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诉法意见范文
民诉法意见范文第1篇
第一审普通程序
139．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
不予受理的裁定书由负责审查立案的审判员、书记员署名；驳回的裁定书由负责审理该案的审判员、书记员署名。
140．当事人在诉状中有谩骂和人身攻击之词，送达副本可能引起矛盾激化，不利于案件解决的，人民法院应当说服其实事求是地修改。坚持不改的，可以送达状副本。
141．对本院没有管辖权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原告坚持的，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本院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142.裁定不予受理、驳回的案件，原告再次的，如果符合条件，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143．原告应当预交而未预交案件受理费，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预交，通知后仍不预交或者申请减、缓、免未获人民法院批准而仍不预交的，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
144．当事人撤诉或人民法院按撒诉处理后，当事人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原告撤诉或者按撤诉处理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6个月内又的，可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不予受理。
145.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在书面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在发生纠纷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但仲裁条款、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者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除外。
146．当事人在仲裁条款或协议中选择的仲裁机构不存在，或者选择裁决的事项超越仲裁机构权限的，人民法院有权依法受理当事人一方的。
147．因仲裁条款或协议无效、失效或者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而受理的民事诉讼，如果被告一方对人民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就管辖权作出裁定。
148．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时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对方当事人又应诉答辩的，视为该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149．病员及其亲属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医疗事故结论没有意见，仅要求医疗单位就医疗事故赔偿经济损失向人民法院提讼的，应予受理；
150.判决不准离婚、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以及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的被告向人民法院的，不受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七)项规定的条件的限制。
151．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诉至人民法院，只要求离婚，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亡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
152.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新情况、新理由，一方当事人再行要求增加或减少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作为新案受理。
153．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154．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一百二十条所指的商业秘密，主要是指技术秘密、商业情报及信息等，如生产工艺、配方、贸易联系、购销渠道等当事人不愿公开的工商业秘密。
155、人民法院按照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开庭3日前用传票传唤当事人。对诉讼人、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翻译人员应当用通知书通知其到庭。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外地的，应留有必要的在途时间。
156．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
157．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诉讼，当事人的法定人应当到庭；法定人不能到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
158．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的法定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如属原告方，可以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按撤诉处理；如属被告方，可以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缺席判决。
159．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对该第三人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按撤诉处理。
160．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原告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在准许原告撤诉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作为另案原告，原案原告、被告作为另案被告，诉讼另行进行。
161．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者依法可以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如果当事人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准撤诉或者不按撤诉处理。
162．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起上诉。
163．一审宣判后，原审人民法院发现判决有错误，当事人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的，原审人民法院可以提出原判决有错误的意见，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由第二审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理；当事人不上诉的，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164．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审限，是指从立案的次日起至裁判宣告，调解书送达之日止的期间，但公告期间、鉴定期间、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以及处理人民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期间不应计算在内。
165．一审判决书和可以上诉的裁定书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的，上诉期从各自收到判决书、裁定书的次日起计算。
民诉法意见范文第2篇
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将于今年十月一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 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它对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提高管理水平，加强廉政建设，以及进一步贯彻执行治理整顿和改革开放的方针，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通知》（国发［1990］2号），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对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切实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现就民政部门贯彻施行行政诉讼法的准备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认真组织民政干部学习行政诉讼法，提高对实施行政诉讼法重要意义的认识，增强贯彻实施行政诉讼法的自觉性。
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法院起诉。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将在更大范围内接受司法监督，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以行政机关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成为普通的事情。民政部门是以管理社会行政事务为主要职能的行政管理部门，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广泛联系，有些工作做得不好也容易侵犯群众的合法权益，因此必须组织干部学好行政诉讼法，使广大民政干部掌握行政诉讼法的具体内容，克服与行政诉讼制度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以积极的态度做好行政诉讼法施行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政法规，使民政工作的行政管理活动和管理手段有法可依。
行政诉讼法的基本要求之一，是行政行为要有法可依，行政管理活动和行政管理手段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政立法工作有了较大进展，民政工作的主要业务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但是，立法工作还存在不完善、不配套的问题。民政部正本着从基层工作实际出发，有计划地加快民政立法步伐，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政法规。各地民政厅（局）要加强法制建设，协助立法机关不断完善有关地方法规。
为了保证地方性民政法规、规章不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各地民政厅（局）要协助当地人民政府清理有关的地方性民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已经过时的或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要及时修改或废止。同时，要严格执行规章备案制度，做好规章备案工作。
三、加强执法检查监督工作，努力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是要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证行政机关严格依法办事。对有法可依的民政行政行为，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对暂时没有法规规范的民政业务，要严格遵守职责范围和政策规定开展工作。要尽快理顺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避免执法上的重复交叉或扯皮现象。地方人民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赋予民政部门行使民政工作以外的行政执法权力，要有法定的授权和委托或明文规定。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切实支持和保护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执法活动，纠正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
为了提高行政执法水平，要加强执法监督检查，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民政法规的贯彻实施。检查的重点是列入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民政行政行为，尤其要注意有关限制人身自由、实施各种处罚的民政行政行为。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对于收容遣送工作、殡葬管理、婚姻登记管理等几项容易引起诉讼的民政行政行为，必须统一认识，高度重视，严格依法行使职权，以避免或减少诉讼。
收容遣送工作：在国务院没有新的规定之前，严格按照一九八二年国务院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送遣办法》管理，禁止越权处罚、滥施处罚等违法行政行为。地方政府明令规定的任务必须有法律依据或当地人民政府的法定授权和委托。
殡葬管理：严格按照一九八五年《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办事，不得施行规定以外的违法行政行为。对当事人进行《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以外的处罚，必须经由地方人民政府规章明确作出补充规定。
婚姻登记管理：要坚决执行《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办法》对于容易引起行政诉讼的结婚年龄问题，应按《婚姻法》办事，在双方符合法定婚龄经晚婚动员后仍坚持结婚的，应准予登记。反对结婚登记中乱收费。
其他各类民政行政行为，容易引起行政纠纷的，也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解决的办法和应诉的对策。
四、进一步加强法制工作的领导。
民诉法意见范文第3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0条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通知该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该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但又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履行。”这一条规定了对被执行人已经到期的债权的执行，没有包括未到期的债权，也就是预期的债权。根据这一要求，只有对到期债权才可以执行，这种债权是现实的确定的债权，而不是将来的不确定的债权，不能附条件或期限。这就导致实践中无法执行被执行人的预期债权，不仅不利于提高执行效率，而且也不利于充分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笔者认为，如果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增加对被执行人的预期债权的执行的规定，会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增加对被执行人的预期债权的执行的规定，是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理由：（一）执行被执行人的预期债权，能够更加充分地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利益。被执行人的债权未到期就不能采取任何执行措施，对申请执行人非常不利。如果被执行人知道法院在等待债权到期，第三人又有偿付能力，在此期间，完全可能与第三人串通，达成协议，由第三人提前向被执行人清偿，或者做出虚假的合同，放弃、免除、减少债权的数额，或者双方协议将预期的债权转让给其他人，从而损害申请执行人的利益。而如果采取了冻结预期债权的措施，则被执行人与第三人之间就不能对将来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处分，足以保障申请执行人的执行。（二）执行被执行人的预期债权，并不损害第三人的合法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0条没有规定对未到期债权的执行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利益，而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最根本的是给予其异议的权利-“第三人对履行债权有异议，可以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而不在于债权的到期还是不到期。对未到期的债权做出保全性执行措施，禁止第三人向被执行人履行，对第三人的实体权利并没有任何损害。（三）执行被执行人的预期债权，有利于提高案件的执结率，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如果在执行中既可以执行被执行人的到期债权，又可以对被执行人的预期债权采取保全性执行措施，那么就扩大了对被执行人的债权的执行范围，使得执行人员能够更多地选择执行对象和执行措施，采取更加灵活机动的执行方法执行案件，增加了案件执结的可能性，提高了执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执行难问题。（四）增加对被执行人的预期债权的执行的规定，将弥补立法上的缺陷，完善司法解释的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1条第2款规定：“对被执行人预期从有关企业中应得的股息或红利等收益，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措施，禁止到期后被执行人提取和有关企业向被执行人支付。到期后人民法院可从有关企业中提取，并出具提取收据。”虽然这一条中所说的收益，是指基于股权所产生的收益。但这种收益实际上也是一种债权，属于投资者对其投资的企业拥有收益的请求权。而预期收益的债权与其他种类的债权并无本质区别，那么，既然法律规定对被执行人的预期收益（债权）可以采取执行措施，法律同样也应该规定对被执行人的其他债权可以采取执行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法律规定更加全面和完善，也才能更加切实地保护了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笔者建议，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0条第1款后应增加第2款，内容为“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人享有预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冻结被执行人的预期债权，禁止到期后第三人向被执行人支付和被执行人支取。到期后人民法院可以向第三人发出履行通知，要求该第三人直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该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 ，但又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履行。”
民诉法意见范文第4篇
1953年12月12日来呈收悉。我们认为刘庆义与原辽宁省教育会间的契约，由1929年到1944年即满15年期限。在满期后，因为日冠占据沈阳关系，未能收回。迄今刘庆义已多利用近10年。解放后该房应归全国人民所有，由人民政府收回，毫无问题。而刘庆义拒绝交房，显属不合。其对于该房产所有权的要求，应予驳回。至其所欠租金，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在其宅交房人情况下，稍加照顾亦可。
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关于处理刘庆义房产问题的请示法督字第4923号最高人民法院：
1929年刘庆义由原辽宁省教育会租得土地一段，建筑楼房一栋，坐落沈阳大街52号。当时双方订立契约规定租期为15年，除每年建筑主应纳地租大洋1860元外，期满后建筑物无偿由土地所有人收回。此契约订立两年后即逢“九一八”事变。1938年刘庆义又与伪满奉天县教育会重订契约，除将每年租金改为700元外，另外又规定新契约订立后，如有新建时，当租期届满新建筑物由土地所有人按时价收买，其他各项仍按原契约规定执行。1945年日本投降后，原教育会向刘庆义提出交房问题，双方争执未获解决即逢沈阳解放。解放后刘庆义仍依1938年订立的契约向房产管理局登记，当时由于该局工作人员马虎未发现原契约规定“15年满期后该土地上建筑物应由土地所有人无偿收回”。遂于1951年6月发给刘庆义房屋执照，确定了产权。当“三反”、“五反”运动中经群众揭发，市政府研究后于1952年收归公有。刘庆义拒不执行也不纳租，曾多次提出意见：认为原契约规定“每年交纳地皮租金，15年满期后由土地所有人无偿收房”，是带有封建剥削性质，不合理的契约，报上曾公布过，这样不合理的契约，如果有一方提出异议，应考虑更改。
民诉法意见范文第5篇
1.“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
2.根据行政诉法第11条规定的受案范围，公民对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劳动教养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对公安机关作出的强制收容审查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对计划生育主管部门作出的征收超生费、罚款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3.行政诉讼第12条第（四）项规定：“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中的“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照立法程序制定、通过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对某些事项可以作“最终裁决”，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行政机关依据这些法规或者规章作出的“最终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4.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就赔偿问题所作的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5.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政机关依照职权降出的强制性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未能提起行政诉讼。
6.行政机关居间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民事权益争议作调解或者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仲裁处理，当事人对调解、仲裁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作为行政案件受理。
7.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或者其管理部门有关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作用权归属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
