研究”，担任“新媒体理论与实务”丛书副主编，四川省精品课程“新媒体概论”第一主讲教师。

2006年初，石磊教授在四川大学攻读文艺与传媒方向博士学位期间，为构思撰写报业数字化转型的博士论文，并就相关问题多次与我进行研讨。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刚刚起步，颇具前沿性。2008年上半年他的博士论文初稿完成后，又认真听取了许多老师和同学意见，多次进行修改，终于在2010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分散与融合――数字报业研究》。这是他长期研究的成果，是报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集大成，是报业研究的可喜新成果。

特色二：努力构建数字报业研究的理论体系

该书将报业的数字化转型放到数字化生存和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进行系统全面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是报业发展的的必然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创造性地提出，报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转型，更重要的是全方位的战略转型。他不仅强调报业在技术上与新媒体融合，还主张在组织构架和业务流程上进行重构和再造，破除阻碍报业数字化转型的体制机制障碍，找到数字化的商业模式，构建起报业发展新模式。这样就跳出了一般性的数字化研究，使报业数字化研究具有了厚度和高度。

石磊教授对国内外报业数字化转型历程进行了梳理和阐述，并将众多的转型路径精当准确地概括为内容融合与渠道融合。在内容融合上，以前单一的报业内容生产变成全媒体的数字内容生产，报业由“报纸业”变成“报道业”。在渠道融合上，以前分散的、各自独立的报纸、广电、新媒体等渠道有效地整合在统一的数字平台上，实现全媒体融合。内容融合和渠道融合将产生跨媒体跨地域的数字化现代传媒集团。这些分析论述，对当前我国传媒改革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

特色三：多学科交融，理论联系实际

该书以新闻传播学为基本立足点，综合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注重从经典和前沿理论中寻求支撑。同时，注重从中外传媒实践中寻找答案，以开阔、创新的视野选用大量鲜活、针对性强的案例应证观点。将报业数字化转型放到国际背景下考察，运用了大量的国外理论成果和跨国媒体的生动案例。同时，注重中国语境，对报业数字化转型在中国遇到的特殊问题进行阐述，并在政策、管理和经营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石磊教授在对报业数字化转型情况进行细致考察、对传媒发展众多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抓住传媒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探讨了报业为什么要进行数字化转型、什么是数字报业、怎样进行数字化转型，做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具有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2篇

翻译硕士(mti)学位论文要求;翻译专业硕士教育旨在培养能胜任各种形式翻译活动的;第一、学位论文形式:;学位论文可以采用以下形式(学生任选一种，字数均以;1、翻译实践类论文：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选择中外文;2、翻译实验报告：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就口译或笔译;3、翻译调研报告：学生就翻译政策、翻译产业和翻译;4.重要岗位实习报告：学生就翻译行业流程中项目经;第二、

翻译硕士(mti)学位论文要求

翻译专业硕士教育旨在培养能胜任各种形式翻译活动的应用型、实践性、专业化、职业化的翻译行业从业人员，因此翻译专业硕士培养模式应和翻译行业的实践操作模式相结合，论文也应结合翻译行业的特点，真正反映出学生对翻译职业、专业翻译、行业发展的熟悉程度。

学位论文可以采用以下形式(学生任选一种，字数均以汉字计算)：

1、翻译实践类论文：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选择中外文本进行翻译，字数不少于10000字，并根据译文就翻译问题写出不少于5000字的研究报告;

2、翻译实验报告：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就口译或笔译的某个环节展开实验，并就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写出不少于10000字的实验报告;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传统报业 数字化 转型 南方都市报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108-01

在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电子书、微信等的普及，让人们接触到的信息更加多元化，这使得传统的信息传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报纸业更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由传统报业转到数字报业是报纸行业在未来发展行之有效的一条重要途径。以《南方都市报》为例，它的成功转型，让报纸行业窥探到了未来发展的趋势，它的成功也影响着整个中国报业，成为中国传统报业数字化转型的领头军。

一、《南方都市报》的数字化发展概述

作为国内首家成功数字化转型的传统报纸，《南方都市报》已经成功推出了三种不同的网络精品阅读模式，分别为南都完整版、南都精华版以及南都播报。南都的这种网络阅读模式充分满足了受众个体化、差异化的阅读需求，不论是盈利模式，还是报纸运作特点上都凸显出了鲜明的数字化特征。

报纸与网络相互结合是报纸行业的发展新模式。早在06年元旦，《南方都市报》就已经上线了他们的电子版本报纸。而后，《南方都市报》不断改革、探索发展路径，比如，推出他们的精华版和南都播报等等，07年中旬，《南方都市报》官方网站正式运营，形成了网报互动的新模式。《南方都市报》网站的成功运营开创了报业在信息时代的新模式。

而如今，《南方都市报》已经看准手机端的市场，推出了pad版本、安卓手机版本、苹果手机版本等等，这样，用户在进行新闻浏览时，就不用再下载客户端，直接在手机浏览器中就可以浏览了。而《南方都市报》在这之前在珠三角地区进行了较深层次的调研，他们首先在珠三角地区试水，结果大受好评，由此面向全国进行推广。随着人们对手机越来越依赖，手机新闻市场的扩大是必然的。

二、《南方都市报》的数字化转型对我国传统报业的启示

1.整合网络平台，突破区域限制

起初，报纸行业对于网络的探索仅仅只是将自己的东西搬到网络上面去，并没有对网络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但是，经过几年网络报业的发展，报纸行业不仅仅只是一味的在网上公布信息，更多的是，对网络新媒体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也不再把自己的门户网站的建立作为主要目标，现在人们把网站当做一个平台，进行新闻媒体的资源整合，进行优化尝试。

对于珠三角地区的人们来说，奥一网也许比较熟悉，这是05年集团委托南都创办的综合性珠三角地区门户网站，是此网站的网址，作为一个门户网站，其功能自然不能停留在新闻，它是社区互动平台是交友平台等等，奥一网依靠南都强大的新闻资源，在中国推出了网报一体的概念，并且付诸行动，而在这之后两年，南都新开了数字媒体部门，这样就意味着南都官网―――南都网（） 正式上线。

在网报一体的概念提出后，新闻已经不再同于以前的新闻概念，它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而新闻的生产也就不同于以往，互动平台的很多信息，都是新闻的来源，这种采编方式也就成为了南都立于成功地位的基础，而在社区讨论中，言论渠道的进一步拓宽是南都所要做的。通过这种社区互动的方式获取新闻咨询更是新闻生产方式的改革，造就了新闻生产的多样模式，而新闻在人们的讨论中互动中持续升温，进而扩大影响力，有利于自身建设。南都报对网络事件进行深入挖掘，引发民众讨论，加强舆论监督，更有利于加强自身的影响力，扩大综合实力。

2.“内容+ 渠道”下的理念更新

内容首位，渠道优先。不论时代怎么变革，报业传递给民众的信息内容是媒体行业所最需要注重的，只有有好的内容的支撑，才可以使得报纸的得以生存。而转观09年金融危机，在新媒体的盛行中，很大一部分报社进军全媒体，以内容为首位，加强各种媒介形态的融合。但是从目前看来，如果仅仅只是要依靠内容去打拼是完全不够的，更要拓宽渠道。就像人大博导喻国明（2015）说的：“报纸行业现在就像修路，而新媒体就是这条路，只有把最后的都修成功了，这才可以实现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南方都市报》从06年的上线电子版本到现在的成功，它在报纸行业的数字化探索过程中以内容和渠道形成了较为健全的新闻体系，这也是很多的网络所不具备的长处。所以，在报纸行业向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应该要与网络新媒体携手共创。同时，也要加强对受众的影响力，与广大受众积极互动。

3.探索全媒体路径，促进媒介融合

南都于09年新成立全媒体运营委员会，为了给传统媒体《南方都市报》增加发行量，增强影响力，也为了在网络上的影响力，南都还与电视台、广播进行合作，实现新闻资源的广泛传播，搭建起全方位的全媒体平台。

全媒体与网络媒体不同，它依靠的是各种形式的媒体，就算全媒体有了很好的发展，但还是不能忽略纸质版，要不断扩大影响力，以内容为王，提高竞争力。南都于09年中旬，每星期都会推出《深度周刊》，深度剖析新闻事件，给人们树立良好的新闻形象，也给人们提供了很大的思考空间，尽到了一个媒体的责任。

将来的报纸行业，数字化是必然的，要加强网络与传统媒体的深入融合，以内容为首，全方位的提高影响力，搭建和谐的网报体系，整合资源，进行优质资源共享，加强报纸信息到网上信息的渠道拓宽，使得数字报业走得更远更好。

三、结束语

通过分析《南方都市报》从传统报业到数字网报的转型，给之后中国传统报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启示。作为一个成功的典型案例，南都的传播力、影响力以及生产力等都给中国传统报业起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南都的数字化探索和南都的成功也给我国报业报网互动模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陈颖.全媒体环境下传统报业转型途径探究[J].科技传播，2014（04）：79-81.

[2]张英军，贾岳.发挥共震效应打造自身特色――报业新媒体发展路径探析[J].中国报业，2014（03）：56-58.

[3]任昌辉.试论我国报业数字化转型的困境及升级路径[J].东南传播，2014（10）：77-78.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计算机；报业；数字化；思考

中图分类号：G2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44(2008)35-2312-03

Computer Enables Newspapering Entering Digital Era: Referr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Technology in Newspapering

CAI Yong-zhong

(Xuzhou Daily Newspaper, Xuzhou 221002,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Wang Xuan to invented laser photocomposing machine，changed the processing pattern of Chinese character，enabled newspaper entering digital era. Along with the computer and network’s fast escalate and applications, newspaper developed fast too, accelerate it entering digital times. As a new “ six of one ” media，what challenges will digital newspaper face? How to response them? What bottlenecks in the process?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m.

Key words: computer; newspapering; numeralization; thinking

王选教授发明激光照排机，改变了汉字的处理方式，使计算机迈进了报业。随着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快速升级和应用，报业得以突飞猛进地发展，并加速进入了数字时代，数字报业是什么样子，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本文想从计算机与数字报业说开去――

1 告别铅与火，报业进入激光照排时代

激光照排系统，是北京大学748所以王选教授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研制出来的。它使我们告别了铅与火，在汉字信息处理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它是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技术以来的又一场重大革新。

从前，印刷是十分辛苦的差事，首先要排版。工人们在一排排的字架前捡字、排字、打样、做出纸型，再上印刷机进行印刷。遇到不常见的字，还要高温铸字，十分辛苦，还容易发生铅中毒。而且，铅字印刷，效率又很低。以王选教授为首的科研人员，经过十几年的研究，终于推出了“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系统，它包括书版、报版等部分，使出版印刷界告别了铅与火。而且，他们还推出了“方正彩色”出版系统，使新闻出版界得以“旧貌变新颜”。所谓激光照排过程，就是先用计算机录入文字，用一定格式进行排版；将这一格式的文件用打印机打印，使它的内容出现在纸上；如果用激光照排机发排输出，再经过冲洗，就能得到用于印刷的软片；经过拼版、晒版、上机印刷等工序，就从根本上取代了铅字印刷。

1979年，王选主持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第一台样机调试完毕。1985年，王选研制的照排系统在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正式投入使用。

众所周知，第四次信息技术革命是以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的发明和普及为标志的。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则是以计算机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的普及应用为标志的。王选发明激光照排，被公认为是信息技术的第五次革命！

2 迎接光和电，报业进入数字时代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报业市场，报刊编辑正日渐意识到开发多媒体平台的必要性，以争取新的读者群。曾经“带领”中国报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北大方正，正利用其近20年的报业服务经验和技术，为全国报业建立数字报刊服务平台，计算机技术已经从开始激光照排、电讯收稿等应用过渡发展到报社的各个层面，计算机技术及其网络技术使报社快步进入数字时代。

“数字报业”是“十一五”时期我国报业创新发展计划之一，该计划业已正式实施，以三年为期分步推进。该计划的目的是探索适应数字报业发展需要的数字化、网络化的内容显示介质技术、信息传播技术和运营模式，实现传统纸介质出版向数字网络出版的转型，推动报纸出版业的重大变革。通过数字报刊服务平台，可将报社的数字内容产品进行集中式的发行，读者可以在此平台上方便地选择订阅自己喜爱的数字报纸。目前全国有15家媒体成为该计划的首批试点单位。

“数字报业”从概念到实践还不到三年时间，这在我国行业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数字报业气势磅礴、不可阻挡，预示着传媒行业一场新的革命的到来。近两年，“数字报业”观点纷呈、面目不辨，多半媒体无所适从。数字报业技术复杂，工程浩大，全球瞩目，社会关切。如何深化认识和推进数字报业？从业界的角度对其进行辨读与研解，其意义和作用不可忽视。

3 数字报业是“多位一体”的新媒体

什么是“数字报业”？尽管众说纷纭，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数字报业是以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编码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视像技术等技术的应用为标志的新兴报业。数字报业是基于报纸的又综合运用了多种科学技术的新媒体,数字报业是中国报业的必由之路。

“数字”和“报业”原本属于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专业领域，正是计算机的出现使“数字”和“报业”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并呈现三种态势：一是数字技术撇开现存报业的独立前行和行业始创，从而生成另辟蹊径的“数字新传媒”；二是数字技术对传统报业的强制浸透和原型改造，从而形成面目一新的“数字化报业”；三是传统报业向数字领域的积极融合和自我转型，从而实现充满生机的“报业数字化”。

数字报业的内容是数字报业概念、内涵、本质的逻辑载体和实际构成。数字化报业，是用数字技术改造和装备传统报业，其内容包括“内容数字化、形态数字化、流程数字化、手段数字化”四个组成部分。“内容数字化”是通过编码技术和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报业新闻信息转换为用数字技术进行识别和处理的数字形式的内容。 “形态数字化”是利用计算机将报业数字内容表现为与数字技术相对应的数字文本、数字视频、数字语音、数字图片等存在形式。形态数字化是内容数字化的载体，是数字化内容的表现形式。“流程数字化”是用数字技术处理新闻信息的采集、编辑、排版、传输、发行、交互、阅读、存储、检索等全过程。流程数字化是数字报业的关键，是内容数字化与形态数字化的技术要求和必然结果。“手段数字化”是应用网络传输技术、数据存储技术、基础平台技术和移动终端技术等数字工具实现对报业信息的处理与管理。手段数字化是数字报业的技术标志，是内容、形态、流程数字化的装备支持。报业数字化的发展基于计算机的发展又充分利用着计算机的技术发展。

数字报业的必然性是由数字报业的鲜明特征决定的。数字报业的主要特征主要有五点：一是即时，由于充分利用了计算机网络技术，新闻报道的出现几乎与新闻事实的发生趋于同步。二是互动，在数字报业平台上媒体和受众之间不再是单向的信息流动，媒体成为交互中心。三是共享，数字报业没有信息的秘密可言，任何终端和节点都享有对全部资源使用的权利。四是兼容，数字报业从技术本质上说，是强制性标准和协议，在统一标准和规范协议框架内，各媒体的内容、形态、工具、手段等是兼容通用的。五是覆盖，数字报业把新闻的全区域性和通讯的无疆界性完美地结合起来，使“新闻”覆盖全球（“NEWS”的寓意就是北、东、西、南）。

数字报业通过现代数字技术将网络即时性、电视直观性、广播覆盖性、通讯快速性、手机便携性和报纸信息性的六大特征“化”为一体，从而形成了给人全新感觉的数字报业新媒体。数字报业兼有网络、电视、广播、通讯、手机和报纸的六重功能，是六重功能的组合再造。即，首先，数字技术使网络、电视、广播、通讯、手机、报纸得到了数字化改造；其次，数字技术又通过统一平台使改造了的网络、电视、广播、通讯、手机、报纸，再一次按照标准和协议的要求得到协调和规范；第三，数字技术还为数字报业内容、形态和功能的扩大留足了容纳空间和技术接口。

4 “数字报业”的面临挑战与应对

数字报业向传统报业发出的严酷挑战已经迫在眉睫。一在时间上，全天候挑战办报节奏。传统报纸的办报节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数字时代对时间上全天候的要求。二在空间上全覆盖挑战发行区限。传统报纸的发行地域性，与数字报业空间全覆盖的功能差距甚大。三在形态上全媒体挑战纸媒介质。传统报业惟以纸张为介质，这种单一纸媒介质限制报业生存和发展的状况，已经暴露出其弊端，必将被数字报业的全媒体介质形态所打破。四体现在管理上全平台挑战传统模式。传统报业除排版系统外，其他管理工作仍停留在手工阶段，计算机和数字技术的介入将使具有采编、发行、广告、经营等全部功能的全平台管理系统得以建立和应用。五在技术上全功能挑战行业存在。数字报业全功能技术的颠覆性和替代性不允许传统报业抱任何侥幸心理，顺之则存，逆之则亡。

