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迹考察报告范文

遗迹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缙北文物勘查团考古调查古建筑　文化遗产保护史

中图分类号：TU-1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4-8537(2009)02-0162-07

引子

2009年，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

“六十载风雨砥砺，一甲子春华秋实”。中国社会的沧桑变革之间，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设一厅六局，其中文物局负责指导与管理全国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时期，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规模及力度都相对较小，且多集中于北京等大城市之中。即便如此，国家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给予政策上的积极关注与支持。

1949年12月24日，文化部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文物管理工作会议，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邀请郭若、向达，梁思成、尹达、范文澜，邓拓、胡绳、马衡等著名专家、学者，征求讨论《为禁运文物图书出口令》、《为保护全国各地公私有古迹文物图书令》、《保护有关革命历史文化建筑物暂行办法》及《古文化遗址及墓葬发掘暂行办法》等文物法令实施的意见与建议；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古生物保护的暂行办法，并同时颁布《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又如，同年7月6日，政务院又颁布《为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其中明确规定“凡全国各地具有历史价值及革命史实的文物建筑，如革命遗迹及古城廊、宫阙、关塞、保垒、陵墓、楼台、书院，庙宇、园林，废墟，住宅、碑、塔、雕塑、石刻等等，以及上述各建筑物内之原有附属物，均应加以保护，严禁毁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颁布的一批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性文件，对建国之初特别是在“”运动中保护古代建筑及其他重要文化遗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国家财政经济状况逐步改善，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体系得以逐步完善，与之相应的各级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随之快速成长与发展起来，较大规模的考古及古建筑调查与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扩展。以1950～1953年期间刊发在《文物参考资料》(创刊于1950年1月，至1959年1月改名《文物》至今)上的重要古建筑调查报告为例，计有：《东北古迹古物分布图》、《东北各省古迹名胜统计表》、《我局组织雁北文物勘查团调查山阴故驿古城遗址及京绥线古文物建筑》、《山西省各地文物古迹勘察报告》、《南京市及其附近的古迹调查报告》、《赴平原、河南、山东提选及考查文物工作报告》、《登封文物调查》、《重庆市一年来的文物调查》、《川北文物调查征集工作报告》、《川北乐山文物古迹调查保管工作报导》、《西北区古迹名胜及文物的调查》、《新疆伊犁区的文物调查》、《新疆考古报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文物古迹调查记》等，由此可以管窥建国之初全国范围之内进行文化遗产调查的概况。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背景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1950年7月2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及文物局负责组织成立的雁北文物勘查团，以其较大的规模与成果丰硕在当时颇为引人瞩目，成为建国之初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文化事件之一。

雁北文物勘查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组织的规模较大的关于历史文化遗产实地调查研究的工作团队，该团在调查结束之后发表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也是建国以来正式付梓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调查报告。

以雁北文物勘查团为契机 全国范围内的各类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陆续展开 其中包括 1950年9月，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东北考古发掘团，进一步发掘吉林西团山石棺墓；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出考古发掘团前往河南辉县，进行琉璃阁、固围村等地点殷商、战国及汉代古墓的大规模发掘(考古发掘延续至1952年，1956年出版发表《辉县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曾昭主持发掘江宁牛首山附近的南唐二主陵墓(考古发掘延续至1951年，1957年出版发表《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之前身)李文信主持发掘辽宁义县清河门辽代中期萧氏家族墓，故宫博物院陈万里等进行河南临汝古代窑址考古调查等。上述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开展，对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复兴与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人员组成及古建组考察内容

1950年初，当时的察哈尔省雁北专区山阴县古驿村之北，因水利基本建设开凿河渠时发现古城遗址，并采集有陶器及古钱币等文物。此事最初由察省文教厅报告中央文化部，因其所提交的报告不详，文化部故将其转回察省文教厅再为详细调查，察省文教厅遂派出专人前往山阴古驿，现场踏勘并撰写专门报告，上报中央文化部及文物局。经过论证，专家认为雁北山阴古城可能为汉初或战国遗址，有详加调查研究的必要。与此同时鉴于雁北专区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重要古代建筑遗构在刚刚经历的战争期间曾遭受炮火之灾，保存现状及残损情况如何，当时来自各方的传说不一，也有必要进行详细的调查，因此，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并邀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清华大学国文系及文物馆，清华大学营建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北京历史博物馆等机构，商请各方派出专家与文物局合作开展雁北地区考古及重要古代建筑的调查工作。

1950年7月21日，“雁北文物勘查团”正式成立，分为考古、古建两组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的裴文中先生任团长，清华大学营建系刘致平教授、清华大学国文系陈梦家教授为副团长。考古组组长由陈梦家教授兼任，副组长分别由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员阎文儒、北京历史博物馆傅振伦担任，组员为宿白(北

