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环境污染；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5－0024－04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环境污染可以看作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所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在付出的环境成本或代价一定时，取得尽可能大的收益，或者在取得的收益一定时，付出的环境成本或代价尽可能的小，即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净收益达到最大值，符合“帕累托最优”标准的要求。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这样的环境污染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不是经济问题。能够成为经济问题的环境污染是指在环境遭受污染，付出环境代价以后，社会资源配置并不能做到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净收益达到最大值，从而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现象。本文对这样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分析，从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角度揭示问题的成因，以期能对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

一、环境污染问题的实质是外部不经济

所谓的外部不经济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却并未给予应有补偿的现象。对环境污染问题来说，所谓的外部不经济就是指有的经济主体污染了环境，但却并未付出代价，或者虽然付出了代价，但付出的代价却小于环境污染治理的代价，而由其他经济主体承受环境污染治理代价的现象。显然，此时就出现所谓的成本外溢，从整个社会角度考察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的条件与从该经济主体自身角度考察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的条件就不一致，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

假定污染者是一厂商，其作为“经济人”必然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即利润最大化；假定污染者所处的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即污染者在商品市场上是价格接受者，商品市场不存在垄断性扭曲；假定污染者造成的外部成本是EC=EC(Q)；并假定不存在信息费用。则社会净效益(SNB)就等于产生污染的经济活动的总效益减去私人成本C和外部成本EC，即：SNB=PQ-C(Q)-EC(Q)。其中，P是产品的价格，Q是产生污染的经济活动的总量，C和EC皆是产生污染的经济总量的函数。当社会净效益最大时，有dSNB(Q)／dQ=P-dC(Q)／dQ-dEC(Q)／dQ=0。即：P=dC(Q)／dQ+dEC(Q)／dQ=MSC。该式中，sc为社会成本，SC(Q)=C(Q)+EC(Q)，MSC为边际社会成本。显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的条件是价格(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dC(Q)／dQ+dEC(Q)／dQ)。但是污染者并不考虑外溢的成本，其会按照价格(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私人成本(dC(Q)／dQ)进行决策，这就使得资源配置结果表现为资源配置量偏多，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收益而导致效率损失。

二、市场失灵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

(一)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能够使资源的配置符合帕累托最优状态，但要实现帕累托最优，隐含着如信息充分、无外部性、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产权界定清晰、资源自由流动、交易成本为零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发表了著名的《社会费用问题》一文，他的主要思想被后人总结为著名的“科斯定理”：外部性可以通过明确界定和保护产权，并通过市场的自愿交易来解决，即当交易谈判涉及的当事人较少、市场交易费用小于政府干预的成本时，通过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干预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效率更高。科斯认为外部负效应是产权界定不够明确或界定不当引起的，所以只要界定并保护产权，随后所产生的市场交易就能达到帕累托最优(蓝虹，2004)。科斯以“走失的牛群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的案例来说明他的论点。他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下，分别讨论了养牛人对农场主的损失负责赔偿(即养牛人无权让牛群吃农场主的作物)，以及养牛人不向后者提供赔偿(即养牛人有吃麦的权利)两种不同的情形。他得出的结论是两种情形都能使资源配置的净收益达到最大值，因为在对权利给出初始的明确界定后，只要市场交易费用为零，无论产权属于何方，通过协商交易的途径都可以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在科斯看来，外部性完全可由私人合约得到解决，即基于自愿交易的私人合约行为对市场运转有着自我修正的效能(罗必良等，1994)。

(二)现实中市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为何会失灵

在环境问题上市场失灵的原因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环境资源的公共品属性。大气、森林、水等环境资源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从性质上讲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其具备公共物品的一个或多个特征。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这些特征使得人人都想成为“免费搭车者”――只想享用或利用而不想出资提供或承担成本，于是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此不起作用。由于环境具有的公共产品特征，那么环境资源在使用中必然出现所谓的过度使用，换句话说，对于免费提供的环境资源，使用者会一直使用到自己的边际效用为零为止。这种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表现出很强的负外部性，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表现为私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导致人们无节制地使用有限的环境资源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个体的理性却要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即个体追逐个人私利的结果最终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及所有人福利水平的降低，这就是哈丁所表述的“公地悲剧”。

2、环境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对环境行为主体来说，首先，不少环境问题有潜伏期和时滞，这使得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在人们对环境保护尚未产生清醒认识之前，人类行为只能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完全理性，这意味着环境污染在特定条件下难以得到有效治理；其次，即使人们认识到保护环境的必要性，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还是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即人的短视性及机会主义倾向驱使人类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或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局利益，从而以牺牲环境来求得经济增长。

3、环境信息的稀缺性和不对称性。环境信息是稀缺的，因为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人类对环境的认识至今还是微乎其微的，与人类对环境信息的需求相比，环境信息的供给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如果信息公开不利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人们就倾向于封锁信息，通过保证自身具有信息

优势来谋求私人利益。这很容易导致环境信息的不对称，比如污染者对于他的污染状况、污染物的危害等往往比受污染者了解得多得多，但受个人利益驱使，污染者往往会隐瞒这些信息，以继续其污染行为。污染者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产生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受污染者由于所拥有的相关污染信息相对较少，如果想“讨回公道”则需要付出很大的信息成本。这也许正是在一定的限度内人们宁愿“忍声(噪声)吞气(废气)受污染”的原因(沈满红，1997)。

4、环保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性。所谓规模报酬递增是指随着资源配置规模的扩大，资源配置平均成本下降的经济现象。由于环境具有明显的整体性特征，所以在环境保护方面，单个企业通过自身的投资防治污染往往是不经济的。比如，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如果地域分布较为集中，那么各企业单独建污水处理设备，远不如在该区域内集中建一个污水处理厂更为经济有效。正因如此，中小企业由于在治理污染方面缺少规模收益，所以其治理污染的能力会因无法实现规模收益而弱化，这是中小企业成为重要的环境污染源的原因之一(金三木，2007)。

5、交易成本导致市场在污染治理方面的局限性。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在产权界定清楚的前提下，市场本身就可以把污染所导致的外部效应内部化，但是没有交易成本只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远离经济现实的假定。现实中，即便环境资源产权界定清楚，要真正维护产权仍然需要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产品性质，要维护环境产权，就会出现“免费搭车”现象，每个理性的经济主体都希望别人出面与污染者交涉，然后自己在不分担交易成本的前提下获取交易收益，于是也就没有人与污染者进行交涉、谈判或诉诸法律，环境污染也就难以通过市场渠道加以治理。

三、政府失灵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

(一)理想的政府可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为了解决市场失灵，凯恩斯学派通过对新古典学派的“革命”，提出了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的主张，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水平。与市场有效配置资源需要具备完全竞争的条件相类似，政府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也要求政府必须是理想的政府，理想的政府也需要具备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如具有充分的信息(事前全面、准确：及时地了解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所有因素)、参与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的所有人都必须一心为公而不能谋取个人私利等。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政府也就可以把外部效应内部化，从而解决环境问题。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在1920年所著的《福利经济学》提出的“庇古税”就是依靠政府介入来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一种手段，按照庇古的传统，当一个厂商施加一种外部社会成本时，应该对它施加一项税收，该税收要等于厂商生产每一连续单位的产出所造成的外部损害，即税收(T)应恰好等于边际外部成本，使厂商将环境损失这种外部成本纳入其实际成本核算之中，进而可保证产品的价格能反映生产的社会成本。

(二)现实中政府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为何会失灵

在环境问题上，“政府失灵”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政府部门的官员及公务人员存在明显的利己动机。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学派把“经济人”假设运用于政府行为的分析，无论我国还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实践活动都证明这一假设是经得起实证检验的。在市场有效作用的领域，由于“看不见的手”的调节，经济主体要“利己”首先必须“利他”，但在政府部门，由于市场手段的失效，政府官员及公务人员的利己行为却通常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

首先，这种利己动机促使政府干预的缺位。按照公共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界定，市场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情政府应该去做。虽然市场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情，政府未必就一定做得了或做得好，即市场失灵并不必然意味着政府有效，但是如果在市场失效而政府相对有效的前提下，客观上就需要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即在政府干预是完全必要的前提下，政府不进行干预，就出现了政府的“缺位”。对于环境污染问题来说，市场机制自身难以进行有效调节，这就需要发挥政府的干预和调节作用，但很多时候政府并没有对环境污染进行必要的干预，而是对污染“放任自流”。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比如，一些政府官员为了追求GDP增长率而根本不顾及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环境成本，对严重的环境污染视而不见，不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来加以弥补纠正，或即便制定了相应的环保措施也不认真贯彻实施。

其次，这种利己动机表现为政府的不合理干预，即面对市场在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方面的失灵，政府进行了干预，但是这种干预却未能起到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的效果，甚至政府干预所导致的政府失灵较之市场失灵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政府干预的失灵集中体现为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财政、税收、外汇、金融、价格和环境政策等造成环境资源使用价格的扭曲，无法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并最终导致产品生产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脱节。这一是由于一些作为非环境资源管理部门，在政策制定中没有给环境和生态以足够权重，或者仍然采用在环境问题还没有受到充分重视时期的政策，这明显是强调部门利益以致部门利益重于公共利益的结果；二是污染者为了维护自己污染环境的既得利益，会加大“院外活动”的力度，利用政府部门从业人员的利己动机通过“贿赂”的办法促使政府部门保持或放宽环境标准，这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府政策制定的失灵；三是政府本身目标选择失误，过于看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缺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眼光。这显然也受利己动机趋使。

2、政府缺乏关于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治、治理的有关知识、信息、人才及明确的目标或手段。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治、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搞好这一工程需要政府具备充分的知识、信息、人才资源以及切实可行的政策目标和保证目标顺利实现的有力手段。这些条件往往是在环境污染达到一定程度，对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构成威胁，需要政府总结经验教训时才能达到，这是政府干预失灵及西方国家走“先污染、后治理”道路的重要原因。

3、政府本身所具有的垄断地位使其在污染治理方面不存在竞争压力。市场有效是因为竞争机制的存在，一旦市场出现垄断通常就出现效率低下。同样的道理，政府垄断的存在也在降低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压力和积极性，这使得政府对污染的治理难以取得理想效果。

4、社会对政府失灵的认识还很不充分。不少研究者还没有把政府行为的分析纳入与私人行为分析相同的逻辑框架，关于政府法制建设还严重滞后，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还缺乏足够的监督。脱离了监督的权力会使腐败的收益大于成本，因此，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其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私人利益，这是政府在治理污染时因存在严重的寻租行为而导致政府失灵的重要原因。

四、启示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环境污染 责任保险 强制

一、外部性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一）污染企业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有效需求不足

污染企业在其生产经营决策时，往往只从自身成本收益角度考虑，而并未把其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等社会成本考虑在内，使得污染企业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其生产经营具有外部不经济性。在存在外部不经济的情况下私人活动的水平常常要高于社会所要求的最优水平。

在任意责任保险的情况下，若没有外在约束，污染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一般不会自愿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由于我国环境权、环境侵权以及环保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尤其缺少污染损害赔偿方面的法律规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并未成为污染企业的风险，不能刺激企业积极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致使有效需求不足。

（二）保险人承保的外部经济性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有效供给不足

由于环境风险后果的严重性以及展业、承保、定损、理赔的难度大，导致环境责任保险的经营成本较高，收益较小。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具有很强的公益性，代表社会利益的政府用很小的代价就可获得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带来的好处。商业保险公司生产环境责任保险时，承担了应由社会负担的成本，保险生产私人边际成本高于社会边际成本，私人边际收益却小于社会边际收益，保险人承保具有外部经济性。在存在外部经济性的情况下私人活动的水平常常要低于社会所要求的最优水平。

在任意责任保险的情况下，若没有外在支持，商业保险公司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一般会减少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供给，导致有效供给不足。由于目前企业的违法成本过低，偷排超排的现象十分普遍，环境污染事故经常发生，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保险公司来说也是高风险产品，很多保险公司对此持谨慎态度。

二、信息不对称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一）逆向选择、柠檬市场与保险公司承保意愿不足

事前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问题。逆向选择的存在使得市场价格不能真实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导致市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保险人和污染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污染企业对其自身的环境风险状况拥有的信息多于保险人。如果保险人无法进行有效的风险识别和评估、细分市场，就无法制定出真实反映投保人风险状况的费率，市场就会缺乏效率。

逆向选择最终导致柠檬市场的出现。由于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细分市场和差别定价能力不足等原因，保险公司采取平均定价法，导致环境污染风险低或者风险控制有效的企业退出保险市场，而高环境污染风险企业则积极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致使保险市场失败。

由于逆向选择和柠檬市场问题破坏了保险风险分担和大数法则的运用，保险公司出于自身经济利益不愿承保柠檬市场中的高环境污染风险企业。

（二）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与污染企业投保意愿不足

西蒙（1947）认为行为人是有限理性的，决策者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因此不能做出完全理性的决策。作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是有限理性的，由于环境污染损害的突发性和影响的渐进性，污染企业有时并不能充分意识到环境污染损害后果的严重性以及经济和社会影响。污染企业不能完全意识到环境风险管理的必要性，降低了其投保意愿。

投机性和逐利性使得机会主义盛行，降低了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意愿。企业存在侥幸心理，认为环境污染事故是小概率事件，几乎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就成为一种额外的成本，出于逐利本性，企业很少自愿投保。

三、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效率与公平的权衡

（一）责任保险市场失灵与政府监管

市场机制本身不具备实现社会目标的功能，当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效应时会造成市场的失灵，使市场机制在环境污染和保护等特定领域难以发挥作用，导致保险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政府把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定为强制保险，作为一种经济干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发挥了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

（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与维护社会公平

除了发挥政府的经济职能外，实施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另外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它能起到维护社会公平、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降低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概率从而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而且能在污染事故发生时充分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缓解社会矛盾。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强化了这种对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平的保障。

（三）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是效率和公平的和谐统一

政府出于自身经济职能以及维护社会公平的考虑，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利用政府权力予以强制，一方面，采取监管方式是针对责任保险市场失灵情况下基于公平角度的必要干预手段；另一方面，采取保险的方式是继续发挥市场“无形之手”有效率一面的重要手段。在涉及社会公平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领域，政府采取强制保险的方式体现了效率与公平并重的科学监管理念。

参考文献

[1]张磊.中国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研究[D].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2]王哲.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供需不足成因及解决策略[J].保险研究，2009（05）.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外部性理论；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经济学