传统报业应对计算机和数字技术挑战的具体措施诸如：明确战略定位，组建信息中心；突破传统观念，转变办报模式；建立数据仓库，奠定数字基础；架构功能平台，保障信息畅通；研制移动终端，简化便携工具；开发功能软件，创新阅报形式。总之是在新技术的发展上更好地利用计算机技术和数字技术、网络技术。

建设数字报业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传统报业在建设数字报业的时候，要选择主攻点和突破口。第一，开发全平台数据库。全平台数据库是数字报业的基础，没有全平台数据库，数字报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数字报业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数据库的支持，对全平台数据库的投入永远都不会过时。第二，建设多版互动网站。多版互动网站是数字报业的基础平台，数字报业的一切业务流程都是通过这个平台实现的。“多版”是指音频视频版、图形动漫版、中外文本版、终端互动版等为一体，未来还会有新的版本补充进来。第三，研发移动采编系统。真正能够体现数字报业特点的装备改造应当是手机在采编过程中的应用。具有即时采编、快捷传输、海量存储、影视阅读和在线检索功能的3G手机将成为数字报业系统终端的主角，而且该功能的研发潜藏着巨大的市场商机。

5 “数字报业”的发展瓶颈与思考

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报业并不会像传统报业融入数字技术那么容易，其制约数字报业发展的瓶颈体现在：传统办报思维的困扰。认为数字报业“乱”不了天下，因而对数字报业无动于衷；传统办报思想定位的偏离；传统办报模式的约束等等。

传统报业在转向数字报业的过程中，也暴露出难以支撑的软肋。一是依附于网络。作为数字报业平台基础的网络技术、网线带宽、网关控制等，报业媒体无法左右。二是受制于通讯。作为数字报业主要功能的通讯技术、通讯设备、通讯费用等，报业媒体无法掌控。三是阻碍于音视。作为数字报业显著特征的音视技术、音视制作、音视权限等，报业媒体无法参与。四是无奈于技术。作为数字报业技术内核的编码技术、识别技术、安全技术等，报业媒体无法拥有。这些先进的计算机数码式技术并不像筹措资金那么容易。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同时产生的。面对数字报业发展中的瓶颈和软肋，我们的对策从这样几个方面考虑,一是政策保障方面。我国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都是靠政策的力量推进的，数字报业的建设和发展也必须有国家政策的支持。二是媒体合作方面。数字报业的投入是巨大的，其先期研制费用不是某个报业媒体所能承担的，因此必须由牵头机构出面组织若干报业媒体合作攻关。三是资源重组方面。即其存在形态要求传统报业必须按照数字化规律对机构、流程等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四是市场竞争方面。我国报业进入市场相对较晚，初级阶段的内部角斗影响了行业间的竞争。用数字纽带连接起来的整个报业应成为市场竞争的行业主体。五是技术武装方面。数字报业是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报业。传统报业必须积极用数字技术武装自身，主动改变知识结构、专业结构、设备结构和流程结构，以适应数字报业的技术要求。

我们应当对数字报业进行“冷”思考。因为在数字报业面前，我们容易走入误区。这些误区主要表现在业界人们的认识上：一是数字化就是网络化。把数字报业仅仅理解为办网络版和电子版的报纸，以为有了“网上读报”就是数字报业了。二是数字化就是终端化。把数字报业仅仅理解为解决终端阅读问题，以为研制和使用了“阅读器”就是数字报业了。三是数字化就是视频化。把数字报业仅仅理解为将文本转为音视频，以为能够“在线直播”就是数字报业了。四是数字化就是技术化。把数字报业仅仅理解为数字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以为使用了数字工具就是数字报业了。其实，数字报业不仅是专项的而且是系统的；不仅是技术的而且是社会的；不仅是现存的而且是创新的；不仅是目标的而且是过程的。对数字报业简单地、狭义地、孤立地、静止地理解，都必然会走进枉付巨额学费和贻误宝贵时机的误区。

综上所述，我们建设数字报业需要有正确思想的指导，运用科学方法，遵循客观规律，讲求工作效率。第一，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数字报业。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国家的宏观发展观，也是数字报业建设所必须遵循的重要指导思想。第二，必须用战略性思维规划数字报业。建设数字报业必须有长期规划和动态目标，用阶段性任务的不断完成来逐步实现数字报业建设的滚动目标。第三，必须用系统论方法运作数字报业。对数字报业建设过程和运行过程的控制与管理必须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在整体的联系中促进功能的协调和结构的优化。第四，必须用数字化标准判定数字报业。国家应制定数字报业的产业和行业标准，以此来判定数字报业的性质、规模、外延、归属、目标等，并为出台数字报业的国家法律和产业政策提供依据。

在目前计算机技术日益发展，数字报业扑面而来之际，传统报业的心胸、姿态、动作和应变能力可能会决定自身的存亡。我们提倡和支持的正确态度是：积极热情科学谨慎迎接数字报业；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推进数字报业；因势利导乘势而上创新数字报业；满怀信心展望未来预见数字报业；紧跟潮头有所作为融入数字报业；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掌控数字报业。

参考文献：

[1] 付迁.弘扬知识时代的汉字文化[J].中国发明与专利,2007(9).

[2] 甘露明.论数字化时代的网络写作[J].求实,2005(S1).

[3] 刘涌泉.大陆人看海外中文报纸真累[J].现代语文:理论研究版,2004(1).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大学学报；出版转型；管理

所谓出版转型，指现代出版业要实现出版理念、体制、管理方法、经营模式、考核体系的全面变革与创新，是一个功能、体系、结构全面重组的过程。大学学报是期刊出版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行业的整体转型也必然会对它的出版管理产生深刻影响。大学学报必须积极调整出版管理理念，适应出版转型，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

一、大学学报数字出版转型的优势与困难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地指出，大力发展以数字化内容、数字化生产和网络化传播为主要特征的新兴文化产业是当前时期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出版行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文化创意的传播者，还是各类信息资源交流、整合的集散地。数字出版转型是社会信息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出版整体转型的关键性内容。大学学报是知识创新的重要载体，承担发现、筛选和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任务，是社会信息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数字出版转型也是必然趋势。

1．大学学报数字出版转型的优势

大学学报是用于展示高校科研与教学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出版物，由各大高校编辑出版。高校作为知识创新、人才密集、信息集中的场所，有丰富的出版资源和高水平的作者群体。大学学报编辑也具有较高知识素养，其对新知识、新事物的理解、吸收能力较强，同时又富有创新意识。这些都是大学学报数字出版转型的有利信息资源与人力资源保障。大学学报的受众面相对较小，发行量也比一般的出版物小。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更适宜以数字化的形式出版。

2．大学学报数字出版转型的困难

虽然大学学报进行数字出版转型具有一定优势，但其在转型过程中也面临诸多问题，包括资金问题、专业人才问题和版权问题。大学学报的数字化出版要引入新的出版技术，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但目前绝大多数学报都没有成熟、畅通的资金供应渠道，这极大地制约了大学学报的数字化出版转型。学报的编辑出版人员虽然都是来自各自专业领域的优秀人才，但数字化出版对网络和计算机应用的技能要求较高，而目前大部分编辑出版人员在这些方面还都达不到要求，这也是大学学报数字化出版转型面临的一大困难。版权问题也是大学学报数字出版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大学学报在数字出版过程中必须保护学术论文作者的著作权。然而，从目前大学学报的数字出版管理情况来看，对版权保护的重视程度还明显不足，版权保护技术落后，版权保护措施也还有很多疏漏。

二、出版转型期大学学报出版管理的创新途径

出版转型不论发展到什么阶段，内容生产力与内容品牌力始终都是衡量其行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但要实现行业竞争力的整体提升，还必须对出版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加以创新。对于大学学报而言，要在出版转型期积极创新管理理念，打造自己独特的学术文化和理论研究品位，做有深刻文化内涵与高效研究能力的期刊。只有不断提升学报的内容生产力与品牌竞争力才能保证学报实现可持续发展。

1．创新大学学报的管理理念

在出版转型期，大学学报要建立现代化的管理制度，要面向市场，以科学、系统化的管理为手段，通过提升学报文化内涵来增强学报的核心竞争力。创新学报出版管理理念要求创新学报定位，开展研究型出版，以全面提升大学学报的市场竞争力、社会适应性为出发点，以促进学报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根据学报的出版特征、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前景，总结实践经验，形成一系列符合新时期学报出版实际的理论。科学的实践、正确的理论指导、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模式是研究型出版的典型特征，坚持走研究型出版道路，是大学学报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出版转型期的大学学报应当坚持理论创新，体现出尊重科学、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关注现实的理论品位。大学学报能够为学术文化发展提供最为广泛和直接的平台。在出版转型期，学报的文化内涵也应当有所创新。学术文化内涵的创新不仅是新知识的创造过程，更应当是不同学术文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展示过程。大学学报的编辑也应当积极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开展学术创新，紧跟科学知识发展的步伐，了解最新学术动态，为学术文化成果创造良好的展示平台，避免错失任何有价值的知识。

2．创新大学学报的管理机制

大学学报必须建立与出版转型、教育改革相适应的管理机制，创新财务、出版、编辑工作的管理制度。对于大学学报出版管理者的工作评估，要重点考核学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资产效益最大化和资产保值增值等方面。综合运用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等手段，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不断增添学报发展的动力。大学学报的出版管理，应当通过内容多样、具有选择性的个性化售后服务来吸引更多的读者，为读者和学报的沟通交流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以扩大大学学报的影响力，增加学报的销售量。在创新出版营销模式方面，应当深入了解学报的市场需求，读者的阅读需求，积极发掘出版资源，满足不同读者的多样化需求。大学学报的出版管理还必须加强版权制度建设，完善版权合同相关细则，以期更好地保障学报与作者的合法权益。此外，各高校还应大力支持学报的数字化出版转型，积极拓展融资渠道，为学报社的出版转型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3．以高校优势为依托，提升学报编辑的整体素质

大学学报出版具有明显的人才优势，这也是其能够快速适应出版转型的有利因素。大学学报应当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为提升学报编辑的能力与素质提供良好的平台。积极更新管理方式，提高编辑队伍的知识层次、政治素质及业务能力，强化编辑的社会责任感，提高其职业道德水平，培养良好的服务意识与精品意识。定期组织编辑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以提高编辑人员的基础业务能力和语言文字编辑能力。应对出版转型，还要对编辑人员加强数字技术应用的相关培训，以提高编辑队伍利用网络技术的调研能力、自学能力、沟通能力、信息搜集与利用能力，从而为学报内容把好质量关。

4．在技术上实现智能管理与动态管理的有机结合

出版转型期数字技术的发展让期刊编辑工作各环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大学学学报的出版管理工作中，有必要采取数字化流程对学报的资金管理、运作方式、营销策略、编辑加工等管理工作进行创新，将智能管理与动态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以提高学报出版的管理效益，这也是实现数字化出版的基础。数字技术与出版环节的深度融合，将大大提升编辑效率，方便读者、作者与学报的信息交流，在控制财务风险、严格资金运转流程、版权保护等方面也能发挥积极作用。数字技术可以提升管理系统的智能识别功能，例如对于财务管理，可以设定风险提示信息，避免不规范的财务流程。对于编辑内容的智能识别，杜绝作者的学术不端行为，也将大量减少编辑的工作量。同时，大学学报也要充分利用好自身优势，充分发挥其学术资源优势，打造学报独有的内容源，整理形成常态内容，同时积极开发数字资产管理系统，探索数字出版经营模式。出版行业的整体转型本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网络与数字出版的转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学学报在出版转型期应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技术上实现智能与动态管理，以提高管理效率，同时以院校优势为依托，切实提高学报社编辑出版的能力，积极创新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以更好地适应出版转型，促进大学学报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军纪，张岩波，李思进等.多媒介融合出版条件下的《山西医科大学学报》编辑出版思路［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2014（2）：157-158.

［2］马殷华，黄勇.信息网络环境下学报编辑出版学研究［J］.编辑之友，2012（11）：73-75.

［3］张晋海.试论学报编辑出版科学性的加强［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142-144.

［4］纪秀明，张春斌.论儒家伦理对当代编辑出版管理的启示［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25-128.

［5］喻菁，廖荣涛.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工作项目管理概念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8）：148-150.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6篇

总体来说,研究成果呈现迅猛增长的态势,讨论议题不断丰富,理论探索不断深入。在这些相关研究中,以下论题是比较重要且受到众多学者关注的。

1.媒介产业融合的主导力量和发展路径:技术、市场、产业还是制度

媒介产业融合的驱动因素很多,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些因素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黄河等认为技术是传媒组织的核心能力,以及传媒产业最重要的推动力。付玉辉等则认为市场是原动力,市场需求来自于电信服务和传媒服务的消费者。正是这个需求的原动力,最终推动并保证了技术融合乃至产业融合的实现。于小川则强调技术、产业与制度的力量。蔡骐、吴晓珍认为媒介融合始于技术创新,诉诸于制度创新,深化于产业创新,表现为产品创新。

在这种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媒介产业融合将遵循怎样的路径演变,按照层次和阶段将如何进行划分许颖首先把媒介融合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媒介互动,即媒体战术性融合;第二层次是媒介整合,即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第三层次是媒介大融合,即不同媒介形态集中到一个多媒体数字平台上。昝廷全、金雪涛等则将媒介产业融合分为产业渗透、产业交叉和产业重组三种类型,对我国传媒产业融合则划分为“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三个阶段。彭兰的认识更进一步,认为媒介融合过程带来业务形态融合,市场融合,载体融合,以及机构融合等各个层面的变革。陈力丹、付玉辉则把产业融合的动因与融合的层次进行了关联,指出技术融合带来网络融合,市场融合带来服务融合,企业融合带来集团融合,管制融合带来政策融合。

2.融合对产业格局、经济特征、竞争方式的改变:瓦解与重构

媒介产业融合既发生在传统传媒业内部,同时也发生在传媒业、电信业、IT业等与信息相关的现代产业之间。这种广泛而深度的融合,必将对传统传媒业的产业格局、经济运行特征,乃至竞争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付玉辉提出传媒产业结构将从旧均衡走向新均衡,喻国明也认为传统媒介一向自守的介质壁垒将被冲破,传媒市场的版图和游戏规则将被极大改写。陆地认为将带来媒介市场、电视市场格局、观众市场、广告市场四方面的裂变。旧的媒介体系瓦解之后会怎样如何实现重构呢郑保卫等人认为,一个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多媒体并存”的新的媒体格局,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王洪涛认为媒介融合的过程,是由垄断竞争向寡头垄断发展的过程;媒介融合的结果是新的更大媒介寡头垄断媒介市场。这是从市场结构上推进了一步。随后,肖赞军结合传媒产业的特质,指出传媒产业的经济特征将呈现出四大变化趋势:资源禀赋从渠道稀缺向内容稀缺转化;盈利模式从单一收入渠道向多元收入渠道转变;产业格局从产业分立向产业融合演变;市场结构从高度垄断的市场向竞争性垄断市场演化。并指出竞争和垄断双双被强化,未来传媒市场将演化成一种竞争性垄断的市场,传统传媒业的纵向市场结构裂变为横向市场结构,未来的传媒市场必将是一个网络型寡占市场。可以说,到这里,未来融合产业的市场结构获得了比较大的突破,有了更清晰的表述。

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下,企业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呢金雪涛分析了传媒机构的市场行为战略从一种基于静态的范式转变为一种基于动态的范式。王斌认为传统媒介竞争经常使用的价值链正在向空间尺度扩展。而黄升民和谷虹提出,“三网融合”将是基于平台的竞争,并指出平台竞争是替代性的竞争,是赢家通吃。通过一系列的数据表明,现阶段广电系统和电信系统在抢夺平台制高点的过程中,必然选择“基础平台捆绑核心应用平台”的发展路径,展现出全方位复制性竞争的图景。