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王逊(清华大学文物馆)：古建组组长由刘致平教授兼任，副组长分别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北京大学工学院赵正主教授与清华大学营建系莫宗江副教授担任，组员包括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等三人；另有北京大学工学院的李承祚(至云冈因病返京)，故宫博物院的张广泉(至应县因病返京)，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总务科的王守中、王树林等共计十六人。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当日，即行出发 于当晚抵达大同。次日，全团先至云冈共同调查云冈石窟保存现状后，考古组与古建筑组即分途各地进行调查与勘测工作。迨至同年8月31日，考古组自阳高县，古建组自太原，石家庄返京，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的调查工作时间共计四十天，先后调查大同云冈石窟、山阴故驿村古城、浑源李峪村出土战国铜器遗址，阳高古城堡，广武古墓群，雁北及五台，太原，正定等地重要古建筑遗构二十余处，皆加以细致的测绘，摄影，记录，考察期间还进行了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

以古建筑组为例，先后调查勘测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大同善化寺(山门、大雄宝殿，三圣殿，普贤阁)，大同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应县木塔、应县净土寺大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及观音殿、代县报恩寺大殿，五台佛光寺东大殿及文殊殿、太原晋祠(圣母殿，献殿及鱼沼飞梁)、正定隆兴寺(摩尼殿，转轮藏殿及慈氏阁)，正定开元寺钟楼等重要遗构二十余处，主要对其保存及残损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勘察、测绘与记录。古建筑组的刘致乎，莫宗江，赵正之等先生皆曾为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1949年之前大都曾对上述古建筑遗构进行过调查、测绘与研究，情况比较熟悉。检阅收录于《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刘致平先生撰写的《古建组勘察综述》及《大同及正定古代建筑勘察纪要》，莫宗江先生撰写的《应县，朔县及太原晋祠之古代建筑》，赵正之先生撰写的《五台山》等调查报告，可以看出，在早年中国营造学社古建筑测绘与研究成果的支持之下，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的考察目的及行程安排，重点放在对晋冀地区最重要古代建筑的保存状况及残损情形进行实地详勘，按照遗构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重要性及残损程度，及时拟定保护目标及技术措施，以利按照轻重缓急尽快实施修缮保护工程，例如，《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刘致平，莫宗江、赵正之诸先生所撰调查报告，整篇尽量缩减了相关历史考证，形制特征、构造做法、附属文物等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内容，力求言简意咳，准确概括：与此同时，以上报告皆以大量的插图(多以中国营造学社发表的测绘图为底图标注，或以现场勾画的草图加以标注)、照片以及附表内容详细地描述，标注与统计所调查勘测古建筑的保存现状及残损情况，并进行较为系统的残损程度分类及工程量统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针对实施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的考察目的及主要工作方针。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特殊历史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只能寻找重点中的重点量力而行。因而国家在确定重要古代建筑修缮保护工程之前，态度非常慎重，必须要进行反复的勘察与论证。雁北文物勘查团及其调查报告无疑可视为当时文化遗产保护论证决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并非仅以专家学者的纯粹学术研究为唯一目的。

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调查的多数重要古建遗构，以往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之前皆曾经详细测绘，通过此次调查中发现的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金天会十五年重修题记，并与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大木结构进行比较，较为准确地校正了中国营造学社调查时期对文殊殿始建年代的推论；而在佛光寺附近僧人墓塔调查及遗址的清理中出土的五尊唐代白石造像及彩塑残件，则被赵正之先生称为“意外的发现”，“不胜欣幸的收获”，这些白石造像经过与佛光寺东大殿内的唐代塑像以衣纹、铠甲、饰物等进行比较，确认为唐代作品。并推测与殿内旧存唐天宝十一年白石释迦坐像同属无垢净光塔，由此也确定旧传所谓的后汉皇帝刘知远陵墓实乃“大唐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十五日博陵郡邑县西子为国敬造台山佛光寺无垢净光塔”的遗址，佛光寺正殿内的供养白石释迦像最初的供养处也应为无垢净光塔，并非祖师塔。

根据《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反映的情况，晋冀地区古代建筑遗构的保存现状及其保护建议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并藉此选定山西、河北两省作为当时古建筑调查，修缮与保护的重点地区。为提高古建筑评估工作的效率，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指示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订《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1952年，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结束考察并提交报告一年之后，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委派杜仙洲，罗哲文等为筹备雁北地区的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再次前往雁北，根据《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的具体评价标准撰写了《雁北古建筑的勘查》的考察报告，遂选定大同善化寺普贤阁和朔县崇福寺观音殿作为修缮保护的重点项目，修缮工程的设计文件批准后，迅即进行施工，对于其他适合，有能力进行重点修缮的古建筑遗构则提出建议和具体技术方法，并再次记录现状，提出短期修缮建议和长期修缮保护中需考虑的重要问题。

