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自动化论文范文
信号自动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符号，形象，信息技术，动态整合
[[1]摘 要]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亮点。作为教育手段的信息技术在教学中最深层的本质体现就是语词符号与形象的动态整合。建立在语词符号与形象的动态整合的基础上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过程中，应处理好形象直观与抽象概括、信息呈现的方式与学生的认知方式、知识的容量与学生的承受能力三个关系。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理论发展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实践的发展。开展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理论研究，确定其基本原理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理论发展至关重要。论文参考。它不仅影响着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建构的内容与方向，而且影响着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实践的应用与成效。
本研究立足于学习心理学、课程论与多媒体技术等多学科视野就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基本原理进行初步探讨，从教学手段的不断演变来分析语词符号与形象的动态整合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基础，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实践活动奠定理论基础。
1、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亮点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到2005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实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课程观、教学观、师生观、评价观等方面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它对教师传统的教育教学理念、课堂教学行为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冲击。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突出强调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要把信息技术与课程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新课程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上推进。只有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信息技术才不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而是一种学习方式的根本变革。
经过几年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践探索，已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理论的研究。
一方面，我们欣喜地看到，广大教师的整合水平正在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让学生学会学习”的理想目标正在一步步走向现实。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无担忧地发现，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验愈是进入深层，遇到的瓶颈问题就愈加突出，理论研究与实践差距太大，仍然存在着许多误区和问题，比如：整合中只注重形式和流程而轻视教学成效；整合的出发点脱离课程教学这一宗旨而为了运用技术进行整合；。
正是由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缺乏基本原理的研究和自身理论的探讨，因此本文从教学手段的发展来逐步分析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基本原理，阐明语词符号与形象的动态整合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基础，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奠定理论基础。
2、语词符号与形象动态整合的基本原理
语词符号与形象的动态整合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支柱，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以语词符号与形象的动态整合为基础。可以这样说，没有语词符号与形象的动态整合就没有现在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它是进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平台。
2.1 几个概念的解释
2.1.1 语词符号
Saussure 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 语词由“能指(signifier) ”和“所指( signified) ”构成; 所谓“能指”就是词的语音形式, 而“所指”则是一个概念。词的语音所代表的事物以某种方式通过心理上的联想(association)与概念实体相联系。语词符号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进行思维的工具。
在所用符号中，语言符号是最重要、最复杂的一种。语言中有大大小小的单位，例如句子、词、语素、音位等。音位不是符号，因为没有和某种意义相结合。语言中最小的符号是语素。人们自然地感觉到的语言中的单位是词而不是语素。词在说话时能够自由地卸下装上。如果说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符号，那么词是语言中能够独立使用的符号。句子是符号和符号组装的成品，是符号的序列，不再是单个的符号。
2.1.2形象
《辞海》中对“形象”的解释：“①形状相貌。《三国志·魏志·管宁传》：宁少而丧母，不识形象。②指文学艺术区别于科学的一种反映现实的特殊手段。即根据现实生活各种现象加以选择、综合所创造出来的具有一定思想喝审美意义的具体生动的图画。”（《辞海》，1979年版，P1862）
实际上，“形象”是感性材料，包括事物的形状、体积、颜色、声音和气味等等具体形象，是以表象的形式存在的。它带有直观性和鲜明性。人的记忆都是通过事物的具体形象开始的，即形象记忆。儿童出生六个月左右就会表现出形象记忆，如认知母亲和辨识熟人的面貌，就是形象记忆的表现。人有了形象记忆，复杂的心理活动才有可能进行。
2.1.3 动态整合
这里所说的“动态整合”主要指生动形象化的、多感官的各种刺激，而且所传递的信息是不断动态变化的。
2.2 语词符号与形象的动态整合的特点
2.2.1 多感知性。通过语词符号与形象的动态整合，可以同时提供给学生多感官的刺激，如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多种感官刺激；提供资源丰富的教学环境；有助于发展学生的高级能力；在教育教学中的发展潜力非常大。
2.2.2 形象性。论文参考。论文参考。利用特殊手段不仅可以实现信息的形象概括，简化不必要的因素；还可以再现现实现象的各个细节，如感觉不到是真实环境还是虚拟世界。
2.2.3 技术性。语词符号与形象的动态整合是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实现的，需要技术的表现。
2.2.4 动态性。既然是动态整合当然是动态变化的组合，而且整个宇宙空间都是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符合一般的客观世界。
以计算机为核心，对数据、文字、声音、音乐、图形、图像、视频、动画等媒体信息进行整合处理的技术，以较高处理声音和图像信号的能力，高质量的显示图形、视频和音频信号的能力以及高级的交互能力而见长。它无论提供的任意感知都是形象化的动态图像或者动态心理图式。
2.3语词符号与形象动态整合的基本原则
2.3.1 语词符号与形象直观
语词符号与形象直观的整合要有限度，不能为了形象直观而直观；语词符号与形象直观的整合要符合现实现象；语词符号与形象直观要符合科学规范。
2.3.2 信息呈现的方式与学生的认知方式
人所具有的知识结构是人获得和理解新知识的基础框架，也是人进行联想、推理和思维活动的基础。信息呈现的方式与学生的认知结构要相适应；信息呈现的方式与学生的认知结构要配合；信息呈现的方式与学生的认知结构要互相补充。
2.3.3 知识的容量与学生的承受能力
利用信息技术所创造的数字化环境的知识容量特别巨大，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课堂45分钟）使学生全部掌握、吸收消化。知识的容量要符合学生对知识的接受能力；知识的容量要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对知识的接受能力
3、运用语词符号与形象动态整合促进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策略
要创造这种生动的数字化学习环境，运用语词符号与形象的动态整合为平台，为更好的促进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践，使学生具有浓厚的学习兴趣、较高的学习动机。能够及时地获取信息和长久地保持记忆、能够有效地进行教学的组织与管理。实现能培养合作精神并促进高级认知能力发展和实现能培养创新精神和促进信息能力发展,可以采用下列策略：
3.1 建立丰富的数字化资源
数字化教学资源是指经过数字化处理可以在多媒体计算机或网络环境下运行的多媒体材料，包括视频、音频、图片、动画、文本、多媒体课件和网络课件等。如果在授课中把这些可以用影像或动画表现的事物在课堂上用多媒体的技术表现出来，将会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学科的积极性，有助于学生理解并学会运用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获得学科基本技能，发展学科思维能力。为达到这个教学目标，实现数字化教学，我们首先要创设数字化教学资源，营造有利于学生形成学科信息意识和能力的教学环境。结合实际，自制课件；开发网络课件，利用网络教学；利用因特网收集终秀作品，建立优秀作品文件库，以开阔学生视野、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3.2 做好学习支助服务
学生不是天生就会自主学习的，学生的自学能力、对信息资源的选择能力都需要在学校和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逐步培养和发展。他们的生活体验和生活环境各不相同，接触的到的信息也会有多有少，所以学生学习支助服务对学生遇到的学习问题，如学习方法、学习技巧和学习进程中学术和资源等方面的困难，以适当的方式和补充材料的形式进行解决。
3.3 凸现学科的性质与特点
利用信息技术要有所侧重，信息技术虽然很先进，但是不是每门课程、每个知识点都要真实呈现出来，要适当的侧重于所教内容，可以有所取舍的接近现实现象。
3.4 指导学生适应信息技术环境、学会运用信息技术工具学习。
为学生创设良好的信息技术学习环境；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工具进行自主学习；指导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工具进行协作学习
3.5 激发学生主动参与认知实践活动的主动性。
利用信息化学习资源，组织多种形式的课堂教学讨论、角色扮演、辩论、竞赛等活动形式，完成教学目标；利用信息化学习资源，创设问题情境，组织学生通过实验、制作、动手操作，尝试错误等活动，完成学习任务。
整合之初，(缺乏信息技术基础的)教师学习信息技术和基本的整合理论，将技术尝试整合到教学中，用技术帮助教学经验发挥作用，并不断积累经验。随着经验的增加，教师能较好地运用信息技术，并可能结合学科内容的特点将自己的教学艺术、教学风格和教学能力比较充分地展现出来。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向前发展，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基本理论的探索，逐步实现深层次的整合，在以后的操作实践中会不断有新的收获，对我们的实践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且充分突出教育作为创造性劳动的魅力，教学不再是枯燥的活动，教师不再是古井不波的职业，学生真正有望成为创新人才。
[参考文献]
[1] 钟启泉，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 F. de Saussure.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3] 余胜泉，吴娟.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网络时代的教学模式与方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4] 丁兴富.远程教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 伊俊华，庄榕霞，戴正南.教育技术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6] 刘利民，官忠明.概念的心里特性及其语词符号启动[J].四川大学学报，2003.NO.6.
[7] 何克抗. 关于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论证与思考[J].电化教育研究，2005.
[8] 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信号自动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遥信，干扰
配网自动化就是利用现代先进的电子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将10kV配电网上的实时数据、用户数据、电网结构和地理信息等多种信息进行处理和集成，实现对配电网的控制和监测，其监控对象是变电站、开闭所、环网柜、柱上开关、公用/专用配网变压器、配网室等10kV设备。监控方式是通过遥信(开关、刀闸的位置、保护信号)、遥测(电流、电压、功率、电度等)、遥控(开关、刀闸的远方操作等)方式实现。其中遥信是监控的基础。因为它提供了10kV配电网运行的关键数据，是调度人员监视电网、判定故障的直接依据。遥信干扰引起的误动，会扰乱调度人员对电网的监控，严重的还会误导调度人员对电网运行情况的分析判断。本文针对具体环境，结合本公司所使用的配网自动化子站及FTU，提出了解决遥信干扰问题的处理方法。
一、问题的指出
某供电分公司的配网自动化系统在建设初期，遥信频繁误发。做一次保护试验，主站可同时收到十几条保护动作信号；在变电站无保护动作的情况下，主站依然收到十几条保护动作信号；一些电房的开关处于合闸位置时，主站却收到分闸信号，致使配网自动化系统的可靠性和实用性大打折扣。
二、产生遥信误动作的原因
变电站、小区电房、及柱上开关这些特殊的工业控制环境，所存在的高电压、大电流、强电场，会对配网自动化子站及FTU产生干扰，导致发生遥信误动作。变电站内10kV开关的辅助机构和小区电房10kV开关，以及10kV线路柱上开关的辅助机构中的开关辅助节点(DL)，是我们取开关位置信号的地方，高压设备运行时的高次谐波对其干扰很大。开关设备在分合时的电弧冲击产生的冲击电磁场对开关位置信号的影响也很大。另外开关辅助节点接触不良，更是对开关位置信号产生直接干扰；10kV配电房内的高压设备是不同厂家生产的，由于部分厂家生产的10kV开关辅助节点不良，但开关位置信号均在“合闸位置继电器(HWJ)”和“跳闸位置继电器(TWJ)”处取得，当控制回路的电源(＋KM、－KM)消失时，则HWJ和TWJ同时失电，常开节点同时打开，主站的开关位置显示中间态，因而产生了遥信干扰。，遥信。。10kV保护装置的信号继电器是我们获取保护信号的地方，继电器的节点抖动也会产生遥信干扰。配网自动化子站和FTU使用的是工业级的芯片，内部软件程序编译良好，故不会形成为遥信的误发点。FTU到配网自动化子站的通信方式为光纤以太网通信方式，配网自动化子站到主站的通信方式为光纤网络ATM异步传输方式，其传输误码率极低，加上IEC870－5－104远动规约对传输的信息进行校对和核对，使得在通道上产生误码致使遥信误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三、遥信干扰的排除方法
通过分析，我们知道遥信干扰主要发生在高压设备的辅助机构、保护继电器的节点上。其产生的形式主要有电磁干扰、节点抖动、及遥信点选择不正确等。FTU及配网自动化子站接受这些干扰信号后将其变为错误的遥信信号送往主站，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及某分公司所使用的配网自动化子站及FTU的特点，我们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抗干扰、防误动措施。
3.1对电磁干扰的处理办法电磁干扰主要来自高压设备附近的强电场及开关操作时所产生的弧光、电流产生的电磁冲击。经遥信二次电缆传输到达FTU或配网自动化子站。据我们实测，一般情况下感应电压只有十几伏，而受到电磁冲击时则会更大。因此遥信二次电缆必须使用屏蔽电缆，并且需要良好接地，以抑制感应电压和电磁冲击对FTU及配网自动化子站的冲击。经实测结果使用屏蔽电缆后感应电压可降为零。配网自动化子站及FTU遥信电源是采用FTU或配网自动化子站提供的直流电源，断路器辅助节点及继保节点使用无源节点。因此遥信电缆单独敷设，不能同其它用途的交流电缆合用一条。一旦合用，则相互产生的感应电压将足以抵消直流正负电源。另外，配网自动化子站及FTU的遥信板装有可选择的硬件滤波器，考虑到继电器节点自保持时间和对遥信动作时间分辨率的要求，我们选用了10ms的硬件滤波器，可对10ms内的冲击干扰起到滤除作用。
3.2对于不同的遥信信号，采用不同的软硬件处理方法。某供电分公司在配电网自动化系统的建设中，借鉴了调度“四遥”系统建设的成功经验。与“四遥”系统一样，遥信信号也分为三类：一是开关、刀闸的分合位置信号；二是短时出现并自动复归的保护信号；三是持续出现并需人工复归(或远方复归)的告警信号。对于开关、刀闸的分合位置信号，我们首先规定在开关的辅助节点(DL)处获取。对于部分电房在“合闸位置继电器(HWJ)”、“跳闸位置继电器(TWJ)”处取的情况，我们要求厂家加装DL节点，坚持在DL节点处取。这样避免了在控制电源失电情况下的中间状态，又可避免HWJ、TWJ的节点抖动。这类型遥信的高次谐波及电磁干扰，已通过上述方法排除。对于开关辅助节点接触不良，导致遥信误发的干扰，可采用双位置冗余遥信方式来保证遥信的正确性。当开关是合位时，遥信上送(10)；当开关是分位时，遥信上送(01)，当开关既不是合位，又不是分位时，为中间态，用(00)或(11)表示。这样可以对现场开关为合位时，主站却显示分位、现场开关为分位时，主站却显示合位的误遥信起到了良好的抑制作用。对于短时出现并自动复归的保护信号，可在配网自动化子站的应用软件中将其选择为带时标的单点遥信上送。调度员可根据时间的密度来判断哪些信号是真的正确遥信，哪些信号是节点抖动引起的误遥信。，遥信。。对于持续出现并需人工复归(或远方复归)的告警信号，可在配网自动化子站的应用软件中将其选择为不带时标的单点遥信上送。这种类型遥信上送特点是当告警信号出现时主点始终显示该信号出现，直至该信号消失时主站才显示该信号消失。
3.3对于保护装置节抖动的处理方法机械式继电器的节点抖动是不可避免的，但节点抖动可使用软件的方法来控制，并对遥信信号进行平滑处理。，遥信。。对于开关、刀闸的分合位置信号，则根据开关、刀闸的动作时间，在软件上设置了2S的等待时间。可避免在开关、刀闸行动到中间位置时的中间态出现，又可避免2S时间内的节点(DL)抖动。根据继电保护装置的要求我们在软件上设置将其它两类遥信的等待时间设为0.4S。这样就妥善地解决了节点抖动的干扰问题。
四、结论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全方位的遥信误动问题已得到圆满解决。目前已无遥信误动作的现象出现，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信号自动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符号，形象，信息技术，动态整合
[[1]摘 要]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亮点。作为教育手段的信息技术在教学中最深层的本质体现就是语词符号与形象的动态整合。建立在语词符号与形象的动态整合的基础上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过程中，应处理好形象直观与抽象概括、信息呈现的方式与学生的认知方式、知识的容量与学生的承受能力三个关系。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理论发展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实践的发展。开展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理论研究，确定其基本原理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理论发展至关重要。论文参考。它不仅影响着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建构的内容与方向，而且影响着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实践的应用与成效。
本研究立足于学习心理学、课程论与多媒体技术等多学科视野就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基本原理进行初步探讨，从教学手段的不断演变来分析语词符号与形象的动态整合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基础，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实践活动奠定理论基础。
1、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亮点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到2005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实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课程观、教学观、师生观、评价观等方面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它对教师传统的教育教学理念、课堂教学行为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冲击。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突出强调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要把信息技术与课程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新课程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上推进。只有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信息技术才不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而是一种学习方式的根本变革。
经过几年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践探索，已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理论的研究。
一方面，我们欣喜地看到，广大教师的整合水平正在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让学生学会学习”的理想目标正在一步步走向现实。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无担忧地发现，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验愈是进入深层，遇到的瓶颈问题就愈加突出，理论研究与实践差距太大，仍然存在着许多误区和问题，比如：整合中只注重形式和流程而轻视教学成效；整合的出发点脱离课程教学这一宗旨而为了运用技术进行整合；。
正是由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缺乏基本原理的研究和自身理论的探讨，因此本文从教学手段的发展来逐步分析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基本原理，阐明语词符号与形象的动态整合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基础，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奠定理论基础。
2、语词符号与形象动态整合的基本原理
语词符号与形象的动态整合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支柱，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以语词符号与形象的动态整合为基础。可以这样说，没有语词符号与形象的动态整合就没有现在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它是进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平台。
2.1 几个概念的解释
2.1.1 语词符号
Saussure 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 语词由“能指(signifier) ”和“所指( signified) ”构成; 所谓“能指”就是词的语音形式, 而“所指”则是一个概念。词的语音所代表的事物以某种方式通过心理上的联想(association)与概念实体相联系。语词符号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进行思维的工具。
在所用符号中，语言符号是最重要、最复杂的一种。语言中有大大小小的单位，例如句子、词、语素、音位等。音位不是符号，因为没有和某种意义相结合。语言中最小的符号是语素。人们自然地感觉到的语言中的单位是词而不是语素。词在说话时能够自由地卸下装上。如果说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符号，那么词是语言中能够独立使用的符号。句子是符号和符号组装的成品，是符号的序列，不再是单个的符号。
2.1.2形象
《辞海》中对“形象”的解释：“①形状相貌。《三国志·魏志·管宁传》：宁少而丧母，不识形象。②指文学艺术区别于科学的一种反映现实的特殊手段。即根据现实生活各种现象加以选择、综合所创造出来的具有一定思想喝审美意义的具体生动的图画。”（《辞海》，1979年版，P1862）
实际上，“形象”是感性材料，包括事物的形状、体积、颜色、声音和气味等等具体形象，是以表象的形式存在的。它带有直观性和鲜明性。人的记忆都是通过事物的具体形象开始的，即形象记忆。儿童出生六个月左右就会表现出形象记忆，如认知母亲和辨识熟人的面貌，就是形象记忆的表现。人有了形象记忆，复杂的心理活动才有可能进行。
2.1.3 动态整合
这里所说的“动态整合”主要指生动形象化的、多感官的各种刺激，而且所传递的信息是不断动态变化的。
2.2 语词符号与形象的动态整合的特点
2.2.1 多感知性。通过语词符号与形象的动态整合，可以同时提供给学生多感官的刺激，如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多种感官刺激；提供资源丰富的教学环境；有助于发展学生的高级能力；在教育教学中的发展潜力非常大。
2.2.2 形象性。论文参考。论文参考。利用特殊手段不仅可以实现信息的形象概括，简化不必要的因素；还可以再现现实现象的各个细节，如感觉不到是真实环境还是虚拟世界。
2.2.3 技术性。语词符号与形象的动态整合是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实现的，需要技术的表现。
2.2.4 动态性。既然是动态整合当然是动态变化的组合，而且整个宇宙空间都是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符合一般的客观世界。
以计算机为核心，对数据、文字、声音、音乐、图形、图像、视频、动画等媒体信息进行整合处理的技术，以较高处理声音和图像信号的能力，高质量的显示图形、视频和音频信号的能力以及高级的交互能力而见长。它无论提供的任意感知都是形象化的动态图像或者动态心理图式。
2.3语词符号与形象动态整合的基本原则
2.3.1 语词符号与形象直观
语词符号与形象直观的整合要有限度，不能为了形象直观而直观；语词符号与形象直观的整合要符合现实现象；语词符号与形象直观要符合科学规范。
2.3.2 信息呈现的方式与学生的认知方式
人所具有的知识结构是人获得和理解新知识的基础框架，也是人进行联想、推理和思维活动的基础。信息呈现的方式与学生的认知结构要相适应；信息呈现的方式与学生的认知结构要配合；信息呈现的方式与学生的认知结构要互相补充。
2.3.3 知识的容量与学生的承受能力
利用信息技术所创造的数字化环境的知识容量特别巨大，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课堂45分钟）使学生全部掌握、吸收消化。知识的容量要符合学生对知识的接受能力；知识的容量要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对知识的接受能力
3、运用语词符号与形象动态整合促进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策略
要创造这种生动的数字化学习环境，运用语词符号与形象的动态整合为平台，为更好的促进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践，使学生具有浓厚的学习兴趣、较高的学习动机。能够及时地获取信息和长久地保持记忆、能够有效地进行教学的组织与管理。实现能培养合作精神并促进高级认知能力发展和实现能培养创新精神和促进信息能力发展,可以采用下列策略：
3.1 建立丰富的数字化资源
数字化教学资源是指经过数字化处理可以在多媒体计算机或网络环境下运行的多媒体材料，包括视频、音频、图片、动画、文本、多媒体课件和网络课件等。如果在授课中把这些可以用影像或动画表现的事物在课堂上用多媒体的技术表现出来，将会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学科的积极性，有助于学生理解并学会运用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获得学科基本技能，发展学科思维能力。为达到这个教学目标，实现数字化教学，我们首先要创设数字化教学资源，营造有利于学生形成学科信息意识和能力的教学环境。结合实际，自制课件；开发网络课件，利用网络教学；利用因特网收集终秀作品，建立优秀作品文件库，以开阔学生视野、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3.2 做好学习支助服务
学生不是天生就会自主学习的，学生的自学能力、对信息资源的选择能力都需要在学校和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逐步培养和发展。他们的生活体验和生活环境各不相同，接触的到的信息也会有多有少，所以学生学习支助服务对学生遇到的学习问题，如学习方法、学习技巧和学习进程中学术和资源等方面的困难，以适当的方式和补充材料的形式进行解决。
3.3 凸现学科的性质与特点
利用信息技术要有所侧重，信息技术虽然很先进，但是不是每门课程、每个知识点都要真实呈现出来，要适当的侧重于所教内容，可以有所取舍的接近现实现象。
3.4 指导学生适应信息技术环境、学会运用信息技术工具学习。
为学生创设良好的信息技术学习环境；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工具进行自主学习；指导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工具进行协作学习
3.5 激发学生主动参与认知实践活动的主动性。
利用信息化学习资源，组织多种形式的课堂教学讨论、角色扮演、辩论、竞赛等活动形式，完成教学目标；利用信息化学习资源，创设问题情境，组织学生通过实验、制作、动手操作，尝试错误等活动，完成学习任务。
整合之初，(缺乏信息技术基础的)教师学习信息技术和基本的整合理论，将技术尝试整合到教学中，用技术帮助教学经验发挥作用，并不断积累经验。随着经验的增加，教师能较好地运用信息技术，并可能结合学科内容的特点将自己的教学艺术、教学风格和教学能力比较充分地展现出来。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向前发展，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基本理论的探索，逐步实现深层次的整合，在以后的操作实践中会不断有新的收获，对我们的实践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且充分突出教育作为创造性劳动的魅力，教学不再是枯燥的活动，教师不再是古井不波的职业，学生真正有望成为创新人才。
[参考文献]
[1] 钟启泉，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 F. de Saussure.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3] 余胜泉，吴娟.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网络时代的教学模式与方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4] 丁兴富.远程教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 伊俊华，庄榕霞，戴正南.教育技术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6] 刘利民，官忠明.概念的心里特性及其语词符号启动[J].四川大学学报，2003.NO.6.
