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然灾害的态度范文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范文第1篇

【关键词】自然灾害 索洛-斯旺模型 经济增长 资本相对损失型灾害 人力相对损失型灾害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近几年来，国内外自然灾害频发，对人类的正常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2013上半年，我国自然灾害以地震灾害为主，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5247.4万人次受灾，78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730.2亿元[1]。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二）问题提出

在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自然灾害会抑制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自然灾害会促进经济增长，原因是：灾害虽然破坏了有形的国民物质财富，但是人们必须重新投入必要的生产性资本用于灾后重建。本文主要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在索洛—斯旺模型的框架下，探讨灾害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以及政府应该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使灾害损失最小化并加快经济恢复速度。

二、自然灾害分类

本文根据灾害的受灾体不同，将自然灾害分为“资本相对损失型灾害”和“人力相对损失型灾害”。其中：

k=K/N

K为总资本量，N为总人口数量。人均资本k增加，则称为“资本相对损失型灾害”，人均资本k减少，则称为“人力相对损失型灾害”。

三、索洛-斯旺模型分析

（一）资本积累方程

在一个单一产品的封闭经济中，总储蓄等于总产出的一个固定比例s，即S=sY。假定现有资本的折旧率为δ，假定劳动L和技术水平A分别以不变的速度n和g增长，则资本存量的变化为：

k=sf（k）-（n+g+δ）k……{1}

（二）“黄金律”

“黄金律资本存量”是在稳态下，若使消费达到最大化所选择的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资本数量。即：

MPK=（n+g+δ）k

四、基于索洛-斯旺模型分析灾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一般分析

1.“资本相对损失型灾害”。“资本相对损失型灾害”会使得资本存量下降，但对人员没有造成较大的伤害，这时人均资本将下降。

如图1如果经济处于稳态的A点，灾害造成人均资本由k*下降到kd，稳态的国民收入受到灾害的影响由y*下降到yd，稳态失衡。从图1看出，当人均资本下降到kd后，资本积累加速形成，人均资本将不断增加，于是经济向右移动，逐渐靠近稳态均衡点A点。在灾害恢复的过程中，如果储蓄率由灾前的s上升到恢复重建过程的Sr，且Sr>S，这将有利于加速恢复重建的过程。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重建投资将逐渐减小，恢复重建过程中的储蓄率sr将恢复到原来的正常水平s，人均资本恢复到灾前水平k*。

2.“人力相对损失型灾害”。“人力相对损失型灾害”造成了大量人力的损失，但是不会造成太大的资本损失。从而，人均资本存量k会上升，如图2所示，人均资本存量从k*上升到ki稳态失衡。从图中可以看出，人均资本存量从k*上升到ki之后，资本广化SF（K）小于资本深化。二者之差为DB两点之间的距离。此时资本消耗加速，人均资本逐渐减少，会达到稳态A点。但此时如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大资本投入，调高储蓄率则会出现三种情况：

（1）如果储蓄率大幅度提高到S1，则人均资本存量会继续增加，直到kii，由C点达到F点的稳态水平。

（2）如果储蓄率恰好提高到S2（S1>S2），此时达到了稳态水平，即D点。

（3）如果储蓄率提高到S3，人均资本存量减少，由KI减少为K*。经济回到A点实现均衡。

综上可以看出，在“人力相对损失型灾害”中，根据财政投入的程度，资本储蓄率的不同会出现三种不同情况的稳态，但是都有助于迅速恢复到稳态水平，若投入足够大则会增加人均资本存量水平。

（二）存在技术进步的经济恢复过程（以“资本相对损失型灾害”为例）

现在引入技术进步A，即ΔA/A>0。假定技术进步是随时间变化的一个变量，用A（t）表示。在正常情况下，假定技术进步按照一个固定速度g增长，当灾害发生后，技术进步以一个更快的速度gr 增长，但是这种增长率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恢复重建活动不能促进技术本身的进步。这一过程用图3表示。

在人均生产函数中，当考虑技术进步时，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Y=F（K，NA（t））

式中：NA（t）为包含技术进步的有效劳动，于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方程变为如下形式：

Δk=sf（k）-（g+n+δ）

当存在技术进步时，人均资本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γ^=sf（k）/k-（g+n+δ）

当经济处于稳态时，人均资本增长率等于0，满足稳态的条件如下：

sf（k）=（n+g+δ）k

在“资本相对损失型灾害”灾害的假定下，说明在具有重建投资，具有技术进步下人均资本的增长情况。

图3 灾害发生后新技术应用

图4 恢复重建的动态过程

在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如果采用新技术，会导致人均资本k增长率下降一些，为图4中D点和E点的距离，而不是原来的D 点与C点之间的距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的恢复速度取决于重建投资的资源配置情况，重建投资越多，经济的恢复速度越快；新、旧资本存量的混合程度同样影响恢复速度，旧资本存量越多，则在恢复重建的过程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越大，越有可能提高整个经济体的技术水平[2]。

五、政策建议

（一）对灾区加大资金投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模型分析可得，不论是“资本相对损失型灾害”还是“人力相对损失型灾害”，灾区经济的恢复速度取决于重建投资的资源配置情况，重建投资越多，经济的恢复速度越快。

（二）加大科技投入，鼓励创新，鼓励采用新技术，新设备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在灾害发生后采用新技术、新设施，并投入重建资本可以加速灾后恢复的速度。同时，在“资本相对损失型灾害”中，大量的陈旧设施遭到损坏，淘汰了大量的落后产能，此时为新技术新设施提供了需求。

（三）发动社会力量，鼓励群众捐款捐物

发动社会力量捐款不仅可以缓解财政的压力，而且可以在社会培养起互帮互助的良好社会风气。

（四）增加对教育和医疗的转移支付

提升入学率和医疗水平水平，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气象网.2013年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覆盖广频次高灾情偏重，2013.7.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范文第2篇

关键词：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态势评估；不确定性信息

DOI：10.16640/ki.37-1222/t.2017.02.220

1 自然灾害不确定性评估

对于自然灾害不确定性的分析和处理很多学者开展了此方面的研究。Karimi等[1]探讨了不精确概率特别是模糊概率对于评估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的影响。左其亭等[2]基于模糊概率和风险分析计算方法，从定量的角度对带有模糊性的风险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应用于洪水风险分析实践中。魏一鸣等[3]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了洪水危险性、承灾体易损性以及洪水灾害灾情评估等核心内容，构建了洪水灾害风险分析的理论框架。黄崇福[4]提出了一种计算机仿真方法，用来检验计算模糊风险的模型是否可靠。任鲁川[5]归纳了灾害风险分析的内容及灾害风险分析的数学模型，将风险辨识、风险估算和风险评价作为风险分析的三个重要环节。刘德辅等[6]运用灰色理论、随机模拟等方法进行了洪水、风暴潮、巨浪等环境因素的计算，并进行了灾害经济损失的风险分析。程昌秀等[7]提出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洪灾风险区划指标模型，并以降雨、地形和区域社会经济易损性为主要指标，得出辽河流域洪灾风险综合区划。陈报章等[8]对灾害风险度和灾害损失度的相对等级进行了划分，提出了单一灾种和复合灾种灾害风险损失度相对等级的划分方案和划分方法。

2 自然灾害态势评估

根据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定义，自然灾害属于非常规突发事件，即前兆不充分、具有复杂性和严重的后果，应用常规管理处置模型具有很大的困难的事件。灾害评估是指损害和影响评估，根据应急原则，非常规处置可分为预处置、中期处置和后处置三个部分。各部分的目标能被定位为突发事件发生时快速的灾害评估及应急预案启动，连续的灾害评估的应急管理过程，当突发事件趋向正常时的综合损失评估。整个灾害评估过程存在动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的信息特征和灾害评估目标要求不同的评估方法；另一方面，灾害评估过程需要不断被更新。

（1）预处理过程的快速灾害评估方法：此时的评估又称为紧急事态快速评估，指自然灾害发生后，确定最初拯救生命和维持生命的需求，及确定逼近危险的全部直接相关行动。这时的信息特征是模糊的、缺失的或者冗余的，具体涉及到救生需要、重要基础设施的状况、人员转移的数量及连带事件信息等。快速的灾害评估是估计人员伤亡、财产、经济和其他损失，确定事件的类型和程度并配置相应的计划，从而采取适当的应急行动、分配有限的资源及请求快速而准确的援助。应用的主要方法包括统计分析、3S及模糊数学等。其中，统计分析是快速灾害评估的重要方法。当然，经验评估方法和相关性评估也是可利用的。此外，遥感（RS）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及全球定位系统（GPS）也是预处理中有效的方法，可补充数据的不足，并具有对信息实时记录及分析后期的突发事件的功能。

（2）中期处理阶段的态势评估方法：伴随着时间的发展，灾害信息是冗余的、大量的、多样的、半定量的和定量的，并有多个不同的来源，评估需要不断的被动态性的修改。这时的灾害评估的处理过程是一种态势评估过程，“状态”指的是突发事件当前的状态，“态势”指的是基于未来的当前状态的发展趋向。该灾害评估阶段一方面是连续的、及时的评估当前的状态；另一方面，这个阶段的评估是获得和评估影响将来趋向的大多数关键信息，目标是采取适合的减灾措施并将态势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态势评估分为评估当前的状态和将来的状态，如贝叶斯理论、相关度理论、博弈论、改进的FAHP方法、搜索算法、专家系统和机器学习方法等都能被用在当前的状态评估中。将来的状态评估，主要集中在情景分析，即假定某种现象或某种趋势将持续到未来的前提下，对预测对象可能出现的情况或引起的后果作出预测的方法。通常用来对预测对象的未来发展作出种种设想或预计，是一种直观的定性预测方法。这种方法更适合动态性、复杂性的灾害特征，更有利于理解突发事件管理的“情景-响应”模式。

（3）后置处理的灾害整合评估方法：即综合损失评估方法，包括直接损害和经济损失评估、间接经济损失评估、社会-经济影响评估及心理影响评估几个部分。其中，心理影响包括受害者和参与灾害应对人们产生的心理疾患，一般只能通过对其影响面和程度作估计分析，很难准确评估。

参考文献：

[1]Karimi I，Huellermeier E，Meskouris K.A fuzzy-probabilistic earthquake risk assessment system[J].Soft Computing，2007， 11（03）：229-238.

[2]左其亭，吴泽宁.模糊风险计算模型及其应用研究[J].郑州工业大学学报，2001，22（03）.

[3]魏一鸣，范英，金菊良.洪水灾害灾害风险分析的系统理论[J]. 管理科学学报，2001，4（02）.

[4]黄崇福.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检验自然灾害模糊风险模型[J].自然灾害学报，2002，10（01）.

[5]任鲁川.区域自然灾害风险分析研究进展[J].地球科学进展， 1999，14（03）：243-245.

[6]刘德辅，逯义军，李奉利，荆昆.基于不确定性理论的风险分析法及其在防波堤设计中的应用[C].第十二届中国海岸工程学术研讨会.昆明：中国海洋工程学会，2005：378-384.

[7]程昌秀，周成虎，陆锋.协同GIS软件体系结构研究[J].地球信息科学，2001，6（01）.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范文第3篇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为目标，建立健全自然灾害防治体系，使全乡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二、加快建设自然灾害防治能力重点工程

（一）实施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工程。

全面开展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彻底摸清全乡风险隐患底数。以地震、地质、水旱、气象、林草防火等为重点，开展灾害风险调查评估和重点区域灾害隐患排查，建立全乡贯通、行业领域信息共享的灾害风险数据库。(牵头站所：乡应急办、乡生态环境办)

（二）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修复工程。

继续实施森林资源培育、退耕还草、固沙防风工程，加强水、气环境和土壤综合治理，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水土流失治理，结合生态移民工程和国土绿化倍增行动，全面做好南部山区移民迁出区废旧宅基地腾退复垦和移民区沙漠治理国土绿化工作，加大河湖生态治理与修复项目建设。(牵头站所：乡生态环境办、乡应急办)

（三）实施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

以农村民居、学校、医院、幼儿园，以及交通生命线、电力、通信等进行全面排查，建立台账，严格落实新建、改扩建住宅和公共设施等建筑抗震标准。对接上级部门加强一般地区未达到抗震设防标准的民居、公共设施的加固改造，实施农村民居加固示范工程建设。科学合理规划应急避难路线和场所，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牵头站所：乡应急办、各村、乡属单位配合)

（四）实施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

持续加强河道隐患治理，实施移民迁出区山沟治理和山洪灾害防御工程建设，基本完成病险河堤除险加固任务，全面治理挤占河道、排洪沟等空间的建构筑物。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因地制宜建设人畜饮水安全工程，提高使用水应急保障能力。(牵头站所：乡应急办、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供水站)

（五）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工程。

加大对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及地震易发区隐患点的日常巡查和检测。对灾害风险高、工程治理难度大、群众疏散条件困难的区域，结合脱贫攻坚和村居风貌提升等，督促灾害区移民搬迁。(牵头站所：乡应急管理所、生态环境办)

（六）实施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工程。

着眼长远，立足实际，加快协调，统筹推进，培育组建各类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设备。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因地制宜，提前规划，合理储备救灾应急物资，构建乡、村、组三级救灾物资储备网络。(牵头站所：乡应急办、乡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乡武装部)

（七）实施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工程。

对接气象部门，提升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和预报预警能力。健全灾害预警信息制度，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相结合，及时向社会灾害预警信息。(牵头站所：乡应急管理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生态环境办)

（八）实施全民防灾减灾能力素质提升工程。

整合各类资源，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提升宣传教育效果。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以“5.12”、安全生产月等活动时机，大力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增强全民防灾减灾知识。实施防灾减灾知识、安全常识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公共场所工程，组织经常性地防灾避险应急演练，全面提升自救互救能力。（牵头站所：乡应急办、乡属学校、各村委会)

三、强化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的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强化综合减灾、统筹抵御各种灾害。成立乡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领导小组，针对自然灾害防治中心重大问题和短板弱项，加强统筹协调，完善政策制度，编制重要规划，形成抓工作合力。乡相关办公室和服务中心要建立完善组织体系，细化任务分工，靠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落实重点任务，加大推进力度。

（二)科学谋划推进。

坚持生态优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坚持改革创新，推进自然灾害防治体系与防治能力现代化。针对关键领域、重点地区和薄弱环节，确定一批重大工程项目，纳入全乡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向上争取列入全乡重大工程项目，加快推进落实，切实发挥灾害防治各项工程的作用，努力提升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气候变化；森林灾害；法律防治

中图分类号：F84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2-0051-02

在研究如何应对气候变暖的过程中，森林生态系统起到了不可或缺甚至是中流砥柱的作用，尤其是利用森林碳汇应对气候变暖是一个关键措施。然而，由于森林是一个极易遭受气候变化等自然灾害侵袭和意外事故影响的生态系统，气候变化必将对森林灾害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带来严重的影响。

森林灾害是世界七大自然灾害之一。森林灾害主要是指由于自然变异或者人为因素引发的，并对森林资源的正常发育或者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破坏或者损失，进而给林业产业造成经济损失或人员伤亡的自然现象及人类行为。[1]研究已经表明全球气候变化特别是CO2浓度增加和温度升高的情况下，森林生态系统将受到严重的破坏，系统结构、空间格局、组织成分、分布范围以及系统生产力等都将发生变化。此外，气候变化还会使得部分物种的适生面积扩大，种群迅速扩张，一些生态系统出现干旱的频率加大，荒漠化加重，脆弱性增加等等。[2]森林是对气候变化比较敏感的一类物种，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气候变化将导致森林灾害风险的增加。

一、气候变化现状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今全球普遍关注的国际化问题。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问题就引起了国际各界政府、社会组织和科学机构的高度重视。众所周知，导致气候变暖的关键因素就是大气中CO2浓度的增加。相关研究成果显示，全球大气CO2的浓度已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280μmol/L增长到了现在的387μmol/L。并且，近十年大气中CO2的浓度仍以4%的速度增长，到2050年以后，大气中CO2的浓度将会是现在的两倍。[3]因此，随着气温升高，温室效应的加剧，气候变暖和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的趋势将会长期存在。

