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政策论文范文
经贸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一、推行自主外交下的日本对华政策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过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实力大增，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外交开始推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自主外交。事实上，在20世纪5、60年代的日本外交就典型地摇摆于“对美一边倒”与推行自主外交之间，对美牟取利益时，就“对美一边倒”；对华牟取利益时，就搞自主外交。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特别是“尼克松冲击”，促使日本必须调整对华外交政策，推行自主外交。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组阁的当天，在首次的内阁会议上，提出“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要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中国的问题是最大的外交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对华采取的经贸政策主要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1974年—1975年缔结了贸易、航空和渔业协定。1978年—1979年又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等文件，并开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贷款。
在这一时期，虽然日本极力推行自主外交，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出于联华抑苏的目的，在中日关系上，采取了支持中国的政策，使日本在对华经贸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在日本对华贷款方面表现更为明显。1979年10月17日—18日，日美在华盛顿协商对华援助计划时，日美出现意见不一，美方要求明文规定，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没有附加条件”。对此日本的通产省表示反对，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原则上没有附加条件”[1]。
也正是在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支持下，中日贸易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80年中日贸易额达到89.1亿美元，与建交时1972年的10.4亿美元相比增长近9倍（表—1）。这一时期也是中日贸易发展最顺利的时期，增长幅度大都在两位数以上。
表—1：7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贸中国对日中国从日增长率
年份总额增长率易总额的比重本出口额增长率本进口额
197210.416.54.16.3
197319.587.517.88.4104.911.176.2
197431.360.521.511.435.719.878.4
197538.021.425.814.022.823.920.7
197630.4-20.022.612.2-12.918.2-23.8
197734.714.123.413.611.521.115.9
197848.238.923.317.226.531.147.4
197967.139.222.927.660.539.426.7
198092.037.124.340.346.051.731.2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二、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推行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外交战略，对华经贸政策虽然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大，有经济政治化的倾向。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美苏冷战进一步升格，这促使中、日、美联合抗苏的战略格局正式形成。应该看到，中日美联合抗苏并无稳定的政治基础。就美国而言，只要条件具备它仍愿奉行在中苏之间搞平衡战略，从中渔利，日本也不希望过度刺激苏联。1982年以后，中国开始与日美拉开距离，以贯彻不同任何超级大国建立战略联盟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尽管如此，美国仍视独立自主的中国为其在军事上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美苏冷战对中、日、美关系产生复杂的影响。以对华技术出口问题为例，由于美国对日仍有相当的控制力，故能对日本的对华技术出口产生促进或抑止作用。从积极的方面看，在1980年初，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限制对苏联技术出口的同时，主张放宽对华出口的限制。1983年，美国同意放宽对华出口限制，尤其放宽7种军民两用项目的限制。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也有所增加。但1987年的东芝事件之后，日本政府不仅禁止东芝公司履行35个对华合同，而且还拖延审批其它日商与中方签订的9亿美元的合同，一度严重影响了日本对华技术出口。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国际战略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开始对日本外交和中日美三角关系产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首先，苏联经济实力迅速衰退，这导致美国在1989年5月提出超遏制的概念。其次，随着在1985-1987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则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日本”在美国迅速抬头。第三，中国的崛起开始影响到美日对外战略的制定。在这样大的国际环境下，中日关系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这既是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客观依据，又是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
综观日本20世纪80年代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政治上借用中国的地位，扩大日本的政治影响，但受到苏美两国的影响较大；经济上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受政治关系影响较大，致使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缓慢，中日进出口贸易有的年份还出现下降的现象（表—2）。
表—2：8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中国对中国从
年份增长率贸易总额的日本出增长率日本进增长率
总额的比重口额口额
198199.88.522.746.014.153.84.1
198287.6-12.221.148.65.739.0-27.5
198390.83.720.844.6-8.246.218.5
1984127.340.223.853.520.073.759.5
1985164.329.123.656.14.9108.346.9
1986138.6-15.618.843.6-22.395.0-12.3
1987131.6-5.115.959.235.872.4-23.8
1988146.311.214.272.923.173.41.4
1989146.60.213.181.511.865.2-11.2
1990166.013.214.490.110.675.916.4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年鉴
8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政治上：(1)逐步提升中日关系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地位。70年代日本对华推行的是自主外交，中国在日本外交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到了80年代，中国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把原来只用于美国或东盟的提法用到了中日关系上，称其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
(2)视中日友好关系是日本综合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提高，积极谋求扩大自己的政治发言权。为此，日本一方面依靠“日美同盟”，从政治上、军事上遏制苏联，同时也要借助“日中友好”来提高同美国打交道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要做政治大国，同有世界政治影响的近邻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中日关系也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基础之一。良好的中日关系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特别是朝鲜半岛的稳定，有利于日本加深同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关系。如果中日关系恶化，势必要导致日本亚洲外交的失利。而中日关系也常常对日本国内政局影响较大。
在经贸方面，日本以经济合作为基础，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实现某些战略意图：(1)通过经济合作，适当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使之成为抵御苏联威胁的天然屏障。日本认为，中国经济的不稳定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有倒向苏联的可能，中国经济的稳定有利于保持中苏之间现有的“不战不和”的关系。这样日本就可以借助中国的实力与苏联抗衡。因此，日本政府力排众议，决定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日元贷款。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至1984年实施，贷款方式金额为3309亿日元，共安排了7个项目；第二批日元贷款从1984年至1989年实施，共安排了17个项目，贷款协议金额为5400亿日元（包括700亿日元的黑字还流贷款，主要用于出口创汇型企业）。第一批贷款及第二批贷款前半期，贷款主要用于交通、通讯及水力发电等基础设施项目，如北京至秦皇岛铁路扩建项目，秦皇岛煤炭码头扩建工程，衡阳至广州铁路扩建项目，连云港和青岛港扩建项目，天津、上海、广州程控电话项目，天生桥水电站项目，五强溪水电站项目等。目前，秦皇岛港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煤炭装卸口岸。
从第二批后半期（1988年）起，一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也开始使用日元贷款，如北京市地铁工程，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北京、天津、西安、重庆等地的城市供水和供气项目。
(2)通过经济合作使中国靠向西方。1981年5月，铃木首相在美国明确说：“我们希望见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希望见到中国继续采取合作的态度，必须保持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并“为了维持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支持中国现代化政策，继续进行经济合作”，以“通过经济方面的援助把中国拉过来，使之成为经济向西方开放的国家”。
(3)加强经济合作，捷足先登中国市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日本便深深被中国这一巨大市场所吸引。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与日本资金和技术的结合将具有巨大的潜力。在日本与欧美经济不断发生摩擦的情况下，日本更感觉到密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较快，但呈波浪式增长。199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1983年相比，件数增长6.4倍，合同金额增长4.6倍，实际使用金额增长2.7倍（表—3）。
表—3：80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状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率(%)
1979-198257.60.81——
1983520.951.86129.6
19841382.032.2521.0
19851274.713.1540.0
1986942.832.63-16.5
19871133.012.20-16.3
19882372.765.15134.1
19892944.393.56-30.9
19903414.575.0341.7
合计140132.8526.6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三、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1989年美苏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大国都加紧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美国竭力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和发挥“世界领导作用”；俄罗斯重整经济，极力恢复“世界性强国的地位”；日本提出了建立“日美欧三极体系”的构想，加速向“政治大国”的目标前进。1994年9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9月27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49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演，呼吁修改联合国，删除“旧敌国条款”。这次讲演成为日本全面加速走向政治大国的“宣言书”。在国际大的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客观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90年代后，中日两国各自的发展战略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战略，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日本则紧紧抓住国际关系新旧格局转换与其国家战略调整相吻合这一历史机遇，加速向政治大国迈进。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期，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时期。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正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日本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识到“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日中关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化是不可或缺的”。[2]另一方面，又以其自身的政治标准和价值观念来处理中日关系。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抱有戒心，在某些日本人看来，正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日本与经济上日渐强大的中国难以保持象过去那样的友好关系，认为“中国增强了经济实力以后，对渴望在国际社会增加发言权的日本来说，无疑会成为一个超出纯友
好对象范畴的存在，日中两国将进入摩擦的时代。”[3]无可置疑，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必将对日本的对华经贸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起点是1991年8月海部首相访华。海部首相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所谓的“制裁”尚未取消的背景下访华的。作为后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个访华的政府首脑，海部抓住有利时机，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发表了题为“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演讲。他在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概念，引起了日本和中国的极大关注。《东京新闻》发表文章指出，“海部首相在北京的演说，特征是面向未来，从全球的观点强调日中关系”。[4]继海部之后的日本历届内阁基本上都肯定和继承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这一方针。以细川护熙为首的日本联合政府执政后，在强调“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对日本同等重要的同时，将“共同在军备管理、裁军、保护地球等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上积极做贡献”作为今后日中关系应循方向的第一条，把从“全球角度”考虑日中关系放在优先的地位[5]，也体现了要建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基本政策。
“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主要包括两个协调和三个转变等基本内容。“两个协调”即日中关系的发展要与世界局势的大变动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大背景相协调，要与日本走政治大国的国际目标相协调。“三个转变”一是立足点的转变，即日中关系要从过去一般立足于两国双边关系转变为立足亚太乃至整个世界。二是中日两国交往内容的转变，即由过去的以经济关系为主转变到经济、政治并举，克服过去“经济主动”、“政治被动”的局面，改变过去那种“只强调对战争进行反省和经济合作”的对华政策，加重对华外交的政治色彩。三是地位的转变，即由过去在双边关系格局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转变为力争掌握双边关系的主导权。
20世纪90年代的中日经贸关系也正是在这样国际和日本外交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继续发展中日贸易关系，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以此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状态。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与之形成鲜明的反差。日本政府为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加快与中国贸易发展，使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00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31.7亿美元，首次突破800亿美元的大关，创历史最高（表—4）。但在中日贸易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政府在对华技术贸易方面仍然很保守，限制有些高新技术出口到中国。到了90年代末期，中日两国的贸易摩擦增多。
表—4：9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中国对中国从
年份增长率贸易总额的日本出增长率日本进增长率
总额的比重口额口额
1991202.556.614.9102.215.2100.3147.0
1992253.725.315.3116.814.3136.834.6
1993390.654.020.0157.835.1232.870.2
1994478.922.620.2215.736.7263.213.1
1995574.720.020.5284.631.9290.010.2
1996600.64.520.7308.78.5291.80.6
1997608.11.218.7318.23.1289.9-0.7
1998579.0-4.817.9296.9-6.7282.1-2.7
1999661.714.218.3324.09.2337.719.4
2000831.725.717.5416.528.5415.122.9
合计5181.5——————2541.4——2639.7——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2)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稳步增长，1997年达到高峰，其后一直下降。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采取了既鼓励又限制的政策。进入90年代后，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开始出现高潮，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采取了鼓励夕阳产业对中国投资，政府在办理手续、保险方面给予支持，对高新技术产业对中国的投资，则采取既不鼓励又不限制的措施，致使日本企业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出现高潮，199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到高峰，金额为43.3亿美元。1997年以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政府便开始对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到中国进行限制，其后开始下降，200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减少到29亿美元（表—5），占当年中国利用外资的7.2%。
表—5：日本对华投资发展变化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率(%)
19915998.125.33
1992180521.737.1033.2
1993348829.6013.2486.5
1994301844.4020.7556.7
1995294675.9231.0849.8
1996174251.3136.7918.4
1997140234.0143.2617.6
1998119827.4934.00-21.4
1999116725.9129.73-12.6
2000161436.8029.16-1.9
合计18979355.3250.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3)日本开始调整对华ODA政策，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量。日本从第四批日元贷款开始调整对华日元贷款的方式，由过去的五年计划，改为"3+2"方式；贷款项目也逐步减少基础设施项目，增加环境和中西部地区的项目。从2000年开始，日本政府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额。
四、21世纪日本的对华经贸战略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并开始实施“十五计划”。2001年中国终于实现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中国在近20年间一直保持着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七位。有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按照这种发展势头，中国经济规模在2020年左右就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巨头。而日本此时经济正好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反，仍处于低迷时期，经济连续出现负增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日本人提出了“中国”等。但不管日本国内存在什么样的议论和想法，21世纪中日经贸关系仍将继续发展，日本对华经贸政策仍会以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为主导。中日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不仅是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首先，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赋予了中日友好合作的特殊使命。冷战结束以后，东亚的安全环境改善，中日友好具备了更为有利的经贸合作环境。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已成为各国的主要发展课题和客观现实，需要中日两国承担一些共同的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成为亚洲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日两国应从建立东亚地区公正、合理、和平、稳定的新秩序这一大局出发，加强磋商，相互协助，为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第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整合需要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仍在加强。在欧洲，欧盟已经完成货币统一，向纵深发展；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在迅速地推进，并使每个成员国获得了较大的利益。而在亚洲，虽然已经有东盟自由贸易区和预计十年之内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但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并能够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抗衡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而要想建成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必需由中国和日本参加并起主要作用，否则是无法实现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建成与否，关系到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和亚洲经济的发展。因此，客观要求中日两国必须加强合作。
第三，中日各自经济的发展需要对方。中日两国已经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经贸关系的依存度很高。2001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77.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2%，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超过10%。2002年1-6月，中日贸易进出口达到447.8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6.5%。其中从日本进口231亿美元，增长10%，带动了日本经济的恢复；日本对华投资实际使用金额达到20.5亿美元，同比增长8.8%，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为8.3%。
关于今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通过线性回归方程预测得出：2005年中日贸易额将达到1300亿美元左右，日本对华实际投资额达到60亿美元；2010年中日贸易额将达到1800亿美元，日本对华投资达到85亿美元左右[6]。
从上述中日之间经贸关系的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日本，日本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根据上述的分析，笔者认为21世纪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取向为：在贸易方面，继续发展两国的贸易关系，扩大日本对华出口，为日本经济的复苏服务。但贸易摩擦将会增加；在投资方面，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还将继续增加；日本政府对华ODA的政策将发生变化，不断地减少对华ODA的数量，对华经济合作也将从维护冷战形势下的区域稳定转为正常的经济合作。
［收稿日期］2002-09-26
【参考文献】
[1]田中明彦.中日关系1945-1990[M].东京大学出版社，113页.
[2]日：1992年4月16日，产经新闻.
[3]日：1993年6月15日，事实解说.
[4]日：1991年8月12日，东京新闻.
