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中亚地区地处欧亚大陆腹地，位于50°～80°E，35°～55°N，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5个国家，北靠俄罗斯，南邻伊朗、阿富汗，东接中国，西达里海，土地面积接近400万km2．地貌特征南北差异明显，南部是荒漠、绿洲和山区，北部为草原、平原和丘陵．2012年GDP总量达3039.06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为0.42%，二、三产业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三次产业之比为8.46∶42.67∶48.88，人均GDP达4651美元，对外贸易持续增长，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454.42亿美元，占国民经济的80.76%，能源工业的快速发展使中亚地区日益成为世界能源供给的重要地带和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中亚各国历年的统计年鉴、世界银行网站等，为方便各国间数据比较，货币单位均转换为美元．
2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特征及阶段划分
2.1经济发展特征
近20年中亚地区各国经济快速发展，在区域经济总量、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GDP、三次产业增加值等均有较大的提高．其中，经济总量呈现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增长速度平稳推进，人均GDP不断提升，三次产业结构日趋合理．1)经济总量先减后增，各国差异显著中亚地区生产总值由1993年的848.08亿美元降至1995年的339.68亿美元，随后快速增加，2012年GDP达3039.06亿美元(表1)．由于各国经济基础和政策不同，经济总量变化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第一经济大国，经济总量在波动中快速增长，占中亚地区经济总量比重由5.50%增长到66.97%;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经济总量变化波动较大，整体略有增加;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总量先减后增，其占中亚地区经济规模的比重变化不大．2)经济增长速度波动上升中亚地区GDP年均增长率为6.95%，各年增长率呈波动变化．1993—1994年因通货膨胀塔吉克斯坦生产总值较高，导致1995年中亚地区的生产总值表现为明显下降．1996年以后中亚地区经济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3.76%，但受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影响，1998年和2009年中亚地区生产总值有所下降．各国经济增长速度表现出一定差异，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增速较快，1995—2012年年均增速分别为16.20%与16.51%，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增长速度则低于中亚地区的平均水平，1995—2012年经济增速分别为9.96%，11.09%和9.02%．3)人均GDP不断提升中亚地区人均GDP随地区生产总值有所增加，1993年为304美元，2012年为4651美元，增长近15倍．各国变化具有差异性，哈萨克斯坦人均GDP增长最快，增长42倍，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别增长7倍和8倍，塔吉克斯坦1993年人均产值数值较大导致增长幅度较小，土库曼斯坦则因人口基数大，导致经济总量的增长带来的人均GDP变化幅度较小．2012年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人均GDP大于3000美元，分别为12121美元和6798美元，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人均GDP分别为1717美元和1155美元;塔吉克斯坦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仅953美元(表1)．4)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中亚地区的三次产业均取得了长足发展，产值规模大幅增加．其中一、二、三次产业产值分别由1993年的179.50，373.32和295.26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257.09，1296.62和1485.34亿美元(表2)，年均增速分别为1.91%，6.77%和8.87%，二、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远大于第一产业．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中亚第一农业大国，农业产值规模增长近5倍;哈萨克斯坦依托能源资源优势，工业发展迅速，逐渐取代土库曼斯坦成为中亚地区的工业大国，到2012年工业总产值达755.11亿美元，较1993年增长近8倍，占中亚五国总产值比例达68.35%;第三产业发展以哈萨克斯坦最为突出，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其他产业发展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吉尔吉斯斯坦国际贸易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塔吉克斯坦的发展则较为缓慢．从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由1993年的21.17%减小到2012年的8.46%;第二产业比重先降后升，由1993年的44.02%下降到1997年的33.26%再上升到2012年的42.67%;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由1993年的34.82%上升到2012年的48.88%．总体而言，中亚地区的农业地位显著下降，产业发展趋向于二、三产业，产业结构从二、三、一演变为三、二、一(表2)，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不同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哈萨克斯坦第一产业比重持续降低，二产比重先降后升，三产比重先升后降;其余4国第一产业比重相对稳定，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第二产业逐步增长、第三产业波动减小，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第二产业比重波动减小，第三产业显著增加．
2.2经济发展阶段划分
根据中亚地区的经济总量、人均GDP和产业结构演变过程，结合前人研究将其经济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
1)经济停滞和衰退阶段(1991—1995年)
从独立到1995年，中亚各国开始打破旧制度，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该阶段各国经济发展骤然失去依靠和联系，为制止经济形势恶化、巩固国家独立成果、建立独立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亚各国逐步建立健全的经济管理机构、相关制度和法律体系，并相继发行本国货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阶段，地区经济发展总体下滑，三次产业均有所衰退，地区生产总值降低50%左右，其中一、二产业产值下降比较明显，分别从1993年的179.50亿美元、373.32亿美元下降到1995年的67.65亿美元和126.21亿美元．
2)经济复苏阶段(1996—2000年)
该阶段中亚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各国相继制定了本国的经济或工业发展战略，经济发展进入较为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各国开始重视国家在经济运行中的调控作用，实行具有稳定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财政、社会保障等方面作出相应安排．这一阶段随着政治局势的稳定，各国经济普遍回升，但因亚洲经济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仍较为波动，1999年以后国民经济发展重新回升．到2000年，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分别达72.82，156.09和160.24亿美元，三次产业结构为18.71∶40.11∶41.18．
3)经济稳定增长阶段(2001年以后)
2001年以后，中亚国家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注重经济区内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能源战略地位促使其对外经济获得较快发展，与国际接轨的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国内市场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体系开始日趋完善并发挥作用，各国依托丰富的能矿资源，以资源贸易、资源开发为导向，纷纷制定本国的经济发展重点，各国经济普遍持续好转，经济发展进入稳定增长阶段，三次产业结构向三、二、一合理的产业结构演进．对外贸易成为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到2012年中亚地区对外贸易取得巨大发展，以能源矿产等原料为主体的贸易出口额达1414.91亿美元，以轻工食品等为主体的进口贸易额达1039.52亿元．
3中亚地区经济发展时空演变与推动因素
3.1经济发展差异变化的时间特征
基于数据可获取性，以中亚各国为研究单位，选取人均GDP为指标，计算1993—2012年中亚地区人均GDP的标准差指数和变异系数［15-17］．结果表明，近20年中亚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变化表现出先波动减小后逐步扩大的趋势．以标准差指数反映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绝对差异．1993—2012年中亚地区标准差指数总体有所上升，由478.49上升到4355.77，增长近8倍，年均增长204.07，这说明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绝对差异在逐步扩大．根据变化幅度的不同，可以划分为2个阶段:1993—2000年为波动减小阶段，该阶段处于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停止衰退与复苏阶段，绝对差异呈现波动减小，由478.49减小到428.23;2001—2012年为快速增加阶段，这一阶段地区经济稳定增长，依托区域资源进行工业发展，区域经济差距不断增大，由428.23增长到4355.77，年均增长327.30．这主要与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相关，进入21世纪以后中亚地区市场经济体系日趋完善，对外贸易快速发展，能源战略地位凸显．以变异系数反映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差异，近20年区域经济差异先减后增，可以划分为2个阶段．1999年以前为波动减小阶段，变异系数由0.99减小到0.54，这一时期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有所减小．2000年以后为平稳增加阶段，中亚地区经济发展走上快速增长阶段，各国资源禀赋、发展条件不同，经济总量增长与人均GDP增长也产生巨大差异，区域间经济差距逐步拉大，变异系数由0.65增长到0.96．
3.2经济发展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
为反映中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变化，以1993年、2000年、2012年中亚各国人均GDP数据，按中亚地区人均GDP均值的50%、100%、150%为划分标准，依次将各国分为低水平发展区(＜50%)、中低水平发展区(50%～100%)、中高水平发展区(100%～150%)、高水平发展区(＞150%)．能源产品出口长期给国家提供外汇收入，1997年以前土库曼斯坦是中亚的主要能源出口国，1993年其能源净出口量占中亚五国净出口总量的90%以上，是中亚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近年哈萨克斯坦逐渐成为中亚地区主要能源出口国，2000年以后能源净出口占中亚五国总量的比重高于50%且逐年增长，导致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由中低水平发展区域逐步演变成高水平发展区域(表3)，迅速成为中亚地区的第一经济强国，土库曼斯坦则由高水平发展区逐步演变成中高水平发展区．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其经济发展水平逐渐由中低水平向低水平演变，吉尔吉斯斯坦则持续处于低水平经济发展区．从空间上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断降低，由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演变成北高南低、一高多低的发展格局．
3.3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
中亚地区的能矿资源丰富，尤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是世界重要的能源战略基地，能源工业成为各国产业发展的重点，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各国均制定了能源发展战略，国际原油市场需求明显增加导致能源价格的居高不下，也使其加快了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开采和出口步伐，成为世界各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对象，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能矿资源匮乏，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制约了其发展速度，导致了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中亚各国积极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了重工业为主体、第三产业逐步完善的产业体系和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使其逐步摆脱经济困境，经济联合作用显著增强．各国和平稳定的政治格局、连续的国家政策，及中亚地区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也促使俄罗斯、欧盟、美国和亚太国家对其能源进口需求的日益增加，有效促进了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
4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1)近20年中亚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经济总量先减后增，2012年中亚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039.06亿美元，因资源基础、经济政策与发展环境的不同，各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经济增长速度波动较大，整体有所上升，1993—2012年年均增速为6.95%;人均GDP不断提高，2012年达4651美元;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一产比重明显下降，二产比重先降后升，三产比重持续上升，2012年一、二、三次产业产值分别达257.09，1296.62和1485.34亿美元，产业结构调整为8.46∶42.67∶48.88．
2)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可划分为3个阶段:1993—1995年为从独立到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经济停滞和衰退阶段;1996—2000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市场体系得到进一步加强的经济复苏阶段;2001年以后为积极参与经济合作的经济稳定增长阶段．中亚地区各国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在时间上表现出先波动减小后逐步扩大趋势;空间上，区域经济发展均衡程度不断降低，由均衡发展演变成北高南低、一高多低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中亚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归功于国内、国际因素的双重推动．能矿资源丰富、国际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市场经济改革的有效实施和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中亚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作者：陈金松 单位：南阳理工学院
南阳市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一)县域经济整体滞后，地区发展不平衡河南省统计局对108个县(市)经济综合实力发展评价结果显示，南阳市11个县(市)平均排名56位，没有一个进入全省前20位，排名最高的西峡县仅为第30位，大部分县(市)处于中间靠后的位置。以上数据表明，南阳市县域经济的发展整体上是比较落后的。同时，即使在全市范围内，各县域经济的发展也很不平衡:GDP最高的邓州市214．2亿元，相当于最低的社旗县2．8倍;人均GDP最高的西峡县30559元，是人均GDP最低的方城县10280元的3倍。工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是反映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2009年邓州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7．43亿元，是社旗县15．3亿元的3．8倍［3］。(二)县域经济的产业集聚区建设同质化严重，规模还有待进一步壮大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产业集群是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重要的经济形态，建设产业集聚区是南阳市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的创新举措，各县域经济主体也都将产业集聚区作为促进县域经济腾飞的助推器。但在建设过程中，很多县域经济产业集聚区没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实际上只是普通的工业园区，相互之间没有关联，只是简单的“集”，而很难形成产业“聚”的竞争力。(三)产业结构调整较慢2009年的南阳市县域经济第一、二、三产业间的比例是21．4:51．1:27．5，第一产业比重分别高于全市、全省平均水平3．3个、10．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低于全市、全省平均水平4．4个、6个百分点，有7个县市产业结构还停留在“二一三”的较低层次。与相对发达的地区的县域经济产业结构相比，更是存在着较大差距。据全国县域经济网的相关数字显示，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产业结构比例为:一产:二产:三产比例是11．8:55．3:32．9。一产比例最高的达31．2%，最低的是1．9%;二产比例最高的达77．7%，最低的是31．4%;三产比例最高的达43．7%，最低的是17．6%［4］。(四)县域经济的工业化程度较低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农业的工业化是实现经济腾飞的必由之路。作为以农业为主体的县域经济主体，工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是富民强县的根本。统计数字显示，2007年度，南阳市县域经济体内工业国内生产总值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为48%，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23．0%，这两个数字均低于河南省平均水平;南阳市县域经济内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均值24．31亿元，工业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更远低于发达县市。