二、气候变化对森林灾害的影响

（一）气候变化对森林生物灾害的影响

森林生物灾害主要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表述，即森林病虫害和森林鼠害。据普查，我国森林年均病虫害发生面积为934万hm2，超过年人工造林面积，直接导致经济损失和生态价值损失达880（亿元/a）。全国森林鼠害的年均面积约为150万hm2，其中以西部地区最为严重。[4]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森林灾害发生面积最大，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在新的气候背景下，气候变暖将进一步加剧森林生物灾害的严峻性。

1.气候变化使有害生物的繁殖速率增加，种群快速增长

温度对生物的繁殖发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气候变暖，森林有效积温增加，许多森林害虫的生理过程、发育周期将大大提前，繁殖速率、适应能力和存活率也大大提高，从而导致世代数和群密度增大，种群快速增长。

2.气候变化使病虫害的适生区域扩大，危害程度加重

全球气候变化对森林病虫害的分布区系和危害范围有着重要的影响。气候变暖使森林害虫的越冬代北移，越冬基地增加，迁徙范围扩大，从而大大的拓宽森林有害生物的适生区域，主要呈现出向高海拔和两极方向扩展，区系分布由南向北变迁的整体趋势。[5]

3.气候变化缩短病虫害的发生周期，增大发生频率

随着气候变暖，森林植被的物候期也在发生着相应的改变。由于有效积温增加，许多昆虫的物候期提前，从而导致世代数目增加，病虫害的发生周期缩短。例如天幕毛虫的发生周期一般为14或15年，但近些年曾于1971年、1985年、1995年在牡丹江，1965年、1974年、1984年、2002年在吉林白城相继爆发；安徽的潜山马尾松毛虫1973年以前爆发周期为10年，1973年以后则为3-5年。[6]由此可见，气候变化使得许多森林病虫害的发生周期缩短，发生频率加大，进而导致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水平严重下降，抗灾能力大幅降低。

4.气候变化使森林鼠害面积明显增加，危害程度严重加剧

我国森林鼠害主要发生在生态脆弱区，以内蒙古林区以及西部干旱地区最为严重，每年发生约66万hm2以上。[7]随着气候变暖，新的环境对老鼠的存活和繁殖提供了更为适宜的条件，活跃期延长，加之当前人们对综合治理鼠害的疏忽，使得老鼠大量繁衍和种群密度急速增加，鼠害的危害程度将远远胜于过去。

（二）气候变化对森林非生物灾害的影响

1.对森林火灾的影响

森林火灾的发生是火源、可燃物、气象等环境因子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气象因素是导致森林火灾发生的关键因子之一。气候变化对自然林火影响的范围、 程度和频率取决于森林经营历史、干旱频率及程度、病虫害爆发以及其他因素等。气候变化对森林火灾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气温升高，降水减少，蒸发加大，地被植物干燥，高温、干旱、大风等极端气候的频率和发生强度加大，从而森林火险等级和森林火灾发生的频率将明显提高；[7]其次，森林植被的种群组成和分布区域改变，使森林火灾的发生与蔓延呈现出一定的时空规律性；再次，气候变化导致病虫害的频发，促进了可燃物条件的形成，加剧了极端高温干旱区火灾频率及特大火灾的可能性；并且，由于火源分布、气象条件和可燃物的分布改变，林火的发生的准周期也将发生明显的波动，并逐渐呈现出缩短的变化。[8]

2.对气象灾害和地质灾害的影响

气候变化导致的森林气象灾害主要有冻灾、雪灾、风灾、旱灾、洪涝、雹灾、高温等。其中冰雪、洪涝等灾害又会进一步的引发水土流失、流泥石、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或者火灾的发生。例如2008年，我国南方发生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导致林木大批折断受损，并且地表可燃物大量增加，平均地表可燃物载量超过50（t/hm2），严重超过高强度大火的标准30（t/hm2）。[9]1987年的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也是由于长期干旱引发的。目前，气候变暖导致的旱灾是我国影响面最广的气象灾害，并且还常出现多种灾害复合叠加的现象。

三、关于森林灾害的法律防治

（一）加快完善森林灾害法律防治体系的必要性

在气候变化凸显的今天，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环境方针为指导，从生态、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加快建立切实可行的森林灾害法律保障制度，完善森林灾害法律防治体系，不仅有利于推动和实现森林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对于防止气候变暖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首先，就环境保护而言，在应对气候变化历程中，森林对减缓气候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森林碳汇功能，是减缓气候变暖的关键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森林资源是主力；其次，就推进经济发展而言，气候变化将增加林业灾害的易发性和频发性，从而增大林业产业的风险，保护森林是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再次，就森林生态系统的自身特点而言，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森林破坏在规模和程度上都会有一定的扩展，然而森林生态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其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控制森林灾害的发生是维护森林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方面；最后，就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体制而言，我国的森林灾害防治法律机制严重滞后，不够完善，在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加快完善森林灾害法律保障机制的步伐，是促进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二）关于森林灾害法律防治的几点建议

1.将森林灾害法律防治与应对气候变化有机结合

森林灾害的频发与气候变化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森林灾害法律防治体系应该把灾害防治与气候变化结合起来。一方面，把防治森林灾害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制定森林灾害防治的政策规划和开展的法律活动中，把气候变化因素考虑进去，跳出为防治而防治的定势；另一方面，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防治森林灾害的战略行动，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动性和紧迫性。其中，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主要方面，减缓气候变化与森林灾害防治的结合就是：制定并完善相应的森林保护法律法规，加大人工造林力度，充分利用森林资源的碳汇功能来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与森林灾害防治的结合就是：在更好的掌握气候变化形势的情况下，制定切实可行的森林灾害防治政策，完善森林灾害防治机构的建设，加强森林灾害应急系统的构建，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的森林资源培训和宣传工作。

2.完善森林灾害防治法律法规体系

气候变化背景下，森林灾害的发生往往出现新型灾害、复合型灾害、次生灾害或者衍生灾害跨区域发生或一起并发的现象，针对常规森林灾害制定的的单行法现和政策制度已严重滞后。亟需制定综合性的防灾治灾法或以森林保护法为统帅，再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森林灾害制定更加具体、实施性强的单行法规，从灾害的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处置、风险管理、恢复重建、救济救助等各层面都做出具体规范，并在防灾治灾的各个环节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体化要求。

3.健全森林灾害地方管理体制，确立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森林灾害管理体制层次比较广泛化，不够具体细致，以致无法应对新的森林灾害防治局面。因此，在各级政府设立由政府统一领导，综合协调政府各相关部门的专门机构，根据灾害发生的等级和特征，形成同一灾害区域多个地方政府参与的联合防控机制，协调建立森林灾害跨区域防治的检测预警系统，实施资源和信息共享、应急响应联动等措施。

4.加强森林灾害的防治能力建设和法律救助机制

以法律手段为保障，高效运行救助机制是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新的森林灾害风险的重要环节。由于森林灾害后果严重，需要建立森林灾害风险分担和转移机制，通过金融、保险等多元化机制实现森林灾害的经济补偿和损失转移分担，如生态补偿政策，森林保险制度和建立专门的森林灾害保障基金等。风险分担机制应与森林救济、产业恢复等减灾和适应手段相结合。此外，还可以进一步探索社会化的捐赠救助基金体制，充分的发挥公益慈善机构在森林灾害保障中的作用，拓宽救助资金的来源和渠道，充分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联合防御、救助发挥的作用，弥补政府救助的不足。

参考文献：

[1] 魏书精，孙 龙，魏书威，胡海请.气候变化对森林灾害的影响及防控策略[J].灾害学，2013（4）：37-38.

[2] 张文勤，纪成俭，王文烂，等.福建省森林灾害的发生情况与主要成因分析[J].林业经济问题，2001（3）：175-178.

[3] 李艳丽.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初探[J].灾害学，2004，19（2）：87-91.

[4] 李剑泉，李智勇，易浩若.森林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J].西北林学院学报，2010（4）：35-38.

[5] 赵铁良，耿海东，张旭东，等.气温变化对我国森林病虫害的影响[J].中国森林病虫，2003（3）：29-32.

[6] 谢 晨，赵 萱，王 赛，袁 梅.气候变化对森林和林业的影响及适应性政策选择——基于全球和我国的相关研究进展[J].林业经济，2010（6）96-102.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农业；自然灾害；粮食生产

一、国外关于农业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影响的研究

国外关于农业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影响的研究，可以概括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个方面。在定性研究方面，Eddy等（1986）认为致灾因子是成灾的外部条件（威胁），在这种威胁下，是否最终成灾，还要取决于承灾体能不能适应环境变化。有部分学者研究农业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其中，Kueh（1986）、Downing（1992）、R.Andres Ferreyra、Guillermo P.Podesta（1994）、Roger W.Buckland（1997）利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粮食生产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气候变化是粮食产量波动的主要原因。有部分学者对主要的自然灾害—旱灾进行研究，Riebsaoe等（1991）认为干旱通常是由于人类利用水资源不当的结果，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将旱灾成灾纳入承灾体论的讨论内容；而Park等（1995）通过对干旱地区的研究，指出干旱地区相对湿度正在下降，并以此会导致干旱灾害的范围扩大且相对强度增加，发生频率也明显增加。Kaiser（1993）通过对病虫害进行研究，认为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特别是全球变暖导致使农作物以及牧草与森林病虫害的分布有所改变，一方面是会导致病虫害分布区域的扩大，另一方面是使空间分布规律改变。

在定量研究方面，Cynthia等（2002）通过研制动态作物模型来模拟作物在众多影响因子作用下的生长情况，并计算美国由于各种因子造成的作物损失，认为在未来的三十年里，各种致灾因子可能导致的额外损失每年可达30亿美元。美国学者Richard Snyder，J.Paulo de Melo-Abreu，Scott Matulich（2005）在《Frost protection：fundamentals，practice，and economics》一书中给出了计算灾害发生可能性的方法，并提出对灾害造成的产量减损进行定量计算。Aggarwal等（2006）通过对致灾因子和农业生产损失分析研制损失评估的动态模型，并评估了热带生态环境下水稻和小麦对关键投入的敏感性。Muralidharan、Pasalu（2006）对水稻生态系统中茎蛀虫危害的损失进行了评估。同时，有部分学者在研究如何减轻自然灾害对农业经济的影响。Hideki Toyab、Mark skidmorec（2005）使用灾害影响数据去研究分析，认为经济受自然灾害的损失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是逐渐减弱，有着较高收入、较高受教育水平和比较完善的金融系统的国家会受到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也是比较少的。

二、国内关于农业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影响的研究

1.关于农业自然灾害的概念及特点

农业自然灾害就是指对农作物生长起破坏作用从而导致农作物减产的自然灾害。在我国五千年的农耕文化史中，农业生产遭受了各种各样自然灾害的侵袭，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自然灾害的类型。危害我国农业生产的自然灾害主要有：旱灾、洪涝、风雹灾、低温冷冻、农业病虫害等五种灾害。由于我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环境，造就我国农业自然灾害的特点：一是灾种的广泛性和集中性；二是灾情的季节性和地域性；三是灾害具有群发性和伴发性；四是灾害的空间分布、地域组合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区域差异有很强的相关性；五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交织；六是灾害加重与防灾能力减弱形成反差（王国敏，郑晔，2007）。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政府在防灾减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农业自然灾害仍然日益严重，主要表现在：一是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越来越高；二是自然灾害发生的范围越来越大；三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越来越严重；四是自然灾害是农村贫困的重要根源（王国敏，郑晔，2007）。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的加剧，以及人口剧增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使得农业自然灾害呈现出新的特点，表现为：大灾次数增加，小灾次数减少；面积和强度加大；发生周期缩短（何静，1997）。

2.关于农业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具体影响

由于客观条件，我国对灾害影响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灾害评估才开始兴起。虽然起步较晚，但在我国学者的不断努力下，在许多领域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农业自然灾害领域更是走在国际前列。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更多的是体现在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上。只有稳定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才能够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保障。基于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层面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农业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部分学者将所有农业自然灾害作为一种影响粮食生产的因素在全国或省级层面上进行了研究；部分学者以众多农业自然灾害中一种或几种灾害作为影响粮食生产的因素在全国、省级或地区层面上进行了研究。研究的主要成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自然灾害灾害发生范围广、频率高，对粮食生产影响巨大

马九杰等（2005）通过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认为，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粮食安全的影响显著。目前，我国的农田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落后，制约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黄正军（2009）通过对历史统计资料分析，认为对我国粮食生产影响较大的农业自然灾害有：洪涝、干旱、霜冷冻、风雹及病、虫害等灾害，而由这些灾害造成粮食减产严重，经计算发现减产幅度平均为5%，减产量为250亿千克，远远超过了近几年中国每年进口粮食150亿千克的水平；从长期趋势来看，成灾面积与受灾面积的比例呈上升趋势。李茂松等（2005）利用我国近50年的粮食生产统计资料，分析了各个年代主要粮食作物产量与影响粮食生产的因素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然灾害对我国粮食产量的影响极大，并指出要确保我国粮食生产的安全，不仅需要增加外部资源投入，而且在粮食生产过程中要积极的进行防灾减灾。张平等（2010）通过分析黑龙江省主要农业自然灾害和粮食产量数据，认为受灾面积对粮食产量有显著的影响，二者呈负相关关系。受灾面积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粮食减产显著年份均出现在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百分比大的年份，即农业自然灾害的成灾面积比例越大，则相应的减产量比例也就越大；相反农田受灾面积小且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百分比小的年份，粮食产量明显增加。粮食产量的波动与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波动在时间上基本一致，方向上相反。

（2）农业自然灾害中以农业气象灾害为主，且影响作用最大

卢丽萍等（2009）对近30年来的气象灾害的数据分别按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农业气象灾害对农业粮食安全的影响，认为气象灾害对农业的影响表现为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由于农业气象灾害可造成粮食减产，从而直接影响到粮食生产安全；气候对农业的间接影响还表现在病、虫、草害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上。一方面气候变暖使各种病虫害出现的范围扩大；另一方面会加剧病虫害的流行和杂草蔓延。这些改变不得不使农业生产者增加农药和除草剂的使用量，从而间接影响到粮食质量安全。唐蓉（2007）认为农业气象灾害严重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对解决我国资源、环境、人口问题是一大挑战。农业气象灾害的发展虽由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决定，但通过成灾机理研究，可以认识灾害发生和发展规律，对其进行监测预警，以便采取相应的防灾减灾措施，从而减少农业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廉丽姝（2005）通过分析山东省气象资源和粮食生产情况，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山东省气候有变暖和变干的趋势，各季节中，变暖趋势最明显的是冬季，变干表现最突出的是夏季；气温和降水是造成山东省粮食产量波动的主要原因，在“暖干”气候背景下，气温与气候产量为负相关，降水量与气候产量呈较显著的正相关；农业自然灾害是造成粮食单产产生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1）干旱和洪涝是主要的农业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巨大

王春乙等（2007）利用中国主要农作物产量、受灾面积和气象条件等相关资料，分析全国主要农业气象灾害的分布地区、季节特点及变化特征，认为干旱、洪涝和冷冻是影响作物产量的主要气象灾害。其中干旱是对作物产量影响最大、区域最广、发生最频繁的气象灾害，成为影响中国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供给主要因素；各种灾害均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张星等（2009）通过分析福建省气象灾害和粮食生产情况，认为福建省农业气象灾害的产量灾损风险随概率的增大而减少，且对各类气象灾害发生灾损的概率风险估计发现洪涝灾害风险大于旱灾，风雹灾害的风险大于低温冻害。干旱风险高值区出现在灾损率5%～45%，洪涝灾害出现在5%～70%，风雹灾害在5%～30%，低温冻害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灾损率5%～20%。杨尚英等（2007）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各省（市、区）1995～1999年旱灾、水灾、风雹、霜冻面积与自然灾害总面积的关联度，认为可根据干旱和洪涝对各地区危害程度影响大小的不同，将全国划分为混合区和单一区两大类型；干旱对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是最大的，其次是洪涝和风雹。张爱民等（2007）通过对安徽省旱涝灾害发生规律，水稻（一季稻）、小麦典型旱涝年灾损率与发育期间气象条件、旱涝程度的研究分析，认为春季涝渍灾害是影响安徽省冬小麦产量的主要灾害，其对冬小麦产量的危害程度远大于干旱，尤以4～5月发生的涝渍影响最严重，极重涝渍灾害的减产损失可达4成以上。并建立了分区水稻、小麦旱涝灾害损失评估模型和指标。孔圆圆等（2007）通过研究发现重庆经常受着各种灾害的侵扰，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灾害的影响。但就灾害的危害程度而言，农业是受水旱灾害影响最大的产业。水旱灾害对农业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粮食生产上，每年都会因水旱灾害造成不同程度上的粮食减产和绝收。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对粮食生产主要危害是严重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的安全，引起环境的持续恶化。如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对土地资源的严重破坏，使得土层浅薄，土壤肥力下降等，从而破坏农业基本生产条件，间接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制约了粮食安全生产。陈怀亮等（2006）对河南省小麦生产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进行了综合区划研究，为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探讨了一条新的定量分析及区划技术体系。并指出，干热风与青枯雨是影响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小麦高产稳产的主要灾害，其次是晚霜冻危害，第三是麦播时旱涝灾害，但总体上河南省小麦生产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并不算太高，只要采取一定的防御措施，不会在根本上影响小麦的高产稳产。王建英等（2010）通过分析濮阳历年粮食产量与气象灾害受灾面积数据，寻找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干旱和雨涝灾害是造成当地粮食减产的主要气象灾害；随着粮食产量水平的提升，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呈加大趋势。