经贸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一、推行自主外交下的日本对华政策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过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实力大增，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外交开始推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自主外交。事实上，在20世纪5、60年代的日本外交就典型地摇摆于“对美一边倒”与推行自主外交之间，对美牟取利益时，就“对美一边倒”；对华牟取利益时，就搞自主外交。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特别是“尼克松冲击”，促使日本必须调整对华外交政策，推行自主外交。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组阁的当天，在首次的内阁会议上，提出“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要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中国的问题是最大的外交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对华采取的经贸政策主要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1974年—1975年缔结了贸易、航空和渔业协定。1978年—1979年又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等文件，并开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贷款。
在这一时期，虽然日本极力推行自主外交，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出于联华抑苏的目的，在中日关系上，采取了支持中国的政策，使日本在对华经贸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在日本对华贷款方面表现更为明显。1979年10月17日—18日，日美在华盛顿协商对华援助计划时，日美出现意见不一，美方要求明文规定，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没有附加条件”。对此日本的通产省表示反对，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原则上没有附加条件”[1]。
也正是在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支持下，中日贸易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80年中日贸易额达到89.1亿美元，与建交时1972年的10.4亿美元相比增长近9倍（表—1）。这一时期也是中日贸易发展最顺利的时期，增长幅度大都在两位数以上。
表—1：7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贸中国对日中国从日增长率
年份总额增长率易总额的比重本出口额增长率本进口额
197210.416.54.16.3
197319.587.517.88.4104.911.176.2
197431.360.521.511.435.719.878.4
197538.021.425.814.022.823.920.7
197630.4-20.022.612.2-12.918.2-23.8
197734.714.123.413.611.521.115.9
197848.238.923.317.226.531.147.4
197967.139.222.927.660.539.426.7
198092.037.124.340.346.051.731.2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二、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推行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外交战略，对华经贸政策虽然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大，有经济政治化的倾向。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美苏冷战进一步升格，这促使中、日、美联合抗苏的战略格局正式形成。应该看到，中日美联合抗苏并无稳定的政治基础。就美国而言，只要条件具备它仍愿奉行在中苏之间搞平衡战略，从中渔利，日本也不希望过度刺激苏联。1982年以后，中国开始与日美拉开距离，以贯彻不同任何超级大国建立战略联盟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尽管如此，美国仍视独立自主的中国为其在军事上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美苏冷战对中、日、美关系产生复杂的影响。以对华技术出口问题为例，由于美国对日仍有相当的控制力，故能对日本的对华技术出口产生促进或抑止作用。从积极的方面看，在1980年初，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限制对苏联技术出口的同时，主张放宽对华出口的限制。1983年，美国同意放宽对华出口限制，尤其放宽7种军民两用项目的限制。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也有所增加。但1987年的东芝事件之后，日本政府不仅禁止东芝公司履行35个对华合同，而且还拖延审批其它日商与中方签订的9亿美元的合同，一度严重影响了日本对华技术出口。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国际战略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开始对日本外交和中日美三角关系产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首先，苏联经济实力迅速衰退，这导致美国在1989年5月提出超遏制的概念。其次，随着在1985-1987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则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日本”在美国迅速抬头。第三，中国的崛起开始影响到美日对外战略的制定。在这样大的国际环境下，中日关系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这既是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客观依据，又是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
综观日本20世纪80年代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政治上借用中国的地位，扩大日本的政治影响，但受到苏美两国的影响较大；经济上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受政治关系影响较大，致使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缓慢，中日进出口贸易有的年份还出现下降的现象（表—2）。
表—2：8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中国对中国从
年份增长率贸易总额的日本出增长率日本进增长率
总额的比重口额口额
198199.88.522.746.014.153.84.1
198287.6-12.221.148.65.739.0-27.5
198390.83.720.844.6-8.246.218.5
1984127.340.223.853.520.073.759.5
1985164.329.123.656.14.9108.346.9
1986138.6-15.618.843.6-22.395.0-12.3
1987131.6-5.115.959.235.872.4-23.8
1988146.311.214.272.923.173.41.4
1989146.60.213.181.511.865.2-11.2
1990166.013.214.490.110.675.916.4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年鉴
8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政治上：(1)逐步提升中日关系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地位。70年代日本对华推行的是自主外交，中国在日本外交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到了80年代，中国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把原来只用于美国或东盟的提法用到了中日关系上，称其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
(2)视中日友好关系是日本综合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提高，积极谋求扩大自己的政治发言权。为此，日本一方面依靠“日美同盟”，从政治上、军事上遏制苏联，同时也要借助“日中友好”来提高同美国打交道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要做政治大国，同有世界政治影响的近邻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中日关系也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基础之一。良好的中日关系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特别是朝鲜半岛的稳定，有利于日本加深同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关系。如果中日关系恶化，势必要导致日本亚洲外交的失利。而中日关系也常常对日本国内政局影响较大。
在经贸方面，日本以经济合作为基础，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实现某些战略意图：(1)通过经济合作，适当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使之成为抵御苏联威胁的天然屏障。日本认为，中国经济的不稳定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有倒向苏联的可能，中国经济的稳定有利于保持中苏之间现有的“不战不和”的关系。这样日本就可以借助中国的实力与苏联抗衡。因此，日本政府力排众议，决定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日元贷款。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至1984年实施，贷款方式金额为3309亿日元，共安排了7个项目；第二批日元贷款从1984年至1989年实施，共安排了17个项目，贷款协议金额为5400亿日元（包括700亿日元的黑字还流贷款，主要用于出口创汇型企业）。第一批贷款及第二批贷款前半期，贷款主要用于交通、通讯及水力发电等基础设施项目，如北京至秦皇岛铁路扩建项目，秦皇岛煤炭码头扩建工程，衡阳至广州铁路扩建项目，连云港和青岛港扩建项目，天津、上海、广州程控电话项目，天生桥水电站项目，五强溪水电站项目等。目前，秦皇岛港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煤炭装卸口岸。
从第二批后半期（1988年）起，一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也开始使用日元贷款，如北京市地铁工程，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北京、天津、西安、重庆等地的城市供水和供气项目。
(2)通过经济合作使中国靠向西方。1981年5月，铃木首相在美国明确说：“我们希望见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希望见到中国继续采取合作的态度，必须保持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并“为了维持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支持中国现代化政策，继续进行经济合作”，以“通过经济方面的援助把中国拉过来，使之成为经济向西方开放的国家”。
(3)加强经济合作，捷足先登中国市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日本便深深被中国这一巨大市场所吸引。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与日本资金和技术的结合将具有巨大的潜力。在日本与欧美经济不断发生摩擦的情况下，日本更感觉到密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较快，但呈波浪式增长。199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1983年相比，件数增长6.4倍，合同金额增长4.6倍，实际使用金额增长2.7倍（表—3）。
表—3：80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状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率(%)
1979-198257.60.81——
1983520.951.86129.6
19841382.032.2521.0
19851274.713.1540.0
1986942.832.63-16.5
19871133.012.20-16.3
19882372.765.15134.1
19892944.393.56-30.9
19903414.575.0341.7
合计140132.8526.6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三、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1989年美苏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大国都加紧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美国竭力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和发挥“世界领导作用”；俄罗斯重整经济，极力恢复“世界性强国的地位”；日本提出了建立“日美欧三极体系”的构想，加速向“政治大国”的目标前进。1994年9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9月27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49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演，呼吁修改联合国，删除“旧敌国条款”。这次讲演成为日本全面加速走向政治大国的“宣言书”。在国际大的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客观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90年代后，中日两国各自的发展战略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战略，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日本则紧紧抓住国际关系新旧格局转换与其国家战略调整相吻合这一历史机遇，加速向政治大国迈进。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期，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时期。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正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日本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识到“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日中关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化是不可或缺的”。[2]另一方面，又以其自身的政治标准和价值观念来处理中日关系。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抱有戒心，在某些日本人看来，正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日本与经济上日渐强大的中国难以保持象过去那样的友好关系，认为“中国增强了经济实力以后，对渴望在国际社会增加发言权的日本来说，无疑会成为一个超出纯友
好对象范畴的存在，日中两国将进入摩擦的时代。”[3]无可置疑，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必将对日本的对华经贸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起点是1991年8月海部首相访华。海部首相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所谓的“制裁”尚未取消的背景下访华的。作为后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个访华的政府首脑，海部抓住有利时机，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发表了题为“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演讲。他在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概念，引起了日本和中国的极大关注。《东京新闻》发表文章指出，“海部首相在北京的演说，特征是面向未来，从全球的观点强调日中关系”。[4]继海部之后的日本历届内阁基本上都肯定和继承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这一方针。以细川护熙为首的日本联合政府执政后，在强调“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对日本同等重要的同时，将“共同在军备管理、裁军、保护地球等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上积极做贡献”作为今后日中关系应循方向的第一条，把从“全球角度”考虑日中关系放在优先的地位[5]，也体现了要建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基本政策。
“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主要包括两个协调和三个转变等基本内容。“两个协调”即日中关系的发展要与世界局势的大变动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大背景相协调，要与日本走政治大国的国际目标相协调。“三个转变”一是立足点的转变，即日中关系要从过去一般立足于两国双边关系转变为立足亚太乃至整个世界。二是中日两国交往内容的转变，即由过去的以经济关系为主转变到经济、政治并举，克服过去“经济主动”、“政治被动”的局面，改变过去那种“只强调对战争进行反省和经济合作”的对华政策，加重对华外交的政治色彩。三是地位的转变，即由过去在双边关系格局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转变为力争掌握双边关系的主导权。
20世纪90年代的中日经贸关系也正是在这样国际和日本外交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继续发展中日贸易关系，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以此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状态。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与之形成鲜明的反差。日本政府为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加快与中国贸易发展，使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00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31.7亿美元，首次突破800亿美元的大关，创历史最高（表—4）。但在中日贸易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政府在对华技术贸易方面仍然很保守，限制有些高新技术出口到中国。到了90年代末期，中日两国的贸易摩擦增多。
表—4：9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中国对中国从
年份增长率贸易总额的日本出增长率日本进增长率
总额的比重口额口额
1991202.556.614.9102.215.2100.3147.0
1992253.725.315.3116.814.3136.834.6
1993390.654.020.0157.835.1232.870.2
1994478.922.620.2215.736.7263.213.1
1995574.720.020.5284.631.9290.010.2
1996600.64.520.7308.78.5291.80.6
1997608.11.218.7318.23.1289.9-0.7
1998579.0-4.817.9296.9-6.7282.1-2.7
1999661.714.218.3324.09.2337.719.4
2000831.725.717.5416.528.5415.122.9
合计5181.5——————2541.4——2639.7——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2)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稳步增长，1997年达到高峰，其后一直下降。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采取了既鼓励又限制的政策。进入90年代后，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开始出现高潮，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采取了鼓励夕阳产业对中国投资，政府在办理手续、保险方面给予支持，对高新技术产业对中国的投资，则采取既不鼓励又不限制的措施，致使日本企业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出现高潮，199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到高峰，金额为43.3亿美元。1997年以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政府便开始对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到中国进行限制，其后开始下降，200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减少到29亿美元（表—5），占当年中国利用外资的7.2%。
表—5：日本对华投资发展变化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率(%)
19915998.125.33
1992180521.737.1033.2
1993348829.6013.2486.5
1994301844.4020.7556.7
1995294675.9231.0849.8
1996174251.3136.7918.4
1997140234.0143.2617.6
1998119827.4934.00-21.4
1999116725.9129.73-12.6
2000161436.8029.16-1.9
合计18979355.3250.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3)日本开始调整对华ODA政策，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量。日本从第四批日元贷款开始调整对华日元贷款的方式，由过去的五年计划，改为"3+2"方式；贷款项目也逐步减少基础设施项目，增加环境和中西部地区的项目。从2000年开始，日本政府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额。
四、21世纪日本的对华经贸战略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并开始实施“十五计划”。2001年中国终于实现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中国在近20年间一直保持着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七位。有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按照这种发展势头，中国经济规模在2020年左右就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巨头。而日本此时经济正好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反，仍处于低迷时期，经济连续出现负增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日本人提出了“中国”等。但不管日本国内存在什么样的议论和想法，21世纪中日经贸关系仍将继续发展，日本对华经贸政策仍会以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为主导。中日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不仅是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首先，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赋予了中日友好合作的特殊使命。冷战结束以后，东亚的安全环境改善，中日友好具备了更为有利的经贸合作环境。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已成为各国的主要发展课题和客观现实，需要中日两国承担一些共同的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成为亚洲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日两国应从建立东亚地区公正、合理、和平、稳定的新秩序这一大局出发，加强磋商，相互协助，为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第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整合需要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仍在加强。在欧洲，欧盟已经完成货币统一，向纵深发展；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在迅速地推进，并使每个成员国获得了较大的利益。而在亚洲，虽然已经有东盟自由贸易区和预计十年之内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但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并能够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抗衡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而要想建成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必需由中国和日本参加并起主要作用，否则是无法实现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建成与否，关系到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和亚洲经济的发展。因此，客观要求中日两国必须加强合作。
第三，中日各自经济的发展需要对方。中日两国已经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经贸关系的依存度很高。2001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77.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2%，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超过10%。2002年1-6月，中日贸易进出口达到447.8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6.5%。其中从日本进口231亿美元，增长10%，带动了日本经济的恢复；日本对华投资实际使用金额达到20.5亿美元，同比增长8.8%，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为8.3%。
关于今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通过线性回归方程预测得出：2005年中日贸易额将达到1300亿美元左右，日本对华实际投资额达到60亿美元；2010年中日贸易额将达到1800亿美元，日本对华投资达到85亿美元左右[6]。
从上述中日之间经贸关系的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日本，日本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根据上述的分析，笔者认为21世纪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取向为：在贸易方面，继续发展两国的贸易关系，扩大日本对华出口，为日本经济的复苏服务。但贸易摩擦将会增加；在投资方面，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还将继续增加；日本政府对华ODA的政策将发生变化，不断地减少对华ODA的数量，对华经济合作也将从维护冷战形势下的区域稳定转为正常的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1]田中明彦.中日关系1945-1990[M].东京大学出版社，113页.
[2]日：1992年4月16日，产经新闻.
[3]日：1993年6月15日，事实解说.
[4]日：1991年8月12日，东京新闻.