8.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非职务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管辖
9.专门人民法院不设行政审判庭，有受理行政案件。
10.有下列三种情形之一的，即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七条中规定的“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
（1）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的；
（2）复议机关改变所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
（3）复议机关改变所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即撤销、部分撤销或者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
11.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中的“原告所在地”，包括原告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和被限制人身自由所在地。
三、诉讼参加人
12.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提起诉讼的近亲属为原告。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3.两相或两个以上当事人对同一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是共同原告。
14.不自备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作法定代表人；没有主要负责人时，可以由实际上的负责人作法定代表人。
15.在诉讼进行中，作为原告的法人或者其他和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被更换，导致参加诉讼的法定代表人也要更换时，应向人民法院提交新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书，继续参加诉讼，已进行的诉讼活动对于继续参加诉讼的法定代表人具有约束力。
16.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原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法院起诉的，应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17.人民法院在第一审程序中，征得原告的同意后，可以依职权追加或者变更被告。应当变更被告，而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
18.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但法律、法规以派出的机构有授权的除外。
19.公民、法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与非行政机关的派出的机构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应以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为被告，非行政机关不能当被告。但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需要进行赔偿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非法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0.人民法院传唤当事人到庭，一律使用传票。
21.行政诉讼第27条中的“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指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22.行政机关就同一违法事实处罚两个以上共同违法的人，其中一部分人对处罚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人，人民法院发现没有起诉的其他被处罚人与被诉讼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通知他们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3.第三人有权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对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不服，有权提出上诉。
24.当事人委托诉讼人，应向人民法院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应裁明委托事项和权限范围，并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解除委托，应书面报告人民法院。
25.社会团体接受委托时，该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为委托诉讼人。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征得委托的同意，可以指定该社会团体的成员或聘请律师作为诉讼人。
26.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对准许查阅的庭审材料，可以摘抄，但不得擅自复制。
27.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为被告，但复议机关委托原裁决机关的工作人员一于二人作为诉讼人，也可以依法委托其工作人员或者律师作为诉讼人。
四、证据
28.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作为被告的诉讼人的律师，同样不得自行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
29.对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有争议的，由被告负举证责任。
30.被告在第一审庭结束前，不提供或者不能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第32条和 第54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五、起诉和受理
31.法律规定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讼，也可以申请复议并由复议机关作终局裁决的，当事人选择了申请复议，就不能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当事人既提起诉讼又申请复议的，以先收到有关材料的机关为当事人所选择的机关；同时收到的，由当事人选择。
32.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依法应当先申请复议的，当事人未申请复议就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33.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前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当事人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后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
34.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不制作、不送达决定书，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只要能证实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并符合其他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35.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当事人的诉权或者起诉期限，致使当事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其起诉期限从当事人实际知道诉讼权或者起诉期限时计算，但逾期的期间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36.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后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为仍不服的，可以作为新的行政案件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行政机关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二）项和第55项条的规定判决撤销，并根据第65条第三款的规定进行处理。
37.治安行政案件中，复议机关撤销了原处罚决定，被侵害人服而依法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38.被侵害人或者被处罚人服公安派出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的警告或者50元以下的罚款裁决，向设立该公安派出所的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改变原裁决，作出50元以上罚款或者拘留处罚裁决，当事人对复议裁决不服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39.被侵害人认为被处罚人在同一事件中实施了两种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公安机关只认为并处罚了一种行为，被侵害人如果要求公安机关处罚另一种生为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40.人民法院接到原告的起诉状，应由行政审判庭进行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受理；不符合起诉讼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作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定。
41.法律、法规中只规定了对某类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申请复议，没有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而行政诉讼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告知当事人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
42.行政机关在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中，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分别作出不同处理的，起诉期限应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分别计算。人民法院对未超过起诉期限部分的起诉予以受理；对已超过起诉期限部分的起诉不予受理。
43.行政机关根据两个法律、法规作出的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中，只有一项处理内容，如果法律、法规规定的起诉期限不一致，当事人起诉时，只要未超过其中最长的起诉期限，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44.行政机关就同一事实，对若干人作出的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这类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并由复议机关终局裁决，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如一部分人选择了申诉复议，这部分人就不能再向人民法院起诉，另一部分人仍可以依法人民法院起诉。
45.法律、法规规定，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必须经过复议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如果行政机关在复议决定中追加当事人被追加的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六、审理判决
46、当事人的一个行为同时违反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法律、法规，如果不同的主管行政机关分别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受处罚人均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47.行政机关就同一事实，对若干人分别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被处理的人不服，分别起诉到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合并审理，也可以分案审理。
48.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又发现原告有新的违法行为，并对其进行了处理。如果原告不服新的处理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另案审理，也可以合并审理。
49.当事人申请回避，应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审理后知道的，也可以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
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工作，但案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除外。
50.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应当在申请提出的三日内，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作出决定。申请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时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被申请回避的人员，不停止参与本案的工作。人民法院对复议申请，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通知复议申请人。
51.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申请，作出财产促使的裁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财产促使措施。
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促使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对情况紧急的，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财产促使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52.财产保全限于诉讼请求所涉及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
财产保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
53.被申请财产保全的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
54.申请财产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55.人民法院对控告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案件，根据当事人申请，可以书面裁定先予执行。
56.当事人对财产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57.在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予执行。在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58.被诉行政机关与受诉人民法院不在同一地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地方性法规时，应当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依法所适用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
59.原告无正当理由，经两次合法传唤不到庭的，视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况裁定准许或者准许撤诉。
60.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如果原告仍拒不到庭的，可以经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制席判决。
61.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原告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原告因在法定期间内未预交诉讼费，又不提出绶交诉讼费用申请，按自动撤回起诉处理的，原告在起诉期内再次起诉，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62.被告行政机关在第一审程序中，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果原告申请撤销诉未获准许或者原告不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继续审理被诉的原具体行政行为。
63.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处罚的行为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如果对下刑事责任的追究不影审理的，应继续审理，并应及时将有关犯罪材料移送有关机关处理，在有关机关作出最终处理后，再恢复诉。
64.在诉讼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
（一）原告死亡，需要等待其近亲属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
（二）原告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人的；
（三）作为原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
（五）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
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
因本条第一款（一）、（二）、（三）项原因中止诉讼满三个月，仍无人继续诉讼的，终结诉讼的。
65.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复议机关维持的原具体行政行为，复议裁决自然无效。
66.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对行政机关应给予行政处罚而没有给予行政处罚的人，不能直接给予行政处罚。
67.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他出具体行政行为，被告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 和理由部分只要改变了其中的一部分，即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55条中规定的“同一事实和理由”。
68.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不受行政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限制。
69.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法律文书的名称是：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调解书，等等。
70.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或者裁定需要参照规章时，应当写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参照××规章（条、款、项）的规定”。
71.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起诉不予受理；
（二）驳回起诉；
（三）诉讼期间停止具体行政行为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请；
（四）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其他需要裁定的事项。
对第（一）、（二）项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
裁定书应由合议庭成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依法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
72.一审判决后，当事人中一人或者部分人上诉，上诉后是可分之诉的，未上诉的当事人在法律文书中可以不列；上诉后仍是不可分之诉，第二寓于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将止诉状发生交原人民法院。
原审人民法院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后，应当立即通知对方当事人。
73.上诉状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的，应当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当事人直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发交原审人民法院。
原审人民法院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后，应当立即通知对方当事人。
74.原宣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收到上诉状副本，应当在十日内提出答辩状。当事人不提出答瓣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不早不晚。
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答瓣状，应当连同全部案卷和证据。尽快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
75.第二审人民法院 对上诉案件的审理，必须全面审查第一审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有无违反法定程序，不受上诉范围的限制。
