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

对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第1篇

一、社交媒体数据的研究潜力

相较于传统媒体，社交媒体独特的传播特性使得利用其平台上的文本来研究舆情具备了合理性与可行性，这是成为拓展国际涉华舆情研究的重要机遇。

首先，伴随Web2.0技术的精进，近年来社交媒体用户数量持续增加，从而使社交媒体上累积了大量有待挖掘与阐释的原始数据。其次，社交媒体数据成为观察分析普通网民态度及行为的宝贵资料。社交媒体准入门槛低，其用户身份的草根特征突出，这对国际涉华舆情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社交媒体上的数据或由用户独立生产，或因用户间的互动而产生。此类人类原创数据是人类日常生活的附属产品，因此非常适于观察人类行为。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生成的内容，较为真实地反映了用户的态度、情感及行为特征，其中不乏用户对自己关心或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所表达的态度与意见。上述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使其成为涉华国际舆情研究的新阵地。以往的涉华国际舆情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对国际传统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进行研究。虽然国际主流媒体在引导涉华舆论方面作用突出，但主流媒体上的涉华舆情并不等同于各国民众对中国实际持有的态度。二是采用民意调查方法研究涉华舆情。这一方法成本高、耗时长，特别是对国际舆情研究而言，跨国的民意调查实施难度更大。与这两种方法相比，依据社交媒体文本来研究国际涉华舆情既易于操作，又降低了研究成本，也可保证研究者对研究过程的可控性。

二、社交媒体涉华舆情研究面临的挑战

虽然社交媒体崭新的传播特性为国际涉华舆情研究提供了机遇，但在研究的同时，也面临巨大挑战。这主要体现在：

1. 如何理解社交媒体新的传播特性

社交媒体独特的传播特性，诸如海量信息、传播的交互性等，使得社交媒体涉华舆情研究者亟需回答一个问题：社交媒体上的涉华国际舆情与传统主流媒体相比有何不同？正如传播技术研究先驱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指出的，新媒介的优势即在于其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诞生①。就涉华国际舆情研究而言，应在充分理解社交媒体对网民自我认知、人际关系及社会关系影响的前提下，修正或重新阐释原有传统媒体和传统互联网涉华舆情研究的概念及理论，补充新概念及理论。并且通过深入探索社交媒体上传统媒体、新媒体、民众、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化，总结涉华国际舆情特征、生成机制与规律，最终解答社交媒体涉华舆情与传统媒体及传统互联网上的涉华舆情有何不同。

2. 如何处理海量数据

社交媒体上的数据体量巨大，并且原始数据缺乏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这极大增加了数据抓取与处理的成本和难度，对主要依靠人工进行内容与文本分析的传统涉华舆情研究而言，这亦是极大挑战。

社交媒体为涉华国际舆情研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均使得创新社交媒体舆情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显得至关重要。若能在研究中发现社交媒体涉华舆情生成机制的新特征，特别是社交媒体新的传播特性对涉华国际舆情生成与扩散的影响，是该研究领域实现突破创新的关键。在未来的研究中，该研究领域存在以下几种深化拓展研究发现的可能性路径。

三、拓展未来研究的路径

1. 社交媒体关联网络研究

与传统媒体文本相比，社交媒体文本中蕴涵着更为丰富的各类关系数据，特别是用户个体特征及其社会关系的信息，社交媒体最大的意义即在于便于观察到用户的各类社会关联网络。舆情是一种“社会合意”（ social con-census），本身即是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结果，受到人类社会生活特征的影响。“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创新性，就在于认识到舆论的形成是一个社会传播过程。社交媒体上的大数据不仅记录了网民的言语，还记录了网民之间的社会互动及社会交往。通过对社交媒体数据的分析，可观察到在这一新的传播平台上形成的新型社会关系的特征，进而探索这一新型社会关系对涉华国际舆情生成机制的影响。

比如，研究者瓦戈（Chris Vargo）等人注意到，以Twitter为代表的微博上注册者身份多元，包括个人、企业和各类媒体。之前的大多数媒介效果研究都是对媒体单独实施内容分析，而微博则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对民众和媒体同时进行分析。不仅如此，微博上的媒介组织间存在各种差异，比如其政治倾向、舆论影响力等各不相同。同时，微博个人用户的政治立场、媒介使用行为等也会不同。如此，微博平台就提供了同时观察个人与媒体行为的良机。正是基于社交媒体数据的上述特征，瓦戈等人认为，对社交媒体上的大数据研究有可能从以下两方面深化现有的“议程设置”研究。首先，是“议程融合”（agenda melding）研究。“议程融合”研究认为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受众能够主动选择使用不同的媒体，受众对被设置事件及其属性的价值判断也会不同。很显然，受众会将来自各类媒体的议程融合起来。其次，是“关联议程设置”研究（Network Agenda Setting）。正因为微博上存在着多种类型的媒体与受众，因此社交媒介上的“议程设置”研究也由“一级议程设置”研究（研究事件是如何被设置的）和“二级议程设置”研究（研究事件中的属性是如何被设置的）转向“关联议程设置”研究，即探究媒介如何建构受众对事件间关联重要性的认知②。

瓦戈等人的研究对社交媒体涉华国际舆情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第一，微博平台上可同时观察到个人用户与媒体的行为特征，这便于对二者之间议程的关联进行分析。第二，Twitter上并无标注个人用户的政治倾向，但是研究者利用用户发帖中涉及到奥巴马与罗姆尼的海量信息，结合词汇情感分析工具，进行情感分析，最终按支持奥巴马还是罗姆尼而将微博用户的政治倾向进行了分类。第三，Twitter上的媒介、事件与个人用户的信息量巨大，这便于进行媒介设置受众对事件关联认知效果，即“关联议程设置”的研究。瓦戈的研究路径揭示出了研究社交媒体舆情生成复杂性的可能，研究者可以根据政治倾向、舆论影响力等维度，细分社交媒体上各类舆情行为体的特征，并找寻他们之间在舆情生成传播过程中的关联，这将有助于把社交媒体舆情研究推向深入。

2. 深化社交媒体涉华国际舆情生成机制研究

重视社交媒体关联网络研究，将有助于探索社交媒体涉华国际舆情生成机制。比如，由于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都在微博上即时信息，因此微博平台有利于观察两类媒体在设置议程过程中的关系。纽曼（W. Russell Neuman）等学者依据经典的“议程设置”理论假设，选取美国政治讨论中的重要议题，利用社交媒体上的大数据，试图回答Twitter上究竟由“谁来设置议程”，是传统媒体，还是社交媒体？研究发现，将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在Twitter上发起的政治讨论间的关系概括为互动最为合适。这两种媒体各有自身独特的对当天发生事件的回应方式，彼此间又形成对事件动态的互动式回应。因此，研究者提出传统媒体议程与社交媒体议程之间并非一种因果关系机制。也有国内学者选取国际社交媒体，通过内容分析研究其涉华舆情现状及传播特征。研究探索了社交媒体上的媒体关系网络，即媒体间的议程设置作用，发现：社交媒体对中国报道框架与传统媒体相比并无明显变化。国际社交媒体涉华内容以转载西方国际主流媒体为主，英美发达国家基本垄断国际自媒体上的涉华信息流，并且，传统媒体从业人员成为社交媒体时代的舆论领袖③。

作为即时互动平台，在微博上可以观察到舆情生成过程中的多方行为体，包括各类媒体、组织、个人的话语行为。对研究者而言，社交媒体构筑了一个公共话语空间的关联网络。因此，可以利用社交媒体数据开展一定时间跨度的舆情生成机制研究，挖掘上述各类行为体在发起公共讨论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深化当前的网络舆情研究，弥补静态研究片段化的不足。

3. 人机结合处理海量数据

传统涉华国际舆情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内容分析。在社交媒体舆情研究中，单纯依赖人工对网络内容实施分析存在困难，传统人工分析需与新的信息处理技术相结合。分析大量信息往往需要计算机辅助分析软件，这对社交媒体舆情研究中的跨学科合作提出要求。比如，融合算法技术与传统人工分析，包括语言或话语分析、语料库建设等。社交媒体的某些表层特征可以借助计算机辅助进行客观、系统的分析，但是，计算机技术只能进行初步的表层分析，研究者应意识到计算机无法像人类编码员那样理解人类语言的丰富、复杂和微妙，因此社交媒体内容中的社会文化内涵则要借助人工分析来实现。研究者应时刻谨慎，语言的意义是在语境中生成的，而将语言简化为某些模式，可能会产生问题。

社交媒体的新型传播特征为涉华国际舆情生成机制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观察舆情各方行为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如何结成关联网络，形成公共话语交锋。但是，学者也应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特性及其对研究提出的挑战保持清醒认识。有学者提出，社交媒体上的海量数据对数据的抓取、分析提出了很高要求，这使得社交媒体的大数据研究，可能会出现以数据为导向而非以理论为导向的倾向。比如，将传播学中的已有概念，比如议题或话语简化为对社交媒体上的内容标签或帖子转发的简单统计④。

不仅如此，如何在内容分析中测量社交媒体的某些技术功能及其社会文化内涵，则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比如，有研究利用记者在Twitter上自己微博中对他人帖子的转发行为测量其将读者带入新闻生产把关过程中的意愿⑤。这反映出研究者在研究中可能存在削足适履的倾向，不是从经验现实及其社会后果的实际意义出发，而是急于让经验现实适合于已有的理论阐释，反而妨碍了现有研究的理论提升。其次，在理解社交媒体传播特性的基础上理解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大数据。研究者需认识到社交媒体大数据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平台特性，因此在将线上涉华国际舆情研究的结论延伸到线下时要十分谨慎。

（本文受2014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6批面上资助，编号2014M560349，同时受2013年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B13023）和2014年度上海学校德育研究课题资助，还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高校一流学科建设与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资助。）

「注释

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倾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②Vargo， C.， Guo， L.， McCombs， M. & Shaw， D.（2014）. Network issue agenda on twitter during the 2012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4：296-316.

③相德宝：《国际自媒体涉华舆情现状、传播特征及引导策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1期。

对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媒体;派;参政议政;长效机制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060-02

派参政议政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派建设面临的新状况，需要加强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这既是其自身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更是当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参政议政能力长效机制建设既有助于派自身完善，同时可以更好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下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共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一、构建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长效机制的必要性

（一）派参政议政经过了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阶段

中国的派主要在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成立，具有反帝爱国民主的传统和政治要求，是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构建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长效机制是统战工作的需要

统战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发生变化，出现了各种问题，我们应汲取以往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凝聚智慧和力量解决问题。因而，需要统一战线支持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地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更好地发挥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等方面的功能，促成更大的协同性，促进时代的发展。

（三）构建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长效机制是当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

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面临众多利益的重新划分。派要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各项工作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参与到全面深化改革、建成小康社会中来。

二、通过新媒体渠道构建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长效机制

（一）通过新媒体构建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长效机制是顺势而为

网站、博客、微博、网络期刊、数字广播、户外数字电视等覆盖了我们的生活。这些新兴的媒体具有传播内容的广泛性和空间的开放性、传播速度的即时性与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传播观点的多元性与意见的群体性等特点。新媒体对派成员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语言特点、心理意识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给派的宣传思想工作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同志曾就宣传思想工作强调，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要顺应互联网发展大势，勇于创新、勇于变革，利用互联网特点和优势，推进理念、内容、手段、体制机制等全方位创新。”新华社推出的《四个全面》的动画MV歌曲、介绍“十三五”的外国人说唱形式的动画视频在网上赢得了高点击率。这体现了宣传形式转变的必然趋势，新的宣传形式利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

随着传播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与受众心理及习惯的变化，我们需要尽快掌握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成为运用新媒体的行家。通过积极开展新媒体业务，创新表达形式，增强传播力，进一步构建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长效机制。在门户网站、论坛、即时沟通工具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微信、微博、OA办公系统、手机APP，建立社群，培养用户黏度，以构建有效的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长效机制。

（二）通过新媒体增强派的政治认同，开展派的民主监督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通过新媒体强大的宣传普及能力，使派学习并认同历史。通过新媒体宣传参政党建设中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鼓舞人心的重大任务，促进科学发展，推动整体工作，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凝聚社会共识。积极宣传党政国策、法律法规，使统战思想得到继承和发展。可通过新媒体开展宣传教育，使派了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发展史，增强政治认同。

通过新媒体开展民主监督，充分发挥派的界别优势，达到知情、监督、及时、透明。，多党监督，能够使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和活力，有助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贯彻落实，及时消除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为促进社会和谐发挥积极作用。

（三）通过新媒体开展理论研究，建设学习创新型派

1.通过新媒体开展党派理论研究，发展党派理论。开展“同心”理论与参政党建设研究、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同心”思想是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高度概括和新的发展――“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该理论从我国当前国情、政党关系、民主监督等方面分析了“同”与“不同”的辩证关系，认为“同中求异”，发扬民主;“异中求同”，搞好团结;相辅相成，和谐共容，才能更好地践行“同心”思想。

党派理论研究包括建设什么样的参政党、怎样建设参政党、怎样提高参政党素质、怎样发展与执政党关系等重大问题。派必须建设既与中共党建理论相通，又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这是多党合作发展的必然要求。派需要撰写理论教育的系统性教材，并通过新媒体推广、宣传、交流，使派具备较高的统战理论及政策水平。

2.通过新媒体建设学习创新型派。建设学习创新型派，需要提高党员知识素养、参与意识，建立网络学习系统。通过网络阅读、移动终端阅读学习和继承现有的理论知识，研究理论和内容的创新及工作形式和方法的创新。建设学习型组织应作为必修课，作为考核派领导干部晋升的标准。通过新媒体开展理论、实践交流，系统地开展学习，有效提高宣传思想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政治理论与形势政策的学习培训，使派成员具备把握和解读执政党的方针政策的素质和能力。

（四）通过新媒体便捷派知政参政议政，提升水平与效果

1.通过新媒体提高派“知政”水平，拓展“参政”渠道。发挥好派在政府任职的高层官员的力量，通过录制“微课”等，为党派成员授课，以提高党派成员的“知政”水平、提升参政议政能力。派中的专家学者、社会知名人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可以建立个人微信公众号、博客、微博，与广大网民直接交流，倾听民意，提升履职水平，在互动交流中，影响、带动和凝聚一批党员，增进思想共识。

通过新媒体对当前政策的广泛有效传播，使派“知政”，进而激发派的参政意识，从“知政”转向“参政”;鉴于新媒体良好的交互性，把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转变为双向、多向的直接交流和互动;强化其履职意识，从“思想参政”转向“行动参政”。通过新媒体宣传、讨论、政务公开，拓宽派参政议政的渠道，提高派参政议政能力，从政党的界别优势参政议政向全方位参政议政转变。

2.通过新媒体便捷派参政议政，提升参政议政水平与效果。通过调研，集思广益，发挥派的智力优势，建立网络智库。通过网络问卷、网络视频直播等方式了解社情，从即兴型的参政议政向深入实际、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参政议政转变，从而更有效地为国家建言献策。合理使用网络会议开展领导集体讨论、决策，设立建言献策领导问政直通快车，为党派成员中的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专业人士提供更多与政府直接对话的机会。领导和普通派人士直接交流，做到达民情、知民意。

（五）通过新媒体对派工作、人物进行宣传表彰评比激励

通过新媒体对派杰出工作、人物进行宣传表彰评比激励，能形成良好的社会影响，激励更多的派人士参与到参政议政和监督工作中来，形成良性循环。外媒对中共民主化的了解评价也会因而大大增加与提高，消除个别的误解与隔阂以及国际上别有用心的个人与组织对中国政治的丑化，从而加大国际影响力与美誉度。

（六）加强新媒体培训学习，健全新媒体应用的管理制度

1.通过多种渠道开展新媒体的培训与学习。可将培训与学习作为绩效考核的一部分。加强培养熟悉派工作规律、精通计算机、擅长新兴媒体应用的队伍。进一步加强理论的学习研究，包括国家宪法法律、政体国体、中央和地方的大政方针、公共决策与公共政策、人类政治文明的相关知识等，以及提高和保证议案、提案质量的方法和程序等。

2.建立健全新媒体的信息和管理机制。完善信息机制;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监管机制，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尤其是信息的管理;建立网络舆情监测机制，对网络上出现的重大舆情及时发现，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在新时期我们要顺应时展的新趋势，积极有效地利用新兴媒体，构建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长效机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何元庆.对派加强参政议政能力建设的思考[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4）：22-24.

