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研究论文范文

外文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一、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新范式的兴起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在新左派观点的影响下，他们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角度切入来探讨各类社会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现象。传媒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文化研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以及它在理论上所借鉴的各种学术资源都深深地影响了该学派的传媒研究，具体到受众研究来说，受众的主动性得到了重视，一种全新的受众研究范式开始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成了福利国家的建立，缓和了战前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同时，以通俗性、娱乐性为特征的美国文化凭借现代传媒技术在欧美社会中广泛流行，这使得社会文化日益趋同，有人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及意识形态与中产阶级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大同的时代开始降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其代表人物多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希望能够帮助工人阶级了解自己的真实状况，而不至于被文化政治营造出来的幻觉所欺骗。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对工人阶级内部文化的研究来证明工人阶级价值体系与社会结构并未随着福利国家的来临以及通俗文化的流行而消失。他们同时也肯定工人阶级在消费文化产品时的能动性，肯定他们会做出符合自己文化的选择，这一出发点是其后来强调受众主动性的源头。此外，该学派的受众研究也同样受益于文化研究一直青睐的符号学方法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其代表人物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就显示了这多种因素的融合，它标志着该学派在受众研究领域的突破，与早期的媒介效果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新的研究模式导入了符号学方法。对于媒介研究来说，符号学一个最让人兴奋的方面是那种可以运用于视觉形式——电影、电视、摄影与广告图片——的方法，这为研究现代意义生产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方案，而这种途径传统的语言学分支是无法提供的。[2]在霍尔的文章中，一条讯息不再被看成一个包裹或一个球可以由发送者抛给接受者。讯息现在是由节目制作者编码，再由受众来进行解码。这样一种观念就意味着发送的讯息和接收的讯息并不一定是同一的，不同的受众可能对节目有不同的解码。[3]于是，讯息的效果就不再是根据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发生，而是要依赖于受众的解读过程。由此，霍尔肯定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它们并不是效果研究所认为的那种原子化个体的集合。此外，根据符号学原理，任何讯息都是多义的，其所能生产的意义或诠释总是在一个以上，因此也就绝对无法化减至一个“最终的”或“真实的”意义。[4]这样，霍尔指出文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讯息潜在的解读方式不止一个，并提出受众可以有三种解读立场：统治—霸权立场、协商立场与对抗立场。后两种立场的提出也使得文化研究敞开了受众主动性研究的大门。

其次，对于霍尔来说，该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广泛讨论的一部分，它标志着从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的多元决定论转向了由葛兰西霸权模式所提出的更为复杂的观点。[5]在此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援引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暗示，意识形态力量用适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构造主体几乎是无法抵御的。所以他们认为在以传媒为主要场所的文化工业的操纵下，压制性的意识形态直接注入到大众的意识之中，人们成为“文化傀儡”，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毒害人民的鸦片”的受害者。文化研究学派修正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批判了他们的文化悲观主义，充分关注受众的诠释活动。这样从霍尔开始，文化研究学派开始摆脱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接收的结果。相反，他们吸收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这样，文本不再是一个意义完全封闭的结构，受众也不再是盲目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不断进行抗争来给自身定位的积极主体。

在霍尔的三种解读模式提出之后，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20世纪80年代，莫利出版了《〈全国〉观众》与《家庭电视》，将霍尔的受众解读模式应用于经验性研究，而伊恩·昂、拉德威以及费斯克也分别对美国肥皂剧《达拉斯》的观众、浪漫小说的读者以及大众文化消费者进行了研究。

从这些新型受众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受众的主动性是其最基本的理论观点。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所做的研究都试图反对单向片面的意识形态控制论，希望证明受众的接收活动存在着协商与反抗的创造性空间。尤其是费斯克，他不仅提出了“语意斗争”、“文化民主”等概念，认为受众是才是真正的意义生产者，进而他还借用巴特的观点——作品只有在被阅读时才成为文本——认为文本根本就是不确定存在的东西，主张“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符号学民族志，在这里没有文本，没有观众，只有制造与流通意义和的过程。”[6]

除此之外，这种新范式还有一些其他特点，据此我们能够把它与强调受众主动性的另一种重要的传播学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区别开来。

首先，它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认为受众接触媒介后参与了意义的建构；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是一种功能性选择的结果，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

其次，它认为解读是支配性意识形态与受众的替代性、反抗性意义之间的斗争，不是受众个人的随机活动，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传媒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权力博弈的真实情况。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是“受众使用媒介而非被媒介所使用。这种使用有助于产生一种个人身份的认同感，收集信息；此外还能满足休闲的需要并协助社会互动”。[7]这样，它高估了受众的主动性、讯息的开放性以及可供选择的媒体数量，并不认可一种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存在。

再次，它借鉴了社会学，把个人看作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是包含了许多次团体与亚文化的复杂类型，这些因素以及解读活动的具体情境会影响人们的解码方式。而使用与满足理论从考察个人的心理需求出发，从心理层次来解释人们对媒介和讯息的使用。

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在具体操作时又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其一是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其二是将受众置于日常生活语境之中的接受分析。

二、作为文本解读者的受众

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针对新闻时事类节目，分析受众透过哪些特定的话语来解读文本；二是针对大众文化产品，如肥皂剧等，分析受众如何从文本中获得或者是自行建构意义来抵制原有的社会体系。

1、受众对新闻文本之解读

对于新闻时事类节目，研究者们认定，从一开始它们就扮演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角色，编码者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封闭了文本的意义，预设了一个处于优势的或主流的意义。而这种意义能否成功传播，取决于受众所持有的文化符码是否与节目的符码相一致。这样，受众到底持什么样的文化符码，这些符码又是如何形成的，就成为研究者努力想解开的谜团。

最初是霍尔受到社会学家法兰克·帕金的启发，将受众视为阶级的产物。帕金认为西方社会有着三个主要“意义体系”：主流、主控的价值体系，臣服的价值体系，激烈而急进的价值体系。[8]而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分别拥有不同的“意义体系”。霍尔将这一模式引入到传播领域，根据受众的阶级变项推导出对新闻文本的三种解码方式。在这种观点下，我们甚至可以推断，由于传媒往往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这样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一般对文本进行倾向式解读，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往往会因为利益受损而进行反抗式解读。

随后，莫利对BBC的晚间新闻节目《全国》的观众进行研究，试图对霍尔模式进行经验性的验证并探讨还有哪些社会因素会影响受众的解读活动。在该研究中，莫利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尽可能的考察各个不同层面的因素对解码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了客观的社会人口学变项——年龄、性别、种族以及阶级；也包括“文化架构与认同”的程度，即个人所处的社会部门以及所从属的不同的亚文化，使得他对某些特定的语言和规则的熟悉程度不同，对某些话语把握的深浅程度也不同；还包括较难设计却十分明显的个人特质。二是他不再简单的将社会变项当作决定解码的因素，而是提出“话语”的说法，他认为“问题总是社会位置加上特定的话语（该词台湾多译成论述）位置，然后才会造成特殊的解读方式”。[9]话语是理解一个重要的社会经验区域的社会性的定位方式。[10]人们分别拥有着自身的话语，他们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诉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经验。在观看节目时，人们是根据其话语来理解文本，意义的建构也因此而不同。

如果说霍尔从统治/协商/对抗模式来理解受众还略显粗糙，那么莫利则是从话语入手，对它进行了精细化的处理。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莫利也感到困惑，因为形成话语的社会因素过于繁多且不确定，要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无疑是相当困难的。于是在他之后的众多研究者不再执着于将受众作为多种话语的构建物，不再致力于深究受众话语的组成，而是开始关注受众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游击队员从通俗文化中所获得的。

2、受众对通俗文化文本之解读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主要参照系不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也渐渐脱离阿尔都塞式及葛兰西式的理论话语，开始接受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着开放、自由甚至是游戏的思想方式，它破除了权威话语，颠覆了传统，对许多约定俗成的概念提出质疑。这为研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此时较有特色的是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受德塞图抵制理论的影响颇深，后者强调大众作为弱者在文化实践中可以利用生产文化产品的权力机构对他们的限制，自行创造出行为空间。所以，费斯克认为大众是具有生产能力的，能够在统治性体制所提供的有限资源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使用文化商品。比如，他研究了麦当娜这一流行文化现象。尽管麦当娜以玛丽莲·梦露为形象基础，处处暴露自己的性征，但是费斯克认为她并不是父系霸权的代言人，并没有教会那些女性崇拜者像男人观看她们那样去看她们自己，并没有怂恿她们作父权制内的女性主体。他认为在麦当娜的形象中有某些间隙或空缝逃脱了意识形态控制，比如她对宗教象征物（十字架、念珠）的随意享用，涂抹过艳的口红，佩戴过量的首饰，都使她从主导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利用其能指而拒绝其所指，并且这也向其歌迷展示了她们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意义。麦当娜的形象制造让女孩们看到，女性性征能被置于她们的控制之下，能按她们的利益来制造，她们的主体性不必完全由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来决定。因此，麦当娜的流行是权力与抵制、意义与反意义、快乐与争夺控制权的复合体。[11]

总之，在通俗文化研究者那儿，文化是复杂的、矛盾的和不确定的，容易被使用者经常改造，这些使用者在其本性上是文化素材料主动的操纵者。[12]因此，受众是具有策略的意义生产者，他们拥有强大的战斗力，总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上述关于新闻时事节目与通俗文化产品的受众研究，是以媒介文本为中心，以受众的阶级、地位、性别等为变量而展开的讨论，是与文本分析联系一起的受众研究路径。但是，正如莫利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分析受众解读文本的话语组成，带有阿尔都塞式的倾向，将解码者化约成特定结构的人格化产物，而各种话语则贯穿主体性向他“发言”。[13]所以，他希望从另外一个立场——解码情境出发，来获知这些话语是如何在一种具体的情境中起作用的。与此类似，受众为何选择通俗文化文本，以及在哪种情境下才能真正从文本中获得。这样，受众研究就必须关注另外一个领域，即受众媒介使用行为所产生的日常生活情境。

三、受众与日常生活情境

科纳认为，对电视研究来说，最好是把“置收视行为于情境中”的想法视为将分析工作连接两个脉络的范围，而不是单单一个，它们就是收视的“社会关系”以及收视的“时空情境”。[14]前文对文本与受众关系的分析所涉及到的结构性社会因素，可以看作是收视中“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而受众研究接下来的工作便是透过时空情境（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收看行为）来探寻其社会关系，这就先要了解接受信息时的物理情境，再要发现受众收看电视的意义是什么。这种研究的前提是认为电视的基本消费单位是家庭，不是个别的观众。所以，一切都围绕着家庭中电视使用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此外，研究者不仅仅关注电视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功能性角色，而且转向关注收视过程中的权力运作实践，即作为家庭成员的受众会采取什么位置，达成什么认同，构建什么意义。

对收视过程中的家庭权力关系研究做出贡献的首先是莫利的《家庭电视》，该研究的起点是认为受众总是有着不同的电视使用经验。在受众看报纸、看电视，听广播时，往往并不是全心全意的接受其内容。打开电视也许仅仅是为了排遣独处的寂寞，碰到不喜欢的电视节目就不停地换台，也会边看电视边吃饭或干其他的事情等等。受众的信息接受总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经验。莫利想要了解的是究竟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收视体验，尤其是家庭的动态过程是如何与看电视的行为发生互动关系的。起初他试图象研究《全国》的观众一样从家庭的社会位置、阶级属性出发，将家庭作为动态单位进行分析，后来却发现“贯穿所有访谈家庭的一个结构性原则，很明显是性别的问题”。于是，他开始研究性别对收视实践的影响，确认了8个方面的主题，获得了样本中男女收视习惯所体现的经验性差异。①控制节目选择的权力。他发现没有一个主妇有规律地使用遥控器，遥控器总是父亲在用，父亲不在，则由儿子霸占。②看电视的风格。男人希望专注地看电视，不被打扰；而主妇则认为看电视是一项社会活动，包括不断地对话以及同时进行至少一项以上的室内活动。③有计划与漫无计划地看电视。男性往往事先对照报纸，了解电视播出情况，决定晚间的收视活动。许多主妇则是抱着有就看、没有就算了的态度。④与电视有关的谈话。主妇愿意承认与朋友同事聊天时会谈论电视，而男人则不愿意承认常看电视，除了体育节目。⑤科技：录像机的使用。主妇并不擅长使用录像机，都靠先生或子女帮她们用。⑥一人独看电视与罪恶的。主妇们表示最大的快乐是在家人都不在的时候，看一部她们最喜爱的连续剧。同时，她们接受了男性霸权，认为自己的爱好微不足道，而自己的快乐也带有罪恶感。⑦节目类型的偏好。男性偏好事实型节目，女性则偏好虚构性节目。⑧全国及地方新闻节目。女性对全国新闻不感兴趣，却喜欢地方新闻节目，尤其是地方犯罪新闻。[15]对于这些经验性差异，莫利认为不是由男女生物性特征造成的，而是因为男女在家庭中的社会角色不同。家庭对于男性来说是休闲场所；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工作场所。正是这种由性别关系所建构、结构化了的家庭环境，才导致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收视经验。这样，正如特纳所指出，莫利的研究直接引导我们关注那些生产出受众的社会力量，有效地将我们带离文本和受众的检视工作，更广泛地研究日常生活的实践与话语。[16]

除了电视，拉德威针对已婚职业妇女阅读浪漫小说所进行的研究也堪称经典。她早期关注于文本分析，以后又转向接受研究，这时文本的内容已不再重要，而阅读“本身是一种主动的、虽然不自由的、建立意义和乐趣的过程，是文本与读者间的协商，其结果无法由文本本身预测”。[17]她将妇女阅读浪漫小说的快乐和妇女在父权制家庭中的从属地位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妇女之所以阅读浪漫小说与逃避繁重家务与养儿育女的压力有关。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被训练成为无私的母亲与体贴的妻子，而其自身的需求往往被忽视。不过，借助阅读浪漫小说这种行为，妇女们能够从日常家务劳动中抽身而出，她们憧憬浪漫小说中强有力却对女性温柔体贴的男性，也喜欢能够控制自身命运的女性，由此她们会拒绝父权文化现实的合法性。因此，拉德威认为妇女是在把阅读浪漫小说当作一种“独立的宣示”，通过这种行为在乌托邦式的幻想中重建其性别主体性，来反抗父权文化。[18]

当然，家庭中的情境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面两例尤为重视的性别权力关系，有学者也指出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家庭的物理空间大小，空间大可以照顾到每个成员的偏好，空间小就需要成员们之间不停的互相协商。再比如家庭的组成结构，教育程度低、不富裕的单亲家庭，电视显得格外重要，电视成为“背景噪音”，要不停的开着，以排解孤独消解茫然；而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家庭，看电视往往是带着特定的目的在特定的时间段观看特定的节目。也正是因为这些繁杂的情境的存在，使得接受研究转向“日常生活的微观社会学”，而为了获得受众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资料，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受众研究领域盛行起来。

四、民族志方法与受众研究的推进

1、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众的原因

民族志原本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学者们主要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一种比较自然的环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后由威利斯介绍到文化研究领域中来。

文化研究采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受众，可以说是为了实现两方面的突破。其一，突破以统计方法为基础的量化调查。其二，突破了文化研究一直偏爱的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研究方法。

传统的受众研究一直受量化实证主义范式的支配。这种以测量传播效果为主旨的研究将传播内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与此不同的是，民族志研究强调在一种自然的环境中收集资料，并将所获得的事实资料仅作为受众文化过程的证据。所以，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有关民族志方法的经典描述是，“研究者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观看发生了什么，聆听他们说了些什么，并就问题提问。”[19]在这过程中，研究者们收集着一些与议题有关的资料。而在访谈这一层，研究者们也摈弃了问卷式的封闭式提问，并不在乎花上几个小时与采访对象东拉西扯，因为他们认为正是在这种罗嗦冗长的交谈中，才能真正了解受众复杂的读解情况，才能了解受众到底会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形容自己的收视或阅读感觉，而通过分析可供受众使用的这些话语，哪怕只是“呀”、“哦”这样的语气词，往往也能追根到它们背后的社会权力因素。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听任整个访谈漫无目的地进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意图事先规划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再进行开放式的访谈，尽可能记录下有价值的内容。用费特曼的话来说，就是“开放的心胸，而非空洞的大脑”。[20]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自兴起后，曾经历过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的交锋。在文化主义传统中，民族志曾一度被用来研究亚文化群体的日常生活，如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研究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但在后来的传媒研究中，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一直身居要位，一直到理论家们意识到“理论中的‘后阿尔都塞的’甚至‘葛兰西的’的方案也有危险，它倾向于对文化形式进行一种纯形式主义的表述。我们想要指出在文化研究所能采用的方法中一种质化的研究方法的独特性。”[21]因为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关注的是传播意义的建构方式，于是从文本意义的建构方面来看，就很容易高估文本预设的主导意义，低估受众真正的解读能力，认为有可能直接从受众的社会位置推论出他可能的解读方式，从而忽视了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民族志研究则主张通过“深描”来掌握社会群体与文化的复杂性，因为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化中认识世界的。这一主张运用到受众研究领域则要求对受众的日常生活进行完整详尽的了解，从生活实践来把握受众的传播实践。因此，有学者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处在于它超越文本来理解受众作出了何种解读”。[22]

2、经典的受众民族志研究

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众始自我们前文所提到的莫利的《全国观众》研究。该研究在访谈这一环节使用了民族志方法，在一种团体的情境下进行重点访谈。在最初几个阶段的访问中，研究者没有预设方向，而是先通过交谈了解受众对一个节目评价的参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此后才开始有关该电视节目的话题。不过，在该研究中，由于受众是在非自然的收视状态下接受访问，因此受到一些学者的责难。

同一年还有霍布森所主持的关于家庭主妇与大众媒介的研究。其中的访谈资料都节选自霍布森未曾发表的硕士论文《对家庭中工人阶级妇女的研究：女性、家务与母性》这也是第一次针对女性受众的民族志研究。通过与主妇们的交谈，霍布森发现，“电视和广播从未被作为消遣或休闲活动而提及，而是被这些女人定位为她们白天的组成部分。”[23]主妇们一天的作息往往是根据广播来做安排，她们将广播节目当作朋友，并将电台主播们视为她们接触外界及消除生活中孤独感的重要途径。电视根据性别差异也可分为两个世界，男人和女人对节目有着不同的偏好。正是从这一研究开始，对受众的性别分析初具雏形。

莫利和霍布森可谓是倡导民族志研究的中坚人物。在尝试了前面的深度访谈之后，他们又都继续开始了参与观察式的方法，完成了经典的《家庭电视》和《十字路口》研究。

特纳曾说到，霍布森的研究与莫利的研究在方法上的关键不同之处就在于她不是把观众带进她学术研究者的世界，而是她走进他们的世界。[24]她在肥皂剧的播放时段，走进观众的家里，和他们一起看电视，在这期间她对他们进行访问和观察，节目结束后她还要与研究对象们之间进行长时间的开放式对话。她特别强调这些访问是开放式的，因为“我想要观众来决定，那些节目尤其是那些我们已经看过的剧集中，什么是有趣的，或什么是他们所关注的，喜欢的，不喜欢的。我希望他们说出节目受欢迎的原因，以及他们挑剔的又是哪些。”[25]这项研究被认为是受众研究史上第一次采用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方法。

到了1986年，莫利也推出了他真正采用民族志方法的受众研究《家庭电视》。该项研究中，莫利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既针对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了“客厅政治”对家庭收视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家庭成员的收视体验。

由上可见，民族志方法使研究者们真正贴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解到具体的时空情境中不同身份角色的受众接收媒介的真实情况，为受众研究向微观层面推进开辟了新的天地。

综上观之，文化研究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学术潮流，本着对个体主体性的关怀，始终关注各种文化现象中的权力实践，把受众建构为主动的文本解码者、媒介使用者，并且将其置于社会语境中来研究，实现了对经验主义受众研究的突破。尽管对于社会语境，学者们还存在着不少争议，因为它是一个囊括了过多因素的范畴，无论是立足于某些社会变项开展研究，还是针对微观的日常生活来进行的民族志分析，也都不能完全准确把握受众复杂的接受过程；但文化研究学派所提供的研究范式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受众与社会及文化互动的不同景观，它也因此奠定了在受众研究中的独特地位。

注释：

[1]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Routledge,2002，P11.

[2]JohnCorner,StudyingMedia:ProblemsofTheoryandMethod,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98,P14.

[3]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SagePublications,1999,P3.

[4]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第131页。

[5]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P27.

[6]IoanDavies,CulturalStudiesandBeyond:FragmentsofEmpire,Routledge,1995,P123.

[7]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algrave,2002,P156.