加快南阳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围绕农业发展和农民增长，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物质闭环型经济形式，倡导以生态型资源循环利用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单纯依赖资源消耗和投入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形式相比，循环经济更强调资源的节约利用和循环再生［5］。县域经济作为一个独立、综合的经济单元，兼有农村农业经济和城市工业经济两种形式，也是融合城乡经济的桥梁和纽带，是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保持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大力发展县域循环经济，以农产品的深加工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全面促进农业和现代化工业的融合，高效利用与循环利用资源，有效减少单位经济的资源投入，从而实现发展农业和工业化的完美结合。(二)扶植重点产业，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县域经济是功能相对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其活动涉及到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环节及三大产业。但是，县域经济又不同于全国的国民经济，不能追求“大而全”，而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旅)游”，结合本地的资源优势和历史传统，努力打造富有县域特色的经济品牌。著名的“中国玉雕之乡”镇平县正是发挥其历史文化传统和技术的优势，“无中生有”培育玉雕文化产业，如今，玉雕已经成为镇平县域经济中的特色支柱产业，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三)突出比较优势，做大做强县域产业集聚区按照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缘于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区域和地区都具有其“比较优势”的产品。从南阳市县域经济的发展实践看，借助产业集群作为促进和带动县域经济腾飞的“增长极”，各县域经济单元逐步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优势的集群化发展路子，如:南阳镇平县的玉雕产业、西峡县特色工业、特色农业和特色旅游业、桐柏的碱化工产业、社旗的白酒产业等，在全国都有相当的知名度。但在产业集聚区的发展中，各县域经济单元也存在着没有注重产业的关联度和适应性，产业集群存在同质化等问题。县域经济主体一定要避免建设中的同质化，突出比较优势，培育主导产业，打造富有县域特色的产业集聚区［6］。(四)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县域经济主体不仅是市场调控和资源配置的主体，更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在对县域经济发展指标的考量上，不能单纯把县域经济规模的壮大和发展速度作为指标，要把城乡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和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增收、新农村建设等社会发展进行综合考评。要注重市、县两级管理机制的创新，不断强化县域经济主体的经济社会管理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使之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单元。要不断解放思想，鼓励县域经济主体积极通过大力开发县域人力资源，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条件，吸引外来人才，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和技术优势，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1.地区增长效应的时间序列分析
FDI作为长江三角洲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对长江三角洲（本文指浙江、江苏与上海两省一市）与全国情况的分析（见表1），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80-90年代期间，全国和长江三角洲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都保持了比较快的增长速度，其中江苏位居第一，1985-1999年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6.10%，上海和浙江也都在30%以上，平均为33.75%，均远远高于全国和本地区的GDP增长水平。计算GDP与FDI的增长弹性比发现，长江三角洲增长弹性比要高于全国，说明在长江三角洲FDI对GDP增长的带动作用比较强。平均而言，长江三角洲吸收的FDI每增长1%，GDP就会相应增长0.49%。
表1FDI增长弹性比较
附图
注：增长弹性＝GDP增长率／FDI增长率，表明FDI每增长1%，GDP的增长百分点。
资源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和《江苏统计年鉴》1981-2000年各版。
利用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比较，假定GDP与FDI之间存在LNGDP=αLNFDI+β，即GDP=eβFDIα。其经济学含义为：FDI要素投入与产出(GDP)之间满足对数型数量关系。α表示要素投入的报酬率，即FDI投入每增长1%时产出的增长率；eβ作为常数项，表示除FDI之外其他所有要素投入的影响，主要是劳动要素的影响。
我们分别根据长江三角洲两省一市以及总体和全国的FDI与GDP（根据同期人民币汇率换算后按人民币计算）时间序列，对上述回归系数及其参数值进行了估计，回归结果（表2）符合统计检验要求。
表2GDP与FDI的回归分析结果
附图
资源来源：同表1。
从实际计算结果看，长江三角洲各省市GDP与FDI存在比较稳定的内在依存关系，长江三角洲的FDI投入对GDP的报酬率是0.3641，即当FDI投入增长1%时，GDP将增长0.3641%左右。从全国和长江三角洲各省市比较来看，以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为特点的省市，FDI的贡献率低于平均水平，但是这些省市的劳动要素由于与FDI的有效结合，对产出效率提高的影响十分显著。这种特点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在面向长江三角洲的投资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事实上长江三角洲仍然具有劳动要素价格偏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对总产出增长贡献率较大的典型特点。
2.贸易增长效应分析
一般而言，FDI的贸易效应体现在贸易替代效应、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补充效应和市场扩张效应四个方面（刘恩专，1998）。外资的大规模进入，促进长江三角洲对外贸易快速增长，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持续上扬。
为测量长江三角洲FDI的贸易效应，我们利用1985-1999年的数据，分别计算了FDI、外商累计直接投资(FDIC)、上一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FDIC-1)和出口(EX)、进口(IM)的相关系数（见表3）。同时考虑到时滞效应，以EX=α＋β(FDIC-1)和IM=α＋β(FDIC-1)+γFDI进行回归分析（见表4），统计检验表明结果是有效的。
表3FDI与进口、出口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FDIFDICFDIC-1
上海EX0.8640.9910.976
IM0.7770.9360.937
浙江EX0.9130.9850.965
IM0.8860.9680.951
江苏EX0.9480.9940.984
IM0.9680.9810.963
长江三角洲EX0.9440.9890.973
IM0.9130.9730.961
全国EX0.9420.9450.923
IM0.9700.9350.906
资源来源：同表1。
表4FDI与进口、出口的回归分析结果
附图
资源来源：同表1。
从回归结果看，出口方面，外商累计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具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说明FDI对出口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长江三角洲各省(FDIC-1)的系数要明显高于全国，说明FDI在长江三角洲出口中的带动作用要高于全国，长江三角洲的FDI具有较强的外向性。这种现象有其必然性，长江三角洲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廉价、高质，外资可以利用这一条件巩固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香港、台湾省、日本及东南亚来长江三角洲投资的企业，在其资本输出地就是出口加工型的，这些企业因成本原因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后，必然仍以出口加工为主。
进口方面，FDI与进口之间具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外商在投资初期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设备，回归分析也验证了这一结果。而全国FDI的系数要明显高于长江三角洲各省，FDI在长江三角洲进口中的带动作用要显著低于全国，说明长江三角洲的投资配套能力较强。
在促进总量增加的同时，FDI还促进了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改革开放之初，长江三角洲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外商投资企业数量迅速增加，且多为两头在外型的加工贸易企业，引起了加工贸易进出动的大量增加，（注：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加工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多年保持在50%以上，并且这一比重还有增加的趋势。）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进出口中的比重迅速提高。由于制成品占外资企业出口的比重大多数年份在90%以上，促使长江三角洲出口结构向以制成品为主的结构转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跨国公司和国际电子代工业的大规模进入，又使得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出口结构进一步向高新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产品方向转化。
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变化的总体特征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这一转变具有阶段性特征。在这一过程，外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对国内投资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且大部分外资流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因此，作为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源之一的外国直接投资及其投向成为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增长及其结构调整；二是通过这种调整带动了三次产业间比例的变化，加快了产业结构升级；三是推动了产业内部的结构优化，特别是工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
1.投资带动作用分析
FDI对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及其部门结构变化实现的。以LNGDZCTZ=αLNFDI+β对长江三角洲固定资产投资(GDZCTZ)与FDI进行回归分析（见表5），结果表明FDI对本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具有强烈的带动作用。这说明外资在本地区产业结构变动中的作用能力，并不单纯地体现在外资本身规模对三次产业中投资规模的影响上，还通过拉动投资规模放大了这种影响。由于长江三角洲的外资大多流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使得本地区二、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加。而FDI的投资拉动作用，又使得更多的资金进入二、三产业，本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部门结构进一步向二、三产业偏移。这种部门结构的变化，带动了三次产业间比例的变化。
表5固定资产投资与FDI的回归分析结果
附图
资源来源：同表1。
2.产业结构转变效应分析
三次产业增加值的相对变化是反映产业结构转变的主要指标，FDI对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最终体现为不同行业实际利用外资对其增加值的贡献。为测量长江三角洲FDI的产业结构转变效应，我们以LNGDP(i)=αLNFDI(i)+β进行回归分析（i=1、2、3，分别表示一、二、三产业），结果如表6。
表6三次产业增加值与FDI的回归分析结果
附图
附图
资料来源：同表1。
t检验值分析表明，FDI对长江三角洲各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基本没有解释能力，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影响的重要性要高于对第三产业增加值影响。这与我们观察到的现实情况相吻合，第二产业一直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外资进入的重要领域，特别是江苏的外资有近90%流入第二产业。α值分析显示，FDI对第三产业增加值的贡献高于第二产业，并远高于第一产业，说明FDI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转变中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以高于全国的速度迅速下降，第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不断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可见，长江三角洲地区能够在短短20余年间由工业化初期迅速步入工业化中后期，FDI是其中最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3.结构优化效应分析
FDI不仅仅是一个资金问题，而是一种“一揽子”生产要素整体推进的经营活动，包括资金、技术、研究开发能力、组织管理技能、人力资源开发和世界贸易网络等多方面的内容。因此，FDI对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三次产业的变动上，最重要的影响是体现在通过调整社会资源配置使之达到优化组合，以及通过带动技术进步，从而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
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FDI促进了本地区出口导向工业的发展，这可从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出口额的增长，与出口贸易增长的相关性得到证明。二是FDI改造了本地区传统的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如化工、饮料、化妆品、洗涤剂、啤酒、轮胎等。长江三角洲的这类行业原已有较庞大生产规模，但技术落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大量进入，通过传统技术与成熟技术的转移，对这些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产品结构的优化起到了明显的作用。目前这类行业与国外已无明显差距。三是FDI促进了本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使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的比重明显提高，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位次后移。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跨国公司大量进入长江三角洲，投资大多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而使长江三角洲一些重要产业短短10多年跨越了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传统过程，汽车、邮电通信、家用电器、计算机、电子、芯片等行业，都是如此。四是FDI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一条捷径，由于长江三角洲具有工业基础较好、产业门类齐全等优势，外商投资企业通过一批配套生产企业，通过中间投入品的本地化，带动了本地区中上游产业的发展，并将其带入国际市场，使本地区能够更加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从而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一条捷径。
三、产业集聚效应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早就发现，集中在一起的厂商比单个孤立的厂商更有效率。这种存在于行业内部而非个别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效应被称作外部性。一般来说，产业集聚能够促进专业化供应商队伍的形成，能创造一个完善的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区域内的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厂商的地理集中分布有助于创造性的构想以及技术秘密在个人之间非正式的交流，即产生知识外溢，从而推动创新；产业集聚是新企业诞生的催化剂，在产业集聚的地方，集中的顾客群降低了设立新企业的投资风险，投资者容易发现市场机会，创业者更容易发现产品或服务的缺口，再加上产业集聚区域的进入障碍低于其他地区，所需要的设备、技术、投入品以及员工都能在区域内解决，因而开办新的企业要比在其他地区容易得多；产业集聚加剧了竞争，同居一地，同行业相互比较，有了业绩评价的标尺，这为企业带来了竞争的压力，绩效好的企业能够从中获得成功的荣誉，而绩效差的或者平庸的企业会因此感受到压力。不断的比较产生了不断的激励。产业集聚增强了竞争，竞争也提升了产业集聚区的竞争能力，使得区内的企业比起那些散落在各个地方的企业，具有了更强的竞争优势，更容易进入这一行业的前沿地带。
在没有外资进入时，一个落后地区要形成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群是十分困难，特别是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改革开放前的长江三角洲就是如此，产业结构“小而全、小而散、小而弱”的特征十分明显。20年来外资的大规模持续进入对长江三角洲的产业集聚产生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使得全球的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向本地区集聚，新的生产力布局正逐步形成，区域竞争力不断提高。分析长江三角洲FDI诱发的产业集聚，我们发现：
(1)长江三角洲FDI诱发的产业集聚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主要是汽车、汽车零部件、化工、电子、仪器仪表等行业，并使长江三角洲正逐步成为全球装备工业加工制造中心。
(2)在长江三角洲内部，FDI诱发的产业集聚主要集中在上海周边。以苏州为例，苏州是全国利用外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也是利用台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从1992年开始，苏州每年仅台资的引进合同金额都在10亿美元左右，而且台商投资产业也多集中于电子信息业，投资的产业关联度高，形成了围绕龙头企业配套协作的企业群，如以明基电脑、全友电脑和华宇电脑为核心的IT产业群。目前苏州地区已建立起鼠标、彩显、液晶显示器、超微半导体等多个大规模生产基地，绝大多数产品与国际先进技术保持同步发展，许多产品已在国内、国际市场占有较大份额。
(3)长江三角洲FDI诱发的产业集聚使得高科技群落正在本地区逐步形成。目前长江三角洲已经成为我国电子通信、生物医药、新材料等诸多高新技术产业重要基地，以微电子、光纤通信、生物工程、海洋工程、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居全国领先位置。
(4)长江三角洲FDI诱发的产业集聚并没有形成产业“飞地”。由于工业配套能力较强，能够解决中间投入品本地化的问题，FDI对本地区中上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
(5)在FDI诱发的IT代工业产业集聚中，对先行公司的跟随造成公司的“群集”的特征十分明显。台湾IT代工业认为长江三角洲生产线操作工人工资水平仅为台湾地区1/20，企业向这里转移能够获得成本优势，不转移的企业将面临生存危机。此外，地理位置上的就近性也是外商迁移产能至此的重要因素。逐渐向内销转型的外商希望能据江南而内控腹地，将长江三角洲的产品以最短的距离运到各省，达到就近销售市场的目的。现在，沿沪宁高速公路的经济带上，产业链的凝聚效应正在吸引IT厂商候鸟似地到江苏“扎堆”。电脑主板、笔记本电脑、显示器、键盘、鼠标、UPS电源、通信、硬盘、扫描仪、微处理器等诸多产品的制造已蔚成气候。
四、结论与建议
实证分析与经济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外资进入在弥补长江三角洲资本不足，推动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产业积聚，增加就业，促进技术进步，加快贸易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等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表明在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进程中，资本仍是最稀缺的要素，要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必须积极利用外资以加速资本形成。
按照钱纳里等人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长江三角洲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阶段；按照邓宁“投资周期论”的标准，处于第二等级（人均GNP400-1500美元）向第三等级（人均GNP2000-4750美元）过渡的阶段。按照国际经验，在这样的发展阶段，除了要继续保持利用外资规模，以解决资本不足和就业问题外，还需要考虑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加入WT0后，长江三角洲利用外资在高端受到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在低端受到中西部地区的挤压。要保持利用外资优势，未来外资政策的战略定位应侧重于：一是立足地区产业特色，实施与产业政策相协调的外资政策，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争取由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向主要从事资本密集型产品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的转化。二是积极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分工调整，争取在某些领域从垂直分工序列上升到水平分工序列，继续保持动态比较优势。
［收稿日期］2002-04-18
【参考文献】
[1]Macdouall.G.D.A,1960,ReturnandCostofForeignPrivateInvestment，Economic,V01.36.