3.传统传媒业如何应对:数字化转型与全媒体再造

面对来势汹涌的媒介融合和数字新媒体浪潮,传统媒体应该如何应对从导向上来看,可以分成三大阵营,第一种,剑走偏锋型。例如杜骏飞和王骥飞从长尾理论受到启发,提出传统媒体也可以利用数字新技术在长尾市场开拓利润空间。第二种,固守控制型。例如高子华提出在数字化变革中,广电机构赢家加强对用户终端、节目版权、媒体牌照的控制,最终整合渠道,占领市场。第三种,融合进取型。持这一导向的学者是主流,但至于如何融合进取,如何进行战略布局和策略运作,则体现了一个实践与理论相互推动的发展进程。

在融合进取导向的早期研究中,支庭荣提出内容和用户服务是两个关键。喻国明则提出媒体U化战略,即unite(融合)、universal(普及)、user(用户)、unique(独特)支撑的ubiquitous(无处不在)。并指出应该从“内容为王”转变为“产品为王”。但这些论述还显得比较抽象,未能对实践提出更具体务实的建议。

随着广电数字化进程的启示,数字化一下子成了包括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转型必经之路。黄升民等人指出,广电正在构架一个包含数字电视、直播卫星、移动电视、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IPTV和DA B /DM B数字广播业务等多种数字新媒体形态的数字化发展蓝图。彭兰介绍了以电子报纸和电子杂志为代表的平面媒体数字化产品形态。面对数字化的大潮,如何实现数字化呢蔡雯结合《泰晤士报》网站的经验,提出将报纸栏目重新组合以全新方式呈现,与传统媒体构成一体标准延伸品牌等策略。而更多的学者则加入了关于“台网融合、报网互动”的讨论上来。

进入2008年,“全媒体”取代“数字化”,成为传统媒体转型之道的最新理念。郑强在烟台日报的全媒体方阵布局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传统报业必须改变现有的以纸媒为中心的布局,进行战略转型:从一家“报纸社”转型成为“报道社”;从“营销报纸”转型为“营销内容”;开发“多形态”产品,如纸质报、多媒体数字报、手机报、电子纸移动报等;采用“多渠道”发行,比如传统报业分销网,互联网(包括WI-FI),还有移动通信运营商的GPRS或CDMA等传输手段等;发展“多终端”的阅读介质,如新闻纸、PC、阅读器或电子纸阅读器、手机等。随后,关于全媒体转型的文章不断涌现,成为学界、业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面对“全媒体”热潮,也有部分学者提出理性的思考。彭兰指出一个媒体的全媒体产品未必一定要完全通过自己的平台。与内容包装商、渠道提供商、平台提供商等共同完成产品的多种形式生产、多种渠道传播、多种平台“贩卖”,可能是媒介融合带来的产业重组与流程再造的更深层含义。而温海玲和杜骏飞则从政策壁垒的角度出发,提出对传统媒体向全媒体转型的制度之困。所有这些,都是挡在全媒体之路上的理论与现实障碍,值得业界反思。

4.融媒产业的发展:模式探索与力量博弈

对于融合媒体产业的发展,研究的路径分为两条,第一条是从建设的角度,探讨融合形态的各种新媒体如何开拓市场,如何发展,如何盈利的问题。比如匡文波提出手机媒体在中国现阶段发展的重点是手机短信,而后他又总结了手机媒体的四大盈利模式。也有研究者对广电发展手机视频的对策、移动运营商主导的手机媒体发展模式等作了探讨。

融媒产业发展的第二条路径是从博弈的角度,探讨融媒产业发展进程中来自不同产业主体之间是如何进行合作竞争的。黄升民等人认为在广电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中有行业监管和与运营机构主导权,市场行为与监管政策、技术标准、消费市场四大类冲突。董年初、范洁提出,移动运营商与广电部门一方是终端和电信通道的控制者,一方是音视频内容的提供者,这注定了手机电视业务领域将存在广电和电信两个部门的博弈。秦字兴、忻展红指出,即使管制政策对电信运营商放开,内容准入不成障碍,运营商的实际产量和盈利也远达不到理论值。黄楚新认为广电和电信的博弈恰恰是IPTV发展的内爆力。

5.规制政策的变革:融合的理想与现实的困境

蔡雯、黄金在对比了美国、英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介规制改革之后,指出我国行政区划、行业垄断加剧了资本市场封闭,媒介规制的变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肖赞军总结出传媒规制的四大国际趋势:规制框架从纵向分业规制向横向分层规制转换,规制机构从分立机构向融合机构转变,规制改革的取向是放宽市场准入、倡导竞争、吸纳投资,规制重心从结构规制向行为规制转移。付玉辉认为网络中立原则论争及立法进程将塑造新型的互联网传播格局和数字传播生态系统。张志提出媒介政策应该呈现“模块化”趋势。彭兰则从更具体的方面对建立数字内容管理体系提出了整合性、层次化、兼容性三项原则。

在借鉴外国经验和国际趋势的同时,也有部分学者更注重规制改革在我国推进的现实环境。朱春阳鉴于中国的特珠国情和特珠的传播格局,提出对媒介融合规制应该体现中国面向,而政策规制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应该体现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发展要求。喻国明和苏林森认为中国传媒规制的改革方向要从制度设计、评价体系、法治体系、区域特色等方面入手,以尽快完善媒介规制体系。陈绚也认为媒介融合规制的政策协调在中国尚需时日。■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统计说明:来源是CNKI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通过主题、关键字、摘要等检索要素,分别输入“媒介融合”、“媒体融合”、“产业融合”、“报业数字化”、“广电数字化”、“新媒体产业”、“广电电信竞争”、“融合规制”等检索词,根据主题切合、观点鲜明、发表于核心期刊等原则,检索并筛选出其中主流文章统计而成。某些文章有可能因为主题或关键字与所检索词不直接相关而遗漏,而部分文章由于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议题而出现重复统计,因此这是一个不完全统计数据,但基本上能够反映各年份和各议题的研究状况

黄河:《数字化如何改变传媒――聚焦数字化的四大力量》,《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2期;付玉辉:《试论电信业与传媒业的融合与结构转型》,《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3期;于小川:《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数字技术与媒介产业发展》,《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1期;蔡骐、吴晓珍:《媒介融合发展策略解读――以创新经济学理论为框架》,《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许颖:《互动整合大融合――媒体融合的三个层次》,《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昝廷全、金雪涛:《传媒产业融合――基于系统经济学的分析》,《中国传媒人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9期;金雪涛、李竹荣:《传媒产业融合与我国广播电视业的战略选择》,《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年第8期;彭兰:《从新一代电子报刊看媒介融合走向》,《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陈力丹、付玉辉:《论电信业和传媒业的产业融合》,《现代传播》2006年第3期

付玉辉:《试论电信业与传媒业的融合与结构转型》,《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3期;喻国明:《直面数字化:媒介市场新趋势研究》,《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6期;陆地:《手机电视的发展及其对传统电视市场的影响》,《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年第11期;郑保卫、李洋、郭平:《试论当前我国媒体格局变化的现状及特点》,《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3期;王鸿涛:《媒介融合的现状与前景》,《中国记者》2007年第6期

肖赞军:《数字化时代传媒产业的经济特征》,《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7期;肖赞军:《产业融合进程中传媒业市场结构的嬗变》,《新闻大学》2009年第3期

金雪涛:《基于产业融合的传媒市场行为战略研究》,《当代传播》2009第1期;王斌:《链与网:媒介竞争和媒介生产的视角转换》,《国际新闻界》2009年8期;黄升民、谷虹:《数字媒体时代的平台建构与竞争》,《现代传播》2009年第5期

杜骏飞:《新媒介策略――“长尾”时代的双重博弈》,《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5期;王骥飞:《“长尾”核变――新货架下传媒集团的变革与重塑》,《新闻大学》2008年第3期;高子华:《数字化变革中的广电渠道整合》,《中国记者》2007年第1期

支庭荣:《融合与转型:传统媒体的未来生存法则》,《中国记者》2006年第2期;喻国明:《数字化时代的媒体U化战略》,《新闻与写作》2006年第8期;喻国明:《产品为王:传媒产业竟争的新主旋律》,《当代传播》2008年第2期

黄升民、周艳、王薇:《发展冲突创新(上)(下)――解析中国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第6期;彭兰:《从新一代电子报刊看媒介融合走向》,《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蔡雯:《传统报纸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对话〈泰晤士报〉网络版执行副总编辑帕明德巴瑞》,《中国记者》2007年第11期

郑强:《地市报发展的“全媒体”战略与实践》,《中国记者》2008年第8期

彭兰:《如何从全媒体化走向媒介融合――对全媒体化业务四个关键问题的思考》,《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7期;温海玲、杜骏飞:《变革时代的战略理性――全媒体热潮中的冷思考》,《青年记者》2009年2月下

匡文波:《中国手机媒体发展前景分析》,《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6年第9期;匡文波:《论手机媒体的盈利模式》,《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6期

黄升民、周艳、王薇:《发展冲突创新(上)(下)――解析中国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第6期;董年初、范洁:《手机电视――媒体产业的新机遇》,《中国记者》2006年第4期;秦字兴、忻展红:《我国广电与电信在IPTV业务中的内容产量博弈》,《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黄楚新:《论中国IPTV发展的媒介生态》,《现代传播》2009年第4期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7篇

记者：请问您如何看待大传媒时代中，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纸所面临的深刻挑战和机遇。

朱伟峰：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成长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媒领域正迎来大传媒时代，其主要标志就是渐趋成熟的多元化传播格局的形成。在迎接大传媒时代来临之际，传统报纸面临着深刻挑战：一是传播载体丰富多彩，载体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传统媒体特别是报业的读者遇到了网络传媒、电信传媒、流动传媒等新媒体分流，读者自然减员和年轻读者增势缓慢，忠实读者减少现象突出，而更为严重的是读者阅读习惯、学习方式的改变正成为传统媒体读者流失的主因。二是媒体竞争日益市场化、多样化、国际化。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媒体依靠市场化的体制机制，不断开辟新的市场空间，引导甚至主导年轻阅读群体，给报业在市场竞争中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文化竞争也趋于扁平化和一体化。三是保护资源、降低成本的挑战。由于报纸媒体的纸介质载体的先天属性，在目前自然资源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要求保护资源、降低成本的压力已越来越迫使纸媒加快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

面对这些情况，我国报业正主动适应，顺势而为。在牢固树立内容资源中心观的前提下，利用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积极拓展内涵和外延，努力建构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资源聚合平台和传播平台，大力发展数字化内容产品，目前我国报业已经掀起数字报业的建设高潮，各报纸出版单位正努力把面临的挑战转化为下一步发展的动力和机遇。

记者：大传媒时代，多媒体融合为受众提供了互动参与性、多媒体、便于定制和检索等诸多优势，但多媒体融合决不能以平面媒体读者的流失为代价，相反要为纸媒的核心信息增值提供机遇和渠道。纸媒体应如何有效地整合资源来实现这个转型？传媒单位应该怎样重新审视自身定位并寻求新的发展方式？

朱伟峰：在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先进生产力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并在发展中为自己开辟出道路，与其伴生的将是崭新的运行理念、机制和体制。当前新媒体的发展也是如此。新媒体在新技术支撑下所展现出来的及时、便捷、高效等特征，以其天然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不断冲击着传统媒体人的观念和做法，已经在我国报业掀起了不小的创新浪潮。许多报纸出版单位积极应对，主动实践，抢占新媒体发展先机，已取得了很多的经验、实效，为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传统媒体在这种积极实践中收获的主要是创新的理念、机制和更为鼓舞人心的远景。报业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纯粹的竞争对手，它们既有竞争又互为依靠，总体态势是在竞争中发展、融合，在融合中成长壮大，最终将走向多媒体融合之下的共同繁荣。

报业在转型中，应充分认识自己的优势所在。充分认识传统媒体品牌的权威和公信，充分认识传统媒体成熟的商业模式和完善的营销渠道、丰富的客户资源，充分认识传统媒体内容生产的独一无二性和长期积累的内容产品数据库的重要性。传统报业在高度重视内容、品牌、资源的基础上积极建构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资源聚合平台和传播平台，发展数字化内容产品。特别要注意的是不管如何转型，品牌意识、品牌效应始终不能丢；不管传播方式如何改变，报业内容的质量关、导向关不能变。

在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中，报业如何在渠道垄断的夹缝中充分发挥内容为王的优势？如何充分发挥传统媒体所拥有的品牌公信优势？我想这些问题的破解，既有赖于报业同仁们的努力和智慧，同时更有赖于体制、机制的创新。

记者：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传媒版图发生深刻变革，垄断格局被打破。电信、互联网企业凭借高端信息技术实现了向传媒领域渗透，三大产业逐渐从分立走向融合。传媒版图急剧扩大，期间蕴含着无限商机。在这个变化的时代，新闻出版业如何保持并增强在舆论宣传上的主导权和传媒市场中的竞争力？

朱伟峰：新媒体是基于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数字广播技术的发展和创新而出现的，因此新媒体将引发通信、传统媒体等多种产业的变革和融合。随着未来网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和新媒体营销价值的进一步凸显，新媒体将进入加速度发展的快车道。这就是报业必须承认的现实，发展数字报业正是报业在新形势下寻求突破的战略选择。

首先，发展是硬道理。“十一五”期间是我国报纸出版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迎接新技术的挑战，抓住数字内容产业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报业在不断巩固和发展报纸出版业传统业务的同时，应积极采用数字、网络、多媒体的高新技术和现代生产方式，大力推进数字报业，促进产业升级，适应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的发展潮流。

其次，通过大力发展数字报业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报业作为党的宣传舆论阵地的重要作用。我们虽然在信息的数量、内容创新、政治把关等多方面拥有特别优势，但在发展新媒体、使用新技术方面，决不能满足现状，而把发展权拱手交给IT公司、通讯公司，使得自己被动化和边缘化。

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报业已经充分认识数字报业战略的重要意义，积极主动地融入数字报业的洪流，通过不懈地探索和实践，不断增强在大传媒时代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记者：大传媒时代，传统媒体垄断的传播权和渠道优势将逐步瓦解，新形势对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新课题：应如何创新管理方式，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更加有效地进行舆论引导和行业管理？

朱伟峰：新闻出版总署目前正大力致力于在公共服务中实现行业管理和舆论引导。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8篇

本报讯 日前,以“落实数字化发展战略、推进出版业升级转型”为主题的第3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于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圆满落幕。本届数博会是在新闻出版总署的指导下召开的,并得到了科技部、工信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中科院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中国出版集团、商务印书馆、高等教育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文在线、龙源期刊网、同方知网、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杭州日报报业集团、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北大方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元太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均参加了本届展会。

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和中国数字出版年会都是我国以促进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为目的的大型国际性产业交流研讨活动。按照新闻出版总署的部署,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和中国数字出版年会隔年轮流举行。自2005年起,数博会和年会已分别在京各成功举办两届,均取得了显著成效。数博会和年会的举行,不仅为我国数字出版技术开发商、数字内容提供商、数字产品消费者之间搭建起一个交流的平台,推动了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形成,为出版业升级转型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持,同时也为政府部门制定产业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

目前,我国500余家出版社中有90%开展了电子图书出版业务。去年以来,我国出版业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总体发展仍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特别是出版业数字化进程明显加速,发展态势良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孙寿山在此次数博会上表示,数字化技术带来了出版业生产方式、运营模式、管理方式等革命性的变化,传统出版产业升级换代步伐加快,以数字出版为标志的出版业态异军突起,数字出版已进入高速发展期。他在题为《把握新趋势,破解新难题,进一步加快新闻出版业向数字化转型》的主题发言中说,截至2008年12月,我国数字出版业的整体收入已达530亿元,比2007年增长了46.42%,2009年数字出版业的整体收入预计将超过750亿元。孙寿山预计,未来几年,数字出版用户每年将增长30%,收入每年将增长50%,数字出版业的发展速度将远远超过其他业态。

此次数博会设立了高峰论坛,包括主论坛和分论坛两大部分,主论坛现场邀请政府部门有关领导、传统出版单位负责人和数字出版企业高层就产业发展中的热点、重点、难点问题作了专题演讲,10多场分论坛也同时举行,共商解决方案。博览会上还展示了近期国内外数字出版领域知名企业、出版单位、数字网络公司的最新技术、成果、产品、服务及相关内容。北大方正展示了其近几年在数字出版及复合出版领域的贡献及技术发展,中文在线了《数字时代的全媒体整合营销》课题研究成果,汉王科技展示了最新型的电纸书产品,龙源期刊网则重点了其为推动全民阅读打造的系列电子阅读产品。国内外数字技术企业、出版机构高层云集大会,洽谈签约,共商合作。

