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艺术论文范文

欧洲艺术论文范文第1篇

罗马风格欧洲教堂的装饰艺术设计是指12世纪以前欧洲教堂的整体装饰风格。

1.以黑白色调的搭配为主罗马风格时期欧洲教堂的装饰艺术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就是意大利的教堂，这一时期欧洲正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建筑体现了鲜明的古罗马特色。同时，这一时期战乱频繁，古罗马文化对当时文化的影响依然比较明显，天主教依然是最高的宗教统治者。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并不繁荣，受到战乱和统治者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教堂在装饰风格上主要是以黑白色调为主，其目的就是为了体现出罗马教皇的高高在上和主的意志神圣不可侵犯。由于当时战乱，主的仁爱思想受到很大的压制，而这也体现在教堂的装饰风格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意大利的比萨大教堂，这座教堂建于1063年，教堂的外部与古罗马时期的建筑风格十分相似，采用的都是乳白色的大理石，在内部上与古希腊神殿的建筑风格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内部有很多乳白色的柱子，既能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又能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走进大堂一眼就能看到高高耸立的柱子，以及两侧黑白条纹装饰图案，中央是一副正襟危坐的圣母装饰画，中间是著名的伽利略吊灯。整个装饰风格显得庄重、简约，又不失肃穆，很好地反映出了当时的欧洲文化。

2.多用精美的雕刻作为装饰众所周知，雕塑是欧洲艺术的杰出代表，在长期的发展历史当中，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雕塑家，如乌东、吕德、罗丹等，都是欧洲雕塑的杰出代表。雕塑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古希腊时期有关希腊神话的雕塑是其优秀的代表，而在古罗马时期，文化的繁荣让雕塑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欧洲最重要的宗教文化当中，当然也不可避免会涉及到雕塑艺术的应用。除了比萨大教堂大量地应用了一些雕塑艺术之外，其它的一些教堂也有很多著名的雕塑艺术作品。圣彼得大教堂建于326-333年，随后虽然经过了重建、修正，但是依然保留了很多带有古罗马风格的雕塑，其中就有雕塑艺术史上的无价之作——米开朗基罗雕塑作品《圣殇》，当然作品的风格与罗马时期的雕塑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依然能够看到那种传神的风格，这也是整个教堂最重要的装饰作品。当然该教堂还保留了公元3世纪的一些浮雕作品，虽然有的雕塑作品时间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依然能够看到鲜明的罗马时期的艺术风格。

二、哥特风格欧洲教堂的装饰艺术

哥特风格欧洲教堂的装饰艺术指的是12世纪到15世纪哥特文化流行期间，欧洲教堂在内外部的装饰情况。

1.装饰的色调丰富多彩从12世纪开始，欧洲社会逐渐步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繁荣的文化开始从希腊、罗马传递到欧洲各地，同时哥特文化开始兴起，这对欧洲教堂的装饰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在装饰的色调上。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出，在12世纪之前，欧洲教堂在装饰中主要使用了黑白相间的色调，虽然在一些绘画当中有别的颜色的使用，但是整体上呈现出黑白相间的特点。而到了哥特文化时期，欧洲教堂的装饰开始变得丰富多彩，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金色的应用，当时教堂装饰中一般都是采用的纯金装，金色代表的是高贵和财富，正是因为金色的应用，让教堂变得金碧辉煌。其中作为梵蒂冈罗马教皇的驻地，圣彼得大教堂在改建以后，随处可见金色的应用，而多彩绚丽的绘画艺术让整个装饰色调显得更加丰富。比如说始建于12世纪末的丹麦奥尔胡斯大教堂，其主祭台上的神像几乎都是金色装饰的，然后用红色、绿色等其它颜色点缀，增强了一种神秘感，显得高高在上，不可侵犯。

2.多彩的绘画艺术大量出现在教堂装饰当中，除了雕塑之外，最重要的装饰作品就是绘画。12世纪到15世纪之间，欧洲的绘画艺术开始从黑暗向黎明迈进。在这一时期，绘画开始大量用于教堂的装饰，并且与雕塑艺术相互融合，主要用于教堂内部墙壁、屋顶的装饰。奥尔胡斯大教堂的边门中就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带有神秘色彩的绘画，这组绘画虽然以宗教为内容，但是表现的并不是耶稣、圣母等传统的题材，而是一种神魔鬼怪的装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西斯庭教堂天顶画》，这是15世纪最著名的画家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位于意大利西斯廷教堂。作品在教堂短廊式的500多平方米的天顶上，以圣经《创世纪》为主线，先后描绘了九个基督教神话场景，包括《神分光暗》《创造日月与动植物》《创造水和大地》《创造亚当》《创造夏娃》《原罪•逐出乐园》《挪亚祭献》《洪水》《挪亚醉酒》，全部作品总面积达到600平方米，天顶画的装饰图案全部绘以建筑结构的样式，这与教堂实际的建筑结构取得谐和，因而当人们仰观整个天顶画时，它更显得庄严华丽。在主题思想上，米开朗基罗确定所绘人物的内容时，不拘泥于情节的宗教依据，只着重于表现人的本质力量，蕴含着基督教深刻的精神与历史价值，可以说达到了宗教绘画的一个顶峰，与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一起被称为15世纪绘画中的不朽之作和无价之宝。

三、巴洛克风格欧洲教堂的装饰艺术

巴洛克风格起源于16世纪，从17世纪开始流行于欧洲，这种艺术风格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艺术风格，如错觉的再现传统等，但是却追求一种繁复夸饰、富丽堂皇、气势宏大、富于动感的艺术境界，可以说是一种艺术的“浮夸”效果。

1.复杂而宏大的装饰应该说在罗马风格时期和哥特风格时期，欧洲教堂在内部装饰上是越来越复杂的，虽然说在哥特风格时期，装饰风格比较富丽堂皇，但这只是在一些局部地方的处理上，实际上在教堂内的大部分还是以单色调为主，当然圣彼得大教堂虽然有精美的壁画和大量的雕塑，但是整体上很协调，并没有复杂繁琐之感。但是到了巴洛克时期，不仅壁画的装饰范围越来越大，而且整个雕塑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出现了层雕等艺术手法，借助于建筑商的宏伟烘托出一个更加磅礴的宗教气势。如在意大利圣卡罗教堂的装饰当中，就使用了大量的几何图案，在装饰上讲究的是对称性，教堂的顶部是半圆形设计，在窗户的作用下，映照的是一层层的装饰画，可以看得到这些绘画当中有的描写的是圣经当中的场景，有的纯粹就是几何的装饰图形，与绘画交织在一起，烘托出整个教堂的宏伟

2.大量应用了烘托对比等装饰手法在巴洛克时期，艺术的自由，也让很多的教堂在装饰上借鉴了其它艺术表现手法，如绘画中的烘托与对比，这一点与哥特时期追求的全景式的艺术表现有了很大的区别，往往会用一种装饰来烘托、突出另一种艺术表现的主题，从而获得更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如单色调与绘画的烘托，装饰绘画对主题绘画的烘托与呈现等等。如圣尼古拉教堂，这座教堂的顶部装饰画表现了一个场景和主题，周围虽有一些几何形的装饰图案，但是也比较少，在柱子上面几乎没有什么装饰，一走进这里就会被中间的巨幅绘画震撼，我们不禁会称赞作者的高超技艺，也能看出他们在装饰上的煞费苦心，力求新意。在其它的这一时期的教堂装饰当中，也或多或少的体现出了这一特点。

欧洲艺术论文范文第2篇

一、罗马风格时期欧洲教堂的装饰艺术设计

罗马风格欧洲教堂的装饰艺术设计是指12世纪以前欧洲教堂的整体装饰风格。

1.以黑白色调的搭配为主罗马风格时期欧洲教堂的装饰艺术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就是意大利的教堂，这一时期欧洲正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建筑体现了鲜明的古罗马特色。同时，这一时期战乱频繁，古罗马文化对当时文化的影响依然比较明显，天主教依然是最高的宗教统治者。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并不繁荣，受到战乱和统治者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教堂在装饰风格上主要是以黑白色调为主，其目的就是为了体现出罗马教皇的高高在上和主的意志神圣不可侵犯。由于当时战乱，主的仁爱思想受到很大的压制，而这也体现在教堂的装饰风格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意大利的比萨大教堂，这座教堂建于1063年，教堂的外部与古罗马时期的建筑风格十分相似，采用的都是乳白色的大理石，在内部上与古希腊神殿的建筑风格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内部有很多乳白色的柱子，既能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又能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走进大堂一眼就能看到高高耸立的柱子，以及两侧黑白条纹装饰图案，中央是一副正襟危坐的圣母装饰画，中间是著名的伽利略吊灯。整个装饰风格显得庄重、简约，又不失肃穆，很好地反映出了当时的欧洲文化。

2.多用精美的雕刻作为装饰众所周知，雕塑是欧洲艺术的杰出代表，在长期的发展历史当中，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雕塑家，如乌东、吕德、罗丹等，都是欧洲雕塑的杰出代表。雕塑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古希腊时期有关希腊神话的雕塑是其优秀的代表，而在古罗马时期，文化的繁荣让雕塑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欧洲最重要的宗教文化当中，当然也不可避免会涉及到雕塑艺术的应用。除了比萨大教堂大量地应用了一些雕塑艺术之外，其它的一些教堂也有很多著名的雕塑艺术作品。圣彼得大教堂建于326-333年，随后虽然经过了重建、修正，但是依然保留了很多带有古罗马风格的雕塑，其中就有雕塑艺术史上的无价之作——米开朗基罗雕塑作品《圣殇》，当然作品的风格与罗马时期的雕塑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依然能够看到那种传神的风格，这也是整个教堂最重要的装饰作品。当然该教堂还保留了公元3世纪的一些浮雕作品，虽然有的雕塑作品时间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依然能够看到鲜明的罗马时期的艺术风格。

二、哥特风格欧洲教堂的装饰艺术

哥特风格欧洲教堂的装饰艺术指的是12世纪到15世纪哥特文化流行期间，欧洲教堂在内外部的装饰情况。

1.装饰的色调丰富多彩从12世纪开始，欧洲社会逐渐步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繁荣的文化开始从希腊、罗马传递到欧洲各地，同时哥特文化开始兴起，这对欧洲教堂的装饰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在装饰的色调上。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出，在12世纪之前，欧洲教堂在装饰中主要使用了黑白相间的色调，虽然在一些绘画当中有别的颜色的使用，但是整体上呈现出黑白相间的特点。而到了哥特文化时期，欧洲教堂的装饰开始变得丰富多彩，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金色的应用，当时教堂装饰中一般都是采用的纯金装，金色代表的是高贵和财富，正是因为金色的应用，让教堂变得金碧辉煌。其中作为梵蒂冈罗马教皇的驻地，圣彼得大教堂在改建以后，随处可见金色的应用，而多彩绚丽的绘画艺术让整个装饰色调显得更加丰富。比如说始建于12世纪末的丹麦奥尔胡斯大教堂，其主祭台上的神像几乎都是金色装饰的，然后用红色、绿色等其它颜色点缀，增强了一种神秘感，显得高高在上，不可侵犯（见图1）。

2.多彩的绘画艺术大量出现在教堂装饰当中，除了雕塑之外，最重要的装饰作品就是绘画。12世纪到15世纪之间，欧洲的绘画艺术开始从黑暗向黎明迈进。在这一时期，绘画开始大量用于教堂的装饰，并且与雕塑艺术相互融合，主要用于教堂内部墙壁、屋顶的装饰。奥尔胡斯大教堂的边门中就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带有神秘色彩的绘画，这组绘画虽然以宗教为内容，但是表现的并不是耶稣、圣母等传统的题材，而是一种神魔鬼怪的装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西斯庭教堂天顶画》，这是15世纪最著名的画家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位于意大利西斯廷教堂。作品在教堂短廊式的500多平方米的天顶上，以圣经《创世纪》为主线，先后描绘了九个基督教神话场景，包括《神分光暗》《创造日月与动植物》《创造水和大地》《创造亚当》《创造夏娃》《原罪•逐出乐园》《挪亚祭献》《洪水》《挪亚醉酒》，全部作品总面积达到600平方米，天顶画的装饰图案全部绘以建筑结构的样式，这与教堂实际的建筑结构取得谐和，因而当人们仰观整个天顶画时，它更显得庄严华丽。在主题思想上，米开朗基罗确定所绘人物的内容时，不拘泥于情节的宗教依据，只着重于表现人的本质力量，蕴含着基督教深刻的精神与历史价值，可以说达到了宗教绘画的一个顶峰，与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一起被称为15世纪绘画中的不朽之作和无价之宝。

三、巴洛克风格欧洲教堂的装饰艺术

巴洛克风格起源于16世纪，从17世纪开始流行于欧洲，这种艺术风格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艺术风格，如错觉的再现传统等，但是却追求一种繁复夸饰、富丽堂皇、气势宏大、富于动感的艺术境界，可以说是一种艺术的“浮夸”效果。

1.复杂而宏大的装饰应该说在罗马风格时期和哥特风格时期，欧洲教堂在内部装饰上是越来越复杂的，虽然说在哥特风格时期，装饰风格比较富丽堂皇，但这只是在一些局部地方的处理上，实际上在教堂内的大部分还是以单色调为主，当然圣彼得大教堂虽然有精美的壁画和大量的雕塑，但是整体上很协调，并没有复杂繁琐之感。但是到了巴洛克时期，不仅壁画的装饰范围越来越大，而且整个雕塑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出现了层雕等艺术手法，借助于建筑商的宏伟烘托出一个更加磅礴的宗教气势。如在意大利圣卡罗教堂的装饰当中，就使用了大量的几何图案，在装饰上讲究的是对称性，教堂的顶部是半圆形设计，在窗户的作用下，映照的是一层层的装饰画，可以看得到这些绘画当中有的描写的是圣经当中的场景，有的纯粹就是几何的装饰图形，与绘画交织在一起，烘托出整个教堂的宏伟（见图2）。巴黎圣母院装饰风格虽然比较简约，但是巨大的柱子与灰色的色调，显得教堂庄重而又不失宏伟（见图3）。

2.大量应用了烘托对比等装饰手法在巴洛克时期，艺术的自由，也让很多的教堂在装饰上借鉴了其它艺术表现手法，如绘画中的烘托与对比，这一点与哥特时期追求的全景式的艺术表现有了很大的区别，往往会用一种装饰来烘托、突出另一种艺术表现的主题，从而获得更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如单色调与绘画的烘托，装饰绘画对主题绘画的烘托与呈现等等。如圣尼古拉教堂，这座教堂的顶部装饰画表现了一个场景和主题，周围虽有一些几何形的装饰图案，但是也比较少，在柱子上面几乎没有什么装饰，一走进这里就会被中间的巨幅绘画震撼，我们不禁会称赞作者的高超技艺，也能看出他们在装饰上的煞费苦心，力求新意。在其它的这一时期的教堂装饰当中，也或多或少的体现出了这一特点。

欧洲艺术论文范文第3篇

陈乐民提出“欧洲学”时，正是国际问题研究中人们热衷从经济和政治角度来看问题，对问题背后的文化、宗教、社会、民族等因素比较忽视的时候，甚至有人认为，历史、哲学，乃至文明的讨论太虚，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然而，不久人们就开始给予关注了。这主要归功于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

然而人们往往更关注欧美学者的学说，对本土学者的研究思想却容易忽视。事实上在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前，陈先生便力主开展对欧洲社会文化的研究。

在以经济学或政治学为主流学科的国际问题研究界，许多研究者缺少文史哲基本功培养，不仅难以表达思想，也难以形成思想;特别是有人对欧美学说如数家珍，而对中国的文化却视如敝屣，更难形成具有中国学术风范的国际问题研究。陈乐民先生将国际问题研究概念下的欧洲问题研究提升为“欧洲学”，不但开创了中国欧洲问题研究的新视阈，同时也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陈乐民关于“欧洲学”的思考

欧洲研究能否成“学”，学界见仁见智，尽可讨论。但是，欧洲文明本身所具有的极为丰富的内涵，却是不容否认的。欧洲文明对世界的发展曾有过极为重大的影响，至今仍然在深刻地影响当代世界，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作为当代欧洲问题研究者，我们有必要在“知其然”的同时“知其所以然”，这无疑是一门大学问。

