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和茶文化的区别范文

茶道和茶文化的区别范文第1篇

在与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关系最密切的西北五省区中。虽然只有陕西产茶，甘肃有少量茶叶生产，新疆、青海、宁夏都不产茶，但这里却是最重要的茶叶消费区域，是中国人均茶叶消费量最多的省区。为此，这些省区有关部门很重视茶业，特别是西安已抢占了多个茶产业制高点，积聚了许多正能量。

一是西北五省区的省会城市，都建有大型专业茶城，成为茶的集散中心。尤其是西安，它是西北地区茶的最大集散地，同时也是西北地区茶的最大商业中心。据有关部门粗略统计，陕西现有营业面积300平方米以上的茶馆有5000多家，绝大部分分布在西安。西安现有大小涉茶企业1.2万家以上。西安金康路茶文化一条街，集商业、文化、休闲为一体，声名远播，已成为西安的特色文化街，为全国同类城市少见。

二是西北五省区茶文化活动一直比较活跃。如西安多次举办过茶业博览会，为茶叶辐射到西北五省区和走出国门起到了重要作用；2010年，在西安举行的纪念泾阳茯砖茶642周年暨茶文化论坛，昭示了茶在边贸中的历史地位；2011年在西安金康路茶文化街举办的万人品茗活动，为追求健康、普及三秦大地饮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2012年9月，第十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为促进西部茶产业与茶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三是西北有一支高水平、高质量的茶文化研究群体。在这支群体中，特别是西安，人才济济，不但有教授、学者和学有所成的中青年专家，还有众多的茶业从业人员。这些人的专业涉及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经济学、宗教学等各个领域。

这些，都为茶在西安新丝路建设聚集了正能量。

为了寻求陕西在新丝路建设中繁荣茶文化、发展茶产业之道，特提出以下几条建议，以迎接新的挑战。

一是将陕西西安建成陆上丝路经济带的茶叶集散地和物流转运中心。

西北五省区，地处陆上丝绸之路的要冲和必经之地，而西安则是核心区块。所以，中国的茶产业发展，首先要从战略高度，把西北，特别是西安打造成现代化的、可以辐射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等地的国际茶叶集散地和物流中心。目前，西安金康路及其周边的茶叶经济商贸板块已具有相当规模和品牌基础，可以此为核心，打造现代的国际茶叶集散地和物流中心。

同时，西北又是民族聚集区，历史上茶在这里有“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之说。所以，加强西北地区茶文化和茶产业建设，不仅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而且事关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亚欧人民间的传统友谊。

二是实现网上丝路与“一带一路”对接。

世界茶叶产大于销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我国茶叶主要依靠内销，而内销市场已开始疲软。因此，让国荼走出去的战略日见凸显。

中国茶叶出口受阻，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质量安全有待提高、茶叶标准混乱，特别是忽视大宗茶生产，取而代之的地摊茶和垃圾茶的大量出口，是造成中国荼在出口国中信誉不高、价格低迷的重要因素。如今欧亚大陆间，包括陆运、空运、海运全方位打通，而欧洲和中东地区，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国茶的主要销区。新丝路给我们带来了新机遇。如果我们能抓住机遇重视大宗茶生产、重视大宗茶质量安全、重视大宗茶标准可控，相信通过几年努力，定能在茶叶出口方面打开局面。

西安是国茶陆路出口的要冲和必经之地。倘若能在西北地区，以及在跨境贸易方面布控茶叶电子商务，让网上丝路与陆上“一带一路”对接，相信会收到好的效果。

三是重走丝绸之路，建设和提升陕茶文化品牌

西安可与甘肃、新疆有关部门联合起来，搞一次大型活动――荼重走丝绸之路，既能重新引起人们对古老的回忆，又能宣传茶文化。如果再将它与西部古老而又多样的区域文化和民族饮茶法，以及隐藏在戈壁深处的茶风、茶俗结合起来，西北茶文化必将成为当今世界茶人求新、探知之地，给人以历史感、神秘感和文化感。

四是西安有许多茶文化遗存，尚待树碑立传，并开发茶文化旅游线路。

茶道和茶文化的区别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华传统茶艺； 民俗茶艺； 文化融合

茶艺即饮茶艺术，是艺术性的饮茶，是饮茶生活艺术化。中国是茶艺的发源地，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民族具有自己的茶艺。中华茶艺是指中华民族发明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饮茶艺术，主要包括备器、择水、取火、候汤、习茶的技艺以及品茗环境、仪容仪态、奉茶礼节、品饮情趣等。中华茶艺不局限于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已经远播海外，有在日本的中华茶艺，有在韩国的中华茶艺，有在美国的中华茶艺等；在中国的茶艺也不都是中华茶艺，还可以有日本茶艺、韩国茶艺、英国茶艺等，不能将在中国的外国茶艺视为中华茶艺。而我所说的中华的传统茶艺则是具有纯粹的中国特色的茶文化，何谓中华传统茶艺呢？

一、对中华传统茶艺的理解

陆羽的忘年交、诗僧、茶人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有：“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茶道，是“饮茶修道”与“饮茶之道”的统一，使修行落实于饮茶艺术之中，艺不离道，道不离艺，由艺进道。皎然的“茶道”兼有“饮茶之道”即“饮茶之艺”之意。

茶艺之艺是指艺术，它具有一定的程式和技艺，但不同于茶学中的茶叶审评。茶艺是人文的，茶叶审评是科学的；茶艺是艺术，茶叶审评是技术；艺术是主观的、生动的，技术却是客观的、刻板的。在茶艺中，所用茶为成品干茶，因而种茶、采茶、制茶不在茶艺之中。

中华茶艺是综合性的艺术，它与中国传统的文学、绘画、书法、音乐、陶艺、瓷艺、服装、插花、建筑等相结合构成茶艺文化，茶艺及茶艺文化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华茶艺的分类

在当代的六类茶艺中，工夫茶艺又可分为武夷工夫茶艺、武夷变式工夫茶艺、台湾工夫茶艺、台湾变式工夫茶艺，武夷工夫茶艺是指源于武夷山的青茶小壶单杯泡法茶艺，武夷变式茶艺是指用盖杯代替茶壶的单杯泡法茶艺，台湾工夫茶艺是指小壶双杯泡法茶艺，台湾变式工夫茶艺是指用盖杯代替茶壶的双杯泡法茶艺；壶泡茶艺又可分为绿茶壶泡茶艺、红茶壶泡茶艺等；盖杯泡茶艺又可分为绿茶盖杯泡茶艺、红茶盖杯泡茶艺、花茶盖杯泡茶艺等；玻璃杯泡茶艺又可分为绿茶玻璃杯泡茶艺、黄茶玻璃杯泡茶艺等；工夫法茶艺又可分为绿茶工夫法茶艺、红茶工夫法茶艺、花茶工夫法茶艺等；民俗茶艺则有四川的盖碗茶、江浙的薰豆茶、江西修水的茶、云南白族的三道茶等。

三、民俗茶艺与中华茶艺的契合点

所谓民俗茶艺，是指一些地区性的用茶风俗，诸如婚丧嫁娶中的用茶风俗、待客用茶风俗、饮茶习俗等，讲茶俗一般指的是饮茶习俗。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饮茶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饮茶习俗。不同的民族往往有不同的饮茶习俗，同一民族却因居住在不同的的省份或地区而有不同的饮茶习俗。如四川的”盖碗茶”，江西修水的”茶”、婺源的”农家茶”，浙江杭嘉湖地区和江苏太湖流域的”薰豆茶”，云南白族的”三道茶”、拉祜族的”烤茶”等。茶俗是中华茶文化的构成方面，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由于各民族在现今的文化上都有一定的渗透和融合，所以各民族的饮茶习俗尤其是茶艺表演风格都融合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茶艺着重在茶的品饮艺术，追求品饮情趣。民俗茶艺侧重在喝茶和食茶，目的是解决生理需要、物质需要。有些茶俗经过加工提炼可以为茶艺，但绝大多数的民俗茶艺只是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一种。虽然也可以表演，但不能算是茶艺。

但是经过民族茶艺师的精心提炼，很多传统的茶艺文化都融入到了民俗茶艺中，使得很多的民俗茶艺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茶艺，例如“昆明的九道茶”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九道茶主要流行于中国西南地区，以云南昆明一带最为时尚。泡九道茶一般以普洱茶最为常见，多用于家庭接待宾客，所以，又称迎客茶，温文尔雅是饮九道茶的基本方式。因饮茶有九道程序，故名”九道茶”。

一是赏茶:将珍品普洱茶置于小盘，请宾客观形、察色、闻香，并简述普洱茶的文化特点，激发宾客的饮茶情趣。

二是洁具:迎客茶以选用紫砂茶具为上，通常茶壶、茶杯、茶盘一色配套。多用开水冲洗，这样既可提高茶具温度，以利茶汁浸出；又可清洁茶具。

三是置茶:一般视壶大小，按1克茶泡50-60毫升开水比例将普洱茶投入壶中待泡。

四是泡茶：用刚沸的开水迅速冲入壶内，至3-4分满。

五是浸茶：冲泡后，立即加盖，稍加摇动，再静置5分钟左右，使茶中可溶物溶解于水。

六是匀茶：启盖后，再向壶内冲入开水，待茶汤浓淡相宜为止。

七是斟茶：将壶中茶汤，分别斟入半圆形排列的茶杯中，从左到右，来回斟茶，使各杯茶汤浓淡一致，至八分满为止。

八是敬茶：由主人手捧茶盘，按长幼辈份，依次敬茶示礼。

九是品茶：一般是先闻茶香清心，继而将茶汤徐徐送入口中，细细品味，以享饮茶之乐。

可以看到这里既有民俗又有传统茶艺的影子。

居住在云南、贵州、湖南、广西毗邻地区的侗族、瑶族和这一地区的其他兄弟民族，他们世代相处，十分好客，相互之间虽习俗有别，但却都喜欢喝油茶。因此，凡在喜庆佳节，或亲朋贵客进门，总喜欢用做法讲究,佐料精选的油茶款待客人。

做油茶，当地称之为打油茶。打油茶可以说是侗族和瑶族的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饮茶习俗，光从原始和纯粹的制茶方式来看，是单调且特色不鲜明的，但是在行茶的程序中融入了传统茶艺的意境和手法之后，无论从音乐、服饰和器具上来说，融入了传统茶艺的打油茶，在民俗茶艺表演中具有很强的可观性和艺术性。

中华传统茶艺和民俗茶艺，我认为它们的区别主要有：一是文化背景的不同，二是音乐服饰的不同，三是茶具及茶台的布置不同，四是泡茶的手法和步骤有些区别；而它们可以融合之处就在于品饮的艺术，“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56个兄弟民族，由于所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的不同，以及生活风俗的各异，使每个民族的饮茶风俗也各不相同。在生活中，即使是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域，饮茶习俗也各有千秋。不过把饮茶看作是健身的饮料、纯洁的化身、友谊的桥梁、团结的纽带，在这一点上又是共同的。所以中华传统茶艺能很好的融入到民俗茶艺当中去，把民族的茶艺真正的提升到一个雅俗共赏的层次。相信我们能很好的找到中华传统茶艺与民俗茶艺的契合点，把我国的民俗茶艺推向国际化的舞台。

茶道和茶文化的区别范文第3篇

一、“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2）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诤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4）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5）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6）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7）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8）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2）李肇：《国史补》下卷。

（3）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4）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见注（1），第143～145页。

（6）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7）《宋史·黄廉传》。

（8）（9）《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10）《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文管会普查队：《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研究》1990年第4期；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文管会文物普查队：《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26）（27）（28）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页。

茶道和茶文化的区别范文第4篇

第一站：蒙顶山—中峰万亩生态观光茶园—茶马司

位于雅安市名山县的国家4A级景区蒙顶山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和世界茶文化圣山，是世界茶人“寻根”和“朝圣”的圣地。蒙顶山上的皇茶园、皇茶大道旁两千多年历史的甘露井、景区内的茶文化博物馆定会让你不负此行。

第二站：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从四川雅安出发，经天全、康定到昌都的左贡同云南的茶道相汇。行走在雅安天全县茶马古道，两旁酒肆林立、客栈密集，漫步其间，你可以重新体验当年“自古行商要道，背夫往来不绝”的场景。

第三站：茶文化主题酒店

西康大酒店是中国首家茶文化主题酒店。100多幅画面构建的“茶语廊”向你讲述雅安茶文化的历史；大厅的“茶之道”根雕，再现着西汉以来茶马盛市情景和茶马古道的艰辛；琳琅满目的藏茶工艺品堆满“物语屋”，砖茶建成的“茶语屋”等定会让你称绝。

周末两日游：

第1天

蒙顶山旅游区：蒙顶山最高峰上清峰，海拔1456米。离雅安市15千米，318国道纵贯景区，成都－雅安高速公路两条引道与蒙山和百丈湖直接相连，交通十分方便。贡茶源地的千年茶文化值得我们用心感受、细细品味。

第2天

荥经龙苍沟：龙苍沟部级森林公园以森林植物多样性和水景为主，占地11.36万亩，最高海拔2950米，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每年4、5月的杜鹃花、鸽子花盛开景象颇为壮观，世界最大的野生珙桐林也让人拍手称奇。你还可以在回程时逛逛荥经砂锅一条街，说不定能在被称为“中华砂器第一乡”的荥经淘到一些喜欢的宝贝。

经典景区游：

第一站：蒙顶山

蒙顶山集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祭祀文化、红军文化于一体的景区，与峨眉山、青城山齐名，并称为蜀中三大历史文化名山。你可以观赏景区优美的自然风景，享受导游为大家讲解悠久的茶文化，也可在天盖寺旁的仙茶楼处亲自品喝蒙顶山茶。此地特产有蒙顶山六珍，即美味玉带空心果、蒙顶梆梆鱼、蒙茶菜、贡茶酒、蒙顶跳舞菇、蒙顶方竹笋。

第二站：碧峰峡

位于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北部的碧峰峡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大熊猫基地所在地，距成都市136千米，距成雅高速公路口15千米，距雅安市城区16千米，属砂岩、砾岩、泥岩构成的峡谷型自然风景区，“素有天府之肺”的美称。你不但可以在生态风景区、生态动物园欣赏动植物美景，还可以在极限运动中心、生态别墅、森林探险地尽情玩乐。

第三站：上里古镇

位于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北部的上里古镇是四川省十大古镇之一，距成都市147千米，距成雅高速公路口26千米，距雅安市城区27千米。古镇二水环绕，背面靠山，镇内茂林、古树、溪水、古桥、老街与明清古建筑相映成趣，其中，二仙桥、双节孝牌坊、九世同居坊、韩家大院为代表的古院落建筑群，木质浮雕工艺精湛、惟妙惟肖。

第四站：东拉山大峡谷

东拉山大峡谷位于雅安市宝兴县西北部。距离成都市 240千米，是集高山峡谷、原始生态、海子、红叶为一体的休闲度假、科考的综合性风景区。东拉山大峡谷景区的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有包括大熊猫、牛羚、金丝猴等在内的近300余种动物，还有以珙桐、连香树等珍稀树种为代表的上千种植物，因此你在这儿能感受到猿啼空谷、鸟鸣山涧的原始野趣。而近千公顷原始野生桂花群落，时至春末夏初便花绽枝头，从山岭到沟谷，一定也沁你心脾。

茶道和茶文化的区别范文第5篇

关键词：茶文化旅游；茶业经济；茶文化；发展

1茶文化旅游发展的背景与茶业经济发展价值

1.1茶文化旅游发展背景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工业等相关领域飞速发展，并实现了巨大的变革，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同样也产生了诸多变化，其中人民群众越发重视旅游休闲娱乐方面的需求满足，这也代表了我国旅游业成为了第三产业中极具生命力的发展产业之一，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领域中茶文化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地区以本地茶叶发展和旅游业发展紧密结合，打造茶文化旅游的新型增长点，例如福建省武夷山以大红袍茶文化为基础，推出了印象大红袍体验旅游项目。诸如此类，茶文化旅游的发展不仅仅体现为旅游形式的创新，更加推动了相关地区茶业经济的发展进程，也为我国茶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加直观的渠道与路径，进一步提升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融合的效果。

