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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形象的特征范文

人物形象的特征

人物形象的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赫哲族 伊玛堪 莫日根 阔力 萨满

中图分类号:I20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2

在“伊玛堪”作品中,众多的人物形象是充实“伊玛堪”的灵魂,而这些看似复杂多变的形象其实可分为三种,即莫日根形象、阔力形象、和萨满形象。其中萨满形象又可以分为好萨满和恶萨满两个独立萨满形象。

一、莫日根形象

“伊玛堪”作品具有史诗性质,有些作品虽是短篇,只能反映某一时代片段,但也具有当时的特征。大多数“伊玛堪”都是围绕着莫日根展开叙述的,很多直接以莫日根命名,显示出赫哲人过去具有英雄崇拜思想的时代精神,和独特的原始文学风格。莫日根形象无疑是“伊玛堪”作品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莫日根,即赫哲语英雄、好汉的意思。

第一,莫日根具有英雄崇拜思想理想的勇武特征。每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对其民族性格的形成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赫哲族也一样。地处北方,寒冷的冬季使得渔猎生活条件非常恶劣,但是,赫哲人选择勇敢的直视自然环境的挑战,他们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应对生活中的困难,从而形成了顽强、好胜、不服输的民族性格,作为这个民族所共同崇拜的英雄,莫日根身上自然以更典型的特征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勇武。

莫日根们不但外貌年轻英俊,身体强健,而且本领高强。每次进山打猎,他们都是狩猎能手,他们依靠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射箭百发百中,打围弓响见物。每次捕鱼,他们都在惊涛骇浪之间游刃有余,即便是成精的鱼怪也无法逃脱。每次摔跤,他们都以过人的本领,在群雄争霸中脱颖而出,敌过所有挑战。他们还力大无穷,千斤巨石只要随手一抓就能举过头顶,杀死巨兽,只要往肩上一搭就能扛走。这些在条件婚情节中可见一斑,如阿格弟莫日根一箭射下三只大雁,还捉住江中千年鳇鱼;安徒莫日根捉住正南方树洞里的雕,叉住东南方水里的金鲑鱼,捕得西南山坡上的鹿。

莫日根的勇武并非源于尚武斗狠的勇,而是源于一颗藏有远大抱负的强大内心的果敢,和诚恳待人、有情有义。“伊玛堪”作品中,最直观看到的就是莫日根一次次接受艰险的挑战,以顽强、坚韧、不怕挫折的态度战胜猛兽、妖怪、莫日根对手、阔力对手,赢得一座座霍通的百姓的臣服和爱戴。然而,一次次九死一生的考验,莫日根都不曾后退,更不曾后悔当初出征的选择,只为了他心中最深处隐隐作痛的血亲复仇使命。只有心中有信念的人才能成为英雄,有了信念就能激发莫日根流淌在血液中的智慧与果敢。莫日根在前进的路上勇往直前,但他不是一个人在前行,身为前往他乡复仇的莫日根,他们总是充分展示出对与自己有着相同经历、失去亲人的百姓的同情和悲悯;对待身边的妻子和兄弟姐妹更是十分诚恳,重情重义;对待诚心归顺的对手,他们也能不计前嫌,敞开胸怀接纳他们。

第二,莫日根离不开萨满相助,具有半人半神的特征。“伊玛堪”作品中,每当故事进行到难解难分的局面时,莫日根往往无法扭转乾坤的时候,总会有萨满前来相助,这些就是神灵,他们的神力大小不等。莫日根的成功,许多关键的步骤都是萨满相助实现的,莫日根对前来助战的萨满是依赖并且信任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具有一定的萨满神性。

萨满相助在前文已有论述,如双方交战之际,当战事胶着、难分高下之际,莫日根可通过默默祈祷,求助萨满神灵附体。而萨满神灵附体,又刚好说明莫日根具备萨满神性,可以被附体,借助萨满神力击败对手。也有的时候莫日根不是让萨满神灵附体,而是直接请萨满前来助阵。如《香叟莫日根》中,香叟在敌手施水火法术时,他请来能致敌于死地的大神灵古大玛发,克敌制胜。还有的情节中,莫日根也可以自己施展萨满法术,如香叟“一踏出家门就非同一般,他能腾云踏水自由往来。”

第三,莫日根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反抗侵略与压迫战争英雄,他们的身上具有觉醒者的特征。莫日根的出身大多是孤儿,或者有兄弟、或者有姐妹,但多逃不掉屡遭厄运的打击,正是童年时代生活的困苦不堪,饱受家破人亡的凄苦折磨,成年或者说遇到萨满点化后的莫日根才会立志复仇、重建家园。如《安徒莫日根》中,安徒的父亲和母亲就是被敌人抓走做奴隶去了。因此,作为虎口余生的苗裔,他们必须要履行血亲复仇的义务。这种不甘默默忍受痛苦与欺压的精神,和毅然坚定信念为血亲复仇选择出征的勇气,正是莫日根超凡脱俗的觉醒者的写照。

出征路上往往战事连连,身为莫日根,他们永远不忘自己的目标――血亲复仇、重建家园。在《香叟莫日根》中,香叟采取了自己的措施对待被征服的部落,他计划把那里全部财产和所有人都用船运回自己的家乡。香叟唱道:

“赫尼哪赫尼哪赫哩赫哩――

四个哈番,

我告诉你们,

我们要在这里,

住上三天。

你们领着人,

赶造一百只船。

要是三天内造不出来,

拿你们脑袋来见。

阿啷……

四个哈番吓得头上冒汗,哆哆嗦嗦地回答:‘我们一定照办!’”[1]

终于,香叟命令焚毁屯里的全部房子,乘着满载着重建家园的财物和人口的木帆船,扬帆凯旋。

野蛮时代的觉醒者只能这样开创未来,虽然用的是掠夺的方式,但这就是英雄时代迅速整合资源的方式。不过也并非所有的情况都如香叟征服这个部落一样,有许多霍通主会听闻莫日根的事迹而主动开城门请降,并与莫日根结拜为兄弟,共同完成复仇大业;也有的部落百姓不堪忍受当下主人的压迫,而主动要求莫日根成为他们的新主。无论过程如何,结局总是好的,莫日根总能带着满载着俘获的百姓和资源的大船,带着成功的信心和喜悦,凯旋归来,重建家园。

二、阔力形象

“伊玛堪”作品中,女性多以阔力形象出现,在故事的叙述中,阔力的神性也是女性最主要的功能。阔力,在赫哲语中是黑色神鸟的意思,没有哪个赫哲人会将鹰或者其他的鸟类叫做阔力。有学者认为,阔力是女性幻化出来的神鹰形象,是依据母系氏族社会由女性占统治地位而演化来的。“女神崇拜不仅将史前人类文化成果传承到文明时代,而且将其基本精神――集体英雄主义,通过圣坛与神话传承至近世,对北方民族的心理素质――民族性格的铸造起到了深刻、持久的影响。”[2]

首先,阔力是贤惠而深明大义的凡人女子。赫哲语中,未嫁女子称为德都,嫁给莫日根的女子都是福晋,无论德都、还是福晋,她们都拥有姣好的容颜和宽阔的胸襟。“伊玛堪”作品中,她们所处的时代是多妻制,但当几位德都都嫁给同一位莫日根时,她们互相毫无嫉妒之心,而且在莫日根征服一座霍通的时候,福晋甚至会抓来被征服的德都做莫日根的妻子。作为妻子,她们对丈夫的周到细心,时而像情浓义重的妻子,时而像善解人意的朋友,时而像可助丈夫排忧解难的助手。如《满斗莫日根》中,博尼恩德都本想为两个哥哥报仇,但经过父母的劝解,答应嫁给满斗莫日根。成为满斗莫日根的妻子,博尼恩德都对丈夫关怀备至,在丈夫西行的路上,她化现房屋、为丈夫通风报信,在西征的路上与丈夫形影不离。

其次,阔力是文武双全的忠诚助手,她们不但在和平时期为莫日根准备好衣食、为他们探路,在交战时更是助战巾帼不让须眉。在莫日根同对手交战的危机时刻,她们既可以从莫日根的脚下破土而出迎战对方攻击而来的阔力,又可以以极快的速度从高空俯冲而下冲向对手的头颅,将其劈成两半;当莫日根在西征途中疲惫不堪,无力前行之时,她们会用神法化现房屋,并将丰盛的美酒佳肴为莫日根备好;当主人公在征途行进而感到前路茫茫的时候,她们会及时为莫日根探明前路,引导方向,甚至还会将凶吉福祸提前告诉莫日根。值得注意的是,阔力虽时刻出现在莫日根的左右,关系无比亲近,但她们却从未陪同自己的丈夫在征途上行走,或具体谋划某次行动。由此可见,当她们幻化成阔力时,具有空灵飘渺、超自然的神性,与行走在征途上的莫日根也许根本不在同一空间。如果说“伊玛堪”作品中的莫日根具有人格大于神格的特点,那么阔力身上所能看到的却是神格大于人格的特点。

第三,阔力实际上是“伊玛堪”作品中女子的萨满化身。“伊玛堪”作品中的阔力都是敌对双方萨满主人公的妻子姐妹。在真正的萨满信仰中,存在着祭司向保护神现身的关系,而这种现身意味着祭司将成为神的特殊助手,必要的时候亦可幻化成鱼或鸟等形象,而最为典型的现身关系就是“夫妻”。在“伊玛堪”中就表现为阔力向莫日根现身,成为莫日根的得力助手。

确定了阔力是莫日根的萨满保护神地位,就解释了为什么“伊玛堪”作品中莫日根总是要遇到那么多能变成阔力的女子,并收她们为妻。保护神愈多,作为萨满的莫日根神力就愈大,而娶很多妻子意味着莫日根在不断的进行神力增加和壮大保护神队伍。“伊玛堪”作品中显然是以半人半神的莫日根为中心,而不是以单纯的只有人格而没有神格的民族历史英雄莫日根为中心的,所以象征萨满的莫日根同他的保护神的结合过程以及萨满神通增进过程的“多妻”现象,无疑成为作品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

萨满是“伊玛堪”作品中具有特殊地位的形象,尤其在宗教场面里更是必不可少的主持者,“他们把所有类似宗教职能的特点都融于己身,既是天神的代言人,又是精灵的替身;既代表人们许下心愿,又为人们排忧解难。他们中的大多数就是人们中的一员,并不完全脱离生产。他们在萨满世界中是人又是神,是他们在放任癫狂的情绪下,用萨满巫术支配着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3]“伊玛堪”作品中的萨满几乎都是女性,将萨满这种亦人亦神的特色描写得十分生动,而在所有的祭祀场面都可看到女萨满的身影,她们一旦得道,就可变成阔力神鹰,无所不知,出神入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与莫日根如影随形。如《香叟莫日根》中,在最后祭神的过程中,都是香叟和他的嫂子、妻子都穿上神衣,一起跳萨满舞。

三、萨满形象

在“伊玛堪”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无形的形象――萨满,它“是无质、无形而又无所不在的”。[4]萨满一词,来源于通古斯语,意为“激奋者”、“癫狂者”、“无所不知的人”。萨满不是普通人,具有超自然的特异功能,知晓神仙世界的情况,可直接与神灵沟通。神秘的萨满文化在“伊玛堪”作品中揭开了一角,它向人们展示了虚幻空间中一个个独立、生动、可感知的有生命的形象,从无形到有形、从有形回到无形的独特文化形式,而其最大的特征,就表现在萨满的神性。

赫哲人相信万物有灵,笃信萨满教,在“伊玛堪”的时代,这种信仰根深蒂固,萨满在“伊玛堪”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独立的神灵也就是屡屡为莫日根施以援手的好萨满、也可以对莫日根灵魂附体助战、也能让阔力们发挥各种神力、还可以成为反面的坏萨满即以妖魔形象出现。

“伊玛堪”作品中的好萨满,独立的萨满形象总是神秘莫测、飘忽不定、神通广大又有一颗正义善良的仁心。如《香叟莫日根》中,香叟莫日根在遇到困难和危险时,祈求保护神帮助自己。香叟莫日根祈祷,向古大玛发祖先神请求帮助:

“赫哩啦――赫哩啦赫雷

古大玛发,

古大玛发,

快来助我一臂之力,

把独角龙送到赫金家。

古大玛发,

古大玛发,

当我住嘴的时候,

你快来呀!”[5]

果然,东南方刮来了一朵彩云,带着嗖嗖的风声,一眨眼就到了身边。古大玛发真的来了,摘下腰带,拿出皮绳,帮香叟制服了蛟龙。

在《满斗莫日根》中,好萨满库查卡玛发和库查卡玛妈不但将满斗莫日根的妹妹满巾德都收养山中,由神灵教养,而且还将九粒苏古冬神药交给满巾德都,让她去治疗哥哥满斗莫日根的疯癫病,并使其脱胎换骨,成为真正的英雄。

“伊玛堪”作品中,萨满形象体现在半人半神的莫日根身上,莫日根本是凡人,通常经萨满指点迷津之后,就会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神通,当他们使用这些神通的时候,凸显的便是他们半神的萨满特性;萨满还会在莫日根与对手交战的时候,以灵魂附体的方式为莫日根助战。如《安徒莫日根》中,安徒躺下后睡不着觉,拿起一根小棍在自己的头上敲了一下,变成一只小蜂子。安徒在村子里飞,飞到一户人家的窗子上,看到很多年轻女人在说笑,其中一个在说安徒坏话,另一个女人劝她不要说人家的坏话。安徒跟着说他坏话的女人,趁她睡觉的时候刺痛她,第二天,这个女人请了许多萨满前来为她医治刺伤,可是萨满们都医治不了,又去请来远近闻名的都日斗萨满,都日斗看出是安徒做的鬼又不愿意得罪安徒,于是推荐安徒替她医治,果然安徒药到病除。在《香叟莫日根》中,香叟的故事说明香叟莫日根也具有萨满特性。

“伊玛堪”作品中,萨满形象还体现在半人半神的德都、阔力身上。“伊玛堪”作品里的阔力,几乎完全由具有萨满神通的女子变成。在萨满的世界里,并非所有的萨满都是法力无边,而是各自神通高下不一。有的萨满可以传递信息却不一定可以完成追魂等重大萨满活动任务;有的萨满可以使用一些腾云、踏水的法术,却不一定在交战中处于绝对优势;有的又是通灵使者,可以统领众神。如《阿格弟莫日根》中,阿格弟突然死亡,他的护身神萨日卡便去向法力高强的女萨满黑斤报信。黑斤保护好阿格弟的遗体,飞到阴曹地府去找阿格弟的灵魂。她历尽艰难,寻访遍地,终于在一根茅草上把阿格弟的灵魂找到了,让他起死回生。

妖魔,在“伊玛堪”作品中的身份实际上是坏萨满。这些坏萨满时而变鬼,时而变怪,时而变成猛兽,具有“魔”的属性。然而,不管妖魔的本领多大,神术多高,在“伊玛堪”作品中最后总是可以被制服的,表现了赫哲人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理念。

《安徒莫日根》中,安徒来到的第一个霍通遇到的就是难题求婚,而构成难题的三个条件恰克陈(雕)、爱新达乌(金鲑鱼)和库玛卡(鹿)就是典型的妖魔形象,他们不是普通的动物,而是有一定的萨满神力的坏萨满,他们会叫阵,比如恰克陈看到安徒伸伸脖子,张张嘴说:

“赫力勒,赫力勒那尼,赫力给格,

小伙子你听着,

咱们无仇无恨,

你来干什么?

是来抓我吗?