0 引言

经济有序运行和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是生态环境。环境污染是由于环境行为主体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采取不当的社会经济行为而导致的环境破坏，进而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不良影响，其实质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失衡。如今，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全球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解决好这一问题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而，采取强有力的治理措施，将会对社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健全政府的监督机制。

1 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理论分析

外部性理论首次由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并且在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的努力下加以丰富和完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外部不经济性问题普遍存在。在经济学中，庇古和马歇尔认为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在自己的活动中对旁观者的福利产生了一种有利影响或不利影响，这种有利影响带来的利益或不利影响带来的损失，都不是生产者或消费者本人所获得或承担的，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1]外部性可以分为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外部经济是指行为主体的行动使其他客体受益，并且无法向客体收费的现象，比如，公园的美景给参观者带来了美的享受，而参观者不必为此付费。外部不经济主要是指行为主体的活动使其他客体受损，行为主体不愿补偿客体的现象。

2 环境污染的原因分析

2.1 环境行为主体的决策和活动具有有限理性的特质

在环境行为主体看来，一方面，由于机会主义倾向和人的短视性的存在，环境行为主体尽管意识到了环境保护的必要性，但面临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较低的现状，人们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取得经济的增长，仅着眼于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求取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环境行为主体的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潜伏期，导致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环境污染尚未出现之前，环境行为主体仅仅是有限理性，这就表明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在一定条件下很难得到有效治理。

2.2 环境资源是公共物品具有公共品特性。

“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一般不能或不能有效通过市场机制由企业和个人来提供，主要由政府来提供。”[2]公共物品主要有三个特性：受益的非排他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水、大气、空气等环境资源是全人类的共有财富，公共物品的这三大特性促使人们都想“搭便车”。？搭便车理论首次由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于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一书中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不付任何成本而享受他人之利，因而市场推崇的等价交换在此不起作用。

2.3 政府官员具有鲜明的利己动机特质

布坎南将“经纪人假设”运用到政府行为，按照经济学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界定，市场做不好或无法做的事应由政府去做，但并不意味者政府市场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政府就一定有效，但是在市场失灵而政府较有效的前提下，政府干预和调节是很有必要的，假如政府不干预，就会出现政府缺位的现象。就环境污染问题而言，市场本身难以进行有效调节，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强有力的干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官员为了获得较高的GDP增长，忽视为取得经济增长而偿付的环境成本，不认真贯彻落实相应的法律法规，甚至对环境污染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忽视公众利益。

2.4 环境信息具有不对称和稀缺的特质。

信息不对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技术性的，二是经济人动机引发的矛盾冲突，”[3]从技术方面来看，信息的获取需要依赖媒体、设备等工具，若花费的成本远远超过信息带来的受益，主体就会失去动力，从经济人动机引发的冲突看，都试图出于信息优势地位垄断信息。就环境信息而言，污染者对污染物的伤害要比受污者了解的多，但是公开环境信息不利于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环境行为主体倾向于封锁环境信息，通过确保信息优势获取个人利益，环境信息的不对称性凸显出来。

3 环境污染治理的途径分析

3.1 强化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教育

环境行为主体几乎都是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做出的决策，其主要原因在于公众和企业的环保意识淡薄和环境教育缺失。因而，提高公众和企业的环保意识是抑制和治理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实现治理环境污染这一目标，必须充分有效发挥环境的教育功能，一方面，采取多样化的手段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依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区域，采用不同的标准运行，促使环境保护成为主要的社会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完善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利用强制手段来保障公众的环境教育，明晰环境行为主体的责任与权力，使得环境教育做到执法必严、有法必依的原则。

3.2 认真贯彻落实环境保护税

环境是公共物品，对环境资源的消费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搭便车的现象，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税，且认真贯彻落实环境保护税，对减轻环境污染的程度具有积极的影响，环境税的主要意图是为了调节人们利用、开发或者污染生态环境的程度。将污染性产品的价格提高，一方面，价格增加需求下降，借助利益机制有力调节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污染行为，致使生产者对该产品造成的污染承担连带责任，另一方面，通过转嫁由消费者担当其在消费过程对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性。环境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缺乏固定的资金来源将难以继续，通过税收筹集资金，可以使环保资金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根据我国环境污染的具体现实，可以有针对性的分批分期进行。

3.3 健全政府的监督机制。

提高政府官员的素质，培养和提高政府官员的大局观念和长远利益，严格按照绿色GDP的政绩观来考核政府官员。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应当转变政府职能，增加交易信息的透明性，着力发展排污交易市场，整治不合理的交易机制，构建第三方平台供应终结信息。尽可能减少政府出于私利而采取的行政干预举措，行政干预在我国国有企业管理中屡见不鲜，此种做法必然对市场秩序产生不好的影响，因而，积极完善和培育新型的市场机制很有必要，促使外部经济内部化，推动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强化排污收费稽查力度，保障和扩大公众的知情权，建立健全排污收费的社会监督制度，

3.4 构建排污权信息交易平台。

构建排污权信息交易平台的关键在于公开环境信息，强化信息的透明度，无论是公众还是企业都有权力获得相应的环境信息，在排污者和受污者之间尽最大可能的实现环境信息的对称性，努力实现环境信息的供需平衡。一方面，政府应当着力于信息市场建设，为交易双方提供所需信息，减少交易信息收集的成本，另一方面，着手网络建设，环保部门应当有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实施环境保护的监控制度，大力健全并完善环境信息的监督制约机制。

参考文献：

[1]张学绸.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及其治理对策[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5（2）.

[2]张琳.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J].山东财经学院学报，2008（5）.

[3]王育宝，李国平.环境治理的经济学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6）.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面源污染 生态环境 恢复与重建

中图分类号：X506 文献标识码：A

生态环境是一种为人类提供各种服务的特殊资产，也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农业生态环境是农业发展的基本生产条件，农业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农产品市场的安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更好地保护和协调生态环境。

1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性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点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之后，面源污染主要是农业面源污染逐渐成为我国最为重要的环境问题。农业面源污染破坏性增大，已经成为我国主要的水体和土壤污染源，不仅退化了农业生态系统，危害农业安全，也通过水和食品污染损害到居民健康，成为危害民族素质的公害。为此，我国政府近几年来开始高度重视以农业面源污染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环境问题，并把农村环境保护与治理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先后制定多项法律法规规范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问题，并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将社会主义新农村明确界定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从而把农业面源污染管控提高到战略高度。从这个角度上说对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研究背景

本课题组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借助于发展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以及数量经济学、现代计量经济学等分析方法，分析了农业面源污染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微观作用机理和管控政策体系，从本质上认识了农业面源污染的产生与加重的社会经济规律，为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本研究在宏观把握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时空特征、与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及耦合关系之后，将农户作为基本分析对象，通过分析农户生产经营以及技术应用等主要行为的面源污染效应，揭示农户行为与农业面源污染的本质关系，进而分析如何优化农户行为从而促进农业环境污染治理。

3研究成果

（1）本课题组从总体上了解和把握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的状况、特点和时空特征。认为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有破坏性大、隐蔽性强等特点。（2）本课题组借助前人研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经济发展的农业面源污染效应，发现经济发展对面源污染既有恶化效应，也有优化效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作用力不一样，二者存在倒“U”型特征。（3）本课题组分析农业面源污染减排的微观机理，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造成的农业生产者环境资源使用的非理是造成经济发展伴随的农业面源污染加重的微观原因。（4）本课题组调查分析农户意识的面源污染效应及影响因素，发现农户环境意识薄弱是当前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影响因素。（5）本课题组分析农户生产行为的农业面源污染效应及其优化。理论分析表明，农业土地规模大、组织化程度高、劳动力投入多而质量高，农业长期投资大都能减轻农业面源污染。（6）课题组从命令—控制措施、市场措施和公众参与机制三个角度比较了各国农业面源污染管控政策，发现发达国家农业面源污染管控具备几个特点：包括完备的法律法规，高效的管控体系，复合型管控措施，多样的经济激励措施，充分发挥公众的作用等。（7）本课题组分析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管控现状，并建构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管控体系。包括提出了“共同负担为主，污染者负担为辅”的财政分担方式，“以经济激励为主，行政管制为辅”的管控方式、“生态补偿和生态税费相结合”的管控手段、“以源头治理为主，末端治理为辅”的管控模式，以及一系列具体实施措施。

4对策研究

4.1农业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在宏观层面上应采取的对策

（1）坚定不移地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从根本上解决高环境代价式的经济发展与掠夺式资源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2）加强领导，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3）加强法制建设，强化生态保护监督力度，促进全省生态保护工作的法制化。（4）加强生态保护科研支持能力，完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5）制定和实施全省统一的生态保护行动计划和生态保护规划，避免只重局部利益和短期效益，而轻全局利益和长期效益的行为。（6）完善环境经济政策，重视资源成本，实现税收的绿色GDP增长，增加生态保护投入。

4.2农业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在技术层面上应采取的对策

（1）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2）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3）积极调整产业结构；（4）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5）构建人地协调地高效农业生态系统；（6）重视防灾减灾工作；（7）加强农田水利建设；（8）积极调整能源结构；（9）加速土壤培肥；（10）科学合理使用农药，推广病虫综合防治技术；（11）推广科学施肥技术，提高化肥利用率；（12）加强废旧地膜的管理，防止废膜污染；（13）加强畜禽养殖的排污管理及畜禽粪便的综合利用；（14）切实加强农村生态城镇建设。

基于农业生态环境恢复和重建视角研究湖南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对策，有利于更进一步深刻了解湖南的农业生态环境现状及发展变化趋势，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寻找其问题症结，探索其可持续发展措施；有利于湖南生态农业的发展，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林宏程，李先维.农业污染对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及对策探讨[J].生态经济，2009（9）.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5篇

主要对国内外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在对环境库滋涅茨曲线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归纳了国内外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实证研究的现状，总结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实证研究的主要方法，讨论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潜在关系的类型、相互影响因素、过程机理和描述方法，探究了针对环境污染防治的政策等方面的内容。最后对已有的文献研究进行简单的回顾性综述，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实证研究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环境污染;经济增长;环境库滋涅茨曲线;模型

前言

随着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提出，人们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变得尤为突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事实上，正如包群(2006)［1］所言: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实践都表明了一个问题:环境污染、资源耗竭是经济增长阶段所面临的重要难题。一方面是人们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以及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不断增加，导致了环境污染越发严重;另一方面是资源的可耗竭性、环境恶化反过来也限制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随着时代的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再单纯的研究经济增长给环境所带来的影响，而是开始关注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所存在的双向反馈机制 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实证研究是协调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在Grossman等(1991)、Shafik等(1992)与Panayotou(1993)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及后来经济学家的研究总结的基础上，学者们把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这一关系命名为环境库滋涅茨曲线(EKC)［1］。虽然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已受到了诸多学者的探讨及研究，但是不同的研究者估计的样本国家却不尽相同，这使得众多的研究结论出现较大的分歧，且难以比较。鉴于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都会关系到国家乃至全球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开展探讨总结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综述工作，将具有利于今后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实证研究意义，具有协调两者关系，制定出使两者和谐发展政策的现实应用意义。

1关系理论的提出

1955年，西蒙·库兹涅兹(SimonKuznets)在其《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论文中，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人均财富增长(效率、发展)与人均财富分配(公平)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此之后Grossman等(1991)的研究对此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们首先对多种污染物的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SO2、烟尘和一些水污染的指标(缺氧量和重金属浓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和库滋涅茨曲线相似的倒U型关系。1992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以“发展与环境”为主题，扩大了环境质量与收入关系研究的影响。1997年Panayotou借用1955年库兹涅茨界定的人均收入与收入不均等之间的倒U型曲线，首次将这种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此关系的提出引发了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广泛研讨。由于数据的限制，以往大多数的EKC研究主要集中于跨国的计量分析。无论是国内的研究者还是国外的研究者，在深度上，已经有很多学者研究了经济因子与环境因子之间的潜在关系，并得出了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模型，例如:吴玉萍等(2002)通过分析经济因子与环境因子相互关系，探究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演替轨迹，以建立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为评价北京市环境政策提供依据。在广度上，关于两者的实证研究已遍及多个城市或者国家，例如:Shafik研究了31个国家的47个城市，Kaufmannetal．(1998)搜集到了从1974年到1989年为止共13个发达国家和10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而在Bertinelli和Strobl(2005)研究中，涉猎到了122个国家1950年－1990年间的面板数据［2］;黄菁(2010)运用联立方程的估计方法对中国2003年－2007年的278个城市的环境数据进行实证分析［3］。在计量方法的选择上，大部分学者仍然沿用早期文献的传统估计方法，即采用单个多项式方程对数据进行估计。

2实证研究的方法

2．1基于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从整理的文献数据来看，以截面数据为基础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实证的研究不在少数，截面数据不要求统计对象及其范围相同，但要求统计的时间相同，这就要求调查者能够选取同一时间点上的大量数据，并对其做统计上的分析。其中Pan-ayotou(1993)选用了1985年的54个国家的数据为基础，以人均GDP作为经济因子，选取二氧化硫、氮氧化物、SPM污染物指标以及生态破坏指标森林砍伐率为环境因子，建立计量模型探究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均GDP和三种污染物的关系符合对数二次函数模型，呈现倒U型曲线;与此同时，还建立了森林砍伐率与人均收入和人口密度之间的函数，进一步证实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在接下来的研究中，NehaKhanna(2002)选取了单指标(CO、O3、NOx)关于面源污染物的收入弹性的分析。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被提出的初期，人们所做的实验大部分是在截面数据的基础上，以验证EKC是否存在作为出发点，而后期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虽然有不少学者会基于截面数据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实证的研究，但本人认为，以此为基础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以此为基础呈现出的倒U型曲线，只能证实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而不能作为对国家或者地区进行政策上的建议以及预测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潜在性危机或者优势，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学者不再专门针对截面数据而进行讨论的原因所在。