陈先生没有就“欧洲学”写出专著，他对“欧洲学”的思考主要见诸他各种研究成果。但是，在学术研讨的场合，陈先生曾多次谈到他对建设“欧洲学”的思考。2002年5月27日，陈先生应邀到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演讲，曾专门就“欧洲学”的问题发表了看法。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在十多年以前，应该讲是上个世纪80年代， 我曾提出过，中国的欧洲研究，能不能构建一个中国的欧洲学（Europeology），当时意见纷纭，反对者居多。我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我认为提出一个欧洲学概念，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是一种视角，是对欧洲文明的一种看法，……在研究欧洲问题时，应该对欧洲的整体和联系加以关注。也就是说对于欧洲问题要搞好一般与特殊，普遍与个别的关系。”

“那么，欧洲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学科呢。我只是提出一个指引性观点，应该就是欧洲三史，也就是‘欧洲三科’……第一是欧洲通史，我认为国际关系史就是其中一个科目（陈先生在北大讲课时改为“‘国际问题研究’应属于‘通史’里的一部分”――笔者注）;第二是欧洲思想史。我想说的是它不是欧洲哲学史。思想史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某种程度上，社会史、哲学史都包含在其中;第三史，我称之为欧洲艺文史。它主要是关于欧洲的美学，所有文艺、美术、音乐等等都可以纳入其中。”

从这段演讲来看，陈先生所说的“欧洲学”实质上是探索欧洲文明从古到今如何发展的学问。欧洲通史、欧洲思想史和欧洲艺文史实际上都是大学问。

首先从欧洲通史来看。陈先生非常重视对欧洲历史的研究。在他的笔记本中记载了他阅读许多欧洲历史专著的体会，仅涉及欧洲统一问题书目就有《欧洲及其国家》、《欧洲先驱者》、《欧洲观念的演化：1914-1932》、《欧洲：一种观念的诞生》、《泛欧洲的圣战――一个人的自传和一个运动大量》等近20种。

这些读书产生的思考最后都以学术著述形式表现出来。其中主要的专著有《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欧洲文明进程》、《20世纪的欧洲》以及《〈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笔记》等。这些论著的最大共同点是，谈的是历史，着眼的是现实，显示了作者对欧洲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整体感。

第二，从欧洲思想史来看。陈先生曾经说过，不管什么学问，在无止境的深化过程中，都可以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地终于剥出叫做“哲学”的芯子来。我想，欧洲思想史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欧洲学”的芯子吧。

陈先生认为，研究欧洲问题，必须要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则必须要对欧洲思想史有所研究。陈先生在谈到欧洲思想史上一些哲学家对欧洲和平、国家理念、道德、政治等问题的“哲学方案”时，清晰地表明了他对哲学与欧洲问题关系的认识。我以为，他所说的欧洲通史和欧洲思想史，就是要在对当代欧洲问题的研究中有历史与哲学的研究视角，这实际上也是陈先生建立“欧洲学”的基础学科。

第三，从欧洲艺文史来看。“艺文”概念相当广泛，我理解这个概念应基本属于大文化范畴，包括各种艺术和技术如绘画、音乐、舞蹈、文学、建筑、医疗、工艺、技术、服饰、习俗等;可以泛指精神物化后的一切事物。如果从“欧洲学”的建构来看，我想应该是物化的欧洲历史，或者说是欧洲思想家精神的物质化，如社会的构成、经济的运作、制度的建立、法律的尊重、科学的发明，等等。对这些事物的认知构成了“欧洲学”第三支柱。通过对这些事物的认知，可以更直接地了解欧洲人的所思、所想和所做。了解这些事物是认知欧洲文明必不可少的;否则，我们对欧洲通史和思想史的认识便成了空中楼阁。

“艺文”概念包罗万象，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从欧洲通史和思想史视角来考量，就都可以归纳到欧洲文明的发展上来;如此，欧洲文明发展的真实感便凸显出来了。

物质文明反映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影响物质文明。最近我读到一本涉及西方“仿像论”的书。作者认为，技艺在古希腊指专门知识，包括医疗、绘画、政治、修辞。作者还讨论了“仿像论”中“原”与“象”的关系。由此，我对陈先生将技艺史作为“欧洲学”第三支柱的要义有了更深的领悟。前面提到，陈先生自己说过，欧洲艺文史……主要是关于欧洲的美学，所有文艺、美术、音乐等等都可以纳入其中。从认识过程来看，事实上，我们了解欧洲一般也多从“艺文”开始，由对艺术、建筑、经济、政治等等表象的事物逐步深入到它的通史和思想史中去，回过头来又对这些表象事物有了更深认识。故而，欧洲通史、欧洲思想史、欧洲艺文史存在着互为印证的关系。“三史”相辅相成，才能共同建构起“欧洲学”的学术大厦。 研究欧洲问题，必须要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则必须要对欧洲思想史有所研究。 “欧洲学”的意义

从陈先生的治学思想，到他提出的“欧洲学”理念，反映了他求解“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思想心路。这对提高我国国际问题研究、欧洲问题研究的学术水平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

首先是从认识欧洲的层面来看。中欧交通历史悠久，古老的“丝绸之路”曾经横穿亚欧大陆。但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中欧之间长期缺乏深入的了解。直到近代，双方的了解才开始逐步加深。这一过程很长，其间多有曲折。中国人对欧洲的认识，是从感受欧洲列强“船坚炮利”的侵略开始的。军舰、大炮、技术、科学、工艺等欧洲“艺文”就这样最先进入了中国。由此，洋务运动兴起。国门大开后，中欧交往逐渐开宽，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于是有了争取君主立宪的维新运动。再后来又有请“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华的思想。以为只要把它们请到中国来，再加上科学技术的引进，中国便可像欧洲列强一样走上强国富民的道路。但是，将欧洲文明割断开来看或用，显然是不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的坎坷遭遇便证明了这一点。“欧洲学”是将欧洲文明进程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来进行研究的。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对欧洲文明有更系统的了解，而且对当代欧洲的发展也有更深刻的认识。事实上，“欧洲学”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认识欧洲过程的一个必然产物，是中国对欧洲认识的升华。

中国第二次国门大开，是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通过改革开放，中国逐渐走向世界。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西方国家不断发生“文明的冲撞”。毫无疑问，这种“冲撞”的原因之一是缺乏相互了解。所谓“西方国家”，除了欧洲国家外，还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其法律、政党、议会及国家制度和理念等无不源自欧洲，或受到欧洲文明极大影响。因此，欧洲文明是西方国家的“根”。

今天，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愈来愈深刻而广泛，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实现和平崛起，必须对世界有深刻了解，特别是深刻了解在当代世界占有重要影响力的欧洲文明;通过了解欧洲进而了解世界，这是一个重要节点。同时，中国在与西方国家交往中，也需要了解它们的“根”。然而，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尽管各门学科的学者、专家不乏其人，各种学术成果也不乏精品，但是，在深刻认识欧洲文明的问题上，还没有形成合力，没有建立起专门的学科。而这就是“欧洲学”的价值所在。“欧洲学”的框架，以及陈先生的治学理念，将为推动各种学科协调，合力加强对欧洲的研究，为认知欧洲文明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

欧洲是马克思主义故乡，马克思主义是在欧洲文明的土壤中诞生的。对这块“土壤”的忽视，无疑是不可原谅的。“欧洲学”研究方法为我们正确认识这块“土壤”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持，因此对于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无疑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个层面是从提高中国自我认知的科学性来看。近代以来，中国在逐步加深认识欧洲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开始了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认识自己的过程。过去中国的自我认识是封闭式的，是完全“自我”的。鸦片战争将欧洲文明带进中国，使中国得以有了客观认识自己的参照物。这也是陈先生提出“欧洲学”理念的题中之义。事实上，在陈先生从多种角度对“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思考中，更关心的还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问题。中国在走向世界过程中，要有科学的、清醒的自我认知。 对国际问题研究的启示

第三个层面是从国际问题的研究来看。陈先生曾经说过，“……研究欧洲，就必须把欧洲当作一门学问来对待。”此话言简意赅，道出了欧洲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的真谛。“欧洲学”把欧洲研究当作学问来做，国际问题研究同样应该如此。做学问就要有学理，就要有自己的学术理论工具。现在学界已经有学者在探讨建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理论，但许多研究者还是习惯跟着欧美学者的理论走;虽然其中有人持尖锐批判的态度，甚至全盘否定，也有人是批判性的接受，但也有不少人在有意无意间全盘接受。尽管欧美学者的理论不乏可取之处，尽管也有对其批判或接受的需要，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话语权还很弱，没有能提出自己的理论。作为一个世界新兴大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大国，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国际问题研究理论。“欧洲学”的提出，对国际问题研究学科来说，便属破题之举，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

事实上，陈先生从文明视角下对欧洲问题所做的研究，以及他关于“欧洲学”的理念，也引起了欧洲学界的关注。1992年，陈先生应邀在日内瓦大学发表有关演讲后，受到在场欧洲学者的高度赞扬。许多人纷纷前来与他握手，说想不到中国有这样的“欧洲学家”，并建议以后继续联系，讨论建立欧洲学的问题。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国际问题研究大多属于政策性研究。其中不乏佼佼者，但因学者个人学养参差不齐，总的情况并不乐观。特别是有些所谓“创新”成果，或是玩弄概念，或是逞一时“灵感”，终因缺少学术功底，难有可持续性。“欧洲学”谈的虽然是欧洲，但其治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对国际问题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以“欧洲学”为借鉴，建立中国的“美国学”、“非洲学”、“日本学”，乃至“世界学”，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将有更大发展空间，对中国真正做到在国际舞台拥有强大话语权，极有裨益。中国的发展正面临一个重要关键时刻，中国需要有国际发展的大战略;而没有大学问是做不出大战略的！学界津津乐道的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出台，不正得益于人类学家的贡献吗？

在当前国际问题研究浮躁之风盛行的情况下，陈先生的治学理念尤为可贵，值得珍惜和进一步开发。

陈先生提出“欧洲学”理念，实际上是选择了一条从“根”上做学问的路径。这样做学问是要吃苦的，需要排除浮躁习气，摒弃为“创新”而“创新”，为吸引眼球而标新立异等等虚张声势、急功近利的做法;特别有一些所谓“专家”，在既不对国际问题做深入研究，也不对中国国情国史做深入了解的情况下，贸然对国际问题或对中国外交政策发表不负责任的妄判、妄解，更是不可助长。应当指出，国际问题研究是严肃的科学，它需要专业化的知识、科学的态度，还要有吃苦的精神。同时，国际问题研究者对中国问题也应有所研究、有所了解。这样的研究和了解，绝不是数字上的，表面的，而是有深度的，有人文精神的。

欧洲艺术论文范文第4篇

传统艺术教育始于欧洲，欧洲传统的艺术教育为大学艺术教育的教法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既为职业教学提供了教学理论和方法,又为学生提供了社会训练。

欧洲的艺术与设计教育是从传统艺术教育中延伸出来的，艺术与设计教育在西方开始于视觉艺术，也就是传统的绘画和雕塑。早期与艺术设计有关的教育，主要是传统工艺品的设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欧洲传统艺术教育基础的影响。在西方，如果追根溯源，最早的艺术学校是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在希腊建立的，在帕拉图的著作中提及到有关画室教授学徒。欧洲传统的艺术教育中，就是以写实型的绘画训练为基础，我们称之为“学院派”，起因是出自于在17世纪中期就形成了这个教育训练方法的法兰西皇家美术学院。欧洲传统绘画的特点，就是再现与强调描述。长期以来画家们都是把如何有效地表现故事场景、描绘具体的情节或表达某种寓意来进行艺术创作的。

早在艺复兴时期，艺术教育在意大利就发展得比较成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在艺术教育的教学教法领域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想法。在技法纯熟的艺术大师们不断地创作过程中，获得了独特的艺术教育的理论和方法,这些都是按照被保留下来的古代文明的碎片进行了整理和收集。艺术家们不仅恢复了博大精深的欧洲传统艺术,也为欧洲传统艺术教育创造了艺术教育历史上的里程碑,达到了人类不为所知的高度。在14-15世纪早期，画家乔托等就对大自然的景象进行了十分逼真的描绘，与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想相结合，虽然有些呆板僵硬的痕迹，却也显示出了与中世纪所不同的现实主义风格。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出现了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菲尔“盛期三杰”。 提香·韦切利奥被誉为西方油画之父，继承和发展了威尼斯派的绘画艺术，提香对于欧洲后来的绘画艺术有着很大的影响。艺术泰斗们使得这一时期的艺术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到达了最为繁荣和鼎盛的一个时期。

14到16世纪间的人文主义是用来描述比较先进的思想，这段时间里文化和社会上的变化称为文艺复兴，而将教育上的变化运动称为人文主义。在当时的社会，是人们对于拥有崇高的理想和知识教养具有惊人的吸引力的时期,而要实现对于人文主义知识的尊重,就要联合起最不相同的人们：地主和穷人，艺术家和商人，贵族和知识分子。他们不按社会特征区分自己,甚至不按出生地位和财富而按照人文知识的态度来进行划分。人文主义成为了他们拥有对自我征服现实生活的完整性,而沉醉于人文知识的人文理想，为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人文精神，没有疲劳和懒惰的感觉,允许他们毫无保留的杰出的创造，从而意味着获得真正的高尚。

在当时著名的人文圈子中,像公爵卡西姆.美帝奇那样,经过自己的学习教育和所有的著名的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一起使得文艺复兴驰名。

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形成了传统绘画艺术的三个主要系统：透视学、人体解剖和色彩学，老师们通过工作室将这些技巧传授给学生，就是传统的艺术学徒制度，从此就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艺术教育教学方法。到18世纪，欧洲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了这样的美术学院，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典、波兰、德国、奥地利，一直到俄罗斯，都有美术学院的设立，并且基本都直属皇家管理，显示其艺术服务对象是皇室贵族。随着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很多艺术装饰的专业技工，从而衍生出各种工作室，绘画，雕塑，建筑和各种各样的装饰技法。 到17世纪中叶，法国的皇家美术学院设立了绘画、雕塑、建筑三个学院，有了更加明确的专业设置，但是教育方法还是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画室制度相似，还是以视觉描绘技法为主要训练目标，这种画室制度至今都在影响欧洲其他许多国家。在19世纪中叶，因为皇室贵们族对艺术品、工艺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各个艺术学院都增设了与设计有关的专业，比如家具设计、室内装饰、园林设计、首饰设计、陶瓷设计、编织和印染设计等等。虽然教授艺术技巧，各自所教的不同，但也都是通过教学提高学生的审美经验，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在教学过程中，更加注意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所有的著名的艺术大师都拥有对在自己身边的学生的教育，对他们的艺术教育的实施负责,而这不仅仅是师教问题,教学问题和对学生们的教育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艺术家阿尔布雷特·丢勒留下的艺术作品和著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无论是在艺术教育理论的领域上,还是在艺术教育方法的领域上，都创造了让人激动不已的巨大的价值。丢勒, 在世界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家，他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形式和理论传播到欧洲，创造和奠定了德意志民族画派的传统和基础，并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世界艺术的发展，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之一。

就像伟大的古希腊画家认为：“在艺术创作中，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普通认为的视觉的表像上,而是必须在依靠准确的科学知识上来进行理解和表现。”和丢勒同一时期的艺术家和素描理论家列尼桑斯·列奥·巴基斯特在《关于绘画的三本书》一书中写到：“我认为拥有高尚头衔的年轻人开始学习绘画时，都必

转贴于

须要知道古代画家巴姆非的格言，他认为一个好的画家要想能真正画的好，就必须要很好地懂得绘画理论。”丢勒在自己的格言中也提到：“关于在平面绘画基础上的原理以及正确的教育理论，要给予科学的教学方法…”同时，他也认为绘画并不是像机械训练那样只是对照实物描绘，而是要像智慧的科学训练。这个科学的艺术教育宗旨反映在以后的米开朗基罗的话中：“用头脑去画，而不是用手。”