[2]李岚清主编：《中国利用外资基础知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5年版。
[3]钱纳里等著：《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赵晋平编著：《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刘恩专：《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98中国国际贸易年会论文，1998。
[6]何洁、许罗丹：《我国工业部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效益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文汇》1999年第2期。
[7]何洁：《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益的进一步精确量化》，载《世界经济》2000年第12期。
[8]周谋、庄辉：《跨国公司在无锡新区投资的现状与展望》，载《无锡经济参考》2001年第4期。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2001,pp.4.）。目前，地区合作的理念意识——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一样十分流行。正确认识地区一体化的历史、原因、功能和趋势，对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全面融入全球化过程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地区一体化的历史发展
地区一体化并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现象。自19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地区一体化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以货币同盟为主体的早期阶段
19世纪，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在欧美迅速扩展，以自由贸易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兴起。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处于这场革命的中心。1860年，以英、法签订“科布登条约”为标志，欧洲的贸易自由化达到高潮。在这一背景下，欧洲开始了地区一体化实践。
地区一体化起源于关税同盟。1834年，尚处于邦国同盟状态的德国出于经济统一和工业化的要求，建立了由18个邦国结成的德意志关税同盟。1852年它扩展到全部39个邦国。1857年，它与奥地利建立了德奥货币同盟，使用共同记帐单位——银马克，直到1866年因普奥战争而解体。
19世纪西欧地区一体化的典型形式是货币同盟。1865年，由法国、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4国建立了拉丁货币同盟，奥地利和希腊在1867年加入。1875年，挪威、瑞典和丹麦3国建立了斯堪的纳维亚货币同盟。这两个货币联盟的共同特点是成员国协商安排货币制度，统一规定货币重量、名称、形式和流通汇兑方法。拉丁同盟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它1821年确立的金本位对法国等西欧大陆国家银本位及相互关系的冲击。拉丁同盟采取金银复本位，一方面与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开放相适应；另一方面可以保持货币独立性和成员国之间经济关系的稳定性。1878年后，拉丁同盟实行跛行金本位制度、依然坚持白银的法偿地位。斯堪的纳维亚货币同盟源于法国等实行复本位、而英国及德国实行金本位所产生的挤压，建立货币联盟是一种居中的选择；1885年后，联盟主要发行无黄金保证的纸币，并一直坚持到1914年。
20世纪初，由于西欧一体化的影响，1910年在非洲出现了由南非等4国建立的“南非关税同盟”。但两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虽然两次大战之间也出现过区域化组织，加1922年成立的比卢经济同盟、20世纪30年代的奥斯陆集团等，但这些地区组织为时不久、也无实质性发展。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年中以共同市场为主要形式的全面兴起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区域化发展进入复兴和全国兴起的新阶段。在西欧，1948年，比、卢、荷3国根据1944年伦敦协定建立了关税同盟；1952年法国等6国创立“欧洲煤钢共同体”，1958年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1960年，英国等7国成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在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从1959年法国指导加蓬、刚果、乍得和中非共和国4国在巴黎建立中非关税与经济同盟开始，兴起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一体化组织。具有代表性的地区组织，在非洲有：西非经济共同体(1959)，中非关税与经济同盟(1959)，东非共同体(1961)，马格里布共同市场(1964)，南非关税同盟(1969)；在拉美有：中美洲共同市场(1959)，加勒比共同体(1968)，东加勒比共同体(1968)，拉美一体化协会(1960)，安第斯共同市场(1969)；在亚太有：阿拉伯共同市场(1964)，澳新自由贸易区(1966)，东南亚国家联盟(1967)。到20世纪70年代初，关贸总协定成员中有80多个成员分别属于17个区域组织。
这个时期区域化的主要特点是：(1)地区合作除了关税同盟和货币合作外，还包括产业、科技、文化、社会、政治、安全方面的合作，经济共同体为主要形式。(2)大部分地区一体化组织建立了超国家性质的功能性机构，如地区合作基金、地区中央银行和投资银行等。(3)地区组织已在全部大部分地区得到发展。虽然地区内有传统经济联系、政治经济状况相近或相同成员组成的区域组织仍是主流，但与战前相比，区域化的内容、组织和分布都有了很大变化。
地区一体化复兴和全面兴起的背景是：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视自主发展与国家安全，既要参与美国主导的贸易和投资全球化，又担心外来控制和卷入国际争端。而西欧国家既担心经济上受美国控制，又担心美苏争霸危及欧洲安全以及内部冲突再起，欧洲联合被视为保证欧洲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在东西方关系中找到回旋余地、维护欧洲安全与稳定的重大战略。法国政治家莫内曾指出，“在当今世界上，就现代技术手段而言，与今天的美国和俄国以及明天的中国和印度相比，我们这些国家已变得太小了。欧洲各国人民统一于欧洲合众国是提高生活水平、维护和平的一种手段。这是当代莫大的希望和运气”（注：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中文版，16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0世纪70代中期以后，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打击，区域化高潮开始回落。
（三）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以开放化和多样化为特征的加速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冷战由缓和到终结，以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开放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区域一体化进入振兴和加速发展期。其主要表现是：(1)地区组织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更高的层次上开展合作，更多地关注社会、环境、和平与安全问题。(2)地区组织进一步扩大。例如，欧盟1995年扩大为15国，1997年开始筹备东扩、计划吸收中东欧国家。又如东盟，1984年吸收文莱，1995年越南加入，1997年吸收老挝与缅甸，1999年接纳柬埔寨，成为拥有10个成员国的“大东盟”。(3)新的地区组织大量崛起，如北美自由贸易区(1992)、南方共同市场(1991)、亚太经合组织(1989)、南亚区域合作联盟(1985)、中西亚经合组织(1985)、孟印斯泰经合组织(1997)、里海经合组织(1992)、独联体联盟(1993)、非洲经济共同体(1991)等，地区组织已遍布全球。(4)地区组织打破了原有单一类型的结构，形成了类型不同的国家合作共存、多种类型的地区组织并存的局面。目前许多地区组织中既包含了发达国家、又包含了发展中国家，既包含了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相同的国家、也包含了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5)地区组织向跨区域联合方向发展，地区组织表现出明显的开放性特征。如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的合作，亚欧会议开始的欧盟与东亚的合作，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等。所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地区主义就是指在全球化压力下，地区一体化的开放性、多样性，地区涵义拓展、合作内容加深、范围延伸的新状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地区主义的发展显然是因为各国、各地区都希望抓住发展机遇，应对全球化发展引起的一系列挑战。连欧盟这个目前最成功的地区组织也一再强调，强大的、稳定的和开放的欧洲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角，而这又必须以地区一体化发展为基础。
地区一体化的发展表明，它与全球化发展密切相关。全球化打破了传统的地区性国际关系、形成了全球国际关系体系，但地区一体化再度加强了地区关系。这种“回归”现象客观上要求合理的解释。
二、地区一体化的理论解释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区域化原因的解释主要是经济一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地区一体化建立地区统一市场、利用市场机制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功能，是它兴起的基本原因。例如，关税同盟理论认为，关税同盟通过“贸易创造”和“贸易转向”效应扩大内部贸易，有利于资源配置和生产发展。大市场理论认为，共同市场可以获得规模经济，加强竞争，推动技术创新，增强经济活力。协议分工理论指出，国家间协凋解决地区分工和市场问题，可以实现成本长期递减，促进贸易和生产和谐发展。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地区要素流动和国际收支均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丁伯根指出，经济一体化就是废除阻碍经济运行的人为因素，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认为，由于民族国家经济难以直接走向单一世界经济，地区一体化在走向单一全球经济中起过渡作用（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文版，1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与此相应，国际政治学界提出了解释区域化发展机制的各种理论。例如，具有代表性的新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地区精英团体发起的功能性合作活动会创造出新功能活动的要求与环境——这种“溢出效应”不断扩大，推动一体化运动向前发展。交易主义理论认为，地区内人民间大量的交易、社会学习和“共同体心理”形成过程，是一体化运动的动力。国际机制理论认为，地区合作机制定义了博弈规范，这种机制保证着一体化发展。政府间至上主义认为，地区一体化加强了政府权力，政府不断推动着一体化发展（注：DimitrisN.Chryssochoou,MichaelJ.Tsiniszelis,TheoryandReformintheEuropean
Union,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99,pp.7～27.）。
经济一体化理论显然忽视了地区一体化兴起和发展的全球化背景。如果说地区一体化单纯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市场化手段，那么，它不应与全球化并存发展，因为就资源的市场最优配置而论，它不及全球化；假定它是全球化的准备，全球化兴起它将失去存在的理由。地区一体化之所以在全球化中兴起和发展，根本问题在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性质不同和对国家的影响不同。
我们知道，全球化是指经济资源在全球自由配置、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状况和历史过程。全球化在本质上是市场化，它的主要功能是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和全球资源促进增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是效率和增长的来源，市场是分工的条件，通过市场竞争，各经济主体乃至各国明确自身优势，形成合理分工，资源充分利用，经济获得增长。但是，全球化既意味着市场由中心向延伸，更多国家参与增长过程，也意味着波动和冲击易在国家间蔓延。因为全球化一方面产生扩散效应既加速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又产生极化效应即财富向中心集中、使中心更有力地支配和影响的趋势。至于这两种趋势何为主流，则取决于技术创新和主导部门调整的相对速度，以及经济主体的创新意识和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因此在客观上出现中心与、与、中心与中心的竞争和博弈撞击过程。而且由于经济交汇使国家的功能受到限制，国家特别是国家很难控制安全和稳定问题，安全概念本身成为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在内的综合安全概念，而不仅是领土完整、国家不受到外部军事威胁问题。早在19世纪全球化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文版，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宣称，全球化破坏了民族国家与国民的安全契约，国家不能维护国民和企业的利益，国民对国家失去信任与忠诚，从而使民族国家这一社会组织走向分化与终结（注：DanielDrezner,GlobalizersoftheWorld,Unite!TheWashingtonQuarterly,Winter1998,pp.209～223.）。这固然夸大了全球化冲击，确也指出了全球化对国家安全和稳定的不利影响问题。
地区一体化是国家采取的回应对策。它并不反对市场化和全球化，但它倡导和坚持平等对话与协商原则，在这一基础上开展包括政治、经济、贸易、货币、文化、科技、控制冲突等方面的合作，通过政策合作引导市场化发展。它在本质上是地区合作主义，或者说是合作引导下的市场化过程。这种合作特性使它具有应对全球化冲击，维护安全与稳定发展的功能。
第一，地区一体化坚持合作发展意识，摈弃极端利己主义意识，平等对话协商，求同存异，化解地区内国家间矛盾与冲突，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发展。
全球化不等于国家、个人和公司的同质化，个人、公司和民族的特性并不因市场界限的突破而消失，不同国家市场主体间的非同质竞争和利益冲突最终表现为国家间的竞争和政策冲突发生。地区内国家间的合作，既有利于缓和矛盾，也有利于市场竞争的继续发展。例如，地区内各国政府共同发起的经济技术活动，将直接推动各国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培养共同发展意识，形成政府引导下的市场竞争，改善地区经济结构，避免结构趋同引起的过度竞争与冲突，这对地区经济发展、就业、劳动保护、环境污染控制、提高国际竞争力、保证基本商品稳定供应都有重大意义。此外，全球化过程中对重要资源的要求，会引发地区内各国在领土、疆域归属上的争端，地区对话、协商、合作，一方面可以消除误解、抑制冲突、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可以在合作开发、共同利用中逐步寻求解决途径。
第二，地区一体化形成经济活动的地区集中化，客观上减少对外部的依赖，造就一个区域大市场，有利于抗御外部经济冲击，维护地区经济安全。
全球化时代最大的安全问题是经济安全。大规模的贸易流动和资本进出使一国市场很难容纳和承受，而冲击的后果是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收入和消费急剧下降、经济活动萎缩，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在内的国家综合安全遇到严峻挑战。地区大市场除了有利于资源配置、增强地区实力之外，由于它的规模和深度优于一国市场，有利于缓和外部冲击。货币冲击实际上是一个货币依赖问题，地区货币一体化既有利于形成金融大市场，也有利于国际货币金融结构的对称发展，削弱少数国家的金融霸权、抑制该国市场主体利用货币特权进行资本冲击的机会。贸易冲击也是不对称依存问题，经济发达、市场庞大的中心国家对外依存度比经济规模小的国家低，前者的贸易政策变化和经济波动往往是后者的贸易经济活动强烈张驰和紧密的重要原因；地区贸易合作既适应了小国或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的特点，又降低了对外部的依赖度及所产生的贸易冲击。当然，地区政策合作也意味着内部贸易、金融、货币和经济活动的协调性增强，减少了内部冲击的来源。
第三，地区一体化在国际体系中形成地区政治与经济力量，推动世界多极化格局发展，有利于抑制霸权主义，维护国际政治安全。
全球化往往与少数中心国的霸权主义行为相联系。因为中心在经济上的既得利益往往转化为政治军事优势、民族优越意识和霸权欲望，促使它打击新兴力量，与其他中心国争夺霸权。争夺霸权、维护霸权、霸权扩张是全球化中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发展受到威胁的基本根源。地区一体化不以军事联盟而以经济合作为重点，一方面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可以形成新的经济中心，改变世界资源结构，削弱霸权主义的资源基础，使霸权争夺的斗争难以为继，从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同时，地区合作加强了地区力量、提高了自身地位，在国际关系中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在国际规则制定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可以更好地维护国家。比如，少数发达国家常以人权和环境的全球关联性为由，粗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受到严重挑战，唯有通过联合和地区合作才能应对。
地区一体化反映了合作安全思想，即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任何单方面的安全措施都无法保证自身安全，只有超出国家层次考虑安全，通过共同合作建立地区安全机制或全球安全机制才有可能保障综合安全。地区合作安全思想突破了传统的均势思维。传统的均势理论认为，大国均势是国际稳定的机制。但历史证明，大国联盟抗衡常因双方加盟的国家数增加和资源增长而变得尖锐，最终导致均势稳定格局破裂和冲突发生。地区一体化是均势对抗博弈的“破坏者”。博弈论认为，第3博弈方的加入将改变原有两方的博弈，使博弈的目标和利益分布具有多元性、发散性和不确定性，从而缓和博弈对抗。地区一体化反映了多极博弈稳定的思想。从博弈论的观点看，地区一体化就是以多极博弈和合作博弈回应全球化进程中的霸权主义和对抗博弈，使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建立在地区整体安全的基础之上。地区一体化产生、发展的基本意图就是使地区内各国联合应对共同的发展和安全挑战。
至于地区一体化的发展机制，西方学者的看法显然有一定的意义，但我以为主要机制有三：一是平等合作机制。作为一种集体行动，地区合作同现有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机制相比（如联合国和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更有效。根据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集体行动由于成员多、利益分散，往往失去平等性而由核心集团所控制；有效的集体行动要求成员数足够少、以至一个成员退出便无集体利益可言。地区合作不仅成员少，而且各成员在地理、语言、文化上接近，具有传统经济联系和安全与发展利益共识；同时，地区组织内往往还由次区域集团和不同成员组成更集中的平等协商、民主决策结构，保证了合作行动的有效性，避免了利益分散、决策和行动为少数强国支配、集体合作沦为形式的状况，内在地推动着地区一体化发展。二是外在压力下的自动加速机制。对于已有的地区一体化组织来说，不继续发展，就意味着丧失优势和利益；若一国退出，则意味着更难应付安全与稳定问题、并将被淘汰出全球大赛局。因此，不论地区一体化组织领导人和各成员方领导人如何更替，区域化总呈现自加速趋势。三是示范与战略反应机制。地区一体化抑制霸权主义、维护安全与稳定的功能，无疑会产生示范作用，促使那些未开展地区合作的国家仿效参与；而霸权国则进行战略反应，组织新的地区一体化和参与某些地区组织，以摆脱制约、重新获得优势和主导地位。反过来，这又将极大地刺激地区一体化加速发展。地区化发展机制反映了在全球经济化背景下，国家发展依托地区博弈发展的客观现实。
三、地区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区域化的安全与稳定功能并不掩饰它在资源配置上的效率问题，因为同全球市场相比，区域市场毕竟是次优的。偏重区内交换和竞争，容易造成市场主体的“内向化”、对区域的依赖性和使区域联合向区域垄断转化的可能性，这些都不利于创新和发展。同样，全球化冲击也不否定它在推动经济发展上的突出作用。区域化过度发展影响增长，全球化过快发展影响安全与稳定。因此，二者相互依存，各国总是根据本国发展状况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这也就决定了全球化和区域化发展上的并存性、同步性与高潮上的交替性。
毫无疑问，区域一体化将伴随全球化持续发展。由于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冲击，未来一段时期地区一体化将加快发展。有几点趋势是比较明确的：
1.地区一体化组织加快发展，但不会取代国家
地区一体化组织是以国家（政府）的政策合作和权力让渡为基础的。国家参与地区一体化意味着地区间国家关系走向平等合作，地区安全和发展有了新的制衡机制，国家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式和战略发生了变化，但绝不意味着国家功能完全丧失。即使是那些具有集中调节功能的区域组织，它所涉及的范围、作用和效果也是有限的；即使是共同的利益与安全可以通过地区层次集中解决，各国不同的利益和安全问题也还需要国家发挥作用。只有当经济发展到很高水平，民族意识消失，社会管理成为个人自律，国家才丧失它存在的价值。区域一体化不是走向全球大同的中间阶段，它是与全球化、与双边合作并存的一种国际关系，是复合依赖的地区表现。
2.地区一体化中次区域组织将会获得更大发展
战后地区一体化发展中依然带有大国支配的影子，地区内大国的态度往往对一体化进程有重要影响。而大国在考虑地区共同利益时，又总是以本国利益和偏好为出发点的。一般而言，地区内的小国具有不断推动一体化发展的倾向，因为它们在保证地区安全和利益上有更强烈的要求。它们既要依托地区内大国的实力和优势，又要在民主和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决策。这样，便出现了大国经常在较少的议题上、小国经常在较多的议题上达成共识与合作的分歧。为了促进一体化加速发展，地区内一些小国建立次区域组织、在更小的范围内率先行动，一方面促使大国行动，另一方面形成成功的示范，最终推动地区一体化向新的层次迈进。此外，随着一体化成员增加，利益分散，也需要次区域组织来承担核心作用，这种次区域组织或者由大国间的紧密合作来构成，或者由一些小国来组成，或者由大国与小国联合构成。次区域组织通过改变一体化合作的动力结构，可以加快合作进程，减少一体化的成本。在欧共体的发展过程中，法德轴心与荷比卢3国的次区域合作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地区一体化将不断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地区一体化作为一种顺应时展的新型国际关系机制，其特点是平等性、民主性和广泛的交流合作性。在它初创阶段和探索发展阶段，它可能只在某一个方面有一些突破，在出现问题时临时协商解决就足以支持其发展。但随着全球化发展和成员的增加与合作的深化，地区一体化客观上要求经常性协商、民主化决策和全面性合作。因为，涉及到的外部和内部问题日益增多，为了避免对立，充分地表达意见，达成共识，作出正确的决策，客观上需要建立解决问题的规范化的程序、制度和机制；也需要建立相关机构，以便专门研究地区一体化问题，提出合作议题与建议，安排协商事宜并检查合作决议的实施和执行状况。地区一体化的最终权力在各成员方，但制度和机构则是权力有效性和合理性的重要保证。对地区关系进行调整和完善的要求，必然导致地区合作采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形式。当然，对那些可能较多地介入成员方国内事务、涉及问题评价的制度应注意其适度性。