咱们就试试吧,

我虽然老了,

也不会白让你治服的。

啊啷……”

善恶观念是在“伊玛堪”作品中普遍存在着的观念,大多数人物都认为应该反抗邪恶、抵御等。作品中正义与邪恶的分别在莫日根西征行动上表现出来:莫日根西征途中交战的对手不乏法力高强的莫日根萨满,但这些对手很多被划归为妖魔即坏萨满。因此,所有在莫日根的前进与成功过程中带来困难的障碍都是邪恶的,“伊玛堪”正是赞扬了莫日根不畏邪恶、不惧艰险,终于代表正义战胜了邪恶的精神。

参考文献

[1]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黑龙江分会主编.黑龙江民间文学.第二集、第十二集.黑龙江大学印刷厂.1981年版

[2]徐昌翰、黄任远.赫哲族文学.北方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3]张志权.赫哲族民歌、歌曲集.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人物形象的特征范文第2篇

小说中,“完美型的唐僧、力量型的孙悟空、活泼型的猪八戒、和平型的沙和尚” [1]虽然性格迥异,却在世界文学画廊中构建出了成功而独特的角色。

1、唐僧:《西游记》中的唐僧形象,在大多数场合是负面评价多于正面评价。他表面的“胆小怕事、听信谗言、人妖不分、缺少男子汉大丈夫应有的阳刚之气” [2] 等缺点早已为世人所批判。对此,最具代表性的评价则是来自胡光舟先生《吴承恩和西游记》中的一段话:“他(唐僧)懦弱无能,胆小如鼠,听信谗言,是非不分,自私可鄙,优柔寡断,昏庸糊涂,几乎是屡教(教训)不改。在取经集团中,他既不是精 神力量,也不是实际的战斗者,竟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累赘。至于他在取经事业中的作用,说得不客气些,应当是个负数。他的眼泪多于行动,没有白龙马就寸步难行, 没有孙悟空将万劫不复。如果一定要说唐僧也有作用,那么,他的作用是一个傀儡、一尊偶像、一块招牌。只因他是如来的犯错误的大弟子金禅子转世,要靠他这块招牌才能取到经。正如沙和尚所说,世上只有唐僧取经,‘自来没有个“孙行者取经”之说’”。[3]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很多质疑。

淮茗在《被误解的唐僧》一文中认为,对唐僧持批判观点的人都是站在俗世的立场上来看唐僧,并指出:“唐僧的人格也许有一些缺陷,但应当承认,这来自他虔诚的信仰,其取经立场是无可动摇的”。[4] 潘全寿对此表示了赞同,他觉得唐僧“是个诚心取经、不贪图荣华富贵、不贪图酒食美色的高僧”“是取经队伍当之无愧的楷模”。[5]竺洪波在《论唐僧的精神》一文中也认为唐僧作为取经队伍的统帅,在《西游记》中是真正的、唯一的具有本体意义的形象,“佛教之大慈大悲、普渡众生的劝世救主思想,以及为完成取经使命而义无反顾的、不畏生死的牺牲精神是唐僧这一艺术形象最主要、不可或缺的性格特征”。[6] 可见,唐僧并不是一无是处,他目标的坚定就是取经成功的重要保证。

2、孙悟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是作者塑造的最成功,也是备受万千观众赞扬和喜爱的人物形象。说“他(孙悟空)是中国文学永不安宁的精灵” [7] 一点也不夸张。他酷爱自由、任性而为,是一个“具有非凡爆发力的反抗者”。[8] 崔小敬在《<西游记>:秩序与自由的悖论》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孙悟空的出生即是对人伦秩序的突破,对于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天宫来说,孙悟空实实在在算得上是一个‘秩序化生活的异类’”。[9] 同时“孙悟空也是一个靠自己的基本品质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是一块打不死、烧不化的顽石”。 [10] 潘全寿在其《精当,增减一人废全篇——<西游记>取经人物设置的艺术》一文中指出:“孙悟空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是中国人民理想主义的英雄化身”。[11]

3、猪八戒:如果说孙悟空是中国文学史上永不安宁的精灵,那么猪八戒则是中国文学史上永不退色的笑星。刘耿大认为“猪八戒的幽默,具有喜剧性特征,是典型的‘开心果’”龙国庆在《丑中孕美,借幻传真——猪八戒形象新探》一文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认为“猪八戒是中国老百姓的‘喜神’和‘开心果’”。的确,八戒的幽默早已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不过就像曾中辉所说的那样:“从表面上看,猪八戒是一个浑身都是毛病的人物。如爱耍小心眼,自尊自慰,经常在师傅面前搬弄是非,让自己的对手吃尽苦头;善于投机取巧,面对强者退缩,面对弱者逞能;贪吃贪睡,好色好财,动不动就嚷散伙打退堂鼓”。

潘全寿对此说道:“猪八戒仍是一个“功大于过,功劳苦劳都不小的重要人物”他那勤劳勇敢的的优秀品质随着小说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照人的光彩,而他身上存在着的那些庸俗的惰性及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思想,也在与妖魔鬼怪及恶劣环境的搏斗中经受锻炼而逐渐克服掉了,正如龙国庆说的那样,八戒是在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典型,是一个随时代浮沉的人物形象。

人物形象的特征范文第3篇

1、唐僧

《西游记》中的唐僧形象,在大多数场合是负面评价多于正面评价。他表面的“胆小怕事、听信谗言、人妖不分、缺少男子汉大丈夫应有的阳刚之气”[2] 等缺点早已为世人所批判。对此,最具代表性的评价则是来自胡光舟先生《吴承恩和西游记》中的一段话:“他(唐僧)懦弱无能,胆小如鼠,听信谗言,是非不分,自私可鄙,优柔寡断,昏庸糊涂,几乎是屡教(教训)不改。在取经集团中,他既不是精神力量,也不是实际的战斗者,竟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累赘。至于他在取经事业中的作用,说得不客气些,应当是个负数。他的眼泪多于行动,没有白龙马就寸步难行,没有孙悟空将万劫不复。如果一定要说唐僧也有作用,那么,他的作用是一个傀儡、一尊偶像、一块招牌。只因他是如来的犯错误的大弟子金禅子转世,要靠他这块招牌才能取到经。正如沙和尚所说,世上只有唐僧取经,‘自来没有个“孙行者取经”之说’”。[3]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很多质疑。

淮茗在《被误解的唐僧》一文中认为,对唐僧持批判观点的人都是站在俗世的立场上来看唐僧,并指出:“唐僧的人格也许有一些缺陷,但应当承认,这来自他虔诚的信仰,其取经立场是无可动摇的”。[4] 潘全寿对此表示了赞同,他觉得唐僧“是个诚心取经、不贪图荣华富贵、不贪图酒食美色的高僧”“是取经队伍当之无愧的楷模”。[5]竺洪波在《论唐僧的精神》一文中也认为唐僧作为取经队伍的统帅,在《西游记》中是真正的、唯一的具有本体意义的形象,“佛教之大慈大悲、普渡众生的劝世救主思想,以及为完成取经使命而义无反顾的、不畏生死的牺牲精神是唐僧这一艺术形象最主要、不可或缺的性格特征”。[6] 可见,唐僧并不是一无是处,他目标的坚定就是取经成功的重要保证。

2、孙悟空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是作者塑造的最成功,也是备受万千观众赞扬和喜爱的人物形象。说“他(孙悟空)是中国文学永不安宁的精灵”[7] 一点也不夸张。他酷爱自由、任性而为,是一个“具有非凡爆发力的反抗者”。[8] 崔小敬在《:秩序与自由的悖论》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孙悟空的出生即是对人伦秩序的突破,对于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天宫来说,孙悟空实实在在算得上是一个‘秩序化生活的异类’”。[9] 同时“孙悟空也是一个靠自己的基本品质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是一块打不死、烧不化的顽石”。[10] 潘全寿在其《精当,增减一人废全篇——取经人物设置的艺术》一文中指出:“孙悟空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是中国人民理想主义的英雄化身”。[11]

3、猪八戒

如果说孙悟空是中国文学史上永不安宁的精灵,那么猪八戒则是中国文学史上永不退色的笑星。刘耿大认为“猪八戒的幽默,具有喜剧性特征,是典型的‘开心果’”龙国庆在《丑中孕美,借幻传真——猪八戒形象新探》一文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认为“猪八戒是中国老百姓的‘喜神’和‘开心果’”。的确,八戒的幽默早已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不过就像曾中辉所说的那样:“从表面上看,猪八戒是一个浑身都是毛病的人物。如爱耍小心眼,自尊,经常在师傅面前搬弄是非,让自己的对手吃尽苦头;善于投机取巧,面对强者退缩,面对弱者逞能;贪吃贪睡,好色好财,动不动就嚷散伙打退堂鼓”。

潘全寿对此说道:“猪八戒仍是一个“功大于过,功劳苦劳都不小的重要人物”他那勤劳勇敢的的优秀品质随着小说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照人的光彩,而他身上存在着的那些庸俗的惰性及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思想,也在与妖魔鬼怪及恶劣环境的搏斗中经受锻炼而逐渐克服掉了,正如龙国庆说的那样,八戒是在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典型,是一个随时代浮沉的人物形象。

4、沙僧

人物形象的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喜剧人物;悲剧性;莎士比亚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喜剧人物以及悲剧人物是这样定义的,“喜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这种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形成了划分悲剧和喜剧的经典标准和严格规定。高乃依也说过:“喜剧和悲剧的不同之处,在于悲剧的题材需要崇高的、不平凡的和严肃的行动;喜剧则只需要寻常的、滑稽可笑的事件。悲剧要求表现剧中人所遭遇的巨大危机,喜剧则满足于对主要人物的惊慌与烦恼的模拟。”[1]后世的西方戏剧理论家评论喜剧角色,也主要认为喜剧人物是平庸而愚蠢的、卑贱有缺陷的,然而一个复杂全面的喜剧角色所具有的特质绝不仅仅是这些。

经典的喜剧人物形象来源于丰富饱满的生活,实际生活中乐观喜感、愚蠢卑微的小人物会引起我们的怜悯,所以莎士比亚经典喜剧形象同样也会让观众产生同情怜悯。丢掉嬉笑逗乐的外衣,莎士比亚喜剧人物真的开心吗?

本文以莎士比亚的喜剧作品为例,探讨喜剧人物的形象塑造,解析喜剧人物是否具有悲剧性,最终探讨剧作家成功塑造一个喜剧人物的标准或者核心价值是:喜剧人物形象以喜中带悲打动观众。莎士比亚的喜剧从来不是真正的喜悦,抛去阅读时生理性的大笑,挖掘剧作内在的含义,无处不透露出悲剧的特质。

以莎士比亚著名的讽刺喜剧《威尼斯商人》为代表,剧中的喜剧人物夏洛克是一个犹太商人,自私、贪婪、狠毒的高利贷者,但他又是犹太人,因为信仰不同的宗教,受到别人的侮辱和歧视。剧中他对安东尼奥的狠辣、对女儿的自私小气都令观者气愤不满,但是当他只是因为犹太人的身份就被奚落鄙夷;在法庭上被气势逼人假扮法官的鲍西亚步步设计的时候,观者也无不感到他值得同情可怜。这份同情可怜是出于对信仰、阶级不平等的一种情绪反抗,夏洛克身上所具有的悲剧性色彩令这原本的喜剧人物形象变得丰满感人起来。观者的同情怜悯就是剧作者所要传达的思想,莎士比亚从人道主义出发,把资本主义兴起后复杂的阶级矛盾归结为种族、信仰的压迫,并予以明显的批判。

莎士比亚喜剧人物的悲剧性特点在其外表形式、内在思想、社会价值上都有所表现。具体表现为外表形式与内在思想的相悖性,社会价值的衍生性。

莎士比亚喜剧人物的形象通常具有夸张变形、丑化卑微的外表形式,而其性格上则具有不同程度地被欺辱、担负平等的内在思想。在《仲夏夜之梦》中,丑角的比重相当大,多丑角对剧中想要营造的欢闹气氛有显著帮助。这些众多拟人化的丑角形象代表了普通大众,正因为是拟人化的动植物,才更能激发人的笑。就思想内容上来说,莎士比亚使用拟人化的动植物作为剧中的丑角,其实也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讽刺,是对平等自由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继承。

《仲夏夜之梦》中要为公爵大婚献礼的波顿工匠们,戏中戏的剧情,都是令人捧腹大笑的桥段。但是笑过之后,对这几个波顿工匠为权势阶层献礼而付出的辛苦,除祛卑微蹩脚的笑料,我们似乎还看到了莎士比亚笔下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喷薄欲出。卑微的社会底层百姓为博取上层社会的欢笑要使出浑身解数,而且还不一定能得到真心的承认,其表现的结果都是悲剧性的。莎士比亚试图告诉世人,其作品背后的社会价值,人文主义的平等自由理想从来都是其喜剧人物的最终归宿。

1 福斯塔夫的同情属性

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作品《温莎的风流娘们儿》中,福斯塔夫作为一个丑角形象,在全剧中却占据大量笔墨,对于福斯塔夫喜剧形象的设置于剧中要营造的狂欢热闹氛围的确有显著的效果。然而福斯塔夫在给人们带来无数欢乐的同时,也发人深思,惹人同情。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一剧中,福斯塔夫是一个在道德教育和群众批判下的改造过程。在剧中,他为了攫取当地绅士们的钱财立志要勾引两位绅士的太太。他的性格发展有三个阶段。每次碰壁,都受到群众的教育。群众的批判一次比一次深刻,福斯塔夫的悔恨一次比一次进步,戏剧情节也一次比一次动人。[2]

第一次,他用两封内容相同的情书来调戏两位大娘,因此这两位大娘设计捉弄他。把他抬出去倒在泰晤士河里,灌了一肚子水,“差不多死了三次”。他知道自己上了当,后悔不该“去应一个傻女人的约”。第二次,他又去应约,两位大娘设法给他穿上女人服装,打扮成福德绅士最厌恶的妖婆,被福德“泼辣辣”地揍了一顿。通过这一顿打,他进一步认识自己受了骗,同时表示:“要是我在临终以前还来得及念祷告,我一定要忏悔。”[3]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第三次,他又同两位大娘在温莎的林苑里约会。这一次他戴上公鹿头,被装扮为精灵的温莎群众辱骂、讥笑、教训。这时他才承认这种责备和惩罚是“应得的报应”。

这个发展过程就是剧作者利用戏剧艺术赋予福斯塔夫的改造过程,正是在这个改造过程中完成了福斯塔夫喜剧形象的喜中带悲性。当福斯塔夫三次被捉弄,一次次上当受骗,出于对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有实质受害的一方的同情,福斯塔夫的喜剧形象就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滑稽搞笑了。他同样具有让人同情和怜悯的地方,福斯塔夫这一形象同样具有喜中带悲打动观众的特性。

在剧中,福斯塔夫有预谋的诈骗是对乡村法官夏禄,在征兵过程中,他就看准了这个愚蠢自得的家伙,准备“抽他几分油水”。当再次来到夏禄家,福斯塔夫更是心痒难耐:“我要从这夏禄身上想出许多新鲜把戏,让哈利亲王笑个不停,一直笑到流行的时尚换过了六种花样。”本来邪恶的动机现在变成了恶作剧心理,令人反感痛恨的诈骗行为演化成戏乐取闹的行动。

福斯塔夫固然油滑、、毫无道德可言,但在他的恶行恶德中又显出某种天真幼稚,不成熟、不老练的痕迹。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他不是一个老练的骗子,能把骗术施得不露马脚;他也不是一个残忍的歹徒,为区区小利谋害人命,他抢劫、偷盗、吹牛扯谎、诈骗……他是一个永远也学不到家的坏蛋,几乎在他所干的坏事中都可以找出孩童作恶的迹象。如果说福斯塔夫的不道德,他的恶和坏的行为中有某些让人喜欢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他那种孩童般的不成熟、不老练和天真幼稚了,就是这些天真愚笨的可爱才让人在他做了错事被惩罚之后,观众仍然选择原谅他,可怜他的缘故。莎士比亚对于福斯塔夫形象的塑造,再次表现出了可爱、可笑、博人同情、可怜的特征。

2 夏洛克的多面属性

在《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一场中,夏洛克说道:“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她,同样的医药可以治疗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可怜又可悲的夏洛克,由于基督徒带给他的蔑视和欺辱,他进而产生了报仇心理,“你们已经把残虐的手段交给我,我一定会照着你们的教训实行而且还要加倍奉敬哩。”