在所有的艺术教育发展过程中，丢勒的建议是从认识实物再到平面绘画上。在古希腊时期，这个原理就奠定了古希腊艺术教育着手于学生们和拥护者们从主观观察自然，到归结为客观认识自然的景色，这也是艺术教育教法确立的初期，从只是对照实物绘画的基础上转变为真正的依据科学理论来进行分析绘画。这个新的艺术理论在当时的欧洲艺术教育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伟大的建筑师弗罗列·布鲁涅列斯基和伟大的雕塑家多纳泰罗在对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完美性的寻找研究中，从佛罗伦萨到罗马，在那里他们开始测量建筑的细节和绘制教堂的计划。著名的圣母玛利亚教堂的穹顶就是这位天才建筑师布鲁涅列斯基归结为对自己这一研究的明确结论，并且认为这个巨大的从容不迫的建筑就是他毕生所为之奉献的志向。

而意大利雕塑家多纳泰罗则是真正的改革者，他用自己探索领域的广泛性和多才多艺的天赋在欧洲立体艺术后面的发展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多纳泰罗在关注建立浪漫派教会浮雕的基贝尔基的工作室教学，他很快的就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并开始创立独立工作室。多纳泰罗去罗马的旅行还促进了他对古代艺术的更深层的理解，也促使了欧洲传统的艺术教育处于佛罗伦萨教堂讲坛中那些浮雕艺术的实现。

也许，古代欧洲的马克·阿弗列里亚的纪念碑，正是鼓舞多纳泰罗在意识上重新认识到艾拉茨莫·达那勒尼骑马的浮雕，这是位于巴杜阿教堂广场上的第一个骑马的布鲁涅列斯基纪念碑，它也是以后时期在欧洲城市建立的所有骑马的浮雕的始祖。

后来的本·罗基欧继续创作这个题材时，他的工作室就成为了运动解剖学的人文研究的中心之一，在那里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创始人莱昂纳多·达·芬奇的指导。达·芬奇在其身后留下的诸多教学笔记和素描中，可以证实关于他的包罗万象的天才智慧。《绘画论》是达·芬奇最著名的理论著作，这部未完稿的理论著作在素描艺术教育教法的发展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是文艺复兴时期理论研究的重大成果。在这部著作中，包含了有按照解剖学的主张和展望来发展绘画艺术的教育，他努力寻找能够使人体运动协调的结构和规律性，依据科学理论研究出色彩关系和反射作用。他像严肃看待科学的学科那样来看待素描绘画艺术。然而达·芬奇指责阿里列勒基和丢勒借助于计算的绘画方法，他明确的回答这个绘画体系对学生有害，但这个绘画体系的发明是由那些不会独立绘画，只会用自己论述的观点和理论去进行艺术教育的人。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受教育者会使用懒惰的方法来进行绘画，他们是对自己智慧的危害，有这个的帮助任何时候也不会创造出一个好作品。如果能够继续按照知觉绘画的道路那样用稳固的训练方法来学习，就会有循序渐进的表现，也是艺术教育的根本。在达·芬奇的追随者和学生中间没有任何一个在艺术天分上能够超越他的；在对艺术的独立看法被基本剥夺的情况下，他们仅仅只能是表面上领会达·芬奇的艺术方式，真正的艺术精髓也许永远也无法有人能够领会。

而无论是丢勒还是达·芬奇，他们都是已知的艺术形式的代表之一，从早年在父亲的工作室，随后向画家沃勒基姆特和一直在德国土地漫游的丢勒吸收德国15世纪的艺术遗产，但是大自然还是成了他最重要 

转贴于

的老师。

丢勒总结的艺术教育的形式中提到，建议素描训练作为艺术教育的基本。他建议在艺术教育开始阶段把造型结构训练看作是重要的基础部分。对于现在来说，这个方法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整个艺术教育师范教育和对学生的培养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中很少有人会去思考这些。在达·芬奇的《绘画论》一书中提到：丢勒如同一位教育家一样，对学生的艺术修养教育的所有的基础观点，按照这一点阐明如何实现学生们应该得到的教育。他写道，“在教育的最初阶段要好好地教导他们，然后一边告诉他们培养的方法，一边讲如何用最好的和最善良的语言，用赞扬或鼓励的方式来教导他们。”丢勒在确立欧洲传统艺术教育的《音乐的改变》一书中，划分出了特殊的意义：“为了让他们不看见什么不好的，而只有用好的东西来削弱他们的智慧，这个想法是在美术学院以往的自身发展中获得的。”

欧洲艺术论文范文第5篇

传统艺术教育始于欧洲，欧洲传统的艺术教育为大学艺术教育的教法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既为职业教学提供了教学理论和http://方法,又为学生提供了社会训练。

欧洲的艺术与设计教育是从传统艺术教育中延伸出来的，艺术与设计教育在西方开始于视觉艺术，也就是传统的绘画和雕塑。早期与艺术设计有关的教育，主要是传统工艺品的设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欧洲传统艺术教育基础的影响。在西方，如果追根溯源，最早的艺术学校是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在希腊建立的，在帕拉图的著作中提及到有关画室教授学徒。欧洲传统的艺术教育中，就是以写实型的绘画训练为基础，我们称之为“学院派”，起因是出自于在17世纪中期就形成了这个教育训练方法的法兰西皇家美术学院。欧洲传统绘画的特点，就是再现与强调描述。长期以来画家们都是把如何有效地表现故事场景、描绘具体的情节或表达某种寓意来进行艺术创作的。

早在艺复兴时期，艺术教育在意大利就发展得比较成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在艺术教育的教学教法领域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想法。在技法纯熟的艺术大师们不断地创作过程中，获得了独特的艺术教育的理论和方法,这些都是按照被保留下来的古代文明的碎片进行了整理和收集。艺术家们不仅恢复了博大精深的欧洲传统艺术,也为欧洲传统艺术教育创造了艺术教育历史上的里程碑,达到了人类不为所知的高度。在14-15世纪早期，画家乔托等就对大自然的景象进行了十分逼真的描绘，与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想相结合，虽然有些呆板僵硬的痕迹，却也显示出了与中世纪所不同的现实主义风格。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出现了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菲尔“盛期三杰”。 提香·韦切利奥被誉为西方油画之父，继承和发展了威尼斯派的绘画艺术，提香对于欧洲后来的绘画艺术有着很大的影响。艺术泰斗们使得这一时期的艺术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到达了最为繁荣和鼎盛的一个时期。

14到16世纪间的人文主义是用来描述比较先进的思想，这段时间里文化和社会上的变化称为文艺复兴，而将教育上的变化运动称为人文主义。在当时的社会，是人们对于拥有崇高的理想和知识教养具有惊人的吸引力的时期,而要实现对于人文主义知识的尊重,就要联合起最不相同的人们：地主和穷人，艺术家和商人，贵族和知识分子。他们不按社会特征区分自己,甚至不按出生地位和财富而按照人文知识的态度来进行划分。人文主义成为了他们拥有对自我征服现实生活的完整性,而沉醉于人文知识的人文理想，为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人文精神，没有疲劳和懒惰的感觉,允许他们毫无保留的杰出的创造，从而意味着获得真正的高尚。

在当时著名的人文圈子中,像公爵卡西姆.美帝奇那样,经过自己的学习教育和所有的著名的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一起使得文艺复兴驰名。

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形成了传统绘画艺术的三个主要系统：透视学、人体解剖和色彩学，老师们通过工作室将这些技巧传授给学生，就是传统的艺术学徒制度，从此就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艺术教育教学方法。到18世纪，欧洲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了这样的美术学院，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典、波兰、德国、奥地利，一直到俄罗斯，都有美术学院的设立，并且基本都直属皇家管理，显示其艺术服务对象是皇室贵族。随着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很多艺术装饰的专业技工，从而衍生出各种工作室，绘画，雕塑，建筑和各种各样的装饰技法。 到17世纪中叶，法国的皇家美术学院设立了绘画、雕塑、建筑三个学院，有了更加明确的专业设置，但是教育方法还是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画室制度相似，还是以视觉描绘技法为主要训练目标，这种画室制度至今都在影响欧洲其他许多国家。在19世纪中叶，因为皇室贵们族对艺术品、工艺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各个艺术学院都增设了与设计有关的专业，比如家具设计、室内装饰、园林设计、首饰设计、陶瓷设计、编织和印染设计等等。虽然教授艺术技巧，各自所教的不同，但也都是通过教学提高学生的审美经验，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在教学过程中，更加注意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所有的著名的艺术大师都拥有对在自己身边的学生的教育，对他们的艺术教育的实施负责,而这不仅仅是师教问题,教学问题和对学生们的教育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艺术家阿尔布雷特·丢勒留下的艺术作品和著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无论是在艺术教育理论的领域上,还是在艺术教育方法的领域上，都创造了让人激动不已的巨大的价值。丢勒, 在世界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家，他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形式和理论传播到欧洲，创造和奠定了德意志民族画派的传统和基础，并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世界艺术的发展，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之一。

就像伟大的古希腊画家认为：“在艺术创作中，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普通认为的视觉的表像上,而是必须在依靠准确的科学知识上来进行理解和表现。”和丢勒同一时期的艺术家和素描理论家列尼桑斯·列奥·巴基斯特在《关于绘画的三本书》一书中写到：“我认为拥有高尚头衔的年轻人开始学习绘画时，都必

转贴于 http://

须要知道古代画家巴姆非的格言，他认为一个好的画家要想能真正画的好，就必须要很好地懂得绘画理论。”丢勒在自己的格言中也提到：“关于在平面绘画基础上的原理以及正确的教育理论，要给予科学的教学方法…”同时，他也认为http://绘画并不是像机械训练那样只是对照实物描绘，而是要像智慧的科学训练。这个科学的艺术教育宗旨反映在以后的米开朗基罗的话中：“用头脑去画，而不是用手。”

在所有的艺术教育发展过程中，丢勒的建议是从认识实物再到平面绘画上。在古希腊时期，这个原理就奠定了古希腊艺术教育着手于学生们和拥护者们从主观观察自然，到归结为客观认识自然的景色，这也是艺术教育教法确立的初期，从只是对照实物绘画的基础上转变为真正的依据科学理论来进行分析绘画。这个新的艺术理论在当时的欧洲艺术教育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伟大的建筑师弗罗列·布鲁涅列斯基和伟大的雕塑家多纳泰罗在对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完美性的寻找研究中，从佛罗伦萨到罗马，在那里他们开始测量建筑的细节和绘制教堂的计划。著名的圣母玛利亚教堂的穹顶就是这位天才建筑师布鲁涅列斯基归结为对自己这一研究的明确结论，并且认为这个巨大的从容不迫的建筑就是他毕生所为之奉献的志向。

而意大利雕塑家多纳泰罗则是真正的改革者，他用自己探索领域的广泛性和多才多艺的天赋在欧洲立体艺术后面的发展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多纳泰罗在关注建立浪漫派教会浮雕的基贝尔基的工作室教学，他很快的就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并开始创立独立工作室。多纳泰罗去罗马的旅行还促进了他对古代艺术的更深层的理解，也促使了欧洲传统的艺术教育处于佛罗伦萨教堂讲坛中那些浮雕艺术的实现。

也许，古代欧洲的马克·阿弗列里亚的纪念碑，正是鼓舞多纳泰罗在意识上重新认识到艾拉茨莫·达那勒尼骑马的浮雕，这是位于巴杜阿教堂广场上的第一个骑马的布鲁涅列斯基纪念碑，它也是以后时期在欧洲城市建立的所有骑马的浮雕的始祖。

后来的本·罗基欧继续创作这个题材时，他的工作室就成为了运动解剖学的人文研究的中心之一，在那里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创始人莱昂纳多·达·芬奇的指导。达·芬奇在其身后留下的诸多教学笔记和素描中，可以证实关于他的包罗万象的天才智慧。《绘画论》是达·芬奇最著名的理论著作，这部未完稿的理论著作在素描艺术教育教法的发展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是文艺复兴时期理论研究的重大成果。在这部著作中，包含了有按照解剖学的主张和展望来发展绘画艺术的教育，他努力寻找能够使人体运动协调的结构和规律性，依据科学理论研究出色彩关系和反射作用。他像严肃看待科学的学科那样来看待素描绘画艺术。然而达·芬奇指责阿里列勒基和丢勒借助于计算的绘画方法，他明确的回答这个绘画体系对学生有害，但这个绘画体系的发明是由那些不会独立绘画，只会用自己论述的观点和理论去进行艺术教育的人。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受教育者会使用懒惰的方法来进行绘画，他们是对自己智慧的危害，有这个的帮助任何时候也不会创造出一个好作品。如果能够继续按照知觉绘画的道路那样用稳固的训练方法来学习，就会有循序渐进的表现，也是艺术教育的根本。在达·芬奇的追随者和学生中间没有任何一个在艺术天分上能够超越他的；在对艺术的独立看法被基本剥夺的情况下，他们仅仅只能是表面上领会达·芬奇的艺术方式，真正的艺术精髓也许永远也无法有人能够领会。

而无论是丢勒还是达·芬奇，他们都是已知的艺术形式的代表之一，从早年在父亲的工作室，随后向画家沃勒基姆特和一直在德国土地漫游的丢勒吸收德国15世纪的艺术遗产，但是大自然还是成了他最重要 

转贴于 http://

的老师。

丢勒总结的艺术教育的形式中提到，建议素描训练作为艺术教育的基本。他建议在艺术教育开始阶段把造型结构训练看作是重要的基础部分。对于现在来说，这个方法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整个艺术教育师范教育和对学生的http://培养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中很少有人会去思考这些。在达·芬奇的《绘画论》一书中提到：丢勒如同一位教育家一样，对学生的艺术修养教育的所有的基础观点，按照这一点阐明如何实现学生们应该得到的教育。他写道，“在教育的最初阶段要好好地教导他们，然后一边告诉他们培养的方法，一边讲如何用最好的和最善良的语言，用赞扬或鼓励的方式来教导他们。”丢勒在确立欧洲传统艺术教育的《音乐的改变》一书中，划分出了特殊的意义：“为了让他们不看见什么不好的，而只有用好的东西来削弱他们的智慧，这个想法是在美术学院以往的自身发展中获得的。”

欧洲艺术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俄罗斯 造型艺术 油画

对于俄罗斯油画造型艺术，有些人或多或少对其认识有所偏颇。人们对于俄罗斯艺术的认识仍然持守旧的、不时髦的、单一等消极观点，对于俄罗斯艺术多以批判的视角来观看。

一、对20世纪初俄罗斯的艺术再认识的必要性

如果重新来看俄罗斯艺术，会发现19世纪末巡回画派出现的重要性，巡回画派将西方油画造型艺术转化为民族艺术语言，油画造型艺术实现了其油画本民族化。在有了自身独立的民族语言后，俄罗斯艺术完全走向艺术自觉和艺术自律的道路。20世纪初形成了俄罗斯现代艺术，即当时的俄罗斯前卫艺术，这些前卫艺术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艺术的发展，甚至成为欧洲艺术的先锋。在19世纪末西欧文化运动浪潮的影响下，俄罗斯艺术最终发展出自身的前卫艺术，与西欧艺术相互影响。而能够与西欧文化艺术相互互动，则在于民族文化的不同特质和民族传统文化中思维、理念、态度的独特性，正因为这些不同才提出了相对于西欧未曾提出来的艺术新主张和艺术口号，从而影响到西欧艺术，甚至成为西方艺术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自20世纪初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油画艺术经历百余年的历史，一直有两股重要的文化力量影响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一股文化力量是引进的欧洲油画造型教育，另一股文化力量来自于俄罗斯油画造型艺术教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的美术教育体系对中国油画造型艺术教育体系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前者因当时政治环境的原因，留法等国的艺术家未受到重用，未能形成相应的美术教育体系，而后者因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发展，并最终促使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形成。中国油画造型艺术经历了百年的历程后，现处于历史的转型期中，与20世纪初的俄罗斯艺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艺术开始走向自觉性和自律性。我国改革开放后，在欧美文化和现当代艺术流派、艺术思路、艺术观念、艺术思潮冲击下，中国油画造型艺术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并波及到各高校的美术教育之中。由于我国油画造型艺术还未完全形成民族化语言，多是模仿西方艺术史和当代艺术中的各个艺术样式，要使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世界，在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如何建立自身的价值显得尤为重要。油画艺术的民族化或文化价值的输出终将在未来发生，而在这个发生的过程中，可以借鉴20世纪初俄罗斯的前卫艺术带来的启示。