经贸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贸易政策；自由贸易；保护贸易；政治经济学
1引言
所有学派的经济学家都确信，自由贸易比保护贸易好。传统贸易理论已经很好地证明，自由贸易可以避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实际上，他们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即使其他所有国家都实行贸易保护，自由贸易仍然是最好的政策。他们提出，如果其他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保持开放的国家从廉价的进口品中所获得的利润仍将大于其在拒绝出口的市场上的损失。尽管经济学界存在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倾向，但贸易保护从未消失，能真正做到自由贸易的国家为数极少。尽管许多国家想要利用外国市场，但是他们又通常不愿意开放自己的经济。即使支持自由贸易的论据充分，贸易保护主义仍不断以新的面貌出现。
主流贸易理论是将贸易政策视为提高经济效率（或福利）的一种手段，而这恰恰使它在解释现实的贸易政策时面对着一个锁死的怪圈，即如果是追求效率，就要选择自由贸易政策；如果选择贸易干预政策，就不能实现既定的经济效率或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促使我们必须从新的角度来思考贸易政策的本质，那就是收入分配问题——经济学的另外一个主题。“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正是从这一主题出发为填补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奠定了基石，成为近二十多年来贸易理论迅速发展的一个令人瞩目的领域。它将政治学的范式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作为公共政策决策的具体形式之一，从国家非经济效率的目标或社会利益（特别是收入）分配及冲突的视角去探寻贸易政策产生和变化的政治过程，因而比纯贸易理论更好地诠释了现实中贸易扭曲政策的存在、形式、结构和演变。
2贸易政策决定的政治经济学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政策制定中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与此相应地，经济学家们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中建立了一些政治经济学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政府的目标是成功地掌握政权和维护政权的稳定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
（1）中点选民模型。中点选民模型假设政府是民主产生的，任何一个政党只有得到了多数选民的支持，该政党才有可能执政，因此，政府在选择任何经济贸易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如何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中点选民的意见将会代表多数选民的想法，因而政府要尽可能地选择靠近中点选民的意见的政策，越接近中点选民意见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2）集体行动理论。研究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种政策是否被政府采纳并不在于受益或受损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利益集团行动是否有效。在影响政府政策的游说中，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容易统一，从而在集体行动中步调一致，在游说中取得成效。而人多的群体，搭便车的人越多，积极参与的人反而少，意见也不容易统一，集体行动的效率低。
贸易中受损的集团每一分子平均涉及的利益一般会很大，他们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游说政府限制贸易以保护他们的收入。人们一定以为在贸易中收益地集团会同样尽力去说服政府放宽贸易限制。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和其他大部分国家，在制定贸易政策时，想限制贸易的人比想放宽贸易的人更具影响力。一般说来，任何产业中贸易收益者的集中程度，对情况的掌握程度，以及组织程度都不如那些贸易受损者。
从政府利益的角度看，尽管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当多数人的利益无法形成一种力量对其决策形成影响，而且政府迎合少数利益集团利益泛、而能够赢得更多的选票时，按照“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政府往往会选择总福利水平下降、大多数人利益受损而少数人收益的贸易政策。
（3）次优理论。它最早由理查德•利普塞（RichardLipsey）和凯文•兰开斯特(KelvinLancaster)提出的。他们指出传统的贸易模型只有在其前提条件——所谓均衡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具体到贸易领域，只有在所有市场因素都能得到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自由贸易才是最合理的政策——最优政策。而现实情况是各国或多或少地面临市场失灵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尤甚。这样自由贸易的优势就无法得到最大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主动干预，引进或增强激励机制，才能抵消市场失灵的后果。政府插手可能会扭曲经济信号，但如果运用得当，恰好可以平衡市场失灵的市场结构，此时干预贸易的政策就是次优选择，它比自由贸易更实际也更恰当。
（4）战略贸易理论。它由加拿大学者詹姆斯•布兰德（JamesBrander）和芭芭拉•斯潘塞（BarbaraSpencer）创立，他们认为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比较优势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争取“租”（某种要素投入某个部门的所得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变得日益重要。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实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进而消除“租”的问题。但规模经济理论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强调了不完全竞争的和寡头垄断竞争的存在，认为政府可以采取特殊行动帮助自己的寡头企业。政府政策可以帮助企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和将利润从外国公司转移到国内企业，以提高自己的国民收入。
（5）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国家政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私人集团为增进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公共手段制定出来的，而不是为了促进公共福利而无私地制定出来地。这个学派认为，经济政策是权势集团为了私利进行竞争和执行分配策略的结果。他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学文献（内生性贸易理论）就说明了这种做法，它指出关税和其他阻碍自由贸易的手段完全可以被理解为特定集团的寻租行为。
一国国际贸易政策制订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但特定的国际贸易政策不可能公平地满足和实现所有需求者的利益，必然或多或少地损害一部分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的利益，至于最后选择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和实现一个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的国际贸易政策，这要看这个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是否拥有更多的权力资源和谈判砝码，因此国际贸易政策形成过程就是不同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在权力资源基础上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选择的结果。
（6）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的最初倡导者是美国经济学家查里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他认为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建立和管理自由经济。金德尔伯格说，领导国建立自由世界经济既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也是为了全世界的经济利益，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Krasner）则认为霸主建立自由世界经济主要是为了促进自身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和安全的利益。
对霸权稳定论进行最详尽、最系统实证性评论的人是经济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Eichengreen，1989），他说霸权和贸易自由化之间存在着积极的联系。在比较19世纪的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之后，艾肯格林得出结论说：“在历史记载中，多边主义取得成功的唯一例子恰恰与某一个大国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发生在同一个时期。关贸总协定运作越来越困难恰巧与美国经济相对衰落发生在同一时期”。根据霸权稳定论，当国际体系中具有超群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某一突出国家即所谓霸权国家出现的时候，它必然要求并试图建立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这是因为自由贸易体制能够增加其全体国民之所得，提高其经济增长率，增进其在全球的政治影响。但是一旦霸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被削弱从而失去盟主地位，它就可能转向保护主义，以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这时稳定的国际经济关系或自由贸易体系就将受到挑战，保护主义可能成为一些国家的选择。
3国内文献考察
我国很多学者针对具体的贸易政策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仝娜（2006）利用中点选民模型对产生保护贸易制度的原因进行分析，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分析了保护的成本和收益，并利用布罗克（Brock）、麦基（Magee）和杨（Young）的竞选贡献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单的数学化推导，得出贸易保护的水平和结构是需求方（按照行业来组织的利益集团）和供给方（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相互作用的结果。
朱彤、樊茂勇（2000）对GATT/WTO格局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国内强权利益集团的利益左右着政府的政策导向，国际经济格局的构筑取决于强权国家政府共同博弈的结果，而强权国家的权力则取决于它在国际生产和金融中的统治地位，各国相对经济实力的改变必将引起现存的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
赵君峰（2006）对反倾销进行的分析认为，由于消费者和反倾销的生产者在团结程度以及对政府的影响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导致政府制定的贸易政策多是有利于那些反倾销的生产者，而消费者的福利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耿伟（2003）认为如果现实中存在收入再分配成本、信息和投票成本、“免费搭车”问题、不完全信息制和代议制等，那么贸易保护主义会在政策决策中以少胜多。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政治市场的不完善是影响贸易政策选择的两大因素。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削弱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效率优势，而政治市场的不完善导致游说活动发生，使贸易政策被利益集团左右。
王元颖（2004）指出，关税只是一种表象，是收入或财富进行分配的一种手段，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利益之争和利益博弈，由此关税政策成为政治利益集团公共选择的产物。朱启荣（2003）采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各国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内在动机，指出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各国追求自身利益博弈的结果。
朱传杰（1999）认为国家利益以及国家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选择倾向，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各个国家国际贸易政策的取向，国际贸易政策不仅是内生变量，而且只要国内市场的竞争不够充分或存在垄断，贸易保护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像一个幽灵一样飘荡在自由贸易的上空。
盛斌（2001）认为作为收入分配的次优手段，贸易政策可能是“慈善”的政府实现社会福利函数和提供社会保险的途径，也可能是“自利”的政府为了寻求政治支持或竞选获胜向少数利益集团出售的政治商品，也可能是在“民主”的政府目标函数下兼而有之。
周茂荣、杜莉（2004）从静态博弈的角度出发，证明了任何一国试图实施单边自由化的努力都很难成功，短期内各国出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均会选取保护贸易政策
4结语
对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较好地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的缺陷，但仍存在几点不足。
贸易政策的中点选民决定论理论上似乎没问题，但在解释很多民主政府选择牺牲大多数人利益来保护少数人利益的贸易政策方面，却遇到尴尬，不如集体行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利益受损集团会尽力游说政府实施贸易保护，而这极容易出现寻租现象，滋生腐败，使政策的选择出现偏差，使贸易政策有可能成为体现个人意志和谋求个人利益的糟糕政策，从而消耗了有限的经济资源，造成社会净损失。
次优理论和战略贸易理论鼓励政府干预经济，却有可能导致政府的无效率干预，因为政府干预政策的成功，需要许多限制条件，如完全准确的信息、恰当的政策工具、战略产业的选择、恰当的干预时机、恰当的干预力度等等，一旦这些限制条件无法满足，就可能导致政府的无效率干预，扶持了没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导致资源的浪费，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
霸权稳定理论倡导建立一个由霸权国家领导的国际体系，其将霸权假设为国际合作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论断是没有充分证据的，也不能解释霸权衰退之后国际合作的可能性。霸权一定程度上能带来贸易的自由化，但也可能导致单极世界的产生，出现霸权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他国利益，弱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无话语权的现象。
新政治经济学似乎过于强调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形成中的作用，认为政府的贸易政策是为了换取利益集团的支持“待价而沽”，或者说政府蜕变成了特殊利益的俘虏。这种分析忽视了政府在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其实政府在多个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博弈过程中可以处于一种相对超脱的地位，它可以选择与不同的利益集团结盟，或是将不同议题捆绑起来，在和利益集团的博弈中更有利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美］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海闻，P•林德特，王新奎.国际贸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经贸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1.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步发展阶段选择保护贸易政策的原因
在工业经济时代，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主要依靠农业，民族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经济结构呈现出单一化、畸形化的特征。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则获得了较充分地发展，国内市场日趋饱和，急需向海外扩张其原料和销售市场。于是，发达国家大力提倡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在原则上要求国际贸易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因此，发达国家可以将其工业制成品销往广大的落后国家，以实现其经济扩张；而落后国家只能生产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经济结构无法得到改善和提升，经济发展将始终停留在落后的水平上。在这种不对称的经济发展要求下，发达国家往往会倚仗强势，大力推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剥削和掠夺落后国家的经济资源，摧残和扼杀其新兴工业。在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发展利益将无法得到根本的保障。面对特殊的历史背景，发展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保护民族工业的思路和口号。保护贸易政策的提出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可，成为其在工业化初步发展阶段中的必然选择。
通过对本国民族工业进行保护，民族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获得了一定的空间。生产力水平获得实质性的提高。保护贸易政策使落后国家固有的、静态的、结构水平低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创新的、动态的、结构水平较高的比较优势，这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保护贸易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须具备的社会历史条件
贸易保护有利也有弊，因而实施贸易保护就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贸易保护所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包括：一是减少眼前的贸易机会和贸易中的比较利益；二是容易形成行业中的低效率。要使贸易保护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就应该使其保护成本降至最低，使其利大于弊。因此，实施保护贸易政策应该具备以下两个社会历史条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尚没有形成。在此历史条件下，由于国际贸易会受到地域和时空的局限，比较利益无法得到充分地体现，因而可以从客观上降低贸易保护的成本。在工业经济时代，由于信息技术较落后，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尚没有形成，落后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所损失的比较利益也是较为有限的。而通过贸易保护能够使落后国家获得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种长远利益会弥补并超过近期保护所付出的代价。这体现了落后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步发展阶段选择贸易保护的合理性。二是工业落后，国内生产力水平低下。贸易保护政策主要是为了保护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的国家建立和发展民族工业，在这点上贸易保护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然而随着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贸易保护的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而边际成本则会不断上升。这是因为贸易保护难免会导致国内行业的低效率、市场信号的扭曲等负面效应。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贸易保护所造成的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将会极大地阻碍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此时，该国采取贸易保护的边际成本将大于边际收益。
3.贸易保护使许多国家民族经济得到振兴
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通过贸易保护而使传统的经济结构获得了明显的改善，主要表现为：(1)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的比重在上升；(2)工业生产总值中制造业的比重在上升；(3)制造业中重化工业和机电工业的比重在上升。这几个“上升”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合理化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多样化的经济结构使发展中国家摆脱了历史上对发达国家过分依赖的状态，增强了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自信心。如韩国、墨西哥、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早期曾经只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上的比较优势，后来却通过推行适度的贸易保护政策扶植起了一批竞争力较强的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新兴产业，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一股新兴力量。
二、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是知识经济时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捷径
1.知识经济时展中国家继续实施贸易保护的理由和社会条件已渐渐失去
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由于发达国家单方面海外扩张的要求而导致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疯狂掠夺和剥削，形成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如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新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这种转变使得发展中国家继续采取贸易保护的理由不复存在。同时，发展中国家工业的迅速发展及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信息高科技的出现及经济全球化物质基础的形成，都令贸易保护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日渐消失。
在知识经济时代，贸易保护的边际成本已开始超过其边际收益，这表现在贸易保护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其一，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抑制了企业的积极进取精神，使经济发展产生高成本和低效率。国内企业感受不到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这使其失去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动力，形成企业的低素质和生产的低效率。其二，贸易保护造成市场信号扭曲，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的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较强，这会使市场信号出现扭曲，使产品价格不能正确反映一国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导致资源使用上的浪费和产业结构上的倾斜。其三，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采取贸易保护将会损失更多的比较利益。经济全球化大大降低了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使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获得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国仍然采取贸易保护将意味着损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的贸易机会和比较利益。
2.知识经济时代，自由贸易政策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1)采取自由贸易有利于降低生产经营的成本。由于当代信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传递已经变得十分便捷，一国的企业可以即时地获得世界市场的信息，可以将生产和贸易的各个环节分布到世界市场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实现全球化的经营管理，从而大大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生产经营成本。发展中国家只有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才能融入经济全球化当中，获得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
2)采取自由贸易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形成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在自由贸易中，拥有先进技术的出口方为了贸易的需要而不得不把与贸易内容有关的技术、性能、特点和某些参数向进口方介绍，这样，就发生了“技术外溢”。这使得进口方的技术在低成本下得以较快的提高，这个过程是通过“干中学”来完成的。显然，“技术外溢”和“干中学”对于落后国家形成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有利于吸引国际投资，从而为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充足的资本来源，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于一个采取贸易保护的相对封闭的经济来说，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通常会导致较长时期的经济低迷。由于物质资本资源在产业间转移困难，需求扩张的产业不能形成足够的资本存量，无法吸纳从传统产业中游离出来的失业人口。同时，传统产业由于市场萎缩的约束，物质资本过剩却难以转移，不断地形成新的失业人口。相反，在一个采取自由贸易的开放经济中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物质资本资源在产业间转移困难的问题在开放的经济中将不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过程的重大障碍，因为国际间资本资源的平行转移会取代孤立经济的资本资源的跨产业转移，成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物质资本资源及其物化的知识资源运动转移的主