4.地区一体化将面对次区域军事联盟和让渡这两个最大挑战
区域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消除歧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如果其中掺杂次区域军事联盟或区内某些成员与区外国家军事联盟问题，那就有悖于地区一体化的本意，甚至会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地区一体化的发展。英美特殊关系对英国与欧盟关系的影响就是例子。美、日军事同盟对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尤其是东亚一体化发展同样是不利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地区一体化组织涉及军事一体化都可能把区域化推回到传统的军事对抗的老路上去，使它向不利的方向发展。地区一体化发展面对的第二个挑战是让渡问题。让渡是地区一体化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但让渡又最为敏感，成功的可能性又最令人置疑。倘若地区一体化的发展方式和抗御全球化冲击的理论没有新的突破，让渡终将是一个需要逾越而又难以逾越的问题。
5.货币与金融、科技、文化和基础设施与环境合作将是合作的重点领域
随着贸易和金融日益开放，全球化过程中的金融冲击更加强烈，建立地区货币与金融合作与稳定机制十分必要。而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对于提高区域整体实力、抗御外部冲击和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也是各国最需要且最易合作的内容。要把区域一体化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使它具有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远大前景，将这些领域作为一体化合作的重点领域是必然的。地区一体化的重点将会逐渐发生转移，特别是那些有众多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地区一体化组织将不再走模仿前进的路线，而将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合作创新。这样，地区一体化将会迎来它的成熟发展阶段。
四、中国在地区一体化中的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认识有了显著发展。中国积极参与地区一体化合作并作出了重要贡献。1991年，中国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2000年，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东盟达成标志东亚金融合作开端的“货币合作协议”。2001年，中国和俄罗斯等6国在上海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盟就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了协商。2001年10月，APEC第13次部长级会议和第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在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方面又迈进了新的一步。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地区一体化发展中的基本战略是：坚持参与和推动大范围的地区一体化，积极推动近周边的次区域一体化合作，以全面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
然而，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大幅度地实施经济和金融开放，也由于欧元流通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发展，以及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加速推进，中国参与地区一体化的战略客观上应有所发展。
1.中国参与区域一体化合作应以保证经济稳定和安全为首要目标，积极推动建立一些深层次、规范化的合作稳定和安全机制，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APEC框架下，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为了表达不走向封闭的理念，一直使用“开放的区域主义”这一术语。从背景上看，这首先是因为大多数APEC成员与APEC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广泛联系，APEC成员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并存在几个可作为核心或具有强凝聚力的次区域组织，因此，区域合作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为适用基础，对区外非成员不会产生歧视作用，从而与WTO的多边合作规则保持一致，对经济全球化发展产生助推作用。从实践上看，亚太经济合作承认差异，在进行经济政策协调、认同合作目标的前提下，坚持单边自由化行动，不强求步调绝对一致，在不存在补偿机制条件下，这有利于各成员向自由化方向发展和迈进，也表现出开放性。这样，开放的地区主义得到了广泛认同。
不过，APEC开放的地区主义实质上是以各成员的经济发展为主旨的，而不以稳定发展和安全为目标。结果，APEC在应对全球化冲击方面严重残缺，不存在防范和稳定机制，以致1997年的金融危机给APEC东亚各成员经济予以严重打击。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作为APEC重要成员的美国实质上并不赞同最惠国待遇和单边行动。它认为有效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不宜单边实施，也不应以最惠国待遇为基础，因为这会助长一些成员的“搭便车”行为，而推迟自己实施自由化的进程。这种目标和认识上的非全面性和非统一性客观上制约了APEC的发展。
为了巩固APEC框架下的大区域合作，特别是面对加入WTO后走向全面开放的经济与金融安全新形势，中国应在坚持APEC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原则框架下，积极推动某些领域，如财政与货币、金融与资本流动、科技与人力资源等领域的政策协商，建立有监控、有补偿的、规范化的合作机制。事实上，在某些具有共同利益的最重要的领域开展深层次的规范化合作是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必然发展。开放的地区主义并不意味着在所有领域一概单边行动，墨守成规将有损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应义不容辞地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2.次区域合作的重点应放在东亚经济一体化合作方面，应在现有的中、日、韩和东盟的对话机制和货币合作机制上建立东亚经济合作组织框架，一些领域的深层次合作应首先在次区域内先期实施。
东亚经济一体化合作倡议已久，但由于多种原因，尚未形成一个正式的政府间合作组织。经济上的一个理由似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所有东亚成员都与美国有重要的经济互补联系。这种认识显然也是强调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发展功能，而忽视了它的经济稳定与安全功能。事实上，不对称的经济依存虽然会在一定时期内加速发展，但如果没有一个接近对称的结构，随着不对称依存进一步加剧，更容易产生冲突和不稳定问题。建立东亚经济合作组织，加强东亚次区域一体化合作进程，一方面有助于东亚地区的经济稳定与安全，另一方面有助于改善同美国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联系依存结构，更有力地推进APEC框架下的大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
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合作将以中、日、韩和东盟已达成的“货币合作协议”即“清迈协议”为基础，进一步在科技与人力资源、金融开放与资本流动方面达成新的合作协议，然后再将形成后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扩大，由此建立起东亚经济合作组织这一次区域合作框架。至于其他的东亚次区域合作形式，如东北亚经济合作和东南亚经济合作等（即图门江和湄公河等地区成长三角），目前主要是由相关国家的地方政府负责、集中于在基础设施建立和地区开发方面的合作，应在适当时候纳入东亚经济合作组织框架，成立专门的统一的地区开发合作机构进行协调和管理。
3.“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其目标定位是准确的。中国应积极推动政治和经贸合作这两个主轴，带动诸多领域的广泛而紧密的一体化合作。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结合经济落后地区的小城镇发展规划，就发展动力、基础设施的配置和逆向城镇化进程作了进一步的思考，继而提出了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发展的对策，以求在城镇化进程中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2003年4月，砀山县政府聘请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对砀山县城总体规划重新进行了修编，现该规划已经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但对规划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1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发展的特征
安徽省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砀山县又位于安徽省最北端，该地区小城镇发展呈现出滞后于其他地区的明显特征。
1．1产业结构不合理
近几年来，砀山县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增长后劲不足；经济总量偏小，综合实力不强；经济增长方式较粗放，质量和效益都不太高；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深加工业发展不足，优势资源转换不多；企业组织结构不够优化，大企业、龙头企业少，只能依靠中小企业维持着经济发展；地方财力十分紧张，没有足够的资金建设城镇和升级产业。简单地说，砀山走的是一条农业主导型的经济发展之路。随着农业弱质性的进一步显现以及农副产品特别是水果市场供求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这一发展的低效性已经暴露出来；同时，随着周边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这一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严峻。
1．2要素资源短缺
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发展尚处在原始的资金、技术积累的阶段，乡镇企业发展滞后。由于发展相对落后，砀山的要素资源积累能力低。2003年，砀山县的地方财政收入位居全省61个县市第46位；人均财政收入不足百元，位居全省倒数第5位。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余额2194元，仅是安徽省平均水平的一半。人才、技术短缺。全县工业企业中，科技工作人员不足百人，其中拥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只有1O多人。产业结构的表面合理性掩盖了产业结构深层次的不合理。按当年价计算的砀山县的三次产业增加值之比由1995年的54．7：25．4；19．9调整到2003年的45．7：22．6z31．7符合世界模型的一般规律，有其合理性。但深层次地看，这种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带来深层次的质量提高，最突出的问题是产业链条较长、附加值较高的对工业经济特别是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带动作用的制造业比重过低，仅为19．78。产业结构仍然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产业的技术基础薄弱，主要为由第一产业延伸出来的农副产品加工业；第三产业的层次和效益低下，主要是个体经营的小规模服务业，功能局限于每月传统的固定时日的简单集市贸易，辐射范围也仅是城镇附近的乡村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的小城镇发展呈现出要素资源短缺、产业结构低度的特征。
1．3城镇化水平低下
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分布密度较小，开发强度偏低，城镇人口和用地规模也较小。2003年底，砀山县城市化水平约为20．6，远低于全省水平。由于产业、技术与人才的集聚度不够，小城镇功能薄弱，对乡村地区的辐射力和吸引力较弱目前由于砀城小城镇核心度低，城镇体系的职能结构较松散，呈现小城镇与乡村发展相对均衡及城镇体系结构等级弱化的特征。因此，小城镇发展带有明显的农村集镇特征，仍处在缓慢的城镇化积累的初期阶段。另外，由于教育支出不足，小城镇中普遍文化素质偏低，城镇化水平存在着质与量的低下。
2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发展的不足
2．1中心城市经济薄弱
区域经济的实践和理论研究都表明，区域经济及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区域内的中心城市的发展状况。如果中心城市竞争力强将有利于其集聚周边的要素资源，并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经济及产业腹地，一旦其要素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对区域经济产生强烈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形成中心城市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发展；否则，缺少中心城市辐射，区域经济就有可能被临近的城市所覆盖蚕食、分割。
2．2推动发展的动力不足
砀城小城镇发展不仅内部动力不足，外部动力也相当匮乏。尽管国家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有政策上的倾斜，每年有定期相应扶贫款的财力支持。但是由于小城镇发展尚未形成有效的动力机制，这些资助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不足以使经济发展出现质的飞跃。一方面，尽管经济落后地区的自然资源相对较为丰富，小城镇的发展仍然缺乏必要的启动资金与技术的推动。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层次偏低，区域经济中经济同构现象严重，小城镇发展的经济增长点往往限制在少数技术含量低、有资源利用优势的项目上，造成乡镇企业的发展缺乏广阔的空间和有效的推动力。
2．3基础设施的制约
城镇物质空间环境作为城镇经济发展的硬件支撑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城镇经济发展的容量与空间。而目前经济落后地区基础设施投资能力的巨大缺口是制约小城镇经济发展的瓶颈。以交通设施水平发展为例，在砀山县范围内无一条高速公路通过。而作为刚起步的加工工业的发展，对对外交通条件有较强的依赖性。落后的交通状况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
2．4逆向的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进程的根本动力是经济，而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工业发展普遍力度不足。工业企业的低层次组织不仅使小城镇对周遍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力缺乏吸纳力，甚至小城镇中的一部分居民也亦工亦农，呈现不彻底的城镇化的倾向口]。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小城镇向周边乡村地区的经济辐射还相当肤浅，城镇化的推动力也十分有限。
然而，在城镇化进程中还呈现出一种逆向趋势，砀山县由于经济落后，有很大一部分农村人口流人经济发达地区谋求职业，他们每年带回的资金中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在集镇中买地建房，发展个体经营的服务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小城镇周边农村地区的人才与资金在推动着小城镇的发展和地区城镇化的进程。
3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发展的措施
3．1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5％左右提高到2002年的39左右，比世界平均城镇化率提高的速度快一倍多，但是目前还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有关方面测算，今后一个时期将是我国城镇化加快推进的时期，由此将创造大量的新兴城镇市场，给城镇经济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小城镇首要的基本职能是为农村非农业经济活动提供场所，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的小城镇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挖掘经济发展的潜能，以此为可能出现的跳跃式发展做好准备。
对于砀城，它首先缺乏明确的投资项目和吸引力，无论是乡、镇的或县的决策者，对其未来的发展都或多或少缺乏具体的设想，并且认为发展的困难和阻力都相当大。因此，在规划中将小城镇发展条件划为三个层次：(1)优先建设县域中心城市，使之具有较强集聚和辐射能力，带动县域城镇持续、健康、快速发展；(2)重点发展中心镇。选择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基础较好、发展潜力大的镇，逐渐培育为新的中心镇，使中心镇成为所在辐射区域的产业、经济的核心，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奠定基础；(3)合理发展一般镇，因地制宜撤并乡镇，引导一般城镇合理、有序、健康发展。
3．2基础设施的选择性建设
由于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发展往往受到基础设施投资能力瓶颈的制约，因而在城镇化初期全面建设城镇基础设施网络是不现实的。鉴于有限的投资能力，只能对基础设施的各项缺口以及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度作出分析评价，着重于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和区域中宏观基础设施骨架的构建，以使小城镇在未来发展中保有进一步完善细化和区域基础设施共享的可能。:
在砀城县域规划中，县域交通网的规划建设与城镇体系的发展在空间布局上统一和建设时序上相互协调，并适当超前；建设与城镇规模结构、空间分布相适应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构建城镇之间的快速联系干道；加大交通设施建设力度，拉动经济发展。近期拓宽与连霍高速相联接的101省道；远期与周边地区相协商，建成与商毫、连霍、京福高速公路相连接的快速干道。
3．3城镇体系的合理规划
经济落后地区城镇体系结构的松散及小城镇间孤立、单向的经济联系不利于城镇化的进程。国家的小城镇建设政策要求将小城镇建设纳入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轨道。加强小城镇在村镇地域的经济、技术、政治、人口、信息等的集聚。因此，落后地区小城镇发展首先需要培育自身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利用资源的稀缺性发展特色产业，谋求在区域经济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使在区域中拥有多向经济联系。恰当的职能分工和产业互补有助于区域小城镇化进程，也为小城镇的发展创造宽松的区域环境。
砀山县域城镇体系发展可分两步走。
近期：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并重，通过中心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强化，把砀城地区建设成为现代化小城市，提升其县域城镇体系的首位度，使县域中心镇的建设得到加强，初步形成较为合理的县域城镇体系结构。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黑龙江；区域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赶超战略下建立起来的大量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逐步由隐性变为显性，加上国有企业所背负的沉重的社会性包袱，使黑龙江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暴露出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问题，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一、黑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1.经济发展渐缓
黑龙江经济在国家建设初期的倾斜政策支持下，从无到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发展速度始终位居全国前列。直到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除京、津、沪三个直辖市以及台湾省外，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中，黑龙江的GDP总额位于全国的第二位，但到2007年，则名列全国第15位，且人均GDP增长速度则下降到全国水平以下，全国为13.5%，黑龙江为12.1%，在全国的排序为第13位。值得指出的是，2007年，黑龙江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平均为13786元，黑龙江为1024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541元，已经位居全国倒数第2位。
2.工业化水平下降