[7] 何克抗. 关于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论证与思考[J].电化教育研究，2005.
[8] 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信号自动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媒体 网络宣传 符号化
在新媒体时代，随着Web2.0技术的不断成熟，新媒介的普及率和利用率越来越高，其强大的宣传辐射力吸引了众多企业建立电子营销模式，而互联网是许多企业进行品牌宣传的重要媒介。结合网络传播的特点，企业的网络宣传形式多种多样，但都需要语言符号及非语言符号的支持，这些符号被赋予符合企业文化的意义为品牌宣传造势，并在宣传过程中不断形成新的符号文本，在拟态环境中反复传播。因此，正确运用符号学理论解读网络符号化传播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能够揭示符号化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新媒体时代的网络传播环境
新媒体的产生和应用建立在传统媒体的发展上，并且拥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新特点，其普及和应用为传媒行业带来了新技术和新理念。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相互融合逐渐改变了网络传播环境。
1、拥有开放平台，传播主体多样化
新媒体时代最突出的特点是媒介类型的多样化，每种媒介都拥有特定的应用功能和技术支持。不同的受众群体有独特的信息获取习惯，受众根据自身能力和具体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传播工具。聚美优品的垂直细分电子商务平台就利用了新媒体的相关技术，开放营销平台，与不同类型消费者进行线上交流，并在线下利用传统媒体的优势与线上活动联动宣传。
2、实时传播，迅速有效
新媒体大大加快了信息的和接收速度，实现了即时传播的要求。因为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渐增多，电子媒介的信息把关门槛较低，所以人们可以任意不触犯法律的信息内容，其他人可以通过不同的电子媒介及时浏览这些信息，传播过程非常迅速。同时，受众可对这些信息进行反馈，进而实现互动传播。
3、多点对多点的传播特征
新媒体实现了多对多的传播模式，且信宿将成为新的信源，继续向多点传播。这就是所谓的“裂变式”传播。这一特点在社交网络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企业在微博的产品宣传广告，经过网民的叠加转载后，会形成惊人的辐射范围，以极小的宣传成本收获巨大的广告效益。
与此同时，传播主体的多样化和信息传播的公开化，使得网络传播内容及传播时间形成了碎片化的特点。
二、符号学理论的应用
符号学理论的应用多见于对传统媒体传播行为的研究中，随着数字媒体的兴起，我们可将符号学研究推进数字领域，对新媒体时代的网络传播活动进行分析。本来主要采用的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符号学理论。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索绪尔是当代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是现代语言认知范式的奠基石。索绪尔将符号分成两个组成部分，即能指和所指。能指是语言的物质方面，可认为是符号的外在形式。能指是一种思维概念，是符号的内在意义。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种映射式的辩证法。一方面，索绪尔强调不存在没有能指的所指，也不存在没有所指的能指，二者相互依赖。另一方面，他认为符号的物质形式和非物质内涵是相对独立的两部分。因此，不同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积淀会赋予一个符号多种不同的意义，也导致一种意义同时拥有多种符号形式。
罗兰·巴特继承和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他更注重对现实文化现象和文化信息的研究分析。他肯定索绪尔的语言二分法，不过，巴特对符号学有新的想法，他提出语言只是表达符号意义的一种方式，语言学并不能等同于符号学。例如，一座海景别墅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居住空间，除此之外，它的位置、外形和内部装修都在传递别墅主人的财富和地位信息。这些信息并没有通过语言向他人传递，而是人们根据生活经验和固有价值观所作出的判断。另外，巴特对符号学理论作了分析和修正，他认为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物的追求不再满足于物质需要，而是更多地关注物的文化功能或其符号意义上的满足功能。
符号在不同研究领域具有特殊的价值意义。在商品的符号价值问题上，后现代消费理论认为，我们消费的是商品的符号或象征，而不是它的具体实用性。这在广告宣传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一般来讲，商品的能指是确定的，而广告可以将无数意象赋予该能指，形成多种所指。人们在消费过程中不仅考虑商品的实用价值，更关注附属在商品能指上的所指意义，比如档次、知名度和美誉度等。
三、对聚美优品网络宣传活动的符号解读
在新媒体时代，电子商务企业借助Web2.0技术和新媒体平台，积极宣传品牌形象。作为我国最大的化妆品限时特卖网络商城，聚美优品的网络宣传活动的符号化极具代表性。
1、对语言符号的应用
（1）聚美优品“陈欧体”励志广告的走红。语言文字是人与人之间最常用的沟通工具，因此文案创作是企业广告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陈欧参与拍摄了聚美优品的两则广告。第一则广告的文案主打温情牌，通过普遍的蜗居和裸婚现象使“80后”潜在消费者产生心灵亲近感，并鼓励他们对生活建立信心。2012年11月，聚美优品推出第二则广告，以五个排比句和一句鼓舞人心的总结构成文案。这五个排比句均以“你……，我（们）……”的形式出现，前半句分别陈述外界对类似陈欧的追梦人的浅层认识和不屑，后半句则表达追梦人勇敢面对质疑，继续前行的决心。文案的最后一句“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亮。我是陈欧，我为自己代言”成为点睛之笔。这就是红遍各大社交网络的“陈欧体”。这则广告在《快乐大本营》的广告时段播出，短短两分钟的视频1个月内在优酷网的转发量就达到了370万次。年轻受众受到广告触动，纷纷在社交网络模仿该广告文案的写作方式，属于自己的励志“陈欧体”。自此，“陈欧体”成为了聚美优品的励志符号，引来了无数追捧和效仿，这便是媒介融合和舆论热议所导致的符号化倾向的传播形态。
（2）商城自设的口碑中心。聚美优品的首页导航中有个别具匠心的“口碑中心”板块。它不同于淘宝商城打开相应产品才能看到商品评论的形式，而是在口碑中心的首页实时滚动更新消费者对所买产品的即时评价。聚美优品将消费者的口碑评价作为网站的特殊宣传符号，让消费者为自己做广告。在潜在消费者眼里，购买过商品的消费者是相对可信的，因此这些可信的符号就成为了他们选购商品的风向标，而聚美优品也为此省下一笔不小的宣传开销。
2、对非语言符号的应用
（1）总裁代言。企业通过数字媒体进行广告宣传时，通常会请明星作代言，主要利用其知名度和粉丝增强宣传效果。但聚美优品选择由总裁“为自己代言”。总裁作为企业的核心人物，出现在广告中，显示出了聚美优品开放的品牌文化和融洽的团队气氛。同时，陈欧在广告片中表现出自己曾经追求梦想的状态，与绝大多数受众形成认知共鸣，完成从追梦人到企业总裁的蜕变，成功地为自己赋予了符号意义，成为一个励志象征，收获了令人满意的宣传效果。
（2）微信二维码的应用。聚美优品商城页面的右列显示有其微信二维码，用户只需用手机扫描该二维码即可获得聚美优品的黑钻卡，成为网站会员并享有特殊优惠。聚美针对其最庞大的年轻消费群体进行微信宣传，每天向会员发送美妆贴士及网站优惠活动，体现了其时尚、专业的企业素质。
（3）网站的色彩符号。聚美优品的网站页面以红色系为主，既符合人们对女性的色彩定义，也使女性消费者在浏览页面时有种专属的优越感。色彩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在无形中辅助语言符号，使得网站的宣传效果更为立体和全面。同时，从网站色彩的应用可以看出聚美优品极重视细节设计，对企业形象的树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网络传播活动符号化所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由于网络媒体特殊的传播环境，网络热点常在经过人们点评后衍生出新的热议话题。这些网络亚文化丰富人们娱乐生活的同时，也对网民素质和网络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自从聚美“陈欧体”走红网络，各领域各阶层的网民纷纷效仿该文体创作出众多版本的“XX体”，目前已有医学版、甄嬛版、网站论坛版和各大高校版等等，甚至有低俗的恶搞和人身攻击版本。上海大学教授胡申生认为学生对于各种“体”的效仿是在浪费时间，这些“体”的流行只是一次集体娱乐消遣，已经开始危及学生健康的精神生活。另外，网络亚文化的发展具有任意性，它随着人们的想法改变而改变。互联网具有多点对多点传播的特征，信息交换十分迅速，低俗内容的复制繁衍速度惊人。因此，做到全面监管网络低俗内容尚有难度。
关于类似“陈欧体”的符号不良异化问题，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解决。
首先，提高全民的综合素质，普及相关法律常识，使网民在享有足够言论自由的同时保证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其次，符号主体可在适当的时机对有畸形异化趋势的网络亚文化进行正确引导，既有助于净化网络环境，又可为企业进行新一轮宣传。在“陈欧体”备受关注的同时，聚美优品可在舆论可控之时推出新的宣传活动，转移受众热议焦点的同时，保持人们对本企业的持续关注和期待。最后，建立和完善统一的网络监管机制，细化相关规定，同时联合各大社交网站，加强对自身的监督，及时清理具有人身攻击等恶趣味的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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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周蔓，《聚美优品创始人陈欧：CEO营销引爆“两分钟”》[DB/OL].[2012-12-30].http：///shoppi-ng/20121230/190268.shtml
信号自动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工程教育；数字信号处理；多元化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2-0212-02
字信号处理是一门基础性很强的课程，信号与系统是它的先修课程，通信原理是它的拓展课程，该课程集数学、计算机和电子学为一体，是一门交叉学科。在数字信号处理课程中，既涉及基础理论和算法，还涉及硬件电路，覆盖面很广。对该课程的讲授也不能仅仅采用理论教学的方法，尤其是在工程教育的背景下，对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基于工程教育背景，本论文以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探索数字信号处理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对教学方法的改革，将教学的指导思想变为以学生为主，改变学生传统的学习方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工程设计能力，为数字信号处理及其相关课程的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
1.调整课程教学目标，强调工程素养及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根据学校本科生培目标的要求，在教学中要以加强基础、重视实践、增强能力、提高素质为目标，课程体系要分层次、多模块，即涉及基本技能培养有包含创新能力的培养。
2.调整教学理念。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教学理念应该是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通过启发的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能力，逐步提高学生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基础。
3.改革教学方法。多种教学手段相融合，构建多元化、立体化教学模式。因为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内容很抽象，理论性很强，传统的教学方式是教师的讲授式教学，学生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这样就抑制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需要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的多元式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参与教学活动，变学生的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①讲授式教学，对于课程中那些基础性较强，理论性较强的内容，学生难以理解，需要老师进行透彻的分析和细致的讲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启发和引导学生，而不是全盘灌输，要注意教学的生动性，用生动的案例来吸引学生。②研讨式教学，采用研讨式教学方法，教师需要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要求，精心思考，提出难度适中符合逻辑的问题，使学生能和同伴之间通过积极的讨论交流，达到自主学习的目的。研讨的内容以教材为主，辅以周围的生活实际，教学环境轻松自由，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鼓励他们自由表达，提出问题，对问题进行探讨，让学生通过这种研讨式的方式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的问题。③启发式教学，在教师主持下，为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调动其学习知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学生对学习能够举一反三，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的自学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和组织能力的发展。④网络环境下的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充分利用网络的信息开放性，构建多媒体化的协作、自主学习情境。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网站主要有下面几个特点：一是较为丰富的教学资源，选编和收集国内外与课程内容有关的多媒体素材等，向学习者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二是相对灵活的网络交流，网站不仅实现了本课程的各个方面资源的表达共享，还通过服务器端程序的编制，实现一个的交流平台BBS。通过在线交流，学生老师实现远程交互，反馈信息。三是灵活的信息呈现，网站综合运用图片、多格式文本FTP系统等各种技术，把课程的资料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呈现给学生。
4.完善教学文件。在教材建设方面，密切联系本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国内外最新发展动态，在参考国内外优秀教材的基础上编写适合本专业培养方案的《数字信号处理》教材，辅之以MIT大学等一些在数字信号处理教学中有重要影响的高校教材，并在现代信号处理、MATLAB辅助信号处理、DSP原理与应用等方面配合指定了大量教学参考书，使学生学习目的和发展方向明确化。同时提供相应的CAI课件、网络课程，以逐步形成立体化多媒体化的教材体系。
5.教学手段改革。教学手段上改变传统的粉笔式教学，逐步辅以图片、幻灯、录像、投影、CAI课件等多媒体信息，让抽象的原理能够以形象实用的方式高效地展现。
6.考试改革。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多元化教学的同时，也要改革考试方式。考试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引导学生学习的指挥棒，这根指挥棒的运用是否得当，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考核方式上，可以采用开卷、闭卷等多种形式。注重学生的日常知识积累、检测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在考核内容上，注重学生的分析和综合能力，在强调考核知识的综合应用、基本概念以及基本内容的同时加大分析与综合型试题的比重，并有10%的拓展、创新题。这样，可以在保证试卷适用于大部分学生的同时，也拉开了成绩的分布，能够较为客观地考核学生的学习状况。评价形式多元化，既有分数，也有评语；既有课内，也有课外。可以让学生参与课程考核的评价方案，让他们及时了解自己在自我构建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进展，使考核评价成为一个继续学习的过程，充分体现学生在自主学习中的主题地位。
7.提高教师素质，打造教学和科研团队。多元化教学方法的改革需要教师有充足的知识储备，以应对学生可能提出的很多问题，所以教师要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加理论知识储备与应用能力，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与智力结构。需要建立一支在素质上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尚的思想境界、具备现代教育理念、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具备较强创新精神的教学科研能力的教师队伍。
通过工程教育背景下实施数字信号处理多元化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践，构建了新的课程体系，从整体上对“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内容进行了整合和优化，初步建立信号处理多元化教学新模式，将多种教学手段和方式相结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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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自动化论文范文第6篇
一、符号学概述
(一)符号学的概念
对于这个问题，学者没有统一的回答。学者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符号学的涵义，并运用自己界定的符号学含义来研究各种问题。即使如此，符号学家还是清楚自己的研究领域，那就是专门研究符号及其意指活动规律的科学。简言之，符号学即是研究符号的理论和方法。实际上，符号学的范围极其广泛，它包括从对动物的交流行为的研究到对人类社会交流行为的研究，还包括美学和修辞学等指示系统的分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符号学是指研究符号，特别是研究关于语言符号的一般理论的科学，主要研究符号的本质、符号的发展规律，符号与人类各种活动的关系，符号与人类思维的联系的一门学科。一般认为包括了民谣学、人类学、叙事学、神话分析、艺术符号学及较为近代的电影符号学、建筑符号学。狭义符号学可进一步划分为基础概念与具体概念。所谓基础概念是指专门研究作为客观现象的“符号”的本质及规律的学科，是较为抽象层面上的学科，是对各种符号现象的总的认识；具体概念指的是研究某一具体领域的符号现象的学科，比如说语言符号学、人类符号学等。
广义符号学除包括其狭义部分外，还包括各类侧重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际理论研究。其范围较通行符号学用法远为广阔，把符号学视为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总体革新策略之泛称。(广义)符号学与其说是具体理论学说，不如说是人文科学理论革新中的特定思考及运作方向。符号学家将这个意义上的符号学称为一门跨学科的元科学。所谓跨学科是指符号学融合了逻辑学、语言学、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以及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方法和研究成果。所谓元科学，是指符号学家将符号学视为方法的方法。符号学家对符号学方法有不同的划分方法，有逻辑主义的、有结构主义的、有解构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符号学，一般认为索绪尔倡导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和皮尔斯式的符号学是两种基本的方法。
(二)符号学的几个特征
首先，符号学以语言学的研究构架为主要方法。第一次把对符号的研究当做一门新学科提出的，是瑞士语言学家F.索绪尔。他在其对现代语言学发生深远影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预言将有一门专门研究“符号系统”的学科出现，并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为其做了初始的理论准备。索绪尔创立的现代语言学有以下几个特点：共时性的研究方法。索绪尔把之前着重研究语言的历时性方法转换为更强调语言的共时性研究，即研究的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的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这种方法强调语言当前的结构属性，把语言视为一种结构，通过对这个结构的研究来试图揭示语言的性质。语言和言语。索氏通过共时性的方法把语言现象作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语言是一种稳定的体系，是一个社会全体成员共同默契和普遍遵守的一系列规则；而言语则是指发生在具体某个人身上的一次次语言行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而不是言语，两者的区分使语言学深入到了语言的本质：语言符号系统中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构成的内在秩序和规律。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和意指(signification)。能指就是单词的词形或词音，即表示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的语言符号；所指则是单词所表示的对象或意义，即单词的思想要素、概念；意指用来表示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从能指到所指的一种作用过程，正如巴尔特所述，其“可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它是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这一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意指就是一种通过能指和所指两元素的相互作用探寻意义的过程。这样，语言就是这两元素所构成的一种符号系统，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索绪尔意识到有一个更大的关于各种符号问题的科学领域，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学科的一部分，而且它是最高级的符号科学，是这门科学的模型。
其次，文化人类学为符号学提供了部分研究对象，开启了符号学的扩张之路。由于文化人类学与符号学都关心话语中影响个体言语的文化习惯(风俗，习惯，沉淀在集体的言语活动实践中的动因等)，所以它们在这些方面多有交叉。而对于主导话语的跨文化形式即叙事文形式的规律性研究。早在符号学介入之前就由文化人类学家们开始了。法国人类学家斯特劳斯把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观点引入到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使之成为符号学的一部分。斯特劳斯认为，社会是由文化关系构成的，而文化关系则表现为各种文化活动，即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思维活动。这一切活动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因素：信码(符号)，不同的思想形式或心态是这些信码的不同的排列和组合。通过对亲属关系、原始人的思维形式和神话系统等符号的系统研究，试图找到对全人类普遍有效的思维结构及构成原则。随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洛普1928年出版的《俄国民间故事形态学》，于60年代初被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符号学的研究。格雷玛斯就在其基础上深入而又全面地研究了叙事语法，提出了完整的既可用于文学叙事文又可用于社会叙事文的符号学理论，符号学完成了对人类学的全面渗透。此后，符号学的方法开始盛行，完全超出了原先的语言学的范畴，向文学、叙事学等人文学科全面扩张。