76.在第二审程序中，行政机关不得改变其原其具体行政行为。上诉人如因行政机关改变其原具体行政行为而申请撤回上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77.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上诉案件，如认为该答应予受理，应裁定撤销一审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立案审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上诉案件，如认为一审裁定有错误，应裁定撤销一审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78.第二审人民法院法院裁定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的行政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加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79.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善时，应当撤销、部分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判决维持、撤销或者变更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80.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应当裁定中止原判的执行。裁定由院长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七、执行
81.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和行政赔偿调解书，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82.对于行政机关依据行政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煌，由被执行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执行。基层人民法院认为需要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的，可以报情中级人民法院决定。
83.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作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执行。
84.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作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执行。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予执行。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没有强制执行权，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执行。
85.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时，应当提交申请执行书、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和其他必须提交的材料，如果人民法院发现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确有错误，经院长批准，不予执行，并将申请材料退回行政机关。
86.对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诉讼法行政判决、裁定或者行政赔偿调解书，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中制执行。
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在十日内了解案件，并通知被执行人在指定的期间内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
87.当事人向第一审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的期限为三个月。申请执行的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中没有规定履行期间的，从该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不予执行。
88.对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由执行庭负责审查和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是自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逾期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被执行的款、物，交申请执行的行政机关，人民法院依法收取执行费用。
89.人民法院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脂取强制执行措施，可以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或者扣留、提取被执行人的劳动收入；也可以裁定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的财产。
人民法院采取上述措施时，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和生活必需品。
90.人民法院裁决冻结、草拟和存款或者扣留、提取收入时，应当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被执行据单位、银行、信用合作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必须办理。
91.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财产时，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应当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到场；被执行不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执行。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其工作单位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应当派人参加。
92.对于查封、扣押的财产，执行员必须造具清单，由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后，交被执行人一份。被执行人是公民的，也可以将清章交给他的成年家属一份。
民诉法意见范文第6篇
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
1953年12月11日来函收悉。关于王树坛买薛汇川的稷山县城内西大街12号房屋纠纷案件，我们提出如下的意见，请考虑：一、据薛元涵说毛克恭是王树坛在稷产业全权人是否属实？从王克恭在稷山代王树坛购土地15亩、楼房2座，又为怕阎锡山没收北房而出卖，卖得之后又为王树坛买卖木材等一系列的事实来看，毛克恭对王树坛在稷山产业的处理，可认为是有效的。但卷中尚不能看出，有必要请你们考虑；况且薛元涵1953年3月具状称：“日伪投降，阎顽曾下令凡在日伪供职人员所置产业，均得没收归公，向王树坛全权人毛克恭以25万元赎回，毛某亦恐王某产业归公受损，深同此意”。程和宝1953年9月11日状称：“敌日投降后，阎顽曾有命令，在敌日时期不动产买卖均归原主。我县归原主之产业，非此一家，又非此一宗，不难调查。如果上述两种说法是有根据的话，当时供职日伪人员所置产业，退回原主或另行出卖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均相安无事，则按王树坛这处房子由程和宝等手中追回可能会引起不少同类案件。这点亦希考虑。二、毛克恭确系无权处理房子，房子判归王树坛所有，则程和宝等的损失，除薛家应返还46万元的所得利外，薛家交给毛克恭的24万元，应由王树坛负担，而赔偿程和宝等方为合适。
此复附：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关于王树坛与程和宝等为确认房屋所有权一案的请示华法民四字第6744号最高人民法院：
王树坛在担任敌伪邮政局长时间，在山西省稷山县置有房地产一批，其中土地已于土改时被群众没收分配，稷山县人民政府并以其经济来源不正，没收了王树坛的另外楼院两座。本案争执和稷山县城内西大街12号房屋，乃系王树坛向薛汇川买的，日敌投降，薛汇川的本家薛元涵（已死）借阎匪没收汉奸财产的命令，以伪法币24万元从王树坛之朋友毛克恭手赎回讼争房产，复以伪法币70万元转卖与程和宝等，解放后王树坛提出要房。我们认为王树坛虽一度担任伪职，但尚不够没收条件，且解放后即参加工作，其在伪职期内，无显著罪行，财产似不应予以没收。本案讼争房既未没收，即应按政策办事，不再没收（已经政府没收的房院则不再发还），保障其所有权。毛克恭未受王树坛的委托，被迫将房退回，自不能认为有效，因而程和宝等明知系王树坛之房屋，而向未取得合法权源的薛元涵买房，也不能认为有效，讼争房判归王树坛所为。案关政府法令，是否有当，特将本案所有卷证呈送审核，请予指示，以便遵办。
1953年12月11日
民诉法意见范文第7篇
一、 抗诉
（一）现行抗诉制度的优势
抗诉，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唯一的检察监督方式。这种检察监督方式在50年代的检察实践中就有适用，不过在那个时候将抗诉称作抗议。1在90年代制订《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时候，参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抗议统一称作抗诉。
抗诉制度原始于《苏俄民事诉讼法典》。在该法典中，对苏俄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上诉程序中的抗诉权和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权，都作了完整的规定。其中第282条第二款规定：“检察长，不管他是否参加过该案件审理，都可以对不合法或无根据的法院判决提出抗诉。”按照该法典第319条和第320条规定，苏联总检察长、副总检察长、俄罗斯联邦检察长和副检察长、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自治州、民族州的检察长，都有权按照监督审程序提出抗诉。建国初期，中国司法制度借鉴了这些抗诉制度，取得了初步的成效。11982年制订《民事诉讼法（试行）》，确立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1990年制订《行政诉讼法》，正式规定了行政诉讼中的抗诉制度；1991年修订《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民事诉讼中的抗诉制度，构成了我国民事、行政诉讼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制度体系。
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制度以后，检察机关正式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自1990年办理第一件行政抗诉案件之后，每年办理的民事行政抗诉案件逐步增多。至1999年底，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34821件。人民法院再审审结的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为12482件，其中改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和调解等改变原判决的为10246件，占总数的82.09%，发挥了审判监督的作用。
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从总体上说，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抗诉的必然后果是引起再审，法院对此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能依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再审。这就是抗诉的再审强行性原则。
（二）现行抗诉制度的局限性
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抗诉程序是有严重局限性的。这些局限性表现在：
一是没有规定上诉程序的抗诉程序。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是完全不同的，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是诉讼参与人，是自始至终参加诉讼的国家司法机关。在这样的诉讼中，检察机关对于行使审判活动的监督，并不是仅仅有一种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还有上诉程序中的抗诉权，以及其他的监督权。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是在诉讼程序之外进行监督，在发现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才能够提出抗诉，使自己进入诉讼程序，参与到诉讼中来，实施法律监督。在庞大、复杂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之中，仅仅依靠这样简单的、单一的监督方式，是绝对不够的。必须增加上诉程序的抗诉，以减少矛盾上交的程度，将纠纷解决在基层，同时，也能够保证检察监督的效果。
二是缺少抗诉程序的具体规范。就是现行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程序，也是不具体的，尤其是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规范。在《民事诉讼法》中，对抗诉程序的规定算为最详细的了，但是也仅仅只有分则的4个条文，只规定了抗诉条件、抗诉效果、抗诉书和抗诉再审。对于具体的抗诉应当怎样操作，法院怎样审理，法、检怎样配合，都是毫无规定，在实践中无法操作。例如，检察机关是否有权调阅人民法院的审判卷宗，就没有类似《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322条关于“检察长在其职权范围内有权从相应的法院调阅民事案卷，以便解决是否有理由以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问题”的规定，致使对这样的问题在实践中一直得不到解决，成为“老大难”问题，争论了十年，至今还是没有结果。
三是规定终审法院的上级检察院才有权抗诉，就将大量的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集中在省级和中央的司法机关，这不符合“将矛盾消灭在基层”的原则。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司法机关在具体执行抗诉的程序上，不能不存在不同的看法，激烈的争执和纷争由此而生。至于其他的一些不同看法，更是比比皆是。这些问题不解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就无法正常进行。
（三）抗诉制度的改革
无论是在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作单轨制监督模式，还是作双轨制的监督模式，抗诉制度都应当进行改革。可以选择的方法：其一，继续坚持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但是将抗诉的权力下放到做出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裁定的法院的同级检察院，由同级检察院提出抗诉。其二，在现有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制度的基础上，增加上诉程序的抗诉，使检察机关在一审判决作出以后，检察机关就有权进行抗诉，发生提起上诉审的法律效力。
我们的意见是选择第二种方法：
首先，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应当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这就是，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有权抗诉。在具体的抗诉程序上，应当进一步完善，在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认识不统一的问题上，制定统一的规范，防止任意解释。例如，在调卷、审级、审限、再审程序、检察机关在再审法庭上的职责等，都应当规定清楚。
第二，增加上诉程序的抗诉权。
现实生活中对司法权的不正当行使，造成错案，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抗诉权的基础。现行法律将检察机关的抗诉对象限定在生效裁判的范围之内，大大地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法律没有将未生 效裁判列入抗诉的范围，大致基于以下理由：法律已经将上诉权赋予诉讼当事人；未生效裁判尚未取得执行力，对其抗诉没有实际意义。但是，这种理由并不具有说服力：
一是，尽管现行法律已经将上诉的权利赋予诉讼当事人，但是，在法院的裁判涉及的公共利益与当事人的自身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时，当事人往往不提出上诉。即使存在富有正义感的人，由于当事人资格的限制，他也难以依据现行法律找到可行的途径。
二是，法律已经赋予检察机关对生效民事、行政裁判的抗诉权，不能成为否定将未生效裁判列入抗诉对象的理由。虽然，民事、行政裁判的执行不会造成错杀无辜、冤狱等人身损害后果，但是，错误的民事、行政裁判和错误的刑事判决一样，一旦生效并付诸执行，都会造成一定的损害后果。法律应当尽可能防止错误裁判付诸执行，据此，赋予检察机关对未生效裁判的抗诉权，可以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减少当事人的讼累，稳定社会，因而是十分必要的。对此，俄罗斯联邦检察院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俄罗斯联邦新的仲裁诉讼法规定，对仲裁法院裁决，检察院可以提出上诉。1
第三，如果不能建立上诉程序的抗诉制度，则应当将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交由作出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裁定的法院的同级检察院行使。
这样，可以减少上级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压力，有利于将矛盾解决在基层，减少当事人的讼累。按照这样的设想，当事人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之后，对该判决、裁定有意见，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同级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认为符合《民事诉讼法》或者《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抗诉条件，即可向做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抗诉，该法院应当进行再审。
二、参与诉讼
（一）检察机关参与诉讼的必要性
上诉程序中的抗诉权的前提，是检察机关对于重大的民事、行政案件享有参诉权。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由于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制度，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和行政诉讼中还不享有上诉程序中的抗诉权。解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不完备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解决好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的监督方式。
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的必要性就在于：
第一，维护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是检察机关的重要的职责。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分析，国有资产主要是在投资、转让、处分等重大民事活动中流失的，鉴于此，堵塞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是必要的。检察机关是国家利益的代表，有责任维护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对此，在法国等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在涉及到国有利益案件的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是必须以从当事人的身份参加诉讼的，监督法院的判决是否侵害国有利益。按照越南的法律规定，法院在对民事行政案件受理立案后，须立即通知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参加该起案件的诉讼。2借鉴上述国家的经验，我国法律有必要作出规定：凡关系重大国有资产的投资、转让、处分等的案件，应有检察机关派员参加，有权了解有关国有资产的具体情况；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提起的民事、行政诉讼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国有资产权益时，人民检察院应当有权参与诉讼。
第二，参与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诉讼的参诉权，也是检察机关十分重要的职权。在民事、行政诉讼中，诉讼各方的活动可能涉及到公共利益，无论出于技术上的考虑，还是出于确保公共利益不受损害的考虑，都应当设定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对于这样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代表国家和公益，参与诉讼，在诉讼中监督审判活动，监督诉讼活动和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有权提出参诉意见。对于检察机关的参诉意见，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听取，正确的应当采纳。
第三，对于涉及到一方当事人诉讼地位较弱，涉及到当事人的行为能力，涉及到当事人的主体资格等案件，检察机关参与诉讼，扶助该当事人在诉讼中正当行使诉讼权利，不使该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侵害。在这里，检察机关虽然扶助的是单个的当事人，但是由于这种当事人的能力有一定的欠缺，国家有责任对他们提供法律上的帮助。这种责任当然要由检察机关承担。这种情况，在《法国民法典》中，有详细的规定。仅以关于推定失踪问题的规定为例：首先，检察官有权提出推定失踪的请求；检察院特别负责关照推定失踪人的利益；凡是涉及推定失踪人利益的请求，均应听取检察院的意见；检察院得以职权要求适用或者变更本编所规定的措施。1在我国澳门新制定的《民事诉讼法典》中，也有这样的类似规定，检察机关在类似的诉讼中，可以为失踪人、无行为能力人或不能做出行为之人做出防御，可以为其。2
（二）检察机关参与诉讼的程序
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参照有关国家的规定，可以采取这样的程序：
1.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案件受理立案时，对于需要检察机关参加诉讼的案件，应当通知检察机关参加诉讼。需要检察机关参加诉讼的案件的当事人，当其已经参加诉讼时，也可以请求检察机关参与诉讼。
2.检察机关接到法院的通知或者当事人的请求，审查该案件是否属于检察机关应当参加诉讼的案件，以及是否应当参加诉讼。决定参与诉讼的，应当通知法院。
3.对于检察机关决定参与诉讼的案件，在开庭时，应当通知出庭的检察官，并在法庭上设置参诉人（或者称为监诉人）席位。
4.检察官参与诉讼，在诉讼中负责监督审判活动，对于违背诉讼法律的庭审活动，以及侵害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为，有权提出监督意见。
5.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的审判长在庭审结束之前，应当征求检察官的意见。
（三）检察机关参与诉讼的后果
检察机关参与诉讼的身份，按照《法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从当事人。按照越南的规定，检察机关参与诉讼，就是诉讼监督人。按照我国法理的传统理解，检察机关参与诉讼，其身份、地位应当是诉讼监督人。其参与诉讼的法律后果有两个：