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黑龙江省曾经拥有令人称道的优势产业。但这些建设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优势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或因资源限制，或因体制制约，或因技术落后纷纷失去昔日的光彩。如黑龙江的石油产业、林业产业因资源枯竭日益陷于困境；其他产业如矿山机械、金、轻工、纺织、制药等国有大中型企业，因产业结构老化、耗能严重，即将被市场淘汰出局。整个老工业基地中，除少数国家特殊政策保护的骨干企业外，大部分企业都已成为夕阳产业，呈现出日益衰落的景象。与此相伴随，工业化水平也出现下降趋势。改革开放前，黑龙江省工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改革开放后，黑龙江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出现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并不是黑龙江所独有的，而是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个缩影。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工业所占比重较高，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高新技术产业总值规模小，比重低，缺乏对经济增长的整体带动作用。2007年，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为237.27亿元，位居全国第15位，且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平均水平为1706.72亿元）。新技术产业规模小，导致东北老工业基地增长缺乏后劲，也难以充分发挥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作用。以上说明黑龙江省的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有待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
3.技改收效甚微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了进一步推进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增长，先后投入了上千亿元的技改投资。但由于原有经济体制中一些制度因素制约，各自为政，分散决策，使得重复建设、相互掣肘的问题经常发生，投资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在拨改贷以后，由于大部分国有企业自有资金有限，技改资金多为银行贷款，大大加重了企业负担。很多项目，几经讨论，多方论证终获批复。但在论证期间，失去了良好的市场机遇，加之贷款导致沉重的债务包袱，致使项目投产之日，即是亏损之时。
4.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不多
黑龙江经济由于工业结构偏重，产业结构老化，导致工业经济效益急剧下降，且一些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企业逐渐被淘汰出局，在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的条件下，由于企业的大量关停并转，使得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急剧缩减，其实际人数由1990年的504.7万人下降到2006年的374.9万人，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39.6%下降到2006年的29.1%。这部分从第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并不是全部转移到具有较大吸纳能力的第三产业，而是有相当一部分逆向回流到第一产业。
二、黑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针对提出的上述问题，黑龙江省在发展区域经济的进程中，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发展，早日走出困境。
1.积极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坚持“有进有退”的原则，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构建国有经济退出机制和非国有经济的进入机制，推动钢铁、石化和重型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打破地区、所有制界限进行战略性重组，鼓励和引导民间和外部资本在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中发挥作用；积极推进企业摘要：黑龙江省做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出现了经济发展渐缓、工业化水平下降、技改收效甚微、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不多等诸多问题，严重束缚了黑龙江经济在21世纪发展。针对上述问题，应通过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提高创新投资、提供优质高效服务等措施，抓住“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机遇，实现再崛起。
关键词：经济发展；黑龙江；区域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赶超战略下建立起来的大量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逐步由隐性变为显性，加上国有企业所背负的沉重的社会性包袱，使黑龙江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暴露出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问题，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一、黑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1.经济发展渐缓
黑龙江经济在国家建设初期的倾斜政策支持下，从无到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发展速度始终位居全国前列。直到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除京、津、沪三个直辖市以及台湾省外，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中，黑龙江的GDP总额位于全国的第二位，但到2007年，则名列全国第15位，且人均GDP增长速度则下降到全国水平以下，全国为13.5%，黑龙江为12.1%，在全国的排序为第13位。值得指出的是，2007年，黑龙江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平均为13786元，黑龙江为1024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541元，已经位居全国倒数第2位。
2.工业化水平下降
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黑龙江省曾经拥有令人称道的优势产业。但这些建设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优势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或因资源限制，或因体制制约，或因技术落后纷纷失去昔日的光彩。如黑龙江的石油产业、林业产业因资源枯竭日益陷于困境；其他产业如矿山机械、金、轻工、纺织、制药等国有大中型企业，因产业结构老化、耗能严重，即将被市场淘汰出局。整个老工业基地中，除少数国家特殊政策保护的骨干企业外，大部分企业都已成为夕阳产业，呈现出日益衰落的景象。与此相伴随，工业化水平也出现下降趋势。改革开放前，黑龙江省工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改革开放后，黑龙江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出现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并不是黑龙江所独有的，而是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个缩影。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工业所占比重较高，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高新技术产业总值规模小，比重低，缺乏对经济增长的整体带动作用。2007年，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为237.27亿元，位居全国第15位，且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平均水平为1706.72亿元）。新技术产业规模小，导致东北老工业基地增长缺乏后劲，也难以充分发挥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作用。以上说明黑龙江省的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有待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
3.技改收效甚微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了进一步推进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增长，先后投入了上千亿元的技改投资。但由于原有经济体制中一些制度因素制约，各自为政，分散决策，使得重复建设、相互掣肘的问题经常发生，投资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在拨改贷以后，由于大部分国有企业自有资金有限，技改资金多为银行贷款，大大加重了企业负担。很多项目，几经讨论，多方论证终获批复。但在论证期间，失去了良好的市场机遇，加之贷款导致沉重的债务包袱，致使项目投产之日，即是亏损之时。
4.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不多
黑龙江经济由于工业结构偏重，产业结构老化，导致工业经济效益急剧下降，且一些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企业逐渐被淘汰出局，在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的条件下，由于企业的大量关停并转，使得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急剧缩减，其实际人数由1990年的504.7万人下降到2006年的374.9万人，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39.6%下降到2006年的29.1%。这部分从第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并不是全部转移到具有较大吸纳能力的第三产业，而是有相当一部分逆向回流到第一产业。
二、黑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针对提出的上述问题，黑龙江省在发展区域经济的进程中，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发展，早日走出困境。
1.积极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坚持“有进有退”的原则，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构建国有经济退出机制和非国有经济的进入机制，推动钢铁、石化和重型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打破地区、所有制界限进行战略性重组，鼓励和引导民间和外部资本在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中发挥作用；积极推进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加强企业间的购并、联合和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及时组建与生产力相匹配的企业集团，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实现规模经济。
2.通过减税、加大科技经费投入等手段提高创新投资，健全风险投资机制，允许各种性质的社会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形成包括个人、企业、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等有机组合的风险投资网络。在高新技术领域引入民间和外部资本，解决创新投入的资金“瓶颈”。比如，广州天河软件园区聚集930家软件企业，其中99%都是民营企业，而被认定为“国家骨干软件企业”的11家全部为民企。
3.建立高效率的社会科研开发机制，激发创新热情。应进一步加大科研院所企业化改造力度，密切科研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积极鼓励高校利用人力资源的优势创办企业，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奠定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企业应该借鉴现代企业薪酬激励理论，完善薪酬制度和聘用制度等，主动为人才的引进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
4.高校办学应面向社会需求，明确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不仅注重传统的理论教学，更应结合实际，传授新的理论和思想。对于有卓著学术成果的个人成绩应予以肯定，为学科带头人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5.政府应该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一个地方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者，就必须做好几方面工作。一是要有观念上的比较优势。现在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一个重要差距就是观念上的差距。很明显，一个地方有没有观念上的优势与这一地方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所有创新当中，观念创新应该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因为观念是指导人们行动最重要的基础。因此，政府要不断推动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形成观念上的优势，进而在全省范围内形成关注开放、参与开放、服务开放的浓厚氛围。二是形成合理、公开、公平的税费环境。对于投资者提出的要求，政府要慎重对待。要在国家政策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满足其要求，而不能向投资者开“空头支票”，轻易许诺无法兑现的诺言，否则会挫伤投资者的积极性。在政策问题上，主要是做到公开、平等、公正与合理，给予投资者实实在在的支持。三是强化规划布局，重视工业园区建设。工业园区是企业发展的主要载体，是招商引资的落脚点。因此，政府必须完善区内的水电路以及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四是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全社会的信用观念。
6.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
加强黑龙江与国内各兄弟省市的合作与交流，加强省内企业与外省市科技界、企业界的合作，引进技术和人才，共同开发新产品，拓展新市场。如2003年在大连签订的我国第一个打破行政区划、突破地域壁垒的农业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东北和内蒙古四省（区）农业经济协作协议，根据协议，在生产领域，四省（区）将在区域化合作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有针对性地进行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避免自成体系的“大而全、小而全”；在科学技术领域，根据农业布局的调整，实施农业技术的优化与组合，坚持开发与流动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挖掘区域内农业技术力量和技术装备的潜力；在农产品流通领域，以各自的市场资源为基础，以标准化为切入点，加强区内市场协调和区外市场联合开发，逐步建立起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协调机制和标准协调机制。
要注重黑龙江与东北亚尤其是俄罗斯东部地区发展区域合作的国际性，使黑龙江成为我国新的开放地带。2008年总理代表中国签署了中日韩俄四方合作宣言。这个宣言为黑龙江地区的振兴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
黑龙江省在建国之初作为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只是近年来随着南方省市改革步伐的加快，沿海各省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成为让人注目的新焦点，黑龙江省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当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造就了珠三角、长三角这样一块块经济的热土时，黑龙江省方猛然惊觉自己已然落后于时代，原有的体制严重的束缚了国民经济在21世纪的新一轮加速。同时，由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发展的不均衡性，党和政府在继“西部大开发”之后，适时提出了“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构想。黑龙江省应该牢牢抓住历史机遇，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和优势条件，“用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新方式，走出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新路子”，实现黑龙江的再崛起。
参考文献：
[1]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2]宋东林．老工业基地国企改革的几个问题[J].新长征，2004，（1）．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西部地区有效途径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上存在着东西发展差距扩大和不协调问题。所以，西部地区找准发展路子，采取有效途径，加快西部经济发展，对于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立足实际，发挥区位优势
这是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充分发挥技术、资金、人才和地理位置等优势，使得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今天西部地区要加速经济发展，同样离不开发挥西部区域优势。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和劳动力优势。西部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且处于开发起步阶段，基础设施、基本建设、综合开发都需要大大加强。市场潜力大，不仅体现在消费市场上，而且还体现在投资市场上。另一方面，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较低，这将有利于西部吸引外来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区域经济。二是发挥西部边境优势。在西部一万多公里的漫长国境线的周边，已形成了“中亚经济圈”和“中南半岛经济圈”等。所以西部地区利用地缘优势，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对外贸易有明显的比较利益。三是发挥西部资源优势。西部地域辽阔，能源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在主要能源矿产资源中，探明储量占全国50％以上的有可开发的水力资源、锂、镍、铂族金属、汞、钒钛、钾盐等，占40％以上的有铜、铅、锌、铬、天然气、煤等。这些能源矿产资源矿种齐全，有些是世界稀有的，有些是关键矿种，有些是尖端技术所必需的，被称为“21世纪新材料”的战略资源。而且资源空间组合比较理想，特别是丰富的能源与丰富的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化工资源的结合，发展工业的条件得天独厚。多种矿石中还富含其它多种有用元素，有利于形成综合性基地。
二、实施增长极开发战略
我国西部地域辽阔，需要开发的地区类多面广，虽然国家多年来采取倾斜政策支持西部发展，但财力有限，因此开发西部地区，促进其经济发展不可能采用齐头并进、全面铺开的模式，而增长极开发战略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它要求把有效的稀缺资源配置在具有较大乘数效应，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点”上。这些“点”往往是原有经济技术水平较高或地理位置优越或自然资源丰富的各级城镇，这些点先行一步，并不断增强其实力，通过极化和扩散效应，可以实现其以点带面、逐步推开、共同发展的目的。国内外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战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有效性。如，上世纪60年代英国的英格兰首先把这一理论应用到实践，并取得成效，巴西的首都迁移及我国的苏南地三个增长极等，都取得显著的效果。增长极固然能够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但在培植增长极过程中要讲究四点：一是确定和培植适宜的增长极规模，增长极规模要依据当地的资源、资金条件和社会经济基础来确定；二是选择适宜地点和区域培植增长极，这些区域和地点应考虑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对外交通区位条件都相对较好的地方；三是在增长极内积极开创主导产业和非主导产业协调发展的局面，选择对区域其它部门关联强度大的部门作为主导部门；四是把培植城市增长极与农村增长极、城市大工业与乡镇企业结合起来，建立从上到下多层次的增长极系统。
三、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是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异军突起，有力地支撑了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我们认为西部地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乡镇企业应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应依托资源优势，发展资源型工业。这是西部发展经济的现实选择。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要注意处理好资源与产业升级换代问题，还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能源的节约与经济发展问题，走科学发展观之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二是从西部的劳动力优势考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西部地区只有根据自身实际，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用比较少的资金投入获得较快的发展速度，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得以提高和经济实力得以增强，同时为西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供机会和载体，使劳动力要素的收益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占有较大比例，促使西部人民尽快脱贫。三是加强东西经济联系，走联合协作、共同发展之路。西部地区立足本区域优势，与东部地区优势互补，东西互利，达到共同发展。四、调整产业结构，协调区域产业结构间关系，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当代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越来越注重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而产业结构的协调、优化程度，既是经济素质和效益的一个重要表现，又对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对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来说，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有其极为重要的意义。