2．2基于时间序列的实证研究时间序列分析预测法是根据食物过去的变化趋势预测未来的发展，它的前提是假定事物的过去会同样延续到未来。基于时间序列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正是根据客观事物发展的这种连续规律性，运用过去的历史数据，通过统计分析，进一步推测未来的发展趋势。此类方法多被用于探究某一城市在不同时间段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该城市的环境保护政策提出相应的建议。例如卢源泉等(2012)选取兰州市2002年－2010年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等定量指标表征兰州市环境污染状况，选取GDP总量表征经济增长状况，分析得出兰州市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出发达国家所描述的“倒U型”(EKC)关系，但集中在左半段，污染水平较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兰州市经济运行状况和产业发展方向，要借助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西移，进一步加大“治旧控新”力度的相关建议［4］。国内对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大多数研究均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所选的样本城市、指标和EKC拟合模型有所不同，得出的结果亦有所差异。如表1所示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不同城市EKC的实证研究，由此可见利用时间序列研究具体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已成为环境与经济交叉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但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预测本身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在结果分析预测中，要结合现实分析现象变化的新特点和新表现，并且将这些新特点和新表现充分考虑在预测值内。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分析，当遇到外界发生较大变化，往往会有较大偏差，因此不能一味的参考之前研究者所做出的研究结果。与此同时，由于此方法只针对某一城市而言，所以得出的结论不存在全面性及普遍性，不能由此推断出其他城市的相关结论。

2．3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可以克服时间序列分析受多重共线性的困扰，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变化、更少共线性、更多的自由度和更高的估计效率，比较全面综合的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与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对于前两种也更有说服力。基于面板数据的优点国内外不少学者在其基础上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与研究。例如:Shafik(1994)和Panayotou(1997)利用GEMS的数据，研究了31个国家的47个城市;Harris、Chambers和Kahn利用146个国家1961年－2000年的生态足迹和人均GDP数据进行探索研究，结果表明生态足迹与人均GDP不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并提出经济增长自身不会改善环境的结论。同样国内基于此方法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例如:包群、彭水军(2006)基于1996年－2000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6类环境指标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包括产出方程与污染方程在内的联立方程组综合考察，经验结果支持了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双向作用，并提出了同时提高治污能力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组合［1］。张成等(2011)在质疑该“同质”假设的前提下，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整体和分组检验［6］。王敏，黄滢(2015)利用112座城市在2003年—2010年间的大气污染浓度数据，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7］。由于面板资料的选取和分析会耗费研究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及数据可能不够全面，大部分学者会避开基于此方法的研究，而选择使用截面数据或者时间序列数据，但是，基于面板数据建立的模型可以增加估计量的抽样精度，对于固定效应模型能得到参数的一致估计量，甚至有效估计量，面板数据建模比单截面数据建模可以获得更多的动态信息，最后得出的结论会更有说服力更加全面综合的论证和阐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3四种基本关系

对文献中涉及到不同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总结得出，两者之间目前呈现出了四种基本关系:倒U形关系、同步关系、U形关系和N形关系。这四种基本关系图(如图1所示)在李玉文等(2005)有所体现，与此同时他们在总结其他研究者的基础上对每种关系都进行了理论解释(如表2所示)，并且也能在相关文献中找到这些关系的存在［8］。虽然在所研究的文献中大部分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只涉及其中一种或者两种基本关系，但张成等(2011)在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整体和分组检验的探究过程中，却同时涉及到了这四种基本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这主要取决于地区和污染指标的选取，具体会呈现单调递减、“U”型、倒“U”型、“N”型和倒“N”型五种关系;(2)不同组别的当前经济水平会给不同污染物带来不同的内生性影响［6］。由此可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并非只存在倒“U”型曲线，除了目前研究者得出的这四种基本关系以及张成等(2011)所涉及的倒“N”型曲线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关系，仍有待考察。

3．1倒U型关系倒U曲线，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1955年所提出来的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的曲线，是发展经济学中重要的概念。其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在国民人均收入从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时，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继而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改善，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呈颠倒过来的U的形状。Y轴表示是基尼系数或分配状况，X轴是时间或收入状况。倒U曲线所表明的收入分配变化状况与实证研究并不完全符合，所以也常常被称作“倒U假说”。

3．2U型关系在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中出现了环境污染指标随收入的增加先下降到一定水平而后逐渐升高的情况，即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可能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种:第一是研究人员选择的指标不同，不同的指标呈现的关系图有所不同;第二是选取的时间段不同，在不同阶段可能因某些不确定的因素使得曲线表现出不同形式;第三可能是计量模型选取有所差异，不同的计量模型导致不同变数之间的关系可能发生转变。

3．3同步关系在某些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实证研究中，两者的关系图并没有出现转折点，环境压力是随经济发展同步增加的。因为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选用多个国家的综合环境污染指标时可能出现同步关系;再者可能是城市或者国家经济发展尚未到达分离阶段，环境压力仍然随着经济发展同步增加。

3．4N型关系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呈N型关系，很好地体现了“重组假说”，重组假说提出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分离状态不会一直不变，随着经济的发展，当达到一定规模后，两者的关系将会重新组合，从而呈现N型关系。另外不同的指标也可能导致N型关系的出现，例如陈延斌等(2011)选取山东省1981年－2010年经济与环境数据，探究山东省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演替轨迹。结果表明:山东省工业废水与工业固体废弃物的EKC呈“倒U形右侧”曲线特征，SO2与烟尘的EKC呈“N形”曲线特征。

4研究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是在EKC基础上进行的探讨，有的学者是在证实EKC理论的合理性及其存在的问题。通过对部分文献的分析，本文总结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4．1理论本身的问题首先，EKC假定收入仅是一个外生变量，环境恶化并不减缓生产活动进程，生产活动对环境恶化无任何反应，并且环境恶化也未严重到影响未来的收入。但是，低收入阶段环境恶化严重，经济则难以发展到高水平阶段，也达不到使环境改善的转折点。经济增长与环境是互动的大系统，环境恶化也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因此需要构建将收入内生化的模型探讨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间的互动关系。大多数的文献是在探讨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很少会有学者去探究其双向的作用。张乐柱、吴颖懿(2013)的文献也证实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作用，他们利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分析了广东省1985年－2010年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农业生产增加了环境压力，但环境质量变化对农业经济增长存在着反作用，即对环境污染进行控制反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时滞效应约为3～4年［9］。其次，研究表明EKC的适用性受到局限。EKC不能概括各种条件下环境质量与收入间的关系，在环境与收入理论关系的七种形态中，EKC仅是其中的一种形态，其倒U型不能适用于所有的环境———收入关系。再者，在污染指标上，污染可分为存量污染与流量污染，事实证明EKC无法揭示存量污染的影响。从EKC的适用时间长短来看，EKC即使在考察时间段或较短时期内成立，在长期也可能不成立，会呈现N型曲线，即开始显示了倒U型，达到特定收入水平后，收入与污染间又呈现同向变动关系。因此，环境－收入关系的理论基础还需要深入探讨。

4．2模型建立的问题目前，研究用EKC模型的基本函数有三种:二次函数型，三次函数性，以及将二次函数、三次函数与对数形式相结合的模型。模型如下:二次函数:y=a+b1x+b2x2+e;三次函数:y=a+b1x+b2x2+b3x3+e;对数函数:lny=a+b1lnx+b2(lnx)2+e。式中:y为污染物排放量(产生量);x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a为常数项;b1，b2，b3分别为模型相关参数;e为模型随即误差项。在现存的文献中，一般都是在基于一般函数的探究，对于对数函数的探究少之又少，如表3所示同一区域不同拟合模型所得出的不同结果来看，拟合模型选取的不同将会导致结果的不同。其次，在计量方法上，国内的研究普遍照搬国外的模型与方法，无法深入探讨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内在联系及其决定机制。

4．3数据和指标选取的问题在数据选取上，数据的选取对研究探讨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间的互动关系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数据不全，近年来研究的数据类型大部分是截面数据或典型调查数据。用这些数据就意味着把所有国家或地区看成同质的，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数据收集的准确与否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结果的准确。在污染指标上，污染可分为存量污染与流量污染，流量污染物仅对环境产生影响，存量污染物经一段时间积累后在将来对环境产生影响。两者的区分视考察时间长短而定，二氧化硫、悬浮物、氧化氮、一氧化碳以及一些水污染物等从短期看可作存量污染物，但从长期来看则是流量污染物。一般的探究者只是对其中的一种污染做研究，很少有学者针对流量指标和存量指标皆做研究，从大量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不同的指标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例如:卢源泉等(2012)经过反复拟合，得出兰州市固体废弃物排放与GDP呈现出弱“N”型曲线关系，废水排放量与GDP呈现出弱“倒U型”曲线，废气SO2排放量与GDP呈显著的三次“N”型曲线关系，烟尘排放量与GDP呈现二次“U”型曲线关系，主要为“U”型曲线的左半段［4］，若此过程中只选择单一指标来衡量兰州市的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肯定会得到不同的答案，这也就违背了准确性的原则。

5结语

库兹涅兹曲线作为关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一个假说，对当今中国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无论是从健康发展经济角度、建设生态文明还是构建和谐社会角度，库兹涅兹曲线都敦促着政府与民众对中国的发展尽到自己应尽的职责。最后，在对已有的文献研究进行简单的回顾性综述的基础上，本文将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实证研究的前景进一步展望:指标的选取上，首先不能只选取单一指标，要兼顾存量污染与流量污染，其次不能局限于环境污染，选取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的指标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模型构建上，不能照搬国外的模型与方法，要根据以及收集到的数据建立能够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突出主要因素的数量模型。最重要的一点，在未来研究中应重视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双向作用，不能只单纯的探究经济对环境的单向作用，在互相作用机制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这对改善环境质量和指导人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包群，彭水军．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估计［J］．世界经济，2006，11:48－58．

［3］黄菁．环境污染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联立方程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10(5):8－16．

［4］卢源泉，孙旖彤，吕剑平．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实证分析———以甘肃兰州为例［J］．社科纵横，2012(9):40－42;53．

［5］朱悦．辽宁省环渤海地区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1):65－68．

［6］张成，朱乾龙，同申．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J］．统计研究，2011(1):59－67．

［7］王敏，黄滢．中国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15(2):557－578．

［8］李玉文，徐中民，王勇，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进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5):11－18．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6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环境污染；模型分析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01

一、环境污染的经济学简单分析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也是经济系统运行的基础，是经济发展必要的前提条件。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类长期的生产和生活等社会经济行为引起的生态环境破坏而反作用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不良影响，其实质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环境作为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一种资源，其具有资源的特性——稀缺性。自然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环境效益具有公共性，其收益分为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或正的外部效应和负的外部效应。判断环境对经济发展是外部经济还是外部不经济的标准是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比较。

二、环境污染指数与经济发展速度关系模型的建立

通过建立下面的模型来分析、探讨环境污染指数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模型中有一个假设前提：因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我们把除环境外的其他所有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看做一个常数ū，此常数ū与环境污染指数是同步的，即当环境污染指数为Si时，该常数为ūi。由此给出经济发展速度与环境污染指数之间的函数关系：VGDP=f(epi,ū)。在这个函数中，只有一个自变量epi, ū是一个参变量，即在这个函数中只考虑环境污染指数与经济发展速度二者之间的关系。

上图(a)是环境污染指数与经济发展速度关系图。其横轴表示环境污染指数，用epi表示。纵轴表示经济发展速度，用eds表示。上图(b)是边际环境—经济发展速度图。其横轴表示环境污染指数，用epi表示，纵轴表示边际经济发展速度，用Mee表示。边际环境—经济发展速度又叫环境—经济发展加速度，是指环境污染指数每变化一个单位所引起的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量。用Mee表示。该概念中的加速度是来源于物理学中的加速度概念，加速度在物理学中是一个矢量，但在这里表示的是一个标量。

(a)图中的A点是一个拐点，它表示的是环境——经济发展加速度Mee由递增变为递减的一个转折点，其对应(b)图中的C点是环境——经济发展加速度Mee的最高点mee＊，这两个点所对应的横坐标都是e＊。e＊是一个分界点，它是环境污染指数epi对经济发展速度eds产生的外部效应的分界点。

(a)图中的B点是经济发展速度eds的最大值点，其对应(b)图中环境——经济发展加速度Mee为0的D点，这两个点所对应的横坐标都是e。e是一个分隔点，它是环境污染指数epi对社会福利影响的分隔点。分界点与分隔点的区别是用哲学中的质量变的概念来界定的，分界点是指环境污染指数epi尽管过了该点，但社会福利只是发生了量变(社会福利是增加的)，并没有发生质变的点，而分隔点是指环境污染指数epi过了该点社会福利就发生了质变的点。

三、建立该模型的意义

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可知，当epie时，经济发展速度越过了最大值点B点。环境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此时环境——经济发展加速度mee为0，社会福利开始减少。由此得出经济发展速度与环境污染指数之间的函数关系： V(GDP)=f(epi, ū)=lim epi,lim epi=lim eds

四、针对保持模型中二者关系的对策

由分析知，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共生”的，如何才能做到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分析目前我国环境污染的原因可知，环境污染控制的效果没有达到预期水平的主要原因是国家为了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对环境质量重视不够，“偏爱、袒护”经济发展，而相对的“歧视”环境。要想真正做到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做到以下几点：

(1)应该改变对国家公务员绩效考核的制度，避免因追求个人成绩而忽视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问题，加大产权制度创新的投入，使产权明晰化，尽可能地减少“公共区域”的范围。

(2)确定环境的适宜指数，制定环境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明确的标准，使环境与经济的发展速度相适应。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7篇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经济社会发展课题“低碳经济背景下辽宁装备制造业发展模式与振兴途径研究”（2010lslktjjx-44）

作者简介：李 姝（1977-），女，辽宁沈阳人，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产业组织理论与产业政策研究。E-mail:spring lisa2006@yahoo.省略