[8]参见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139页。

[8]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184页。

[19]约翰·费斯克著：《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见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11]参见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122页。

[12]AndrewTudor,DecodingCulture:TheoryandMethodinCultureStudies,SagePublications,1999,P165。

[13]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11页。

[14]JohnCorner著：《意义、类型与脉络：新阅听人研究中的‘公共知识’的问题意识》，见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编：《大众媒介与社会》，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386页。

[15]参见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25—245页。

[16]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138。

[17]转引自IenAngandJokeHermes著：《性别与/于使用媒体》，见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编：《大众媒介与社会》，第433页。

[18]JaniceRadway,“IdentifyingIdeologicalSeams:MassCulture,AnalyticalMethod,andPoliticalPractice.”Communication,9,1986.

[19]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27.

[20]转引自林福岳：《阅听人地理学——以民族志方法进行阅听人研究之缘起与发展》，台湾新闻学研究第52期，jour.nccu.edu.tw/Mcr/0052/14.asp。

[21]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HutchinsonGroupLtd,1981,P74.

[22]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174.

[23]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P105.

外文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方法，出现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传统特性的企业文化，它在不断改革发展后出现了新的特点。企业文化发挥功效使韩国企业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国际型大公司和著名品牌。韩国企业的成功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探析韩国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关键词】企业文化；传统特性；新特点企业文化（EnterpriseCulture），又称“公司文化（CorporateCulture）。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出现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指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1]一个企业的成功发展离不开打造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正如一个成功发展的国家离不开优秀的民族精神一样。韩国经济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创造出了发展的奇迹，成为迅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在于韩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培育出了自己的企业文化，在企业文化的引导下，韩国企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涌现出三星、SK、鲜京、锦湖、浦项制铁等一批国际型集团企业。因此，研究韩国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的企业文化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韩国企业文化背景及特性分析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分支，属于社会亚文化。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文化，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必然受到整体社会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影响。1．传统的儒家文化强调以家庭为中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贯穿始终。在以家庭为中心的前提下，更强调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在家庭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并以此权威来治理家庭。这种家长式的权威管理思想直接在企业主和管理者的领导方式中表现出来。企业创始人经常在统治家庭的基本原则基础上进行任用、组织和管理。2．传统的儒家思想还重视君臣之间的义理和忠诚。这种思想对韩国企业中企业主与职员之间的垂直权限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企业里，下级服从上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职员们非常重视上下级间的垂直关系。这种垂直关系不仅受权限关系的影响，而且受年龄、地位、身份和相互所属关系的影响。3．以血缘、地缘及学缘为中心的从属关系和排他意识是受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结果。儒家思想崇尚对前辈和家长的尊敬，以及以直系亲属为先的亲属意识。因此，这种从属关系和排他意识在企业关系、人人关系以及权力机构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4．此外，由于殖民地和被占领的历史，日本和美国的一些文化和管理制度及思想也对韩国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影响。由于受到社会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影响，韩国的企业文化具有一些传统特性。（1）浓厚的儒家文化意识。儒家文化成为韩国企业打造企业文化的理念文化，儒家文化中仁爱、勤俭、吃苦耐劳、拼搏、服从的思想在韩国企业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韩国企业在人事任用、业绩评价及奖励、组织结构设置与管理等方面都以儒家文化中的传统思想为指导，从而形成具有浓厚儒家文化意识的企业文化。（2）强调等级制度。韩国是一个建立在垂直组织原则基础上的高度同质社会。[2]受家庭制度传统等级思想的影响，使得韩国公司等级性很强。不仅强调一般性的等级结构，还强调所有者、管理者和工人的严格区分。（3）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和权威性管理行动。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和高层领导的权力体制以及权威性管理行为是韩国企业文化的又一特征。（4）论资排辈。论资排辈是韩国企业文化的又一个传统性特征。在业绩评价和奖励制度上论资排辈，而且组织成员的阶层构造一般是与他们的年龄及工龄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论资排辈的业绩评价制度将不利于激发职工的积极性，使企业缺乏竞争力和活力。二、韩国企业文化的新特点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缓和，国际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不断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要求企业文化有一个相应的改革和发展。韩国积极进行经济改革，在社会各阶层全面开展民主化，企业进行机构改革并积极与国际接轨。在这一过程中，韩国企业尤其是一批大型企业积极从国内外的发展环境及自身条件出发，在企业文化方面进行改革，逐渐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企业文化，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取向1．“人才第一”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韩国的优秀企业大都以“人才第一”为基点，通过建立企业内部的研修院或利用产业教育机构培育了大量优秀的人才。现在韩国主要的企业集团都已采用了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为了拥有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还建立了相应的人才储备系统，或是从销售额中提取一定的比例持续进行教育投资。为了挖掘企业员工的潜在能力，三星集团除了在总公司建立有三星集团综合研修院外，各分公司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研修院，并通过海外研修等形式对员工进行有效的教育培训。此外，韩国的优势企业还普遍重视员工的海外研修工作，以促进员工的自我开发。[3]2．任人惟贤的雇佣制度。三星集团的创始人李秉哲会长生前就信奉“疑则不用，用则不疑”的信条，主张对三星的员工实行“国内最高待遇”。为此，三星公司采用了公开招聘录用制度，新员工一旦被公司录用就要接受三星公司彻底的培训，目的是使之成为“三星之星”，以实现公司成为超一流企业的目标。三星公司在“企业即人”的创业精神指引下，彻底贯彻了“能力主义”、“适才适用”、“赏罚分明”等原则。3．以绩效为基础的薪酬制度。韩国的薪酬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得不再强调资历而把重点放在可计算的“绩效”上。在韩国，近1/3的公司现在已经实施兼顾资历或兼顾能力的基于绩效的报酬制度。三星公司于1995年引入了它的“新人力资源政策”，更加强调业绩。在三星公司以前的报酬制度中，工资由基本工资（基于资历）加额外的津贴（服务期长短等等）组成。与此相比，在新的报酬制度中，工资由基本工资（普通工资、生活费）加上业绩工资（由能力和业绩确定）组成。这种薪酬制度更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更富有活力。（二）强调人和团结的共同体式企业文化韩国的成功企业非常重视组织成员的人和团结，积极致力于创立能够反映员工创造性建议和意见的企业文化，提倡每个员工的责任承担，爱社心和主人精神，从而形成了共同体式的企业文化。正是在人和团结的共同体式企业文化的引导下，韩国大多数成功企业形成了“公司的成长与健康的劳资关系是同步的”这样一种信念，积极培育劳资共同体意识和劳资和解气氛，从而使企业的经营活动能够在稳定的劳资关系中顺利的进行。鲜京集团把在劳资协商中能够提及的事项(工资、福利等)和不能提及的事项(经营决策权、人事权等)严格区分，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同时公司还将经营状况向员工公开，培育了让工会自己判断企业经营能力的土壤，其结果遏制了因劳资纠纷而导致的经营损失。锦湖电器公司则规定每月召开一次的经营计划会议必须有工会代表参加，将公司所有的经营情况[1][2]向员工全部公开，以排除劳资不信任的阴影，建立良好的相互信任关系，工会方面也自己分析公司每周的生产情况，积极向自己的会员说明企业的现状。“劳资不疑”的精神深深植根于企业内部，正是这种劳资和解的氛围有力地推动了韩国企业的发展。（三）海外发展战略和“混合管理”策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和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韩国的一些大企业不断向海外拓展，形成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成为世界经济里的国际型公司和著名品牌。例如LG集团，其LG电子在2000年早期销售额达到了93亿美元，职工达22800人，是电器和电子产品领域的全球制造商。它拥有分布于全球171个国家的59个分支机构，18个销售子公司和31个生产子公司以及在韩国的26个研发机构。三星集团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处于繁荣时期并不断扩，销售额和员工从1980年的30亿美元和45000人增长到1998年的960亿美元和267000人。1998年三星电子有21个全球性的生产基地，遍布46个国家的53个销售子公司，销售额达到了166亿美元，成为世界随机动态数据存储半导体最大的生产商之一。“能做”文化曾是韩国企业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韩国企业之所以能在短短30余年里取的高速的发展，是因为在很多产业部门具有大胆投资、冒险向海外进军和在短期内取得成绩的强烈愿望。但是在“能做”文化的影响下，不少韩国企业不顾自身的条件和能力，盲目地、章鱼式地扩张，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债台高筑，以致在1997年的经济危机中深受其害。现在韩国企业在不断扩大海外投资和生产的同时进行改革，不再单纯以建立工厂为主，而是在海外建立起从原材料、零部件的采购到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和劳动力雇佣均在当地进行的大型基地，并通过向当地转让新技术、新产品以及建立与当地相适应的企业文化，增强企业与当地经济的融合，使韩国企业真正成为世界型企业。“混合管理”就是韩国公司海外企业文化的一项新的重要举措。“混合管理”就是指营运方针由海外分公司主管与母公司负责人共同决策。这种管理会使母公司更为安心，不但可保留母公司的营运特色，也方便监控海外分公司员工，保证“上情”能够“下达”。而当地主管打理区内业务可减少沟通问题，母公司派出的负责人熟悉母公司的背景，而且了解产品的特性，从而有助于促进分公司对总部的了解。所以“混合管理”是一个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和生产时的理想选择。三、启示以上对韩国企业文化背景、特性以及新特点的分析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对加入WTO后中国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看出，在打造企业文化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一个企业要发展，要成为一个国际型大公司，必须建立自己的优秀企业文化。只有以优秀的企业文化为指导，才能打造出世界顶尖企业。第二，对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理论要进行剖析筛选。企业文化作为社会亚文化，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企业文化是经济组织的群体文化，有其特殊性，所以，对企业文化中的传统因素要进行适时地剖析和改革。第三，在企业文化的建设中，将“人才第一”的理念和创新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结合起来。企业的发展归根到底依靠人的发展，无论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还是发展战略的确定，最终都是由人完成的，所以要确立企业文化中的人本主义。第四，进行文化的整合，实施跨文化管理。由于海外投资和生产的扩大，跨国经营成为普遍现象。因而会出现不同文化的碰撞，所以跨国经营中进行文化的整合，使企业文化具有包容性，进行跨文化的“混合管理”是必要的。总之，企业在建设和提升企业文化过程中，要立足本土，结合实际，以培育企业精神为重点，以人本管理为核心，以诚信经营为基石，以学习创新为动力，加强领导，上下联动，全员参与，将企业文化的理念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使具有时代特征和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转化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竞争力。只有在改革开放、不断创新的伟大实践中，把优秀企业文化的基因置入到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和全体员工当中去，才能永葆企业健康发展、基业常青。

外文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大凡自人类开始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字翻译活动以来，对翻译的研究便从未中断。每次随着翻译活动高潮的到来，翻译研究就趋向深入，翻译研究中的争论也就愈加激烈。这是不足为奇的。近来争论的焦点算是艺术观与科学观之争了。问题的核心是对科学观的意见不一。认定翻译是科学与不是科学的两派各执一端，但不免各有失偏颇。这其中除对“科学”的理解差异外，更主要的似乎还在于持科学主张内部的问题。现就有关的问题谈点我们的看法。

翻译是艺术吗？是艺术！仅就译者必须运用语言重新塑造原文中已塑造出的形象而言，

翻译就应当是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但，翻译又不能仅仅是艺术，因为“在艺术世界中，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艺术形象都是以社会生活为自己的生命源泉，都以生动的感性形式去反映生活的本质”’。译者的“生命”源泉仍在于原著之中。即便是文学翻译，译昔对原著的理解也不能只凭直感，任意发挥。这其中还要借助语言、逻辑去正确理解之。况且，翻译除了文学翻译外，还包括科技翻译，政论翻译等等。当然，这类翻译中也有创造，但我们还不至于可以荒唐到或是说这类翻译不是翻译，或是说大量这类的翻译都是艺术的地步吧！因此，无论是文学翻译，或是科技翻译，或其他种类的翻译总还是要讲点科学。关于这个问题，董秋斯先生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已有阐述。至于“翻译学”的提法国内早在本世纪十年代，或是更早些时候已有过，并非像有人所说的是“进口货”’。

此后，许多相关学科的发展，这其中尤其是语言学的发展，促使翻译研究沿着科学方向深入探索。近一二十年，广大译论工作者为建立翻译学大声疾呼、呐喊，作了不懈的努力，进行大规模、有益的探索。译界众多学者对建立翻译学寄以厚望，不少学者也为之付诸艰辛。此类专著、专论大量涌现，蔚为大观，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常常为人们所误解。应该说，研究工作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备之处，使这一仍处于孕育中的学科屡屡遭人非议。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什么是科学？有些人一提起“科学”二字就联想到物理、化学之类的自然科学，殊不知人间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三类科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及途经均不相同。把翻译学与物理、化学相提并论，不免拟于不伦。依此而否定翻译学是一门科学是不足为训的。

学科概念混淆，把翻译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加以理解、运作，在国内外皆有人在，致使一潭清水越搅越混了。

其实，科学是知识的体系，但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立即构成一个体系，一夜之间就使之变成一门科学。正如钱学森教授指出的，“知识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现代科学体系；还有一部分是不是叫做前科学，即进入科学体系以前的人类实践的经验。”“……不管科学还是前科学，只是整个客观世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且情况是在变化的。一部分前科学，将来条理化了，纳入到科学的体系里……”依我们之见，尽管人类的翻译活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是凭借他人或自身的经验进行翻译。现有阐述翻译方法的论著大多还只是这类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翻译还只是“前科学”。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然否定它能向一门科学方向发展。世界在进步，学科在发展。客观的事物不能由某人说是就是科学，说不是就不是科学。不能在学术界搞武断，对刚刚才提出对建立翻译学的思考｀时就给予当头一棒，力图抑制她的问世。我们应该允许探索。提出“思考”就意味着是一种探索。所以有人提出翻译是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5，这是较为恰如其分的。

既然是探索，就应该允许人们从多方面，多学科地进行。无端的否定未必即能奏效。即便在自然科学中，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得到了伽利略的证实，成了冤案，却在几百年后才得以昭雪，何况人丈科学乎？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不能就因此把翻译学说得玄而又玄，似乎说得越玄乎就越高深。译学研究毕竟是源于实践，而后又回到实践来指导翻译实践的一门学问。译学研究不能脱离实践，这己成了译论工作者的共识。当前有些研究似乎已陷入了纯学院式的研究，说三道四、连篇累犊，却于翻译实践无补。拉上几十门学科，标上无数术语，并不表明一个学科之成熟，只会导致许多概念含混不清。这种“理论”显得极其庞杂，但未必有实用价值。又如对翻译单位的研究，按西方翻译理论的说法，划分为音位层、词素层、词层、词组层、句子层及话语层。就连提出这一理论的作者本人

都感到“翻译的基本难点之一，就是如何能在每个具体情况下，从语言学等级体系中找到相应的层次作为翻译单位。”。连这一“理论”的提出者都感到为难，那这类学院式的研究究竟对我国的翻译实践有多大指导意义，就很值得怀疑了。尤其是对于像汉语这样象形文字与西方语言对译中就更难发现其实用价值。继而再进一步探讨什么“必要和足够层次的翻译”或是“偏低、偏高层次的翻译”，势必就成了一纸空谈。

提到建立翻译学，就必定要设计语言学的问题。应该承认，语言学的发展给翻译学的发展开拓出新的思路。一方面，译者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两种语言的话语对比，对语言中的现象及其实质有了更广泛、更深刻的了解，从而能在翻译中更自觉地掌握某些语言对比规律；另一方面，许多译论研究人员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运用语言学中的术语、概念来阐述翻译实践中出现的语言现象，总结出某些系统的经验，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现在坚持翻译是艺术的学者基本上也还没脱离翻译研究应用语言学理论所归纳出的翻译实践中某些系统经验，就正说明这一点。但是，正如众所公认的，翻译是艺术。艺术创作本无定规。同一个原著的句子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你可以这么译，他又可以那么译。甚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也都有不同译法，均无可指责，全凭译者在上下语境中去“创造”。这是一；其二，正如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一再申明的那样，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正是研究翻译过程的语言学方面”，“纯粹是就语言学的意义而言”’。很明显，他们研究的是语言，并不注重研究原著作者及译者的主体意识。他们只能对现成的译例在语言上作静态对比，只能考虑其表面现象。因此，就翻译研究而言，他们的研究必有偏失，或显得异常肤浅；其三，现代的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以西方语言为研究对象，对汉语的语言几乎未加触及。正如陈望道所指出的：“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8。汉语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总体结构以及语言的运用等诸方面与西方语言截然不同。仅以西方语言模式为基础建立起的语言学套在汉外对译中几乎是行不通的。何况，翻译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为此，语言学对于翻译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妄图在这样的语言学基础上去创立翻译学，“不仅限于找出翻译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规律，而且要为翻译工作者提供某些规范或｀规定’”’，那只能是一场迷梦！

这里还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翻译理论的问题。应该承认，我们对国外的译论知之太少。远的不说，仅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引进的国外译论的论著寥寥可数。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一状况今后能有所改善，以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见识。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在世界译坛面前不必妄自菲薄。要说我国的翻译事业在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上比西方国家落后，这是事实。但是，要说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工｀，我们对此不敢苟同。就文化总体而言，各国文化不是依照同一路线发展，不可能按一个普遍的、等同的阶段进行。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文化背景不同，面对的是不同的客观世界，由此提出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所具有的经验也不尽相同。因此，就不可能有个普遍的、客观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任一传统文化的优劣高下，更不能用某种文化价值观念来评判另一文化标准。很明显，我们同样不能拿某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翻译理论作为另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翻译理论的标准。这中间不可能划分时间顺序的先后，而只能是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

其实，国外的译论也是处于探索之中，也未必已成定论，甚至某些堤法未见合理。翻译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门正处于探索中的科学，对西方人何曾不也是如此？基于这祥的认识，我们就不至于会把国外的译论奉为至宝，视若·｀圣经，，，或为之惊讶不已。就以奈达为例，他早期认为翻译是科学，到了80年代又强调是一种艺术。这说明人对客观事物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应该允许有所改变。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正本清源”1“的问题。也不要因他人观点变了，我们就得跟着转。西方译界的论坛上曾提出过equivalence的问题。这一提法在西方也不是没有争议的。

equivalence在自然科学中译为“等值”是指“量值”或“效应”大小方面的“等”。在某些学科中也就只译为“类”，“代”而已。西方人把它应用到翻译中，传入我国后不知怎么地译为·“等值”。于是就有人便在“等值”上做文章。翻译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是一项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之的活动。它涉及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习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等等一系列问题。在东西方之间这一差别尤为显著。为此，在翻译中就存在“不可译”的现象，这其中何曾有那么多的“等值”可言？况且，至今为止，在人文科学中尚无像自然科学中所具有的量化公式。因此，严格来说，翻译中是无“值”可“等”的。又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偏低层次的翻译”和“偏高层次的翻译”，只不过是“直译”与“意译”的换一种说法而已，无“先进”，“落后”之分。认识到世界各国都在对翻译学进行探讨，我们就无需对西方的翻译理论顶礼膜拜了。

外文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一、当代国外德育发展的几个显著特征

1.全球化（一体化、趋同化）与民族化的同时并存，使德育在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的交互作用中接受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洗礼；而德育的个性，在于弘扬各自的民族精神，因而各国都把培养“民族魂”作为学校德育的核心目标。

所谓全球化，就是指由于全世界经济区域化、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国际交流的日渐频繁，特别是电信、贸易、旅游业的发展，影视业的跨国经营，那种地理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因被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相互渗透，文化的濡化和同化而变得面目全非，地球正在“缩小”。再者，摆在全世界面前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及各国共同面临的生态恶化、资源枯竭、人炸和道德嬗变等问题，使各国迫切需要跨越国界、跨越民族、跨越文化的大合作。时下出现的东西方文化的大联手、基督教与佛教的对话，表明世界文化正在呈现一种“综合的趋势”。

尽管如此，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存在一种反对单调一致的反冲力，以保存自己国家、民族独特的文化、语言乃至种族上的特色。例如，土耳其尽管正积极要求加入欧共体，但其大学里的年轻妇女依然虔诚地头戴面纱；新加坡在对其国民进行了20年的英语教育之后，又掀起了讲华语的热潮，借以维护传统伦理。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方式等方面越趋同一，我们就越执着地追求在宗教、语言、艺术和文化上的传统价值观；外部世界愈趋相似，我们就越加珍视衍生于内部的传统事物，越是强调自己的独特之处。

这种看似矛盾的世界文化特征对各国德育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①德育目标和内容既有放眼全球的意识，又有回眸寻根的意识：一方面，吸纳时代精神，注视全球共同拥有的价值观、道德观。亚太地区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各国公认的12个核心价值观和5个工具价值观[1]。199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的教育”的国际研讨会，在讨论分析21世纪人类面临哪些挑战的问题时，被列为第一位的是人的道德、伦理、价值观的挑战；并指出，高境界的理想、信念和责任感，强烈的自立精神，坚强的意志和良好的环境适应能力、心理承受能力，便是21世纪人才规格的突出特征。另一方面，正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把传统文化里的精华加以消化吸收。各国德育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的交织中接受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洗礼，谋求时代精神与民族传统道德的有机结合。在这一点上，日本可说是典范。尽管时代变迁、经济发展，但其国民素质有两点依然不变：一是科学精神，一是忠君服从和整体主义。