最后，在哲学方面，符号学在结构主义理论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符号学从一开始就与结构主义思潮绞合在一起。正如霍克斯所说，“大体说来，符号学的疆界(如果它有的话)和结构主义接壤：两个学科的兴趣基本上是相同的”。实际上，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诞生几乎是同步的，发轫于结构主义思潮的索绪尔语言学及后来的符号学理论，又反过来给予结构主义以特别深刻的影响。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引发出结构主义重分析结构的方法，索氏认为语言不是如词典式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是各种因素间关系的系统；而言语是个别性的，是创造的产物，这种区分体现了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语言(即系统)是一种自主的、自我满足的体系，它不与外界的实体的事物发生关系，其最终目标是永恒的结构。其对能指和所指的区分也体现了结构主义对“意义”的追求：结构主义感兴趣的是事实背后的意义，索绪尔认为声音和书写形式仅仅是传递意义的符号，任何符号如果没有意义，就不是语言。他对于符号及其构成关系的强调，导致后人建立了“符号学”。再者，索绪尔的研究方法共时分析体现了结构主义的另一个基本思想，语言符号的识别只能通过它与其他语言符号的关系和差异。实质上，符号学之所以能从语言学发端并向多种人文学科穿透，其有力的工具正是结构主义的思想，它是形形的符号系统能够统一在一起的哲学底蕴。
(三)符号学的方法论意义
符号学之所以可以被当做一门跨学科的元科学，广泛渗透于人文学科，源于其在狭义和广义上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在狭义上，符号学以符号这一客观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符号的构成及其规律。而在各种人文学科中，符号的影子无处不在，各自人文现象都可以分解成能指和所指元素及其相互作用(意指)，任何社会活动的规则就在于其有所意指这一事实。这一现象可以在哲学上找到合理的解释，按照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理论，动物只有感应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对外界刺激会直接作出反应，而人却进化出了夹在这两个系统之间的符号系统，因而“对外界刺激的回答则是延缓了的——它被思想的缓慢复杂过程所打断和延缓”。这表明，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现象必然会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为符号学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平台。符号学在这个意义上的运用可以称为本体论上的运用。
在广义上，符号学表现为一种以全面跨学科策略为特征的研究和思考方向，侧重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际理论研究。这种定位奠基于其结构主义的哲学底蕴之上，符号学基于结构主义的方法，开拓了新的理论研究方法，抛开以往只关注单个事物历史变化的做法，注重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对比关系，强调在各元素之间的差别之上追寻意义。正是这种结构主义的哲学方法，充当了符号学强力扩张的利器，使其在多种学科中得以广泛应用。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方法论上的运用。
二、符号学与法学的契合
(一)符号学法学的几个影像
将符号学的方法运用于法律领域，就有了符号学法学。系统地将符号学应用于法律研究是上世纪的事，开创人包括卡林诺维斯基、格雷马斯、兰多维斯基和阿尔努依德等。而形成理论规模的符号学法学只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杰克森和美国的卡尔文森。前者沿袭了欧洲大陆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后者发展了皮尔斯的逻辑符号学方法。
1，欧洲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
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直接来源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格雷马斯和兰多斯基予以发展并开始应用于法律分析。他们两个人在60年代末期曾经对法国公司法进行过符号学的分析。80年代后，欧洲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的领军人物是英国的杰克森教授。他师承格雷马斯，且发展成较为系统的符号学法学理论体系，在欧洲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欧洲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第一，把法律现象和法律理论都当成一种符号，对法律进行一种符号学的分析研究。这是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研究的根本逻辑起点，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的一切理论和观点都是以此为平台而得出的。第二，任何一个符号现象都有自己的结构，在此结构上有着自己的功能，法律是一种符号，那么法律自然也有着自己的结构，并借此发挥着特定的功能。这个特定的功能指的是通过探寻法律符号的意义发生过程，即法律的含义通过法律的结构和功能表达出来，来理解法律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效果。法律意义发生过程所借助的法律结构包括：表层结构即法律表面所展现的东西；深层结构即法律生成和发生意义的东西。在这两个结构的基础上，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又将法律的符号系统进一步区分为语句结构、语义结构和语用结构。语句结构(syntax)是指单纯研究词语之间如何关联的理论，而不考虑它们的意义或使用它们的目的；语义结构(semantics)研究词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即寻求词语的意义；语用结构(pragmatics)研究词语与上下文的关系，包括使用者的特定词语目的、产生的社会影响和该词语与文本外部世界的联系。这三层结构实际上是对法律意义生成过程的动态描述：从人们具有的理解法律语言的语言能力到法律语义的产生，再到法律符号系统的运用。其中语义结构是由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转化的中介，主要是探寻法律符号的意义理论，分为“深度”和“广度”两个层面，通过“集合”、“外在世界”和“功能”三个术语进行分析。
欧洲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主要是通过剖析法律符号系统的内部结构，进而探寻该符号系统的意义产生原因及过程，从而对法律现象和法律学说进行描述，是对法律提供的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解释，是对法律现象进行理解的一个崭新的视角。
2，皮尔斯的逻辑符号法学
皮尔斯与索绪尔几乎是同一时期的两位不同大陆的符号学大师，其在逻辑学、线性代数和实用主义哲学上亦有很深的造诣，这使得他所主张的符号学理论有着明显的逻辑实用主义特点。与索绪尔类似，皮尔斯理论在生前基本不为人所注意，但在死后却为后人大力追捧。继承皮尔斯衣钵的主要是美国的柯尔文森，他发展了皮尔斯的逻辑符号学，关注于符号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按照柯尔文森的阐释，逻辑符号法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第一，法律体系有着复杂的符号结构，由相互交换着意义的符号组成，为人类社会提供价值和规范。对法律的理解是与对符号的理解相联系的。符号学法学就是探寻和验证这个体系。其符号学方法的基本前提包括：符号体系是有意义的符号和符号系统的互动过程，比如把人类和自然界客体相联系的自然语言；所有的人类群体都会发展出复杂的符号系统(包括言语的和非言语的)，这些系统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断变化的，是一种动态的和产生的体系。第二，法典是社会生活的“镜子”，社会习俗、价值观念和司法判决与社会生活有一种因果关系，逻辑、伦理和价值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皮尔斯认为，道德规范和社会行为是由相互联系的符号组成的价值符号和价值体系所决定的，反过来，所有的逻辑和推理结构也依赖于道德伦理。法律不是一个稳定、确定或者说是自给自足的体系。第三，法律推理的结构是一个开放的文本结构。与本哈姆的法律是一个封闭的体系的论点相反，逻辑符号学持这样一种观点：法律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不确定的、不稳定的体系，对该体系的解释应该侧重于其内在思想的动态发展。依照皮尔斯的观点，传统的法律思维逻辑无法完成描述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法律体系的任务；一种推理上更准确、伦理上更恰当的逻辑应当根植于现实生活当中，这种现实生活蕴含于开放或者说相对开放的社会体系之中。
3，两种符号学法学的异同逻辑符号学法学更强调法律的经验性和现实性，融合了许多实用主义的元素，把法律体系当成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符号网络，这种变革的动因来自于与其紧密联系的开放的社会生活系统。与结构主义符号学相比，两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哲学依据上：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直接根植于结构主义思潮，强调一种共时态研究，较为关注于相对稳定状况下的法律体系的符号结构，学究味道浓厚一些，常常表现为法律教授们的一种游戏；逻辑符号学法学更注重对现实的关注，强调法律符号系统的不断变革性，把对法律符号体系的理解和解释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起来，运用一种开放的、动态的、实用逻辑推理工具来分析法律现象。
但是，两种符号学分析的方法在表现结构上体现出巨大的一致性，将法律视为一种相互关联的符号体系，并通过符号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来观察、理解和解释法律，这是它们共同的逻辑起点；都不在意构建一种完整的法学理论，只是去探究法律体系的意义，关注法律意义的生成、变化及消亡的过程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说，都只是为法律体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更多的是在解释法律，而不在说教。而且，在本文看来，在二者不同的哲学底蕴下面也蕴含着相同的因子：逻辑符号学法学虽然强调动态的、现实的逻辑推理结构，但其仍然包含着结构主义的内核，其首先也是把法律体系当成意义符号的关联结构体系，对法律符号意义的探寻必然也要通过关联结构的理论来实现，只是在这一探寻的逻辑过程中添加了美洲大陆特有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强调结构的现实根源性，关注结构的动态过程，发挥其对现实法律判决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的“美洲版”。
同时，无论是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还是逻辑符号学法学，都主要是对广义上的符号学的一种应用，即主要把符号学的方法移植到法学的领域，把法律体系看做一个有机的符号系统，对法律进行符号模式的分析，由此提供了一种新的法学观察视角。
(二)符号学与法学的契合性
1，外在契合性——产生背景
法学与符号学的联姻与19世纪后半期以来法学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困难有关。在美洲，由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的经济大萧条，使社会面临严峻的经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法院采用的18世纪唯理主义和19世纪的进化论观点及功利主义备受质疑，面临社会的突出问题，法律或者说法学在方法上急需一种转向，法律现实主义便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法律现实主义直面社会生活，把法律当做经验和实践的过程，通过“经验和掌控事实的方法(experimentalandfact-controlledmethod)”对法律进行功能上的阐释，使之与社会其他的制度和更广阔的社会环境相一致。逻辑符号学的观点与现实主义的思想有其一致性，都关注于社会生活的实践，将理论体系根植于现实生活中，因此，逻辑符号学法学是现实主义法学运动的一部分，按照卡尔文森的说法，就是“皮尔斯站在整个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背后”。
在欧洲，受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广泛的社会运动的影响，人们对先前占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法学、纯粹法学和旧分析法学产生了普遍的怀疑，为新的法学理论的侵入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新自然法学、新分析法学、社会学法学和法人类学等等纷纷开拓了对法律现象观察的新的视角，提出了对法律现象的新的解释。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反对先前的法学理论中把人这一主体的作用过于夸大，希冀从一种较为客观的角度去观察法律现象，把法律看成是客观的相互联系的符号结构体系，认为法律的意义来源于客观的符号结构自身。
2，内在契合性
(1)符号学的解释与法学的契合性。
法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门解释的学问，法学理论就是一种解释理论(interpretivetheory)。在浩瀚的法律中，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对法律解释的方法。有些观点认为，对法律的解释可以做到像自然科学对自然现象的解释那般精确，可以做到客观、价值中立，排除一切人文的、主观的因素。这种看法具有局限性，它把法律现象孤立对待，割裂了法律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密切关系，没有意识到法律是在更为广阔的人类社会这一大背景下的产物。法律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它包含着人类的实践和经验，这些是不能完全被自然科学的术语解释和理解的，这些实践和经验来源于一定的人类社会生活及其文化。而文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隐含解释的体系，人就是作为相互联系的个体参与到这个解释的共同体当中的。
符号学具有解释性的功能。符号学揭示了这样一个理论：人是一种符号的动物。动物面对着自然界的刺激会有着直接的反应，就是条件反射，可以说，动物是与自然世界直接联系的。而人类不同，人类有着动物所不具有的思维，这种思维使人类对自然世界进行一定程度的抽象从而形成符号，再通过这些符号对自然界的刺激进行反映。人类就是通过符号这一中介来对自然界进行反映。这种符号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它通过单个符号之间的联系产生意义。通过对这种符号体系结构的研究就可以获得对该体系的意义的解释和理解，这就是符号学的解释。法律现象也是一种符号，法律活动就是一个符号传递的过程，符号学就是把法律体系看做一个有机的符号系统，通过符号学的理论对法律现象进行解释和理解。
(2)符号学为法学解释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
法律作为人类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其规范性的内容取决于它的功能和范围，而其功能和范围又往往来自于政治和经济上的目标和考量。这些目标和考量往往都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是一种抽象的框架性思路，具有形而上的性质。可以指明法律一定的方向，却不能提供明确的通往这个方向的具体路径。具有不精确性，无法提供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来反映法律的实际运作。也就是说，如何理解法律的功能的实现过程，还需要更为精细的理论分析工具。
符号学法学就是这样一种分析工具。它把整个法学看成是相互联系着的众多符号的集合系统，它把视角定位于该系统中的单个符号，但是有意义的不是单个的孤立的符号，而是相互联系的符号，每个符号通过这种系统内的、横向的和纵向的联系获得意义。通过这种有机的、原子似的分析，可以发现法律系统的内部结构，而这些结构则支撑着法律的功能和范围。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和政治的缘由为法律提供实质，符号学为法律提供分析形式。
可以说，符号学法学的分析模式可以提供单纯的政治、经济原理所不能揭示的法律规则的运行结构。与那些宏大而抽象的理论推理不同，符号学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微观的维度。
三、符号学方法在法学中的作用域
(一)作为作用域的权利客体
作为一门诞生时间不长的学科，“符号学”便发展为一种基础研究范式，并以涉及领域之广为其显著特征，不免使人感到惊讶。其中缘由主要不仅在于符号学方法特点本身，更在于符号学研究内在的启发意义。正如我国学者韩晗所说：“所谓符号，乃是一切事物之表象，一串密码，一排数字，一个手势，一句成语，一段民谣，一幅图案，皆为符号，但是在这些符号的背后，无非是‘信息’，即符号传递了什么。譬如中国人摆摆手，西方人说一个NO，一个圆圈中划一根斜线，这些都传递了‘不许可’这个本质性信息，但是手势、语言与图案，却都是表象。如何从表象看透本质，便是符号学的研究内核。”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符号学的研究特点，就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把难懂的东西简易化，把研究的视角重新聚焦于派生出复杂表象的原子实质，也就是上文提及的微观的研究维度。具体到法学领域，这个微观的视角应作用于权利客体。这是因为，符号学法学主要分析的是由法律的语言所构成的法律体系，分析的对象主要是法律上的权利，分析法律上的权利是什么，权利的意义又是什么，如何产生的，而权利客体正是权利设立基础的说明与表征，是从权利发生(与权利实现相对应)的层面，即静态的层面对权利的描述与阐释。也就是说，权利客体即法学主要研究对象权利体系背后的原子实质，权利客体是权利体系的发生源，是权利体系建构之基础。对于权利客体的基础性，黑格尔有着很好的说明：“人为了作为理念而存在，必须给它的自由以外部的领域。因为人在这种最初还是完全抽象的规定中是绝对无限的意志，所以这个有别于意志的东西，即可以构成它的自由的领域的那个东西，也同样被规定为与意志直接不同而可以与它分离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权利之所以合乎理性是因为满足了人的需要，而不是因为扬弃了人格中的纯粹主观性，权利是个人意志在法律上的外部表现形式。但是于此阶段，权利依旧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为了使其进一步固化出来，有必要引入客体的要素。可以说，权利是个人意志在法学上的外部定在，客体又是权利的外部定在，所以从权利发生学这个角度上来说，权利客体是法律现象诸多表象后的原子实质。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法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利益的分配，而权利客体是立法通过授予个人法律上的权利所予以保护的利益之具体化。从法的一般层面分析，权利的核心意义，即权利的内容，是个体的自由意志，因为立法者正是为了保护特定个体的特定利益而赋予其某项权利，这个权利就是在特定利益上的个体意志的行使范围。但为了法律具有可操作性，作为个体意志行使范围的权利还需要予以区分。和个人意志一样，利益也是抽象的存在，它一般是指：“从人和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中产生的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关系，它是指人们的需求能否满足以及满足的程度和状况。利益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关系的范畴。”因而利益需要具体化，这种抽象的利益在权利理论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权利的客体，我们可以说权利的客体是个体的意志和利益的交汇点。因此，从法律技术角度看，权利客体是法律现象诸多表象后的原子实质，是符号学方法在法学研究领域的天然作用域。
(二)作用域的运作示范——以数据库保护问题为例
数据库作为信息时代的新兴产物，由于其特有属性和附加于其上的复杂利益，无论是学界对于其权利客体地位的认识，还是各国的立法实践均不统一，甚至相互矛盾。选择数据库保护这一问题作为符号学方法在法学研究领域作用域机制的分析样本，殊为有益。
从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在数据库的保护模式上，欧盟的数据库保护指令的双重模式似乎是一种趋势，但这种模式更多的是出于经济政策的考虑，对公众利益的平衡略显不足。实际上对于保护模式的争论主要就是涉及社会公众和权利人的利益平衡问题，焦点在于所谓的“数据”和由数据构成的“数据库”的权利归属。我们知道，数据库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点。这是由于数据库具有系统性，它不等同于构成其基础的单个数据信息的机械总和。当其制作完成后，便是一个独立于众多单个数据信息的客观实体，其形成了一个信息上的“增量”：在原来存在于公共领域的众多的客观数据之外，形成了另外一个独立的客观信息，该信息是对原有客观数据之间规律反映的新的信息。这时处于共有领域的数据信息与作为数据库组成部分的数据信息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符号学的分析工具为我们认识数据库的这一特点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符号系统的主要结构是所指和能指，但这只是符号系统的静态结构，对符号系统的理解和阐释离不开对符号系统的动态剖析，即“符号化”理论。所指和能指只表明了符号系统构成一定意义的结构成分，而未阐明意义生成的过程和机理，而这恰恰是研究符号系统的终极目的所在。在理解和分析符号系统的意义时，还需借助符号化理论中的“意指”和“价值”概念。
“意指”表示具体的符号系统内部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纵向关系。意指“可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它是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形为，这一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例如，玫瑰是一个符号，其能指是作为植物的符号，其所指是爱情的意念。作为植物的玫瑰与作为符号的玫瑰完全不同，前者空洞无物，后者却充满意味，而使之充满意味的就是意指。“价值”则表示不同符号之间能指、所指和符号本身之间的横向关系，价值一般通过不同分节相互限定的价值系统体现出来。
我们来看数据库。数据库是一种信息集合体，是大量信息的集合。在符号学理论的视野下，就数据库的单个数据信息而言，其由两个部分组成，用于表征这条信息的概念或其他符号标记(能指)和由该概念或其他符号标记所引起的人们的主观的、适当的意义效果(所指)。一件数据库就是一系列这样的能指和所指而构成的集合体，这些一对对的相互结合的能指和所指是客观世界所本来就具有的，它们自身不因事实作品将其聚合而发生任何改变。但数据库不仅仅包含这些静态的系列能指和所指，数据库的功能(或者说目的)不是为了聚合这一系列的能指和所指(即一系列的单个信息或者说事实)，而是为了阐明整个数据库这一大的符号系统的意义，释放每个数据信息在整个系统中的差别价值，理解它们之间的横向关系上的相互限定的意义(即纵向价值过程)。
位于公共领域的单个数据信息自身可以阐明其纵向意义，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相互作用的意指过程，这个过程不是数据库这个系统所赋予的，而是其自身所具有的，是属于公共领域的。但各个数据信息之间的横向差别则必须放在系统中才能体现出来，这是数据库系统的功用所在，也即上文提到的数据库在公共领域之外所产生的“信息增量”，这是不同于单个数据信息本身的一个新的信息系统。②所以说，数据库的制作者虽然其数据信息的内容本身来源于公共领域，但是其制作的数据作品对这些公共领域的数据信息提供了横向之间的价值意义阐述，使得整个数据库作为一个新的符号系统具有了新的意义，独立于原本存在的单独的一系列数据信息个体，从而产生了两个具有不同意义的，但具有相同客观材料的符号系统。制作者对新的符号系统的产生是有投入和劳动的，因而其对该符号系统享有权利是正义的，尽管该符号系统与原有的位于公共领域的符号系统紧密相连。
从这个角度看，符号学方法以其特有的分析视角作用于数据库这一潜在的权利客体，通过细致观察数据库这一客体自身发生特点，从全新的微观视角赋予了数据库保护模式合法性与正当性，无疑丰富了数据库法律保护问题的研究手段和考察视野。
信号自动化论文范文第7篇
一、微信研究缘起
微信（英文名：wechat）是腾讯公司推出的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微信支持跨通信运营商、跨操作系统平台通过网络快速发送免费（需消耗少量网络流量）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2011年出现到现在不过三年的时间，朋友圈插件出现的时间更短，2012年上线后，迄今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是目前国内关于微信朋友圈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已经比较可观。笔者在中国知网中以“微信朋友圈”为关键词检索到3720篇有效结果（截至2015年1月30日）。覆盖了新闻传播学，金融，计算机软件，信息经济等多个行业。从数量上，新闻传播学最多，主要考察微信朋友圈传播机制，使用与满足以及针对朋友圈谣言泛滥提出的问题。学者聂磊，傅翠晓，程丹在《微信朋友圈：社会网络视角下的虚拟社区》中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延伸了微信朋友圈的概念，认为微信朋友圈作为基于社会网络的虚拟社区，呈现出强连带与弱连带的有机结合，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
在《微信朋友圈“点赞”文化与网络情绪传播》中学者魏宝涛和王爽认为微信朋友圈“点赞”文化可以说是从社会互动层面追求和凸显自身存在方式的某种路径，也是确保用户与他人进行平等互动的基础条件与游戏规则，传递出较为强烈的情绪性表达立场。微信朋友圈的媒介使用与微信用户自身的情绪相关联，并且情绪成为驱动朋友圈特定行为的根本动因，它广泛地存在于微信朋友圈内信息传递与人际互动的过程之中。