要方式。所以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吸引国际资本的直接投资，有利于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3.知识经济时代自由贸易能够加速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
同以前相比，在知识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日益趋近：经济结构多元化，工业化程度较高，信息科技发展迅速。在这种条件下，与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能够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加速实现经济赶超。以下的理论模型可以说明自由贸易是怎样帮助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增长，实现经济赶超的。
假设两国都是多元化经济结构，工业体系较完善，都步入了现代经济增长，且两国间不存在要素流动。假定，只有两种产品，一种是消费品，一种是资本品，并且前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后者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不考虑技术及其变动的影响。由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可知，发展中国家在最初阶段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而发达国家则同时生产消费品和资本品。这样，两国间的贸易格局将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同时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将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品）产出、资本和劳动投入分别记为Y、K和L，可将总量生产函数表述如下：
Y=F(K,L)(1)
假定生产函数是新古典类型的，并且是一次齐次的。人均生产函数形式可表达如下：
y=f(k)(2)
(2)式满足Inada条件
附图
产品市场是竞争性的。企业将在产品及要素价格给定的条件下最大化利润：
dY/d≤r/p(3)
dY/dL≤w/p(4)
r是实际租率，w是实际工资，p是以投资品价格作为尺度的消费品。P是外生给定的和始终保持不变的。
用人均生产函数的形式，上述条件可以写为：
dY/dK=dy/dk≤r/p(5)
dY/dL=y(k)-(dy/dk)k≤w/p(6)
将工资对租率的比率记为Ω，可将静态效率条件记为：
Ω=(dY/dL)/(dy/dk)=y/(dy/dk)-k(7)
产品市场均衡条件可以表达为投资与储蓄间的均等：
I=p(F(K,L)-C)(8)
上式中，I是总投资，C是总消费。
假定贸易处于平衡，汇率是固定的。因此有：
M=pX(9)
上式中，M是总进口，X是总出口。为方便起见，我们将汇率规范化为1。
发展中国家完全专业化于消费品的生产意味着：
I=M=pX(10)
将上式代入储蓄—均衡条件，我们得到：
X=Y(K,L)-C(11)
到此为止，我们完成了对模型静态部分的描述。让我们转向模型的动态部分。我们有基本的资本积累恒等式：
I=dK/dt+δK(12)
上式中，δ是折旧率。
将上式代入基本的储蓄—投资均衡条件，得到下列的基本增长方程：
dK/dt=p(F(K,L)-C)-δK(13)
此外，由方程(11)，我们有：
dK/dt=pX-δK(14)
假定劳动力的增长率为外生给定的：
dL/dt=nL(15)
上式中，L是劳动投入，n是劳动力增长率。运用人均形式，基本增长方程可以写为：
dk/dt=p(y(k)-c)-(n+δ)k(16)
上式中，c是人均消费。
由于投资品完全来自进口，有：
dk/dt=px-(n+δ)k(17)
上式中，x是人均出口。
比较这一方程与无贸易条件下的新古典基本增长方程，我们可以看出仅有的差别在于后一方程中的(y-c)为前一方程中的p(y-c)所代替[3]。在该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快于它处于封闭状态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增长。这意味着贸易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都已步入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可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其实现经济赶超。
4.知识经济时代采取贸易保护容易导致产业升级缓慢和危机的发生
韩国政府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竭力扶持汽车工业的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韩国已经建立起了颇具规模的汽车工业。但此时政府依然不放松对汽车产业的保护和扶持，最终导致汽车产业的市场根基薄弱。一场危机过后，现代集团已在戴姆勒—克莱斯勒帐下听令，大宇集团成了福特公司的囊中之物。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很早已走入国际市场，置身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并造就了大批世界一流的制造业企业；但日本的其他产业，尤其是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则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长期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创新乏力，不能为制造业提供新的投资项目和金融工具，使制造业中的大量剩余资本只能涌入有限的房地产和证券投机领域，这成为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生严重泡沫经济的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后日本进入持续萧条期。与此相反，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鼓励中小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发展，因此台湾经济的整体状况比较健康，产业升级较为顺利，虽遭受东南亚危机冲击，经济仍能正常运转，这在电脑硬件设备制造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今，在世界电脑硬件制造业中，台湾企业的生产能力已占居重要地位。
三、推动自由贸易是当今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正确选择
1.保护贸易政策已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迅速，年均实际增长率达11.72%，第二产业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41.6%上升到1999年的49.3%。我国工业发展不仅规模相当可观，而且门类齐全，体系完整。“九五”期间，我国工业发展也已上升到较高阶段，一般加工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而技术相对密集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术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术产业特征的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的比重升幅很大，1999年的比重已高达8%[7]。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增长带动了工业结构的升级。
自1978年以来，我国外贸也有了长足的发展。1999年的进出口总额相当于1978年的17.5倍。1979年～1999年的出口与进口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15.3%和13.8%。从1980年到1998年，我国外贸出口占世界贸易出口的份额由0.9%上升到
3.4%，世界排名由198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7位。伴随着我国外贸出口的迅速增长，外贸出口的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制成品比重显著提高。我国制成品出口的份额由1980年的54%上升到1999年的89.8%，对出口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97.0%。在工业制成品中又以机电产品出口为主。1998年机电产品出口达665.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6.2%，连续4年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7]。
由于我国工业与外贸的迅速发展，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同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相比，我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保护贸易政策已基本完成了其保护落后民族工业的历史使命，保护贸易政策逐渐失去了其当初存在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再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要求
2.保护贸易政策的边际成本日益递增，消极作用日益增强
1)保护贸易政策造成长期以来我国价格信号扭曲。一方面，价格信号扭曲造成我国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脱节。由于限制了进口，这就为一些落后的企业提供了宽松的生存空间，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不能有效发挥。长期如此，市场就出现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剩。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严重脱节，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价格信号扭曲使我国资源和产业的比较优势无法得到准确地反映。保护贸易政策造成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产品都存在人为的价格扭曲，而且两个市场是脱节的，造成我国资源和产业的比较优势无法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准确地反映。我国的经济难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确定自己的市场分工和产业结构定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无法有效地实现，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
2)贸易保护政策造成我国企业技术落后和生产的低效率。表1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发达工业国的历史状况。这是由于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情况已大为改观，但是由于贸易保护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存在着，我国企业科技水平的进步就仍然大大滞后于较发达国家。这可以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长期处于较低层次反映出来。长期以来，我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大多数出口制成品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口商品列前几位的主要集中在服装、家用电器、通讯设备、玩具、钢材等劳动密集型产品。1998年我国出口总额1837.57亿美元，其中纺织品出口额404.92亿美元，占出口总额1/4，而光学、计量、检验、医疗、精密仪器和设备的出口额仅为65.6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30。1999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的13%，是发达国家的1/3。我国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贡献仅为30%，是发达国家的一半[7]。
表1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劳动生产率比较
国家工业
劳动力（百万）产值（百万美元）人均产值（美元）
美国50.31048224.320839
加拿大4.993960.019175
前西德19.5300416.815405
日本31.6446405.414126
荷兰4.445015.010238
英国15.4145632.09457
意大利16.9141136.08351
中国83.5123583.5148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中国只有融入其中才能提高效益，促进发展
20世纪90年代是人类从工业化向信息化、从一国经济向经济全球化加速转化的10年。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信息革命基础之上的，信息革命使得世界各地的生产、贸易及其他各种经济联系可以突破地域和时空的限制。经济的信息化和网络化还使全球资本市场连为一体。大量不受各国管理当局和国际组织控制的“无国籍”资本，遵循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原则在国际上自由转移，推动着生产要素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流动。经济全球化可以突破单个国家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限制，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带来更高的效益。因此，我国必须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
4.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产业结构面临进一步升级，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需求量将不断上升，这就要求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推动自由贸易
当人类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产业结构将面临着进一步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由于物质资本在产业间的转移需要高昂的成本，从而导致新经济的建立缺乏足够的资本存量，传统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却大量过剩。因此，我国就应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自由贸易，充分吸收外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只有这样才会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我国经济步入新的增长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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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一、房地产过热和消费泡沫 美国经济的强劲，很大部分来自房地产业的繁荣。2005年美国共建新房200万栋，为历史最高纪录之一。用于住宅的投资占GDP的6％，是1955年以来最高水平。过去四、五年来，美国房地产市场每年以15－16％的速度上涨，全国平均房价10年内正好上涨一倍（见表一）。东西两岸如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和加州涨幅更是惊人，明显存在泡沫。有估计认为加州和首都华盛顿地区的房价至少高估50％。 目前美国住宅地产的市场价值，相当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近200％，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为160％。可以说房地产业是推进今天美国经济成长的最重要因素。2001年以来，民营事业就业机会的增加有40％以上来自与房地产有关的行业，如建筑、银行、储贷、保险公司、家用电器、家具、水电和室内装潢等。美国在2001年衰退后很快转入复苏，就是靠房地产的带动。 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2000年股市泡沫破灭后大批资金撤出股市，寻找其他投资对象，房地产成为最佳和最安全的投资场所，吸引大批资金进入；第二，美联储把利率降到40年来最低的1％水平，房屋贷款利率也随之降到5％以下，许多人发现，以如此低的利率购房，每月还款额与房租相差无几甚至更低，低利率也使具有同样还款能力的购屋者所能借贷的金额提高，得以承担更高的房价；第三，金融机构纷纷推出创意性的贷款，如浮动利率、零首付、“只还利息”(interest-only)的贷款（在加州，目前三分之二的新抵押贷款都是“只还利息”）等等，吸引了很多原本不合贷款资格的美国人购买住宅，带动了房屋价格的上涨。此外，由于住宅净值上升，很多房主得以通过房屋净值贷款(Home Equity Loan)换购更大的住宅或购买第二栋住宅出租获利。投机者也纷纷进场，将某些地区的房价哄抬得更高。 有评论指出，从以下标准衡量，美国的房地产可以说存在泡沫：1.房价已超过历史最高点，但买家期待升值仍争先恐后跳进市场；2.过去抵押贷款平均占家庭收入的25％，今天约为收入的一半；3.历史上不动产价格增幅和通胀率相当，而现在是通胀率的2-3倍。 房地产增值对美国人的消费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据统计，拥有自己住房的美国人从2000年的67％提高到今天的69％。当利率降低、房价升高，房主就可以重新贷款(refinancing)或利用房屋净值贷款取出多余的现金消费。例如在2000年购进一栋价值150，000美元的住宅，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为8％，到2005年该利率降到6％，而住宅价值扣除通胀因素后上涨了33％或50，000美元，同时每年的利息支出却减少了3，000－4，500美元。房主可用这笔钱购买各种商品和劳务，如汽车、服装、高档消费品和旅游度假等。仅在2005年，美国家庭通过房屋重新贷款获得2，300亿－2，500亿美元现金用于消费，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习惯于依赖借贷生活。自1990年以来，美国家庭中位数收入扣除通胀因素后仅增加11％，而消费支出却上升了30％，家庭负债增加了80％，总额达到10万亿美元（见图一）。2005年美国人的消费超出他们收入420亿美元，可见这种高消费并不是建立在收入增加的基础上，而是在透支未来的收入。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已下降到-0.5%，这是1932－1933年大萧条来的第一次。 不少经济学家指出这种情况是美联储前几年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当时短期利率达到45年来的新低，实际利率为负数，变相鼓励人们借钱消费而挫伤储蓄的积极性。过度消费热潮不仅增加家庭债务，也提高了对进口货物的需求，贸易赤字步步攀高。 美国民众超出自己负荷能力购买房屋和消费，为自己也为整个经济带来很大风险。据统计，有一半以上的购房者是采用浮动利率，而现在美联储持续加息、抵押利率上升，到一定时期购房者可能会无法支付每月的贷款，金融机构将承担更大风险。（10年前住房抵押贷款占银行信贷的50％，而现在占到61％）。万一房价剧跌，不仅个人，许多金融机构也将破产。 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反常走势 > 债券市场投资者对经济前景并不十分乐观，反映在长期债券收益率的走势上。自美联储开始提升联邦基金利率以来，长期债券利率并没有同步上升，长、短期收益曲线逐渐拉平，并不时出现逆转(inverted yield curve)，即短期利率高于长期利率。通常在经济扩张时期，短期利率低于长期利率，在平面坐标图上的曲线朝右上方倾斜。这时信贷市场活跃，银行借入短期资金再长线放出，以获取利差，投资者和消费者也都趁机投资或多借钱消费。但当联储提高短期利率而长期债券利率并未跟进时，两者利差缩小，逐渐拉平甚至逆转。这时银行利差变为负数，短期借贷减少或停止，投资者和消费者持观望态度，经济活动放慢。 从图二可看出，过去两、三年来具有指标意义的10年期联邦债券收益率并没有随着三个月和两年期债券利息的提高而升高，终于逐渐拉平有时甚至低于短期利率。长、短期收益率拉平或逆转被认为是反常现象，因为长期借贷要承受较大风险和不流动性，利率自然比较高，但是如果投资者认为未来几个月或几年内经济会放缓、利率会走低，他们宁愿损失一点当前的利率而把长期利率锁定在一个相对高点上，接受较低的风险溢价(risk premium)，即比短期债券还要低的利率。而长期利率对于利率政策的敏感度远超过短期利率，当投资者认为经济衰退即将到来，政府必然要调低利率，长期利率就会加快向下调整，出现长、短期收益率高低易位，衰退随之就会到来。从历史上看，美国60年代以来出现的7次衰退，有6次都是以收益率曲线逆转为先导。从图三可以看出，1969、1973、1980、1981、1990和2001年的衰退前，都发生过收益率曲线逆转。 收益率逆转是否意味着衰退将要到来，是近来美国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作为世界债券市场指标的10年期国库券实际收益率（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胀率）现在只有1.5－1.65％，低于历史水平，是90年代的一半，格林斯潘也认为这是一个谜团（conundrum）。一些正统经济学家认为，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如果利率逆转持续并且加深，今后经济会放缓或下降。毕竟债券市场比联储更了解市场情况，长期利率最终取决于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投资者可能预见到不久会出现衰退因而联储将不得不降低短期利率。但很多人认为这未必是衰退的前奏，而是由于世界性的资金过剩，尤其是亚洲国家和石油出口国以自己累积的大量美元储备购买美国债券，抬高了债券价格压低了利率。如果没有外部因素，长期利率至少比现在高出一个百分点。尽管如此，长、短期利率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消费者和企业能获得有吸引力的贷款。因此，他们认为收益率曲线不再是衡量实际经济活动的指标。利率，美国经济，美元-[飞诺网FENO.CN] 虽然自今年3月起，长期债券利率上升，但仍和2年期利率相近，也同2011年联储启动升息周期时的水平不相上下，长、短期利率拉平现象并未改变，债券市场走势仍属不正常。但新任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这是多种因素造成，并不意味经济将大幅放缓。 无论如何，收益率逆转仍对经济有重要影响。对依赖长期借贷的企业如资本设备制造、软件以及不依靠银行贷款而靠资本市场融资的公司可能有利。但由于短期利率攀升，房屋贷款特别是浮动抵押贷款利率将随之上升，接近固定利率，这将遏制房地产市场的扩张，对房屋建筑业和贷款机构不利。如果收益率逆转超过4周，对抵押贷款市场将有明显消极影响。有专家指出，前几年英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就是以长、短期收益率逆转为前导的。 三、财政和货币政策 布什总统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于2006年2月6日向国会提交了2007年度预算草案，如果获得通过将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布什提出要将他在2001年和2003年实施的减税永久化，预计今后5年减税额达到2800亿美元，10年达到17000亿美元，政府收入分别相应减少1780亿和13500亿美元。同时大大增加国防支出，2007年度达到4390亿美元，比2001年增加48％，还不包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费在内。预算赤字在2006年度达到4230亿美元，2007年度为3540亿美元。相对于 克林顿政府时期累积了4年盈余共5590亿美元，布什政府则连续4年亏损，财政赤字累积12600亿美元。 经济学家们指出，美国目前并不存在高利率、高通胀和高失业率，不需要用减税来刺激经济。庞大的减税不但加重财政负担，还为房地产和消费市场隐然成形的泡沫推波助澜。一旦泡沫破裂，经济将陷入衰退。此外，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造成的联邦债务也达到天文数字--2006年为86000亿美元，到2011年将达115000亿美元。 鉴于庞大的赤字和债务，布什政府于2006年2月9日重新发行30年期国库券，首批140亿美元，希望及早锁定较低的利率。首批的收益率从市场预估的4.58％降到4.53％。预定今年还将发行两次。但长期利率的走低也会助长投机活动，鼓励投资者去购买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 在货币政策方面，新任联储主席伯南克仍把遏制通胀作为第一要务，认为由于资源利用率（resource utilization）的提高和能源价格的上涨，通胀的危险仍然存在，并建议设定通胀目标(inflation targeting)。从格林斯潘和伯南克的几次讲话分析，通胀的目标可能在1－2％之间，而现在明显超过此目标。再者，短期利率虽经多次调升，实际利率仍低于历史水平。2006年3月28日联储会第15次将联邦基金利率调升至4.75％，并暗示在2006年的后几次会议中仍可能会继续提升。但是经济的全球化和美国债券市场的反常走势加重了联储制订货币政策的难度。传统上较低的长期利率应促使联储降低而不是提升短期利率。联储为此备感困扰。不久前伯南克解释说，如果长、短期利率拉平或逆转是因为投资者愿意接受较低的回报，说明金融市场环境比较宽松，联储有必要继续提升利率；如果是由于全球资金过剩，联储则可能稍稍放松货币政策。看来联储处于两难境地，不知“中性”（既遏制通胀又刺激增长）短期利率的最佳位置在何处，只能摸索前进。其风险是联储极有可能把利率提得过高从而扼杀经济增长，也可能提得不够高而使通胀复燃。为纠正这些失误将付出很大代价。 四、经济前景展望 1．房地产市场降温 美国房地产市场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开始降温。据房贷公司房利美(Fannie Mae)估计，今年全美中间房价增长率将从过去几年的两位数降低到3％，很多投资型购房者纷纷撤出市场，投机活动显著减少，房屋销售量可能创下1991年来的新低，抵押贷款数将从2003年38000亿美元的最高水平降低到21000亿美元。虽然房屋交易会减少，市场将走向稳定，维持相当程度的高价位。经济学家认为，房价上升快速的地区，通常也是就业和工资上升和移入居民较多的地区。估计2006年美国经济增长势头仍很强劲，对房屋的需求不会减弱。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美国的房价还不算最高的。况且房屋和股票不同，不大可能突然崩盘，房价可能随利息的升高而停止上涨然后逐渐跌落，泡沫可望收缩。 2．通胀率稳定 去年夏天飓风袭击美国南部墨西哥湾地区之后，原油价格一度飚升到每桶70.85美元的新高。后来虽然有所回落，目前仍维持在60美元以上。经济学家估计，预计到今年底油价仍将保持在每桶55美元的平均水平之上。这一价格相当于90年代平均价每桶19.7美元的两倍半，较2000年以来的平均价也上涨了60％。但由于其他种种因素的作用，油价的上涨并未推升通胀率。特别是排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物价指数仍保持较低水平，预计2006年在2％左右，根据美联储的说法属于“温和、稳定”。经济学家们指出，这可能是由于廉价进口货的增加促使美国国内市场竞争激烈、生产率提高以及工资上升缓慢等原因。 3．美元汇价将走低 2005年美国有庞大经常项目赤字和外债，但美元不贬反升，全年对主要货币按贸易加权指数升值8.4％，其中对日元升14.8％，对欧元升8.7％，看来主要是美联储持续升息，美国和欧盟、日本的利率差拉大。按目前的利差，欧元兑美元应为1：1.10，比现在高出10％，因此美元仍属低估。美国各界对美元仍有信心，认为美国的强项在于新技术和创新能力，尽管存在赤字 和债务等问题，仍能继续吸引国外资本流入美国。 但不久前发表的数字表明2005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高达8050亿美元，估计到2006年底可能会攀升至10000亿美元。如此巨大的赤字很难通过增加出口来解决。除了降低美国国内对进口产品的需求（而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外，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美元大幅贬值。随着欧洲央行提高利率和日本有可能放弃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到下半年可能会终止升息，美元将会开始走跌。有关金融机构估计到年底美元兑欧元将从现在的0.83降到0.74，兑日元则从目前的117降到108日元。 4．对外经济依赖加强 近几年来美国对外资的依赖度不断提高。据IMF统计，2011年外国中央银行购买了约46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填补了近三分之二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世界资金过剩，2005年世界储蓄率达到20年来的新高，主要是由于美国和日本公司未分配利润大幅增加、中国的出口增长快速和高储蓄率、石油出口国累积了大量美元，以及欧盟国家的储蓄率上升等。这使美国得以利用充裕的外部资金来弥补自己的财政和贸易缺口，从而更加鼓励政府和私人大肆挥霍消费。