2）低温冷害是主要农业气象灾害之一，对粮食生产影响明显

低温冷害不仅仅是我国北方地区的农业灾害，南方双季稻区也经常发生，因此是一种全国性的农业灾害。严重冷害年全国粮食减产达120亿千克以上。近40多年来，东北各地梁、豆生产遭受一般冷害和严重冷害的频率都比较高。40多年来，东北地区出现8个严重冷害年，不仅造成当年粮食减产，而且因遭受严重冷害导致种子质量下降而造成经济损失，还因为缺乏良种和资金不足而影响第二年的生产。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作物低温冷害的强度和频率尽管都有所下降，但是低温冷害仍然是主要农业气象灾害之一（王绍武等，2009）。

3）部分地区霜冻灾害成为影响粮食生产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

李艳丽等（2006）通过对山西省1978～2001年的24年中灾害情况的分析，发现霜冻成为仅次于旱灾，影响山西农业生产的第二大农业自然灾害。在24年中有18年出现霜冻灾害的年份，75%的年份都有程度不同的霜冻出现。

3.农业生物灾害呈现出种类多，频率高，危害大趋势，对粮食生产影响加剧

我国是农作物病虫草鼠等生物灾害多发国家。农业生物灾害种类多，发生重，危害大，是粮食增产和农产品质量提高的重要制约因素。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生态气候条件的变化，我国农作物病虫害呈逐年加重趋势。近5年来，我国有害生物年均发生面积达42000万公顷次，潜在损失粮食高达7500万吨以上，经过防治仍损失粮食2500万吨左右（尹成杰，2009）。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病虫草害也受到了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气候变暖，特别是冬季温度升高，将有利于病虫和病原体安全越冬，使来年春夏的虫病源基数增大，引发危害面积扩大，危害程度加重；二是春秋季温度升高，将延长害虫和病菌的可生育时期，有利于病虫害春季早发，冬季休眠推迟，危害期延长，而积温增加可使一年中病虫繁育的世代增加，致使农作物受害概率增大；三是高温干旱时段增加，可部分抑制喜湿性病虫害的流行，也可促使喜干性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从而发生病虫害种类的演变更迭（中国粮食研究培训中心，2009）。

刘年喜（2007）对湖南这一农业大省，也是农业有害生物的重发区进行研究，发现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作物生物灾害发生日趋严重，在部分年份、部分区域，甚至大面积成灾。生物灾害的为害损失已超过水灾、旱灾，成为新时期制约湖南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对粮食生产、农业生态和食品质量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黄国勤等（2005）对江西出现的农业自然灾害分析，发现该地区农业自然灾害是以农业气象灾害（包括旱灾、洪涝灾、风雹灾为主，其次是冷冻灾，台风灾较轻。）为主，同时农业生物灾害（包括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等）也相当严重。农作物病虫草鼠害成为制约农业高产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子之一。并指出气候偏暖直接诱发了农业生物灾害的重发生，导致水稻、受种植结构的调整、早稻面积调减、单季稻面积增加、气候干旱等因素影响，全省虫害重于病害，发生期明显偏早，且病虫害的发生逐年加剧；农田草害的发生继续呈发生面积广，损失大，危害重，且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农田鼠害可造成粮食损失，传播疾病，危及健康。

三、关于减轻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对策研究

1.恢复生态环境、合理配置资源，减少自然灾害发生频率

何静（1997）认为防灾抗灾的关键环节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人们从大自然的惩罚中，已经认识到生态破坏尤其是森林消长与农业自然灾害多少的因果关系。张营等（2007）认为要从根源上消除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就应该合理配置资源，恢复生态环境：退耕还林还牧，发展林草，增加植被，建设农田保护屏障，加强对荒山沟坡的治理；要因地制宜，按照“宜粮则粮、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果则果”的原则；实行多能利用，改变农村以生物能为主的用能结构。

2.加强防灾减灾意识、灾害管理能力建设

孔圆圆等（2007）、张平等（2010）认为对农业灾害的危险性、严重性认识不足，是当前农业防灾减灾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障碍。要加强灾害的科普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全民的防灾意识；推广防灾措施，加强防灾减灾的组织管理；增强人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树立减灾就是增产，减灾就是保护农业生产力的思想，以提高农业综合减灾的能力。徐雪高等（2010）认为农业自然风险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风险是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进行管理的。

3.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抗灾减灾能力

马九杰等（2005）认为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要通过田间工程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更新改造老化机电设备、完善灌排体系、鼓励节水灌溉，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力度，以此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何燕等（2010）认为在新建水利设施的同时，也要抓紧病险水库整治脱险，抓紧修复水毁工程，加大江河改造、河渠清淤的力度，改善水利灌溉和防洪能力。另外，应建立洪水和干旱预警系统，加强水资源管理和调控，改善水利调蓄工程；研发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提高农业生产防灾抗灾水平。

4.加强抗灾服务体系建设，完善灾害防御体系

王桂荣等（2007）认为，应依靠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建设和完善气象灾害监测预报服务体系。一方面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对各种灾害的实时监测、预警、灾情的速测、速报和科学评估；另一方面及时包括灾害分布、灾害预测、灾害防治、农时季节、专家谈防灾等信息，提高防灾减灾能力。矫梅燕（2010）也认为应逐步建立精细化的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能力、覆盖广泛的预警信息网络、有效联动的应急处置组织保障体系和预防为主的气象灾害风险管理防范机制，健全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体系。

5.加快农业保险事业发展，为农业生产提供保障

刘荣茂等（2007）认为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来应对自然灾害风险是必要的，面对我国农业保险目前面临的问题，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加快农业保险立法、提高保险意识、加强保险人才培养等来发展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以此减少农业面临的自然灾害风险。黄正军（2009）认为，农业保险对农业风险损失的经济补偿功能是其他政府投入无法直接替代的，农业保险是作为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一项政策措施，是合理规避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的途径之一。

6.加强防灾减灾科学研究，找出防御灾害有效措施

颜晓飞等（2009）认为，要加强灾害成因、发生条件、发生时间、特征、影响范围、影响程度等研究，以便能发现并掌握其发生发展规律；要在充分了解农作物，尤其是粮食作物生长情况的前提下，认真研究自然灾害对农作物危害的机理与过程，进而提出防御对策措施，减少农作物损失。黄国勤等（2005）认为要进一步查明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分析其成因和发生发展规律，以找出防灾抗灾的新方法、新措施，提高抗灾、防灾能力，以真正实现农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范文第6篇

1.1研究区概况

川滇黔接壤地区包括四川省西南部的攀西地区（攀枝花市和凉山州）和川南地区（宜宾市、泸州市和乐山市的马边县），云南省东北部（昭通市、昆明市的东川区、禄劝县和曲靖市的会泽县、宣威市、富源县,楚雄州的永仁县、元谋县、武定县，丽江市的华坪县）和贵州省西北部（六盘水市、毕节地区和遵义地区的赤水市、习水县、仁怀市），共75个县（区、市），面积19.36万km2，总人口3840.31万人，GDP总量3793.90亿元。川滇黔接壤地区地处大西南的中心区位，成昆、贵昆铁路和长江—金沙江水道在此交汇，是四川、云南、贵州三省联合开发的核心区和纽带。由于受自然条件、区位和历史因素等影响，该区发展仍十分落后，人均GDP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3.52%，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平均水平的83.00%。同时，该区域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地震，山洪、泥石流、崩塌滑坡灾害分布广且发生频率高，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川滇黔接壤地区是中国西部众多老、少、边、穷地区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中国8个特困连片区扶贫开发区之一（乌蒙山区），研究其自然灾害综合特征，对于开发扶贫和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2研究区自然灾害特征

川滇黔接壤地区是中国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区内地震灾害、泥石流灾害、滑坡灾害、洪涝灾害、干旱灾害、冰雹灾害、低温冷害等广泛发育。作者于2010年、2011年两对该区域进行了系统考察，并与当地主管部门进行座谈，获得了该区域详实的自然灾害资料，为研究区自然灾害危险度评价奠定了基础。

1.2.1地震灾害川滇黔接壤地区地处欧亚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碰撞带东缘附近，地壳抬升幅度大，活动断裂带密集，破坏性地震频繁。历史上，该区域共发生震级7级以上地震11次，震级5级以上地震非常活跃。其中以康滇地轴东缘中南部安宁河深大断裂与甘洛—小江深大断裂附近地震灾害最为严重，地震烈度在Ⅷ度以上，冕宁—西昌—普格和巧家—东川—寻甸一线地震烈度超过Ⅸ度，成为中国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1.2.2滑坡、泥石流灾害川滇黔接壤地区地震活动频繁，不稳定岩土体广泛分布，脆弱的地质环境为滑坡、泥石流灾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该地区降雨集中分布，局地暴雨和区域性大雨时有发生，高强度降雨过程是激发滑坡、泥石流灾害的主要自然因素。加之区内人口密度大，陡坡垦殖、矿产开发和工程建设等人类活动对地形强烈扰动，造成天然植被减少，植被的水土保持能力下降，进一步加剧了滑坡、泥石流的灾害活动。据统计，川滇黔接壤地区共有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点1.22万个，受地质灾害威胁的总人数高达100.37万人。其中，区内的小江流域号称“世界泥石流博物馆”，在138km2河流长度内分布着140条泥石流沟，蒋家沟泥石流平均每年爆发10次左右，最高达28次，堪称世界之最。

1.2.3洪涝灾害川滇黔接壤地区山高谷深，地势陡峻，受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影响，区内植被覆盖度较低，水源涵养能力弱，在局地暴雨和区域性大雨发生时，坡面迅速产流，极易发生历时短、强度大的山洪灾害。2010年7月13日，云南省巧家县小河镇发生特大山洪灾害，造成19人死亡、26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达1.8亿元。另外，区内的金沙江、岷江、沱江、赤水河、安宁河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流域性洪水，严重威胁河流两岸的城镇、厂矿和村庄。

1.2.4干旱灾害受季风气候影响，川滇黔接壤地区降水年内分配不均匀，年际变率大，春旱、夏旱、伏旱、冬旱时有发生。由于春季干燥少雨，气温较高，蒸发量大，川滇黔接壤地区春旱尤为严重。2009-2010年西南地区冬春连旱，2011年西南地区春旱，2011云贵高原伏旱和2012年云南、四川春旱，川滇黔接壤地区都是重灾区。

1.2.5冰雹灾害冰雹灾害是川滇黔接壤地区破坏性最大的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但发生频繁，而且影响范围广，损害程度十分严重。其中，黔西北和滇东北的乌蒙山区和凉山州西北部的木里、冕宁等地是冰雹灾害重灾区。以毕节地区为例，其年平均冰雹次数可达1.7次，年最多冰雹次数在7次以上。

1.2.6低温冷害在川滇黔接壤地区二半山区（1800~2500m）和高山区（＞2500m）气温变异大，经常受到低温、霜冻、冻雨等灾害，是影响当地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一种重要自然灾害。其中，黔西北和滇东北的乌蒙山区以及川南的大、小凉山地区是中国冻雨灾害最严重的地区，年平均冻雨日数10~30d，年最多冻雨日数可达50d以上。贵州省威宁县号称“中国冻雨之乡”，年均冻雨日数达48.4d，每年12月份和次年1月、2月是冻雨的高发季节。

2自然灾害危险度评价方法

2.1危险度评价方法

自然灾害危险度是一个概率概念，只能在[0,1]闭区间内取值。在实际评价操作中，这种概率很难进行估算，特别是针对自然灾害的综合评价。因此，一般从自然灾害致灾因子和孕灾环境出发，设计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开展自然灾害危险度综合评价。本文采用加权综合评价方法获得自然灾害危险度综合评价指数。其计算公式为：式中：I为自然灾害危险度指数；Ik为第k种灾害的危险度指数；Iki为第k种灾害的第i个评价指标的指标值；Wki为第k种灾害的第i个评价指标的权重；Wk为第k种灾害的权重；n为评价指标个数；m为灾害种类。本研究选择川滇黔接壤地区比较严重的地震、泥石流、崩塌滑坡、洪涝、干旱、冰雹和低温冷害作为研究对象，开展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综合评价研究。

2.2评价指标及权重

根据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特点，共选择地震、泥石流、崩塌滑坡、洪涝、干旱、冰雹和低温冷害等7个灾种进行自然灾害危险度评价。针对每个灾种，考虑其孕灾环境特征，选择评价指标，如泥石流灾害就从地质、地形、气象和地表覆被特征选择岩石风化程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等9个评价指标。全部7个灾种共选择42个评价指标（表1）。使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通过构造判断矩阵、层次总排序、层次单排序和一致性检验，计算出各因子以及各个灾种的权重（表1）。

2.3自然灾害危险度分级标准

中国学者自然灾害危险度评价研究一般将评价结果分为5级或6级，表示自然灾害由弱到强的趋势。本文在此基础上，将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危险度分为低度危险、轻度危险、中度危险、高度危险和极度危险5级。自然灾害危险度的分级标准一直是自然灾害综合评价研究中的一个难点。作者认为自然灾害危险度分级应以多因素综合评价结果为基础，并参照研究区自然灾害发生特点和政府、公众对自然灾害感受理解进行综合考量，藉此确定自然灾害危险度等级划分标准。通过研究区的实地调查和灾害数据分析，东川、巧家、宁南是区内自然灾害危险度非常高的3个县（区），可以划入极度危险区，这个县（区）危险度指数的平均值计为Imax；泸县、南溪、龙马潭是区内自然灾害危险度非常低的3个县（区），可以划入低度危险区，这个县（区）危险度指数的平均值计为Imin。其余县（区、市）与上述6个县（区）比较，确定危险度分级。定义分级指数P，其计算公式如下：

2.4自然灾害危险度评价单元

在区域自然灾害综合评价中，一般选择自然单元和行政单元进行评价。GIS工具的大量使用使得以栅格单元进行自然灾害综合评价成为一种主流形式。本研究选择100m×100m栅格单元进行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综合评价。

3结果分析

3.1自然灾害危险度评价

据表1，首先构建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评价指标数据库。主要数据来源如下：断裂带、地层岩性数据来源于1∶50万四川省地质图、1∶250万中国地质图；地震动参数数据来源于《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GB18306-2001）；地形数据由1∶5万数字地形图生成DEM；气象参数通过研究区内的气象数据统计获得，气象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冰雹和低温冷害数据来源于《中国气候资源地图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图集》；土壤侵蚀强度数据为第二次全国土壤侵蚀遥感调查的四川、云南、贵州土壤侵蚀强度图。然后将各评价指标线性归一化到0-1之间，得到评价因子，进而计算出自然灾害危险度指数。依据式（3）计算出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分级指数，并划分自然灾害危险度等级。