1.2茶业经济发展的价值

茶文化在我国已传承多年，其中普洱、龙井等诸多茶品种已经被社会大众耳熟能详，每一种茶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背景以及丰富的茶文化内涵，经过数千年的积淀之后，我国的茶文化以及茶叶品鉴、制作等相关工艺飞速发展，并共同凝聚成茶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至今，我国茶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进程中依托茶文化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价值，特别是我国当前不同的产茶地域，其茶文化各有不同，例如传统文化中的咏茶、品茶等特色茶文化活动也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因此可以以此类茶文化活动和茶文化载体作为旅游项目的特色，着重开发茶文化旅游资源，不断提升茶文化旅游相关产品的重要文化内涵，既推动了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样也能以茶文化旅游作为载体，为更多的人民群众提供就业岗位，进而实现地区社会稳定的目标。

2茶文化旅游发展中茶业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2.1旅游产品需求缺少创新

在不同地区茶业经济发展中，可以将茶文化旅游作为重要的发展要素，既推进了旅游行业的发展，同样也起到了传承茶文化的作用和意义。在旅游产业发展中越来越多的游客希望进行深度游体验游，与以往相对于浅尝辄止的旅游消费需求有了较大的差异，这也使得游客在进行茶文化旅游时的消费需求随之增长。出现此类问题急需茶文化旅游发展产业进一步创新旅游产品，全面迎合消费者和游览者的口味和需求，在旅游业飞速发展的前提之下，迅速抢占茶文化旅游的先机。另一方面，茶文化旅游在我国旅游产业发展中仍旧为相对新兴的产品之一，再加上我国茶文化历史悠久，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进一步探究茶文化的起源以及茶文化独特的内容，深入体会品茶、鉴茶以及茶叶制作等相关工艺，游客们希望能够深入到茶文化旅游体验之中，对此需要不断创新茶文化旅游项目，以此助推茶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很多地区的茶文化旅游以及茶业经济发展仍然留存于表面，处于旅游开发的初期阶段，难以充分焕发茶文化旅游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

2.2缺少对茶文化资源的挖掘

在旅游市场发展进程中，行业规范尤为重要，需要对当前我国旅游市场秩序进行严格的规范与管理，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也采取了更有针对性的管理手段与措施，强化了政府对于旅游产业发展进程中的监督与指导，但是在我国很多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中仍然存在较多乱象。例如茶文化旅游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茶业经济的发展，但是很多地区仍然缺少对茶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甚至有时难以保障相关旅游产品的质量和水平，在茶文化元素挖掘方面有时存在盗版和伪造的问题。如部分地区在开发茶文化旅游项目时，受到茶叶生产地域的限制，直接在不符合该品种茶叶种植和生产的区域打造盗版的茶文化园和采摘中心等，以求让游客进行体验种植和采摘，虽然实现了对游客的引流，但是此种做法也对茶文化旅游产业的深入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难以有效助推茶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2.3茶文化旅游宣传水平存在问题

当前不同地区在茶文化旅游项目以及茶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采取的宣传和推荐手段各具差异，虽然很多地区在进行茶文化旅游宣传时会选择抖音、快手、微博等新兴多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旨在最大程度上扩大宣传的范围，但是宣传到位并不意味着茶文化旅游相关产品的质量能够随之增长，这也会导致大幅度涌入的游客会给地区茶文化旅游项目，甚至是茶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反之，如果一味重视茶文化旅游项目以及产业经济发展项目的质量和水平，而忽视了宣传与推荐，也往往会导致相关茶叶产品难以向外推广，并进一步产生滞销的问题，不利于茶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3茶文化旅游与茶业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3.1明确二者的功能和定位

首先要明确茶叶产品的定位。茶文化旅游以及茶业经济发展首先需要保障相关茶叶产品的质量和水平，要明确茶叶产品的定位，有效提升相关产品的知名度。可以通过外部形象打造进行推广，让诸多实体化有形化的茶叶产品逐渐塑造为独特的茶叶品牌，并成为相关地区的特色品牌之一，以更好的实现在行业市场竞争中有效的市场区分，强化品牌的引导力量，有效提高广大消费者对于茶文化以及相关茶叶产品的关注度。其次，要明确茶叶产品的功能性定位，在进行茶产品的展示时，可以将其作为茶文化旅游的重要项目和活动之一，以此提升广大游客的购买欲望，并进一步推动本地区茶业经济的发展进程。在进行茶产品的展示和宣传时，可以集中呈现查产品的功效以及主要核心价值理念，可以通过商业化的包装手段和宣传渠道，着力突出茶文化及茶产品的特色，并进一步获得良好的茶业经济收益价值。最后，可以以茶文化旅游作为重要的发展平台和渠道，畅通本地与外界茶业经济市场的联通性，既提升茶产品的知名度，同样也能助推该地区茶文化旅游的发展和进步。

3.2全面保障茶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根基

茶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在于该地区茶叶产业的发展前景，要始终站在全局化发展的角度，明确茶叶产品与茶文化旅游，甚至是整条茶业经济发展的链条之间的连通性，明确此条价值链的价值实现，实现地区自然与社会经济有效融合发展的良好前景。在茶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要全力打通茶叶产品与茶文化之间的融合性效果，促进与相关茶文化旅游产品的深度融合，实现茶文化旅游与地区茶叶产品和茶叶产业的良性发展前景，为茶业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驱动力。

3.3着力凸显茶文化旅游的发展特色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在茶文化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和不同，因此在发展茶文化旅游时，也可以将此类特色和不同作为吸引消费者和旅游人群的重要着力点之一。在各地区茶文化旅游项目的挖掘和发展进程中，需要充分了解该地区茶文化的发展进程以及历史渊源、主要发展特点等，并以此作为茶文化旅游项目的特色要素，进一步助推茶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例如，如果本地区的茶叶采摘旅游项目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可以在采摘时节集中开办茶文化旅游节或茶文化旅游纪念日等等，进一步凸显茶文化旅游的重要特色，让游客能够在游览的过程中深入体会茶叶的种植、采茶、烘焙以及相关茶艺艺术，不断增强游客游览的体验感，同时也能加大旅游者对于该地区茶文化以及相关历史文化的了解，大力推动茶业经济的发展和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3.4打造更加融合的客户关系管理网络

茶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以及茶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相关游客以及茶叶销售链条中的相关渠道经营商，游客和中间渠道商同样也是客户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为了深入推进茶文化旅游项目以及茶业经济的发展，需要着力打造更加融合的客户关系管理网络，首先在中间渠道商方面需要充分认识到渠道商是茶文化以及茶业经济发展链条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要明确渠道商与茶业经济之间的稳固性关系。例如可以在茶文化旅游节和主题纪念日等重要节点邀请渠道商进行参与，提高渠道商与地区茶业经济之间的连通性。另一方面，需要把握好游客这一客户关系主体，可以在茶文化交流活动以及文化节等重要的活动节日，大力推广茶叶产品，吸引国内外的游客前来参观，与此同时可以借由不同的茶文化旅游项目以及茶文化节等，提高茶产品以及茶文化的宣传与引导，推广相关茶保健知识，不断增加茶文化的喜爱人群，为茶业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商机和发展人群。最后，在发展茶业经济和茶文化旅游项目时可以充分应用各类多媒体信息技术手段和平台，提高对茶文化旅游项目以及茶文化的宣传与引导，不断增强茶文化的民间认同性，为茶业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总而言之，在我国历史文化发展中，茶文化尤为重要，同样也是我国民族文化精神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进一步促进茶业经济发展，可以以茶文化旅游作为重要的发展平台，对此本文从茶文化旅游发展的背景以及茶业经济发展价值出发，探索茶文化旅游发展中茶业经济的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针对茶文化旅游与茶业经济发展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我国茶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肖黎.茶文化旅游与茶业经济发展相关问题探究[J].福建茶叶,2020(10):74-75.

[2]魏嘉莹.茶文化旅游与茶业经济发展相关问题探究[J].种子科技,2020(14):115-117.

茶道和茶文化的区别范文第6篇

中国没有茶道的规程仪式，但是我们都不否认中国也是有茶道的。有人将中国的茶道就称做"茶文化"，其实两者还是有概念上的区别的，可以说茶道是茶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专门定义一个茶道意义上的茶文化，也是可以的。中国茶文化历史攸久、层次复杂、内容丰富，而日本茶道自成体系，有其严格的程式。但是总的来说都是取茶的清心、静气、养神、助智等精义，应该说都是健康向上的。有学者认为，日本的茶道与中国的茶道有渊源关系。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主要有以下几点明显区别：1．中国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儒、道、佛为一体，三者之间是互相补充的多、相互抵触的少，从而使中国的茶文化内容非常丰富，从哪个层次、哪个方面讲都可以做出宏篇大论来。日本茶道则主要反映中国禅宗思想，当然也融进了日本国民的精神和思想意识。中国人"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这四条都是通过饮茶贯彻儒家的礼、义、仁、德等道德观念以及中庸和谐的精神。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公开申明的"茶禅一位"，吸收了中国茶文化思想的部分内容，它规劝人们要和平共处，互敬互爱，廉洁朴实，修身养性。

2．日本茶道程式严谨，强调古朴、清寂之美；中国茶文化更崇尚自然美、随和美。日本茶道主要源于佛教禅宗，提倡空寂之中求得心物如一的清静之美是顺理成章的。但它的"四规"、"七则"似乎过于拘重形式，打躬静坐，世人是很少能感受到畅快自然的。中国茶文化最初由饮茶上升为精神活动，与道教的追求静清无为神仙世界很有渊源关系，作为艺术层面的中国茶文化强调自然美学精神便成了一种传统。但是中国的茶道没有仪式可循，往往也就道而无道了，影响了茶文化精髓的作用发挥和规范传播。所以一说茶道，往往首推日本。3．中国茶文化包含社会各个层次的文化；日本茶文化尚未具备全民文化的内容。中国茶文化自宋代深入市民阶层，其最突出的代表便是大小城镇广泛兴起的茶楼、茶馆、茶亭、茶室。在这种场合，士农工商都把饮茶作为友人欢会、人际交往的手段，成为生活本身的内容，民间不同地区更有极为丰富的"茶民俗"。日本人崇尚茶道，有许多著名的世家，茶道在民众中亦很有影响，但其社会性、民众性尚未达到广泛深入的层面。也就是说，中国的茶道更具有民众性，日本的茶道更具有典型性。"四规"：待客亲善，互相尊敬，环境幽静，陈设高雅。 "七则"：点茶的浓度，茶水的质地，水温的高低，火候的大小，煮茶的炭料，炉子的方位，插花的艺术。

茶道和茶文化的区别范文第7篇

藏族所居的青藏高原地区，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素不产茶。为什么藏族却对茶情有独钟，饮茶蔚然成风呢？历史证明：一种社会生活习惯和一种民族习俗的形成，总是离不开其所处环境的物质条件以及人们生活对这种习惯的共同需要。藏族饮茶之习的形成正是这样。一方面，藏族所居的地方高寒、缺氧、干燥；其膳食以糌粑、牛羊肉为主，缺少蔬茶。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及单宁酸、茶碱等成份，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等功能，可弥补其膳食结构的不足，正所谓“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②。因此，藏族对茶有必然的需求；另方面，藏区虽不产茶，但与其毗邻的四川、云南等地却是盛产茶叶之乡，由于藏区很早就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青藏高原与内地长期保持着紧密的经济交流互补关系。千百年来四川、云南所产之茶源源不断地输入藏区，完全满足能藏族人民之需。而藏区的土特产品也随着茶叶输藏的贸易被传输到内地，弥补了内地所缺。于是一条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交通线，在藏汉民族商贩、背伕、驮隊、马帮的劈荆斩棘努力下，在历代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被开辟出来。它像一条绿色的飄带，横亘于青藏高原与川、滇之间，蜿蜒曲折于世界屋脊之上。穿过祟山峻岭、峽江长河，越过皑皑雪原、茫茫草地，像一条剪不断的纽带，把内地与藏区相连接；似一座跨越时空的金桥，把汉藏民族的兄弟情谊传送。由于唐代以来这种贸易关系主要是以内地之茶与藏区之马进行交换的形式进行，故历史上称之为“茶马互市”，或“茶马贸易”。伴随这一贸易而开通的商道，也就被称为“茶马古道”。但事实上，随着西藏与祖国统一关系的加強，汉藏贸易的发展，“茶马互市”的内容早已不限于茶和马，藏区的羊毛、皮张、药材、矿产等土特产和内地的布匹，锦缎、五金、日用百货等也都是互市的商品。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并不只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远达欧洲。三条大道中，以川藏道开通最早，运输量最大，历史作用较大。本文仅就川藏茶马古道论述，它道则非本文所及。

一、川藏茶马古道的形成与路线

（一）、早期的茶马古道

四川古称“天府”，是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已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③。当时，蜀郡的商人们常以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旄）牛夷邛、莋等部交换牦牛、莋马等物。茶作为蜀之特产应也在交换物之中。这一时期进行商贸交换的道路古称“牦（旄）牛道”，它可算是最早的“茶马古道”。其路线是：由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崍）、雅安、严道（荣经），逾大相岭，至旄牛县（汉源），然后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西汉沈黎郡郡治地），渡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今康定县新都桥、塔工一带）的旄牛王部中心。沈村是进行交易的口岸。不过，这时饮茶之习在我国尚未普遍形成，茶叶在内地还主要是作为药物被人们使用④。价高量少，尚不可能被藏区大量使用。输入藏区的茶，这时数量有限。

（二）、唐宋时的茶马古道

唐代，吐蕃兴起于青藏高原后，大力吸取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特别是伴随文成、金城公主下嫁而兴起的唐蕃政治、经济、文化大交流，使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唐人饮茶之习也被传入吐蕃，逐渐成为上层人士和寺院僧侶的风习。唐人陸羽的《茶经》记载：茶在唐代有五种名称，“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莈，四曰茗，五曰荈”。“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藏语称茶为“槚”（ja），显然是借用了唐时汉语对茶的称呼。可证茶叶是唐时开始大量输入藏区的。

不过，茶传入吐蕃之初，仍仅仅是被作为一种珍贵的医疗保健品在吐蕃王室中使用。并未作为一种日常饮料。这在藏、汉文史料中都可找到印证：藏文史籍《汉藏文书》中记载，松赞干布的曾孙都松莽布支（670－704在位）原先体弱多病，后来用茶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⑤。唐代汉文史籍《国史补》记载：唐德宗时，常鲁公出使吐蕃，闲时在帐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到后十分奇怪，“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⑥。考寿州、舒州在皖，顾渚在浙，蕲门在鄂，昌明在蜀，灉湖在湘。都是唐代名茶产地。赞普虽拥有中原这些最名贵的茶，但却不晓其烹饮之法。由此证明：吐蕃在7世纪时已从内地得到有不少茶叶，但当时主要为王室所拥有，作为保健品使用；还不懂烹茶之法，尚未形成饮茶的社会生活习惯。

根据史料记载，内地饮茶之习也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才开始形成。唐人封演在其《见闻录》中记载：开元中佛教禅宗盛行，僧人坐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社会）风俗”⑦。随着唐蕃之间的交往增强，特别是内地的大量禅僧相继到吐蕃传法或经由吐蕃去天竺求法，使这种饮茶习俗也传播到藏地。自9世纪初热巴巾规定“七户养一僧”后，藏地僧人再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对于每日长时间坐静诵经的藏僧来说，汉僧的饮茶之习此时更具有了效法的价值，它不仅能达到“破睡”、“涤烦疗渴”的生理方面的功效，而且能给这些僧人单调孤寂的生活以心理上的慰藉。因此，饮茶的风气首先在藏地僧人和寺庙中蔓延开来，烹茶之艺也在僧人中首先讲究起来。藏史称：“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后来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⑧。正说明最初把烹茶、饮茶的生活方式传入吐蕃的是来自汉地的僧人。