此次数博会上还进行了第3届中国数字出版评选推介专题活动。活动评审组由国内有关领导和专家组成,制定出严格的评选推介程序和标准,评选出了年度数字出版示范企业、年度数字出版知名品牌、年度数字出版优秀作品、年度数字出版创新技术、年度数字出版先进人物5大奖项。12550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数字报纸；媒体；竞争优势；冲击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8-0255-02

现如今，随着现代社会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很少有人会拿着一沓报纸，一张接着一张的翻阅报纸，还得忍受大量广告版面的轰炸，所以便捷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起网络电子版的报纸，手机报纸等。随着互联网和手机两大传播平台的高速发展，电子报纸的可移植性相比传统纸质报纸而言，就显得优越太多。成本方面也相对较低，信息传递更快速，传播效率也更高，信息量更大更多，更丰富。互联网用户和手机用户逐年增加。数字报纸所带来的信息传播影响力，开始得到体现，加上日益先进的技术支持，配合传统报纸所无法实现的动态信息、多种媒体信息，使得数字报纸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1　数字报纸目前的发展现状

数字报纸表面上看。似乎就是将纸质报纸电子化，形成在计算机上能点击阅览的内容，甚至有人认为它应该就是普通报纸的扫描版、缩印版。实际上，数字报纸不仅在基于纸质报纸的内容和新闻，在适当地进行编排，添加了其他媒体形式的内容，如可自动切换的新闻图片、相关报道的视频内容或音频采访。这也就是为什么数字报纸也被称之为“多媒体数字报纸”的原因，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以鼠标点击新闻导航链接的方式，代替了平常翻阅一大叠纸质报纸的过程，在增添读者更多的阅读趣味的同时，也方便了读者阅览。读者还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浏览新闻的格式，如Flash版、HTML版本，还有pdf版本；当然还可以直接下载离线浏览版本，在个人电脑上慢慢品读。所以丰富的内容和形势，传播方式和载体，使得当前数字报纸的发展极为迅速。

在数字报纸迅速发展的同时，行业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各个报业集团如何丰富自身的数字报纸的内容、导航方式、发行手段等，由此也出现了数字报纸之间的不良竞争，如何收回成本，如何增加广告收入等，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当然任何行业有竞争才会有进步，有问题亟待解决，这样才会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办法。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牵头研究之下，行业内部进行了多方的商讨，提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方针，比如说，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倡导发起下，成立了中国数字报业实验室，这至少给数字报纸的发展确定了一个总体方向，可以说，在国家和行业机构的支持下，集中多家报业集团的力量，创建有效的良性发展办法，已成为了一个必然的趋势。

2　对数字报纸研究的具体分析

(1)竞争的优势：

数字报纸是传统报纸在互联网上的电子化再现，它既传播了纸质报纸的基本内容。又融合了互联网多样化互动和多媒体等特点，以便捷的版面导航、丰富的阅读方式、快速的和低成本的运营方式，赢得了业内人士的青睐，在短短的时间里，大量的报纸都采用这种形式。并且在数字式的新闻报道中的文字素材、图片素材可任意被引用，例如南方都市报的摄影图片因为经典，大都被转载于各大互联网媒体中。

另外数字报纸充分利用网络的交互特性，挖掘数字报纸的内在价值，是数字报纸探索价值体现和创新盈利模式的有效途径。比如说，传统报纸在读者阅读之后，通常很难得到大众的相关反馈信息，不管是评论还是建议，都不能有效而快速得体现。利用数字报纸的电子特性，通过阅读率的统计分析和在线的阅读评论上传，后台建立点击数据库。统计新闻报道的阅读量和广告的点击率，大大地增加了对读者需求的分析，这样可以做到有的放矢，从而可以有效提高报纸的编辑质量和竞争力。

数字报纸它的可移动性，随时随地，只要联网，都能进行在线或下载的方式阅读，如果是手机GPRS上网。而且3G技术正逐步推广。坐在公交车上。也能随意地浏览报纸。数字报纸加载的本身纸质报纸的广告，还可以附加后期制作的动态广告，这点上，是传统报纸所不能体现的。

(2)存在的问题：

目前，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报业集团中，数字报纸的管理部门一般会是内部的技术部门，他们的工作，仅仅是负责数字化电子报纸的日常管理维护。换言之，他们只需确保每天以纸媒体形式出版的报纸内容，能够以数字化的形式挂到互联网上就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全部工作。这样，缺乏相应的数字报纸的技术开发和经营目标，也就产生了数字报纸难以进步的消极因素。这种情况说明，我国绝大多数数字化电子报纸只是传统纸媒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过去的数字化电子报纸并没有给报社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经济效益，绝大多数报社仍然沿用着传统的经营模式。

另外我国现有网民一亿多人，其中一半以上是20岁左右的年青人，这些人5～10年后将成为广告商眼中的黄金读者，但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现在已经失去了阅读报纸的习惯，不论是传统报纸还是数字报纸，对他们来说，不如去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去查看即时新闻。那么如何吸引和引导这些年轻人的新闻阅读方式，也是数字报纸发展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3)发展的机会：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媒介融合 理性思考 编辑 研究回顾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2-0041-06

The Rational Refle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Integration： What’s the Editor？

Wu Ping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430070）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trospect of the studies on editing in 2016， the reflection and elaboration have been made on edit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integration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edito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integration， the editors are those who have clear editing ideas， who have the spirit of creation and craftsman， who are the essential human resources in digital publication， who are the practitioners of publishing theories， who promote their own development through strengthening teaching practices and accumulating vivid cases， and who have created the history of publication.

[Key words] Media integration Rational reflection Editing Retrospect of the study

“互联网+”如火如荼地发展让传统出版业和出版业中的编辑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互联网、有线网、移动网络三网融合，出版业态多样化，电子出版方兴未艾，自出版直接登场。“有数据显示，在Kindle上排行前100名的畅销书中，有28种是作家以自出版模式出版的；排行前50名的图书中，也有11种采用自出版模式”[1]，技术对传统出版行业进行了彻底革命。既然如此，还需要编辑吗？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如果需要、存在合理，又该如何发挥好编辑的作用？过去的2016年让诸多出版人心存疑惑。

阅读不灭编辑就不会消失。《互联网环境下编辑的价值思考》[2]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一观点，自出版无法取代传统出版和编辑的作用，且将更加凸显“好编辑”的价值。它否定了技术派所持的“传统出版没有未来，编辑终究要被技术和机器替代”的观点。其中提到的“好编辑”一词意蕴深远。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是什么？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编辑思想是编辑工作的明确指引，清晰而鲜明的意识、理念在出版物的生产过程、热菪问缴系募中体现即编辑思想。并非所有编辑都有编辑思想，有人在编辑岗位上工作一辈子，平庸无为，得过且过，理念浅薄，难得建树。但优秀、杰出的编辑一定是有编辑思想的人，为达到目标付出的智慧、心血与顽强精神凝聚于出版物中。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编辑思想研究被大家所重视，并成为2016年的热点之一。

的编辑实践活动多集中在他的青年时代，编辑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过去有零散文章对此予以关照，但明显缺乏系统性、专业性。2016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李文邦的《青年编辑实践与编辑思想研究（1918―1927）》[3]。作为编辑思想专题研究著作，它较之以往的论文更具系统性、深刻性与专业性。该书是对青年编辑思想的全面总结，具有史料积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除此之外，《青年编辑思想模式及其现代价值研究》[4]系思想研究专项之“青年编辑思想及其现代意义”的研究成果。它从同志创办《湘江评论》《政治周刊》等编辑活动入手，概括其思想内涵，建构青年编辑思想模式，对现代编辑出版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具备鲜明编辑思想的人有许多共同特征，他们以及他们编辑的书籍都会让人久久记住。编辑中有一批这样的人。

创新是编辑出版业深入发展的源泉，如何策划出既有特色又具新意的作品，一直是编辑出版学界和业界研究的重要课题。《论叶圣陶编辑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以英语教辅书的创新性策划为例》[5]一文将叶圣陶先生的中小学教科书编辑理论与当前英语教辅书籍出版有机结合，弘扬了以叶圣陶为代表的老一辈编辑家崇尚质量的编辑理念，以编辑理论指导编辑实务，以案例诠释创新，以历史启示现实，起到了宣传优秀教辅图书、鼓励创新的作用。杨牧之曾在中华书局从事编辑工作长达二十年，对编辑艺术体会深刻，见解独到。“马克思主义是杨牧之编辑工作的指导思想，唯物辩证法贯穿于杨牧之编辑艺术的各个方面”[6]。杨牧之编辑艺术中的唯物辩证法为新形势下的编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吴颖是高校学报界的知名编辑，是“典型的学者型编辑”，创办学报有声有色，提倡编辑向“学者化”“杂家化”方向发展，为留住优质稿源，求真务实。虽然他在编辑研究方面少有长篇大论，但因其思想有见地、实务有创新，《韩山师范学院学报》以《吴颖的编辑理论与实践述论》[7]为题进行了传播，希望供媒介融合时代的年青编辑们“认真研究”“发扬光大”。《游苏宁30年编辑思想述评》[8]同样展示了其作为优秀编辑的思想魅力。林穗芳是大家公认的编辑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带头人，他的研究成果为编辑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2016年第3期《中国编辑》刊登了刘杲四年前为《林穗芳自选集》所作的序文，无疑是想借林穗芳思想理论的进一步传播之机，为媒介融合时代深化编辑学、出版学研究，优化编辑出版工作质量提供新动力。

编辑思想研究不限于现当代编辑家，还有名留史册的编辑家，他们是带给我们厚重历史的人，在媒介融合时代也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迪。

《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研究》[9]是编辑思想断代史总结。作者分析该时期编辑思想的社会基础，总结概括存在于总集别集、经书史书、佛教典籍及书目等各种类型出版物中的经世致用、垂训鉴戒、精剪别裁、以事分类、通融古今等多方面的编辑思想。史料丰富，条理清晰，有点有面，在收获编辑思想断代史研究重要成果的同时，展示了作者的文史功力。

戴震为乾嘉学派朴学大师，充任纂修官时曾亲手校订《仪礼集释》《大戴礼记》《水经注》等近二十部书籍，《清史稿》曰：“震为学精诚解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乃参考之，果不可易。”[10]戴震编校之功与其编辑思想密不可分。《戴震的编辑思想与实践述论》[11]一文将戴震“及物求理”“因物求则”的哲学思想与编辑实践相结合，赞扬他灵活调整、删削处理旧志体例的方法，推崇他重视校对、综合运用各种校勘方法保证书籍质量的举措。戴震为训诂者提供了推求本字的思路，为今人总结乾嘉学派书籍出版的编辑思想拓展了新径。

民国时期的出版业十分活跃，除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实力派出版机构的先锋引领作用外，各中小型书局对出版市场的充实作用也值得探讨。《在追随大势中找准势态：会文堂新记书局的出版特色和图书广告营销》[12]总结会文堂凝聚出版方向、明确设计理念、拓宽促销思路等方面的出版特色，为媒介融合变化中的编辑提供了学习启示的蓝本。

媒介融合是发展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解编辑之困惑从出版历史发展中可得其思想、析其优劣。上述研究证明，无论何时、无论何种社会状况，编辑都需要把握方向，认真思考，积极行动，以鲜明的编辑思想指导具体工作。

2 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是具有创新意识与工匠精神的人

在传播技术和媒介技术的推动下，媒介形态日益改变，原来的单一形态转换为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整合形态，这个变化使传统编辑难以适应，但变化的时代更加需要编辑成为具有创新意识和工匠精神的人。创新意识是开放进取理念，工匠精神是专业技能素质。2016年的编辑学研究中不乏类似的讨论。

《媒介融合视域下编辑活动主体论》[13]一文认为，媒介融合带来编辑主体构成、地位、职责三方面的变化。主体，“从一体多元到立体多样”；地位，“从要素中介到组织中心”；职责，“从选择完善到聚合交易”。不同传统媒介线上线下的交互发展引领商业模式的改变，社会各行业正在“建构以数据库为基础的新的商业模式”，引发“大批以数据库运营为中心的新的编辑主体迅速崛起”，同时不断分化，媒介生成的枢纽性强化了“整合者”的地位，因而，应注重发挥编辑的“整合功能”和“交易功能”，强化创新意识，从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正确面对和处理复杂多样的媒介关系，服务于出版。《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的哲学思考》[14]认为数字出版时代是推动编辑工作发展的动力，编辑工作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统一体。这个时代的编辑工作是凸显先进性的精神产品物化工作，凸显专业性的信息知识优化工作，凸显文化性的两个效益转化工作。同样，《哲学视阈下的青年编辑职业道德：从尊重与责任谈起》[15]从辨析编辑道德概念入手，引入哲学层面的尊重、责任理论，探讨了青年编辑的职业道德精神。

媒介融合现状不仅使图书编辑感同身受，期刊编辑亦然。《从大数据时代看现代期刊编辑意识形态的转变》[16]论述现代期刊传播途径与印刷形式的革新，分析时代对现代期刊编辑的挑战，编辑必须改变工作方式，提升综合素质。文章认为“编辑本体意识一般在审稿中体现，编辑统筹意识是体现本体意识的关键”，现代期刊编辑应注意导向性统筹组稿，发展创新思维，推进期刊数据化迈向正确的轨道。《互联网+在科技期刊办刊模式中的应用及问题分析》[17]根据自身办刊实践，总结在线投审稿系统、数字化校对工具、数字化出版的具体情况，对学会应用网站、微信等新媒体，发挥复合型网络编辑高级人才在科技期刊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阐述，目的是“实现科技期刊信息化管理和全自动办公”。这些是增强编辑创新意识、提高专业能力的一批研究成果的代表。

编辑的创新意识和专业精神源于职业认同。《科技期刊编辑职业认同的理论研究现状》[18]一文，认为职业认同作为心理学的重要内容在科技期刊编辑的职业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不仅影响编辑的职业行为、编辑自身的成长，也事关编辑活动的开展和出版物的质量。文章查阅了2003―2015年间关于职业认同的29篇文章，认为现有研究大多是从专业、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的，对编辑职业认同关注得很少，对科技期刊编辑的职业认同现状调研、职业认同与编辑行为相关性的研究更是鲜有论及，缺少具体量化指标，期望能够构建一个科技期刊编辑职业认同的理论体系。《我国青年编辑职业认同研究》[19]认为职业认同是“编辑个体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一种积极和肯定的评价，是对编辑职业基本性质、职业价值、职业规范、职业群体等要素的认可程度”。《科技期刊青年编辑综合能力的培养与实践》[20]提出了青年编辑人才培养的原则、成长的途径与方法，确保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当编书匠其实不简单》[21]，当编辑不容易，创新意识要在专业素养中体现，有工匠精神的编辑追求精益求精的完美，他们至少要有“敬畏文字的精神”、“继承和创新的精神”和“甘于平凡的奉献精神”。

3 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是数字出版重要的人力资源

自从有了数字出版，出版物更加生动和丰富，但从业者却呈现出“有职务无职称”的“无政府”状态。被称之为数字出版主任、数字出版分社社长的出版人在职称序列中找不到相应的位置，或者只有出版编辑、副高级编辑的头衔。这种职务与职称不匹配或者不完全匹配的情况终于在数字编辑职称确立后被终止。数字编辑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推动媒介融合的重要人力资源。

2016年初，《北京市新闻系列（数字编辑）专业技术资格评价试行办法》出台，正式启动了数字新闻、数字出版、数字视听等编辑专业领域职称评价工作。半年内，北京市分别完成了首次数字编辑初级（助理级）、中级、副高、正高职称的评审工作，组织了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它“极大地提高了数字出版从业者的积极性，增强了从业者的信心，有利于整个数字出版行业健康、快速、科学地发展，也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和政策保障”[22]。《我国数字辑职业化历程回顾与价值分析》一文介绍了数字编辑职称制度从无到有、从一个整体到九个细分方向的相关内容。数字编辑职称首创“三横三纵”体系：“三横”指数字新闻、数字出版和数字视听，三领域构成数字传播产业的主体和核心；“三纵”指内容、技术、运维，贯穿数字传播产业链的全部环节。“三横三纵”职称体系首次梳理和概括了我国数字传播产业的主体和产业链，从业者的具体构成和业务环节由此也得到官方的认可。