西部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要从以下方面考虑：一是扩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基础设施涉及范围广泛，但对西部来说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交通运输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扩大对西部基础设施的投入，而完全依靠西部自身的努力是难以迅速改善的，所以国家要帮助这些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特别是修建铁路、公路、机场和通讯设施等，以加强这些地区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加快吸引外资的步伐。同时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也要鼓励外资和东部地区对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二是要大力发展农林牧业及其加工业。丰富的农牧业资源是西部的一大优势，必须充分认识发展农牧业是发展西部经济基础的重要意义。发展第一产业的关键，就是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增加对农牧业的投入。不仅国家要增加投入，而且还要积极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乡镇企业和农民对农牧业的投入，扩大劳动积累。要依法保护耕地，积极开展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抓好“种子工程”，加快良种的培育和推广。要大力推广先进适用的农牧业科技成果，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央和地方都要确立科技推广项目，增加推广经费，稳定农牧科技队伍，保证农牧业科技进步，使西部农牧业向花钱少、见效快、效益高的现代化大农业方向发展。同时，要以粮食生产为基础，利用草原和粮食及其副产品特别是大量秸杆发展畜牧业和养殖业，在畜牧业和养殖业基础上发展肉、禽、蛋、奶、皮毛等加工业、运销业和服务业，形成贸工农（牧）一条龙的产业链，实现农牧产品多次增值的高效目标。三是开发能源和矿产资源，积极发展优势产业和产品，提高加工深度。西部地区是我国能源和矿产资源富集地区，要把能源和原材料产业作为西部优势产业。在开发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等能源基础上，发展钢铁、有色金属、稀土金属以及重加工业和轻工业，大力发展以本地产品为原料并能发挥本地优势的加工工业，提高深加工度，增加附加值，同时还要建立全国性的能源基地和原材料基地。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现代农业新型工业化
工业化发展现状
对于工业化发展状况，目前已有部分专家和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王秉建（2008）对工业化水平进行了评价；胡亭亭（2007）对工业化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余华银（2006）对工业化的进程进行了评价等。通过对研究的梳理可知，工业化的发展状况为：工业化进程慢于全国，工业化已处于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初期，但与全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工业高度化水平低于全国，高度化进程也相对较弱，工业处于由重工业化阶段向高加工度化阶段转变时期，工业高度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工业高度化水平明显偏低：轻工业中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比重低；重工业中加工工业比重低；重加工工业内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业的比重低。
现阶段工业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分析
（一）外部环境
1.有利条件。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农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在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新区域工业化模式下，人们开始重视农业地区和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工业化的目标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大力发展农业和农业地区经济；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力，使得农业的价值得到了重新认识。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工业化的内容不再是狭义的，而是通过包括农业在内的各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全面发展。因此，农业不仅是加速工业化的一种工具，而且本身也是工业化的目的；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人们消费结构升级促生新机遇。虽然面临这一系列约束条件，但是，仍然存在有利于工业化的机遇：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一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步向内陆地区转移。可以选择适合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积累工业化的资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消费品的需求日益多样化，特别是对绿色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就为发挥其优势，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提供了机遇。
2.不利外部条件。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于来说尤其明显，主要表现为：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二是农村就业和增长局面趋于严峻。三是质量安全事件对农民、农业产业的冲击不可低估。民以食为天，我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而耕地面积只占世界的10%，粮食安全现状面临严峻考验。作为粮食主产区，在粮食安全体系中承担了重要责任，2008年平均粮食产量为6047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78%。因此，在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时绝不能以损害农业、减少粮食产量为代价。
（二）内部条件
丰富的资源条件。处于我国腹地，蕴藏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如煤炭、有色金属等。同时拥有大量的水资源。以中部五省为例，不仅拥有长江、淮河等水系，还拥有鄱阳湖、洞庭湖和巢湖等三大淡水湖。丰富的农业资源，有利于农、林、牧、渔的全面发展和形成较高的农业生产率，为充分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建设现代农业，提供了广阔的资源配置空间和环境。
优越的地理区位。从地域优势看，位于长三角腹地，东临江苏、浙江等发达省份，西连广大中西部地区，承东启西，地跨江淮，交通发达，发展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区位优势明显。可充分利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信息、资金，接受辐射，又可面向全国，推广自己的优势产品。特别是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的升级换代，将逐步淘汰一部分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重要的劳务输出人口大省，积累了相当的技术和资金要素，已完全有能力承接长三角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转移，这些都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较强的科研优势。从科研优势看，的高校、科研单位众多，合肥是全国四所科技城之一。截至2007年底，全省共有各类研究与开发机构1057家，其中国有独立科研机构116家（包括20家中央在皖科研院所、96家省属及省以下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154家。这些科研机构特别是一批中央在皖科研院所，是科技资源优势的集中体现，强大的科研优势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研条件。
良好的生态环境。由于长期以农业为主，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因此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工业较少，这使得的自然生态环境得到较好的保护。可以充分利用生态优势，跨越重化工业阶段，直接进入高起点发展对环境要求高的生态产业。
不利的因素。“三农”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面临严重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生产、生活条件较为恶劣。农业比较效益低，市场化发育程度低，小农生产的特点导致农业省在农业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无法发挥出来。农民收入水平不高，且商品意识、创新精神和经营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农业省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三农”问题对工业化发展来说，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是工业化的现实选择
综上，结合实际，笔者认为应选择现代农业驱动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依托区域比较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围绕现代农业这个核心，把农业资源深度开发产业确立为区域主导产业，并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入市场的工业化道路。这一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化模式符合新型工业化的特点。由于符合本阶段的资源禀赋结构，可以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在此战略下建立的产业体系能够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发展壮大。通过产业的发展，利益的积累可以逐步改变的资源享赋结构，实现由农业省向工业省的转变。在资源禀赋结构变化后，现代农业有可能不再占主导地位，而是由更符合区域资源禀赋结构的产业取代，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经济的发展。
有利于形成现代农业区域聚集优势，获取重要资源。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不同，具有要素投入集约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生产手段科技化、产业经营一体化的特征，产品附加值高，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这样就可以吸引区域外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流入。通过产业聚集主动吸收资源的作法，改变了以往被动等待资金、技术支持（即简单的工业反哺农业）的引资方式；改变了因传统农业效益低下而出现资源净流出的局面。通过市场化竞争吸引要素的方式，可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找准定位，确立主导产业。首先，的比较优势在农业，新型工业化的重点应放在农产品加工业。其次，如果不发挥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提供更为丰富的农产品和深加工品，发达省份就会将需求转向国外寻求替代供应者，这样，就会失去发展的外部市场。区域工业化理论认为，有竞争力主导产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而现代农业正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因仅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农业是无法对经常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但现代化的农业能够实现。
可以有效克服资金瓶颈的约束。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业所需资金少、投入门槛低，是一种适合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另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形成良性联动关系，可以通过加工增值农副产品，进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户积累能力，为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资金。
能够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由于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化模式强调工业与农业的联动关系，必然促进农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在农业内部吸收大量劳动力，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传统工业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新型工业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1.胡亭亭.欠发达地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路径选择与创新—以为例[J].华东经济管理，2007(5)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9篇
2.京津冀三方应在共赢的前提下，加大产业协调的力度。“新北京功能定位”以后，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将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出现重大转变。天津和河北都面临着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机会。在这方面，河北和天津应根据各自的要素禀赋条件，加强协调，合理分工。河北的曹妃甸等沿海地区具有发展大钢铁、大化工的有利条件，也具有发展现代化大港口的有利条件。从长远看，曹妃甸港最大的优势就是具有天然良港带来的成本优势，这一优势不仅属于河北，同时也属于京津冀和整个环渤海地区。在紧邻北京的河北廊坊、保定等地，则具有承接部分高新技术产业的有利条件。如果以北京市中心为圆心，以延庆县城为圆周划一个圆圈，那末，河北的廊坊、涿州、三河、香河、大厂、固安等市县就都被划在了圈内。北京市的西部和北部都是山区，而上述圈内河北的各市县则都是面向经济较为繁荣地区的平原；正因为如此，据有关报道，最近已有10万北京居民到河北的三河、涿州落户。部分北京居民“移居”河北固然有利于北京转变为“宜居”城市，但河北城市的发展也需要相应的产业支撑，并且本身也具有承接和发展部分高新技术和装备制造业的有利条件。因此，建议北京和河北在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方面应加大协调力度，减少行政壁垒和不必要的政策限制。即无论在产业转移方面，还是在水资源、生态资源、港口资源共享方面，协作各方都不应抱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旧观念，而应该站在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这个大局的立场上，按着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统筹协调，实现共赢。现在，京津冀三方都在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试想，如果京津冀属于同一个行政区划单位，那么会制定出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呢？这一规划又会与京津冀三方各自制定的规划有什么不同呢？这是一个很令人深思的问题。但愿我们把这样一个虽然并不存在、但却可以寻觅踪影的目标作为三方协作、追求共赢的努力方向。
3.要破除行政区划障碍，加快打造一条紧密联系的沿海经济产业带。河北省第七次党代会把打造沿海经济隆起带作为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战略重点。打造沿海经济隆起带的含义是指要依托沿海的港口和临港城市，建设成一条紧密相连的沿海产业带。渤海湾的西侧，共有5个较大的港口，即秦皇岛港、曹妃甸港、京唐港、天津港和黄骅港；港口之间距离较近，且拥有共同的腹地，但由于行政区划不同却分属于不同的省市。在这5个港口中，天津港开发较早，现有设施也较完备；曹妃甸港虽然起步较晚，但却具备了建设深水大港的天然条件；秦皇岛港、京唐港和黄骅港也各有特色。目前，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对海运的需求急速扩大，也因此推动了海港建设速度的加快。现在，环渤海各省市加快海港建设的积极性都很高，已形成了大声疾呼、你追我赶的态势。大连港和青岛港因不属于渤海湾沿岸，且各自拥有自己的腹地，在一定时期内与上述5个港口还不会形成激烈的竞争；但秦皇岛港、曹妃甸港、京唐港、天津港和黄骅港的建设已亟待协调，尤其是曹妃甸港和天津港如不及时加以统筹，势将形成重复建设的重大浪费。这一问题已经到了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时候了。在行政区划调整难有大动作的情况下，一方面，应尽快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对渤海湾西岸5大港口的建设进行协调，避免重复建设造成浪费，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个港口的优势，降低管理成本，使整个渤海湾港口群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应统筹规划秦、唐、津、沧沿海经济隆起带的产业布局，力求做到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4.要抓住新机遇，加快河北省会城市群建设。河北省会石家庄市是依赖交通建设这条路而发展起来的。今天，随着京津冀都市圈规划和石家庄市“十一五”规划的实施，石家庄正又一次面临着依靠交通建设推动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难得机遇。（1）石家庄新火车站的建设必将给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带来巨大的发展动力。据有关报道，新火车站工程直接投资将达42亿多元，石家庄火车站南移后，铁路正线将在北二环和槐安路之间从地下穿行，与此同时石家庄原有火车站和铁路货运系统将被拆迁，火车站沿线的地道桥也将随之消失，历史上形成的桥东、桥西分割的局面也将彻底改变。地面上原有的铁路沿线将建成商业带和生态绿化带。所有这些都蕴藏着巨大的商机，这不仅会造就一个以新火车站为中心的商业中心，而且还会带动房地产业、物流业和金融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2）京石城际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建成后，使京石之间的路程缩短到1小时30分左右，从而使石家庄名副其实地纳入到首都经济圈内，这就意味着今后京石之间企业的商务洽谈、人员流动将会更加方便，而石家庄获得的发展机会也将大大增加。因此，应及早做好准备，争取最大限度地利用京津资金、科技和人才优势，发挥石家庄市所具有的土地、资源、劳动力优势，积极而有选择地承接、吸纳京津产业转移，吸引大集团、大公司来石家庄市建立产品制造基地。通过培育特色经济、构筑配套经济，形成融合共进的链条产业格局。随着交通建设的进展，石家庄市应加快省会城市圈的建设。现在，石家庄市已具有较强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力量，周围200公里范围内又没有大的中心城市，这些都为石家庄市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应以石家庄市为中心，与卫星城建设、产业布局相结合，建立合理分工、职能明确的城市集群和产业集群，以“大石家庄”为重点形成省会都市圈，使之成为环渤海经济区的另一个子系统，最终形成京津石的三角发展区域，从而真正实现河北省与京津的融合和一体化。
［摘要］中共河北省第七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目标，京津冀地区的协调发展将是国家重点支持的对象，京津冀三方应在共赢的前提下，加大政策协调的力度和产业协调的力度，破除行政区划障碍，加快打造一条紧密联系的沿海经济产业带，加快河北省会城市群建设，从而真正实现河北省与京津的融合和一体化，促进京津冀经济协调发展。
［关键词］河北省；京津冀地区；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0篇
做好地方人大工作，必须把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放在首要位置。一要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各级人大在工作中要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维护党委的权威，自觉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委保持高度一致，努力把党委的主张和意图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和人民的意志，从法律上、制度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委各项决策的贯彻落实。二要紧紧围绕党委中心任务开展工作。人大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党委总体部署，通盘考虑，统筹安排，认真履行职责，督促和支持“一府两院”推进各项工作，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又好又快、科学发展的合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三要发挥人大常委会党组的核心作用。要进一步完善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党委请示报告制度，及时报告人大工作中的重要事项，适时报告人大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争取党委的重视和支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要不断提高按照党委意图做好代表和群众工作的能力，将党委的决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努力工作。