[2]孔庆榕，傅金铎，陈剑安，肖承罡.“协调各种利益群体关系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华文出版社，2004.

[3]洪燕珍.运用新兴媒体加强派宣传思想工作的思考[EB/OL].（2013-07-26）[2016-07-21].http：//fjngd.o

对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第3篇

本期特刊发《众媒时代的时政报道路径探析》《提炼“特点词汇” 感知新闻活力》《说说社交应用中内容传播的那些事儿》《自媒体环境下纸媒传播发展探究》等文章。这些文章围绕媒体融合等话题，从不同的角度探析传统媒体发展策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社会转型期和众媒交织的今天，传媒对这个世界的塑造尤为重要。而以时政报道传播党的声音，引领国家和社会话语权，弥合断裂的传统，整合熙熙攘攘的价值观，是当代传媒必然的路径选择。但是，在新媒体构建的媒体生态环境下，我们要思考的是，时政报道如何在众声喧哗中实现“独领”，如何在内容制造和传播方式上接近公众并进一步参与他们的文化建构。

从2015年10月末以来，内蒙古日报社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等会议报道方面，以全媒体报道为手段，探索重大会议报道的有效路径，凭借时政报道的“解释力”和话语创新以及视觉化表达，传播党的声音，努力引领国家和社会话语权。

深度解读是通向受众和用户的有效途径

会议报道是时政报道的主体，如何在会议内和会议外与受众和用户搭建有效的沟通管道，深入他们的需求，参与他们的基本生活构建，帮他们寻找这个世界的坐标，是当下传媒的新功课。特别是在自媒体崛起的众媒时代，海量信息带来的信息过剩和多元话语表达，容易使公众陷入认识的迷津。专业媒体的责任就是负责解释这个世界，提升公众对国家和社会的基本认同感，在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建立有效交流通道。

我们从2011年发生的，因日本核电站泄漏事故引发的谣言“食用盐可防核辐射”的“抢盐风波”可以看出，多数传媒虽然在当时并没有缺位，但是在前期并未有效平息社会恐慌心理。《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作者古斯塔夫・勒庞认为，在某一个事件或因某种原因聚集在一起的群体，他们具有偏执、专横和保守特征，只知道简单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和绝对谬论。①处于特定事件的群体或因不同原因结合在一起的群体是感性的、冲动的，有时比个体更容易受到某种暗示和鼓动。因此，传媒如果不能及时有效介入公共事件和公共话题，深度解读将要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件，公众话语权就有可能被新的社会力量接管和支解。在自媒体崛起，“人人都有话语权”的今天，专业媒体的失位，就给其他舆论提供了解释的土壤。

媒体解读世界的能力是衡量其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对于大量会议类的时政报道，受众和用户的反应有时是迟钝的，需要媒体帮助建立与他们需求点有关的联系。公众对新闻的需求是多样的，有利益诉求，也有情感和心理诉求。因此，媒体需要针对不同受众和用户的需求，构建符合他们诉求的传播策略。

内蒙古日报社自建立全媒体报道体系后，一直寻求最佳的新闻传播策略，努力从平台构建和内容突破方面与受众和用户建立亲密联系，以实现传播力的提升。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内蒙古日报社在重要会议报道方面，以深度解读寻找与受众和用户的结合，从受众和用户需求点中实现报道突围。如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会议精神解读上，内蒙古日报社除转发新华社等中央媒体的重要新闻外，还在本土原创上寻找话语权支撑。《内蒙古日报》2015年11月27日刊发的由内蒙古党校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研究课题组撰写的题为《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的文章，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进行了深入剖析，回应了受众对重大政策信息中释放的新情况的阅读期待。而2015年11月17日《内蒙古日报》刊发的《共享：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的新闻，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社会保障处处长罗桂森和内蒙古财经大学教授柴国君的采访，向受众传递我区在养老、医疗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方面投入的“真金白银”的信息，以及在构建公共服务方面所作的努力。同时，对公众关心的养老、医疗、教育、生态建设方面的未来改革方向进行了阐述，提升了他们真实的“获得感”。而在同一天刊发的《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的报道，则是从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厅长李秉荣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永真的视角，解读我区的人才战略和创新战略及其短板，并从激活创新资源的层面提出如何实现大众创业等。此后，内蒙古日报社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等会议报道都作出了这样的努力。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如何影响你我生活？》等文章，都是从更接近受众关注点的角度深入阐述重大时政新闻释放的新信息。

在我们的习惯认知中，以为时政新闻就是天然的“八股派”，是不受受众欢迎的。其实，不是时政新闻土壤不够肥沃，而是媒体在时政新闻报道上缺乏“开创力”和“解读力”。我们从《环球时报》《新京报》和“澎湃”新闻实践可以看出，原创的，能深入解读公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的时政新闻，依然能够获得受众真实点赞。

在新媒体创造的碎片化和个性化阅读的环境中，以及由海量信息构建的新舆论生态中，释放公众话语权带来的“万众言说”“万众生产新闻”，给今天的公众带来了新的焦虑：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对的？“抢盐风波”以及非典时期“板蓝根风波”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专业媒体要抛弃自己的短板，建立自己独特的内容言说体系，才有可能实现受众注意力回归。

话语体系创新是新闻表达突破的拐点

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崛起在释放公众话语权的同时，也激活了民间的话语创新。今天，不同年龄的人代沟感为何会越来越强烈？热衷看《鬼吹灯》的人看不懂知青情结；喜欢罗大佑歌唱的人，不明白“传奇霸业”游戏。因为互联网创造的新话语表达，正在制造新一代的“社交货币”。我们看微信圈里铺天盖地的“主要看气质”“吓死宝宝了”“网红”式的话语表达，常常让有年龄代沟的人不适应。虚拟世界的话语很快在现实图景中再现，不掌握这样的话语体系，你无法与年轻一代沟通，因为他们觉得你缺乏谈资。

“今天的新媒体话语在语形、词汇、语法等多个层面形成了不同于传统规范语言的变异特征，创造出‘新意迭出、妙趣横生’的新媒体话语世界，且以其强大的情感张力和鲜活的生命力，对主流媒体的话语主导力产生影响。主流媒体要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就必须改“陈词滥调”话语模式为推陈出新②。

内蒙古日报社的全媒体报道，无论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语言表达上，正在努力营造适合不同群体和不同媒体受众、用户的新话语体系，以实现传播的互动效应。且看2015年12月31日《内蒙古日报》刊发的《干货都在这里了，全区经济工作会议释放了哪些重要信息》的报道。该报道以图表的形式，将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工作会议上受众和用户关注的信息一目了然的呈现。同时，在标题的话语制造中，采用大家习惯使用的口语，这样极易在新媒体上形成话语共鸣。因此，这则新闻在其“两微一端”的新媒体传播中与用户实现了“心理共振”。如内蒙古日报社旗下的《你好・内蒙古》新闻客户端，在2015年12月18日刊发的通讯《自治区党委九届十四次全委会议谋划了一件大事》，以“谋划了一件大事”这样的话语表达，激发了受众和用户的阅读期待，打破了过去党媒僵化的语言表达体系。而在2015年12月21日，其旗下的《内蒙古手机报》推送的《政府将帮助农村居民在城市定居》的报道，从农村居民的利益关注点出发，将远距离的政策信息经过新的话语整合，实现了近距离的传播互动。

从某种程度讲，新媒体的内容叙事就是新的语言革命，用户通过自己或转发他人适合自己价值观的内容，实现自我表达的和成就感。语言是有温度的情感，它对不同群体不同文化背景人的传播会有不同的效果。“美国学者S・萨金特曾对词的情感负荷作过研究，他从《芝加歌论坛报》上选出40个常用描述该报所反对的政策的术语和20个该报所支持的政策的术语，同时加进了若干中性术语，将它们混合排列后，请一些社会地位不同的人对其进行评价，结果显示，诸如“就业率”一词就显示很高的正值，“统治”一词就显示很低的负值。”③

视觉化表达是提升传播力的利器

电视、电影和互联网的出现解放了现代人的眼睛，人们从沉闷的文字世界中发现另一扇窗户，以图片和视频创造的视觉文化正改变着我们的文化生活。“英国的文艺美学家伊格尔顿指出，我们正面临着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文化符号趋于图像霸权已是不争的事实。图像生产深刻地涉及现代社会的政治、科技、商业、美学四大主题。”④ 视觉文化的形成，受众和用户阅读兴趣的转向，使传媒的表达体系发生了深刻变革。以视觉化表达生存的新媒体，正逐渐取代传统传媒的地位。

内蒙古日报社全媒体报道在时政新闻的视觉化探索方面表现出色，除了在重大会议的视频化表达上有较好的表现外，同时在新闻摄影、图表等视觉化表达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如在2015年11月21日《内蒙古日报》官方微信推出的《一图读懂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委员会第十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亮点》，这个以图表形式解读会议的形式，由于其简洁明了的内容表达，受到粉丝广泛好评，阅读量突破6000次。在2015年的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工作会议报道方面，《你好・内蒙古》新闻客户端频道通过每天一期，共计十多期的新闻图解，简明扼要、形象生动地向读者展示了全区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内容，每条图解的阅读点击量都在上万次。 在2015年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工作会议、全国和全区的扶贫开发会议期间，《内蒙古日报》官方微博共刊发相关图片达550余张，视觉化表达得到充分彰显。

视频、图表、图片等视觉化表达的全方位应用，不仅丰富了内蒙古日报社的全媒体报道的手段，而且提升了其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力。互联网用户表现出一种“读图的冲动”，这并非源于人们对于文字的恐惧、疲倦或是反动，而是人们更愿意追求影像的变化和视觉的满足。⑤由于电影和电视以及互联网的催化以及3D等数字技术的发明，今天的受众和用户已经不再满足简单的文字阅读，媒体必须从单一的文字叙事中走出来，构建符合他们的视觉化图景。

从深度解读到话语体系创新，再到视觉化表达，内蒙古日报社在重大时政新闻的全媒体报道方面的探索正逐渐走向成熟。当然，其在构建适合不同媒体的新产品开掘方面，仍有很大的创新空间。这是一个媒体应具有的学习态度。

注释：

①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75-76页。

②李凌燕、周伟红.新媒体引发的语言革命及其对主流媒体话语模式的影响[J].新闻知识，2014（1）

③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M].新华出版社，第128页。

④孟建.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OL].浙江在线，2007年4月3日。

对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第4篇

关键词：医患关系 坠井男童 议题特征 议题建构

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医患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由于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及推广，使得新媒体平台泛滥，各家媒体状况也良莠不齐。部分媒体缺乏专业知识，导致错报信息，甚至为了夺人眼球，有意污化医患关系，激化医患矛盾，很容易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要消除医患矛盾带来的不良影响，媒体要在进行新闻报道的议题建构中，采取相应的措施，发挥其舆论引导功能，努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河北6岁男童坠井事件”新闻

报道的议题特征

据《燕赵都市报》报道，2016年11月6日11时许，河北蠡县6岁男童赵梓聪和家人去地里收白菜时不慎坠入枯井。历经107个小时救援，10日晚间，聪聪被救出井，随后官方宣布其不幸身亡。

11月11日上午网传聪聪家属殴打120急救司机，并索赔200万元。13日，男童父亲赵向阳向《新京报》发来声明否认索赔传言，声明称从救援开始家属从没提出任何索赔，也从没打算提出任何赔偿。14日下午，针对网传120司机“被殴打”一事，蠡县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徐敬东称，“聪聪家属今天（14日）来医院送锦旗时，网传被打司C崔克骞也在现场，崔克骞表示当时只是发生了推搡，并非网上说的殴打那么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坠井男童”家属是否与医院发生冲突的问题早已超越救援事件本身，而形成了新的舆论话题。那么，在“坠井男童”事件中，新闻媒体是如何建构议题的？

一、叙事：媒体报道的专业性、权威化。记者通过强调自己的独家报道或材料，建构新闻事件的专业主义。笔者梳理了几家媒体对于“坠井男童事件”的报道，发现《新京报》在其《蠡县坠井男童被抬出井口》报道中使用了“实拍”“实地采访”“从亲属及现场医生处确认”等词句，《北京青年报》在《保定6岁男童悲剧揭废井之殇》报道中，先后使用“赵梓聪父亲赵向阳在接受深一度（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表示”以及“深一度走访当地发现”等词语来建构自己作为事件亲历者的专业主义权威性。而澎湃新闻更是成立了“坠井男童报道组”，并发出了“我们是澎湃新闻在河北保定坠井男童救援现场报道的记者，现场救援过程中遇到的难度以及我们第一时间的所见所闻和幕后的故事，问我们吧”的声音，以此表明自身的专业追求。

二、框架：医患关系新闻的类型化。就新闻报道来说，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报道，时效性越好，新闻价值就越大，就越能获得人们的关注，而为了追求新闻时效性，记者会在实践中借鉴已经形成的报道程式来帮助其更经济省力地完成报道。

对于医患关系报道来说，大多数媒体常常依据已经形成的框架来建构新闻。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近年的医生形象主要呈现为“好医生”“坏医生”“无辜者”“受害者”四类，能引起媒体关注的则是后三类，因为冲突类的新闻报道更能获得受众更多的注意力。所以当遇到“坠井男童”家属与医院之间的关系报道时，媒体不自觉地就将议题划归到“冲突”上。比如医疗媒体“丁香园”微博表示，“孩子父亲带着家属大闹医院，还殴打120司机，污蔑司机延迟了抢救孩子时间”，还有@李青大夫名为《从受害者变医闹，看国人如何泯灭人性》，将坠井男童家属推入舆论的漩涡，引起了网民的极大关注，舆论一时间炸了锅。坠井男童聪聪一家陷入舆论的漩涡，背负着“忘恩负义、泯灭人性”的骂名。

三、话语：媒体与医生、患者的互动性。网络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使“人人都有麦克风”，当医生与患者及其家属发生矛盾冲突时，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不再是以往的束手无措，而是学会了运用社交媒体来发声，获取公众以及官方的关注，以此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在此次的河北蠡县6岁男童坠井事件中，最先为自己辩护的是医生。11月10日晚，蠡县人民医院办公室某主任发了一条朋友圈，为他的同事感到不值和委屈，指出男童一家大闹医院、殴打医护人员，甚至索赔200万元，谴责男童家属忘恩负义、。医方率先借助社交媒体来曝光，不仅能首先赢得公众的同情，占领舆论的制高点，也能使事件迅速传播开来，引起相关监管部门的重视，进而实施控制。

而聪聪家属也“不甘示弱”，11月13日上午，坠井男童赵梓聪父亲赵向阳及亲属联系《新京报》记者，书面声明，称未授权任何人消息，家属从未提出任何赔偿，也没想过用逝者获取任何东西。希望通过《新京报》向社会公众呈现事实真相，还他们家一份清白和安宁。患者与媒体先进行沟通互动，然后通过新闻媒体向公众公开事实真相，也就是媒体充当的桥梁化的角色。这样的优势是借助新闻媒体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来使公众相信报道的客观和真实。