9世纪中，朗达玛开展“灭佛”后，寺院被毁，僧人被迫还俗。融入民间的僧人，将他们的饮茶习惯传播于人民大众中。加之，晚唐以后，唐蕃关系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平友好共处时期。由于“安史之乱”对内地农业严重破坏，唐朝需要从藏区长期输入马、牛，便以缣（丝织品）、茶等物与吐蕃市易。从而使双方间官方和民间的贸易都大大活跃起来，不仅在陇、蜀、洮、岷一带出现了官方开办的市易区，民间贸易渠道也发展起来。大量价格较低廉的茶输入藏区，为藏区普通民众饮茶创造了条件，从那以后，饮茶作为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习俗，便自然而然地在藏族中逐渐形成了。

五代及宋时，内地战乱频仍，需要从藏区采购很多战马，同时，中央政府为了籍助茶叶贸易加強与藏区各部路的政治关系。于是正式建立起了“以茶易马”的互市制度，使茶叶输藏成为政府专门管理的一项重大国策，从而保证了茶叶能长期、稳定地供应藏区，推动了藏族社会饮茶之习的发展。茶马古道亦随之有了较大的展拓。

唐宋时期的茶马大道主要为“青藏道”，即通常所说的“唐蕃古道”。唐蕃古道在前期主要是一条政治交往之路，后期则成为汉藏贸易进行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这条道路东起关中地区，经过青海，从四川西北角的邓玛（原邓柯县），过金沙江，经昌都地区、那曲地区至拉萨（逻些）。唐时，互市未限定口岸。宋朝则在熙、河、兰、湟、庆等州设置专门的茶马互市的市场，实行茶叶专卖的“引岸”制度。这一时期虽在四川的黎（汉源）、雅（雅安）亦设立茶马互市口岸，专门供应康区茶叶。但由于当时所易三马的主要产自青海一带，故大量的川茶是从川西的邛崃、名山、雅安和乐山等地经成都、灌县（都江堰）、松州（松潘），过甘南，输入青海东南部，然后分运至西藏、青海各地。这条茶道一直延续至今，经由这路输往藏区的川茶被称为“西路茶”。

（三）、明清时的茶马古道

元代，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为发展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交通，元政府在藏区大兴驿站，于朵甘思境内建立19处驿站，从而使四川西部与西藏间的茶马大道大大延伸。明朝特别重视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政府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限制入藏销售数量，抑制茶商投机倒把。由于朝廷对朝贡者不仅厚赏崇封、赏赐“食茶”，还允其在内地采购限额外的茶叶。从而使藏区宗教上层、地方首领，纷纷朝贡求封，有的直接奏称“今来进贡，专讨食茶”⑨；返回时总是“茶驮成群，络绎于道”。为了加強与长河西、朵甘思各部的关系，缩短运距、方便茶运，明太祖命四川官府劈山开道，开辟了自碉门（天全）经昂州（岩州，今泸定岚安镇）逾大渡河至长河西（康定）的“碉门路”茶道，并于昂州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成化六年（1476），又规定乌思藏、朵甘思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于是，四川不仅是边茶的主要生产地，而且成为了“茶马互市”的最主要贸易区。形成了黎、雅、碉门、岩州、松潘五大茶市口岸。

明代川藏茶道分为“南路”（黎碉道）和“西路”（松茂道）两条。“南路”茶道中，由雅州至打箭炉段又分为两路：一路由雅安经荣经，逾大相岭至黎州，经泸定沈村、磨西，越雅加埂至打箭炉，因其是自秦汉以来就已存在的大道，故名为“大路”；另一条是自雅安经天全两河口，越马鞍山（二郎山），经昂州，过大渡河，至打箭炉。因系山间小道，故又称为“小路”。由这两条路上运输的茶，分别被称为“大路茶”与“小路茶”。自打箭炉至西藏的茶道路线是：打箭炉北行，经道孚、章古（炉霍）、甘孜，由中扎科、浪多、柯洛洞、林葱（原邓柯县）至卡松渡过金沙江，经纳夺、江达至昌都。然后经类乌齐、三十九族地区（丁青、巴青、索县等地），至拉萨。由于这条路所经大部分地区为草原，适合大群驮隊行住，故自明至清，一直是川藏茶商驮隊喜走之路。“西路”茶道由灌县沿岷江上行，过茂县、松潘、若尔盖经甘南至河州、岷州，转输入青海。

清代，四川在治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驻藏的官员、派遣的戍军、所需之粮饷，基本上都由四川揀派、供应。四川与西藏关系的密切，进一步推动了川藏的“茶马贸易”。不过这一贸易已不再是“以茶易马”，而是以茶为主，包括土产、百货等各种物资的全面的汉藏贸易。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打箭炉（康定）设立茶关。之后，又于大渡河上建泸定桥，开辟直达打箭炉的“瓦斯沟路”。打箭炉成为了川茶输藏的集散地和川藏茶马大道的交通枢纽。康熙五十七年，为平定准噶尔乱藏，开辟了自打箭炉经里塘、巴塘、江卡（芒康）、察雅至昌都的川藏南路大道，沿途设立粮台、塘铺。由于这条路主要供驻藏官兵和输藏粮饷来往使用，故习惯上称之为“川藏官道”。但实际上此道也经常是茶商驮队行经之路；而由打箭炉经道孚、甘孜、德格、江达至昌都的茶马古道，则习惯上被称为“川藏商道”。两道汇合于昌都。由昌都起又分为“草地路”和“硕达洛松大道”两路，至拉萨汇合。“硕达洛松大道”由昌都经洛隆宗、边坝、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至拉萨；“草地路”即上述的由昌都经三十九族至拉萨的古代茶道。昌都是两条川藏茶道的汇合点，也是滇藏、青藏交通的总枢纽，因而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又一重要口岸。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与现代功能

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主要有以下四点：

1、茶马古道是一条政治、经济纽带。促进了西藏与祖国的统一和藏汉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介绍给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地互补互利经济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使藏汉民族形成了在经济上相依相成，互相离不开的格局。由此而进一步推动了藏区与祖国的统一，藏、汉民族的团结。在历史上，宋朝、明朝尽管未在藏区驻扎一兵一卒，但却始终与藏区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令藏区各部归服，心向统一。其中茶马古道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2、茶马古道带动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沿着这条道路、伴随茶马贸易不仅大量内地的工农业产品被传入藏区丰富了藏区的物资生活，而且内地的先进工艺、科技和能工巧匠也由此进入藏区，推动了藏区经济的发展。例如因茶叶运输的需要，内地的制革技术传入藏区，使藏区的皮革加工工业发展起来；又如因商贸的发展，内地的淘金、种菜、建筑、金银加工等技术和技工大量经由此道输入，推动了藏区农作技术、采金技术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由于交易物品的扩展，藏区的虫草、贝母、大黄、秦芄等药材被开发出来，卡垫、毪子和民族手工艺品生产也被带动起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往了藏区。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口岸交易的川茶达3万引，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清代经打箭炉出关的川茶每年达1400万斤以上。同时，大批的藏区土特产也经由此路输出。据1934年统计，由康定入关输向内地的有麝香4000斤、虫草30000斤、羊毛5500000斤、毪子60000多根等，共值银400余万两⑩。可见汉藏贸易规模之大。在这一贸易的带动下，藏区商业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藏商，如“邦达仓”、“三多仓”、“日升仓”等（仓，藏语意为家。这里用作商号）；出现了集客栈、商店、中介机构为一身的特殊经济机构－－锅庄。康巴处于条大道的中心，受这种环境的熏陶，最早改变了重农轻商的观念，养成了经商的习惯。康巴商人的精明能干，由此远近闻名。

3、促进了藏区城镇的兴起和发展。茶马古道上的许多交易市场和驮隊、商旅的集散地、食宿点，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为居民幅凑的市镇。促进了藏区社会的城镇化发展。如打箭炉在元代尚为荒凉的山沟。明代开碉门、岩州茶马道后，这里逐渐成对大渡河以西各驮隊集散之地，清代开瓦斯沟路，建泸定桥，于其地设茶关后，迅速成为“汉番幅凑，商贾云集”的商业城市。西藏和关外各地的驮队络绎不绝地来往于此，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这里齐集。形成了以专业经营的茶叶帮，专营黄金、麝香的金香帮，专营布匹、哈达的邛布帮，专营药材的山药帮，专营绸缎、皮张的府货帮，专营菜食的干菜帮，以及专营鸦片、杂货的云南帮等。出现了48家锅庄，32家茶号以及数十家经营不同商品的商号。兴起了缝茶、制革、饮食、五金等新兴产业。民居、店铺、医院、学校、官署、街道纷纷建立，形成为一座闻名中外的繁荣热闹的“溜溜的城”。又如昌都由于是川藏、滇藏、青藏三条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亦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而成为康区重镇和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

4、沟通了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茶马贸易的兴起使大量藏区商旅、贡使有机会深入祖国内地；同时，也使大量的汉、回、蒙、纳西等民族商人、工匠、戍军进入藏区。在长期的交往中，增进了对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和亲和感，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新文化格局。在茶马古道上的许多城镇中，藏族与汉、回等外来民族亲密和睦，藏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纳西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出现复合、交融的情况。例如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也有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等汉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道观。各地来的商人还在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館、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戏剧传入藏区。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飲食被相互吸纳；不同的民族习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谐。文化的和谐又促进了血缘的亲合，汉藏联姻的家庭在这里大量产生。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茶马古道之上。

茶马古道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作用。那么，在藏区现代化的发展的今天它还能发挥什么功能与作用呢？我认为它至少在下列三方面仍将产生重要的功用：

1、茶马古道是祖国统一的历史见证，是民族团结的象征。由藏汉等族人民开辟的这条道路，证明了西藏归属中国的历史必然性，证明了藏区与祖国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证明了藏族与汉族和其它兄弟民族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它就象一座历史的丰碑，穿越千年时空，让人感受到汉藏情谊的隽永与深厚。

2、茶马古道是一份丰厚的旅游资源，在藏区的旅游业的发展中具有巨大的价值。茶马古道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有很大的旅游吸引力。古道上茶夫在石上留下的斑斑杖痕、驮队踏出的蜿蜒草地小径，能让人浮想联翩，追寻那千年的史迹；古道沿途的村寨、牧场风光绮丽，民俗奇特而各有地域差异。城镇中多元文化汇集、绚烂多姿，都能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将这些开发为旅游观光的项目推出，具有独特的优势。

3、深入发掘茶马古道的文化内涵，对于推进藏汉地区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道路，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伴随这一古道诞生的藏族茶文化、商贸文化就值得深入发掘。以茶文化而论，藏族对茶的医疗作用见解独特，早在14世纪时，就根据茶的生长地理环境、施肥种类、烘制方法的差异，将茶分为十六种，分别用以治疗流涎、胆热、痴愚、胃病、血病、风病、魔病等症⑾。藏族饮茶、用茶的礼俗更体现了一种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集中了茶文化的精髓。这些礼俗可以归纳为“敬”、“逸”、“和”、“静”、“怡”五字。即：献茶有礼，是为敬；用茶不羁，是为逸；以茶调食，是为和；饮茶宁心，是为静；茶事寓乐，是为怡。这种礼俗对陶冶民族情操起了重要作用，充分发掘有关文化内涵，赋予其现代意义。不仅能提高藏区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且对宏扬民族优秀文化、义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注：

①、杨仲华：《西康纪要》第九章。

②、＜明〉谈修：《滴露漫录》。

③西汉王褒在其《僮约》中有“牽犬贩鹅，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买茶”的记载。可见当时川西集市上已有茶叶买卖。

④、《神农本草》载：“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⑤、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本上篇

⑥、＜唐〉李肇：《国史补》卷下。

⑦、＜唐＞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⑧、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本上篇

⑨、《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p165。

茶道和茶文化的区别范文第8篇

藏族所居的青藏高原地区，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素不产茶。为什么藏族却对茶情有独钟，饮茶蔚然成风呢？历史证明：一种社会生活习惯和一种民族习俗的形成，总是离不开其所处环境的物质条件以及人们生活对这种习惯的共同需要。藏族饮茶之习的形成正是这样。一方面，藏族所居的地方高寒、缺氧、干燥；其膳食以糌粑、牛羊肉为主，缺少蔬茶。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及单宁酸、茶碱等成份，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等功能，可弥补其膳食结构的不足，正所谓“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②。因此，藏族对茶有必然的需求；另方面，藏区虽不产茶，但与其毗邻的四川、云南等地却是盛产茶叶之乡，由于藏区很早就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青藏高原与内地长期保持着紧密的经济交流互补关系。千百年来四川、云南所产之茶源源不断地输入藏区，完全满足能藏族人民之需。而藏区的土特产品也随着茶叶输藏的贸易被传输到内地，弥补了内地所缺。于是一条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交通线，在藏汉民族商贩、背伕、驮隊、马帮的劈荆斩棘努力下，在历代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被开辟出来。它像一条绿色的飄带，横亘于青藏高原与川、滇之间，蜿蜒曲折于世界屋脊之上。穿过祟山峻岭、峽江长河，越过皑皑雪原、茫茫草地，像一条剪不断的纽带，把内地与藏区相连接；似一座跨越时空的金桥，把汉藏民族的兄弟情谊传送。由于唐代以来这种贸易关系主要是以内地之茶与藏区之马进行交换的形式进行，故历史上称之为“茶马互市”，或“茶马贸易”。伴随这一贸易而开通的商道，也就被称为“茶马古道”。但事实上，随着西藏与祖国统一关系的加強，汉藏贸易的发展，“茶马互市”的内容早已不限于茶和马，藏区的羊毛、皮张、药材、矿产等土特产和内地的布匹，锦缎、五金、日用百货等也都是互市的商品。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并不只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远达欧洲。三条大道中，以川藏道开通最早，运输量最大，历史作用较大。本文仅就川藏茶马古道论述，它道则非本文所及。

一、川藏茶马古道的形成与路线

（一）、早期的茶马古道

四川古称“天府”，是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已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③。当时，蜀郡的商人们常以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旄）牛夷邛、莋等部交换牦牛、莋马等物。茶作为蜀之特产应也在交换物之中。这一时期进行商贸交换的道路古称“牦（旄）牛道”，它可算是最早的“茶马古道”。其路线是：由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崍）、雅安、严道（荣经），逾大相岭，至旄牛县（汉源），然后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西汉沈黎郡郡治地），渡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今康定县新都桥、塔工一带）的旄牛王部中心。沈村是进行交易的口岸。不过，这时饮茶之习在我国尚未普遍形成，茶叶在内地还主要是作为药物被人们使用④。价高量少，尚不可能被藏区大量使用。输入藏区的茶，这时数量有限。

（二）、唐宋时的茶马古道

唐代，吐蕃兴起于青藏高原后，大力吸取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特别是伴随文成、金城公主下嫁而兴起的唐蕃政治、经济、文化大交流，使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唐人饮茶之习也被传入吐蕃，逐渐成为上层人士和寺院僧侶的风习。唐人陸羽的《茶经》记载：茶在唐代有五种名称，“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莈，四曰茗，五曰荈”。“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藏语称茶为“槚”（ja），显然是借用了唐时汉语对茶的称呼。可证茶叶是唐时开始大量输入藏区的。

不过，茶传入吐蕃之初，仍仅仅是被作为一种珍贵的医疗保健品在吐蕃王室中使用。并未作为一种日常饮料。这在藏、汉文史料中都可找到印证：藏文史籍《汉藏文书》中记载，松赞干布的曾孙都松莽布支（670－704在位）原先体弱多病，后来用茶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⑤。唐代汉文史籍《国史补》记载：唐德宗时，常鲁公出使吐蕃，闲时在帐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到后十分奇怪，“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⑥。考寿州、舒州在皖，顾渚在浙，蕲门在鄂，昌明在蜀，灉湖在湘。都是唐代名茶产地。赞普虽拥有中原这些最名贵的茶，但却不晓其烹饮之法。由此证明：吐蕃在7世纪时已从内地得到有不少茶叶，但当时主要为王室所拥有，作为保健品使用；还不懂烹茶之法，尚未形成饮茶的社会生活习惯。