②各国德育的基础，均在于全方位、彻底地吃透并弘扬各自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把学校德育根植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各国德育的实践经验证明，越强调德育要培养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培养越突出的国家，德育就越有成效。如日本的如下经验值得借鉴：a.发扬民族精神，抵制盲目西化，突出集团意识和家庭意识；b.对东方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进行现代的阐释和创造，贯彻《理想的日本人典型》[2]思想，并做到家喻户晓；c.利用宗教力量，使国民亲身领会神佛的崇高和慎独的精神；d.注意青年生活磨炼和修养，设立许多类似富士伦理学苑和修研所这样的进行专门道德训练的基地。

2.各国德育的运作，都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处理“实然价值”与“应然价值”的关系上，遵从“跳一跳摘到桃子”的原则。

六十年代以来，国际教育理论界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几个动向：人力资本理论向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发展；维持性学习向预期性学习转变；终身教育理论的提出，伴随着“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学习”等口号把世界教育改革引向深入。各国教育日益趋向伦理化、人性化，其中德育更是促进人性完善的核心部分。法国把人权与义务作为公民道德教育课的支点；昔日发动二战的德国，把人性和人的尊严作为德育追求的首要目标；现代宗教思想家蒂里希把“仁爱”当作普遍的终极价值，而弗洛姆则一直为建立全球人道主义伦理学而殚精竭虑；道德教育家柯尔伯格也总是不满意第五阶段的回答，提出第六阶段的价值定向并作为普遍的公正原则。值得深思的是，西方国家无论多么不遗余力地挖掘人类共同价值观，但最后仍强调德育必须落在培养忠于本国的“好公民”的基点上。在这方面，柯尔伯格就是典型的代表。在他看来，品德的最高目标是培养超习俗的第六阶段的人，但最后他还是力主培养遵守社会纪律法规、忠于祖国的好公民。由此可见，各国德育从目标的界定到内容的选择，一般都站在适当的高度并为未来着想，而实际施行时却运用“小步子”原则，既没有为了追求德育理论的纯结与永恒而任意拔高对现时的希冀与要求，也没有只顾眼前而损伤或冲淡未来的长远与崇高。在“现实”与“应该”的关系上，各国德育显然恪守着“跳一跳摘到桃子”的原则。

3.当代国外德育理论中有一种倾向，就是试图将学校德育的重点从传递特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转移到发展个体的道德思维和探究能力上。

这种倾向可追溯到苏格拉底与普鲁泰哥拉关于“道德知识是可教的吗”这场辩论。苏氏在辩论开始时坚持“道德知识不可教”的论点，随着辩论的深入，引发问题的增多，苏氏发现自己原先的论点不对头，于是转向“道德知识是可教的”观点上来。这就是著名的“善者即智者”的由来。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至1930年耶鲁大学哈兹霍恩等有关“诚实和欺骗问题”的实验研究，得出了与瓦金斯、麦考莱相反的结论：①儿童的品德发展是由道德经验情境决定的；②学校德育对品德发展没有影响。这个研究对后来几十年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要取消学校德育，而是证明那种一味在课堂上讲解道德知识、背记道德信条的品德教育是不会成功的。

这就引起了有关“道德教育如何进行”这一问题的思考。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价值多元化、价值相对论异常明显，更加引起了人们对道德的不确定性、可变性和相对性的广泛关注，提出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主张：①道德就其本质来说是个体问题，道德发展是个体理智地思考和选择的一部分，真正的道德成长发生在个体内部；②作为培养学生智慧、塑造学生品格的学校，其任务不是通过某种特定的策略强迫学生服从于一个外在的目的，道德教育的任务不是具体规范的传授，而是道德推理能力和推理技巧的培养和训练。如麦克菲尔主张“多关心、少评价”，约翰·威尔逊主张借助“道德构件”来培养个体能够自行应付和解决道德困境的能力；而价值澄清学派则认为，“如何获得观念”比“获得怎样的观念”更为重要。德育理论的这种倾向，给不少国家的德育实践带来深刻影响，德育活动的逻辑起点到底是“塞”进去还是“引”出来？已成为各国德育研究和实践的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

二、建国以来我国德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近年来的主要探

索

（一）建国以来我国德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一味“告别昨天”与竭力“疏远他人”并存。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在思想道德领域内清算封建糟粕和抵制资本主义腐朽影响是及时和必要的，但问题的关键却在于：我们在清算封建糟粕的同时，也否定了优秀的传统文化，肢解了悠久的文化传统；在抵制外来的消极影响的同时，又把排外与排污等同起来，视西方真正的文明为洪水猛兽，不能也不敢拿来。一味“告别昨天”与竭力“疏远他人”，使我国德育走进了这样的误区：①误认为我国德育只面临一个使命，那就是彻底埋葬封建主义和彻底消灭资本主义。②由于破得多，立得少，我国德育多少带有“嘴尖腹空”的隐患。例如一味“告别昨天”，就影响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上缺乏批判地继承的正确态度，根本谈不上“吸收与改造”、“继承与发扬”、“传承与发展”。要知道，古代的思维经验只要包含客观真理的因素，就可以与现代相通，如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所倡导的道德规范，除匡定集体主义为道德教育的价值导向外，其他规范并不比传统美德高出多少。昔日酿成的苦酒，时至今天人们才充分品尝出来。如果说我们身边时有伤风败俗的事情发生，那么与其怪罪市场经济活动，倒不如说与过去“告别昨天、疏远他人”所一度造成的“思想真空”有关更为妥切。

2.心术纯正与心态不稳并存。心术纯正，就是指在国民意识、思想、道德等精神领域的塑造上所站的角度是高的，用心是良苦的。然而，在实际的德育工作过程中却表现为“高、大、空”：德育目标太高，缺乏层次性；德育内容庞杂，缺乏针对性；德育途径、措施也不具体，缺乏实效性。结果，只出现类似“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德育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等尴尬局面。“高、大、空”的症结所在，就其本质而言，是违背了“最高的价值是最普遍的价值”的逻辑范式，因为价值的先进性是通过价值的广泛性反衬而丰满起来的。所谓心态不稳，则主要表现为德育理论缺乏恒常性。一般来说，理论的恒常性有三个条件，即对过去发生的起码能自圆其说而不感到尴尬，对正在发生的能融合而不是自相矛盾，对未来将要发生的有预见而不是麻木迟钝。达到上述三个条件，理论才可说是具有恒常性，异化的理论与理论的异化也才失去使之生存的温床。在过去的德育理论研究中，我们往往为了未来的纯洁与崇高而任意拔高对现时的希冀与要求，因而吃了不少苦头。经过80年代前后有关真理标准、生产力标准、人道主义与异化、生活方式、文化热、主体性等问题的大讨论，我们在德育中增加了个性心理素质教育、遵纪守法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公民意识教育等内容，增强了德育的针对性和层次性。然而，德育理论恒常性所赋予研究工作者的使命，至今并没有彻底地完成。

3.把德育的价值取向当作德育过程。这在学校表现得相当明显。例如，我们在思想政治课教材中机械地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的概念、知识和理论排列组合起来，总以为写上这些带有价值取向的东西，只要经教师孜孜不倦地讲解，学生就能获得相应的品德。这实际上是把德育的价值取向与德育过程混为一谈，殊不知正确的价值取向必须变成学生个体的内在要求才能实现教育的目标。不结合学生的心理需要和思想实际来编写教材体系，是思想政治课低效甚至引起学生逆反心理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应大胆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优秀的道德传统，借鉴国内外许多深刻的伦理、格言和人格典范，联系学生的心理需要改革思想政治课教材，并研究德育过程的科学性，以塑造出大批刚健有力、自强不息、礼让谦恭、修己善群、关心社稷、厚德载物的人才。

（二）近年来我国德育的主要探索

应该说，近年来我国德育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上所积累的经验远远大于教训。这里只就影响较大的德育模式探索作简要的介绍。

1.心育工程模式自去年初以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倡导并实施“五心”道德教育体系，即“爱心献给社会、忠心献给国家、关心献给他人、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深圳华侨城中学也把个性心理素质教育作为心育工程的主要内容，并以搞好“心育工程”作为完善学校德育的突破口。《德育·心育·心育工程》（《特区教育》1994年第4期）一文，把心育工程表述为“六心体系”——热心献给他人、孝心献给父母、爱心献给社会、忠心献给祖国、关心献给环境、信心留给自己。这种模式在不同地方几乎同时得到推广。

2.淬砺教育模式[3]淬砺教育是着眼于21世纪人才规格，针对现实青少年身上的弱点和德育工作中存在的弊端而提出的一种有完整系统的德育模式，可概括为4句话20个字：训练其行为，磨炼其意志，锤炼其精神，锻炼其理想。四者的关系是：理想是核心，精神、意志是中介和基础，行为是外在表现。这种模式主张采取实践锻炼、劳动锻炼、远足拉练、行为训练、学习磨炼和体育锻炼等六大途径，目前在国内只是零星地试行。

3.学会负责模式[4]这是“中国基础教育中的人道、伦理、道德、文化价值教育”课题研究总报告所推崇的德育模式，意在为21世纪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德育选择适当的目标，并以此构筑面向21世纪的中国中小学校中人道、伦理、道德、文化价值教育的新格局。学会负责，是学会在作出满足自己需要和愿望的个人决定时，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以至对影响人类生态的环境等有全盘考虑并承担起应有责任。这对学生而言，意味着学习和掌握经过独立思考、判断后选择履行义务的意识和能力；对教师而言，则意味着培养学生这种意识和能力。鉴于“学会负责”既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连接点，又是中西文化的融合点，所以这一德育模式有着广阔的前景。

三、完善我国德育构建的理论思考

1.德育的逻辑起点，是“塞进去”还是“引出来”？

在教育史上，从苏格拉底的“产婆术”、福禄贝尔和裴斯泰洛齐的“展开说”到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都比较重视启迪引发的作用；而从洛克的“自板说”、赫尔巴特的“三中心”到奥苏伯尔的“有意义接受学习”，则比较欣赏接受接纳的作用。与教育史上这两条线相呼应，古今中外的德育生长与发育也有两条路向，路向的发端处又有两个逻辑起点：要么视学生为“容器”，把社会要求想方设法“塞进去”，这不妨称为“外塑转化说”；要么承认学生自身蕴涵着“善端”或“潜能”，认为德育的功能就是引发善端和开启潜能，可称之为“潜能引启说”。

转过来看我国德育目标的历次形成，总是恪守一条主线，那就是充分体现社会的需要，把社会的要求竭力转化为学生的品德，以致于把德育定义为“教育者把社会要求的思想观点、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通过自觉的影响，采取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的措施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由此可见，我国在德育的目标制定和内容界定上采取的是“外塑转化”路向，德育活动的逻辑起点是“塞”而不是“引”。这就带来下列问题：a.从根本上影响了德育目标和内容的相对稳定性，因为把易变的社会要求作为制定德育目标和内容的依据，怎么不使德育见步走步呢？b.把学生视为受纳的客体，这就必然以灌输为德育的主要方法；c.置学生的实际问题于脑后，即使觉察到学生的变化，也因囿于抽象的社会需求而不会依据实情灵活地作出变革。这就启发我们认真思考：我国德育可否在构建上选择“潜能引启”路向以取代“外塑转化”路向？可否把德育活动的逻辑起点由“塞”调整为“引”呢？

2.“潜能引启说”的理论假设，包括什么？

①需要——手段观人的合理需要能否给予满足或在某种程度上给予满足而不违背道德准则，取决于满足这种需要时究竟采取了什么手段。这一理论假设的积极意义，在于德育面对的千古难题——本能和理性的关系终将得以解决：理性（文化、文明）可促使本能的表现和满足，由此推及学校、德育的设置和存在就是为了促使潜能的表现与实现，而非抑制与约束人的潜能。这就便于把伦理学中的动机律和效果律统一起来，有利于把握道德的生长点和评判的切入点。

②德育的功能观承认德育具有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享受功能，都没有错。然而，与上述“需要——手段观”相呼应，德育的功能只能限定在激励功能（发展）与约束功能（预防）的交织上。激励功能针对需要满足本身，约束功能针对选定的手段，前者强调理想，后者突出纪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方能统一人的思想。”[5]因此德育的功能可以表述为：意在激励、止在约束，上不封顶、下要保底。

③人性观人性＝悟性＋德性。用这样的表述，而不表述为“人性＝生物性＋社会性”，可以避免出现由后一种人性观所带来的问题，即强调人的生物性，强调人与生物界的连续性，容易产生对人性的曲解，引起人文科学中的种种谬误，如把利己与利他看成仅是矛盾的和相互排斥的，以为个人与社会、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对抗。为此，对待德育中那种把利己与利他、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看成是对立的提法，应该持小心谨慎的态度，少提或不提为宜。基于“人性＝悟性＋德性”这一假设，便可得出德育的定义和目的：德育就是促使德性潜能在悟性基础上的自我实现，其目的在于充分开启和实现人性中的德性潜能。当然，这里的“潜能”包括了社会性和创造性。

④德性结构观我们一直沿用的道德概念——“道德是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行为规范的总和”，是艾思奇从经典作家里概括出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德育面临的任务越益增多，上述定义就越益显得捉襟见肘、涵盖不了。因此，更新道德概念刻不容缓。我们认为，道德就是德性潜能的积累，而德性是指存在于人和人（推及社会）、人和自然以及人自身内部（如主我与客我、自在与自为）之间的三维价值追求。因此，德性结构是三维的，派生出四种品质，据此可进行四种教育，表现为“七心”体系，如图所示[6]：

（附图{图}）

引注：

[1]12种核心道德价值观是：关心他人，包括家庭和社区成员；关心社会、民族及人类的福利；关心环境；关心文化传统；自尊与自立；社会责任感；精神性或灵性；和平解决冲突；平等；公正；真理；自由。5种工具价值观是：不屈不挠；勇气；合作；是非感；宽宏慷慨。

[2]《理想的日本人典型》共列出16项品质：对于今人：a.自由；b.发展个性；c.锐意振作；d.坚强意志力；e.小心谨慎气意。对于家庭，使家庭成为：a.爱的场所；b.休息场所；c.教育场所；d.气氛活跃。作为社会成员：a.尽志职守；b.增进社会福利；c.富有创造性；d.尊重社会规范。作为日本国民：a.具有适当方式的爱国主义；b.爱护和尊重象征国家的标志；c.养成优秀的民族性。

[3]见王少然《淬砺教育——一种崭新的教育模式》（《教育研究》1994年第8期）。

[4]见胡卫《学会负责》（《教育研究》1994年第2期）。

外文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贸易;产业

Abstract:Thisarticlecarefullyexaminetheculturalproductproductionandthetradeinthecontemporaryworldde2velopmentcondition,andconductedthecomparisonresearchtotheChineseculturetradequestion.Proposedthetransfor2mationidea,strengthenedtheunderstandingandthereformtradesystemraisedconstructionsandsoontechnicallevelbyfurtherdevelopingourcountryforeignculturetrade.

Keywords:culture;trade;industry

在经历了多年以来美国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文化市场的狂轰滥炸之后,近几年又迎来了以“大长今”为标志的“韩流”的侵袭。这一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自然是文化心理的洗礼和审美情趣的享受。然而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并有着丰富文化资源的中国,这也应该是一个不小的震撼和冲击,足以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关注。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自省意识的民族,通常会不断反省本民族文化的普适价值内核及其传播传承的问题。文化的积累与发展通常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展现出活力与丰富性。遗憾的是,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传播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仍然处在一个比较模糊与犹豫的状态中。

我们经常在各级政府的报告中读到类似于这样的句子:“我们要努力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一个小小的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金融风暴后,只花了短短几年时间用他们创造的音乐、电影、电视等文化作品不仅席卷了东南亚,还进入了欧美市场,成为了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不需要抽象的口号而悄然登上了世界文化大舞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在当代世界范围中的表现

在上个世纪,美、日、英、德是最大的文化商品出口国,占全球文化商品出口总额的5514%,同时它们成为了文化商品最大的进口国,占文化商品进口额的47%。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成为了文化商品的进出口大国,但遗憾的是中国出口的文化50%以上是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这确实与中国近年来作为全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相吻合,却与中国是一个有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国家这一地位不相宜。

中国的实物商品贸易量在全世界排名在前三位,然而文化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比例约为10:1;2001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年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的比例约为10:1。1992年以来,我国购进俄罗斯版权为世界第一,而向俄罗斯输出版权几乎为零。1998年我国高达300亿元以上的图书销售中,出口才2000万元。2002年,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在表演、电影、音像制品、会展、期刊、报纸展览等产业中,存在明显的贸易逆差。特别是无论哪种级别和内容的文化庆典活动、会展和交易活动,我们都会看到外国文化团体的参与和文化产品的引进,不仅大大挤压了中国文化的话语空间,同时也形成了更大的贸易逆差。

中国文化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一直停留在小规模、低档次、低效益的水平。当代世界的贸易发展潮流是服务贸易的比重在增加,而作为国际服务贸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文化贸易的比重又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大增。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识在全球范围的交流越来越多,知识和文化产品的服务贸易比重不断增加。如美国2005年以版权和授权费用的出口增长达到近5000亿美元,增长幅度超过了运输服务和军售。通过比较我们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成为了我们研究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动力。

二、改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建议

如何改善中国文化贸易,这要进行全方面的系统的审视,因为“文化”这个概念的宽泛性以及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人们对于文化产品贸易在认知上要比其他商品和服务贸易困难得多。

(一)加深对文化概念和文化贸易的认知

“文化”有多种解释,大致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文化行为和文化成果。包括人化的自然、人类的物质生产成果、制度文明成果、精神产品和意识形态。狭义文化概念指的是知识和精神产品,也包括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的积淀。

在探索文化对于人类生存状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时,我们希望从广义的文化视野出发,将人类文明进程中所积淀的所有的文明成果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来看待。但是在我们研究文化贸易时,我们又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狭义文化的语境中对文化的内涵进行有限的诠释,将文化看成是人类各种制度和观念的成果。只有这样,方可区别于其他物质领域的商品生产与贸易。

文化贸易属于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服务贸易,它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也具有精神和意识形态属性。由于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需要比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具有更高的层次性,因此人类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对外文化贸易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而且能够传播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韩国电视剧“大长今”不仅版权热卖于世界各地,获得了象三星、现代公司一样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向世界传播了韩国人坚持诚信、尊重传统、锐意改革、不畏艰难的励志精神。好莱坞电影风行全球,将美国式的民主和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向全球推广,它的影响力决不只是支撑了美国的文化产业,而是形成了全球意义的话语权力。因此,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对文化贸易的功能、意义和价值的认知还要普遍提升。这不仅仅是作为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存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的需要,同时也可以让世界人民享受中国文化成果,使我国在经济政治等多种领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力。

(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在经济增长中,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不太合理的状态,第三产业在总量上的比重偏低,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达到70%以上,而我国只有34%左右。文化贸易对第三产业的贡献不仅是总量上的增加,更是内部结构的升级和完善。

全球服务部门按国际服务贸易分类标准,有八个大类142个服务项目,其中的四个大类是文化、体育及娱乐服务。文化服务贸易还包括第一大类商品服务中的F类的印刷、出版和第二大类通信服务中D类的视听服务,这是经过日内瓦WTO服务贸易理事会评审认可的分类。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产品和项目的交流,属于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品贸易的平台是构建在文化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在建构文化交流平台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发达国家,教育产业的发展除了为数不多的公共财政支撑的公立学校外,社会力量办学和市场化经营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如美国的迪士尼乐园、NBA篮球运动通过向全世界的渗透为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利用全世界明星荟萃的优势,在联赛空余时间造访中国大陆、香港等进行文化贸易,既获得了很大商业利益,又传播了西班牙足球文化和理念。这些都说明文化是可以作为也是应该作为一种产业进行生产与贸易的。

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就要建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要用市场的观念和手段去打造。这就要改变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习惯运用的行政思维和行政手段。我们需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规划和管理,如尽快建立一套动态有效的文化产业运行机制,制定有利于促进文化产品生产和贸易的政策法律,包括文化贸易的项目审批、外汇管理、商品结构、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严格按照被认可的体制和法律框架办事,而不是由某一个文化管理部门简单的个人意志去掌握该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权力。同时我们的体制设计和政策制定一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提供一个有法可依、有政策导向、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教育、文化、体育、出版、会展在计划经济时代通常被认为是政府公权力管辖最直接最严格的领域,它甚至形成了某种政府对文化资源的垄断,但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传播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因此我们仍然要象其他产业发展模式一样,放开搞活中国的文化产业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当市场的力量产生偏差时,政府应该有办法利用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手段加以调整和规范。如美国为了防止电影市场因为垄断而削弱竞争,政府严格限制国内电影产业的垄断,不允许建立从创意、制片到发行放映的垂直垄断企业。韩国前几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先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措施,短短几年的市场化运作,文化企业象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形成了十分活跃的文化产业生产和贸易局面。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外国文化产业发展体制和文化贸易策略,同时也应该借鉴我国二十多年来外贸体制改革的经验。