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带有可笑可怜的悲剧性,他的行为以及心理都受到了来自基督教、种族、阶层的歧视,从而导致他做出极端的行为,夸张而又好笑。实则夏洛克在心理上犹如惊弓之鸟,他在威尼斯除了金钱,其他能让他产生信赖的东西根本不存在。在夏洛克的生活中不存在亲情和友情,这更加导致他在精神和行为上的乖悖,喜剧行为的外在表现和悲剧内心的巨大反差给观众留下了心灵的震撼。

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成功地塑造了夏洛克这一人物形象,让夏洛克不单单是一个扁平的喜剧人物形象,而是具有丰富性格、分裂人格的悲剧性喜剧形象。

首先在结构上,莎士比亚对夏洛克的性格多面性进行了层层递进式的解剖挖掘,从吝啬卑微到趾高气扬再到软弱无力,夏洛克性格上的一系列变化都是在剧情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的。从借钱给安东尼奥的扬眉吐气到法庭宣判上的垂头丧气可以看出,莎士比亚是有意识地将夏洛克的形象进行深入塑造的。

其次在语言上,莎士比亚对夏洛克性格的多面性进行了精准的语言描述。一方面,在描写夏洛克的贪婪、残忍、吝啬时表现在他对待女儿及仆人的方法上。夏洛克的仆人说:“我替他做事,把身体都饿瘦了,您可以用你的每一根手指来摸出我的肋骨”。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更抱怨说:“我们这个家是一座地狱”,他独断专制,把女儿关在家里,禁止她拥有年轻人的欢乐。结果,他的仆人不堪重负另寻主人,女儿卷钱与罗兰佐私奔,夏洛克到头来得到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4]莎士比亚用反语的形式,将夏洛克的性格形象由其他角色说出来,是一种十分高明的手段。

在女儿与他人私奔后,夏洛克这样说道:“哎呀,糟糕!糟糕!糟糕!我在法兰克府出两千块钱买来的那颗金钻也丢啦!那一颗金刚钻就是两千块钱,还有别的贵重的珠宝。”这样夸张的语言手法让夏洛克的形象更加鲜明。尽管夏洛克已是个腰缠万贯的商人,可是他并没有舍弃自己底层人民的市井气息,他是世俗的,真实的。他的形象具有真切的现实性,而安东尼奥高贵正直的形象显然是有点虚幻的、理想的。

美国作家迈克尔・哥尔德在回忆童年看《威尼斯商人》的演出情景时说:“令人惊异的莎士比亚,尽管他具有基督徒的偏见,可还是记录了犹太人悲剧中极其痛苦的几页。我母亲平时是难得哭泣的,这会儿也跟着满戏院的人―起掉泪了。”可见夏洛克作为一个深受民族歧视和宗教压迫的犹太人的一面是令人同情的。这有力地证实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喜剧形象具有深刻的悲剧性,莎士比亚的喜剧人物并不是纯粹的喜剧形象,这些喜剧角色更多的具有悲悯性,因此这些角色才具备流传千古的经典性、特殊性。形象的多面性使夏洛克获得了不朽的艺术生命,而恰恰又是这个原因使他成为莎评史上一个令人争论不休的人物。

因此,莎士比亚喜剧作品中的喜剧人物具有能让观众产生可怜、同情情绪,从而对他们犯下的错误、命运进行原谅和关怀的特殊性。这和文艺复兴时期开放的思想观念、自由的人权人欲观念密不可分。文艺复兴时代是特殊的,理性不再是人文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所以,这一时期喜剧人物的核心价值是喜剧形象以喜中带悲打动观众的特殊性。

参考文献:

[1] 西方文论选(上卷)[M].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255.

[2] 杨璐.谈谈莎士比亚剧中的福斯塔夫[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

人物形象的特征范文第5篇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喜剧人物以及悲剧人物是这样定义的,“喜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这种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形成了划分悲剧和喜剧的经典标准和严格规定。高乃依也说过:“喜剧和悲剧的不同之处,在于悲剧的题材需要崇高的、不平凡的和严肃的行动;喜剧则只需要寻常的、滑稽可笑的事件。悲剧要求表现剧中人所遭遇的巨大危机,喜剧则满足于对主要人物的惊慌与烦恼的模拟。”[1]后世的西方戏剧理论家评论喜剧角色,也主要认为喜剧人物是平庸而愚蠢的、卑贱有缺陷的,然而一个复杂全面的喜剧角色所具有的特质绝不仅仅是这些。

 

经典的喜剧人物形象来源于丰富饱满的生活,实际生活中乐观喜感、愚蠢卑微的小人物会引起我们的怜悯,所以莎士比亚经典喜剧形象同样也会让观众产生同情怜悯。丢掉嬉笑逗乐的外衣,莎士比亚喜剧人物真的开心吗?

 

本文以莎士比亚的喜剧作品为例,探讨喜剧人物的形象塑造,解析喜剧人物是否具有悲剧性,最终探讨剧作家成功塑造一个喜剧人物的标准或者核心价值是:喜剧人物形象以喜中带悲打动观众。莎士比亚的喜剧从来不是真正的喜悦,抛去阅读时生理性的大笑,挖掘剧作内在的含义,无处不透露出悲剧的特质。

 

以莎士比亚著名的讽刺喜剧《威尼斯商人》为代表,剧中的喜剧人物夏洛克是一个犹太商人,自私、贪婪、狠毒的高利贷者,但他又是犹太人,因为信仰不同的宗教,受到别人的侮辱和歧视。剧中他对安东尼奥的狠辣、对女儿的自私小气都令观者气愤不满,但是当他只是因为犹太人的身份就被奚落鄙夷;在法庭上被气势逼人假扮法官的鲍西亚步步设计的时候,观者也无不感到他值得同情可怜。这份同情可怜是出于对信仰、阶级不平等的一种情绪反抗,夏洛克身上所具有的悲剧性色彩令这原本的喜剧人物形象变得丰满感人起来。观者的同情怜悯就是剧作者所要传达的思想,莎士比亚从人道主义出发,把资本主义兴起后复杂的阶级矛盾归结为种族、信仰的压迫,并予以明显的批判。

 

莎士比亚喜剧人物的悲剧性特点在其外表形式、内在思想、社会价值上都有所表现。具体表现为外表形式与内在思想的相悖性,社会价值的衍生性。

 

莎士比亚喜剧人物的形象通常具有夸张变形、丑化卑微的外表形式,而其性格上则具有不同程度地被欺辱、担负平等的内在思想。在《仲夏夜之梦》中,丑角的比重相当大,多丑角对剧中想要营造的欢闹气氛有显著帮助。这些众多拟人化的丑角形象代表了普通大众,正因为是拟人化的动植物,才更能激发人的笑。就思想内容上来说,莎士比亚使用拟人化的动植物作为剧中的丑角,其实也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讽刺,是对平等自由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继承。

 

《仲夏夜之梦》中要为公爵大婚献礼的波顿工匠们,戏中戏的剧情,都是令人捧腹大笑的桥段。但是笑过之后,对这几个波顿工匠为权势阶层献礼而付出的辛苦,除祛卑微蹩脚的笑料,我们似乎还看到了莎士比亚笔下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喷薄欲出。卑微的社会底层百姓为博取上层社会的欢笑要使出浑身解数,而且还不一定能得到真心的承认,其表现的结果都是悲剧性的。莎士比亚试图告诉世人,其作品背后的社会价值,人文主义的平等自由理想从来都是其喜剧人物的最终归宿。

 

1 福斯塔夫的同情属性

 

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作品《温莎的风流娘们儿》中,福斯塔夫作为一个丑角形象,在全剧中却占据大量笔墨,对于福斯塔夫喜剧形象的设置于剧中要营造的狂欢热闹氛围的确有显著的效果。然而福斯塔夫在给人们带来无数欢乐的同时,也发人深思,惹人同情。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一剧中,福斯塔夫是一个在道德教育和群众批判下的改造过程。在剧中,他为了攫取当地绅士们的钱财立志要勾引两位绅士的太太。他的性格发展有三个阶段。每次碰壁,都受到群众的教育。群众的批判一次比一次深刻,福斯塔夫的悔恨一次比一次进步,戏剧情节也一次比一次动人。[2]

 

第一次,他用两封内容相同的情书来调戏两位大娘,因此这两位大娘设计捉弄他。把他抬出去倒在泰晤士河里,灌了一肚子水,“差不多死了三次”。他知道自己上了当,后悔不该“去应一个傻女人的约”。第二次,他又去应约,两位大娘设法给他穿上女人服装,打扮成福德绅士最厌恶的妖婆,被福德“泼辣辣”地揍了一顿。通过这一顿打,他进一步认识自己受了骗,同时表示:“要是我在临终以前还来得及念祷告,我一定要忏悔。”[3]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第三次,他又同两位大娘在温莎的林苑里约会。这一次他戴上公鹿头,被装扮为精灵的温莎群众辱骂、讥笑、教训。这时他才承认这种责备和惩罚是“应得的报应”。

 

这个发展过程就是剧作者利用戏剧艺术赋予福斯塔夫的改造过程,正是在这个改造过程中完成了福斯塔夫喜剧形象的喜中带悲性。当福斯塔夫三次被捉弄,一次次上当受骗,出于对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有实质受害的一方的同情,福斯塔夫的喜剧形象就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滑稽搞笑了。他同样具有让人同情和怜悯的地方,福斯塔夫这一形象同样具有喜中带悲打动观众的特性。

 

在剧中,福斯塔夫有预谋的诈骗是对乡村法官夏禄,在征兵过程中,他就看准了这个愚蠢自得的家伙,准备“抽他几分油水”。当再次来到夏禄家,福斯塔夫更是心痒难耐:“我要从这夏禄身上想出许多新鲜把戏,让哈利亲王笑个不停,一直笑到流行的时尚换过了六种花样。”本来邪恶的动机现在变成了恶作剧心理,令人反感痛恨的诈骗行为演化成戏乐取闹的行动。

 

福斯塔夫固然油滑、无耻、毫无道德可言,但在他的恶行恶德中又显出某种天真幼稚,不成熟、不老练的痕迹。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他不是一个老练的骗子,能把骗术施得不露马脚;他也不是一个残忍的歹徒,为区区小利谋害人命,他抢劫、偷盗、吹牛扯谎、诈骗……他是一个永远也学不到家的坏蛋,几乎在他所干的坏事中都可以找出孩童作恶的迹象。如果说福斯塔夫的不道德,他的恶和坏的行为中有某些让人喜欢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他那种孩童般的不成熟、不老练和天真幼稚了,就是这些天真愚笨的可爱才让人在他做了错事被惩罚之后,观众仍然选择原谅他,可怜他的缘故。莎士比亚对于福斯塔夫形象的塑造,再次表现出了可爱、可笑、博人同情、可怜的特征。

 

2 夏洛克的多面属性

 

在《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一场中,夏洛克说道:“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她,同样的医药可以治疗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可怜又可悲的夏洛克,由于基督徒带给他的蔑视和欺辱,他进而产生了报仇心理,“你们已经把残虐的手段交给我,我一定会照着你们的教训实行而且还要加倍奉敬哩。”

 

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带有可笑可怜的悲剧性,他的行为以及心理都受到了来自基督教、种族、阶层的歧视,从而导致他做出极端的行为,夸张而又好笑。实则夏洛克在心理上犹如惊弓之鸟,他在威尼斯除了金钱,其他能让他产生信赖的东西根本不存在。在夏洛克的生活中不存在亲情和友情,这更加导致他在精神和行为上的乖悖,喜剧行为的外在表现和悲剧内心的巨大反差给观众留下了心灵的震撼。

 

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成功地塑造了夏洛克这一人物形象,让夏洛克不单单是一个扁平的喜剧人物形象,而是具有丰富性格、分裂人格的悲剧性喜剧形象。

 

首先在结构上,莎士比亚对夏洛克的性格多面性进行了层层递进式的解剖挖掘,从吝啬卑微到趾高气扬再到软弱无力,夏洛克性格上的一系列变化都是在剧情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的。从借钱给安东尼奥的扬眉吐气到法庭宣判上的垂头丧气可以看出,莎士比亚是有意识地将夏洛克的形象进行深入塑造的。

 

其次在语言上,莎士比亚对夏洛克性格的多面性进行了精准的语言描述。一方面,在描写夏洛克的贪婪、残忍、吝啬时表现在他对待女儿及仆人的方法上。夏洛克的仆人说:“我替他做事,把身体都饿瘦了,您可以用你的每一根手指来摸出我的肋骨”。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更抱怨说:“我们这个家是一座地狱”,他独断专制,把女儿关在家里,禁止她拥有年轻人的欢乐。结果,他的仆人不堪重负另寻主人,女儿卷钱与罗兰佐私奔,夏洛克到头来得到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4]莎士比亚用反语的形式,将夏洛克的性格形象由其他角色说出来,是一种十分高明的手段。

 

在女儿与他人私奔后,夏洛克这样说道:“哎呀,糟糕!糟糕!糟糕!我在法兰克府出两千块钱买来的那颗金钻也丢啦!那一颗金刚钻就是两千块钱,还有别的贵重的珠宝。”这样夸张的语言手法让夏洛克的形象更加鲜明。尽管夏洛克已是个腰缠万贯的商人,可是他并没有舍弃自己底层人民的市井气息,他是世俗的,真实的。他的形象具有真切的现实性,而安东尼奥高贵正直的形象显然是有点虚幻的、理想的。

 

美国作家迈克尔·哥尔德在回忆童年看《威尼斯商人》的演出情景时说:“令人惊异的莎士比亚,尽管他具有基督徒的偏见,可还是记录了犹太人悲剧中极其痛苦的几页。我母亲平时是难得哭泣的,这会儿也跟着满戏院的人—起掉泪了。”可见夏洛克作为一个深受民族歧视和宗教压迫的犹太人的一面是令人同情的。这有力地证实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喜剧形象具有深刻的悲剧性,莎士比亚的喜剧人物并不是纯粹的喜剧形象,这些喜剧角色更多的具有悲悯性,因此这些角色才具备流传千古的经典性、特殊性。形象的多面性使夏洛克获得了不朽的艺术生命,而恰恰又是这个原因使他成为莎评史上一个令人争论不休的人物。

 

因此,莎士比亚喜剧作品中的喜剧人物具有能让观众产生可怜、同情情绪,从而对他们犯下的错误、命运进行原谅和关怀的特殊性。这和文艺复兴时期开放的思想观念、自由的人权人欲观念密不可分。文艺复兴时代是特殊的,理性不再是人文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所以,这一时期喜剧人物的核心价值是喜剧形象以喜中带悲打动观众的特殊性。

人物形象的特征范文第6篇

奥莉加・亚历山德洛夫娜・斯拉夫尼科娃(Ольг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Славникова)是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评论家。凭借长篇小说《2017》斯拉夫尼科娃获得2006年俄罗斯“布克奖”。

狂欢化理论由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提出。以古希腊的狂欢节作为基础,也就是说狂欢节上体现着狂欢化文学的特征。加冕与脱冕是狂欢节上重要的仪式,而文学的狂欢是使情节与场景[脱常规,获得深刻的象征意义和双重性,主人公的加冕与脱冕形成文学中的一种艺术结构。巴赫金将脱冕与加冕看作狂欢的基本仪式,作品中的艺术思维通过加冕与脱冕实现。加冕与脱冕的仪式体现了交替与变更、死亡与新生的精神,同时表现了一种颠覆力和创造力。这种仪式逐渐成为了一种艺术思维,渗透到人们的观念中,被作家用以观察周围世界,处理笔下题材。

一、塔尼娅,爱情的加冕与金钱的脱冕

作品中的塔尼娅,原名叶卡捷琳娜。叶卡捷琳娜作为教授安菲洛果夫的合法妻子到火车站送别丈夫。克雷洛夫作为教授的助手,为前去冰冷的矿山寻宝的教授送去御寒的衣物。于是,火车站成就了塔尼娅与教授的别离,也造就了塔尼娅与克雷洛夫的相遇。