3.2自然灾害总体特征

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表现出“两线一区”的基本格局（图2、图3）。第一条线自滇东北至凉山州的东川—巧家—宁南—普格—喜德—冕宁一线，与安宁河深大断裂和甘洛—小江深大断裂的走向一致，这是一条以地震灾害、泥石流灾害和滑坡灾害为主的极度危险区。第二条线自会理县起始，沿金沙江一直延伸到雷波县，形成一条带状的自然灾害高危险区，这主要是由于金沙江深切河谷地貌为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创造了有利的地形条件。高强度的泥石流灾害、崩塌滑坡灾害是导致该区域自然灾害危险度高的主要原因。而乌蒙山区（毕节西部、六盘水、昭通、曲靖等地）则形成一片集中分布的自然灾害中、高危险度区域，该区域自然灾害是泥石流灾害、崩塌滑坡灾害、洪涝灾害、干旱灾害、低温冷害等多种灾害共同造成的，特别是干旱灾害、冰雹灾害和低温冷害在该区域占有重要地位。这种自然灾害“两线一区”的分布格局表现出了川滇黔接地区自然灾害发育和危害特点，同时也对整个西南地区的自然灾害分布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如2012年发生的四川宁南“628”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四川凉山州锦屏“830”群发性地质灾害、“97”昭通市彝良县地震等。结合区域地质和DEM等资料可以看出，宏观地质构造和地貌形态控制了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高度危险区和极度危险区的基本格局，它不仅对地震、泥石流、崩塌、滑坡等灾害起决定作用，而且通过对气候系统的影响，进而间接地影响了洪涝、干旱、冰雹、低温冷害的分布格局。按式（3）给出的方法对川滇黔接壤地区75个县（区、市）的自然灾害危险度等级进行了划分（表3）。从表3中可以看出，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极度危险、高度危险、中度危险、轻度危险和低度危险的县（区、市）数量分别为14个、26个、16个、6个和13个，分别占18.67%、34.67%、21.33%、8.00%和17.33%，其中极度危险和高度危险的县（区、市）就达40个，占53.33%。这说明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危险度普遍比较高，特别是“两线一区”经过的区域。结合图2可以看出，川滇黔接壤地区只有东北部的宜宾、泸州、遵义市北部、毕节市东部自然灾害危险度较低。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地势较低，以丘陵为主，地质构造比较稳定，这也进一步说明宏观地质灾害构造和地貌形态是影响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的主要因素。另外，在安宁河谷、盐源盆地、龙川江河谷、昭阳盆地等地势平坦地区自然灾害危险度也相对较低，从而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3.3自然灾害危害分析

使用川滇黔接壤地区75个县（区、市）2008年的统计数据，分析极度危险、高度危险、中度危险、轻度危险和低度危险的县（区、市）的总人口、GDP总量等指标（表4）。表4显示川滇黔接壤地区高度危险和极度危险区的国土面积达11.83万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61.09%；总人口数量达1933.15万人，占研究区总人口的50.34%；GDP总量达3793.90亿元，占研究区GDP总量的51.42%。由此可见，川滇黔接壤地区各种自然灾害相互叠加，形成了集中连片的自然灾害高危险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威胁巨大。以位于东川、会泽间的小江流域为例，仅泥石流沟就多达140条，泥石流沟流域面积1878.58km2，占小江流域总面积的61.73%。严重的泥石流灾害经常堵塞小江，仅蒋家沟自1919-1968年50年间堵江10d以上就多达7次，最长达6个月。再以乌蒙山区腹地的威宁县例，这里号称“中国冻雨之乡”。《威宁县志》记载：“黔为漏天，乌撒尤漏”，“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成冬”，这是对黔西北地区冻雨灾害最生动的描述。表4还显示出随着危险度升高，人口密度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呈现出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揭示：第一是自然灾害危险度越高，生态环境越脆弱，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越匮乏，在漫长的迁徙、繁衍过程中不断选择的结果，如东川大桥河泥石流沟原有良田5040亩，5个村落135户农舍，经历几次大规模泥石流后变成荒坝沙滩；第二是川滇黔接壤地区多数县属部级贫困县，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该地区的开发扶贫力度，但是由于频发发生的自然灾害，造成返贫率很高，如凉山州高山区（海拔＞2500m范围，多数属于高度危险以上等级）贫困发生率达到96%，由于生存条件恶劣，该地带脱贫人口稳定情况很差，每年返贫率高达20%以上。扶贫—返贫恶性循环造成该地区贫困深度大，农民稳定增收十分困难。当然，人口密度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下降的原因不能全部归咎于自然灾害的影响，但自然灾害起着重要的作用。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人均GDP受自然灾害影响则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高度危险和极度危险区内有若干县（区、市）矿产资源丰富，矿产资源开发为当地GDP贡献巨大。人均GDP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对比结果也显示出川滇黔接壤地区的广大农村地区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更加敏感。因此，在制定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扶贫开发规划时，特别是在推进乌蒙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山区开发过程中要高度重视自然灾害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影响，加大自然灾害监测预报和防灾减灾力度，促进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综合上述分析认为，自然灾害对川滇黔接壤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单从高度危险和极度危险区内的国土总面积、总人口和GDP总量来看，自然灾害已经成为该区域资源环境安全、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生态环境保育和重大工程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农村地区。

4结论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范文第7篇

要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改善生态环境、维护国土生态安全和日益增长的木材需求，其根本途径是在保护天然林的同时大力发展人工林。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指出，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建立以森林植被为主体、林草结合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成为新时期我国林业工作的重要任务。因此，保障林业建设成果使其健康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需求。

1森林病虫灾害暴发流行严重制约着我国现代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保护森林资源免受自然灾害的侵袭。如何预防和减轻森林病虫危害所造成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损失，成为林业建设成败与否的关键。根据国家林业局的统计和评估，森林病虫害作为“无烟的火灾”给我国林业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其发生和受灾面积均呈逐年上升趋势。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森林病虫害年均发生面积达1151.8万hm2，直接经济损失和生态服务价值损失总计为1101.1亿元，其中因病虫害造成的年均直接经济损失达245亿元，生态服务功能损失856.1亿元［1］。我国天然林(天然次生林为主)面积为1.2亿hm2，占森林总面积的61.54%。但是，由于人为干扰过度，大部分天然林退化，生物多样性水平降低，林分抗逆和抵御病虫灾害的能力下降，造成病虫害的发生甚至流行。其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突发性病虫灾害大面积流行。气候的微小扰动都可能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演替过程产生巨大影响，病虫害的暴发和流行即是该过程的一个重要标志。例如，林芝地区一些未受人类直接干扰的天然林出现冷杉大面积带状死亡被认为与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真菌病害流行有关。第二，外来病虫与本土病虫协同作用导致灾害蔓延。例如，松材线虫Bursaphelenchusxylophilus(Steiner＆Burher)Nickle传入我国后在本土害虫松墨天牛MonochamusalternatusHope的协同下已在全国15个省(区、市)严重发生，年均发生面积超过6.7万hm2，病死树达100万株［2］。松材线虫病蔓延扩散的最主要自然因素在于其媒介昆虫松墨天牛在我国的广泛分布，而每头松墨天牛最高可以携带松材线虫28万条以上。作为美国本土次期性害虫的红脂大小蠹DendroctonusvalensLeConte在我国华北油松Pinustabulaeformis林内暴发成灾，发生面积最高达52万hm2以上，严重地区油松死亡率达30%，已导致600多万株松树枯死。红脂大小蠹在侵入我国后造成严重危害，与其伴生的本土病原菌协同攻克寄主抗性有直接关系［3］。

我国人工林面积达6168.84万hm2，居世界第一，其中仅马尾松Pinusmassoniana、杨树Populusspp．和杉木Cunninghamialanceolata纯林就占人工林总面积的59.4%，而混交林仅占3%。研究表明，约80%的森林病虫灾害发生在人工林。导致人工林重大病虫害常年暴发成灾的原因在于人工林结构和树龄单一，病原物和害虫群体的广布性及其种群异质性，以及经营水平低下等。人工林病虫害发生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广泛分布于南北方不同气候区的重大病虫灾害(广布型)常年暴发流行。例如，松毛虫Dendrolimusspp．在全国范围内周期性大发生，发生面积曾高达300多万hm2，占全国森林病虫害发生面积的50%;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地区因封山育林，松毛虫危害得到了有效控制，但近年来灾情出现反弹，年均发生面积在140万hm2以上。光肩星天牛Anoplophoraglabripennis(Motschul-sky)等杨树蛀干害虫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西部省区猖獗危害，对三北防护林工程造成巨大破坏。近年来灾情依然严重，年均发生近80万hm2，并开始侵入天然次生林，直接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第二，树木生长势下降诱发的寄主主导性病害普遍发生。一些寄主主导性病害的病原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和潜伏侵染于树木体内，气候和土壤逆境导致的树木生长势下降是导致这类病害流行的主要诱因。例如，杨树溃疡病Botryosphaeriaspp．、松枯梢病Sphaeropsissapinea(Fr．:Fr．)Dyko＆Sutton等病害暴发流行，杨树病害年均发生面积达23万hm2，发病株率在40%以上，病死株率高达20%以上。同时，杨树溃疡病致使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下降15%以上，严重影响造林效果。近10a来，松枯梢病在我国蔓延速度加快，危害不断加重。吉林省受松枯梢病侵袭的林分发病率达60%，湖北省发生面积达2.7万hm2，造成林木大面积死亡，已发展成为我国的重大森林病害。第三，次要性病虫灾害演化为主要威胁。如干旱等极端异常气候引起杨扇舟蛾Closteraanachoreta(Fabricius)、春尺蠖ApocheimacinerariusErschoff等食叶害虫连续暴发成灾，平均每年新增2万hm2，全国发生面积已达14.67万hm2，2009年出现多点连片暴发现象，江苏、河北等地多处绿色通道景观被毁，杨树产业损失巨大。以沙棘木蠹蛾HolcocerushippophaecolusHua，Chou，FangetetChen．为主的一些次要性害虫暴发成灾，在三北地区造成16万hm2的沙棘Hippohgaerham-noides林分整片枯死，严重威胁生态脆弱区植被的恢复与重建。我国森林资源和国土安全常年面临病虫灾害的威胁，严重制约生态建设步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林权制度改革的实施，形势十分严峻。因此，面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森林资源需求的持续增长，形成可持续控制病虫灾害的理论和技术体系，有效控制病虫灾害，保障林业建设成果迫在眉睫。

2揭示病虫成灾机理是推动森林病虫害控制科学理论发展的关键

明确病虫灾害的形成过程和原因是有效控制病虫危害的前提。目前对于病虫害发生机理的诠释主要集中在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和景观等各个层次。种群遗传变异、种间互作、生态适应，以及环境胁迫等方面的内容成为关注的焦点。

2.1病原物和害虫通过遗传变异与适应性进化建立成功定殖的种群病原物和害虫在寄主选择压力和环境胁迫下，不断产生新的生理小种或生态型乃至种的分化。杨树锈病菌在欧洲存在显著地理分化［4］，栗疫病菌Cryphonectriaparasitica(Murr．)Barr．、杨栅锈菌MelampsorarostrupiiWagn．、蜜环菌Armillariellamellea(Vahl．exFr．)Karst．、舞毒蛾LymantriadisparLinnaeus、松毛虫等广布型森林病虫的群体遗传分化受气候带、山脉、小气候区域等尺度影响显著，具有明显的区域流行暴发特点，形成了适应不同森林生态系统的地理分布格局［5］。但对这种生态地理分布的遗传和适应性进化机制还缺乏深刻认识。树木—病原物或害虫协同进化中，在树木抗性选择压力下，病原物和害虫快速进化，产生强毒性的致病基因，克服树木防御系统。病原物和害虫如何识别、克服寄主防御系统，以及与寄主互作中致病基因、信号传导、代谢调控、化学通讯等成为阐明病虫害形成机制的焦点。随着如松材线虫等重大有害生物基因组序列的测定和初步注释完成［6］，为从基因水平揭示有害生物与寄主间的互作关系和过程提供了条件。#p#分页标题#e#

2.2病原物和害虫在建群以及进一步扩散的过程中，除了其种群本身的适应性外，还受到与其它物种互作的影响除了天敌及拮抗微生物之外，森林有害生物之间的互作也会对病虫害的发生起到调控作用。植食性昆虫之间存在广泛交互作用，其中62%为竞争关系，11%为促进关系［7］。昆虫和病原物也可能通过竞争同一植物构成竞争关系。例如“云杉小蠹Dendroctonusrufipennis—伴生菌Leptographi-umabietinum”共生系统中至少有8种螨和6种线虫对其具有调控作用［8］，而拮抗菌等通过制约伴生菌来调控小蠹虫种群密度。伴生菌OphiostomaminusHedgc．通过抑制南部松小蠹DendroctonusfrontalisZimmerman的共生菌Entomocorticiumsp．来危及小蠹幼虫发育，这种竞争互作体系可能会广泛存在［9］。这种物种间复杂的互作系统，为揭示森林病虫害种群暴发机制研究提供了理想的试验体系［10］。

2.3许多森林病虫害破坏植被、改变食物网络组成及结构，间接依赖于群落及景观格局受干扰导致的生态系统不稳定性生境中生物的分布格局、群落结构、森林结构功能演变和生物栖息地异质程度等通过影响生物种群数量、种间关系和动态等促进病虫灾害的暴发，继而使食物网络受到干扰，导致树木死亡。因此，在群落与生态系统水平上，景观片断化和森林斑块地理特征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病虫害发生、扩散，甚至流行的时机和方式［11］。模拟研究表明，地表覆被的改变影响了南部松小蠹的扩散。随着寄主植物斑块的加大，虫害暴发成灾的可能性增加;反过来虫害的长期发生会引起景观破碎化，降低寄主种类的聚集程度，从而倾向降低害虫种群密度［12］。

2.4气候变化加剧病虫害的发生和危害全球气候变暖、干旱、环境污染(以酸沉降为主)等环境胁迫对天然林主要病原物和害虫发育的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13］。年平均温度的持续升高致使云杉八齿小蠹IpstypographusLinnaeus每年发生世代增加，虫口密度增大，适生范围扩大;气温升高2～3℃，当年出现第2代;升高5～6℃，即能使第2代完成生活史。高温伴随的极端干旱诱发烂皮病Valsasor-didaNat．等寄主主导性病害和杨角梢小蠹Trypoph-loeuspopuli(Hopkins)等次期性害虫的暴发成灾，从而引起森林的大面积死亡［14］。剧烈的异常气候事件甚至导致了植物猝死病等新型侵染性病害(EmergingInfectiousDiseases，EIDs)的出现［15］。预测全球气候变暖下关键种间关系的维持、结构及重组格局，揭示环境变化条件下森林病虫害的变化趋势，成为当前世界研究的热点和趋势，也为森林病虫害的长期可持续防控体系的构建提供依据。

3揭示森林生态系统调控病虫害的机制是构建控制理论体系的基础

森林生态系统依靠自组织机制控制病虫害的暴发，是生态系统过程的核心之一，也是森林病虫害持续控制的重要基础理论问题［16－17］。天然林生态系统调控病虫灾害的功能及其结构为生态调控提供了模板。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生态系统内生物及非生物因素结构对病原物和害虫种群及行为调节的生态过程。

3.1树种遗传多样性提高生态系统适应力树木自身的遗传多样性与森林生态系统自我调控功能直接相关。一方面，天然林优势树种存在一些抗性基因型，从而对病虫灾害具有较强的抵抗力，这种机制在许多树种中存在，例如在欧洲栗中存在一些抗锈病的类型［18］。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选择效应或非加性效应，种群内较高的遗传多样性提高优势树种的稳定性和抗性，这一观点最近在草本植物中得到了证实［19－20］，然而，这种机制在森林优势树种中是否存在尚不清楚。

3.2植物群落结构是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的主体森林生态系统植物群落结构、树种组成特征对病原物和害虫种群数量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多样性—稳定性”(diversity-stabilityhypothesis)［21］和“联合抗性”(associationalresistancehypothesis)［22］两个假说的提出和验证，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增加能有效减少害虫数量［17］，或者寄主树木与临近的其它物种整体上会表现出“联合抗性”来降低病虫害的发生［23］。森林病虫害另一个调节机制来自于其食物链和食物网结构，即“Bottom-Up”和“Top-Down”机制，天然林中存在丰富的害虫天敌，能够有效地控制病虫害的发生［24］。这种机制在水生生态系统中有不少证据［25－26］，但对于天敌持续控制森林有害生物以及天敌种群的自然维持与动态机制有待系统研究。