新媒体环境下医患关系报道的议题困境

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能进行信息传播，致使网络舆论场“众声喧哗”，真相被隐藏。加上不少媒体缺乏专业知识，在对医患关系的报道中不免会出现不实报道。还有的媒体为了夺人眼球，故意给一些医患关系加上“医闹”的标签，让原本就紧张的医患关系变得更加恶化。

一、不确定的真相。社交媒体的崛起打破了大众媒体对医患关系事件报道的垄断权。过去的医患关系事件，通常是大众媒体进行事实性筛选、传播新闻消息、主人公发声、专家学者点评。而当下这个社交媒体盛行的年代，公众不再将大众媒体作为唯一的信息获取渠道，他们开始通过各式各样的社交媒体来搜索信息，获得新闻。

也正是由于社交媒体的崛起，导致了社会话语空间重构，开始“去中心化”，出现“众声喧哗”现象。在信息中，唯一的真相就难以现身，显得扑朔迷离，经常有网络上疯传的消息很快就被质疑为“虚假消息”。各家媒体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自媒体，随之都会围绕消息的真实性展开激烈讨论，“你方唱罢我登场”，事件一而再再而三被反转，混淆公众的认知，导致对真相的疑虑。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强大的信息整合和生产能力，结合网络传播“短、平、快”而导致的信息碎片化、去语境化，也更是将真相淹没在信息的洪流和浮躁的网络情绪中。在“河北6岁男童坠井事件”中，有不少医疗自媒体以及其他一些媒体只是看了一张截图和一个小视频，不去验证信息的真实性，就开始撰写报道，情绪化地大肆传播“坠井男童家属索赔200万，甚至殴打司机”这样的消息，更是增添了公众的疑虑和焦灼。

二、贴标签式的定位。大多时候，我们极易将群体的偏向负面的特征刻板印象化，并由此掩盖其他特征，即“贴标签”。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往往以长期形成的刻板印象为依据，将患者的角色固化，贴上某一类标签，致使报道丧失客观性。尤其是患者一方对治疗不满意，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了侵害，而采取一些非理性的行为时，媒体报道的报道就会产生倾向，影响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在“河北6岁男童坠井事件”中，男童父亲可能只是在表达不满的时候言辞激烈了一些，就被一些媒体形容成了“医闹”：殴打120急救人员，并且索赔200万元。舆论瞬间爆炸，从医药界大V到普通网民，纷纷转发，更是纷纷讨伐辱骂坠井男童聪聪一家。尽管后来有媒体查清所谓的“大闹医院”根本没有发生，“索赔200万”也是无稽之谈，但还是有不少网民依然攻击着聪聪家属。

简单地站队，快速地“贴标签”，只会更让事情变得复杂，这也是一种不理性的情绪化发泄，很容易伤害到具体的当事人，也会影响到报道的真实性，从而损害媒体的公信力。①

新媒体环境下医患关系报道的议题引导与建构

由于新技术革命，传播的手段日益丰富，舆论的引导与控制也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现实。②医生、患者、媒体随时随地紧密关联，给医患关系带来新的挑战。而作为医患间沟通的桥梁，该如何进行议题引导与建构？

一、克服刻板印象，客观报道新闻。媒体为特定群体和事件“贴标签”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其刻板印象的色彩。社交媒体的崛起使得新闻生产愈来愈便捷，新闻报道泛滥。在信息洪流中，“贴标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公众屏蔽掉一些“信息迷雾弹”，提供一条捷径来认识复杂的外部世界，但若动辄就用“标签”，也会导致公众的认知朝着僵化的刻板印象发展，继而带来不良后果。

尤其是在医患关系事件的报道中，大众媒体一方面要克服医方和患方孰强孰弱的刻板成见，另一方面也要谨慎对表达不满情绪的患者打上“医闹”的标签。媒体作为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对于人物和事件的报道要建立在充分调查的真相基础之上，对报道对象“贴标签”也要在不违背客观真实原则的情况下进行。

二、防止谣言传播，还原事实真相。谣言的存在，会导致医患关系趋向恶劣，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网络谣言的副作用会被无限放大。比如，在医患关系中，一旦发生“医闹”时，医院和患者及其家属都会焦虑不安，包括社会公众也会高度关注事态发展以及政府危机处理的进展。

在医患关系事件的报道中，对医方和患方等相关人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想要在医患关系的新闻报道中防止谣言，就要从“模糊性”下手。谣言的模糊性越高，那么这条谣言就会传播的越迅速越广泛，所以防止谣言，那就需要减少信息的不确定性，信息公开程度越高的社会，谣言生存的空间越小。媒体要遵循新闻专业主义，树立求证意识，做好“把关人”角色，追求事实真相，维护新闻真实性，将谣言扼杀在摇篮里。

三、平衡议题设置，正确引导舆论。媒体报道医患关系事件的议程设置以负面为主，大量的负面报道使得医患关系更加恶劣。所以，要平衡医患关系议题的设置，媒体应积极引导医患舆论，让作为受众的医方和患方既能够看到当前医患关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能够看到医方辛勤工作、无私服务的精神和患方的尊重和理解。

媒体要学会平衡医患关系新闻报道的议题设置，通过积极的舆论引导，改造消极的舆论空间，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缓和医患之间的矛盾，尽全力让患方了解医方的工作状况，也努力让医方设身处地站在患方的立场服务，加深双方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只有在两者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结语

近年来，医患关系已成为新媒体舆论场上一个不可忽视的议题。而作为健康中国、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谐的医患关系不仅关乎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更加关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而，媒体在对医患P系事件报道时，必须严格遵守新闻事实，克服刻板印象，客观公正地进行信息传播，还原事实真相，正确引导舆论，积极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对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第5篇

[关键词]欧洲媒体欧洲一体化欧盟

欧洲一体化从最初的“煤钢联营”起步发展到今天的欧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媒体伴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欧洲媒体的出现既是由于一体化进程带来的交流联系需要的增加，也是由于欧盟政体这一准国家政治主体的出现，因而，可以期待一种欧洲媒体的出现并发挥作用，事实上也是如此。

笔者在本文中所说的媒体，指的是结合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欧洲超国家层面上的媒体（或曰跨国媒体）。我的看法是,，至少是依附于某一欧盟国家但明确具有欧洲影响的媒体。比如，BBC或者依托于欧盟某一机构的媒体。

欧洲媒体的形成和欧洲一体化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欧盟机构负有这样的责任：一方面，它要制定文化和媒体政策，为各国的交流和争论提供制度保障，开辟交流渠道，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它还要把握欧洲发展的方向，做出坚决明确的政治意志和行动，这要求它要把握欧洲的特质和了解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欧洲认同，并在欧洲层次的大众争论和信息交流中树立一种最终的价值取向；作为互动的另一方面，欧洲媒体将对“欧洲事务”展开争论，对各项欧洲议题发表看法，形成舆论对欧洲建设的激励与监督作用，这有利于形成真正的欧洲公民意识和欧洲层次的公共领域。本文将从单方面角度研究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媒体所发挥的作用。

一、欧洲议题的影响

从伯纳德•科恩于1963年提出议程设置理论后，议程设置理论作为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研究的热点课题一直得到发展和丰富。议程设置理论就是媒体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公众议程影响政策议程。一般而言，议程设置功能是一个分成三部分的线性过程：首先，必须设定媒体中将要被讨论的问题的轻重缓急，即媒体议程；其次，媒体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公众观念或者与之发生相互作用，即公众议程；最后，公众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政策制定者所重视的事物，或者与之发生相互作用，即政策议程。舆论导向正确的重要性也可由此证明。

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欧洲一体化的进程陷入停滞。1965年7月，共同体机构改革谈判破裂，法国宣布召回其驻共同体机构的代表，禁止其官员去布鲁塞尔的共同体各种机构工作，也就是著名的“缺席抵抗”或“空椅子”政策，使共同体陷入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机构危机。1965年底，在卢森堡举行的一个不包括委员会的理事会会议上，常设代表委员会举行了两次会议并达成了对法国政府提出要求的某些妥协。作为回应，戴高乐也作了让步并允许共同体重新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卢森堡妥协。

1985年提出的建立欧洲统一市场的《白皮书》和1986年通过的《单一欧洲法令》，使欧共体重新有了活力，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政党宣传的影响

20世纪中叶后现代媒体的出现和介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党政治的传统运作方式。一方面，政党可以借助现代通讯手段很快地将自己的政治和政策主张传递给社会公众，过去那种依靠政党媒体、政党组织、政党积极分子来层层传送政治信息的方式过时了；选民也可以通过广播、报纸、电视等公共媒体来了解一个政党的选举纲领和政策方案，而不必通过自己所属的政党或参加由政党组织的宣传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媒体使政治更加具有公开政治或平民政治的色彩。另一方面，政党的政治纲领与政策的宣传和选民的投票选择越来越受到媒体需要、媒体规律、甚至媒体利益的影响。比如，政党制定选举纲领时要更多的考虑媒体传递信息的适宜性和视听效应而不是纲领自身的系统性、严谨性，政党挑选候选人时要在相当程度上考虑甚至投资于他们的传媒形象而不仅是他们是否承诺坚持政党的政治纲领，而选民思考和判断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与辩论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媒体偏好的影响。应该承认，媒体在欧洲国家现代政治中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的确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传媒操纵政治”的现象。但是，现代媒体毕竟为欧洲政党政治运作的现代化提供了先进的物质手段，而且，欧洲选民的相对高素质和媒体之间的相互竞争也是限制媒体过度介入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欧洲民主政治下的媒体基本上是政党民主的一个支持性因素，而不是相反。

三、对欧洲政治空间的影响

谈到欧洲政治空间，就不能不说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被誉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和“西方学界领军人物”。哈贝马斯经常以“公共领域”知识分子自居，因为他的一系列研究活动都直接指向德国和欧洲的实际政治社会生活。哈贝马斯是欧洲一体化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对于欧洲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其中“政治公共领域”就是其分析欧洲一体化运动的核心概念。“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用以分析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核心范畴。它是指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在公共领域，人们通过有批判精神的意见交流，即“以公共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加以调节”。哈贝马斯认为，在公共领域当中，大众传媒的功能居于中心地位，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具有批判精神的公众舆论才得以形成。最初，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这一范畴仅仅用于国家内部状况的分析，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把这一范畴又扩大到了超国家的层次上。

通过媒体，欧洲普通民众也加入到一系列重大的“欧洲议题”的讨论中。这种全欧洲范围的大讨论，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角度来看，对于欧洲大众认同意识的建立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四、对欧洲民主的影响

“民主赤字”问题是一个困扰欧盟多年的老问题。所谓“民主赤字”是指欧盟机构的政治领导人并非成员国民众选举产生，欧洲议会虽自1979年以来实行直选，但其职责与成员国议会不同，尽管权力近年来有所增大，但并不掌握立法权。因此，欧洲民众认为他们缺乏对欧盟决策的影响力，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听不到他们的意见。近年来，民众要求减少“民主赤字”、参与欧盟决策的呼声很高；欧盟也一直试图设法解决这一问题，包括在宪法条约中增加了增大欧盟机构决策透明度、扩大欧洲议会权力等内容。但所谓“精英”与“草根”阶层脱节的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各国精英所关心的事情与普通民众所关心的事情有很大的距离。欧洲媒体在弥补“民主赤字”和当前欧洲的民主转型问题上具有重要影响。

如果要列举欧洲国家政治的两个主要特征，那么，第一个应当是议会民主制，第二个则肯定是政党政治，而且从两者的关系上说，政党政治构成了议会民主制正常运作的基础。在西方民主社会中，政党作为政府与公众间的重要中介，沟通和协调着社会抗议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然而今天它在这方面已显得力不从心了。相比之下，一些作为挑战者甚或替代者的新中介则一跃而起，其中最抢眼的就是大众传媒。“传媒民主”在西欧民主政治中的作用空前的扩大。实际上，西欧许多党都在以“领袖＋媒体”的新方式，实践着政治社会学家米歇尔斯提出的“寡头统治铁律”。

随着科技进步，媒体不仅手段日新月异，政治性作用也给出了这样的演绎趋势：从单纯信息传播，到阶级和政党的造势工具，再到政治上相对独立的舆论监督工具，直至实现对政治走向的某种操控。

当政党政治这根西欧民主的历史顶梁柱老朽倾斜时，媒体、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新型支撑手段作为政党政治的补充物和替代物强力登场了。

在对欧洲媒体在欧洲一体化中的作用做了总体论述后，笔者想以欧洲新闻频道为例具体谈一下。欧洲新闻频道——EURONEWS，是欧洲广播联盟于1992年在法国里昂牵头创建的，并于1993年1月1日正式开播。创建欧洲新闻频道的宗旨是为欧洲观众提供及时、全面的信息服务，并反映其观点和共同的利益。欧洲新闻频道总部设在瑞士，是一家不设主持人和播音员，也没有记者，除了现场直播以外全都是“新闻汇编”的电视新闻频道。就是这么一家以简简单单“拿来主义”为宗旨的电视新闻频道，在欧洲大陆却拥有不平凡的业绩。欧洲新闻频道是欧盟总部所有办公机构和会议场所的锁定频道，可以与美国CNN并驾齐驱。

我们看一下欧洲新闻频道的运作状况。欧洲新闻频道是第一家泛欧全新闻频道，用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6种语言共享相同画面，进行同步播出。欧洲新闻频道使用的是先进的卫星数字播出系统。欧洲新闻频道目前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43个国家已经拥有9500万个电缆和卫星用户，正因为如此，欧洲卫星频道成为广告商不可或缺的媒体。欧洲新闻频道的新闻来源有美联社、路透社和独立电视新闻社。欧洲新闻频道有17个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国家的国家电视台作为股东，并能得到欧广联新闻交换节目。这些都确保了欧洲新闻频道的新闻来源，它的新闻分析对欧洲和欧洲公民产生着直接和巨大的影响，欧洲新闻频道拥有一大批忠实的电视观众。与其他新闻频道不同，欧洲新闻频道考虑到面向整个欧洲和世界，考虑到世界上不同的政党和宗教，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它对政治、宗教和地区纷争持中立态度，不管收视者信仰和文化背景如何不同，都能对欧洲新闻频道感兴趣。

欧洲新闻频道有几个栏目在影响欧洲一体化方面尤其值得一提。（1）欧洲（Europa）反映在建设新欧洲、实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政治演变和思想发展进程。(2)欧洲人（Europeans）一个杂志性栏目，涉及任何话题。比如,欧洲无烟问题、消费问题,等等，正是这些小问题组成了一个大的欧洲。(3)国际（International）杂志型报道，既有对欧洲的报道，也有欧洲以外的报道，用欧洲的眼光加以审视并揭示新闻背后的事实。(4)议会（Parlamento）链接议会和普通公众，反映议会辩论、议会政治对生活在东西南北欧各个角落普通公民的影响。(5)新闻观察（Perspectives）每次一个主题，以欧洲人的角度，反映欧洲的电视传媒如何对本周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的各种评论和观点。

欧洲新闻频道体现了欧盟培育欧洲认同感的典型努力。它从欧洲的角度出发播报新闻，试图构建欧洲共同的政治、历史、传播、劳动市场、消费者、艺术。为了克服语言障碍，现在每天用7种语言24小时播出相同的画面。但是,相对于近30种欧洲地方语种来说，7种语言显然不足于交流。这一局限更多是由于资源有限，而不是蓄意排斥小语种，事实上,欧盟政策支持内部所有国家的语言。

目前，欧洲媒体本身对欧洲一体化的能动作用仍然是有限的，不是决定性的。大多数欧洲媒体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发挥作用的，没有欧洲媒体时，欧洲一体化能够照样前进，但从长远来看，今后欧洲范围内的政治传播值得世人关注。

参考文献：

[1]郇庆治.多种管治视角下的欧洲联盟政治[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150.

[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3]赵光锐.欧洲大众传媒领域一体化运动评析[J].湖北社会科学,2005,(12):137.