第一，在诉讼中，检察机关有权对违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行为，进行监督，提出意见，监督法庭纠正。
第二，当一审判决、裁定作出以后，检察机关认为确有错误，有权提出上诉程序的抗诉。其法定后果是提起二审程序，上级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二审程序对该案件进行二审，并做出终审判决或者裁定。
三、检察意见
（一）检察意见监督方式的创设及其依据
检察意见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创设的一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学者认为：“检察意见，是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活动中，就人民法院、诉讼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以及与诉讼有关的单位或者个人，在诉讼活动中发生的不合法行为和对案件的处理出现的错误，所作的基本结论和监督意见。”1这种意见虽然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其界定的基本内容是明确的。
在最初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实践阶段，这种监督方式不是称作检察意见，而是称作检察建议，包括的内容基本上是上述学者意见中所概括的内容。当时在实践中，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领导同志针对抗诉程序的繁琐和拖延，协商采取一种便捷的方式，在协商的基础上，尽快纠正判决、裁定中存在的错误，使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尽快得到妥善处理。其做法是，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后，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认为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不走抗诉的程序，而是由同级检察院直接向同级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依法再审。法院不是按照检察院的审判监督程序再审，而是按照法院的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法院再审结束时，应当将再审结果通知提出检察意见的检察院。再审法院不接受检察院的意见的，检察院认为自己提出的意见正确，可以向上级检察院提请抗诉，由上级检察院决定是否抗诉。同时，检察意见还适用于对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的一般不合法行为，以及其他应当纠正的问题的方面。
在实践中，这种做法是较为有效的，尤其是一个地区的司法机关关系比较协调的，效果更为明显。以1996年为例，全国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1783件，法院接受建议进行再审改判的775件。1991年至1996年，重庆市两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 108件，接受建议的机关和单位纠正60件，其中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对案件的纠正建议78件，纠正 32件。2问题是，按照检察机关的习惯做法，检察建议适用于对某些存在的问题提出纠正意见的场合，3即前述的第二种适用范围，而不是适用于对案件的处理。经过反复研究，民事行政检察厅认为采用检察意见的方式，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因而，检察意见的监督方式应运而生，并且将检察意见和检察建议两种监督方式作明确的分工，前者专司对案件的监督，后者对一般诉讼行为和其他违法行为的监督，包括法院和诉讼参与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经过讨论，正式确认了这种监督方式，制订了检察意见的文书样本，从1998年下半年正式试行。1
检察意见的法律依据，就是《民事诉讼法》第14条和《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既然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进行监督，总要有具体的监督方式，检察意见就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创造出来的。
从1998年至1999年的两年时间中，各级人民检察院共使用检察意见的方式办案5709件，法院接受再审意见做出改判判决的2097件。
（二）检察意见的适用
关于检察意见的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文书样本（试行）》关于检察意见书使用说明指出：“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若认为建议人民法院自行纠正效果更好的，可以使用此文书；对于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不宜抗诉的案件，对于调解、支付令、决定等案件，可用此文书建议人民法院纠正。”2
检察意见这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适用于以下范围：
1.对于符合抗诉条件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的检察意见，法院愿意接受的，检察机关可以不走抗诉程序，直接向法院提出检察意见。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简化的“抗诉”程序。3
2.对于不属于抗诉范围的民事调解结案的案件，如果调解违背自愿、合法原则，当事人提出申诉的，检察机关确认属实，可以检察意见的方式向法院提出再审的意见，建议法院依法再审，纠正错误调解。4
3.对于民事执行中的裁定，如果确有错误，例如执行案外人财产，可以适用检察意见的监督方式提出纠正意见。对于这种案件检察机关能否进行抗诉，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抗诉，理由是，《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执行不是审判活动，因此，检察机关不能进行监督。另一种意见认为，执行程序中的裁定，抗诉以后无法引起再审程序，因此不宜抗诉。第三种意见认为，凡是裁定就能够抗诉，这是《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的基本精神。我们认为，第二种意见较为准确。采用抗诉的办法，虽然不违背第185条精神，但是抗诉以后，法院难以进行再审，因而，适用检察意见的监督方式，更为妥当。
4.对于抗诉不能引起再审程序的裁定，检察机关可以使用检察意见的方式提出纠正意见。例如，在审判程序进行中，法院做出的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裁定，确有错误，如果抗诉，无法引起再审程序，不能进行再审，抗诉变得没有实质的发动再审的意义。适用检察意见的监督方式，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5.对确有错误的支付令、决定的案件，可以适用检察意见的方式，建议人民法院纠正。例如，法院做出支付令并予送达之后，债务人提出异议的，法院没有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转入诉讼程序，继续执行支付令的，就可以适用检察意见的方式进行监督；法院对当事人予以民事制裁的决定确有错误的，也可以适用检察意见的方式，建议法院纠正。
（三）检察意见的效果
实践证明，检察意见如果运用得好，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检察监督方式。现在的困难是，运用检察意见进行检查监督，不能只是“一相情愿”，应当加以有力的配合，其主要原因就是立法上没有确切的依据，尤其是对检察意见的法律效果没有做出规定。
对此，一方面应当继续进行实践，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联合做出司法解释，明确上述问题；另一方面，从长远的角度看，首先应当在立法上规定检察意见为法定的检察监督方式，然后规定其适用的范围，规定提出检察意见的法律后果。
关于检察意见的监督方式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确的是：
第一，提出检察意见的检察院，应当是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法院的同级检察院。该检察院提出检察意见后，做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法院应当受理，不得将检察意见予以退回。
第二，同级人民法院接到检察意见后，应当对该案件进行复查，认为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正确，原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裁定进入再审程序，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认为原判决、裁定没有错误的，应当通知提出检察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第三，人民法院再审开庭，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参与诉讼，监督审判活动。
第四，再审终结，人民法院应当将再审判决书送达提出检察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四、纠正违法通知
（一）适用范围
纠正违法通知，是借鉴刑事诉讼中的做法创设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其适用范围，是纠正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行政诉讼中存在的程序上的错误，该程序错误是在诉讼进行当中发生的，或者是在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是判决、裁定在实体上适用法律没有错误，即没有影响实体判决、裁定。对此，可以适用纠正违法通知的监督方式，向人民法院发出书面的纠正违法通知书，请人民法院纠正错误。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行政检察文书样本（试行）》中规定了这种监督方式的书面文本。
关于这种监督方式的适用范围，该文书样本规定：“本样式供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案件时，发现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有较严重违法现象或行政诉讼当事人及有关单位有违法行为需要纠正时适用。”1按照这一规定，纠正违法通知的适用范围是：
1.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有较严重的违法现象需要纠正。例如，有的法院法官在诉讼中对当事人有逼供现象，或者伪造、篡改庭审笔录等问题，就可以适用纠正违法通知书的监督方式进行纠正。
2.对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或者有关单位有违法行为需要纠正的，也可以适用纠正违法通知的监督方式进行纠正。
（二）适用方法和后果
适用这种监督方式，检察机关应当出具纠正违法通知书，正式送达人民法院。接受送达的人民法院应当是在诉讼中存在错误的法院。
人民法院在接到纠正违法通知书后，应当对纠正违法通知书中提出的程序错误进行研究，确认属实的，应当进行纠正。在纠正之后，应当将纠正的情况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
通知当事人或者有关单位纠正违法行为的，当事人或者有关单位应当将纠正的结果报告人民检察院。
五、检察建议
（一）适用范围
检察建议是对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中存在的一般的程序性错误，或者是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活动中应当予以改进的问题，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改进意见的一种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不具有特别的强制效力，仅仅是提出问题，供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参照纠正或者参考改进。从原则上说，这种监督方式不是针对具体的案件进行，可以是针对案件中的问题，也可以是针对某些案件中共同存在的问题进行。这种监督方式，最高人民检察院曾经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两次。一次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一起赔偿案件，关于赔偿个体企业的经营损失，是否应当征收经营所得税的问题，经过与国家 税务总局商量，认为应当征收，故向最高人民法院建议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次是针对银行与当事人串通，侵害对方当事人合法债权，各地法院的认定不统一的问题，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制订司法解释，统一规定具体的操作方法。
这种监督方式，也是借鉴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行政检察文书样本（试行）》的“说明”中，规定“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适用《检察建议书》，其格式参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律文书格式（样式）》第107号样式制作”，1确定的这种监督方式的文书样式，就是直接使用刑事诉讼中的文书样本。
（二）适用方法和后果
在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存在应当适用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的问题时，经过研究确认后，检察院应当制作检察建议书，指出应当纠正或者应当改进的问题，建议法院予以纠正或者改进。
人民法院在接到检察建议后，应当进行研究，确认检察建议书提出的问题后，应当予以纠正或者在工作上进行改进。纠正或者改进后，法院应当将纠正或者改进的情况通知做出检察建议的检察院。
六、 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
（一） 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是不是一种监督方式
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11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执行和解是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协议，不再需要人民法院继续执行，从而结束执行程序的制度。执行和解是当事人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表现，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在执行中达成的和解协议是有效的。2
在检察机关审查民事申诉案件中，当事人有可能达成和解协议。这是因为，申诉人一方认为法院的判决有错误，不愿意执行判决，申请抗诉；对方当事人强烈要求执行判决，由于申诉人申请抗诉，有可能拖延执行甚至于将来改判或者撤销原判无法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发生碰撞，有可能妥协，达成和解协议。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中，当事人自愿和解的，检察官应当准许；或者在检察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这样，就都发生执行和解，不再继续执行的效力。这种做法，既可以减少当事人的讼累，对当事人有利；又可以将纠纷解决在基层，有利于维护稳定，有利于安定团结；还可以减少抗诉，法院不再进行再审，并且使法院纠正存在的错判，起到监督作用。因此，这是一种各方面都皆大欢喜的监督方法。
那么，这种执行和解是不是一种检察监督方式呢？我们认为，执行和解也是一种检察监督方式。其理由是：首先，在抗诉程序中进行执行和解，本身就有监督的意义；其次，对于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和解，并且在达成和解协议后，将和解协议送交原审法院，对法院起到一种监督的作用；再次，既然是执行和解，当事人必然在和解协议中对原判决、裁定的主文进行改变，实际上改变了法院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的调整，使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有了新的改变，确立了新的内容，这无疑是起到了监督的作用。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检察院在1999年中，对申请抗诉、当事人有和解愿望的10件民事案件试行执行和解，法院执行庭的干部参加，在和解之后，当事人全部自动履行，效果显著，完全符合中共中央（1999）第11号文件关于加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精神。对于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可行性的这样一个结论，不应当有所怀疑。1
（二）民事抗诉程序中执行和解的原则
在民事抗诉程序中做好执行和解的工作，是必要的、可行的，但是，不能不遵循一定的原则。民事抗诉程序中执行和解的原则是“自愿、公正、一致”。
自愿，是指当事人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完全出于自愿，没有任何强迫和强制，完全出自于内心的自主决定。任何对执行和解协议的达成进行强迫或者强制，进行干扰或者引诱，都不符合自愿的原则，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所作的和解协议都是无效的。
公正，是指当事人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应当公正，不违背法律；检察官在抗诉程序中主持执行和解，也必须出于公正的考虑，不得任意所为。违反公正原则的执行和解协议，就是违反法律的协议，是无效的协议，对当事人不发生拘束力。
一致，是指双方当事人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在意思表示上完全一样，不能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凡是有不一致的问题，就没有和解，就不是执行和解。
贯彻自愿、公正、一致的原则，完整体现了执行和解制度的真正意图，也就在抗诉程序中贯彻了减少纠纷，实现监督的目的。
（三）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与相关制度的区别
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与一些相关的制度有所相似，应当加以严格区别。
1.与诉讼程序中的调解
在诉讼程序中，调解是一个原则。婚姻案件的调解是一种必经程序，在其他案件中，应当贯彻调解原则，做好调解的工作。应当确认，在一审、二审程序中的调解，是审判权的体现，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过程。在诉讼过程中，任何人都不得行使这样的权力，行使这样的权力，就是对审判权的侵犯。在抗诉程序中进行执行和解的工作，不是行使审判权。它是在审判机关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在做好当事人之间的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当事人的自愿和一致，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进行的适当调整。这不是干涉审判权，而是正当的检察监督活动。
2. 与其他组织的调解
其他组织的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即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前，各种组织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使之达成调解协议，消灭纠纷，增进人民内部团结。在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不是人民调解，而是在检察机关的主持下，由当事人自己和解。因此，这两种制度也是不一样的。
3. 与诉讼外的当事人自行和解
自行和解，是在诉讼进行过程中，当事人在诉讼之外，自己达成解决纠纷的协议，不再进行诉讼。对于这样的和解，原告应当撤诉，法院认为和解协议不违反法律的，应当准许撤诉。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发生在抗诉审查的程序之中，有检察官参与，不是在诉讼过程中的诉讼之外进行，也不是完全由当事人自己进行和解。
4. 与当事人之间的执行和解
当事人之间进行的和解，只要是在执行程序中即可。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可以是在法院的执行程序中，也可以不是在法院的执行程序中，但是必须是在检察院的抗诉审查的程序之中，否则就不是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
（四）民事抗诉程序中执行和解的具体适用
1.适用的范围。对于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的适用范围，可以确定为：（1）确有错误、符合抗诉条件的判决、裁定，可以通过执行和解，使当事人之间达成变更执行标的的协议，当事人自动履行；（2）对于存在一定错误，但是尚不需要抗诉的判决、裁定，当事人要求执行和解，检察官可以主持进行执行和解，达成协议后，当事人自动履行；（3）对于没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当事人要求和解并达成和解协议的，检察机关不予干预。（4）对于法院出具的调解书申请抗诉，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执行和解的，可以确认。
2.适用方法。在审查抗诉案件中，当事人要求执行和解的，检察官应当主持当事人进行和解 。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应当指导当事人签署和解协议。和解协议达成后，应当将和解协议送交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备案，人民法院不再对这件案件的判决继续执行。双方当事人依照执行和解协议履行的，应当将履行的记录装入卷宗。当事人对执行和解协议反悔的，可以要求法院恢复对案件的继续执行。
七、 民事和行政（民事、行政公诉）
（一）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必要性
在我国所有的国家机关中，检察机关就是最合适的代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自检察制度产生以来，检察机关就以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代表的面目出现。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负有监督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责。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检察权，同破坏法律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熟悉法律，能够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检察机关有责任，也有能力向人民法院提讼。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权力行为不具有实质处分的性质，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以后，能够忠实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来看，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是检察制度的目的所在。因此，法律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对违反民事法律规范的行为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力）。在这方面，值得借鉴的是《法国民事诉讼法典》。该法典专门规定“检察院”一章，规定：“检察院得作为主当事人进行诉讼，或者作为从当事人参加诉讼，于法律规定之情形，检察院代表社会。”1“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检察院依职权进行诉讼。”2“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之情形外，在事实妨害公共秩序时，检察院得为维护公共秩序，进行诉讼。”3这种主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就是原告的地位。在意大利民法典、俄罗斯联邦仲裁法院组织法等法律中，也都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民事权。