(三)整合文化产业资源,实施品牌战略,拓展国际市场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具有从未中断过的文化积淀。众多的文化工作者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和对外文化贸易的基础。但是中国的文化企业数量多,层次低,资本缺乏,规模太小。前些年虽然经历了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制的变革,建立了一些大型文化企业,但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不高,不具有品牌优势。

面对国外媒体大规模兼并重组势头,中国文化产业要加快重组步伐,打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所有制之间的界限,通过联合、兼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建立大型跨行业集团,实现企业规模经营和资源优化配置,建立企业品牌和文化产品品牌,进军国际市场。

我们从好莱坞的大成本制作电影、著名品牌广告、国际文化活动可以看出,文化产品的制造需要大量资本,有时候为了几秒钟的效果会耗资上亿元,这对于分散作业的小规模公司是无法承受的;其次,文化产品制作过程中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技术的开发费用很大;同时文化产品信赖的主要资源是高水平人才,他们的薪水常常是天文数字。这要求文化企业要有一定的资本和规模,即使是小成本制作的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它们的推广和传播也需要大量的金钱。当然文化产品原回报也是很丰厚的。中国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大制作的电影、戏剧,但还只是简单在形式上对西方艺术的模仿,由于内容上的单薄未在世界上形成太大的影响。

文化产品与传统商品的消费特点是不同的,普通商品的消费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而对于文化产品的欣赏并非如此,一个主题或一个概念被千百年来的艺术家用各种艺术形式不断演绎也会引起人的欣赏欲望,并且传播越广越远越能被人所接受。这一点我们不难从希腊故事、神话、戏剧和雕塑被全世界广泛传播而倍受青睐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单位的实物资源被多人分享的情形是,分享的人越多享到的份额越少,可是文化资源,消费的人越多产生的文化观念和快乐会越多,积淀下来的文化资源会令效用递增。足球、NBA、电影节等带给亿万人的快乐可以更加强化对它们的渴求。这是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同时也启发我们的新思维。

外文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的保护与治理，这导致人类的生活和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并导致了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淡水资源缺乏、水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极端性气候变化频发等不利后果，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多次出现环境公害事件。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人类能否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加强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有效的环境管理系统是减少环境不利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而环境审计作为环境管理的一种重要工具，受到世界各国(地区)、有关国际组织以及各类企业、非营利组织的关注。许多国际或区域性组织及相关的国家和地区都已了环境审计指南。从实践来看，在西方国家，环境审计在政府部门、私营组织当中均得到了较快发展。例如，1992年以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政府环境审计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各类私营组织中，内部环境审计更是发展迅猛。1991年一项对75家加拿大私营公司的调查表明，有57家制定了环境审计计划 。1992年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对236家制造业、公用事业、天然产业公司进行的调查表明，有许多公司实施了内部环境审计，其中对环境事项的会计处理进行审计的公司达到33%，对环境法规的遵循性及相关的报告要求进行审计的公司达到40%，对内部环境政策与程序的遵循性进行审计的公司达到58% 。

1983年以来，我国政府审计机关不断探索政府环境审计工作，并且随着我国环境保护与治理力度的日益加大，我国政府环境审计实务也有较大的发展和创新。但是，客观地说，我国目前的环境审计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无论是审计范围、审计内容、审计目标，还是审计方法，均有待进一步研究，而且人们对于环境审计的含义、内容、目标等问题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认识。随着我国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以及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以及低碳经济观念的不断深入，我国有必要进一步推进环境审计工作，尤其是企业内部环境审计工作，以促进环境管理系统的提升和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这就需要理论界进一步加强环境审计理论与实务的研究。由于国外环境审计发展相对成熟，有关理论研究也较为深入，本文将对国外相关文献进行简要的回顾和总结，以期对我国相关理论和实务研究有所帮助。

环境审计的基本概念

外文研究论文范文第7篇

(一)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精神和原则

对外援助是中国经济外交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对外援助思想。其中主要体现为1964年总理访问亚非14国时提出的“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其基本精神是：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切实帮助受援国自力更生；力求使受援国真正受益；尽量减轻受援国的负担；严格履行承担的义务。援外八项原则阐明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性质、宗旨，也是中国对外政策在援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这些原则确定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思想和立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推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在与发达国家交往的同时，中国仍然把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力求与发展中国家形成互利双赢的共同发展模式。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色，创造了一些更加符合经济合作规律的新的做法。

20世纪80年代，根据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我国总结了长期以来与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的经验，提出了新时期对外援助工作的基本原则：平等互利，讲究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1996年5月同志在非洲总部发表演讲时郑重宣布了与非洲国家合作的五点原则：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互惠互利，谋求共同发展；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一思想成为我国新时期对外援助的工作方针。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援外工作。近一时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和对外交往能力的提高，总书记和总理对援外未来发展方向、援外战略性任务等大政方针亲自部署、亲自决策，先后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2005年9月，主席在出席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宣布了中国政府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援助五项新举措；在2006年11月份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主席提出，中国政府将采取8个方面的政策措施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其中主要内容涉及援外工作。援外工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外援助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对外援助秉承“援外八项原则”的精神，总的原则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平等相待，维护共同利益；第二，尽力而为，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第三，互利共赢，谋求共同发展。这些特点是我们过去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精神和原则。

(二)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变化

从建国初到现在，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政府对外援助政策做了一些调整，总的来说，我国对外援助政策发生了以下变化：

1.意识形态在对外援助中的作用逐渐减弱。建国伊始，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即通过援外，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促进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世界和平。此时，中国在国内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同时，仍然对第三世界特别是未独立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以至于我国不堪重负。60年代和70年代，是我国对外援助受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阶段，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被提高到了极高的地位，其对我国的外援政策的影响也逐步加深。1980年后，中国外交逐步摆脱了左倾思想的束缚，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政治上平等互信、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经济上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主题。

2.经济因素在对外援助中的作用不断增大。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国在处理对外援助与国内经济建设的关系时，越发侧重于经济建设的需要。一方面，中国政府认识到，对外援助应该考虑本国的国力，量力而行。1980年的全国外经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的对外援助要根据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量力而行。1983年起，中国开始减少援助的支出，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援助的规模才开始扩大。另一方面，对外援助逐渐成为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一条重要渠道。中国与受援国之间的贸易额随之增长，对外援助也将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带入了国际市场，为它们带来了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对外援助与经济建设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和谐关系。

3.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加大。从90年代后半期开始，特别是近两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影响力的增大，中国向遭遇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国家提供了大量人道主义援助。

2000年以来，世界各地海啸、地震、飓风、旱灾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造成受灾国家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2005年印度洋地震海啸、美国飓风灾害、巴基斯坦大地震等，以及2006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黎以爆发战争冲突、菲律宾遭受强台风袭击时，中国都快速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救援机制，在最短时间内向有关国家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中国人道主义救援力度的加大，反映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秉承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精神，愿意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创造和谐世界尽义务、做贡献。

(三)中国对外援助管理机构与管理机制

在中国对外援助思想和原则逐渐成熟，对外援助政策逐渐转变的过程中，我国也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管理机构以及管理机制的建设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1.对外援助主要管理机构与管理机制

随着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开展，我国逐步形成了由援外管理体系和援外支持体系共同组成的对外援助体系。

(1)援外管理体系

随着对外援助工作的进行，我国逐渐建立了以商务部(14个司局)、外交部和财政部三个部门为主，23个部委以及地方省区商务部门共同参与的对外援助管理体系。

2006年，以中非峰会为契机，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与中央各有关部委、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了部门沟通与协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不断优化援外管理机制，提高援外管理水平。目前我国现有的以及正在建设的援外管理机制包括：

——商务部、外交部和财政部三部门援外工作联动机制；

——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部门和机构的减免债务工作机制；

——商务部、外交部、总参谋部等部门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联动工作机制;

——23部委援外合作机制；

——商务部与地方省区商务部门的工作联系机制；

——商务部部内14个司局援外工作联系机制；

——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及部内财务、人事、纪检和地区司等单位和技术专家建立的援外项目巡检机制；

——与进出口银行优惠贷款联席会议工作机制等。

随着我国对外援助各机制的建立和强化，对外援助工作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援外管理体系总体框架基本形成。

(2)援外支持体系

除了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等国家部委和省区商务部门，援外工作的顺利开展还需要其他相关机构的支持和协助。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就是两个重要的我国对外援助的协作支持机构。

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是商务部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依据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相对分离的精神于2003年7月份组建的。作为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辅助管理力量，主要负责我国对外援助业务的促进、服务和保障工作，并承担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经济合作业务的促进工作。

中国进出口银行是我国专门支持国际经济合作的政策性银行，成立于1994年。从1995年开始，中国进出口银行成为我国政府指定的承贷银行，负责办理援外性质的政府援外优惠贷款业务。中国政府优惠贷款的政府归口管理部门为商务部，负责制订政策和计划，签署优惠贷款框架协议，中国进出口银行负责项目评估审查、放款、贷款管理、本息回收等。每年的贷款规模，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商务部、外交部、中国进出口银行提出，并报国务院批准。

2.对外援助主要归口管理部门：商务部援外司

中国对外援助的归口单位是商务部援外司，主要负责拟定并执行对外援助政策；起草对外援助法律、法规，拟订部门规章；研究和推进对外援助方式改革；编制对外援助计划，拟订国别援助方案，确定援助项目并组织实施等。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发展，援外司逐渐加强了援外管理工作。

(1)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对外援助的法制化

1964年，总理宣布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准则”，之后，这一准则成为我国施行援外工作的唯一标准。1991年，在全国对外经贸工作会议上，专题研究了援外工作问题，会议强调了进一步做好援外工作的意义，明确规定了援外任务单位的职责，制定了加强援外物资供应和援外出国人员管理等办法。2003年，商务部条法部门会同相关司局正式启动了《中国对外援助条例》的起草工作，以加强援外工作管理，将对外援助纳入法制化管理。

但到目前为止，我国援外尚无统一的立法，现有援外制度体系主要以部门规章为主体，包括一系列规范性的文件和内部规则。

近年来，商务部援外司加强了制度建设，先后印发实施了《对外援助物资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对外援助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办法(试行)》、《对外援助成套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对外援助成套项目施工任务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办法(试行)》、《对外援助成套项目施工任务评标原则(修订版)》等重要部门规章，制订《商务部制订和实施<对外援助物资供货指导目录>工作方案》等规范性文件，拟定实施《关于建立对外援助项目经济技术咨询服务网络的内部暂行规定》、《对外援助项目招标工作内部管理暂行规程》等一批内部工作规则。仅2006年全年制订和颁布实行的援外管理文件就达到38件，推进了援外管理的制度建设。

(2)研究和推进对外援助方式改革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对外援助以资金和物资援助为主。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5年以后，中国尝试了新的对外援助方式，并对已有的对外援助方式进行了改革，这其中，优惠贷款援助方式和援外项目合作方式逐渐增多，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受援国建设当地有资源、有市场的生产性项目，鼓励国内的企业到受援国进行投资建厂，将对外援助与投资、承包等项目互利合作起来。

中国政府对外优惠贷款是指中国政府指定中国金融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的具有政府援质的含有赠与成份的中长期低息贷款。1994年初，国务院决定通过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的方式对外援助。1995年7月，我国同津巴布韦签订了第一笔优惠贷款框架协议。优惠贷款改变了传统的我国对外援助资金仅仅来自于财政拨款的途径，将财政资金同金融资金结合起来，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而且，由于银行资本的介入，银行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评估、审核及监管，有助于提高对外援助的效率与效益。

援外项目合资合作是在中国政府与受援国政府原则协议的范围内，双方政府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中国企业同受援国企业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的方式实施的项目。援外项目的合资合作方式自1992年开始试行，其优点在于除了我国政府投入对外援助资金以外，企业也投入了自己的资本，因此，对外援助规模扩大了；而且，这种方式可以促进双方企业在管理、技术上长期合作，有利于培养受援国企业管理人才，帮助受援国增加收入和就业，从而提高援助的效益；同时，也能使我国企业更加顺利地开拓海外市场。

(3)建立健全援外管理机制

对外援助工作要达到预期效果，必须健全援外管理制度，加强援外项目的管理。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与改革，我国援外已基本形成了符合政治需要、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一整套援外管理机制。援外项目的考察、设计、设计审查、设计监理、招标、贯标、施工、施工监理、中期质量检查、竣工验收检查、重大工程巡检等重要环节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和管理目标。

近年来，商务部积极采取措施，加强了援外项目的主体管理以及援外人力资源项目和优惠贷款项目的管理。在援外主体管理方面，2004年以来，商务部加强了援外企业评价制度的建设工作，并准备从2007年起，构建一整套援外企业评价制度，以及配套建立的鼓励制度和严格退出机制；在援外人力资源项目管理方面，2002年以来，配合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培训援外支出的增长以及培训领域和专业范围的扩展，商务部加强了援外人力资源培训的主体资格管理工作；在优惠贷款管理方面，2004年以来，针对优惠贷款迅猛发展过程中暴露的一些管理方面的问题，商务部加强了优惠贷款项目企业的资格准入制度和竞争制度。

(4)加强对外援助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大力加强援外宣传

近年来，商务部援外司加强了援外政策研究和专家队伍建设、稳步推进援外宣传等工作。一方面，商务部在重要援外政策推出之前，开始积极运用社会力量和各种专业优势资源，邀请国内主要高校和研究机构专家进行专题研究和论证，并积极与农业、卫生、教育等有关部委和银行进行沟通和交流，以加强援外政策的科学性。同时，在工作中也积极总结援外工作实践的经验，向中央和国务院呈报了大量有深度的汇报材料。另一方面，创办《援外工作通讯》、制订援外标识、编印援外大型画册、启动拍摄援外专题电视片、编制宣传手册、援外历史资料整理等工作，大力加强了援外宣传。

在增加援外政策透明度方面，尽管目前对外援助总体信息还未在公开出版物或官方网站上公开，但是已经可以在公开渠道找到一些相关的数据和资料。2005年通过新闻会公布了对外人道主义援助比较的详细数据，在商务部的年鉴上，列有对外援助项目的总体数额，商务部网站不断在对外援助项目的消息；媒体上也出现了一些援外项目的深度报道；中国进出口银行也公开其对外信贷投资的部分统计数据。经济,政策-[飞诺网]

二、中国对外援助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

虽然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对外援助机制的建设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在现阶段我国的对外经济援助工作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一)对外经济援助工作缺乏完整的理论指导

改革开放以后，根据邓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我国的对外经济援助工作进行了合理的调整和改革。但是，我国基本还未形成对外经济援助的理论研究。我国还没有独立的类似英国ODI(海外发展研究所)的对发展援助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研究力量。整个国家对发展援助理论与政策的研究都十分薄弱。目前，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对外援助体系不甚了解，另一方面，自己也还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整，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对外援助理论体系。

(二)对外援助未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对外援助战略不清晰

在发达国家，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国家，都有对外援助法和相关法案，内容包括对外援助的原因和目的、执行机构、提案及其批准程序(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援助总额与GDP和财政收入的比例等等内容，以规范政府的对外经济援助行为，避免对外经济援助的随意性。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相应的对外援助法律、法规。现有的援外制度体系仍是由部门规章为主体，由一系列规范文件和部门规章构成的。中国的对外援助总体上透明度比较低。对于外部世界而言，我国的援外决策是怎样制定的，决策主体是谁，决策过程是怎样的等都笼罩着几分神秘的色彩，决策内容更不必要经过人大的批准，因此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随意性较大，政策变动也较多。

(三)对外援助管理机制尚未成熟

近年来，商务部虽然开始致力于建立完整、规范的对外援助管理机制，对外援助管理机构和制度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还不完善，管理机制建设可以说刚刚起步，许多方面都需要大量的工作。

首先，在项目主体管理方面，虽然2004年以来，援外管理制度建设得到有力的推进，2004年7月1日开始，援外项目实施主体开始实行资格认定制度，主体管理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具体表现在主体培育方面，相当一部分新企业缺乏承担援外任务的实践经验和思想准备，对援外工作的政治性和政策性要求缺乏正确认识；在主体监管方面，适当的激励机制、必要的约束机制和刚性的退出机制还不健全；在主体选择方面，现行援外项目招投标制度在坚持“公平、公正”原则的基础上还没有根本处理好“公平”与“合理”的关系，特别在企业评价以及合理反映企业既有业绩和优势方面有待改进。

其次，优惠贷款管理方面，2004年以来，虽然优惠贷款发展迅猛，项目可行性评估工作逐步规范，但这一类项目还没有建立配套的资格准入制度和竞争制度。主体管理方面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优惠贷款的使用效果。

第三，在援外人力资源项目管理方面。随着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援外人力资源培训工作的重视，2002年以来用于人力资源开发培训的援外支出增长很快，培训领域和专业范围不断扩展。但相对于援助规模和内容的迅速发展，援外人力资源培训的主体资格管理仍相对滞后。

此外，我国援外管理工作还存在援外规章制度不健全，项目管理不规范，援外人员队伍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

(四)多边援助渠道未得到充分重视

从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向联合国提供过9笔多边援助款。80年代，我国也尝试了将对外援助同联合国的多边援助、受援国自筹部分资金、国际金融组织或第三国援助等相结合，开展对外援助工作。自1983年起，我国就开始与联合国发展机构合作，积极参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由我国实施了一批多边援助项目。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越来越注重国际形象，进一步加大了多边援助的力度，同国际组织的合作越来越频繁，合作力度也越来越大。2005年，中国政府通过联合国多边救援行动向海啸受灾国提供了2000万美元捐助。从2006年起，中国已经开始从联合国粮食计划署(WFP)的受援国转变为援助国。农业部的官员表示，中国政府重视同WFP的合作，我们愿意继续加强与WFP之间的合作。但总的来说，中国对多边渠道还未予以充分的重视，通过多边渠道的援助还比较少，援助的力度不够，涉及的范围也不广。

(五)NGO在援助中的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

在官方援助中纳入NGO的参与，可以适当缓冲和“稀释”官方援助的政治性，有时更容易被受援国国民接受。一国公民对他国的善意表达，有时候比为表达政治意愿而进行发展援助的政府有更强的感染力。近年来，国际NGO在外援机制较成熟的国家中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就开始吸纳NGO参与对外人道主义援助，扩大资金来源。2004年印度洋海域发生海啸之前，中国已有民间力量参与对外人道主义援助，但是规模比较小，主要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民间团体进行。2004年东南亚海啸救灾期间，国内首次大规模的民间力量参与对外人道主义援助。中国NGO组织和中资企业开始参与到对外援助中，向当地政府提供了一些紧急的援助。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成为政府指定接收社会捐款的NGO。之后，中国扶贫基金会也跻身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组织的行列。同时，一些企业也参与到国际救援中。在印尼发生海啸灾害的时候，中国的华为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就向印尼紧急提供了无线通讯设备，金额不小；巴基斯坦发生地震之后，有十几家中资企业纷纷向巴基斯坦政府提供现金援助，最多一家达到1000万美金。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对外援助中缺少民间参与的活力，NGO发育低下，能力不足，在外援机制中参与程度很低，在中国对外援助中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

三、中国对外援助管理机制的发展方向

对外援助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作为一个大国，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责任的上升，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援助也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在对外援助上表现得相当活跃。在新的形势下，建立系统成熟的援助机制和策略以保障援助的有效性，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关系到中国能否建立可持续地担负大国责任的形象，关系到中国对外援助的实际效果。

因此，我国应从国情实际出发，积极借鉴国际社会对外援助有益的做法，汲取先进管理经验，建立起符合国际运行规则，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管理体制。

(一)加强对外援助理论研究

对外援助是中国整体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长期的可持续的和平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内容，是中国经济外交的具体实施步骤之一。它应该有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原则、法则和措施，是一个科学决策的过程。而且，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援助课题，对外援助需要依据哪些新的原则、它与对外政策的相互关系怎样、如何使援助更加有效、如何使援助更能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摆脱困境、中国作为一个自身在许多方面需要得到援助的国家如何实现对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有力支持、援助行为如何实现互利与互助并最终达到深层次的经济合作的目的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关系到受援国的利益，也关系到中国自身的长期发展。

因此，中国应加强对外援助理论的研究，增加对外援助理性科学的成份。这方面，发达国家，特别是OECD的DAC(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在官方发展援助方面的研究比较成熟，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二)加快对外援助立法，加强制度建设