数字编辑职称序列为：初级编辑、中级编辑、副高（主任编辑）、正高（高级编辑）。与传统编辑职称序列比较，数字编辑职称没有沿用编审、副编审的称谓。副高系列以“主任编辑”命名，命名初衷虽然无法知晓，但一定含有“对数字出版负责人多年来辛勤工作官方认可”的意义。数字编辑的职业化是“数字出版从业者工作状态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23]，它既明确了数字出版部门主任、内容编辑、技术编辑、运维编辑等的职务属性和内容，也以法定化、公开性的政策文件确认了数字出版从业者专业技术职务的任职资格。数字出版编辑发展先后经历了兼职、部门主任或分社社长、公司高管、高管后四个阶段，此四个阶段也是数字出版发展模式的反映。北京市数字编辑职称辅导教材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概括和阐述了近年来数字新闻、数字出版和数字视听领域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考评结合”的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方式，既重视助理编辑、中级编辑的数字传播能力与知识结构，又强调副高、正高级数字编辑应有的理论研究能力和前瞻性业务把控能力。相信该篇文章会引起诸多数字编辑和数字编辑研究者的兴趣。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出版社从单一出版领域向综合领域发展，逐渐建立了面向不同学科、领域的选题策划部门。新部门的产生与发展，带来编辑、部门之间的一些不良、无序竞争。《论公平理论视角下的出版社编辑部门内部竞争》[24]认为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是出版社发展失衡的主要原因。它倡导依据公平理论，明确策划边界，避免领域重叠，建立健康、有序的竞争制度。

2016年的编辑学研究有许多关于出版理论与编辑实践关系的探讨。这是媒介融合背景下二者发展的必然要求与不二选择。

一直以来，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始终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联，当人们认为理论“不起作用”时，实际上是“它对编辑实践互联互通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关注不够”。《论编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调适》[25]明确了“编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应是以共生共荣为特征的互汲与互渗关系”。作者认为“编辑理论与实践间的深层内涵就在于它们的互汲与互渗关系”，明确提出“编辑理论依靠编辑实践生存”，“编辑理论只有汲入并融进编辑实践才有可能实现自身”，并指出“编辑理论与实践互汲的路径是自然配置和相互适应”，“互渗的有效方法”是“边缘渗入”。文章的实质是“在理性的编辑年代，要让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间的互渗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须对二者保持适度的观照，对二者的任何偏见都是不妥的”。

近年来关于新闻编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取得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我国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新闻编辑实践的错位探讨：以报纸民生新闻的报道为例》[26]认为，报纸民生新闻编辑理论与新闻编辑实践之间出现“低俗化、琐碎化、媒介角色错位”现象，主要是快速发展的民生新闻实践与滞后的民生新闻理论引发的矛盾所致，民生新闻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自然容易偏离发展的轨道。文章提到“报纸民生新闻的文化价值”，并说明首先是政治价值，即舆论的监督与引导；其次是文化价值，即提升民众的精神理念。文章条理明晰，观点有新意。与此类似的还有《我国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新闻编辑实践的分歧：兼论我国新闻编辑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27]一文。文章认为新闻编辑理论研究的是新闻编辑工作的原理和规律，新闻编辑实践负重于工作方法，它们之间理想的关系应当是理论引导实践，实践检验和推进理论。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是，新闻编辑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较为明显，注重微观技术，忽视“专业”思想。

《选择・浓缩・聚合：文摘期刊编辑工作的三大环节及其编辑学意蕴》[28]认为文摘是“期刊中的期刊”，高度体现了编辑工作的本质。“文摘期刊编辑活动主要包括发现稿件（选择）、加工稿件（浓缩）、组配稿件（聚合）三大环节”，作者选取国内《读者》《青年文摘》和国外《农业万用手册》《读者文摘》《连线》等著名杂志主编及编辑家的感悟，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指出文摘编辑“通过发现选择、浓缩加工和聚合组织等编辑手法”，不仅使文摘期刊获得生命、意义和价值，也补充、完善和丰富了经典编辑学理论。

出版业跨界大融合大发展时期，“跨行业、跨媒体、跨国融合的发展态势初具规模”[29]。长江传媒旗下的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与山东水浒书业有限公司合并成立山东长江水浒文化传媒公司，凤凰传媒投资影视业，时代出版社与安徽大学携手成立影视中心……在互联网、有线网、移动网络三者的初步融合中，读者由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变为信息传播者，传播内涵与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时代的编辑应该有什么变化呢？《出版业变革时代传统出版社图书编辑的应对策略》一文，明确提出三网融合状态下的编辑应更加重视目标读者和内容资源。作者认为，“尽管传播媒介在更新，传播向度在变化，传播环节在缩减，但‘内容+传播’的规律没变”，因而，可对编辑实行项目管理制，发挥各自专长，让策划编辑提升策划效率，让文字编辑静心案头工作，提升编辑力。《基于科学化理念的科技期刊编辑工作实践》[30]也针对科技期刊编辑长期超负荷工作的现状，提出有效提高工作效率的科学化理念，以利于期刊的良性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出版进入产品数字化、业态多元化的时代，《学术编辑在“互联网+”转型中的变与不变》[31]提出，“在转型中，学术编辑需要面对读者需求的改变、编辑角色的改变、媒体元素的改变和编辑知识结构的改变”，不变的是学术编辑的价值追求、责任、读者群和作者群。传统出版业的教材编辑也需要创新实践，加强学习，重新定位编辑角色。《教材编辑的数字出版转型与实践》[32]主张教材编辑应成为“先进教学理念的引д摺薄澳谌葑试吹恼合与策划者”“优质教学内容的集成者”和“新兴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专业学术图书审读及编辑加工的三个能力：以社会学类图书为例》[33]一文作者为一线编辑，从工作经验出发，提出社会学类图书编辑审读和加工应注意提升“语言文字规范能力”“专业学术问题处理能力”“专业学术图书尺度的把握能力”，既有规律总结也有很强的实践性。

5 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是强化高校实践教学积累鲜活案例并带动自身发展的人

培养后备编辑队伍的编辑出版专业、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数字出版专业等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深感压力与动力。作为应用性学科，实践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全媒体时代报刊编辑实践教学的“六个转变”》[34]提倡高校报刊编辑实践教学因时而动、因势而变，实现教学目标、师资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平台、考核方式六个方面的转变。《出版策划与编辑制作课程教改探索与实践》[35]一文作者工作于高校，给本科生上课，十分熟悉教学工作，制定了明确的“出版策划与编辑制作”课程目标，认为出版物“选题要兼具商业与文化双重属性”，成品要“兼具技术与艺术双重特征”。为了提高学生课程学习效果，作者所在专业引入了过程性评估与监督机制，修订了课程教学大纲，编制了《书刊编辑实训手册》、《书刊制作实务手册》及《出版策划与编辑制作暨“四年一本书”教学项目学习与实训手册》，内容细致周全，操作性强，授课模式、考核方法有许多改革之举，相比一些大而空的研究来说此文应点若干个赞。

各高校也围绕编辑人才培养进行了探索与实践。《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出版专业实践教学研究：以新疆大学编辑出版专业为例》[36]讨论了实践教学的不稳定性，强调通过制度保障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编辑实践能力。学院配套建设了数字出版实验室，以实现培养目标。《全媒体时代新闻美术编辑如何转型创新：以湖北新闻美术实践为例》[37]提出转变理念、创新方法。《浅析全媒体环境下新闻编辑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38]归纳了“课程内容体系不完善、教材内容更新速度慢、与新闻媒体实践脱节、教学实践不足、滞后于实务发展、教学方法蔚鳌⒋葱滦圆蛔恪钡任侍猓探讨有助于课程改革，有助于为新闻媒体提供优质的新闻编辑人的路径。《思维创新理念在电视编辑中的探索与实践》[39]认为创新思维因素应是每一个电视人着重把握的重点问题。

网络编辑专业办学历史不过四五年，有的学校是在编辑出版专业中设置数字出版或网络编辑方向，无论是否独立，都有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网络编辑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40]的作者专门设计了一个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框架图，含实习、文献阅读、技能训练、创新设计、综合实践五部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网络信息编辑教学方法实践探讨》[41]实地调查了陕西多家电子商务企业，了解到企业对网络信息编辑岗位的技能要求，提出“教学做教学法”，即“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以此方可提高网络信息编辑课的教学效果。《数字化时代〈报纸编辑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思考》[42]提出注重案例教学、互动式教学，增加实验设备，强化实践教学，改革课程考试方法等思路。现代汉语是许多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编辑出版专业现代汉语教学与编辑实践之对接》[43]认为当下现代汉语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影响了对学生语言文字功底的培养及编辑实践能力的提升，编辑出版专业现代汉语教学与编辑实践对接的主要途径是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

编辑是出版历史的创造者，通过编辑的书来“发声”，通过电子产品记录与传播人类知识，通过数字出版、网络传播显示自身的存在。从2016年综述类的专著、述评集中可以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著作，该书对我国1949―2009年的编辑学学科史、学术史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展示了中国编辑学从无到有、由浅入深60年的发展历程。《编辑学研究的集成与创新：评〈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44]从“系统梳理了编辑学学科发展的脉络”“深入研究了编辑学学科史”“以创新理念为编辑学修史立传”三方面展开评价，认为该书“既凸显了中国编辑学研究的系统性与发展历程，又具有扎实的材料基础和鲜明的理论取向”。该文既有书籍内容的介绍，也有为读者导读的指引，无论编辑学研究者还是初学者均可从中受益。

类似总结性的论文还有《近五年我国编辑学理论与实务研究述评》[45]、《长三角区域作者发表编辑学论文的统计与分析》[46]等。前者聚焦2011―2015年中的编辑学基本概念、原理、学科性质、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肯定“大编辑”鲜明的时代性，显示编辑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实务研究集中在全媒体数字时代编辑工作的变革与创新、报刊体制改革等方面，研究者较多地将当前媒介融合、体制改革与编辑工作创新结合起来，且将编辑过程、编辑环节与数字出版技术紧密联系，呈现出务实的研究特点。后者反映长三角区域编辑学情况，发表文章多的期刊发展态势良好，说明“编辑人才的高素质和刊物的高影响力互为促进作用”。

2016，还有许多编辑学研究文章未能在此叙述，主要论点难免挂一漏万。但值得肯定的是，无论外在空间发生多大变化，编辑都将从自身与外界的交流中获得发展动力，增强信心，让媒介融合为出版服务，为研究定重点，为自身拓展定位，为编辑角色注入时代气息。这就是编辑。

注 释

[1][2]赵明霞.互联网环境下编辑的价值思考[J].出版广角，2016（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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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宇勃，汪全莉.青年编辑思想模式及其现代价值研究[J].出版科学，2016（5）

[5]李立云.论叶圣陶编辑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以英语教辅书的创新性策划为例[J].出版广角，2016（1）下

[6]税少兵.杨牧之编辑艺术中的唯物辩证法[J].出版广角，2016（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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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王建平.编辑学研究的集成与创新：评《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J].中国编辑，2016（5）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交换机，数字化，变电站，作用

Abstract: With the growing development of digital substation technology, it becomes more dependent on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 in the station, while switches as the core equipments of building up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 architecture, which also needs more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This paper emphatically states the growing important role of switches in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 of digital substation from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switches in the digital substation, thus arouses the automatic personnels'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switches.

Key words: Switches, Digitization, Substation, Function

中图分类号：TN91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 、数字化变电站的定义

数字化变电站是指按照IEC61850标准分站控层、间隔层、过程层构建，采用IEC61850数据建模和通信服务协议，过程层采用电子式互感器等具有数字化接口的智能一次设备，以网络通信平台为基础，实现了变电站监测信号、控制命令、保护跳闸命令的数字化采集、传输、处理和数据共享，可实现网络化二次功能、程序化操作、智能化功能等的变电站。

二、数字化变电站的层次结构划分

数字化变电站按照变电站自动化系统所要完成的监视、保护控制、采集等角度提出了功能分层的概念:无论从逻辑概念上还是从物理概念上都可将变电站的功能分为三层，即站级层、间隔层和过程层。

（一）站控层

站控层主要设备包括主机、操作员站、工程师站、五防主机、远动装置、 PMU 数据集中器、保信子站、卫星对时系统等设备，其主要功能是通过网络汇集全站的实时数据信息，不断刷新实时数据库，并定时将数据转入历史数据记录库；按需要将有关实时数据信息送往调度端；接受电网调度或控制中心的控制调节命令下发到间隔层、过程层执行；全站操作闭锁控制功能；具有站内当地监控、人机联系功能；具有对间隔层、过程层二次设备的在线维护、参数修改等功能。

（二）间隔层

间隔层主要设备包括各种保护装置、自动化装置、安全自动装置、计量装置、网络通信记录分析系统、故障录波装置等，其主要功能是各个间隔过程层实时数据信息的汇总；完成各种保护、自动控制、逻辑控制功能的运算、判别、发令；完成各个间隔及全站操作联闭锁以及同期功能的判别；执行数据的承上启下通信传输功能，同时完成与过程层及站控层的网络通信功能。

（三）过程层

过程层主要设备包括电子式互感器、合并单元、智能终端等，其主要功能是完成实时运行电气量的采集、设备运行状态的监测、控制命令的执行等。

数字化变电站网络结构示意图

（四）小结

通过对数字化变电站层次结构的了解及对各层次功能的理解，可以看出无论是层与层之间的通信，还是各层内部之间的通信都离不开网络交换机，并且对交换机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交换机功能在智能电网中的应用

（一）数字化变电站通信网络基本要求

1、要能实现以下数据的实时传输：

（1）采样值（SV）、通用面向对象变电站事件（GOOSE

（2）制造报文规范（MMS）、时钟同步等多种信息

2、要满足报文延时要求

（1）在IEC 61850中对报文作了严格详细的规定划分为：快速报文、中速报文、低速报文、生数据报文、文件传输报文、时间同步报文、具有访问控制的命令报文等七大类

（2）其中快速、生数据及保护控制报文时间延时

3、满足时间同步要求

（1）IEC 61850对时间同步的要求划分为T1～T5共5级

（2）其中，T1要求最低，为1ms；T5要求最高，为1us

4、工业以太网交换机需支持的标准协议

（1）IEEE802.1W、IEEE802.1P 、 IEEE802.1Q、 IEEE802.3x、GMRP等

（2）硬件保证：工业四级、-40℃～85 ℃、电源冗余、零掉包等。

（二）交换机在数字化变电站中需要实现的主要功能

1、VLAN

由于GOOSE报文和9-2的数据都是采用多播的方式传送，任由这些数据在物理连接的网络内泛滥，必然导致装置的网络处理能力的巨大浪费，从而产生死机、反应慢等现象。更为严重的是无用的GOOSE报文占用了宝贵的带宽，导致GOOSE报文的丢失和传递延迟加大。因此，在不相关的装置间可以用VLAN划分为多个广播域，从而避免了不相关的装置之间数据互相干扰、互相占用网络带宽。避免带来不安全、不可靠因素。

2、端口镜像

为了保证事件的可追溯性，在数字化变电站中多配置了网络监视仪，用于记录保存一定时间内的过程层和站控层网络报文。通过端口镜像，我们很容易地实现将所有地被监视口数据“复制”到监视口，然后送给网络监视仪分析存储。

端口聚合

在数字化变电站内，无论是过程层还是站控层都存在交换机级联的问题。尤其在过程层的母差保护和变压器保护的交换机由于数据比较集中，级联带宽就显得更为重要。我们可以通过交换机之间的端口聚合，可以在数据量较大的交换机之间采用多个端口聚合的方式提高网络的带宽，同时增加冗余度。

4、广播风暴抑制

为了防止变电站内的某些设备异常发送大量的广播数据，从而导致对整个网络的冲击，我们将在每一个装置接入的交换机端口设置广播报文流量限制。由于广播报文在数字化变电站内基本没有大量的需求，所以将广播报文流量限制在一个较小的流量可以很好地保护网路的安全。

5、环网功能

为了布线方便，我们在变电站地某些地方尤其是开关室可以采用环网的方式将设备连接起来，这样可以简化布线。

四、数字化变电站专用工业交换机的特点

由于数字化变电站在通信组网过程中对工业交换机的依赖性很强，因此也对交换机的性能有了更高要求，与一般商用交换机相比其特点主要有：

1、应用场合方面：工业交换机必须能够满足工业环境的要求；而商业交换机只需要满足日常环境要求就可以了。

2、防护等级方面：通常的商业交换机防护等级要求也就是IP20，而多数工业场合都需要满足IP40，还有些工业场合需要IP65的防护等级。

3、工业交换机必须具有非常好地抗干扰、抗辐射能力。工业交换机必须能够在浪涌、静电、辐射、快速瞬变等干扰的情况下能够正常工作。

4、工作温度范围：工业交换机有很多光纤接口，功耗很大，因此工业交换机工作温度范围在-40~+85度，且工业交换机不能安装风扇。

五、结束语

随着数字化变电站的不断发展，交换机在变电站中的作用将更加凸显。同时，由于数字化变电站网络结构的复杂性，也对交换机的功能及性能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作为自动化人员，我们只有不断提高对交换机应用及维护工作的重视，才能适应数字化变电站的飞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健.远动原理与电力系统自动化[M].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0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12篇