二、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不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越来越深入人心，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越来越高，人大工作越来越重要、作用越来越明显。近年来，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围绕发展大局，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绩，在推动全省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围绕改革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充分运用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近年来，我区人大常委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谋划和推进人大工作，在依法履职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在立法方面，着力解决加快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做到每年都有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关系重大的立法项目可供选择，立法质量不断提高。在监督方面，坚持把监督与支持有机结合起来，做到在监督中支持，在支持中监督，监督效果越来越好。组织区人大代表开展“履职责、作表率，为黑龙江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做贡献”活动，代表作用有效发挥。区人大常委会围绕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积极探索，大胆实践，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增强人大工作透明度；在提高会议审议质量上下功夫，探索改进监督方式；我区人大常委会还积极探索创新代表工作，加强基础建设，创建活动载体，完善代表建议督办机制，使代表作用有效发挥；通过改进人大工作，推动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开展专项工作评议，注重效果，公开透明，受到广泛好评。人大在党的领导下依法履行职能，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为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发挥职能作用。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服从服务于全省工作大局，切实发挥好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依法履职的工作机关、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代表机关的重要作用，履行好立法权、监督权、决定重大事项权和选举任免权等各项职权，在推动全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更好更快发展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三）围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职能作用。我们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根据人大的法定职责和工作特点，提出任务和要求，支持和保证人大依法履行职责。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保证区人大和政府、法院、检察机关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支持、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牢牢把握区委确定的“”和“工程”总体发展战略，进一步发挥好人大对经济发展的规范、促进和保障作用，加强对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财政预决算、重点工程建设、重点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实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监督，更加努力地为推动经济更好更快更大发展提供民意支持和法律服务。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1篇
1.沟域及沟域经济的基本特征。
1.1沟域是可度量的相对封闭区域。依据沟域长度、沟域宽度、沟域面积、沟域形状、沟域高差、沟域方向等指标可以量化沟域的发育形态。沟域作为一个可度量的相对封闭区域，沟域的生态承载力、旅游的承载力等经济空间开发限制指标亦具有可量化性。此外，沟域作为一个可度量的经济主体，通过沟域的GDP、人均收入、经济增长速度等指标衡量整个沟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从而制定优化、协调的发展规划更加可行。
1.2沟域内人类经济活动强度和范围受自然条件制约。山区沟域内路网河道的分布、沟域地形、自然条件等因素限制了人类行为活动。同一条沟域内，上游地区海拔较高，气温差异大，农业产业开发较困难；下游地区地势平坦，水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但洪涝灾害频发；中游地区气候、土壤、水环境等条件最优越，并且具有向沟域其他区域或其他沟域的辐射能力。因此，沟域内的人类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沿沟谷和沟边，分布在以主路轴的平坦条带状区域上，并以此为基础向两侧坡面扩展且受地形限制而强度逐渐减弱。基于沟域这一特性，沟域经济的开发应因地制宜。
1.3沟域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基于沟域内森林资源、野生动物资源、洁净空气、优质的水资源、交通道路等具有跨行政区域的不可分割性，因此，购于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对于公共物品，市场“无形的手”的资源配置是无效或者低效的，需要政府发挥“有形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对沟域内共有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1.4沟域经济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外部性是指沟域内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所谓沟域经济的正外部性是指沟域内生态治理和碳汇经济发展，改善了区域生态和保护城市环境，享受优质环境的人们无须为此支付费用；所谓沟域经济的负外部性是指沟域资源(矿藏、景观)的过度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水体污染等，影响到下游人类的生产生活，也增加了社会边际成本。由于沟域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生态保护有很强的依赖性，因此，沟域经济发展中必须正确处理治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克服负外部性，发挥正外部性，实现生态效应和经济效益，局部效益和整体效益协调的发展。
2.沟域经济的主要发展模式
2.1文化创意先导模式。通过创新思维改变人们现有的消费理念、方式和途径，依托自然、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文化创意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2.2特色产业主导模式。利用已有的特色支柱产业资源，注入科技、绿色、健康内涵，配套发展环境友好型生态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发展特色产业。
2.3龙头景区带动模式。以国家认定的景区为龙头，加快推进旅游项目建设，提升休闲旅游业发展水平和产业培育层次,带动周边地区产业发展，形成辐射面较大的经济区域。
2.4自然风光旅游模式。依托现有自然景区，重点发展休闲观光旅游业,并带动特色林果业、农业观光园区和休闲农业等产业发展。
2.5民俗文化展示模式。依托传统民居、宗教寺庙、革命遗址等人文景观，重点发展民俗旅游、文化旅游和红色旅游，并带动特色林果业、休闲农业和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
二、地区沟域经济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地区位于我国西部——青藏高原西南边缘，当地居民依山沟而居，山沟顶部地带多为高寒草地，不适宜农耕，仅作放牧用；山沟中部地带，有高山草场和部分耕地，形成小规模的半农半牧区。地区沟域经济伴随时间的流逝有一定发展，但仍存在严重的制约性：首先，地区沟域格局推动传统经济发展。地区山沟相对较封闭，每条山沟是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居民据地力而耕种，逐水草而放牧，资源禀赋决定生产布局，土地承载力决定生产规模。生产的进行主要依靠山沟内纵向的劳动力交流和物物交换得以实现,因此，在生产环节上，当地生产者尊崇自然法则安排生产，做到生产与自然的均衡。在消费环节上，消费偏好受资源和环境约束，消费水平受资源的承载力约束并与其基本保持均衡。其次，高山深沟阻断了人、物和信息的横向交流。尽管地区山沟的封闭正在被快速打破，道路与通讯的建设将条条山沟与产业发达、信息集中的中心城镇横向相连，但沟域中居民依然缺乏走出山沟去参与外面经济活动的能力。长期生活在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状态中，沟域中居民丧失了与恶劣环境抗争的能力，也缺乏相应的抗争愿望，因此，当地居民形成了“靠天而生”的生活理念。最后，沟域农牧业效率低下。沟域中耕地草地分布区海拔高、气候条件差、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信息不畅，长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导致自然环境和交通状况等较好的草地放牧利用过度，生态功能劣变，而偏远山区草地利用不充分。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使牲畜存栏时间和消耗的饲草多，饲草、料转化率低，产出少，经济收益低。
三、北京山区沟域经济发展经验借鉴
1.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坚持生态先行，发展绿色产业。例如北京市怀柔区雁栖“不夜谷”，2008年接待游客113万人次，旅游收入1136亿元，平均每户增收2000元。
2.实行“以点成线，以线带面”的产业发展布局。例如北京市昌平区以兴寿镇麦辛路为主线，形成带动5个乡镇发展草莓产业的区域，目前种植面积已达4500亩，农民纯收入较以前有较大程度提升。
3.倡导“统一规划、政府扶持、集体搭台、农民主体、社会参与、聚集人气”的建设模式。例如，斋堂川古村落建设、汤河司马台紫草香堤均有社会资金注入，雁栖“不夜谷”沿线108家休闲度假场所建设的90%源于社会投资。
4.注重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的融合，倡导创意农业。例如，延庆县柳沟村，迎合市民追求安全、养生的需求，在传统的豆腐加工技术的基础上，创意出远近闻名的豆腐火盆锅盛宴。
四、地区沟域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地区山地气候的垂直地带差异，形成了“山顶至山麓畜牧业——山腰半农半牧混合农业——河谷种植业”的复合系统。地区沟域经济发展应尊重当地自然禀赋，结合当地现实状况进行。具体的发展路径如下：
1.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绿色产业。青藏高原长期“靠天吃饭”的单一的、无计划的、低水平的放牧式养蓄，已引发草原退化、生态恶化等问题频发。因此，在谋求发展时关注生态环境是未来地区沟域经济发展的重点。通过种植牧草，缓解草畜矛盾，保护天然草场，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2.实行产业间互融互助发展模式。沟域经济中种植业、畜牧业、果蔬业作为主导产业，其发展的好坏直接决定沟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产业间的互融互助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地区应加强种植业与畜牧业、畜牧业与果蔬业的结合。
3.夯实政府扶持，营造良好的沟域发展环境。地区经济发展迟缓，很重要的原因是资金匮乏，资金投入有限。因此，地区应加大资金投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2篇
近年来全省生态状况虽局部有所改善，但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单位GDP能耗等指标中，辽宁的单位GDP能耗为1．617(吨标准煤/万元)，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为2．426(吨标准煤/万元)，都分别高于全国1．102和2．189的平均水平，在东部省市及东北三省中是单位GDP能耗最高的地区。对辽宁来说，逐步减少对高碳能源的依赖，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深入实施，全国各地区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约束性指标。“资源节约型社会”要求在生产、消费和流通各个领域都要注重节约资源;而“环境友好型社会”则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可以说，这“两型社会”均与发展低碳经济密切相关。低碳经济是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途径，“两型社会”又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目标和机遇。从辽宁的情况看，全省许多城市的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如何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如何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目标，这是需要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不断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未来可持续发展。
二、辽宁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
1．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
辽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耗的能源主要是含碳量高的化石能源。该省化石类能源占总量比例维持在96%左右，而且以煤炭类能源为主，占总量比例为76%左右，远远大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地理位置的特点，辽宁省在光能、风力、水力、生物资源发电方面也不具备明显优势。在所有一次能源中，煤的含碳量居首位，其次是石油，而天然气是这三种化石能源中含碳量最低的一种。水能、核能及风能则是无碳能源。辽宁经济和能源结构的“高碳”特征十分突出，CO2排放强度相对较高，这是辽宁单位GDP能耗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也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难题之一。
2．低碳技术水平较低
科学技术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辽宁在低碳技术方面的总体水平偏低。低碳科技是低碳产业发展的关键，涉及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技术。虽然辽宁省设有农业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室、清洁能源(联合)重点实验室、风力发电技术重点实验室、建筑节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但存在着自主技术研发实力尚不突出、技术信息共享困难、同低碳经济发展比较好的省份还存在差距。辽宁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长期缺乏竞争，工厂的设备及技术陈旧，产品缺乏多样性。较低的低碳技术水平已经成为制约辽宁省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3．产业结构亟待调整
辽宁的产业结构存在诸多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对低碳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自东北振兴战略在辽宁省实施后，辽宁的经济一直高速增长。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凸显明显的问题。首先，在产业结构中，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产业在总产业中仍占很大比重。新中国成立以来，辽宁一直都以重工业为主，形成了装备制造、冶金、石化和农产品加工业四大支柱产业。2009年，辽宁省四大支柱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86．3%。同年，辽宁省规模以上的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为2．257吨标准煤/万元，远远高于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直辖市和沿海省份。近年来，辽宁省虽然淘汰了一大批小铁矿等落后的生产企业，但是整体的产业结构低下。2009年，国家对各省市的生态文明进行了排序，辽宁在全国的排名为倒数第八位，远低于其他省市的发展水平。虽然工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但却不能改变工业结构呈现低效率的事实。其次，产业结构比较单一。辽宁省虽然拥有七个资源型城市，但这些城市同时呈现出老工业城市的特点。虽然国家和各省市针对建设资源型城市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象在短期内仍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4．资金短缺
资金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启动器，也是调整产业结构所不可或缺的要素。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优势在于具有近百年的工业机器制造，但这同时也是阻碍其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因素。大量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要使这些企业的设备、技术跟上时代的步伐，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这不是单靠企业本身可以解决的问题。发展低碳经济需要研发和引进大量的新技术，这也需要大量的资金，但这也将成为辽宁发展低碳经济的阻碍。
5．低碳意识和理念有待提高
从政府层面看，一直以来，辽宁省乃至全国都存在以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乃至考核地方官员升迁的评价标准，政绩观的错位导致在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博弈中，政府倾向于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这必将造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局面。从企业层面来看，许多企业节能减排的动力不足，存在着“效益至上”的落后观念，为了追求利润而污染环境的企业比比皆是。尤其是大量使用石油、煤、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导致二氧化碳过量排放。有的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意识，甚至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偷排、漏排污染物，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从社会个人层面来看，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时期，城镇化给民众的居住、就业、生活、消费等方式都带来了深刻变化，不仅涉及社会经济问题，还涉及资源和环境问题。低碳意识和低碳理念的树立和提高，是辽宁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支撑。
三、辽宁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方略和具体路径
1．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利用可再生资源
由于煤炭在辽宁省煤炭消费结构中占主导地位，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煤炭消耗量也随之增大，应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要建立开源式的能源结构体系。一方面，要提高煤炭开采质量标准，加强监督力度，督促煤矿企业合理开采煤炭，提高煤炭开采率，减少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要提高天然气、核电及风力发电的使用量。同煤炭发电相比，天然气发电产生的污染少，能够起到环保的作用;而核电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发电方式，其使用更要注重技术的创新。竭力发展风能，在节省能源的同时，也可以减少大气污染，促进经济稳步快速的发展。其次，逐步完善节流式的能源消费体系。辽宁省应建立以钢铁、建材、电力等行业为基础的“总量分配—绩效考核—排污权交易”相结合的能源消费机制，对落后的产能予以淘汰，严格限制高碳产品的生产，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和细化节约能源的社会和经济体系。
2．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推进低碳技术创新
辽宁省政府应建立低碳技术创新体制，为更好地发展低碳经济提供技术支持。首先，政府应不断加大对低碳技术的财政投入，鼓励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充分利用太阳能、海洋能以及风能等方面的技术;其次，以新能源技术创新为发展平台，组织各地方政府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建立独具特色的低碳技术创新体系。第三，加强对目标对象的责任考核，通过考核结果减少高能耗项目，逐步淘汰落后产业，以确保节能减排的稳步实施，使辽宁能够较好地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在农业方面，加大农村地区的低碳生活宣传活动，实行试点循环模式，形成产业链，例如猪粪生产沼气，沼渣种植菌类，沼气发电，沼液灌溉果树等;引进节能灌溉技术，节约水资源，提高废物的利用。引进先进的农耕设备，提高效率，同时大量使用沼气、风能、太阳能发电，减少木柴、秸秆的燃烧，减少大气污染，同时增派科学家为农民讲述科学种田的方法，并帮助农民解决在务农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难题。
3．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向低碳产业过渡
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制约辽宁发展低碳经济，阻碍节能工作持续有效开展的瓶颈。目前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决定了辽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依赖于工业，而工业的高碳排放则是第二产业高速发展所不得不承担的代价。辽宁省应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具有低能耗、高就业特点的产业。在制定政策时，应向低碳产业倾斜。