3.3地下生态过程和地上系统结构稳定具有耦合效应地下生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其微环境是天然林生态系统长期自然演化发展的优化稳定动态系统［27］。地下—地上生态过程存在耦合效应，是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基本条件。地下生物群落通过影响地面植物实现各种生物共享物质、能源、信息资源。固氮菌、植物生长调节菌、促生根际细菌(PG-PR)等地下微生物能够调节植物根系之间的信号传导，促进植物生理代谢，诱导和提高树木系统抗性，并影响植物群体结构、生产力和营养循环［27］。

4生态调控是森林病虫灾害综合防治的核心

作为21世纪植物保护的策略，综合防治与林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相融合，同样是控制森林病虫害的根本途径和方向。然而，与农田等生态系统相比，森林生态系统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其结构最复杂、物种资源最丰富，明显有别于其它陆地生态系统。随着天然林生态系统越来越显示出对病原物和害虫具有自我调控能力的稳定特性和优势，森林病虫害综合治理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森林病原物与害虫是天然林和人工林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决定了森林对病原物和害虫具有独特的自我调控和补偿能力，特别是自我恢复能力。因此，设计和调节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通过系统自组织潜能保持系统各组分的平衡，建立控制病虫害的生态调控模式，是天然林保护与恢复、人工林可持续经营的重要基础。森林病虫灾害的生态调控(EcologicalPestManagement，EPM)策略［28］，强调以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为基础，以系统结构为核心，以系统稳定性为目标，在病虫灾害形成过程中，根据系统性、可持续性和区域性原则，充分利用系统的自组织功能，调节以林木—病原物/害虫—天敌为主链条的食物网及其相关联的信息网关系，使病原物和害虫种群低于生态和经济以及社会的允许水平，以促进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和林业可持续发展。天然林生态系统具备调控病虫害能力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复杂的物种多样性为基础形成的食物网络关系。天然林病原物和害虫不仅与森林优势树种间存在复杂的生态关系，也与天然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结构复杂性和生境异质性等相互关联。其中，结构复杂性是天然林生态系统发挥较高耐害御灾能力，实现病虫害生态调控的基础。从结构和功能方面研究天然林生态系统调控病虫害的生物信息网络和食物网络体系结构，揭示森林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机制，成为森林保护学科发展与创新的必然方向。人工林生态系统抵御病虫灾害的能力比天然林生态系统低下，其结构的相对单一和不稳定性是病虫灾害极易暴发的根源。通过借鉴天然林生态系统自我调控病虫害的机制，探索以经营技术为主的调控病虫害的模式，实现人工林生态系统对病虫灾害的生态调控，是我国森林病虫灾害可持续控制的重要发展方向。#p#分页标题#e#

5当前我国森林保护亟待解决的若干科学问题

森林病虫害生态调控强调在生产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国家目标下，识别病虫灾害分布的格局，揭示灾害形成的遗传机制和生态机制，把握灾害发生的生态过程，揭示和解释森林生态系统调控病虫灾害的结构和功能;在此基础上，通过设计构建森林系统优化结构和输入人为调控措施，恢复和强化人工林生态系统调控病虫灾害的功能，将灾害控制在森林生态系统允许的阈值水平之下。因此，森林重大病虫灾害生态调控的基础理论，即是针对“森林病虫灾害形成与流行的生态过程与机制”、“森林生态系统调控病虫害的自组织驱动机制”和“人工林经营调控病虫害的生态机理”三大关键科学问题，在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不同层次开展森林重大病虫灾害的形成机理、天然林系统调控病虫害的优化结构、以及生态调控模式对人工林病虫害持续控制的机理等研究，构建和发展森林病虫灾害生态调控的理论体系。

5.1森林病虫灾害形成与流行的生态过程与机制为什么人工林病虫害常常暴发成灾?森林病原物和害虫作为森林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生物及非生物等外界因素干扰下，或者森林生态系统功能退化或紊乱时，病原物及害虫相关控制因子失调，其空间格局、种群密度、结构及遗传性状、生活史发生变化，引起寄主抗性丧失，分布区域扩大，最终导致灾害的暴发和流行。森林病虫灾害形成与流行的生态过程与机制的内涵是揭示森林生态系统中病原物及害虫种群生物学和遗传学变异规律及适应性、环境—寄主—病原物或害虫系统内种间协同进化特征、环境胁迫诱导的病原物和害虫生物学特性等，进而解析灾害地理分布空间格局的形成及地理扩张的分子生态学基础，为生态调控策略与技术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5.2森林生态系统调控病虫害的自组织驱动机制为什么像天然林那样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一般没有病虫害暴发?在天然林生态系统中，病原物及害虫种群密度一般稳定在森林生态系统允许水平之下，这种动态稳定性源于复杂的生物多样性冗余结构赋予了森林生态系统自我调控病虫害的功能。森林生态系统的组成与结构多样性及其变化涉及从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不同的时空尺度，交织着复杂的生态学过程。森林生态系统调控病虫害的自组织驱动机制的内涵是揭示森林生态系统不同尺度下生物多样性、食物网和异质生境等结构及其叠加功能与病虫害发生动态的关系，评价和识别优化结构及其形成的生态过程，解析物理环境资源配置、化学它感抑制作用、营养循环以及系统动力学等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功能对病虫害的调控机制，进而产生不同层次的生态调控模式，构建森林生态系统自我调控理论体系。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范文第8篇

地质灾害的形成因素主要包括自然因素和认为因素，自然因素主要是由自然环境本身决定的，人类难以控制和改变;人为因素主要是由人类改造生态环境产生的，属于可控因素。

1．1自然因素的存在以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为例，这里特殊的地质构造和地理环境，是地质灾害的主要成因。(1)地形地貌特点从地理位置而言，广元市朝天区地处四川盆地西北部，交通条件便利，是山洪暴发较为频繁的地方。从地形特征而言，广元市朝天区地貌差细化明显，高差参差不齐。西北部地区多为山地地形，河谷间差异较大，地势陡峭。同时，这里也是山区支流的发源地，呈树枝状分布。从地貌特点而言，山地为高、中、低山，东南侧位于平原地区。对于斜坡处平原而言，呈一级阶梯冲洪积扇状。(2)水文气候特点广元市朝天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降雨量充沛，夏季多暴雨，洪涝灾害频发，冬季阴雨绵绵。(3)地质环境特点就地质环境特点而言，西北部山区体现的比较明显，呈断裂发育。就褶皱形态而言，多为方向多变式推覆体内部次级褶皱，平缓性与陡倾状态并存，岩体破裂，已经呈现出多种裂隙。但就这种地质条件而言，一旦存在外界条件刺激，很容易造成自然灾害的发生。

1．2人为因素的影响对于地质灾害而言，多数灾害的发生都与人为因素有关。就该地区的地质自然灾害而言，滥砍滥伐、矿产资源不合理开发等因素是导致自然灾害发生的主要原因。在山区，大面积森林的破坏，不限制地向自然界索取资源，将会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矿山的过度开采，不仅会使植被遭到破坏，产生的矿渣与废土被倾倒进河流中，将直接造成河道淤积。如果气候发生变化，会导致河水流量猛增，发生泥石流自然灾害。同时，山区地震自然灾害的存在，是导致滑坡的又一重要因素。随着地震的发生，多种自然灾害都会发生，并且会较为频繁。在地震发生之后，也会留下严重的灾害隐患。再加上外界因素的影响，地质较为脆弱的地区也就成了灾害多发地，而这些地方也是应做好防范措施的重点地区。

2．我国地质灾害的防治措施

地质自然灾害的发生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既有灾害体，也有受害体。而在灾害多发地采取应对与应急措施，也应从这两个方面加以考虑。同时，为了将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应将可能性的灾害源消除，并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体活动能量，以有效削弱灾害活动的能力。众所周知，自然灾害一旦发生，不可抗拒。而如果受灾体存在，就应采取必要的防治措施，提升受灾体的防御能力，尽可能避免其遭受破坏。

2．1地质灾害勘察上文已经提到，自然地质灾害的发生与地质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需要加强地质勘测工作力度，并成立专门的勘察与调查小组，对地质灾害发育状况与潜在安全隐患进行调查。另外，聘请专家进行分析，从地质特点、形成原因等原因认真调查分析，对危害程度加以科学评估，并定期对现场进行深入观察、调查。

2．2保护和治理区域自然环境对于灾害发生频繁的地段，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调动多种力量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在自然环境得到相应改善之后，生态平衡能够得到良好保障，这样也会使灾害发生频率降低。

2．3建立灾害预警系统在信息化时代，通过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来建立灾害预警系统，更便于预防地质灾害。在此过程中，还应建立起动态灾情预警系统，充分利用GIS以及测量动态变形监测技术，通过对GIS以及测量变形数据的分析处理，建立起完善的灾情档案与应急方案数据库，一旦发生异常状况，将信息及时出去，并启动应急方案，以得到多方支持，切实提升灾情防治水平。

3.结语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范文第9篇

1、注重学生对自然灾害类型的认识而忽视对自然灾害的应急措施。同一般知识教育不同的灾害教育，主要是通过对自然灾害的认知来实现学生对灾害的预防，而不是追求认知目标的达成，这是灾害教育首要面临的问题。

2、灾害教育缺少学科与学科之间必要的整合。高中教学中有关灾害教育的主要有地理、数学、语文、物理、化学、生物、技术、体育健康等学科。在课程资源在开发设计中较少关注隐性课程和社区之间的联系，没有将社区的教育教学资源（灾害遗址）应用于课程资源的开发设计及教学中。

3、教师教法陈旧单一，较少使用图文并茂的挂图、地球仪、剖面图、多媒体、交互式电子白板等直观教学，在灾害教育教学中仍然以教师的讲解为主缺少实践操作，不适应和不适合灾害教育的特点，也难以达到灾害教育的要求。

二、加强自然灾害教育的对策

1、整合各学科资源，渗透性地设计选修课。不同学科都可以以适当的方式，多样的方法对学生进行自然灾害教育。各学科展示的内容有可能不一样，但它们的目标总体是一致的，通过把自然灾害教育渗透到不同学科的适当章节中。例如数学学科通过数据的方式展示灾害或与其相关内容的数据，可以让学生从数据上了解灾害对人类的危害程度、感受到防灾工程和措施的重要性等；生物科可向学生展示生物多样性、生物链、生态系统、环境破坏对生物生存的影响等内容，让学生明白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等；语文科可以展示与自然灾害相关的文章，学生将会对灾害的知识有了感性的认识；历史科可以向学生讲述灾害相关的历史事实，让学生了解灾害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破坏程度和制约作用；地理科可以展示自然灾害的类型、成因、危害和防灾减灾的具体措施等内容。建立在必修课基础上的选修课《自然灾害及其防治》，目的是帮助学生认识自然灾害的特点从而提高他们的防灾意识，系统地了解自然灾害方面的知识。对自然灾害的相关内容作了系统的呈现，主要内容有：主要自然灾害的特点、分布以及人类活动与自然灾害。通过学习《自然灾害及其防治》，可让学生较为深入的学习灾害的表现方式、发生原理、危害程度、防避方法及其预防和监测措施等知识。从而为日后学习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完善灾害教育资源库，开展多种课外活动充分利用地理教材中的灾害知识，整合校内外的各种课程资源，形成学校、社会、家庭密切联系的开放性灾害教育教学。（1）结合当地的实际，积极建设学校地理灾害教育相关课程资源库，逐渐扩大地理课程资源库的容量，提升质量。（2）加强“数字地球”战略的实施，提高防灾减灾能力。（3）加强防灾教育。通过黑板报、宣传栏、知识竞赛等多种方式宣传普及相关知识，加强“地震救护常识”、“洪涝救护常识”、“台风防护常识”等教育，学会认识预警信号，如“台风、暴雨、高温、冰雪等预警信号”。（4）加强学生实际操作、应用的能力培养。培养学生对灾害相关知识的收集、加强灾害调查能力、帮助他们研究制作灾害演示仪器、定期开展应急演习。（5）考虑学校的实际和学生对防灾的学习需要，结合当地的自然灾害教育资源，充分利用学校地理灾害教育相关课程资源，以及师生可用于地理灾害教育教学的经历和体验，建立预案，定期开展自然灾害演练。不断完善灾害教育资料库，其中包括数字地球，数字地球为我们提供了灾区大量的定位、定量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基础资料，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模拟技术，通过对灾害发生时获得的遥感和地面监测资料以及各种基础背景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就可以对灾害造成的损失、灾害发展的态势以及灾害对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书籍资源、网上资源、交互式电子白板系统、多媒体系统等，制作以灾害教育为专题的网站，通过网站让学生直观地及时地了解世界及我国发生的重大灾害事件的信息。学生通过灾害发生过程的触目惊心的画面的感受，将会提高他们了解灾害成因和防灾避灾方法的兴趣，树立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观念。

3、开展有关“自然灾害教育”研究性学习新课程改革所倡导的专题研究，非常适合进行自然灾害教育。利用地方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特点，探索通过理论学习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究性学习为基础，从学生生活实际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以自然灾害的相关问题为研究课题，以小组合作或个人形式进行研究性学习，帮助学生通过调查访问，查阅文献，观看视频、亲身实践，深刻了解其灾害现象、成因、危害等，有利于学生养成严谨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有利于提高学生应对灾害的能力，形成正确的环境观和防患灾害的意识。例如:分析福建沿海台风灾害的危害这一课题，我们就可以结合乡土地理，宁德地市夏季是台风频繁发生的地方，随着就是台风所带来的洪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我们开设这些“自然灾害”研究性课题，目的是（1）通过认识影响我市的主要气象灾害，学会正视自然灾害，正确面对气象灾害的发生，通过了解抗灾救灾的事件，培养在灾害发生时采取积极主动抗灾救灾的意识以及不畏灾害的精神。（2）能够让学生了解旱灾、洪涝、台风等灾害性天气产生的成因以及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3）培养学生收集、整理、分析资料的能力，提高他们科学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4）通过合作学习的方式，培养他们的团队意识以及主动与他人合作的科学精神。

4、充分利用乡土地理教学资源，开展灾害教育在当今的高考中“自然灾害”作为选做题，主要考察学生防灾减灾的类型、危害、成因、解决措施等方面知识，这些都以乡土地理教学资源为载体，乡土地理教学资源的挖掘和利用，紧密结合课内与课外活动，让学生通过自主的观察实践认识家乡的灾害遗址或收集历史上有关灾害的记录，了解和明确当地常见的自然灾害，引导他们分析灾害成因、特征及其规律，以及灾害对家乡的自然条件，资源开发和环境，经济发展等的影响。地理学科的研究是以区域作为对象，因此灾害研究和灾害教育也要落实到具体的区域上，让学生对自己生活的区域环境及其问题更加熟悉和了解，激发出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同时将这种情感升华为学习上的动力，就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乡村社区；减灾；能力建设

中图分类号： TU98文献标识码： A

1、前言

全球频发的自然灾害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自然灾害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1]。社区是减灾的基石，加强社区减灾能力，是当前国际减灾的主要趋势之一。我国引入社区减灾已有多年，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加强城乡社区减灾能力建设是我国的减灾任务之一，全面提升社区综合减灾能力已作为构筑和夯实国家防灾减灾实力的基础性工作。但总体来看，国内专门从事社区减灾研究的学者相对较少，关于社区减灾的实践和理论研究还都是浅尝辄止，可借鉴的不多，特别是我国农村社区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潜在的危害多，其能力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研究背景：乡村社区灾害管理实践简介

（1）2008年“5·12”大地震发生后，作者分两个阶段从不同的侧重点开展了乡村社区灾害管理能力建设工作。2009年8月-2011年3月，在北川羌族自治县贯岭乡和擂鼓镇的10个社区开展“北川社区主导的灾害管理试点项目”，社区防灾减灾以及应急响应能力得到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责任感加强，社区在灾害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得以开发，当地政府应急管理规划及政策对接取得了一定成效。2011年7月-2013年12月，在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建中乡和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老厂乡开展“中国乡村减灾与扶贫能力建设项目”，该项工作旨在促进乡村可持续性生计及经济发展，提高脆弱人群应对风险的能力，转化其生计模式以保护其所在社区，并帮助其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所带来的影响。