根据史料记载，内地饮茶之习也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才开始形成。唐人封演在其《见闻录》中记载：开元中佛教禅宗盛行，僧人坐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社会）风俗”⑦。随着唐蕃之间的交往增强，特别是内地的大量禅僧相继到吐蕃传法或经由吐蕃去天竺求法，使这种饮茶习俗也传播到藏地。自9世纪初热巴巾规定“七户养一僧”后，藏地僧人再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对于每日长时间坐静诵经的藏僧来说，汉僧的饮茶之习此时更具有了效法的价值，它不仅能达到“破睡”、“涤烦疗渴”的生理方面的功效，而且能给这些僧人单调孤寂的生活以心理上的慰藉。因此，饮茶的风气首先在藏地僧人和寺庙中蔓延开来，烹茶之艺也在僧人中首先讲究起来。藏史称：“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后来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⑧。正说明最初把烹茶、饮茶的生活方式传入吐蕃的是来自汉地的僧人。

9世纪中，朗达玛开展“灭佛”后，寺院被毁，僧人被迫还俗。融入民间的僧人，将他们的饮茶习惯传播于人民大众中。加之，晚唐以后，唐蕃关系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平友好共处时期。由于“安史之乱”对内地农业严重破坏，唐朝需要从藏区长期输入马、牛，便以缣（丝织品）、茶等物与吐蕃市易。从而使双方间官方和民间的贸易都大大活跃起来，不仅在陇、蜀、洮、岷一带出现了官方开办的市易区，民间贸易渠道也发展起来。大量价格较低廉的茶输入藏区，为藏区普通民众饮茶创造了条件，从那以后，饮茶作为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习俗，便自然而然地在藏族中逐渐形成了。

五代及宋时，内地战乱频仍，需要从藏区采购很多战马，同时，中央政府为了籍助茶叶贸易加強与藏区各部路的政治关系。于是正式建立起了“以茶易马”的互市制度，使茶叶输藏成为政府专门管理的一项重大国策，从而保证了茶叶能长期、稳定地供应藏区，推动了藏族社会饮茶之习的发展。茶马古道亦随之有了较大的展拓。

唐宋时期的茶马大道主要为“青藏道”，即通常所说的“唐蕃古道”。唐蕃古道在前期主要是一条政治交往之路，后期则成为汉藏贸易进行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这条道路东起关中地区，经过青海，从四川西北角的邓玛（原邓柯县），过金沙江，经昌都地区、那曲地区至拉萨（逻些）。唐时，互市未限定口岸。宋朝则在熙、河、兰、湟、庆等州设置专门的茶马互市的市场，实行茶叶专卖的“引岸”制度。这一时期虽在四川的黎（汉源）、雅（雅安）亦设立茶马互市口岸，专门供应康区茶叶。但由于当时所易三马的主要产自青海一带，故大量的川茶是从川西的邛崃、名山、雅安和乐山等地经成都、灌县（都江堰）、松州（松潘），过甘南，输入青海东南部，然后分运至西藏、青海各地。这条茶道一直延续至今，经由这路输往藏区的川茶被称为“西路茶”。

（三）、明清时的茶马古道

元代，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为发展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交通，元政府在藏区大兴驿站，于朵甘思境内建立19处驿站，从而使四川西部与西藏间的茶马大道大大延伸。明朝特别重视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政府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限制入藏销售数量，抑制茶商投机倒把。由于朝廷对朝贡者不仅厚赏崇封、赏赐“食茶”，还允其在内地采购限额外的茶叶。从而使藏区宗教上层、地方首领，纷纷朝贡求封，有的直接奏称“今来进贡，专讨食茶”⑨；返回时总是“茶驮成群，络绎于道”。为了加強与长河西、朵甘思各部的关系，缩短运距、方便茶运，明太祖命四川官府劈山开道，开辟了自碉门（天全）经昂州（岩州，今泸定岚安镇）逾大渡河至长河西（康定）的“碉门路”茶道，并于昂州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成化六年（1476），又规定乌思藏、朵甘思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于是，四川不仅是边茶的主要生产地，而且成为了“茶马互市”的最主要贸易区。形成了黎、雅、碉门、岩州、松潘五大茶市口岸。

明代川藏茶道分为“南路”（黎碉道）和“西路”（松茂道）两条。“南路”茶道中，由雅州至打箭炉段又分为两路：一路由雅安经荣经，逾大相岭至黎州，经泸定沈村、磨西，越雅加埂至打箭炉，因其是自秦汉以来就已存在的大道，故名为“大路”；另一条是自雅安经天全两河口，越马鞍山（二郎山），经昂州，过大渡河，至打箭炉。因系山间小道，故又称为“小路”。由这两条路上运输的茶，分别被称为“大路茶”与“小路茶”。自打箭炉至西藏的茶道路线是：打箭炉北行，经道孚、章古（炉霍）、甘孜，由中扎科、浪多、柯洛洞、林葱（原邓柯县）至卡松渡过金沙江，经纳夺、江达至昌都。然后经类乌齐、三十九族地区（丁青、巴青、索县等地），至拉萨。由于这条路所经大部分地区为草原，适合大群驮隊行住，故自明至清，一直是川藏茶商驮隊喜走之路。“西路”茶道由灌县沿岷江上行，过茂县、松潘、若尔盖经甘南至河州、岷州，转输入青海。

清代，四川在治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驻藏的官员、派遣的戍军、所需之粮饷，基本上都由四川揀派、供应。四川与西藏关系的密切，进一步推动了川藏的“茶马贸易”。不过这一贸易已不再是“以茶易马”，而是以茶为主，包括土产、百货等各种物资的全面的汉藏贸易。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打箭炉（康定）设立茶关。之后，又于大渡河上建泸定桥，开辟直达打箭炉的“瓦斯沟路”。打箭炉成为了川茶输藏的集散地和川藏茶马大道的交通枢纽。康熙五十七年，为平定准噶尔乱藏，开辟了自打箭炉经里塘、巴塘、江卡（芒康）、察雅至昌都的川藏南路大道，沿途设立粮台、塘铺。由于这条路主要供驻藏官兵和输藏粮饷来往使用，故习惯上称之为“川藏官道”。但实际上此道也经常是茶商驮队行经之路；而由打箭炉经道孚、甘孜、德格、江达至昌都的茶马古道，则习惯上被称为“川藏商道”。两道汇合于昌都。由昌都起又分为“草地路”和“硕达洛松大道”两路，至拉萨汇合。“硕达洛松大道”由昌都经洛隆宗、边坝、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至拉萨；“草地路”即上述的由昌都经三十九族至拉萨的古代茶道。昌都是两条川藏茶道的汇合点，也是滇藏、青藏交通的总枢纽，因而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又一重要口岸。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与现代功能

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主要有以下四点：

1、茶马古道是一条政治、经济纽带。促进了西藏与祖国的统一和藏汉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介绍给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地互补互利经济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使藏汉民族形成了在经济上相依相成，互相离不开的格局。由此而进一步推动了藏区与祖国的统一，藏、汉民族的团结。在历史上，宋朝、明朝尽管未在藏区驻扎一兵一卒，但却始终与藏区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令藏区各部归服，心向统一。其中茶马古道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2、茶马古道带动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沿着这条道路、伴随茶马贸易不仅大量内地的工农业产品被传入藏区丰富了藏区的物资生活，而且内地的先进工艺、科技和能工巧匠也由此进入藏区，推动了藏区经济的发展。例如因茶叶运输的需要，内地的制革技术传入藏区，使藏区的皮革加工工业发展起来；又如因商贸的发展，内地的淘金、种菜、建筑、金银加工等技术和技工大量经由此道输入，推动了藏区农作技术、采金技术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由于交易物品的扩展，藏区的虫草、贝母、大黄、秦芄等药材被开发出来，卡垫、毪子和民族手工艺品生产也被带动起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往了藏区。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口岸交易的川茶达3万引，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清代经打箭炉出关的川茶每年达1400万斤以上。同时，大批的藏区土特产也经由此路输出。据1934年统计，由康定入关输向内地的有麝香4000斤、虫草30000斤、羊毛5500000斤、毪子60000多根等，共值银400余万两⑩。可见汉藏贸易规模之大。在这一贸易的带动下，藏区商业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藏商，如“邦达仓”、“三多仓”、“日升仓”等（仓，藏语意为家。这里用作商号）；出现了集客栈、商店、中介机构为一身的特殊经济机构－－锅庄。康巴处于条大道的中心，受这种环境的熏陶，最早改变了重农轻商的观念，养成了经商的习惯。康巴商人的精明能干，由此远近闻名。

3、促进了藏区城镇的兴起和发展。茶马古道上的许多交易市场和驮隊、商旅的集散地、食宿点，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为居民幅凑的市镇。促进了藏区社会的城镇化发展。如打箭炉在元代尚为荒凉的山沟。明代开碉门、岩州茶马道后，这里逐渐成对大渡河以西各驮隊集散之地，清代开瓦斯沟路，建泸定桥，于其地设茶关后，迅速成为“汉番幅凑，商贾云集”的商业城市。西藏和关外各地的驮队络绎不绝地来往于此，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这里齐集。形成了以专业经营的茶叶帮，专营黄金、麝香的金香帮，专营布匹、哈达的邛布帮，专营药材的山药帮，专营绸缎、皮张的府货帮，专营菜食的干菜帮，以及专营鸦片、杂货的云南帮等。出现了48家锅庄，32家茶号以及数十家经营不同商品的商号。兴起了缝茶、制革、饮食、五金等新兴产业。民居、店铺、医院、学校、官署、街道纷纷建立，形成为一座闻名中外的繁荣热闹的“溜溜的城”。又如昌都由于是川藏、滇藏、青藏三条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亦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而成为康区重镇和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

4、沟通了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茶马贸易的兴起使大量藏区商旅、贡使有机会深入祖国内地；同时，也使大量的汉、回、蒙、纳西等民族商人、工匠、戍军进入藏区。在长期的交往中，增进了对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和亲和感，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新文化格局。在茶马古道上的许多城镇中，藏族与汉、回等外来民族亲密和睦，藏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纳西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出现复合、交融的情况。例如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也有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等汉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道观。各地来的商人还在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館、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戏剧传入藏区。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飲食被相互吸纳；不同的民族习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谐。文化的和谐又促进了血缘的亲合，汉藏联姻的家庭在这里大量产生。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茶马古道之上。

茶马古道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作用。那么，在藏区现代化的发展的今天它还能发挥什么功能与作用呢？我认为它至少在下列三方面仍将产生重要的功用：

1、茶马古道是祖国统一的历史见证，是民族团结的象征。由藏汉等族人民开辟的这条道路，证明了西藏归属中国的历史必然性，证明了藏区与祖国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证明了藏族与汉族和其它兄弟民族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它就象一座历史的丰碑，穿越千年时空，让人感受到汉藏情谊的隽永与深厚。

2、茶马古道是一份丰厚的旅游资源，在藏区的旅游业的发展中具有巨大的价值。茶马古道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有很大的旅游吸引力。古道上茶夫在石上留下的斑斑杖痕、驮队踏出的蜿蜒草地小径，能让人浮想联翩，追寻那千年的史迹；古道沿途的村寨、牧场风光绮丽，民俗奇特而各有地域差异。城镇中多元文化汇集、绚烂多姿，都能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将这些开发为旅游观光的项目推出，具有独特的优势。

3、深入发掘茶马古道的文化内涵，对于推进藏汉地区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道路，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伴随这一古道诞生的藏族茶文化、商贸文化就值得深入发掘。以茶文化而论，藏族对茶的医疗作用见解独特，早在14世纪时，就根据茶的生长地理环境、施肥种类、烘制方法的差异，将茶分为十六种，分别用以治疗流涎、胆热、痴愚、胃病、血病、风病、魔病等症⑾。藏族饮茶、用茶的礼俗更体现了一种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集中了茶文化的精髓。这些礼俗可以归纳为“敬”、“逸”、“和”、“静”、“怡”五字。即：献茶有礼，是为敬；用茶不羁，是为逸；以茶调食，是为和；饮茶宁心，是为静；茶事寓乐，是为怡。这种礼俗对陶冶民族情操起了重要作用，充分发掘有关文化内涵，赋予其现代意义。不仅能提高藏区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且对宏扬民族优秀文化、义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注：

①、杨仲华：《西康纪要》第九章。

②、＜明〉谈修：《滴露漫录》。

③西汉王褒在其《僮约》中有“牽犬贩鹅，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买茶”的记载。可见当时川西集市上已有茶叶买卖。

④、《神农本草》载：“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⑤、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本上篇

⑥、＜唐〉李肇：《国史补》卷下。

⑦、＜唐＞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⑧、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本上篇

⑨、《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P165。

⑩、杨仲华：《西康纪要》第九章。

茶道和茶文化的区别范文第9篇

藏族所居的青藏高原地区，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素不产茶。为什么藏族却对茶情有独钟，饮茶蔚然成风呢？历史证明：一种社会生活习惯和一种民族习俗的形成，总是离不开其所处环境的物质条件以及人们生活对这种习惯的共同需要。藏族饮茶之习的形成正是这样。一方面，藏族所居的地方高寒、缺氧、干燥；其膳食以糌粑、牛羊肉为主，缺少蔬茶。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及单宁酸、茶碱等成份，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等功能，可弥补其膳食结构的不足，正所谓“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②。因此，藏族对茶有必然的需求；另方面，藏区虽不产茶，但与其毗邻的四川、云南等地却是盛产茶叶之乡，由于藏区很早就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青藏高原与内地长期保持着紧密的经济交流互补关系。千百年来四川、云南所产之茶源源不断地输入藏区，完全满足能藏族人民之需。而藏区的土特产品也随着茶叶输藏的贸易被传输到内地，弥补了内地所缺。于是一条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交通线，在藏汉民族商贩、背伕、驮隊、马帮的劈荆斩棘努力下，在历代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被开辟出来。它像一条绿色的飄带，横亘于青藏高原与川、滇之间，蜿蜒曲折于世界屋脊之上。穿过祟山峻岭、峽江长河，越过皑皑雪原、茫茫草地，像一条剪不断的纽带，把内地与藏区相连接；似一座跨越时空的金桥，把汉藏民族的兄弟情谊传送。由于唐代以来这种贸易关系主要是以内地之茶与藏区之马进行交换的形式进行，故历史上称之为“茶马互市”，或“茶马贸易”。伴随这一贸易而开通的商道，也就被称为“茶马古道”。但事实上，随着与祖国统一关系的加強，汉藏贸易的发展，“茶马互市”的内容早已不限于茶和马，藏区的羊毛、皮张、药材、矿产等土特产和内地的布匹，锦缎、五金、日用百货等也都是互市的商品。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并不只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远达欧洲。三条大道中，以川藏道开通最早，运输量最大，历史作用较大。本文仅就川藏茶马古道论述，它道则非本文所及。

一、川藏茶马古道的形成与路线

（一）、早期的茶马古道

四川古称“天府”，是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已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③。当时，蜀郡的商人们常以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旄）牛夷邛、莋等部交换牦牛、莋马等物。茶作为蜀之特产应也在交换物之中。这一时期进行商贸交换的道路古称“牦（旄）牛道”，它可算是最早的“茶马古道”。其路线是：由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崍）、雅安、严道（荣经），逾大相岭，至旄牛县（汉源），然后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西汉沈黎郡郡治地），渡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今康定县新都桥、塔工一带）的旄牛王部中心。沈村是进行交易的口岸。不过，这时饮茶之习在我国尚未普遍形成，茶叶在内地还主要是作为药物被人们使用④。价高量少，尚不可能被藏区大量使用。输入藏区的茶，这时数量有限。