摘要：近年来，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两大国家战略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本文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基于2004―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GMM方法分析两大战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当前的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其中，城市化与废气污染和污水污染之间都呈现正相关，表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环境所面临的压力正变得越来越大；产业结构调整与废气污染之间呈现负相关，与污水污染之间呈现正相关，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 产业结构调整； 废水污染； 废气污染 ；GMM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6-0038-06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大型环境事故频繁发生，其中，2010年大连湾漏油事故和2005年吉林化工松花江污染事故令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清楚地表明，环境恶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难以逾越的难题。Meadows等提出的“增长极限说”认为经济增长受可利用自然资源的制约而不可长期持续，因而为了达到保护环境资源的目的必须人为地降低经济增长速度［1］。与此同时，中国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还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城市化的双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化解城市化、产业结构和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就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目前已有学者对上述问题展开了系统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单独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上。李文君认为要实现中国工业转型，就要加大对工业生产部门技术改造、工艺革新的力度；要突出和强调产品“寿命周期设计”；要调整产业结构，倡导可持续消费。为此必须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度体系［2］。李廉水和宋乐伟认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其逐渐转为城市人口是中国新型化工业道路的重要特征，并且还能够不断减轻经济发展对环境所产生的压力。更有学者提出循环经济的概念，认为能够通过调整产业结构的方式，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3］。蔡守秋和蔡文灿认为循环经济是以物质、能量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为特征，在环境保护上表现为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并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4］。宋言奇和傅崇兰则对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分析，他们认为，就二者关系而言，城市化本身并不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化如何进行才是关键问题。如果能够处理得当，城市化对人类生态环境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体现在资源集约效应、人口集散效应、环境教育效应以及污染集中治理效应等方面［5］。戴亦欣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发展低碳经济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他认为发展低碳城市是开拓新型城市发展理论和规划理论的有利契机，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低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激发城市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良好契机，从而同时解决城市化问题与环境问题两大问题［6］。总的来说，学术界对城市化、产业结构和环境污染之间形成良性的关系大都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但是规范研究通常带有较强的主观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除上述规范研究之外，还有学者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于峰等以SO2排放量表征环境污染水平，对1999―2004年间除、山西和贵州以外的中国28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他们发现经济规模扩大、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变动加剧了中国环境污染，生产率提高、环保技术创新与推广降低了中国环境污染，并一步估算了这五要素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各自实际贡献率。这一结论对中国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7］。黄菁从分析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相互影响机制出发，对中国2003―2007年的278个城市的环境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他发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假说在中国城市似乎成立，但是不同污染物的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影响机制。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可能比较复杂，需要注重各行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8］。彭水军和包群运用1996―200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污染排放在内的6类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以及估计方法的选取［9］。韩峰和王琢卓通过构建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动态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湖南省产业结构变迁对生态环境质量的作用机制。他们发现，近20年来湖南省产业结构优化步伐不断加快的同时，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响应以及生态环境综合质量稳步提高，但伴随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总体状况有不断恶化的趋势［10］。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基于2004―2008年的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GMM模型对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求揭示它们之间关系更为深刻的证据。

二、研究假设

1.产业结构调整对环境污染的理论分析

传统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经济过程在物质上依赖于环境，经济活动必然产生环境成本。因此，自然环境与劳动力、资本等投入要素一样，可以视为一种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稀缺资源。它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发挥作用：（1）为经济活动提供物质和能源；（2）吸收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各种排放物；（3）其他服务功能。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由图1来表示，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系统对环境系统的影响是从获取资源和排放废物两方面产生的。而作为决定经济系统如何利用资源以及排放废物的核心因素，产业结构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它不仅仅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方式，还直接决定了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对于经济系统来说，产业结构是自然资源投入的转换器；对于自然系统来说，它又是污染物种类和数量的控制体。正是通过产业结构，经济系统才能对自然系统发挥影响。

不同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有显著的区别。总体来说，如果按照三次产业来进行划分的话，第二产业对环境污染的强度要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主要原因在于发展工业过程中要消耗大量的能源以及其他资源，并且消耗强度远远大于代表第一产业的农业以及代表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在生产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相当比例的废气、废水、固体污染等废弃物，对环境产生较大的污染。无论是农业还是服务业，对能源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以来程度较低，所产生的污染强度也必然较低。据中国国家环保局估计，工业污染最高曾占中国污染总量的70%，其中包括70%的有机水体污染，72%的二氧化硫和75%的烟尘。只有当一国逐渐开始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或金融、教育、咨询等高端服务业时，才会出现污染压力下降的状况。Grossman和Krueger就对日本、中国、中国台湾、东南亚等亚洲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产业结构中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譬如：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等轻工业，所产生污染程度较低，而在完成一定积累之后，代表生产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开始出现高速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化工、石油以及制造业等行业，环境污染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其中，大气污染成为最严重环境问题［11］。最后，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高端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发展又会使环境问题的压力逐步得到缓解。从表1和表2中可以看到，目前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占前三位的行业大都是重工业生产部门。因此，可以得出关于产业结构对环境影响的理论假设：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相对比例越小则污染水平越低。表1中国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前3位的行业

数据来源：《2009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表2中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前3位的行业

数据来源：《2009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2.城市化对环境污染的理论分析

在中国人均GDP超过1 000美元之后，城市化的步伐骤然加快，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增长，以及房价的不断攀升。与此同时，城市化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也开始为人所关注。通常来讲，城市化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表现为：改变了城市区域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排放大量温室气体，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改变气候特征，出现“热岛”效应；改变下垫面景观结构特征，水分循环系统发生变化；以及生物多样性降低和外来物种入侵等［12］。上述这些负面效应大多由城市化过程的资源利用不当和土地利用方式的转换引起。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发达国家的城市的大气状况要远远好于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发展速度的城市化将加重对生态环境压力。

城市化是一种强烈人类活动过程，与生态环境条件之间相互耦合相互制约，城市化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剧烈影响，而这种影响反过来又可能对城市化进程形成约束。首先，人类活动将增加废气排放水平，而城市是这种表现最为剧烈的区域，城市化这是这种表现最为显著的人类活动。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量SO2、NO2以及各种其他以气态形式存在的污染物，会造成大气质量下降和大气污染。相对于农村的生态环境来说，城市的生态环境对上述污染的净化能力较弱，所以对人体所产生的危害也较大。其次，作为支持城市活动重要的基本要素之一，水同样也会受到影响。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类活动变得越来越密集，所排放出的废水规模也越来越大，不但会扰乱城市内部正常的水循环，还会导致水质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发达国家由于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进程，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城市已有的内部污染治理上，大量兴建污水处理和废气处理设施，以缓解污染问题。但发展中国家由于正处于城市化过程之中，暂时还难以完全承当兴建污染处理设施所造成的成本，因此，城市化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很大压力，出现了水质恶化、大气污染越来越严重的现象。据相关资料，在2004年监测的342个城市中，空气质量为Ⅲ级的城市有141个，占41.2%，劣于Ⅲ级的城市有69个，占20.2%，多达70%的城市人口暴露在未达标空气中。其中，北方城市、大型城市、特大型城市、产煤区的环境污染尤其严重。因此，可以得出关于城市化对环境影响的理论假设：城市化的会增加生态环境污染水平。

三、数据和方法

1.GMM估计方法

由于传统计量经济学估计方法，如普通最小二乘法、广义最小二乘法和极大似然方法等，都存在一定局限性，其参数估计量必须在模型满足某些假设时才具有良好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Arellano和Bond，Arellano和Bover，Blundell和Bond提出了广义矩（GMM）用以克服上述问题，因为它不要求扰动信息的准确分布信息，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所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比其他方法更合乎实际［13-15］。

从本质上讲，矩估计是基于实际参数满足一些矩条件而形成的一种参数估计方法，如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计量都可以视为矩法估计量。广义矩估计方法是矩估计的一般化，而其基本思想是运用工具变量产生相应的矩条件方程，选择其中的最小距离估计量。用函数表示为：Q′A，其中，是L维样本矩向量，A是加权矩阵。任何对称正定矩阵A都能得到θ的一致估计，然而，要得到θ的有效估计的必要条件是A等于样本矩的协方差矩阵的逆。

假设回归方程为ytx′tβ+μ，t1，2，3，…，T，式中：x′t是解释变量向量，β参数向量，T是样本个数。对于k维单方程参数向量β的GMM估计，由于解释变量向量xt与随机扰动项ut可能相关，因此可以假设存在含有L（L≥K）个分量的工具变量向量zt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t时刻含有L个变量的向量zt与ut满足L个正交的矩条件：E（ztut）0。相应的L个样本矩为Z′（b），式中：Z′是工具变量数据矩阵，（b）是所估计模型的残差序列。选择参数估计量b，使Q［′（b）Z］A［Z′（b）］的加权距离最小。样本矩的协方差矩阵为ΩZ′cov（,′）Z，可以使用white异方差或Newey-West HAC一致协方差估计Ω矩阵，则AΩ-1。

2.数据来源和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9―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投资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除了自治区以外的30个省、直辖市的环境、城市化和产业结构数据，最终得到了150个样本点的平衡面板数据。其中，本文选择了全社会住宅建设投资作为城市化指标，选择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作为产业结构指标，选择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作为环境指标。除此以外，按照GMM方法的要求，工具变量的个数不能少于解释变量的个数，又进一步选取了GDP、科技经费内部支付额度、居民消费能力三项指标作为工具变量。 如表3所示。

表3定量定义表

借鉴以往的研究方法，本文以上30个省份的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实证分析采用以下模型：

yβ0+∑ni1βixi+ε

其中，i1，2，3，…，n；y为被解释变量，xi为第i个省市的解释变量；β0为截距项；β1为各个解释变量相对应的参数向量；ε为误差项。

3.样本统计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进一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上述数据进行取对数的处理。由表4可知，城市化中位数为2.7295，平均数为2.6764，标准差为0.4229；产业结构中位数为0.4410，平均数为0.4482；标准差为0.0721；废气污染中位数为3.9091，平均数为3.9077，标准差为0.3514；污水污染中位数0.8771，平均数为0.8098，标准差0.1762。表4样本统计特征

三、实证结果分析

1.相关性分析

由于选取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会使得模型估计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本文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对各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解释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由表5可以看到：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变化与废气污染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性，而与污水污染之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其中，城市化与废气污染、产业结构调整与废气污染都相关系数较大。表5各指标相关系数

2.格兰杰因果检验

除此以外，本文还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以此判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影响的方向，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从检验结果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城市化还是产业结构变化都与废气污染、废水污染呈现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说明本文所设定的计量模型是成立的。表6格兰杰因果检验

3.研究结果

对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如下（括号中的数据为t值）：

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化指标与废气污染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并且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表明目前中国正在推进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增加了废气的污染程度；（2）城市化指标与污水指标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并且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表明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同时增加了废水的污染程度；（3）产业结构指标与废气污染呈现负相关关系，并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这表明当前正在推行的产业结构减轻了废气污染程度，证明中国通过发展低碳经济、产业升级等途径实现节能减排的措施发挥了一定作用；（4）产业结构指标与污水污染呈现正相关关系，并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当前环境政策的发展方向，更多地体现在减轻碳排放量上，而对污水污染的重视程度不足。

从系数表现的横向比较上来看，式（1）中产业结构调整对废气污染的影响系数明显要大于城市化对废气污染的影响系数，不仅能够完全抵消城市化所产生的污染，还能起到进一步降低废气污染的作用；而式（2）中产业结构调整对污水污染的影响系数明显要大于对废气污染的影响系数，由此可以判断出，与城市化相比，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更大，这也是需要额外关注的问题。

四、主要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废气污染和污水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联系，是影响环境的重要因素，其中，城市化与废气污染和污水污染之间都呈现正相关，与实际情况一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环境所面临的压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产业结构调整与废气污染之间呈现负相关，与污水污染之间呈现正相关，也是与实际情况一致的，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废气污染所产生的外部性要远远大于污水污染所产生的外部性，国际上已经召开了一系列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主题的会议，试图通过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等一系列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减少废气排放，因此，中国环境政策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明确提出了废气污染的减排目标，但与其产生明显对照的是，污水排放的治理却举步维艰，大量工厂的污水未经处理就进行排放，此外，城市化进程也加剧了中国水污染的程度。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参考建议：第一，在以后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尤其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在建设过程中注意发展低碳经济，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使用节能环保材料，可由政府采取补贴的方式推行，同时还要注意加强污水处理、废气处理等环保设施的建设，逐步实现低碳城市的道路。第二，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第三产业过程中，除重视对废气污染的治理之外，同时还要加强对污水的治理力度，强化对水污染较为严重的一些产业的治理力度，比如化工、造纸、纺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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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8篇

关键词 诊断；基尼系数；弹性系数

中图分类号 F120.4；X1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6-0074-06

经济发展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研究经济发展对环境变化的影响，揭示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的内在关联，构建经济与环境形势诊断指标是判断经济环境发展趋势的关键。基于国家尺度宏观经济变化，选取对环境系统影响较为显著的经济、产业、污染排放等综合性指标，通过环境、经济系统分析，建立能够反映环境、经济系统趋势的诊断指标，并通过支撑指标的分析，识别经济、环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满足宏观环境管理的需要。

1 指标确定原则

经济环境形势综合诊断体系综合反映的是经济与环境两大系统的相互作用与内在关联，指标体系的选取应遵循以下原则：

（1）系统性原则：指标体系能够体现环境经济系统内在关联性，综合表征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排放的协调程度与变化趋势。

（2）互补性原则：选取的指标之间要互为补充，尽量覆盖经济环境形势变化的诸多方面。

（3）问题导向性原则：指标的选取还要体现经济、环境形势问题所在，以便于原因分析。

（4）集成性原则：指标的选取尽量采用无量纲的指标，采用多项指标综合集成指数。

2 指标体系设计

经济环境形势综合诊断体现在三个方面（见图1）。一是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污染排放趋势的空间分布变化，对此诊断可及时发现环境形势变化的新动向，为区域发展模式转变及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一定的依据；二是由于行业发展不平衡以及行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不同，随着行业的发展，出现污染物排放的行业分布变化，对行业污染排放和经济发展的诊断可以识别发展过快的高污染行业，为产业结构宏观调控方向奠定基础；三是由于经济增长过快以及污染物削减速度过慢造成的污染物总量的迅速增加，因而直接影响到环境目标的可达性，对此的诊断可以及时掌握经济和环境的协同变化趋势，了解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判断环境目标的可达性，以改变环境管理策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基于以上考虑，结合指标确定原则，分别选择如下三项指标：

2.1 地区环境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按照基尼 系数的内涵，引入到地区和行业环境基尼系数中，可以作出如下的假设：一个地区基于一定比例的经济增长，对应于排放相同比例的污染物（或消耗相同比例的资源），则污染物排放（或资源消耗）分配为绝对平均 ［1］。地区环境基尼系数其内涵反映的是污染排放的地区公平性。

根据地区环境基尼系数的内涵，环境基尼系数反映的是国家污染排放分配的内部公平性，体现在一定的单元内部。这一数值体现的是控制单元之间的外部影响，称之为外部公平性。从这个角度考虑，可以用该指标作为分辨外部公平性的依据，在此称为诊断系数［2］。地区诊断系数（RDC）＝污染物排放量比重/GDP比重，即RDC＝PiP/GDPiGDP ，其中Pi、P分别为地区污染物排放量和全国污染物排放量，GDPi、GDP分别为地区GDP与全国GDP。以诊断系数作为判断不公平因子的依据，RDC＜1，则表明污染排放比重小于GDP比重，相对较公平；若RDC＞1，则表明污染物排放的贡献率大于GDP比重，公平性相对较差。以此为依据，作为判断地区环境基尼系数不公平因子的判断依据。