况且美国借入的资金，主要不是用于生产，而是弥补公司债务、房地产开发、医疗支出和军费开支，加剧了泡沫的隐忧。一旦外资流入减少，美国经济将会收缩。美国联邦政府债券一半以上由外国政府持有（见表三），据说中国持有约12％。如果人民币升值，就会减持美国债券，促使美国的长期利率升高和降低美元价值。因此未来美国利率和美元的走势、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甚至工资，不仅取决于国内经济状况，更取决于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包括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摩擦等。而这些都是美联储所无法控制的。 五、处理对华经贸摩擦的策略变化 据报道，2005年美国贸易赤字扩大到7258亿美元，据称其中对华贸易赤字为2016亿美元。只要美国继续作为资本净输入国、民众的消费习惯没有改变，则从中国的进口将有增无减，贸易逆差会越来越大。美国朝野一直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并以制裁相威胁。在这一问题上美国的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做法有所不同。最近的迹象显示美国对华经贸斗争的策略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态度相当强硬。如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等人限时限刻要人民币升值，否则要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征收27.5％的附加关税。一些受到中国进口影响的制造业公司也向国会游说施加压力，在报刊上大肆宣传，制造中国进口夺去美国人饭碗的印象。2006年是国会中期选举年，国会的反华情绪激烈。一般认为，国会此举是为讨好本选区的选民，表明他们在积极为选民争取利益，成为失业职工的代言人。他们明知强加惩罚性关税的做法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但要表示他们为了选民利益已尽力而为。据有关人士揭露，最近由于国会的强力反对，阿联酋杜拜的一家公司撤回了对美国六个主要港口经营权的申请，表面的理由是“安全方面的顾虑，”实际上还是因为国会议员担心将这些港口交给外国经营会使他们选区的美国人失去工作。 因此，国会内兴起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完全受2006年的选举所驱使。布什政府官员和主流经济学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几乎都有共识，即认为逼迫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并无好处。上届布什政府的商务部副部长阿多纳斯(Grant Aldonas)指出，美元在过去20年一直贬值，但商品贸易赤字却不断上升。他说，美国经济具有高度开放性和灵活性，企业可自由在世界各地按照最大利益来配置自己的资源，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货币可以通过汇率的改变来影响这一进程。如果要求人民币提高汇率，就要把它提到极高才能对贸易平衡有所影响，那时对美国经济的破坏性将大于益处。最近美国国会研究处(CRS)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某些国会议员提出的人民币低估40％的说法缺乏依据。如果人民币升值，美国贸易赤字是否会减少或美国制造业是否会受益是大有疑问的。短期内美国的生产商可能会增加一些高价商品在国内的销售，但长期来看会有其他国家的低价商品来替代中国的进口品，美国的贸易赤字仍不会减少。 美国行政部门已明确表示不支持国会通过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提案。白宫了解单单迫使人民币升值不会有结果，对美经济也不见得有利，因此正把对华经贸斗争的重点从汇率和贸易赤字问题转移到 要求中国切实遵守世贸规章(WTO Compliance)和资本市场开放等方面。具体说来，美国今后在以下几方面会加大对中国的压力： 1.要求中国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加大执法力度。在国会，近来知识产权问题已经逐渐超过人民币汇率成为最尖锐的问题，有人将此形容为腐蚀美中关系中的一块“癌症。”国会和大多数舆论认为中国政府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中不够有力和“诚实”，致使美国每年损失数十亿美元。 2.要求中国加强法制，停止国内补贴，制订严格的执行标准。美提醒说中国在WTO的“实习"阶段已经结束，现在应当作为正常的成员国加以对待，全面履行WTO的所有义务而没有任何例外。 3.不限于WTO规定的几项开放市场。首先应取消资本项目的管制，让中国人的储蓄可自由流动，到国外去投资。美国认为，中国银行的存款减少后将增强风险意识，不能无限制地补贴国营企业，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将会提高以反映其真实成本。美国厂商可平等与之竞争，美国贸易赤字将可改善。 政府受到国会和民间的强大压力也不得不在中美贸易问题上保持强硬姿态。前不久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威胁如果中国不使汇率浮动和减少美国赤字，将损害两国政治关系。国会研究处还建议美国应避免单独作战，联合欧洲、日本等盟国共同对中国施压，并且诉诸多边国际组织，如向WTO投诉由于人民币低估导致美国遭受不公平贸易，敦促WTO启动对华制裁措施，或要求IMF宣布中国操纵货币，违反IMF规则。总之在中期选举年美国在对华贸易制裁方面可能会有一系列动作出台。
经贸政策论文范文第6篇
1989年之后的几年，欧共体单方面中断与中国的高层往来、军事合作、政府贷款和合作项目，使得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和阻碍，但自1992年起，由于中欧政治关系大体恢复，中欧经贸关系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发展。1995年7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中欧关系长期政策》，强调要同中国全面发展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明确表示欧盟与中国应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以保证自实现双方共同的目标。这是欧盟有史以来制定的第一个对华关系长期发展战略，它不仅是对1985年协定的深化，更重要的是它表明欧盟对华战略性政策框架初步形成，对中欧经贸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996年11月，欧盟委员会又公布了《欧盟对华合作新战略》，将欧盟对华长期政策进一步具体化，再次强调欧盟对华政策的全面性、独立性和长期性，表示要进一步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发展援助等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1998年3月25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要求把中欧双边政治经济关系提高到欧美、欧日的同等水平上；支持中国尽早加入世贸组织等，并于2000年9月发表了关于执行1998年文件的报告。
为了使欧盟更加卓有成效地执行1998年确定的对华政策和追求欧盟与中国关系长远目标的实现，欧盟委员会在2000年报告的基础上又于2001年5月提交了《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和促进欧盟政策更为有效的未来步骤》文件，制订了具体务实的中短期目标：在国际社会中与中国进一步接触，其中关于政治和全球性问题的对话格外重要；支持中国在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基础上转变为开放的社会，这是欧盟与中国关系的核心；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这对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也是全面深化欧盟与中国的关系的关键；更好地利用欧洲现有资源支持与中国的交往；正确利用现代技术，扩大欧盟在中国的影响力。2002年3月，欧盟发表《国家战略报告：中国》，继续强调1998年和2001年欧盟对华文件所确定的对华政策目标，并进一步明确了对华合作的三个重点领域。第一，通过机构强化与能力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与构建稳健的商业法规框架以及促进私人部门的知识诀窍与技术的转移来确保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进程的可持续性；第二，通过提供知识和专业技能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协助中国谋求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更好的平衡；第三，鼓励良好治理，促进法治、民主与经济、社会、政治与公民权利的履行以及强化构成市民社会网络的结构与进程。
一、利益诉求
与任何国家的对外经贸政策一样，欧盟对华经贸政策的变迁也反映了欧盟对发展中欧经贸关系的利益诉求以及这种利益诉求的动态变化，此外，欧盟1995年后的对华经贸政策中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欧盟试图促进中国与欧盟的制度趋同，这在发展政策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欧盟对华总体政策越来越积极，而指导经贸实践的具体政策措施则越来越苛刻。
（1）出于欧盟经济利益需求
从既得的经贸利益来看，欧盟对华经贸政策与经贸关系实绩形成了相互促动的良性循环。1985年中欧贸易协定之后，欧盟与中国的贸易突飞猛进，1984年-2000年间，中欧贸易额增长了近12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1年，中欧贸易额达766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11%，其中欧盟进口409亿美元，同比增长7.1%，欧盟对华出口357亿美元，同比增长15.8%.按照中方统计，2001年，中欧占我外贸总值15%，欧盟是居日本、美国之后的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自1985年以来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特别进入20世纪90年代，欧盟已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对象，欧盟企业对华投资稳步增长。2001年，欧盟来华直接投资项目数为1217个，实际投入40亿美元。到2001年底，欧盟来华投资项目数达12583个，实际投入303亿美元。欧盟对华投资的增长快于我国全部直接投资的平均水平。1986年-2000年期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项目、合同金额和实际投资金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29.0%、25.9%和25.9%，均高于我国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水平；欧盟对华投资的资金密集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地区的对华投资，2000年欧盟投资合同的项目平均规模超过800万美元，远远高于全部外商直接投资280万美元的平均水平。在技术出口方面，欧盟国家是中国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的最大供应者。2000年-2001年，欧盟成员国向中国出口技术分别为2317项与1050项，合同总金额为130亿美元。截至2001年底，中国从欧盟成员国引进技术共13495项，合同总金额约672亿美元，占我国引进技术总额的一半左右。良好的中欧经贸关系实绩为欧盟对外经贸关系的促进与平衡提供了坚实基础，完全符合欧盟的经济利益需求，这促使欧盟在总体政策上重视中国，加强中欧经贸关系。
从潜在的经贸利益看，欧盟将继续在政策上支持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2001年，中国GDP位列世界第6位，而欧盟2001年文件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中国的经济实力总体上已经与日本持平，仅次于美国。而且，中国已成为电信、运输、能源和环保等行业的全球生力军和重要市场；据估计，到2005年，中国还将拥有3亿互联网用户，而同期美国的用户数量为2亿。2001年中国对外贸易已经突破5000亿美元，为世界上第七大贸易国；中国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迅速上升，仅低于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二，已连续9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欧洲由于正在建构一个全新的市场结构与政策结构使企业与消费者预期谨慎，从而对欧盟经济增长产生了暂时的不利影响，经济活动难具活力。欧盟1961年-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4.9%，1971年–1980年降为3.0%，1981年-1990年再降为2.4%，1991年-2000年更降至2.0%，同期美国则分别为4.2%、3.2%、3.2%和3.4%；而且，与美国和日本不同的是，欧洲的外贸依存度更高。与此同时，我国对欧盟出口仅占其自盟外进口总额的5%左右，欧盟对华投资占其对盟外投资的比重还不到2%，双方合作潜力依然巨大。加速发展中欧经贸关系将为欧盟获得廉价优质的资源与商品（服务）、存量与增量庞大的出口市场以及稳定与高回报的投资场所，有利于促进欧盟的经济增长。因此，为中欧经贸关系提供政策保障显然符合欧盟的经济利益需求。
（2）出于欧盟国际政治利益需求
2000年欧盟葡萄牙首脑会议所确定的未来五年战略性目标明示了欧盟不仅要在欧洲成为领袖，而且要在世界上树立领袖风范。这种愿望是由欧盟的经济实力所激发，也将由经济实力来保证。按人口、GDP、资本输出以及对外贸易等指标（根据OECD统计）来衡量，欧盟的经济实力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而随着欧盟的扩大，欧盟的经济实力将进一步加强，尤其重要的是，欧盟不仅因为新加入国家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而拥有更大的市场规模与市场容量，而且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商品与服务出口国，再加上欧盟相对宽容的对外技术交流与发展合作政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欧盟是经济“巨人”，但欧盟并不甘心仅仅如此，因而，欧盟正在谋求并且正在逐步成为与美国模式大不相同的重要政治力量。欧洲的目标不仅是要制定世界贸易规则，为了保证外部经济对欧洲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欧洲也将要求参与乃至直接制定国际货币规则，欧元是谋求这个权力的起点。欧洲将会凭借强大的统一货币来参与国际货币体系规则的制定，遏制美元霸权，伸张欧洲货币利益。由于经济实力的支持和欧洲各国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决定了欧元的崛起和强大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欧盟的国际权力需求采取了完全不同于美国单边主义的“温和模式”——欧盟尤其重视在国与国之间通过接触、对话与合作来扩大共识和解决分歧，不搞硬性对抗；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十分重视并寄希望于“多边主义”，强调共同利益、权力分享和遵守有约束力的共同游戏规则等。这必将为更多的国家所接受，同时也将为诸多的国际组织所欢迎。“9.11”事件不仅更加强化了欧盟的信念，而且也更加强化了国际社会对欧盟模式的认同。在欧盟看来，“9.11”事件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使得在国际社会中一些早已存在的问题凸现出来，在全球化的时代，局部的不稳定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后果，为此，欧盟强调在多边体系之中、通过有效的国际性的法律手段来对抗恐怖主义；欧盟希望“9.11”事件之后的国际秩序会有一个良性的发展，加强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关系，通过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对话，通过更大程度地向这些国家开放市场来促进它们的发展，促进它们与欧洲各国的联系，进而稳定这些国家内脆弱的政治制度。在对外贸易方面，欧盟委员会主管贸易的委员巴斯卡尔·拉米9月17日在欧洲议会演讲时表示，未来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谋求稳定与安全，向第三世界国家更多地开放市场，通过WTO等多边贸易体系，在共同的法律框架之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这符合欧洲的利益。因此，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不难理解，发展中欧经贸关系自然就成为欧盟谋求国际政治利益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欧盟对华政策的内在涵义。对外政策大体可以分为五类：信号性政策、试探性政策、条件性政策、分离性政策与实施性政策。信号性政策只是一种外交辞令、姿态与信号，既不存在责任问题，也不存在执行问题；试探性政策是谋求一种回应与反馈，可能成为下一步政策决策的基础；条件性政策是取决于一定条件才得以执行的政策；分离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话语与行动存在背离现象，或至少利用话语的不完整性，最典型的例子是欧盟将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上删除，但在实践中，主要还是按照非市场国家的标准来处理的；实施性政策一般都是技术性很强的政策，如关税政策、技术标准等。可以说，欧盟对华政策文件中这些涵义都得到了体现。对外政策含义的多重性为欧盟在处理中欧关系以及谋求中国对欧盟的支持方面准备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3）欧盟对华经贸政策更为关注制度趋同
中欧双方在很多政治领域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人权、、台湾等，中欧关系已经因此而遭遇过挫折。正如欧盟2001年的《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和促进欧盟政策更为有效的未来步骤》文件所表明的，“跟中国建立伙伴关系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欧盟与之保持密切联系的其他大多数主要国家，欧盟对人权等问题的关注间或导致双方关系紧张”。2001年文件是欧盟对华政策的最新立场和行动要点，它既表明了欧盟通过长期政策的制定希望保持良好的可持续的中欧经贸关系，也同时表明了欧盟的担忧，这种担忧既来自理解中国问题的困难，也来自中国对欧长期政策的不明朗与非法律化，还来自欧洲人认为的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在2002年《国家战略报告：中国》对中国的形势分析中，欧盟的担忧再次得到体现。实际上，1995年之后，欧盟对华经贸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欧盟不仅强调经贸关系的发展，而且更为关注经贸关系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谋求融入国际社会，谋求中国与欧盟的制度趋同，这在欧盟的“发展合作”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
欧盟的对华发展合作已开始转向“外部性”很强的领域，如经济与社会改革、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良好治理与法治等，这与欧盟试图将中国完全纳入国际社会的政治意愿是一致的，同时也是为了降低欧中交往的政治成本。特别重要的是，由于政治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巨大差异，政治关系的变化往往会给中欧经贸关系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从欧盟来看，制度趋同会使发展政治关系拥有共同基础，从而有利于降低中欧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促进中欧关系的良性发展。
（4）对华总体政策与具体政策措施相分离
虽然欧盟对华总体政策越来越积极，但是，在指导对华经贸实践的具体政策措施上，欧盟却日趋苛刻，最为典型的领域是安全技术标准、欧盟对华反倾销与WTO的特保机制等。欧盟的安全技术标准尽管绝大多数并不是可以针对中国的，但对中国也是极为不利的。欧盟的安全技术标准主要涉及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工业产品的安全标准、劳保标准、环保标准和无线电干扰技术标准等。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加强，欧盟安全技术标准日益严格，所涉及的领域日益广泛。这些技术法规对欧盟以外的国家，尤其是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技术壁垒。尽管欧盟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公开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政策，但客观上形成了体系越来越完善、效果越来越明显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欧盟经济发展水平高，其质量技术和检验检疫标准高于我国相关标准，甚至高于国际标准，这使得我国的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难度将越来越大。欧盟2002年将成立“欧洲食品权力机构”，统一管理欧盟内所有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事务。目前，欧方坚持对我输欧禽肉产品实行逐批检验；我国酱油、花生、茶叶等产品多次遭到欧盟快速预警通报机制的通报。此外，欧盟还敦促中国尊重国际劳工组织在有关大会上提出并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劳工标准以及强化产品的环境标准。欧盟的技术标准具有普适性与刚性特点，即根据欧盟自身利益的需要适用于所有输欧产品与服务，而不是针对具体国家；欧盟技术标准只会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而不会降低。当然，由于中国某些商品在欧盟市场占有率很高而引起的该类商品标准的制定，实际上是欧盟充分应用技术标准普适性的名义来遏制中国商品的大量出口，保护了欧盟的同类商品制造商，是实际上的贸易歧视，打火机的CR标准便是典型的例子。
欧盟对华反倾销也是顺利发展中欧经贸关系的技术。欧盟最早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立案也为最多，立案高达93起。尽管欧盟已经从1998年起不再把中国列入其反倾销政策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但是附加了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五条标准和分别税率的八项条件（现简化为四项条件）。
目前，中国仅有7家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欧盟对华反倾销政策仍具有较大的歧视性，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仍面临极大的困难，这无疑会增加中国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难度。
中国加入WTO后，欧盟在对华反倾销、反补贴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领域并不会因为中国的入世而变得宽松或至少“一视同仁”，相反，由于过去针对中国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因为中国的入世而日渐消失或减弱，欧盟将会更加强化对这些为WTO规则所允许的合法贸易政策工具的运用，以保护欧盟的产业。就中国方面来说，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迅速，我国出口商品因为劳动力成本因素或企业价格竞争而价格低廉，我国出口商品由于我国总体的经济技术水平不高而在技术标准、环境标准乃至劳工标准上与欧盟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我国企业对欧盟的政策法规与技术标准了解甚少，因此，欧盟的保护行动不断成功，这也更进一步强化了欧盟的“反中国出口商品偏好”。此外，随着中国入世议定书的签署，欧盟又获得一个新的直接针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工具——“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6条，而且期限长达12年。2002年6月，欧盟已就中国的特保条款立法，要求根据特保机制对中国产品实施数量监督。
二、未来走向
可以肯定的是，欧盟对华政策主流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是积极的，这不仅是由于欧洲的经济增长需要中国的贡献，也由于欧盟谋求国际权力需要中国的支持，还由于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的合作与参与。欧盟经济的低速增长速度与中国稳定的高经济增长使欧盟支持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利益所得；欧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政治实体正在极力谋求获得国际规则能力与国际行动能力，这包括多边体系、欧元与欧洲货币权力、世界贸易规则以及欧美日冲突制衡机制等。欧盟的国际政治经济利益需求要求有实力强大的国家支持，这就使欧盟不能忽视与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发展良好持续的经济关系，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而且，正如欧盟2001年文件所表明的，“从全球化角度来看，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既是一切国际性和区域性重大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所谓接触，就是要建立全面的联系，以便在一切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协助世界各国共同解决国际性和区域性问题”。但是，欧盟始终是“自我利益导向”的，这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里在不同程度上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对这种不同影响的分析和预测有助于我国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更好地发展对欧经贸关系，支持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安全。当前的核心任务是强化对欧洲以及中欧经贸关系的研究，制定我国对欧经贸关系长期政策。
在发展对欧长期经贸关系中要实现四个层次的平衡，即对外与对内的平衡、对欧盟与对其他地区的平衡、对欧盟的政治与经济的平衡、对欧盟与对其成员国的平衡。
首先，要做到对外与对内的平衡。考虑到全球化、中国与国际经济的密切关系以及我国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需要的外部支持，大力发展与包括欧盟在内的一切国家的经贸关系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但考虑到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与巨大资源规模，我国在大力发展对欧经济关系的同时，应更多地关注国内经济的发展，从而既保证获得对外经济交往的收益，也能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日益改进，市场结构也在逐步成熟，而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在逐渐现代化，这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眼睛向内”的发展模式已经具备条件。超级秘书网
其次，要做到对欧盟与对其他地区的平衡。大力推进各种形式、渠道的东亚合作，积极促进东亚真正形成一支区域性力量，我国过去重美日而轻欧洲的对外经济政策必须适时调整，建立起相对平衡的中美、中日与中欧经贸关系政策框架，既有利于我国继续与世界三大经济力量的经济交往，同时也避免受制于美日的被动局面。
经贸政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新发展；新评价
二战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发达国家间贸易尤其是产业内贸易大幅增加；美国经济地位下降；产业组织理论兴起。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产业组织理论来研究国际贸易问题，从而形成了“新贸易理论”（New-TradeTheory），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其核心内容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理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包括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