当一个民事行为侵害了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或者侵害了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了国家的或者公共利益的损害，他们不是直接侵犯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往往无人享有诉权，即使法律赋予其权，也常常因为与否与他们的自身利益无直接的关系而无人。检察机关行使权，就可以提讼程序，使人民法院有权对这种案件行使审判权。
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损害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另一种情况是具体行政行为给破坏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者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行政首长往往不懂法律，且具有片面追求一种政治效果的倾向，不顾必要性与可行性，难免使国家利益受损。就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言，尤其是在行政许可领域，滥发许可，造成资源的破坏性利用的后果则屡见不鲜。有人在某风景区建了一个水泥厂，这种行为本身固然不可取，但是，没有行政机关的许可，任他再大胆也不敢在风景区建工厂。我们的法律目前尚没有将这种可能造成公害事件的不明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资格授予任何公民或者法人。如果说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害事件权是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后果的补救途径的话，赋予检察机关对可能造成公害事件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则是防患于未然的良策。
1997年12月3日，我国第一起由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代表国家利益提讼的案件得到法院判决的支持，4也已证明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职责是必要的。1999年3月20日，XX县林业局林产品经销公司向该县检察院和国有资产管理局举报，该公司原任经理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擅自处分该公司国有资产，造成部分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县检察院经查属实，以签订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被告，向该县人民法院提讼。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虽原系县林产品经销公司经理，但该单位属县林业局下属单位，并不具有法人地位，也无权与其他单位或个人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该公司的房地产属国有资产，在没有报请其主管局和国有资产管理局审批的情况下擅自将此房地产卖给被告郭XX，属无效民事行为；检察院依法实施监督，为维护国有资产不受侵犯的指控是正确的，故判决二被告房地产买卖关系无效。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判决。
（二）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范围
但是，检察机关的权毕竟不同于公民、法人的权，不能没有限制。否则，就会因为检察机关过多地介入民事、行政案件而影响公民自主行使权利，介入行政案件破坏行政权或审判权的有效性。检察机关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发动什么样的检察程序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检察机关的权主要应当针对那些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法律保护的对象不仅限于特定的主体利益，在某些情况下，违法行为会侵害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在我国，检察机关的案件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侵犯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的事件；第二类是公害事件；第三类是涉及其他公共利益的事件，以及其他案件。
1.国有资产流失案件
在我国，维护国家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是保护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当前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更要特别注意保护国有资产权益不受侵犯。我国的国有资产是全国的劳动者用50多年时间的埋头苦干和无私奉献积累起来的。因此，应当在制度上防止国有资产流入少数人的腰包。对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向法院提起公诉，是完全有理由的。前述案例就是一个明证。
2.公害案件
公害案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直接造成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环境污染事件。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近年来，环境污染致害事件明显呈上升趋势，纵然新闻媒体用了相当的篇幅宣传环境污染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污染仍然象“恶魔”一样吞噬着人类生存的地球。然而，由此而引 起的诉讼却寥寥无几，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现行法上确立的权利主体偏离了社会现实需要。赋予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的权，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提起公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就可以使公众利益受到保护。
3、其他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案件
其他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也必然造成公众的不满，因此而引起的争议也就客观存在。在权力分工较为合理的法治国家，司法的职能在于解决纠纷，其法律程序也就应当保证每一个争议都有一个适当的渠道诉诸法院。由于审判职能本身具有消极的一面，法院不能积极主动地去解决纠纷，这就在技术上要求有一个主张权利的诉讼主体。
按照现行法律，对于上述事件，只有极少数人享有权，或者任何公民、法人对这种违法行为均无权。即便是有的受害人依法具有原告资格，也常常由于诉诸法律主张权利对他来说可能是很不经济的，或者因为受害人多，谁也不愿意付出代价让别人搭便车等原因而无人。因此，检察机关应当作为代表公共利益的法律主体，向法院。
5. 没有主体的民事案件
在民事纠纷中，有些没有主体，无法向法院提讼，而受害人的利益又须予以法律保护。例如，对于已经破产的国有企业，在清算中遗漏了债权，无法继续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对此，检察机关可以作为原告，代表国家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在侵害死者名誉、肖像、隐私等案件中，受害人的近亲属已经全部死亡，没有人主张权利保护，而该死亡人的利益又是确需保护的，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公益。1
（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程序
检察机关作为民事、行政诉讼的原告或者公诉人，提讼，可以采取两种形式进行：
1.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以双方当事人为被告
在民事诉讼中，对于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作为原告（公诉人），将双方当事人列为被告。诉讼请求，应当是宣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无效或者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7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负责监督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文规定的危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利益的合同行为，就是应当由检察机关的这种合同案件。
对于这种案件，人民法院受理后，经过审理，确认属实的，应当按照《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宣告合同无效，使该行为的后果恢复到该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使国家的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的损害得到救济。
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也可以提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其被告为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相对人。
2.检察机关提讼，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
对于侵害不特定的公众利益的案件，由于受害人的数量无法计算，或者受害人的数量众多，没有特定的原告提讼，因此，检察机关可以代表社会公益，向法院提讼，请求法院判决行为人向受害人进行赔偿，或者责令行为人赔偿，将赔偿金集中，作为基金，为这类受害人服务。1
八、追究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的司法人员刑事责任
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这种监督方式，有两个条文规定。一是第44条第3款：“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应当追究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第185条第1款第（3）项：“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新《刑法》对审判人员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枉法裁判犯罪做出了新的规定。2
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其重要的职责，就是侦查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对这种犯罪嫌疑人查清犯罪事实，依法提起公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刑罚，制裁职务犯罪行为。在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中，发现司法人员有《民事诉讼法》第44条第3款和第185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线索的，应当及时立案，进行侦查，查清事实后，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这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中最重要的监督方式之一，在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诉法意见范文第8篇
内容提要：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6日、2002年9月10日公布的两个司法解释，对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进行了改革和完善，增强了再审的可操作性。其中许多规定体现了现代诉讼理念，具有进步意义，但有些规定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将审判监督程序由职权监督程序改造为权利救济程序，并改称为再审程序，还应对再审程序继续进行改革并加以完善，以充分发挥其救济冤错的应有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由此导致了审判监督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五无限”（即主体无限、时间无限、次数无限、审级无限、理由无限）的问题，这既不利于维护司法公正，也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副院长谈审判监督工作和审判监督改革》，载沈德咏主编：《审判监督指导与研究》第2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6日、2002年9月10日先后公布了《关于刑事再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具体规定（试行）》（以下简称《具体规定》）、《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两个司法解释。从总体上看，这两个司法解释体现了诉讼理念的更新与转变，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本文拟对这两个司法解释的利弊进行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审判监督程序的设想。
一、两个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评述
（一）规定了申诉的期限，但有不完善之处
《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申诉期限，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长期坚持“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从而导致片面追求实体真实使得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没有时间限制，进而影响了裁判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是申诉作为一项权利一直没有实现制度化、程序化，而作为制度化、程序化的申诉应当有期限。（注：传统诉讼理论认为，公民的申诉权源于宪法的规定，宪法对申诉没有期限的规定，而刑事诉讼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申诉自然不应有期限，申诉与上诉的基本区别之一就是不受期限的限制。这种理解忽视、抹杀了诉讼程序的特性，不可取。）
《若干意见》在我国第一次规定了申诉的期限。其第10条规定，申诉的期限一般为刑罚执行完毕后两年内，即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申诉人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两年内提出的申诉，应当受理，超过两年提出的申诉，不予受理。该规定与以前申诉无任何期限的规定相比是一大进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审判监督程序的反复提起，有利于增强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体现了现代诉讼程序节制性原则。规定两年的申诉期限，有利于督促当事人尽快行使权利，降低诉讼成本。但是，该规定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遗漏了被告人被判无罪而由被害人提出申诉的情形。因此，建议将申诉的期限修改为“无罪裁判生效后或者刑罚执行完毕后两年内”。
鉴于案件的复杂性及两年的申诉期限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权利救济不足的现实问题，因此《若干意见》第10条同时规定了申诉期限的例外，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超过两年提出申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1）可能对原审被告人宣告无罪的；（2）原审被告人在规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人民法院未受理的；（3）属于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的。应该说，上述第一种情形虽然吸收、体现了被告人权利应得到彻底救济的现代刑事诉讼理念，但仍存在不足，如规定的情形过于狭窄，忽视了有利于被告人的其他情形。笔者认为，第一种情形应当表述为“可能有利于原审被告人的”，这样才能充分体现保护被告人的原则。此外，第三种情形在认定上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笔者认为，对此可以从给予被害人更多保护的角度来解读，即在裁判显失公正且属于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的情况下，被害人一方的申诉有不受时间限制获得救济的机会。
（二）规定了申诉的提出和审查处理程序
1.明确规定了申诉材料的要求。《若干意见》第5条和《具体规定》第3条对申诉材料的要求规定得具体明确，有利于及时、有针对性地处理申诉，也有利于防止不当申诉。
2.修正了申诉管辖，增加了终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受理申诉的规定，但仍有局限性。《刑事诉讼法》未规定受理申诉的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298条规定，受理、审查申诉一般由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进行。第300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本院维持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判的申诉，可以交由第一审人民法院审查；第301条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案件或者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案件的申诉，可以由原核准的人民法院直接处理，也可以交由原审人民法院审查。《若干意见》第6条则规定，申诉一般由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上一级人民法院对未经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的申诉，一般交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对经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后仍坚持申诉的，应当受理。对未经终审人民法院及其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直接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诉的，上级人民法院应当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处理。从上述表述的变化可以看出，《若干意见》对《解释》的相关规定进行了修正，确立了终审法院受理“一申”、上一级法院受理“二申”的原则，并废除了《解释》中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本院维持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判的申诉可以交由第一审人民法院审查以及对核准死刑案件的申诉可以交由原审人民法院审查的规定。这是因为将申诉案件交一审人民法院或者原审人民法院审查，在纠错功能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必须指出的是，《若干意见》规定由终审法院审查申诉虽具有积极意义，但仍具有局限性，容后阐述。
（三）完善了申诉应当再审的情形
《刑事诉讼法》第204条列举了申诉应当再审的四种情形，但对当事人而言，仍存在相对抽象的缺陷。为此，《若干意见》第7条作了进一步细化，增强了可理解性，更便于操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其第8项增加了审判程序不合法、影响案件公正裁判的情形，这是对程序价值的认可，是程序法治的一次胜利。此外，《若干意见》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仅就民事部分提出申诉的，一般不予再审，但有证据证明民事部分明显失当且原审被告人有赔偿能力的除外。这表明该规定兼顾了裁判的稳定性和救济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四）规定非法定主体申诉不予受理并确立“二申终申”原则，但有不妥之处
《刑事诉讼法》第203条将申诉主体限定为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这是适当的，因为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与案件的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申诉主体混乱的情形。《解释》第297条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对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3条规定的申诉，按来信、来访处理。而《若干意见》第13条则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对不符合法定主体资格的申诉，不予受理”，这就更加明确地限制了申诉的主体范围，有利于规范申诉程序。对于申诉次数，《若干意见》第15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对经终审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维持原判或者经两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复查均驳回的申诉案件，一般不予受理。但申诉人提出新的理由，且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及本规定第7条规定条件的，以及刑事案件的原审被告人可能被宣告无罪的除外。”该规定通过“二申终申”原则加例外的规定，很好地解决了申诉无次数限制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若干意见》第16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裁判或者复查驳回的案件，申诉人仍不服提出申诉的，不予受理。”该规定考虑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的特殊性，（注：参见肖庚云、付学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的理解与适用》，载沈德咏主编：《最新再审司法解释适用与再审改革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有利于维护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但是存在重大缺陷。因为如果申诉人再次申诉有上述第15条规定的情形即“提出新的理由，且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及本规定第7条规定条件的，以及刑事案件的原审被告人可能被宣告无罪的”，最高人民法院就会因为是本院再审裁判或者复查驳回的而不予受理，这显然不妥当，有违法制的统一性。