对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第6篇

自媒体之所以甚嚣尘上，其重要原因，即在于公众媒体自身话语的迷失和价值缺失。公众媒体要继续主导公众舆论，体现其传播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就亟待实现自我的超越。这种超越既有对自媒体核心精神的认知和融合，更有对公众媒体专业价值的发现和坚守。

公众媒体迷失在哪里?

存在公众媒体和自媒体“两个舆论场”，已是既成事实。在公众媒体舆论场中，公众通过信息管控者的议程设置，达到对某一议题的认识和看法。而在自媒体舆论场中，公众则通过信息的自由分享，观点的即时互动，迅速形成并发酵舆论。按理说，公众媒体舆论场应该以其公信力和权威性主导社会舆论，但现实的尴尬在于，很多时候，自媒体舆论场已经跑赢公众媒体舆论场，公众媒体舆论甚至成了自媒体舆论的“跟班”，迷失在了自媒体舆论场汹涌的江潮之中。

那么，是什么让公众媒体在舆论传播上不胜其力?公众媒体到底迷失了什么呢?

1.新闻视域的迷失。

新闻视域，是新闻关注的视野所及，它体现媒体管控者对现实的感知理解及对新闻的价值判断。新闻视域的选择塑造媒体的“拟态环境”，而受众正是通过“拟态环境”来提示一系列对现实的判断和行动。

以往，公众媒体的信源采用与否取决于把关人在各种宣传意图下的视域选择。李普曼说：“为了进行某种宣传，就必须在公众与事件之间设置某些屏障”。但自媒体拆除了这道屏障。自媒体兴起后，市民报料和公众关注的事件及议题很多被转移到了自媒体上，并在自媒体上大行其道，被迅速放大成了舆论热点。

和两个舆论场一样，随着自媒体对用户的黏度越来越高，对社会议题和公共事件的介入越来越深，或将形成一个新的“拟态环境”。当两个“拟态环境” 之间缺乏对话沟通且出现较大偏差时，人们或会选择后者，因为他们认为，公众媒体在信源提供、角度选取和新闻选择上存在着视域的“屏障”，可能会误导人们对真相的理解。

2.议程设置的迷失。

议程设置的迷失会直接导致公众媒体舆论引导的失效。只有当公众媒体的议程设置成为公众议程后，才能形成公众媒体舆论场。公众媒体议程设置的迷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由于公众媒体视域所限，公众媒体在议程设置时不加辨别，过于依附自媒体上正在发酵或已经发酵的议题，意欲从中借力借势。同时，出于媒体商业考量，一些公众媒体直接采用自媒体惯用的议程设置法，用耸动的标题和非理性的标签，吸引公众眼球，挑动社会情绪。比如，温州马文聪的爸爸明明不是市长，他自己也没有说过“我爸是市长”，就这一句在微博上以假乱真的传言，让无数媒体“过敏”。

其次，对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环境而言，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博弈和利益诉求本属正常，但公众媒体在议程设置时依旧按照“一种声音”的鸵鸟式思维，对民众的关注点“失察”、“失语”。由于忽视自媒体舆论场的存在，结果，公众媒体的议程设置成了“自说自话”、“自娱自乐”。

3.专业信誉的迷失。

专业信誉，既有专业能力，也有职业操守。它既是公众媒体公信力的核心，也是公众媒体有别于自媒体的立身之本。著名报人普利策说：“新闻事业的最难之处就是既要保持新鲜报道的生命力，又要使其受到精确和良心的约束，而不是随心所欲。”在美国，即使像丹·拉瑟这样有影响力的电视新闻主播，也会因为 “充满不可饶恕的自由主义的偏见”，而不得不被cbs辞退。

自媒体的冲击，让一些公众媒体的专业信誉开始迷失，降格成了自媒体的“跟风者”。他们缺乏深入采访和多方求证，社会责任和媒体操守也被搁置一边，或刻意迎合网民非理性情绪，只求耸动轰动，或将宣传意图庸俗化，“大放卫星”不遗余力，有时甚至违背常识地和解读信息。

同时，由于公众媒体专业信誉的迷失，传播能力的弱化，还使得微博等自媒体上谣言横飞，甚至出现谣言倒逼政府真相的现象，也使公众媒体陷入了公信力的危机漩涡

。

公众媒体缘何迷失?

要探究公众媒体缘何迷失，就有必要厘清自媒体究竟在改变什么。自媒体出现以后，媒介传播环境、信息接收方式和舆论发生机制等方面究竟对公众媒体的舆论传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就媒介传播环境而言，自媒体的勃兴增加了公众媒体舆论引导的难度。在自媒体出现以前，人们接受信息和观点的主要途径是公众媒体，因此人们对公众媒体的议题和议程设置总是深信不疑。不过，现在这种大众传播呈现出的习惯模式有了改变。由于自媒体即时评论转发和粉丝添加等功能，使它的传播效果更直接更可感。同时，这种自媒体的“部落”效应，加之对公众媒体长期以来只传播“一种声音”的逆反，也使人们更乐意接受并相信来自虚拟社交圈的信息。google 的一个产品经理曾对媒体坦陈：“当信息来自某个朋友时，用户会觉得更加可靠”。

在信息接收方式上，自媒体的出现让受众和传播者的界限模糊，尤其是受众享有信息和分享的渠道后，打破了媒体对新闻信息的建构和垄断。一旦受众在自媒体上享有话语权，就建立起了一种“新的集体交流模式”，在这种交流模式下，受众成为公众，他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议题转发分享，同样也会对某一事件的真相穷追不舍。同时，在信息和观点的接受上，受众不再受一种媒体议程的束缚，而是在各种媒体的相互印证中建立自己的“拟态现实”。值得注意的是，自媒体作为一种新的意见表达形态，“意见领袖”的转发介入，粉丝的互动参与，使原来单向性的舆论引导演变成了交互式的舆论影响，最终，公众产生的认知和行动不仅来自公众媒体的引导，还有来自特定圈子的潜移默化。

更为重要的是，自媒体使人际传播成为大众传播后，深刻地改变了舆论的发生机制。在传统的舆论发生机制中，公众媒体的舆论是政府依靠公众传媒自上而下和引导的。但在自媒体时代，舆论生成是一个“部落”与“部落”间引爆，并可能以一种“成见”的形式快速聚合发酵的过程，多元信源的表达，“意见领袖”的介入，加上传统媒体的跟进，民众情绪的蔓延，可以迅速将某一议题放大，甚或直接改变原来舆论的走向。

自媒体的出现对媒介传播环境、信息接收方式和舆论发生机制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公众媒体无视这些变化，依然在原来的传播框架和模式下思考问题，其引导力的衰减和偏移将不可避免

对话和反思

面对自媒体的挑战，公众媒体并非没有省思。比如广电总局已经出台的“限娱令”中，要求卫视在黄金时间必须保证三档以上的新闻节目;比如央视新出台的栏目评价体系，将引导力、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权重加到95%……那么，究竟怎样的改变才能直抵问题的核心?在新的传播模式下，究竟怎样重建公众媒体的舆论引导力?笔者以为，对话和反思应该是其中的核心要义。

1.以对话的开放姿态，重建公众媒体的话语体系。

在这里，对话指的是一种媒体姿态，它包括开放、平等、互动、分享。应该说，自媒体开放共享的话语系统给了公众媒体很好的启发。公众媒体应以对话的姿态，从三个维度重建其话语体系，以强化舆论传播力。

首先，公众媒体要和自媒体对话，不仅要融合自媒体的传播渠道，还要融合自媒体复合式的信息流转方式。在2011年8月发生的英国骚乱中，自媒体社交网络在初期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8月8日，一段痛骂骚乱者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这段名为“哈克尼的女英雄”的视频由《每日电讯报》的记者用手机拍摄。之后，社交网络在公众媒体的推动下迅速扭转了舆论方向。在社交网络上，有近百万人加入了“支持伦敦都市警察制止骚乱者”的小组，社交网络被用来动员民众制止骚乱、上街清理街道、协助警方寻找犯罪嫌疑人。

其次，公众媒体要和民众对话，通过公众媒体的传播和自媒体的传导，打通两个舆论场。公众媒体既要强化专业的舆情分析，从点和情感诉求中寻找传播的巧妙构思，还要培养“意见领袖”，推动民众积极参与对公共事件和公共议题的信息提供和观点交流，以形成共识。即使暂时没有形成共识，但这种讨论造就了社会声音的多样性，使两个“拟态环境”相互印证，从而增进人们对议题的理解和对媒体的信任。

再次，公众媒体要和政府对话，使公众媒体和政府在主流价值观和对传播规律的认知上保持一致，以有效地引导公众

论。要借助自媒体技术能力@政府部门，将政府信息公开纳入到公众媒体的新闻传播中，更要搭建平台，促成政府和民众的沟通对话。再以伦敦骚乱为例，由于“英国的主流媒体在重大价值观上能与政府保持一致”，所以英国政府在处置骚乱时并没有向社交网络上煽动性的过激言论妥协。他们一方面通过主流媒体提供的大量新闻事实来说明对骚乱定性的正确及民众对骚乱的普遍反感;另一方面还开设媒体和网络平台，引导公众舆论，如电视台邀请政府官员和民众就社交网络管制等问题展开辩论。

2.以反思的专业精神，回归公众媒体的价值本位。

真实、独立、深入是公众媒体公信力构成的核心要件，也是其价值所在，但它必须依托于反思的专业精神。在目前的传播模式下，很多公共事件都依循网络爆料、传统媒体报道初步放大、网络进一步形成热议、传统媒体进一步跟进，并最终循环成焦点问题的模式。其中，传统媒体、公众意见的参与和放大，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面对多元纷呈、真假难辨的网络语言，就需要公众媒体以反思的专业精神，深入采访、多方求证、厘清成见，为受众提供事实的真相，最大限度地阻遏群体非理性情绪的蔓延，以免对媒介的公信力构成伤害。央视《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说，“一个理性的深度报道，是要把矛盾各方的合理性和无理性全摆出来，让公众做出是非判断。否则会误导公众的情绪。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知道所做的报道怎样才能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甚至是全人类有利。”

2011年10月5日，美国苹果公司前ceo乔布斯去世，中国似乎也被莫名的哀伤笼罩。媒体头版清一色变成了乔布斯专号，哀悼的微博被海量转发。在这两个“拟态环境”里，乔布斯俨然成了中国万众顶礼膜拜的偶像。但是，就在公众媒体引领民众争先恐后地表达对乔布斯敬意的时候，苹果的另一面却被媒体屏蔽了起来。2011年初，环保组织在一份《苹果的另一面——污染在黑幕下蔓延》的报告中，揭示了苹果在华供应链存在的污染和毒害，但值得反躬自问的是，这份报告一直没有进入公众媒体的视域，而是一如既往地跟着经常在微博上出没的苹果粉或时尚达人“且歌且舞”。

其实，类似需要媒体反思的案例并不少见。如对正面报道的“用力过猛”，对引起愤怒、调笑、欲望等感官刺激类题材的过度消费，对网络事件“成见式”断章取义的一哄而上等等。因此，对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如何重新认识公众媒体的责任和担当亟需媒体的重视和反思。

对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第7篇

【关键词】媒体 企业社会责任 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发挥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

作为传播学效果研究的经典理论之一，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从实践层面看，议程设置的观点与我国所强调的媒体舆论导向功能密切相关，通过议程设置，媒体可以有选择地报道新闻，从而将公众的视线引向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上，群策群力共同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传播更需要媒体议程设置功能的发挥，通过合理设置企业社会责任议程传播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树立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调动公众参与社会责任建设的热情。具体而言，在设置企业社会责任议程时，媒体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熟悉相关议题。企业社会责任议题涵盖了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员工职业健康、安全生产、股东利益、公益慈善、依法经营等方面的问题，关涉到法律、经济、社会、自然、技术等多个层面，需要借助法学、经济学、环境科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和视角进行分析、引导。因此，在具体的企业社会责任传播活动中，媒体需要对企业社会责任所涉的相关领域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对相关的专业知识具有一定的把握程度，即熟悉有关企业社会责任传播的相关议题。唯有如此，媒体的报道才能具有针对性，能够彰显权威性，从而更加有效地传播企业社会责任，指导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许多议题，如环境保护、职业健康、消费者权益等，涉及到环境科学、医疗卫生、法律法规等专门领域的知识，对于大多数媒体的记者来说，全方位地了解和掌握这些领域里的相关知识是不切实际的，但具体的报道活动中又要求记者具备专业能力，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在涉及某些专门领域的企业社会责任传播活动时，发挥行业类媒体的专业特长，实现不同媒体在议题引导上的优势，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传播方式。例如，《中国环境报》在环保领域内所作的贡献为其他行业类媒体从事企业社会责任传播活动提供了榜样。作为全球第一张部级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宣传的报纸，该报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蓬勃发展的历史足迹，为提高全民环境意识、传播环境保护知识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一张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绿色新闻纸”。

议题形式灵活。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体在传播企业社会责任时，必须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各自的特性，创新议题形式，设置灵活多样的企业社会责任议题，将企业社会责任的报道从单一、单向型转向全景式、立体式、互动式、不间断型。

在全媒体时代，创新企业社会责任议题，一方面，应充分利用文字、图片、视频等手段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议题，使企业社会责任报道内容在不同的媒介终端上实现阅读、收听、观看、记录等多种手段的自由转换和组合。同时，利用多种传播手段和方法，整合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议题，深入挖掘议题的价值，对议题内容进行精准定位，拓展议题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互动，实现企业社会责任传播渠道的有机融合，通过多样化的手段丰富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议题，并为社会公众熟悉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相关议题提供便利，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相关议题的了解，增强社会公众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调动其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积极性，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开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议题报道的平衡。平衡报道理念源自于西方新闻界。1729年，本杰明・富兰克林接办《宾夕法尼亚报》，首次提出了平衡报道理念，他说 ：“当人们各持异议的时候，双方均应享用平等的机会让公众听到自己的意见。”①时至今日，平衡报道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内涵包含真实、客观和公正三方面，即：报道的内容必须真实；报道的形式要做到客观；站在公正的立场和视角上进行报道。

对于媒体而言，在报道企业社会责任的议题中，坚持平衡不仅是一种原则，也是一门艺术。企业社会责任领域里的问题是错综复杂的，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同样的问题，不同的主体，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新闻媒体在从事企业社会责任报道时，要尽量做到平衡，给涉事多方（企业、消费者、员工、社会公众、政府等）以平等发声的机会，避免就新闻事件妄下结论、盖棺定论，造成新闻的失衡。在具体的新闻报道过程中，媒体要要做到信息呈现、观点表达、报道强度、报道时机等多方面的平衡，密切关注新闻事件的发展，如实呈现新闻当事人对立双方或多方观点的表达，为社会公众提供不同的信息和声音，让其更加理智地分析问题，形成自己的见解，做出判断。

议程设置的连续性。作为传播效果研究的经典理论之一，议程设置理论考察的是在较长时间跨度内，媒体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因此，媒体在传播企业社会责任时，必须考虑议程设置的连续性，对有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进行历时的考察和跟踪报道，避免一阵风式的追逐热点并迅速转换现象。锁定企业社会责任领域里的突出问题，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给予持续关注，通过系列报道将相关问题落到实处，以推动问题的有效解决。