（2）基于对乡村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的认知和理性思考，作者重点关注与乡村社区减灾密切相关的两个群体---群众和乡镇干部，分别采用基线调查、回访、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讨论等方式展开研究，具体的样本情况见表1。

表1社区灾害管理实践样本

样本 样本数 调查方式 样本描述

社区群众 713 基线调查 其中四川省三台县建中乡369位，云南省会泽县老厂乡344位

45 回访 均来自实践社区

乡镇干部 88 问卷调查 来自绵阳市各乡镇，包括曾遭受过重灾侵害的乡镇和受灾相对较轻的乡镇，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分析社区灾害管理，为客观、理性思考奠定了基础

20 深度访谈

150 参与式讨论

（3）鉴于四川省绵阳市地处自然灾害多发地区，其自然灾害情况具有代表性，研究时做了重点关注。北川羌族自治县作为“5·12”地震极重灾区，其巨灾经历和灾后重建背景下的减灾能力建设实践均具有极其特殊的启示意义，其灾害管理经验和防灾减灾的本土智慧也是世界灾害管理知识范畴内的宝贵财富，很有必要从实践到理论进行深入探索和系统总结[2]。绵阳市其它县（市、区）内的农村社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威胁，对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发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为对照分析、理性思考提供了参照。

3、减灾视觉下的能力认识与分析

为了提升农村社区减灾能力建设水平，作者在基本认识的基础上,大胆假设减灾能力有其内在的构成逻辑，直接影响行为方式及行为效果，因此以实践和研究样本为基础，探求能力的构成要素及影响层次，以期找到具有可操作性和实效性的能力建设途径。

（1）能力构成要素探究

根据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ISDR）减轻灾害风险定义[3]，灾害风险是危害、脆弱性（易损性）和能力的综合反映，通常被表述为“灾害风险=（危害+脆弱性）/能力”，该表述显示能力不足是风险增高的重要因素。在5年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同时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发现，社区灾害管理能力的构成要素主要有知识、态度、技能和组织四个要素。

（2）各要素对能力的影响分析

基于实践感知和对灾害管理能力构成的认知，我们假设：知识、态度、技能和组织四要素中态度对能力的影响最大，其能激发学习知识、掌握技能的主动性并常态化；储备的知识技能越多越丰富，态度越积极、越主动，越能发挥能动性；有效的组织可以建立起高效的运行机制，更好地促进知识、技能的学习和储备，达到集体态度的转变，为能力提升营造良性的文化氛围；态度的转变、知识技能的提高又会进一步增强组织的有效性，提高组织的良性运转。

分析采集的乡镇干部的样本发现，影响能力结构的关键因素依次是态度、有效的组织、知识和技能，与假设和实践一致。参与问卷调查的88名乡镇干部中58人认为态度是影响能力结构的关键因素，占比43%；38人认为是有效的组织，占比30%；在问及“社区减灾能力建设应从哪些方面开展”时，受访的88位乡镇干部中 79人认为要着重加强社区群众的态度转变，占比90%。受访的20位乡镇干部更强调态度的影响程度，都认为态度是影响能力建设的关键因素。150余位乡镇干部在参与式专题讨论中强调更多的是态度对能力建设实效性的决定作用，只有积极主动的态度，才能将能力建设变为群众的自觉行为。

（3）对影响能力的关键因素态度的进一步解构

减灾能力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改善能力结构、降低灾害风险。为了进一步了解影响能力结构的关键因素态度的内在机理，继续深入解剖，力图发现其影响行为取向，进而激发能动性、提升能力水平的内在逻辑路径。

研究中，对比分析不同人群、不同社区发现，曾经受过重大灾害影响社区的干部和群众的灾害管理态度普遍积极、主动。深度访谈乡镇领导时发现，受灾害威胁比较重的乡镇群众的参与积极性高，而受灾害威胁比较小的乡镇群众参与积极性不足。可见，个人（或社区）经历对态度的影响很大。

综合分析采集的乡镇干部的样本发现，减灾态度受个人经历、性别、社会关系、贫富差距、知识水平、宿命观念、依赖心理、是否参与过灾害管理的具体活动等因素影响，其中“个人经历”是关键因素。受访的88位乡镇干部认为影响减灾态度因素的排序依次为知识水平、个人经历、参与不够、心理依赖、社会关系、贫富状况、性别。其中72人认为知识水平对态度的影响最大，占比82%；64人认为个人经历对态度的影响最大，占比73%。而150余位乡镇干部在专题参与式讨论时认为，个人经历对态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对20位乡镇主要领导干部的深度访谈中，当问及“什么是影响态度的最重要因素时”，曾经受过重大灾害影响社区的乡镇干部的答案全部为“个人经历”。

（4）能力构成因素影响模型

综合评估实践和样本数据发现，能力由组织、态度、知识、技能四大要素构成，其中态度起决定性影响作用，态度的改变决定其余三个因素的改变，进而影响整个能力水平。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经历、知识、观念、组织程度，各自的影响权重不同，经历居首，经历可改变观念，也可激发吸取知识的主动性，激励参与组织与活动。由此可以根据能力的构成要素及影响层次构建图1所示的能力构成因素影响模型。该模型可为探索能力建设提供实践指导，包括方法的选择、内容的设计等。

4、基于能力要素驱动的社区实践模式

建设乡村社区的减灾能力，作者认为应从能力的构成要素着手，做到防灾为先，内化于心，减灾为本，外践于行。结合5年来的实践经验与理性思考，尝试提出“一划三机制”的乡村社区减灾能力建设实践模式，即：以减灾计划为核心，建立相应的组织机制、培训机制和参与机制，构建社区减灾能力体系。

（1）组建社区减灾自组织，提升社区主体作用。

与其它的社区自治一样，减灾也需要组建自组织来实施相关的具体工作，以便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使之成为基层政府职能的有益补充。实践中，经过群众的反复参与式讨论、投票选举，根据社区实际情况组建了9—11的工作队伍。评估表明减灾自组织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制度缺陷，在实现基层政府管理职能向社区的有效延伸的同时，也为基层群众参与社区管理提供了一种现实途径。

参与讨论的150位乡镇干部认为要实现有效的乡村减灾，社区必须到位，加强社区自组织建设和能力提升很有必要，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工作的盲点和不足，也能更好地建立起基层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有效沟通。回访的45位实践社区群众认为自组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贡献智慧和能力的平台，通过自组织的主动作为，搭建起了良性的诉求表达、信息整合、资源高效利用、群众积极参与的渠道。

（2）以培训为纽带，驱动能力要素合理构成。

培训是知识传递、技能传递、标准传递、信息传递、信念传递行为，培训是减灾能力建设的重要载体。要取得实效，应以需求为导向规划科学合理的培训内容，以能力要素为基础甄选适合社区实际的培训方式。

1）以需求为导向规划培训内容

为了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设计培训内容应以需求为基础。实践证明，需求是分层次、分阶段的，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有操作层面的内容，包括常见自然灾害的识别与应对常识、安全（逃生）设施设备的使用技能、自救互救的相关知识、急救的方法和措施等；有社区层面的综合减灾内容，包括组建应急队伍、提升社区灾害管理自组织的能力、加强社区与外界的合作与交流等；有减灾与减贫的需求，更愿意探索可以更好抵御风险的、适合社区实际的生计模式。这些需求不是绝对的、孤立的，除了具体到某个层面的操作细节外，很多的内容互相促进、相互补充。因此分类别、分阶段地实施并跟进培训是重要环节。

实践中，通过基线调查发现并挖掘需求，结合需求的建设目标，开发设计了有针对性的培训模块，包括知识技能模块、应急演练模块、应急队伍建设模块、制定社区减灾计划（规划）模块、生计发展模块。实践评估表明这些模块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强，例为适应北川羌族自治县贯岭乡政府提出培训其“党员义务应急队”的需求，根据乡村应急队应具备的知识、技能，规划的培训方案 [4]。

2）以能力要素为基础甄选培训方式

根据学习、借鉴和实践总结，我们采用讲授、案例分析、参与讨论、情景模拟（或称为体验式）等方式开展或指导社区培训。在能力要素中，针对知识，主要采用讲授和参与讨论方式；针对技能则主要通过讲授和情景模拟方式；针对社区自组织的建设和能力培养则主要采用参与讨论、情景模拟等；针对态度提升则采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和参与讨论增加间接的经历。

受访的88位乡镇干部认为案例分析和情景模拟方式对社区培训最有效，占比达到80%；深度访谈的20位乡镇领导更强调案例分析和情景模拟，认为更容易被农村群众接受；回访的45位实践社区群众中51%的认为案例分析和情景模拟效果最好，最受启发。

（3）制定符合社区的减灾计划以凝聚共识

实践证明，社区减灾能力建设需要长期的干预，要使这种干预能够影响并改变社区，最好能够主流化、本土化、政策化、长期化，因此需要凝聚共识，制定减灾计划就是凝聚共识的过程。减灾计划的制定涵盖了社区减灾的各方面，包括社区基本信息的收集和整理，社区灾害风险的分析，备灾措施、应急响应机制、灾后恢复重建等，因此制定社区减灾计划不仅是认识和梳理灾害风险，更是理性、全面、深入地思考社区的发展的过程。制定社区减灾规划是一个动态过程，社区的减灾行动可以看成是在规划的基础上展开并不断完善的，因此可以通过制定该规划凝聚共识。

制定社区减灾计划的过程，也是社区不断认识、优化社区资源的过程。资源包含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基础设施、社会资源，实践发现，现在普遍存在对资源的认识、挖掘、整合比较欠缺。受访的88位乡镇干部中80%的人认为社区减灾现在过多地强调物质资源而忽视或轻视了人的能动性，77%的人认为过度依赖外部资源，而内部资源的整合不够，68%的人认为对资源的认识还不到位，以致没有有效挖掘。

制定社区灾害管理计划的过程就是充分调动社区群众参与、发挥群众能动性、挖掘群众智慧、整合内部力量的过程。150余位乡镇干部的专题参与式讨论中提到，群众的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到预案的实效性。实践发现，通过社区信息的收集与整理，群众从新的视角审视生活的社区，从中发现潜在风险和社区本土资源；参与式讨论帮助社区群众形成行动计划和方案，从而提高了社区群众识别灾害风险、整合社区资源的能力，同时提升了社区成员参与社区灾害管理的能动性。

（4）努力构建基层政府、本土社区、外来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社区减灾的协同机制。

在实践干预和社区调查中发现，农村社区减灾在协同机制的建立上普遍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社区缺位，公众参与不足。受访的88位乡镇干部中47%的人谈到因参与不够导致社区群众与基层政府沟通不畅，社区动员能力不强，很难形成共识。二是社会组织缺位，社会协同不足，来自于社会的技术力量、智力资源不能有效参与进社区减灾实践。除实践干预的4个乡镇、30个乡村社区外，深度访谈中有1个社区曾经有社会组织参与减灾，社区回访中云南项目点仅有1个社区有外来人员（驻当地企业）参与。

社区减灾应体现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本原则，因此，探索基层政府、本土社区及外来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减灾有效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唯其如此，才能优化配置当地资源、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共同应对社区灾害风险，这也是作者将持续观察和深入探索、思考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中国的减灾行动, 新华网 ，2009.05.11

2.张建任翠华. 社区灾害管理最佳实践案例[M]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3.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ISDR）术语, 百度文库 。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范文第11篇

    关键词:法律;预防功能;自然灾害;执法

    人们通常从结果 状态上理解法律的功能,事后的制裁和百姓的守法成为法律的常态表现。其实,这只是法律功能的一部分。法律作为国家管理的主要方式,在国家事务的管理中起到 了全方位的调控作用,在国家管理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法律的身影。无论是在立法、执法的过程,还是司法、守法的方面,法律都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在现代社会,正常的状态是法律的预防、制裁等功能同时发挥各自的作用。立法规定何种行为属于国家法律调整的范畴;执法是执法主体执行法律所规定的各种事 项,这是法律秩序的常规形态;司法是法律所规定的事项得不到实施而产生纠纷时,对纠纷所作的处理和制裁;而守法则是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和承认,并融化于人们 的行为中。当人们忽视法律预防功能或仅仅把法律看成事后制裁时,法律的功能结构就会残缺不全。

    法律不仅意味着秩序,还有预防功能,即预防和 应对灾害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灾害是人们对无准备的事件所引起的破坏性后果。在中国的汉字中,“灾”的原初含义是家中着火。火无情,但人有智。人类社 会创建法律也可以用来解决“家中着火”等类似的灾害事件。例如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把着火的原因分析清楚,找出方法解决源头的问题。于是,国家法律规定煤气阻 燃开关和漏电保护器必须进入家庭,法律就这样成为家庭财产和人类生命的保护器。

    如果我们对未来的事件有认识或防范意识,灾难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人们也会有理性、有秩序、有效率地面对灾难,使灾难带来的损害减少到最小。

    面对灾害,法律的预防功能作用在于让人们知道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不至于在紧急事件面前惊惶失措,因慌乱而不理性,给社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当然,我 们不能说法律能使人们完全有理性,或者法律可以管理一切事情,它的功能还在于将突发性事件按照事先预定的步骤来处理,避免临阵磨枪。在法律规定的界限范围 内,只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就很有可能把灾难的后果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法律可以让人们从容地应对各种突发性事件和灾难。根据《国家自然灾 害救助应急预案》的规定:自然灾害是指“给人类生存带来危害或损害人类生活环境的自然现象,包括洪涝、干旱灾害,台风、冰雹、雪、沙尘暴等气象灾害,火 山、地震灾害,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暴潮、海啸等海洋灾害,森林草原火灾和重大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法律对自然灾害的预防功能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在灾害没有发生前,根据科学的管理手段进行事前的分析和判断,争取把灾害消灭在萌芽状态。预警机制的启动对整个事态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 用。如在安徽发生手口足疫情后,立即启动突发事件预警机制,把病情控制在最小的范围,把灾害减少到最小的范围。第二阶段,当灾难不可避免地发生后,法律的 作用在于如何防止事态扩大,并进行灾后的重建。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到3个小时,国家指挥中心成立,温家宝总理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四 川,使整个突发性事件按照法律规定的步骤来治理。

    为了应对自然灾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明确规定:“为了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 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秩序,制定 本法”。该法有四重目的:第一,预防和减少突发性事件的发生;第二,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性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第三,规范突发性事件应对活动,保护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第四,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

    一、用立法应对灾害

    法律的预防功 能实际上就是对未来的风险和危机进行管理,要实现这个功能,必须要有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和危机的相应准备。自2003年非典疫情后,中国在应对各种突发性 事件方面出台了相关法律规范。2006年1月出台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根据2007年5月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信息,为了应对突如 其来的事件,国家已经一系列应急预案,包括: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国家地震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国家处 置重特大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国家处置铁路行车事故应急预案、国家处置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应急预案、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 国家处置城市地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国家处置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国家核应急预案、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家通信保障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国家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待的还有:国家粮食应 急预案、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国家涉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

    但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这些法律能否得到执行。如果制定法律仅仅是为了装点门面,那么法律就只能是纸上谈兵,而无法走向实际的生活;法律就只是事后效应,只能是惩治的工具。在此,不妨以《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例加以分析。

    2005 年国家公布并实施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分为总则、启动条件、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任务、应急准备、预警预报与信息管理、应急响应、灾后救助、附则 八大部分。该应急预案对自然灾害发生前的预防和自然灾害发生后的应对及处置灾后救助作了全面的规定,对中国国情复杂的状况也有充分的估计,该预案规定: “本预案由减灾委办公室、全国抗灾救灾综合协调办公室负责管理。预案实施后,减灾委办公室、全国抗灾救灾综合协调办公室应适时召集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评 估,并视情况变化做出相应修改后报国务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综合协调机构根据本预案制定本省(区、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根据 此规定,各省、市也都制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如河南省在2005年《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印发后,省民政厅起草了《河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报省政府。省民政厅印发了《河南省洪涝灾害救助预案》,各省辖市也以政府或民政局名义出台了当地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全省共制定与 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有关的预案26个,与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工作有关的法规、文件、规划8个。

    又如宁波市依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 案》、《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浙江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宁波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有关 法律、法规,制定了《宁波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它的具体编目基本是把《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细化。