对20世纪初俄罗斯的前卫艺术进行挖掘、认识和理解，一方面有助于重新认识俄罗斯艺术和俄罗斯美术教育，全面正确的看待俄罗斯造型艺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俄罗斯艺术发展过程的再认识，有助于了解中国油画造型艺术所处的历史阶段。中国百年的油画发展，一直处于模仿和学习阶段，没有完成油画民族化，如今中国的油画正处于这一历史的转型成熟阶段。对于俄罗斯20世纪初艺术的再认识，有助于认识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阶段。

二、俄罗斯艺术的民族化

俄罗斯造型艺术的民族化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俄罗斯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引进西欧文化艺术，包括油画造型艺术，这是全盘学习西欧文化和西化的过程。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前，俄罗斯油画造型艺术一直沿用的是西欧古典艺术的体系，即油画题材以传统的圣像画题材、宗教题材以及古典题材为主；所营造的画面以古典写实为主；油画造型技法多是欧洲传统的古典绘画技巧，酱油色的调子、经典的人物形象等，没有过多地加入俄罗斯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民族面貌。这也表明从欧洲引进的油画造型艺术更多的是继承，并没有多少融合和发展，更无从谈起油画语言的民族化和艺术的自由性。

19世纪60年代，沙皇政府被迫废除农奴制度，涌现出一批文化先进人物。在美术领域内，皇家美术学院打破了18世纪建院时的常规，非贵族出身的青年也可以考试进入学院学习，为“巡回画派”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正因为贵族制度的打破，艺术不再服务于贵族皇室，一批思想比较开明、活跃的带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学子试图用自身的感受进行艺术创作。正是因为这些带着独立思考的年青学子，将油画造型艺术为自身服务，促使油画造型艺术向民族文化方向上进行探索。这种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俄罗斯民族风情艺术作品。因此，“巡回画派”在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经历了繁荣的阶段，阵容日益壮大。

相比之下，学院派的作品非常平庸，无法与之相抗衡，被迫于19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教学改革。皇家美术学院的改革代表整个社会的艺术变革，重新建立新的教学体系，表明俄罗斯艺术开始否定欧洲传来的古典油画艺术，开始由“巡回画派”成员参与到教学和油画造型的民族化过程，而后批判现实主义成为学院派教学的主导力量，俄罗斯油画造型艺术逐步带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文化。

“巡回画派”的出现，摆脱了长期以来一直继承的欧洲古典艺术样式，题材开始趋于世俗化和平民化，并将油画语言与俄罗斯民族文化、民族性格融入其中，形成具有本民族语言的艺术。绘画技巧方面脱离了一直沿用的欧洲古典技法和古典调子，采用更加率真的技巧，其面貌、形象更加接近于俄罗斯现实生活，强调真实性和社会性。这样的变化进一步促使绘画技巧趋于更加直观的表达，艺术脱离贵族趣味后具有更多的自由，从而为艺术完全的自发性和自律性奠定了基础。

三、20世纪初俄罗斯的前卫艺术

19世纪末俄罗斯的艺术已扎根于民族文化中，这使俄罗斯传统文化和油画造型艺术紧密相连。俄罗斯油画造型艺术的民族化使得艺术家都以俄罗斯本民族文化为主导，俄罗斯的艺术自觉性和自律性逐步形成，并且受政治和宗教的影响相对较小，俄罗斯艺术开始与欧洲艺术同步。这一时期欧洲艺术浪潮蓬勃发展，各种艺术家流派、风格、艺术形式、艺术理念、艺术主张等艺术活动十分活跃。90年代初，圣彼得堡一群接受高等艺术教育的青年组织了一个名为“艺术世界”的文艺团体，主要是探讨其文艺发展的问题，并且介绍西方艺术和动向，这个团体对俄罗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世纪初，俄罗斯文化与西欧文化的交流促使俄罗斯艺术进行变革。除了“艺术世界”组织对于西欧文化的介绍之外，俄国的收藏家收购了不少包括马蒂斯、毕加索在内的许多现代艺术家的作品，对俄罗斯前卫艺术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巡回画派的批判现实主义，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俄罗斯艺术，但它仍旧注重社会性，并未完全走上艺术自身和艺术自律的道路，因而新一代的年轻艺术家在艺术自觉的道路上继续进行探索。

这一时期，俄罗斯出现了一批对欧洲文化产生很大影响的艺术家及著作宣言，如康定斯基的《论艺术的精神》、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塔特林的构成派等。康定斯基是欧洲抽象主义绘画理论与实践的奠基人，为西方的抽象艺术奠定了基础；马列维奇发表了《至上主义宣言》，强调感觉的纯粹性和艺术的哲理性、观念性，促使西欧艺术走向极简、极端后对于观念的关注，对西方观念艺术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塔特林的构成派则对工业设计和艺术设计产生重要的影响。

俄罗斯的前卫艺术从“艺术世界”到“先锋派”，逐渐否定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观念和古典学院派的造型传统，完成了向现代艺术的转型，在整个欧洲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然而现代艺术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1934年苏联第一次代表大会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后，受到苏联意识形态的打压，俄罗斯现代艺术并没有沿着艺术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

俄罗斯前卫艺术的产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俄罗斯本民族的文化艺术的崛起，是欧洲艺术史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对欧洲美术史产生重大影响，在俄罗斯本土持续了二三十年。之所以重新看待俄罗斯前卫艺术，是因为这一段艺术史对于中国当代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油画经历了百年的发展，至今油画在中国并没有完全形成独立的民族艺术语言，仍然处于不断模仿西方艺术和西方观念的过程中。虽然当下油画造型艺术出现诸多形式，但很多艺术作品、艺术形式和风格等，皆可以在欧洲艺术史和当代艺术中找到相关的模仿痕迹。

改革开放以来，欧美文化艺术涌入国门，西方美术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从印象派、后印象派、立体主义、野兽主义、未来主义等一直到观念艺术、波普艺术，所产生的艺术家、艺术风格、艺术流派、艺术思潮、艺术形式以一个横向的时空展现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也促使了艺术趋向于艺术自觉和艺术自律性，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艺术有异曲同工之趣。

俄罗斯的前卫艺术之所以对欧洲美术史产生重要的影响，主要在于俄罗斯民族文化与西欧文化的异同，这种异同所产生的思想是影响西欧文化中的重要因素。我国艺术倘若要形成自身具有强烈声音的艺术，就应该从与欧洲艺术相异同的文化环境中寻找。如现代抽象艺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奠基人康定斯基，对俄罗斯民间绘画和装饰艺术夸张的、非写实的表现手法和强烈的色彩，促使他对非物质化问题的思考，他认为艺术是关于精神方面的问题，《论艺术的精神》成为抽象艺术中的第一本重要著作，对欧洲艺术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本民族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特质下进行创造，是影响西方文化艺术的关键因素。

结语

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已有百年的历程，中国油画有了相应的生命力。但如何将油画语言转化成为一门民族艺术语言，让油画具有本民族特点，同其他民族相区别，形成与西欧油画艺术和俄罗斯油画艺术不同的面貌，是值得当下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长期思考的问题。

正如20世纪初俄罗斯前卫艺术一样，一旦建立艺术的民族语言，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语言去从事艺术创作，必然在文化形态和文化思维方面与欧洲艺术文化异同，这些异同会产生文化输出力量和文化影响力。这种相融合后的艺术，不再处于一种模仿的地位，而是有西欧现当代艺术中缺失的艺术人文观点，作为一种输出文化，才可能产生影响西方文化的力量。中国油画造型处于转型创造的成熟阶段，是油画造型艺术的民族化阶段，也是中国文化艺术向外输出的阶段。

参考文献：

[1]孙韬.梅利尼科夫和俄罗斯美术的转型[J].美术研究，2012（11）.

欧洲艺术论文范文第7篇

论金钱化的好莱坞与艺术化的欧洲电影 文 章 来 自 3 e d u 教育 网

在艺术家族中,电影位列文学、戏剧、绘画、音乐、舞蹈、雕塑之后,常常被人们称为第七艺术。电影自1895年诞生以来迅速成为人类的宠儿。今天,电影不仅是一门艺术,还是一种被资本操控的商业工具。好莱坞电影以高额的成本投入、庞大的明星阵容、恢弘的场景构建、高端的数字技术制作自成特色,引领当今世界电影的发展潮流。然而,艺术是多元的、文化是多元的,世界上总有一些电影人对好莱坞模式很不以为然,他们标新立异,竭力将电影个性化,不断拓宽电影的艺术空间。《反好莱坞:欧洲电影十大师》,从文化艺术多元的角度反思好莱坞电影的种种弊端,对欧洲十位电影大师及其作品进行深入浅出的剖析,给人诸多启迪。

好莱坞:经济利益的疯狂追逐者

电影为什么受到人们的喜爱?这个问题必须说清楚。电影是声音和画面的巧妙组合,组合后的声音和画面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听视享受,同时在审美角度给人以无限的愉悦感和想像力。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还兼具娱乐休闲的功能。电影是艺术与技术的呈现,它几乎涵盖了文学、戏剧、绘画、摄影、音乐等艺术门类方方面面的优势。这些优势汇集到电影当中,会产生神奇的魅力。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对于世界电影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好莱坞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化的创作模式:类型化的电影和大团圆式的故事结尾。直到今天,好莱坞的电影生产商还在沿用这种模式。

电影生产固然离不开金钱的支持,但是把电影作为一种赚钱的工具,电影作为艺术的面目将变得逐渐模糊。众所周知,当艺术和金钱勾搭成奸后,艺术将不再纯洁,电影也同样如此。说到底,今天好莱坞电影都是围绕金钱的指挥棒转,票房效益大于一切。在这样现实的利益面前,好莱坞没有哪个制片人愿意投钱拍摄文艺片,更不愿意在艺术方面展开大胆的探索。好莱坞构建的电影帝国是一个金钱世界,翻开世界电影艺术史,好莱坞电影在艺术中留名的屈指可数,这不能不说是好莱坞电影的悲哀。

如果说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电影是商业电影的集大成者,那么欧洲电影则是艺术电影的守护神。欧洲是美国的故乡,欧洲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人文主义精神,对于电影艺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作用的作用。在世界电影艺术中,欧洲不论各个历史阶段,都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和电影作品。本书选择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十位电影大师进行解读,他们分别是:瑞典的伯格曼,意大利的费里尼、安东尼奥尼、帕索里尼,法国的戈达尔、雷乃,波兰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前苏联的塔可夫斯基,西班牙的布努艾尔和希腊的安哲罗普洛斯。这些电影大师凭着对文化的敬仰之情、对人类自身的关注和虔诚认真的创作态度,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现在社会中有一种玩世不恭的说法,做什么都是“玩玩而已”,做生意是玩玩而已,搞学问是玩玩而已,搞艺术是玩玩而已,搞写作也是玩玩而已。这种玩玩而已的态度,如果出自名人之口,可能是一种谦辞,如果草根们在具体的实践中真的玩玩而已,其结果肯定是玩得很惨,摔得很疼。欧洲的电影大师们表明上懒散无神采,但是他们个个都是思想者,对电影、对人生都严厉得几乎苛刻,也许是他们这些大师对电影太在乎、太较真、太过于执着,他们电影作品中充满了哲学的追问和极端个性的话语叙事,导致他们的作品产量不高,并且普通观众都难以看得懂。但是他们在电影艺术中的每一次探索,都给电影艺术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一位优秀的电影导演,不是把票房当作检验电影成功与否的标尺,而是看其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整体艺术风貌高低与否。优秀的电影导演不仅是艺术家,还是电影诗人、电影哲学家。

欧洲电影:个性化创作彰显艺术魅力

《反好莱坞:欧洲电影十大师》一书中,作者认为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是世界电影的教父。瑞典作为北欧国家,自上世纪初从未遭受战火的洗礼,人们过着宁静富裕的生活。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于电影创作而言,是不可多得的机遇。伯格曼1918年出生在宫廷牧师家庭,也许是从小在宗教的氛围中长大,以至于他的一些电影作品带有浓烈的宗教色彩。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攻读文学与艺术史期间,他曾经就参加戏剧小组,从事戏剧创作活动。大学毕业后,他长期在担任戏剧导演。戏剧是他的本业,而电影创作则是“副业”,他不愧是一个电影天才,在从事戏剧创作的过程中歪打正着,拍摄了一生中最有成就的四部电影《夏夜的微笑》、《第七封印》、《野草莓》、《处女泉》。 再看看意大利的费里尼、安东尼奥尼、帕索里尼三位大师。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故乡,这里自古以来历史人文底蕴深厚,艺术家们历来都不太瞧得起美国电影,他们认为好莱坞虚伪、滥情、肤浅,没有文化内涵。意大利的电影大师们自认为与生俱来就受到艺术之神的青睐,他们没有理由不把电影把玩得精彩,事实上他们确实是懂电影的。

二战中意大利战败,当时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激烈,人民依然处于动荡的社会生活中,很多电影人把电影镜头直指现实生活,反映底层人民穷苦潦倒的生活。费里尼在电影中延续了这种现实风格,但是他对生活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艺术中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最有名的代表作《八部半》是电影史中的惊叹号,在戏剧力量、个人视像和电影语言的掌握方面,成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杰作。这部电影用最质朴的方式谈论自己:孩提时代所萌发的性意识,导演自己与妻子、情人们之间的矛盾。费里尼曾经说过:“我拍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自传式的,即便是描绘一个渔夫的生活,也是自传式的。”这部电影在剪辑上的时空跳跃形成了一种独特风格,即被人们称作“意识流”风格。作为意大利电影之父的费里尼从来都没有想到,作品中的意识流风格,掀起了世界电影艺术新的浪潮。

同为意大利电影大师的安东尼奥尼是中国观众熟悉的导演,上世纪七十年年代他曾应中国政府之邀,深入中国内地拍摄。其纪录片《中国》反映了当时中国百姓本真的生活面貌,在中国一度被列为“禁片”。殊不知,纪录片并非安东尼奥尼的强项,故事片是他的擅长。在电影中,人际关系的破裂、人与人之间和人与周围世界的突然异化问题,是他感兴趣的问题。现代生活构成了他影片的背景,而在这个背景前生活着的人,是一种孤独的、精神空虚的人。他最着名的影片是《红色沙漠》,影片描写了一位因车祸受刺激失去心理平衡的人所意识到的社会。影片中他颠覆了自然中的色彩,所有色彩变成非现实、超现实的色彩,有评论家认为这部影片,是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彩色影片。

帕索里尼也许是世界上最另类的电影大师。他拍摄的“生命三部曲”《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更近于一种狂欢,一种大众神话。这些影片以精妙绝伦的奇观景象、精心编排的异国情趣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他最惊世骇俗电影《索多玛120天》,将法国“臭名昭着”的性作家萨德的作品搬上银幕。电影中的意图是:暴露法西斯虐杀者们的凶残,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充满病态的色欲和施虐淫者的残忍这类画面的描述方面,实在是惊人之作。有人称这部影片是“一部不可不看,却不可再看”的影片。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还是一名同性恋。1975年,他与十七岁的男妓发生矛盾并被刺死。一代电影大师竟以这样惨烈而尴尬的结局,结束了充满争议的一生。

人文关怀:世界电影创作的共同担当

法国是欧洲文化的重镇,这里从来都不缺乏艺术天才,在艺术领域随便说出一个人的名字都响当当的。法国人对本民族的文化充满自信和骄傲,巴黎的艺术流派向来是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戈达尔是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是优秀的电影导演,还是电影评论家,经常在法国着名期刊《电影手册》上撰写影评。他对生活的这个世界愤世嫉俗,总是喜欢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倾注在自己的电影作品中,他的第一部电影《筋疲力尽》,是法国新浪潮电影流派中最着名的代表作,戈达尔和这部电影的名字一样,对生活筋疲力尽,对婚姻筋疲力尽,唯独对电影充满热情。他的一生都特立独行地进行电影创作和电影理论研究,赢得学界的尊重。