诊断系数可以用于诊断不公平因子，不公平因子的变化则体现出污染排放的空间变化趋势。通过区域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率、单位GDP污染物排放系数等关联分析指标的变化，可以识别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发展态势。

2.2 行业环境基尼系数

对地区环境基尼系数的内涵作进一步的延伸，行业环境基尼系数可以用于分析行业污染排放的公平性，以及污染物的行业变化趋势，行业诊断系数（IDC）可用于不公平因子的诊断，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产品产量、单位工业增加值污染排放系数等关联指标进行分析，以判定环境发展态势。与地区环境基尼系数略有不同的是，行业环境基尼系数的计算是基于行业工业增加值与污染物排放量。但分析行业基尼系数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识别高污染行业的基础上，通过诊断系数的时间变化序列，分析该行业的技术进步水平和产业结构调整效果。

2.3 污染排放弹性系数

污染弹性系数是指污染物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比值。若污染弹性系数 为1，则表征污染物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持平，污染弹性系数小于1，表明污染物增长率小于经济增长率，相反，则污染物增长率大于经济增长率。污染排放弹性系数表征污染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污染排放弹性系数的变化，可以表明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随着经济发展模式向环境友好型转变，污染排放弹性系数将逐渐减小。2.4 综合诊断体系建立[BT)]

根据以上分析，选择地区环境基尼系数、行业环境基尼系数、污染排放弹 性系数三项指标作为经济环境形势综合诊断指标，从污染排放的空间分布、行业分布以及综合经济发展模式等三个方面的予以诊断(见图1、表1)。

3 判断依据与标准划分

3.1 判断依据

（1）地区与行业环境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判断指标， 基尼系数为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基尼系数为1，表示绝对的不平均。在这一区间，该数值越小，社会的收入分配就越趋于平均；反之越大，则表明社会收入的差距正在不断地扩大。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社会收入分配“高 度平均”或“绝对平均” ，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 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0.4～0.5为“差距偏大”，0.5以上 为“高度不平 均”［3］。基尼系数不会是一个能够说明所有 社会问题的概念，但其警示意义在通过政策和法律界定公平与效率相互关系时绝不容忽视［4］。

从基尼系数和环境基尼系数的内涵来看，两者基本一致。环境基尼系数的等级划分标准 将采用基尼系数的国际惯例，即将环境基尼系数划分为小于0.4、0.4～0.5、大于0.5三个档次，分别对应于不同的状态。

（2）污染排放弹性系数。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2010年主要污染物削减10%的目标计算，则年均污染物增长率为-2.1%，GDP年均增长率为7.5%，按此年均污染物削减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即污染排放弹性系数平均为-0.28，则“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主要污染物削减目标基本可以实现。以此作为基准，在经济增长速度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若污染排放弹性系数小于-0.28，说明污染物削减率大于2.1%，则更有利于目标的实现。同理，若能达到削减率2.1%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越大，则污染弹性系数大于-0.28，实现目标的可能性相对变小。因此，按照污染物排放弹性系数为-0.28作为基准，将污染排放系数划分为小于-0.28和大于-0.28两个档次。

3.2 诊断标准划分[BT)]

根据环境基尼系数划分的三个档次，分别将经济环境协调发展诊断结果设置为良 好、一般和较差。污染弹性系数以-0.22为基准，划分为良好和一般两个状态。在经济环境形势综合诊断时，三项指标同时进行，综合反映经济环境发展的三个不同方面(见表2)。

4 实证分析

基于以上建立的经济环境形势综合诊断体系，以COD和SO2两个主要污染物为评价因子 ，对其2005、2006年综合诊断开展实证分析(见表3)。

4.1 基于COD的实证分析

根据2005年各地区和各行业COD排放量及GDP数据，按照基尼系数计算方法［1］，计算得到基于COD的地区基尼系数为0.272，处于良好状态；行业基尼系数为0.7 38，

处于较差状态；COD排放弹性系数为0.549，处于一般状态。综合诊断为较差状态，行业基尼系数是短板因子。

2006年，基于COD的地区基尼系数为0.282，处于良好状态；行业基尼系数为0.743，处于较差状态；COD排放弹性系数为0.089，处于一般状态。综合诊断为较差状态，行业基尼系数是短板因子。

从地区基尼系数分析（见表4），地区间经济发展和污染排放差异过大。2005－2006年，内蒙古、辽宁、云南、安徽、重庆、黑龙江、山西、甘肃、湖北、陕西、新疆、四川、海南、吉林、江西、贵州、青海、湖南、宁夏、广西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诊断系数均大于1，这些省份大部分集中于中、西部地区。200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率为27.2%，其中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32.7%，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30.6%，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内蒙古、广西、吉林等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均在40%以上。在产业结构未发生根本性转变以前，固定资产投资的迅速增加，意味着工业的迅速增加和污染的快速增长。 从经济增长情况看，2005年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6.5%，其中内蒙古、安徽、江西、广西、四川、青海等省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均在20%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2005－2006年变化情况分析，两年保持基本的稳定，仅广西、江西等个别省份出现变差的 趋势。通过以上分析可以 看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同时由于污染排放强度较大，污染排放量将持续增加，是污染控制的重点，污染控制潜力加大。中、西部地区需要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发展模式，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技术升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实现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否则，在不改变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情况下，随着中、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必出现污染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

从行业基尼系数分析（见表5），由于不同行业的工艺水平差异导致污染排放水平不同 ，不能简单的用基尼系数来要求不同行业污染排放的均等性，但是对个别诊断系数过大的行业，应适当的加强产业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造纸及纸制品行业是调控的重点。2005年，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医药制造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纺织业、其他采矿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食品制造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饮料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14个行业诊断系数均大于1，是污染排放控制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行业。其中造纸及纸制品业达到21.48，2005年COD排放量占全国COD排放总量的34%，而GDP仅占全国的1.59%，是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从2005－2006年变化趋势分析，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纺织业、其他采矿业、饮料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以及造纸及纸制品行业出现明显的变差趋势，其中其他采矿业诊断系数从2005年的1.66上升到2006年的5.70。而农副食品加工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制造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等诊断系数均有较大程度的下降，说明这些行业的技术水平正在不断提高。从2005年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分析，均高于全国27.2%的增长率。由此可以看出，诊断系数大于1的14个行业中，有11个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若产业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得到根本性转变，随着这些行业的迅速发展，基于COD的行业分配差距将进一步加大。

从污染弹性系数分析，2005、2006年经济增长率超过预期的7.5%，COD排放量增长率虽然增速放缓，但并未实现污染排放的拐点。从这个角度来说，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和污染排放情况，难以完成“十一五”规划COD排放总量指标。

根据以上分析，2005、2006年基于COD的经济环境发展综合诊断为较差，主要是由于COD 污染排放的行业差异过大，重点行业发展过快，且未能实现明显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2 基于SO2的实证分析

根据2005年各地区和各行业SO2排放量及GDP数据，计算得到基于SO2的地区基尼系数为0.348，处于良好 状态，行业基尼系数为0.758，处于较差状态 ；SO2排放弹性系数为1.28，处于一般状态。综合诊断为较差，行业基尼系数是短板因子。

2006年，基于SO2的地区基尼系数为0.356，处于良好

状态，行业基尼系数为0.764， 处于较差状态；SO2排放弹性系数为0.139，处于一般状态。综合诊断为较差，行业基尼系数是短板因子(见表6)。

从地区基尼系数分析（见表4），与COD相似，地区间经济发展和污染排放差异过大。湖 南、河北、辽宁、云南、江西、河南、四川、新疆、青海、陕西、广西、重庆、甘肃、山西、内蒙古、宁夏、贵州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诊断系数均大于1，这些省份大部分集中于中、西部地区，也是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增长较快的地区，是环境管理调控的重点。从2005－2006年变化情况分析，辽宁、云南、江西、新疆、青海、重庆、宁夏、贵州等省 份诊断系数明显上升，其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水平需要引起注意。

从行业基尼系数分析（见表5），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其他采矿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6个行业诊断系数均大于1，是污染排放控制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行业。与COD不同的是，分配不均行业较少；与COD相似的是这些行业均为发展速度较快的行业。从年度变化情况来看，其他采矿业诊断系数明显上升，需要予以重点关注。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诊断系数则下降幅度较为明显。

从污染弹性系数分析，2005年SO2排放量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SO2排放弹性系数大于1，与COD相比，除行业环境基尼系数之外的又一重要诊断指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和污染排放情况，难以完成“十一五”规划SO2排放总量指标。

根据以上分析，2005、2006年基于SO2的经济环境发展综合诊断为较差，主要是SO2污染排放的行业差异过大，同时，污染弹性系数偏高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5 结 论

环境基尼系数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经济和环境协调性，地区基尼系数的分析重点是污染排放的区域公平性和污染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地区协调性。行业基尼系数能够反映产业结构调整状况，单个行业诊断系数的时间序列分析能够体现行业内部技术水平的提升。污染弹性系数综合表征了经济发展和污染排放的速率，是对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排放的宏观反映。上述分析表明，利用以上三项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经济与环境形势的内在关联。

努力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同时，污染排放水平相对较高。近年来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给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但在经济发展方式上需要进一步转变，并适当提高项目准入的环境门槛，在追求发展的同时，要注重项目的环境效益。

重点依靠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淘汰关闭落后企业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减少污染排放，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性的缓解环境问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更多的需要依靠产业技术升级，应重点提升造纸等诊断系数较高行业的技术水平。

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缓慢将进一步加大实现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的难度。近年来，年均经济增长率均已超过预期水平，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幅度有限，经济发展方式未出现根本转变，将带来污染物排放量的进一步增加，对实现“十一五”环境保护目标带来一定的难度。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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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Diagnosis of Economy & Environment Situation

LU Yuantang1 WU Shunze1 XUE Pengli2 LIU Yao3

(1.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 Beijing 100012,China；

2.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3.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Campus), Chemical and Envir onment Engineering College, Beijing 100083,China)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9篇

摘要：本文通过1990―2013年数据以及构造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建立计量模型，以此分析福建省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福建省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且环境质量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而不断恶化。

关键词：产业结构；环境污染；主成分分析

一、引言

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发展是各国政府和学术界普遍关心的话题。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有：

（一）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研究

国外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展开。Grossman和Krueger于1991年首次验证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他们利用GEMS的城市大气质量数据发现二者呈现出一种“倒U形”关系。Panayotou（1993）在此基础上正式提出了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此后，国外许多学者通过不同的污染指标和分析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Friedl和Getzner（2003）发现二氧化碳和人均GDP呈现N型曲线，Martin Wagner（2008）发现二者呈单调递增关系。

国内的多数研究是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验证，证明其是否存在以及呈现何种曲线关系。赵细康等（2005）研究发现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的这种典型的倒“U”形曲线关系在中国并不存在。梁云等（2014）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来衡量环境质量，他们发现这两者是明显的“倒U型”关系。而高宏霞等（2012）分析发现只有工业废气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这两个指标与人均GDP的关系符合“倒U形”关系。

（二）产业结构与环境质量关系的研究

不同的学者对产业结构变动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持有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有学者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加深，环境污染的程度将加深。赵雪雁（2007）、余晓娟（2010）分别以浙江省、甘肃省为研究对象，都指出影响污染物排放的重要因素是产业结构变化，其中第二产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尤为显著。聂小桃（2012）认为造成广州市水环境、固体环境和大气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是第二产业。

另一方面，黄孔融和王国聘（2008）在研究中指出第三产业对环境的影响很容易被人遗忘，但随着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其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将显著增加。王芳（2008）对河南省产业结构与环境质量变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能显著影响环境质量的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而不是第二产业。

综上所述，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产业结构对环境的影响，但将经济增长水平与产业结构结合起来的研究却不多，而且以福建省为研究对象的类似研究更为少见。因此，本文利用福建省经济与环境数据来揭示福建省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变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二、福建省环境质量概况

环境质量的好坏通常用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来衡量，其中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烟粉尘排放量和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污染物。

图11990年―2013年福建三大污染物排放量

数据来源：2014年福建统计年鉴

根据可获得性数据可知不同污染物具有不同情况：（1）工业废水排放量在2011年前持续增长，但2011年后明显下降。（2）工业废气排放量一直保持上升趋势，从1997年开始增长势头迅猛，是排放量增长速度最快的污染物，这严重威胁着福建省的空气质量。（3）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在2006年以前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但2006年后有所下降。（4）工业烟粉尘的排放量近年来则保持平稳，变化不大，且处于较低水平。（5）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是所有污染物排放量中呈现下降趋势的，而且下降趋势是明显的，由1990年的4238万吨下降至2012年的016万吨。从总体上看，福建的环境问题依然较为严重，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三、环境污染综合指数

本文基于数据可获得性选择工业废水排放量（gs）、工业废气排放量（gq）、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gl）、工业烟粉尘排放量（gyf）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gg）共5个指标作为环境污染单项指标，其原始数据均取自1990-2013 年的《福建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

由于指标数据之间存在的相关性，使我们不能简单的用原始指标来分析EKC曲线的图形特征。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我们并不是从单个环境指标变量出发，分析其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样得到的结果是片面的；另一方面，如果将各个环境污染原始指标不加处理，直接纳入经济环境模型之中，由于指标数据之间的相关性的存在，会使我们的分析结果不准确。鉴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去除原始指标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将5个环境污染物排放量指标综合为一个指标来分析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对环境的影响，其解释能力大于单项环境污染物排放指标。设E来表示环境污染综合指标。

根据SPSS运行过程可知，前2个主成分解释了全部方差的87193%，这说明前2个主成分足以代表原来的5个指标。设分别用E1和E2表示这2个主成分。接下来计算前2个主成分的系数，可得两个主成分的线性组合如下：

E1=0514×gs+0493×gq+0499×gl -0253×gyf -0425×gg

E2=0214×gs+0198×gq+035×gl+0775×gyf +0439×gg

接着计算污染综合指数E，如下：

E=0730 E1+0270 E2

在现实情况下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是不可能为负数的，但在计算过程中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中出现负数的现象，因此本文根据许正松等（2014）的方法，采用离差标准化法以消除负数现象。计算结果如下图所示。

福建省整体环境污染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0―1997年，这期间环境污染指数保持稳定，且低于03。第二阶段，即1998―2005年呈现逐年加重的趋势。在第三阶段，即2005―2013年，环境污染指数又趋于稳定，但可以看到这阶段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明显高于第一阶段，均超过07。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假定