（一）利润转移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主要包括关税抽租论、 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1. 关税抽租论
布兰德（J.A.Brander）和斯潘塞（B.J.Spencer）在其1981 年的论文《Tariffs and the extraction of foreign monopoly rents under potential entry》中指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在存在潜在进入时，一国主导企业便会做出令对手信服的行动（如过度投资）来迫使其退出市场。而政府可以配合主导企业设定关税以限制外国企业的进入，最终将迫使外国企业减少产量或退出市场，从而将外国利润转移到本国。
2. 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
（1）Cournot 竞争方式下的出口补贴
Brander和Spencer（1985）在研究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的Cournot 双寡头模型时指出：两个企业将形成Nash 均衡，本国企业产出和利润增加，外国企业产出和利润减少。政府的最优政策是出口补贴。
（2）Bertrand 竞争下的市场均衡与政府最优政策分析
Eaton和Grossman 在《 Optimal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under Oligopoly》一文中研究指出：在 Bertrand 竞争中，如果本国政府征收出口税，将使本国企业获得更多利益。
3.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1984年，克鲁格曼在《Import Protecti
on as Export Promotion：International Com
petition in the Presence of Oligopoly and Economics of Scale》一文中证明：当存在“规模经济”时，对国内进口竞争产业进行保护，可帮助其扩大市场规模，促进出口，转移国外利润。
维纳鲍斯（Venables，1984）的研究表明：关税和补贴既可增加本国政府收入，还能使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更为不利。
（二）外部经济理论
外部经济理论包含技术外部经济与货币外部经济两方面。技术外部经济指的是公司从本行业或关联行业的技术溢出（Spillover）和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中获得免费的技术和知识；货币外部经济指的是公司从产业集聚中获得成本的下降。
外部经济理论认为，政府对存在巨大“外部经济”的产业进行保护，既可提升其竞争力，还能促进关联产业的发展从而有益于整个国民经济。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发展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思维方式，但该理论非常复杂，约束条件极其苛刻，实践中也遇到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信息不对称”。为此，一些学者对模型进行了适当修正。
（一）信息不对称与企业竞争方式
1996年，Maggi在论文《Strategic Trade Policies with Endogenous Mode of Competition》中指出，生产规模上的竞争实质是企业先在生产能力上做出承诺，然后再来决定成本和竞争的条件，即Maggi将产出视为一种不完全的承诺，从而寻找到一种独立于企业竞争行为的政府政策――即使政府无法掌握企业参与竞争的完全信息，仅通过对企业的生产规模给予对应的补贴，就能获得本国福利的增加。
（二）战略性 R&D 补贴
在1992年和1994年，Bagwell与Staige在战略性R&D 补贴模型中加入“不确定性”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企业进行R&D 投入实质是一种战略替代，由于产品市场中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如果企业面临的是寡头竞争，而且市场规模经济较小，那么在可控的风险内进行R&D 补贴是可取的。如果该行业中本国的企业超过一家时，那么本国的福利将因企业过度投资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而降低。因此，为了让社会福利达到最优，政府就必须遏止企业的过度投资，此时比较好的方法是政府向企业征收校正性的税收。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信息不对称
Brainard 和 Martimort 的研究表明：由于在处理信息不对称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成本高昂，政府没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来对本国的高水平产出做出承诺。那么，如何做到既能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战略地位又能减少企业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寻租行为，政府必须在这两个目标上进行决策以形成均衡。而当引入双边干预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事前承诺便重新得到了强化，企业虚报成本的动机减弱。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委托-
2000～2005年，美国学者Miller和Pazgal通过建立博弈模型来研究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企业中存在的委托-关系：首先是政府制订补贴企业的方案，然后企业所有者根据政府的补贴方案来制定企业的激励机制，最后由企业经理人根据前两个目标来制定相应的市场战略并在第三国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Miller和Pazgal认为，均衡取决于经理人的行为，而不受市场竞争方式的影响；只要企业的所有者给予经理人一定的激励，便能实现最优贸易政策只取决于产品的性质而不受制于企业的竞争方式。此时，政府的最优决策是对互补性产品征收进口关税，而给予替代性产品补贴。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评价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
1. 战略性贸易政策适应战后美国经济形式变化的需要
二战后，美国相继实施了“自由贸易政策”、“公平贸易政策”和“战略性贸易政策”。本文仅对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分析。
（1）克林顿时期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克林顿时期美国实施以“国家出口战略”和“公平贸易政策”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质是强化政府干预，大力扶持主导产业，积极扩大出口。
一是国家出口战略。减少对出口的管制；完善政府协助企业出口的机制；实现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大力开发新兴市场；拓展对外贸易空间，推动双边、区域、多边贸易协定。
二是公平贸易政策。强调贸易政策的规范化、法律化：以“1988 年综合贸易法”和“301 条款”来管理进出口贸易，并以此为法律依据来打开他国市场。
（2）小布什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小布什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主要是以“竞争性自由化”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国内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和保护，以期通过战略性产业的扩大出口来增加本国的就业和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这些受惠产业包括高科技服务、电脑、半导体、环境保护、通信等。
因此，从实践上看，战略性贸易政策既是一种产业政策，又是一种新型保护贸易政策
2.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重商主义、幼稚产业保护学说一脉相承
（1）都是针对贸易困境而提出的
重商主义是通过分析西班牙的贸易困境而提出的，目的是扩大贸易顺差来增加生产。幼稚产业保护学说是基于美、德无力面对英国工业制成品强大竞争背景下而提出的，目的是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是在美国受到西欧和日本的产业冲击时提出来的，其目的是政府对“战略性”产业进行保护，以获得更多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
（2）都以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效应为目标来选择保护对象
在“规模经济”方面，李斯特曾指出，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利规模经济，最终提升国际竞争力。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假设提前，通过保护本国企业，帮助其扩大经营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实现利润的转移。
在“外部效应”方面，由于幼稚产业初期通常得不到完全的补偿，政府只有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才能促进其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强调对存在巨大外部效应企业的保护，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3）在政策上更具有战略性
从政策目标看，保护幼稚产业是通过暂时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以实现进口替代。但由于受保护的幼稚产业还缺乏国际竞争力，成本高，而又不能从国外进口同类商品。因此，但在实施幼稚产业保护措施的初期，本国的福利将会减少。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目标是出口促进，以实现外国垄断利润的转移。因此，不存在利润的丧失期。
从政策措施看，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选择主要是关税。而战略性贸易政策则以关税保护与产业支持相结合一，以产业支持为主。
可见，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思想来源于重商主义和保护幼稚产业论，且具有更大的隐蔽性、进攻性与掠夺性。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后，人类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为了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把国家权力运用到国际市场。他们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扩张。由此，世界市场的争夺方式日益变成了跨国公司间的寡头竞争。战略性贸易理论正是以跨国垄断公司为基本的研究对象，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拥有更多的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就能在国际市场中猎取更多的利益。
同时，政府还积极对这些所谓的战略性企业进行各种保护，以增加其国际竞争力，帮助其积极进行海外扩张，从世界范畴内获取垄断利润。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项国际竞争政策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进行大规模的跨国移动，从而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一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再也不可能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同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而独立存在。因此，一个国家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就必须把静态的比较优势转变成国际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体现的是国家间要素禀赋结构和不同经济部门间劳动生产效率的相对差异，因此比较优势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而竞争优势则体现了国家间同一经济部门的生产效率上的绝对优势，因此竞争是一种现实的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一项全球竞争政策，通过保护本国战略性产业，促进本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以此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
四、结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强调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和对别国利润的“转移”。在实践上，是美国政府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保护性干预。从贸易理论的历史沿革来看，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延承了重商主义和幼稚工业保护论，且更具隐蔽性、攻击性和掠夺性，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是一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政策，是一项国际竞争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虽对我国经济贸易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因其苛刻的约束条件、“以邻为壑”的掠夺本质，且与WTO主导的公平自由贸易原则相悖，所以在参考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时还需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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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政策论文范文第8篇
中国自入世以来一直都面临着继续改革进出口体制，降低关税，大幅度削减与取消非关税壁垒，进一步提高市场开放程度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当前世界各国的贸易政策中，推行贸易自由化和实行贸易保护是并行存在的。任何一国制定贸易政策是以本国的利益而不是以全世界的福利为基点的，其贸易政策的选择必然会受到自身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需要等因素的制约。发达国家尚且不会实行绝对的自由贸易政策，毫无保留地开放市场，中国则更不例外。那么政府应当如何制定贸易政策?怎样的贸易政策才能对经济发展起到适当的保护与支持作用?这些都是当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函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本文立论主要基于以下事实:1、传统贸易理论已经不太适合用来指导二十一世纪中国提高本国福利与促进国内就业;2、中国已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我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制定怎样的贸易政策才能既适应世贸组织的规则和框架，又符合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需要;3、我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的，这为中国在这种倡导自由贸易的多边贸易体制下展开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手段寻找到了一定的空间。4、一些发达国家己经成功运用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目前实施这一政策可能会存在劣势和障碍，但是已经有规律可循了。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洋为中用，他为我用。这些事实都指出在中国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紧迫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现有的贸易政策一般与传统的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思想相符合，保护政策多以传统的幼稚产业保护论为依据。但在西方理论界，近几十年来，随着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作为该理论在这个领域的延伸和拓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打破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假设，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假设，给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思想。今后，如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能够借鉴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思想，并将其与传统理论结合起来，干预性贸易政策的制定就有了更为合理的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的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践意义。而本文正是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为依据，探讨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
这样一个多边贸易体制下如何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问题，发掘政策手段的运用空间。旨在通过介绍和分析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基本内容、实施条件和政策效应，为其在中国的应用提出一点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詹姆斯·布兰德(Jam。5Brander)和芭芭拉·斯潘塞(BarbaraSpen。er)最早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做出了探索性研究。布兰德和斯潘塞(BranderandSpeneer，1981)认为在面临外国寡头垄断的条件下，进口国可以利用关税抽取垄断租金，从而提高本国厂商的竞争能力;而后布兰德和斯潘塞(BranderandSp。n。er，1983)论述T补贴对国民福利的巨大作用，提出一种解释在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上政府对本国厂商用R&D补贴或出口补贴等“产业战略”政策进行政策干预的论点;布兰德和斯潘塞(BranderandSpenCer，1985)认为，出口补贴能够改善本国厂商在同外国厂商的非合作竞争中的相对地位，扩大它的市场份额，加强本国厂商的竞争能力，从而扩大本国的福利水平;克鲁格曼(Krugman，1984)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提出在市场有寡头垄断，并且两国市场相互分割、存在规模经济效应的前提下，本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关税或配额)全部或部分地关闭本国市场，赋予本国厂商在特定市场上的特权地位。这样一方面扩大了本国厂商的生存空间，受保护厂商的销售会增加，边际成本会下降;另一方面，降低了外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外国企业的销量减少，边际成本上升。本国的这种保护措施会增强本国厂商在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力，达到了促进出口的目的。
以上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模型，后来又有许多学者对他们作了多方面的扩展，并进行了实证分析。伊顿和格罗斯曼(EatonandGrossman，1986)在考察了不同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假设下的最佳贸易和产业政策后发现，如果国内外的寡占企业间采用“古诺模型”方式竞争，那么出口补贴就可以用来向本国企业转移利润。并且他们认为只有当本国的企业数目不太大时，出口补贴是合理的。迪克西特和格罗斯曼(DixitandGroSSman，1986)考察了经济存在多个寡占行业时的情况。结果表明:一国通过出口补贴来支持某一行业寡头企业的扩张和与此相联系的利润转移必然伴随着其他寡占行业企业的收缩和利润损失。如果政府可以判断出哪个行业的企业能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或租金，它就会对该行业的企业给予特别的支持。但事实上，选择此类行业所需的信息很难获取。迪克西特(Dixit，1988)应用“校正”模型的方法评估了战略性进口政策在美国汽车行业实施的效果。他考虑了关税是惟一政策工具和对进口施加关税的同时对本国企业给予生产补贴两种情况。他发现运用这些政策工具可以使本国的国民福利提高，但这种福利收益是很小的;比较起来，关税与补贴并用时的福利要高于单独使用关税或补贴时的福利。但即使是在前者的情况下福利的提高也并不大。拜德温和克鲁格曼(BaldwinandKrugman，一988)分析了空中客车一波音的竞争，欧洲的补贴虽然使美国的福利受损，但欧洲也没有获利。同年，拜德温和克鲁格曼又以半导体行业的一种产品16K动态随机存储器为例，对“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进口保护的确起到了促进出口的作用。
国内方面，夏申、张谦、吴一心(1995，1998)等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思想作过介绍;张磊(1997)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效推行的外部条件的考察和张永林(1999)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目标、效果及实施条件的分析;许统生(1999)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模型进行了研究;唐永红(l999)把战略性贸易政策同中国的政策实施实践联系起来;胡昭玲份002)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等。总体看来，我国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研究刚刚起步，在理论方面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对于实证方面的研究则更为欠缺。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经贸政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政策 公共选择理论 政治经济学
问题的提出
基于古典的和新古典的贸易理论都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可以使贸易参与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其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保护贸易政策会使其社会福利遭受损失。因此，各国政府首选的贸易政策应当是自由贸易政策。但是现实的经济中贸易保护现象普遍存在，导致理论与实践背道而驰。此外，从贸易政策保护的形式来看，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关税比配额和自动出口限制要好，但实际贸易保护形式的设置为何常常是反其道而行之？政府在采取措施进行贸易干预时为何更多是限制进口，而不是促进出口？跨越不同行业、国家及不同制度背景的贸易保护水平存在差异性，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尤其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总体趋势下，贸易保护的手段更加隐蔽和多样。对此，传统的贸易经济理论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了探究理论与现实中的差异的真正根源，学者引入了一种新兴的贸易政策分析框架—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大大加强了对对外贸易政策抉择的解释力。
相关理论综述
（一）理论分析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模型来解释和描述现实中贸易干预政策制定的政治意图、过程、机制和结果，具体可以分为“实证的”和“规范的”两支。
1.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实证研究。Corden（1974）提出的社会利益模型利用社会福利函数方法进行分析，认为政府是仁慈的，不愿意看到社会中任何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下降，贸易政策的目标就是实现公平和收入均等化，贸易保护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手段。Baldwin（1984、1985、1989、1996）在个人利益模型中认为政府官员是由公众选举产生，他们作为贸易政策的提供者有自己的利益目标。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作为贸易政策的需求者，与政府形成了供求关系，共同决定贸易政策的价格（关税率或补贴率）。民主政府模型试图将以上两种模型进行折中，认为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必须兼顾自身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由于受到民主制度的约束，政府的贸易政策是利益集团和公众之间博弈均衡的结果。
2.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规范研究。Krueger（1974）率先提出寻租理论阐述了贸易限制、外汇额度和政府采购等行为导致的垄断会产生社会福利损失。同年，安妮·克鲁格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首先使用了寻租的概念，认为社会利益集团通过寻租影响政府的决策，会导致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是一种资源浪费。Bhagwati（1982）提出了直接非生产性寻租活动理论，他认为直接非生产寻租是指通过从事直接非生产性活动而获得利润的方法，这些活动产生金钱收益，但是并不生产包括在正常效用函数中的产品与劳务，也不产生生产这些产品与劳务的投入品。
3.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Kindleberger（1981）和Gilpin（1987）提出的盟主理论指出当世界经济中存在一个超级经济大国时，自由贸易体制将会盛行。该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权利在国际间进行分配的模型，理性的政府会根据本国与他国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而自动调整其贸易政策。Ienberry，Lake and Mastanduno（1998）的社会中心论认为贸易政策是国内政治力量的利益博弈的结果，同经济学研究中的个人利益冲突非常相似。与社会中心论相对立是Baldwin（1985、1996）提出的国家中心论。这一理论把国家利益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国家领导者制定和实施特定贸易政策就是要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利益，体现出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并赋予其独立目标进行研究的本质。
（二）实证分析
Grossman and Helpman（1994）的保护待售模型分析了在不同利益集团院外活动的影响下，贸易政策和政府不同收入转移政策偏好如何受政治捐赠的影响。该模型以美国贸易政策抉择过程为研究对象，较好地说明美国贸易政策产生、制定和实施和变化的内在理论逻辑。Helpman（1995）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特殊要素模型和个人效用函数框架，对贸易保护的形式和程度进行了出色的分析。Rosendorff（1996）建立了一个正式的模型说明从关税保护措施到非关税保护措施（VER）的内生过程，成功解释了从零关税到VER贸易政策形式连续变化的过程。