雷乃和戈达尔身处同一个时代,作为法国左岸派电影流派的代表人物。他有一个闻名世界的画家爸爸叫雷诺阿,也许是从小受到艺术熏陶,在文学、电影方面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广岛之恋》是他最得意的代表作,本片完全摒弃了传统的故事和线性的叙事结构,通过大量的“闪回”和画外音,打破了时空界限和对情节的外部描述,把过去与现在、经历和对经历的描述交织在一起,在对记忆与遗忘、经验与时间等问题的探讨中表现了战争给人带来的梦魇。

苏联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遭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但是电影艺术始终处在世界的高度,不能不说是一个谜。塔可夫斯基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在苏联国立电影学院系统学习了导演专业的课程。大学毕业时,他在电影剪辑即蒙太奇理论方面就有独立的见解。他执导的《伊万的童年》,把他直接送上了电影的宝座。他是一个用电影雕刻时光的人,可见他对电影何其用心。

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是当代欧洲最具独创性、最有才华和最无所顾忌的电影大师,但并非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在电影之路上一帆风顺。相反,他在报考华沙电影学校的过程中屡次失败,但是这并没有终止他对电影的梦想。他最初引起电影界的关注,不是电影作品,而是电视系列剧《十戒》。上世纪九十年他创作的《蓝》、《白》、《红》,其主题直指人的本体精神。他不是讲故事的好手,但是他比所有的故事家都懂得人性的复杂和深刻。

西班牙导演布努艾尔是超现实主义电影大师,年轻时代他攻读农业工程,尔后转学农艺学,最后学哲学。但是他对这些知识没有太大兴趣,和所有电影大师一样他痴迷电影。他最着名的作品《一条安达鲁狗》、《黄金时代》、《无粮的土地》,把他推到世界电影的前列。电影拍摄中,他特别注意节约成本,一般都将摄制周期控制在几周之内,从不偏离剧本,完全按照顺序拍摄影片以尽量节省剪辑时间。他基本不对演员们说戏,还常常拒绝回答演员提出的问题,就是这么一个导演,他用自己的风格演绎着对电影的理解。

欧洲艺术论文范文第8篇

（一）中国戏曲的形成发展

中国的戏曲是古代的舞剧的继承和发展。中国最早的舞剧是葛天氏的《吕氏春秋·古乐篇》，这是一种集音乐、舞蹈、器乐为一体的艺术。南北朝时期，产生了民间歌舞戏和参军戏。如歌舞大戏《大面》、《踏谣娘》，如产生于东晋时期的参军戏在隋唐时期仍属于“散乐”的范畴，并十分流行。

从原始歌舞逐渐发展成以歌舞演故事，是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历经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几千年。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戏曲载歌载舞的艺术形式，是经过数百年的承续、发展，而成熟的渐变过程，因而中国戏曲根基深厚，艺术体系完善。

（二）欧洲歌剧的形成与发展

欧洲歌剧发源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因此意大利被赞誉为“欧洲歌剧的故乡”。意大利早期歌剧称为“音乐戏剧”，它是一种音乐、文学、戏剧、美术、舞蹈相结合的综合艺术体裁。它的诞生是巴罗克时期音乐艺术领域最伟大的一场革命。

欧洲歌剧的音乐素材大多来源于民歌和宗教音乐。1597年第一部歌剧《达夫尼》诞生，由利努契尼提供脚本，佩里作曲，但这部歌剧没有流传下来。1600年，利努契尼和佩里再次合作，创造了歌剧《尤丽迪茜》。其题材来自圣经，这部歌剧已经具有了严格意义上歌剧的雏形——宣叙调、歌曲、合唱、舞蹈管弦乐队和终曲。

18世纪末19世纪初，意大利的社会动荡不安。使歌剧进入了衰落时期。但是在民族运动的影响下，作曲家罗西尼又恢复了意大利的歌剧艺术。在罗西尼之后，有许多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涌现出来，如贝利尼、多尼采蒂、威尔第等都在意大利歌剧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出现了一股“真实主义”。“真实主义”着重描述普通人的情感冲动和暴烈行为。它取材于社会生活，尤其是体现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形象，改变了以前浪漫派歌剧所表现的神话故事内容。后来，欧洲出现了正歌剧，正歌剧是用歌唱来展开戏剧的。对正歌剧做出突出贡献的是威尔第，他的艺术生涯在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中国戏曲和欧洲歌剧的差异

（一）写意与写实

中国戏曲和欧洲歌剧对于美的艺术追求，都与各自的民族文化渊源和艺术观念息息相关。中国人认为“凡音之起，有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乐记》）。因而中国古代戏曲艺术是强调“以我观物”的美学准则。西方人则认为艺术应该“被物所没”，强调“以物现物”的重要哲学思想。中国的戏曲与诗、词、歌、赋有着渊源的关系，偏重“言志”抒情，欧洲歌剧导源于古希腊的史诗戏剧，偏重再现模仿。中国戏曲“写意”求美，欧洲歌剧“写实”求真。这两种不同的艺术美学观与音乐的创造方法密切相关。

（二）唱戏与唱歌

中国的戏曲以曲唱戏。通过唱来戏说内容；欧洲的歌剧则以歌唱剧，即用美声歌唱来倾诉感情。所以，过去中国演出的场所是“戏院”，欧洲的演出场所是“剧院”。这种称谓也是巧合，但恰也与此相关。

（三）在发声方面差别

声音是传播的主要因素，戏剧音乐的歌唱发声是通过技术训练而成为艺术化的声乐技巧。一般说，中国戏曲的发声讲究甜润圆亮，而欧洲歌剧则求明亮宽洪。中国戏曲的发声技巧是运用丹田之气拖住底气使声音结实饱满、圆润悦耳，运用轻重抑扬的发声技巧，能将剧中人物的复杂感情表现的淋淋尽致。欧洲歌剧在19世纪40年代，随着威尔第爱国主义歌剧的兴起，加之乐队扩大，配器加重，因而声音要求偏重表现激情慷慨的情绪，即用浓厚的胸腔和宏大的音量，以达到刚劲奔放的戏剧效果。

（四）在吐字方面的不同

唱腔的基础是字的音与情，无论是中西，演唱时都是要求字情结合，二者来共同体现完美的艺术形象。但是，在民族习惯和审美意识中西尚有区别。中国戏曲强调字重腔轻，由字生腔，由腔生情，欧洲歌剧则强调美声表现，由生得情，由情生音。或者说中国戏曲是曲从属于字，欧洲歌剧则言从属于歌，二者的侧重点不同。

综上所述，中国戏曲和欧洲歌剧的形成与发展及其艺术特点是：中国古代戏曲音乐是民间舞蹈——吟唱诗词——戏曲艺术的嬗变过程。欧洲歌剧则以作曲家为主，吸收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加以交大发展，可以这样说，欧洲歌剧是有作曲家用音乐来写戏剧的，因而歌剧既有作曲家的个人风格，又有不同剧目的独特性格。中国戏曲和欧洲歌剧，在表现体系和艺术创作方面都有不同，但作为戏剧音乐是有共同之处的，可以相互吸收，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沈湘.声乐教学艺术.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2]孙继南、周柱.中国音乐通史简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连波.国乐飘香.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

[4]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民族音乐概论.1980（1）.

欧洲艺术论文范文第9篇

一、1900年左右的德国艺术学以及相关研究

当代某些对全球艺术研究方法感兴趣的学者，已开始致力于表明跨文化的艺术研究是多么富有前景。马利特•哈尔伯特斯玛（MarliteHalbertsma）和普菲斯特尔（UlrichPfisterer）对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德语世界艺术研究的世界性发展进行了分析。普菲斯特尔指出，整个世界艺术的开放性尤其被初期的艺术学者所提升，这使其区别于更为传统的欧洲艺术学。他指出两个领域的知识论辩是以19世纪末期艺术研究在学术体制中争得一席之地为背景的。他还指出，将艺术作为一种世界现象加以研究，得益于当代两门学科的发展。心理学尤其是民族心理学，其研究者假定人类心理的一致性，而人类学的学生坚持同样的原则，即“人类心理的一致性”，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使其认识到人类普遍存在创造艺术的现象。从全球性角度研究艺术的观念，尽管催生了些许有趣的著作，引发了相当的公众兴趣，然而它在德国学界却最终没有开花结果。普菲斯特尔提到了诸多相关原因来解释这种失败，包括学术兴趣的转移，德国民族主义的兴起，1933年纳粹的上台，他们对雅利安人种的观念，及其文化优越感。他观察到，二战以后“，德国艺术史家逃避曾经的研究。因之，世界艺术的话题从艺术史的课题中删掉了”。更糟的是，从全球视角对艺术的探讨“在今天已被彻底遗忘，因此有必要重拾话题”③。德语学界对世界艺术的遗忘，以及对此前所做的艺术的跨文化研究的集体漠视，当然令人遗憾。不过与此同时，这种遗忘在学术史上具有合法化的特点，值得引起注意。

1900年代前后，德语学界并非首次在艺术研究中应用跨文化方法。例如，19世纪末期的一位德国学者就已致力于提升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域的艺术知识。恩斯特•格罗塞在1894年出版了《艺术的起源》，在该书前两章，他试图建立一种以全球艺术为基础的艺术学。他对艺术的跨文化研究进行了溯源，将其历史追踪到了在他之前的两个世纪。格罗塞明确指出，杜博斯（JeanBaptisteDubos）的著作中已经明确用到了跨文化视角，在他1719年出版的《诗与画的批判性反思》一书中就参考了中国、印度、墨西哥和秘鲁的文献。18世纪末期，赫尔德（JohannGottfriedHerder）又提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方法，他认为应该关注欧洲之外的小型的无文字社会的艺术，尽管他强调的是诗歌。④然而，这些前景不错的提议并没有被后继学者所践行，格罗塞对此感到十分讶异和沮丧，他感到必须在19世纪末期的艺术研究中重拾全球性的视角。例如，他看到他的同时代人，艺术理论家兼比较文学家丹纳（HippolyteTaine）“获得的材料要比他的同时代人远为丰富，然而却只关注欧洲文明民族的艺术，好像其他地方没有艺术似的。他的批评者痕涅昆（Hennequin），在这点上和他如出一辙”。正如格罗塞以更为概述性的术语所说：“杜博斯和赫尔德提出了人类学（即跨文化比较）方法，并没有付诸实施，此事情有可原，因为在他们的时代并无这些材料。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一个艺术研究者不知道欧洲艺术并非唯一存在的艺术，实在不可原谅。几乎每座大城市都建立了人类学博物馆，越来越多的文献描写和图画着国外蛮荒部落的艺术知识，而艺术科学却对此视而不见。除非它自甘愚蒙，否则再也不能无视人类学材料了。”

此处引用格罗塞，亦能说明一些学者对欧洲之外的小型社会的视觉艺术发生兴趣，要早于20世纪早期的欧洲先锋艺术家发现“原始艺术”好多年。事实上，格罗塞不仅用了“艺术”这一标签指示“部落文化”中的特定物品，他还认识到这些物品乃是审美情感的表达（这一观点是几位同代欧洲学者的共识）。这阐明了一个更大却更明显的观点：对艺术的跨文化研究学术史的探寻，或许会质疑某些被通常接受的观点，甚至揭露一些学术神话。它需要考察原始文献，从而避免人们依赖二手文献，或似乎具有权威性，却由于种种原因而被歪曲的观点。格罗塞主要关注艺术理论，尤其是如何解释世界范围内艺术表现的多样性，杜博斯和赫尔德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格罗塞对艺术理论的关注，解释了他何以没有看到诸如弗朗兹•库格勒（FranzKugler）的《艺术史手册》（HandbuchderKunstgeschichte）。该书首版于1842年，一般认为该书提供了首次针对视觉艺术的近乎全球性的调查。尽管该书是描述性的，库格勒的全球视角还是值得在跨文化的艺术研究史的框架内进行深入解读。

二、基歇尔对建筑的跨文化比较

格罗塞所追溯的学术史强调跨文化艺术研究的理论性和分析性的方法，这使他本该关注杜博斯之前一位非常活跃的学者，即17世纪的博学家亚塔那修•基歇尔（AthanasiusKircher），一位在罗马就职的耶稣会学者。①的确，基歇尔研究的是格罗塞并不关心的建筑。再者，基歇尔的比较研究分散于他的几部著作之中，这些著作深具推测性，与杜博斯、赫尔德、格罗塞所强调的一样，致力于解释文化的一致性而非差异性。迈克尔•格林哈尔希（MichaelGreenhalgh）考察了基歇尔对建筑的比较研究。他指出，在1650至1675年间，基歇尔分析了诸多世界知名的建筑物，称为“全球建筑理论”②。基歇尔似乎对在世界各地发现的金字塔式建筑情有独钟。基歇尔完全遵循一种圣经的历史框架，从大洪水时代之后，巴别塔是世界上第一座纪念性建筑物。他还认为，巴别塔乃是世界上所有金字塔结构的建筑物的源头。基歇尔重建了自己的巴别塔，他认为埃及人修筑金字塔是为了追随巴比伦人。他不仅看到了风格的类似，即锥形结构，还提到了功能的相同。他特别指出，巴别塔和埃及金字塔都是祭坛，都建在高高的平台上。基歇尔认为埃及的影响巨大而深入，中国的宝塔就是源出于此。这些多层建筑物具有同样的宗教功能。基歇尔还比较了墨西哥的金字塔，亦将其看作高耸的圣坛。格林哈尔希没有解释基歇尔为什么没有考虑到原初的巴比伦/埃及模式何以没有散播到美洲。实际上，在基歇尔的时代，人们猜想美洲居民是从亚洲迁徙而来。格林哈尔希以一条学术史的注解结束了对基歇尔的建筑理论的探讨。他提出，“他所采取的比较方法，尽管非常随意，却为凯吕斯（ComtedeCaylus）和昆西（QuatremèredeQuincy）的著作中所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铺了一条路”。这两位生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学者，分别在著作中对欧洲之外的建筑进行了比较研究。不过，格林哈尔希承认，基歇尔是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这两位学者还有待证明。至今依然如此。

三、知识谱系学？

与此同时，托马斯•考夫曼（ThomasDaCostaKaufmann）让我们注意到一位更早也更直接地受到基歇尔影响的人，即桑德拉特（JoachimvonSandrart）和他在1675—1679年间出版的《德意志学院》（TeutscheAcademie）。考夫曼将此研究描述为“以德语写成的探讨艺术史的首部重要著作”③。和经常拿来与他作比的著名传记作家瓦萨里与曼德尔不同，桑德拉特“在地理上拓展了他的关注对象”，以一定篇幅讨论了中国艺术，尽管怀有某些偏见，还对印度艺术作了简短评论。除了对亚洲艺术的关注，桑德拉特还考察了埃及的象征主义，分析了古代近东的其他艺术，就此引用了基歇尔的研究。就欧洲跨文化的艺术研究的知识谱系而言，有人可能补充说考夫曼追溯了一条线索，这条线索从桑德拉特到他所谓的“关于建筑史的第一部著作”①，即费舍（JohannBernhardFischervonEhrlach）1721年出版的《建筑简史》（EntwurffeinerhistorischenAr-chitektur）。该书第三卷考察了土耳其、阿拉伯、波斯、中国和暹罗的建筑，尽管主要是带有解说的插图。这些成果所依据的学术资源，引发我们更深入地探究其学术史。四、服装之书：领略世界服饰前面两节提到的著作尽管非常有限，并且具有选择性，却表明欧洲在1500年以后的地理文化视野愈见拓展。在16世纪，欧洲人不仅发现了美洲，而且加强了与亚洲的贸易与交往，对亚洲视觉艺术的知识也大为增加。在基歇尔之前的100年，欧洲人心中已有一个开放的世界，这一世界在服装之书中留下了踪迹。这类出版物提供了一种跨越空间甚至时间的比较视野，很可能影响了基歇尔对世界上纪念性建筑物的分析。从当代艺术研究的全球视野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书因其“世界艺术”的标题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例如，安特卫普人布鲁恩（AbrahamdeBruyn）的《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几乎所有民族的服装》（‘[ThedressofalmostallpeoplesofEurope,Asia,Africa,andAmerica’）（1581），威尼斯人维切里欧（CesareVecellio）的《全世界古今服饰》（Ancientandmoderncostumesofthewholeworld）。文艺复兴时期的服饰之书使我们提出了一个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中十分重要的概念问题：在我们反思过去的研究时，我们所关注的跨文化的艺术研究史应该搜罗哪些内容？特别是，怎样的艺术观念指导我们梳理以往针对其他文化世界的特定的现象的研究？人类学视野下更为开阔的艺术观，以及当代的视觉文化研究，皆使我们不能将注意力仅限于绘画、雕塑和建筑等传统的艺术类型。我们应该关注其他具有创造性的视觉产品，如纺织品、个人饰物和服饰。我们应该考察可能被忽视掉的某些有趣的学术进展，其中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服饰之书，尽管大多数相关书籍，尤其是早年间的，更多是绘画，而非描述性和分析性的文字。