在《微信朋友圈――亲密关系的表演舞台》中，作者提出，如果把朋友圈视作一个巨大的“虚拟剧场”的话，每个人都在这个舞台上进行精心表演，目的是为了建构在好友圈朋友中的理想形象。从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解释了人们是如何在朋友圈中建构“公共形象”的。
由以上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微信朋友圈的研究比较集中于从人际交往和朋友圈中的自我身份塑造等方面入手，鲜有从符号互动的角度探讨微信朋友圈的文章或研究，本文找到这一缺口，从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的角度解剖微信朋友圈。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以下理论基础之上：人作为高级动物，在生理性冲动与反应性理智间的互动中形成了心灵。人们通过冲动和理智的内在协调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在与他人的互动中通过表意的姿态引起他人的反应。这种“姿态”的意义并不是先天就具备的，当我们是婴儿时，我们的姿态只是无意识无意义的动作，通过后天的学习和观察以及与他人的互动后，我们对同一姿态的理解渐渐同一。心灵就是在我们学会用符号去表达和行动的时候开始成形。米德还认为，人能够像对待客体一样用符号标示自己[1]。自我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结构，是从社会经验中产生的。当一个自我产生之后，就为自己带来了各种社会经验。自我实际是“主我”和“客我”的统一。前者是个人的主体意识，后者是从周围观察到的他人对自己的态度，评价和角色期待。自我决定了我们之后的行为以及不断控制事物的进程。同时我们还会根据对象的不同区分出各种不同的自我。人们通过互动和沟通形成了社会。社会并不是如同自然界那般客观存在，而是在个体的互动中建立起来的。人们通过交流建立起了组织和模式。人们通过自我的指导调整自己的行为，与他们理解，交流和合作，维护社会的稳定运行。
微信在短短几年间飞跃成为亚洲下载量最大的手机即时通信软件，充分说明了微信在这个互联网时代里程碑的地位。用户使用微信朋友圈的热情一直劲头不减，每天无数人在上面分享自己的生活，评论点赞别人的内容，甚至出现了“朋友圈依赖症”这种社会病，这种狂热浪潮下是什么机制在推动着，笔者希望本研究能够在米德符号互动论的框架之下对此做出解释和分析。
二、“姿态”――表达自我的媒介
用户为什么会发朋友圈？发送这些内容的意义在于什么？符号互动论的三个前提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人类的行为是建立在他们给事物赋予的意义的基础上;这些意义是在人与人的互动中形成的;这些意义会被用来解释面对的事物，意义在这一过程中被使用和转化。发朋友圈作为一种姿态，它被人们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下文列出几种可能，我们来分别进行讨论。
米德认为姿态是表达情绪的工具。正如狗摇尾巴代表高兴一般，我们也会通过姿态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在朋友圈中发自拍图片，我们可以通过控制我们的表情这一姿态来向朋友传达我们的情绪。这也是微博自拍泛滥的背后原因之一。相比于文字的模糊性，图片可以原样传达自己的表情姿态，通过发“哭”、“笑”、“生气”等表情的自拍传达自己的情绪。对于他人而言，在看到这类图片时便会采取对应的行动，或祝贺或安慰，反过来自己也会被他们的反应而刺激进行下一步的反应，由此打通了互动的链条。人们在朋友圈中分享自己的平日生活也是在进行一种示例。比如吃了什么很好吃，买了什么牌子的衣服很好看，去了什么地方觉得很好玩，不仅是一种客观表达，同时也是在向他们推荐，即示例。我们通过图文并茂的内容传达了富有意义的姿态，来达到更好的效果。有意义的姿态作为一种符号，它还是人们进行自我身份塑造的一部分。我们通过在朋友圈中发送自己的兴趣爱好，设置自己的头像，签名，来塑造和强化我们的身份。电影爱好者会通过分享影评或是设置电影明星为头像明确他“影迷”这一身份。教师会通过分享教学照片或是文字来强化他的这个身份。点“赞”也是一种姿态，这种姿态的意义在于能够像他们传达对于他们所发消息的兴趣和喜爱，或是对发送人的喜爱或兴趣。在所有的姿态中，声音这一姿态并不能在朋友圈中被使用。有声符号作为表意符号中最重要的内容，它的优势在于有声的符号不仅可以引起他人的反应，我们在说话的同时也是对自己说的，这样直接双向的交流才更容易引发双方的进一步交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微信朋友圈作为一个以强联系为主，弱联系为辅的社交平台，这一功能的缺失是一个遗憾，这也应该成为朋友圈将来升级改进的内容。
三、自我――内容的把关人
米德指出，自我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社会结构，是从社会经验中产生的。当一个自我产生以后， 它就从某种意义上为它自己提供了它的各种社会经验。“主我”和“客我”的互动构成了“自我”。“主我”具有冲动性，自发性和创造性，“客我”具有约束性和控制性。我们从幼时就具有角色扮演的能力，随着社会经验的不断增加，我们的社会性不断提高，成为泛化的他人。也就是说我们不再任“主我”信马由缰，而是不断提高了“客我”的控制能力以适应社会的共同规则，传达有意义的言语。我们所说的有意味的言语指的是，这种行动是一种个体本人的行动，我们通过反思性智力计划活动。这种思维过程是一种姿态，它的完成隐含着对一个人打算向观众讲述的东西的表达方式和途径。一个人把他正在对其他人说的话的意味与他实际的言语区分开来，而且在说出这种意味之前把它准备好。
那是什么决定了我们发送朋友圈的内容？
在这里起到把关作用的就是客我。微信作为基于强联系的社交平台，它的实名性和以熟人圈子为主的特点决定了人们在朋友圈中要受到比微博更强的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自我的社会方面的客我就会起到把握方向的作用，使发送的内容符合社会规则。
同时客我作为社会我，会不断评估他人对自己所表现的姿态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比如每次在朋友圈中发送养生的内容获得的点赞数更多或获得的评论更多而发自拍没有获得任何反馈的时候，自我就会调节自己发送的内容，以期获得下一次的成功互动。
自我作为内容发送的把关人，在评论中也使用，当我们对某一好友的内容进行评论，客我会通过观察他们的反馈来调整态度，产生最终的行为。比如一个人在评论他人后未获得反馈，可能下一次就会不再评论或是换一种方式评论。
我们还可能针对不同的人区分出不同的自我。与这个人交流音乐，与那个人交流电影，与第三个人交流政治。社会我通过对社会的观察调整自己的行为。朋友圈中的“分组可见”这一功能实质上也契合了这一理论。客我通过收集反馈来调整合适的姿势和话题，来取得更有效率的沟通。
在这一章节中我们所讨论的自我的把关偏重与探讨客我维护人际交流顺利进行，维护朋友圈这一网络社区有序运行的作用。
四、社会――从线上圈到线下圈
社会是在人与人的互动之间产生的，代表着个体间有组织的、模式化的互动[2]。人们通过角色扮演协调行动，通过评估他人的观点来评价改正自己。这在虚拟社区也同样适用。
微信朋友圈把熟人圈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网络造成情境的分离和融合也改变了社会成员之间特别是不同社会地位的成员之间的交流方式。由于在微信朋友圈的平等性和有限的符号选择，人们的社会地位在朋友圈中被淡化，扁平式的交流打通了社会各个层级的联系，上传下达更快捷高效，更有利于社会稳定。
对于社会身份的淡化，使人们更容易出于本能的冲动去反思，理解他人。站在他人角度，进行评论和交流。交流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微信朋友圈对于社会沟通交流起到的积极作用会提高社会沟通效率，增强不同阶级之间的沟通，维护社会稳定。
五、结 语
信号自动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数字信号处理；教学改革；实践教学
作者简介：蓝会立（1975-），男，壮族，广西马山人，广西工学院电子信息与控制工程系，讲师；廖凤依（1977-），女，广西融水人，广西工学院电子信息与控制工程系，讲师。（广西 柳州 545006）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2）01-0050-02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是电气信息类专业本科生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它以信号与系统课程的理论为基础，直接面向实际应用，注重算法的研究，是继续学习其它信号处理课程、通信与电子系统课程的必不可少的基础。该课程的特点是使用数学语言对工程实践中的数据采集、分析与处理问题进行描述，内容比较抽象，理论性强，包含大量公式的推导和证明，课程阐述的理论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前沿和应用密切相关。因此，有效提高该课程教学质量，对提高学生专业素质和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广西工学院（以下简称“我校”），“数字信号处理”作为电子信息、自动化和测控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在初期教学采用传统教学方式，重视研究教师教法和理论教学，而忽视了实践教学及对学生潜力的挖掘和应用基本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教学效果不明显。近几年来，课程组对课程教学目标进行重新定位，在积极探索课程课堂教学模式，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完善课程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地改革和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一、调整优化教学内容
“数字信号处理”和“信号与系统”构成了我校电气类学科的信号处理基础理论平台，课程内容既具有明确的分工又紧密关联。“信号与系统”涉及信号分析与系统分析，信号分析是基础，突出信号与系统的时域分析和变换域分析的物理概念和工程概念，而三大变换只是实现时域分析到变换域分析的数学工具。“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涉及数字信号分析和数字滤波器设计。离散傅里叶变换DFT是实现信号数字化分析的核心技术，FFT是提高DFT运算效率的重要算法。信号分析是信号处理的基础，而数字滤波器设计则是信号处理的具体实现。其中离散信号与系统分析是信号分析和系统设计的理论基础，也是“信号与系统”和“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承上启下的内容，在两门课中都占有比较多的学时，造成教学重复和学生的厌学情绪，同时本门课程的重点内容因学时少而缩减。传统教学计划都强调每门课程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造成内容多学时少的矛盾，单门课程的教学改革很难收到理想效果，如何优化教学内容，避免重复教学是“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核心。因此，建立了信号处理课程群，即将内在联系较为紧密的“数字信号处理”和“信号与系统”等课程组合起来构成一个课群，作为信号处理基础系列课程，其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被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优化整合。课程群建设实行二级负责制，课程群组长负责各门课程之间的协调，课程负责人负责本课程内部的调整，以便能适应当前教学的改革与发展。根据“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在课程群中的任务和地位，以及学生就业应具备的能力，重新规划制定课程教学计划，通过对课程内容进行分解、整合，编写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和教学的教学大纲，在强调基本概念和原理的基础上，以突出应用性、实践性为原则，侧重于学生综合分析解决问题和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做好“数字信号处理”课程与其他课程部分重复内容的衔接，避免造成课时浪费，使学生掌握课程的精髓部分，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其次，针对课程理论教学大多只讨论算法的理论及其推导，较少涉及实现方法及相关的软硬件技术，我们对实践性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开设了少学时的MATLAB信号处理课程和DSP硬件技术应用课程。通过课堂演示、基于MATLAB的算法仿真实验及分析、基于DSP的硬件算法综合实验等三个层次的实践活动，强化工程素质和实践能力的综合训练，帮助学生进一步领会和深化课堂上学到的有关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基本的信号处理操作及滤波器设计方法。使学生逐步克服了对DSP的陌生和恐惧心理，激发了同学们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精神。
二、教学方法改革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特点是理论性、概念性比较强，涉及到大量的数学公式和理论推导，学生普遍感觉吃力，不易理解，缺乏兴趣。要提高教学效果，必须改进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方法，采用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来丰富课程的教学过程。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学习的规律性，针对不同阶段、不同知识点灵活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主动性。
在教学过程的初期主要采用引导式教学法，即通过形象化的成果引导学生去了解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例如，通过课堂讲授与课外专题讲座形式介绍学科发展前沿，开拓学生视野，激发学习兴趣；或者在开始讲授新的内容体系之前，通过多媒体等形式有针对性地介绍相应技术在数字信号处理领域的工程应用，以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致提高教学效果。
在教学的中间过程主要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教学方法。这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课堂讨论式教学方法，鼓励学生积极投入到课堂教学的过程中，由被动接受知识向主动学习转变，改变单向灌输的教学模式。在课堂上，重视讨论和交流，教师根据授课内容设计一些思考题，在课堂上以设问的方式，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讨论，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教师根据学生的分析思路和结果进行点评、纠正和总结，积极鼓励学生形成问题意识、进行批判思维。这种方法可以活跃课堂气氛，重点突出，学生比较容易把握教学重点。
在教学的后期主要采用研究式教学方法。研究式教学就是将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引入课堂，通过教师的激励、引导和帮助使学生去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在探究过程中获取知识、训练技能、培养创新能力。在教学过程中，组织多名学生为一组，围绕课程中一些主题，独立搜集研究方向，在课外依循一定的步骤开展研究性学习，最终提供一份包含有课题题目、问题提出、程序、调试波形和结果说明的完整研究报告，引导学生运用数字信号处理的知识分析、解决问题，注重学生思维及创新能力的培养，在研究中加深对数字信号处理基础知识的理解，提高利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教学手段改革
本课程的特点是大量使用了数学的方法来表示物理的过程，公式较多，计算繁复，学生不容易掌握，因此采用单一的教学手段很难提高教学效果，必须针对授课内容采用多种教学手段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其一，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手段，使教案多媒体化、教学过程互动化。多媒体教学信息量大，可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精简课堂授课学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例如，在对概念、公式和定理的物理含义阐述和定性分析中，利用声音、图像、视频、动画等多媒体教学手段，使抽象的内容形象化和可视化，令学生理解其物理含义或包含的思想。但是多媒体教学存在不足是授课速度比较快，因此对于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推导和证明，宜配合板书的授课方式，放慢讲课速度，让学生跟上教师的思路和有足够时间领会。其二，通过建设网络教学资源，使教学资源共享化、教学方式多样化和教师答疑实时化。针对课后的复习、相关背景知识的学习以及课堂内容的扩展部分，充分利用网络，建立课程主页，提供相关资源和讨论空间，实现网络辅导、网上课程研讨、网上交付作业与实验报告和优秀作业展示等。
四、完善课程考核方式
成绩评定既是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也是检验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教学模式的改革要求课程考核方式应灵活多样，评价方法由“一考定全局”的传统终结性评价转向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课内教学与课外自主学习相结合的全程评价，从而体现教学评价的全面性、导向性、实效性、过程性和发展性特点。完善课程考核方式，对素质教育的实施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非常有利，使学生考试成绩更加具有层次性，更加体现学生的综合素质。教师要加强学生平时学习情况考查，采用笔试、口试和论文答辩等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多方面地测量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课程综合评定成绩主要包括期末考试成绩（50％）、课程论文（20％）、实验（15％）和平时成绩（15％）。期末考试主要考查学生对基本概念的掌握和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避免过多公式推导与演算。课程论文主要考查评估学生知识掌握程度、文献查阅调研能力、动手实践能力、论文撰写和表达能力。实践表明，这种多模式相结合的考试方式更能检查学生的真实能力，避免了对学生的评价一刀切，有利于学生对考核的认同和接受，促进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激发学生的潜能和个性的发展。
五、结束语
针对“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特点，结合我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生的总体水平层次，对课程的教学内容体系、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学评价方式进行了改革，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潜能和个性发展，注重学生思维及创新能力的培养。通过学生的评教及后续课程的评价表明课程的教学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综合素质明显提高。
参考文献：
[1]武玉红,刘强.关于研究式教学方法的思考[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2010,(6):168-169.
[2]赵洪.研究性教学中的难点与实施重点[J] .中国高等教育,2006,
(19):45.
信号自动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筛选假设理论;工士学位;制度构建
作者简介：胡茂波（1975-），男，湖北鹤峰人，湖北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朱梦玫（1990-），女，湖北武汉人，湖北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职业教育管理研究。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四化同步）背景下北京市职业教育的总体布局和宏观结构研究”（编号：13JYC021），主持人：胡茂波;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湖北职业教育发展研究院2014年度职业教育专项资助课题“湖北省民办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编号：2014A193），主持人：胡茂波;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学费合理性水平及政策调控”（编号：13YJC880027），主持人：胡茂波;湖北工业大学2014年教学研究课题“湖北工业大学本科生学习质量调查研究”（编号：2014038）的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19-0026-05
学位制度是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10年《硕士、博士专业学位设置与授权审核办法》提出，积极鼓励专业学位发展，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2014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均表明，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设置与职业教育特点相符合的学位制度。世界典型国家多样化的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实践形态丰富并发展了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内涵，为我国“工士”学位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持。[1]充足的理论依据是建设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前提基础。本文试图从筛选假设理论视角，对“工士”学位制度构建的政策目标、功能、路径进行分析。
一、筛选假设理论的主旨及政策含义
（一）筛选假设理论的基本内涵
筛选假设理论又称文凭理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等人提出。其将个人特征分为标识和信号两类，分别是性别、家庭背景等不能改变的特征，以及教育程度这类能够改变的特征。[2]筛选假设理论主要研究后者，并由此提出了三点假设：一是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存在不确定性。由此雇主会在雇佣过程中借助其他方法鉴别求职者能力，从而使教育有机会成为筛选信号之一;二是个人劳动生产率与教育成本呈负相关。接受教育越多所需成本越高，同时能力较高的个体改变自身受教育程度所需成本较低，确保了教育这一信号的有效性;三是雇主能够直接观察到求职者的教育程度。这降低了雇主获得教育信号所需的成本，有助于教育信号的普遍性存在。[3]基于这三点，筛选假设理论认为教育作为一种信号，能够反应出不同受教育者的能力，从而帮助雇主从劳动力市场中筛选求职者。
（二）筛选假设理论的作用机制
依据筛选假设理论，教育的经济价值能够从信号、标识、基本假设与筛选的相互作用中得到体现。[4]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雇主面临的信息具有不确定性，导致其无法准确判断出求职者的个人能力。为了降低招聘过程中的投资风险，提高生产效率，雇主需要通过个人信息中的标识及信号衡量求职者能力。其中，教育程度作为一种有效信号，能够反映出受教育者在当前教育体系中的能力水平。依据筛选理论的第二点假设可知，在教育成本一定的情况下，教育程度与个人能力成正比。因此，拥有较高学历的应聘者可以表明自身有更大概率拥有更高的实力。雇主则可以凭借求职者的教育信号了解其从业能力，从而作出比较和筛选。与此同时，当雇主的筛选标准被应聘者领会后，他们可以依据参考标准改变自身的信号特征，如获得更高文凭等，从而增加自身被雇佣或获得高工资的可能性。现实中，教育学历、文凭以及职业资格证书这类代表教育程度的信号确实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了筛选作用。
（三）筛选假设理论的政策含义
市场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在资源条件的约束下，行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依靠高素质人才作为保障。然而近年来，中国教育规模急速扩大，打破了人力资源稀缺性的瓶颈，劳动力市场显现出知识失业或高能低就的压力。大量求职者为了向雇主发送更具吸引力的信号会加大教育投入，从而导致文凭过剩。该现象源于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轻视了教育的筛选功能。依据筛选假设理论，高校数量上的盲目扩张和质量上的下降，减小了受教育者付出的教育成本与个人能力之间的相关性，模糊了教育信号的有效性，削弱了教育的纵向筛选功能。而政府在教育分类设置上的单一化，令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发展失衡，弱化了教育的横向筛选功能。因此，在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中设置工士学位不仅是对中国学位体系的完善，还有利于高职院校学生向雇主发送个人能力信号，对培养技能创新型人才有着重要意义。同时，还有助于教育文凭信号分类框架的制定，从而帮助雇主判断受教育者的专业特征，平衡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
二、筛选假设理论视阈下工士学位制度构建的政策目标