叶卡捷琳娜是教授安菲洛果夫的合法妻子,但他们的婚姻并没有爱的基础。教授在进山寻宝的过程中,得到神谕――娶表妹叶卡捷琳娜为妻,教授将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于是,他们进入了无爱的婚姻。教授对妻子置之不理,把她关在房子里,与妻子没有任何交流。教授有许多宝石,但对于妻子却异常吝啬。在与教授安菲洛果夫有名无实的婚姻中,叶卡捷琳娜作为妻子没有得到任何温暖与呵护。

她也是一个对爱情充满渴望的女人,厌倦了循规蹈矩的生活,渴望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于是,火车站一遇,擦出了克雷洛夫与叶卡捷琳娜情感的火花。叶卡捷琳娜告诉克雷洛夫,她的名字是塔尼娅,俄语名字塔尼娅的含义是“组织者、策划者”。她希望能够策划、组织、安排自己的爱情生活。于是,被爱情之火点燃的塔尼娅,头戴“爱情”的冠冕,与克雷洛夫开始了一场“爱的狂欢”。她甘愿与克雷洛夫不停奔波在城市各个角落,进行一场“游离式”的爱情。平时,她是小会计师,是安分守己的教授太太,过着自己平静如流水的生活,但一旦到了约定的时间,她立刻戴上“爱情”的王冠,“奋不顾身”地前往约会地点。他们的约会没有固定的时间与地点,只是每一次约会都会另行商定下一次约会的具体事宜。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带有刺激性的约会方式,因为一旦下一次约会不成功,他们就再没有见面的可能。这也导致了在他们赴约时,即使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也要抵达约会地点,度过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时间。他们的约会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这样的生活是“狂欢式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轨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

塔尼娅与克雷洛夫的约会急切、慌张而又寒酸。塔尼娅的“连衣裙上不太顺溜的拉链”,衣服“里子朝外翻过来,能看到歪斜的针脚”,连首饰“显然使用水晶玻璃或精致玻璃仿造的钻石”,可以看出她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是塔尼娅作为爱情的女王,可以说是毫不在意,在这场狂欢的爱情之中,所有的物质都可以忽略不计,她渴望的就是一场纯粹的、疯狂的爱情,她得到了她希望的全部。

“属于相当高档的住房”的钥匙却与“她穿的在民间普遍的、好像沾染了蔬菜汁的穷酸衣裳怎么也难与之相匹配”,这为塔尼娅的转变做了铺垫,直到安菲洛果夫教授死亡的消息传回来,塔尼娅继承所有的遗产,她的形象发生了一次颠覆。

作为安菲洛果夫教授的合法妻子,塔尼娅在安菲洛果夫教授死后,继承了教授的全部财产,披着“有钱人”的外衣,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前那个其貌不扬、平淡无奇的塔尼娅与克雷洛夫的平等关系被打破,在巨额的遗产面前,塔尼娅与克雷洛夫的爱情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当克雷洛夫向她提出放弃继承财产,两人继续在一起的建议时,她反而嗤笑克雷洛夫不切实际,她的爱情观发生变化,她的幸福不再是单单拥有爱情,而是需要更多的物质享受。在金钱与物质面前,带着“爱情”王冠的塔尼娅完全丧失了对爱情的向往与执着,转身成为金钱与物质的奴隶,“金钱与物质”毫不费力地摘下了“爱情”的冠冕。作品中的“金钱与物质”践踏了严肃崇高的“爱情”,将其贬低化、世俗化。

塔尼娅与克雷洛夫的“爱情狂欢”在“金钱与物质”面前戛然而止。摘下“爱情”王冠的塔尼娅市侩、媚俗,为克雷洛夫所不齿。克雷洛夫深爱的是拥有爱情光环的塔尼娅,而非那个被贴上世俗标签、变了质的叶卡捷琳娜。摘下“爱情”的王冠,塔尼娅又变回了叶卡捷琳娜,她不再是那个自己生活的主导者,然而叶卡捷琳娜的纯真无邪、玉洁冰清在“金钱与物质”面前荡然无存。最终,她没有了塔尼娅的勇敢担当、我行我素、热情如火,同时又失去了叶卡捷琳娜的小鸟依人。她失去了克雷洛夫的爱情,彻底沦为“金钱与物质”的奴隶。她曾经想极力摒弃“无爱的婚姻”,现在不得不为了可观的遗产而扮演教授未亡人的角色。塔尼娅的“爱情狂欢”结束了,留下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塔尼娅和孑然一身的克雷洛夫。

二、克雷洛夫与“同貌人”维克多,地痞令知识分子成功脱冕

人物形象的特征范文第7篇

一、形态迁移的概念 在全球文化产业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动漫产业已经形成第三产业中迅速崛起的一个庞大产业群,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1]。将动漫中的角色形象、品牌、理念等无形资产运用在其他领域,进行开发和经营,即得到动漫衍生产品。 动漫玩具作为重要的动漫衍生产品之一,其设计开发能使动漫形象的角色意义得以传承和延续,唤起消费者的情感体验,并起到赋“意义”予产品的作用。通过对动漫角色形象形态特征的模仿,玩具将获得更强的真实感和亲和力,满足人们追求品牌文化以及轻松、幽默、愉悦的心理和精神需求。然而,如何将动漫形象应用到玩具产品的设计与开发中,使之在完整生动地再现动漫形象的同时引起消费者的情感共鸣,需要基于动漫形象与动漫玩具的衍生关系进行形态的迁移处理,探求一套实现衍生设计的应用方法。 形态,顾名思义是物体的外形与神态的结合。 “形”通常指一个物体的外形或形状,而“态”则指物体的神态或内在的精神态势。形态分为抽象形态和具象形态,抽象形态是从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种概念形态,而具象形态是现实中可以被人感知的形态。具象形态又分自然形态和人为形态两种,自然形态主要是指大自然中固有的可见形态,包括生命的生物形态和无生命的非生物形态[2]。 美国艺术心理学教授鲁道夫•阿恩海姆指出:从一种绝对意义上说来,当一个物体仅包含很少几个结构特征时,它便是简化的;从一种相对意义上说来,如果一个物体用尽可能少的结构特征把复杂性的材料组织成有秩序的整体时,就说这个物体是简化的[3]。简化是动漫形态向玩具迁移的过程,其本质是形态结构特征数量的减少。形态的迁移需要对主要结构特征进行高度分析和概括,并对其进行有机处理,从而得到一个具有高规则性、秩序性形态的过程。迁移使事物简化而易于认识和把握,其秩序化使玩具形态更有条理规则而与原有形态形成强烈对比,产生一种剥离感,易于为人们所识别。因此,形成秩序的过程就是迁移的本质内容。 二、动漫玩具设计中实现 迁移的应用分析对于动漫玩具的消费者而言,“消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实践,物品并不是‘消费’对象,它充其量只是需求的对象和满足这些需求的对象。为了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必须变成符号。”[4] 将动漫形象的形态特征(包括形状、色彩、空间位置与方向等)的相似性因素有序地组织起来,将分散而杂乱的各个独立元素进行组合分类,减少事物的结构特征,即可达到迁移的目的。迁移设计主要可基于匹配化、特征化、简约化三项基本原则进行,实现迁移的准确性,确保迁移过程的可用性和有效性。 (一)匹配化原则 动漫玩具作为一种批量化生产的产品,其形象设计过程不单纯是一个动漫形象表现元素的组合过程,更是一个形态的再设计过程。因此,动漫的形象迁移要融入玩具的设计过程,使动漫玩具既传承动漫形象的特征,又符合现代工业产品的需求,形成动漫与衍生玩具在形态上的匹配。 玩具对动漫形象模仿得越完整,细节越丰富,形态越相似,就越能引发消费者对角色的特定情感,在感觉与知觉上产生的吸引力就越大。“感觉是一种最简单而又最基本的心理过程,在人的各种活动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知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和主观状况整体的反映。感觉到的实物个别属性越丰富、越精确,对事物的知觉也就越完整、越正确。”[5] 而玩具的造型、功能和色彩等均受到产品制造工艺的限制,角色形象越完整、细节越丰富,产品受到的限制就越大,因此成功的动漫玩具产品必须在设计与制造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由于动漫形态与玩具形态在形状、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玩具设计需尽可能保持动漫主体形象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必须通过改变动漫形态在这些方面的差异来满足玩具设计的要求。迁移中的形态匹配既要保证动漫玩具与动漫原型的相似度,又要考虑玩具制造中的可行性,使两者在形态的逼真与简化之间寻求相对平衡。 保持动漫主体形象的完整性,常可通过在玩具设计中增加或减少局部元素,及改变局部比例来实现。图1所示的变形金刚中大黄蜂玩具形象,从玩具的实用性考虑,基于动画片中大黄蜂的角色形象,保留了它的基本形象和动作,而在玩具形象的身材比例、连接件和一些细节部分做出一定的形态匹配设计,很好地实现了动漫形象在玩具中的衍生,赢得了广阔的市场。 (二)特征化原则 特征迁移并非形态弱化,而是要在对形态的重要特征强化的同时,弱化动漫形象的次要特征。 形态的特征化迁移过程可以分为减弱、加强和归纳三种。减弱是减弱形态的非特征部分;加强是加强形态的特征部分,以使形态趋向统一,个性更加突出;归纳是归纳动漫形象上能统一的因素,省略能省略的部位,以突出重点和加强整体效果。 不同的动漫形态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从构成、识别或与产品形态匹配等角度来看,有些结构特征处于主导地位,有些结构特征处于从属地位,不同的动漫形象其结构特征的重要性各不相同。 在动漫形象的衍生设计中,重要结构特征应优先保留,而次要结构特征则应对其进行较大程度的简化。基于视觉认知,人们对事物的把握总是从总体到局部,整体特征比局部特征显得更为重要。 因此,在进行动漫形象主要结构特征的衍生和迁移时,应尽可能选取形态整体结构特征作为迁移对象,对于能够突出动漫形象独特特征及与动漫玩具形态相匹配的结构特征更应优先考虑。常用的特征迁移方法主要有三种,即:角色外部轮廓的迁移、代表性局部特征的迁移、神态特征的迁移。#p#分页标题#e# 1.角色外部轮廓的迁移 动漫形象的外部轮廓往往反映了形象的主特征,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玩具设计开发中应紧紧抓住这一主特征,有机地保留动漫角色的外部轮廓,或在玩具的面料和肌理上作出适当的改变,对皮肤肌理作完全省略处理,对眼睛鼻子等作极度弱化,突出外部轮廓,以保持玩具与动漫形象的视觉一致性。但这种方法在动漫角色外轮廓形状特点不突出时常常较难被消费者辨别。图2中的Kitty猫头的外部轮廓就取得了令人一目了然的效果,很好地确保了形象的传承性。 2.代表性局部特征的迁移 有些动漫角色常具有标志性的局部特征,例如Kitty猫头上的蝴蝶结等,这些局部特征直接进行迁移,将极大地提高受众的认知度,对衍生产品的开发也会产生较好的指导性。图2为Wrong-Wroks&adFunture推出的HelloKitty版YOKA熊猫。在玩具开发中,设计师抓住其标志性的蝴蝶结局部特征进行衍生开发,所设计开发的玩具产品成了adFunture厂商与WrongWorks再次携手合作的最新单品,在2009年台北国际玩具创作大展中掀起一股热销浪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3.神态特征的迁移 动漫角色通过语言、动作、神态等表达情感,静态玩具常迁移其动漫形象的神态特征,传承玩具本身的情感,来延续动漫角色的灵魂,以引起消费者共鸣。 以Kitty猫为动漫原型的玩具当前正风靡全球,利用特征化原则衍生设计开发出的动漫玩具具有鲜明的特色,成为Kitty猫系列玩具中的经典款。 (三)简约化原则 动漫玩具设计需要在保证动漫玩具形态中某些重要结构特征的前提下,使形态式样尽可能简约,突出动漫形态的形式美感等特征属性,使其本质特征变得更加明确和清晰,以达到最佳设计效果。此外,简洁的式样也符合现代产品审美需求和生产加工的要求,有利于节约资源、提高效率。 1.秩序与条理 格式塔原理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刺激物本身的特性并不容许把自己组织成一个简约合宜的格式塔,受众将获得一种改变刺激物的强烈趋势,一方面会放大、扩展那些适宜的特征,另一方面又会取消和无视那些阻碍其成为简洁格式塔的特征。 秩序就是将不规则、不完整的形状进行整平化处理,将繁复的细节特征修整,纠正形象的倾斜和杂乱。在动漫玩具设计中,动漫形态的结构特征通过秩序处理可以更好地与玩具形态相匹配。将结构特征进行条理处理,运用几何参数对形状进行归纳,更易于被人的视觉知觉所识别和掌握。按照人机工程学原理,在人们不能或不愿把某一知觉特征区别开来时,常会以几何形状等最简单的式样表现之。在动漫玩具设计中,可以尽量将玩具的结构形状处理成与原动漫形态相接近或类似的形态,比如在对动漫角色进行抽象处理时,可以利用简洁的形状(椭圆、正圆、三角形或多边形等)来代替和表达神情或体态特征,用这种方式得到的形态比较简洁,更符合现代工业产品标准化、参数化和模块化的要求。 特征利用规则化处理后,局部采用了几何化处理,头部呈规则的球体,眼睛用圆、椭圆或三角形代替,从而得到了一个高度简化的产品形态。 2.变形与夸张 在动漫玩具设计中,变形是指通过改变动漫原型的结构式样或空间关系,得到一个更能突出动漫形象特征的形态。夸张则是一种更为强烈的变形方式,剔除或弱化动漫形态的次要特征,集中突出其本质特征。 若一个玩具的基本立体结构保持不变,而玩具的表面或某个代表面发生很大的变形,如圆形、线条、长方形等发生位移和夸张变形,某个图形或局部的增加和取消等,就形成了平面构成上的变形。动漫玩具采用的色彩上的“夸张与变形”,面料上的鲜艳夺目,或者把皮肤肌理全部省略,五官极度弱化,将重点集中在轮廓上等,都是衍生变形的有效方法。 一般来说,最常用的变形夸张的方法是单纯地放大与缩小,把常规体积放大成比动漫原型大好多倍的玩具,或者将常规尺寸不断缩小,使之成为迷你型玩具。此外,局部变形,即头部不变,其他部分整体拉长或压缩,或为没有生命的东西赋予人的情感、思想与动作,即拟人化变形,均有助于变形的实现,能有效激发受众在玩具中发现自我的意识,产生情感共鸣。 夸张与变形能强化效果并营造出幽默的氛围,将形象的特征加以强调、扩展,使之更加鲜明突出并具有个性和特殊意义。而夸张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形成对比,如夸大的肥胖要用纤细来对比,精巧要与粗胖对比,大与小、高与矮、笑与哭等也一样[6]。图5所示为恐龙宝贝之三角龙DAN-BAO,原动漫角色是一只古灵精怪的小恐龙,通过对其表情和动作进行变形和夸张,得到了系列化的富有情感(开心、迷茫或惊讶)的玩具产品。 然而,夸张变形也存有限度,若超出阈值范围,原本作为动漫原型的特征反而会变得模糊,比如作为动漫人物的衍生产品,如果身体各组成部分的个数或基本位置发生了阈值以外的变化,就无法和动漫原型相匹配,形象将变得四不像。 三、结语 通过形态迁移对动漫玩具进行衍生设计,可以将动漫原型所带来的品牌效应更好地应用到玩具产品的设计与开发中,既能引起消费者情感和心理的共鸣,又能为动漫产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考虑到玩具作为工业产品的特点,在完整而生动地再现动漫形象的同时,在艺术与技术两者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可获得更和谐的视觉美感。