    二、用执法应对灾害

    当前,各地政府在立法的细化方面都有不错的业绩,但在具体执行环节上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迫切需要加以完善的是应急准备制度。应急准备分为资金准备、物资准备、通信和信息准备、救灾装备准备、人力资源准备、社会动员准备、宣传、培训和演习等。

    资金准备制度的完善方向是:①按照救灾资金分级负担的原则,市和县(市)、区财政都应按一定标准储备大灾预备金,做到专款专用、专账管理。②各级政府应 根据财力增长、物价变动、居民生活水平实际状况等因素逐步提高救灾资金补助标准,建立救灾资金自然增长机制。③大灾预备金主要用于灾时和灾后基本生活救 助,遇重特大自然灾害救灾预备金不足时,各级财政应及时调剂救灾资金,确保灾民生活。

    物资准备制度的前提是整合各部门现有救灾储备物资,分 级、分类管理救灾储备物资和储备库。在此基础上应做到:①按照救灾物资储备规划,建立健全市救灾物资储备库,灾害多发县(市)、区建立健全物资储备库、 点,各级储备库应储备必需的救灾物资。②每年年初购置必需的衣被、净水器等救灾物资。③建立救助物资生产厂家名录,必要时签订救灾物资紧急购销协议。④灾 情发生时,可调用邻近民政部门救灾储备物资,沿途免收道路通行费。⑤建立健全救灾物资紧急调拨和运输制度。

    通信和信息准备制度的完善方向 是:①建立覆盖市、县、乡镇(街道)三级的救灾通信网络,确保市政府及时准确掌握重大自然灾害信息。②建立部门间灾害信息共享平台,提供信息交流服务,形 成信息共享机制。③各电信运营企业应依法保障灾害救助工作的信息畅通,积极做好通信应急物资储备工作。

    救灾装备准备制度的完善方向是:市各有关部门应配备救灾管理工作必需的设备和装备;市民政局、灾害频发县(市)、区民政局应配备救灾必需的设备和装备。

    人力资源准备制度的完善方向是:①完善民政灾害管理人员队伍建设,提高其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②建立健全专家队伍。组织民政、卫生、水利、气象、科技、 海洋、国土资源等各方面专家,重点开展灾情会商、赴灾区的现场评估及灾害管理的业务咨询工作。③建立健全与军队、公安、武警、消防、卫生等专业救援队伍的 联动机制。④培训、发展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社会动员准备制度的完善方向是:建立和完善社会捐助的动员机制、运行机 制、监督管理机制,规范突发自然灾害社会捐助工作;规范救灾捐赠的组织发动、款物接收和分配以及社会公示、表彰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在已设立社会捐助接收 站、点的基础上,继续在有条件的乡镇(街道)建立社会捐助站、点,健全经常性社会捐助接收网络。

    宣传、培训和演习制度的完善方向是:①开展 社区减灾活动,利用各种媒体宣传灾害知识,宣传灾害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保险的常识,增强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②市民政局每年至 少组织1次县级灾害管理人员业务培训。③在灾害多发地区,根据灾害发生特点,指导各地组织开展救灾演习,检验并提高应急准备、指挥和响应能力。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范文第12篇

关键词：自然灾害；旅游资源；利益关系

中图分类号：F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2-0157-02

人力迄今尚不能支配控制自然灾害的发生。近几年我国自然灾害呈现频率高、类型多特点，造成大量自然资源被破坏及人员伤亡、社会失序现象。旅游资源因为其开放性的特点，极易遭到自然灾害的破坏；而资源本身的唯一性、不能重现性、不可再生性等特征，又会导致资源一旦被破坏后将不可逆转。随着人口、资源与环境矛盾的日益加深，全球各区域的自然灾害成灾次数、经济损失和受灾人口明显增多，对旅游资源的破坏极大。相对国外而言，我国旅游资源开发程度强而保护措施弱的特点，导致其受自然灾害破坏的范围更广，时间更长，严重影响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

实现自然灾害下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研究利益主体。本文结合自然灾害的不同发展阶段，从对旅游资源进行保护的角度出发，研究自然灾害下利益主体诉求及利益关系现状，从而提出旅游资源保护建议。

一、自然灾害不同阶段下旅游资源保护的利益主体诉求分析

伴随着灾害的增多及其破坏力的加剧，灾害管理研究也相应得到了重视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以下两点共识：一是灾害是自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通过调整人类行为而减少灾害的影响和损失；二是灾害的社会属性超越自然属性，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外部风险所占的主导地位转变成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要地位。灾害社会属性的显著，决定了处于社会网络下的利益主体是研究自然灾害下旅游资源保护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利益主体为任何影响旅游资源保护目标的形成或受该目标影响的群体，其行为的调整可以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和损失。从灾前预警、灾时应对到灾后修建，不同阶段下旅游资源保护中的利益主体诉求不同。

借鉴叶欣梁等人的研究，通过识别利益主体及利益诉求，确定灾害背景下旅游资源保护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核心利益主体是政府、旅游企业、社区、旅游者。在自然灾害不同阶段，四者的利益诉求也不同。

（一）灾前预警阶段

此阶段重点是树立自然灾害的发生会破坏旅游资源的危机意识，围绕规避或降低风险，协调主体关系，增进预警中的合作。相对于其他利益主体而言，政府部门具有宏观掌握局势的能力。作为旅游资源开发与经营的旅游企业，由于内部预警机构的建立需要付出相应成本，同时又可能看不到短期经济效益，所以往往缺乏资源保护的危机意识。预警会给社区居民带来心理恐慌，利益诉求由适度开发变为资源保护。同时，灾前预警会抑制旅游者出游动机，改变旅游消费行为。此阶段利益冲突明显，政府部门的宏观掌控及关系协调非常重要。

（二）灾时应对阶段

由于灾难的突发性和动力机制的模糊性，灾害发生时对旅游资源的保护，不能单纯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灾害管理体制来进行，而是需要其他社会力量的补充与完善。此时的利益主体关系由相对封闭、分散状态向彼此增强信任、加强合作方向发展。此阶段具有较成熟行为的旅游企业与社区，作为灾害发生时最直接的受害者，能快速组织起来，运用各自拥有的不同的社会资源，弥补政府无力顾及的问题。而旅游者则会自觉选择放弃旅游消费行为。

（三）灾后修建阶段

灾后管理必然要求把旅游资源的修复与重建工作放在首位。由于缺少约束利益主体行为的外在力量，利益诉求冲突加大，只有通过政府的政策支持、旅游企业的修复与重建、旅游企业和社区的共同开发、旅游者的理解与配合四方努力，才能达到利益均衡。政府承担灾后重建、资源保护重任，同时希望尽快重新开发旅游资源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旅游企业由预警阶段的消极配合变为修建阶段的积极合作，但追逐经济的短期利益行为会导致对旅游资源的二次破坏。社区对灾害感受的持续时间最长，是积极保护旅游资源的主体。旅游者的消费行为会基于目的地风险因素和“灾后找回”目的而发生两种不同方向的变动。灾后资源禀赋的不均衡分配与流动使利益冲突剧烈，而灾后修建的特殊性尤为期待利益协作关系。

正是因为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诉求，导致自然灾害下对旅游资源进行保护时，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协作与冲突两种状态。

二、自然灾害下旅游资源保护的协作关系与冲突关系分析

旅游资源的利益主体角色可以确定为：1.核心利益主体――政府部门，承担着架构者和监控者的角色。2.重要利益主体――旅游经营者，其经济动机要远远大于文化动机。3.影响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因素――社区及社区居民，要重视社区对于旅游业发展的认知。4.旅游活动的主体――旅游者，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对旅游地的保护与功能利用有一定的影响。尽管在自然灾害的灾前预警、灾时应对、灾后修建三个不同阶段下同一利益主体的诉求会有所不同，导致利益诉求呈现阶段性变动特点，进而导致利益主体关系状态随之发生关系性质及关联程度的变动，但是，利益协作与利益冲突两种状态却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的利益诉求促使利益主体构成两种不同性质的利益关系。

一方面利益主体认识到在自然灾害面前维持联系的必要性，在利益重叠交点基础上趋于产生协作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灾害不同阶段要素分化与结构整合之间的失衡，以及资源的非均匀流动，驱使利益追求者通过设置各种不正当竞争手段及障碍，建立自己优势地位，在资源过于集中基础上趋于出现冲突关系。

利益协作关系与利益冲突关系在保护旅游资源共同目标因素的作用下，会呈现动态演化特点。如对利益诉求无限制的话，最大化诉求会驱使追求者通过设置各种不正当竞争手段及障碍，侵害其他主体利益，建立自己优势地位，加剧利益冲突关系。所以，必须根据资源分配现状寻求利益诉求的重叠交点，进行策略选择。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灾害任一阶段，只要利益诉求相互协同和均衡时，构成利益重叠交点，协作就成为可能。协作关系可以达成利益主体共同的保护旅游资源的目标，所以，必须促进主体问关联的不断增强，形成长久的、良性协作的关系状态。

2.尽管存在共同行动的意愿，但基于资源要素禀赋的不均衡，冲突成为可能。冲突关系起因于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而引发的矛盾升级，会破坏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所以，要促进利益主体向有序方向转化，发挥系统整体效应与联合效应，尽最大可能保护旅游资源。

3.利益关系时空动态性较强，自然灾害的不同阶段，各利益主体的发育程度与协调能力有所差异，需进行多次协调才能达到均衡状态。

（二）建议

1.建立管理体制，优化利益主体功能。可以通过法律和法规强化政府机构的管理权限，明确旅游企业的权责，加强社区居民的参与。同时，采取一定措施对旅游者进行有效的政策宣传与疏导，从而确保在自然灾害下各利益主体对旅游资源的保护。

2.结合利益关系整体状态进行跟进、调整与优化的策略选择，才是最优选择。为此，要突破自然灾害下旅游资源保护中利益主体微观分析、利益关系局部分析的局限，系统考虑灾害整体过程及利益关系各阶段动态演化的特点，分析利益关系状态形成的内在规律性，达到满意的决策结果。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范文第13篇

摘要：随着林木保护工程的顺利实施和生态工程建设的进一步发展，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生态效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如何有效地防治林木的雨雪灾害及病虫等灾害，采取有切实可行的减灾措施，文章进行了简要分析。

一、林木雨雪冰冻灾害的防治措施

林木受雨雪冰冻灾害，其受灾程度除与雨雪冰冻天气持续时间，海拔，地形地貌有关外，在上述相同的成灾环境条件下，森林经营水平，林分质量，林分健康状况、营林技术措施、造林树种选择等因子同灾害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天然林比较抗雨雪冰冻灾害，人工林较易受雨雪冰冻灾害，特别是人工纯林受灾最为严重，经济损失也大。过去营造的速生丰产林绝大多数为杉木纯林，初植密度过大，抚育间伐不及时，树木为争夺阳光其高生长较快，冠幅较小，形成高、径、冠比例失调，稍部木质化程度低，当树冠积雪达到一定重量时，林木之间由于互相挤压，易形成大面积倒伏和折梢。毛竹纯林未实施钩稍，枝叉过多滞雪量过大，造成毛竹爆裂和翻桩。

调查发现阔叶树比较抗雨雪冰冻灾害，特别是落叶阔叶树，针叶树和一些常绿阔叶树易受雨雪冰冻灾害。人工林受灾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未能按适地适树的原则科学地选择造林树种。选择树种时，只重视树种的经济性能，忽视了树种是否与造林地环境条件相适应，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气象条件是否适合，忽视了树种的抗气象灾害能力，没有足够重视树种的形态特征、生态学和生物学特性在抗雨雪冰冻方面的特点，偏面追求营造经济价值高的速生树种，例如在海拔800米左右的阴坡或迎风面营造大面积的杉木纯林，极易造成冰雪灾害。

从调查情况来看，混交林抗雨雪冰冻灾害能力强，而人工纯林易受雨雪冰冻灾害，特别是针叶纯林，很容易遭受雨雪冰冻灾害，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和针阔混交、竹阔混交林则抗灾能力很强。

森林经营状况好，经营水平高，林分质量高的健康林分抗冰雪灾害；而经营不好，林分质量差的林分，无论是人工林还是天然林，由于林分密度过大，林木长势较弱，冠幅较小，木质化程度低，高径比严重失调，极易造成折梢、折断和倒伏。

二、林木病虫鼠害的防治

森林病虫鼠的防治工作，以突出营林措施和生物防治措施为主，坚持“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治理，促进健康”的方针，坚持因地制宜，充分运用生物、物理、天敌等相辅相成的系统防治措施，防止环境污染，大力提倡防治无公害防治措施，把森林，病虫鼠害控制在不成灾的水平，以达到保护环境和促进林木速生丰产的目的。

2.1做好森林病虫鼠害调查。认真地调查森林病虫鼠害，以便掌握森林病虫鼠害种类组成及种群动态及发生发展趋势、森林病虫的变化情况，探讨其发生发展规律，为科学准确的森林病虫害的预测预报、防治措施的制定以及天敌的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及时认真做好森林病虫鼠的种类、数量、分布、林木被害程度的分析。

2.2抓住科学、合理、有效防治措施。根据林木生长状况、危害程度及症状，正确鉴定森林病虫种类，掌握其生物特性及在不同环境中的生长规律，抓住最佳防治时机，制定科学合理的综合有效的防治措施，以达到最佳治理效果。同时把森林病虫鼠害造成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2.3物理机械防治法。人为进行捕杀、阻隔、诱杀、高温处理及应用遥感等新技术进行防治称为物理机械防治，这种措施具有不污染环境，不伤害天敌，便于开展群众性工作等特点；但此种措施工效低、费工、局限大，应根据规律及劳力情况具体掌握。

2.4天敌防治法。结合其他防治措施，利用自然界中天敌昆虫病原微生物、线虫、蜘蛛、食虫鸟以及其它食虫动物等有益生物来控制病虫害。此措施对维持生态平衡，对森林病虫害有长期抑制作用。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5生物及仿生物药剂防治森林病虫鼠。建设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避免化学防治带来的环境污染，大力提倡无公害防治。防治时选择生物药剂和仿生药剂进行森林病虫鼠的除治，是实现林业生态文明的重要步骤。

三、林木的防灾减灾措施分析

自然灾害不可避免，人类能够做的只是如何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一是加强科学预测提前预警做好防范措施，将灾害降低到最低程度，二是科学营造林，这是防灾减灾重要措施之一。

受灾林地清理包括受灾林木清理和造林与更新方案。要遵循林业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坚持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突出重点、破解难点、分类实施，不搞一刀切，注重林木清理与科学经营、自然恢复与人工恢复相结合，扎实推进林业灾后恢复重建。清理林地不能随意清除现有植被，要强调现有植被和目的树种的保护和利用，对断梢严重林分，针叶树仍有5-6盘枝条的或阔叶树潜伏芽萌发能力较强的树种，以及每亩有50-60株正常树木的林分不宜全面伐除，应只清除折断和翻桩树木，以防止造成人为对生态环境破坏。同时应及时补植与立地条件和环境相适应的树种，以利于形成异龄复层林早日发挥生态功能。对折断倒伏严重无培育前途的林分应及时全部伐除及时更新造林。

应遵循适地适树原则选择造林树种，本次灾害程度严重的林分多数未能遵循这一原则，如海拔800米以上迎风面营造杉木和毛竹纯林，同时应重视选用乡土树种，并充分掌握乡土树种的适地性。

调查发现，片林受灾程度大于行道林及孤立木，密植片林大于疏植片林。可见合理的林分密度，既是提高林分生产力的需要，也是防灾的需要。林分初植密度过大，虽可提前郁闭，但树势弱，木质化程度低，冠、径、根系生长比例失调，抗灾能力差。

进行合理的树种混交搭配，尽量避免营造纯林。混交林不仅能够提高防雨雪冰冻灾害能力，还能有效提高防病虫害、防火功能。营造混交林要做到针阔、乔灌、落叶常绿的有机搭配。其次要强调栽植点的配置方式，提倡采用三角形或梅花型方式，使林木形成较均匀树冠。本次灾害中，林缘、沟边等边际林木倒伏或腰折主因就是树木偏冠，雪压承载力不匀所至。并大力提倡营造异龄复层林，提高林分稳定性。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科学管理；营林；经济效益