（一）促进技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培养符合行业企业需求的技能创新型人才是构建工士学位制度的基本目标。当前，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以理论创新型人才为主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满足行业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将高职院校学生纳入到学位体系中，是保障和提升职业院校教学质量的有效激励与监督手段。[5]劳动力市场与技能创新型人才之间缺乏信号传递介质，使工士学位的设立成为必然选择。工士学位制度的完善与推广，能够打破人才流动的体制，为技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创造良好的环境，消除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与歧视。为符合标准的职业院校毕业生授予工士学位，不但能够证明其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能够满足行业企业的要求，而且在心理状态上也会增加其自信度，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从而促进技能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
（二）促进贯通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
筛选假设理论指出，个人信号作为能够改变的后天特征，可以通过努力得到提升。因此，常被误解为只能从事低层次工作的职业院校学生，能够通过改变自身教育信号来获得雇主认可。然而，职业教育体系的制度缺陷，阻碍了职业院校学生向上发展的渠道和空间。目前，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缺失，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职毕业生综合素质及个人竞争力的弱化。2014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中国要在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沟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工士学位制度，以实现该发展目标为出发点，能够促进中职、高职、本科、硕士的有机衔接，探索普职融通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纵向贯穿、横向贯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院校学生在该体系中能够通过努力改变自身教育信号，不断完善自身知识结构和技术能力。贯通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能够为技能创新型人才培养预留接口，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建设学习型社会。
（三）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转型升级协调发展
产业结构反应出各类产业活动的配比关系，其与人才结构联系密切，两者相互协调制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社会对人才的种类、比例和质量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筛选假设理论视阈下，该现状表现为求职者需要向雇主发出更贴合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的教育信号，雇主需要有更详尽、合适的教育信号筛选标准。因此，构建工士学位制度，能够为雇主提供技能创新型人才的标准，促进职业教育地位的提升。同时，还能够规范职业院校技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标准，达到技能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坚持职业性，课程设置体现应用性，教学过程突出实践性。此外，还可以明晰不同职业领域所需的学历层次及类型，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据此，构建工士学位制度，需要促进适应产业转型的技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
（四）促进高等教育过程和结果的公平
建立一套公共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协调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关系。学位制度主要协调高等教育受教育权和教育资源的分配。自高等教育扩招以来，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如今高职高专毕业生人数几乎占据高等教育毕业生总数的一半，然而，对于数量众多的职业院校毕业生而言，他们却无法获得相应的学位。与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相比，高职院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缺少学位信号;学位制度的缺失，也影响到学生所获得的教育资源，职业院校的教学水平普遍比本科院校低，这有失教育公平。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与市场紧密相连。工士学位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政策属性，使其必须要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工士学位在满足直接受益对象的多样化学习需求时，需要间接促进人力资源市场的均衡，从而提高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
三、筛选假设理论视阈下构建工士学位制度的功能
（一）保障技能创新型人才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学位是学生具有一定技能和学术水平的标志，也是求职者向劳动力市场发送信号的重要标签。然而，当前高职院校却无权为毕业生授予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学位，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缺失，使得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难以向雇主发出其具备的特有信号，或难以满足雇主设置的信号标准，无法形成有效的竞争力。传统的学位标准体系无法体现职业教育技术技能性、地域行业性和市场导向性的本质特色。工士学位的设立既可以拓宽技能型人才的上升通道，优化生源结构，又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内生动力，促进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学位授予的审定要求十分严格，工士学位的授予需要符合相关标准，满足行业的多样化需求，促进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构建工士学位制度有利于技能创新型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中准确传达其特有的信号，保障技能创新型人才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二）优化技能创新型人才的筛选
筛选假设理论认为，足够的教育信号元素能够有效发挥信号筛选的功能，从而区分出个人能力的高低。[6]工士学位作为一种教育信号，能够成为雇主设置求职者能力筛选的标准。在劳动力市场中，求职者对自身能力水平有充分的认识，而雇主作为信息的劣势方，无法准确把握应聘者的劳动生产率，为了保证雇佣过程的高效性，雇主自然会优先选择信号成本和考察成本较低的，具有学位文凭的求职者。如此便会导致职业院校的优秀毕业生失去机会，造成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平等现象。工士学位作为一种为了培养技能创新型人才而设置的学位类型，提供的信息能够帮助雇主有效评估求职者的能力，从而降低人力资源市场中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工士学位制度有助于雇主降低对职业院校毕业生的考察成本，有利于雇主设置更清晰的岗位标准，有机会使雇主招收到所需的技能创新型人才，也有利于职业院校毕业生拥有更多的求职机会。
（三）关联技能创新型人才培养与产业结构调整
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人力资源市场中的文凭贬值和供需错位现象越来越严重。该状况源于高等教育类型的单一，弱化了文凭的筛选功能。工士学位作为能够有效连接技能创新型人才与劳动力市场的信号，能够有效缓解文凭筛选功能的弱化现象。工士学位在层次设定上虽然处于学位体系的低端，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会在劳动力市场中失效。如今各高校梯度的差异性不明显，导致文凭不能进行有效的信号传递，[7]雇主无法筛选所需人才，便不得不盲目提高文凭信号标准。工士学位作为新型的教育信号标准，有着无限的未来发展潜力，能够为雇主提供新的多样化选择，其不但能搭建技能创新型人才与行业产业需求之间的连接渠道，还能够使两者进行有效的信息互换。职业院校能够针对雇主制定的教育信息标准，适时调整授予工士学位的标准，从而使培养的技能型人才适应行业企业需求。企业行业也能够依据工士学位的授予标准，筛选出符合岗位需求的技能创新型人才。如此形成的良性反馈系统，有助于职业教育真正实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养人才。
（四）维护技能创新型人才的权益
近年来，终身教育理念的兴起和学习型社会的提出，使得受教育权这一基本权益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其中，学习权益的保障，主要指教育体系中的各职能主体必须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犯。然而，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缺失，切断了高职院校学生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信号传递，其实质是教育不公平的体现。对于技能创新型人才而言，没有学位授予，不但使其处于“职业教育质量低下”的舆论环境中，而且使其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同时，也使得职业教育吸引力低，不利于职业教育公平地发展。构建工士学位制度既能够为技能创新型人才提供基本的权益保障，也有助于规范教育行为，有效预防人力资源市场中的“学历歧视”现象，体现教育结果公平的理念。
四、筛选假设理论视阈下工士学位制度的构建路径
（一）制定保障工士学位合法的政策法规
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迁的触发机制分为诱致性和强制性，前者是指利益相关者为了改变自身受到的不均衡待遇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后者是指由政府命令和法律介入引发的制度变迁。[8]2014年，湖北职业技术学院首次实施了以“三证四合格”为标准的工士学位试点。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指明，当前中国实施的三级学位制度分别是学士、硕士和博士。所以法律意义上，工士学位的授予是该职业院校的自发，并不受法律保护。[9]中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政府管控为主，院校的自主性发展和内在约束机制尚不成熟，工士学位制度的创新推广尚需要政府的推动，工士学位需要得到法律的保障。只有将工士学位纳入学位体系，才能够确保高等职业教育发出筛选信号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权威性。工士学位制度的构建尚需政府的政策支持，政府需要将工士学位作为改革高等教育体系的切入点，营造一个合理、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学位制度创新。
（二）形成院校自主的工士学位授予标准
构建工士学位制度仅靠政府推动无法实现其有效实施，尚需高职院校自主管理。任何外部制度的推广都必须以内在制度作为基础，只有综合协调内部制度建设与外部制度建设，才能将工士学位制度的构建从民间行为上升到国家意志。[10]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导致高校在学术自治和自律上存在缺陷，工士学位制度的构建在政府以外力作用的同时，必须从职业院校内部进行同步改革。各类院校必须完善自身管理制度，研究适合本校、本专业领域特色的工士学位授予标准。标准的制定需要具备规范性与严谨性。工士学位之所以能够成为筛选依据，源于雇主对学位授予标准的认可程度。可以通过工士所蕴含的人文与技术技能之美彰显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11]。因此，工士学位授予标准直接影响到其传递的职业院校毕业生的真实能力和水平。工士学位能否实现与其他教育层次的衔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质量水平，而授予标准直接影响到获得该学位学生的知识技能。工士学位的特殊地位与功能，决定了其授予标准必须遵循知识性与职业性的统一。职业院校在制定授予标准时，必须将不同专业的职业背景考虑进去，将授予学位的条件与职业技术资格相对应。
（三）形成基于市场动态调控的工士学位制度
工士学位具有显著的职业性与实践性，其必须与劳动力市场紧密关联。工士学位制度需要排除技能创新型人才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信息交流障碍，消除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使教育信号的传递愈加清晰化。政府需要规范高等职业教育的准入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与职业教育的对接机制，提高工士学位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认可度，消除社会对高职毕业生的偏见与歧视。职业教育需要形成有效的市场调控机制，使得人力资源需求与技能创新型人才培养能够及时地进行对接。职业教育结构与资源配置方案，需要以市场为导向，注重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职业院校需要针对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制定技能创新型人才的教育信号内容，搭建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共享平台，加强校企合作，明确自身的市场定位，在与企业协作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工士学位制度的良性运作。
（四）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工士学位评估制度
工士学位制度的构建实质上是调整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受教育者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工士学位制度的构建需要促进职业院校学生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提高教育信号中包含的知识技能水平;推动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接轨，设置多样化、专业化的学位授予标准，提高技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帮助雇主减少接收教育信号的成本，提高获得所需技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效率;完善职业教育质量监督机制，形成既注重过程，也注重结果的评价体系。任意两者之间的交流不畅，都有可能使教育筛选信号出现偏差，从而导致制度构建出现缺陷。工士学位制度的构建需要调动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各利益相关者代表着各自领域的专业意见和现实诉求，对工士学位制度的良性运作具有重要影响。工士学位的评估，各利益相关者应具有平等的地位，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防止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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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视觉传播 网络舆论 狂欢 魅惑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视像充斥并且极速膨胀的时代，各种各样的视像符号正包围着并且愈来愈深地影响着我们。不可否认，“图像成为这个时代最富裕的日常生活资源，成为人们无法逃避的符号情境，成为我们文化的仪式”。①而“真正让视觉文化迅速扩张并最终占据社会文化主导地位的则是网络时代所引发的全新变革”②。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聚集和发散地，当下社会众多热点议题正是通过网络的传播才产生了强大的社会效应。而携带视觉符号偏重感性的视觉传播方式，正在不断地消解着原本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传播范式。在这种传播文化转向的背景下，网络舆论呈现出了新的形成和发展机制，视觉因素渗透到网络舆论的环境中，使网络舆论也打上了视觉时代的烙印。
一、视觉传播与网络舆论构建
1、视觉化倾向下的网络舆论传播
随着信息技术和媒介的迅猛发展，以视频图像为主要载体的视觉符号充斥着大众媒体，“视听媒介构成了大众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传播主要内容和介质，视听取代思考、声像挑战文字，视觉化信息流动迅速成为主导型的社会舆论传播方式”。③传播的视觉化倾向使得网络舆论传播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视觉化信息成为构建网络舆论的重要力量。视觉传播的信息包含着各种刺激人们感官的影像符号，因而更容易引起受众的注意。例如，在时下的微博传播空间里，包含视频信息的微博往往比单纯的文字微博更能引起关注，获得更多的评论和转发次数，影像符号背后所隐含的价值和意见也在潜移默化中传达给了受众。大众在影像符号建构的网络世界里，容易沉迷于双眼所见，思维浅化，因而舆论多含有非理性因素，缺乏事实判断和价值思考，盲目性流动。
2、视觉信息传播对网络舆论的影响
在视觉化倾向下，视觉化信息成为网络舆论构建和传播的重要议题来源，与此同时，网络舆论受到网络传播和视觉传播固有属性以及负面效应的影响，也出现了相应的表征。
（1）视觉信息占据网络舆论议题来源的主导地位。视觉信息在广度上拓展了网络舆论的议题。图像具备的直观性、浅白性等特征，使它能最大限度的为网络受众提供共同话题，塑造共同兴趣，不受地域和语言的限制。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民可利用的信息表达工具增多，可以进行更为便捷的信息接收和传播――主要形式为将现场拍摄图片、视频上传，对突发事件进行“现场直播”。“有图有真相”已经成为舆论在网络环境下爆发和传播的重要特征。如微博兴起的“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活动，以及之后引发的随手拍系列：“随手拍解救大龄女青年”，“随手拍解救空姐”，网民们的热情被激发，以上传随手拍图片为乐趣，各种层出不穷的花样带动了网络舆论的浪潮翻滚。
（2）视觉信息内含的感性因素引发网络舆论的盲目狂欢。视觉传播是一种形象直观的感性传播方式，容易导致人类思维的浅化。网民往往在直观的视觉信息海洋里，陷入一种眼见为实的错觉中，对于某个事件，并没有经过太多思考辨别，就投入到舆论的大潮中，形成一种盲目的群体性的网络狂欢。
大众在网络视觉信息中产生的这种群体性狂欢，恰恰说明视觉信息迎合了大众潜在的心理倾向，“受众愈来愈对网络视觉符号、视像产生了一种依赖感，这种依赖感大大影响了网络受众对信息的获取，思维、行为被视觉所把握并受其支配，”④从而产生了魅惑现象。
二、视觉传播环境下网络舆论的群体性狂欢分析
随着视觉信息的泛滥，面对种种审美形象的刺激，人们“表现出见惯不惊的麻木，导致审美感觉钝化，审美疲劳症状日益凸显，审美鉴赏能力不断退化”⑤，审美甚至发展出了“审丑”这样的怪胎。在这样的背景下，“芙蓉姐姐”、“凤姐”等网络红人诞生，网络舆论陷入一种近乎疯狂的喧嚣中。“形象的狂欢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仪式，追求视觉已成为我们的基本需求”，⑥其结果 “一方面是视觉文化产品对观众视觉的轰炸和冲击，另一方面则是观众对视觉要求的不断攀升。”⑦
三、网络舆论的魅惑体现――真实与虚拟的模糊
在视觉传播环境下，图像所包含的视觉符号产生了与其原本性质不相符合的虚幻意义，而人们却乐于去接受虚假的视觉符号带来的感官刺激，过分依赖这种虚幻的符号信息，麻醉自我，尘封心灵，沉入虚拟的幻想世界从而逃避现实。
在大众媒介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今天，人们早已习惯于把媒介折射的现实当成是现实本身。生活在视觉符号充斥的世界里，“主体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及文化产品的生产，都受到了对人为符号模拟的制约”⑧。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形象不仅仅在塑造现实，同时也在塑造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方式。媒介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美好的现实图景，但是这个图景却在真实与虚拟之间飘忽不定，我们依赖视觉，依赖媒介带给我们的感官体验，从而信任媒介构建的社会现实，我们所发出的声音依赖于我们所见到的符号传递的信息，而符号所具有的魅惑特质使得我们很容易失去方向，无法辨别信息的真假，于是魅惑就在这种不确定中愈演愈烈。
四、成因及反思
网络舆论在视觉传播环境下所呈现出的狂欢与魅惑特点，是由网络传播的固有特点和视觉传播的表征以及社会理念的演进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1、网络传播的媒介属性
复制和虚拟是网络传播方式和内容上的两大特征，也是网络传播方式在技术层面对于视觉文化影响最深的两方面。网络营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人们身处其中，享受各种视觉资源带来的，其可复制的技术性也为视觉文化的广泛传播带来了便利，同时也为舆论的扎堆提供了技术层面的条件。2008年沸沸扬扬的“艳照门”事件，照片刚一流出，就被网友疯传，在天涯和百度两大中文平台上，关于“艳照门”的帖子点击率迅速突破2000万。网络传播的可复制性使得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变成吸引眼球的爆炸性新闻。
2、网络传播中传受互动关系
网络媒介所具备的双向传播模式，加深了媒介与受众的互动作用。在视觉传播时代，这种互动作用更加明显，并且受众的主动性大大凸显。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图像传递的技术层面变得极为简单。但是图像信息的传递过程复杂且持续，在传递过程中，图像被不断的编码与解码，这就意味着同一个图像资源，经过数千次数万次的“转手”，已经面目全非。依据“编码―解码”理论，图像的解码过程是受众对这些符号选择、理解和再传播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图像本身也并没有什么魅惑可言，传播者对图像的编排和设计赋予了图像符号各种意义，受众对其进行解码时根据自己的经验、观念、知识水平等因素，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在编码解码过程中，受众具有主动性，尤其在网络中，受众的主动性更加突出，可以选择对何种符号进行解码，如何解码，甚至如何重新编码，于是网络成为一张巨大的符号交织的网，各种符号流通其中，在这样一张交错复杂的网中，网络舆论也纷繁复杂，同一件事会有多种声音，但是在真实和虚拟之间，网络舆论常常会在盲目中走向一致。
3、社会动因
任何一种现象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动因，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以视觉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出现与消费社会的背景密切相关。“消费社会的理论范式强调的是欲望的文化，享乐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都市的生活方式。”⑨追求视觉上的成为消费社会的一大特色。我们的眼睛每天接受各种各样的图像资源，出于对感官的依赖，我们更容易被直观的感性思维所引导。正是由于消费社会的内在属性要求，“视觉因素凌越其他因素，成为文化发展的主因”⑩。网络作为一个巨大的图形图像发生器，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上寻求到各种视觉刺激，进一步加剧了思维的钝化，在强大的舆论场前，大多数人缺乏自己的思考就迫不及待的融入了舆论前线。
网络舆论在舆论新格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在视觉传播的环境影响下，网络舆论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如何消解进而建构网络舆论的健康秩序，或许需要受众和媒介双方共同努力。一方面，受众需提高媒介素养，提高认识和利用视觉媒介的能力。不论是狂欢还是魅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自身的本能欲望所引发的，受众被媒介的力量牵引，活在虚拟世界中，思维和精神空间受到压迫，主动性丧失。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主要是提高受众的主体意识和主动能力。另一方面，媒介要加强舆论引导，网络舆论较之传统舆论更难把握，对舆论引导要求更高，传统媒体加深与网络媒体的互动或许能够借助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优势来克服网络舆论构建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弊病。此外，政府作为舆论引导的重要力量，也应参与到网络舆论构建和引导的行列中，发挥积极的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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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马季，《电子媒介时代的视觉狂欢》[J].《新闻大学》，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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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自动化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认知；演化；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8－0136－05