在企业社会责任传播领域，一些媒体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对企业社会责任议题给予了长期的关注和持续的报道，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不仅成功地发挥了自身的议程设置功能，而且为其他媒体设置了议题，从而成为媒体同行中的“意见领袖”，典型的例子如《南方周末》。自2004年起，《南方周末》一直致力于向国内企业传播企业社会责任，通过调查、评选、颁奖等过程，对民营企业、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国有上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进行评估，并定期“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创富榜”、“世界500强企业在华贡献排行榜”和“国有上市企业排行榜”三大榜单，成为各类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南方周末》的企业社会责任传播实践，不仅通过激励机制促使更多的企业积极参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影响了其他媒体的议题，而且在社会公众中树立了《南方周末》负责任的媒体形象。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合作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媒体传播形式和手段不断涌现，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传播提供了全新的平台与沟通的渠道。与新媒体相比，传统媒体在企业社会责任引导方面拥有更为丰富的经验，特别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更为企业社会责任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传播的效果。企业社会责任传播的实践表明，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有其独特的传播方式与沟通特点，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过程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企业社会责任传播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应取长补短，相互配合，协同工作，共同推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进程。

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在企业社会责任传播活动中，传统媒体在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和能力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事件背后的原因、事件产生的影响、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深入挖掘，传统媒体能够发挥积极的舆论监督与引导功能，对企业社会责任传播产生更为深远的效果。具体而言，传统媒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传统媒体应该做好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深度报道。当下，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讯息非常多，许多新闻资源糅杂在一起，处于无序的状态，如何让社会公众从纷繁复杂的企业社会责任现象中读出有意义的问题，这就需要传统媒体承担起自身的责任。传统媒体应通过自身优势捕捉热点，对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新闻资源进行筛选，集约开发和利用，从纷纭复杂的企业社会责任现象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把它放到整个社会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中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凸显某些重要的企业社会责任事实，使之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议题，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和思考，与此同时进行合理的舆论引导，提升社会各界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其次，在企业社会责任报道中，传统媒体应加大评论力度。美国新闻学家约斯特曾经说过：“新闻是报纸的身体，它表示出报纸的形式及外貌，而社论则是报纸的灵魂，要是没有灵魂，身体就等于木乃伊了。”由此可见，评论在传统媒体舆论引导中的重要作用。在企业社会责任传播中，评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评论可以深化社会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二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进行监督；三是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进行引导。通过评论对现实生活中的企业社会责任事件和重要问题作出分析，可以旗帜鲜明地表彰先进，鞭策落后，帮助社会公众明辨是非，认清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和问题，为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指明方向。

再次，传统媒体应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新闻策划，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传播的效果。新闻策划是传统媒体进行舆论引导创新的主要手段。传统媒体企业社会责任的新闻策划应做好以下三点：一是策划应以企业社会责任的传播效果为导向，精心选择企业社会责任题材和报道角度，追求最优化的传播效果；二是要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报道的时效、权威与深度，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企业社会责任事件发生、发展的所有环节呈现给社会公众；三是要加大企业社会责任的报道强度，通过大量的集纳式报道，从多角度进行深层次的全景描述，引导社会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认识，引发理性思考判断，并采取适当行动。

最后，在企业社会责任传播中，传统媒体应树立责任意识，打造自身的主流媒体地位。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比如，《南方周末》不仅肩负起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使命，同时又广泛采用都市类媒体新颖、活泼的形式，通过精心的新闻策划和灵活的议程设置，使得企业社会责任报道既具严肃性和权威性，又不失可读性。通过多年的努力和实践，《南方周末》牢固地树立了主流媒体地位。《南方都市报》在媒体同行中逐渐树立起自身在企业社会责任传播领域的权威地位，在社会公众心中形成了负责任的报纸形象。

新媒体平台的互动沟通。在传播企业社会责任时，媒体可以实现两条腿走路：一是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和引导功能，二是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提供的多种可能性，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双向交流与互动，为企业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从传播方式上看，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互动性，这种互动性使得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传播实现了由点对面的单向的线性传播方式转变为点对点的双向交流的互式的传播方式。这种交互式的传播方式，使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在信息传播层面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平等，使企业员工、消费者、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使其能够更加有效地参与到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活动中。新媒体的特点还在于它是一种多元化的传播，在多元化的基础上实现参与式的互动交流。这种“参与式”的传播方式，使社会公众能够自由表达意见，形成公众舆论，进而影响传统媒体的议程，将公众议程转化为媒介议程，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传统媒体来寻求解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局面。

从传播特性上看，新媒体集合了传统媒体的优势，更加有利于舆论的形成和发展。企业社会责任事件更容易在新媒体平台上被聚集和放大，社会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舆论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更高，使得新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度更深更广，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与传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从新媒体发展态势来看，社会呈现出高度的网络化，整个社会都有可能被网络连接起来。在这种形态之下，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多方观点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得到反映，互联网也逐渐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舆论阵地。此外，新媒体开放性的特点使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信息的流通更加的通畅和便捷，保整了社会公众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知情权。同时，这种开放性也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观点的碰撞与交流，进而可以影响社会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相关问题的认知、判断和评价，形成公众舆论。通过对公众舆论的有效传播与积极引导，形成平等、尊重、互信、协作的公共精神，最终达到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综上，在企业社会责任传播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应通力合作：传统媒体利用其长期积累的信息权威、采编正规、基础坚实的优势，在权威引导和理性说明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新媒体则可以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和平台，充分发挥其互动性、开放性、广泛性等特点，在多元表达、互动交流与调动公众参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加强媒体与其他组织机构的合作

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媒体只是其中一种推动力量，单纯依靠媒体的努力是无法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企业和社会的关系还有许多地方没有理顺，提倡企业社会责任，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考量，显得尤为紧迫。因此，为了更加有效地向社会传递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推动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促进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媒体需要加强与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第三方评估机构等其他组织机构的合作，通过多方努力共同推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传播与发展。

例如，在出现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之后，为了明确媒体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的角色和作用，更好地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等20余家媒体联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乐施会（中国）共同举办了一场研讨会，针对食品安全事件中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就媒体通过联合行业协会、科研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等机构共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传播达成共识。由此，媒体通过与其他组织机构的合作，不仅为媒体从事企业社会责任传播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智力支持与专业组织力量，同时也有利于媒体认清自身在企业社会责任传播工作中的不足与问题，为日后的工作提供了思路与努力的方向。

（作者单位：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572014CC15）

【注释】

对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第8篇

关键词：微博议政；趋利避害；引导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1-0160-03

在当今信息社会，我国媒体市场正经历着一场大变革，有人称之为“微革命”、“微时代”。微博、博客等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共存并逐渐融合，为广大民众提供了一个及时交流信息、自由表达观点的广阔讲台。在微博这个虚拟场所，公民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表达心声，问政议政，针砭时弊，参与社会管理，评说重大事件，实现自己的知情权、知政权、话语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各级党政部门也日益重视利用微博这一信息畅通渠道广开言路，了解民情，接受舆论监督，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改进工作，从而推动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但是，微博议政也给一些虚假信息的传播和不良情绪的发泄提供了自由场所，以致损害到公民的合法权益，影响社会的稳定。为使微博议政趋利避害，当前，亟待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完善网络立法和网络管理建设等工作，使其变无序为有序，朝良性化方向发展。

一、充分发挥微博议政的优势

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以媒体为本位，采用自上而下、单向传输、我传你受的信息传播方式。而在网络、微博、博客、手机竞相发展的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转为以受众为本位，采用自下而上、双向传输、传者与受者互动的信息传播方式。当今，公众采用微博议政，是极其广泛、自由、即时、平等的。公众的大量意见、观点和诉求，通过微博来汇聚、交流和传播，这和他们通过参加“两会”议国是、在传统媒体上当嘉宾、在集会上公开发表演说等其他形式相比，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其一，广泛的公共性。新媒体时代，每一个普通公民可以利用微博，随时随地以点对面的形式，公开表达自己对于某一社会问题、新闻事件乃至方针政策的看法，这是以往的一些民主渠道所不能企及的。在过去组织化的媒体时代，对于一个社会热门话题、一个新闻事件持某种观点需要发表，要经过诸多程序和标准的过滤和筛选，只有符合程序和标准的言论，才能见诸媒体。而在网络微博这个舆论环境中，以往的这些程序和标准不复存在。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真实地反映自己的愿望和诉求。各级党政部门可以从中了解掌握社会思想动态和人心向背，获得比较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为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依据。

其二，高度的平等性。微博议政这一言论自由表达渠道，为消解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官本位观念，确立民本思想，实现官民平等对话，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网络平台上，官员以平等身份同民众对话交流，讨论民生问题。如2009年2月18日，总理与网民在线交流，历时两个小时，网民提问的帖子超过30万个，页面访问量达到1.5亿，100多万人同时在线观看视频，数万手机用户发来短信。总书记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民在线对话后，人民网即推出了“直通中南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构留言板”，网民直接向中央政治局九常委等中央领导及中纪委等中央机构，提出意见和建议，这都反映出在政治生活领域公民借助微博议政，享有平等的话语权与表达权。

其三，快捷的时效性。网络是全球性的媒体，信息传播迅速及时，容量巨大，又没有边界。微博议政成为全球范围的实时传播，其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内容之多，前所未有。如2011年9月23日晚20时30分左右，在温甬路段发生高铁追尾事件。事故发生仅4分钟，现场亲历者、一位名叫袁小芜的乘客，通过手机发出了第一条事故微博，比国内媒体在互联网上发出的第一条关于“列车脱轨报道”早两个多小时。两天后，一段由微博网友自行拍摄的事故现场航拍录像，在央视、浙江卫视等媒体播出，媒体直接援引微博上的消息和言论。这说明，在突发事件报道与评论中，微博传播比传统媒体具有快捷的时效优势。

其四，充分的交互性。网络的另一优势是信息的传、受主体双方随时随地地交流互动。微博议政的交互性，不仅体现在参与者交互作用的行为上，而且表现在他们相互交流的信息内容上。不论是关于公共安全问题，还是娱乐八卦新闻，抑或是社会热门话题，一旦在微博上披露，都会吸引天南地北的网友的踊跃参与，进而形成微博热议。网友们共同关注，互相评说对方的观点，实现广泛的交流与充分的互动。

对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第9篇

一、 理论方法与样本说明

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创始人麦库姆斯和肖恩的观点，“通过选择和播发新闻；编辑、编辑室全部成员和播音员在塑造政治现实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受众不仅获悉一个特定的议题，而且也通过该新闻的信息量和它的编发位置来判断该议题被赋予了何等程度的重要性。”①也就是说，传媒组织具有为普通受众设置“议程”的功能，媒体赋予新闻议题重要性和显著性的次序将会影响到普通大众对相关新闻议题的感知和重要性的判断。

本研究选择新浪网作为研究对象。新闻网站将成为“2008北京奥运”报道中的重要资讯和服务平台②，新浪网作为中国创建较早、影响力较大的国内门户网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因此，本次研究跟踪采集了2007年9～11月新浪网“体育”专栏下“奥运报道”页面（.cn/）中“官方新闻”、“各方动态”“、建设进展”三个子栏目中的所有奥运新闻报道③。三个月的新闻报道量共计约4000余条，由于样本数量过于庞大，因此，笔者又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④，同时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10月2日～11日举办的上海世界夏季特殊奥运会），最终以不同月份中连续的10天作为抽样时段（即9月20日～30日，10月11日～20日，11月1日～10日），抽取到新闻报道样本总计1342条。

二、新浪网奥运报道的样本分析

1.新闻来源分析

从新闻来源看，如图1所示，新浪网转载自中央级媒体的新闻报道311条，比例为23%，来自省市级媒体的新闻报道量合计为627条，比例高达47%，来自专业体育媒体的新闻报道总量为155条，比例是33%。从量上看，省市级媒体是新浪奥运报道的主要新闻来源，它们占到了几近一半的份额。专业媒体的力量也比较显著，已经达到了近三分之一的比例，表明专业媒体在体育新闻报道方面具有比较高的参与度及影响力，其中尤以《体坛周报》《中国体育报》《足球-劲体育》《竞报》最具代表性。与省市级和专业媒体比较，尽管中央级媒体作为消息来源的比例相对较低，但是它们的集中度非常高。统计数据显示，中央级媒体出现的一共只有7家，分别是新华网、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网、央视国际、第29届奥运会官方网站、中国青年报和报，其中又以新华网、人民日报和中国新闻网、第29届奥运会官方网站所占比例最大，这种集中密集的结构提升了中央级媒体的总体影响力。另外，在省市级媒体中，《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解放日报》等党报占有大部分的份额，可以说，官方媒体构成了新浪奥运新闻报道中最主要的消息来源。

图2显示了三个月中新浪网奥运报道消息来源的不同媒体类型，可以发现，报纸媒体显然是其主要的新闻来源，三个月中总计达到了896条，所占比例为66.8%。同时，我们发现，网络媒体也开始成为新闻生产的重要力量，总量已经达到446条，所占比例为33%，几近三分之一。统计中出现的网络媒体大部分都是以报纸为依托而形成的，比如京报网、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西安新闻网―西安日报、大洋网―广州日报、荆楚网―楚天金报、金羊网―新快报等等，呈现出了非常显著的媒体融合趋势，网络与报纸媒体的互动已经初现端倪。

2.议题类别分析

在文本内容考察的基础上，并根据报道主题的特征，笔者将新浪网奥运新闻所涉及的议题分成了如下13个类别：

(一)官方行动。主要指对国际奥委会、北京奥组委、北京市政府等官方机构相关活动的报道，包括政策决议的实施、对外发言以及领导视察等；

(二)场馆建设。主要指对北京奥运会重要体育场馆建设情况的报道；

(三)服务。主要指与奥运会筹办相关的餐饮、住宿、交通等社会服务方面的报道；

(四)赛事。主要指对我国举办的与奥运会相关的体育比赛的报道；

(五)社会宣传。主要指对官方或社会组织发起的奥运宣传活动的报道，内容比较广泛，包括奥运知识竞赛、奥运博物馆展览、全民健身运动等；

(六)历史文化。主要指关于奥运会历史文化知识和人物札记的报道；(七)申奥/国外。主要指对其他国家申办2012年奥运会及有关情况的报道；

(八)外评。主要指国外人士对2008北京奥运相关评论的报道；

(九)评论。主要指国内新闻媒体或个人针对北京奥运会所发表的看法和观点的报道；

(十)社会参与。主要指对社会各个阶层参与奥运会情况的报道；

(十一)文艺。主要指对文艺界所开展的奥运活动的报道，比如文艺明星的演出等；

(十二)商业。主要指与奥运相关的商业活动，比如奥运纪念品的市场销售等；

(十三)特奥会。主要是对上海残疾人奥运会情况的报道（11月份的报道不包括这个类别）。

如图3所示，不计“特奥会”类的新闻报道，从9月份到11月份，新浪网奥运新闻报道中所占比例最大的议题共有四类，分别是“官方行动”（17%）、“社会宣传”（16%）、“社会参与”（17%）和“服务”（13%），三个月中它们的报道量合计达到了845条，占报道总数的63%，清晰显示出在奥运前期报道中传媒以政府宣传、组织动员和规划筹备为主要内容的报道倾向。

事实上，根据奥林匹克运动会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历届奥运会都不是一场单纯的体育赛事，它同时兼具社会宣传和社会整合的目的和作用。尤其在举办奥运会的准备期，各国政府都会花大力气，寻找各种宣传方式来吸引公众的关注，调动公众的参与积极性，以获取民意支持，并提升国家的整体凝聚力。自北京申奥成功以来，我国政府也以各种形式和手段，尤其力图通过大众传媒引发社会各个阶层对北京奥运的注意，谋求广泛的社会共识与公众支持，以推进奥运会组织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新浪网奥运新闻议题类别的统计表明，传媒进行奥运宣传和社会动员的诉求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与传统的媒介动员方式（比如政府宣传、重要领导讲话等）相比，通过对“社会参与”议题的大量报道进行社会动员成为一种新的取向，比如在样本中多次出现的关于对奥运火炬传递手、民族使者，以及奥运会志愿者的报道。事实上，社会参与性议题与官方议题在社会动员方面的根本不同点在于，它能引发普通受众的认同感，拉近私人议题与官方议题之间的距离，以更加温和有效的方式促使社会动员目标的达成。