人物形象的特征范文第8篇

【关键词】象征 比喻 异同

在最初的一些修辞学著作中,我们很难发现对“象征”这一辞格的定义和评论。但对比喻却有详细准确的论述。因为在古代文体中,象征更多地被运用在寓言故事中,这种文体遮盖了我们对象征的研究。随着文学体裁的多样化和语言的口语化,写作手法也有所更新,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象征这一辞格。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将比喻称作“譬喻”。并列其为材料上的辞格。认为思想的对象同别的事物有了类似点,说话和写文章时就用别的事物来比拟这思想的对象的,名叫譬喻。象征在《修辞学发凡》中却未列入辞格,陈望道认为象征不属于辞格。直到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才将象征和比喻都列到联系辞格的一类里。定义比喻,又叫譬喻,俗称打比方,即根据联想,抓住不同事物的相似点,用其他事物来描绘要表现的事物。吴士文的《修辞讲话》则将象征和比喻列到特殊性辞格里。说某一对象同别的事物有相似点,就故意用别的事物来描绘它的形象。这种修辞方式叫“取比以明”,简称“比喻”。故意用具体、形象的事物暗示特定的事理,以表达真挚感情和深刻寓意。这种修辞方式叫“以物征事”,简称“象征”。吴士文对象征的认识比王希杰稍显深刻一些。通过以上列举我们发现,修辞学经典作品中也缺乏对象征的系统论述。

一、对象征、比喻辞格的认识

1、象征的定义和特征用句子做材料,象征事物的某种本质属性,这种辞格叫象征。象征和比喻一样包括三部分。通常格式是:象征本体、象征客体、象征词。常用的象征词有“象征、表示、意味、标志、预兆”等。象征的客体和象征词一般省略。象征是文艺创作中托意于物、藏意于象的一种表现手法。它通过描写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来表现相似或相近的某种抽象概念和思想感情。创作者描绘具体形象,大部分形象都描绘得有声有色,让读者体会其中真意。象征的本体意义和象征意义间没有必然联系,但通过艺术家对本体事物特征的突出描绘,会使欣赏者产生由此及彼的联想,从而领悟艺术家要表达的含义。

2、几个常见的象征类型

象征赋予自然事物以人文特征或以自然事物来承载人文特征。如用“兰花”来承载人特有的“清纯”气质,兰花从而符号化,成为“清纯”的化身。松树象征坚韧是同样的道理。

人文历史规定性的象征。如古代图腾,国旗,国徽;银河象征夫妻分离,希特勒象征法西斯统治等。

文化积淀、文化共识、约定俗成的象征。如狐狸象征狡猾,玫瑰象征爱情;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象征喜庆,有的民族以白色象征哀悼,有的民族以黑色象征哀悼。一般来自自然界的象征关系带有较大的普遍性。

3、比喻的定义及特性

上文已对比喻有所解释。为了描写甲事物,用与甲事物本质属性完全不同,但某方面有相似点的乙事物来打比方,如“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通过比喻,一弯新月像一张弓,月亮时圆时缺的特征更突出,给人鲜明印象。另外,有些道理也用常见的事物作喻体来说明。比喻辞格运用灵活简便,通常以句子的形式存在,由喻体、本体和比喻词组成,暗喻和借喻中还可以省略比喻词和本体。喻体和本体之间一般用“像、似的、是、仿佛”等比喻词连接。本体和喻体有主次之分,喻体只是增强形象性的手段。本质上,比喻属同义表达形式的选用修辞范畴。凡属比喻这一辞格的句子都可通过句式变换,转化成平实陈述的句子。

二、象征和比喻的共同点

正因为象征和比喻形式上极为相似,所以容易混淆,从而造成误判和误用。象征和比喻都是用一种事物说明另一种事物。如“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再往上仔细看时,却不觉也吃了一惊;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用“燕雀”比作“庸人”,“鸿鹄”比作“陈涉”,用“红白的花”象征革命的前景和希望,表达人们对革命者的崇敬怀念之情。象征和比喻都由三部分组成,都可根据具体情况省减。比喻可省略除喻体外的其它部分,象征也可省略除本体以外的其它部分。

三、象征和比喻的区别

1、属性不同

象征更多地被看作文艺创作的表现手法,比喻是修辞学中的辞格之一。二者的这一根本区别确定了其性质和使用范围:象征属文学范畴,比喻属语言范畴;象征的使用范围小,只限在“文学”范围,比喻的使用范围大,涉及“文学”在内的一切语言现象;象征只用于表示有关人类品质或组织的性质,一般适用于抒情作品,比喻可用于表示任何事物的性质。一般的比喻,其喻体分散在全篇文章中。象征不同于比喻,它比一般比喻概括的内容更深广,有的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甚至全用象征手法表现出来。

2、象征和比喻中的三要素之间的关系不同

象征的本体和客体是不同类的事物,是借此寓彼,比喻的本体和喻体必须是同类的事物,是借此喻彼。象征中可用具体的本体表示某种抽象事物,但比喻中必须是具体表示具体,抽象表示抽象。如“百合花,那是我们的爱情的象征”,象征的客体与本体间要求“神似”,比喻的喻体和本体间则要求“形似”。

3、象征和比喻的表现方式不同

象征是以物示义,即意思不直接说出,而让读者去理解。比喻是以物比物,比喻的对象一般是看得见,听得见或摸得着的具体事物。

4、象征和比喻的艺术效果不同

运用象征这种艺术手法,可使抽象概念具体化、形象化;可使复杂深刻的事理浅显化、单一化;可延伸描写的内蕴、创造一种艺术意境,起人们的联想,增强作品表现力和艺术效果。比喻一般在文章中不占主要地位,它并非文章的主要题材,它运用灵活简便,旨在增强形象性和生动性。

参考文献: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2]张志公.修辞概要[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3.

人物形象的特征范文第9篇

关键词:影视 化妆造型 艺术 审美特性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36-01

一、影视化妆概述

影视化妆造型,是化妆师依据影视作品定的人物、个性的需要,在演员自身形象的基础上采用一系列相应的化妆造型手段与方法,将演员形象与角色特征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塑造出的有鲜明角色特征并与剧情深情切合的可视影视形象。它是影视艺术构成与表现的必要组成部分,化妆师通过在演员的面部描绘角色形象,以诱发演员的心理神态的变化,使人物的艺术形象真实而生活化,并可以真实而又自然的表现剧情,突出人物的形象、性格以及年龄、职业等特征。通过化妆造型可以更加生动有效的表现剧中人物的个性特征,烘托渲染艺术形象,使人物特征变得更加鲜明和深刻。

二、影视化妆是影视艺术审美的造型手段

影视化妆是影视艺术形象的重要造型手段,与其它的表现手段统一协调成综合的表现体系。化妆师根据影视剧本的内容,所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演员自身的形象条件,依据影片的体裁、主题、意境、风格等因素,全面利用化妆的表现方法和妆饰素材,来对人物角色进行妆点与描绘,表现人物的各项艺术特征,引导诱发演员的内心神情变化,帮助演员更加生动形象的创作出具有鲜明人物特征的表演形象,有助于推动情节的表现与气氛的强力渲染,是影视艺术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表现手法。例如《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猪八戒形象就非常的生动传神,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经典艺术形象。如图:

三、影视化妆造型的特定性和针对性

影视化妆造型作为“影象构成”的一个元素,是电影的一种语言,同时也是一种外化的艺术形象。它不同于生活中的化妆装扮,而是要立足于剧情的需要来进行人物塑造,在塑造当中只有审美的思想和意识还是不够的,必需通过熟练的化妆造型技艺将人物形象创造出来、表现出来,由内而外的将艺术审美观点具体的呈现给观众。在化妆造型的过程当中不能只以艺术美丑的观点去进行,还要结合影视作品的主旨与人物特点去塑造,有针对性的通过改变演员的外貌来表现剧情当中的时代、阶层、民族、地域、身份、性格、年龄等不同环境下的不同特征。伴随着戏剧情节的发展去做灵活机动的表现,达到化妆造型与人物形象需求的完美结合。在不同的片种和风格的作品当中,对于化装的形式要求也有不同,要依据其特定的人物环境与特殊性质去在银幕上形象逼真去做表现。

与生活化妆相比,影视化妆造型则相对浓重夸张,具有鲜明的表演特性,以此来表现不同境况下的不同人物,期间会利用到各种相关的塑型方式来改变演员的外貌特征,美化或丑化,老化或年轻,可能会与演员本来的形象相趋甚远,主要是表现剧中人物的特征。在一些神话、传奇性质的影片当中还会以很夸张的化妆造型方式来追求那种离奇、怪异的效果,力求与影视形象高度吻合。就以《红楼梦》来说,化妆手法偏向于戏曲造型,和现实生活有比较大的差距,但对于艺术形象的表现来说却有着点睛、提神的作用。如图:

四、影视化妆造型要与表演艺术相融合

影视化妆造型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要与影视的表演艺术相融合,去观照形似与神似、局部与整体、合情与合理的关系。化妆造型首先要以形似为基础,再在准确的外形基础上去诱发演员神情的变化,达到形神兼备,生动传神的神似效果。以整体的艺术形象为依据,来着重刻画描绘细节特点。要以生活原型为基础,根据影视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化妆造型对象的条件来进行提炼、取舍、妆点和改造,以期更加严谨、准确而又生动、形象的表现人物的特征与气质,体现人物的内在精神。不仅如此有时还要根据剧情的需要做出大跨度的年龄特征,以青少年、中年、老年等不同外形与特点,表现人物的发展阶段与成长历程,以深刻而又丰富的表现力去塑造各个时期的人物特征。另外在一些神话传奇的作品当中,还要将现实中不存在的那些形象赋予人的个性特征,模拟人的一些形象,积极引发观众的想像力,塑造出出神入化,飞云入地的神异鬼怪形象。

五、化妆造型的最终目的是塑造出美的艺术形象

化妆造型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摄影师的创作,将艺术形象表现于银幕之上。在追求完美人物形象的同时,化妆师会根据人物和剧情的需要选用特殊的化妆素材与化装造型手段,但这些方法难免会有缺陷和不足,这就需要在拍摄过程当中与摄影师与灯光师等相关人员做好沟通与配合,在人物化妆造型出现不足的时候,以灯光的明暗或镜头的角度给予造型适应的配合与巧妙的弥补,以求通过各方面的协调统一达到塑造完美人物形象的良好效果。基于这一目的,化妆造型更要与摄影、照明、服装等相关环节相互协调、相互支持,密切配合、高度统一。

六、结语

影视作品的人物不能以单纯的美丑来定论,而在要通过其表现的性格特征与人物形象,结合剧情,去感悟与体会这些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化妆造型师更要以尊重人物塑造为原则去逼真形象的刻画人物的形象与外貌特征,以外表内,立足艺术形象,以生活为基础,多加创意与创新,塑造出生动传神的艺术形象。影视化妆造型是一门艺术,它有其自身的特质与审美特征,但要融入整体的影视作品当中,与其它创作表现环节相联系统一,为完整的影视作品表现和艺术形象塑造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孙小平.论影视造型艺术与审美特性[J].电影评介,2012(08).

[2]李继东.影视化妆造型浅析[J].媒体时代,2011(01).

人物形象的特征范文第10篇

关 键 词:西域 各民族情歌 审美思维 原始思维

东方各民族很早就进入了文明时代,但发展却较缓慢。古代人类早期的社会结构、思维方式、伦理习俗、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方式、审美情趣、艺术表现等,在很大程度上被东方各民族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直至近现代,东方各民族的社会心理结构、思维特点以及艺术表现特点,仍在许多方面留下了远古时代的深刻的历史痕迹。东方美学思想和艺术表现方法同原始思维和原始艺术结有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说东方各民族的审美思维是原始思维的自然延伸和发展。剖析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审美思维,我们也不难发现,它的审美思维与原始思维是暗合与重叠的。

一、原始思维的具体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暗合与重叠

原始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体性。所谓“具体性思维”,是指思维对象和内容是个别的、具体的事物的外形,以及事物的整体形态的变化运动。在这种思维过程中,始终不脱离具体的物质形象。并且这种思维还有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把一切抽象的、普遍化的、观念性的东西都尽力转化为个别的、感性的形象,并通过直观的方式来表达。例如,原始初民在尚不能清晰地把握抽象的感情的时候,只能随主观心意接纳万物。“心物不分”,以客观物质表现情感。对于原始思维的具体性特点,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在《新科学》中论证到:原始人类就好似“人类的儿童”, 原始思维就好似“儿童的思维”。wWW.133229.cOm也就是说,原始思维不仅用形象作为思维的基本材料和手段,而且用“以己度物”的类比表现方式来思维。因此,原始思维的具体性特点决定了早期人类的思维方式只能是用形象来思维,从而也大大激发了原始人类的形象思维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在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就保留着大量的具体形象思维的例子,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是西域各民族情歌的一个重要特点。从古到今,爱情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在西域各民族的情歌中,面对复杂、抽象、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无法用语言来确切表达的爱情,都有一个共同的表达特点,就是通过具体直观的、可感受的事物来形象化地表达,即把一切抽象的、普遍化的、观念性的东西都尽力转化为个别的、感性的形象,并通过直观的方式来表达。例如,维吾尔族情歌《假如我是一只夜莺》中:假如我是一只夜莺/我愿日夜为你歌唱/假如我是一条鲤鱼/我情愿投入你的网罗/假如我是一只燕子/我愿在你的檐下作窝。这首情歌把一位姑娘抽象的、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无法用语言来确切表达的炽热的爱情,通过具体形象的事物转化为可直接感知的事物了。再如,塔塔尔情歌:“姑娘像鱼儿敏捷/我撒下的网你已看着/为什么你总从我身边滑过?”这首情歌,表现了一位小伙子对姑娘充满爱慕与渴望的心情,而姑娘却对小伙子充满智慧的拒绝的复杂而美好的情感。这些情感复杂、抽象,无法用语言来确切表达,只可意会很难言传。而该情歌却用“鱼儿敏捷”“撒下的网”“从我身边滑过”等这些具体的事物,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只可意会很难言传的深刻情感。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原始思维的具体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暗合与重叠。

二、原始思维的象征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审美思维中注重意象的特征暗合与重叠

所谓“象征性思维”,就是借用某一事物来表达具有类似特征的另一事物。象征的本质就是“借喻”,就是借此而言彼。一般说来,象征的事物与被象征的事物之间往往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只是表面上、形式上的某些特征相符合、类似而已。象征的含义不是从事物的本身看,而是从它所暗示的更深层的意义上看。因此,原始思维的象征性从不追求外部形式的真,或者说从不追求事物的“物理形式”“物理性质”的真实。但追求每一种被象征物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意义都是某一社会群体共同认可的,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可见,原始思维的象征性,是借事物的形象,即运用“象”来间接地表达思想、观念,即“意”。以“意”为主,以“象”为辅,“象”随心变,“象”随“意”动。例如,古代中国人往往从象征性和生殖的意义上看待“石陶”“鱼”“枣子”“莲蓬”之美。象征性思维在对具体可感的形象的依赖方面,在形象和含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上,在通过形象或符号来表达观念的间接方法上,都同艺术的审美方式发生了重叠、重合。东方各民族在艺术表现过程中,大量运用象征、拟人、比喻、比兴等手法,大量的以大自然拟人,以人比喻自然物,自然物与人相互转化、幻趣无穷,形成了东方艺术形象即审美意象的特征。这种审美意象是在原始“同情观”的制约、支配下,运用象征、拟人、比喻、比兴等手法,按照主观的想象和情感的需要所自由创造出来的形象。通俗地说,意象就是用来表达某种意念的具象。比如,中国的“九头鸟”“人首蛇身像”“千手观音”等。

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注重意象的特征也与原始思维象征性暗合与重叠。比如,在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经常运用花朵、苹果、月亮、天鹅等意象来赞美姑娘,用夜莺、百灵鸟等意象来表现姑娘动听的声音或姑娘的聪明伶俐,即用“花朵”“苹果”“月亮”“天鹅”“夜莺”“百灵鸟”等“象”,来表达“赞美姑娘”“赞美爱情”等“意”。 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象”具有随意性,不受客观事物固有状态和所谓的“物理真实性”的束缚,只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情感表达的真实和审美欣赏中个人情感体验的真实。比如,维吾尔族情歌:“人人都喜欢红苹果/因为果汁是甜的/我心里爱上了一位姑娘/因为她在姑娘中是最聪明的。”