（二）、唐宋时的茶马古道

唐代，吐蕃兴起于青藏高原后，大力吸取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特别是伴随文成、金城公主下嫁而兴起的唐蕃政治、经济、文化大交流，使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唐人饮茶之习也被传入吐蕃，逐渐成为上层人士和寺院僧侶的风习。唐人陸羽的《茶经》记载：茶在唐代有五种名称，“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莈，四曰茗，五曰荈”。“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藏语称茶为“槚”（ja），显然是借用了唐时汉语对茶的称呼。可证茶叶是唐时开始大量输入藏区的。

不过，茶传入吐蕃之初，仍仅仅是被作为一种珍贵的医疗保健品在吐蕃王室中使用。并未作为一种日常饮料。这在藏、汉文史料中都可找到印证：藏文史籍《汉藏文书》中记载，松赞干布的曾孙都松莽布支（670－704在位）原先体弱多病，后来用茶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⑤。唐代汉文史籍《国史补》记载：唐德宗时，常鲁公出使吐蕃，闲时在帐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到后十分奇怪，“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⑥。考寿州、舒州在皖，顾渚在浙，蕲门在鄂，昌明在蜀，灉湖在湘。都是唐代名茶产地。赞普虽拥有中原这些最名贵的茶，但却不晓其烹饮之法。由此证明：吐蕃在7世纪时已从内地得到有不少茶叶，但当时主要为王室所拥有，作为保健品使用；还不懂烹茶之法，尚未形成饮茶的社会生活习惯。

根据史料记载，内地饮茶之习也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才开始形成。唐人封演在其《见闻录》中记载：开元中佛教禅宗盛行，僧人坐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社会）风俗”⑦。随着唐蕃之间的交往增强，特别是内地的大量禅僧相继到吐蕃传法或经由吐蕃去天竺求法，使这种饮茶习俗也传播到藏地。自9世纪初热巴巾规定“七户养一僧”后，藏地僧人再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对于每日长时间坐静诵经的藏僧来说，汉僧的饮茶之习此时更具有了效法的价值，它不仅能达到“破睡”、“涤烦疗渴”的生理方面的功效，而且能给这些僧人单调孤寂的生活以心理上的慰藉。因此，饮茶的风气首先在藏地僧人和寺庙中蔓延开来，烹茶之艺也在僧人中首先讲究起来。藏史称：“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后来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⑧。正说明最初把烹茶、饮茶的生活方式传入吐蕃的是来自汉地的僧人。

9世纪中，朗达玛开展“灭佛”后，寺院被毁，僧人被迫还俗。融入民间的僧人，将他们的饮茶习惯传播于人民大众中。加之，晚唐以后，唐蕃关系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平友好共处时期。由于“安史之乱”对内地农业严重破坏，唐朝需要从藏区长期输入马、牛，便以缣（丝织品）、茶等物与吐蕃市易。从而使双方间官方和民间的贸易都大大活跃起来，不仅在陇、蜀、洮、岷一带出现了官方开办的市易区，民间贸易渠道也发展起来。大量价格较低廉的茶输入藏区，为藏区普通民众饮茶创造了条件，从那以后，饮茶作为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习俗，便自然而然地在藏族中逐渐形成了。

五代及宋时，内地战乱频仍，需要从藏区采购很多战马，同时，中央政府为了籍助茶叶贸易加強与藏区各部路的政治关系。于是正式建立起了“以茶易马”的互市制度，使茶叶输藏成为政府专门管理的一项重大国策，从而保证了茶叶能长期、稳定地供应藏区，推动了藏族社会饮茶之习的发展。茶马古道亦随之有了较大的展拓。

唐宋时期的茶马大道主要为“青藏道”，即通常所说的“唐蕃古道”。唐蕃古道在前期主要是一条政治交往之路，后期则成为汉藏贸易进行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这条道路东起关中地区，经过青海，从四川西北角的邓玛（原邓柯县），过金沙江，经昌都地区、那曲地区至拉萨（逻些）。唐时，互市未限定口岸。宋朝则在熙、河、兰、湟、庆等州设置专门的茶马互市的市场，实行茶叶专卖的“引岸”制度。这一时期虽在四川的黎（汉源）、雅（雅安）亦设立茶马互市口岸，专门供应康区茶叶。但由于当时所易三马的主要产自青海一带，故大量的川茶是从川西的邛崃、名山、雅安和乐山等地经成都、灌县（都江堰）、松州（松潘），过甘南，输入青海东南部，然后分运至、青海各地。这条茶道一直延续至今，经由这路输往藏区的川茶被称为“西路茶”。

（三）、明清时的茶马古道

元代，正式纳入祖国版图，为发展与内地之间的交通，元政府在藏区大兴驿站，于朵甘思境内建立19处驿站，从而使四川西部与间的茶马大道大大延伸。明朝特别重视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政府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限制入藏销售数量，抑制茶商投机倒把。由于朝廷对朝贡者不仅厚赏崇封、赏赐“食茶”，还允其在内地采购限额外的茶叶。从而使藏区宗教上层、地方首领，纷纷朝贡求封，有的直接奏称“今来进贡，专讨食茶”⑨；返回时总是“茶驮成群，络绎于道”。为了加強与长河西、朵甘思各部的关系，缩短运距、方便茶运，明太祖命四川官府劈山开道，开辟了自碉门（天全）经昂州（岩州，今泸定岚安镇）逾大渡河至长河西（康定）的“碉门路”茶道，并于昂州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成化六年（1476），又规定乌思藏、朵甘思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于是，四川不仅是边茶的主要生产地，而且成为了“茶马互市”的最主要贸易区。形成了黎、雅、碉门、岩州、松潘五大茶市口岸。

明代川藏茶道分为“南路”（黎碉道）和“西路”（松茂道）两条。“南路”茶道中，由雅州至打箭炉段又分为两路：一路由雅安经荣经，逾大相岭至黎州，经泸定沈村、磨西，越雅加埂至打箭炉，因其是自秦汉以来就已存在的大道，故名为“大路”；另一条是自雅安经天全两河口，越马鞍山（二郎山），经昂州，过大渡河，至打箭炉。因系山间小道，故又称为“小路”。由这两条路上运输的茶，分别被称为“大路茶”与“小路茶”。自打箭炉至的茶道路线是：打箭炉北行，经道孚、章古（炉霍）、甘孜，由中扎科、浪多、柯洛洞、林葱（原邓柯县）至卡松渡过金沙江，经纳夺、江达至昌都。然后经类乌齐、三十九族地区（丁青、巴青、索县等地），至拉萨。由于这条路所经大部分地区为草原，适合大群驮隊行住，故自明至清，一直是川藏茶商驮隊喜走之路。“西路”茶道由灌县沿岷江上行，过茂县、松潘、若尔盖经甘南至河州、岷州，转输入青海。

清代，四川在治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驻藏的官员、派遣的戍军、所需之粮饷，基本上都由四川揀派、供应。四川与关系的密切，进一步推动了川藏的“茶马贸易”。不过这一贸易已不再是“以茶易马”，而是以茶为主，包括土产、百货等各种物资的全面的汉藏贸易。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打箭炉（康定）设立茶关。之后，又于大渡河上建泸定桥，开辟直达打箭炉的“瓦斯沟路”。打箭炉成为了川茶输藏的集散地和川藏茶马大道的交通枢纽。康熙五十七年，为平定准噶尔乱藏，开辟了自打箭炉经里塘、巴塘、江卡（芒康）、察雅至昌都的川藏南路大道，沿途设立粮台、塘铺。由于这条路主要供驻藏官兵和输藏粮饷来往使用，故习惯上称之为“川藏官道”。但实际上此道也经常是茶商驮队行经之路；而由打箭炉经道孚、甘孜、德格、江达至昌都的茶马古道，则习惯上被称为“川藏商道”。两道汇合于昌都。由昌都起又分为“草地路”和“硕达洛松大道”两路，至拉萨汇合。“硕达洛松大道”由昌都经洛隆宗、边坝、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至拉萨；“草地路”即上述的由昌都经三十九族至拉萨的古代茶道。昌都是两条川藏茶道的汇合点，也是滇藏、青藏交通的总枢纽，因而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又一重要口岸。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与现代功能

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主要有以下四点：

1、茶马古道是一条政治、经济纽带。促进了与祖国的统一和藏汉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介绍给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地互补互利经济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使藏汉民族形成了在经济上相依相成，互相离不开的格局。由此而进一步推动了藏区与祖国的统一，藏、汉民族的团结。在历史上，宋朝、明朝尽管未在藏区驻扎一兵一卒，但却始终与藏区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令藏区各部归服，心向统一。其中茶马古道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2、茶马古道带动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沿着这条道路、伴随茶马贸易不仅大量内地的工农业产品被传入藏区丰富了藏区的物资生活，而且内地的先进工艺、科技和能工巧匠也由此进入藏区，推动了藏区经济的发展。例如因茶叶运输的需要，内地的制革技术传入藏区，使藏区的皮革加工工业发展起来；又如因商贸的发展，内地的淘金、种菜、建筑、金银加工等技术和技工大量经由此道输入，推动了藏区农作技术、采金技术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由于交易物品的扩展，藏区的虫草、贝母、大黄、秦芄等药材被开发出来，卡垫、毪子和民族手工艺品生产也被带动起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往了藏区。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口岸交易的川茶达3万引，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清代经打箭炉出关的川茶每年达1400万斤以上。同时，大批的藏区土特产也经由此路输出。据1934年统计，由康定入关输向内地的有麝香4000斤、虫草30000斤、羊毛5500000斤、毪子60000多根等，共值银400余万两⑩。可见汉藏贸易规模之大。在这一贸易的带动下，藏区商业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藏商，如“邦达仓”、“三多仓”、“日升仓”等（仓，藏语意为家。这里用作商号）；出现了集客栈、商店、中介机构为一身的特殊经济机构－－锅庄。康巴处于条大道的中心，受这种环境的熏陶，最早改变了重农轻商的观念，养成了经商的习惯。康巴商人的精明能干，由此远近闻名。

3、促进了藏区城镇的兴起和发展。茶马古道上的许多交易市场和驮隊、商旅的集散地、食宿点，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为居民幅凑的市镇。促进了藏区社会的城镇化发展。如打箭炉在元代尚为荒凉的山沟。明代开碉门、岩州茶马道后，这里逐渐成对大渡河以西各驮隊集散之地，清代开瓦斯沟路，建泸定桥，于其地设茶关后，迅速成为“汉番幅凑，商贾云集”的商业城市。和关外各地的驮队络绎不绝地来往于此，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这里齐集。形成了以专业经营的茶叶帮，专营黄金、麝香的金香帮，专营布匹、哈达的邛布帮，专营药材的山药帮，专营绸缎、皮张的府货帮，专营菜食的干菜帮，以及专营鸦片、杂货的云南帮等。出现了48家锅庄，32家茶号以及数十家经营不同商品的商号。兴起了缝茶、制革、饮食、五金等新兴产业。民居、店铺、医院、学校、官署、街道纷纷建立，形成为一座闻名中外的繁荣热闹的“溜溜的城”。又如昌都由于是川藏、滇藏、青藏三条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亦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而成为康区重镇和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

4、沟通了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茶马贸易的兴起使大量藏区商旅、贡使有机会深入祖国内地；同时，也使大量的汉、回、蒙、纳西等民族商人、工匠、戍军进入藏区。在长期的交往中，增进了对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和亲和感，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新文化格局。在茶马古道上的许多城镇中，藏族与汉、回等外来民族亲密和睦，藏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纳西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出现复合、交融的情况。例如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也有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等汉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道观。各地来的商人还在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館、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戏剧传入藏区。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飲食被相互吸纳；不同的民族习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谐。文化的和谐又促进了血缘的亲合，汉藏联姻的家庭在这里大量产生。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茶马古道之上。

茶马古道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作用。那么，在藏区现代化的发展的今天它还能发挥什么功能与作用呢？我认为它至少在下列三方面仍将产生重要的功用：

1、茶马古道是祖国统一的历史见证，是民族团结的象征。由藏汉等族人民开辟的这条道路，证明了归属中国的历史必然性，证明了藏区与祖国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证明了藏族与汉族和其它兄弟民族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它就象一座历史的丰碑，穿越千年时空，让人感受到汉藏情谊的隽永与深厚。

2、茶马古道是一份丰厚的旅游资源，在藏区的旅游业的发展中具有巨大的价值。茶马古道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有很大的旅游吸引力。古道上茶夫在石上留下的斑斑杖痕、驮队踏出的蜿蜒草地小径，能让人浮想联翩，追寻那千年的史迹；古道沿途的村寨、牧场风光绮丽，民俗奇特而各有地域差异。城镇中多元文化汇集、绚烂多姿，都能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将这些开发为旅游观光的项目推出，具有独特的优势。

3、深入发掘茶马古道的文化内涵，对于推进藏汉地区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道路，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伴随这一古道诞生的藏族茶文化、商贸文化就值得深入发掘。以茶文化而论，藏族对茶的医疗作用见解独特，早在14世纪时，就根据茶的生长地理环境、施肥种类、烘制方法的差异，将茶分为十六种，分别用以治疗流涎、胆热、痴愚、胃病、血病、风病、魔病等症⑾。藏族饮茶、用茶的礼俗更体现了一种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集中了茶文化的精髓。这些礼俗可以归纳为“敬”、“逸”、“和”、“静”、“怡”五字。即：献茶有礼，是为敬；用茶不羁，是为逸；以茶调食，是为和；饮茶宁心，是为静；茶事寓乐，是为怡。这种礼俗对陶冶民族情操起了重要作用，充分发掘有关文化内涵，赋予其现代意义。不仅能提高藏区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且对宏扬民族优秀文化、义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注：

①、杨仲华：《西康纪要》第九章。

②、＜明〉谈修：《滴露漫录》。

③西汉王褒在其《僮约》中有“牽犬贩鹅，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买茶”的记载。可见当时川西集市上已有茶叶买卖。

④、《神农本草》载：“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⑤、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本上篇

⑥、＜唐〉李肇：《国史补》卷下。

⑦、＜唐＞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⑧、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本上篇

⑨、《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P165。

茶道和茶文化的区别范文第10篇

马连道茶街的成功，就是因为它以街区的规模，将茶叶做“专”。有人说，在马连道茶街，只可能有顾客不认识的茶叶，不会有顾客找不到的茶叶。这里种类全的特点其它茶叶经销场所难以匹敌，如黄茶、白茶其它地方难觅其踪，但在马连道茶城却有多处卖家。茶街是由千万个茶叶的“专家”们支撑起来的，而这些“专家”就是那些茶叶经销者。这里几乎每个茶店中都可以免费品茶后再行选择购买。马连道茶街对京城茶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茶经济和茶文化品牌意识的建设和加强上。马连道茶街在打造“马连道茶叶特色街”品牌的同时，也十分突出马连道地区企业品牌的打造。有 “更香”、 “满堂香”、“天月”、“品品香”、“绿雪芽”、“御茶园”、“鸿志”、“贵士”等众多茶品牌。而越来越多的产地品牌通过、设立办事处、设立分公司等多种渠道也纷纷落户马连道，如：“贡牌龙井”、“狮牌龙井”、“大益普洱茶”、“黄山毛峰”、“太平猴魁”、“平水珠茶”、“祁门红茶”、“冻顶乌龙茶”等。注重品牌建设，为马连道的茶经济和茶文化插上腾飞的翅膀。

其次，表现在茶产业链的形成和茶文化元素的强化上。目前马连道茶街已逐渐形成茶叶、茶包装、茶运输、茶具、茶室、茶艺根雕、茶膳、茶足浴等茶产业链，对宣武区乃至北京市的创意文化产业起到巨大的拉动作用。特别是茶膳、茶足浴这些新兴产业，很有可能会成为引领现代消费的新时尚。马连道茶街，非常注重文化元素的强调：“装修包装的东方风格”，无论具有现代化装饰风格的茶铺还是修葺得古香古色的店面及各色茶叶包装都蕴涵着丰富的东方文化元素和韵味；“品茶鉴赏看表演”，许多店铺在顾客品茶之余还提供书法、绘画、古玩、茶具、根雕等鉴赏活动，有时还设有茶艺表演；“茶文化与旅游手牵手”， 茶街有意识地与旅游相结合，让世界各国的友人来到马连道就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的茶文化，受到广泛欢迎。