（五）规定了接受检察机关抗诉后的处理方法
《具体规定》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收到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刑事抗诉书后，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1）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决定退回人民检察院；（2）按照抗诉书提供的原审被告人（原审上诉人）住址无法找到原审被告人（原审上诉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协助查找；经协助查找仍无法找到的，决定退回人民检察院；（3）抗诉书没有写明原审被告人（原审上诉人）准确住址的，应当要求人民检察院在7日内补充，经补充后仍不明确或逾期不补的，裁定维持原判；（4）以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为由提出抗诉，但抗诉书末附有新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7日内补充；经补充后仍不完备或逾期不补的，裁定维持原判。”《具体规定》第10条还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再审案件，对人民检察院接到出庭通知后未出庭的，应当裁定按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处理，并通知诉讼参与人。这两条规定，解决了人民法院在接受抗诉后，面对不同情形无所适从的问题，增强了人民法院处理抗诉案件的可操作性，尤其是强化了人民法院再审程序的严肃性。
民诉法意见范文第9篇
【关键词】二审撤回；任意撤回的危害
基本案情为：原告在一审中放弃了鉴定的权利，故而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其后原告提起上诉，可在开庭的前一天原告向二审法院提出了撤回上诉以及撤回的请求，二审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1条第一款准予撤回。对此，本人结合相关法理，提出以下看法：
一、允许原告在二审中撤回的法律分析
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意见对于二审中撤回的规定仅明确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民诉意见》”）第191条，该条规定“当事人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据此，二审中当事人的确享有撤回的权利，但结合整个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意图及程序体系，这个撤回的权利并不是没有限制条件的。
首先，《民诉意见》第191条前半段规定了允许当事人在二审中申请撤诉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且必须是“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这表明二审中的撤诉不同于一审，不仅需要符合一审中的各项撤诉条件（如不得因此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等），还特别指出必须是因双方和解而申请撤诉。故本案中，二审法院仅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诉法》”）第131条第一款的内容而作出准许撤诉的裁定，明显法律依据不足。
其次，从法条间的关系来分析，第131条位于《民诉法》第二编第十二章“第一审普通程序”中，是对普通程序第一审中原告撤诉的规定。该法第十四章“第二审程序”中仅对第二审当事人撤回上诉作出了规定，而对撤回的情况并无提及。出于以下考虑，本人认为即使有第157条 作为补充条款兜底，仍然不能就此认为对二审中的撤回一事可以引用第131条的相关规定。因对于二审中撤回的情况，已有《民诉意见》第191条特别对此做了说明，依照“有特别规定的，按特别规定处理”的原则，该情况就不应再归属于《民诉法》第157条所说的“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的范畴。
最后，从案件的实际操作来分析。较之一审程序中当事人对案件发展的未知性，二审时双方当事人都已经有了一份“效力待定”的民事判决书，这是法院对双方纠纷的初步司法意见，但也有可能成为最终的司法决定（如果二审法院作出维持原判决的裁判的话）。此时原告方可以手捏这份一审判决而观察揣度二审的局势发展。从“利益平衡”的出发点考虑，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原告的撤回难免将带有更多的“趋利避害”心理，撤回不过是逃避最终不利于自己的终审判决罢了。
综合以上三点分析，“除非双方和解，否则不予准许原告在二审中撤回”既是法律理论上的要求，也是审判实践中的必需。《民诉意见》第191条正是从这一实践需要出发，简化程序，提高效率。
二、放任二审中任意撤回极大的危害了原审被告的利益
首先，二审中原、被告诉讼地位将不再平等，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原审原告一方对具体案件有一撤到底的权利，这种动辄不顺我意就推倒重来的做法，从根本上抹杀了被告之前为诉讼活动做的所有努力，使被告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被告若想解决原本的纠纷，只有通过另交诉讼费作为原告另行，而在本次诉讼中一审二审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律师费和其他应诉、收集证据等过程中开支的各项费用无法要求原告补偿。
再者，将导致诉讼资源的严重浪费。第一，现行民诉法规定，原告撤回后，在法定期间内有权就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提讼。 若法院对原告的撤诉申请不加限制，只要查明出于自愿就可以随时准许，同时考虑到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理论上原告可以无休止的提讼，利用各个法官对相关案件事实认定和法条适用方面理解的不同，同时钻法官自由裁量的空子，在多个有管辖权的法院中反复选择，甚至在同一个法院的不同承办法官中反复选择，重复，做最有利于自己的尝试。第二，原告可以从已被撤销的一审判决中刺探法院对该案的倾向性意见，并在通过前一次诉讼双方的质证和辩论后，针对被告的反驳意见和证据，补充收集和提交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删改书和辩论意见中对自己不利的陈述，甚至大胆销毁、涂改关键证据，收买证人作有利于自己的陈述，给审判工作中的事实查明带来极大难度。
综上，本人觉得二审法院应坚决贯彻“两审终审制”、“一事不再理”原则，剥夺原告二审撤回甚至二审撤诉后再行的诉权。
参考文献：
民诉法意见范文第10篇
一、诉讼文书留置送达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2款规定：“收件人本人或代收人拒绝接收或者拒绝签名、盖章的时候，送达人可以邀请他的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把文件留在他的住处，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绝的事由、送达日期，由送达人签名，即认为已经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也作出了相类似的规定。由于种种原因，在审判实践中常常遇到受送达人或其亲属或代收人拒绝接收诉状、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名等送达难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送达人可依照《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2款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的规定，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或者代收人的住处，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的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签名，即视为送达，使诉讼文书留置送达难的问题得以解决。
但细心的审判人员发现，同是诉讼文书的留置送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4条第3款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规定：“如果收件人本人或者代收人拒绝接收或者拒绝签名、盖章，送达人可以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的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并将诉讼文书留在收件人或者代收人住处或者单位后，即视为送达。”《民事诉讼法》第79条也有类似的规定。这两处规定，一是与刑诉法第81条第2款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的规定相抵触，有失法律的统一和尊严。二是给诉讼文书的送达带来了不便和困惑，使审判人员无所适从，也使案件审理的周期拉长。三是迎合和助长了某些当事人的不正常心态和软磨硬抗心理，不利于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在诉讼文书的留置送达问题上，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抵触之处主要是：当出现收件人本人或代收人拒收或者拒绝签名的情况时，依照《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2款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的规定，送达人可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签名，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或代收人的住处，即视为送达。而按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4条第3款和《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送达人虽然也可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也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送达日期，但须由送达人和见证人同时签名后，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或者代收人的住处才视为送达。前者仅这达人签名即可，后者须由送达人和见证人同时签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诉讼文书的留置送达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9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按照这一规定，行政诉讼文书的留置送达虽可参照民诉法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执行，但同样碰到上述不易操作和无所适从的问题。
二、“近亲属”范围界定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六）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却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此没有作出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可参照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对“近亲属”的范围规定得更宽：“行政诉讼法第24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同是“近亲属”这一法律名词，几部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却作出不同的解释，这不能不说是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上的一种脱节和缺陷，有损于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统一和尊严，也有失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如刑事诉讼中取保候审的申请，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依照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六）项关于“近亲属”范围的界定，只有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才有权申请取保候审，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则无权申请。刑诉法对近亲属的范围界定得过于狭窄，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按照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和《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关于“近亲属”的范围界定，在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中的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均不存在或不愿申请取保候审的情况下，祖父母、外祖父母等近亲属则有权申请取保候审，这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可取的。
三、立法和司法解释的两点建议
民诉法意见范文第11篇
关键字：教师申诉，行政行为，处理决定书
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对所受理的教师申诉案件作出处理的唯一法定法律文书是《处理意见书》。
前面的话
近日按教师朋友提供的信息，通过Google搜索引擎查在互联网（http://www.cdei.com.cn/asp/dzzw/TopMenu/banshizhinan/dudaoshi/01.doc）上查到《成都市教育局受理教师申诉指南》，从网址看该文件应挂在成都教育信息网上，但无法查到。而在成都教育信息网（http://www.cdei.com.cn/）上只查到：1998年9月3日《成都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教师申诉若干问题的暂行意见》 .这两个文件在处理教师申诉的程序上适用法律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试作简要评述。
一、再述教师申诉的法律性质
在《教师申诉行政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一文中已对教师申诉的法律性质作了基本阐述，在这里再作进一步讨论。
1、教师申诉的法律依据：
教师申诉法律制度的建立，是我国《教师法》第39条所规定。1995年10月6日国家教委的教人［1995］81号《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八 教师申诉对教师申诉案件的管辖、受理条件、以及处理程序、法律救济措施等方面作出了简要的具体规定。此后，依据该实施意见的「十、各地可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教师法》的实施办法。的规定，各地对教师申诉作了相应的规定，如，《北京市教师申诉办法（自1996年4月1日起施行）》及《关于办理教师申诉工作若干规定》（1998年11月23日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西政发[1998]22号文件印发 根据2000年7月27日西政发[2000]30号文件修改）、《苏州市教师申诉办法（自2004年1月15日起施行）》、1995年4月26日四川省人大颁布《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条例》、成都市教育委员会1998年9月3日颁布并施行《成都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教师申诉若干问题的暂行意见》、而后（注：具体日期不详）成都市教育局制定了《成都市教育局受理教师申诉指南》等等。
各地所制定的办法、意见、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均以《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以及地方行政法规作为制定的法律依据。以此为据，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1、教师申诉制度是教育行政机关依据我国教育法律法规所建立的、一项“特殊”的为保护教师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2、教师申诉法律有着较为严格的主体、受理范围、特定的处理行政机关、以及处理的程序与期限。3、对教师申诉案件作出处理是教育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教育系统内部的纠纷调解行为，更不是教育系统的内部事务。4、教育行政机关予以受理的教师申诉案件处理作出的文书《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是行政法律文书。5、提起申诉的教师对于教育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具体个案的《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2、相关法律问题
（1）、关于教师申诉的受理机关：
依据《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教师申诉的受理机关应当是行政区域内的教育行政机关或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如政府法制局等。
（2）、关于教师申诉后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诉性：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八 教师申诉规定“ （四）行政机关作出申诉处理决定后，应当将申诉处理决定书发送给申诉当事人。申诉处理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发生效力。”、“申诉当事人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向原处理机关隶属的人民政府申请复核。其申诉内容直接涉及其人身权、财产权及其他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事项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不少人认为，根据教育部实施意见对于教师申诉“凡申诉内容不直接涉及其人身权、财产权”的不能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首先，教师申诉必然是涉及教师合法权益，而此时的合法权益往往直接或间接的包含着教师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如果申诉教师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与保障，必然损害其人身权或财产权。其次，2000年3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规定，司法解释规定得非常明确，即只要是“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即可提起行政诉讼。教育行政机关所作出的《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只能是行政行为，也只能是教育行政机关或人民政府的其他行政部门方可有权作出这样的行为，其他行政机关和组织无此职权。第三、教育部的实施意见将教师申诉内容人为分为两类是不合适的，这点各地方所制定实施教师申诉制度具体的办法、意见与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均已舍弃这种分类方式。《苏州市教师申诉办法》第16条规定“申诉当事人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原受理申诉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核。申诉人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事项符合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理条件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而未舍弃了“申诉内容直接涉及其人身权、财产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3）、关于教育行政机关作出处理的文书形式：
根据《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规定，教育行政机关依法决定予以受理的教师申诉案件处理作出的文书形式是唯一的、即只能是《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
（4）、关于教师申诉后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诉性：
二、成都市教育行政机关“教师申诉”处理存在的问题：
1、《成都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教师申诉若干问题的暂行意见》存在的问题
该暂行意见系当时的市教委，现在的市教育局依据《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以及《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条例》所作的规范性文件。该暂行意见存在的主要问题：1、没有规定教师申诉当事人对《不予受理决定书》与《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的任何救济措施；2、未明确《不予受理决定书》与《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效力性质，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对教师申诉当事人是否具有约束力均未作出规定。3、承担义务的一方若不执行教育行政机关作的《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如何处理也未规定。这样的暂行意见如何执行，其《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往往也是如同空纸一张，这样情形即使教育行政机关作出了正确的处理决定，也不能切实有效的保护申诉教师的合法权益，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并且在成都市也有现实的教师申诉案例（老兵网-转业干部配偶为何被成都大学除名）证明这一事实。