在当前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传媒业的发展环境与市场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高新技术的发展给传媒业的生产、传播以及受众的阅读习惯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传媒业正处在一个发展的重要时期,如何跟上发展的潮流,加强与用户的互动,鼓励受众参与,鼓励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技术企业运营商合作共赢,推动传统报业的变革进步,是我们报人共同关心的话题。

刚刚在北京闭幕的2009世界媒体峰会也把传统媒体如何应对数字与网络技术的挑战列为重要议题,这说明数字化已经成为全球媒体共同关心的话题。

近年来,在新闻出版总署的推动和传媒业内人士的努力探索之下,中国报业的数字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在向纵深发展。杭报集团也是这样。

杭报集团可以说是国内最早尝试纸媒多媒体传播的报业集团。1993年12月6日,当时的《杭州日报・下午版》就通过杭州市联机服务网络进行传播,拉开了中国报纸电子化的序幕。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教授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对此予以记载。

2000年,杭州日报社创办杭州网;2003年,杭报集团投资杭州市数字电视公司;2004年,杭报集团在杭州网上推出《杭州日报》、《都市快报》、《每日商报》PDF版,同时创办《萧山日报》下属的萧山网。

2005年,杭报集团在考察了国内诸多著名网站之后认为,传播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媒体的边界,推动了媒体的融合与重组,为报纸跨媒体、跨区域发展,在大传媒产业中进行新的战略布局,实施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年,杭报集团在浙江省率先制定并全面实施了数字报业发展战略。

杭报集团的目标是:把握传媒技术发展新趋势,保持集团报刊在省内市场的领先地位,同时构建大传媒产业格局,完成产业和体制两大战略转型,实现从报业集团向现代传媒集团的转变,成为文化产业战略投资者。

杭报集团的战略部署及举措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创新报刊产业,推进报网融合。报刊业是报业集团的重要产业支柱和重要品牌资源,是形成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实施跨越式发展的基础。创新报刊业的重点是借助先进的传播技术和新的传播理念,加快报网融合,解决报刊传播方式单一、缺乏互动性的问题,使传统媒体焕发新的生命力。

2005年,在原有PDF版的基础上,杭报集团在杭州网上推出主要报刊的数字报。2006年,各报刊全方位开展报网互动,推出与网站合作的“报网e动”、“热线网上聊”等各种版面,搭建政府、媒体、读者三位一体的互动平台,搭建让读者和网民全方面参与办报的平台。2008年初,《杭州日报》与杭州网共同组建滚动新闻中心,在报纸、网站同时推出“滚动新闻”。

2008年底,杭报集团决定实施“一报一网”,加快报网融合。以杭州网为统一的技术平台,《杭州日报》、《都市快报》、《每日商报》、《萧山日报》、《富阳日报》、《城乡导报》都拥有了同一品牌的网络报以及多形态的在线内容产品。同时全面启动采编人员技术培训,为一部分采编人员配备数码摄像机、照相机、录音笔和笔记本电脑,打造全媒体采编队伍。

2009年3月7日杭州日报网正式上线后,访问量增长迅猛,至10月17日,独立IP访问量突破30万,日均点击量突破120万。10月20日,《都市快报》“快豹宽屏”正式上线公测,当日点击量就达3万人次。

报网互动和融合使报纸增添了新的活力。在全国许多报纸阅读率下降的同时,据央视CTR对杭州六家报纸的调查,杭报集团所属的《杭州日报》、《都市快报》、《每日商报》阅读率继续稳步上升,而且年轻读者、高学历读者比例增加。

第二,实施跨媒体发展,构建大传媒产业。报业集团有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但单一的载体及渠道阻碍着报业的发展。发展现代传媒产业,必须坚持“内容为王”、“技术为王”、“渠道为王”的统一。因此,我们在强调“内容为王”的同时,更加重视“技术为王”、“渠道为王”,一方面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培养全媒体人才,使内容生产符合先进传播技术的发展方向及新媒体的要求,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传播手段的创新及终端的建设,加快搭建多元传播平台。

杭报集团每年投入1000万元到1500万元用于技术改造升级,同时通过加强战略合作,积极拓展数字化传播渠道和载体。

发展互联网及移动媒体业务,与杭州市文广集团合作发展杭州网,与淘宝网合作发展“19楼”,与移动、联通合作发展手机报,与华数互动电视合作研究电视机与互联网互联互通的全媒体。创办杭州汉书数字出版社,通过与浙江省出版集团、杭州市文广集团合作发展图书出版、电子音像出版、网络出版业务。与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合作开展数字阅读内容业务。与杭州市文广集团全面战略合作,投资杭州数字电视公司,合作发展数字电视频道,与91.8广播电台合作组建公司开展电台广告业务。发展户外媒体,建设阅报栏、户外广告牌和社区健康电视屏。与风景名胜区合作开发推出“西湖通”无线导游系统。

通过几年努力,杭报集团已形成报刊、互联网、广播电视、数字出版、移动媒体、户外媒体一体化的现代内容产业格局。

第三,整合资源,以重点项目带动集团文化产业战略投资。当前国家、浙江省及杭州市高度重视发展创意文化产业,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杭报集团积极把握机遇,加强资源整合,加快发展数字印刷、发行物流、电子商务、旅游会展、体育演艺、地铁文化,实现从传媒集团向文化产业集团的转变。主要举措有:在报业印刷基础上,发展商务印刷、数码印刷,推出个性化数码印刷旗舰店并发展连锁经营,目前商务印刷产值已近2个亿;利用自办发行网络,发展电子商务及物流配送,打造杭城面向市民2小时日用生活消费品配送网络,推出当年销售额达1300万元,2009年该业务以超过30%的速度增长;与体育集团、文广集团共同组建体育文化会展公司、杭州演出公司,竞标取得萧山大剧院5年经营权,发展文化会展演出业,投资大型史诗电视连续剧《东方》,开始进军影视产业;与地铁集团战略合作,共同发展地铁报、地铁广告、地铁报刊零售系统。

截至2009年8月,杭报集团新布局的产业收入占集团总收入的30%,且成长势头良好。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若干年努力达到50%,这样集团的抗风险能力将大大增强。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改革；民文报；发展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6）01-262-01

2003年全国共有12种民族文字的报纸88种，分布在11个省区。进入2006年后，有99种民族文字报纸，用13种民族文字出版；有223种民族文字杂志，用10种民族文字出版。少数民族文字报纸是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最贴近基层群众的新闻媒体。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民族文字报纸取得了长足发展。报纸的绝对数量虽不多，但种类趋于齐全，呈现多样化态势；报纸质量提高，影响力不断扩大；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队伍日益壮大，人员素质及业务不断增强；技术不断改进，日益现代化。激光照排技术的采用，给少数民族报刊的编排印刷技术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新闻改革取得显著进展，意识形态宣传和信息传播功能得到较好发展，少数民族报刊继续发展。辐射发展的少数民族报刊网络，使党报为核心的多层次、多地区、多种类、多文字的报刊体系更加完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遍布全国各个民族地区。几乎所有创制了文字的少数民族，都已有了自己本民族的报刊。文种之多、种类之全、读者之众是空前的。这些报刊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提高各民族的文化水平，维护和加强民族团结，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民文报在本民族地区发挥的作用

德宏团结报各民文版在传播信息、卫生保健知识和科学技术方面在本民族地区起到重要作用。对于继承发扬本民族优秀传统语言文化，繁荣少数民族传统语言文化创作，促进民族地区的繁荣进步，均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二、民文报改革发展的必要性

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是知识爆炸年代，信息知识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要获取新鲜、真实有价值的信息，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报纸。新世纪新形势下，新闻传媒方兴未艾，报业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报纸的生存与发展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所以，如何加快民文报的改革发展是多年困扰我们办民文报工作者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当前亟待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一）学术水平问题

这是促进民文报进一步发展提高的关键所在，而提高民文报整体的学术水平关键是提高每一位编辑的学术水平。因此，应注重高水平、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与培养，要加大引进力度，进行政策创新。同时，要加大培养力度，鼓励、支持民文编辑记者攻读硕士、博士，要坚持学术活动、专题报告会、讨论班、读书班。要重视编辑队伍建设和职称工作，个人成长是和集体成长融汇贯通的。要走出编译室就多申请纵向、横向课题，不要守着金饭碗讨饭吃。

（二）管理水平问题

我们要不断提高编辑队伍的管理水平。首先要一心为公，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我们的思想和工作，要讲团结，讲稳定，讲发展。团结才有战斗力。其次要学会工作，学会创业，要善于工作，努力贯彻全社一盘棋的同时一定要主动出击，寻求与各单位、各部门更多的发展机会，工作中要有创新精神，不要墨守成规，按步就班，单位上肯定是会支持大家工作的。每年的各民族文新词术语翻译工作一定要做好。

编辑工作是报纸的中心工作，因此，提高编辑水平是当务之急。最近集中收集了一些读者的反映，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编辑处理、编辑方法、思想观点、理论深度问题等。需要不断地进行锤炼，需要加强编辑队伍理论知识。

（四）发展问题

发展是硬道理。民文报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的问题。我们要抓住机遇，大胆改革，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一定要把民族文编辑队伍的工作做好，努力探索体制创新的工作，争取办好与时俱进的民文报，进一步扩大民文报的办报规模，增强民文报办报实力。

三、民文报改革发展要与时俱进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14篇

[摘要]：2009－2010年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发展并不平衡。传播理论研究继续寻求新突破，并有所成就，但焦虑情绪也若隐若现，相信压力会化为动力。媒介经济与管理扩展了自己的“领地”，势头正旺。广告和公共关系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广告研究正在探索自己的理论根基。新媒体和网络传播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全新的视野和交叉性，研究前景充满希望和挑战。出版学与编辑学研究出现了多元发展的新趋势，其学术影响力日益增长。2009－2010年的中国传播学研究虽然亮点不少，其实问题也存在，并且多是老毛病。当下最需要大家坚持的是，要紧追国际前沿、扎根中国现实、掌握研究尺度、努力创新理论。

（接上）

四、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

2009-2010年度，中国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在文献数量上呈现飞速增长态势，在各个重要相关研究领域都取得进展与突破；这使得本领域内的研究综述无论如何概括，都难免挂一漏万，有遗珠之憾。

（一）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备受重视、日益繁荣

中国互联网产业、网络传播事业及新兴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网民数量和移动通讯媒体使用者在这两年内又有了巨幅增加，至2010年12月底，我国网民达4.57亿，手机网民3.03亿，这一数据显示网络在中国城乡特别是在农村的加速普及。新媒体事件日益成为舆论关注焦点，网络传播的影响力增强，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备受重视，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指南与资助名录显示这一领域的研究受到极大支持。整体看，本领域学术生产（论文、专著、课题等）的数量突飞猛进，质量有所提升。比照前次报告，检索中国知网在这两年内收录的期刊、博硕士论文，题名中含“互联网”的就有4106篇，其中属“新闻与传媒”类的有398篇。与2007-2008年度相比，唯题名中含“博客”的文献略微减少之外，其余主题文献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较为突出的新兴研究点为“微博”（224篇）和“SNS（社交网站或社交网络）”（106篇）。

（二）网络舆论舆情的基础理论及应对策略研究取得新进展

关于网络舆论引导与网络舆情预警、监测以及与网络相关的突发舆论事件应对策略研究等，一直是本领域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近两年，关于网络舆论舆情的研讨已显现出新闻传播业界和学术界对此均有深刻认识和深入进展。业界方面，至2010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已连续4年的年度《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以扎实的数据分析，宏观勾画年度舆情演化的全景动态。学术界方面，喻国明研究团队《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0)》，南京大学谷尼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实验室《2009中国网络舆情报告》，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的舆情研究实验室的研究报告也涉及网络舆情监测和评估。这些报告的显示，网络舆论舆情研究成果已经进入系统性呈现、数据化分析的状态，成为一种公众传播的信息和知识；而其基础理论研究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1.从宏观上研究整个中国网络舆论演进历程与舆情发展的总体规律。例如，钟瑛、余秀才（《1998-2009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及其传播特征探析》，1/2010/4），通过对160起重大网络舆论事件的系统分析，发现我国网络舆论事件若干整体特征，其扩散过程基本呈现出的葫芦状模型有助于把握中国网络舆论的整体发展脉络。刘九洲、许玲（《论网络舆论传播中的公民协商和公民行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6)在研究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中发现公民协商的重要功能，“为后来在一定条件下所引发的、旨在发挥某种政治影响力的公民行动做好舆论准备，从而达到网络舆论传播的最大效果。”

2.在微观层面解释和揭示舆论事件与舆情事态发展过程中的传播机制与规律。例如，王国华、戴雨露（《网络传播中的“反沉默螺旋”现象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在研究中发现“沉默螺旋”理论在网络传播中的局限性，指出“反沉默螺旋”模式，并分析其理性和非理性的两种途径。廖卫民、柯伟（《网络舆论波研究——基于波浪力学及杭州两起舆论事件的理论思考》，10/2010/4）提出了网络舆论波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5.7”飙车案和“8.4”醉驾案对比分析，发现不同类型舆论波有不同运动特征和演化规律，需采取不同策略应对：“舆论风浪”发生后往往会引发“舆论涌浪”，应避免对坡岸的反复“冲刷”；还要注意防范舆论波出现能级加强的“共振”现象，避免群体性事件。田大宪、贾举（《网络集群行为的生成机理与调控方略》，9/2010/4）对网络集群行为进行了模型建构分析，指出其“多维的变量系统”特质，集群行为迎合了网民的选择性期待，与事件的“引爆点”相伴而生，在网民的意见博弈中议题得以存活与扩散，产生网民热议的“蝴蝶效应”，进而推动集群行为生成。白寅（《网络流言传播的动力学机制分析》，1/2010/5）通过系列案例分析和调查实验验证了若干假设，揭示出网络流言传播的微观心理机制和行为动因。魏丽萍（《网络舆情形成机制的进化博弈论启示》，1/2010/6）则对沉默的螺旋与蝴蝶效应进行了反思，用经济学中的进化博弈论来模拟网络舆情的生成机制，有较强的新意，有助于理解舆论过程中的把关人和群体极化现象，研究发现“中坚分子”的存在对于博弈过程中舆情逆转可能性的作用。

（三）新媒体与经典理论结合，丰富发展传播学理论

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研究的文献中有相当一批是集中在传播学的传统研究范式之内，这一状况依然存在，近两年内出现了一些重要研究，对于传播学理论本身发展有所突破，有所贡献、助益。例如，浙江大学韦路的英文研究论文Filter Blogs vs. Personal Journals: Understanding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Gap on the Internet（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9，532–558）基于实证数据，以博客内容生产为案例探讨并深化了传播学关于“知识沟”的认识，指出知识生产（Knowledge Production）上也存在“知识沟”，比之于知识占有（Knowledge Possession）更清晰，也是更深层面的“知识沟”。韦路、李贞芳（《新旧媒体知识沟效果之比较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进一步比较了新媒介和传统媒介知识沟效果的差异，通过美国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者之间的使用沟和知识沟在因特网上比在传统媒介上更明显。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传播学理论。例如：钟智锦（《使用与满足：网络游戏动机及其对游戏行为的影响》，2/2010/10）以样本量为467的网络调查为基础，发现玩家在参与网络游戏时会同时受到追求个人成就、享受社交生活和沉浸于虚拟世界并逃避现实麻烦这三种动机的刺激，均对游戏时长和游戏黏着度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沉浸型的动机比其他两种动机对游戏黏着度的影响更大，社交型动机对公会/团队活动的次数和质量的影响最为强大；其发现客观上丰富了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微观机制。殷俊、孟育耀（《人肉搜索与“把关人”理论的调适》，2/2010/2）通过分析人肉搜索活动中的信息把关行为发现媒介组织把关人的形态已经改变，网民个体与微组织的多重把关行为交叉进行，形成“协同把关”机制，这一新媒体形式对传统传播学理论可以说是一个有力的颠覆，值得思考。总体看，这类文章的基本研究思路是将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移植和扩展运用到对新媒体和网络传播活动的研究中，以探求其规律，文献数量较多，但有实质性的新发现的文献还不够多。