茶道和茶文化的区别范文第11篇

关键词：日本茶道；中国茶文化；区别

一、内涵存在差异

茶作为一种超越饮食文化，它具有不可替代的魅力和内涵体现。分析日本茶道会发现，它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实体内容简单，其次是出现不平衡的审美要求，也称之为情趣不对称。可以这样解释，日本茶道更依托于我国禅宗的苦行僧式修行，整个茶道的进行也是有着主次表现的，譬如茶碗多以不正者为常态，碗口外斜，表面不光滑，颜色图案不对称也不均匀。日本茶道非常重视形式，以及蕴含在形式中的精神特征。在制作茶水时，近似于宫廷礼节式的苛刻要求，包括着装仪态，行为举止等方面。它所具有的精神层面表现在“和”“敬”“清”“寂”等方面，每个侧面表现的都是不同的精神需求以及意境展示，譬如主客间的和睦，上下级之间的关系，饮具的清洁透亮以及饮茶的氛围营造等。

我国的茶文化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思想内涵，它包容着儒学、道学和佛学，这些思想在一起不是产生排斥或者对立的现象，而是包容兼蓄，海纳百川。中国茶文化具有深刻性、思想性，也具有充分的发挥空间。中国茶文化的外在特征和日本茶道风格迥异，它不注重形式但是关注精神元素。其内涵特征可概括为“廉”“美”“和”“敬”等，这其中也体现出我国古代封建思想中的文化特征以及国人的生活行为。其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人喝茶非常随意，没有固定的形式，没有固定的格式，更适合于交流以及身心的放松。

二、构成要素存在差异

首先先探讨一下日本茶道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

面，分别是茶具、点茶、茶食、茶花以及相对应的建筑等。

日本茶食的主要形式是三菜一汤，分别是炖菜、烤鱼、拌凉菜以及大酱汤。

点茶的概念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当年11月持续到来年4月份

使用的地炉，另一个是剩余时间使用的风炉。

茶花也是非常有讲究的，根据不同的月份煮茶时放入不同的花料。建筑则是指提供饮茶以及做茶的空间和环境，这也是必备的不可或缺的构建。道具是整个茶道过程中涉及的所有使用工具的总称，其中包括着烧水、壁龛、添炭、点茶、茶事等。

我国的茶文化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分别是茶人、茶艺、程序、环境以及主题，这也是整个茶文化品位的所有要素构成。茶人是饮茶人和煮茶人，茶艺是制茶的技术，主题是具有个性化需求的，程序是整个品茶的流程，环境是品茶的空间元素体现。

三、制作工艺存在差异

下面就来探讨一下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道的制作工艺，并从中找出差异化表象，中国制茶工艺更加注重技法或者工艺的提升，包括“三法”和“四要”，前者是指制茶法、烹茶法以及佐茶法，后者主要是包括精茶、活水、真水以及妙器等。每一个环节均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这是不容忽视的。并且同一个方面的不同研究方法，所带来的效果差异也是非常显著的，给饮用者带来很多意境的体现。相比较而言日本茶道更加注重细节化的处理，礼仪的过程化，也就是意味着日本茶道本身并不注重茶的制作工艺，同时常常是以煎茶法为主，所以通过上面的了解可以充分了解中日对于茶的理解和差异。

四、流派存在差异

如果从广义的层面进行分析，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道的存在本身就蕴含着流派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的探讨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日本茶道中的内部茶道文化繁多，其代表为3000家，均是日本茶圣千利休的传人，其中也表明千利休是日本的茶道宗师，最具代表性，本身也是日本茶道的象征，并且是以禅宗茶道为思想内涵。最后以死捍卫茶道尊严，被后世敬仰。

中国的茶文化主要涵盖以下四个重要的流派，分别是贵族阶层、雅士团体、禅宗领域以及世俗市井。这也更加的说明了我国茶文化是全社会的文化景象特征，因为各个阶层皆爱茶道，这也是全民性的文化特征。既可以享受到生活的曼妙，同时也能够寻获到生活的慰藉。

在中华灿烂的文明中所孕育的茶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圈中最为著名，也是最受大众喜欢的饮品文化，并已经超越了饮料本身所带来的愉悦感。其中最为驰名的两个代表分别是中国的茶文化以及日本的茶道。如果从历史发展角度分析，日本茶道源自于中国的茶文化，但是又具备自身的特点。本文所需要研究的重点是体现在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道之间的特征和差别，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化表现，这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茶道和茶文化的区别范文第12篇

武夷岩茶作为闽北武夷山市农村经济和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一大支柱产业，对福建茶产业的发展和振兴起重要作用。并运用SWOT方法对武夷岩茶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等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发现武夷岩茶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能为武夷岩茶市场营销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武夷岩茶的发展现状

1．1种植品种武夷山方圆60km，全山36峰，99名岩，岩岩产茶，产于武夷山的乌龙茶，通称为武夷岩茶。武夷岩茶的品种和花色数以百计，茶名繁杂多样，由于品种的不同、品质的差别及采制时期的先后，历代对岩茶的分类，甚为严格。武夷岩茶大体可分为岩茶与洲茶，其中，在山者为岩茶，是上品；在麓者为洲茶，次之。从品种上分，武夷岩茶主要包括吕仙茶、洞宾茶、水仙、大红袍、武夷奇种、肉桂、白鸡冠、乌龙等，这些大多是根据茶树产地、生态、形状或色香味特征而命名的。据统计，武夷山市共有乌龙茶160多个品种。

1．2生产状况至2007年底，武夷山市共有茶山7697．4hm2，其中大红袍2175．5hm2，占28％；肉桂1613．8hm2，占21％；水仙3253．3hm2，占42％；奇种654．7hm2，占9％。武夷岩茶的年总产量达到5161吨，出口1580多吨，全市涉茶产业总产值高达7．15亿元，其中茶叶生产加工产值4．15亿元。据资料显示，在全国各地大中城市建立武夷山大红袍推广中心4个及会员店36家，有大红袍茶叶销售网点3600多个。目前武夷山市大红袍、肉桂和水仙三大品种主要分布于星村镇、武夷街道和兴田镇，奇种主要分布于自然保护区，仅桐木村占全市奇种面积的37％。在最近的几年里，虽然茶叶面积有所扩大而且茶产量迅速提高，但是生产成本也逐渐升高，且武夷岩茶的生产规模比较小，生产企业也比较松散，致使武夷岩茶的经济效益不理想，也使茶叶的生产遇到瓶颈。

2武夷岩茶发展的SWOT分析

2．1优势因素分析2．1．1历史文化底蕴丰厚武夷岩茶的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厚，这是武夷岩茶的一项不可忽视的优势。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是中国独特的历史名茶、贡茶，其种植和加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00年前的南北朝，于明末清初初步创制，清代得到较全面发展。武夷岩茶在17世纪时便远销西欧国家，名扬海外，因而武夷岩茶在茶叶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武夷岩茶不断被赋予新的历史内涵，焕发出新的生机。深入人心的文化底蕴是武夷岩茶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武夷岩茶在茶界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武夷岩茶争取市场份额的有力保障。

2．1．2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武夷山位于北纬27°32′36″～27°55′15″，东经117°24′12″～118°02′50″，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具有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等优越的自然条件，且武夷山多雾所形成的阳光散射，非常有利于茶树的生长，同时武夷山的茶园生态环境位居全国之首，在这种自然环境下产的武夷岩茶品质优异，品种众多。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是武夷岩茶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

2．1．3地理区位优势武夷山是我国优秀的旅游城市，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地，其地处福建西北部，素有“碧水丹山”“奇秀甲东南”之美誉。这里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因此也有“闽邦邹鲁”、“道南理窟”之称。武夷山以世界双遗产地为品牌，大力发展旅游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武夷岩茶具有身处独特旅游区的优势，它可以作为旅游产品打开市场，并借由旅游传播武夷岩茶文化，发挥地理区位优势，以旅游业的繁荣促进武夷岩茶的销售。

2．2劣势因素分析

2．2．1品牌化经营水平低下武夷岩茶茶种众多，已注册茶叶商标有90个，其中“武夷山大红袍”、“武夷星”、“武夷”、“戏球”、“正岩”、“远芳”等6个商标已获福建省著名商标。虽然武夷岩茶获得“中国十大名茶”、“国家原产地保护产品”等品牌，但消费者却难以对其产生独立鲜明的印象，茶叶品牌只是停留在商标的注册上，其品牌化经营水平低下，所塑造的品牌影响力不大，难以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加上品牌仿冒产品劣制等情况，给武夷岩茶品牌的长远发展造成了困境。武夷岩茶不能树立深入人心的品牌形象，也就不能构建长久的价值，这极不利于实现武夷岩茶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2．2．2生产规模小，品质不稳定武夷山市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茶叶企业有211家，其中星愿（中国）茶叶有限公司，永生茶叶有限公司分别为部级和升级产业化龙头企业［5］。武夷山市有众多茶叶生产的初制厂和加工厂，但在全国范围内高知名度的龙头企业却屈指可数。武夷岩茶大多数以家庭式作坊进行生产，其生产规模小，生产方式落后，以小农生产工艺为主，不利于加工工艺的改进和标准化生产，也使茶叶的品质良莠不齐，损害了武夷岩茶品牌的声誉。

2．2．3市场不规范，管理职能不完善武夷岩茶大部分是由手工制作，分户炒制，其质量标准、卫生标准难以有效控制，部分茶叶既无生产标准，又无规范的产品包装。由于缺乏对企业产品监督和管理的机制体系，导致一些茶企对执行标准的认识不到位，出产的产品等级标准，由各个企业随意标定，这导致多头管理现象的产生，使茶叶种植、生产加工、产品包装和市场营销等环节相互脱节，市场监管有待进一步加强。

2．3机会因素分析

2．3．1国家政策支持2004年中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建立“绿色GDP”指标，这对以“绿色产业”著称的武夷岩茶无疑是一项契机。这一政策直接促进武夷岩茶扩大茶叶种植面积，增加茶产量，提高科学技术生产，加长产业链，进行茶叶深加工，推动对整个武夷岩茶的产业化生产。2009年国务院通过《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这对提高武夷山在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位置，增加岩茶对内对外贸易额，加大对外开放程度起强大的政策推动作用。

2．3．2绿色产品和低碳消费观念的兴起绿色经济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全球性的绿色消费需要，引导世界各生产企业的管理者观念更新。绿色的产业迅速崛起，加上低碳的消费观念的兴起，使得绿色产品风靡全球。武夷岩茶作为绿色产品，不但具有解渴和提神的功效，还具有保健、抗癌症的功能，适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迎合了消费者新的消费需求。

2．3．3旅游文化的带动武夷岩茶是重要的特色旅游资源，加大宣传和开发提高武夷岩茶的品牌知名度，促进茶文化旅游，对于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提升武夷山旅游战略地位和提高武夷山文化旅游品位具有重要的意义。茶文化旅游成为旅游的一个新亮点，武夷山旅游区已经开发全国乌龙茶茶王大赛、全国表演型茶艺大赛、武夷山民间茶艺表演、武夷茶艺及茶歌曲表演、大红袍祭祀活动、武夷山旅游文化节等活动。旅游区的活动促进了武夷岩茶文化的宣传，同时随着世界各地游客的购买，武夷岩茶作为旅游产品传播到世界各地。

2．4威胁因素分析

2．4．1同行业内的竞争随着茶叶市场的竞争加剧，其他茶区茶叶的销售增加对武夷岩茶的发展也带来挑战，如安徽省黄山茶区的黄山毛峰、祁门红茶等，云南的普洱、西湖的龙井等。同时，以宁德天山绿茶、福鼎特种造型工艺绿茶、福州茉莉花茶等20多个县（市）组成的闽东北茶区，以永安云峰螺毫、龙岩斜背茶、漳平水仙为主的17个县（市）组成的闽绿茶区也在大力发展当地茶产业等茶叶，制定了许多优惠的扶持政策，大力培养当地茶叶龙头企业，进一步抢占国内茶叶市场［7］。其中最突出的是福建省内的安溪铁观音，无论是从茶园面积和茶叶产量，生产规模，标准化生产水平，还是内外的销量，品牌运作都远远领先于武夷岩茶。

2．4．2茶饮料市场的发展目前茶叶市场中，袋泡茶、调味茶、纯茶饮料、速溶茶（冰茶）消费兴起，茶饮料作为传统茶饮品的一种替代商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传统茶产品的销售。大众消费方式和生活观念朝着方便化、多样化方向发展；科技进步使茶叶消费需求方便化、多样化得以实现。目前，袋泡茶的年消费量约40万吨，占国际茶叶消费总量的15％以上。欧美发达国家，近20年来袋泡茶消费量占总消费量的比例从2％上升到60％以上。速溶茶总产量2003年约6000吨［8］。世界茶饮料第一大品牌立顿茶叶已经抢占了近80％的市场份额，国际茶饮料巨头进入中国后，在为中国茶业发展提供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2．4．3技术性绿色壁垒近几年来，一些发达国家为限制我国农产品出口，设置了重重壁垒。国外一些茶叶进口国提高对茶叶的进口检测标准，在茶叶企业的相关认证、包装、标签等方面出台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欧盟对茶叶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的规定已达118项，其中部分标准比国际标准还严格几倍。另外，茶叶检验项目名目繁多，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复杂多变、使得武夷岩茶在出口问题上遭遇到不小的麻烦和压力，而这些技术性绿色贸易壁垒也成为抑制武夷岩茶出口的最主要障碍之一。

3武夷岩茶的市场营销策略

3．1产品策略

3．1．1打造高端礼品茶中国是礼仪之邦，也是属于关系型社会，有着送礼的消费习惯，在购买茶叶的消费人群中，出于购买茶叶作为礼品赠送的消费者占很大的比例。送礼礼品要求有优质的品质，高贵、精致的外包装。通过制定高标准的茶叶生产和挑选程序，在研究面子消费和送礼消费的基础上，开发设计产品组合，专门为送礼的消费者开发礼品茶的产品系列，打造适合送礼消费人群的送礼名品。

3．1．2打造健康生态有机茶随着消费需要层次的提高，消费者不再只是关注产品满足生理的基本需要，更加关注产品所带来的精神效益。生态有机茶具有多种对身体有益的健康元素，打造健康生态有机茶可以满足消费者对茶叶保健功能的需求。此外，宣传健康的饮茶理念也可迎合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观念，同时也能塑造良好的健康型的企业形象。

3．1．3开发茶饮料等特色延伸产品武夷岩茶本身是具有保健功能的天然健康饮料，而对相对饱和的茶饮料市场，武夷岩茶应立足自身的优势，开发武夷岩茶的延伸产品以满足消费者多元化消费需求。并以此来打入茶饮料市场。如开发生产武夷岩茶袋泡茶、武夷岩茶茶饼、罐装武夷岩茶茶水等，可以很好地提高岩茶的知名度，迅速增加市场份额。

3．2价格策略

3．2．1高端制胜策略精品茶、高端茶有足够的购买需求，但在礼品市场中需求缺乏弹性。因此，应利用价格错觉，使消费者产生高价即高档的产品印象，特别是利用武夷岩茶中“大红袍”出身名门贵族的历史背景，和一两值千金的价格优势来占领高端茶市场。另一方面，加大科技研究的投入，严格监督体系，茶叶筛选程序，以确保制作顶级武夷精品茶的优良品质。

3．2．2地区定价策略针对不同价格区制定不同价格，距离本产地较远的地区，茶叶价格可以相对较高，距离比较近的地区，价格可以相对较低。消费者在不同的消费地点能接受的茶叶心理价格也不同，消费者在茶叶店购买茶叶的可接受价格相对最高，在原产地可接受价格相对较低。所以，在武夷岩茶的连锁店、专卖店、零售店可以制定比较高的价格，通过提高利润收回部分的经营成本。而在武夷山市地区，可以通过各种终端直销减少流通环节，提高销量，减少边际成本，可以制定相对较低的价格。