而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实证检验研究，主要有Ohm（1987）的韩国检验、Rajapatirana、Mora and Yatawara（1997）的拉美国家检验、Edwards and Lederman（1998）的智利检验等，这些检验大都说明了国家政治领导人经济思想转变对本国贸易政策转变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的实证检验主要包括：Branstetter and Feenstra（1999）利用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提出了一个分析中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政治过程的模型，并结合中国1984-1995年的数据进行有效估计，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是一个受到政府保护的特殊利益集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护程度逐步降低，成为对中国贸易自由化的一种政治经济解释；盛斌（2002）把贸易政策作为中央政府决策的权力范畴来建立模型，较好地检验和分析了影响中国保护结果和水平的决定因素。
经贸政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保护政策国际贸易保护理论问题发展政策展望
国际贸易是指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和区域之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活动。国际贸易是商品和劳务的国际转移。国际贸易也叫世界贸易。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贸易全球化为首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紧密联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其高速的发展对于各个国家内需以及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拉动作用，给各个国家的发展可谓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但是随着国际贸易发展的不断深入，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贸易的不公平，格局单一化等矛盾也有走向不可调和的趋势。而其中，我们发现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贸易格局一直没有改变，全球范围的区域经济合作势头高涨但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却新的挑战，在整个国家贸易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成为了主力军，但是这些跨国公司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市场或者其他国家和地区后的发展往往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同时对于这些国家贸易行为，本土的市场受到不小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两者之间也因此产生了不小的问题，从而使得贸易自由化和保护主义的斗争愈演愈烈，各种贸易壁垒花样迭出。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对于国际贸易未来的发展进行探究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就国际贸易中的保护政策和相关理论与实践这一侧面，结合国际市场的发展动态以及我国在国际贸易发展中的相关政策研究从国际贸易中几种典型的保护理论分析、国际贸易在保护政策下存在的问题分析、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分析和我国的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政策发展展望等方面展开一番剖析和论述，并提出可行性建议或意见。
一、国际贸易中几种典型的保护理论分析
国际贸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涉及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多边的区域无论是在贸易形式、贸易政策以及贸易行为方面都存在不小的差异性。因此，要想国际贸易在发展的历史中在这些方面遇到过形形的问题，也一度给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国际贸易往来带来了很大的阻碍。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国际贸易发展的各种理论应运而生，贸易理论作为独立的形态出现在国际贸易中可以追溯到国际贸易发展的初始阶段，而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则又依托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贸易行为和实践中的利益分配。而纯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则又作为反动推理推动着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和理论化，因此可以说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可以主要分为干预保护和自由贸易两个独立对立的方面，从而在不断实施的过程中形成了纯理论和干预理论两个大的体系，在本文的论述中，主要就国际贸易中典型的保护理论进行阐述。就当下世界主要的保护理论可以分为几大类：
(一)改善国际收支理论
该理论主要的保护政策思想集中体现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的支出方面。其手段是通过减少进口的数量，从而减少外汇的支出，基于贸易顺差的思想保持在国际收支中的贸易出超。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来说，这种保护理论的实施的作用就是通过增加自身商品或者一切劳务的窗口，从而增加在商品或者劳务中的支配权，从而避免进口超过了出口量情况的发生，也可以有效的改善国际收支中出现赤字的不利情况。
(二)改善贸易条件理论
贸易条件理论着重与如何有效的将进口商品的在同等价值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压低进口商品的价格或者征收更高的关税，从而有利于国际贸易条件的改善，给本国的国家贸易在更多的福利。这一理论是否能够成功的实施还需要取决于商品本身的特征以及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政策。
(三)关税收入理论
关税的收入是在国际贸易过程中起到一个类似于杠杠原理的作用。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在国际贸易中是否能够取得经济效益上或者市场拓展方面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税，可以说是每个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就成为了每个参与到国际贸易中的国家和地区实行保护政策的主要环节之一。而如何做到合理的增加关税收入而又不会给国内居民的生活消费带来太大的影响，这需要在关税政策制定上进行合理的把控。
(四)夕阳产业保护理论
这一保护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内某些过去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不错市场而当下丧失了国际竞争力而无法很好的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站住位置的产业，并且这些产业进入衰落阶段会使得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因此进行这项夕阳产业保护政策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
(五)保护就业理论
保护就业可谓是在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动机之一。
(六)绿色壁垒理论
随着环境保护越来越深入人们的关注。环境保护成为了国际贸易过程中每个贸易行为和合作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七)非经济目标理论
大部分的保护政策或者保护理论基本上都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采取的有利于本土经济发展或者就业率增加的贸易保护措施。而非经济目标理论则是通过这一贸易保护政策坚持做到自力更生发展，有效减少本土对于进口产品的需求，其目的除了有能够实现经济目标之外，最为重要的是能够让国民在民族自豪感、社会公平以及国土安全等方面更好更快的实现。
(八)保护公平贸易理论
这一理论就是在国际贸易的规则应该保障公正公平的进行贸易，许多做法有如倾销等会破坏这一规则的需有效的规整，但每个国家和地区对于这一理论的践行力度和理解也各不一样。虽然对于国际贸易有着多种不同的保护政策和理论，但是这些理论的目的都是殊途同归——为了自己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国际贸易在保护政策下存在的问题分析
保护贸易政策是指国家对商品进出口积极加以干预，利用各种措施限制商品进口，保护国内市场和国内生产，使之免受国外商品竞争；对本国出口商品给予优待和补贴，鼓励扩大出口。从表面上来看，保护政策的原始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发生了变化，这也使得国际贸易在保护政策下发展形成了许多问题，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而其中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之大不言而喻。其中，主要问题可以分为如下几个：第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贸易往来之间产品期待效益的巨大差别导致保护政策存在着不对等、不公正的现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的产品相对价格都较高，进入国内后都会遇到市场受阻的情况；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薄利多销这种方式导致自己本国的产品在本土没有了相应的竞争力，由此带来了许多的社会问题，这也就进一步的加剧了保护政策对于国际贸易发生的限制；第二，为了扶持本土的夕阳产业的发展，保护政策限制了外来产品的进入市场，无论是通过提高关税还是通过增加补贴等方式，其短期看有利于民族企业的发展，但在长久来看则限制了该产业的良性发展和进步；同时，产品的环保技术成为了重要问题，而各个国家在产品上绿色环保制定的相关标准却高低不统一，这也导致环保纠纷在国际贸易中时有发生，也必将成为未来贸易摩擦中的焦点；而保护就业理论的实行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保护就业这一理论主要就是通过增加生产从而增加就业使得某个行业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虽然看似这一贸易保护政策对于增加就业有积极作用，通过牺牲对贸易进口物品的需求来拉动内需的方式在短期来看确实能够有效的维持就业平衡，至少不会造成大面积的本土企业竞争力降低，失业等现象的产生，但是从长久的发展来看这一政策无疑会对本国或者本地区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国际贸易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于“幼稚产业”产业的保护划分不够明确，虽然对于这一产业的发展我们在初期需要进行有效的扶持，但是对于这一概念的定义不够明确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较大的漏洞。总的来说，保护政策下的国际贸易存在这一系列客观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从政策理论以及具体实践中进行合理的探索和调控。
三、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分析
针对在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需统一规划，做出相适应的调整。就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而言，首先，我们需要在思想上统一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现状的客观事实，加强多边国际贸易往来的必须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发达国家则需要在保护壁垒政策中适当放开对于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关税，从而有效的促进两者之间在国际贸易中的良性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则需要结合自身国家的特点，针对性的对外来商品进行扶持性的帮扶贸易政策，坚持既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的国际贸易政策，从而让双方获得共赢共生；第二，在绿色环境保护政策上，我们可以对产品的绿色环保程度进行等级划分，制定统一的划分标准，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能够通用，从而减少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国与国之间因为标准不一带来的贸易行为的麻烦；第三，有效的利用国际贸易给我们发展带来的契机，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商品出口；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着重引进高端加工增值环节。同时，组织协调好国内急需的能源、重要原材料、关键技术和重大设备的进口。通过合理的进出口国际贸易发展，有效的促进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自身快速发展，这才是国际贸易政策以及国际贸易未来的发展之道和终极目标。
四、我国的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政策展望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政策对于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制定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贸易政策，有利于我国国际贸易行为的开展。首先，贸易政策的选择需要基于我国当下现有的基本国情，做好走出去和引进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适当的进行贸易保护是有必要的，但是把握好“度”是一切展开的前提；第二，保护政策实施以及保护对象的十分的重要，不能够没有针对性而一概而论，如若是这样，我们的许多行业和企业都会失去发展以及成长的机会，我们需要敢于面对外来商品的冲击，在挑战中求生存；第三，进行开放型的贸易政策，在进口方面，把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吸收外资作为战略重点，同时，适当进口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所需的生活用品和物资。在出口方面，根据我国的情况和国际市场的需要，利用中国自然资源的优势，扩大矿产品、耐用消费品和农副产品的出口，努力把初级产品、粗加工制品加工成工业制成品出口；第四，在国际贸易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将本国的产业进行升级转型，合理有效的淘汰落后的技术和产业，使贸易保护程度大大降低，提高了民族企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良性发展，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让我国的产品和输出能够带来更多的效益。
五、结束语
保护政策已然成为了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也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影响。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在保护政策下，国际贸易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问题，也呈现出了许多新的发展趋势，而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来说，需要清楚的认识到只有合理的把控好保护政策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和力度，才能够在国际贸易中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也只有在越来越为广泛的国际贸易合作中，才能够真正的做到长期共赢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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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政策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自由贸易；战略性贸易政策；国际贸易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4-000-01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背景
战略性贸易政策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其著名的学者有詹姆斯・布朗德、巴巴拉・斯潘塞以及保罗・克鲁格曼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是伴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出现了新情况后，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新贸易理论相对于传统贸易理论，其新之处在于它的理论假设前提扩展到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本身更接近于现实的经济生活。二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产业内贸易的增长开始逐渐超越产业间贸易的增长，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前提假设越来越与现实经济不符，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基础上，产品差别化，规模经济和进入障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就是伴随着这样的环境而产生的。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适用性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它对于促进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国民经济福利的提高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不是各个国家想要实施就可以实施的，一个国家只有满足相应的条件后才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
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需要满足两类条件，一个是必要条件，另一个是充分条件。从必要条件来说，一个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首先实施这个政策的行业必须是具有较高的集中度，消费者对该行业的产品需求大；其次，该行业所处的市场应该是不完全竞争市场，该市场的厂商存在寡头垄断和规模经济，这样国内外寡头企业在本国和国际市场展开激烈的争夺，政府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就出现了。从充分条件来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需要经济方面的充分条件和政治方面的充分条件。就经济方面的充分条件而言，主要有：寡占企业的数目不能过多，并且以古诺方式进行竞争；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行业必须有较高的市场进入壁垒，该行业有限的使用瓶颈资源；同时要求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政府必须有较强大的政府收入予以支撑。就政治方面的充分条件而言，主要有：政府必须掌握大量而广泛的经济信息，能够独立决策不受利益集团的左右，同时在实施政策的同时并未引起相关国家的报复。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践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通过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功，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日本。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有着鲜明的特点，首先，它将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集为一体，组成了日本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同时，日本在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时，也非常注意与其他宏观调控想协调、相一致，使其发挥整体性的作用。纵观日本战后到至今，日本以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目标，以及贸易增长，贸易结构优化目标为前提，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法律和非法律手段，在金融、外汇、税收、技术引进、外资引进等方面，对不同的产业和行业有针对性的制定了不同的政策。其次，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日本的经济战略思想是相一致的，即恢复经济发展，然后赶超世界发达国家。其基本国策是贸易立国、技术立国，积极促进产业机构的高度集中化、专业化和知识化。日本将战略产业和行业的发展作为日本崛起的基础，它没有采取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的贸易政策，即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日本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本采取了熊彼特式的创新国贸理论，即技术是变动发展的，技术进步或产品和工艺创新对市场竞争已经对经济的作用要比自由市场信号对产业的作用要打得多。所以日本在第一阶段选择了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含量高、吸收就业人口能力大的重化工业，在第二阶段选择了电子，计算机，生物，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然而这些产业的巨大成本优势和其在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溢出效应必将给这些产业带来非常大的利益。
日本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实施了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有目标、有重点的选择了一个又一个的“战略”产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并在70年代中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产业结构方面明显得到了优化，第一产业急剧下降，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对外贸易结构得到了升级，贸易收支实现由长期逆差向收支盈余的转变。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根据日本在战略性贸易政策上实施的经验，我们在选择战略性贸易政策时：
首先，要选择合理的保护措施，现在我们已经是WTO的正式成员了，我们应该在WTO规则允许下选择保护措施，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在保护具体对象上，我们应有目标、有重点的去选择，主要目的是要培育国内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同时，政府应运用经济手段将人才、资金等各种资源集中在战略性产业中，扩大国内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其次，确定战略性产业，该产业之所有冠以“战略”二字，就是该产业将有利于未来国民经济的增长，其发展将带来巨大的外部效应，尤其应该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标产业，继续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发展战略，鼓励发明创造，加强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时，注重制度创新跟上产业创新的步伐。
最后，考虑到我国正处于转型阶段，劳动力优势仍然是我国获得产业比较优势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对“重合性”产业的支持，也就是我们应该积极迎接发达国家的产业植入，在这一过程中，学习他们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提高本国劳动力的素质，为产业结构升级打下人力基础。
参考文献：
经贸政策论文范文第12篇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211
【原刊页号】61～63
【分 类 号】f52
【分 类 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2
【 标 题】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趋势分析
【英文标题】the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zhang zhi-min
【 作 者】张志敏
【作者简介】张志敏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西方工业国家不同历史阶段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的发展变化，归纳了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提出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政策的支撑点，进一步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和贸易的重要启示。
【摘 要 题】贸易保护
【英文摘要】in this essay,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s of trade protectionist theories and policies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summarizes the regularities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and concludes that trade protection is still the focus of the trade policies in every countr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author further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 of the new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our country to prac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关 键 词】贸易保护/历史/规律/趋势
trade protection/history regularity/trend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75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02)11-0061-03
一、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的历史演进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高潮。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经贸政策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 利润转移论 外部经济论