（四）新媒体与网络社会的关系研究成果丰富多彩

由于新媒体越来越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网民行为等诸多视角来考察传播规律，比照2年前，这类论文涉及的深度和广度都有较大进展，成果也非常丰富多彩。

《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第3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刊载的文章中就有数篇扎实的研究。《生意人的神杖：手机的现代性意义》（吴玫、林海鋆）综合运用技术的社会塑造理论（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赋予理论（affordance theory）和驯化理论（domestication theory），“通过对中国福建企业者的日常手机使用的采访和质化分析，来探讨中国企业者的手机使用与生意运作的关系，特别是他们手机使用中所展现出来的手机的社会功能与角色。”如果说该研究讨论的是新媒体在经济生活中赋予人以进取性的商业文化特征，那么，《BBS社群实名注册制研究——以南京大学小百合BBS为例》（巢乃鹏、周玉黍）则观察到高校BBS在采取网络实名制后，议题敏感度的陡然下降和逐渐恢复的变化过程，揭示了网络生存行为的数量变化特征。《三种互联网社会软件对个人社会关系建立的作用比较》（范博阳）以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将社会关系划分为强弱连接的理论为基础，经过比较研究发现：IM适合建立小规模、较紧密的连带关系；SNS有利于建立大规模的连带关系，对弱联系的建立比较有帮助；BBS虚拟社区比较松散、游离的状态使得其中建立大规模的紧密连带需要投入较大的精力和较长的时间。

除此之外，2009年第3期《中国传媒报告》刊发了一组文章冠以《新媒体的力量》（杨伯溆），分别研究了手机报、BBS、短信的传播特征与规律。例如，《北京市居民手机报使用情况的定性考察——通过新媒体看“议题融合”理论之初探》（陈红）借助“议程融合”理论进行研究发现：手机报既为读者设定个人议程，也帮助人们摸索（test）及再造（reproduce）话题社区(topic community)的群体议程，不论是信息富有者（information rich），还是信息贫穷者（information poor）都通过它与话题社区进行融合。《政治网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倾向——基于强国和猫眼的探索性分析》（唐芳）选择网络论坛“强国”和“猫眼”作案例分析，抽样调查发现政治网民群体不等于网民整体，引入“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分层指标进行数据分析发现：政治网民的主体来自社会中层，其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无明显的关联。这些研究揭示了网络社会生态中的复杂关系与微妙互动，推进了整个网络传播研究的学术成果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还有大量的文献探讨了此类问题，如：陈韵博（《新一代农民工使用QQ建立的社会网络分析》，2/2010/8）以新一代农民工为目标对象，通过深度访谈、线上民族志等质化方法探讨他们如何利用QQ建立社会网络，研究表明通过使用新媒体，农民工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我赋权（self-empower），为自己在城市中的谋生获取来自官方及体制外的支持。丁未、田阡在《流动的家园：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1/2009/1）中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居住在深圳市石厦村的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的媒介技术使用为个案，从一个侧面展现农民工群体社会关系的结构模式及其演变过程，研究中发现新媒介的使用为这一群体提供了拓展甚至突破社会关系边界的可能性，但在现实中，他们首先想到的却是如何利用现代媒介技术形成、维系、加固他们认为可靠的社会关系圈，一旦遇挫反而更求助于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

（五）关于微博、SNS、微视频等近年走红的新媒体研究进展

新媒体技术在2009-2010年的新发展，也直接引发了新媒体研究的新热点，特别是微博成为近期研究大热门，这基本上显示了此类研究与技术发展应用的密切关系。

在题名含“微博”的224篇文献中，多数为新闻学期刊的业务研究和引介性、描述性的理论分析，例如：《微博：从嵌套性机制到盈利模式——兼谈Twitter最受欢迎的十大应用》（喻国明等，《青年记者》/2010/21），《微博以及报刊的若干“玩法”——当下传统媒体转型的一个视角》（陈娟，10/2010/3），《微博客的媒体特质与传播能量》（闵大洪，《新闻战线》/2010/9）。还有一些实证研究、理论探讨和批评反思的文献，例如，《微博互动的结构与机制——基于对新浪微博的实证研究》（夏雨禾，1/2010/4）通过对438个样本的分析，对新浪微博互动的结构性要素和发生机制进行探究，发现“链状”、“环状”和“树状”对话结构同时并存，话题空间成长性明显增强，在现实社会话语权力空间中处于弱势的“草根”将有可能成为微博互动再建构的主导性力量。《微博时代的粉丝传播》（蔡骐，14/2010/8）从“微信息”、“微距离”和“微革命”三个层次来展现粉丝们在微博中的新形态及其所展现的自我、人际与大众传播特征，揭示出隐藏其后的社会生态变革。《微博的理想与现实——兼论社交媒体建构公共空间的三大困扰因素》（袁靖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以反思批评的研究视角提出在微博这一自媒体进一步演化为社交媒体的时候，更需要警惕网络商业主义、集体无意识和注意力承载力这三方面因素的困扰，势将影响微博对舆论公共空间的积极建构。

关于社交网站或社交网络的研究有《SNS网络空间中“意见领袖”特征之分析——以豆瓣网为例》（丁汉青、王亚萍，1/2010/3)，通过观察法和文献综述法，构建出一套甄别出意见领袖的指标体系，并采取内容分析法跟踪不同类别话题，研究发现SNS网络空间中意见领袖之意见扩散与接受不同于创新扩散的倒U，而呈现长尾状；意见领袖在对普通网民的影响层次与话题类型相关，时政类话题对态度层面影响较明显，专业类话题对认知和行为层面的影响较大。且相对于传统意见领袖而言，SNS意见领袖具有自我、网络使用活跃、乐于分享等特点。《微视频的青年亚文化论析》（陈霖、邢强，2/2010/3）通过对微视频制作和传播的考察，从媒介的抵抗、身份的认同和创造的潜能三个方面分析寓于微视频中的青年亚文化存在状态，给人以启发意义。

（六）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研究的新视野和未来方向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领域，有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家、管理学者、信息情报研究者等以各自的学科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得出了有启发的成果，例如：《外场和惯性双重影响下的无标度网络上舆论传播动力学》（李小刚等，《武汉大学学报(理学版)》/2010/6）；《网络传播技术控制的共轭控制模式研究》（刘耀，《情报理论与实践》/2009/5）；《基于小世界理论的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网络调控研究》（陈晓剑等，《情报理论与实践》/2010/5）等。此外，在本领域内还有一批专著、学术会议和课题都能展现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成果，闵大洪的《2009年的中国新媒体研究》（《新闻前哨》/2010/2）梳理了2009年这方面的基本情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12月浙江大学举办了首届“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国际学术论坛；2010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在暨南大学召开，此次会议以“新媒体新生活新世界”为主题。这些学术会议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对本领域的学术前沿研究成果进行了精辟的概括、提炼和检阅，预示了本领域研究的前景与方向。

五、出版学与编辑学研究的新进展

2009-2010年的出版学与编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出版学和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出版史研究、出版经济研究、出版文化研究、数字出版研究几大领域，对其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可从中观照该领域近两年的研究重点、热点与成绩。

（一）出版学、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

2009-2010年，中国出版学、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学科基本范畴、基本原理探讨和学术史总结回顾。

张志强阐述了英美两国出版学学科归属，分析了中国出版学学科归属现状、出版学学科特性，就出版学学科发展提出重要建议（《英美国家的出版学学科归属及对我国的启示》，15/2009/9）。魏玉山等辨析了出版学的学科属性（《出版学学科属性之辨》，16/2010/2）。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科关系、学科定位和学科名称是编辑出版研究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吴赟、王和平对此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吴赟：《对编辑学与出版学关系的再思考》，15/2009/2；王和平：《从传播看编辑出版学学科名称的不合理性——兼论“大编辑”、“大出版”观念的树立》，16/2009/8）。李频探讨了出版学的研究核心和学科边界问题（《论出版学的核心与边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4）。李苓认为：“编辑出版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的研究在目前或许将来一段时期内都可能是一种多棱镜所反映的景象”，“惟有从学科建设的宏观角度出发，厘清以往研究视野中的矛盾与问题，才能求证学科建设的科学依据并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论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4）李武对英国八家高等院校出版课程主管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总结了英国出版研究生教育的特征（《英国出版学研究生教育的特征分析——一项基于深度访谈的实证研究》，2/2009/1）。在学界与业界的共同努力下，2010年教育部批准设立出版专业硕士学位，这对促进出版学学科建设、加快出版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在编辑学理论领域，中国编辑学会提出以“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为主体的编辑学研究方略。姬建敏认为，在“大编辑”思想的指导下，近两年来中国的编辑学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近两年来我国编辑学研究特点简论》，《编辑之友》/2009/12）。吴平、黄星则认为“总体而言，近五年编辑学研究没有整体上的突破，但在研究成果数量和研究内容上有一定提升、扩展，编辑思想史研究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的亮点”（《编辑学研究五年》，17/2010/5）。一些学者深入探讨了编辑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如郝捷以社会分工理论为起点，分析了编辑职能的演变（《从文化分工看编辑职能的增强与演变》，17/2009/1），吴平探讨了数字出版时代编辑理念的建构（《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理念》，15/2009/2）。编辑思想史研究正在成为编辑学理论研究的新兴增长点（吴平：《关于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21/2010/1），但目前研究者多偏重于考察个体出版物的编辑理念或单个编辑家的编辑思想、成就、艺术，对各个时代编辑思想的整体历史研究罕见。

编辑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论受到更多的关注和探讨。如：王鹏飞认为当前编辑学研究难以深入的主要原因在于固有的编辑学研究范式出现了危机，亟需对现有范式进行反思与突破（《编辑学研究的范式危机——“出版思维”与“实践思维”之批判》，《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1）。王伟认为中国编辑学的研究主要体现了三种范式，即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诠释研究范式、批判研究范式，多元范式并存有助于中国编辑学的发展（《研究范式与我国编辑学的发展》，《编辑之友》/2009/7）。张国辉指出，数字世界摧毁了编辑学研究的传统围墙，编辑学研究的范式和方法将发生诸多变革（《编辑学研究的新趋向》，17/2010/5）。

从1949年李次民出版中国第一本名为《编辑学》的著作至今，中国编辑学研究已走过60年历程。学者们对60年来中国编辑学研究进行了总结、反思，如：姬建敏的《我国编辑学研究60年回眸》（15/2010/5），王振铎、刘大年的《编辑学研究60年的学术发现——编辑学的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1）。

（二）出版史研究

在新文化史研究范式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出版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关注出版物文本的阅读、接受、社会影响等课题，努力拓展以往研究未涉及的内容，重新解读旧材料，大量利用新文献，取得不少新的学术成果。

学者们对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反思和前瞻。张志强评述了海内外中国出版史研究名家的学术成就与贡献（《钱存训先生对中国出版史研究的贡献》，17/2010/6；《一个致力中国出版史研究的日本人——樽本照雄和他的晚清小说及商务印书馆史研究》，20/2010/5）。张文彦、肖东发、范军分别总结分析了2000-2009年、2006-2010年中国出版史研究情况（张文彦、肖东发：《2000年以来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及未来趋势》，《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1；范军：《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17/2010/5）。

一些学者就出版史研究的视野、方法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认为：许多和文化传播及文化交流有关的议题都与出版史有关，出版史研究应重视文化史研究范式（《从出版史到文化交流史》，《书城》/2009/2）。汪家熔就出版史研究方法提出了五点倡导（《谈出版史研究方法》，《济南大学学报》/2009/4）。林盼指出：出版史研究“应当进一步吸纳国外出版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尤其是阅读史研究路数，洋为中用，开拓视野，最终形成适合本土及本学科的研究范式”（《寻找出版史研究的“第二推动力”》，《出版史料》/2010/3）。刘兰肖、刘宇新认为“未来的出版史研究，除了继续加强史料建设和弘扬求真与经世的学术传统外，迫切需要的是在保持学科本位的同时加强同其他学科的对话。”（《2008年出版史研究概述》，16/2009/2）

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国际化是出版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动向。2009年7月，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杭州共同举办了“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试图为书史和经济史搭起一座桥梁。2009年11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与上海新闻出版局出版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出版的文化世界：香港与上海”国际研讨会，会议围绕“西学东渐与中国出版”、“出版与文化互动”、“出版与语言接触”等方面，探讨了出版业变迁与中西文化传播的关系。

（三）出版经济、出版产业研究

出版经济与出版产业研究是中国出版研究的重要板块。近两年中国的出版经济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出版经济学理论、出版产业、出版企业与出版市场、出版资本运营、出版赢利模式、出版产业“走出去”、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与出版机构转企改制等论题上。

在出版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研究者提出，出版产品的经济特质是出版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出版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点。在出版产业研究领域，研究者着重探讨了出版产业链、产业竞争力、产业经济政策与政府规制、产业组织结构、产业集聚与布局优化、产业评价等主题。出版企业与出版市场研究的成果主要分布在出版企业竞争力，出版企业组织建设与公司治理，出版市场垄断与竞争，出版营销、出版价格等市场行为，出版市场绩效等方面。出版资本运营研究集中在出版业资本运营的基础理论、现状、困境、误区、战略等方面。出版赢利模式研究集中探讨了媒介融合与数字出版环境下新兴出版业态的赢利模式问题。出版产业“走出去”的研究，集中探讨了中国出版业国际化发展及版权贸易的影响因素、方式、风险、困难、策略、政府和行业组织的角色等内容。2009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这是关系到中国出版业全行业企业化的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与转企改制问题再度成为学界、业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新闻出版制度变迁的特征与模式，体制改革的深层逻辑与风险，转企改制对出版机构与主办单位、政府之间关系的影响，转企转制后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治理结构等主题。

可喜的是，研究者在出版经济研究过程中更加注重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理论视野与方法的引入，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和个案分析。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加大了信息公开力度（如新闻出版总署自2009年10月至2010年5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建国以来首次新闻出版产业调查，并全国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越来越多的出版企业上市融资使得一些出版机构定期公开运营状况制度化，专业研究机构在研究资料整理、上也作出了积极努力，这都使得出版经济研究所需的资料、数据更为丰富。由于研究思路、理论参照系、方法、资料诸方面的改进，使得出版经济研究更加脚踏实地，其成果在理念创新的同时，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四）出版文化研究

将出版置于文化的坐标上进行考察，是出版研究的重要出发点之一。作为一个从文化视角探索出版的领域，出版文化研究历久弥新，成果频出。

2009-2010年，研究者对出版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和研究现状，出版文化的社会功能，数字化转型对出版文化的影响，出版文化与国家软实力，出版文化理性，出版文化与现代文学，出版伦理，出版文化环境，具体出版物的社会文化影响等内容进行了分析。杨军认为：出版文化研究，是文化理论运用于出版研究的成果；当前国内出版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非常突出，需要运用新的研究范式予以弥补、加强（《出版文化研究：理论、现状与范式》，17/2009/4）。肖东发、杨琳评述了中国出版文化研究进展（《一门年轻学科的坚实足迹——近20年来我国出版文化研究综述》，20/2009/6）。夏德元等探讨了出版数字化转型对出版文化的深层次影响（夏德元：《中国出版数字化转型中的文化冲突》，《学术月刊》/2010/4；梁上启、冯春英：《数字技术对出版文化的影响》，17/2009/6）。张文彦、肖东发基于中国出版业在世界格局中的竞争实力，对出版业如何促进国家软实力提升进行探讨（《从全球出版结构审视中国出版文化软实力》，《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1）。李春雨认为，现代出版是现代文学的摇篮，现代出版不仅是现代文学的生存手段，而且对文学的发生、发展、转型具有结构性的反作用（《“出版文化”与现代“文学场”的生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6）。范军、胡敏分析了出版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走向世界丛书”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影响（《“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文化价值》，16/2010/1）。编辑文化、期刊文化的研究是出版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编辑文化的研究主要分布在编辑话语、编辑的文化自觉与社会责任、编辑创新、编辑与国家软实力、网络编辑的文化定位等主题上；对期刊文化的研究则主要探讨了杂志中的文化生产与形象再现、时尚杂志的社会认同与文化定位、杂志图文化现象等内容。