三、原始思维的情感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意象的选择性暗合与重叠

原始思维的种种特点最早集中地体现在原始宗教观念中。原始宗教的本质是对外界进行虚幻的猜测、(转第79页)(接第73页)想象和变形,而猜测、想象的核心却是激情和欲望。在图腾崇拜活动中,原始人类利用图腾象征来表达主观情绪、意念。图腾形式就成为愿望、企图、肯定性的情感和欲望的物化表现。这种形式直接唤起激情和欲望,激情和欲望通过图腾形式得到充分地表现和展示。由于在原始宗教的图腾崇拜活动中情感贯穿始终,因此,原始思维具有情感性的特征。就是说这种思维形式本身就是以情感倾向作为行动的动力的,以情感倾向去选择喜爱或憎恨的象征物,从而表达主观意愿的。原始思维这一特征同其他特征融汇在一起,渗透在思维的全部过程和思维的各个方面。原始思维的情感性对东方审美思维和艺术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图腾、巫术活动促成了东方各民族敏锐的形式美感。例如,中国八卦阴阳鱼形图、汉墓砖石上雕刻的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交尾图形,富于装饰意味的莲花、桃花、梅、兰、竹、松等形式都反映出了人们对生命力、健康、旺盛、青春、力量和美的追求。

在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我们发现以下几种与爱情主题表面关联不密切的自然事物,都经常被作为审美意象的选择。比如苹果、鱼、马、月亮等。苹果之所以经常被作为审美意象的选择,是因为苹果是新疆主产的水果之一,种植历史非常悠久。一方面,苹果香甜可口,营养丰富,容易保存,可供食用半年以上;另一方面,苹果外皮的漂亮、圆润的形状、沁人心脾的芳香都特别的诱人喜爱。以苹果作为象征物,不仅能反映出健康、旺盛、青春和美,而且也能反映出人们对旺盛生命力的追求。所以,苹果成为“美好”一词的象征物,被经常运用于对姑娘的歌咏之中。以苹果唱姑娘,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情歌中都流行通用。在西域各民族情歌中,以鱼来比喻姑娘,极为常见。比如,维吾尔情歌:“白鱼啊,白鱼姑娘,为什么不见你沐浴阳光?嫌我不称心吗,比我更称心的人又在何方?”崇拜鱼的风俗及观念,是整个中亚西亚文化圈的文化现象,是原始动物崇拜的文化沉淀。马为什么经常被作为审美意象的选择呢?这与西域民族的经济生活的特定方式是分不开的。马在游牧或半农牧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是牧民的第二生命。马在西域各民族的文化观念中,具有比较固定的含义。一般马的意象描写都是为歌咏情人或意中人服务,对于各种各样的马以及马的各种动态的赞颂,都是歌者为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而出现的。比如,塔塔尔情歌:瞎子渴望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骑士渴望有匹奔驰的骏马/心上的人儿/你是我明亮的眼睛/你是我的骏马。可见,歌手对骏马意象的选择,真切地渲染和表现了热烈的爱情生活。

综上所述,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注重意象的特征,以及意象的选择性特征,分别与原始思维的具体性、象征性以及情感性特征暗合与重叠,这也充分说明了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审美思维是与原始思维暗合与重叠的。

参考文献:

[1]邱紫华.东方美学史[m].商务印书馆,北京:2003.

人物形象的特征范文第11篇

关键词: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原始思维

东方各民族很早就进入了文明时代,但发展却较缓慢。古代人类早期的社会结构、思维方式、伦理习俗、、生产生活方式、审美情趣、艺术表现等,在很大程度上被东方各民族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直至近现代,东方各民族的社会心理结构、思维特点以及艺术表现特点,仍在许多方面留下了远古时代的深刻的历史痕迹。东方美学思想和艺术表现方法同原始思维和原始艺术结有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说东方各民族的审美思维是原始思维的自然延伸和发展。剖析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审美思维,我们也不难发现,它的审美思维与原始思维是暗合与重叠的。

一、原始思维的具体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暗合与重叠

原始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体性。所谓“具体性思维”,是指思维对象和内容是个别的、具体的事物的外形,以及事物的整体形态的变化运动。在这种思维过程中,始终不脱离具体的物质形象。并且这种思维还有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把一切抽象的、普遍化的、观念性的东西都尽力转化为个别的、感性的形象,并通过直观的方式来表达。例如,原始初民在尚不能清晰地把握抽象的感情的时候,只能随主观心意接纳万物。“心物不分”,以客观物质表现情感。对于原始思维的具体性特点,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在《新科学》中论证到:原始人类就好似“人类的儿童”,原始思维就好似“儿童的思维”。也就是说,原始思维不仅用形象作为思维的基本材料和手段,而且用“以己度物”的类比表现方式来思维。因此,原始思维的具体性特点决定了早期人类的思维方式只能是用形象来思维,从而也大大激发了原始人类的形象思维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在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就保留着大量的具体形象思维的例子,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是西域各民族情歌的一个重要特点。从古到今,爱情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在西域各民族的情歌中,面对复杂、抽象、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无法用语言来确切表达的爱情,都有一个共同的表达特点,就是通过具体直观的、可感受的事物来形象化地表达,即把一切抽象的、普遍化的、观念性的东西都尽力转化为个别的、感性的形象,并通过直观的方式来表达。例如,维吾尔族情歌《假如我是一只夜莺》中:假如我是一只夜莺/我愿日夜为你歌唱/假如我是一条鲤鱼/我情愿投入你的网罗/假如我是一只燕子/我愿在你的檐下作窝。这首情歌把一位姑娘抽象的、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无法用语言来确切表达的炽热的爱情,通过具体形象的事物转化为可直接感知的事物了。再如,塔塔尔情歌:“姑娘像鱼儿敏捷/我撒下的网你已看着/为什么你总从我身边滑过?”这首情歌,表现了一位小伙子对姑娘充满爱慕与渴望的心情,而姑娘却对小伙子充满智慧的拒绝的复杂而美好的情感。这些情感复杂、抽象,无法用语言来确切表达,只可意会很难言传。而该情歌却用“鱼儿敏捷”“撒下的网”“从我身边滑过”等这些具体的事物,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只可意会很难言传的深刻情感。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原始思维的具体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暗合与重叠。

二、原始思维的象征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审美思维中注重意象的特征暗合与重叠

所谓“象征性思维”,就是借用某一事物来表达具有类似特征的另一事物。象征的本质就是“借喻”,就是借此而言彼。一般说来,象征的事物与被象征的事物之间往往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只是表面上、形式上的某些特征相符合、类似而已。象征的含义不是从事物的本身看,而是从它所暗示的更深层的意义上看。因此,原始思维的象征性从不追求外部形式的真,或者说从不追求事物的“物理形式”“物理性质”的真实。但追求每一种被象征物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意义都是某一社会群体共同认可的,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可见,原始思维的象征性,是借事物的形象,即运用“象”来间接地表达思想、观念,即“意”。以“意”为主,以“象”为辅,“象”随心变,“象”随“意”动。例如,古代中国人往往从象征性和生殖的意义上看待“石陶”“鱼”“枣子”“莲蓬”之美。象征性思维在对具体可感的形象的依赖方面,在形象和含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上,在通过形象或符号来表达观念的间接方法上,都同艺术的审美方式发生了重叠、重合。东方各民族在艺术表现过程中,大量运用象征、拟人、比喻、比兴等手法,大量的以大自然拟人,以人比喻自然物,自然物与人相互转化、幻趣无穷,形成了东方艺术形象即审美意象的特征。这种审美意象是在原始“同情观”的制约、支配下,运用象征、拟人、比喻、比兴等手法,按照主观的想象和情感的需要所自由创造出来的形象。通俗地说,意象就是用来表达某种意念的具象。比如,中国的“九头鸟”“人首蛇身像”“千手观音”等。

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注重意象的特征也与原始思维象征性暗合与重叠。比如,在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经常运用花朵、苹果、月亮、天鹅等意象来赞美姑娘,用夜莺、百灵鸟等意象来表现姑娘动听的声音或姑娘的聪明伶俐,即用“花朵”“苹果”“月亮”“天鹅”“夜莺”“百灵鸟”等“象”,来表达“赞美姑娘”“赞美爱情”等“意”。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象”具有随意性,不受客观事物固有状态和所谓的“物理真实性”的束缚,只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情感表达的真实和审美欣赏中个人情感体验的真实。比如,维吾尔族情歌:“人人都喜欢红苹果/因为果汁是甜的/我心里爱上了一位姑娘/因为她在姑娘中是最聪明的。”

三、原始思维的情感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意象的选择性暗合与重叠

原始思维的种种特点最早集中地体现在原始宗教观念中。原始宗教的本质是对外界进行虚幻的猜测、(转第79页)(接第73页)想象和变形,而猜测、想象的核心却是激情和欲望。在图腾崇拜活动中,原始人类利用图腾象征来表达主观情绪、意念。图腾形式就成为愿望、企图、肯定性的情感和欲望的物化表现。这种形式直接唤起激情和欲望,激情和欲望通过图腾形式得到充分地表现和展示。由于在原始宗教的图腾崇拜活动中情感贯穿始终,因此,原始思维具有情感性的特征。就是说这种思维形式本身就是以情感倾向作为行动的动力的,以情感倾向去选择喜爱或憎恨的象征物,从而表达主观意愿的。原始思维这一特征同其他特征融汇在一起,渗透在思维的全部过程和思维的各个方面。原始思维的情感性对东方审美思维和艺术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图腾、巫术活动促成了东方各民族敏锐的形式美感。例如,中国八卦阴阳鱼形图、汉墓砖石上雕刻的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交尾图形,富于装饰意味的莲花、桃花、梅、兰、竹、松等形式都反映出了人们对生命力、健康、旺盛、青春、力量和美的追求。

在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我们发现以下几种与爱情主题表面关联不密切的自然事物,都经常被作为审美意象的选择。比如苹果、鱼、马、月亮等。苹果之所以经常被作为审美意象的选择,是因为苹果是新疆主产的水果之一,种植历史非常悠久。一方面,苹果香甜可口,营养丰富,容易保存,可供食用半年以上;另一方面,苹果外皮的漂亮、圆润的形状、沁人心脾的芳香都特别的诱人喜爱。以苹果作为象征物,不仅能反映出健康、旺盛、青春和美,而且也能反映出人们对旺盛生命力的追求。所以,苹果成为“美好”一词的象征物,被经常运用于对姑娘的歌咏之中。以苹果唱姑娘,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情歌中都流行通用。在西域各民族情歌中,以鱼来比喻姑娘,极为常见。比如,维吾尔情歌:“白鱼啊,白鱼姑娘,为什么不见你沐浴阳光?嫌我不称心吗,比我更称心的人又在何方?”崇拜鱼的风俗及观念,是整个中亚西亚文化圈的文化现象,是原始动物崇拜的文化沉淀。马为什么经常被作为审美意象的选择呢?这与西域民族的经济生活的特定方式是分不开的。马在游牧或半农牧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是牧民的第二生命。马在西域各民族的文化观念中,具有比较固定的含义。一般马的意象描写都是为歌咏情人或意中人服务,对于各种各样的马以及马的各种动态的赞颂,都是歌者为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而出现的。比如,塔塔尔情歌:瞎子渴望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骑士渴望有匹奔驰的骏马/心上的人儿/你是我明亮的眼睛/你是我的骏马。可见,歌手对骏马意象的选择,真切地渲染和表现了热烈的爱情生活。

综上所述,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注重意象的特征,以及意象的选择性特征,分别与原始思维的具体性、象征性以及情感性特征暗合与重叠,这也充分说明了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审美思维是与原始思维暗合与重叠的。

参考文献:

[1]邱紫华.东方美学史[M].商务印书馆,北京:2003.

人物形象的特征范文第12篇

关键词: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原始思维

东方各民族很早就进入了文明时代,但发展却较缓慢。古代人类早期的社会结构、思维方式、伦理习俗、、生产生活方式、审美情趣、艺术表现等,在很大程度上被东方各民族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直至近现代,东方各民族的社会心理结构、思维特点以及艺术表现特点,仍在许多方面留下了远古时代的深刻的历史痕迹。东方美学思想和艺术表现方法同原始思维和原始艺术结有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说东方各民族的审美思维是原始思维的自然延伸和发展。剖析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审美思维,我们也不难发现,它的审美思维与原始思维是暗合与重叠的。

一、原始思维的具体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暗合与重叠

原始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体性。所谓“具体性思维”,是指思维对象和内容是个别的、具体的事物的外形,以及事物的整体形态的变化运动。在这种思维过程中,始终不脱离具体的物质形象。并且这种思维还有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把一切抽象的、普遍化的、观念性的东西都尽力转化为个别的、感性的形象,并通过直观的方式来表达。例如,原始初民在尚不能清晰地把握抽象的感情的时候,只能随主观心意接纳万物。“心物不分”,以客观物质表现情感。对于原始思维的具体性特点,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在《新科学》中论证到:原始人类就好似“人类的儿童”,原始思维就好似“儿童的思维”。也就是说,原始思维不仅用形象作为思维的基本材料和手段,而且用“以己度物”的类比表现方式来思维。因此,原始思维的具体性特点决定了早期人类的思维方式只能是用形象来思维,从而也大大激发了原始人类的形象思维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在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就保留着大量的具体形象思维的例子,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是西域各民族情歌的一个重要特点。从古到今,爱情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在西域各民族的情歌中,面对复杂、抽象、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无法用语言来确切表达的爱情,都有一个共同的表达特点,就是通过具体直观的、可感受的事物来形象化地表达,即把一切抽象的、普遍化的、观念性的东西都尽力转化为个别的、感性的形象,并通过直观的方式来表达。例如,维吾尔族情歌《假如我是一只夜莺》中:假如我是一只夜莺/我愿日夜为你歌唱/假如我是一条鲤鱼/我情愿投入你的网罗/假如我是一只燕子/我愿在你的檐下作窝。这首情歌把一位姑娘抽象的、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无法用语言来确切表达的炽热的爱情,通过具体形象的事物转化为可直接感知的事物了。再如,塔塔尔情歌:“姑娘像鱼儿敏捷/我撒下的网你已看着/为什么你总从我身边滑过?”这首情歌,表现了一位小伙子对姑娘充满爱慕与渴望的心情,而姑娘却对小伙子充满智慧的拒绝的复杂而美好的情感。这些情感复杂、抽象,无法用语言来确切表达,只可意会很难言传。而该情歌却用“鱼儿敏捷”“撒下的网”“从我身边滑过”等这些具体的事物,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只可意会很难言传的深刻情感。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原始思维的具体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暗合与重叠。

二、原始思维的象征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审美思维中注重意象的特征暗合与重叠

所谓“象征性思维”,就是借用某一事物来表达具有类似特征的另一事物。象征的本质就是“借喻”,就是借此而言彼。一般说来,象征的事物与被象征的事物之间往往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只是表面上、形式上的某些特征相符合、类似而已。象征的含义不是从事物的本身看,而是从它所暗示的更深层的意义上看。因此,原始思维的象征性从不追求外部形式的真,或者说从不追求事物的“物理形式”“物理性质”的真实。但追求每一种被象征物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意义都是某一社会群体共同认可的,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可见,原始思维的象征性,是借事物的形象,即运用“象”来间接地表达思想、观念,即“意”。以“意”为主,以“象”为辅,“象”随心变,“象”随“意”动。例如,古代中国人往往从象征性和生殖的意义上看待“石陶”“鱼”“枣子”“莲蓬”之美。象征性思维在对具体可感的形象的依赖方面,在形象和含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上,在通过形象或符号来表达观念的间接方法上,都同艺术的审美方式发生了重叠、重合。东方各民族在艺术表现过程中,大量运用象征、拟人、比喻、比兴等手法,大量的以大自然拟人,以人比喻自然物,自然物与人相互转化、幻趣无穷,形成了东方艺术形象即审美意象的特征。这种审美意象是在原始“同情观”的制约、支配下,运用象征、拟人、比喻、比兴等手法,按照主观的想象和情感的需要所自由创造出来的形象。通俗地说,意象就是用来表达某种意念的具象。比如,中国的“九头鸟”“人首蛇身像”“千手观音”等。