16世纪的后半叶，法国、意大利、德国和低地国家出版了超过12本服饰之书。这些书不断再版，有了其他语种的译本，或者改头换面重新出版，市场反响良好。如其标题所示，这些服饰书提供了一幅“全球服饰地图”或“世界各地的服装地图”，描绘的是来自在亚洲、北非和美洲等各地区穿着本民族服装的人们。当然，这些出版物中的大多数木版画和蚀刻画表现的还是欧洲各地区的独特服饰，有些书籍还同时展现了现在和过去的服饰。书中所涉及的每个时代或地区中，男性服饰和女性服饰数量大体持平，所有的图画配有文字解说，随着时代进步，制作更为精良。这些插图所附的文字是文艺复兴时期服饰书的诸多特点之一，值得深入研究，其他特点还包括描写的来源，所表现的着装人物的准确度及模式，书籍的读者身份以及各种后继者。此处我们仅关注服饰书的学术环境。②我们将以伊尔格（UlrikeIlg）最近的研究（2004）为基础，他力图将这些书置于16世纪后半叶的人文主义文化之中。伊尔格的“现象论者”的分析，关注服饰书的知识背景，使人们认识到考察跨文化的艺术研究所发生的学术环境的重要性。伊尔格将服饰书视为16世纪力图“以百科全书的方式组织知识”的一部分。她指出，服饰书与那一时代的百科全书同样具有“对世俗世界的世俗方法”以及“综合处理其主题的观念”。由此，服饰书同样可以被看成试图覆盖全球的地图。首部世界地图集是由安特卫普的亚伯拉罕•奥特留斯（AbrahamOrtelius）于1570年出版的。事实上，在至少一本服饰书的序言中表明，它是对这些新地图集所提供的地理信息的一个补充。③伊尔格认为，服饰之书尝试提供一个全球性的民族服饰概貌，其与历史学的当展亦有关联。她特别提到了一个“书写全球史而非以某个民族的眼光看待历史的趋势”。当然，此前已经写过“世界编年史”，这些新全球史与人文主义者不仅描述欧洲文明的过去与现在，而且探讨非欧民族的起源的旨趣是一致的。伊尔格认为，路易斯•雷罗伊（LouisLeRoy）于1575年出版的《变迁》（DeLaVicissitude）即是历史书写的全球化趋势的一个案例。该书被视为第一部世界文化史，25年间重印七次，并出版了意大利文和英文译本。雷罗伊不仅论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还涉及了伊斯兰和亚洲世界的文化。服饰之书与这种宽阔的历史建构法，可谓异曲同工。

16世纪的人文主义学者的研究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广泛提升，覆盖了所知的整个世界。然而，除了服饰的研究，这种世界或全球的方法并没有拓展到其他视觉艺术的研究之中，并没有扩大到任何类似研究都使用此方法的程度。也就是说，此类研究已相当普遍。不过人们应该记着，那是瓦萨里的《艺苑名人传》刊行的时期，考夫曼称这一研究为“Tusco-centric”。①结语世界艺术研究正处于发展期，艺术研究史的学者应该调整他们的学术史雷达的参量，以与这一视觉艺术研究的综合性框架所体现出的全球性和多学科原则相适应。就全球性原则而言，学者们需要考察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历史，用一种跨文化和全球性的视角去研究艺术。这种学术史的探寻不可避免地要吸取一些现代主义的形式，如果跨学科意味着从兴趣、假设和当代范畴去研究过去，或某种程度上的谬误。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一种目的论的或辉格式的方法，其与现代主义时有关联。事实上，这种方法在我们的案例中似乎不太可能。无论如何，欧洲跨文化的艺术研究史似乎极其间断，至少是断断续续，而建立稳定的知识积累乃当前首要之事。逐渐消失并渐被遗忘的总体方案被一个世纪之前的德语艺术界所发展，便是一个恰当的案例。我们应对的似乎是广泛而整体的文化方法的不断革新，尽管这种革新会重新发现先前从事的跨文化的艺术研究，不过每种方法都与其时代相调和。实际上，对这种研究的消长，以及它们的（暂时的）遗忘和再发现的考察，应该是任何综合性研究的一部分。像所有的学术史研究一样，从前的跨文化的艺术研究或许得到了细致的考察。这些考察结合了两种历史主义的视角：一是内在论的方法，突出个体及其观念，追踪其历史传承；二是外在论的方法，重在知识、社会文化和制度语境中考察其发展。观念史学者倾向于用现代主义的方法对比这两种历史主义的视角，他们所用的“现代主义”这一概念与人们提到的有所差异。也就是说，人们时常隐藏历史主义研究的纯学术趣味，以反对现代主义研究的工具价值：我们今天能从过去学到什么？思想史对当代有什么用？尽管有些思想史家对历史主义研究的任何即时的实用价值保持警惕，不过谈到当代的人们会从过去的学术研究中获得实在的好处，这种观念还是不无诱惑的。对有些人来说，已经认识到过去的假设乃是偏见，过去的问题乃是误解，过去的分析框架不够完善，他们学到了这些教训，在当下的研究中会尽量避免。

欧洲艺术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中国戏曲 欧洲歌剧 差异

中国的戏曲与欧洲的歌剧，是世界两大戏剧艺术体系的突出代表。作为综合艺术的戏剧，是多元文化的集中表现，是人们社会生活、文化传统及心理素质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的一种高层次的精神产物。因此，中国戏剧和欧洲歌剧具有各自鲜明的艺术特色及深厚的美学特征。

一、中国戏曲与欧洲歌剧的形于发展

（一）中国戏曲的形成发展

中国的戏曲是古代的舞剧的继承和发展。中国最早的舞剧是葛天氏的《吕氏春秋·古乐篇》，这是一种集音乐、舞蹈、器乐为一体的艺术。南北朝时期，产生了民间歌舞戏和参军戏。如歌舞大戏《大面》、《踏谣娘》，如产生于东晋时期的参军戏在隋唐时期仍属于“散乐”的范畴，并十分流行。

从原始歌舞逐渐发展成以歌舞演故事，是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历经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几千年。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戏曲载歌载舞的艺术形式，是经过数百年的承续、发展，而成熟的渐变过程，因而中国戏曲根基深厚，艺术体系完善。

（二）欧洲歌剧的形成与发展

欧洲歌剧发源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因此意大利被赞誉为“欧洲歌剧的故乡”。意大利早期歌剧称为“音乐戏剧”，它是一种音乐、文学、戏剧、美术、舞蹈相结合的综合艺术体裁。它的诞生是巴罗克时期音乐艺术领域最伟大的一场革命。

欧洲歌剧的音乐素材大多来源于民歌和宗教音乐。1597年第一部歌剧《达夫尼》诞生，由利努契尼提供脚本，佩里作曲，但这部歌剧没有流传下来。1600年，利努契尼和佩里再次合作，创造了歌剧《尤丽迪茜》。其题材来自圣经，这部歌剧已经具有了严格意义上歌剧的雏形——宣叙调、歌曲、合唱、舞蹈管弦乐队和终曲。

18世纪末19世纪初，意大利的社会动荡不安。使歌剧进入了衰落时期。但是在民族运动的影响下，作曲家罗西尼又恢复了意大利的歌剧艺术。在罗西尼之后，有许多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涌现出来，如贝利尼、多尼采蒂、威尔第等都在意大利歌剧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出现了一股“真实主义”。“真实主义”着重描述普通人的情感冲动和暴烈行为。它取材于社会生活，尤其是体现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形象，改变了以前浪漫派歌剧所表现的神话故事内容。后来，欧洲出现了正歌剧，正歌剧是用歌唱来展开戏剧的。对正歌剧做出突出贡献的是威尔第，他的艺术生涯在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中国戏曲和欧洲歌剧的差异

（一）写意与写实

中国戏曲和欧洲歌剧对于美的艺术追求，都与各自的民族文化渊源和艺术观念息息相关。中国人认为“凡音之起，有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乐记》）。因而中国古代戏曲艺术是强调“以我观物”的美学准则。西方人则认为艺术应该“被物所没”，强调“以物现物”的重要哲学思想。中国的戏曲与诗、词、歌、赋有着渊源的关系，偏重“言志”抒情，欧洲歌剧导源于古希腊的史诗戏剧，偏重再现模仿。中国戏曲“写意”求美，欧洲歌剧“写实”求真。这两种不同的艺术美学观与音乐的创造方法密切相关。

（二）唱戏与唱歌

中国的戏曲以曲唱戏。通过唱来戏说内容；欧洲的歌剧则以歌唱剧，即用美声歌唱来倾诉感情。所以，过去中国演出的场所是“戏院”，欧洲的演出场所是“剧院”。这种称谓也是巧合，但恰也与此相关。

（三）在发声方面差别

声音是传播的主要因素，戏剧音乐的歌唱发声是通过技术训练而成为艺术化的声乐技巧。一般说，中国戏曲的发声讲究甜润圆亮，而欧洲歌剧则求明亮宽洪。中国戏曲的发声技巧是运用丹田之气拖住底气使声音结实饱满、圆润悦耳，运用轻重抑扬的发声技巧，能将剧中人物的复杂感情表现的淋淋尽致。欧洲歌剧在19世纪40年代，随着威尔第爱国主义歌剧的兴起，加之乐队扩大，配器加重，因而声音要求偏重表现激情慷慨的情绪，即用浓厚的胸腔和宏大的音量，以达到刚劲奔放的戏剧效果。

（四）在吐字方面的不同

唱腔的基础是字的音与情，无论是中西，演唱时都是要求字情结合，二者来共同体现完美的艺术形象。但是，在民族习惯和审美意识中西尚有区别。中国戏曲强调字重腔轻，由字生腔，由腔生情，欧洲歌剧则强调美声表现，由生得情，由情生音。或者说中国戏曲是曲从属于字，欧洲歌剧则言从属于歌，二者的侧重点不同。

综上所述，中国戏曲和欧洲歌剧的形成与发展及其艺术特点是：中国古代戏曲音乐是民间舞蹈——吟唱诗词——戏曲艺术的嬗变过程。欧洲歌剧则以作曲家为主，吸收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加以交大发展，可以这样说，欧洲歌剧是有作曲家用音乐来写戏剧的，因而歌剧既有作曲家的个人风格，又有不同剧目的独特性格。中国戏曲和欧洲歌剧，在表现体系和艺术创作方面都有不同，但作为戏剧音乐是有共同之处的，可以相互吸收，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沈湘.声乐教学艺术.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2]孙继南、周柱.中国音乐通史简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连波.国乐飘香.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

[4]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民族音乐概论.1980（1）.

欧洲艺术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中国戏曲 欧洲歌剧 差异

中国的戏曲与欧洲的歌剧，是世界两大戏剧艺术体系的突出代表。作为综合艺术的戏剧，是多元文化的集中表现，是人们社会生活、文化传统及心理素质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的一种高层次的精神产物。因此，中国戏剧和欧洲歌剧具有各自鲜明的艺术特色及深厚的美学特征。

一、中国戏曲与欧洲歌剧的形于发展

（一）中国戏曲的形成发展

中国的戏曲是古代的舞剧的继承和发展。中国最早的舞剧是葛天氏的《吕氏春秋·古乐篇》，这是一种集音乐、舞蹈、器乐为一体的艺术。南北朝时期，产生了民间歌舞戏和参军戏。如歌舞大戏《大面》、《踏谣娘》，如产生于东晋时期的参军戏在隋唐时期仍属于“散乐”的范畴，并十分流行。

从原始歌舞逐渐发展成以歌舞演故事，是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历经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几千年。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戏曲载歌载舞的艺术形式，是经过数百年的承续、发展，而成熟的渐变过程，因而中国戏曲根基深厚，艺术体系完善。

（二）欧洲歌剧的形成与发展

欧洲歌剧发源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因此意大利被赞誉为“欧洲歌剧的故乡”。WWw.133229.coM意大利早期歌剧称为“音乐戏剧”，它是一种音乐、文学、戏剧、美术、舞蹈相结合的综合艺术体裁。它的诞生是巴罗克时期音乐艺术领域最伟大的一场革命。

欧洲歌剧的音乐素材大多来源于民歌和宗教音乐。1597年第一部歌剧《达夫尼》诞生，由利努契尼提供脚本，佩里作曲，但这部歌剧没有流传下来。1600年，利努契尼和佩里再次合作，创造了歌剧《尤丽迪茜》。其题材来自圣经，这部歌剧已经具有了严格意义上歌剧的雏形——宣叙调、歌曲、合唱、舞蹈管弦乐队和终曲。

18世纪末19世纪初，意大利的社会动荡不安。使歌剧进入了衰落时期。但是在民族运动的影响下，作曲家罗西尼又恢复了意大利的歌剧艺术。在罗西尼之后，有许多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涌现出来，如贝利尼、多尼采蒂、威尔第等都在意大利歌剧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出现了一股“真实主义”。“真实主义”着重描述普通人的情感冲动和暴烈行为。它取材于社会生活，尤其是体现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形象，改变了以前浪漫派歌剧所表现的神话故事内容。后来，欧洲出现了正歌剧，正歌剧是用歌唱来展开戏剧的。对正歌剧做出突出贡献的是威尔第，他的艺术生涯在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中国戏曲和欧洲歌剧的差异

（一）写意与写实

中国戏曲和欧洲歌剧对于美的艺术追求，都与各自的民族文化渊源和艺术观念息息相关。中国人认为“凡音之起，有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乐记》）。因而中国古代戏曲艺术是强调“以我观物”的美学准则。西方人则认为艺术应该“被物所没”，强调“以物现物”的重要哲学思想。中国的戏曲与诗、词、歌、赋有着渊源的关系，偏重“言志”抒情，欧洲歌剧导源于古希腊的史诗戏剧，偏重再现模仿。中国戏曲“写意”求美，欧洲歌剧“写实”求真。这两种不同的艺术美学观与音乐的创造方法密切相关。

（二）唱戏与唱歌

中国的戏曲以曲唱戏。通过唱来戏说内容；欧洲的歌剧则以歌唱剧，即用美声歌唱来倾诉感情。所以，过去中国演出的场所是“戏院”，欧洲的演出场所是“剧院”。这种称谓也是巧合，但恰也与此相关。

（三）在发声方面差别

声音是传播的主要因素，戏剧音乐的歌唱发声是通过技术训练而成为艺术化的声乐技巧。一般说，中国戏曲的发声讲究甜润圆亮，而欧洲歌剧则求明亮宽洪。中国戏曲的发声技巧是运用丹田之气拖住底气使声音结实饱满、圆润悦耳，运用轻重抑扬的发声技巧，能将剧中人物的复杂感情表现的淋淋尽致。欧洲歌剧在19世纪40年代，随着威尔第爱国主义歌剧的兴起，加之乐队扩大，配器加重，因而声音要求偏重表现激情慷慨的情绪，即用浓厚的胸腔和宏大的音量，以达到刚劲奔放的戏剧效果。

（四）在吐字方面的不同

唱腔的基础是字的音与情，无论是中西，演唱时都是要求字情结合，二者来共同体现完美的艺术形象。但是，在民族习惯和审美意识中西尚有区别。中国戏曲强调字重腔轻，由字生腔，由腔生情，欧洲歌剧则强调美声表现，由生得情，由情生音。或者说中国戏曲是曲从属于字，欧洲歌剧则言从属于歌，二者的侧重点不同。

综上所述，中国戏曲和欧洲歌剧的形成与发展及其艺术特点是：中国古代戏曲音乐是民间舞蹈——吟唱诗词——戏曲艺术的嬗变过程。欧洲歌剧则以作曲家为主，吸收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加以交大发展，可以这样说，欧洲歌剧是有作曲家用音乐来写戏剧的，因而歌剧既有作曲家的个人风格，又有不同剧目的独特性格。中国戏曲和欧洲歌剧，在表现体系和艺术创作方面都有不同，但作为戏剧音乐是有共同之处的，可以相互吸收，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沈湘.声乐教学艺术.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2]孙继南、周柱.中国音乐通史简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连波.国乐飘香.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

[4]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民族音乐概论.1980（1）.