本文采用计量模型分析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对环境的影响。其中，以人均GDP 为自变量，以环境污染综合指标为因变量。本文用三个指标来度量产业结构，分别是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以及第三产业比重，其原始数据均取自1990-2013 年的《福建省统计年鉴》，构造估计模型如下。

Et=β0+β1lngdpt+β2（lngdpt）2+β3（lngdpt）3+β4lnint+β5 lnzint +β6 lndst +β7Xt+Ut

其中，Et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lngdpt为人均GDP的对数，lnint为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对数，lnzint为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对数，lndst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对数，Xt为影响环境污染指标的其他控制变量，ut为残差项，β为参数，t为时期。

对于估计模型，其图形的特征均由变量前系数的取值（正、负、或零）所决定，根据数学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如果β1>0，β2=β3=0，表明环境污染程度随经济增长呈线性上升趋势，污染程度会随着经济的增长逐步恶化；

（2）如果β10，β3=0，则曲线为“正U型”，即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先好转再恶化；

（3）如果β1>0，β2

（4）如果β1>0，β20，则曲线呈“正 N 型”特征，即环境污染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先提高，然后下降，最后提高；

（5）如果β10，β3

（6）如果β1

（7）如果β1=β2=β3=0，表明经济增长对环境没有影响，这种情况否定了任何形式的 EKC 曲线的存在。

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是环境政策。本文用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额占当年GDP的百分比来度量环境政策，它对污染程度的影响预期为负。

（二）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1。

表1结果显示：

（1）β1>0，β2

（2）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对环境污染显著为正，即环境质量随着工业的发展而不断恶化。从结构上看，重工业占比的增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随着重化工业比重不断加大，污染将愈发严重。

（3）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系数为显著负值，表明福建省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对改善环境有帮助。

（4）控制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这有悖于理论预期。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环保投入只有占到GDP的1%到15%才能有效控制环境污染，而要使环境质量有明显改善则需达到3%。但是福建省1990-2013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水平普遍较低，尤其是2007年以后，其值都低于02%。因此该系数不显著。

五、结论

本文利用福建省1990-2013年相关数据验证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在产业结构中，环境质量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而不断恶化，对环境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作者单位：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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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雪雁.甘肃省产业转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7年第4期.

[9]余晓娟.浙江省产业结构与环境质量关系研究[D].浙江：浙江理工大学，2010年.

[10]聂小桃.广州产业结构演变与环境质量关系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2.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污染-经济时间弹性；环境污染；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 X1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2-0001-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GDP持续高速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触目惊心的环境问题：GDP的增长以消耗资源,排放污染为代价,经济发展受到环境污染的制约。近年来,我国开始逐步扭转“重发展,轻环保”的发展思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渐减轻环境压力成为诸多环境经济政策的目标。

长期以来,环境经济学家一直在寻找反映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最佳指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研究始于Grossman and Krueger［1-2］， Shafik and Bandyo padhyah［3］, Panayotou［4］等人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关系的独立研究。He Jie, Patrick Richard［5］, Song Tao［6］, Sherry Bartz［7］,Soumyananda Dinda［8］,李智［9］, 吴玉萍［10］,袁秀娟、毛显强［11］等都试图通过环境与经济数据的经验分析，对EKC的存在进行证实或证伪。一些研究认为在某些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确实出现了EKC曲线,然而在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则未有倒U型EKC曲线出现。EKC虽然能够大致表达经历了较长工业化发展过程的国家或地区,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程度的总体相关趋势,但却无法描述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对动态变化。

环境与经济综合评价，或经济发展的环境效率指标方面的研究则集中于以“单位GDP（或增加值）排污量”来评价经济发展的清洁程度,或进行国家、地区、部门之间的比较,政府在进行规划时也常以单位GDP（或增加值）排污量作为评价指标［12-15］。但这样的静态指标亦无法体现污染物排放总量，或环境状况变化的动态趋势,以及与经济增长的相对变化情况。

经济学中“弹性”的概念由来已久,如“需求-价格弹性”、“供给-价格弹性”等。 “弹性”在能源经济学领域的应用主要表现为引入“能源生产弹性系数”和“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以帮助人们了解能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分析能源生产的增长、能源消费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6-20］。 能源弹性在实际运用中较为普遍,已成为统计部门及研究机构阐述能源-经济形势的重要指标。

相较而言, “弹性”在环境经济分析中的应用还鲜有文献报道。为了弥补原有环境经济分析手段的不足,本文提出“污染-经济时间弹性”(PollutionEconomy Time Elasticity, PETE)概念,作为对环境-经济关系分析的补充工具。

1 污染-经济时间弹性(PETE)概念与方法

1.1 概念

在此,“时间弹性”是指在一时段内,某变量变动的百分率相对于另一变量变动百分率的比值,反映两变量之间变动的敏感程度。弹性的大小用弹性系数表示。污染-经济时间弹性系数(PETE)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污染指标的年际变化率与相应的该国家或地区经济指标年际变化率的比值,公式表达如下:

PETE=αβ

式中:PETE表示污染-经济时间弹性系数,α,β分别表示污染指标年际变化率、经济指标年际变化率。

PETE反映了污染(可以用污染排放量,环境污染指数等表达)变化速度(速率+变化方向)与经济增长(可以用GDP,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部门和行业增加值等指标表达)速度(速率+变化方向)的比值关系。

毛显强等：污染-经济时间弹性概念、方法与应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年 第2期PETE实质上表达的是“经济发展的环境效率”,即为着获得一定速率的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的大小及其变化方向。

相较于“单位GDP(或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排污量”等静态的、适于横向比较的指标,这一指标能够反映相对值以及时间动态概念,更能表达宏观经济总量变化下的污染变化情况,有利于进行纵向比较。

1.2 指标选取

PETE的计算需要选取适当的污染变量指标和经济变量指标。污染变量方面可以选用的指标包括:环境污染排放量指标,如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环境质量指标,包括各单要素环境质量指数和综合环境质量指数。在经济指标方面,可以选用的指标包括: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地区生产总值、行业增加值及人均生产总值等。若为了分析污染排放/环境质量与其它经济社会状况，如财政情况的关联性,也可以选取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等作为经济指标。

1.3 环境经济含义

PETE的取值能够反映以下几种情况:

当一国或地区的经济量和污染量同向增加时,污染-经济时间弹性系数为正值。此时PETE值越小,表明该国家(或地区、行业)为提高其GDP(或地区生产总值、增加值)所付出的污染代价较小:当PETE值小于1时,表明污染恶化的速度小于经济增长速度,增长模式相对“清洁”;反之,如果PETE值大于1,则表明污染恶化的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较大,增长模式相对“肮脏”。

当一国或地区的污染和经济同时缩减时,污染-经济时间弹性系数仍为正值。此时PETE值越大,意味着较小的经济萎缩避免了较大的环境污染代价;当PETE值大于1时,表明污染量减少的速率高于经济量萎缩速率,或经济总量的减小主要体现在高污染、低效益行业;反之,如果PETE值小于1,则表明污染量减少的速率低于经济量萎缩速率,或经济总量的减小发生在相对低污染、高效益行业。

当污染-经济弹性系数为负值时,表明污染发展的方向与经济发展方向相反。此时,若经济正增长带来污染的减少,则表明经济发展在“清洁”的轨道上前进,此时的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可能已经超越倒U形EKC曲线的“顶点”,“干净、高效的行业在替代肮脏、低效的行业”或者“经济产出增大使得用于污染治理的投入增加,并且成效显著”。若经济的负增长与污染加重相伴,则表明经济与环境问题同时恶化,或者“肮脏、低效的行业在替代干净、高效的行业”，或者“经济萎缩使得污染治理投入减少”。

1.4 计算方法

污染-经济时间弹性(PETE)的计算可以使用两种方法:逐年计算法和几何平均法。逐年计算法从污染-经济时间弹性(PETE)的定义出发,由某年份某国家(地区,行业)的污染指标变化率除以该年份该国家(地区,行业)经济指标变化率得到,逐年计算的弹性系数有利于及时进行分析,发现问题,并做出相关政策调整。但由于污染量统计指标年变化率波动较大,时正时负,故逐年计算的污染-经济时间弹性(PETE)系数往往不稳定;为了克服波动较大的问题,可以采用几何平均法,即基于一定时段内的变量平均变化速度来计算污染-经济时间弹性(PETE)系数,计算公式为:

Et=E0(1+α)t-t0

Gt=G0(1+β)t-t0

PETE=α/β

式中,E0,Et分别表示第t0年和第t年的污染指标;

G0,Gt分别表示第t0年和第t年的经济指标;

α，β分别表示污染指标平均年际变化率、经济指标平均年际变化率;

PETE表示污染-经济时间弹性系数。

2 PETE的应用：中国主要全社会污染物-经济时间弹性分析下面将此概念和方法应用于中国主要全社会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

根据PETE的定义,“全社会污染物排放-经济时间弹性”是指中国全社会污染物排放量年增长率对经济年增长率的比值。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和《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等资料。考虑到社会关注度及数据可获得性,本文研究的污染物指标包括化学需氧量(COD),二氧化硫(SO2)和烟尘;经济指标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使用1990年不变价格计。

近年来,我国GDP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因此本文中PETE为正的情况表明污染与经济同步增长,PETE为负则表明污染物排放量较上一年减少。

2.1 中国主要全社会污染物放量-经济时间弹性分析1999-2008年的10年间,中国全社会COD,SO2和烟尘的排放-经济时间弹性表现出相似的起伏特征(见表1、图1)。

三种污染物的PETE值在1999,2001,2002,2007和2008年为负,而GDP逐年提高,表明这几个年度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国污染物排放量较上年有一定程度的减少,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清洁。

在其它年份中,COD和烟尘的PETE值均小于1,污染状况恶化速度小于经济增长速度; 而SO2的PETE值在2003年和2005年大于1,排放量增加率高于GDP增长率，意味着经济增长付出了高污染代价。

2.2 中国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经济时间弹性分析

表2是1999-2007年国主要工业污染物-经济时间弹性值。1999-2007年的9年中，主要工业污染物PETE值在1999年和2001年出现最低值；最高值出现在2003年，其中工业SO2的PETE值大于1；其余年份所有工业污染物均小于1。1999、2001和2007年各污染物PETE值小于0，表明这几年工业生产总值逐年增长，而统计污染物排放量却是下降的。

表1 1999-2008年我国主要全社会污染物-经济时间弹性

Tab.1 PETE of main pollutants during 1999-2008 in China

年份Year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PETE值COD-0.9390.481-0.619-0.5230.2090.0460.5380.086-0.25-0.491SO2-1.4720.882-0.668-0.0471.5030.4421.2560.133-0.358-0.661烟尘-2.6770.066-0.989-0.5860.3530.4390.768-0.685-0.72-0.957

图1 1999-2008年我国主要全社会

污染物-经济时间弹性波动特征1

Fig.1 Features of PETE of main pollutants during

1999-2008 in China图2 1999-2007年我国主要工业

污染物排放量-经济时间弹性波动特征

Fig.2 Features of PETE of main industrial pollutants

emission during 1999-2007 in China

表2 1999-2007年我国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经济时间弹性

Tab.2 PETE of main industrial pollutants emission during1999-2007 in China

年份

Year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COD-1．8690．092-4．904-0．724-0.152-0.0220.427-0.105-0.254PETE值SO2-1．1580．52-1．7830．0461.3410．3020．7240．134-0．191烟尘-2．625-0．001-2．805-0．4560．3760.2590．348-0．391-0．486在所研究的三种主要工业污染物中，1999-2007年工业COD和工业烟尘PETE值均小于1，且分别有7年和6年小于0，形势较为乐观；而工业SO2的情况则较为严峻，PETE值显著高于其它两种主要污染物，由此可见加大对大气SO2排放的控制的必要性。

2.3 结果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十五”期间（2001-2005年）的情况。这一时期，全社会主要污染物-经济时间弹性大多时候（2003，2004,2005年）为正，SO2在2003年和2005年甚至大于1。工业污染物排放弹性与全社会污染物弹性波动形势相似。2001-2005年，中国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弹性呈现显著逐年上升趋势，2003-2005年各污染物排放弹性均大于0，该时间段内我国工业污染排放形势趋于严峻。

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与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国内经济迅速发展，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01年的46.7%迅速提高到2003年的58.5%，产业结构趋于重比工化，污染物排放量随之大增有关。

在这一时期我国一次能源的消耗情况是：2001年我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66.7%，2003年这一比重增加到68.4%，2005年甚至高达69.1%，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耗量比例升高的增加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SO2的PETE值逐渐增加甚至大于1的现象。

从同期（1999-2008年）我国能源消费情况看，能源弹性系数的变化情况（见表3）与污染-经济时间弹性系数的变动情况基本吻合：1999年起能源消费弹性逐渐升高，2003年首次超过1.0，达到1.53。2003-2005年的3年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均大于1，能源消费增长率大于GDP增长率。

表3 我国1999-2008年能源消耗弹性系数值

Tab.3 Energy consumption elasticity of 1999-2008 in China

年份

Year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能耗弹

性系数0.160.420.410.661.531.591.020.830.60.4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3 结 语

“污染-经济时间弹性(PETE)”能够从侧面反映一定时期一国(或地区,行业)污染状况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揭示污染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变化情况,反映经济发展的环境效率。影响PETE值变化的影响因素可能是复杂且多变的,国家经济政策、环境政策、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等都会对其产生影响,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则是经济增长模式:通常,较低的PETE值意味着较为清洁的增长方式,而较高的PETE值则多与粗放和非清洁的增长方式相联系。利用PETE,可以就这些问题进行空间(国家,地区)上和行业间的分析比较。

创建PETE评价指标,对完善环境与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可为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环境保护提供更多指导性信息和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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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Method and Application of the PollutionEconomy Time Elasticity

MAO Xianqiang YANG Shuqian LIU Zhaoyang XING Youkai LIU Shengqiang TANG Wei

(School of Enviro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hanges as the economy develops. This paper uses “elasticity” methodology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dicator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ith a newly created concept named “PollutionEconomy Time Elasticity” (PETE), which is basically the ratio of the annual variation of pollution indicators to the annual variation of economy indicators. PETE’s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implication and calculation method are also discussed. PETE could be used to describe the cleanliness of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in most situations, lower PETE means cleaner economy growth, while higher PETE could be associated with extensive and unclean development style. PETE could also be used to make comparison of the economy growth quality or efficiency in different areas or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n an example of application of PETE is taken with the data of national total pollutants (SO2, COD and dust) emission and GDP during 1999-2008. The example shows that PETE can reflect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llustrate how environmental situation changes dynamically in proportion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example validates PETE a robust and practical indicator for environmenteconomy analysis.