一、引言
经济活动的实质是对自然和社会范围内稀缺资源的获取和配置。在获取和配置资源的过程中，人类构建出各种形式的制度加诸经济活动之上。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经济社会现象。随着新制度经济学逐渐融入主流经济学(其领军人物先后获得诺贝尔奖)，制度，这一一向被视为经济活动的约束条件的外生变量也开始内部化，成为决定经济绩效、解释经济演化的重要内生变量。然而，如何认识和理解制度的本质特征。并进而理解制度的均衡和演化现象，当下占据主流的博弈论制度分析并未取得共识。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博弈论的分析范式还存在着较强的局限性。因此，能否跳出博弈论制度分析的框架，选择一个更加适当的切入点对制度进行剖析是制度理论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制度是一个复杂的高维系统，包含成千上万个变量和参量，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幅非线性的图像。要对这样多的变量和参量进行分析和计算，不仅在实际上行不通，而且其计算结果也难以检验，所以一个好的经济理论或模型通常是将实际的经济社会制度投影到一个恰当的子空间上去。这个子空间具有较低的维数，但反映了所讨论的制度问题的本质特征。近年来，从个体认知这一制度现象的子空间出发来探讨制度发育及演化的文献大量涌现，诺斯(north)等学者也承继哈耶克的理论思路，从信念、学习等角度重新诠释制度内涵。展现出制度分析新的发展方向。本文的立意即在于拓展这一方向的理论进路，以个体认知调整和共同知识演化为基点，讨论制度的发育、均衡及演化问题，以对相关理论上的争论作出回应。
二、几类典型的博弈制度观
由于博弈论分析工具的引入，近30年来，以个体策略互动为核心的博弈论制度分析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大量文献运用重复博弈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对诸如声誉机制、交易制度、自组织体系等自发扩展制度进行建模分析，取得了一大批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归纳相关文献的理论脉络，博弈论制度分析分别将自发扩展制度看做是博弈的参与人、博弈规则和博弈过程中参与人的均衡策略。纳尔逊(nelson)明确将自发扩展制度等同于博弈的特定参与人，他声称诸如“行业协会、技术协会、大学、法庭、政府机构、司法等等”都是经济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与人们日常生活中对制度的看法相似，但问题在于，将制度等同于组织忽略了二者之间的重要差异，以致无法对自发扩展制度展开真正有效的分析。诺斯早期将制度定义为正式或非正式的博弈规则，认为，制度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赫尔维茨(hurwicz)对这一定义做了更为技术性的处理，从博弈的三要素(参与者、策略空间、支付函数)出发对制度的博弈规则观进行细化。这一定义抓住了自发扩展制度的表象，但仍未触及制度的本质内涵。容易理解，经济博弈中正式规则的确立必须先于博弈过程，而这立刻面临两个问题：谁有激励来制定博弈规则，而谁又有激励来监督规则的实施?因此，仅仅将制度视为博弈规则是无法对经济社会系统中大量的自发秩序作出有效解释的。第三种观点是将自发扩展制度视为博弈均衡。肖特是这一观点的始作俑者，随后诸多学者从两个方向拓展了制度的博弈均衡观。萨金(sugden)、扬(young)和鲍尔斯(bowles)从演化博弈论的角度讨论制度的发育和变迁，他们认为，个体的行为习惯可以自我形成，不需要第三方实施或人为设计。当惯例演化时，个体在进化选择的压力下，倾向于发现某些适应性更强的特征(如认知、偏好、技能等)。这样，习俗惯例与个体特征将共同演化。格雷夫(greif)、米尔格罗姆(milgrom)、诺斯和温加斯特(weingast)则从重复博弈论的角度来讨论制度，把制度看作是重复性囚徒困境博弈下的子博弈精炼均衡。作为子博弈精炼均衡的制度为每个博弈参与人界定了一种行为策略，该策略是在所有可能的博弈状态下行动决策的完备计划，
单地说，制度为个体提供了场景条件下的行动“脚本”。
演化博弈的制度观明显赞成制度乃自组织系统。但是它没有进一步说明该自组织系统得以建立及运作的根源，而是仅仅停留在对它的描述上。重复博弈的制度观假定个体具有完备的演绎推理能力。然而个体如何能够在多重均衡的情况下联合选择相互一致的策略?重复博弈又如何解释制度演化历时结构的多样性?正如青木所指出的，“子博弈精炼均衡理论根本无法解释某种制度出现在此地而非别的地方的原因”。因此，尽管博弈论制度分析接近一般均衡理论，但正是这一看似优点之处也是它在制度分析上的软肋。
如果把自发扩展的制度视为众多参与个体通过行为互动而达成的一个能够自我实施的激励相容的博弈均衡的话，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参与人相互之间如何形成关于博弈的共同认知，并且参与人关于博弈的共同认知与其基于这些共同认知做出选择所导致的实际后果之间的一致性究竟是怎样建立的呢?若这种一致性被打破，制度的变迁方向和演化路径又将如何?这些问题乍看起来像是一个常规的系统均衡的稳定性问题，但其实这些问题比系统均衡的稳定性更为根本，不能简单对待。回答这些问题，将对制度的内涵本质、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及突变有更深入的理解，也将对传统的制度博弈均衡观做出重大修正。而这些需要提出一个新的切入点来解剖制度的内涵及其演化机制。
三、认知制度主义
沿着奥地利学派(austfian school)注重个体行为选择的研究传统，无论是新古典还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当前都开始转向通过对个体认知和学习过程的考察来揭示制度的发育与演化过程，这一研究取向可称之为“认知制度主义”。认知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发育和演化是人类知识积累和认知过程的一部分，制度变迁应该被理解为个体认知与系统环境的互动调整过程，即内隐的认知调整和外显的制度变迁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同构性。以认知调整和信念学习的视角探讨制度的发育和演化将为理解制度系统的复杂性奠定经验基础。 秩序理论中，哈耶克强调认知作为制度的经验基础的重要性，奠定了认知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础。在讨论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时哈耶克指出，“假如某人的大脑知道所有的事实(正如我们假设所有的事实对于作为观察者的经济学家来说都是给定的那样)，就会有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即使我们能够证明这一点。也无法解决上述问题。相反，我们必须说明，一项解决问题的办法究竟是如何通过每个只拥有部分知识的人之间的互动而得以产生的”。哈氏讨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指的就是调规经济社会系统运行的种种制度设置，而这种制度设置恰恰是携带局部认知的个体通过交互作用而发育出来的。在比较制度分析文献中，青木昌彦尤其关注个体交往的信念和符号系统，认为制度是行动主体之间共享信念的概要表征。近期，抛开个体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的问题，诺斯将个体学习过程运用于制度分析，提供了关于认知、信念系统和制度互相影响及其如何影响经济绩效的理论观察。诺斯认为，个体信念的演化过程是理解经济变迁基础的关键，经济系统演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人们对自身行动结果的信念和认知所塑造的一个精细的过程(a deliberate process)。在这一见解的基础上，诺斯构筑了“现实——信念——制度——专门政策——产出(改变了的现实)”这一解释社会变迁过程的框架。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 planck institute)集体物品研究小组将制度理解为共享的心智模式或者是共享的针对重复发生的社会交往问题的处理方式(shared mental models or sharedsolutions to recurrent problems of social interaction)，制度“被锚固”(anchored)在人类的心智中并与特定行为相对应。此外，新兴的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理论也为深入理解认知行为和制度演化的关联提供深刻的洞见。
在认知制度主义看来，制度是个体间关于策略博弈如何进行的共同认知的自我维系系统。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策略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所有参与人所感知。这样，制度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环境下的认知不断再生出来。因此，从认知的角度来阐释制度是充分解释制度形成、演化和发挥作用的关键。可以从个体认知和共同认知的形成演化过程着手，构建一个基于认知的制度分析框架。
四、基于认知的制度均衡与演化分析框架
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制度代表了重复参与博弈的当事人之间自我维系的基本预期(共同认知均衡)。从认知角度重塑制度分析框架，关键在于刻画个体间共同认知均衡的收敛过程。由于共同认知均衡是个体间认知试错与动态调整的结果，因此，首先需清楚单个体局部认知的形成和动态调整机制，在此基础上再考察单个体局部认知向多个体共同认知均衡的收敛过程，从而建立基于认知的制度分析框架。
(一)个体局部认知的形成
考察单个体局部认知的形成过程，需要了解个体在具体决策场景下如何启动自身携带的交往知识。归纳哈耶克关于个体经历与共同知识的研究，基于朱宪辰的个体知识分层、知识积累与演化理论。本文引入个体“认知一行为”的简化分析框架，以解释个体局部认知的形成和调整过程。
首先。将个体“认知一行为”模式简化为四个相互关联的部分：认知结构、信号加工、适应性学习和外界环境。
个体的知识结构好比是个体认知系统的存储器。其中存储了哈耶克所谓的“分立的个人知识”及个体间共同知识。这两类知识的核心构成了个体的认知传统。认知传统则决定于个体自身偏好和个体以往的经历，其中，个体偏好又依赖于个体资源存量和个体控制资源的能力、范围。在这里，认知被界定为个体对于一个信号和另一个信号(或事件)的联结。例如，“红灯停绿灯行”——个体在基本损益评价和学习能力的作用下形成联结(认知)：红灯亮(绿灯亮)——危险(安全)，当看到红灯亮(绿灯亮)时，具有此认知的个体表现出危险(安全)意识，进而采取相应行为，而没有此认知的个体就不会有这些反应。认知结构中充斥着这样的联结，同时，认知结构也对认知联结进行动态处理，即个体根据偏好、结合自身经历和拥有资源量的大小对这些联结进行损益分析，从而区别情况新增或淘汰联结。
外界环境(自然的、经济社会的、其他个体的行为)给予个体以信号刺激，信号加工部分对这些信号刺激进行处理。个体主动或被动接受环境信号后。对信号中包含的成本、收益及相关参照系的信息进行处理。并根据处理信号的方式和技术以及学习调整部分反馈回的信息指示，做出接受或屏蔽该信号的决策。若个体做出屏蔽的决策。则停止该过程；若接受这一信号，则将导入个体的知识结构部分。
认知系统将导入知识结构的信号与知识结构中的既存联结进行比对(这种比对是依据个体偏好、个体经历和个体所拥有的资源量的大小进行损益分析)，首先产生对所面临的外部条件的判断：(1)个体认知结构中存在与当前所接受的环境信号较强的相关联结，便会启动固定预期或行为模式行为。这种固定的预期或行为模式可能是原有惯例或交往方式；(2)在个体认知结构中有关联结较弱，甚至不存在时，个体便会通过收集、加工信息，重新进行理性计算形成预期并付诸行动。上述第一种情况称为规则支配行为，第二种情况称为目标驱动行为。
1.当个体认知结构中存在与所接受环境信号较强的相关联结，采取规则支配行为：行动结果与行动前计划一致，则个体将保留强化原有的行为准则：行动结果与行动前计划不符，则个体将重新进行理性计算，调整或彻底改变预期，直至两者趋于一致，个体便接受经过调整的行为规则。
2.当个体认知结构中没有与所接受环境信号较强的相关联结，个体启动目标驱动行为：经过理性计算做出的预期与行动结果一致，个体将继续维护、积极遵循该行为规则；个体进行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计算做出的预期与行动结果不符，个体将继续搜寻新的信息。重新进行理性分析，不断地试错，直到各自预期与支付结果相一致，个体的行动准则也达到稳定。 配或目标驱动行为，每得到一个支付结果，个体将在进行一次适应性调整之后把信息反馈到信号加工部分和知识结构部分，最终都将影响个体的资源存量，并影响个体的经历，从而促使个体调整偏好及认知结构。个体局部认知构成了多个体间共同认知的基础。
(二)个体间共同认知的形成——制度发育与演化
制度作为个体间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本质上是个体间共同认知形成、演化的动态过程。在经济社会系统中，个体为应对环境不确定性而组织和协调集体行动。但这一任务显然不能依靠单一个体运用其局部知识独自完成，而需要多个体间的共同知识或共享信念来协调集体行动。制度能否形成、集体行动能否发起均取决于个体间的共同认知能否普遍建立并维持稳定。
此，共同认知的本质和共同认知的形成及动态调整是制度的认知基础最核心的问题。本文将共同认知视为个体针对其他个体面对场景信号时行为反应的共同预期而建立的信号间联结，可以对共同认知进行如下的形式化表征：
个体i发出行动ai，i对ai依个人知识中的意义mii联结将发生的事件11，记为ai——mij，(11)。mij，(11)表示11对i、j分别具有奖惩意义mi、mj。j接收的是ai的信号，依j个人知识中的意义mij联结将发生的事件12，记为ai——mij(12)。若mij(11)异于mij(12)，则称个体i与j就ai没有关于将发生事件的共同知识；否则，将发生事件的奖惩意义相同，j的知识(联结ai12)就等同于i的知识(联结ai11)，则称个体i与j就ai具有关于将发生事件的共同认知。
当信号出现时，个体间基于基本效用评价和学习能力，通过试错、观察和模仿等学习方式逐渐形成对该信号行为反应的共同预期。共同认知存储于社会的集体记忆里，分散在个体的知识体系中，在共同认知的协调下，个体之间便能在相同预期的基础上交往互动。
个体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其携带的局部认知在个体群的交往互动中得到调整提炼。从而形成共同认知。我们从两个体互动与多个体互动两个方面来简化共同认知的发生过程。
1.两个体间共同认知发生简化。将交往情境简化为两个体面对面互动场景。由于社会环境变迁，譬如市场交易机制替代行政控制经济，个体在经济交往中必然做出相应调整。此时，个体a对个体b发出行为信号sa，个体b经评价反馈对信号sa做出行为反应sb。若sb与个体a的联结(sa－sb)预期不符，则a将依一定学习规则调整发出第二次行为信号s’a，于是s’a又将与个体b联结(sa--sb)的预期不符，再次引发个体b的调整行为s，b，……如此类推，经过长期的面对面试错、模仿，最后形成了对于信号sa的共同行为反应预期。
2.三个体间共同认知发生简化。两个体间的互动行为及反应，对于其他个体又是一系列新信息，其他个体在评价反馈的作用下也通过预期试错、观察模仿对信号形成联结，如果该联结结果与前两个个体一致，即形成了三个个体的共同认知。由此类推到n个个体的共同认知。这种通过较长时间个体面对面交往形成的“共同认知”通常是个体“理性不及”的，扩散过程更多地通过个体潜移默化的“隐性学习”(implicit learning)进行，由此形成较稳定的共同“默会”知识。当个体群中绝大多数个体都采纳这一共同认知或固定预期时，在该个体群中一种制度便形成了，见图1。
但共同认知一经形成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系统不确定性和个体认知不断演化的作用下持续(缓慢或者急剧)调整，打破个体之间对博弈规则及可能结果的共同预期。个体通过在行为反应层面的交流互动，发现新的联结(或信号)。再互相调整预期并作出行为反应，直到达致新的认知收敛状态，呈现出“共同认知均衡——系统不确定性、认知冲击及认知扰动——共同认知常规性落空、认知失衡—认知搜寻、试错——新的共同认知均衡”这样一个螺旋式波动调整的过程。因此，制度变迁应该被理解为个体信念系统与环境互动调整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认知演化的过程，而认知演化的方向是促进信念系统所型构的制度框架能在怕累托意义上提高个体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效率。根据诺斯“信念系统调整——个体行为互动——制度局部发生”的分析思路，可以建构基于认知调整的制度演化框架，见表l。
如表1所示。既有制度以共有信念系统为内核存续下来，个体分享依场景启动的相同的策略集，现存制度以共有信念系统的概要表征来约束个体在经济社会场景下的行为选择。随着环境的演化(如政府政策变化、技术进步、法制完善、基层秩序自发扩展等)，原有制度所设定的决策集合不能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如计划经济条件下配给制的垂直型物品交易方式无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水平横向的交易环境中发挥作用)，因而发生制度危机。在危机中，各种相互竞争的制度规则——由新的信念系统决定——为部分个体所运用试验，进而发生个体适应性学习、模仿新决策等认知调整现象。在认知的动态调整过程中，若个体的认知结构内存在与当前所接受的环境信号较强的相关联结，便会规则支配行为，可能是原有惯例或习俗；若在个体认知结构中有关联结较弱，甚至不存在时，便会启动目标驱动行为，重新进行理性计算形成预期并付诸行动。个体的认知调整导致各种变异性策略以一定的规模进行
试验和竞争；并且各种策略均在“演化选择压力”下接受演化考验，随着某些决策在演化过程中逐渐上升至主导地位，并成为个体群内的共同认知，新的制度均衡开始形成。特殊地，在环境变化——制度的形成或变革中，原有制度(固有行为模式)就可能阻碍个体对新行为模式的选择(创新)，或者个体自身依赖原有制度，当此类个体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时，社会的演化力量被束缚。可能出现制度“锁入”(look in)或路径依赖(parth dependence)现象。
五、结论
近年来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进展是，认知要素逐渐被纳入制度分析框架，成为制度变迁理论的重要构件。本文以近年发展起来的认知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点，对个体局部知识及个体间共同知识的发生和调整过程进行简化，以期厘清制度的内在发育及演化机制。
信号自动化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列维―布留尔；互渗律；符号；第二信号系统；逻各斯；创新
中图分类号：B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不论图像、文字还是数字，所有这些符号的产生与运用，天然印刻着原始互渗律的思维烙印。现代科学虽然建立在数字符号基础之上，但符号、逻辑在被创造之初就被逻各斯信仰赋予了非理性甚至超理性的意蕴。创新本是理性与感性思维整体的升华，建立前理性符号互渗思维与现代科学符号的沟通桥梁，有助于原创性科学的真正突破。
一、原始民族的符号互渗律思维
在现代人看来，人、动物、城市的名字纯粹只具有标签的意义，现代索绪尔语言学认为，符号命名的最大特点就是任意性，只要你愿意，把“鹿”叫做“马”，并不会对真实的鹿产生什么神秘影响。但从原始人看来，名字的标记作用是次要的，个人或物品的名称表现了名字与其图腾集团、祖先、守护神及所参加的秘密团体之间的神秘关联，人们使用名字时充满了崇拜与敬畏的情感，“指鹿为马”的行为是绝对禁止的。这是因为，原始人没有分化出独立的个体意识，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如同婴儿与母亲，对于自然与社会关系有着强烈的精神依赖。
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其名著《原始思维》中，把原始人的思维总结为一种以集体表象为形式、以互渗为规律的前逻辑式神秘思维，这种思维相信人与外界事物之间有着部分或整体的等同，二者可通过神秘的方式，特别是命名语言、创造符号彼此参与、相互渗透，形成独特的符号互渗认识过程，是建立在互渗律基础之上的符号互渗律思维。
（一）原始互渗思维对于名字符号的渗透
原始民族的思维，本质上具有神秘性质，没有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特性，最主要表现是矛盾律的缺失。列维-布留尔写道：“在灵魂和灵还没有人格化的时候，集体的每个成员的个人意识仍然是与集体意识紧密联系着的。它不是与这个集体意识明确分开，而是完全与它结合，甚至不和它矛盾。”[1]
列维-布留尔将这种思维定律称为：“互渗律”。意思是说，原始意识不关心事物中的客观特征和属性，只关心其中的神秘力量，土著人在没有客观联系的人和物之间建立神秘关系，这些人和物作为集体表象的一部分，缺乏必要的界限而“互渗”在一起，是世界运行的真正动因。
互渗律思维使原始人既无主体与客体的区别，又分不清想象与现实的差异，因此人类自己创造的符号，比如图像、语言、文字、数字也不可避免的与情感、客体认知、现实行为混杂在一起，丧失了部分理。
比如，一个图像或字符，常常引起原始人异乎寻常的惊恐，列维转述恩聂平神父的叙述：“我有一只放在三脚架上的狮子形的小壶，……野蛮人要是不用什么东西把手包起来，就不敢用手去碰它。我们想把它送给几位首领，但他们拒绝接受和使用它，因为他们相信好象壶里隐藏着一个能够把他们弄死的恶灵。”[1]对于原始人来说，狮子这种猛兽的图像符号与真实的狮子一样，是有生命的，也能赐福或降祸，同样，对名字的使用也透露出原始人将符号神秘化的思维特点，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世界各个民族当中。
（二）名字符号与人格、家族的互渗
原始人把自己的名字看成是神圣的东西。列维记录道：“印第安人把自己的名字不是看成简单的标签，而是看成自己这个人的单独的一部分，看成某种类似自己的眼睛或牙齿的东西。他相信，由于恶意地使用他的名字，他就一定会受苦，如同由于身上的什么部分受了伤一样会受苦。这个信仰在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之间的各种各样部族那里都能见到。” [1]134
此外，精神分析学派宗师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也大量的记录了各大洲土著部落有关名字的忌讳。比如，澳大利亚土著人中，一位男人在成年仪式上被赋予的新命名必须严加保密。在丧期，人们被禁止呼叫死者的姓名……类似风俗在世界各地的土著民族都存在。原始人将名字视为人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使到了现代，我们仍然将名字视为人格甚至生命中的一部分加以维护，从而在法律中产生了名誉权和姓名权的说法。
命名最重要的功能，是保证名字的所有者和冠名的家族产生永恒的联系。列维说：“名字意味着一种亲族关系，因而意味着一种庇护关系；恩惠和襄助取决于名字的来源，看这名字是不是来源于氏族或者在睡梦中道出了这名字的幻象。因而名字表明个人的亲族关系；它可说是把它的等级、它的社会地位固定下来。”在英属哥伦比亚，“除浑名外，名字从来不是象在我们这里那样作为区别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简单称呼而使用的。在称呼名字的所有者时也不用这些名字。” [1]
名字表现了亲族关系的神秘性和历史性，它们主要被用于仪式上。古代人在进入一生的新时期时，例如行成年礼，个人会获得一个新的名字，当他被接受参加一个秘密团体时，也获得一个新名字。加拿大西北的夸桂提尔部族，“每个氏族拥有一定的有限量的名字，氏族中的每个成员一次只有一个名字。这些名字的拥有者组成了部族的贵族阶级。
正因为如此，孔子特别重视贵族统治的“名正言顺”，把稳定的家族政治秩序建立在“必也正名乎”的基础上。因此，如果新生婴儿是贵族的继承人，命名必须有隆重的仪式和规矩。
二、逻各斯信仰与古希腊语词
对于刚刚脱离蒙昧时代的古希腊文明，前逻辑思维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原始人对于语言文字符号的神秘化崇拜。认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古希腊为何将语言、语法作为哲学本体论的基本认识框架，而这种语法本体化倾向，又如何形成逻各斯信仰，最终创造了逻辑思维。
（一）逻各斯信仰通达语词神圣性
符号是思维逻辑的标示工具，文字、图形、数字、音符、交通标志等等记录人类思想的可见标记都可叫符号。不论是文字还是数字，符号的功能就是表达思想，为了使表达更加清晰，符号必须依据逻辑法则有序组织起来，展示出严谨的推理结论。所以，按照所起作用的主次，逻辑与符号之间先后的关系可以表示为：逻辑――符号――语言。
逻辑源自古希腊语逻各斯 （logos），逻各斯的最初意思是“词语”或“言语”，原始互渗律造就的语词神圣性进一步发展为理性、规律的体系，最终赋予了逻各斯“道”的终极含义，即所谓逻各斯信仰。如前所述，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在那个所有人深信万物皆有灵魂的纯真年代，许多文化都相信词语、命名具有“通灵感应”的神秘力量。《淮南子・本经》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意思是说，仓颉造字时电闪雷鸣鬼哭神泣。为什么鬼要哭泣呢？一种解释是，《淮南子》是宣扬道家思想的著作，老子宣扬的是无为思想，相信“智慧出、有大伪”，认为人只要不学习不思考，就永保纯真，德与天齐。仓颉造字，虽然提高了人类的智慧，但民智日开，民德日离，欺伪狡诈、争夺杀戮由此而生，连鬼也不得安宁，所以鬼要哭了。这样解释文字的创生当然过于悲观，但在古人看来，语言是神赋予人的特殊才能，运用文字及文字本身，确实具有通鬼神的神秘效应。
（二）古希腊语言的逻各斯化
与前逻辑时代的迷狂信仰不同，逻各斯可以引申为“用语言符号进行推理”的意思，最早的表现形式是语法。任何符号，不论是数字还是文字语言，都必须根据逻辑法则展开推演。语法是逻辑的前身，按照语法规范来进行语言表达，是从希腊人开始的。他们之所以急于规范语言，起因于古希腊独特的城邦民主制。