3．2．3差别定价策略根据茶叶品质、功能的差异，制定不同的茶叶价格。差别定价的基础要根据对品质的有效区分和认证，这就要求建立严格有效的质量认证标准体系，规范茶叶价格秩序。定价时要符合“高价高质、低价低质”的市场原则，同时要保持价格诚信和价格透明化。

3．3渠道策略

3．3．1经销商渠道策略对于中间商即批发商，要培育和建立完善的武夷岩茶批发市场，实现茶叶的市场流通。而对于终端零售商，可以在各地市设立连锁专卖店，在各大茶庄和茶馆开设茶叶专柜。首先，茶庄、茶馆是武夷岩茶销售的重要渠道，应挑选一些大型的茶馆和茶庄设立武夷岩茶专柜来宣传武夷岩茶的品牌。其次，学习并运用天福集团的连锁经营模式，开设武夷岩茶的连锁店，便于统一管理、统一运用企业的整体资源，建立多渠道的分销网点，以点带面，更好地宣传武夷岩茶品牌

3．3．2公共关系渠道策略各行各业的相关部门是茶叶消费型的组织消费群体，做好这些部门的公共关系，是打开组织型茶叶团购的重要渠道。因此，要做到信誉保证，互惠网络，长远利益，加强与这些组织的良性互动，保持长远的关系，从而提高武夷岩茶在各行各业各中的品牌影响力。

3．3．3网络营销渠道策略电子商务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原有固定的经营模式，网络营销正成为武夷岩茶拓宽销售渠道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一是发展线上的销售渠道，可以省去通过中间商，渠道商等环节，节约经营费用和其他运营成本；二是通过网络的媒介，岩茶企业可以直接和中间商、经销商、消费者进行直接联系和互动，及时得到其信息的反馈；三是，发挥网络团购和直销优势，增加武夷岩茶的销量。

3．4促销策略

3．4．1公关促销与节日促销通过公共关系加大武夷岩茶的品牌宣传和产品推介。同时结合我国“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大型节假日，开展各式各样的茶叶促销活动。

茶道和茶文化的区别范文第13篇

前言

乡村旅游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替代性的生活形式，是城市生活和环境的压力下居民将目光转向农村、农业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追求高质量生活的必然结果，乡村旅游的核心是追求优美生态的乡间环境、轻松惬意的乡土氛围以及丰富多彩的农乡文化。在当前，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乡村旅游也得到井喷式发展，其形式除却传统吃农家菜、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也有了新的发展，诸如当前火热的特色民宿旅游产品、浙江的特色小镇建设等等。这使得研究乡村旅游与其他产业和事物的融合发展不仅是乡村旅游发展的趋势，并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其不仅能够扩大乡村旅游规模、提升旅游效益，而且能够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增强产业附加效益。

茶产业和茶文化根于乡村，其与乡村旅游契合具有先天基因，茶是农村地区的有效经济作物，规模的茶种植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茶树对生长环境的要求较高，一般气候适宜、阳光充足、污染较少，很适合旅游活动的开展；淡泊清雅、品德修为、天地一体是茶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与乡村旅游的追求不谋而合。在实践过程中，茶与乡村旅游的结合也获得了成功经验，诸如梅家坞、黄龙岘、雁南飞茶田等。泰山茶文化历史悠久，饮茶之风可以追溯至唐朝时期，《封氏闻见记》、《宋高僧传》均有记载。泰山地区现代意义上的茶产业发展始于“南茶北引”，至今泰山茶产业已经具有一定规模，茶树种植面积近3万亩，绿茶、红茶、黄茶、白茶、黑茶均有种植，在2011年泰安旅游商品博览会上泰山茶与泰山玉、泰山麻、肥城桃木被评为“泰安四宝”。但除却作为旅游商品开发外，泰山茶文化旅游发展却步履蹒跚，未有发现茶文化景区和茶旅游线路，这与黄山、武夷山等同类资源地区无法匹敌。另外，泰山茶相关研究较为薄弱，以茶文化发掘为主，泰山茶的旅游研究较为少见。因此，立足旅游进行泰山茶产业发展探讨显得十分必要。

一、“乡村旅游+”视角下的茶产业

（一）更丰富的活动内容

与其他产业相比茶产业的活动更为丰富，其涉及茶叶的种、养、采、炒、装、售等多个环节，特别是采茶、炒茶不仅具有较高的观赏体验性，其一般都是人工进行，传统的制茶工艺不仅能够有效提升茶产品的品质和档次，而且包装成旅游活动对游客更具吸引力。另外，与茶产业相配套的品茶、茶道、茶艺、茶德、茶精神、茶具、茶故事等等都为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广阔的沃土。

（二）更强的旅游参与性

与传统的观光旅游形式相比，乡村旅游更多地强调休闲性、娱乐性，追求身心的放松和大自然的原始回归，因此，乡村旅游活动对游客的可参与性要求较高。采茶、制茶是参与性极强的活动，这两项活动几乎成为了茶与旅游的结合的必备项目，另外茶叶的育种、养植等环节也可以让游客参与其中。与茶产业相关的喝茶、品茶、茶艺本身就是游客参与的项目，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开发特色茶宴、工艺品制作、特色食品加工等项目让游客参与其中。

（三）更高的精神享受

唐皎然曰：“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茶乃我国传统饮品，亦是我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是追求品德修行的精神享受。其与乡村旅游的有效结合可以为人们通过茶的方式体验精神享受提供有效平台和场所，乡村旅游的休闲、娱乐性与茶的高雅相得益彰，可以使人们的旅游活动体验得到有效升华。同样，茶文化在旅游中其休闲的根本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由此可以有效影响人们的精神、情绪与休闲活动的选择，促进人们精神感受的不断提升。

（四）更高的经济附加效益

茶叶是农村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与其他经济作物相比其经济效益更高，诸如泰山地区种茶每亩纯收益可达万元。与一般的农产品相比，茶叶作为旅游商品开发的经济效益高得多，特别是品质优良，具有品牌优势的茶叶，品茶、购茶等等活动能够有效的提升乡村旅游开发的附加效益。茶产业本身在生产、销售过程中也会带动商贸、科研、交流等人员的往来，在无形中助推了旅游产业发展。通过茶叶的品牌和影响可以有效地打开乡村旅游的局面，吸引更多的客源，同时乡村旅游的_发又可以进一步巩固和优化茶叶的品牌和知名度。

二、泰山地区“乡村+茶文化”旅游开发的可行性

“名山品茗茶”我国的名山大多与茶文化有着分不开的渊源，诸如武夷岩茶、黄山毛峰、庐山云雾等等，然而作为五岳之首的东岳泰山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名茶，这并非因为泰山没有茶，相反泰山地区的茶叶种植面积很大，品种也很齐全，究其原因，主要是“山-茶”互动乏力，当地仅把茶作为一项农民增收的产业发展，忽视其文化效益，从而导致有效茶品牌缺乏。因此，泰山地区应积极践行乡村旅游与茶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之路，并且这条道路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首先具有资源可行性。一是泰山地区茶叶种植已成规模，特别是泰山周边地区，依托良好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优势，茶叶长势良好；二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当地已经形成了一批在当地乃至省内较为知名的一些茶叶品牌，诸如泰山女儿茶、泰山极顶茶、碧霞春、天平湖绿茶等；三是茶叶种植地多为风景优美的乡村，诸如小津口、亓家滩、叶家庄等，并且这些地方大多已经意识到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意义，并尝试开发了一些乡村旅游项目。

其次具有市场可行性。一是“留不住人”是近几年困扰泰山旅游的重要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泰安也进行了有效探索，并取得一定的成绩，打造了中华泰山封禅大典、泰山宝泰隆地下漂流、泰山方特欢乐世界、泰山花样年华等一批旅游项目，泰山茶文化旅游的开发可以更加完善泰山旅游产品体系，借势泰山使茶文化旅游快速发展。二是随着山东经济的快速发展，泰安周边居民以休闲为主要目的的出游欲望强烈，特别是毗邻省会济南，城郊休闲、周末休闲在泰安以蔚然成风，乡村旅游目的地成为他们的首选。

另外，具有政策可行性。近年来山东高度重视乡村旅游发展，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诸如评定了山东省特色旅游村和山东省旅游强乡镇、省旅游局给予乡村旅游规划补贴、推进乡村旅游改厨改厕工作、开展了全省捆绑宣传促销工作等等，其为泰山茶文化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泰安的主城区（泰山区）在2012年被省旅游局评定为省级旅游改革试验区，其要求在旅游发展方面先改先试、大胆创新，这在后期的乡村旅游发展中定会起到重要作用。

三、泰山茶文化旅游开发的建议

就泰山地区目前的情况来看，茶文化旅游开发很难单独进行，不论是茶文化旅游线路的策划还是茶文化旅游的对外宣传，时机尚未成熟。泰山茶文化旅游发展应借势泰山旅游影响，以乡村旅游为载体，以茶文化为形象，走茶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之路。

（一）统一品牌，树立形象

茶文化旅游缺少茶叶就无从谈起，缺少具有影响力的茶叶品牌，也会导致茶文化旅游黯然失色，因此，在茶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打造特色品牌着实重要。目前泰山地区茶叶品牌多达30余个，但在各个品牌的知名度都较低。在众多品牌中“泰山女儿茶”具有比较优势，其不仅具有美丽的传说，而且在《紫桃轩杂缀》、《红楼梦》等一批作品中均有记载，相比较其他品牌“泰山女儿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都略胜一筹。因此，可以将“泰山女翰琛弊魑泰山茶叶产品统一的公共品牌，聚力打造，提升品牌影响；并对该公共品牌进行延伸，将现有的茶叶种类和众多的茶叶品牌融入其中，形成泰山女儿茶品牌体系。

（二）做足“茶+水”的文章

泰山有三美“白菜、豆腐、水”，泰山水清澈甘醇，水质较高，并且名泉众多，诸如白龙池，青桐涧，白鹤泉，玉液泉等，在乡村地区，小津口、梨园、亓家滩、安家庄、兴隆庄的泉水享负盛名，在泰安地区名泉取水、喝山泉水已经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自古名茶配好水，品质优良的水可以为茶品牌的提升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譬如被誉为“杭州双绝”的杭州龙井和虎跑梦泉。在泰山茶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凭借山水品质优势和清幽的乡村环境，用泰山水种茶、养茶、泡茶，开展“茶、水”结合的活动，让游客或藏于山林、或坐于乡院，感悟泰山文化的博大，享受精神的升华。

（三）注重泰山茶与泰山文化的结合

近年来泰山茶产业的发展也引起了学术界对泰山茶文化的发掘，黄晓琴、阚文文、陈春晓等一批学者对泰山茶文化的起源、历史及现状都进行的深入研究，但其研究多局限于茶文化本身，茶与泰山文化相融合的研究较少涉猎。泰山是我国的国山、圣山，文化底蕴深厚，其不仅是一座自然山，同时也是政治山、宗教山、文化山、民俗山和人们心中的精神山，其每一个方面都可以长篇论述。泰山茶文化旅游的开发不仅不能摆脱泰山文化的背景，而且两者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使泰山茶文化的底蕴更加深厚，提升泰山茶品牌的文化内涵，成为乡村旅游的鲜明旗帜；另一方面可以使泰山茶旅游有效融入“大泰山旅游产品包”，使其与泰山演艺、泰山地下漂流、泰山玉石等旅游产品共同成为泰山旅游的重要环节。

（四）茶文化旅游发展结合新农村建设

茶道和茶文化的区别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擂茶；擂茶文化；道家文化；比较

擂茶是我国特有的茶饮风俗，由于其具有独特的制作方式和丰富的养生价值受到广大茶饮爱好者的喜爱。地处武陵山片区的常德和雪峰山腹地的益阳安化都是最早出现种茶、打擂茶和食擂茶的地区，两地在擂茶的发源，制作、饮用习惯上存在着一定的异同，特别是在饮用习惯上的差异，形成了独特的地方特色。

一、常德擂茶与益阳擂茶发源于同一时期

（一）茶叶的起源

对于擂茶的起源问题，首先要从茶叶的起源谈起，因为擂茶必不可少的原料就是茶叶。关于茶的起源流传最广的是人文化初祖神农氏，“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发现茶的作用而开始推广茶叶种植，神农氏生活的范围就是我国湖南、湖北一带；吴觉农先生也提出我国西南地区为世界茶树原产地的说法，并可追溯到三千万年前茶树已出现；《茶经》记载“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向掇之。”其巴山峡川指的就是四川东部，湖北西部及湖南西北部的武陵山片区，已有种茶、采茶的历史，都能充分证明湖南常德及益阳地区自古就是茶叶主产区，为擂茶制作提供了丰富的原料。

（二）擂茶的起源

关于擂茶的起源，各地说法不一，湖南《桃源县志》谓：“始于东汉”，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带兵平定“五溪蛮”，民间献茶以报德的说法较为有说服力。传说东汉马援将军率军南征，途经武陵乌头村（今桃花源一带），将士因水土不服，染患瘟疫，一老妇献出“三生汤”，将士饮数日痊愈，得胜回朝。这种“三生汤”就是擂茶，用生茶叶、生姜、生米擂成糊状，饮用时用水调匀煮熟，从此，“打擂茶”之风广为传播。 据同治《安化县志》载：“县西二百五十里之四都奎溪坪，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五溪蛮，驻兵于此，居民立庙以祀，康熙五十年重修。”从两地县志不难看出都认为擂茶源起东汉与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五溪蛮”相关，只是在驻兵献茶的地点上有不同的看法，常德擂茶与益阳擂茶发源于同一时期则是共同认可的。

二、常德擂茶文化与益阳擂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关联

（一）擂茶保健的功效与道家文化的关联

擂茶作为一种饮食具有保健的作用。居住在湘、鄂、川、黔交界武陵山片区的人们将擂茶称作“三生汤”，也有“五味汤”、“七宝茶”的说法，都体现出擂茶保健的功效。擂茶中的食材一般有茶叶、生姜、生米、花生、芝麻等物资，中药学研究结果表明：茶叶有提神祛腻、清心明目，姜能理脾解表、去湿发汗，米仁能健脾润肺、和胃止火的作用，如此配制的擂茶，自然即是饮料可解渴，又是良药能保健。常德擂茶与益阳擂茶在制作上没有明显的差异，原料上也大致相同，所以基本上都具有保健的功效。这也与道家文化中讲求内外兼修，追求长生和注重养生的文化正好相吻合。

（二）擂茶文化地域性与道家文化地域性重合

根据调查常德食用擂茶的主要集中地为桃源县、鼎城区花岩溪等地都是道家文化的中心，道家讲求阴阳风水、洞天福地，桃源县的桃花源就是道家所讲的洞天福地之一，而与鼎城区相连的德山就是道家所说的七十二福地第五十三福地所在。在益阳安化县也处处可见道家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云台山真武寺被当地人称为小武当，据省县志记载：云台山真武寺建于明朝年间，武当山法师行道至此，发现云台山风光秀美，放眼望去一览众山小，且云雾霭霭，好一幅人间仙境的美景。于是便在此修建寺庙，并在此终其一生。因法师师出武当，故取名为“真武寺”，同时也称“即武当”。安化县的地名中也处处可以见到道家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如资水南岸的思贤溪之火烧洞、竹林溪之条鱼洞、大酉溪的潭水洞等等，这里的洞即道家所倡导的洞天福地。在被调查人群中有85%的人群或家庭信奉道教，可见道家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德山善德观的道长也有午时擂茶的习惯，当注重养生的道家文化与擂茶相遇时，擂茶文化与道家文化自此相辅相存，可以这样说，道家文化的养生之道对这一地区的擂茶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擂茶也为道家文化的养生提供了实物佐证。