Key words PollutionEconomy Time Elasticity; environment pollu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21卷第2期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Vol.21No.22011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11篇

0引言

水污染引起经济损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水污染对农业、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造成的经济损失。主要从农业污灌对农作物减产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因饮用水污染导致水质超标、饮用水不安全而引起的自来水处理工艺的运行费用以及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排放所造成的侵害成本，这3个方面的因素估算出因水污染产生的环境成本。应用影子价格法和影子工程法，构建了环境成本的计算公式。影子价格法是利用替代市场技术，以市场上与其相同的产品价格作为“影子价格”来估算该“公共商品”的价值。影子工程法是恢复费用法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在某个环境被破坏以后，虚拟人工建造一个工程来代替原来的环境功能［1］。汉江是襄阳水运重要港口，由老河口市入境，流经谷城县、襄阳市区，最后经宜城市出境。汉江在襄阳市境内流长195km，流域面积17357.6km2，约占全市总面积的88%。其主要支流自上而下有北河、南河、小清河、唐白河、蛮河等。汉江是襄阳市最主要的生产、生活用水水源及纳污水体。汉江干流和支流全流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591×108m3，除汉江干流外，各支流平均流量均在100m3/s以下，水体规模较小，自然净化能力有限［2］。因此，通过对汉江襄阳段水环境经济损失的探讨，对襄阳段环境的治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汉江襄阳段环境成本分析

1.1农业环境成本计算

根据襄阳市水污染和农业经济特点，以小麦、水稻和棉花为主要农作物，计算出小麦、水稻和棉花的产量，再以各种农作物当年的市场价值作为“影子价格”，用影子价格法计算出因污水灌溉而带来的农业环境成本:MP农=∑ni=1αPiSiQi(1)式中:MP农为污灌区农作物的总环境成本，万元;Pi为第i种农作物价格，元/kg;Si为第i种农作物种植面积，103hm2;Qi为第i种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kg/hm2;α为不符合农灌标准的污灌面积比例，%［3］。农作物种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来源于《襄樊市统计年鉴》，单位价格来源于实际调查资料。根据调查资料和参考相关文献资料，不符合农灌标准的污灌面积比例α取5%。根据式(1)得到1998－2007年间农业环境成本，计算结果见表1。

1.2人体健康环境成本计算

采用影子价格法研究因饮用水污染而造成的人体健康最低损害。襄阳市自来水公司供水运行成本(含折旧费)所带来的费用即为人体健康的环境成本:MP人=QC(2)式中:MP人为人体健康环境成本，万元;Q为自来水年供水量，104t;C为制水成本，元/t。自来水年供水量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制水成本源于实际抽样调查数值。根据式(2)得到1998－2007年间因水污染产生的人体健康环境成本，计算结果见表2。

1.3生态侵害环境成本计算

采用“虚拟工程法”，即影子工程法计算，假设将当年全市产生的所有污水全部处理所需要的费用即为水污染产生的生态侵害的环境成本:MP生=Q''''C''''(3)式中:MP生为生态侵害环境成本，万元;Q''''为废水产生总量，104t;C''''为污水转化为天然水的处理成本，元/t。废水产生总量来自文献［4］，污水转化为天然水的处理成本参考污水处理厂运行成本。根据式(3)得到1998－2007年间因水污染产生的生态侵害环境成本，计算结果见表3。

1.4总环境成本

总环境成本计算公式如下:MP=MP农+MP人+MP生(4)由式(4)计算得，1998－2007年汉江襄阳段水污染产生的总环境成本分别为3.67、2.59、2.78、2.32、2.23、3.29、5.07、6.23、7.26、8.76亿元。10年来，汉江襄阳段产生的环境成本共约44.19亿元。

2环境成本变化趋势分析

2.1农业环境成本分析

汉江襄阳段农业环境成本在1998－2002年间呈下降趋势，而在2003－2007年间明显呈上升趋势，其中2002年因污水灌溉所造成的各农作物的环境成本最低，见图1。式(1)表明，农业环境成本主要受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及市场价格的影响。据调查，1998－2002年间，气象灾害发生的频率逐年增高，致使农作物大幅度减产，导致此期间农业环境成本的下降;由于在2000－2003年内，国内遭遇严重旱情，农作物产量受到严重影响，国内粮食库存大幅下降，导致2003年后粮食价格的全面上扬。再加上，2004年加入WTO后，国内农产品市场对外开放，尽管国内粮食自2004年后连续丰收，但国际粮价的传导作用致使国内粮价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导致2003－2007年间，农业环境成本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2.2人体健康环境成本分析

1998－2007年，汉江襄阳段因水污染产生的人体健康环境成本总体上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中2001和2005年有下降的趋势，2007年的成本最大，见图2。人体健康环境成本主要受供水量和制水成本的制约。《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有关数据显示，1998－2007年这一时段，襄阳市居民供水量大体上呈上升趋势，2001与2005年的供水量有下降的趋势;2001年以后，城市人口增长加剧，居民生活用水量也随之增加。加之，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各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对汉江襄阳段水环境的污染日益严重，因水污染造成的饮用水水质不达标的现象日益突出，自来水公司则不断改进饮用水处理工艺，不断革新处理技术，制水成本随之提高，因水污染产生的人体健康的环境成本也随之呈上升趋势。

2.3生态侵害环境成本分析

1998－2005年这一时段，汉江襄阳段因水污染产生的生态侵害的环境成本起伏不大，2004年以后突然急剧增长，见图3。式(3)表明，生态侵害成本与废水产生量和污水转化为天然水的处理成本有关。1998－2007年间，废水产生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以前，由于污水处理设备技术还不成熟，处理成本相对较小，致使生态侵害环境成本相对较小;2003年以后，公众逐渐意识到环境的破坏对人类生存造成的危害，对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不断提高，政府也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方面的力度，使得企业用于环境方面的费用支出呈不断上升趋势。各先进污水处理设备和技术的引进，使得污水转化为天然水的处理成本急剧提高，直接导致生态侵害成本的急剧增加。

2.4总环境成本分析

1998－2002年间，汉江襄阳段因水污染产生的环境总成本大体上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2002年略微有上升的趋势，2003－2007年间环境总成本呈平稳上升的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与因水环境污染引起的农业环境成本、人体健康的环境成本以及生态环境成本的变化趋势有关，见图4。

3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分析

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属生态经济学范畴，它本质上是进入生态系统的污染物能量消解过程的经济支付。这种生态经济现象与林德曼关于生态系统的能级关系具有相似性，符合林德曼定律所阐述的相邻营养级能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即水环境污染物不进入生态系统所需支付的费用MP(称为环境成本)与水环境污染物进入生态系统后造成的污染经济损失ME，是水环境污染物在相邻的两个能量消解过程的经济学表达，二者遵循林德曼关于生态系统相邻营养级能量之间的线性关系［5］。其表达式为:ME=KMP(K为水污染经济损失系数)。国内外对水污染经济损失的研究和应用，基本处于研究和初步试验性的应用阶段，诸多技术性的难题尚待研究和解决［6－7］。

3.1水污染经济损失系数K值的确定

K值的计算公式如下:K=me/mp(5)式中:me为1998年汉江襄阳段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mp为1998年汉江襄阳段环境成本。由文献［8］可知，1998年长江流域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为651亿元。汉江是长江中游的最大支流，流域面积为15.9km2，占长江流域总面积的8.79%左右，则汉江流域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约为57.2229亿元，占GDP的1.9%。汉江襄樊段总长度195km，流域面积1.73576×104km2，占汉江流域总面积的10.92%［8］，则1998年汉江襄阳段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约为6.25亿元。本研究表明1998年，汉江襄阳段水环境污染物不进入生态系统所需支付的费用(即为环境成本)为3.67亿元。由此得出K为1.703。

3.2汉江襄阳段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计算

根据上述的表达式，得到1998－2007年间汉江襄阳段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计算结果见表4。

3.3汉江襄阳段水污染经济损失分析

汉江襄阳段水污染经济损失与因水环境污染产生的环境总成本的变化趋势一样，1998－2002年间大体上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其中2002年略微有上升的趋势，2003－007年间呈平稳上升的趋势。可见，水污染经济损失与环境总成本呈线性关系，影响环境成本变化趋势的因素也决定着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的变化趋势，见图5。根据计算得出，2006和2007年，汉江襄阳段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平均占GDP的1.865%，与汉江流域水环境经济损失占GDP的1.9%基本吻合，可说明这种方法估计汉江襄阳段水环境经济损失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综上所述，影响汉江襄阳段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的因素有当地经济的宏观调控、各企业内部的管理模式及生产工艺、当地的经济发展模式。

4控制汉江襄阳段环境恶化的建议

4．1积极调整各行业的生产工艺

注重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积极调整各行业的生产工艺，逐步淘汰小型生产规模的企业和落后的生产设备，发展轻污染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引进国内外先进的污水处理技术和设施，科学高效处理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

4．2调整各行业的经济结构

推行清洁生产，降低水资源消耗总量，消减工业污染负担，提高工业废水的重复利用率。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在生产的过程中通过建设废弃物净化装置来减少污染废物的产生。将排污指标具体分配到各企业，认真执行排污许可证制度，以保证排污总量的消减。

4．3切实加强保护饮用水源

强化饮用水源地管理，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严格按照《饮用水源地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保护饮用水源地。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内增设排污口。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经济加速增长；环境污染；地方政府努力方向

中图分类号F4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1-0105-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1015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影响整个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端于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给整个世界带来福利，并且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据世界能源委员会统计，2006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3.5%。而到2013年，我国CO2排放量占世界排放量的32%左右。可见，中国经济增长伴随环境污染恶化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经济阶段性增长与中国环境污染压力究竟是何种相互作用机制显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这对于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改善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多数学者认为，经济增长伴随环境污染压力，因此主观认为经济阶段性加速增长也必然对环境污染施加更大压力，这可能更偏于主观猜测。经济阶段性增长与环境污染压力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需要实证检验，才能为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而为解决经济持续发展与环境污染的两难问题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1研究评述

就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最早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可以追溯至Meadows et al[1]提出的“增长极限说”，即认为有限的自然资源会限制经济体不能实现长期持续增长，因此只能通过降低经济增速来实现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目的。很多学者对这一论点提出质疑，认为经济增长带来环境恶化的同时，其本身也是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有效手段[2-3]。其中，Grossman and Krueger[4]最早通过经验分析指出，用SO2和烟尘测度的污染物水平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Panayotou[5]明确将“污染-收入”间的“倒U型”发展轨迹界定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这些学者认为，当经济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时，势必会带来环境恶化，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整个社会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可以运用更先进的环境技术和更多的环境投入进行环境保护和管制，使得环境污染问题得以改善。即，“EKC假说”意味着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环境会不断恶化，但当经济增长到达一定程度，处于某个特定的“阈值点”或“转折点”时，环境污染会下降，环境质量会得以改善。随后很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对环境污染物和收入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进行了检验，并试图寻找转折处或拐点处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6-9]。

综合以往研究，可以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机制归纳为三种效应，即规模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效应[4]。规模效应意味着更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会增加对资源的需求，从而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技术进步效应即，伴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技术进步，通过对更清洁、更有效的环保技术使用，来改善环境质量；结构效应指，当一个国家通过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途径使得经济结构发生改变时，清洁的服务型经济和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经济会逐渐替代初始发展的高污染型的工业经济，从而使得经济中污染物排放减少，环境质量得以改善。整体而言，规模效益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较为突出，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效应逐渐发挥作用，甚至其对环境的正向影响会超过规模效应产生的负向影响。

李静等：为何加速经济增长可以弱化环境污染压力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1期还有一些学者从理论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基于资源使用和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角度展开。根据模型设定的特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①将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纳入到产出函数中，考察资源使用的有限性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影响，并分析生产的最优增长路径[10-11]；②基于个体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将环境质量或污染程度纳入居民需求函数中，考察需求变化对增长的影响[12-14]；③将健康等因素纳入到理论分析框架中进行分析，指出环境污染会通过影响健康进而对增长产生影响[15-16]；④其他相关研究分别从劳动力供给[17-18]、劳动生产率[19-20]和教育人力资本[21-22]等角度展开。

整体而言，以上研究主要基于不同数据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性的检验，分析更多是针对二者统计特征的描述和相关理论的内涵阐释，对于增长是否会内在的对环境质量改善或污染治理产生影响的讨论较少。同时，以往文献更多考察经济增长时间序列特征与环境污染之间统计关系，没有深入研究经济增长水平发生突变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对环境影响。因此，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考虑了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即加速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考虑了经济加速增长对政府部门激励的改变，从而对环境污染治理行为产生的影响，并着重从地方政府努力水平以及地方制度环境等角度挖掘影响的内在机制。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初步实证检验与基本假设；第三部分为加速增长弱化环境污染压力的机制分析；最后为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2实证检验与基本假设

2.1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p_environit=α+β×accelerationit+τ

×Zit+υi+λt+εit（1）

式（1）中：下标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α代表常数项，υi代表个体效应，λt代表时间效应，εit代表误差项。p_enviror代表环境污染压力变量，acceleration代表经济加速增长变量，Z代表影响环境污染压力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β和τ是经济加速增长和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以上各个变量刻画及具体含义如下：

（1）环境污染压力（p_environ）。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各种环境污染物产生量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态，对环境保护造成的压力越来越重。因此，被解释变量环境污染压力用环境污染排放量来刻画。由于环境污染主要来自工业污染，因此，这里选择工业废水排放量（FS）和工业废气排放量（SO2）作为环境污染压力的替代变量。

（2）经济加速增长（acceleration）。经济加速增长是本文核心变量，定义为在经济增长阶段突然持续偏离预期的增长路径，可以长期扭转经济减缓趋势和体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惯性特征。本文主要借鉴Eichengreen et al.[23]和Aiyar et al.[24]关于增长加速的界定，通过设定经济增长加速的时间点需要满足条件，进而刻画经济阶段性加速增长过程。经济加速增长需要满足条件为：

gt，t+n≥Γ，Δg=gt，t+n-gt-n，t≥Λ，yt∈[y*1，y*2]（2）

其中：gt为依据2005年不变价格测算的GDP增长率，gt-n，t和gt，t+n分别表示t-n到t以及t到t+n时间段n年间GDP年均增长率的平均值。考虑到很少国家连续7年经济加速增长，因此我们取n=7[23，25]。第一个条件要求增长加速之前的7年平均增长率不低于Γ；第二个条件要求增长加速上升的幅度不低于Λ。为了能获得较多的经济增长拐点，我们把Γ定为3.5%，把Λ取值为2%；第三个条件限定增长减缓发生在某一收入区间内，考察经济增长进入一定的收入门槛之后是否发生经济增长转折。