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注重意象的特征也与原始思维象征性暗合与重叠。比如,在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经常运用花朵、苹果、月亮、天鹅等意象来赞美姑娘,用夜莺、百灵鸟等意象来表现姑娘动听的声音或姑娘的聪明伶俐,即用“花朵”“苹果”“月亮”“天鹅”“夜莺”“百灵鸟”等“象”,来表达“赞美姑娘”“赞美爱情”等“意”。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象”具有随意性,不受客观事物固有状态和所谓的“物理真实性”的束缚,只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情感表达的真实和审美欣赏中个人情感体验的真实。比如,维吾尔族情歌:“人人都喜欢红苹果/因为果汁是甜的/我心里爱上了一位姑娘/因为她在姑娘中是最聪明的。”

三、原始思维的情感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意象的选择性暗合与重叠

原始思维的种种特点最早集中地体现在原始宗教观念中。原始宗教的本质是对外界进行虚幻的猜测、(转第79页)(接第73页)想象和变形,而猜测、想象的核心却是激情和欲望。在图腾崇拜活动中,原始人类利用图腾象征来表达主观情绪、意念。图腾形式就成为愿望、企图、肯定性的情感和欲望的物化表现。这种形式直接唤起激情和欲望,激情和欲望通过图腾形式得到充分地表现和展示。由于在原始宗教的图腾崇拜活动中情感贯穿始终,因此,原始思维具有情感性的特征。就是说这种思维形式本身就是以情感倾向作为行动的动力的,以情感倾向去选择喜爱或憎恨的象征物,从而表达主观意愿的。原始思维这一特征同其他特征融汇在一起,渗透在思维的全部过程和思维的各个方面。原始思维的情感性对东方审美思维和艺术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图腾、巫术活动促成了东方各民族敏锐的形式美感。例如,中国八卦阴阳鱼形图、汉墓砖石上雕刻的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交尾图形,富于装饰意味的莲花、桃花、梅、兰、竹、松等形式都反映出了人们对生命力、健康、旺盛、青春、力量和美的追求。

在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我们发现以下几种与爱情主题表面关联不密切的自然事物,都经常被作为审美意象的选择。比如苹果、鱼、马、月亮等。苹果之所以经常被作为审美意象的选择,是因为苹果是新疆主产的水果之一,种植历史非常悠久。一方面,苹果香甜可口,营养丰富,容易保存,可供食用半年以上;另一方面,苹果外皮的漂亮、圆润的形状、沁人心脾的芳香都特别的诱人喜爱。以苹果作为象征物,不仅能反映出健康、旺盛、青春和美,而且也能反映出人们对旺盛生命力的追求。所以,苹果成为“美好”一词的象征物,被经常运用于对姑娘的歌咏之中。以苹果唱姑娘,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情歌中都流行通用。在西域各民族情歌中,以鱼来比喻姑娘,极为常见。比如,维吾尔情歌:“白鱼啊,白鱼姑娘,为什么不见你沐浴阳光?嫌我不称心吗,比我更称心的人又在何方?”崇拜鱼的风俗及观念,是整个中亚西亚文化圈的文化现象,是原始动物崇拜的文化沉淀。马为什么经常被作为审美意象的选择呢?这与西域民族的经济生活的特定方式是分不开的。马在游牧或半农牧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是牧民的第二生命。马在西域各民族的文化观念中,具有比较固定的含义。一般马的意象描写都是为歌咏情人或意中人服务,对于各种各样的马以及马的各种动态的赞颂,都是歌者为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而出现的。比如,塔塔尔情歌:瞎子渴望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骑士渴望有匹奔驰的骏马/心上的人儿/你是我明亮的眼睛/你是我的骏马。可见,歌手对骏马意象的选择,真切地渲染和表现了热烈的爱情生活。

综上所述,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注重意象的特征,以及意象的选择性特征,分别与原始思维的具体性、象征性以及情感性特征暗合与重叠,这也充分说明了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审美思维是与原始思维暗合与重叠的。

参考文献:

[1]邱紫华.东方美学史[M].商务印书馆,北京:2003.

人物形象的特征范文第13篇

一、实用性特征

中国传统艺术造型元素大多孕育于民间艺术,是在生产、生活等民俗活动之中孕育产生的,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其中“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是最为主要的制约因素,对传统造型元素的衍生发展形成了双重制约。中国传统造型元素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在其衍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有机的将意象内涵、表象形式和制作表现技法等因素与造型元素的实际运用联系在一起,它的实用性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得到较为突出的表现。这一特征不仅仅表现在造型元素形态上,在造型元素的风格上实用功能倾向也十分强烈。以剪纸为例,民间剪纸的艺术造型元素依附于民间特定的文化氛围和生活环境,表现出受存在目的制约的依附特性,不同的用途以不同的形态出现。窗花是剪纸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实用性特征要求其在创作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形式上必须适合窗格的形状,必须考虑到透光性的功能需求,从而形成了剪纸强调适合、镂空的造型的形式意识特征,在视觉形式上形成了独特的的审美效果,造型元素虚实相生、阴阳互补,给人错落有致的视觉审美享受。团花则是剪纸艺术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在适应窑洞顶部的造型的实用性特征影响下,其造型采用一种从中心向四周呈放射状的表现形式,从视觉上给人营造饱满灵活的视觉感受,更显构图上的装饰性。从总体上来看,传统艺术的诸多造型元素中,许多造型的形式样式都被打上了实用功能的价值烙印,在造型过程中受到实用制约。

二、完美性特征

中国传统艺术造型元素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崇尚完美。中国传统的朴素哲学观形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在中国的传统艺术造型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中国传统造型元素追求的是什么样的完美呢?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完,即是指外在视觉表象形式的圆满、完整;美,即是指内在蕴涵的意象境界的美好、美满。对于造型元素的完美性的追求,可以追溯到原始艺术,从现有的发掘出的原始艺术造型中我们可以发现,崇尚完美的造型观念在原始先民们创造的造型艺术中就被突出地表现出来。在原始先民的艺术审美观念中,人的造型不论正面侧面,双手、双腿、五官等,都应该要完整的表现出来。这种对传统造型元素的完美性的艺术追求,在原始岩画、彩陶纹样、剪纸等传统艺术形式中都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在传统造型元素的完美性的追求上,民间艺术家利用“互不遮挡”的艺术造型法则来进行艺术创作,追求对人物、动物等造型元素的完整结构的完美表现。不同于西方的造型表现理念,中国传统艺术的造型观念,在追求造型元素的完美性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民间特有的时空观念为基础的特殊造型手法。民间艺术家们通过对创作对象的长期接触观察,形成了对物象的全面深刻的认知,在二维的画面上通过特殊造型手法表达对物象的由表及里的多维的感性理解。传统造型元素对完美性的追求,不仅仅表现在对造型视觉表象的求全,同时对于美学价值在造型元素中的体现也有执着的追求。在传统艺术元素的创作上追求完整与美好的有机结合,在外在视觉表象形象与内在意象境界上达到审美观念的和谐与统一境界。这种质朴的哲学观念、内在的思想蕴涵和直观的审美需求,在传统造型元素中被以独特的手法表现塑造表现了出来。如在民间剪纸中通常在水果中把籽剪出来、在动物身上装饰花卉等。但是,中国传统艺术造型元素对于完美性的追求,从不拘泥于一般的生活现象,更不是对生活现象的简单复刻。传统造型元素的创作者在追求完美的造型效果的过程中,不断突破常规,不论是外在的表象形式还是内蕴的意象境界,创造出独特的造型艺术符号,形成了传统艺术博大的造型元素库。

三、象征性特征

在中国传统艺术中,象征性是传统造型元素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象征作为一种表现形式、表现手段,在传统艺术造型元素中被广为运用。在传统造型元素中的象征性的表现手段,主要是指通过一些特定的、具有一定指向特征的具体形象,用来表现作者所要表达的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和感情的造型手法。象征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它将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等意象境界隐藏在一定的物象后面,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共知性和共通性,在长期的传承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人所共知的指向性外部特征。荣格在《分析心理学集》第二卷中曾经指出,象征的意义在于试图用类推的方法,阐明仍隐藏于人所不知的领域,以及正在形成的领域之中的现象。在中国传统艺术造型中,造型元素的种类繁多,其中绝大多数的造型元素在其外在的表象形式背后,都有深刻的象征寓意蕴含着,这些具有明确的符号化特征的造型元素,借助比喻、暗示的手法深刻诠释了其内在蕴涵的象征意意。在中国传统造型元素中,象征表现的手段有很多种,谐音手法就是其中最常用的一种象征手段。在传统造型元素中通过画面的构成元素组成的吉祥寓意的谐音,来表达对美好愿望的象征意义。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常见用三只羊和太阳的组合来表达三阳开泰的吉祥寓意,用喜鹊站在梅花枝梢的组合表达喜上眉梢的吉祥寓意等。在我国多姿多彩的传统造型元素宝库中,像这样的利用谐音来表达对吉祥愿望的象征寓意的例子还有很多,形成了传统艺术造型中的独特元素符号。在中国传统造型元素中,喻意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种象征手法,如用石榴喻意多子,用并蒂莲等喻意夫妻恩爱等。传统造型元素的象征性还通过一些独特的符号加以体现,利用一些约定俗成的、固化的形象符号来表达象征,如梵文的万字符号、佛家的盘长符号以及方胜、古钱、如意头等。中国传统艺术造型元素的传承发展的是一个长期的连续的过程,在这个传承衍变发展的过程中中,人们借助谐音、喻意等象征手法来表达对吉祥愿望的向往,从而创造出了众多的具有深刻内涵的象征性造型元素。这些造型元素蕴藏的深刻内涵,深深地吸引着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吉祥寓意被一代代传承下来,成为传统艺术造型中重要的造型元素。

四、概括性特征

中国传统造型元素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具有概括性。以概括性的手法进行元素造型,展现物象造型的自然本质,塑造质朴的审美风貌,是中国传统造型元素最常见的造型手段。概括造型元素最突出的造型手法是对原始物象的大胆取舍。“所谓取:即夸张、提炼;所谓舍:即省略、简化。”传统造型元素造型活动中的“取”,主要是指在造型活动中通过对所要表现的物象进行深入的观察理解,充分利用夸张变形、提炼归纳等造型手法进行造型元素创作的过程。夸张在传统造型元素是最常见的造型表现形式之一,是传统造型元素重要的塑造物象特征的造型表现手法之一。传统艺术家们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理解,提炼出造型元素的原型符号,利用夸张的表现手法对这些原型符号加以改造、修饰,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规范的有意味的造型元素的形式。比如武强年画对于门神造型的创作,在参照现实人体结构比例的基础上,用夸张变形的表现手法将人体比例进行缩减变化,在身体结构上进行横向拉宽的夸张,使得人物变为四头身。夸大的人物头部造型突出了人物的粗眉大眼的神形特征,厚重的身体又能够营造出厚重如山的力量感。同样的造型手法也出现在剪纸、布偶等传统造型中。而“舍”作为传统造型元素造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在造型活动中对造型元素符号细节的精简省略,通过对结构的简化表现来塑造物象形态,着重于对造型元素内在的神韵气质的追求,而在造型上的形似则放在了相对次要的位置。“舍”的造型手法从其外在视觉表象来看,主要表现在造型物象主体的突出,而对物象的繁琐细节则有选择的进行了省略处理。在传统艺术剪纸中表现尤为突出,只注重大轮廓而省略细微部分。

五、抽象性特征

中国传统造型元素的特征还表现在造型的抽象性上。在我国多姿多彩的传统造型元素艺术宝库之中,有许多的造型元素都是用抽象性的造型手法来进行视觉表象的塑造的,尤其是在传统的纹样主题中,很多都是用抽象的形式来表现的。这里所说的抽象与西方当代的抽象艺术表现不同,我国传统造型元素的抽象性表现是建立在实际客观生活的基础上的,是在对实际的造型物象进行深入观察研究的前提下进行的再现性造型表现活动。这种抽象性表现形式在造型元素中的应用,甚至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不论是在原始的彩陶上,还是在留存下来的壁画等艺术形式上,都出现了大量典型的抽象性造型元素,比较典型的诸如圆点纹饰、三角纹饰、旋涡纹饰、网纹和绞索纹饰等,这些现存的大量的几何纹样纹饰都是抽象性的造型表现。景颇族的织绣图案、苗族的织花、土家的织锦、木刻年画等都有大量的抽象几何形纹样造型元素。以抽象几何方式造型,是原始心态与造型观念的消化与潜存。