3.议题关系分析

根据麦奎尔（McQuail）的观点，议程设置理论显示了媒介议题、公众议题以及政策议题之间存在的一种优先次序和因果关系，它们三者之间可能形成多样的关系模式，并以复杂的方式互动。⑤通过对新浪网奥运前期报道样本的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官方政策议题、媒介议题以及公众议题之间呈现出了一种交互影响的关系（见图4）。

首先，官方政策议题影响了传媒的议题设置。2001年，北京奥组委提出了“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并以此作为2008北京奥运会的价值特征与宣传核心，而新浪网在其议题设置中也相应地突出了这样的价值理念和宣传重点，比如在“场馆建设”议题中，出现了“沈阳奥体中心备好‘冬装’过冬，新技术确保草坪不黄”、“羽毛球馆特殊无风设计确保比赛在公平环境下进行”、“北京电视中心七层材质降噪，演播室噪音小于45分贝”等报道；在“服务”议题中，出现了“北京气象服务热线针对北京奥运会推出英文预报”、“消防队用上了陆虎雪跑车”、“‘电子眼’监控京城供水管线漏失检测仪覆盖奥运场馆”、“广播声太吵一号线降音量，调整后效果令市民满意”等新闻，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北京奥组委设定的关于2008北京奥运会环保、高科技和人文关怀的议题内容。

其次，公众议题对政策议题与媒介议题形成冲击。2007年4月，2008北京奥运会门票销售启动，从那时起，“奥运门票”问题就开始成为普通公众关注和讨论北京奥运会的重要公众议题。经过4～9月份“公开认购，抽签确认”的第一阶段，2007年10月开始进入门票分配的第二阶段。但是，在10月30日门票发售的当天，就发生了门票销售系统停顿的紧急事件，公众正常购票受到了广泛影响，这一事件迅速蔓延成为公众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话题。通过对11月1日～10日新浪网奥运议题的统计，我们发现，从11月1日开始，关于第二阶段门票销售停顿事件的相关报道迅速出现，到9日已发出报道23条，其中关于奥运票务中心及奥委会官员对门票发售系统故障对公众进行解释和致歉的相关新闻达到了12条，例如“奥运门票第二阶段首日售出4.3万张，奥运票务中心致歉”、“门票系统将扩容升级，奥组委票务中心再次道歉”、“奥运第二阶段售票改为抽签，已订门票依然有效”；同时，媒体本身也对此事件进行了积极的回应，比如“东方早报：北京奥运会门票销售应吸收民间智慧”、“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方案，北京奥组委调整票务政策”等，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了公众议题对官方政策议题和媒介议题设置的影响。另外出现的关于“北京奥运预算超支”等报道，也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样的影响作用。

三、发现与启示

通过对新浪网奥运前期报道的内容分析，本次研究获得了有关媒介议程设置方面一些有价值的发现：首先，以新浪为代表的传媒机构积极参与了奥运新闻生产，有意识地发挥了媒介议程设置的功能，同时，内容分析也揭示出，主流媒体，尤其是官方纸质媒体掌握了大部分的话语权，它们是媒介议程设置的主要操盘手。第二，新浪网的媒介议程呈现出了一定的多元性，但是，“官方行动”、“社会宣传”和“社会参与”类议题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议题，表明在奥运前期报道期间，媒介议程设置的主要诉求点是社会的宣传及社会动员，而且突出了通过“社会参与”议题进行社会动员的取向。同时，在议题关系分析中我们发现了官方议题、媒介议题，以及公众议题之间存在的交互影响关系，表明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多场域力量交织下导致的不同性质议题之间的互动开始在新闻传播层面出现，它打破了传统上政策议题对媒介议题与公众议题的优先顺序，体现出中国传媒积极的受众观念和不同以往的新闻理念，这些都揭示了新时代环境下中国传媒进步发展的特点。

（作者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传媒议程设置、2008北京奥运会与中国体育的国际化”，项目批号［07BTY015］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转引自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著，曹书乐译：《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第30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庹继光：《奥林匹克传播论》第303页，巴蜀书社2007年版

③事实上，“奥运报道”页面下共设置了12个子栏目，但是笔者通过初步的内容分析发现，其中集中体现媒介议程的是“官方新闻”、“各方动态年”和“建设进展”三个栏目，因此本次研究中涉及的所有样本均来自于上述三个栏目，同时考虑到网络新闻每日的连续更新性，因此固定在每晚8时到10时之间采集前一天的所有新闻，以达到全面、及时的样本采集要求。

对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第10篇

在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时代、冷战中的说服时代后，国家公关也迎来了如今全球化状态下的对话时代。

从历史上看，国家公关也是建国60年来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必然。我们不但要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经济主体参与国际社会的构建和全球市场的博弈，还要作为一个表达的主体，和世界共同协商公共事务。

世界需要一个在公共关系上成熟稳健的中国。在如今全球一体化、核武器相互制衡的时代，秉持“求同才能存异”的公共关系，是相信对话比对抗更好的治理型态。而在国家公关中，国力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甚至有时候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构建国家公关格局中，要锻造国家公关的三种武器。

媒体外交：突破西方舆论合围

国家公关的第一种武器，就是媒体外交。

以目前的国际传播秩序看，西强东弱的格局依然明显，八成以上国际新闻来自西方主流国家的强势媒体。每当发生议题纷争，国际舆论就会形成由西而东的合围之势。

这一方面佐证了目前只能打积极防御战而无力全面出击的形势判断，一方面也指明了在国家公关的媒体外交工作中，需要全面强化我方媒体的传播能力，并尽可能去影响、设置海外媒体的议程。

强化我方媒体的传播能力，首先要让我方媒体成为焦点议题的“一传手”而非“二传手”，尤其不能一出现负面事件，就首先责令自己的媒体闭嘴。舆论场就像一个大容器，你公开注入的信息越充分，其他人的意见空间和回击余地就越狭促。

其次，需要提升我方媒体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特别是要实现在对象国的“本土化”。以央视的六个“外宣”频道为例，需要大规模聘用“落地”国家的本土人才，以其族群听得懂、愿意听的语言展开对话。

第三，需要加大我方媒体资源的投入力度，优化投入结构。从国家公关战略的高度看，媒体资源建设亦属国家基础建设，需要科学化、系统化的投入。

至于影响、设置海外媒体的议程，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游戏规则，就是谁影响了媒体议程，谁就可能影响公众的议程。我们需要放弃“非友即敌”的固有思维，以战略的眼光建立和维系海外媒体关系。海外媒体不是自家路上的出租车，召之来、呼之去。

此外，要对海外媒体区别对待，避免把它们逼成统一的对立联盟。要针对友好国家、中立国家的媒体，提供专门的信息资源，与之建立稳定、通畅的对话路径，避免使之沦为西方强势通讯社和媒体的信息附庸，导致其不得不与西方话语结盟。

综上，在全面监测海内外媒体议题的同时，我们需要着力建设中国国家形象传播议题库，以摆脱大多数情况下陷入的“批评-沉默-更猛烈的批评-辩解-掀起民族情绪-安抚民族情绪”的非良性循环。

中国国家形象传播议题库包括回应性议题和主动输出议题的详细规划。回应性议题是指对西方长期关注议题的回应方案，比如人权问题、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七大议题；主动输出议题是指对我国欲传达议题的“包装”和建构，如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要素、中国当代的文化图景和社会生活状态等。在主动输出核心价值的同时，要有相对稳定、持久、统一的核心话语承载，如“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

意见领袖游说：打造第三方话语同盟

海外意见领袖的游说和邀访，是国家公关的第二种武器。

争取海外意见领袖的支持、打造第三方话语同盟，是发达国家最常用也最有效的国家公关手段之一。在拉萨“3・14”事件中，国内媒体以吃惊的语调报道了达赖集团多年来大规模游说西方国家的议员。实际上，这并非达赖集团的原创，而是西方国家公关策略中的常见形态。

一次完整的意见领袖游说，往往不只是针对议员和官员，还包括学者、宗教领袖、跨国公司首脑、NGO负责人等。美国在“9・11”事件后为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全球游说，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对美国的游说，皆属此类典范。

具体而言，我们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在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些名嘴、名笔，他们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如果能争取到这些海外“嘴皮子”、“笔杆子”的支持，国家公关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要充分发动“知华派”海外精英和海外华人，他们既熟悉中国国情，又熟悉海外文化环境，可以成为中国国家公关的得力助手。

公众人物表达：需要更多的姚明、章子怡

公众人物表达，是国家公关的第三种武器。

长期以来，政府是中国国家公关的单一主角，而公众潜藏的传播力量尚未发掘。而成熟的国家公关，要求我们培养、造就和利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公众人物，使之承载中国元素、观念和文化，实现国家形象表达的人格化。我们需要更多的姚明、章子怡、成龙和李连杰，要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全球性艺术家、大学者和文化名人。他们的杰出成就、人格力量和精神气质，最容易为海外公众感知。

对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社交媒体；公共事件；网络舆论；议题演化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是互联网上，基于用户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交换平台，人们彼此之间能够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新媒体的发展，大众传播的信息流通渠道不断丰富，社交媒体在促进信息流通、推进社会公共事件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选取“魏则西事件”作为案例，对公共事件网络舆论的议题的演化进行分析。

一、网络公共事件的舆论演化过程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网络公共事件”引起各界的重视。其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网民积极参与并起关键作用；第二，事件具有公共性质；第三，话题具有巨大争议性；第四，展开过程既是一个舆论过程，也是一个符号建构过程。[1]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份。[2]网j舆论是发生在互联网平台上，公众对公共事件的态度、观点或意见。

网络舆论的产生和形成是一个时空交错的意见博弈过程，其形成模式为：舆论事件发生――焦点事件（事件引起人们的注意）――舆论开始出现（多种意见表达）――舆论逐步整合（意见分布趋于稳定，出现舆论群体）――舆论事件结束或退出舆论中心。[3]对此，网络舆论的演化可总结为三个阶段，即话题存活、舆论发酵、话题沉寂。舆论发酵阶段包含焦点事件发生、舆论开始出现、舆论整合。

二、社交媒体平台网络舆论议题的演化及议题归纳

社交媒体环境下，网络舆论的发展和演化，常常是呈现分散状态，随着事件的推进和舆情的积累，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扩展。“魏则西事件”中，起初分散的网络舆论议题，在各方讨论和求证的过程中，逐渐明晰并突出了个别议题的地位。

（一）源起于知乎网的感性呼吁

2016年4月27日，新浪微博网友孔璞了一则消息，称其在浏览知乎网时看到大学生魏则西患癌去世的消息，并号召公众关注百度搜索的竞价排名。第一位转发孔璞微博的是认证为果壳网医药领域达人的@希波克拉底门徒，随后，该条信息被网友广泛转发。官方微博@百度推广曾两次回应孔璞的微博信息，在原博文影响力逐渐扩大的过程中，孔璞对其微博进行了“仅自己可见”的设置。这一行为被网友认为是“神奇消失”，舆情矛头进而指向百度。

这一阶段中，“魏则西事件”和与其本人相关信息成为关注点，医学领域人士从专业角度解析滑膜肉瘤、免疫疗法，部分网友对百度竞价排名提出质疑。相对小众的知乎网，作为“魏则西事件”的原始起点，发挥着呈现和记录事实的作用。微博是使该话题成为信息传播流通并引发关注的有利平台。

（二）自媒体人的分析论证唤醒休眠议题

微博平台能使一事件在短时期内获取大量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等的推文则拥有更多深入分析的空间。2016年5月1日早6点，詹涓在其个人微信公众账号“有槽”上的《一个死在百度和部队医院之手的年轻人》一文，再一次将事件发展推向高潮。该文直指百度搜索及莆田系在“魏则西事件”的发生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随后，“魏则西事件”的社会影响力急剧上升。

公众对“魏则西事件”关注的同时，唤醒了相关休眠议题。2006年新华社《t望东方周刊》的报道被重提，其作为莆田系相关信息的补充，多次出现在各门户网站和新媒体中。

随着舆情的积累及关键信息对事件发展的推动，其网络议题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扩展，百度竞价排名的争议声音愈发突出，国外搜索引擎医学搜索结果和医疗信息公开等话题进入公众视野，同时，百度对“魏则西事件”的表态成为热门话题。莆田系、北京武警总队第二医院科室外包等讨论，拓展了“魏则西事件”的议题范围和深度。

（三）原有争议再度发酵

网络公共事件引发的舆论争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新一轮的评议，新的观点、新的议题会被提出。百度公司在事件发生前期两次发文对“魏则西事件”表态，但未对事件的发生明确表达歉意，由此百度被网友指责为没有社会担当的企业。

知乎网、虎嗅网、微博等各媒体平台的讨论中，信息传播者的社会角色更加多样，各方声音的汇集，使得事件的背景信息更加明晰，多数社交媒体使用者趋向持理性态度评价百度公司在此事件中的作为，并提出合理建议。莆田系医院名单、莆田系詹氏家族及其行贿等议题的相继出现，逐渐引出对民营医院、医疗改革等的思考。此外，百度竞价排名、莆田系医院的存在被认为是监管不力的结果。

这一阶段，争议再度发酵，催生了行业监管和相关监督缺失的新议题，舆论深入到追究事情发生的根本原因。

（四）社交媒体、门户网站、传统媒体的多平动

近年来，在网络上获取足够关注度，继而引发各媒体平台报道的公共事件不在少数，各媒体平台的报道将进一步促进事件的传播。“魏则西事件”，也引起了媒体的追踪。新浪网、澎湃新闻、界面新闻、《新京报》、《参考消息》等都对该事件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报道。《人民日报》及其官方微博@人民日报、《报》等官方主流媒体对“魏则西事件”作出《魏则西事件：事前监管比事后追责更重要》、《从严问责决不姑息是对魏则西们的最好告慰》等评论。

（五）网络舆论随事态发展而波动

网络舆论的持续阶段，每一条公共事件新信息的出现，都将引起相应的讨论。而网络舆论又对公共事件的发展、问题的暴露、相应制度的完善有着推进作用。

孔璞所发微博呈现了“魏则西事件”，詹涓在微信公众账号“有槽”上的推文揭示了事件背后的百度竞价排名和莆田系，社交媒体上对百度和莆田系的争议逐步推进至对行业监管缺失的思考，由此产生的网络舆论加快了相关部门对该事件的调查及其结果的公示。

总之，“魏则西事件”的网络舆论议题多种多样、范围广泛，各界人士在不同层次上形成了自发的、公开的讨论，对事件的追问呈现逐渐深入的态势。个别用户、媒体对关键信息点的披露及其引发的热议，保持了该事件在网络舆论中的关注度。

三、社交媒体平台上网络舆论议题的框架分析

网络公共事件引发舆论讨论之初，其议题常以分散状态出现，经过一段时期的讨论和沉淀，其重点舆论议题逐渐凸显。根据恩特曼的框架理论，从提供问题定义、阐释事件原因、提供道德评价、示意解决方案的角度出发，“魏则西事件”引发的舆论议题可归结为如下表。

以下13个主要议题中，网民对议题1与议题2做出了积极回应，“魏则西事件”从众多网络公共事件中脱离。其中，感性讨论、道德评估等内容较多。议题3和议题4，是“魏则西事件”中的关键医学信息，网民自发搜寻材料、相关人士从专业角度解释“滑膜肉瘤”、“免疫疗法”。对生命安全的关注，使“魏则西事件”这一话题得以在网络环境中存活。议题1至议题4，属于舆论事件发生后，在网络平台逐渐聚集各方关注的阶段。

议题5至议题11，为舆论的持续发酵A段，网络舆论议题由分散渐趋集中，质疑、意见修正、议题深化是这一阶段的特点。议题5至议题9，分别就具体对象百度、莆田系展开讨论，议题10提供策略性建议，议题11指向事件出现的深层原因。议题8、9对莆田系的问题定义、事件原因、道德评价、解决方案容易达成一致。而议题5、6、7对百度的问题定义、道德评价一度争论不休，在事件原因、解决方案方面意见趋向统一。