目前，我国的对外援助随意性较大，不够透明，对外援助政策不需通过人大的决议，这都是现存比较大的问题。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外交就必须向着专业化、科学化、综合化和理性化方向发展，避免由于主观臆断、感情用事而对外交和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害。对外援助的法制化就是理性外交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国应该加快对外援助立法，加强制度建设，实现援外规范管理，使对外援助成为一项有规则、有秩序、有目的的工作。

多数发达国家都有自己的援助法，或针对某一个特殊事件而出台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援助法案。这些法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起到了比较有效的作用，中国在制订对外援助的标准、法规时，可以借鉴其中部分合理成分，形成有中国特色、体现大国风范同时又具有较强指导意义的科学务实的对外援助法。

(三)建立系统成熟的援助机制

建立系统成熟的援助机制和策略关系到对外援助的实际效果，对改进对外援助工作，提升对外援助工作水平和运行效率十分重要。这方面，我国特别应注意加强国际间合作，吸取西方好的经验。

1.科学制定援助规划，提高立项工作水平。商务部在制定对外援助计划过程中，要从中国长远和整体战略利益出发，从有利于受援国发展的目标出发，统筹规划，充分论证，科学制订国别援助方案，精心选定援助项目，合理安排有限的援助资金。在继续帮助受援国建设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标志性项目、提供紧急救灾援助、搞好人才培训的同时，积极探索帮助发展中国家发挥丰富的资源优势，加快发展经济的新途径、新方式。

2.合理设置管理机构，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要根据对外援助发展的实际需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强化组织保障；同时解决援外行政管理人员不足的问题，适当增加主管部门人员编制，充实管理型、专家型人才，建立一支政治可靠、业务熟练、擅长管理的复合型的援外管理干部队伍。

3.加强援外项目管理，提高援外工作效率。首先，应加强主管部门与驻外使(领)馆、国内相关单位的有效配合和相互支持，加强信息化和电子政务建设；其次，通过有效地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手段，采取先进管理方式，及时监控援外项目实施管理过程每一环节，重点对进度、质量、投资、安全等问题实施动态、精细的管理；最后，认真做好项目评估工作，确保援外项目达到预期的目的。在项目评估方面，应注意学习发达国家的项目评估经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建立项目评估与项目总结报告制度、全面统计制度和年度报告制度，规范项目评估工作，提高评估水平。

(四)加强与多边援助组织的合作

国际援助体系目前由150多个多边机构，33个双边机构[其中22个国家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的成员]，至少10个提供了大量ODA但非DAC成员的政府以及正在迅速成长的全球纵向基金会(VerticalGlobalFunds)组成。其中，双边援助机构提供了总援助支出的70%，多边援助机构提供了其余30%。

当前最主要的多边援助组织为联合国系统，主要为联合国所属的各专门机构，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世界粮食规划署(WFP)、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UN-Habitat)等，以及欧盟、世界银行及区域开发银行(如非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IDA)等。多边援助以优惠贷款和赠款的形式为主，其中，区域开发银行、欧盟和IDA注重经济基础结构和生产部门，而联合国则在提供粮食和其他救助品援助中占支配性地位。一般来说，多边援助组织先是向各个国家募集资金，然后将募集到的资金提供给受援国。虽然目前多边援助机构只提供了30%的官方发展援助，但是其重要作用正日渐凸现出来。中国在向多边援助组织提供援助方面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今后，中国应该更多地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向这些组织提供资金。因为，首先，这些国际组织在全球的援助上占有重要地位，向他们提供资金能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其次，这些国际组织在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时候不会带有很强的利益目的，他们更加真心地希望能改变受援国的贫困状况，因此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援助效果。

(五)逐渐发挥NGO在对外援助中的作用

发挥NGO在对外援助的作用，不仅可以提升援助的真实性和效率，还可以促进中国的国际就业与社会成熟发展。更重要的是可以使中国的救援理念及文明关爱影响传播得更广更深，并对政府的外交和国际角色起缓冲和弥补的作用。中国政府应该充分发挥NGO在对外援助中的作用。一方面，借助NGO的力量，吸取社会资源和力量参与国际援助，扩大援助的规模；另一方面，通过引导NGO平等参与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任务，而不是简单地把钱拨给受援国的政府，可以提高援助资金的利用效率，达到更好的援助效果。国际援助中，应提倡采用招投标的方式，以透明的市场化操作进行援助资金的分配。而且，NGO对国际援助的参与、意见和声音，包括批评和压力，还可以提高官方发展援助的透明度。近年来，国内的扶贫领域已经开始了政府招标采购NGO服务的尝试，以增进国内“援助”的效率和透明度。在国际援助特别是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领域，政府也可从信息、提供渠道等方面对NGO进行统一的引导、组织和管理，引导我国的NGO介入到国家对外援助中。我国的NGO也应积极主动地加强国际合作，走向国际化。

外文研究论文范文第8篇

清末时期，西方外国文学作品开始进入我国，一些学者就开始对外国文学进行翻译研究；而后在二十世纪初，在大学设立了外国文学课程，开始慢慢的对外国文学进行话语研究。在研究话语的过程中，外国文学对于我国的文学发展带去了极大的影响作用。可是作为学科研究发展却比较的缓慢，因为外国文学在我国缺乏相应的累积信息、文学资料匮乏。在这个时期，对于外国文学研究话语基本上只处于译介阶段，主要通过文学史写作和译介性文章表现。其中出现了多元化的话语，但学者们的希望都是参考外国文学，创造新文学。随着新民主主义的出现，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从多元化的话语向着一元化话语转变，提出要进行批判性的继承，这时强调了文艺的政治性，局限了文学的研究空间。而在时期，外国文学研究发生了大变化。由于纪要的出现，扼杀了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直到七八十年代，外国文学研究再次以译介的形式出现，强调的仍然是政治性。

二、外国文学研究话语的重新构建和转换

（一）批判模式和阶级话语的退隐和滞留话语的转变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新旧话语间肯定会经过一番缠斗才能够实现最终的转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官方对外国文学工作的主要态度就是不仅要想“十七年”的话语传统和理论资源的回归，同时也要面对变化多段的当代文学现实，同时这也是研究人员应该要遵守的规则。

（二）现代派文学论争和人道主义讨论的话语分析在新时期外国文学界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冲破“十七年”划定的思想，让古典文学应该具有的地位得到恢复，补上之前落下的现代主义一课就成为了最为迫切的任务。各个学派对论争对象的认识不同，但是讨论的目标却比较清楚，这个目标就是对“十七年”以来对两个论题的认识偏差和迷误进行清理，将现代派文学和人道主义转变成我国的建设性话语资源。虽然现代派文学和人道主义讨论在论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要看到积极的效果。

（三）新理论引入对话语转型的影响在1985年经过了一段不平顺的酝酿过程之后，整个学术界和文艺界开始出现比较大的转折。在1985之后，西方文化和西方理论开始大量的输入，新一代的学者和人才开始成熟，让学术界和文艺界出现了比较大的突变。1980年代后期的主流话语也开始转变成“文学主体论”。在新理论引入之后，话语的更新开始变得滞后，在1985年到1990年期间，理论的译介热潮并没有对研究实践带来快速的变化，理论知识在潜移默化之间对学界的研究方式和视野起着影响，在短时间内，批评实践并没有能够表现出和理论界相同的变化速度。

三、外国话语的转型和凸显

（一）延续性转型延续性问题主要包括：首先是学科的定位问题，也就是外国文学研究在我国文化以及我国学术体系中的定位问题。其次是研究的主体性问题，这样问题和学科的定位问题其实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后是怎么样去认识20世纪的世界文学。在基本目标和问题关怀一致的情况下，1990年代的外国外文学继续引入了西方当论，对20世纪文学和新理论加深和拓展了研究，而且也延续了1980年代的经典重评活动，通过“重写文学史”让1980年代奠定的外国文学新秩序更加完善。1990年的外国文学研究不仅让这秩序中的漏洞和空白得到了充实，继续加强研究形式审美；而且还遇到了新话语带来的问题，这些新问题让原来的外国文学秩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二）话语中心的形成外国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其实就是“外国文学”，也就是外国的文学理论、作家作品以及思潮流派等。但是“外国”包含的内容却比较大，每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都需要在这个范围中去取舍。从1980年代开始，学界就已经选择了西方作为外国文学新秩序中的根基，但是也并没放弃学术传统中对东方的重视，在1990年代的时候，西方文学才真正的成为了学界视野当中的研究中心，西方学术话语是渗透才真正的改变了学界的研究模式，成为了话语中心。

四、结束语

外文研究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专业教育在英国主要指高水平的职业教育。英国拥有一整套促进专业教育发展、保证专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政策和质保体系。英国根据社会需要将专业教育划分为多个层次，从中等专业教育到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生层次一应俱全。专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形成了独特的对应关系，专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会贯通共同了促进国家教育目标的实现。

一、英国专业教育概况和发展水平

英国是开展专业教育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921年英国对专业教育就开始实行国家证书制度。主要是培养特定领域的专业人才。显著代表是专业学位教育、专业文凭教育（因其所发的资格证书被称为文凭，所以中国教育概念下的职业资格教育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被称为专业文凭教育）。专业学位教育主要体现在专业博士学位和MBA教育上。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是服务于特殊专业团体、定位于特定专业领域的一种学位。第一批专业博士学位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出现，其数量随后迅速增长。最近几年，每年大约增长20％。以英格兰的大学为例，1998、1999和2000年的专业博士学位计划分别有109个、128个和153个。专业教育研究生层次最突出的代表就是MBA教育。专业资格教育的典型代表是有150余年历史的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CIE）所推出的一系列级别不同的专业文凭教育[1]。在这一专业教育序列里，标准级文凭相当于大学预科，可以直接申请大学入学资格；高级文凭相当于大专层次；专业级文凭相当于本科毕业，研究生在学水平，可以直接申请研究生，高级专业级相当于研究生毕业层次。由于剑桥大学始终处在世界教育的前沿，因此，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的专业文凭在国际上可以和学历挂钩，在英联邦、北美、欧盟、澳洲等国家，包括哈佛、剑桥、耶鲁、悉尼大学、波士顿大学、纽约大学、西北大学、瑞士酒店管理学院在内的近200多所高等院校的承认。此外具有代表性的高水平专业教育机构还有英国皇家特许物流运输学会（CILT）[2]、英国皇家特许采购供应学会（CIPS）[3]、英国皇家特许营销学院等它们都可以从事从预科层次到研究生层次的高水平专业教育，所授文凭得到世界名校的认可。在专业教育领域出现了以英国国际管理中心协会（IMCA）为代表的实战型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专业教育。

二、英国现代专业教育改革

现代是指20世纪60年代后的英国专业教育。战后大英帝国，在反法西斯战争和英属殖民地人民独立战争的消耗的打击下逐渐瓦解。完整政治概念上的“大英帝国”被以经济合作、政治协作为主的“英联邦”集团所取代。英国的发展速度赶不上美国、德国、日本，甚至在欧洲已经沦落为二、三流的国家，但是英国不放弃追赶，在追赶中经济与政治方面以“英联邦”为依托加强联邦内的互惠关税，对外一直提高关税；实行联邦内互免签证等政策。教育方面大力提高科技教育的地位，将英式教育推广到“英联邦”内各个国家，力图增强联邦内国家共同的经济、文化基因。再分析英国现代专业教育时必须要指出一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罗宾斯报告》，该报告提出：高等教育不仅要产生专家，还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和修养，而在这之前，对高等教育的界定仅限于大学教育。罗宾斯委员会把英国高等教育进行了集中的阐述，明确了高等教育的含义：它不只是指大学，并包含了继续教育中的高级科技教育等所有中学后的教育，它也不只是正规学士、硕士、博士课程，它还包括非正规的业余证书课程。这样才能全面地、多层次地、多样化地发展高等教育。在报告的指导下战后英国高等专业教育制度进行了三个阶段改革：第一，20世纪60年代初将部分技术学院改为高级技术学院并划归中央。第二，高等教育体制的双轨制。《1956年白皮书》调整了技术教育的结构，把工艺技术一直到技术学位划分等级，规定了11所高级技术学院为技术教育的最高层次，这就使学员在技术教育范畴内也能拿到大学学士学位证书，高等教育双轨制就此形成。第三，20世纪80年代末双轨制结束，40多所以应用技术为重点的多科技术学院正式升格为大学，与牛津、剑桥等平起平坐，这样就使技术教育与传统大学教育一样拥有颁发各级学位证书的资格，成为英国高等教育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三、英国专业教育的平等地位

英国按照企业生产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突出实际操作能力，制定了由低到高的五级国家专业资格证书标准（NVQ）。并给予专业教育与普通大学教育同等地位，高等专业教育中不但涵盖大学、硕士水平课程，而且专业教育文凭与普通学历之间存在一个对应关系，二者可以相互沟通。专业教育中拿到三级证书者可以直接升大学。这种制度不但吸引了优秀生源，而且客观上确立了英国专业教育在全球范围的领先地位。英国专业教育的平等性，突出体现在英国国家职业资格的NVQLEVEL5与普通文凭的对应关系上。英国国家职业资格系统由国家职业资格理事会实施与督导，这个体系将目前所有的职业资格归入5个资格等级NVQLEVEL1--NVQLEVEL5，从第一级到第五级分别为：熟练工人；技术工人；技术员或监督员；高级技术员或初级管理人员；专业人员或中级管理人员。5个资格等级与普通教育证书、文凭的对应关系为：中等教育证书；中等教育证书且成绩A－C；高级证书；学士学位；研究生学位。每级职业资格都有明确的资格要求。与国家专业教育体系相对应的还有英国皇家物流运输学院、英国皇家采购供应学院、英国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制定的4级证书标准。它们与普通学历教育之间也存在一个明确的对应关系。

四、英国专业教育的特色

英国专业教育在英国经济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一直处于兴旺状态，是英国政府解决再就业培训的重要机构。为社会安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英国专业教育具有鲜明办学特色，突出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英式“1+1+1”学制。第一年在学校学习基础课程、第二年到企业带薪实习、第三年回学校深入学习获取学位。这种学制能够帮助学生在正式就业之前对未来的工作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能够了解自己学习的理论知识在职业中有怎样的作用，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最大限度的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最后一年回校学习中能够更好的把握学习机会，能够准确的选择自己的课程。

（二）英国国家学费“代金券”制度。英国高等教育与美国不同，大多数大学都是国立的。国家对教育使用立法与经济管理两种宏观调控手段。英国政府在专业教育中试用"代金券"国家付费制度。中学生毕业后可以得到一张代金券，学生可以用它来支付培训费用,一张代金券代表大约1000英镑。1000英镑使学生能够支付自己达到国家二级专业资格过程中的全部费用。

（三）国家根据专业资格级别制定工资标准。英国政府根据国家职业资格级别来制定工资标准和每小时最低工资保障制度。通过这种硬性保障措施来提高公民接受专业教育的学习积极性。进而促进整个国家专业教育的良性发展，培养多层次适应国家发展的人才。

五、结论

英国专业教育制度具有很多先进，专业教育与普通学历教育相互融通既保证了专业教育的质量，又能够为专业教育吸引更多的优秀生源。进而满足国家经济发展对高水平、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的需求。接收专业教育还是普通学历教育成为一个人的主动选择，而不是学生因成绩达不到普通学历教育院校分数线而无奈的选择。专业教育与普通学历教育的平等性给专业人才同样攻读专业教育文凭、学位的机会，这从更深层次上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参考文献

外文研究论文范文第10篇

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西方工业化发展到以大机器和生产流水线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阶段，企业经营者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生产效率和投入产出比,在这种条件下,泰勒的科学管理模式和韦伯的“科层制”的应用就导致了一系列理性化的管理实践,但是，它们都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的行为动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是为了得到经济的报酬。科学管理理论对当时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霍桑实验”使人们注意到组织中的人际关系、非正式群体等因素对组织效益的影响，开始关注包括自我实现在内的人的社会性需要，于是导致了一系列激励理论的出现。这些理论强调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重要性，以人的社会性为基础，提出用“社会人”的概念来代替“经济人”的假设。系统论的应用和权变理论的发展导致了西方组织管理在七十年代的“战略热”和“系统热”，即重点由组织内部的管理转向战略管理，强调组织结构和系统的协调与适应能力（徐联仓，1993）。八十年代初，随着日本企业的崛起，人们注意到了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的影响，进而发现了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的融合——企业文化，它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领导人将其在企业创业阶段关于经营理念、基本假设等达成的共识用?诙宰橹芾砉讨邪ㄎ幕⒓壑岛托睦硪蛩卦谀诘鹊姆墙峁剐砸蛩氐囊恢终希⑹怪晌桓鲎橹蚱笠刀谰吒鲂曰墓芾砟J剑晕幕牧α客贫抛橹推笠档某て诜⒄埂?nbsp;

一国外企业文化研究的历史背景总体情况

70年代末，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对美国乃至西欧经济形成了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注意到日美企业管理模式的不同，其中发现，理性化管理缺乏灵活性，不利于发挥人们的创造性和与企业长期共存的信念，而塑造一种有利于创新和将价值与心理因素整合的文化，才是真正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和企业的发展起着潜在的却又至关重要的作用。80年代初，威廉.大内的《Z理论》、特雷斯·迪尔和艾兰·肯尼迪的《企业文化》和阿索斯和沃特曼的《寻求优势》三部专著的出版,掀起了企业文化研究的热潮。八十年代，企业文化的研究以探讨基本理论为主，如企业文化的概念、要素、类型以及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各方面的关系等。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企业文化研究出现了四个走向：一是企业文化基本理论的深入研究；二是企业文化与企业效益和企业发展的应用研究；三是关于企业文化测量的研究；四是关于企业文化的诊断和评估的研究。迄今为止，有关企业文化的专著约有六十多部，论文分布在十几种管理学和心理学期刊中，企业文化的研究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已经成为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和工业组织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也被称为管理的企业文化时代。

二八十年代国外企业文化研究的兴起

198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美籍日裔教授威廉·大内出版了他的专著《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该书分析了企业管理与文化的关系，提出了＂Z型文化＂、“Z型组织＂等概念，认为企业的控制机制是完全被文化所包容的。1982年特雷斯·迪尔(TerrenceE.Deal)和艾兰·肯尼迪(AllanKennedy)出版了《企业文化》(CorporateCulture)一书,他们提出，杰出而成功的公司大都有强有力的企业文化，他们在这本书中还提出，企业文化的要素有五项：（1）企业环境；（2）价值观；（3）英雄；（4）仪式；（5）文化网络。其中，价值观是核心要素。该书还提出了企业文化的分析方法，应当运用管理咨询的方法，先从表面开始，逐步深入观察公司的无意识行为。同年，美国著名管理专家托马斯·彼得斯与小罗伯特·沃特曼合著《寻求优势--美国最成功公司的经验》，研究并总结了3家优秀的革新型公司的管理，发现这些公司都以公司文化为动力、方向和控制手段，因而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力量。这三本著作与帕斯卡尔·阿索斯合著的《日本的管理艺术》被合称为企业文化研究的四重奏，这标志着企业文化研究的兴起(郭纪金，1995）。

企业文化研究在八十年代就出现了两种方法的派别，一派是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沙因教授（EdgarH.Schein)为代表的定性化研究，他们对企业文化的概念和深层结构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也曾提出进行现场观察、现场访谈、以及对企业文化评估的步骤等,但是,由于这种方法难以进行客观的测量,在探讨组织文化与组织行为和组织效益的关系时,难以进行比较研究,因而受到批评。另一派是以密西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奎恩教授（RobertQunn)为代表的定量化研究，他们认为组织文化可以通过一定的特征和不同的维度进行研究，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些关于组织文化的模型，这些模型可以用于组织文化的测量、评估和诊断。但是，这种方法被归为现象学的方法，认为只是研究组织文化的表层，而不能深入到组织文化的深层意义和结构。

1984年，奎恩（Robert．quinn）和肯伯雷（Kimberly）将奎恩提出的用于分析组织内部冲突与竞争紧张性的竞争价值理论模型扩展到对组织文化的测查，以探查组织文化的深层结构和与组织的价值、领导、决策、组织发展策略有关的基本假设。该理论模型有两个主要维度：一是反映竞争需要的维度，即变化与稳定性；另一个是产生冲突的维度，即组织内部管理与外部环境。在这两个维度的交互作用下，出现了四种类型的组织文化：群体性文化、发展型文化、理性化文化和官僚式文化。竞争价值理论模型，为后来组织文化的测量、评估和诊断提拱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98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爱德加·沙因(Edgar.H.Schein)发表了“对企业文化的新认识”一文，1985年出版了其专著《企业文化与领导》(OrganizationalCultureandLeadership)，他对组织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企业文化是在企业成员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并用来教育新成员的一套价值体系。沙因教授还提出了关于企业文化的发展、功能和变化以及构建企业文化的基本理论，他把组织文化划分成三种水平：（1）表面层，指组织的明显品质和物理特征（如建筑、文件、标语等可见特征）；（2）应然层，为于表层下面，主要指价值观；（3）突然层，位于最内部，是组织用以对付环境的实际方式。沙因提出的关于企业文化的概念和理论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爱德加·沙因也因此成为企业文化研究的权威。