2、《成都市教育局受理教师申诉指南》存在的问题
该指南为成都市教育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国家教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所制定。文中的“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即成都市教育局下属的不具有国家机关法人资格的一个行政处（室）。 该指南存在的主要问题：1、没有对处理文书的要求作出规定；2、在正文条款中使用了《教师申诉处理意见书》。这一错误作法的性质非常严重，其一、直接违法了法律与地方行政法规“作出处理决定”的法律规定；其二、“意见书”与《决定书》在法律性质上、法律效力上、国家公文的类别上均是两类截然不同的文书，使用“意见书”无疑将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人为地变成了内部意见或建议，这样的做法无疑将侵害教师申诉当事人的申诉合法权益、残酷地、无情地剥夺申诉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的手段与途径。3、使用“意见书”无疑推卸了教育行政机关保护教师与申诉教师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与义务、同时也逃避了承担以行政方式要求过错方（责任方）执行处理决定的法定职责与义务，充其量是个“督促执行”；4、在办事流程图的中送达与执行的办事流程中，又载明为《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而无前面文字表述中的《教师申诉处理意见书》，此时给教育行政机关的下属具体经办机构与人员有了使用文书的自由选择权，即给有某些个人以权谋“……”或推卸责任的足够空间。
结束语：
对履行教育教学职责专业人员的教师，教育行政机关正是通过依法管理、依法行政来规范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维护教师合法权益，而教师申诉就是最能体现教育行政机关维护教师合法权益的行政救济具体措施之一。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也是在教师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教师在通过其他合法途径无法达到维权目的的情况下，我国法律上设置最后一道司法救济途径。如果对于教师申诉不能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那么教师申诉就是空话，没有行政诉讼的法律救济手段，教师申诉制度也就是空中楼阁，没有任何意义。
教师申诉是我国法律针对教师这一具体主体的合法权益所特设的各项法律保护中的教师权益行政保护。也是一种行政法律救济。行政法律救济主要是通过相关的解决行政争议的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赋予行政相对人了解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权利和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陈述、辩解和获得救济的权利。《教师法》中的对于教师权益保护的行政法律救济程序就完全体现在教师申诉制度上。应该强调指出，教师申诉制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申诉制度，它是一项法定的申诉制度，具有行政法上的拘束力和执行力。
教师权益急需依法予以规制和保护，这是关系到我国教育事业盛衰成败的大事，教师权益的正确、有效、合法地维护与行政、司法救济途径的设置与选择是极其重要的，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已有了相应法律制度框架，但尚需要明确的、具体的、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的法规加确定，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地方行政规范性文件必须废止、重置，若国家能以行政法规的方式作出统一规定将是全国广大教师的佳音，也是正处于教师申诉期间当事人的福音。
参考文献：
1、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46号《苏州市教师申诉办法》。
2、何宁湘《教师申诉行政制度中的若干思考》。
3、劳凯声教授《教育政策与法律分析研究》。
民诉法意见范文第12篇
关键字：教师申诉，行政行为，处理决定书
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对所受理的教师申诉案件作出处理的唯一法定法律文书是《处理意见书》。
前面的话
近日按教师朋友提供的信息，通过Google搜索引擎查在互联网（/asp/dzzw/TopMenu/banshizhinan/dudaoshi/01.doc）上查到《成都市教育局受理教师申诉指南》，从网址看该文件应挂在成都教育信息网上，但无法查到。而在成都教育信息网（/）上只查到：1998年9月3日《成都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教师申诉若干问题的暂行意见》.这两个文件在处理教师申诉的程序上适用法律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试作简要评述。
一、再述教师申诉的法律性质
在《教师申诉行政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一文中已对教师申诉的法律性质作了基本阐述，在这里再作进一步讨论。
1、教师申诉的法律依据：
教师申诉法律制度的建立，是我国《教师法》第39条所规定。1995年10月6日国家教委的教人［1995］81号《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八教师申诉对教师申诉案件的管辖、受理条件、以及处理程序、法律救济措施等方面作出了简要的具体规定。此后，依据该实施意见的「十、各地可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教师法》的实施办法。的规定，各地对教师申诉作了相应的规定，如，《北京市教师申诉办法（自1996年4月1日起施行）》及《关于办理教师申诉工作若干规定》（1998年11月23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西政发[1998]22号文件印发根据2000年7月27日西政发[2000]30号文件修改）、《苏州市教师申诉办法（自2004年1月15日起施行）》、1995年4月26日四川省人大颁布《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条例》、成都市教育委员会1998年9月3日颁布并施行《成都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教师申诉若干问题的暂行意见》、而后（注：具体日期不详）成都市教育局制定了《成都市教育局受理教师申诉指南》等等。
各地所制定的办法、意见、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均以《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以及地方行政法规作为制定的法律依据。以此为据，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1、教师申诉制度是教育行政机关依据我国教育法律法规所建立的、一项“特殊”的为保护教师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2、教师申诉法律有着较为严格的主体、受理范围、特定的处理行政机关、以及处理的程序与期限。3、对教师申诉案件作出处理是教育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教育系统内部的纠纷调解行为，更不是教育系统的内部事务。4、教育行政机关予以受理的教师申诉案件处理作出的文书《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是行政法律文书。5、提起申诉的教师对于教育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具体个案的《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2、相关法律问题
（1）、关于教师申诉的受理机关：
依据《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教师申诉的受理机关应当是行政区域内的教育行政机关或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如政府法制局等。
（2）、关于教师申诉后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诉性：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八教师申诉规定“（四）行政机关作出申诉处理决定后，应当将申诉处理决定书发送给申诉当事人。申诉处理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发生效力。”、“申诉当事人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向原处理机关隶属的人民政府申请复核。其申诉内容直接涉及其人身权、财产权及其他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事项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不少人认为，根据教育部实施意见对于教师申诉“凡申诉内容不直接涉及其人身权、财产权”的不能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首先，教师申诉必然是涉及教师合法权益，而此时的合法权益往往直接或间接的包含着教师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如果申诉教师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与保障，必然损害其人身权或财产权。其次，2000年3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规定，司法解释规定得非常明确，即只要是“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即可提起行政诉讼。教育行政机关所作出的《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只能是行政行为，也只能是教育行政机关或人民政府的其他行政部门方可有权作出这样的行为，其他行政机关和组织无此职权。第三、教育部的实施意见将教师申诉内容人为分为两类是不合适的，这点各地方所制定实施教师申诉制度具体的办法、意见与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均已舍弃这种分类方式。《苏州市教师申诉办法》第16条规定“申诉当事人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原受理申诉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核。申诉人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事项符合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理条件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而未舍弃了“申诉内容直接涉及其人身权、财产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3）、关于教育行政机关作出处理的文书形式：
根据《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规定，教育行政机关依法决定予以受理的教师申诉案件处理作出的文书形式是唯一的、即只能是《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
（4）、关于教师申诉后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诉性：
二、成都市教育行政机关“教师申诉”处理存在的问题：
1、《成都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教师申诉若干问题的暂行意见》存在的问题
该暂行意见系当时的市教委，现在的市教育局依据《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以及《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条例》所作的规范性文件。该暂行意见存在的主要问题：1、没有规定教师申诉当事人对《不予受理决定书》与《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的任何救济措施；2、未明确《不予受理决定书》与《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效力性质，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对教师申诉当事人是否具有约束力均未作出规定。3、承担义务的一方若不执行教育行政机关作的《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如何处理也未规定。这样的暂行意见如何执行，其《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往往也是如同空纸一张，这样情形即使教育行政机关作出了正确的处理决定，也不能切实有效的保护申诉教师的合法权益，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并且在成都市也有现实的教师申诉案例（老兵网-转业干部配偶为何被成都大学除名）证明这一事实。
2、《成都市教育局受理教师申诉指南》存在的问题
该指南为成都市教育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国家教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所制定。文中的“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即成都市教育局下属的不具有国家机关法人资格的一个行政处（室）。该指南存在的主要问题：1、没有对处理文书的要求作出规定；2、在正文条款中使用了《教师申诉处理意见书》。这一错误作法的性质非常严重，其一、直接违法了法律与地方行政法规“作出处理决定”的法律规定；其二、“意见书”与《决定书》在法律性质上、法律效力上、国家公文的类别上均是两类截然不同的文书，使用“意见书”无疑将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人为地变成了内部意见或建议，这样的做法无疑将侵害教师申诉当事人的申诉合法权益、残酷地、无情地剥夺申诉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的手段与途径。3、使用“意见书”无疑推卸了教育行政机关保护教师与申诉教师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与义务、同时也逃避了承担以行政方式要求过错方（责任方）执行处理决定的法定职责与义务，充其量是个“督促执行”；4、在办事流程图的中送达与执行的办事流程中，又载明为《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而无前面文字表述中的《教师申诉处理意见书》，此时给教育行政机关的下属具体经办机构与人员有了使用文书的自由选择权，即给有某些个人以权谋“……”或推卸责任的足够空间。
结束语：
对履行教育教学职责专业人员的教师，教育行政机关正是通过依法管理、依法行政来规范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维护教师合法权益，而教师申诉就是最能体现教育行政机关维护教师合法权益的行政救济具体措施之一。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也是在教师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教师在通过其他合法途径无法达到维权目的的情况下，我国法律上设置最后一道司法救济途径。如果对于教师申诉不能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那么教师申诉就是空话，没有行政诉讼的法律救济手段，教师申诉制度也就是空中楼阁，没有任何意义。
教师申诉是我国法律针对教师这一具体主体的合法权益所特设的各项法律保护中的教师权益行政保护。也是一种行政法律救济。行政法律救济主要是通过相关的解决行政争议的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赋予行政相对人了解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权利和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陈述、辩解和获得救济的权利。《教师法》中的对于教师权益保护的行政法律救济程序就完全体现在教师申诉制度上。应该强调指出，教师申诉制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申诉制度，它是一项法定的申诉制度，具有行政法上的拘束力和执行力。
教师权益急需依法予以规制和保护，这是关系到我国教育事业盛衰成败的大事，教师权益的正确、有效、合法地维护与行政、司法救济途径的设置与选择是极其重要的，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已有了相应法律制度框架，但尚需要明确的、具体的、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的法规加确定，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地方行政规范性文件必须废止、重置，若国家能以行政法规的方式作出统一规定将是全国广大教师的佳音，也是正处于教师申诉期间当事人的福音。
参考文献：
1、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46号《苏州市教师申诉办法》。
2、何宁湘《教师申诉行政制度中的若干思考》。
3、劳凯声教授《教育政策与法律分析研究》。
民诉法意见范文第13篇
关于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依法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保障律师在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立案侦查、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工作中依法执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2003年12月30日经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16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各级检察机关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四年二月十日
为依法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保障律师在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立案侦查、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工作中依法执业，促进人民检察院严格、公正执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关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1.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自检察人员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后或者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及犯罪嫌疑人的关押场所告知受委托的律师。
2.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的，由侦查部门指定专人接收律师要求会见的材料，办理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有关事宜，并记录备查。
3.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48小时内安排会见。
对于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5日内安排会见。
4.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工作需要决定是否派员在场。
5.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案件，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申请后5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开具《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并安排会见。不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开具《不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并说明理由。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需要经过批准。
6.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了解案件以下情况：
（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二）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或参与所涉嫌的犯罪；
（三）犯罪嫌疑人关于案件事实和情节的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关于其无罪、罪轻的辩解；
（五）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
（六）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人身权利、诉讼权利是否受到侵犯；
（七）其他需要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
7.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辩护律师可以持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会见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人民检察院不派员在场。
8.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一律在监管场所内进行。
二、关于听取律师意见
9.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决定逮捕的，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律师认为羁押超过法定期限的，可以要求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应当在7日内作出决定并由侦查部门书面答复受委托的律师。
10.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前，案件承办人应当听取受委托的律师关于案件的意见，并记明笔录附卷。受委托的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11.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起诉的案件，辩护律师认为人民检察院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应当在7日内作出书面决定并由公诉部门书面答复辩护律师。
12.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起诉案件，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的意见，并记明笔录附卷。直接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的意见有困难的，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发出书面通知，由其提出书面意见。律师在审查起诉期限内没有提出意见的，应当记明在卷。