人物形象的特征范文第14篇

在各类文体中,不少教师不大爱教说明文,学生也不大喜欢学说明文,觉得它既不像记叙文、文学作品那样形象感人,又不像议论文那样具有一种论证的逻辑力量,枯燥而乏味。这一认识,使说明文成了语文教学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而事实上,让学生学好说明文体,不仅是学生今后工作和生活的需要,而且它对学生整个思维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说明文与其它文体思维的区别 说明文是说明事物的。所谓说明,就是要客观地对某种事物或某一事理作解说,使人能够明白这一事物或事理。这就决定了无论在表达方式上或是在思维形式上,说明文都不同于记叙文、文学作品和议论文。 与记叙文、文学作品相比,记叙文和文学作品主要是通过回想、联想和想象进行形象思维,而说明文则主要是通过分析和综合进行抽象思维。可见,二者所运用的不是同一类思维。 与议论文相比,二者同属于抽象思维。无论议论或说明,都要运用抽象的分析和综合的方法,说明文甚至像议论文那样也要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但是,二者的抽象思维又有所不同。议论文的思维,主要在于通过逻辑推理能够一步步地推出结论(观点或论点),从而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而说明文的思维,则主要是通过分析和综合(以及比较、分类、抽象和概括)的方法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议论文和说明文虽然都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但议论文更多地是对抽象道理的分析和综合,而说明文中对实体事物的说明则更多地对事物的实体进行分析和综合。说明文虽然往往也要用到推理,但说明文的推理在于说明客观性的事理,而议论文的推理则在于论证自己的观点。 二、说明文的在思维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为了引起大家对说明文教学的重视,在这里有必要谈谈说明文对学生思维发展的重要作用。从初中到高中,是学生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迅速发展并不断走向基本成熟的重要时期。学生要由记叙文的比较初级的形象思维发展到议论文的比较高级的抽象思维,其间起着过渡性重要作用的便是说明文的比较初级的抽象思维。 我们知道,说明文一般可分为实体事物的说明文和抽象事理的说明文。实体事物的说明文(如《松鼠》、《中国石拱桥》),为了说明事物的形状、质料、特征、成因、类别、构造、功能等,虽然需要抽象的分析和综合,但它毕竟还有着眼前的具体实物的形象或其表象的依托。在这一点上,实体事物说明文和记叙文思维凭借的材料或思维的对象都是实际事物的形象或表象,只是在思维加工的方式上一个采用了一形象加工的方式,一个采用了抽象加工的方式。所以,学生在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的过程中,第一步首先应该由记叙文过渡到实体事物的说明文,即由再现性的形象思维过渡到实物概念的抽象思维。实物概念是对实体事物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的结果,它已从具体形象或表象上升到了概念,但又比社会概念、科学概念、哲学概念等的抽象度低。因而可以说,实体说明文是由记叙文的比较初级的形象思维向着初级的抽象思维过渡的最佳转换点。在此基础上,第二步再由实体事物的说明文过渡到抽象事理的说明文,这样,思维的抽象度就又提高了一步。抽象事理的说明文(如《人类的语言》、《食物从何处来》),为了阐明事理的概念、内容、规律、性质、关系、作用等,不仅要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而且要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它的要求比实体事物说明文高。但与议论文相比,因为抽象事理的说明文只是客观地解说,主要不在于通过推理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所以它的思维难度又比议论文要小一些。在学好抽象事理说明文的基础上,第三步再过渡到议论文的抽象思维就比较容易些。由此可见,要学生由记叙文的形象思维一下子跳跃到议论文的抽象思维是比较困难的,说明文正好在二者之间起着一个中间环节的过渡作用。 三、说明文思维能力的培养 说明文的思维能力应该包括思维方法(分析、综合等)和思维形式(概念、判断、推理)的运用能力,根据说明文的教学重点,这里着重谈谈思维方法运用能力的培养,关于思维形式问题我们结合到议论文思维能力的培养中去讲。 学写说明文,所涉及的主要是分析、综合、比较、分类、抽象、概括的方法。其中,分析和综合是最基本的方法,其它的方法都是由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派生出来的。 分析和综合,是彼此相反而又互依存的两种思维方法。分析,就是在思想上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或方面,或者把整体的个别特征或属性分出来。综合,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把整体的各个部分或各个方面联系起来,或者把整体的个别特征或个别属性结合起来。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人们总要经历一个对事物的分析和综合的思维过程,才会获得对事物的认识。说明事物,就是要能够抓住事物的特征,并把事物的特征说清楚。所谓特征,也就是个体与类或类与类之间所存在着的差异性。所谓特征,也就是个体与类或类与类之间所存在着的差异性。而要能看出这种差异性即抓住事物的特征,就必须在思想上先能够将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或方面,通过比较认识,看其具有怎样的个别特征,然后再把这些个别特征结合起来,形成对这一事物整体特征的认识。这是写说明文必然要经历的一个思维过程。比如《如鼠》一文,作者为了抓住松鼠的特征,即从思想上把松鼠分解为外貌、习性、性格三个方面,通过观察和比较,认识到松鼠外貌的特征是“漂亮”,习性的特征是“驯良”,性格的特征是“乘巧”,然后再把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即文章开头所说;“松鼠是一种漂亮的小动物,驯良,乘巧,很讨人喜欢。”所以,要让学生能够抓住事物的特征,最基本的是要学会善于对事物进行思想上的分析和综合。 比较,也是为了能够找到个体与类或类与类之间的差异性。通过个体与同类的比较,或异类事物的比较,就可以看出事物之间的异同,从而抓住事物的特征。像《松鼠》中说:“它们常常直竖着身子坐着,像人们用手一样,用前抓往嘴里送东西吃。可以说,松鼠最不像四足兽了。”松鼠和四足兽是个体和类的关系,通过比较就可以看到它与其它四足兽的不同即在于“常常直竖着身子坐着”,“像人们用手一样,用前抓往嘴里送东西吃”,这就抓住了松鼠不同于其它四足兽动物的特征。《松鼠》中还说:“松鼠不像山鼠那样一到冬天就蛰伏不动。它们是十分警觉的,……”松鼠与山鼠同属鼠类而不同种,是并列的两类事物,这样一比较,就把松鼠不同于山鼠的特征区别出来了。有比较才有鉴别,越是相近的事物就越是需要通过比较的方法来找出它们的差异。正因为如此,人们为了能够抓住事物的特征,常常是对事物一边进行分析,一边进行比较,看事物之间的差异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要教学生能够把事物的特征说明白,还必须重视比较能力的培养。 从初中生初学说明文的情况看,他们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往往看到的是事物外在的一些现象,而且说得很笼统。这说明学生还处在一个不能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更不善于通过比较来鉴别事物的阶段。因此,培养学生说明文的思维能力,一开始就要抓好分析和比较这两种能力的培养。学生学会了分析和比较,就不难抓住事物的特征。 分类,是在上述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根据事物的特征进一步分门别类的方法。为了把事物说清楚,在说明文中常常需要根据事物的形状、性质、功用、成因等属性的异同,把事物分成若干类。像《万紫千红的花》、《食物从何处来》、《看云识天气》、《向沙漠进军》等课文,就都用了分类说明的方法。通过分类,便可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被说明的事物所包括的种类及其特征,以及种与属之间的关系。分类实质上也是一种分析、比较和综合,不过它是在更高的思维层次

上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的。因此,要教学生学会分类,关键在于能够让他们科学地确定分类的标准,然后按照这个标准对事物进行类别上的分析、比较和区分,再把各类的特征综合起来。 抽象和概括,是指为了找出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把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征从感性材料中抽取出来,形成对事物的一般认识的思维方法。抽象,就是把事物的本质属性或特征与非本质的属性或特征区别开来,从而抽取其本质的属性或特征。概括则是把抽取出来的共同的本质属性或特征联结起来,并推广到同类事物上去。抽象和概括,是在分析、综合、比较、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彼此是紧密联系着的。概括须依赖于抽象,而概括又是抽象的必然发展。 说明事物,不能只说明事物的外部形态,最根本的还在于能够揭示其本质的属性或特征,如它的性质、规律、原理、关系、成因等。如果说对事物外部形态的表面认识还是一种感性的认识,那么揭示其本质的属性或特征则是一种理性的认识。这就必须对具体的感性的材料进行抽象和概括,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例如《中国石拱桥》在说明赵州桥时,就不单进介绍赵州桥的形体结构,而是从对桥的形体结构分析出发,分四个方面研究了桥的结构原理和设计特点,这就是对感性材料的抽象,然后经过概括,说明“桥的设计完全合乎科学原理,施工技术更是巧妙绝伦”。这就达到了对赵州桥的理性认识。在说明文的几种思维方法中,分析、综合是基础,而抽象、概括是关键。要让学生能够由表及里看到本质,能够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必须对抽象能力和概括能力的培养予以特殊的重视。学生抽象能力和概括能力提高了,说明事物本质属性或特征的能力也就提高了。而从学生的思维发展来讲,他们具备了抽象和概括的能力,也就顺利地由形象思维过渡到了抽象思维。

人物形象的特征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标志 特征 创意策略

标志是一种象征艺术,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视觉传达符号,代表着特定的事物。标志的特点是将丰富的内容,以更简洁、更概括的方式在相对较小的空间里表现出来,同时使观者在较短的时间内理解其含义。

人类运用图形符号来传达信息比运用文字要早。简练独特的图形符号,能在瞬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进入信息社会后,通过产业化进程和国际化影响,标志已被注入了企业理念和企业形象等视觉表现的内容,从国家到政府部分,从企业到个人,从商务活动到体育活动会,标志符号到处可见,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标志以各种精炼的形象表现一定的含义,将组织机构或企业精神面貌、行业特征充分体现出来,传达明确信息。由于其特有的社会功用,标志具有识别性、时代性、简明性、个性化、艺术性、文化性、象征性等特征。

一、标志的特征

1.识别性

显著、易识别是标志最基本的特征。标志能给企业一个特别的身份证明,人们正是通过标志传达的信息来预定或购买商品。现代社会商品种类繁多,商品信息量大,消费者完全凭借商品的标志来寻找自己的品牌。在这里商标的识别商品的作用特别突出。为区别其他标志,显示标志自身的独特特征,设计者要在标志的题材、要素表现形式、视觉构成中选择具有独特明显视觉特征的图形符号作为标志。避免因标志相互雷同、混淆而产生错觉,从而影响标志的识别。

如索尼公司下属品牌电脑VAIO标志(图1)是一个很好的例子,VAIO标志有两个概念:

一是代表基本的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二是与自然同行。

这个标志代表了电脑模拟技术和数码技术的特点。V和A字母呈正弦波,是最基本的模拟信号。I和O字母就好像1和0,象征二进制代码中的数字信号。很显然,VAIO的名字和标志体现了索尼公司的一贯风格并且寓意丰富,那就是索尼产品致力改变生活方式的新理念。它也使人回想起象形文字,追忆起古时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情景。与其说VAIO标志只是结合了数码科技,代表了一个家用电脑产品的品牌,不如说设计师精心创造了能象征VAIO电脑功能和揭示其自然本质的标志。这个标志给人们带来一种无限永恒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恰能使产品在以后得到无穷发展。

图1 索尼公司下品牌电脑VAIO标志

很多标志在投入使用后为了使本身更加容易识别,会不断进行改造,如百事可乐公司在最初的标志设计中字体的颜色是红色的,与可口可乐非常接近(图2)。在经过几次标志改造中为了能很好地区别于竞争对手,使消费者容易识别本品牌,字体颜色由红色逐渐转变成蓝色为主色调,从颜色识别入手进行改造。

图2 百事可乐公司标志的变化

2.时代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标志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中。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商业竞争的日益激烈,传播媒体制作技术的不断提高,应用领域推广的需要和流行时尚的变化都推动了标志为体现时代精神而不断进行调整、修改,变更自身形象,而采用清新、简洁、单纯、醒目的新形象。

如“壳牌石油”(图3),“百事可乐”的标志演变都是成功的例子。现代标志在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保留原来标志部分的题材、形式,提炼精华,加强造型符号的视觉传达效果,并保证标志的信赖感不受损害;标志图形简洁,明确,易识别;采用构成的表现形式,改变旧的写实复杂的具象图形;为适应国际商业发展的需要,标志的字母形式有增加的趋势。

图3 壳牌公司标志的演变

3.简明性

标志应以简洁、生动、鲜明的形象传达信息,只有用最简洁明了的形象,人们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识别标志形象,利于记忆。在各种形形的标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大多数品牌设计手法简洁明了,如此高比例的相同的设计方法说明了标志设计的趋势――简洁明了。

如图4,耐克公司的标志由圆滑流畅的弧线组成,可谓简洁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4.个性化

一个标志如果失去了个性就无法建立起以标志为核心的识别差异,个性化是标志可识别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只有具备了强烈的个性化特征,才能使标志从众多的同类者中脱颖而出,并给人以深刻印象。标志的个性化主要是通过新颖的形式和强烈的视觉效果体现出来。

图5是墨西哥门铃产品的标志,手法的质感洋溢着生命力与直觉感,让人不再关心僵硬的线条和圆滑的笔触。这个标志能运用简单明了而切中要害的方式唤起人们的情感反应。采用幽默而不是严肃的表达方式是标志设计中常用的创意手法,它能使作品让人过目不忘。

图5 墨西哥门铃品牌标志

5.艺术性

艺术性是标志作品必须承载的又一主要特征,完美的艺术表现能塑造良好的标志形象,突出标志鲜明的视觉特征。标志作品让观众产生愉悦的审美感受,标志的信息才能更有效地传递。同时,高度艺术化也是时代和文明进步的需要,是人们提高文化素养和满足审美心理需要。

标志创意设计必须符合设计形式美法则,充分展现其艺术特征,满足大众的审美心理。表现在构图美观,简洁明了,视觉冲击力强与企业定位或商品的形象风味相符,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并遵循设计美的规律,创造性地探索理想的表现形式。如第九届全国运动会标志(如图6),标志以阿拉伯数字“9”作为造型,体现九运会的信息和主办地市的首字母,色彩搭配为红、黄、蓝三种色,代表着富于情感、活泼开朗,充满着喜悦和希望,热情奔放,坚韧不拔。标志视觉冲击力强,宛如一位身手矫健、充满朝气、奋发向上的运动员,健步跨进新世纪。

图6 第九届全国运动会标志

6.文化性

标志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形象,是一种社会文化沉积,一种深厚文化的符号积累。文化世界实质上是一个符号的世界,这种象征符号不但传递了某一商品、劳务或企业的有关信息,而且传播着文化,成为社会文化的象征。许多消费者选择某种名牌商品,不仅仅是出于对商品本身的信赖,更在于他们认同了品牌中传达出来的深层含义。在标志设计中体现国家性质的影响,在全世界各种体制的国家都很普遍。如美国的许多不同行业的标志形象中都有红蓝色彩与五星的图形因素,鹰的造型也频频出现(如图7);在日本的众多设计中,富士山形象亦频频出现(如图8);韩国的太极图更是几乎充斥着各个领域。此外,加拿大的枫叶、瑞士的红十字等都在告诉我们这种影响的深远。

图7 美国一家保险公司标志

图8 富士银行标志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有着丰厚的文化遗产和人文气息,它为我们设计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很多创意都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源泉。如凤凰是吉祥平安的化身,所到之处无不祥和安康,这个传统正与航空业要求的安全、舒适、快捷的服务理念相吻合,于是中国航空公司凤凰形象的标志就自然而然产生(图9)。现代标志设计中很重要的是将标志内含的理念,抽象精神,通过视觉符号表达出来。

图9 中国航空公司标志

7.象征性

象征性是标志的本质特征,标志设计大多通过比喻、暗示、隐喻、象征等较为抽象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是由标志的信息化特征和个性特征所限定的。对一件标志作品,我们必须善于从自然物中寻找其意念的对应物,通过强烈的视觉形象,运用暗示、联想、隐喻等手法来表达美好的寓意和特定的象征。只有这样,标志的信息化特征和个性化特征才能得到发挥。雀巢公司标志通过象征性表现使传达的信息对用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图10)。

图10 雀巢公司标志

二、标志创意策略

展开创意的思路进行设计,策略是多种的。同一个主题标志,可以有不同的设想和思维方式,最初阶段创意元素可以用横向、纵向、求异的思维方式来进行创意,尽可能地对创意进行多方面思考,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去发现和捕捉素材中较具典型意义的某些创意切入点。

1.以直接表现事物的特征为切入点

从事物形象特征方面,应抓住其表现对象的特点,寻找标志创意设计的切入点。如表现音乐的特征,表现节日喜庆的特征,表现动物形态的特征,表现体育运动的特征等。

如美能达照相机标志(图11),该标志是由椭圆形构成,象征照相机的镜头,椭圆中有一组凸透镜,并运用超现实的视觉形式,表达了美能达相机拍摄画面的清晰度及灵敏度。流动的波状极富有弹性,形成内动的视觉趣味中心,体现了产品制作时技术精良而优越的性能。

图11 美能达照相机标志

2.以项目主题及精神理念为切入点

凡是优秀、内涵丰富的标志,都是以项目的标题、主题及精神理念作为切入点来挖掘创意的,也有根据不同项目的具体主题精神理念来进行创意。

如彪马运动鞋标志设计(图12)运用一只向前一跃的虎和品牌名称的形象结合,虎的腾空飞奔,寓意穿上此品牌运动鞋的运动健将将不畏艰难与阻挡,勇往直前,直至夺取胜利终点,颇具豪迈气概。

图12 彪马运动鞋标志

3.以历史文化和地域特征为切入点

每个国家、民族、地区都有文化沉积和人文气息,文化常成为设计者灵感发源地,有意无意体现在标志的设计中,使标志更加具有独特性和文化意蕴。

中国银行标志(图13)以中国古老的古钱币造型为基础,以结了红绳的“中”字互相结合,古钱币象征银行服务的内涵,上下连贯的直线寓意联营服务。标志之意准确,形象逼真,既体现了民族特色,又具有现代气息,古今结合,造型简练,带给人们古朴淳厚、组织严整、稳健有力的视觉感受,显示出极强的中国气派。

图13 中国银行标志

4.以象征物为切入点

标志创意思路可以从象征物或代表物等方面去考虑,借用具体的物象去表现或代表某种特殊意义和事物。如龙象征中国,鸽子象征和平,火炬象征光明等。美国以鹰和星条旗为象征物,法国则以高昂的公鸡为象征物。以象征的手法进行创意和找到恰当的象征物,可以使标志设计更加富有内涵和深度。如纽约时尚中心标志设计(如图14)用钮扣来做创作标志,一个点引出一面。

图14 纽约时尚中心标志

参考文献:

[1]凯瑟琳・费希尔.2000个世界顶级标志设计.广西美术出版社,2006.12,第1版.

[2]何方.标志设计.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12,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