三、常德擂茶重在宴饮形式，益阳擂茶更注重养生功效

（一）常德擂茶的宴饮形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擂茶的饮用方式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常德黄土店，擂茶宴成为了一种时尚，早年间常德地区喝擂茶，只是在擂茶里放入一些炒米，佐以一些花生或红薯片，大家围在火堂边喝喝茶、聊聊天，现在的擂茶已出现了一种新的宴饮形式。所谓宴也有很多的开式：家宴、婚宴、丧宴等等，而擂茶宴则是典型的家宴。常德自古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深远，儒家的修身、齐家的思想根深蒂固，家庭观念浓厚，宴饮亲朋、家庭聚会则是十分平常之事，喝擂茶也是不错的选择。所谓擂茶宴，其实就是将擂茶放上餐桌，配以其它的食物构成满满一桌达到宴请的规格，常德擂茶宴上，一般二三十个碗碟不等，大多都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小食，主要有发糕、酱板鸭、毛豆、糖由粑粑、腌菜，再加上炒米、花生、红薯片、麻糖糕等，这此小食往往都是主人现做，既营养又美味。亲友们围上一桌，拉家长、评时事、嘘寒问暖其乐融融，家庭、家族关系在这浓浓的擂茶中更加和谐。到过桃花源旅游的朋友也应该感受到当地的擂茶已不在饮用擂茶。而延伸到品尝擂茶宴中的小吃和主人的热情。

（二）益阳擂茶更注重养生功效

益阳地区民间把擂茶列为药茶，加上草药擂于茶中，既解渴又治病，尤其安化擂茶品种最多，在保健、养生功能上，有止渴的、消炎的、防暑的、抗寒的等多种擂茶配方。在擂茶饮用形式上，虽然益阳擂茶辅料有花生、葵瓜子、南瓜子、麻糖、薯片（条）、等碟，多为炒熟的香脆之物，边喝茶边吃碟子，打发饮茶间隙，但仍就民饮茶为主，尤其是安化“后乡”地区，仍保留最原始擂茶的制作工艺和饮用形式。

四、结论

1、常德擂茶与益阳擂茶都始于东汉时期。

2、常德擂茶文化与益阳擂茶文化和道家文化相辅相存，可以这样说，道家文化的养生之道对这一地区的擂茶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擂茶也为道家文化的养生提供了实物佐证。

3、常德擂茶重在宴饮形式，益阳擂茶更注重养生功效。（作者单位：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常德市社科基金一般课题“常德擂茶文化产业创新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吴觉农、吕允福、张承春.我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J].茶叶，1979.（01）5-10

[2] 巴陵.安化擂茶[J].商业文化，2009（04）88

茶道和茶文化的区别范文第15篇

中国茶叶市场非常分散。茶叶企业有数万家，但整体零售市场总量才400多亿元。影响力最大的几家，如中茶、天福和大益，年销售额也不过十几个亿。

作为全球最大的茶业企业，立顿全球年销售额200多亿元，但在中国也只有5个亿。A股市场还没有一家茶企上市，主要原因就是茶企规模普遍偏小。

中国茶叶为什么缺少大品牌？

渠道的尴尬

茶叶渠道主要有四大类：连锁店、个体店、超市和电商。批发市场也是由个体店和连锁店组成的，故不单独讨论。

连锁店：开店风险越来越高

有一定历史的茶叶连锁店，如天福、吴裕泰等，已经布好了局，占据了有利的位置且店租成本较低，有稳定的消费群体，盈利状况不错。天福年报，2009～2013年，其净利率分别为20.1%、17.9%、16.7%、17.3%和16.1%。

但瓶颈是新开店的风险越来越高。再看天福：2012年新开店219家，关掉111家，年收入减少2.7%;2013年新开店154家，关店竟达122家，年收入再减少2.6%。对于茶叶连锁店的后起之秀，如八马，想要通过大量开店来迅速扩张，风险也就更大。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的主流茶叶消费群体都有自己特定的消费习惯，在客源一定的背景下，新店生存的挑战越来越大。何况，目前绝大多数茶叶连锁店都只卖自有品牌的产品，像吴裕泰这样能够销售一些其他品牌茶叶的连锁店少之又少。

超市：老茶客不愿去

超市销售的茶叶以中低端为主，而且总体销售额很小。

老茶客通常不愿去超市，原因很多：购茶体验不好;导购不专业且只会推销所属厂家的产品;超市不具备冷藏条件，只能主销单价十几块、几十块的茶叶，买不到好茶叶;超市大多只卖老茶叶，不像茶叶店往往有新茶上市。

但超市也有个优点：价格透明。个体店老板是想卖什么价格就卖什么价格。毕竟，能够喝出茶叶价位的老茶客是极少数，大多数都不懂茶或者不懂装懂，进了茶叶店多是任人鱼肉。

反过来说，如果能够在超市尽可能地模拟茶叶店的销售环境，并不是没有希望。比如，在超市里提供茶座和冷柜，配上茶博士或很懂茶叶的导购，销售多品类、多价位的茶叶。如果要做到这一步，就必须承包超市的茶叶销售专区，开设店中店，其实质是把茶叶店搬到超市中去了。全国性的连锁超市一般不会允许这么做，只有一些区域性的连锁超市能够采用这一销售形式。

电商：潜力大，还需培养

茶叶利润率高、物流成本低，很适合电商。对于茶叶企业来说，想在线下年销售过亿，门槛还挺高，差不多都能进茶叶百强了。但电商过亿就相对轻松得多。艺福堂从2006年的4.2万元起步，6年就做到了1.28亿元。

和超市一样，电商无法给消费者提供体验，所以目前只能做低价产品，吸引对茶叶品质不太讲究的消费者。如果想卖高价，就必须是成熟的线下品牌。比如百年老店吴裕泰，近年来积极开拓电商渠道，因为他们发现几千元一盒的品牌茶叶在网上也不乏销量。当然，这要注意线上与线下的价格冲突问题。

相对超市来说，电商目前最大的优势是进店费用低，可以几十个、上百个SKU的上，无须考虑下架的成本问题，而且面向的是全国市场，不像超市得逐家、逐个区域去开拓。

近年来，天猫、京东等电商渠道都很重视茶叶品类的发展。总体说来，电商渠道潜力巨大，但还需要进一步培养甚至等待新一代茶叶消费者的成熟。

个体店：关系营销难以做大做强

茶叶最主要的销售渠道，还是那无数看起来不起眼的个体店。

乍看起来，茶叶店似乎都没什么生意，一天也没见进几个客人。客人进门，不管买不买茶，先坐下喝几杯再说。客人坐了半晌，什么茶也没买，老板也不急，客气地送出门去，下一个客人还是这样招呼。对老板来说，注重的是长期生意。

茶叶做的是关系营销。茶叶有文化、有档次，是送礼的佳品。只要有一些老客户，特别是单位客户，就足够茶叶店生存了。店面也主要是用来接待这些老客户。对于临时性的散客，更多的是慢慢培育。

茶叶个体店，主要卖的是散茶。客人有送礼需求，将散茶装入礼盒就可以了。老板往往与茶叶产地有直接的联系。到了新茶上市时节，老板会直接到茶叶产区去向茶农收购好茶叶。

个体店不会销售品牌企业的包装茶叶，主要是因为价格透明，毛利率和散茶相差太大。反正是关系营销，消费者看重的是茶老板的推荐。消费者并不在乎茶叶是什么品牌、哪个工厂出品的。

关系营销也注定了茶叶个体店也难以做大做强。每个人的关系网络有限，除非能吸引大量的个人消费者，否则在一个城市多开店毫无意义。再说，新开其他店面还有管理上的问题，需要在亲戚中寻找合适的茶博士守店，茶博士可不是随便想找就能找得到的。

当然，个体店的体验虽好，但也有很多问题：价格不透明、品质不稳定、保质期不明、卫生条件不明、产地有可能假冒……这些问题是散装茶的通病，只有工厂出产的包装茶才能够予以解决，但个体店又不愿意卖品牌包装茶，企业想自建连锁店又面临店面扩张带来的高经营成本风险。这就成了一个死结。

这些问题使得在中国这个茶叶大国，要想以合适的价格买到好茶叶，竟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一些真正好茶的人不得不亲自到茶叶产区去买茶，“茶亲”就是这样产生的。但这是绝大多数普通消费者做不到的。消费者还是希望有信得过的企业品牌出现。

碎片化的市场格局让人急功近利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茶叶其实不缺品牌：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六安瓜片、太平猴魁、天福茗茶、张一元、八马、华祥苑茗茶……但这些都是区域公用品牌或者渠道品牌，真正的消费者品牌少之又少。

最近几年，金骏眉红茶被炒得很热火。金骏眉原本是武夷山正山茶业公司、正山小种红茶第二十四代传人――江元勋先生及其制茶师团队于2005年研发出来的，但仍然避免不了在2013年被法院认定为是茶叶通用名称的结果，沦为区域公用品牌。这里虽然有发明者未及时申请商标和发明专利的问题，但话说回来，如果金骏眉一早就被申请注册为企业品牌，它也不可能有目前的市场影响力。

茶行业的这种区域公用品牌现象，最大的成因就是这个市场非常的碎片化。

在中国，茶叶从种植、生产到销售还都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茶树是由数百万茶农在一小块一小块土地上种出来的。茶叶的生产以手工作坊为主，成规模的大厂很少。茶叶的销售以茶叶个体店为主体。

如果有资本进入茶叶市场，种植和生产环节都容易打通，但渠道环节无论如何是打不通的。所以业内人士认为渠道是茶行业最大的问题。从茶农、茶厂到茶商，都在推容易赚钱的区域公用品牌，无力也无心去推广企业品牌。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在中国，永远不缺好茶叶，时不时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茶叶产品被研发出来。但面对碎片化的产销格局，发明人要么面临该产品被市场给淹没的结局，要么将该产品的知识产权让渡出来，让广大茶农和茶博士一块力推，才能做出影响力。金骏眉红茶就是这一悖论的牺牲品。

区域公用品牌最大的问题就是谁都可以用，但谁都不会珍惜。这是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同样是金骏眉，有几百元一斤的，也有上万元一斤的，产品标准不一，消费者无可适从，各茶企都不可能去像自有品牌一样去用心推广。虽然有许多茶农和茶博士会从金骏眉产品上获得一些利益，但不可能有哪个茶叶企业能因为金骏眉而发展壮大。正如西湖龙井虽然蜚声海内外，成名上千年，但没有一个企业能够因为西湖龙井而做大做强。

为什么普洱和大益能够成功突围？

中国有四大产茶区域，涵盖了半个中国及主要人口分布区域。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茶叶产品，而且大多数茶叶产品都已有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历史，形成了悠久的茶文化，在本土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消费人群。一种茶叶产品想在异地市场取得成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近年来，能够走向全国的区域公用品牌，最具影响力的是普洱和铁观音。普洱的成功主要有这3个原因：

1. 成本很低。普洱的原料是云南的大叶乔木茶，取的是绿茶剩下的原料，用的是粗枝大叶，自然成本很低。用料不讲究月份和茶叶的老嫩。相比之下，绿茶要讲究春茶的质量最好，还必须手工采摘芽茶或一芽带几片最嫩的茶叶，所以成本较高。所以餐厅服务员通常都会推荐顾客喝普洱，因为成本最低、利润最高。

2. 投资升值功能的炒作。普洱是发酵黑茶，能够长期存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会坏。在中国目前这个“人傻、钱多、速来”的年代，只要有点历史的东西都具备炒作的价值。

3. 成功的减肥功能宣传。其实所有茶叶都具有减肥功能。只是普洱这一新出现的产品很多消费者都不知底细，容易被忽悠。普洱一炒作和强调减肥，消费者都信了。就像“怕上火喝王老吉”一样。如果说冰糖雪梨能降火，那是常识，不会引起消费者的特别关注。只有凉茶这样原来广大消费者不熟悉的产品，才好强调保健功能。

大益普洱茶正是抓住普洱兴起之风，成功地打造出一个全国性的、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品牌。

在中国市场，能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品牌，在我看来只有四个。除了大益，就是立顿、竹叶青和艺福堂。这四个品牌走的是不同的路子：大益借助普洱炒作之风而起，到处开设大益专卖店;立顿主要做袋泡红茶和奶茶冲调品，走超市、酒店和单位客户的销售;竹叶青走的是高端绿茶路线，局限于北京和四川等少数市场;艺福堂在电商渠道取得异乎寻常的成功。它们的成功，各有不同的可供借鉴之处。

茶企如何练就大品牌？

盯紧中低端消费群

茶叶市场可大致分成高端和中低端两大类。

前面谈过，茶叶市场相当的碎片化，其实这主要是高端市场的特点。只有对茶叶口味比较挑剔、对茶文化比较讲究的高端消费者，才会注重消费名优茶叶产品。高端市场既很细分，又受到限制公款消费的大环境影响，很难有大的发展。这也是我最不看好竹叶青品牌的原因。

要想打造大品牌，就必须盯着中低端的目标消费群体。中低端茶叶消费群体的特征是：年纪相对较轻，不是太懂茶叶;追求便利性;讲究小资情调，对传统烦琐的中国传统茶道不在乎;热衷于网购。

产品：多点口味，少点形式

中低端消费群体不喜欢纯绿茶、纯红茶等单一风味，饮茶口味较杂，喜欢花果风味，如柠檬茶、蜂蜜茶、蜜柚茶、玫瑰茶等。

我在香港的无印良品店里专门去看了一下茶叶货架，很吃惊地发现茶叶居然有几十种的口味，主要是加了各种的香料进去，黑醋栗、玉蜀漆、兰香子……闻所未闻。口味虽多，但冲泡形式只有一种：袋泡茶。这应该是代表了年轻人茶叶市场的发展方向。

价格：别那么高大上，亲民点！

这类茶叶的单价一定也是中低端的，超市以20～30元为主，电商以30～70元为主，折算成每斤的价格在200～500元。只有这样，才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冲动购买，让茶叶成为真正的快消品。

渠道：主打电商，重视超市和创新渠道

要做好电商渠道，首先得吃透80后、90后消费者的心理特征，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才能设计出适合他们的产品。对他们来说，茶叶本身的品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饮茶这一过程能帮助他们营造的那种心理感觉。与传统茶叶产品包装设计的明显区别在于，电商产品要求包装醒目、画面较萌、有较多的心情文字表现等等。同时必须在体验和服务上尽可能做到完美，包括较多的赠品、完善的售后服务、较多的节日促销等等。

其次是超市渠道。在超市卖茶叶，只要像立顿一样，走快消品路线，如多上海报、做堆头，多搭赠、搞活动，把终端生动化做好就可以了。

现在还有一些新的茶叶销售渠道可以开发，比如茶吧。在各大城市的繁华商场，大大小小以茶饮料销售为主的茶吧已不鲜见。连全球最大的咖啡连锁星巴克都在收购茶叶零售商茶瓦纳（Teavana）之后，于2013年10月在纽约开出了它在全球的第一家茶吧。星巴克还将逐渐在其现有的300多家Teavana店增设茶吧，并将在5年内将茶吧总数开到1000家。茶吧既可以销售茶饮料，又可以销售茶叶，是都市年轻人的时尚休闲场所。未来，茶吧与咖啡店并驾齐驱也并非不可能。

要做茶文化，但别做成文化茶

茶叶是一种高毛利产品。毛利高说明有较多的附加价值，对应着较高的心理需求层次。茶文化能够帮助茶叶增加附加价值，茶叶产品一定是要和相关的茶文化息息相关。传统茶叶产品有传统茶道相对应，新兴茶叶产品所对应的70后的小资情调、80后的小清新、90后的萌，也都是一种文化现象。

茶行业流行的一句话是：做茶叶要做茶文化，但千万别做成文化茶。什么意思？就是说做茶文化不能做过了头，让消费者只注意到文化，而忽视了茶。茶文化一定是要为销售产品服务的，不能促进销售的文化宣传是失败的。

因此，宣传茶文化时，广告必须要跟着渠道走。否则，消费者知道你的品牌，却不知道去哪买你的产品，这样的广告投入结果一定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