（3）控制变量（Z）。除此之外，本文主要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方政府努力方向以及地方制度环境等变量作为影响环境污染压力的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rjgdp）表示，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预计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符号为正。人口密度（rkmd）用年末地区人口数与当地土地面积的比值表示，一般人口密度越大，环境污染越严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zc）采用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用于考察环境污染压力的投资规模效应。地方政府努力方向包括两个指标，一是地方政府追求政治晋升的努力（LE_G），另一个是地方政府追求税收收入的努力。一般来说，中央根据经济增长率等绝对经济绩效指标来考核政绩，以此决定地方官员的升迁过程，因此我们选择用各省本年与去年的GDP增长率之差（LE_G）作为地方政府追求政治晋升努力的替代指标。当然，地方政府依然关注税收收入多少，本文用各省本年与去年的税收收入增长率之差（LE_T）来衡量地方政府追求税收收入的努力水平。地方制度环境（LG_Q）。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为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匹配提供良好的保障，从而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国外学者一般用“腐败透明度感知指数”（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来衡量各地区制国内学者较多使用腐败立案数来衡量。由于腐败程度反向映射地方政府对制度环境质量的控制，本文也用万人腐败立案数作为刻画地方制度环境的替代指标。

本文数据为中国大陆31个省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除了），时间跨度为2001-2013年，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地方统计年鉴、《中国检察年鉴》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上各个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1。

2.2实证分析结果

接下来借助模型（1）实证分析中国经济加速增长与环境污染压力之间的关系。根据表2第（I）列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当控制其他变量之后，Acceleration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中国经济加速增长并没有引致环境污染更大程度的排放，相反，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可以显著缓解环境污染压力。作为比较，我们进一步考察经济增长率水平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由表2的第（I）列实证结果显示gdp_rate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各种环境污染物产生量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态，对环境保护造成的压力越来越重。

为克服表2第（I）列静态估计所产生的内生变量估计偏误问题，表2第（II）列进行动态估计，我们采用系统矩估计方法进行分析。通过选择合适的滞后阶数和有效工具变量之后，估计结果显示，系统矩估计模型设定通过二阶序列相关性检验和额外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因此本文模型设定是正确的。同时我们发现，当采用动态估计方法进行估计时，Acceleration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下依然显著为负，这表明中国经济加速增长可以显著缓解环境污染压力的结论是稳健的。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灰色关联度；主成分分析；多元线性回归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1-0051-02

一、武汉市空气污染概况

（一）研究对象分析

近年来武汉市为了追求经济快速发展而忽略对环境的保护，进而导致空气质量与经济发展严重失调。针对于空气质量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一个权衡，最大化的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研究。以武汉市1996-2012年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和社会经济发展数据为依据，着重分析空气污染对武汉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空气质量管理的对策建议。分析研究对象策略见图1。

（二）合理研究假设

1.API值对不同污染物的危害程度具有可度量性，即：相同API值对应的不同污染物危害程度相等。2.忽略数据更新频率为每小时一次，的数据或会有所延滞，或不能及时更新的影响。3.当遇到监测仪器校零、校标等日常维护行为，或出现仪器故障、通信故障、停电等情况，可能会出现不能及时更新或某些站点没有数据。本次旨在尽最大努力及时满足公众知悉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需求。

二、武汉市空气质量研究的定量分析

（一）概论

环境系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所以，空气污染现象也一定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因素对污染程度的影响的大小不同，其中，对空气污染程度影响最大的作用因素，我们称之为“主要因素”。而“影响”这个概念是一个模糊的，定性的概念。因此，欲确定空气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就应该收集不同作用因素的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引入量化指标对其影响程度进行评估，并根据这个量化指标，最终确定其对空气污染程度影度大小。根据相关的大气科学资料，我们需要确定对城市空气污染程度影响较大的几个因素。

四、武汉市空气污染治理的建议

加强预防，预防是环境空气污染防治的基础，没有检测手段就很难对环境空气进行有效的监督预警，要进行预防，这就要求对环境空气质量进行监测，对环境空气质量进行管理，及时发现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指导居民进行生产生活，以促进生产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加强治理，需要在管理制度、技术上综合进行，管理上：实施流域综合管理计划，统一规划空气污染控制政策和设立执行部门，进行空气污染的综合治理。从领导层开始加强对空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视，增强领导工作的针对性、超前性，抓好组织落实，完善相应的组织管理机构，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建立目标责任制，分阶段、有重要地推动工作开展。

严格法律制度，强化环境管理，政府和环境保护部门要抓紧制定和完善农业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充分运用法律、经济、行政和技术手段保障生态环境建设的顺利进行，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行为。

参考文献：

[1] 司守奎，孙玺菁.数学建模算法与应用[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1.

[2] 邓维斌，唐兴艳，胡大权，周宇敏.SPSS19.0统计分析实用教程[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14篇

【论文关键词】：排污权；排污权交易；环境法

【论文摘要】：排污权交易从理论探讨阶段发展到实践应用阶段，已逐步走向成熟。文章从权利构成、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分析法学等角度来思考排污权交易，并力求在环境问题以及环境法调整对象等方面得出新解。

排污权交易，从理论发展的成熟到实践应用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角度来看待环境问题与环境法，乃至法与其调整对象的整个社会关系。

排污权作为一种新的权利，是与产生排污权的制度紧密相联。如果说，自然权利比如自由平等这些固有权利，即使法律不对其进行规定，也不失为权利之一种。但是排污权属于法律规定才享有的一种权利，它的存在是与法律规定的特别制度相依存的。

一、排污权的产生背景

排污权最早产生于美国，美国早期在限制排放污染物方面在法律上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技术方面，要求工厂用"最佳实用技术"和"最佳可行技术"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这种规定最大的问题是在执行之中成本过高，因为这种技术性的规定很少考虑限制排放的成本，而且是按每一种污染物的特点专门制定，法律规定难以贯彻就在所难免。所以，就产生了在总量控制下可以对个别排污口灵活调整的变通性想法。这种想法付诸实践，最初只限于同一工厂内不同排污口之间的调整，只要总量不增加，某一排污口多排一点或少排一点是可以容许的。后来，总量控制的范围不断扩大，允许在同一区域内不同工厂之间调整，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排污权交易的构想。最典型的有"折抵"制度和"气泡"制度。它们反映了排污权交易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即在总量控制下，利用各企业减排成本的不同，调整企业的减排任务。

二、排污权的制度构建

(1)制订确保排污权顺利交易的相应办法、规则和制度在排污权初始配置的拍卖和市场交易过程中，都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才能确保交易秩序。政府要根据排污权拍卖市场的运行机制和排污权交易的市场机制分别制订合理的规则。

（2)排污权配置。排污权初始配置是在制定排污总量的基础上，对环境容量这一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实行公正的分配，排污权初始配置直接涉及到排污单位的经济利益，并且影响到环境容量资源的配置效率。如何在现有污染源之间、以及现有污染源与将来污染源之间进行合理有效的排污权分配，成为排污权交易的首要问题。

(3)政府监督。在排污权交易的整个过程中必须有政府的监督行为，政府要利用各种自动的连续的监测手段对污染源实行技术监测。如排污单位提出排污权出售申请，则政府就要通过对其排污源的技术监测核实该单位削减额外污染物的能力，在确认后才能批准出售申请。三、排污权交易反映环境法调整方法上的新特点

首先，它从实际出发，肯定了排污是法律主体所享有的一项权利。有些人，现在谈"排污"色变，认为只要是排污就是对环境的破坏，为法律所不容，实际上混淆了排污与污染的概念。排污偏重事实评价，是对生产、生活中附带产生污染物这个过程的描述，而污染侧重价值评价，是在排污达到一定程度，超过环境的自净功能而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定义。正常的排污是生产生活所必须，也是法律所允许，而污染则是法律所禁止，对生产生活产生过量、超标污染物的限制。所以承认排污权，并不意味着承认污染权，而是法律规定法律主体在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内进行排污的可能性，并且满足主体的利益，这符合权利构成的两个方面。

并且，权利的交易符合了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之一就是"交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因为，通过与其他人交易，人们可以按较低的成本获得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务；交易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并且可以享有擅长其他活动的人为自己提供的服务，从而实现双赢甚至多赢。在排污权交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原理的体现。那些有着先进污染处理技术的企业，可以通过出卖、存储排污量而获得利益，减少排污可以实现效益，从而鼓励了先进排污技术的开发利用的积极性。而那些因为技术原因或者生产需要，需要超标排放，当然是在当地环境指标允许的范围内时，可以通过购买排污权，实现生产，创造价值，实现自身和社会的双重发展。排污罚款和排污权交易虽然目的都是为了限制污染物的排放，然而前者是惩罚机制，后者是奖励机制，排污权交易更能够被接受，并且符合环保的需要。排污权交易的产生是有着深厚的经济学基础的，其中经济学基础是环境纳污能力的商品化，市场化和外部不经济的内化。在人们传统观念中普遍认为，环境的纳污能力是无限的，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环境纳污能力作为地球生命支撑力的一部分，它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就是部分学者所说的"安全阀"。在市场经济下，环境是一种资源，一种公共性很强的资源，它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的所有权应该归属于代表公众的国家，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由政府出面通过发放可交易的许可证，将一定量的排污指标卖给污染者。

另外，排污权的交易，还体现了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是经济学对法学的渗透，也是经济基础作为法的本原之一的体现。经济分析法学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实现效率，将效率作为法的价值之一，那排污权交易是如何实现效率的呢？那些掌握先进排污技术和设备的企业，可以通过减少排污来实现效益，这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之前是不可能的，因此污染少的企业效率提高了；那些需要满足较大生产，较多排污的企业，不会因为排污超标而停产，在继续生产中实现效益；因为排污权交易，较之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执法来实现排污量达标的做法，依靠企业间的交易实现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执法成本和资源，而实现公共利益。这就是经济分析法学所追求的结果。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法律规范的是一种交易的规则，最典型的是美国司法中的辩诉交易制度，犯罪人可以在检察官不能肯定其是否犯有某罪的情况下承认其罪，而获得减免。

但是，排污权交易并不是不需要成本的，按照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一项制度能否有效的执行，同它施行前的成本投入是有关的。排污权交易的主体需要在政府相关部门的主持之下，并且充分考虑到当地环境的实际情况，避免"祸水东引"，并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做出是否允许排污交易的决定，并且这样的成本投入也直接影响着污染物能否得到有效的控制。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国际贸易；污染-收入关系；EKC

中图分类号 F752.62；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4-0073-08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或称“污染-收入关系”（Pollution Income Relationship）一直是环境学界研究的重点，其中，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作为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抽象概括引起广泛关注。通常认为环境污染先随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不断增加，当人均收入到达一定水平后，污染又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逐渐下降，呈现出倒“U”型曲线关系[1]。以SO2排放为例，当前发达国家的排放已经跨越EKC顶点且不断减少，发展中国家的SO2排放则仍然持续上升。1970-2000年期间，美国SO2排放量从1 417.3万t下降至742.2万t，年均下降率为2.06%；日本则从248.7万t下降至41.0万t，年均下降率达5.41%；而同期中国和印度的SO2排放不断增加，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71%和4.06%[2]。发达国家污染排放下降与发展中国家污染排放持续上升形成鲜明对比。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日趋频繁。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消耗的环境资源、排放的污染物，主要缘于产品的生产过程。然而，这些产品生产并非仅仅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内部消费，不断扩大的贸易活动表明国外需求是发展中国家生产的重要驱动因素。由于商品的生产带来资源的消耗与污染的排放，因此国际贸易活动也势必影响到参与贸易国家的国内资源环境状况。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先期工业化国家已经或正在逐步实现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变，而发展中国家则刚开始专注于工业乃至重工业的发展。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环境规制严格的发达国家会专业化生产并出口“清洁型”产品，同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3]。那么，在发达国家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渐好转、发展中国家环境状况依然还在恶化的现象背后，国际贸易作为国家间物质产品交流的主要途径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将国际贸易纳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分析框架后，不同类型国家的污染-收入关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国际贸易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关系。

1 研究进展

自20世纪90年代初Grossman等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环境库茨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后，大量学者采用不同的数据验证了EKC曲线的存在。Selden and Song[4]利用22个OECD国家及8个发展中国家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Grossman and Krueger[5]对42个国家的城市SO2浓度与人均GDP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回归；范金[6]利用中国81个大中型城市的大气污染物浓度和人均GDP数据验证EKC的存在。然而，现有污染-收入关系的研究多基于国内生产产生的污染排放，考虑到各经济体开放特征的客观存在，这种基于国家内部生产排放的污染-收入关系研究没有考虑国际贸易的影响而有失偏颇[7-8]。

事实上，由于贸易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产生污染排放，伴随着国际贸易产品的流动，一国可以将环境压力转移至其他国家，如Peters and Hertwich[9]、Ghertner and Fripp[10]、陈迎和潘家华[11]关于贸易隐含污染的研究。这意味着，发达国家EKC倒U型曲线右支的出现并不完全是其国内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加大污染治理力度而造成，部分源于通过国际贸易将污染转移到其他国家；与之对应的则是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排放的污染物，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由于出口产品供他国消费而产生的。因此，忽视贸易进出口这部分产品中隐含的污染转出或转入，而仅仅关注一国国内生产所产生的污染排放，可能会误导对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

一些学者注意到国际贸易对污染-收入关系的影响，在传统EKC分析中加入了贸易相关变量[7，12-14]。

然而，总体来看，当前关于国际贸易对污染-收入关系影响的研究，大多是将贸易相关因素（如进出口比例[7，12]、贸易开放度[13-14]等）作为与经济收入相并列的一个解释变量，加入传统EKC的计量分析中。这类研究反映了污染排放与贸易有关变量的相关关系，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际贸易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但难以深入分析国际贸易对国家污染收入-关系的影响大小。

少数学者提出考虑到国际贸易的影响，对EKC的经验分析应该从生产角度向消费角度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