三九十年代国外企业文化研究的发展

九十年代，随着企业文化的普及，企业组织越来越意识到规范的组织文化对企业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以企业文化为基础来塑造企业形象。因此，组织文化研究在八十年论探讨的基础上，由理论研究向应用研究和量化研究方面迅猛发展，出现了四个走向：1．理论研究的深入探讨；2．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研究；3．企业文化测量的研究；4．企业文化诊断和评估的研究。

1关于企业文化理论的深入研究

九十年代，西方企业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和挑战，因此，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从对企业文化的概念和结构的探讨发展到企业对文化在管理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的研究，如：企业文化与组织气氛（Schneider,1990）、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AuthurK.O.yeung,1991)、企业文化与企业环境(MylesA.Hassell,1998)、企业文化与企业创新(OdenBirgitta,1997)等，其中具代表性的有：

1990年，本杰明·斯耐得(BeenjaminScheider)出版了他的专著《组织气氛与文化》(OrganizationalClimateandCulture),其中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组织文化、组织气氛与管理过程、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和组织效益的关系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组织文化通过影响人力资源的管理实践、影响组织气氛，进而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以及对组织的奉献精神,最终影响组织的生产效益。其中，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效益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1990年，霍夫斯帝德（Hofstede）及其同事将他提出的民族工作文化的四个特征（权力范围、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和不确定性回避)扩展到对组织文化的研究，通过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增加了几个附加维度，构成了一个企业文化研究量表。

1997年，爱德加·沙因（Edgar.H.Schein）的《组织文化与领导》（OrganizationalCultureandLeadership）第二版出版，在这一版中，沙因增加了在组织发展各个阶段如何培育、塑造组织文化，组织主要领导如何应用文化规则领导组织达成组织目标，完成组织使命等，他还研究了组织中的亚文化。1999年，爱德加·沙因与沃瑞·本尼斯（EdgarH.Schein&WarrenG.Bennis)出版了他们的专著《企业文化生存指南》（TheCorporateCultureSurvivalGuide)，其中用大量的案例说明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文化的发展变化过程。

1999年，特瑞斯·迪尔（TerrenceE.Deal）和爱兰·肯尼迪（AllanA.Kennedy）再次合作，出版了《新企业文化》（TheNewCorporateCulture），在这本书中，他们认为稳定的企业文化很重要，他们探寻企业领导在使企业保持竞争力和满足工人作为人的需求之间维持平衡的途径。他们认为，企业经理和企业领导所面临的挑战是建立和谐的企业运行机制，汲取著名创新型公司的经验，激励员工，提高企业经营业绩，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2关于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研究

1991年，密西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KimS．CameronandSarahJ．Freeman发表了"文化的和谐、力量和类型:关系与效益"（Culturecongruence,Strength,andTtype:RelationshipstoEffectiveness)的研究;他们用现场调查的方法以334家研究机构为样本，研究了文化整合、文化力量和文化类型与组织效益之间的关系。

1992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约翰·科特教授和詹母斯·核斯克特教授（JohnKotter&JamesHeskitt）出版了他们的专著《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OrganizationalCultureandPerformance），在该书中，科特总结了他们在1987-1991年期间对美国22个行业72家公司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状况的深入研究，列举了强力型、策略合理型和灵活适应型三种类型的企业文化对公司长期经营业绩的影响,并用一些著名公司成功与失败的案例,表明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且预言,在近十年内,企业文化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JohnKotter&JamesHeskitt,1992)。

关于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研究还有：1995年R.K．Divedi的《组织文化与经营业绩》（OrganzationalCulture&Performance）和1997年DanielR．Denison的《企业文化与组织效益》（CorporateCulture&OrganizationalEffectiveness）.

3关于企业文化的测量

1991年，英国的JAI出版公司的《组织变革与发展》（ResearchinOrganizationalChangeandDevelopment）第5卷刊出了五篇关于组织文化的论文,其中，有关企业文化测量的论文有三篇：（1）密西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DanielR.DenisonandGretchenM.Spreitzer“组织文化和组织发展：竞争价值的方法"(organizationalcultureandorganizationaldevelopment:acompetivevaluesapproach)，主要介绍了竞争价值框架，描述在此框架下所定义的四种主要的文化指向，目的在于探讨竞争价值模型对于研究组织文化的用途;(2)克罗拉多大学工商研究生院的RayamondF.Zammuto和华盛顿．美国医学院学会的JackY．Krakower"组织文化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QuantitativeandQualitativeStudiesofOrganizationalCulture)他们用聚类分析的方法提供了混合研究的范例;(3)密西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RobertE．QuinnandGretchenM.Spreitzer“竞争价值文化量表的心理测验和关于组?幕陨钪柿坑跋斓姆治觥保hePsychomentricsofTheCompetingValuesCultureInstrumentandanAnalysisoftheImpactofOrganizationalCultureonQualityofLife）表明不同文化类型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密切关系。

1997年，PierreDuBois&AssociatesInc.出版了一套组织文化测量和优化量表（OrganizatioalCultureMeasurementandOptimization）其中包括用于组织分析的模型和用于组织文化研究的步骤。其模型包括七个方面：（1）社会-经济环境(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和市场竞争等）；（2）管理哲学（包括使命、价值观、原则等）；（3）对工作情景的组织（包括企业组织结构、决策过程等）；（4）对工作情景的知觉（包括对工作的知觉和对管理的知觉）；（5）反应：组织行为（包括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工作动机和归属感等)；（6）企业经营业绩（质和量两方面）；（7）个人和组织变量（包括年龄、职位、个人价值观等）。

4企业文化的诊断和评估

1992年，RogerHarrison&HerbStokes出版了《诊断企业文化——量表和训练者手册》（DiagnosingOrganizationalCulture__InstrumentandTrainer''''sManual）他们确定了大部分组织共同具有的四种文化，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企业进行相应的变化，这种诊断可用于团队建设、组织发展、提高产量等。

1998年，KimS．Cameraon&RobertE．Quinn出版了《诊断和改变企业文化：基于竞争价值理论模型》(DiagnosingandChangingOrganizationalCulture:BasedontheCompetingValuesFramwork)，这部专著为诊断组织文化和管理能力提供了有效的测量工具，为理解企业文化提供了理论框架，同时也为改变组织文化和个人行为方式提供了系统的策略和方法。

关于组织文化评估的专著还未见正式出版，但是，1997年，DavidE．Birren.RichardSeel，Cliffrh等在因特网上的讨论却十分热烈，主要是关于企业文化评估的维度和方法。

1999年7月18-21日，在美国波士顿召开了企业文化大会，这是一次企业文化研究专家与企业管理人员共同探讨的会议，其主要议题有：TerrenceE．Deal的“理解现存文化的类型：确定你的组织的优势和缺陷”（ReadingExistingCulturePattern:identifyingYourOrganizational''''sStrengthsandWeaknesses），.JerryGreenfieldde的“增加Ben&Jerry公司员工与顾客的忠诚”(IncreasingEmployeeandCustomerLoyaltyatBen&Jerry)，GaryBosakde的“塑造和维持Sears公司的文化”(CreatingandSustainingCultureChangeatSears,oebuckandCo)。

2000年7月3-7日，爱德加·沙因(EdgarH.Schein)教授在美国的CapeCod2000论坛举办为期一周的讲座，其主题为“过程咨询、对话和组织文化”(ProcessConsultation,DialogueandOrganizationalCulture)。

从国外企业文化现象的发现到企业文化研究二十年的迅猛发展来看，他们走的是一条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八十年代中期，在对企业文化的概念和结构进行探讨之后，便马上转入对企业文化产生作用的内在机制，以及企业文化与企业领导、组织气氛、人力资源、企业环境、企业策略等企业管理过程的关系的研究，进而对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关系进行量化的追踪研究。定量化研究是在企业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用于企业文化测量、诊断和评估的模型，进而开发出一系列量表，对企业文化进行可操作化的、定量化的深入研究。

与国外企业文化研究的迅猛发展相比，中国的企业文化研究显得十分薄弱，这表现在：第一，中国的企业文化研究还停留在粗浅的阶段，虽然也有一些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但是大多数是以介绍和探讨企业文化的意义及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企业创新等的辨证关系为主，真正有理论根据的定性研究和规范的实证研究为数甚少；第二，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严重滞后于中国企业文化发展实践，许多企业在塑造企业文化时主要是企业内部自己探讨，虽然也有专家学者的介入，但是由于对该企业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该企业文化的定位、企业文化的变革等问题缺少长期深入的研究，所以，企业文化实践缺少真正的科学理论的指导，缺少个性，同时也难以对企业长期发展产生文化的推动力。因此，应该借鉴国外企业文化研究，加强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促进中国企业文化的发展。

根据对国外企业文化研究的了解和对国内企业文化建设现状的分析，二十一世纪中国企业文化的研究应该坚持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原则，主要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一，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中国企业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企业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文化的关系、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企业环境、企业发展和企业创新的关系等；二，加强企业文化的应用研究，关于企业文化的测量、诊断、评估和咨询的实证研究；三，加?企业文化的追踪研究，企业文化的塑造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作品，它要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变化而作出及时的调整和改变，才能对企业的长期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对企业文化进行追踪研究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总之，国外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管理实践的探索的发展而产生并且迅猛发展的一个研究领域，企业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发展了传统的管理理论，对管理过程中社会文化因素和人的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与西方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其实践意义在于对企业发展和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提供具有可操作化和定量化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吴江霖《心理学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P208

外文研究论文范文第11篇

【摘要】现代意义上的国外会计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已经形成了三大研究理论框架:以荷兰学者Hofstede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研究框架;以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教授Gray为代表的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以美国学者哈里.H.E.费克纳和艾伦.基尔戈为代表的修正后的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总结与研究国外会计文化研究现状是为了对中国会计文化研究提供研究的坐标和思路。

【关键词】会计;文化;会计文化

企业文化研究的深入①,引导和推动了会计文化的研究,而会计本身也是文化的产物,其各部分都体现着人类创造的文化。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会计与文化问题召开过几次重要的国际性研究会,如1985年6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会计与文化专题研究会再次掀起了全球范围内会计文化的大讨论,之后经过1986年8月在纽约召开的美国会计学会年会关于会计与文化的专题研讨及1987年12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计与文化专题研究会,特别是1990年6月11日-13日在乌默奥市召开的第三次国际文化经济大会上,学者们围绕文化会计与文化等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更把世界上对包括会计文化在内的文化经济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所有这些都全面推动了新形势下会计文化的世界性研究。

就总体而言,国外在会计文化研究中目前形成了三大研究理论框架:以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德(Hofstede)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研究框架(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大小、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阳刚与阴柔);以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格雷(Gray)为代表的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职业化与法律管制、统一性与灵活性、稳健主义与乐观主义、保密性与透明性);以美国学者哈里.H.E.费克纳和艾伦.基尔戈为代表的修正后的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把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加以综合考虑)。具体为:

西方国家在对会计理论的研究中,探讨了文化对会计的决定作用,即文化决定论的观点,认为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模式的形成以及会计实务的发展方向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会计所处的文化环境决定的,文化是一国会计制度形成中的重要因素。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以荷兰学者霍夫斯特德(Hofstede)的价值倾向文化取向理论为基础进行的研究②,他根据一项对52个国家和地区的IBM员工的问卷调查,用统计方法归纳出4个用以区别民族文化特征的社会价值层面(AViewofsocialValue)。

1.利己主义相对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sersusCollectivism),这是指社会成员之间保持结合的程度,即人们在社会中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度。来源于/

2.大跨度的权力结构相对于小跨度的权力结构(Wide-rangedpowerstructureversusnarrow-rangedpowerastructure),这是指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机构或组织中权力分配的程度。

3.强避免不确定性取向相对于弱避免取向(ThestrongdesireofuncertaintyavoidanceversusTheweakdesireofuncertaintyavoidance),这是指社会的成员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能够容忍的程度。

4.阳刚相对于阴柔(MasculinityversusFeminirity),这是指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是从社会中两性的作用划分人们在社会中的男性特点或女性特点的差异度。

1988年,霍夫斯泰德和鲍德(Bond)通过研究中国的儒家文化,提出了第五维度,即短期与长期的目标(Short-termversusLong-termOrientation)。注重实现短期目标的社会,为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甚至不计成本,投资注重短期回报;相反,在注重实现长期目标的社会中,更多地关注通过不断努力而实现的长期目标。

葛雷(Gray,1988)则在Hofstede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如何影响到与财务实务工作相关的财务亚文化价值观,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力求提出一套能反映对财务实务工作具有不同财务行为方式特点的财务亚文化价值观模式,提出了一个四维的会计亚文化观(AccountingSub-Culture),这四维是:职业化/法律管制(Profession-alismVersusStatutoryControl),表示在财务管理工作中是依据财务职业判断还是依据法律规定和约束;统一性/灵活性(UniformityVersusFlexibility),表示在财务规范的制定和遵守中是强调和偏向灵活还是一致;稳健主义/乐观主义(Conservatism/Optimism),表示在财务的处理和计量中是采用大胆创新的方法还是传统谨慎的方法;保密/透明(SecrecyVersusTransparency),表示在财务信息的披露中是倾向于对外公开还是对外保密。

霍夫斯特德(Hofstede)和葛雷(Gray)的研究认为,文化维度和会计价值观的关系如表1所示:

注:表中,“+”表示因素之间有正向关系;“-”表示逆向关系;“?”表示关系的性质尚待确定。葛雷假设个人主义和不确定性规避对会计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权力距离;最后是阳刚之气。

美国学者哈里.H.E.费克纳(Harry.H.E.Fechner)和艾伦·基尔戈(Alankilgore)认为,虽然现有的研究表明社会因素、会计亚文化及会计惯例间存在着联系,但这些研究还不能很好解释Hofstede和Gray所确定的英美国家、欧洲大陆国家及其他类型国家群体内及群体间所存在的会计差异。他们认为,一种切实可行的联系就是经济因素影响计量及其应用的会计惯例以及会计亚文化价值。因此,经济因素的变化,对会计亚文化价值及其映射的会计惯例间的联系产生适度的影响。由于把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加以综合考虑,形成了修正后的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

阿潘(Arpan)和雷德伯格(Radebaugh)认为对会计实务有决定性影响作用的文化因素有四个:1)人们的保守主义倾向;2)人们对保密的态度;3)人们对商业活动的态度;4)人们对会计职业界的态度。

斯克勒德(Schreuder,H)以欧洲和美国为例研究了文化对会计的影响。欧洲的会计文化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内容层面,国家导向的元素很重,各国别之间的会计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欧洲会计文化的实证研究较少,而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改革”。

佩雷勒(perera)和马修斯(Mathews)根据霍夫斯特德和葛雷的研究提出了如下的假设与推论:

1.一个社会中利己主义倾向较大,不确定避免倾向较弱,那么其会计文化中表现的职业化倾向就较大(或统一性较小),保密倾向小,保守倾向也就小。

2.一个社会中利己主义倾向较小,不确定避免倾向较强,那么其会计文化表现出的职业化倾向就较小(或统一性较大),保密倾向大,保守倾向也就大。

雅吉(Jaggi)和洛(Low)研究了文化、法律体系和会计披露之间关系的财务披露模式。按照他们的假设,文化价值对披露的影响力度是由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促成的。尽管成文法国家文化价值对财务披露的影响比市场力量对其影响更重要,但在普通法国家市场力量对财务披露的影响力更强。

舒尔茨(Schultz)和洛佩斯(Lopez)通过实验研究了法国、德国、美国三个不同国家的会计人员在面对相当的经济事实和相似的报告准则时对财务报告评价的一致性。结果表明,不同国家的会计人员作出决定的依据是他们自己国家的法律体制、财务资源和国家文化。

巴瑞C.麦肯兰(BarryCMelancon)认为会计文化应建立在会计职业的传统价值之上。比如要从表层甚至深刻的内涵上严格致力于诚信,热衷于纠错,遵守法律规章。

另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更广泛地研究会计文化问题,其中,文化相关性以及对会计实务的影响是这个领域研究的主要话题之一(Chanchani和MacGregor1999)。例如,一些研究者考察了会计与发展中国家需求之间的关系(Perera1989)、会计与宗教的关系(Hamid等,1993)、会计与控制系统的关系(Harrison1993)、会计与协调化之间的关系(Goeltz1991)。Choi和Mueller(1992)提出了会计的服务,他们认为不同国家的会计环境不同,因此,会计系统也存在着差异,而一个重要的解释因素是文化。

在会计文化研究中,强调人的作用。例如,K.V.Peasnell等(2000),AprilKlein(2002)研究表明独立董事在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时起着积极作用,Charles等(2000)发现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重与财务披露的广泛性存在正向联系。Weisbach(1988)发现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比例大于60%的公司,独立董事在监管经营者业绩和大股东关联交易上不遗余力。Huimin&Mak(2002)则选择了NYSE、AMEX和NASDQ上市的高研发投入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经理持股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呈W形,强调了行业特征对两者关系的影响。

其他,如关于预算松弛问题国外的学者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在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不断有所尝试和突破,并且也得到了很多有益的研究成果,Kaplan和Norton(2002)教授再次发表了关于平衡计分卡的论点。

还有,学者们在对会计文化个体为单位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丁吉晶(2007)认为“德国是一个审慎的民族,人们对于不明朗因素反应较强,不愿冒风险。用Hofstede对文化模式的划分范式,德国有着较强的集体主义倾向,权距及规避不确定性的程度都较大并且偏向于阴柔。文化反映在会计信息披露上,体现了偏向保密原则;而在会计核算方面,则体现为保守、稳健的原则”。姜玉英(2007)认为:“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善于创新的国家。……已经形成了以商法为中心,证券交易法和法人税法为辅的‘三法体制’的会计制度。商法采用德国模式、证券交易法采用美国模式,使其会计目标具备了既保护债权人利益又保护投资人利益的双重特性,形成了基于法律规范的、由商法会计、证券交易会计和税法会计构成的会计制度体系。具体包括会计原则方面的会计制度、商法方面的会计制度、证券交易法方面的会计制度、税法方面的会计制度和会计职业方面的会计制度五个方面”。杨华(2006)认为:“英国会计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真实和公允,这一要求在1948年的《公司法》中最终确定之后一直沿用至今”。刘骏(2006)认为:“英国会计规则制定方法的规则导向与其社会文化的普遍规则主义密切相关。”“美国会计规则制定过程中的政治程序源自美国的政治文化。”“美国社会文化中的实用主义导致了会计规则制定理论依据的庸俗化”,美国会计管理注重风险管理,国际交流,国际审计网络建立,强调会计教育的重要性,注重会计教育的未来等。法国会计中政府的作用很大,“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法国会计一直受到国家的全面干预。政府是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并牢牢控制着会计准则的制定权。为此,法国会计理论及技术方法等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的控制”。法国会计也表现为重商主义;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统一;善于对别国会计发表意见;善于进行自身完善,如1999年又修订了会计总方案。

国外学者对会计文化的研究视角大都是文化环境对会计的影响,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分析方法,其研究的重点是社会文化的不同与会计差异之间的关系。但国外学者的研究中规范性研究明显不足,这妨碍了对会计文化的整合与升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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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研究论文范文第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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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外较早研究这一问题的当数日本学者加藤繁。所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1944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中译本)中，第8章以唐宋时期为中心，集中对白银的输出与输出进行了探讨。近年日本学者山村和神木(YamamuraKozoandTetsuoKamiki)所著SilverMinesandSungCoins-AMonetaryHistoryofMedievalandModernJapaninInternationalPerspective．InPreciousMetalsinthelateMedievalandEarlyModernWorlds(EeditedbyJ．E．Richards．Durham，N.C.:CarolinaAcademicPress、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所著Reorient：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汉译本《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等均有论及。国内的研究分别来自货币史和外贸史两个方面，前者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版)、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等，后者有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集刊》第6卷第2期），全汉昇《明中叶后中日间的丝银贸易》（《史语所集刊》第54本第2分册），陈高华《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陈高华、吴泰、郭松义《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11月版)，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1994年10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黄纯燕《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3月版)等。

②见《宋史》，卷186《食货》下八(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北平图书馆影印稿本，中华书局1957年11月版)。

一、熙丰以前的白银输出

北宋自建隆元年(960年)开国，至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继位，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在历时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宋朝的海外贸易获得了较大发展，对外贸易的格局初步奠定。而宋王朝建立不久，白银就广泛地出现在各种贸易方式之中。