0.引言

随着营林保护工程的顺利实施和生态工程建设的进一步发展，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生态效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如何有效地防治营林的雨雪灾害及病虫等灾害，加强科学管理的方法，在营林中开发经济效益，是林业建设的必由之路，如何在林业建设中，进行科学管理营林和开发经济效益，是我们探讨的问题。

1.营林生产灾害的种类和防治方法

1.1营林对雨雪冰冻灾害的防治方法

营林过程受雨雪冰冻灾害，在任意地区是不可避免的，其受灾程度除与雨雪冰冻天气持续时间，海拔，地形地貌有关外，在上述相同的成灾环境条件下，森林经营水平，营林质量，营林健康状况、营林技术方法、对造林树种的选择等因素影响，也与受到的不同程度的灾害有着直接的关系。天然林木比较抗雨雪冰冻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人工营林比较易受雨雪冰冻灾害的影响，特别是人工纯林受灾影响最重，其经济损失也大。我省过去营造的速生丰产林绝大多数都选为杉木纯林，如果再赢林中它的初植密度过大，抚育间伐不及时，就会使树木为争夺阳光，使树高生长较快，但树冠幅较小，时间一长就会使树形成高、径、冠的比例失调，稍部木质化程度低，在冬季，当树冠积雪达到一定重量时，林木之间由于互相挤压，易形成大面积倒伏和折梢。毛竹纯林未实施钩稍，由于枝叉过多，滞雪量过大，易造成毛竹爆裂和翻桩。

调查发现，阔叶树比较抗雨雪冰冻灾害，特别是落叶阔叶树，针叶树和一些常绿阔叶树在雨雪冰冻灾害中容易受灾害的影响。其中人工林受灾最为严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未能按不同地域、不同树种的原则，科学地选择造林树种。我们不能在选择树种时，只重视树种的经济性能，忽视了树种是否与造林地域环境条件相适应，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要考虑气象条件是否适合，如果忽视了树种的抗气象灾害能力，没有足够重视树种的形态特征、生态学和生物学特性在抗雨雪冰冻方面的特点，偏面追求营造经济价值高的速生树种，就会使经济效益受到很大的影响。例如，在北方地区海拔800米左右的阴坡或迎风面营造大面积的杉木纯林，极易造成冰雪灾害。从调查情况来看，混交林抗雨雪冰冻灾害能力强，而人工纯林易受雨雪冰冻灾害，特别是针叶纯林，很容易遭受雨雪冰冻灾害，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和针阔混交、竹阔混交林则抗灾能力很强。使林木经营状况好，经营效益水平高。对于营林质量高的健康营林抗冰雪灾害能力强；而经营不好，营林质量差的营林，无论是人工林还是天然林，由于营林密度过大，营林长势较弱，冠幅较小，木质化程度低，高径比严重失调，极易造成折梢、折断和倒伏。必将导致经济效益的损失。

1.2营林对病虫害的防治方法

要做到利用科学管理营林，开发经济效益，就必须加强对林区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以突出营林方法和生物防治方法为主，坚持“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治理，促进健康”的方针，坚持因地制宜，充分运用生物、物理、天敌等相辅相成系统的防治方法，要坚决防止环境污染，保护生态个环境，大力提倡防治无公害防治方法，把森林，病虫害控制在不成灾水平，以达到保护环境和促进营林速生丰产，那个及效益的目的。

2.面对营林生产中易受灾害的做法

2.1做好森林病虫鼠害调查工作

认真地调查森林病虫害，掌握森林病虫害种类、种群及发展趋势，并探讨其发生的规律，为科学准确的森林病虫害的预测预报、防治方法的制定以及天敌的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及时认真做好森林病虫的种类、数量、分布、营林被害程度的分析。

2.2抓住科学、合理、有效防治方法

根据营林生长状况、危害程度及症状，正确鉴定森林病虫种类，掌握其生物特性及在不同环境中的生长规律，抓住最佳防治时机，制定科学合理的综合有效的防治方法，以达到最佳治理效果。同时把森林病虫害造成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2.3物理机械防治法

人为进行捕杀、阻隔、诱杀、高温处理及应用遥感等新技术进行防治称为物理机械防治，这种方法具有不污染环境，不伤害天敌，便于开展群众性工作等特点；但此种方法的工效低费工、局限性大，应根据规律及劳力情况具体掌握。

2.4天敌防治法

是利用自然界中天敌昆虫病原微生物、线虫、蜘蛛、食虫鸟以及其它食虫动物等有益生物来控制病虫害。此方法对维持生态平衡，对森林病虫害有长期抑制作用。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3.营林的防灾减灾方法分析

虽然自然灾害是不可避免，但人类可以利用自然造福，一是加强科学预测提前预警做好防范方法，将灾害降低到最低程度，二是科学营林。对于受灾林地清理和造林要更新方案。遵循林业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坚持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突出重点、破解难点、分类实施，不搞一刀切。注重营林清理与科学经营、自然恢复与人工恢复相结合，扎实推进林业灾后恢复重建。清理林地不能随意破坏现有植被，要强调现有植被的保护和利用，对断梢严重营林，针叶树仍有5-6盘枝条的或阔叶树潜伏芽萌发能力较强的树种，其在营林地不宜全面伐除，应只清除折断和翻桩树木，防止造成人为对生态环境破坏。同时应及时补植与当地条件相适应的树种，以利形成异龄复层林。对折断倒伏严重无培育前途的营林，应及时全部伐除更新造林。

调查发现，受灾程度的调查发现，密植片林大于疏植片林。可见合理的营林密度，是提高营林的需要，也是防灾的需要。如果营林密度过大，使树势弱，木质化程度低，冠、径、根系生长比例失调，抗灾能力差。要进行合理的树种搭配，避免营造纯林。营造混交林要做到针阔、乔灌、落叶常绿的搭配。要强调栽植点，提倡采用三角形或梅花型方式，使营林形成均匀树冠。在灾害中，林缘、沟边等边际营林倒伏主因是树木偏冠，使雪压承载力不匀所至。要提倡营造异龄复层林，提高营林稳定性。对现有残次、低产、低效天然林，要引入现代林业生态学理念，遵循森林生物群落演替规律，减少人为干预，发挥森林自身的生态功能，采取补植、封育、定向培育、天然或人工促进天然萌芽更新等森林经营技术方法，形成稳定的，复杂的，高级的森林生物群落，提高经营效益，实现现代林业可持续森林经营方向转变。调整人工林抚育间伐政策，提高林农抚育间伐积极性。抚育间伐原本是营林性质，而非经营性质，抚育间伐材质量差，收益低，投入大，使大多林农不愿抚育间伐，重造轻管现象非常严重，因此应调整抚育间伐政策，对抚育间伐材应取消限额管理，取消各种税费，给予政策扶持，鼓励林农加大投入适时进行中幼林抚育间伐，营造健康森林，提高营林抵抗自然灾害能力。

【参考文献】

［1］徐艳珠,李秀茹.浅析科学营林方法及预防管理措施[J].民营科技,2010,11.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唐宋时期；黄河中下游；水旱灾害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036-02

唐宋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我国主要农业产区，在社会发展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历史记录中该地区地区也是水旱灾害频发地区。唐宋时期各级政府对黄河中下游地区水旱灾害问题十分重视，并制定有预防、抗灾减灾以及灾后救治等较为全面系统的政策措施和救助机制。由于近年来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灾害频发，损失巨大。因此，研究唐宋时期该区域水旱灾害发生状况及政府应对，对现代社会防灾减灾工作具有重要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唐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水旱灾害及其影响

（一）水旱灾害的成因

首先，气候条件方面：黄河中下游地区位于我国中东部，属于大陆季风气候，降水集中于夏秋两季，冬春降水较少，全面降水偏低，因此在唐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降水实况呈现两极分化态势――冬春旱灾，夏秋水灾。其次，地势条件方面：受构造运动影响黄河中下游地区呈现出中间偏低而南北偏高的阶地性地形，地貌以高原、山地为主，境内河流呈网状密布，渭河两岸支流众多，受阶梯状地形影响河流比降大水流湍急。一方面，地势平均海拔偏高，阻碍水汽进入从而诱发旱灾，另一方面河网直流密布，夏秋雨水集中时期容易诱发水灾。再次，生态条件方面：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唐宋时期地表覆盖率较低，缺少地被植物的保护，对空气的湿度调节能力弱导致土壤保墒性差，加之降水量低容易发生旱灾；另一方面，雨水集中的夏秋季节，由于缺少植被保护，土壤固结性差，容易发生泥石流，加重水灾影响。

（二）水旱灾害的影响

1.对农业的影响

水旱灾的发生无疑对黄河中下游粮食产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常引起农作物减产、绝收，农业用田遭到毁坏。春末、夏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旱灾多发期，而这时也是小麦和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生长需要大量水分的关键时期，旱灾会致使其减产甚至枯死绝收。夏秋多发的水灾不仅会淹没农田，摧毁农作物，还会冲垮田地，导致大批良田被毁。

2.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方面，水灾会直接导致百姓伤亡、房屋被淹、农作物被毁，就史料记载，唐咸亨元年大雨造成山洪溺死者超过五千。另一方面水旱灾害导致农业发展受阻，粮食生产大幅减少，在农业为天的唐宋时期，大量百姓因饥饿而死。此外，水旱灾后过后通常会频发瘟疫等各类疾病，由于医疗卫生条件差，造成大批灾民死亡。

3.对统治王朝的影响

唐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水旱灾害频发，一方面，灾民数量骤升，为赈灾救济，中央财政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而灾民聚集也容易诱发社会动乱，影响内部安定团结。另一方面，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许多灾民将水旱灾害归因于天谴，一些不利于统治阶级的言论在民间散播，统治阶级对民众的思想管制受到了一定威胁。

二、唐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水旱灾害的治理策略

（一）灾前预防

灾前预防措施对于真正解决灾害问题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完善水利工程机构及设施。唐宋时期政府大兴水利工程建设，建立并完善了自中央至地方全国性的水利管理机构，严格制定相关法令对农业灌溉、河渠提防的修筑及保护等问题进行了监管，将水利管理作为官员考核重要指标；其次，通过赋税方式建立了诸如太仓、正仓等仓廪积极进行粮食储备，随时应对水旱灾害造成的粮食短缺问题。再次，唐宋时期建立了完备的水旱灾害申报机制和检查制度，灾害发生后得以通过县――州――中央逐级奏报，保证了中央及地方机关应对灾害的实效性，抢占灾害防治先机。水利工程的完善、储粮备荒举措的推行以及灾害申报机制的健全使政府在面对水旱灾害时有了更多的应对空间。

（二）灾害治理

唐宋时期，政府在面对黄河中下游地区频繁发生的水旱灾害时积极采纳了系列措施，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首先，统治者将祈禳归入到国家礼仪制度中。唐宋时期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从中央到百姓普遍将水旱灾害归咎于天谴，是上天神明对人类活动的惩罚。唐宋时期便采用多种形式的祭祀活动祈求神灵眷顾，阴阳平衡；以帝王为首的统治阶级采取“避正殿、减膳、撤乐”等举措回应上天谴责，表达自我反省、忧国忧民、与民众共渡难关的决心。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种祭祀活动虽有祈求神明的初衷，但其真正的效果却体现在向百姓展现统治阶层与民共苦的思想，实现稳定民心的效果。其次，在政策方面免除受灾地区的赋税，并调动赈济粮实行灾民救助，灵活采用赈给、赈贷、赈粜等赈济方式保证灾民生命安全，“开仓放粮”是唐宋时期解决水旱灾害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强化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力度，统治阶层地位得以巩固；另一方面灾民数量大幅减少，消除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再次，地方与中央的无缝配合，地方政府虽然在中央的统一调配下之行救灾任务，但同时与中央共同承担灾害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用于赈灾的资金一部分来自中央财政，还有一部分则有地方自己承担。

（三）灾后修复

灾后的补救措施同预防、救治相辅相成。应灾救治虽然能够在短时期内取得实效，但并不能使灾民完全摆脱灾害影响。由此，唐宋时期政府采取了多种有利于人民修养生息的措施。首先，采取制度化的e复（e免、给复）举措减免灾民经济负担，灾后一段时间内受灾地区可免交赋税，保证了宽松的生产恢复环境，这有助于稳定受灾民众的情绪，促使其投入的新生活当中。在相对宽松的赋税环境下，受灾地区的生产、生活得以恢复，经济发展逐渐复苏。其次，政府综合采取帮助丧葬、房屋修葺、赎子等慈善恤民举措安抚民众，及时解决受灾民众的吃住问题，缓和社会矛盾，减低了水旱灾害造成的次生危害。再次，统治阶层厉行节俭为减轻赋税创造条件；利用授田等优惠措施鼓励流民返乡恢复农业生产。

三、唐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水旱灾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一）重视民本思想

唐宋政府在水旱灾害时的各种应对机制从本质上讲是为了巩固中央对地方对百姓的统治地位，只有从民众那里才能获得长远利益。所谓的“仁政”实施的物质基础归根结底还是来源于百姓，所以上述种种举措未能从根本上使民众摆脱水旱灾带来的悲苦境遇，在唐宋时期水旱灾害肆虐 、饿殍遍地、民众穷困的现象依旧周期性出现。尽管如此，我们也应正确认识到在赈灾过程中民本思想体现出的价值。对保护民众生命财产、推动农业发展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多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从灾前预防、灾害治理到灾后修复，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以民众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尽管从长远看利益最大方是统治阶级，但不可否认的是民众的困难得到了切实解决，生产生活得到了有效恢复。

现代社会中，自然灾难发生时政府方面应树立强烈的民本意识，从受灾群众的基本需求出发，在政策上、执政上体现出对民众的支持和关怀。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唐宋时期的封建统治大不相同，当今社会的实际统治者是人民，政府的执政思想体现的就是广大民众的思想，只有切实解决了民众所需，民众所求，才能帮助受灾群众从困难中走出来。

（二）提高执政能力

唐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水旱灾害的防治效果与政府的执政能力息息相关：快捷高效的灾情申报制度，完善健全的仓储应对机制，以及中央到地方从上到下的贯彻执行力都能影响到水旱灾害的实际防治效果。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撑的唐宋时期，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影响并不大，水旱灾害的发生主要是不可抗力因素，因此无论在政通人和的年代还是在社会动荡的年代，水旱灾害并无规律可循。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水旱灾害所造成的生产、生活、经济、社会影响是不同的。政通人和背景下，中央和地方执政能力强，社会的抗灾能力强，灾害发生后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所造成的危害较小。例如，贞观十三年魏征的一封上谏书中提到，贞观初期自然灾害频发，但在政府的有效应对下政局动荡年代或统治者昏庸无能，地方官员贪污受贿的时期，水旱灾害发生后处于无人过问状态，社会救差，必然会加剧恶劣影响。而到了后期却因吏治黑暗而导致一般的灾害也能使得人们怨声载道。

（三）维护生态平衡

唐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水旱灾害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态条件不佳，主要表现在地被植物覆盖率低，土壤松散、固结性差不利于调节生态平衡。黄河中下游地区属大陆季风气候，降水集中，水旱两极现象严重，因此维护好生态平衡，构造和谐的气候条件是根治水旱灾害的重要方式。一方面，选种抗旱能力较强的本地树种，扩大高原、山地等地形的植被覆盖率，固结土壤，防治水土流失，同时调节气候条件，增加空气湿度。另一方面，研发培育新树种应用到生态建设当中，发挥绿色植被的生态价值。此外，强化群众的生态意识，注重对现有植被进行保护，抵制乱砍滥伐，从而构建和谐的生态平衡关系。

四、结语

不可否认，水旱灾害的发生与自然环境和有关，然而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乱砍滥伐、植被破坏等现象，必然会导致水旱灾害的加速发生，鉴于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作用，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势在必行。因此，面对水旱灾害，进行科学应对；预防和规避黄河中下游地区水旱灾害，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也是作为人类生存，留给子孙们最好的礼物。

参考文献：

〔1〕袁野.唐代的洪涝灾害―两唐书・五行志有关记载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1（06）.

〔2〕殷淑燕、黄春长.唐代长安与洛阳都城水旱灾害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4（08）.

〔3〕么振华.唐代自然灾害及救灾史研究综述[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