欧洲艺术论文范文第12篇

一、 平面设计的复古主义艺术表达

（一）色彩设计的复古主义艺术表达

建构于色彩设计的复古主义艺术表达，为整部影片描绘了一个深沉的乡愁式的怀旧基调，在此基础之上，平面设计的隐形魔力之手更以出色的形制设计，为《布达佩斯大饭店》这部影片精雕细琢出了复古主义艺术表达的触手可及的视觉体验。这种视觉体验从影片开篇中的那本捧在少女手里的《布达佩斯大饭店》著作就已经开始了。显然，《布达佩斯大饭店》是一部原创的影视艺术作品，并无原著，这部粉红色的著作当然是平面设计的杰作。从创作背景我们知道，在深受茨威格作品影响下的主创者是在“欧洲逝去”的怀旧情绪之下创作的这部拟真杰作的。同时，布达佩斯大饭店粉色外墙这一充满着少女式童真的色彩设计，一下子就将观众的思绪，带回了那个对于整个欧洲而言不啻是一种乡愁式的怀旧情感印象之中。从传统的意象而言，粉色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一家大酒店相衬，粉色的纯真其实是一种平面设计的色彩美学所诠释的一种借以触动观众的欧洲感性。

（二）形制设计的复古主义艺术表达

建构于色彩设计的复古主义艺术表达，为整部影片描绘了一个深沉的乡愁式的怀旧基调，在此基础之上，平面设计的隐形魔力之手更以出色的形制设计，为《布达佩斯大饭店》这部影片，精雕细琢出了复古主义艺术表达之下的重新复活了的欧洲――那个复古主义的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这种视觉体验从影片中的每一幕的形诸于平面计的幕布就可以无比真切地获得。例如，第一幕的红色门形幕布与第一幕中频繁使用着的电梯的背景完全相同，而在第一幕之前多次被使用的电梯却是另外一种形制，开篇之后的电梯则俨然成为了一种戏剧舞台的背景，在平面设计之下的幕布具有高对比的高艳与明丽色彩。其实，无论是开篇中的许多平面设计图景，还是影片中的旗帜、钞票、邮票、标识、器物等都对一个虚拟的欧洲进行了真实且真切的刻划，赋予了全球观众一种及乎触手可及的视觉体验，从而完成了一种虚拟之下的复古主义的艺术表达。

（三）符号元素的复古主义艺术表达

由色彩设计而形制设计将平面设计承托着的复古主义艺术表达推进了一大步，符号元素的有机建构则更将这种艺术表达向形而上的高度进行了更具艺术深度的托举。符号元素并非在所有影片之中都能够较好地隐性建构起来，在某些影片之中，过于显性的建构反而彻底摧毁了整部影片的整体审美，使得这些显性建构的符号元素过于喧宾夺主。而从《布达佩斯大饭店》这部影视艺术杰作来看，隐性地建构于其中的以平面设计工作所完成的符号元素，既为整部影片完成了完美拟合复古主义的客观真实，又为整部影片带来了异常自然的融入机制，这就使得符号元素事实上已经以平面设计手段，成为这部影视艺术杰作之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影片中的平面设计不仅完成了基于符号元素的复古主义艺术表达，而且更在符号元素之上，建构起了一种类似于立体式的符号元素复古主义艺术表达，进而出色地完成了虚拟下的拟真艺术表达。

二、 平面设计的审美时空艺术表达

（一）多层嵌套的审美时空艺术表达

《布达佩斯大饭店》这部五幕式的影视艺术杰作，从开篇起就进行了层层嵌套，每一层嵌套都由平面设计开始，第一层嵌套由献祭的少女手中所捧的“原著”开始，“原著”为整部影片确定了审美时空的艺术基调，同时，也为整部影片带来了鲜活色彩承托之下的审美时空的艺术表达。[1]独具匠心的是，不仅每一幕的平面设计都各不相同，而且每一幕的平面设计都揭示了该幕的艺术主题。平面设计在这部影片中被铭刻了深沉的时代文化内涵，同时，平面设计更以其抽象能力完成了复古主义式的艺术表达，为《布达佩斯大饭店》带来了更加拟真于那个时代的既虚拟又真实的复古主义艺术体验。不仅如此，平面设计还为观众带来更具深度的审美时空的艺术表达。在复古主义艺术表达为审美时空的更加深度的艺术表达建构起各类意义空间的同时，这些意义空间亦为审美时空提供了借由平面设计拓展的艺术时空。

（二）欧洲历史内涵的审美时空艺术表达

欧洲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内涵，正因为拥有这些值得骄傲的历史内涵才使得欧洲能够在二战的废墟之上重新快速崛起为世界最发达的地区，回到平面设计上来，我们看到，欧洲文明底蕴为《布达佩斯大饭店》这部影片的平面设计带来了全方位的审美影响，同时，这种审美影响也透过创作者的艺术表达，在影片中建构起了足以承托影片艺术时空的平面设计精品。例如，影片中虚构的祖波罗卡邦国的钱币的平面设计，就深深地浸透了欧洲的文明底蕴。祖波罗卡邦国的钱币以翼龙为图腾，从平面设计技巧来看，创作者刻意将其进行了扁平化，旨在突出俯冲着的翼龙的喙部与两只利爪，与普通钱币的单独对象不同的是，祖波罗卡的钱币图腾在主要图腾翼龙的前方还设计了一只正在逃逸的白色和平鸽。创作者其实是以这种图腾式平面设计钤印了二战时期欧洲黑暗的历史，同时，也是为欧洲因二战而逝去的辉光的一种献祭。

（三）欧洲文化内涵的审美时空艺术表达

欧洲文明虽相较世界四大文明略短，但却同样源远流长。《布达佩斯大饭店》这部影片在重建欧洲昔日文明方面颇有建树，仅就平面设计而言，可谓相当地出彩。例如，影片中不断出现的报纸，不仅日期每一期都要更换，还要根据时势变换不同的文章、甚至不同的天气预报，同时，平面设计还兼顾了新闻的文化性，比如其中的一期，就是在报头的位置处以艺术字体报导了“横贯阿尔卑斯的约德尔唱腔”，而在下面报眼的位置则以鲜目加黑加大字号的字体报道了“战争会爆发吗”。显然，这样的一喜一忧的设计在凸显欧洲文明的同时，也将观众的思绪拉回了那个战前的欧洲，更易令观众沉浸式地重温昔日欧洲文明。不仅如此，主创者还别具匠心地在酒店大堂设计了祖波罗卡邦国式的标语，所设计邮件也与欧洲20世纪40年代文明相符，设计出了祖波罗卡式的与年代相符的邮票邮戳，就连影片中杜撰的门德尔斯蛋糕盒以及晚餐餐单也均别具文化审美时空的艺术表达。[2]

三、 平面设计的意象传递艺术表达

（一）平面设计的意象传递艺术表达的构成主义架构

《布达佩斯大饭店》一片所反映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文明之光正炽的欧洲，纵观其时的欧洲，恰是为平面设计奠基的构成主义理念由诞生而毕露锋芒的时期，在前卫艺术的不断驱策之下，对于精神世界的沉浸体验的强调，使得构成主义横空出世。令人惊喜的是，这部影片中的平面设计在其构思阶段，显然对这一时期的艺术进行了一定深度的回溯，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典型的构成主义式的艺术架构，影片中的这种艺术架构的清晰痕迹从建筑物装饰、场景氛围营造、火车装饰，甚至是监狱等的装饰上都能够俯拾即是，这些典型的构成主义的艺术架构诠释，以平面设计的高超怀旧手法，打造出了一种类似于构成主义精美海报式的艺术化的意象传递，这种旨在艺术化意象传递的平面设计，其实更需要融入情感，以创作者注入情感所建构起来的意象对观众进行更加深度的意象传递。

（二）平面设计的意象传递艺术表达

这部影片通过各种艺术手段，塑造了一个已经无法在现实中回归且重拾的昨日欧洲，在影片最后的部分，揭示真相的第二份遗憾，就其精美的平面设计而言，可谓中规中矩。同时在这份设计精美的遗憾中，已经用谋杀一词暗喻了欧洲文明的被蹂躏，这就像是仅存的文明微光被置诸野蛮的屠宰场上一样，这显然是悲情终曲下的对于文明的一种极端亵渎行为。影片中男主角古斯塔夫特别旅行许可的被撕碎，亦呼应式地象征了纳粹对文明与和平承诺的肆意践踏，并且这种践踏也一并摧毁了整个欧洲文明。[3]《布达佩斯大饭店》既试图以艺术视角重新建构那个昨日欧洲，又试图以平面设计的手段作为一种时空联系，由平面设计实现整部影片中的文明意象。当然，从这部影片所传递给我们的艺术表达审视，任何观众都深切地感受到了那种最初形诸于视觉，最终油然升华为意象的那种由二战中畸变人性对比下，更显的崇高的欧洲文明统御之下的文明精神。

（三）平面设计的意象传递艺术表达质感建构完形

平面设计在《布达佩斯大饭店》这部影片中不仅承载了不断嵌套的剧情与不断出现的众多人物烘托渲染的繁重任务，而且更承载起了整个欧洲的文明意象的传递，影片中的平面设计的审美时空为意象传递等更具深度的艺术表达提供了无极拓展的时空范畴。这部影片不仅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而且平面设计更为这部影片平添了真实、庄严、厚重的质感。这部影片之所以能够产生较为沉浸的视觉享受，关键在于主创者更多地采用了对称构图，同时，更以固定式的平面镜头降低景深感，并以封闭式画框式构图强化视觉审美表达，而所有这些将这部影片审美加以强化的手段，显然每一步都需要平面设计进行意象传递的艺术表达。例如，影片开篇中由平面设计所打造的粉色山峦与粉色峰巅，以及嫩粉色的在浅粉色从林背景下的布达佩斯大饭店。在淡淡的飞雪的掩映之下，仿佛令人恍若置身于仙境之中，这样的意象传递足以令观众油然致敬那曾经的欧洲文明。[4]

欧洲艺术论文范文第13篇

 East,1680-188,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Press,1984,p.11.）。“东方文艺复兴”最初由奎内特(Edgar  Quinet)在1841年提出。他指出，“（欧洲的）东方学学者认为，就整体而言，一种比古希腊、古罗马更宏大、更富有诗意的古典主义，正从东方的深沉中显露。”（注：Schwab,p.12.）他认为，如果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那么，东方文艺复兴则标志着新古典主义时期的终结。在17世纪，与柏拉图的理想主义相呼应，在东方文艺复兴中，东方的泛神论已经超越了古希腊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法国文豪雨果在他的《东方》一书的前言里也感慨道，“学习和研究中世纪，学习和研究东方，我们不就可以对现代有更高层次的理想和更广阔的视野了吗？”（注：Paul  Valéry,Oeuvres,ed.Jean  Hytier,Paris:Gallimard,1960,2:p.1556-7.）法国东方学家保尔·瓦莱里(Paul  Valéry)坦率地承认，“我们的艺术、我们的知识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要归功于东方。”（注：Paul  Valéry,Oeuvres,ed.Jean  Hytier,Paris:Gallimard,1960,2:p.15页。）

也许由于大西洋的屏障，在哥伦布之前，欧洲人探索的视线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东方。西方对亚洲的兴趣，始于古希腊时期。公元前1世纪，希腊学者斯特拉伯(Strabo)就写了六部关于亚洲地理的书籍，其拉丁文译文在1516年印行出版。1939年在古罗马废墟庞培发掘出印度古代女神雕塑，证明东方艺术早在公元79年前已经传入欧洲。公元50年一位罗马无名氏在他的《印度洋环行记》一书中，出现了欧洲最早关于中国的文字记载。而大量西方人进入中国，最初可能是古罗马的残兵败将。公元53年，被安息军击败的六千余名古罗马帝国将士，曾被西汉西域都护甘延寿打败收编，带回中国，被汉元帝安置在甘肃永昌县，建立了中国的“罗马城”，开始了屯垦卫戍（注：《北京晨报》，1999年6月22日。）。古罗马帝国的商人早在公元二三世纪就往来于罗马和中国之间（注：Donald  Lach,Asia  in  the  Making  ofEurop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vol.I,p.13.）。孔子和道家学说随着中国商人，在古罗马帝国奥古斯特时代已经传播到罗马城（注：Lach,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I,p.17.）。中国艺术传入罗马的主要形式是中国丝绸图案。古罗马进口中国丝绸的重要港口是靠近那不勒斯的普特欧里（现名Pozzuoli），罗马皇帝图密善(Domitian)在公元92年在罗马还修建了专门储藏中国丝绸的仓库。在此期间，在古罗马的市场上还能见到中国的青铜器壶和陶器（注：L.Petech,Rome  and  Eastern  Asia,East  and  West,Ⅱ(1952),p.76.）。古罗马晚期，中国和罗马的交流中断，此后较为详尽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记载，见于旅居埃及的希腊学者泰奥菲拉克塔斯(TheophylactusSimocattes)在公元628年写作的《历史》。

7世纪穆斯林切断了欧洲与中国的通道，但中国的“丝绸之路”仍然连接着西方和东方。12世纪十字军东征用武力重新打通了西方与东方的通道，为西方开启了面向东方的窗口，也为西方自13世纪起向东方以至于面向世界的商业和文化探索和扩张作了准备。意大利威尼斯不仅在充当十字军军需运输站时积累了通商中国的金钱，扩展了他们的欧洲市场，也刺激了威尼斯开发中国市场的欲望。威尼斯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宋末元初到达中国便是一例。

马可·波罗从中国回到欧洲后，撰写了欧洲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16世纪意大利收藏家、地理学家赖麦锡(Ramusio)说，马可·波罗在1299年写完《游记》，“几个月后，这部书已在意大利境内随处可见”（注：Lach,p.35.）。在1324年马可·波罗逝世前，《马可·波罗游记》已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现存的《马可·波罗游记》有各种文字的119种版本。《马可·波罗游记》在把中国文化艺术传播到欧洲这一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lis)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注：MauriceCollis,Marco  Polo,Collier's  Encyclopedia,vol.15,p.383.）。

由于意大利商人通商中国的精明和努力，13世纪中国丝绸纺织技术已传入意大利，14世纪意大利丝绸纺织中心卢卡出产的丝绸图案，有明显的中国影响。15世纪末，意大利纺织作坊直接模仿中国图案成为风尚。在意大利制造的丝绸上，出现了中国的飞禽、荷花、水鸟、假山石、卷云等。有时候，竟照搬中国风景画。这类对大自然的现实主义的描绘，对哥特式时期的画家是一种启发。而哥特式时期画家在绘画中的现实主义因素，导致了14世纪文艺复兴初期意大利画家复兴古罗马写实主义绘画。拉赫认为，“现实主义，或者说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追求真实地描绘自然，无疑是受到东方的影响，受到引入欧洲的东方的奇异的新植物、动物和其它物品的刺激。”（注：Lach,Vol.Ⅱ,p.189.）也就是说，在世界美术史中被推崇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现实主义，直接受到中国宋实绘画因素的影响。