（五）数字出版研究

数字出版已成为中国传媒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2009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值首度超越传统书报刊出版物的生产总值，2010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发展策略。在此宏观背景下，学界、业界对数字出版研究的热情遽增。数字出版研究集中在数字出版运作与赢利模式、版权保护、技术障碍、资源整合、管理规范、人才培养、数字化阅读等方面。

最近两年数字出版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王鹏涛的《基于流程再造视角的数字出版产业链创新研究》（《科技与出版》/2009/4），吴信训、吴小坤的《我国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冲刺关键——构建数字出版公共（交易）平台的构想》（10/2010/8），李红强的《数字出版：基于现实的规律分析》（18/2010/11），陈洁的《数字出版赢利模式研究报告》（《求索》/2009/8），刘英、曾莉的《数字出版网络影响因子研究》（19/2010/5），王志刚的《数字时代版权保护与知识共享的冲突》（《中国图书评论》/2010/4），李伟国的《金字塔知识结构数据组织——论数字出版的一种架构和编辑方式》（20/2010/2），李欣人、段婷婷的《权威的消解与受众的转化：数字出版时代传播关系的重构》（16/2009/10）。

数字出版研究涵盖了全媒体出版、手机出版等研究内容。研究者探讨了全媒体出版的特征与前景，分析了手机出版的运营模式、行业标准、产业竞争、受众需求、传播策略等问题，如：张大伟发表的《数字出版即全媒体出版论——对“数字出版”概念生成语境的一种分析》（4/2010/1），陈明子的《全媒体出版的SWOT分析——基于〈非诚勿扰〉全媒体出版的思考》（15/2010/3）等。

数字出版研究已开始扭转偏重理论研究的局面，逐渐实现与行业发展对接，一些研究成果不仅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而且对于指导和改进实际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关于数字出版的学术交流研讨活动也逐渐增多。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定期主办了中国数字出版年会。2010年10月，美国佩斯大学、武汉大学、新闻出版总署高级出版研究中心（武汉）联合主办了第三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

六、结语

2009－2010年的传播学研究发展并不平衡。传播理论研究焦虑情绪若隐若现，埋头研究寻求突破的人也大有人在，压力将化为创新的动力。媒介经济与管理扩展了自己的“领地”，势头正旺。广告和公共关系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广告研究正在探索自己的理论根基。新媒体和网络传播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全新的视野和交叉性，研究前景充满希望和挑战。出版学与编辑学研究出现了多元发展的新趋势，其学术影响力日益增长。

2009－2010年度的传播学研究亮点多，问题也存在，而且多老毛病，大家都眼明心亮，无须我们多言。中国传播学研究最需要的是要扎根现实、开放视野、心胸开阔、坚持不懈和言行一致。可喜的是许多传播学人并未停滞，总是尽力的行动和苦苦的探索，也许学科真正自主的生命能量就蕴含在那些无论如何都要研究、都要探索的劲头十足的人们中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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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15篇

20世纪20年代，少数民族文字期刊兴起，以内蒙古、东北地区最多。蒙文期刊有《蒙旗旬刊》、《蒙古》、《祖国》、《绥远蒙文半月刊》、《蒙古周刊》，其中以《蒙旗旬刊》较为著名。

《蒙旗旬刊》（蒙汉合璧），由张学良管辖的东北政务委员会蒙旗处于1924年4月编辑发行。张学良为其封面题字。该刊系蒙旗处的机关报刊。这个刊物免费赠送各机关、学校、各旗县，出版经费由委员会负责支付。这个刊物以“牍启蒙民知识，促进蒙旗文化”和蒙古民族与政府“同事合作，共同奋进”，警惕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以实现“五族一家，天下为公，和衷共济，促进大同”。每6期为一卷，辟有近10个栏目，着重报道蒙古族各种改良事宜、蒙古族教育设施，办实业，兴交通，启发民智，兴修寺庙，保护自由等读者关心的重大事件。该刊无专职采编和译员。蒙文由克兴额译校，东蒙印书局印刷，汉文由辽宁萃斌阁印刷，铅印。1931年终刊。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十月革命的胜利，在我国产生了广泛影响，促进了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包括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觉醒。报刊的主要言论，总的思想倾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以及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逐步走向深入，报纸版式呈现杂志化。少数民族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同样受其影响，出现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期刊。

《蒙古农民报》由1923年冬在北京蒙藏学校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蒙古党支部主办。它是农工兵大同盟的机关刊物，64开铅印本，半月刊（也有周刊的说法），每期售价2枚铜元，农民优惠半价，装帧精巧。该刊以辛辣、通俗、流畅的文笔向广大蒙族劳苦大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指出蒙古民族求解放的正确道路。内容丰富、通俗易懂，该刊除闪耀着马列主义思想外，还以歌曲、漫画等形式向读者宣传蒙汉团结起来，反对军阀、帝国主义、王公贵族对蒙古民族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统治和压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夺取革命的胜利。体裁多样，具有蒙古民族文化特有的风格。1926年被迫停刊。

20世纪2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共产主义者还创办了一些维吾尔文、朝鲜文的马克思主义时事政治性期刊。这些期刊共同特点就是宣传反帝、亲苏、民族平等，重视党的建设，提高党员政治思想素质和文化水平。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

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初步发展阶段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发展时期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少数民族文字报纸数量、种类增多，蒙、维、哈、朝、锡伯、满等7个民族有自己本民族文字的报纸，尤以蒙、朝、维、哈、锡伯等5种文字的报刊比较发达，并已具有现代报刊的性质和办报规模。

首先，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字报业出现了多元共存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创办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共存；国共两党与敌伪创办的少数民族报刊共存；中国人与外国人创办的民族报刊共存以及境内外创办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共存。这个多元共存的局面是这个时期国内政治形势和整个新闻事业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上独有现象。

其次，内蒙古地区的蒙文报刊、东北地区的朝文报刊和新疆地区民族文字报刊有新的发展并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中共党报和统一战线报刊在这个时期把爱国主义和抗击外族入侵作为其宣传的重大主题，这是主流。从文种上说，又有新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加盟民族新闻事业，哈文报（1935年12月27日创办的《新疆阿勒泰》、锡伯文报《自由之声》，现名《察布查尔报》）都是这个时期新的文种。而这两种文字的报刊在其历史悠久、持续时间长这点上，又是其他文种无可比拟的。1936年4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创办的《新疆日报》（先后以维、哈、俄文出版）和1947年元旦创办于王爷庙（今乌兰浩特）的《内蒙自治报》（9月1日起正式成为中共内蒙古党委机关报），是我国最早的省级少数民族文字报纸。它们的创办是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进入发展时期的标志之一。从刊期的种类上看，又以蒙文和朝文报刊最多，日刊、隔日刊、三日刊、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等，办出了水平，办出了特色，受到读者的欢迎。

高扬爱国主义和反对外族入侵旗帜的党报党刊及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报刊，不仅有不同文种，不同刊期的铅印、石印、油印的省地县各级的机关报，而且为了满足需要还办起了《蒙汉联合画报》和《内蒙画报》，以通俗的文字和生动的画面向农牧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民族团结政策，满足了文化水平较低，识字不多的少数民族同胞交流信息、了解时事的要求。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出版了第一张地方性少数民族文字画报，这是项开创性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在新闻业务方面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内蒙古、新疆、东北以及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字报纸版面和栏目逐渐增多，内容日益丰富。重视当地的新闻报道，把少数民族关心的事件作为重要的内容放在显要的位置发表，对于重要新闻重大事件配以社论、评论，造成声势，形成舆论，注重效果。新闻体裁已从单一的消息跳跃出来，通讯、特写等作品开始出现。而各个报社有自己的记者采编的新闻通讯稿件，试图改变民族文字报纸就是汉文报纸的翻版的现象。文艺副刊所刊载的诗词、散文等文艺作品的质量普遍提高，更自觉有效地配合要闻版的中心内容，要闻版与副刊、专刊逐渐统一和谐，更集中地宣传中心任务。同时注重版面的美化，出现了插图和照片，遇有重大新闻还要用红色套版印刷。报社领导已意识到舆论阵地的重要，开始向敌对的舆论争夺领导权，努力使自己的报纸成为组织、宣传和鼓舞群众为了自身解放，为了从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反动派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勇敢战斗的舆论工具。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在编采业务上有了较大进步。

中共各级党组织的重视是这一时期党报和统一战线报刊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个时期，党中央、同志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做好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1936年6月8日，《、、杨尚昆关于回民工作给一、十五军团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中央决定回民工作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我们应站在帮助地位上去推动和发动回民斗争。”并以铁的纪律约束部队干部、战士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加强民族团结。①与此同时，党中央结合实际，也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办好党报的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例如，1938年《中共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1941年《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还有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指导党的新闻事业发展的理论，也是办好少数民族文字党报和统一战线报刊的纲领性文件。各级党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精神，并落实在各自的办报实践中。内蒙古地区党委在此期间就办好《群众报》、《内蒙自治报》、《内蒙古日报》、《绥蒙日报》专门做出决定。这些决定对如何办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做了具体指示。由于各级党委的重视，各个报刊非常重视自身建设，在新闻工作实践中摸索总结办好党报和统一战线报刊的经验，培养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逐步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内蒙自治报》在《把报纸办好》的社论中提出了“大家办报”的观点，在第四版开辟了《新闻工作》的专栏，“共同研究新闻业务上的问题借以推进新闻工作的发展”。报社领导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为采编人员提供学习、研究民族语文的机会，把办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与提高民族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结合起来，统一起来。

党报和统一战线报刊能够迅速发展的另一原因是，各个报社的采编人员既按照各级党委的指示办事，又与新闻工作实践相结合，遵循新闻工作自身发展规律。1945年底，党中央在《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指出“在少数民族区域，应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标志着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对于自治权利的实施。从此，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就在落实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发挥各个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自治权利的形势下发展起来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团结政策，是少数民族党报和党的报纸兴起和发展的可靠保障。毋庸讳言，办好少数民族文字的党报和统一战线报刊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同时还应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基础上，运用民族地区的自，正确处理党性原则与自主原则的关系。把这两者关系处理得好，报纸就办得好，就能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少数民族新闻事业。

第三，外国人在海内外创办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外国人在海内外创办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始于19世纪末叶，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增多。其中有朝鲜人在上海和抗日战争时期在东北、华东、华中、华北创办的朝文报刊以及1949年前夕在印度创办的藏文报刊等等，形成了这个时期少数民族新闻史上一道奇特的景观。这些报刊绝大多数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肩负着一定的历史使命。由于稿源、经费、采编人员不足以及不了解读者，对读者研究不够等原因，这些报刊存世时间较短。因此，他们逐渐改变了策略，即在中国少数民族聚集区内寻找他们的人，创办他们的御用报纸。外国人在海内外创办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尽管目的不同，文化侵略也好，文化交流也罢，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报业的兴起与发展，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从外国人办报活动中汲取和借鉴了不少好的经验，尤其是在编采业务方面。因此，三四十年代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在标题制作、版面编排、图片摄影及新闻通讯的写作上都有了明显改进，民族报业有了一定发展。

第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开始打破单一性的发展。这一时期，不仅在主要的民族地区出现了民族文字报纸，而且开始出现民族语言的广播事业。三十年代，新疆的广播事业已经兴起，进入四十年代之后，广播成了新疆获得各种信息的有力工具。新疆各族人民通过广播了解省内外、国内外的政治时事，但节目比较单调，尚不能满足各民族听众的要求。1941年底，广播内容才比较丰富起来。除广播新闻外，还播放时事政治报告和包括少数民族音乐在内的唱片以及各社会团体的歌咏等文艺节目。直到1949年1月，在新疆才真正出现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维吾尔语广播。

新疆的广播事业虽然在我国民族地区比较发达，但是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事业最早并不始于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最早始于1932年。这个时候中央广播电台先后增加了蒙古语和藏语广播。1934年，由中央事业管理处和交通部共同在北平筹建河北广播电台，并于同年10月下旬试播，12月1日正式开播。这座电台一开始就办有蒙古语和藏语节目。1937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奉命随迁。在重庆期间，中央广播电台先后用多种语言广播，其中有蒙古语和藏语。国民政府和边疆省份军政当局办广播的目的是为了宣传中国的主张，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尽管如此，广播的出现，毕竟开辟了人类传播史的新纪元，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给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具有现代进步意义的人民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是吉林延吉新华广播电台和牡丹江广播电台朝鲜语节目的开播。它们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建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电台。吉林延吉新华广播电台于1946年7月1日正式播音，呼号XNYR，频率735KHz。面对华中华东地区广播，是中国第一个使用朝鲜语广播的电台，也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第一个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播音的电台。牡丹江广播电台建立于1947年8月15日，一开始就办有朝鲜语广播。翌年，更名为牡丹江新华广播电台。

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事业的出现，打破了民族新闻事业的单一性。同时，这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进入发展时期的又一重要标志。

第五，各种民族文字的马克思主义时事政治期刊逐步增多，快速发展，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逐步进入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少数民族文字时事政治期刊兴起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跟全国新闻事业发展形势一样，时事政治期刊的兴起，标志着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也已进入了现展阶段。而只是具有现代性质的期刊或者说具有比较明显的现代意义的期刊，则是进入三十年代以后，这主要从期刊所刊载的时事政治内容而言的。这其中有州国主办的，地方党部主办的，更多的是中国共产党主办的进步期刊，有蒙文、朝文期刊，也有回族和外国人在我国创办的越文刊物。蒙文期刊主要创办于1949年前后，地点多在北平、内蒙古地区及宁夏、甘肃和东北地区。从《蒙文大同报》算起到1949年各种期刊约有45种之多。而在这众多民族文字的期刊中办得好，影响大，较为著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事政治期刊。

新疆最早的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刊物《反帝战线》（文版），1935年创刊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由新疆反帝联合会主办。初为半月刊，实为不定期，开本和页数不等。自1940年1月三卷第四期起改为月刊，每月1日出版，并开始每月20日出版维文版。其发刊词指出，它是“建设新疆过程中思想和理论的惟一正确领导者”。并解释说：“打倒帝国主义必须要有锐利的武器，而最要紧的武器之一是思想武器，也就是反帝理论。”并号召“建设新疆的先锋队――反帝会员，各族的知识分子、教授、作家、学生以及军人，对反帝战线的爱护，应该比爱护你们最宝贵的眼珠还要爱护她，使她能够担负起领导思想和领导斗争的伟大使命。”该刊主要由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及革命青年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主持工作。1942年被迫停刊，共出汉文版55期、维文版8期。

这个时候，朝鲜文马列主义时事政治性期刊也日渐增多。比较著名的有《延边通讯》、《民族工作通讯》、《农民的喜悦》、《新农村》等。其共同特点是重视党的建设，提高党员政治思想素质和文化水平。

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进一步发展阶段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进一步发展阶段。1950年，我国有少数民族文字报纸21种。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各少数民族地区凡有条件的就应创办民族文字报纸”，“少数民族地区的报纸，应注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宣传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并按照当地的特点适当地进行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宣传。”②1955年3月国务院《关于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收音站的通知》，《通知》指出，为加强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政策时事宣传，预防恶劣天气对农业、畜牧业的损害，以及部分满足农民对文化娱乐的要求，特拨出1500部收音机，在云南、贵州、、甘肃、青海、新疆、广西、海南和内蒙古自治区建立收音站。并对建站工作做出了具体指示。另外，中共中央专门发文“同意中央统战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总路线的意见。”③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基本上都有了本民族文字的报纸，如《内蒙古日报》、《新疆日报》、《日报》、《延边日报》等等，形成了多层次的党报系统。从1957年开始，我国新闻事业在探索中曲折前进。党中央、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1957年4月7日，在给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的信中开头就说：“我想研究一下整个藏族现在的情况。”并接连提出了13个问题。1961年7月1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自治区地、州、县报纸工作座谈会，总结和研究报纸工作中的问题。与会者强调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必须坚持贯彻面向群众，面向基层的方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在已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绝大多数兴办了自己的报纸，除蒙、藏、朝、维、哈、锡伯等民族文字报纸在过去已创办外，这个阶段又有柯尔克孜文、傣文、景颇文、傈僳文、壮文等报刊相继创办。从地域上讲，从中央到地方，从首都到边疆，尤其是民族地区都有了少数民族报刊，甚至在一个县内也能出版一种或两种民族文字报纸。（待续）

注释：

①详见《、、杨尚昆关于回民工作给一、十五军团的指示》，载2006年10月20日中国民族报。

②见《中国新闻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