在贡赐贸易方面，宋代最早见于记载的贡赐贸易始于建隆元年(960年)。当年九月癸卯"三佛齐王悉利大霞里壇遣使来贡方物"。而至迟在建隆三年(962年)贡赐贸易中即出现了用银的明确记载。当年十一月丙子，三佛齐贡方物，宋廷"赐其使冠带器币。还，赐以锦彩银器。"①白银以银器的形式付给了三佛齐来使。此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贡赐贸易的例子不绝于书，贡赐贸易中也常常少不了白银。而雍熙四年(987年)五月，宋廷还曾"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②。8名内侍所赍金帛中，当然也少不了白银③。

在市舶贸易方面，宋朝于开宝四年(971年)二月灭南汉后，立即于六月壬申"置市舶司于广州"④。宋廷直接管理的市舶贸易正式展开。而《宋史》在简略记述了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的情况后称："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乌樠、苏木等物。"⑤显然，宋朝与南海诸番间的市舶贸易中，也有不少白银。

宋朝设立市舶司后，曾明确禁止贡赐贸易、市舶贸易之外的对外贸易，民间商人没有自由地直接从事对外贸易的权利。对此，宋廷曾明令规定："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人其宝货。"太平兴国、淳化间又反复申严有关禁令⑥。但由于宋境海岸线很长，宋廷不可能完全控制沿海商人出海，外来番舶也不免因气候、逃避市舶抽解、博买等原因在宋廷未置市舶的港口停靠。于是，在贡赐贸易、市舶贸易之外，零星存在着其他方式的对外贸易。而这类贸易方式中也出现了用银的例子。如仁宗朝，监察御使朱谏上书指出："福州递年常有舶船三两只到钟门海口，其郡县官员，多令人将钱物、金银，博买真珠、犀象、香药等，致公人百姓接便博买。"⑦

细审宋代史料，我们看到，神宗朝以前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动，具有一系列突出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向我们表明，白银的流动总体上呈现出流出多于流人的状况。

首先，在贡赐贸易中，宋廷通过常赐、特赐、答赐等方式，向诸蕃来使回赐白银，且为数不少。其中，常赐属礼节性回赐。宋廷规定：凡"诸州、镇、蕃国进奉牙校人从见辞，皆有赐"。其所赐钱物，"两制以上有主钱银，虽或数百、它百，有二三百千至数十千已上，各有常数"⑧。其中，对诸蕃进奉的常赐中通常含有银器。如乾德三年(965年)四月回赐占城银器、淳化四年(993年)回赐高丽银器二百两、天圣七年(1029年)四月回赐交州进奉使银器等⑨。特赐有奖励、慰勉性质，非常制。宋廷主要根据实际进奉情况，对诸蕃来使给予具有奖励、慰勉性质的赐予，即史料中所云"特赐"、"优赐"、"厚赐"等，其中亦常含有白银。如建隆二年(961年)"优赐"占城器币⑩等。又如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占城使人贡还至太平州，因"江岸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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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③关于宋代"金帛"与白银的关系，笔者曾在《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一书中作了较系统的考证，参见该书第126-131页。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版)。

⑤《宋史》卷186《食货》下八。

⑥《宋史》卷186《食货》下八。

⑦《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四。

⑧《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一七。

⑨《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三。《宋史》卷487《外国三》。

⑩《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三。

沉失行橐"，仁宗"诏广州赐银千两"①。

宋廷的答赐是贡赐贸易的主体，一般以进奉物的价值为基础，实行增价回赐。因海外诸国进贡数量较多，回赐中的白银也为数不少。北宋有关史料中，明确记载答赐白银超过千两者不少。如咸平三年(1000年)赐大食舶主银二千七百两②等。尤为突出的是，由于占城等国人贡商品繁多，价值重大，宋廷回赐的白银甚至突破了万两的大关。其中，天禧二年(1018年)回赐占城的白银达到了四万七千两之多③。

与宋廷回赐中包含大量白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献中关于诸蕃使臣进奉的各种商品的记载，却大多没有白银。如天禧二年(1018年)九月，占城遣使"以象牙七十二株、犀角八十六株、玳瑁千片、乳香五十斤、丁香花八十斤、豆蔻六十五斤、沈香百斤、笺香二百斤、别笺一剂六十八斤、茴香百斤、槟榔千五百斤来贡。"④所贡商品种类不少，却无白银在内。有关文献中虽也有高丽、交趾、占城、大食等国为数不多的几条进奉白银、高丽答赐宋使白银的事例，但人贡、答赐宋使的白银数量一般不过数百两。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月，交趾"江巨瑝、王绍祚以方物金银器五百两、通犀六株……来贡。"⑤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十一月，大食蕃客截沙蒲黎以金钱、银钱各千文来贡。"⑥淳化四年(993年)二月，陈靖等出使高丽，高丽王亦"遗以袭衣、金带、金银器数百两"⑦等。不仅如此，诸蕃在获得宋廷的回赐之后，还有用回赐的钱物收购白银带出宋境的情况。如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有司言，蒲端使多市汉物金银归国，亦有旗帜之类。"⑧由此观之，在宋廷与海外诸蕃之间的贡赐贸易中，宋廷的回赐当超过了诸蕃的进奉，白银的流向当以流出为主。

与贡赐贸易中的情况类似，市舶贸易中白银的流向似乎也以流出为主。北宋初置市舶司之际，通过市舶输入、输出的商品情况不甚明了。由于对外贸易初兴，商品流通量不大，白银即使有出有人，其量也为数不多。淳化二年(991年)后，宋廷放开了部分舶来品的经营权，规定在市舶司完成抽解和博买之后，商人可博买分销部分舶货，但抽解和博买所占比例亦不低。因此，包括抽解、博买在内的市舶收入，为我们考索白银的输人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宋史》在记"淳化二年，诏广州市舶，除榷货外，他货之良者止市其半"之后，对广州市舶的收人情况作了如下说明："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价直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岁约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⑨所获之物虽不甚明确，但从“斤、条、株、颗”的计量单位来看，应当没有白银。此后，天禧末全国财政总收人中虽有"银八十八万二千余两"，但其来源"除坑冶丁税和市外，课利、折纳、互市所得皆在焉"⑩。应当说，严格意义上的互市是不包括市舶之利的。由此不妨推断，由于市舶贸易中没有或少有白银输入，故市舶之利与天禧末全国财政收入中的白银并无直接关系。反之，当年财政总收人中有"香药、真珠、犀、象七十余万斤、条、片、颗"。结合这一时期市舶收入均在七十万斤、条、片、颗以下的情况来看，这一数字当为市舶总收入。也就是说，如果市舶收入除这七十万单位外，还有不少白银按品类计入了总收入中的白银类的话，市舶总收入的数字将显得过大，超出了这一时期市舶收入所可能达到的量。此后仁宗、英宗两朝，关于市舶收入的记载是："皇祐中，总岁人象犀、珠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万。"从其计量单位来看，其中似乎也没有白银。由此观之，神宗朝以前市舶收入中的白银，只存在三种可能：一是根本没有白银；二是白银为数很少，少到了史家认为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三是有一定量的白银，但输入量少于输出量。输入与输出两抵后，市舶纯收人中已没有了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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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七一。又见《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九；《宋史》卷489《外国五》。

②《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一。

③《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九。

④《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九。

⑤《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二二。

⑥《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一。

⑦《宋史》卷487《外国三》。

⑧《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五。

⑨《宋史》卷186《食货》下八。

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

更进一步，从白银输出的角度看，宋朝通过市舶贸易输出的白银却不少。淳化二年(991年)以前，宋廷完全垄断市舶物资的博买，博买中不能排除参照贡赐贸易的方式，用白银和其他物资博买蕃货的可能。而淳化二年后，由于抽解、博买之余的蕃货可售给宋朝民间商人，市舶司与民间商人博买蕃货的商品当无太大差异。从前述仁宗朝福州郡县官员"多令人将钱物、金银，博买真珠、犀象、香药等"的情况来看，市舶司和民间商人均用银博买蕃货当不会是例外。甚至天圣中，章献太后为了于明州舶船求购摩婆石和无名异，不仅"内出银三百两为价"，而且规定："如不足，更许于州库贴支。"①因此，大中祥符年间，当三司感到乏银支用时，仁宗曾"谓辅臣曰：咸平中银两八百，金五千，今则增踊逾倍，何也?"王旦等明确指出："两蕃、南海，岁来贸易，有去无还。"这正是银价持续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②。市舶贸易中的白银输出，已经到了足以推动宋朝银价上涨的地步。

贡赐贸易中回赐白银多于进奉白银，而市舶贸易中下至普通商民，上至章献太后，均用白银与其他商品博买舶货，甚至对外贸易中的白银输出足以推动宋朝银价上涨。这意味着，熙丰以前的海外贸易中，白银输出量远大于输入量。白银的流向总体上呈现出持续输出的特点。二、熙丰至绍兴间的白银输入与输出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继位，次年改元熙宁。延至南宋高宗绍兴中叶，宋朝的历史又过去了80多年。从海外贸易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宋廷对发展海外贸易的热情持续高涨，从神宗朝的大幅度降低抽解、博买比例，哲宗、徽宗时增设市舶、扩大对蕃商的开放范围，到高宗时高官重金招诱蕃舶，鼓励、支持和有利于海外贸易发展的措施步步推进。在这样的条件下，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这一时期海外贸易中白银流动的首要特点是，以熙宁年间市舶收人中出现有关白银的记载为起点，通过市舶贸易输入的白银有较大增加。《宋会要辑稿．食货》中，留下了关于宋廷矿课收入的记载。据王菱菱考证，该条资料的时间在熙宁七年(1074年)至十年(1077年)间③。尤为重要的是，这条关于熙宁间矿课收入的记载中，不仅分项记述了"租税之人"、"山泽之人"、"诸路上供之数"，而且单列一项，具体记录了白银的"赋人之数"一百二十三万一千二百七十七两。其中，除成都府路、梓州路、夔州路课税、榷场收入，诸路茶税、杂税、买扑、酒曲及人籴买卖所得外，有来源于市舶的白银"二千二百五十四两"①。这一数字绝对值不多，在赋人之数中的比例也不足千分之二，但却是笔者所见最早的市舶收人中出现白银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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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3，《摩婆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

③王菱菱：《宋代"山泽之人"矿课时间考》，《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又见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丛》，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

不仅如此，至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市舶收人中含有白银的记载又一次出现。《文献通考》载："杭、明、广三州市舶，是年收钱、粮、银、香药等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支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②这条材料虽无从考证白银收支的具体数字，也无法比较市舶贸易中白银收支之间的差额，但至少表明，熙宁及其以后的市舶贸易中，有白银输入当不是偶然。

此后，市舶收人中出现白银的记载已不难获见，商人从海外贩人白银的情况亦时有发生。如哲宗时，泉州商人徐戬在杭州雕刻《夹注华严经》版2900余片，经海运献于高丽，"受酬答银三千两"③。尽管徐戬的行为有违宋廷禁令，但白银流人了宋境确是事实。特别是绍兴三年(1133年)"十二月十七日，户部言：勘会三路市舶除依条抽解外，蕃商贩到乳香一色及牛皮、筋角堪造军器之物，自当尽行博买。其余物货，若不权宜立定所起发窠名，窃虑枉费脚乘。欲令三路市舶司将今来立定名色计置起发下项名件，欲令起发赴行在送纳：金、银、真珠、玉、乳香、牛皮、筋角、象牙、犀脑子、麝香……夹杂银、石碌、白附子、铜器、银口朱、苛子、南蕃苏木……诏依。"④在宋廷明确规定须起发行在的诸色蕃货中，同样包含有白银。显然，神宗熙宁年间至高宗绍兴年间，白银输入史料凤毛麟角的情况有了改观，而这正是输入宋朝境的白银有所增加的直观反映。

市舶贸易之外，熙宁年间至绍兴中叶，贡赐贸易中输入宋境的白银也有所增加。如神宗时，钱勰奉使高丽，高丽王"遣二吏追饷金银器四千两"⑤。尽管钱勰最终没有将白银带回。但高丽所饷白银的数量，已是淳化四年(993年)陈靖出使所得白银的好几倍。此后，海外诸国进奉白银的绝对数量开始突破数百两，出现了不少人贡千两的记载。如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一日，交趾人贡有"金厮锣五面，共重二百五十两；银厮锣二十面，共重一千两"⑥。绍兴二年(1132年)"闰四月三日，高丽国王遣使朝散郎礼部员外郎赐紫催清、閤门祗侯沈起等一十七人，奉表贡纯金器三事，共重一百两；注子一副，盘盏二副，白银器一十事，共重一千两，……惟清、起各进奉白银合四副，共重二百两……"⑦高丽国王来使人贡的白银加上来使本人带来的白银，总数已超过了千两。不仅如此，熙宁后三佛齐人贡频繁，而白银则已成为三佛齐来使常备的人贡品。《宋史》载：元丰中，该国"使至者再，率以白金、真珠、婆律薰陆香备方物"。白银通过贡赐贸易输入宋朝，具有了经常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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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二七。

②《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1月影印本)，卷20，《市籴考》一。但《宋史》卷186《互市舶法》将该条资料系于熙宁九年。汪圣铎先生指出：《宋史》系于熙宁九年疑误(见《两宋财政史》下册，第723页，中华书局1995年7月版)。此从之。

③苏轼：《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东坡全集》卷58《奏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七。

⑤《宋史》卷317《钱勰传》。

⑥《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五。

⑦《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五。《宋史》卷487《外国三》记载略有不同，称："(绍兴)二年闰四月，(高丽王)楷遣其礼部员外郎崔惟清、阁门祗侯沈起人贡金百两、银千两、绫罗二百疋、人参五百斤，惟清所献亦三之一。"

然而，市舶和贡赐贸易中白银输入的增加，是否意味着宋朝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向发生了逆转呢?情况似乎仍不容乐观。细审有关史料，同一时期输出的白银，也在大幅度快速增长。

首先，随着海外诸国人贡频率的增强和人贡量的增加，宋廷回赐的白银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一时期，除对海外诸蕃来使继续给予常赐外，宋廷答赐、特赐大量白银的记载进一步增加。就答赐而言，熙宁十年(1077年)注辇人贡，宋廷回赐的白银即达到了五万二千两．创下了答赐量的新高。元丰二年(1079年)、元祐元年(1086年)，三佛齐、高丽人贡，宋廷答赐白银也分别为一万五百两、五千三百两①。

在特赐白银方面，神宗、哲宗两朝不仅赐予频繁，而且所赐白银为数不少。如熙宁五年(1072年)在回赐占城进奉之外，又特赐银二千一百两②，元丰六年(1083年)对层檀来使不仅"诏颁赉如故事"，而且又"加赐白金二千两"③。对三佛齐的频繁来贡，也"每优赐遣归"④。至哲宗朝，又有元祐元年(1086年)特赐高丽国僧人银器一千两、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特赐高丽来使银器五千两⑤等。甚至靖康年间，宋廷已无遐自顾，但宋朝官员卫肤敏因奉诏迎接高丽来使，也不辱使命，在开封已经失陷的情况下，仍"以币易银帛，得六千匹两，厚贶其使，而移文遣之"⑥。用银绢对来使给予了厚赐。

至南宋绍兴初，宋廷不仅对海外诸国人贡使臣给予奖励性质的特赐，而且一度大力奖励蕃商来华贸易。如绍兴六年八月，宋廷认为大食蕃商"蒲罗辛造船一只，般载乳香投泉州市舶，计抽解价钱三十万贯，委是勤劳，理当优异"。于是，宋高宗诏："蒲罗辛特补承信郎，仍赐公服履笏，仍开谕以朝廷存恤远人，优异推赏之意。候回本国令说喻蕃商广行般贩乳香前来，如数目增多，依此推恩。余人除犒设外，更与支给银彩。"⑦对大量贩运乳香前来的蕃商特赐银绢，已具有了制度化的意义。

此外，海外诸国来使在人贡白银的同时，仍继续从宋朝境内回购白银，且回购数量不少。如熙丰间三佛齐来使虽"率以白金"等备方物人贡，但元丰二年(1079年)来使群陀毕罗也曾明确提出"乞买金带、白金器物"的要求，宋廷则按照对待注辇国来使的方式，通过回赐满足了其要求⑧。而绍兴初年，大食国进奉使人蒲亚里则"将进贡回赐到钱，置大银六百锭及金银器物、疋帛"⑨。其中，所购置的六百锭白银，按每锭50两计算，总数已达到3万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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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九；《宋史》卷489《外国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卷364。

②《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七一。

③《宋史》卷490《外国六》。

④《宋史》卷489《外国五》。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9、卷455。

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四。

⑧《宋史》卷489《外国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

⑨《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四。

同时，在市舶贸易方面，这一时期白银的输出情况也有明显增长。前揭《文献通考》关于元祐间三市舶司的年收支数中，支出钱、粮、银、香药等"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其中，市舶司支出的白银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向蕃商博买市舶物资显然属于文中应有之意。这意味着白银已开始成为市舶本钱的价值载体，正式由宋廷的市舶司向外输出。而追溯元祐以前，熙宁二年九月制置条例司曾言："银铜坑冶市舶之物皆上供，而费出诸路，故转运使莫肯为，课人滋失。今既假发运司以钱货，听移用六路之财，则东西南经费皆当责办。请令发运使副兼提举九路银铜锡冶坑市舶之事，条据利害以闻。"条例司的这一建议得到了神宗的认可，并诏令发运司正副使同时"兼都大提举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银铜铅锡坑冶、市舶等"①。宋廷从坑冶中获得的白银，也可能直接成为市舶司博买舶货的手段。

此后的市舶贸易中，不仅抽解、博买之余的蕃货仍在换取民间白银输出海外，而官府掌握的白银，也有相当一部分直接用于博买，向海外输出。这正是北宋末南宋初，各地市舶司均存有数量不等的白银的重要原因。如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丙辰，南宋政权在不太稳定的情况下，曾一度"命福建市舶司悉载所储金帛见钱白海道赴行在"②。所送纳的金帛中自然包含一部分白银③，且这些白银就是市舶司用于博买蕃货的本钱。相应地，绍兴二年(1132年)八月六日，福建市舶司废罢时，宋廷也没忘记将"其本司银器钱物并令起赴行在左藏库送纳"④。原准备用于输出海外的白银，因为宋廷的政策调整而暂时留在了宋境。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元丰四年(1081年)琼管体量安抚朱初平等奏称：在海南岛，"自来泉、福、两浙、湖广来者，一色载金、银、匹帛，所直或及万余贯。自高化来者惟载米包瓦器牛畜之类，所直或不过一二百贯。"⑤也就是说，熙丰年间有大量内地商贾持续向海南贩运白银。奏书没详说所贩白银的用途，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用于博买南海舶来品的当为数不少。而其中用于博买舶来品的白银，一旦由商人贩运出境，则当然地构成了海外贸易中的白银输出。

因此，宋神宗至高宗朝，在海外贸易中白银输入有所增长的情况下，输出也大幅度增长，白银的流向总体上未发生全面逆转。即使把熙宁间市舶收入白银二千二百五十四两全部作为抽解数，把抽解比例设定为熙宁间的最低值十五抽一，通过市舶输入的白银总量也不过33810两。全年经市舶输入的白银，也仅相当于熙宁十年回赐注辇国白银的65％。而《宋史》述及高宗绍兴年间的情况时也称："南渡，三路舶司岁人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赇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⑥正因为如此，熙丰至绍兴间，在钱荒不断加剧、铜钱购买力较为稳定甚至有所增强的情况下，白银与铜钱的比价仍从每两1贯持续上涨至2-3贯⑦，白银的继续外流，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推动着银钱比价的不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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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焘著、黄以周等辑补：《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版。

②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

③《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九；《宋史》卷489《外国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卷364。

④《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五。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0。

外文研究论文范文第13篇

1．重学轻术根深蒂固

在台湾，长期以来，各级学校升学风气相当浓厚，一方面在文化传统上，台湾文化传统与大陆是一脉相承，各个家庭不论贵贱贪宫，都极尽所能供子女上学，以求得最高学问；另一方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蓬勃发展，台湾经济已取得相当成效，岛内民众收入较以前也大为改观。据统计，台湾人均国民收入由1955年的二三百美元到1995年达12，000美元。国民收入的大幅提升，使民众有能力追求更高的教育投资。在台湾，国民小学6年和国民中学（初中）3年为一贯制的国民基础教育。国民中学后高中分为普通高中和高级职业学校，而各类高级职校、专科学校的科类，专业设置彼此没有衔接，大多为终结性的教育，学生毕业后只得就业；同时专科学校以上的技术学院，科技大学数量极少，致使职校、专科生在职教体系内升读学院、大学的机会极低。尽管近几年职业类高校有了大的发展，但台湾社会重学轻术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许多父母纷纷把子女送进普通高级中学（甚至国外），但苦于普通高中学额有限，只好暂时寄身于各类职业院校备考升学，导致在读职校及专科生为了学位文凭不得不进补校学习，准备插班升大（普教系统）考试。据统计，1994年就有15万专科毕业生参加大学插班考试。很显然，无论是职校生还是专科生，均无法专注于在校时职业技能的学习，而想方设法进补校补习，以备来日升学考试之需，而越来越多的职校为了生存，也只得投其所好，更多地让学生修习一些文化及理论课程。其结果是职业院校的功能日见弱化，职教体系与普教体系一样，陷入所谓的“恶补”困境之中。