民主就是众人做主，为了一个公共事务的决策，辩论必不可少。那是人类文明的少年期，公民大会辩论时，逻辑混乱、偷换概念、强词夺理、胡搅蛮缠大行其道，很难形成理智的决断，于是最爱说话的希腊人，开始了语言的规范。
为了“在私事中如何能把家庭料理得井井有条，在公事中如何能在言语和行动上对城邦产生最大影响”，[2]智者普罗泰戈拉第一次为希腊人制定了语法、修辞和雄辩术的规则。时态表达精确为现在时、不定过去时、完成时和将来时，句子划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名词分为阴性、中性和阳性。最后，普罗泰戈拉制作了对照可查的名词变格表，甚至专门开发了套用公式，希腊文表达终于清晰起来，并为所有欧洲语言提供了语法范本。
再进一步，印欧语系本是拼音文字，希腊文的26个字母可以用26个数字指代，语言的数字化便有了条件。希腊语法为千年之后的西方科学划定了思考框架，哲学与科学的思维模式，追根溯源皆难逃逻各斯的如来掌心。
三、符号互渗思维成就逻各斯信仰
列维―布留尔的研究显示，原始人的互渗思维，不但包括与第一自然中的现实自然物产生互渗联系，还大量的与第二自然的符号系统产生互渗联系，这一现象可以从心理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创造的“第二信号系统”概念中得到解释，同时也说明了理性符号与非理性信仰之间错综的互渗联系。
（一）逻各斯信仰的认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认识哲学把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统称为自然客体。自然客体是指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包括天然存在的自然物和人类生产实践活动形成的人化自然物。其中未经人类改造的自然称为“第一自然”，经过改造的自然则是“第二自然”，经过改造的自然不仅是指被劳动改变了的自然景象，也包括经过人类理性编码，重新命名的符号自然。最早懂得创造文字的民族，率先挤进了文明社会的窄门。文字预示人类可以脱离混沌的大自然母体，自创出一个符号自然、清晰世界，也就是所谓“第二自然”。
人类发明文字，有了第二自然，会延续古老的自然崇拜传统，心理上发生相应的变化，产生第二信号系统。心理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将符号系统称为“第二信号系统”，巴甫洛夫认为，大脑皮层的基本功能就是接受信息刺激，信号刺激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第一信号系统，指声、光、电等现实真实的刺激，对应于第一自然；另一类是第二信号系统，指由抽象符号引起的大脑皮质的条件反射，主要是语言文字的刺激，当然也包括图形、数字等其他符号，对应于第二自然。从根本上说，人化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是人的对象世界。比如“谈虎色变”，人并没有看到真正的老虎，但是一个“虎”字使人脑联想到具体的虎，引起恐惧的心理反应。正如前面所述，原始人看到狮子的图像都不敢触摸。
发明文字，使得人类用思维和头脑再创自我和自然，第二自然象第一自然一样，不断对人的神经感知系统发出刺激信号，形成第二信号系统，并发展出独特的精神信仰方式。在希腊，由第二信号系统激发的信仰就是逻各斯。
（二）古希腊逻各斯信仰的互渗律倾向
对于情感丰富、易受暗示的古代先民，抽象的第二信号系统的刺激和具体的第一信号系统刺激一样强烈。原始人对第一自然的崇拜情感，会迁移到第二自然，所以他们对文字的使用和事物的命名格外慎重，文字和名字不只是思维的抽象，还会影响到被命名的物质实体。
第一个意识到语法神圣性的希腊人是爱利亚学派哲学家巴门尼德，他最早注意到，经过前逻辑时代漫长的摸索，印欧语系逐渐形成了一种基本的语句结构，即系词结构：一个语句通常是有系词连接主词和宾词而形成，比如“天是蓝的”、“花是红的”、“桌子是方的”，所有的系词都为“是”，即“be”，而“be”的原意就是“存在”的意思。在希腊人看来，语言命名的东西与被命名的东西是一回事，语言就是存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就是再创自然的过程。系词“be”不但连接了主词宾词，完成了语言表达，还是连接神灵世界的纽带，因而具有神秘的“第一性”，或神性。
同样，作为真正的古代人，普罗泰戈拉并不以职业语言学家自居，而要借助言语寻求超越于日常生活的神性：逻各斯（logos）。普罗泰戈拉自认发现了神为世界制定的规范秩序，陶醉于自己的语言规范，要求跟他学习的学生，不能仅仅学习辩论的技巧，而要把灵魂交付出来，为了信仰不惧社会嘲笑，敢于坚持逻各斯之路。不只希腊，在人类文明的早期，许多文化都秉持此类观点。非洲土著捕猎时，不会说出猎物的名字，怕灵魂的召唤引起猎物的警觉。当他们不慎打死一只飞鹰，为避免被猛禽的亡灵追踪报复，会大声说：“我打死了一只小小鸟！”，企图骗过飞鹰的冤魂。总之，古人相信，语言称谓如此神圣，当你为一个事物命名，其实就已经掌控了这个事物，这一事物的灵魂将向你敞开。
“逻各斯”（logos）作为希腊智者的一种信仰，翻译为汉语就是“天道”，是个典型的互渗律概念，只不过老子的“道”不可名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希腊人偏要说，途径就是通过语法“悟道”。他们坚信，言说、文字、语法、理性分析是窥见天道更好的方法，逻辑学乃至后来的数字理性都源起于希腊人对语言文字的互渗性神圣认同。
结语
列维-布留尔虽然详细区分了人类思维的逻辑与原逻辑，同时认为，原始互渗律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从未消失。他写道：“即使在我们这样的民族中间，受互渗律支配的表象和表象的关联也远没有消失。它们或多或少独立地存在着，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损害，但并没有被根除，而是与那些服从于逻辑定律的表象并行不悖的。……我们的智力活动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在它里面，前逻辑的和神秘的因素与逻辑的因素共存。” [1]人类的文化发展总是传承先人的思考，不论这种思考现在看起来多么荒谬，都无法割裂它与后世的联系。本质上，现代科学所依赖的各类符号及逻辑体系，绝对不是被动枯燥的思维工具，追根溯源，它与想象、灵魂等前理性认知互渗，充满着灵动的生命力，沟通理性与前理性的内在联系，才是创新认知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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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自动化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晚期资本；信息；媒介讯息；批判理论；大实践境域
中图分类号：B561.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2－0051－06
当代实践综合、复杂的发展趋向改塑着工业社会的主客范型，促使主客二元认知理性向着多维、全面、深刻的实践信息转化。然而，这种转化却与晚期资本及其制度性权力的抽象化展拓相互抵牾，衍变出一种充满着综合现实与符号抽象张力的时代境况：一个方面，诸实践因素大时空、多维度、全方位地交织、融合与流动，以自然、人与社会历史互为目的、手段、中介的境域特征，以历史、现实与未来多维交叉的“场”化特色，以诸因素内在的本质的丰富多彩的互动、互生之流，冲决着工业模式和资本主义的窠臼；另一方面，由于实践和理性的时展受控于资本主义的整体框架，其全面丰富的意蕴被资本权力与资本化符号的抽象作用所侵蚀，因此，也出现了一个蔓延于生产、生活各个领域、以“扁平化”、“碎片化”、单维度、商业化、抽象化为特征的“符号黑洞”，吸摄并异化着大实践境域之中全方位、多维度的综合信息，使时性的创新面临着海量的符号“分延”的严峻挑战。
一、拉什对信息以及信息社会的相对主义阐释
继德里达等在哲学领域、鲍德里亚等在社会学领域标榜符号化、相对化之后，英国社会学家斯各特・拉什在《信息批判》一书中，又以晚期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为依据，“杂拌”式地利用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思想资料，对信息做出了符号的、讯息的、技术的和商业的曲解，将之诠释为即时的、漂浮的、零碎的、弥漫的、无理性和现实趋依的时代幽灵。拉什认为：“信息的主要性质是流动、拔根（disembeddedness）、空间压缩、时间压缩、实时关系。”① 以此为线索，他对信息和信息社会做出了以下几种阐释：第一，他认为信息社会被缺乏现实底蕴的无根文化所统摄，是一个被信息字节的混沌式组合所遮盖的非理性社会，也即“被蒙蔽的信息社会”。由于各种现实因素都吸摄进符号的“黑洞”之中，结成了一个既无主次、也无基底的内在平面，因此，符号讯息的混沌式流动已经取代了理性的现实追寻，信息社会已经成为一个被符号流动所覆盖的无根文化网络。现实实践场景已经衍变为“一个行动者――网络的内在平面：通通被拔了根――而且绝无必要再着根――的人与非人、文化之物与物质之物的一个内在平面。行动者、网络、非人类、人机接口是拔了根的，信息是拔了根的，这是一个‘……和（and）……’的社会，不是一个‘那里（the there）’的社会”②。信息字节无根的差异替补，与晚期资本及其制度性权力的抽象化展拓互为表里，共同异化着实践发展的综合现实趋势：“信息生产造出的产品――不是那些富含信息的物品与服务，而是很大程度上脱离控制的信息字节（byte）。”③ 结果竟是，高度的工具理性之因（比如信息技术）却结出了非理性的社会之果：“以最高的知识与理性为生产要素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其无心之果竟是最极端的（也是信息性的）非理性的充斥与超载，这讲的就是被蒙蔽的信息社会。”④ 第二，他认为信息秩序就是各种符号讯息在人――机接口之间的大批量即时流动，其海量的创意蕴含了无限的机会，从而使理性以及理性批判失去了从容反思的基底，成为受经济效应左右的符号讯息的添加或删改。“高度理性化和知识密集的生产导致了信息扩散和流动的准无政府状态，这种信息的失序产生了属于它自己的权力关系，这些权力关系一方面包括了信息字节直接的权力/知识，另一方面包括了在知识财产范畴内信息秩序的再造。”⑤ 第三，他认为信息逻辑就是反对逻辑，就是各种文化符号与碎片的拼贴和不连续的网络连接。由于信息浓缩了时间与空间，其逻辑链条被多维的时空穿梭所打断，“它们被拉得太长、太远以至于无法与线性兼容，它们被拉得长到断成了许多碎片，空间上的联结和社会纽带断了，于是它们重新组构为非线性、不连续的网络联结”⑥。因此，“我们就被丢进了不可预期的后果逻辑里”⑦。而这种“后果逻辑”实质上就是商业讯息在资本空间的排列与组合，就是媒介符号在网络空间的流星式闪烁。第四，他认为信息价值就是无关现实的符号价值，它转瞬即逝，没有任何历史和现实意义，只存在于“媒介场景”（mediascape）的即时和实时之中。在“信息化”的背景中，无孔不入的资本与无孔不入的媒介符号加速融合，积累原则与符号原则结成了可以相互替换的联盟和伙伴，共同编织着无所不包且无所不“能”的资本符号网络：“不仅是机器与物品，也不仅是文化与媒介，甚至连自然与生命本身也被信息化了。这种信息化的自然可能随后就要被当成知识财产注册专利，并被整合到全球资本的积累战略之中了。”⑧ 媒介本身登上了生产权力的宝座，而生产、生活却都被平铺在媒介讯息的界面上：“不仅新闻纸和数码信息，连整个消费资本主义的都市都可以被理解为信息。在信息性都市里被严重品牌化的环境中，物品、生活方式和设计都是瞬息万变的，延续短、周转快。”⑨ 信息价值成为“主要不是关于社会地位而是关于符号价值的转瞬即逝性，以及其无休止的、不停歇的无所不在”⑩，它“既不在过去也不在未来，而是只在实时之中”{11}。
资本挥动技术的魔杖造出了一个“信息”的“利维坦”，这是晚期资本主义对实践复杂化和理性信息化的曲解、误解、利用与践踏，是用旧的框架剪裁新的现实的时代性悖谬：它将综合、复杂的实践异化为资本化符号的“无根”流动，进而将全面、丰富、深刻的实践信息纳入资本化符号的扁平网络之中格式化。以至于关于信息的种种无根化、相对化、流动性阐释，成为一种在当今西方社会甚嚣尘上的普遍现象。齐格蒙特・鲍曼曾经用唯名论者的上帝来比喻当代西方社会，认为它是“反复无常的、可怕的、不可知的、不可预测的、不受本性和理性约束的和善恶不分的”{12}。这用来形容拉什对信息以及信息社会的解释，也颇能曲尽其妙。
二、在一个“全面信息内在性”的时代，批判理论何以可能？
我们认为，复杂实践时代的理性趋依就是信息。这种信息不仅具有大实践的境域诉求，而且具有综合的多维的现实丰富性。对它的理解需要超越资本主义窠臼的批判与创新。然而，拉什在这里却犯了双重错误，首先，他“杂拌”式地利用晚期资本主义的相对化思潮曲解信息，并竭力将之关联于各种非理性主义的时代悖谬之中，在这里他没有创新；其次，他不仅在自己的论述中消解了批判的时代性力度，而且还进一步否认任何批判，提出了在信息社会批判理论是否可能的问题。他将自己对批判理论的质疑概括为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其一：“批判理论如何在这个全面信息内在性（informational immanence）――在其中不再有所谓‘外界（outside）’存在，任何事物的存在可能性也都没有根本的或先验／超越的前提条件――之中运行？”{13} 其二：“信息的速度和瞬时即逝性（ephemerality）几乎不给反思留下任何时间。于是问题变成了：在一个没有什么时间去反思的年代里，批判理论的未来是什么？”{14}
首先，针对第一个问题，拉什的论证是，在信息时代，媒介符号蔓延于一切领域，消弭了内在与外在、现实与超越、经验与先验、文化与非文化等现代性区分；现实的一切已经被整合于“信息”的弥散与漂浮之中，成为同一界面内可以随意打开的数字文本，“社会变得越来越像信息，理论就变得越来越像媒介”{15}，从而，批判理论所需要的外在超越性也就没有了本体的或者先验的支点，批判理论已经被符号的所淹没。
晚期资本制度性的“神圣”抽象膨胀了媒介讯息，异化了综合、复杂的实践现实，使诸实践要素多维、全面而又深刻的大时空融合被一元、单维、即时的媒介讯息所吞噬，从而，造就了一个否定现实差别和区分的、“内在化”的媒介场景。詹明信讲到：“一个非同寻常的文化扩张在社会领域实现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一切――从经济价值到国家权力，从实践到精神结构，都在某种原始而且不可理论化的意义上成为了文化。这是与社会的模仿与幻象化病态发展相适应的，是与社会由崇尚真实到充满伪装相适应的。”{16} 拉什非批判地接受了这种异化现实，他讲到：“信息秩序、媒介社会的兴起爆破了二元分歧、炸掉了工具性和终极性之间的‘差异’。它把之前的这种先验性炸碎成了一种更为普遍的内在性、一种属于信息与通信的漠然”{17} ――媒介讯息内爆了现代性二元区分，抹平了文化要素之间、文化对象和观众之间的差异。甚至，文化表象和现实的差异也经由媒介符号的轰炸而日趋混沌。一切实践和文化要素都被吸摄进一个符号网络的“内在平面”之中了。这种“信息化”的“内在平面”，用一元、单维的符号“分延”整合了现实，用“内在性”的符号循环维护了晚期资本的排他性和封闭性，留下了一个没有批判余地的符号相对主义的“内在”世界：“批判素来需要有先验／超越、隔绝的另外一个空间好让批判性的反思从中启动……在我看来，全球信息秩序本身已经抹灭并吞噬了一切先验／超越的事物，再也没有这种批判存在的余地了……我们已经无所逃于信息秩序之间，因此对信息的批判，将不得不来自于信息内部。”{18}
在这里，必须指出，批判虽然具有理论的表象，虽然常常借用符号的工具，但在根本上却是实践的现实的活动。马克思曾经批评费尔巴哈“仅仅把理论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19}；也曾经批驳德国理论界“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20}。从这个意义上说，拉什所谓的依赖先验／超越本体的理论批判，只能是形而上学的抽象批判。作为这种批判之逻辑原点的本体超越被消弭在符号循环的“内在平面”之中，并不等于大实践境域之中的综合现实理性及其批判力度的丧失――在符号循环的界限内诠释批判，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中解释信息，将之等同于无根流动的即时讯息，这是拉什走向错误的起点。
由于对批判与信息的双重误解，拉什得出了信息时代之批判不可能存在的结论。他认为，在先验／超越情景不复存在的“信息化”的内在平面里，批判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即使有“批判”，那它也必须像网络附件一样，成为“全球行动者网络”的一个附加或补充：“就在我们被全球信息文化从社会关系的肌理中拔起来投入网络之际，我们原有的基底的脉络就逐渐被摧毁了。”{21} 他认为：“全球信息社会拥有一种内在主义的文化，彻底单一、平面的世界文化，故此它的文化机制是极端经验主义的。”{22}可以看到，拉什这种“极端经验主义”是“信息化”的，它虽然以反对本体论、二元论和形而上学相标榜，事实上却以一元、单维、抽象的符号逻辑，抹杀了诸实践因素多维、全面、深刻的相互作用以及蕴涵其中的综合现实理性；它在反对“在场”形而上学的同时，所藉助的却只是一个“不在场”的符号形而上学；它是以各种符号“互为踪迹”的“极端经验”，消弭了理性与理性批判。同样重视符号化的“极端经验”的理查德・罗蒂，就曾经将文化理解为“我们时代的思想（它所使用的描述、运用的词汇）”与某个“替换词汇”之间的关系{23}，并进而讲到：“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者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没有哪个文化的特定部分可以挑出来，作为样板来说明文化的其他部分所期望的条件。”{24} 以符号相对主义为底蕴的“极端经验主义”，所认同的只能是资本化、商业化的媒体讯息。这恰如麦克卢汉所说：“我们就是电视屏幕……我们把全人类当做皮肤披在身上”{25}；或者如鲍德莱尔所说，做一个迷失在“符号森林”中的孩子。
其次，拉什对第二个问题的论述是，由于信息社会的批判理论必然是内在于信息秩序的，而信息又是与商业性传媒讯息等量齐观的，因此，批判理论愈益具有媒介讯息特征：它既没有现实的深刻性，也没有逻辑的严谨性，其特点是即时、实时、转瞬即逝，既无所不在，又空洞乏味，成为文字符号和信息字节杂乱无章的堆砌。从而，商业性媒介符号的空洞和朝生暮死就成了批判理论的“信息化”样态。
在此，有必要对西方社会的媒介化、符号化现象做一些简要分析。我们认为，以资本与符号“神圣联盟”的形式出现的媒介化、符号化现象，是资本主义的晚期综合症，是资本所固有的抽象与矛盾逻辑的总爆发。鲍德里亚就曾经指出：“如果是资本培育着现实和现实原则，那么也是它率先在使用价值的根除中、在对每种真实等价物以及产品和财富的根除中，消灭了现实和现实原则……当它将现实的最后一次闪光神秘化，来反对这种灾难性的螺旋，在此基础上发现权力的最后一次闪光时，它只是繁殖了符号并促进了模拟的游戏。”{26} 马克思对资本的矛盾、抽象和媒介化逻辑有许多精到的分析。他认为，“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27}，它的本性是实现物质追求的规模化和规范化，这促使它不断向外扩张，把自己的现实性体现在日趋扩大、不断变换的理性合作形式之中，但是，物欲的片面性又腐蚀着各种关系，异化着理性与理性合作，使得普遍展开、意蕴丰富的理性与理性合作关系因物欲的酵化而趋于干瘪和抽象。不仅如此，资本还具有媒介的抽象本性：“因为媒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媒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自我目的。同这个媒介脱离的物，失去了自己的价值。”{28} 在社会实践愈益趋向宏大与复杂，自然、人文与社会历史等诸种实践因素愈益交叉融合的今天，以片面的物质欲望和工具理性的“抽象物质”面目出现的资本，一个方面，其物质生产的现实力度被全面、多维、综合的实践趋势所消融，另一方面，其物化、片面、矛盾与抽象的制度性权力又在信息技术的平台上得到了“文化性”展拓，因此，通过将自身隐藏于文化的“科学”与“神圣”之中来逃避时代大潮的批判，实现资本的文化化和文化的资本化，就成为了晚期资本最后的策略：它促使科学文化向商业性媒介讯息的方向衍变，并利用高度发达的信息通讯技术，营造了一个弥漫于生产、生活一切领域的资本――符号迷宫。正是由于“资本正在变得愈来愈像信息那样日益全球化、日益无孔不入”{29}，其矛盾、分化、物化、异化与抽象逻辑已发挥到了“信息化”的极致，因此，就出现了如大卫・哈维所描绘的以非理性、肤浅、即时等为特色的晚期资本效应：“效果战胜原因，即刻性战胜作为深度的时间，外表和纯粹客观化战胜欲望的深度”{30}；同样的，也出现了如齐格蒙特・鲍曼所指出的各种德里达式佯谬：“家存在于许多家之中；要不然就是在同一时刻既在里面也在外面，从而把隐私与外人品头论足式的注视结合起来、把包含与分离结合起来。”{31}
晚期资本全方位的“信息化”展拓，为拉什否定批判提供了现实依据，他讲到：“情况已经不再是商品化推动着信息化，而是信息化推动着商品化。”{32} 他认为，当今社会，资本与媒介的联盟已经将知识、货币、商品、人员以及影像的流动等等一网打尽，文化理论自然也不例外。这种情形，在晚期资本主义表象即实质、理论即批判的符号逻辑中，也就等于说，“批判就变得越来越是媒介理论”{33}。使得既丧失了现代性的本体超越基底、又不能走向大实践境域之现实丰富的“批判理论”，只能寄寓在晚期资本的符号“天网”之中，与商业性传媒文化一起朝生暮死：“信息批判本身被打上品牌，成为知识产权的又一个对象，然后用机器传输……信息批判的文章是这些流动、这些符号与空格的经济的组成部分，它也许能够支撑得稍微久一点、得到稍微多一点的反思时间，但仍旧是不折不扣的全球信息和媒介场景（mediascapes）当中的一部分。”{34} 其结论就是，理性与批判，已经被商业符号的“电流”击中，被媒介讯息所渗透，被广告式的鼓噪所俘获，其现实力度已经丧失殆尽，它只能与媒介符号一起“无根”漂泊，成为一种“无止无休、不间断的、即时的流通”{35}。
三、理性超越在非形而上学的实践境域里何以可能？
如上所述，拉什对批判的“信息化”质疑，完全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首先，他将批判等同于先验理性的批判，认为它需要一个外在性的本体超越基底，而在一个“全面信息内在性”的时代，此种批判已经不可能。针对此点，我们认为，正如理性超越是实践诸因素大境域耦合的现实有效、有序指向一样，批判也历来都是实践的现实的综合批判――形而上学批判的寿终正寝，恰恰是新的理性批判在新的实践氛围里诞生的契机，于是，问题就转化为：在非形而上学的实践境域里批判理论何以可能？其次，他将理论批判等同于“信息”，又将信息等同于商业性媒介讯息，从而以媒介讯息的朝生暮死取消了批判和批判性反思。针对此点，我们认为，复杂实践时代的理性和理性批判的确是信息性的，但是，这种信息要从超越资本主义窠臼的大实践境域去理解，要从大时空、多维度的综合现实性角度去理解，而不是从即时的、一元单维的商业符号讯息的角度去理解，于是，问题又转化为：在非资本主义的大实践境域里信息理性何以可能？将上述两个问题综合起来，我们对拉什问题的回应，所要解决就是：在非形而上学的大实践境域里信息理性如何祛除符号的虚妄？
事实上，在理性的问题上，历来都存在一个严重的认识误区，那就是，理性必须具有某种不同于实践现实的外在超越性，否则理性就没有了标准和尺度，就难以摆脱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诘难。古典理性推崇形而上学的超越，具有非现实的本性，面临着诸多无法解决的悖论。近性虽然更加关注经验现实，但是也为理性超越的问题所困，在经验论的怀疑趋向与理性论的独断趋向之间争论不休，最终在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演绎中达到了形而上学的极致。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开创了当代哲学的非形而上学时代，竭力把类似“圣灵在空气中运行”的理性融入生活与实践的现实。但是，维特根斯坦用以解释一切的“生活方式”本身，也是一种一般化、抽象化、平面化的哲学构造，也以潜在的方式把自身转换成了一个“超级表达式”和“哲学的最高级”，成为一种新形式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更是慨叹：“对形而上学的尊重甚至在克服形而上学的意图中也很普遍”{36}。他对之做了实践构成性改造的“存在”，本身仍然是“地地道道”的“transcendens（超越者）”{37}，是德里达所意谓的超时代的“先验所指”或“第一所指”{38}。他的哲学也因此而被德里达称为“在场形而上学”。
面对理性超越的阀限，哲学在形而上学与非形而上学之间进退维谷。诚如马克思所讲：“哲学家和基督徒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基督徒只知道逻各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逻辑不逻辑；而哲学家那里则有无数这种化身。”{39} 实践的转向，仅仅是哲学在非形而上学的路途上前进了一小步。在这之后，它还面临着一个更具挑战性从而也更有时代意义的抉择，那就是：要么继续贯彻理性与实践相融合的非形而上学思路，在对形而上学进行实践批判的同时，进一步反思并批判产生这种形而上学的实践本身，用当代综合、复杂的实践发展趋势挑战资本主义工业模式的窠臼，从实践诸因素大境域的超循环互动之中发掘其内在的理性超越因子，从而在实践自反和理性自反的双重维度中实现二者的相互开放和相互超越；要么就是“解构”或者说颠覆理性，将理性超越等同于形而上学，否认任何现实理性的可能，进而以符号“互为踪迹”的“分延”、“撒播”、“替补”取代严肃的理性追寻和理性探索。应该说，后一种选择更加符合晚期资本主义的抽象逻辑，也因此而成为了所谓后现代哲学的致力方向。德里达解构哲学就是其典型代表。德里达通过将本体性观念“问题化”、“分裂化”，“解构”了理性本体，颠覆了“在场”与“不在场”、所指与能指、现实与符号的传统关系，并以反对“在场形而上学”的名义，将现实理性消弭在了符号的互为踪迹之中。
德里达解构哲学的核心是：符号不是现实“在场”的自身呈现，而是与“不在场”的其它元素互为踪迹的。针对此点，我们认为，任何因素在开放的、耗散的实践结构之中都是与其它因素共生互动的，其它的因素并非“不在场”，而仅仅是超出了某种因素之自身结构的封闭性而已。在当今自然、人和社会历史互为目的、手段、中介的大实践境域之中，由于实践诸因素多维度、大时空、全方位的相互促动和相互激发，并不断以多维的实践反馈重构自身，已经使其自身摆脱了传统的静止、稳定和孤立状态，“没有可供外物出入窗户”的单子式实体已经转变为开放的有机的“自催化”、“自复制”因素：不仅彼此交融，而且与整体实践境域存在着全方位的反馈关系。因此，在这里，所要探寻的并非符号的差异替补，而是诸实践因素全方位互动、互生的综合有效、有序性。德里达解构哲学的“创新”或者“新颖”之处，仅仅是突出了符号的“不在场”和“他者”特性而已。而在我们看来，这种“不在场”，这种“他者”，无非是德里达本人的一种绝对化构造。他的解构哲学，也仅仅是以一种“不在场形而上学”解构了传统的“在场形而上学”而已。
如果我们把德里达的符号与拉什的“信息”做一个比照，就可以发现，德里达关于符号的非实体、无根基、互为踪迹、差异替补等论述，与拉什关于信息的“流动、拔根（disembeddedness）、空间压缩、时间压缩、实时关系”等论述，是不谋而合的，甚至可以说，前者就是后者的哲学基础。这里有很多一一对应，比如，“不在场”与“拔根”，“互为踪迹”与“‘……和（and）……’的社会”，“符号循环”与“反馈循环是信息批判的住所”{40}，如此等等。二者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前者专注于哲学领域，后者却做了社会学的推衍；前者所关注的文字符号还相当狭隘，后者却将社会实践的一切方面都用一个“全面信息内在性”的网络一网打尽。
四、大实践境域的信息理性如何祛除符号形而上学的虚妄？