从议题5至议题11，表现出网络舆论对事件追问的深入。在舆论议题的激发下，相关文献内容及信息细节被重新唤起。它们对网民的认知影响，既有框架作用的机制，也有一定的铺垫效果。[4]这些信息经由不同的渠道进入公众视野，并被社交媒体平台上各领域的网民公开讨论，公众对事件发生深层原因的追问由此循序渐进。

议题12，相关股市议题活跃时间较短。议题13，对事件发展中关键信息提供者的评价较为统一。这两个为辅话题，侧面展示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和评价。

在众多话题相互交叉、深入的过程中，呈分散状态的舆论议题逐渐聚焦、沉淀，由最初感性的诉求演变为理性的探求，从对个体的同情、由人及己的担忧深入到关注社会医疗发展、重视问题发生的本因，步步为营，揭示相关部门的监管不力和对部分医疗问题的视而不见。

四、社交媒体时代舆论议题演化的推动机制

（一）社交媒体时代舆论扩散的新路径

网络信息时代，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互动带来的信息增量，不断填充着网络事件发展的脉络，推动事件真相的浮现。即使面对强大的网络过滤机制，依旧会出现相关信息的溢散。近年来，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微信往往是网络舆论的元起点。“魏则西事件”中，知乎网在舆论演化中的作用，打破了“双微”主导社交媒体平台的局面，丰富了社交媒体时代信息扩散的路径，信源更加多样。自媒体人等提供的关键信息点，从空间维度打破了仅由媒体记者提供最新消息的传统。信息扩散路径的增加和舆论主体的多样，催生了更加多元的舆论议题，有直指本因的深度分析，也有从侧面出发、呼应主题的间接反映。

（二）社交媒体时代舆论社群心理的新变化

从舆论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看，不论是舆论的参与者还是舆论的环境都有着明显的心理因素随时实施干预。[5]公众对社会问题的担忧和不满继而引发一系列舆论议题。如今，社交媒体时代舆情背后的公众情绪主要类型有――由孤及众：个体连续死亡事件凸显社会某些方面的对立状况；由此及彼：为数不少的公众对某些社会现状不满意；由人及己：从别人的境遇中担忧自己的未来命运。[6]这一过程中，社群心理中的群体极化色彩逐渐消退，有针对性的理性分析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舆论主体冷静、包容的态度，加速了关键舆论议题的突出。

（三）社交媒体时代集体记忆的重新唤醒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提出，记忆受所处社会环境及其因素的影响，当个体在追溯过往时，会不自觉地与自身生活环境、所属群体的观念发生关联。社交媒体对一事件的重复，使得其集体记忆不断强化，原有的公共事件已不再是以单一事件的状态存在，而是成为整个信息系统中的一环。在特定情况下，某一事件的发生会唤醒一系列相关舆论议题，进而成为累积情绪或记忆的泄洪口。若问题事件持续存在，过往的信息、话题，常会成为现有舆论的支撑材料。

社交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场内各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点滴信息交换，不断还原着网络公共事件的真相。舆论群体情绪化逐渐消退，在理性的公开讨论中，关键信息点的揭露和关键话题的沉淀，反推着事件解决的进程。对此，及时回应、真诚对待也许是平息网络舆论潮的有效途径。

注释：

[1]李红，董天策.符号学分析：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新路径[J].新闻大学，2012（1）.

[2]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04.

[3]田卉，柯惠新.网络环境下的舆论形成模式及调控分析[J].现代传播，2010（1）.

[4]廖卫民.跨时期网络舆论铺垫效果的概念启动与使用――基于人民日报“城管”议题微博的统计分析与时序考察[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5（1）.

[5]卢毅刚.舆论心理研究中若干问题探讨[J].新闻前哨，2010（9）.

[6]丁柏铨.舆情研判：特征把握、内涵解读和对策研究[J].当代传播，2016（4）.

对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第12篇

参会各媒体对“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大家一致认为，“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为科学家和媒体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媒体在科技传播中普遍遇到的选题不足和找专家难、找专业水平高又擅长科普工作的专家更难的问题，帮助媒体工作者及时了解科学新发现、新进展，正确理解和掌握热点、焦点事件背后的科学方法和知识，进一步提高科技传播能力，客观、理性地引导和回应公众舆论。

与会人员围绕“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主题、现场活动方式和组织模式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主题选题方面，大家建议，既要及时跟进国家科技进步奖等重大科技新闻事件，深挖事件背后的科技背景，也可根据国内外舆情和热点焦点主动设置主题，发出科学共同体的声音。既要选择食品安全、防灾减灾等与民生相关的主题，也要关注农业科技创新等与产业经济发展相关的话题。可选择大部分媒体共同关心的话题，也可设置一些部分媒体关心、需要深度宣传报道、能够进一步研究提出咨询建议的选题。对于一些选题要策划组织集中宣传报道，形成整合效应和规模。

在现场活动形式方面，与会人员建议，可以依据不同主题选取适合的活动形式，例如走进实验室、企业生产线现场互动等。要营造宽松、热烈的讨论氛围，让科学家与媒体更好地互动交流。在组织实施方面，大家建议，可采取奖励激励等方式，调动媒体和记者两方面积极性。要注重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两方面优势，以微博、微访谈等形式征集话题、开展互动。对于可预见性话题，要重心前移、提早谋划，也可对记者进行提前培训和辅导，帮助记者掌握更多的背景知识。要加强活动的自我宣传，扩大社会影响。

纳翔副部长在会议总结中强调，要进一步发挥媒体的积极性、主动性，为媒体做好服务和支撑，共同办好“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

对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第13篇

以创新推动金砖国家媒体发展

尊敬的各位共同主席，尊敬的各位媒体同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在北京与各位新老朋友相聚一堂。我谨代表金砖国家媒体峰会主席团和此次峰会的承办方――新华社，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有缘千里来相会”。我想，我们的“缘”，就是以创新推动金砖国家媒体发展的共同诉求、以合作深化金砖国家互信的共同使命。发展与合作，是金砖国家的最大公约数，也是金砖国家媒体的共同聚焦点。本次峰会以“创新发展、合作互信”为主题，可谓遂人愿、合时宜。

我们5个国家，相隔遥远，国情不同，禀赋各异，但是5个英文首字母却能组成闪亮的“金砖”，这样的“巧合”就是一份难得的缘分。2009年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举行正式会晤，6年来，金砖合作走过了一段不平凡历程。我们5国秉持国际公平正义，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合作领域，国际影响越来越大。

今年年初，在金砖合作不断走深走实的背景下，新华社倡议并联合巴西国家传播公司、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印度教徒报、南非独立传媒集团共同发起金砖国家媒体峰会，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金砖国家媒体峰会由倡议变成现实，离不开在座各位朋友的积极支持。新华社成为首届金砖国家媒体峰会的承办方，也是我们莫大的荣幸，是沉甸甸的责任。在此，我向各位朋友致以诚挚敬意和衷心感谢！

金砖国家媒体峰会是金砖国家第一个覆盖多种媒体业态的高端交流平台，我们要为它开好头，传好棒，构建长效机制，确保峰会越办越好。昨天下午在新华社召开的峰会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六项建议，包括成立金砖国家媒体峰会联络处、建立金砖国家媒体峰会基金、设立“金砖国家媒体新闻报道奖”、举办金砖国家媒体联合摄影展、开展金砖国家媒体记者培训和互访活动、在国际重大活动报道中加强协作，这六项合作建议得到共同主席一致同意。金砖国家媒体峰会联络处，将作为峰会执行机构，负责峰会主席团成员日常联络和峰会组织协调工作。新华社愿为峰会联络处提供经费、人员、场地支持。

审时度势，有所作为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当前，国际形势继续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加速演变。同时，世界经济仍在深度调整，风险因素依然很多，一些经济体走势逐步向好，一些经济体发展暂时受阻。具体到金砖国家，各国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可以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冷战后前所未有的变局。作为时代的记录者和变革的推动者，金砖国家媒体如何把握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审时度势、有所作为？对此，我有三点思考，同各位同仁交流。

第一，坚持传播和平发展的声音。当今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各种安全挑战层出不穷，零和博弈、结盟对抗的旧思维有所抬头。尽管如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金砖国家媒体应积极传递和平声音，弘扬公平正义，倡导合作共赢，传播开放联通理念。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70周年，是铭记历史、守卫和平、展望未来的重要时刻。面临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金砖国家媒体应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捍卫国际公理，放大正义声音，为促进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担负起媒体的责任和使命。

第二，坚定促进金砖国家共同发展。南非国父曼德拉说：“你若光明，这世界就不会黑暗。你苦心怀希望，这世界就不会彻底绝望。”我们要看到，尽管面临一些暂时困难，金砖国家发展前途光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前景光明。我们5个国家作为全球经济发展领跑者的基本事实没有变，新兴经济体力量上升的趋势没有变。对此，我们自己要有底气，要通过充满自信的新闻报道推动金砖国家共同发展壮大。

第三，坚决维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金砖国家媒体要站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发声。今年是国际发展年和气候变化年，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发展议题上，我们要传递好新兴经济体的声音，表达好新兴经济体的诉求，加强协调，深化合作，引导国际舆论关注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金砖合作机制发展至今，并没有像外界所说的沦为“一盘散沙”，反而像5根手指攥成了一只拳头，靠的是“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合作伙伴精神。当前，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全球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深刻变革，金砖国家媒体既面临严峻的挑战，也面临难得的机遇。

加强金砖国家媒体务实合作

新形势下，加强金砖国家媒体务实合作，推动媒体创新发展，更要发扬金砖精神。为此，我提出三点倡议：

第一，相互借力，共同发声，做增强金砖国家国际话语权的伙伴。金砖国家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要在全球范围内维护自身利益，就要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具备影响国际舆论的能力。然而，在国际传播领域，金砖国家媒体目前还不具备与其经济分量相匹配的能力。拉美谚语说：“众臂合力，无可匹敌。”中国也有句古话：“人心齐，泰山移。”我们应借力金砖国家媒体峰会等合作平台，努力增强金砖国家媒体的国际影响力。

金砖国家媒体应围绕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金砖国家发展前景、网络空间治理、气候变化等涉及自身利益的重大话题，协调立场，达成默契，在重大国际问题的舆论高点上共同发声，形成合力。

中国人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俄罗斯明友讲“万丈高台，始于一石”。增强国际话语权需要付出持久的努力，只要我们携手并进，世界就会听到越来越响亮的金砖声音。

第二，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做夯实金砖合作民意基础的伙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金砖国家媒体应成为联通金砖国家民意、夯实金砖国家合作的拓路者与先行者。新华社一位常驻盂买的老记者对我说，20年前，研究中印关系，只要看两国官方表态就行，因为两国媒体上没有更多关于彼此的报道。但现在，一天不看印度报纸，就会觉得遗漏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新闻。十几年前，她的朋友、“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阿尼尔是印度唯一的一名驻华记者，现在这支队伍已扩大至5人。两国媒体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2013年首届中印媒体高峰论坛在新德里开幕，我当时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参加。时任印度外长胡尔西德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中印媒体应进行更加建设性的平衡报道，促进中印相互理解和更好合作。

金砖合作要做深做实，金砖国家媒体必须成为彼此的朋友。新华社愿与各位媒体同行在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多元化务实合作，拓展深化新闻报道、业务交流、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合作，增进金砖国家民众之间的认知认同。在此，我提议，在金砖国家媒体峰会框架下制订记者培训和互访计划，派遣编辑记者到对方媒体短期工作，学习交流报道经验，实地了解对方国家的国情民意。我愿在此宣布，新华社将在金砖国家媒体峰会框架下出资建立金砖媒体基金，旨在支持金砖国家媒体开展记者培训和友好交流活动。

第三，创新发展，加速转型，做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伙伴。当前，信息传播日益呈现移动化、智能化、个性化、数据化趋势，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迅速普及，创新成为数字化时代媒体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金砖国家媒体应顺应时代变化，改造生产流程、拓宽报道手段、推进技术升级，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优势互补、此长彼长、融合发展。

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

今年以来，新华社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努力打造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领域均发挥重要作用的新型通讯社。我们了新版“新华社”客户端，实现了新华网改版上线，并在推特、脸谱、，优兔等海外社交媒体上开设“NewChina”（新中国）统一账号，全天24小时使用英、法、西、俄等14个语种向海外用户推送中国和世界重大新闻。

我们认为，媒体变革为金砖国家媒体合作开拓了新思路、新渠道、新空间。今年7月，新华社推出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的“新华丝路”经济信息产品，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和企业搭建贸易投资合作平台。我们愿与金砖国家媒体共同推进“新华丝路”信息产品建设，向金砖国家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信息服务，推动金砖国家不断深化务实合作。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11月7日是新华社84岁生日。“新华”这个名字得于中国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艰难时刻，意为“崭新的中国”。作为中国的国家通讯社和中国最大的全媒体新闻机构，新华社的发展一直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当前，新华社正处于转型发展、建设国际一流的世界性通讯社的关键时期，我们愿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合作伙伴精神，与各位媒体同行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结成更紧密的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围绕“媒体在推动金砖国家发展更紧密伙伴关系中的作用”“深化金砖国家媒体交流与合作”“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互补与融合发展”三项重点议题展开讨论。会后，作为会议成果，我们将共同发表《金砖国家媒体峰会北京宣言》。期侍媒体同行们坦诚相见，畅所欲言，碰撞出思想火花，收获丰硕成果，为金砖国家合作注入更多正能量。

对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第14篇

关键词：视频会议系统；工程企业；实际需要；科技手段

中图分类号：TM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4） 12-0000-01

视频会议系统是指通过使用接收终端和互联网，让地理位置存在差异的人，能够就同一问题进行互动、讨论。而与会者之间不仅能够听到发言者的声音，还可以看到发言者的图像。同时，还可以共同探讨与议题相关的数据、文字等信息，与电话会议相比，视频会议与会者可获得更多信息，而与普通会议相比，视频会议只用借助相关技术和设备，可以有效降低经营成本，同时不受地域范围的影响。多媒体视频会议系统需要依赖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已经打破了计算机系统、通信系统、广播电视等传统界限，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沟通服务。视频会议系统传播的是音频、视频等数据，不同于普通数据，互联网视频会议系统对声音和动态图像的信号数据需求量较大，因此，一般的数字线路上无法满足数据传输需求。而使用者还对传送的声音、图像信号等实际应用有更多要求。所以，想要达到效果，无论是声音压缩和图像压缩，还是数据应用程序共享等，都对整个视频会议系统提出了更多要求。

一、工程企业对视频会议系统需求的分析

视频会议系统体系不仅适合于计算机通信网络比较健全的工程企业，同时也是实现工程企业更好发展的必备要素。通过对多媒体技术、互联网通信技术、广播电视技术的充分结合，加上视频会议系统的不断完善，将来必然会取代传统会议模式。

工程建设过程中，经常出现各种建设问题需要沟通，而视频会议系统的建设能够进一步满足工程建设远距离交流的需求。通过使用视频会议系统，可以有效节省差旅费用，从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而通过视频会议系统，也能够有效减少会议途中时间，缩短会议消耗时间。

同时，异地面对面交流，能够有效避免在参加会议途中可能出现的交通安全隐患，进而提高工作效率。而视频会议系统的出现，能够有效加强企业内部各部门、部门内部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同时面对面的会议系统，能够有效减少决策周期，提升决策执行力和决策效力。会议系统由于其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工程企业根据具体工作需要随时召集和举行会议，传递会议内容等。工程企业在构建和使用视频会议系统时，要结合网络情况、地域情况、会议召开的必要性等，同原有或在建视频会议系统的相关问题进行综合考虑，从而确保建设的视频会议系统能够满足工程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需要。