4．拓展资金渠道，保障低碳经济发展
发展低碳经济，尤其是推动低碳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当前经济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即政府投入、商业银行信贷及资本市场融资。碳基金的建立在很多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辽宁应结合本省的实际状况，借鉴和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碳基金的经验，建立与辽宁低碳经济发展相配套的碳基金。有关碳基金的建立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碳基金的建立与管理。辽宁省的碳基金可以引入市场机制，采取政府出资设立，其他相关机构参与，并成立专门机构对其进行管理的机制。其次是碳基金的管理模式，需要建立既能发挥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作用，又利于专业人士发挥相关专业知识和管理特长的机制。在这一模式下，以政府管理为主，同时也能够得到相关专业人士协助。一项基金的建立，最重要的还是其资金的监管机制，使碳基金仅用于辽宁低碳经济的发展，并保证该项基金的独立性以及资金使用审批的严格性。同时还应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以保证碳基金的合理和高效利用。
5．政府出台配套政策，推动低碳经济发展
一是加强机制体制建设。成立辽宁省低碳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低碳经济的发展进程，研究制定低碳经济开发、推广、对外合作、技术研发、资金筹措等重大支持政策，组织协调解决低碳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困难。制定低碳发展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国家的量化指标，尽快编制辽宁省低碳城市建设标准指导手册和辽宁省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使低碳城市建设制度化与法制化。二是打造低碳经济发展的投融资环境。建立投融资政策支持体系，综合运用规划、投资、价格、财税等政策措施，建立一个良性、面向市场、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政策支持体系和环境，引导社会资金投向低碳经济发展，有效解决发展低碳经济投入不足的问题，着力解决中小企业投融资难问题。三是设立低碳经济专项资金。每年设立专项资金，对发展低碳经济的重大项目和技术开发、产业化示范项目给予直接资金补助。未来将逐步扩大资金支持力度与支持范围，不断鼓励企业低碳经济技术创新与管理升级。加大对中小企业低碳经济专项资金的支持力度四是优化人才技术环境，加快人才培养和引进。以重点产业、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为依托，培养一批科技领军人物、科技骨干和创新人才团队;制定优惠政策，重点引进国内低碳产业科研院所和企业科技研发的中坚力量，吸引社会团体、民间人才的参与，组建低碳经济发展专家顾问团，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建立低碳技术人才管理使用机制，吸引国内外一流科技人才来辽宁创业。
6．提高政府生态责任意识，积极倡导公民低碳消费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3篇
1.1旅游标识完整性差，未能达到标识作用
农村景区标识完整性差有两层含义:一是景区(点)整体标识不完整，二是单体标识不完整。不完整的原因可能是人为破坏或是自然破损，可能是旅游经营者考虑不周，标识缺失，可能是不清楚标识设置原则，标识过小不容易辨识等。不完整的标识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有时还会误导游客，如“请勿在此泊车”中“勿”字受到破坏，缺失了或者看不清楚，变成了“请在此泊车”，该提醒注意安全的地方没有警示标识，容易发生旅游事故。
1.2旅游标识乱象丛生，未能进行规划设计
主要从标识的颜色、规格、材质、安装位置方面进行分析，颜色上没有美感，单调没有活力，如杨凌崔西沟村农家乐有的卫生间门上贴着白底黑字“厕所”;标识规格方面应该面积大的没有大面积运用，应该小面积使用的反而有些夸大;标识材质方面乱象丛生，有一张A4纸上黑色打印的，有废弃木块随手涂鸦的，有塑料的、钢板的、石材的等;标识安装位置不确定，像“洗手间”标识牌有的钉在门框上方、有的钉在门框上、有的钉在门上等随意性安装现象普遍，标识安装时不仅考虑到引导游客，还要考虑其美观、安全、实用性强等要求。
1.3旅游标识雷同严重，未能反映地域文化
农村景区(点)根据各自地域文化开发规划，各地特色明显，但是旅游标识雷同严重，有悖于地方特色文化展示。游客在当地旅游只停留在较浅层面的餐饮、观光，较深层面的文化交流表现较少，在旅游印象中较为浅显，或者没有什么印象，不能激发游客再次游览的欲望和行动。地方特色展示不仅通过餐饮、民居、群体活动表现，旅游标识能够直观表现当地传统文化，是农村风情和民俗呈现的实物载体，重视旅游标识实物载体的作用，有利于凸显地域文化，增强旅游景区(点)的核心竞争力。
1.4标识语言表达上过于生硬粗俗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标识语言表达上过多的运用“不要”“不能”“后果自负”“罚款100元”等生硬的、对立性强的表达，否定的、惩罚类的标识让游客心生抵触、对抗等情绪，不利于游览活动的顺利进行。标识的设置是为游客服务，帮助其完成旅游活动，并非和游客对立、监管游客、惩罚游客的作用。从服务的角度出发，为了游客有一次愉快的、独特的旅游经历而设置标识，应该是文明的，柔性的语言。
2.关中地区农村旅游景区(点)标识优化设想
基于前面的分析，景区标识在完整性方面、在地域文化反映方面、在语言表达方面、在设置布局方面等存在不足或缺陷，下面针对关中地区农村景区标识优化提出几点设想:
(1)以农村的“土”文化为核心，突出农村旅游景区标识的特色和品位。
开发农村旅游景区以农村“土”文化为依托，土生土长的食材、土里土气的乡俗、土得掉渣的名称等方面体现特色文化。比如食材上的香菜叫做芫荽、厕所叫做茅房或者后院、门上挂上红绳表示谢绝来访等;农村旅游标识设计理念上突出“土”文化，突出农村特色。“土”文化有别于“洋”文化，不同于“都市”文化，文化上差异越大，对游客的吸引力越大。
(2)以地域文化为设计指导，
突出农村旅游景区标识的档次和内涵。每个地区开发景区(点)时挖掘当地特有的地域文化，打造当地品牌。像杨凌后稷始祖留下的农耕文化(杨凌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标识设计)，西安市临潼区秦俑村体现统一中国的大秦文化，咸阳市三原县袁家村再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文化、乡土风情。
(3)以文明、劝导、时尚语言为标识主体语言，体现农村居民文明、好客、友好的一面。
语言不是冰冷无情而是带着旅游经营者情感，传递一种文明友善的情感，让游客感觉的温暖、贴心甚至亲切，体现出受到尊重、受到欢迎的愉悦感，让游客从内心感到欣慰。将“罚款50元”改为“感谢您的配合”;将“禁止仍垃圾”改为“请您送垃圾回家”等等。旅游过程中不仅品尝到美食佳肴，体验了当地传统文化，情感上也得到慰藉。
(4)标识体现设计的完整性。
标识设计的完整性方面包括:安装位置、设计理念、设计要素、标识布局、制作、安装等。以杨凌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杨凌崔西沟村农家乐为例说明优化设想。
3.结语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4篇
少数民族聚居在一起有强烈的民族凝聚力，这在劳动生产中激发积极性，减少“搭便车”、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绩效。另一方面，一些西部民族地区长期传承的社会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有很强的约束作用，还成为一种排斥力，使外部的支持无法实现预期目标。普遍来看，西部地区作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农耕文明影响较深，人们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小富即安、求稳怕变，商品意识、市场意识、风险意识淡漠，重人情、轻法制等；同时一些民族地区相对封闭，在主观和客观上难以接受外来事物和理念。这些随着宗教文化、农耕文化发展而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财富观等，使得其面临着比内地汉族聚居区更大的发展阻力和障碍。即非正式制度会排斥市场制度等正式制度，使市场交易的规模变得十分有限，交易费用巨增，加大制度创新成本，从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二、云南省盐津县大坪苗族村情况分析
大坪苗族村是西南地区苗族聚居村落，以它为例考察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情况。盐津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边缘，与四川交界，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县。大坪村距县城75公里，全村辖8个村民组，共302户，1490人，是典型的苗族聚居村。农民收入以种植业收入为主，2010年人均纯收入为1426元。2011年，在云南省129个县区中，GDP排名第95位，贫困面积大、程度深。公路方面，八个村民组已有七个修通，有三条进村公路，但晴通雨阻，甚至晴不通雨更阻。教育方面，村完小1所，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9%，初中入学率处于90%以下，但考入高中的寥寥无几②。通过调研看出大坪村发展非常落后，存在物质基础薄弱，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基础教育不够全面、村民消费水平低等各种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出发可以归结如下。首先，受自然因素影响，大坪村相对封闭，山地环境塑造了山地意识，生产方式落后，村民发展意识薄弱，墨守成规，得过且过、不思进取，满足于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其次，处于严重知识不足状态，电话普及率远远低于全乡、全县的平均水平，互联网用户为零。长期的信息闭塞导致获取、吸收知识的匮乏以及交流途径的缺失，与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滞后。再次，由于思想观念落后，使得支持办学的积极性不高，导致高辍学率，尤其是女童辍学率。这对于加强当地的基础教育、培养能够发展建设当地经济的人才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苗族的民族文化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传承，民族文化的内容不够丰富，没能很好地发挥民族文化的作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可以看出，大坪苗族村的情况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遍情况很符合，非正式制度上存在着很多相似的问题，制约着经济发展。
三、西部民族地区通过非正式制度变迁寻求发展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5篇
（一）是川西北民族地区引领新常态的迫切需要。
2014年中央、四川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全面分析了新常态的特征要求，为经济发展增速换档、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在当前，国内畜产品产销逐渐回归正常，消费更加趋于理性，人们对畜牧产业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希望它提供大量健康营养的畜牧产品，同时要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减到最小。为此，在畜牧行业调整生产结构，控制总体产能的大背景下，循环经济便成为维护地区生态安全、维持正常畜牧业生产的关键。四川是畜牧业大省，川西北又是全省欠发达地区，只有突出“生态立州、畜牧强州”的工作思路，将循环经济融入现代畜牧业发展全过程，促进畜牧业有效转型，才能使畜牧业在引领新常态中走在全省前列。
（二）是川西北民族地区推动新发展的现实选择。
同志在云南调研时强调，“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川西北民族地区幅员面积23.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7.9％，不仅是我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和全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也是全省五大经济区之一的川西北生态经济区，拥有全省87％的牧草地和46％的林地。2013年，川西北民族地区实现畜牧业生产总值57.6亿元，占农业生产总值的52.4%，畜牧业在农业中的主导优势突出，在全省三次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明显。川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可以充分利用本地优势资源，有效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走出现代草原畜牧业发展路子，为农业转型、农村发展、农牧民增收提供有效途径，为实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三）是川西北民族地区迎接新挑战的重要举措。
川西北民族地区是国家和省重点生态功能区，是藏、羌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的震中所在地，生态地位、政治地位、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近几年来，该地区生态改善、环境治理效果不够明显，畜牧业粗放型增长方式仍未根本转变，藏区、反破坏、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艰巨；同时，该地区又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相当滞后的民族地区。据统计，2013年末甘孜、阿坝两州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201.22亿元、233.99亿元，在全省各市州中排位倒数前两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435元、6793元，与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还有一定差距。面对诸多挑战，只有大力推进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以一业促多业”，“以一点带多点”，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才能确保川西北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
二、川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国内畜牧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加大。
近两年，受禽流感疫情、倒奶杀牛事件、死猪事件等的影响，国内畜禽养殖业一度遭遇“寒冬”。据统计分析，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畜牧业总产值与2013年前三季度相比未见“增色”，其中第一季度产值还略低于2013年第一季度产值。同时，四川玉米、大豆等饲料粮供需矛盾突出，饲料价格上升直接导致全省畜牧养殖成本增加。此外，劳动力、环保、用地、防疫、水、电及循环利用技术方面等费用也逐年呈上涨趋势，而畜产品价格提升空间有限，养殖效益面临多方挤压，势必给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增加难度。
（二）生态恶化趋势未得到有效控制。
草场资源是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维持川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稳定的战略资源。没有稳定良好的草场资源和养殖环境，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将无从谈起。从这几年川西北民族地区畜牧业发展现状看，农牧民的环保意识仍需进一步强化，草原退化现象比较严重，超载过牧问题依然突出。
（三）畜牧业生产方式亟待转变。
川西北民族地区地处高寒山地，除地形、气候等客观条件制约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因素外，当地生产企业标准化、产业化程度低，科学技术投入不足，形成原始资源和再生资源浪费，畜产品深加工率低，与金融机构、担保公司、畜牧养殖户等的产业利益链接机制还未完全形成；作为散养户的农牧民，个人文化素质较低，家庭养殖条件较差，采用实用技术较少，防灾减灾能力弱，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较大隐患。
三、川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的主要路径
（一）突出绿色循环再利用，加快构建新型畜牧业循环经济体系。
循环利用是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的关键环节。当前，阿坝、甘孜两州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农牧民增收新型业态的双重任务条件下，要从现有畜牧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考虑，突出绿色循环导向，强调上下游资源及延伸产业的节约使用、循环利用，逐步形成以养殖业为核心的多种业态相互交融的新型畜牧业循环经济体系。在上游及延伸产业中，注重对牧草资源的适度利用和提高畜牧饲料品种的多样化。针对牧区饲料和玉米、豆类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等问题，要深入实施“退牧还草”工程，扩大草场资源供给和秸秆资源化利用；要加大饲料原材料的培育力度，拓展饲料品种，降低畜牧饲养成本；要充分借鉴红原县草原畜牧试点经验，依靠“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建立种子培育、良种繁殖、生产、加工、储藏、供应于一体的草产业，另一方面由牧民自建牧草基地，为畜禽养殖提供丰富的牧草资源（同时可发展为文化旅游产业），可以较好地解决牲畜“冬瘦、春死”的困境。同时，由图1分析可知，通过疾病防控、技术研发和政策咨询等服务，可以有效提高技术含量，降低畜禽疾病，减少损失。在下游及延伸产业中，注重畜禽产品废弃物的再循环和再利用。如图1所示，在畜牧业生产中，除畜禽产品用于食品加工、生物制药（藏医药）、皮革生产、奶业等加工业（精深加工业）及餐饮业、旅游业外，牛、羊、猪等畜禽产生的大量废水和消化不完全的有机质，通过技术分离后直接供给种植业或通过微生物处理方式供给种植业或生产沼气，既可减少污染排放，提供燃料，又可为草场、林地、花卉、果蔬等提供低廉的肥料，也可用于特种经济和药用动物生产，充分拉长畜牧业产业链，实现养殖业与种植业、加工业、服务业的互动发展。
（二）突出标准化生产养殖，积极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
标准化养殖是川西北民族地区提高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基础。2014年四川省深化现代畜牧业发展现场会议明确提出，要按照“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无害化、监管常态化”要求，提高畜牧业养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层次，增强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要严格执行全省畜禽标准化养殖建设标准，落实安全生产要求，完善养殖配套设施，积极引进先进设备，强化疾病防控、市场监管，提高畜产品生产质量水平，加快畜禽出栏周转，增加生产效益。要优化畜禽品种结构，注重对牦牛、藏绵羊、藏香猪等优良高原特色畜种的选育繁殖，继续探索在若尔盖、红原、石渠、德格、色达、理塘、白玉等牧区，发展乳肉兼用型商品畜种，突出畜牧知名品牌建设，切实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要强化示范引领，依托川西北生态经济示范区和红原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两张“名片”，大力推广畜牧业生产基地（园区）、龙头骨干企业、专业合作社和适度规模养殖农户共建或集中联建养殖小区发展的先进典型和经验，通过示范带动，推动畜牧业标准化养殖，使其不仅成为畜牧业发展的主力军，循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三）突出新型经营体系培育，不断推动畜牧业产业化发展。
加快培育畜牧业新型经营体系，是推动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要按照四川省《关于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专项改革方案》，重点培育一批规模效益好、市场覆盖面广、带动能力强的畜牧业循环经济龙头企业（畜牧生产基地或示范建设园区），推动川西北民族地区畜牧产品精深加工，延伸畜牧业循环经济产业链；大力发展养殖专业合作社，构建农户为基础，合作社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将分散的养殖农户组织进现代畜牧业生产体系中；突出农牧民主体作用，建立家庭牧场，培育家庭养殖大户，支持牧民转产创业，成为畜牧业延伸产业或服务业新型主体，让农牧民充分参与和受益。要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大力推行“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户+基地”、“合作社+基地+养殖户”等发展模式，在部分地区探索“企业+协会+养殖户”的新型模式，提高农牧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应对市场变化能力，形成相互依存、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产业化框架体系。要广泛推行合同订单、保护价收购和以牲畜、草场等为股权的股份合作、股权转让、受益分成等做法，探索推行畜牧产品价格指数保险，降低生产成本，缩短收益时间，确保农牧民多渠道增收致富。
（四）突出科技创新这个支撑点，努力实现畜牧业循环经济跨越发展。
科技创新是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加快川西北民族地区畜牧业科学技术应用与创新，必将实现畜牧业从粗放式外延发展，向现代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要充分利用甘孜、阿坝和省内外优势科教资源，构建政研院企合作共研平台，积极争取项目技术和资金支持，加快涉及畜牧业循环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努力提升畜牧科技创新能力、加快畜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畜牧从业人员素质和加强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实现传统畜牧业发展模式的有效转变。要建立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引入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将具有可追溯系统的畜牧产品迅速推至市场，并对流通全过程进行跟踪，实现畜产品从田间到车间到商场（市场）到餐桌的全程监管。要积极探索畜牧业电商新型经营服务模式。依托全省对民族地区开展“民生工程”、“富民安康工程”建设，在加快推进交通设施建设的同时，利用电商节约化、便捷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优势，同步建设互联网、金融站点、支付终端、物流体系等设施设备，打通川西北民族地区“网络大道”，为推进畜牧业循环经济新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四、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