当代哲学非形而上学的实践转向，因缺乏实践本身的批判而陷入符号的虚妄。这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有类似之处，马克思对此曾有如下评判：“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与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41}形而上学有自身深刻的实践根源。在当今时代，晚期资本的物化、异化、片面、抽象逻辑，与大实践境域的综合、复杂、全面、深刻要求相抵牾，并力图将时代性实践趋势纳入其抽象权力模式的企图，就是各种理性悖谬尤其是符号形而上学的深刻根源。
实践的大境域展拓是当今时代的现实――自然生态、人文进步与社会发展全方位的互融互生，政治、经济与文化深广层面的实践交融，资本与物欲因素实践地位的下降，全面、协同、持续发展的现实紧迫性与深层次革新诉求，如此等等――说明工业模式大规模、规范化的物质生产，以及资本作为社会化的物质欲望主导社会发展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综合诸实践要素之有效、有序性的大境域的信息化实践方式已经成为了一种现实要求。如果说“文艺复兴”发现了主体化了的人和客体化了的自然，我们的时代则要求发现自然、人与社会历史的实践的现实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如果说工业化造就了物质生产和物质欲望的规模化、规范化和社会化，造就了生产、生活、科技、文化以及社会关系的资本化，造就了全面发展的扭曲和物神崇拜式的资本形而上学，我们的时代则要求超越这种物神崇拜，实现世界历史性的多维有序、积极互生的全面、协同和持续发展，并将诸要素综合互动的有效、有序性体现于实践的现实哲学之中。基于上述判断，我们认为，确立自然、人与社会历史等诸现实因素多维度、大时空、全方位的互为目的、手段、中介的大实践观，把自然、人与社会历史融贯互生的现实丰富性从天人、主客、符号游戏的狭隘窠臼里解放出来，以大实践境域的信息理性祛除片面发展的符号抽象，已经成为实践发展和理性进步的时代趋向。
实践的大境域展拓，孕育着一种既高度重视诸因素全面互动的现实、又反对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的时性，这就是超越了各种本体论、概念论的框架，突破着各种狭隘、片面的实践窠臼的信息理性。信息，不是一元化的天道、天理对现实的辐射，也不是主体改造客体的技术范畴或者主体认识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真理范畴，更不是各种能指符号互为踪迹的虚拟性、游戏性范畴，而是各种实践因素多维、全面、深刻地互动、互生的有效、有序性范畴。它在本性上要求一种诸因素多维互生的机制，要求一种大实践的境域。信息具有现实存在性、大时空交互性、多维耦合的系统性、发生和传播的开放性、互动互生的有序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只有立足于实践的大境域，诉诸各种现实因素深广层面的互为目的、手段与中介，并从诸因素互蕴互生的有效、有序性的角度才能有现实的理解和解释。因此，我们认为，信息是大实践境域之中多维度耦合的现实有效、有序性，是新的时性。它具有深广的现实涵蕴，并非即时、漂浮、零碎、无根的符号幽灵；具有大境域的多维、全面、深刻特性，并非一元、单维、抽象的媒介讯息；它内蕴着全面发展、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趋向，并非商业广告式的符号展览。而且，作为多维有序、全面互生的现实理性，信息也具有与形而上学格格不入的彻底的实践品格：它反对把任何一种实践因子以所谓纯粹性、本原性、绝对性的名义抽象到天上，更反对用简单的概念框架或公式去剪裁现实；它尊重实践的现实的客观性、主体性、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等，尊重它们大境域耦合的有效、有序性，但又反对把其中任何一者绝对化、纯粹化、抽象化、本体化；它促使理性走出实验室的理想条件与狭隘生活的游戏窠臼，进入到更加丰富、深刻、全面的大实践境域，以诸因素全方位、开放式互动互生的超循环取代媒介符号片面的、抽象的“反馈循环”。进一步说，信息作为大境域的综合反馈与现实理性，既内在于实践过程中的事事物物，又以普遍的有机的互动、互生体现着它们的现实关系，从而也消解了当代哲学在实体现实性与关系构成性问题上的本体性矛盾；它不是简单地将一切诉诸实践，而是注重研究实践本身的现实开放性、多维交叉耦合的信息化发展趋势等，因而，它既不回避实践的现实矛盾，也不会将实践抽象化……
不仅如此，大实践境域的信息理性，还蕴含着多维度的“更”的动态结构于其当下的现实稳定之中，并以这种“更”的现实结构的复杂耦合而实现着信息倍增的超循环，因而，它具有现实的理性超越和批判力度。事实上，大实践的境域在其开放性中还呼唤着“更大”， 信息化的理性在其现实性中还促发着“更现实”。这种“更大”与“更现实”的实践信息连接，使得超越迈越了自身在一定实践境域之中的目的、手段与中介局限，并使自身变成了实践的信息化发展问题。在大实践的境域中，诸因素有机互生的形式，并非如拉图尔所说，是以“某种速率、速度、波、连续的流动、脉动、流度和黏度、节奏、协调、不协调以及紊乱”等进行的混沌式循环{42}，而是具有超循环的现实指向――大实践生生不息的现实境域，促发着诸因素内在的自催化、自复制机能，并将其有机地叠加、耦合起来，形成非线性的突变和涨落，使实践呈现超循环样态，出现了信息倍增效应，具有了更现实、更全面、更深刻、更理性等超越与批判力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实践现实与理性超越的矛盾，根本不是一个本体论或者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实践自身的信息化发展问题；超越的“更”的价值诉求，也不是非现实、超现实的形而上学追寻，而是实践自身的全面性、有机性、协同性发展问题。这种全面、有机、协同的发展，落实在自然、人与社会历史复杂交织的大实践境域中，便转化为价值诉求指向的全面发展与自然历史指向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历史指向的共同发展之现实融通。
因此，我们认为，在信息社会，理性及其批判，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具有全方位的现实力度。只不过，这种信息要从大实践的境域去理解，要从诸现实因素互蕴互生的有效、有序性角度去理解，要将之诉诸于全面发展、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相互融通的时代现实之中。它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批判的武器”，不仅仅是理论，而是要在理论与实践、“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之高度结合中，自觉抵制晚期资本的物化、异化、片面与抽象。詹明信曾经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纯粹理论批判的失败：“论者在演绎其分析系统时愈表现得强而有力，读者在把握其系统的具体规律时就愈显得无能为力，一筹莫展……一方面，论者力求建立一套日趋完善、独立自足的阐释系统，以统辖社会变化的整体现象(就此而言，理论确有其优越之处)；但另一方面，论说者千方百计制成的一套骇人听闻的阐释机器，却反而使他的理论系统丧失其应有批判能力。结果是，读者发现身处一个庞然怪物般的理论模式之中，却不但无法借阐释系统的力量来牵起社会改革的动力，甚至不能借之以发挥批判社会所需要的反动力与反叛力。这么看来，理论终究还是失败了。”{43} 可以看到，詹明信与拉什都是在抽象理论的非现实化怪圈中来理解批判的，都严重忽视了信息及其批判融合实践与理性的时代力度：信息是大境域的综合现实反馈，它以彻底的实践理性姿态，全方位的生生不息，大时空的协同与促发，多维度的反馈与自反实现着突茧破巢的时代批判；它将晚期资本所设置的抽象名利枷锁，所营造的即时化、碎片化符号幻象，所蕴涵的“人类中心”、“自我中心”虚诞，暴露在全面、协同、可持续的深广现实面前，揭露着其时代障碍的本性。当然，信息也具有高度理性的维度，其发生、传播、交流、应用等也离不开理论、符号、通讯网络等媒介，但是，这些媒介因素，在脱离了资本与工具理性的物化片面与异化操纵的大实践境域中，只不过是诸因素全面、多维、深刻地相互作用的一个现实环节。这些媒介因素融汇在时代性、人民性、历史性、社会性、客观性、主体性等现实意蕴之中，不是空中楼阁式的“阐释系统”，更不是被晚期资本的制度性权力所吹胀的商业符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晚期资本通过媒介符号的虚妄所颠覆的只能是其自身的抽象权力，而信息化的探索与批判，在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涨落与聚变中所赢得的将是整个现实世界！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3}{14}{17}{18}{21}{22}{25}{29}{32}{33}{34}{35}{40} ［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杨德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6-27、15、124、18、38、37、276、230、119、233、27、13、124、112、《导论》第1、26、263、277、236、17、107、28、182页。
{12} ［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郇建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15}{42} ［英］约翰・厄里：《全球复杂性》，李冠福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153页。
{16}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e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48.
{19}{20}{39}{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24、106、17页。
{23}{24} ［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4页。
{26}{30}{43} 转引自谢立中编《西方社会学经典读本》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72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8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页。
{31} Z.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2000, p.207.
{36} 转引自罗蒂著《哲学与自然之镜》，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87页。
{37}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4页。
信号自动化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信号;系统;控制理论;新课程;实践与思考
中图分类号:G6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0-0231-03
由于历史的原因,“信号与系统”和“自动控制理论”等关系十分密切的基础理论课,一直以来基本上是各自独立发展;这使得“信号与系统”和“自动控制理论”既有各自的侧重面,更有许多的共通之处[1～6](见图1),多年的教学实践使我们对此深有感受。
“信号与系统”和“自动控制理论”等课程同属电子电气(EE)类各专业的重要基础理论课,在国内兄弟院校的教学计划中,许多都是同期开设的[7],这样就必然造成 “单科学时不够、整体学时浪费、知识重复、教学效果不理想”的现状,与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环境不符,与中国高校课程开发与优化组合的总趋势不符。
在上述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的学习中,很多学生反映:由于“信号与系统”和“自动控制理论”等课程的知识重复现象,也由于基础理论课程本身的抽象与难度,往往使学生产生多种困惑,不知道为什么要重复、不知道这些理论之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究竟学了些什么……。
在中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深化的今天,我们要着力凸现对学生“问题意识”、“自主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做到互动式教学、在教学中以学生为本(人本主义),使学生处于“发现学习”的状态(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诺的基本观点)、处于建构主义状态(18世纪哲学家Giambattisita Vico提出),使大学生清楚认识到自己在学习什么、建构什么……,要做到这些,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崭新课程与教材是必不可少的。
(一)新课程的知识结构
针对目前“信号与系统”和“自动控制理论”等教材存在的“知识重复”问题,结合电子电气(EE)类各专业教学计划与教学实践,我们经过认真总结、思考和研究,慎重提出综合后新课程的知识结构如图2所示,并将新课程命名为“信号、系统与控制理论”。
(二)构建新课程知识体系的原则与依据
1.一定要确保基础理论知识的完整性、科学性和连续性。“信号与系统”和“自动控制理论”等课程作为电子电气(EE)类各专业的基础理论,需要很强的完整性、科学性和连续性,对于“信号、系统与控制理论”新课程,更应如此。
考察图1不难发现,现行“信号与系统”课程在信号的分析方面比较透彻,而现行“自动控制理论”课程则在系统的分析方面比较透彻;也就是说,现行“信号与系统”课程在系统的分析方面稍嫌不足,而现行“自动控制理论”课程则在信号的分析方面比较薄弱;二者在“分析方法”的介绍方面,则基本是重复的。“信号、系统与控制理论”新课程将“信号与系统”和“自动控制理论”等课程有机地结合以后,不仅能充分发挥现行“信号与系统”和“自动控制理论”等课程各自的优点,而且能互相弥补各自的不足,使基础理论课程的完整性、科学性和连续性更加鲜明突出。
2.一定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信号、系统与控制理论”新课程内容的确定应该科学、完整和清晰,不再存在冗重复的现象,要理顺“信号、系统与控制”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使学生知道正在学什么、将要学什么、学了有什么用。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将“信号、系统与控制理论”新课程的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篇。其中,上篇是基础、中篇是重点、下篇则是课程的现代内容与发展。
3.新课程的教学实现一定要有符合不同专业实际需求的详略取舍方案。在“信号、系统与控制理论”新课程实施教学之前,一定要根据不同专业的实际需求,确定上、中、下各篇内容在教学使用中的详略取舍方案,为新课程的教学实施提供合理的选择与安排。
(三)新课程的知识结构
“信号、系统与控制理论”新课程的知识结构如图2所示。图2的知识结构又具体划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基础部分的基本知识结构前面已经表述,故不重复。
中篇部分的重点内容则主要包括时域分析法的特点、连续与离散信号的时域分析、连续与离散系统的时域分析;频域分析法的特点、连续与离散信号的频域分析、连续与离散系统的频域分析;复域分析法的特点、连续与离散信号的复域分析、连续与离散系统的复域分析;控制系统的校正与设计、非线性控制系统的分析等。
对于时域分析法的介绍,既要强调时域分析的基础性,又要指出微分方程经典解法的烦琐问题,并强调在LTI系统范围,有更加简便、实用的频域分析方法和复频域分析方法;因此,对于微分方程“经典解法”内容的介绍,完全可以少花点时间;而对于简便、实用的频域分析方法和复频域分析方法的介绍,则可以充实、加强。
考虑后续课程“计算机仿真”将详细研究MATLAB方法,因此,本课程只在控制系统的校正与设计中,对MATLAB方法及其应用,给予适当的初步介绍。
下篇对课程的现代内容与发展的介绍,主要突出状态空间分析法重点,同时包括系统的综合问题;需要增强基本例题的力度,注入趣味性,引发学生对理论课的学习热情。对于最优控制问题,则可以随专业发展的不同要求而定。
1.新课程的知识结构更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能提高理论课程的教学质量。通过图1与图2的对照可知“信号、系统与控制理论”新课程不仅能够压缩“信号与系统”、“自动控制原理”和“现代控制理论”等现有教材的累计冗余空间,而且能使学生的理论知识更加系统、牢固与清晰,使教学效果明显改善。
“信号、系统与控制理论”新课程将内容划分为上、中、下三篇后,按照先信号、后系统,先连续、后离散的顺序,依分析方法展开的知识结构克服了原来相近课程之间知识重复的弊端,符合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认知规律,具有逻辑严密、条理清晰、完整连续的特点,因而确保了理论知识的完整性、科学性和连续性;容易被学生接受,能培养大学生对理论课程的学习兴趣,提高理论课程的教学质量。
2.新课程的知识结构能够节省总课时、加快中国新世纪人才培养的步伐。由图1可知:现行“信号与系统”和“自动控制理论”等课程在时域、频域、复域和状态空间分析方法的介绍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重复现象,必然造成了理论课时的浪费;也就是说,“信号、系统与控制理论”新课程克服了这种重复,能够节省一定的理论课时。考虑国内不同院校、不同专业教学计划存在差异的现状,一般而言“信号、系统与控制理论”新课程的最终总课时可以比现在“信号与系统”、“自动控制理论”和“现代控制理论”三门课程的累计总课时压缩20 % 左右。
在湖南文理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59名自动化专业学生中的试验班教学实践,确实证明了这一点。湖南文理学院电气工程系2004级自动化专业试验班与普通班的教学实践对照如表1。
需要指出,表1中普通班的理论课时是经过厚基础、薄专业的教学改革后,已经压缩过的(教学改革前,理论课时为54+70+34、实验课时为10+10+6)。尽管如此,试验班仍然提供了足够大的节省空间;而且,在考卷相同、集体流水判卷的情况下,试验班与普通班的期考平均成绩差别不大,甚至略有增加;更何况试验班在节省了20课时后,扩展了学生的自主空间,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思想,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与综合素质,这正是我们所期待与需要的“加快中国新世纪人才培养步伐”的长远效益啊。
3.新课程开设的基本条件。新课程开设的基本条件主要包括教材与师资两个方面。
在新课程开设所需要的教材方面,目前国内还只有沈阳工业大学罗抟翼教授等编著的《控制工程与信号处理》(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控制工程及信号处理基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以及笔者编著的《信号、系统与控制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前者很注重与工程实际问题的联系,后者除注意理论与工程实际的联系外,更注意突出了基础理论课程教材内容的完整性、科学性和连续性。《信号、系统与控制理论》的基本知识结构如图3所示。
全书内容的编著为师生准备了选择学习的足够空间:不仅能满足“以够用为度”的起码要求,而且能满足不同专业的发展要求、能够有效弥补现行“信号与系统”和“自动控制原理”课程在这些方面的不足。
考虑不同专业对“信号分析”和“系统分析”两个方面的要求存在差异,也由于教学计划学时的限制,对于不同的专业,新教材不仅能满足“以够用为度”的起码要求,而且能满足不同专业的发展要求、能有效地弥补现行相关课程在这些方面的不足;因此,在教学实施时允许主讲教师根据不同专业的实际需求与课时限制,少讲或不讲本书某些章节的知识内容。
为了保证教学效果,主讲教师可以由两位或两位以上的老师担任。新课程的师资必需同时具备“信号与系统”和“控制理论”两方面的理论基础,并具备一定的教学经验。当然,也可由“信号与系统”和“控制理论”的单方面师资合作完成。
我们对“节省课时”的有效利用,要给以相应的积极引导,使新课程在扩展学生自主空间方面,在加快中国新世纪人才培养步伐方面,充分发挥出明显的优越性。
信号自动化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数字信号处理 教学实践 教学探索
引言
随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等领域广泛的应用信号处理，其对信号处理要求也逐渐提高，但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模拟信号处理存在诸多的问题，故现在开始采用数字的方法对信号进行处理。随着经济的发展，数字信号处理也成为信号与信息处理学科中的重要部分，且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一、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数字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在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目前，我国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教学中存在以下的诸多问题：首先，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主要是以系统分析为主的，重视对原理与方法的讲解，忽略了信号分析的重要性，这满足不了现代市场对人才的需要。其次，忽视了数字信号处理的应用。在教学的过程中，一味的强调理论课程的学习，忽视了学生对实践知识的需求，造成了其教学内容与应用的脱节，最后，由于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本身的繁杂性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阻碍了学生在大学阶段能全面学习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专业知识。
二、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教学实践与探索
2.1 考核方式的改革
改变考核方式，是当前高等院校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考核应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要检查学生的理论知识，又要考查学生的实践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教学评价在学校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高等院校数字信号处理课程也不例外。在高等院校数字信号处理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给予学生科学评价。教师可根据学生完成的程度的个体差异、显性指标及隐性指标等进行评价。或按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与别人的合作程度及学习的努力程度进行学生间的互评，促进高等院校数字信号处理教学有效地开展。考核的评价方式应全面衡量学生自身的综合学习情况，重视学生的努力程度等个体差异情况。评价还用重视学生的参与度，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评价、收获及经验。
2.2 学生动脑动手，创新思维的锻炼
现代的教育理念逐步由注重学生的认知到注重学生的成长发展与变化，即从重视继承向重视创新的转变。一些研究型课程和拓展型课程的开设也是很有必要的。让学生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经过专业课程训练，能够使学生适应不断变化的专业领域的各种趋势，使本科生形成初步的科学研究态度和认识。
2.3 进行双向互动式研究型学习
双向互动式研究型学习是在教学过程中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的指导作用，这种教学模式主要是鼓励学生进行自我的学习，积极的参与到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自主发现式学习中，通过自身掌握的相关知识，将学习的知识通过学生演讲、讨论和教师总结补充的方式，在学习课程内容之余，鼓励学生做超越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内容的创新应用设计，进而激发学生对数学信号处理课程的学习兴趣。
2.4 提高学校教学管理水平
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但教学管理是一项综合性较强的工作，教学是一个动态系统。随着数字信号处理教育的需求，可适当的将封闭式教学转化为开放式教学，改变教师包办一切的教育形式，用主动式的管教方法，为数字信号处理提供更多的教学空间和教学时间。
2.5 提高数字信号处理教师的综合素养
随着现代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为适应素质教育发展的需求，促进数字信号处理人格的健康发展，需要数字信号处理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有较高的水平。数字信号处理教师应不断的进行继续教育，使知识得到不断的补充和发展，不仅具有专业的知识外，还应掌握相关的教育心理学知识等。数字信号处理师资力量是保证教学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着教学的质量。
三、结语
随着高校师范专业课程教学论针对高校课程的探究式教学实践研究的展开，工科专业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是否能够适应改革，是当前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数字信号处理教学中，教师要综合利用多种教学手段，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参 考 文 献
[1] 陈鸽，周小龙，许立群.《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教学手段的改革与实践[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0（02）：93-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