中国绘画艺术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还不仅仅限于对大自然的写实。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圣像描绘，也因与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接触而变得更加丰富。例如1350年在比萨的卡门坡·桑突的壁画中出现的晦涩难解的带翅怪物，与东方的飞天的影响有关。佛教绘画中就充满了半人半鬼、多臂多腿的妖魔，它们象征邪恶。这些使我们联想起16世纪初荷兰画家博施(Bosch)的绘画（注：Lach,Vol.Ⅱ,p.73页。）。他的地狱画中的人身兽面形象，也与中国地狱图有类似之处。意大利学者奥尔西克(Laonardo  Olschki)认为，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塔什干壁画的精神和哲学内涵，是受了中国佛教绘画神秘主义的影响，和中国绘画艺术中深邃的思想性、精神性和宗教性的影响（注：Laonardo  Olschki,AsiaticExoticism  in  Italian  Painting  of  the  Early  Reneissance,ArtBulletin,ⅩⅩⅥ(1944),pp.95-108.）。意大利13-15世纪的绘画，至少是受到中国游记中详尽细节的影响，或者受在意大利的东方奴隶形象的影响，开始越来越现实主义地描绘东方人形象，显然是蒙古人和中国人的形象也越来越多地在他们的作品中出现。例如在乔托(Giotto)、杜乔(Duccio)、洛伦采蒂(Lorenzeti)、安德烈亚(Andrea  da  Firenze)和秦梯利(Gentile  da  Fabriano)的绘画中，就能见到一些东方人。较为真实地描绘显然是中国人的形象，在1373年帕若门特·德·拿尔波讷(Parement  de  Narbonne)的十字架刑一画，在1460年的尼德兰绘画《时节书》中均可以见到。洛伦采蒂的《佛兰西斯教徒在契禺达献身》、1365年安德烈亚的《圣战教士》，是为纪念教会在东方的传教活动而绘制的（注：Donald  Lach,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vol.Ⅰ,p.72.）。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包括他们对中国人的兴趣。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领主美蒂奇家族热心收藏中国瓷器，同时还在宫廷中安置蒙古族弓箭手作为跟班。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达·芬奇也对东方充满好奇心，1498-1499年间，他亲自到当时被称为日出之地的地中海东海岸黎凡特(Levant)一带游览，体会东方的神秘。他最远可能已到达和印度交界的地区（注：Donald  Lach.vol.Ⅰ,p.37.）。在达·芬奇的《笔记》中，他也记载了中国的风土人情，例如，他注意到，中国人留长指甲，画长指甲，是有身份的表现。

16世纪是欧洲和中国通商的一个高峰，葡萄牙、荷兰、意大利、英国、德国、西班牙都与中国有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关系。例如，1598年有22艘荷兰商船驶向东方，三年后在17世纪初的1601年，荷兰往返东方的商船达65艘。欧洲和中国贸易的高峰也意味着欧洲和中国文化艺术交流的高峰，因为大量的中国艺术品，其中包括绘画、雕塑、刻版印刷插图、丝绸、瓷器、家具、金银具等，由商船运入欧洲，其中数量最大的是描绘精美的中国瓷器。据荷兰东印度公司记录，一条返回欧洲的商船，可装运多达25万件中国瓷器。历年来进入欧洲的中国艺术品的数量，可想而知。据统计，仅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家，在十七八世纪间运到英国的中国瓷器，就达三百万件（注：David  Howard,The  British  EastIndia  Company's  Trading  to  China  in  Porcelain,Oriental 

 Art,Vol.XLV,No.1,Spring  99,p.45.）。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绘画以陶瓷绘画的形式，如洪水一样席卷欧洲。

16世纪欧洲王室是中国艺术的主要收藏者。17世纪，中国青花瓷器在欧洲已成风尚，后来更取代银器，成为正式宴会的餐具。至18世纪，中国艺术品已成为欧洲宫廷非常流行的收藏品。欧洲皇室丰富的中国艺术收藏，使欧洲上层社会争相仿效，推动了欧洲的中国艺术热，同时，也给欧洲各国艺术家提供了众多的接触中国艺术的机会。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画家丢勒，记录了1520年夏天他在布鲁塞尔参观皇家海外艺术藏品的感受，“我一生中从来没见过像这些使我心醉神迷的东西，因为我发现这些都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那些居住在遥远异方的民族的天才，使我惊叹不已”（注：W.M.Conway(trans.),The  Writings  of  AlfrechtDurer,London,1911,pp.101-2.）。他被中国瓷器迷住了，在安特卫普期间，就亲自“收藏了一个精美的中国瓷器”（注：J.A.Symonds(trans.),The  Autobiography  of  Benevenuto  Cellini,New  York,1910.p.62.）。中国瓷器上的图案在设计上启发了丢勒。丢勒在他画稿中就有两张画有中国瓷器的象征性立柱。他摹仿中国宋代或明代瓷器，在花瓶式柱身上的荷花图案以及类似中国龙的瓶耳，都清楚地显示丢勒这两幅画中的中国影响（注：R.Schmidt,China  bei  Durer,Zeitschriftdes  deutschen  Vereins  fur  Kunstwissenschaft,Ⅵ(1939),pp.103-6.）。由于欧洲社会对中国艺术，尤其是装饰有精美绘画的瓷器的热衷，中国瓷器在欧洲供不应求，因而在16世纪末，荷兰德尔弗特的一些工厂，便已开始仿制中国明代青花瓷器。

16世纪以来，中国的一些绘画题材越来越多地在欧洲绘画中出现，这可能与14世纪以来源源进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漆器和纺织品上的装饰绘画和图案有关，也可能源于有插图的中国书籍。16世纪欧洲出版的有关中国的版画，最重要的是卡萨尔·韦切里奥(Casare  Vecellio)在1590年的版画集。这本画集有522张版画。其中对中国人的现实主义的描绘，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他所画的中国人形象，在气质、服装和社会等级方面，都较为准确。在他自己写的前言中，声称他的模特儿是中国绘画中的人物（注：Lach,vol.Ⅱ,p.91.）。

16世纪欧洲与中国活跃的贸易关系，引起欧洲文化艺术界人士的浓厚兴趣，触发了欧洲17世纪对中国历史、文化、艺术的研究和出版的高潮。葡萄牙人德里奥(Duarte  Nunes  de  Liao)早在1610年就在他的书中赞叹中国瓷器“是人类至今所创造的最美丽的艺术品”（注：J.A.L.Hyde  and  R.R.Fspirito  Santo  Silva,Chinese  Porcelain  for  theEuropean  Market,

Lisbon,1956,p.48.）。法国17世纪就开始出版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1622年佩舍龙的《中国史》（注：BellefleurPercheron,Nouvelle  histoire  de  la  Chine,Paris,1622.）、1624年博迪耶的《中国宫殿史》（注：Michel  Baudier,Histoire  de  lacour  du  roy  de  la  Chine,Paris,1624.）、法国学者纽霍夫对中国刺绣艺术的精湛大为赞赏，“中国艺术家精于花鸟，他们以绣花针为笔，用笔写生，无法与之匹敌”（注：Newhof,L'Ambassade  versl'Emperur  de  la  Chine,1665,Belevitch-Stankevitch,La  Chine  en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ⅪⅤ,Paris,1910,p.177.）。意大利人马梯尼(Martino  Martini)的《中国》在1655年出版，1672年的拉丁文译本增加了插图。1665年，荷兰人海耶(Heyer)和凯塞尔(Kayser)出版印行了150余幅他们在中国画的风景画，更重要的是，这些风景画借鉴了古代中国山水画特有的透视画法，可以看出，是在模仿中国原作的基础上绘制的。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在巴黎集市上出售的大量中国题材的版画，就来源于这些中国山水画的模仿品（注：Belevitch-Stankevitch,LaChine  en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ⅪⅤ,Paris,1910,p.241.）。1667年，克契尔出版了《中国名胜图解》。17世纪欧洲的中国文化艺术热还表现在迅速增长的专门经营中国艺术的商人数量上。据1692年巴黎出版的《地址录》，当年专营中国艺术品的商人在巴黎就有20人之多（注：Monique  Cric,Trade  with  France,Oriental  Art,Vol.XLV  No.1,spring  99,p.52.），可见中国艺术在法国的广泛影响。

欧洲艺术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现代主义；垃圾箱派

“垃圾箱派”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元素，对美国式的城市生活做出了如实的反映，无论是酒吧，还是码头、贫民窟，在他们那里无一不成为可供塑造的题材。尽管在绘画技巧上，这种探索还显得稚嫩，但无意间，“垃圾箱派”却使得美国艺术逐步摆脱了对欧洲长期以来亦步亦趋状况。而斯蒂格里茨一派，则都与斯蒂格里茨所开办“291画廊”有密切的联系，其内部差异很大，个性突出，只在倾心于欧洲并不断寻找新的起点上有着共鸣。他们积极地向美国引进诸如马蒂斯、毕加索等欧洲现代主义艺术家，促进了美国艺术观念的转变。

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对于文化身份的渴求是理所应当的。因此，尽管“垃圾箱派”在当时受到评论家的种种诟病，他们的作品还是作为美国艺术摆脱欧洲影响的象征，引发了公众的兴趣。1912年，原属“垃圾箱派”的部分画家和其他一些传统学院派艺术家决定举办一场画展。经过筹备，画展于1913年在纽约第25大街军械库举行。此次画展，欧洲的展品无论在数量，还是表现力上，都胜过了美国本土展品。欧洲艺术的浩瀚璀璨又一次淹没了美国，刺激了美国艺术向现代主义发展。20世纪20年代美国艺术家开始调整自己的步伐，怀着朝圣者般的心来到欧洲，来到巴黎，感受现代主义的洗礼。

当然，伴随着欧洲现代艺术影响的扩大，美国人对本土艺术建构的憧憬始终存在。艺术批评家罗亚尔・科蒂索斯（Royal Cortissoz）对当时移民潮涌入及欧洲现代主义盛行的状况提出了批评：“美国正被外国人侵入，这危及到了政治的稳定。现代主义与美国是异质的，它正以同样的方式威胁我们的艺术共和国。”[1]此时的美国艺术界一方面是对欧洲的学习，另一方面是对本土传统的关注，这种交织的情形贯穿了整个20年代到30年代。从1919年第一家专注于美国艺术的展馆――巴特勒艺术中心（Butler Institute）成立，到30年代末，共有167家艺术馆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比20年代时多了百分之五十六。[2] 在多元的艺术融合中，30年代的美国艺术界形成了三种主要的艺术潮流：其一是美国地方主义绘画（Regionalism），以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格兰特・伍德（Grant Wood）等为代表；其二是社会现实主义绘画（Social Realism），以菲利普・埃弗古德（Philip Evergood）、本・沙恩（Ben Shahn）等为代表；其三是受欧洲现代主义影响，承袭毕加索、马蒂斯的抽象风格的绘画，以乔治・莫里斯（George LK.Morris）等为代表。严格说来，在艺术风格上，无论美国地方主义绘画，还是社会现实主义绘画，都同属于当时的美国本土的情景绘画风格，采取写实的技巧面向大众，拒绝欧洲的现代主义。只不过，在政治理念上，前者偏右，主张孤立主义，保守稳健；后者偏左，主张为劳动者创作，激进大胆。而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格局，与美国社会状况直接相关。

为了帮助艺术家渡过经济危机的难关，更是为了确立一种美国式的艺术理想，1935年，罗斯福新政期间，政府通过艺术品进步管理局（The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启动了旨在资助艺术家进行绘画、雕塑等创作的联邦艺术计划（Federal Art Project）。计划的实施极大促进了美国艺术的繁荣。尽管计划重视的是当时的写实艺术，但其中很多因素却孕育了抽象表现主义的产生。

首先，联邦艺术计划使得青年艺术家免去了生计的苦恼，能够自由开展艺术探索。阿夏尔・戈尔基（Arshile Gorky）、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威廉・德库宁（William de Kooning）这些后来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都受到了计划的资助。其次，该计划负责人霍尔杰・加希尔（Holger Cahill）对艺术家始终持着开放的态度，即使是对那些现代主义也抱着开明的态度。1921至1922年间，发生在墨西哥的左派革命促成了墨西哥壁画的复兴。墨西哥壁画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那种左派乌托邦式的理想深深影响了美国青年艺术家。波洛克便受其影响在这一时期为新政创作了一些大型作品，将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与现代主义的简约形式融合在一起，这为后来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创作奠定了基础。最后，计划还为艺术家们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条件。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Beard）认为：“艺术家和广大民众从未像此时这样联系在一起。”[3]本呆在象牙塔中的艺术家们因共同的工作走到了一起，接触频繁，彼此观摩，催生了新的想法，一个带有“一种同事和相互尊重的感觉”[4]的团体将要诞生了。

30年代美国艺术界的显赫人物或许都还背负着或民族的或阶级的包袱，但欧洲现代主义也在这个时候悄然发展，与美国本土艺术共同构成了交织在一起的主线。1929年现代艺术美术馆建立，其中陈列了塞尚、梵高、毕加索等的重要作品，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的作品在那里都可以看到，也证明了当时欧洲现代主义在美国占有一席之地。随着1939年之后，二战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大批欧洲艺术家迁往美国。自此，被美国政治上的孤立主义和金融危机所压抑的欧洲现代主义之风又兴盛起来。

参考文献：

[1] Royal Cortissoz.American Art[M].New York，1923：18.

[2] Erika Doss.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Art[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77.

欧洲艺术论文范文第15篇

当时美国人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学钢琴要“留学欧洲”，霍夫曼对这种到国外学习音乐要比在国内好的观点不认同，说这是怪诞的而且是过时的迷信，霍夫曼说，他就可以提出五位美国钢琴教师，在美国得不到承认，然后他们去了欧洲不但收了美国来的学生，而且还收取前所未有的最高学费。霍夫曼认为这是美国对同胞的不重视而把他们逼到欧洲去的。比如戈多夫斯基在芝加哥居住了十八年，大家都不需要他，而在柏林，戈多夫斯基的学生差不多都是美国人。

霍夫曼又说，欧洲除了卓越的管弦乐队，一般的音乐创造还不如美国好，欧洲的音乐教师的水平也并不高出美国同级的音乐教师，霍夫曼说美国是一个有无限发展可能的国家。事实上也是这样，但当时的美国很少有人是这样认为的，好像到了1958年范·克莱本在首届柴可夫斯基比赛获得了头奖以后，美国人的这种自信才建立起来，克莱本在他的国家被称为文化英雄。

在视觉艺术上，美国人的自信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到了1930甚至1940年代早期，在绘画上还是迷信欧洲，阿尔弗雷德·巴尔就是一个典型，作为纽约现代艺术馆的首任馆长，在1936年做了“立体主义与抽象艺术”的展览，展示了欧洲的艺术成果，也建立了欧洲现代艺术史的发展脉络，在当时的美国影响很大。而在1930年代的纽约，也有不少美国的青年艺术家在实验着抽象绘画，像波洛克明确地提出要在欧洲抽象绘画的基础上超越欧洲，而当“立体主义与抽象艺术”举办以后，这些纽约的青年艺术家向纽约现代艺术馆申请举办他们的抽象画展的，但这个申请却被阿尔弗雷德·巴尔一口拒绝，理由是这些青年艺术家是没有前途的，而且说现在的绘画正在朝着具象的方向在回归。

不过，当时美国有一个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为此抱不平，认为美国的绘画会超越欧洲，格林伯格一点都看不起阿尔弗雷德·巴尔，称他为“琐碎艺术的鼓吹者”。格林伯格从1939年发表的《前卫与庸俗》和《走向更新的拉奥孔》两篇重要的文章奠定了美国绘画的方向。到了1950年代，抽象表现主义终于在现代艺术史的上下文中完成了它的概念系统——平面化、去中心、满画面。或者说是完成了从塞尚、毕加索到波洛克的艺术史线索。

格林伯格在1953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很肯定地说，这些纽约的艺术家已经超过巴黎两到三年，由于这批纽约的青年艺术家到了1940年开始成熟起来，以后成了抽象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并彻底改变了美国乡土现实主义才是代表美国的艺术的主流观点，事实也是这样，后来世界的艺术中心从巴黎转到了纽约，波洛克也成为了美国的文化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