之所以要大力推动工程企业建设视频会议系统，是因为局域互联网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建设的视频会议系统，将是一个多媒体会议平台，通过将数据会议、电视电话会议、媒体资料传输等多项功能融合在一起，建设一个完善成熟、技术先进、功能丰富、兼容开放的多媒体互动、沟通平台。

对于工程企业而言，视频会议系统需要满足一下需求：

首先，要满足大量召开的周、月、季、年度工程协调、时点推进、工作协调布置等工作需求，并可以对建设工程中制定的工作方案和建设难题进行有效沟通。其次，要实现多方可视电话，同时也能满足企业办公等相关需求。基于网络系统，可以通过对在线用户的呼叫，从而实现快速召开紧急会议和临时会议，提升工程建设中的应对能力。再者，通过视频会议系统构建，能够有效实现多项互动方式的远程培训，从而有效满足对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施工方和监理方等各环节人员的全方位培训要求，通过较少成本，实现人力素质最大提升。最后，工程企业有其自身经营的特殊性，许多生产环节都存在一定安全隐患，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在远程监控方面的广泛应用，能够有效应对整个建设过程存在的安全问题。

二、视频会议系统的设计内容分析

对工程企业视频会议系统的设计，是本着“沟通至上、安全高效生产”的原则进行。要结合工程企业建设的具体需要，通过有效沟通选择有利于企业建设和发展的工程方针。而视频会议系统的设计目的主要是为了有效解决工程企业在企业发展和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在具体条件下，讨论视频会议系统在工程企业专网中应用的模式。在构建视频会议系统平台时，要充分考虑工程企业现有网络资源和需求状况，自身长远发展设计出一套完整的、充分符合企业自身特点的视频会议产品，很好地满足了工程企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建议设计的工程企业视频会议系统可以采用公共视频会议平台，这一会议平台投资成本小，同时可以更好利用在现实经营和发展之中。而公司视频会议模块最好基于最通用的TCP/IP网络平台，从而实现视频会议与多媒体数据相互交换的功能，还要结合电子办公的具体需要，建立一定规模、可以实时扩展的可视电话网络，满足位于不同地域的各级部门之间更好地召开日常会议、学习培训、技术交流等需要。

三、结束语

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不断推陈出新，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人对信息交流的及时性、准确性、有效性和全面性都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伴随互联网技术和多媒体技术、视频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内部协同办公与办公自动化处理也对此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的文件传输和信息，实质上已经无法适应这个企业信息化的运营需求。视频会议系统作为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产物，其作用方式打破了传统距离限制要求，有效节省经营成本，同时更是当今经济社会的客观要求，通过重视合作、重视交流、重视效率，实现了技术与实践的良好结合。从长远来看，整个视频会议系统的发展和研究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要想实现视频会议的有效推广，就要根据市场的具体需求情况进行分析，满足企业的工作需求。不难发现，视频会议系统将逐渐成为企业内部最重要的沟通和交流方式，而整个视频会议业务将有巨大的发展和成长空间。

参考文献：

对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社会化媒体 微博 微信 大数据 媒介融合

“社会化媒体” （Social Media）概念的最早提出者――美国学者安东尼・梅菲尔德（Antony Mayfiel，2007）认为，社会化媒体是“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能够提供用户参与、内容公开、用户交流、用户对话、社区间信息连通的功能”，其特点是赋予每个人创造并传播内容的能力。①国外的社会化媒体以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为代表，国内则主要包括微博、微信、社交网站、视频网站、论坛等。国内的社会化媒体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08年，2010年以来其研究态势可用“井喷”之状来形容，热度持续不减。2014年的社会化媒体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议题领域涉及受众研究、社会功能、媒介融合和传播效果等多个方面；研究对象集中化，对微博、微信的探讨明显多过其他类型的社会化媒体；研究方法上呈现出交叉、多维的特点；社会网络分析等可视化实证研究方法得到重视；对国外社会化媒体的关注不多。

一、社会化媒体的传播形态与受众研究

研究者从传播仪式观的角度考察了社会化媒体构筑互动仪式传播的基本条件：用户依托社会化媒体实现从身体在场到用户共在的转变；用户之间的互相关注、分组和关键词搜索等制度，使群体对局外人设定界限；社会化媒体实现了超越时空的相互关注；节点共享信息，消费者分享共同的情绪和情感体验。这种基于社会化媒体平台所形成的互动仪式，对传播主体的身份转变提出了要求：媒体要从传播介质转向共享情感的虚拟平台，内容生产者要从传播主体转向仪式引导者，而受众要从信息接受者转向仪式参与者。②有学者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微信与微博并不存在正面的竞争：微信属于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而微博则为大众传播；微信是不规则的圆圈加点线状结构，微博则是以用户为原点的放射状结构；微信建立在熟人关系基础上的强人际关系，而微博则以单向关注的弱人际关系为主，后者更易于人群的集结；微信属于熟人群体间的信息分享，信息传播信度高，个人传播效果强；而微博大众传媒的属性使其传播内容经过大范围转发更易形成较强的社会效果。③陈娟运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以“星巴克咖啡价格调查”微博视频为分析对象，对微博传播中的编码和解码进行考察，发现微博的编码和解码分别增加了一个环节，即网络编辑的二次编码环节和意见领袖的初次解码环节。由于受到二次编码等因素的影响，网民的解码方式更加复杂和多变。④

2014年，有多位研究者关注了社会化媒体的受众研究。研究者结合使用与满足理论和媒介系统依赖视角，对受众的微信使用行为进行量化分析，发现受众对微信的使用动机可以归纳为信息获取、社会交往和功能性体验3个取向；受众在接触微信内的媒体信息时，阅读行为的频率远远超过分享、评论等社交行为，体现出媒介接触过程中的内容依赖特征。用户通过在微信平台阅读新闻与评论信息，来提升自己对微信媒体的使用满足。⑤有研究者围绕受众的微博信任问题展开问卷调查，结果发现，用户对于微博内容的信任与微博使用多久无关，与者权威性不一定成正相关。用户对微博内容的信任是基于自己感知到的真实性，更倾向于相信微博中时效性较弱的内容和负面消息。微博信任呈现出“信忧不信喜”的特点和“我选择”，“我相信”的机制。⑥也有研究通过考查国内新闻传播学者在新浪微博中所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形态及互动情况，深入探究了社会化媒体平台中社会交往的特征及其社会意义。研究发现，新浪微博的使用强度与线上网络规模、线上链接网络中的中心位置呈显著的正相关，而关系使用强度与线上链接网络的中心位置和中间位置呈显著的正相关；个体线上社会资本的获得深受其线下既有社会资本的影响，二者之间的再生产关系有力地支持了富者越富假说。⑦

二、对传统媒体的冲击

在社会化媒体的冲击之下，新闻编辑部传统的运营模式、生产流程以及管理体系都需要重新评估和定义：生产可被分享的内容成为社会化媒体上新闻实践的基本法则，移动新闻正成为未来新闻内容的生产方式，而新闻编辑部也要实现由新闻内容生产专家到社区网络沟通专家的角色转变和由封闭、集权到开放、协作的组织模式重构。⑧有研究者认为，传统报业借力微信，不仅可以实现其读者由“受众”到“用户”转型，还可以实现由单纯的“内容为王”到兼顾“用户至上”的经营理念转型及“专业+推送+定制”的内容生产模式转型，而在此基础上对于微信公众号和新闻客户端的打通，则是传统报业借力微信实现全面转型的关键。⑨

面对社会化媒体的挑战，传统媒体人需要调整思维，拓展自身的媒介素养，不断提高对社会化媒体信息的辨识能力和对社会化媒体资源的协调、组织与整合能力，增强自身在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数据与技术素养，针对自身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中的活动，还要把握好机构行为与个体行为之间的严格界限。⑩鉴于微博先天具有未完成文本的特征，限制了受众认知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因此，职业记者肩负着将“未完成文本”转换为“完成文本”的使命，其责任是在社会化媒体提出问题的基础上，展示事物之间的联系与本质，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引导受众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而达到理性的认识。

社会化媒体在融合新闻报道中的创新运用仍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有研究者透过个案研究，探讨了交互视频对融合新闻叙述表达方式的创新，指出交互视频可以将原本线性的影片与用户的互动完美融合，在增强用户阅读选择权和参与度的同时，提升新闻信息的利用和表达效率。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用户自定制互动视频”“多视点互动视频”和“社交化”思维主导下的多方参与式互动视频都可以成为融合新闻的创新探索。有研究者对法国记者让・阿比亚特西（Jean Abbiateci）在《重建海地（Rebuilding Haiti）》的新闻专题中融合互动游戏的报道方式给出了积极肯定，认为只要在设计上进行把控，互动式游戏也能用于严肃议题的阐述，它能够将复杂抽象的内容进行“浅”表达，使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更容易理解问题的复杂性，而游戏的趣味性在减轻读者阅读负担的同时，也增强了融合新闻报道的参与度。

三、社会化媒体事件与意见表达

有学者聚焦PM2.5术语的传播过程，研究了社会化媒体中的“日常环境抗争”现象，认为PM2.5抗争已经具备了“生活政治”的可能：一方面，这种抗争因其持续性而可能成为抗争者的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这种抗争还因其言语为主的表达方式而可能促进抗争者和抗争对象道德认同基础上的“绿色”生活方式的养成（“生态生活政治”）。借助社会化媒体完成抗争者和抗争对象之间的持续协商，促使国家由抗争对象角色转变为生态舆论引导者角色是“日常环境抗争”内化为“生活政治”的关键。有研究者借助对典型微博的数据可视化分析和对传播内容的定性分析，总结出高转发微博的四种传播机制：议题引爆机制、情感触动机制、互动交流机制和叙事补充机制。前两者构成微博舆论形成爆发态势的必要或初始条件，后两者则完成了微博舆论的微观生产或意义生成。？？？而周葆华（2014）则从厘清“舆论”基本概念入手，认为社会化媒体带来的表达便利与“海量意见”并不等同于舆论发达，它距离舆论基本概念内涵所强调的“公众针对争议性议题的公共讨论过程”和“基于独立自主人格及自由信息环境的意见表达”还有一定差距。

有关意见领袖的探讨仍在继续。有研究者以“厦门BRT公交爆炸案”事件为个案，借助微博数据挖掘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考察了微博意见领袖的主体构成：新闻整合媒体（即微博服务商）凭借自身渠道管理的优势，在网络空间的信息流动中更容易占据传播高地，成为强势意见领袖；传统媒体凭借其拥有的采访权，成为意见领袖主体的主要来源；政府机构作为权威信息源还拥有着强大的政治权力与处理决策能力，成为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的特色主体。有研究者在厘清“大V”、微博名人和意见领袖三者概念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指出“大V”借助粉丝量的优势，将影响甚小的事件嵌入到自己的链接中，发挥了中介与扩散的作用，正是基于这种作用，“大V”才被视为意见领袖。有学者指出了现阶段意见领袖研究中的测量维度偏差，认为在复杂社会网络框架中，能够改变其他人观念和决定的属性才是测量意见领袖身份的重要维度。在社会化媒体中，意见领袖的话语传播策略是维系其与追随者（粉丝）联结关系，产生影响的重要基础。这种话语传播策略可以被区分为3种类型，即由暗示和象征构成的暗示性话语组合，由肯定、重复和模仿构成的陈述性话语组合，以及由简化、强化和同化构成的夸张性话语组合。

四、社会化媒体话语权与公共性

有研究者通过对新浪微博热门话题的内容分析，考察了社会化媒体上议题公众、媒体、政府和意见领袖四类政治行动者在公共议题传播过程的不同角色：议题公众成为最重要的公共议题发起者；媒体试图通过专业化的框架建构延续自身的权威性；政府开始在新媒体场域中直接推送议程，但其生产的符号却被其他行动者转换为一种象征权力；意见领袖通过策略性地运用框架建构扩大公共议题的支持基础，并与议题公众、媒体适时联动，共同推高公共议题的能见度。公民话语、精英话语和媒体话语的合围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话语构成了压力，但这一线上话语竞争的优势却并不足以改变线下的权力关系。有研究者结合内容分析法和调查法，考察了人口统计学特征、微博表层内容和微博深层内容对粉丝数的影响，结果发现，现实社会中的知名度和微博的技巧是影响微博粉丝数的直接因素，而内容并不重要。据此提出了“在微博世界里寻找绝对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实际上是乌托邦式的幻想”的观点。

在有关社会化媒体公共性问题的探讨中，有研究者认为，微信中介的交往是一种蕴含着口语、书写与电子多种形态的“熟人圈里的电子书写式言谈”，它使得日常熟人交往因自我重构而表现出平等交往的一面，也因“陌生人”和公共话题的频繁引入，使得熟人圈关系具有了特定的公共性，进而可能为政治公共领域提供良好的参与基础并重塑政治合法性。但是，这一切因社会转型在结构及政治文化上的复杂和技术擅变而充满了不确定性。有研究者借助对占海特“异地高考”事件的观察指出，社会化媒体支撑的“可见性”（获得他人的注意力）整合了公共领域的两种理论视角，即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话语导向的“理性言说”和以桑内特为代表的视觉导向的“自我表演”，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公共领域，使得传播、媒介对于公共领域的意义超越了提供信息、生产现实、达成共识等功能性的层面，而转化成为构成社会的基础要素。还有研究在对“北京出租车调价”新浪微博展开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目前微博空间中没有内在的共识达成机制。微博空间中更多的是自说自话的个人表达，而缺少以倾听、理解、思考为基础，以达成共识为目的的互动交流，这成为制约微博空间中公开言论协商性的重要原因。

五、社会化媒体的政务功能

有研究者认为，社会化媒体为政府和民众间对话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硬件、软件及需求、态度等方面的基础条件，就目前而言，政府能否及时优化网络监管模式、重视民意、积极主动建立和打开对话渠道，是进一步提高社会化媒体对话机制建立可能性的重要一环。针对政务微博的发展现状，有文章指出全国政务微博的格局在地域、部门、级别和状态等方面存在着结构性失衡，呈现出级别越高，开设微博账号的数量越少但是影响力更大，级别越低，建立的账号数量越多，但是影响力甚微的“双金字塔”分布。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基层政务微博持续影响力的六条路径：专注于本地化和精细化的贴近性、建立在数据整合和信息共享基础上的科学性、以互动为纽带的服务性、内容为王的策划性、重视规范和制度化运营的专业性及面对质疑和危机时的理性与开放性。还有学者结合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认为微博传播促进了行动政治与话语政治的融合，在某种程度上践行着一种社会的政治承诺。理性和成熟的政治承诺要求政府和职能部门要重视微博政治承诺的权威性、情感性和契合性，避免承诺过程中的虚假、对抗、错位等问题。

六、社会化媒体的营销价值与商业模式

有研究者认为，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与应用催生了品牌的碎片化传播方式，其本质优势在于以受众参与为基础的品牌信息自传播。在制定具体的传播策略时应以有效引导分散传播者、发挥碎片化内容的驱动作用和创设品牌负面传播防范机制为原则。尽管当下广告主社会化媒体营销传播仍存在着非主流、不易控、难监测和易做假等诸多风险与挑战，但依托社会化媒体谋求建设与消费者的关系乃大势所趋，并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将成为广告主提升营销传播价值的关键节点。社会化媒体在变革品牌营销模式的同时，也重构了品牌营销思路，即从产品思维走向体验思维、从用户思维转向粉丝思维、从媒介思维转向数据思维、从广告思维转向社群思维。

有研究者认为，相较于微博广而告之的大众传播方式，微信更能够实现分类信息的精准投放，并且，与微博的广告载体性质相比，微信更适合用来开展售前售后的服务和收集用户的意见及反馈，方便用户价值挖掘。

七、“时空紧张感”与社会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