13.人民检察院对律师提出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办案人员应当认真进行审查。
三、关于律师查阅案卷材料
14.辩护律师以及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委托作为诉讼人的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
15.对于律师要求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的，公诉部门受理后应当安排办理；不能当日办理的，应当向律师说明理由，并在3日内择定日期，及时通知律师。
16.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和提起公诉以后，辩护律师发现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证据材料向人民检察院提供的，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应当接受并进行审查。
四、关于辩护律师申请收集、调取证据
17.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向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的，对于影响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收集、调取，并制作笔录附卷。
18.辩护律师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要求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征求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意见，经过审查，在7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人民检察院没有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19.人民检察院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时，可以通知申请人在场。
五、关于律师投诉的处理
20.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人民检察院办案部门和办案人员违反法律和本规定的，可以向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投诉。
21.各级人民检察院接到律师投诉后，应当依照有关法律和本规定的要求及时处理。律师对不依法安排会见进行投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投诉后5日内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通知办案部门执行。
民诉法意见范文第14篇
论文关键词 专家辅助人 鉴定人 辅佐人
在我国职权主义诉讼结构下，以审判权为重心，虽然鉴定制度的修改起到了限制法官强大职权的作用，但职权主义诉讼传统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虽然新修订的民诉法中，当事人拥有了主动开启鉴定程序的权利，并得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但这只是赋予了当事人从程序上、形式上保障鉴定的公平公正，对专门知识一无所知的当事人纵使享有提出疑问的质询权，但真正要发现其中的瑕疵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要想保障当事人的主体地位，需要专家辅助人制度予以配合。
2013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民事诉讼法》，于鉴定后面增加了专家辅助人，该制度一定程度上是对鉴定制度的补充和完善，是保障鉴定意见客观真实的手段，因此专家辅助人制度在我国现行的法治环境下是有存在的必要性。但笔者认为法律对于该制度规定的过于原则，存在下面几个疑问：一是谁有资格成为专家辅助人；二是辅助人的权限如何；三是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性质定位如何等。我国可以借鉴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中规定的辅佐人制度，分析两者的差异，对其合理的成分予以吸收，以解决专家辅助人制度存在的问题，实现其与鉴定制度的完美结合。
一、 专家辅助人的资格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专家辅助人必须是有专门知识的人。日本《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强调必须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只是强调了辅佐人对当事人有辅助作用即可。但有日本学者认为，所以认为辅佐人应该是具有某一领域专门知识的人。 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辅佐人到场必须经法院许可，只要是有意思能力，无论何人都可以成为辅佐人。
日本的民诉法中虽然没有规定辅佐人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但在实践中大多是特殊领域的专家、技术人员。我国法律则明确规定了作为专家辅助人须具有专门知识，并且放置于在鉴定制度之后，这体现了立法者希望当事人能够借助专业人员的协助实现对鉴定人鉴定意见的充分质证的立法意图。该处的辅助人也只有是专业人士才有能力对专业性、技术性的鉴定意见提出异议或意见，才能够协助当事人更清楚地了解案件事实。如果允许一般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辅助人的话，如果是不具有任何的专门知识的人，即使是委托其成为辅助人，对鉴定人的鉴定意见也无法提出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意见，对当事人也不可能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如果当事人委托的辅助人不是针对鉴定人的鉴定意见进行质询，而是简单地帮助自己进行诉讼活动中的其他事项，那么现行民诉法中的诉讼人制度就完全可以实现这一功能，就没有必要再予以重复地规定辅助人制度了，从这个角度分析，当事人的辅助人应当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至于该专家辅助人是不是可以由具备鉴定资格的鉴定人担任，法律并未予以详定。既然该专家辅助人必须拥有专门知识，当然可以由具备鉴定资格的鉴定人担任，但不可能是本案的鉴定人，具备鉴定资格的鉴定人可以受托出庭，就案件的专业性问题协助当事人进行质证，该专家辅助人此时不具有鉴定人身份，其对鉴定意见提出的意见也不具有鉴定意见的性质，其对当事人的辅助也不是鉴定，所以，具备鉴定资格的鉴定人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对其进行辅助并没有违背“鉴定人由鉴定机构统一管理，鉴定人私下不能接受鉴定”的法律规定。
我国台湾地区是将辅佐人是与人制度规定在同一章，即使是具有律师身份的人也存在不具备某种专业知识的情况，需要专家予以协助，即辅佐人的辅佐， 因此，在台湾民事诉讼过程中辅佐人应当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担任。
二、专家辅助人的地位和性质问题
我国专家辅助人的权限是针对鉴定鉴定意见进行质询。而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中辅佐人的权限不限于此，辅佐人是辅佐当事人行使权利的人，凡是当事人或诉讼人在期日内可以为的诉讼行为，辅佐人都可以进行。日本《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三款规定，如果当事人或诉讼人没有立即撤销或更正辅佐人的陈述，则视为其自己所作的陈述， 从中可以看出，在期日中，当事人或诉讼人的所有陈述同样都可以由辅佐人代为做出，只要未被撤销或更正，就被视为当事人本人作出的陈述。我国能否借鉴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相关规定扩大专家辅助人的权限呢？笔者不赞同，不同的制度具有不同的法治背景，我们不能盲目地引进外国的体制，需要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进行法治建设。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设立是专门针对鉴定制度的配套制度，其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实现鉴定意见的客观真实，促进鉴定程序的完善。而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辅佐人制度的设置则应该是诉讼人制度的配套制度，是为了完善人制度。如果扩大专家辅助人的权限赋予其可以代为当事人或诉讼人所为的任何行为，那么专家辅助人就异化成了诉讼人，就会出现与诉讼人的交叉重叠，这样会导致法律体系内部的混乱。
在日本关于辅佐人的性质学说上也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辅佐人是人的一种，另一种观点将辅佐人的陈述视为当事人本人的陈述。但通说认为辅佐人是诉讼人的一种，不是简单的当事人的陈述，而且其发言效果归属于本人。从辅佐人作为诉讼人的角度看，当然可以代为当事人的一切诉讼行为。 在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通说认为辅佐人是诉讼人的一种，那么辅佐人偕同当事人或诉讼人于期日出庭可以代为当事人的一切诉讼行为，包括承认、放弃诉讼请求，但在辅佐人时，不得超越人的权限实施其无权实施的诉讼行为，而辅佐人于期日在法庭上所为之行为，凡没有被立即予以撤销或变更，即视为当事人、诉讼人自己实施的诉讼行为，这种行为的效力是法律上的拟制，其效力与诉讼人实施的诉讼行为的效力后果及于当事人本人是不同的。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的简单规定，没有具体明确专家辅助人的性质以及其行为效力如何，综合民事诉讼法的整个结构体系可以明白，首先，专家辅助人不可能像日本、台湾地区的民诉法中规定的辅佐人为诉讼人的一种，我国的专家辅助人不应该是诉讼人，诉讼人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产生的，无需经过法院的特别许可，而且诉讼人的委任一般是为当事人（当然不包括诉讼人）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诉讼人通常情况下是由律师担任的。专家辅助人的产生虽然也是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前提，但必须经过法院的许可后才能出庭。一般情况下，诉讼人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可以单独出庭实施诉讼行为，而专家辅助人则在当事人不到庭时就不能参与诉讼活动，专家辅助人也只有在当事人在场时才能对当事人起到辅助的作用。从立法的目的和意图角度分析，我国设立专家辅助人制度并不是为了从法律知识领域为当事人提供帮助，而是在涉及到案件中的专业性问题方面为当事人予以协助。
专家辅助人在法庭上对鉴定意见提出的意见在证据法中应如何定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第一，专家辅助人对于专业问题的意见不同于鉴定人出具的鉴定意见，其不是法定的证据种类，只是可以帮助当事人对专业性很强的鉴定意见进行质证，发现其中存在的错误以动摇法官对鉴定意见的信赖，以免法官将错误的鉴定意见作为裁判的基础予以采纳。第二，该专家辅助人的意见也不同于证人证言，证人证言是证人就过去其所经历的案件事实向法官所作的陈述，只能是有关案件事实的陈述而不能掺杂任何个人的观点和看法。专家辅助人对于专业问题提出的建议是针对案件发生后其中涉及到的专业性问题作出的建议，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就某一问题阐述自己的意见，当然带有该辅助人的主观性认识。证人因其本身与案件之间存在着特定的逻辑关系而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专家辅助人关键在于是否具有专门知识，是与鉴定人一样具有可替代性。综上分析，专家辅助人对鉴定意见提出的意见是作为言词性证据存在的，可以作为当事人陈述的一部分进行定位，既然专家辅助人的陈述视为当事人本人的陈述，那么该专家辅助人就是当事人能力的延伸，其提出的意见应当是作为主张的当事人陈述的延伸，即该辅助人提出的意见作为当事人“意”的表示， 需要该辅助人通过逻辑推理、证明该意见的真实性、可靠性，而不是作为证据方法的当事人陈述的“知”的表示能够直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
三、专家辅助人的权限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对专家辅助人制度进行了规定，而没有规定其应在诉讼中负担的义务。根据日本、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关于辅佐人规定，专家辅助人应负有以下义务：一是专家辅助人应于期日在当事人偕同下出庭；二是专家辅助人对于专业问题的意见应以口头的方式向法官进行陈述；三是专家辅助人应针对鉴定意见或案件的专业问题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发现其中的缺陷、错误或提出自己的意见；四是专家辅助人应当尊重诉讼期日的规定，于法定期日履行义务。
专家辅助人负有上述义务应当以享有相应的权利为前提，我国民事诉讼法可以参考以下几项权利作为专家辅助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一是了解案件事实的权利。在鉴定人对相关案件的专门问题进行鉴定之前，必须以了解案件事实为前提，专家辅助人也应当享有了解案件事实的权利，专家辅助人只有在了解案件事实的前提下才能对案件中的专门问题作出分析判断。二是获得报酬权。鉴定人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法院提供服务，诉讼人为当事人提供服务享有报酬请求权，专家辅助人作为一方当事人在专门知识领域的助手为当事人提供帮助，也应当享有相应的报酬请求权。但不同于鉴定人是向法院所负的公法上的义务，鉴定费用是由法院向鉴定人支付；专家辅助人是对当事人所负的私法上的义务，应当由当事人直接支付给专家辅助人，与鉴定费用一样也属于诉讼费用的一部分。三是拒绝提供专家辅助权。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都规定了在证人有证言拒绝权相同情况下鉴定人可以拒绝进行鉴定，我国也应当予以借鉴。四是法庭辩论权。专家辅助人的职责就是帮助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或专门问题进行质证，所以专家辅助人应有权参与法庭辩论。从专家辅助人的意见是作为主张的当事人陈述存在时，当事人主张的陈述也是存在于法庭辩论阶段的。
民诉法意见范文第15篇
关于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依法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保障律师在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立案侦查、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工作中依法执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2003年12月30日经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16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各级检察机关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四年二月十日
为依法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保障律师在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立案侦查、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工作中依法执业,促进人民检察院严格、公正执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关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1.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自检察人员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后或者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及犯罪嫌疑人的关押场所告知受委托的律师。
2.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的,由侦查部门指定专人接收律师要求会见的材料,办理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有关事宜,并记录备查。
3.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48小时内安排会见。
对于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5日内安排会见。
4.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工作需要决定是否派员在场。
5.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案件,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申请后5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开具《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并安排会见。不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开具《不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并说明理由。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需要经过批准。
6.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了解案件以下情况:
(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二)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或参与所涉嫌的犯罪;
(三)犯罪嫌疑人关于案件事实和情节的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关于其无罪、罪轻的辩解;
(五)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
(六)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人身权利、诉讼权利是否受到侵犯;
(七)其他需要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
7.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辩护律师可以持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会见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人民检察院不派员在场。
8.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一律在监管场所内进行。
二、关于听取律师意见
9.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决定逮捕的,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律师认为羁押超过法定期限的,可以要求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应当在7日内作出决定并由侦查部门书面答复受委托的律师。
10.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前,案件承办人应当听取受委托的律师关于案件的意见,并记明笔录附卷。受委托的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11.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起诉的案件,辩护律师认为人民检察院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应当在7日内作出书面决定并由公诉部门书面答复辩护律师。
12.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起诉案件,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的意见,并记明笔录附卷。直接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的意见有困难的,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发出书面通知,由其提出书面意见。律师在审查起诉期限内没有提出意见的,应当记明在卷。
13.人民检察院对律师提出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办案人员应当认真进行审查。
三、关于律师查阅案卷材料
14.辩护律师以及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委托作为诉讼人的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技术性鉴定材料。
15.对于律师要求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技术性鉴定材料的,公诉部门受理后应当安排办理;不能当日办理的,应当向律师说明理由,并在3日内择定日期,及时通知律师。
16.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和提起公诉以后,辩护律师发现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证据材料向人民检察院提供的,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应当接受并进行审查。
四、关于辩护律师申请收集、调取证据
17.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向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的,对于影响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收集、调取,并制作笔录附卷。
18.辩护律师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要求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征求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意见,经过审查,在7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人民检察院没有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19.人民检察院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时,可以通知申请人在场。
五、关于律师投诉的处理
20.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人民检察院办案部门和办案人员违反法律和本规定的,可以向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投诉。
21.各级人民检察院接到律师投诉后,应当依照有关法律和本规定的要求及时处理。律师对不依法安排会见进行投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投诉后5日内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通知办案部门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