2.职校招升困难重重

首先，进入20世纪90年代，台湾人口出生数呈逐年减少趋势。据统计，90年代初台湾人口出生大约维持在32万人，1993学年度学生数更是国民中学三年级的395，920人降至国民小学一年级仅309，106人。未来台湾学生来源将日趋减少，各校（包括各职业院校）招生也必然更感困难；其次，近年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出台措施，扩充高中（职）等招生规模，以致国民中学毕业生升学机会得到进一步提升。据统计，近些年台湾每位应届国民中学毕业生的升学机会率高达123％。升学机会扩充使学生选择学校就读的意愿更有了弹性，但也造成了各类职业院校生源不足、学生素质低下，甚至中途退学等，如1994学年度，全台湾高级职校退学人数就高达1.18万人之多，其中多数为自愿退学；再次，普通大学的迅速扩招，形成了普通高校招生的强势，也必然造成职业高校招生的弱势。表（一）显示：台湾普通高中毕业生升读大学及大专的机会，1992学年与1993学年分别为11O.5％和105.2%，而同期高级职校毕业生升学的机会则仅仅分别为27.9％和28.3％。显示高级职校升学机会十分有限，就读职校事实上就成了终结性教育，难怪职校招生困难重重。

3．师资设备仍显不足

首先，技职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育各类技术人力，所以开展各个层次职业技能的学习与实务训练是其中心任务。在台湾，高级职校教师主要由师范院校培养。由于长期没有解决好师范院校的理论学习与职业院校所需要的实际技能之间的脱节问题，使各职业院校师资虽然有一定的知识及学术水准，但其职业科类、专业实践知识及技能往往十分有限，因此也就无法满足从业时的需要；其次，在台湾，尽管部分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建立了建教合作方式，但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在全社会建立一种“双元制”职教体制，也没有像美国和日本那样积极推行产学合作的职教模式，其结果是职业院校与产业界经常保持沟通的管道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产业及职业结构发生不断变迁的当今台湾，职校教师因未能及时了解业界发展的实际情况，导致其现有的知识及技能结构与现实社会的要求产生了日益严重的脱节现象；第三，在职教师进修意愿不强。即使进修由于所修课程大多为理论科目，实践知识及实用技能的学习并不多，所以进修后对提升现任教师的业务水平没有太大的帮助。第四，台湾各专科、技术学院教师主要是由各大学研究所培养的，而一般大学研究所也比较缺乏职业教育需要的实践教师及相关设备，所以研究所的毕业生到大专职校任教，也往往缺乏开展职业教育的实践能力，当然所培养出来的各类职业人才，也就难以符合产业界所需的标准。

4.职校投资捉襟见肘

通过对台湾高中（职）占各级学校的学生结构与教育经费结构的比较，即通过把教育经费结构除以学生结构，我们就可以得出单位学生分配教育经费的情况。根据表（二）不难看出，1993年台湾普高与职高单位学生分配教育经费之比为：1.43:O.72。通常情况下，职业院校由于设施设备的大量投资等因素，与同类其他学校相比其教育成本理应更高，但在这里职高教育成本只有普高的5O%。就其生均经常支出看，根据有关统计台湾私立职校生均经常支出，也明显低于公立职校和公立高中。需要说明的是：在台湾，多数职校是私立的，因此私立职校生均经常支出的低水平，说明台湾整体职教经费的不足，其结果必然影响职校的教育质量。再来看看专科教育，台湾专科多数为“短、平、快”的人文及商贸科类，其原因正是这些专科投资少而见效快，但也因此造成了台湾专科教育质量日见低下的困境。

外文研究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教育外部性；外部性教育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为各行各业提供合格的人力资源，促进个人全方位素质的提高，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教育正外部性的众多影响之一，然而教育外部性也会导致教育资源的使用无法达到帕雷托最优，影响到国家对教育补贴的政策，以及个人对教育的投资。因此理清教育外部性的界定及性质，分析其影响，找出适用于教育外部性内部化的措施，对于更好地发挥教育的功能，更好地解决教育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具有巨大的价值。

一、教育外部性的界定

外部性是任何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最初由马歇尔在1890年《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外部性的概念，经过庇古、科斯等人的批判补充，外部性理论在11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外延也不断得到扩充，为解释和解决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纵观众多经济学家对外部性概念的界定，无非从两个角度：一是从外部性产生主体的角度来定义；二是从外部性接受主体的角度来定义。前者代表性的定义首当推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定义：“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第二类如兰德尔的定义：“外部性是用来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在对外部性的研究中，大多采用第一种定义。

教育外部性是外部性外延发展的产物，与医学外部性、思想政治外部性、政府行为外部性等一样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样影响着人们的教育理念。弗里德曼对教育的外部性作了经典性的阐述：如果大多数公民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文化和知识，也不广泛地接受一些共同的价值准则，稳定而民主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而教育对文化知识和价值准则这两个方面，均会做出贡献。儿童受到的教育不仅有利于儿童自己或者家长，而且社会上其他成员也会从中得到好处。由于无法识别受到利益的具体个人(或家庭)，所以不能向他们索取劳务的报酬，因此，存在相当大的“邻近影响”。卢卡斯则从经济学角度论述到：当某一劳动者接受教育后，本人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会提高，同时通过“潜移默化”，周围的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会提高，但他并不因此获得额外报酬。同样中国学者对于教育外部性也作了类似的论述：王善迈把教育的产品属性定为教育具有巨大外部效益。一个人接受了教育，不仅受教育者可以获得经济的、非经济的效益，同时社会也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与非经济效益。从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看，教育是不可“排除”的。因此，从整体上说，教育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效应的准公共产品。范先佐认为：教育几乎是完全的“免费午餐”，致使教育部门缺乏自身．的发展动力，收益几乎全部外在化了。袁志刚认为：教育的外部性就是“其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袁连生认为：“教育的间接消费效用，是教育的外部产出或外部效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教育的外部性则具有如下性质：教育的举办和产出除了达到国家和个人的教育目的外，还会给其他社会团体和个人带来经济、非经济的影响，但教育却不能向受影响社会团体和个人给予直接补偿或不必要补偿。

二、教育外部性的分类

第一，根据教育外部性的影响效果划分为教育正外部性和教育负外部性。关于教育的正外部性显而易见，如一所高校校址的选择会给学校所在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如促进学校周围学习体育用品、饮食、娱乐、服装等服务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不仅仅解决当地居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还可提高所在社区的文化底蕴，提高其居民的素质和精神生活质量。近年来，教育的负外部性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如以文凭热引起的假文凭泛滥和社会风气败坏；以大学生就业困难所造成的社会负担，城乡教育差距拉大造成的教育不公平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不公平，特别是近年来高校学生的暴力事件，如2002年的马加爵事件，给社会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并引发民众对高等教育的忧虑。

第二，根据教育外部性的时空划分为教育代内外部性和教育代际外部性。通常的外部性是一种时间概念，主要是静态层面上考虑资源是否合理配置，即指代内外部性问题；而代际外部性问题从动态层面上解决人类代际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这种分类源于可持续发展理念。教育的代内外部性主要关注教育外部性影响的范围，指对整个社会的深远影响，而教育代际外部性则主要指教育的长远影响，即指教育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的长远影响。在空间纬度上，教育的外部性可分为：农村教育外部性、城市(镇)教育外部性；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外部性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外部性；中国东部的教育外部性、中国西部的教育外部性等等。

第三，根据教育外部性的主客体划分为作为生产者和作为消费者的教育外部性。从教育整体上讲，作为教育成果的合格毕业生是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的教育产品，作为生产领域的教育，它就是作为生产者的教育外部性。从消费者角度也可划分不同类型、层次、属性教育的外部性，即包括基础教育外部性、职业教育外部性、成人教育外部性；义务教育外部性和非义务教育外部性；初等教育外部性、中等教育外部性、高等教育外部性；个人外部性和政府外部性。个人消费教育所带来的外部性影响范围涉及到个人发展对整个社会的作用，对社会其他人生活的影响。另外教育外部性影响的客体既可以是生产者，如毕业生所在工厂、公司等，也可以是消费者，如受教育者所引发的消费潮流，对其他消费者的影响。

第四，根据教育外部性产生的前提和根源可划分为竞争和垄断下的教育外部性、制度教育外部性和技术教育外部性。根据教育外部性产生的前提，可以划分为竞争条件下的外部性和垄断条件下的外部性。在教育领域，这种划分首先要考虑教育在教育产业化和市场化大环境下的产品属性问题。教育产品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或者属于准公共产品，需要根据教育产品提供的方式来判断。如果教育产品由政府提供且个人消费不需要购买，如基础教育中的义务教育、特殊教育、国防教育等，这时的教育产品就是公共产品，从某种意义上教育产品是在垄断的条件下产生的，其教育的外部性产生的条件也是垄断。作为补充的民办学校和私立学校，以及高等教育阶段，教育如果不是被免费提供，个人像购买私人物品一样负担教育费用，那么这样的教育就是私人产品，而不管其提供主体是政府还是市场，这时的教育产品具有竞争性，其产生的外部性的前提条件是竞争。但这种划分不是完全的，教育产品的属性整体来说为准公共产品，其外部性产生的条件也是复杂多样的。

根据教育外部性产生的根源，可以分为制度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教育举办的本身要依靠教育制度来维持，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一种制度的存在，会影响到其他制度的运行；另外制度的改革，即教育制度的改革，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变动，这种影响显而易见，不需赘述。而技术性的教育外部性，更多体现在教育产品上，也就是毕业生个人素质提高带来的外部效应，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高校产学研的结合，其研究成果的外部性就是技术外部性。第五，根据教育外部性的状态划分为教育单向外部性和教育交互外部性。教育外部性根据影响传递的方向可分为，教育单向的外部性和教育交互的外部性。单向的教育外部性指教育对其他团体及个人的外部影响，如一所大学对所在社区的外部性影响，而交互的教育外部性正如一所以城市名命名的大学和所在的城市之间的交互影响，两者有共同的利益关系那样，影响力是交互的。如一个城市经济发达则成为学生选择这所城市大学的潜在影响因素(从就业前景上看)，同时如城市大学具有较高的办学水平和知名度，也将会成为城市的象征。另外，根据教育外部性的影响状态，分为稳定的教育外部性和不稳定的教育外部性。稳定的教育外部性是人们通常关注的焦点，也是教育外部性最主要的方面。而不稳定的教育外部性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教育过程中的偶然事件，二是教育研究成果中所带来的技术性教育外部性，这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尤为明显。

三、教育外部性的特性

教育外部性除了具备外部性的一般特性，如传递不通过价格机制、引起他人成本的减少或效用的降低、外部效应与个人收益的不可分割性外，它还具有本身特有的性质。

第一，教育外部性具有正向性。教育同时具备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但是总体来说其正外部性的作用和影响大于其负外部性，这与教育本身的性质和功能相关。教育(学校教育)是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发展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以培养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才的活动。国家举办教育是为了提高国民的素质，促进个人及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促进国家的跨越式发展。因此，教育事业对于受教育者个人以及整个国家来说是一项积极的、意义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事业。教育外部性的实质是教育功能的体现，从教育的性质和功能上讲，教育的正外部性是人们和国家期望的，也是应有的主流。从另一方面讲，教育负外部性的体现大多与教育发展本身的不足相关，解决教育本身发展中的不足，就能较好地减少其负外部性的影响，如教育从文凭本位转向能力本位，假文凭就会失去市场；合理调整高等教育发展结构和提高其教育质量；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就会得到缓解；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和提高教育公平，会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的教育水平差距。随着教育的完善发展，教育的负外部性被限定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其负外部性的影响也就会被统筹在正外部性之下。

第二，教育外部性具有多样性。教育的外部性因教育在级别、类型、性质、区域等方面上的不同具有一定的差别，体现其内部多样性。如在教育级别上，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外部性依次减弱。在教育类型上，教育产业涵盖不同层次，它们有着不同的外部性特征。一般来说，教育产业的外部性小，如教育核心产业中的职业教育外部性相对较小。在教育区域上，一个地区投资教育，因为市场经济下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其他地区也能受益，这就是教育投资的外部性。一般而言，在同一地区，城市级别越低，教育投资的外部性就越大，也即乡镇教育投资的正外部性一般要大于县城的，县城的要大于省辖市的，省辖市的要大于省会城市的，这是因为，贫困农村和乡镇的教育投资越多，教育质量越高，受教育的人向城市级别高的地方流动的可能性越大，而城市级别高的人员向城市级别低，特别是乡镇或农村流动的可能性很小。同样道理，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西部地区教育的外部性大于经济发达地区和东部地区。

外文研究论文范文第15篇

传统的比较优势概念源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比较优势系指各国在土地、劳动力及金融资本等有形资源禀赋上存在着差异，而使一个国家可以在某类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形成比较生产费用优势，据此说明其参与国际分工的依据和条件。由于受时代的局限，该理论的缺陷在于：生产要素仅局限于土地，劳动力及资本等有形资源要素上，没有考虑知识、技术、商誉等后天累积形成的无形资源要素会对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形成比较生产费用优势产生重要影响，也不可能考虑以产业政策为主要调控手段的政府有效干预是影响比较优势变化的重要因素，是后起国提升比较优势，重塑国际分工形象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日本、韩国的兴起就是一例。

2.比较优势和外贸竞争力

外贸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可贸易的本国产品、产业以及从事外贸的企业向本国开放的外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开拓，占据其市场并以此获得利润的能力。从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变化可以看到比较优势仍然在外贸竞争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就中国而言，劳动力丰富而低廉，这正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所在。因此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由劳动密集型产品构成。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一定是具有竞争力的，就一定能够打入国际市场了。理论上可以想象，在一个两各国家的世界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其贸易伙伴的市场上是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在一个多国世界中，如果各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或生产技术完全不同，各自都生产一种不同于其它国家的产品，这种产品同时也是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然而，各国的要素禀赋或者生产技术并不会完全不同，因此各国生产的产品常常是相似或相同的。当几个具有相似比较优势的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出口相同产品时，哪一个国家的产品能在该市场上取胜就取决于竞争优势而不是比较优势了。

竞争力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因此，在一个多国家、多要素、多商品的世界里，一个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并不必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竞争力，以我国输往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的产品来看，总体上根据比较优势我们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由于我们出口的这些产品大多数还是粗加工低档次的产品，主要依靠低价竞争，因此我们的产品一方面面临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相似产品的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又常常遭到发达国家的倾销指控。总之，从整体上说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意味着劳动工资成本相对较低。不可否认，我国的纺织业具有先天的资源比较优势，然而以上优势属于低层次优势很容易被取代和超赶，近年来我国工资水平有了较大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单位产品所耗的劳动力成本有上升趋势，劳动力工资成本己经超过巴基斯坦、印尼、孟加拉国等国家。我国纺织业目前竞争优势缺乏。长期以来纺织业单纯依靠价格优势，忽略了技术创新，缺乏技术优势；我国的纺织品，很少有自己的品牌，更不要提国际知名品牌，缺乏品牌优势；虽然从1999年以来，纺织机械的进口一直维持在20%以上，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术装备落后，自动化程度不高，缺乏硬件方面的优势；管理水平不高、专业人才缺乏、研发创新能力不足、营销网络不健全，缺乏软件方面的优势；工厂规模小，缺乏内部规模效应、产业集群不够，缺乏外部规模效应；信息不灵，市场敏感度不够，缺乏对市场的快速反应机制，并不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是没有竞争力的，但是具有比较优势产品并意味着它会自动具有竞争力。

3.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飞跃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了竞争优势的概念。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公司或产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中心思想是一国兴衰的报本在于国际竞争中是否赢得优势，它强调不仅一国的所有行业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并且要形成国家整体的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的取得，关键在于需求条件、要素条件、相关于辅助产业的状况，企业策略、结构与竞争者四个基本要素和机遇及政府行为两个辅助要素的整合作用。

4.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的战略措施——提高外贸竞争力的战略措施

(1)发挥比较优势是实现竞争优势的基础。比较优势认为，产业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物质禀赋的充裕程度。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还是以各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论。其假设前提都是各国的生产要素不可流动，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可改变。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生产要素方面的天然优势不再被一国所有；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自然资源可以被改进、替代、培养；随着人力资本的投入，发达国家的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日益提高，克服了数量上的不足；随着消费观念的转变，产业内贸易、差异化产品快速发展。比较优势退位，竞争优势表现在依靠抢先投入发展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依靠长期积累并持续对设备、技术、R&D投入获得的技术优势；依靠个性化产品、个性化服务所获得的差异化优势；依靠长期在营销上投资而获得的优势；依靠持续的创新改善、升级换代获得的自我提升优势；依靠政府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支持性制度的外部环境优势；领先独特的管理方法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优势；依靠挑剔的消费者和有力的竞争对手带来的压力优势；依靠网络信息、电子商务平台以及对市场敏感而做出瞬间反应优势等。对于我国来说，充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是发挥比较优势，有效利用资源，为增强外贸竞争力创造条件。这也等于相对提高了资本及技术资源的丰富程度。资本积累多了，并逐步由相对稀缺到相对充裕，就可以较快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资源、技术及产业结构上的差距，从而加快了资源及产业结构的提升，增强了产业的竞争优势。相映之下，不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则这些产业不可能较经济地，并在较短时间内产生竞争优势。如中国的骑车业、电子信息产业以目前状况很难进入国际市场。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积累，渐进的过程，知识经济的来临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契机，更是双重压力（工业经济体系的完善及知识经济带来的产业变革）和更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发挥比较优势，稳步前进才是提高竞争优势的捷径。

（2）发挥政府作用促进外贸竞争力提高。政府要为企业创造一个支撑生产率提升的良好环境，在确保强有力的竞争，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方面扮演积极角色，政府最根本的角色是信息提供者。国家是企业最根本的竞争优势，因为国家能创造并保持企业的竞争条件，国家不但影响企业所做的战略，也是创造并延续生产与技术发展的核心。按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源于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与辅助产业的状况，企业策略、结构与竞争者，机遇以及政府行为六个因素。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前四个基本要素可能很长时间才能孕育成熟，所以政府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基于此，我认为提高我国外贸竞争力，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发展教育产业，积累人力资本。加强人力资源开发，提高熟练劳动力的比重是提升比较优势的关键环节。对我国来说，技术、知识是稀缺生产要素，知识经济的来临使智力资源成为发展经济的战略性资源，要提高外贸竞争力，就必须通过劳动力素质和技术创新来提高效率和开发新产品。而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投入不足，教育投入占国民收入总额比例为2%-3%之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3.5%,造成人力资源匮乏；我国在全部劳动力人口中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存2.8%,受初中以下教育者为86%；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场所，高等教育投入更为不足。因此，我国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具体如增加劳动力进行终身教育和培训机会；改革教育体制，在培养“通才教育”的同时，注意培养创新精神，这对于形成一个富有活力的企业家阶层，对于提高基础研究水平，自主开发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增加科技投入，促进企业的自主研究与开发。我国技术开发能力低下是制约外贸竞争力的因素，而技术开发能力低下除了企业规模小，劳动力素质不高外，R&D投入严重不足，如R&D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1996年为0.5%，同期发展中国家为1%，发达国家为2%。按波特的观点，先进要素在竞争优势中起决定作用。先进要素不同于自然赋予的基本要素。先进要素是个人、企业及政府投资的结果。为培养先进要素，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创造一种有利于先进要素生成和循环转化的环境。因此，除了加人教育投入外，政府还应该加大R&D投入，支持企业的研究与开发，促进企业进行创新。

第三，制定产业倾斜政策，保护关键产业及新兴产业。政府要为企业创造一个支撑生产率提升的良好环境，确保强有力的竞争。对于关键产业及新兴产业，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如关税保护、出口补贴等方式。高技术产业对于改善中国产业结构，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起着重大作用，政府应对这些产业战略性扶持。就当前来说，为取得或保护在一些高科技产业或关键性产业上的优势地位，发达国家广泛采用了多种扶持政策和保护措施，仅美国而言，就频繁使用了有秩序的销售安排，单方面的贸易制裁等手段。我国为了尽快提高外贸竞争力，有必要对一些技术含量高、外部效应大的高技术产业，进行适当的、一定时期的保护，建立有效的高科技产业风险基金，如，应继续对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实行退税优惠，扶持其出口，加速国内产业结构向高科技化发展。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发达地区由于工资成本上升，逐渐失去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我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发达地区率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同时可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充分利用我国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

参考文献：

[1]陈春宝.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外贸竞争力.东北财经人学出版社，1997.

[2]黄顺荃.走向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