一、战略性贸易理论的产生
在战略性贸易理论产生之前，传统的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基础上，而且排出了产品的差别、科技和规模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新贸易理论的产生顺应了现实经济的需要，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将实际的经济条件列入研究之中，而战略性的贸易理论也应运而生。
战略性贸易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该理论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理论为前提，强调了政府适度干预贸易对于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作用。
二、战略性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战略性贸易理论主要包括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论。
利润转移论是该理论的核心，它是指在不完全竞争的寡头垄断市场中，国家从战略性的角度，积极运用战略性出口政策、进口政策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政策等手段，扶持本国企业的发展，使其获得竞争优势，从而扩大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所占的份额，攫取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以增加本国的经济福利。这里的贸易政策的直接目的就是从国外向本国转移利润。
而外部经济理论又包括技术性外部经济和收益性外部经济。技术性外部经济是指，厂商（或个人、社会）通过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中其他厂商的技术外溢获得技术和知识，而不必为此付费，那么对于本国来说，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那些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较大的企业就不会得到其理想的预期收益，从而导致私人投资不足；收益性外部经济是指，厂商（或个人、社会）从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厂商的集聚中获得市场规模效应，而该厂商同样也可以不必为此付费。对于本国来说，如果该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处于发展初期，规模较小，则政府可以通过保护的贸易政策对其进行扶持，以帮助其发展，提高该产业的市场规模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三、战略性贸易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也越来越成为主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也日益盛行，因为市场毕竟有国内国外之分，国际间的竞争以不仅仅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美国对“波音”的战略性扶持，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持和印度对其软件产业的扶持等等的成功案例告诉我们，中国制定和实施战略性的贸易政策势在必行。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既要顺应潮流，遵守国际规则，更要积极主动的发挥自身优势，调整政府的角色，使之更有效的发展本国的产业，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
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扶持的目标产业的选择
国家进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关键在于对扶持产业的选择，因为一国一旦对某一行业进行战略性保护，必然会对其他使用该资源的其他行业造成很大的影响。在选择目标行业的时候：第一，一个较好的目标产业应具备生产成本的优势（比如廉价的原材料），或者受学习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影响；第二，应保证被扶持的产业在一定时间内的很高的行业准入壁垒，防止其他厂商的进入而导致超额利润的消失；第三，保证被扶持的产业具有较大的规模和大量的固定资本投入，从而保证其在与国外相同企业竞争的时候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第四，如果被扶持的产业具有较大的外部经济效应，则应保证其具有内向型的市场结构，以避免其技术外溢到国外的相关产业。总之，该目标产业应该是国内基础设施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说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汽车产业或文化服务类的产业等等。
（二）扶持的时间选择
国家对于产业的扶持多在其处于幼稚产业的阶段，因为这个阶段该产业没有足够的竞争力，而一但该产业逐步走向成熟，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时，政府对其的扶持政策就应该及时取消，从而使该产业在走向成熟后所获得的收益能够弥补政府扶持的成本投入。
（三）外部环境的约束
战略性的贸易政策的实施应保证在不违背外界市场环境的前提下，否则将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贸易制裁和报复行为。一方面，不能违背WTO的相关规则和制度，另外一方面，也不能与和其他国家签署的双边或多边协议相抵触。
四、小结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而我国对其研究还尚未成熟，我国应该结合本国的实际国情，发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最佳作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又一个新的动力。
参考文献：
经贸政策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贸易；替代融资
宏观经济政策是为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国家或政府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有四个：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水平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依据，国内和国外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文献还很缺乏，但已经有学者关注相关内容，本文综述了相关文献。
一、宏观经济政策与国际贸易
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都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工具，国际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紧密相连，一国的经济状况影响对外贸易，而对外贸易也会反过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国际贸易量对宏观经济政策很敏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比如增加政府开支，对进口商品的支出也会增加，但支出比例的多少要依据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影响金融市场，刺激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这个过程和国际贸易也是紧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增长消费增加，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也增加，国内生产出口产品的厂商为了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会将生产资源转向国内，一国贸易收支状况恶化。相反情况，如果一国消费需求减少，国内生产商会主动开拓国际市场，贸易收支情况改善。国家或地区根据国内外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贸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综述：
2008年的金融危机伴随着贸易量的减少，这引发了贸易怎么依赖金融市场的问题。传统上说，金融危机是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主题，而不是贸易方面的；同时还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贸易在全球商业周期中如何扮演传输渠道的角色。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者都被这些问题吸引，并且在使用联合方法找到新的答案。
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2010）研究的是国际银行问题，自从2008年银行倒闭和金融危机，这个问题引起了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极大兴趣。论文研究的是如果一国向国际银行市场开放，本国能否从中获利，并且怎样依赖国内市场结构。假设贷方是异质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显示，FDI能提高利润（常用的人存贷款利差的净息差），效率提高的同时，当地竞争使银行提高向借方收取的利率。如果允许国际银行通过收购国内高效率银行的方式进入国内市场会导致国内竞争下降，这可能是有害的。在不影响市场上次有效率银行的基础上，最有效率银行会提高自身利润来转移提高效率增加的利益，而不是通过降低借款利率。允许跨境贷款的替代选择可以使国内借款人受益于外资银行的效率，并且不会对国内市场结构产生负作用。全球金融市场开放提高的是效率还是不稳定性；在金融体系改革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开放形式，论文得出的结论对当前这些争论有重要影响。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一个主题，一直以来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在相关文献中，最有力的结论之一是国际开放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积极作用。国内投资是资产积累和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Dong-Hyeon Kim， Shu-Chin Lin &Yu-Bo Suen（2010）实证研究贸易和FDI能否提高国内投资总水平。研究发现两者关系不明显。基于国际和国内投资的替代水平，FDI可能不能提高一国的投资总水平。文献显示，贸易和FDI在不同国家扮演的角色不同，对投资水平的作用依赖于国家已存机构的复杂程度。在人力资本和金融体系发展不成熟的国家，贸易不利于国内投资，而FDI有积极作用。在机构发展成熟的国家情况正好相反，贸易比FDI发挥更有利的作用。这些结果为国家决定货物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顺序提供政策建议。
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2010）研究垂直专业化和贸易在中间投入的影响，用新凯恩斯模型重现和解释了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商业周期。该论文的关键创新点是引入更丰富的垂直结构，顺序联系——三级垂直结构，比之前的研究更具特色。作者用最先进的贝叶斯统计估计模型参数，结果显示模型成功重现了体现国家利益的一系列商业周期时刻。最重要的是，模型重现了在商业周期中，提高跨国贸易结果的经验观测值，这个结果对许多假设不太丰富的模型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另外，该文献为全球经济中出现的传统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新颖的、重要的见解。
在金融危机中贸易量下滑严重，在“大衰退”中产量下降明显，然而贸易量下降的比例更大。人们怀疑，金融市场混乱导致产量下降的同时引起贸易量剧烈下降，人们也怀疑企业贸易活动与金融市场关联度不同其感受到的危机程度也不同。Brahima Coulibaly， Horacio Sapriza& Andrei Zlate（2011）利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水平数据验证后一种假设。论文的一项贡献是为公司应对全球需求提供政策建议，可能消除由于金融约束带来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显示：如果危机前金融状况比较好，公司可能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公司替代融资的能力——用贸易信贷融资替代外部金融融资——也可以使其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在金融脆弱性给定的情况下，替代融资能力差的公司销量下降的多。论文为金融异质性和公司为应对危机选择融资渠道替代带来的后果给出了有效指示。
在“大衰退”末期，政府重新重视运用财政政策管理宏观经济，用财政政策代替已经被利用到最大限度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国家颁布“购买国货”的条款，这限制政府把支出花费在国内而不是进口商品上，这些政策在国际上引起巨大争议。Mario Larch &Wolfgang Lechthaler（2011）运用财政学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贸易和财政理论数据创建模型，确定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政府支出并分析政府支出是否应该排除进口。研究发现，一方面，购买国货条款可以消除传统外部性，在由国内纳税人确定的成本水平，财政支出对国外生产者有益；另一方面，购买国货的财政政策会提高成本，因为消费者不能购买比国内商品便宜的外国商品，这会降低整体消费和福利水平。文献研究如何从国际贸易理论中汲取经验教训，并有效地应用到公共经济学领域。
长期以来，在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企业基于国内和出口市场的定价行为是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经典主题。不同的定价策略影响货币政策在国际和国家间的传导，相反地，货币制度的性质可以跨市场影响企业的定价行为。Julien Martin&Isabelle Méjean（2012）通过分析法国出口商向EMU国家出口商品时的定价行为，研究欧共体内的金融与货币联盟（EMU）对出口公司定价行为的影响。该文献发现，EMU对价格离散有显著影响：相对于EMU以外的欧洲地区，转变成单一货币时减少的价格离散大约是出口价的1%。作者运用高度分散的数据研究公司异质性的作用，数据显示采用欧元对大出口商的定价惯例有重要影响。当把异质性考虑在内采用单一货币时，减少的跨市场价格离散比例更大，相对于非EMU地区达到4%。因此，对于传统争论，是否应该采用统一货币加强市场整合并减少偏离一价定律，文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Ling Feng and Ching-Yi Lin（2012）通过研究广延边际对金融摩擦和国际货物贸易可能出现的相互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用实证和理论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参与国际贸易货物的范围。采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是在广延边际还是集约边际，信贷紧缩会减少贸易量，后者是每种货物的贸易量。从理论上讲，论文创建了随机动态模型，把贸易理论中的元素有机结合起来。比如，受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约束的报关决策，固定和沉没成本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元素；信贷限制的金融约束，信贷基于企业价值以及由此预期到的企业利润。出口成本包括非出口商没有的固定和沉没成本，模型显示，出口商为获得每单位利润比非出口商需要更多的贷款。较高的贷款利润率意味着金融约束力更大，并且更易受到金融约束的冲击。关于为什么金融冲击对贸易影响特别大，模型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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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政策论文范文第15篇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
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分析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的理论的分析,具体来说就是指政府通过经济、政策、法律等手段对国际贸易中某一产业的战略性扶持,增强其竞争力,使其能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尽可能多的占有市场份额,从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带动国家经济发展,增强政府财政收入造福于人民。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认为自由竞争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而这一理论在许多处于非完全竞争环境下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假设,因为以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他们很难在短期内完全实现的自由竞争市场。战略性贸易政策既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分析也是其实施的理论基础,作为不同于传统自由竞争的贸易理论的心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在这一领域有过深入研究的专家和学者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默许了政府对国外寡头厂商的战略性垄断,对本国寡头厂商的贸易扶持,通过实施进口壁垒等措施来促进本国的产品出口,对本国的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
2.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环境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环境的分析首先要清楚的认识到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就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在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是在对国外同类竞争产品设置“贸易壁垒”,这就有可能会使本国经济发展受到其他国家对本国经济同样的经济壁垒的打击。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环境从国内来看,要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且满足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要求,针对具有较高的行业集度的产业实践政策,在妥善处理市场和宏观调控关系的国内经济环境中,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预想效果才能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效益;从国外环境来看,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环境中,本国企业能够突破重围,本身在其中就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需要适当的控制政策实施强度和政策选择机遇。
3.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从理论化角度分析,对本国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无法比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验证了国家政策干预的合理性,这就使得国家在本国企业经济发展需要时可以使用中庸的方式,通过经济、政策、法律手段的相互配合,培养产业中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行业,增强其在国际竞争中优势,促进国内优势企业、战略行业的发展,同时还能扩大本国某一产品市场份额,从而增加改过厂商理论和本国福利。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济合理性
1.市场的非完全竞争
在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中都是基于市场完全自由竞争和规模效益不变的条件下的,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无法达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事实上,市场往往是非完全竞争市场。与之对应的许多产品规模经济效应是随规模的增加而增长的,一个行业因为社会的报酬递增而获得外部经济效益,这种外部经济效益即使是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之间分布也是不均匀的。许多行业的规模扩大,其所带来的生产成本并不是与经济效益同比例增长的,这样一来企业的内部经济效益就得到提升,而这种企业内部经济效益的增加是完全可能和存在的,这就与传统贸易理论中市场是完全竞争与规模效益的理论相悖。
2.技术创新改变企业生产函数
R&D活动也就是企业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可以带来企业的技术创造与革新,从而改变企业的生产函数,最终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在企业生产中,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对新产品的开发,会不断减低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对动态规模经济的阐述可以选取学习曲线这一方式。某一包含众多先进技术的产品,在其本身出产贸易过程中自然的就传播了它所自带的先进技术,这样就是“技术外溢”的现实例子。各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经济贸易和竞争,促进技术外溢的发生,同时也给各国技术改良与模仿的范例,这使得新技术的源发国家很难长期维持优势地位。战略性贸易政策也给各国的技术研究与开发以动力,新技术的开发每个想要取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的国家和行业的共同使命,也促使技术开发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
3.政府干预经济的重新定义
政府干预经济在国际市场上总是伴随着诸如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设置国际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等负面的影响的名词,也就是传统的市场自由竞争的贸易理论的“先入为主”,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政府干预经济政策有着不够全面、准确的认识。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定义是指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利用经济、政策、法律等多种手段对经济进行合理调控,以维持本国企业在国际国内竞争中的正常秩序,特别是遇到一些国际性的大危机时,政府的宏观干预经济能及时有效的减少损失;同时也能扶持国内战略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扩大其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最终造福于本国人民。政府干预经济积极效应的实现还需要政府具有强有力号召力和决策力。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
1.全球应用环境分析
当今国际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的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也促使国际经济转向为多边贸易,各国间的联系一日密切,经济交流和往来也进一步增多,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国外市场。但是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依然是不完全竞争,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和国际市场垄断竞争存在并将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正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存在,各国在传统贸易理论的自由竞争假设理论指导下不断培育能够长期有效维持本国经济利益的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战略性贸易政策正是对自由贸易政策最有性的质疑和对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否定,也就是在当今的国际市场竞争格局下,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完善国际市场竞争结构是十分必要的。
2.战略性贸易国外应用实例分析
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有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践,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十分平衡的,并且在国际市场上的受益分配也是不均衡的,所以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益并没有达成共识。以美国为例,政府为促进本国农业发展,一方面通过R&D(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对农业发展技术研究,同时对研发的技术通过农业机构广泛推广。对信息技术产业的科研投入和开发补贴,这些措施都为这一产业的市场竞争力的增强和国际市场所占份额的增加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同时美，中国最 强免费文秘网！国政府充充分尊重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主动性,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经济发展。
3.中国的政策选择及发展机遇
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业或企业往往也是整个国家的支柱,是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所以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也是影响国家经济稳定重要因素。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与各国的经济贸易联系更加密切,一个国家想要在国际竞争中独善其身几乎不可能,所以中国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已具备相当的条件:中国人民的人均GDP在不断的增长,具有十分广阔的国内市场;通过技术研发、借助国际市场上的技术外溢等优势,在生产技术上也具有优势;并且像化纤制造业、大型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总而言之,对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存在很多争议,本文虽然对其理论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但由于国际经济市场的格局十分复杂,具体大规模应用起来所产生的效果都具有不平衡和变动性。但是要清楚战略性贸易政策实际上是对传统贸易政策的发展和突破,而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传统贸易政策的纠结点就在于政府干预还是自由竞争更能促进经济良好快速发展。目前国际上一些成功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案例也是佐证其经济合理性。
参考文献:
[1]柳剑平,程时雄.中间产品、交易成本与战略性贸易政策[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