考古组调查内容

与古建筑组重点突出遗构残损现状的调查与勘测工作的现实性相比，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的调查工作则更加注重区域性考古调查的系统性及考古类型分析，重点彰显雁北地区多种文化类型纵横交融的变迁历程。考古组报告分为《考古组旅行日志》、陈梦家：《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王逊《云冈一带勘察记》、裴文中：《大同云冈石佛窟对岸之史前遗址》、傅振伦：《山阴县城南古城勘察记》、阎文儒：《广武和古城堡的汉墓》、裴文中：《浑源县李峪村庙坡之彩陶文化遗址》，宿白：《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等八篇，虽为简要的考古调查记录，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开创性的重要发现及收获，始自史前时代，迄至汉魏，及至辽金，实为开创性的区域性考古调查。例如，实地调查云冈石窟，以及云冈附近高山镇的史前遗迹，开创建国以来云冈地区石窟寺及史前遗迹考古调查之先；关于山阴县故驿古城、山阴县广武及阳高古堡及古墓的考古调查，浑源李峪村史前陶片与石器的搜集等，陈梦家先生在《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一文中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上述报告运用关注文化构成的区域性与多种文化交融互动的学术视角，剖析雁北地区区域性文化遗产丰富多样性的源流及变迁的研究方法，不仅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开创性，时至今日，也依然具有显著的特色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分在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的宿白先生，以《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为题，对浑源县永安、圆觉二寺的寺史、殿宇(永安寺传法正宗殿)及寺塔(圆觉寺释迦塔)，碑碣匾额(大永安禅师铭)、佛

像壁画等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研究，并对二寺的保护提出了简略的建议。季庚先生早年的这篇著作，广征博采，精于考据，与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同仁的研究理路相比，则充分体现出其文科专业背景及学术专长。在调查及报告撰写期间，宿白先生多与古建组赵正之、莫宗江二先生通力合作，使这篇调查报告在建筑历史考证、形制特征、雕饰题材，壁画佛像诸方面得以博众长，兼容并蓄。

雁北文物勘查团的宝贵价值

诸如上述考古学与建筑历史研究之间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则是建国初期各学科通力合作、打破门户主见学术风气的写照。正如郑振铎先生在为《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作序所言：“(过去)有一部分所谓专家，学者们，往往是门户之见甚深的。谁掌握了‘材料’，谁就是‘权威’。彼此之间，互相嫉视，互相排斥，互相攘夺。彼此各有一个地盘，谁也不允许侵入。形成了各系各派，甚至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门阀’。他们看不见全面，只见到一点一线，不能通力合作，不能彼此打通研究的范围，永远想不到学术是公开的，这在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并且把持着材料’并不进行研究，更阻碍其他专家学者进行研究。专家们采取了深闭固拒的态度，连望一望他们的‘材料’都是办不到的。至于各个学术机关的合作，那几乎是不可能了，他们是那么壁垒森严的各自独立工作着。但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基本上已打垮了这种传统的不良的作风，干净地扫清了门户之见……一切研究的工作，都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一切研究的结果，都是为广大的人民享用的；一切采集研究的成绩，都是要迅速而公开地传布于广大人民之间的，专家学者们之间，开始怀着坦白而公开的心情，彼此相互合作着，互相帮助着；代替了嫉视的，是亲切的友爱与热情：代替了排斥的，是高度的通力合作的精神，代替攘夺的，是彼此协商，彼此扶持，彼此批评的进步的方式。而各个学术机关也是充分表现着合作互助的精神，充分的对于应该合力以成的工作，无不协力从事，不分彼此，毫无人我之见存在，雁北文物勘查团的组织工作，便是充分地表现着这新的方向与新的作风…这个表现，正象征着新中国专家学者们无限光明的将来。“2008年12月19日，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作为晚辈后学，当我们缅怀这位对于新旧文化皆有建树的文化大家、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时，西谛先生六十年前酣畅快意的文风与作风，中肯真诚的希冀与期望，犹言在耳，而我们做得怎样，又是怎样做的，述及于此，令人感喟!

结语

正如古代先贤所云：“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时至今日本文述及的雁北文物勘查团及其调查报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关注的研究对象，而当年的考古发掘记录、古建筑勘测数据以及历史照片等，其中蕴涵的重要学术价值，也已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六十岁一甲子”，新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历程 凝结着老一辈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励精图治，跋涉开拓的挚爱深情，和无私奉献，也浸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这是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宝贵财富。

本文不揣简陋，通过梳理相关文献，钩沉历史，简要回顾了雁北文物勘查团的历史概况，并对其成立背景，人员组成，考察内容，调查报告等方面进行概略的述评。或可藉此为契机，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以及当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也谨以此表达对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开拓者，先驱者们的敬意。

附注：本文插图引自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1951年出版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图片翻拍及相关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皆承蒙《建筑创作》杂志社陈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图书馆理炎女士的大力协助，特此谨致谢忱。

注释：

本文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007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项目名称：辽代木构建筑大木结构研究。

1参见《文物参考资料1950创刊号～1953年第40号目录索引》，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藏。

2　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吉林西团山古墓发掘工作，参加人员除领队裴文中外，尚有历史博物馆佟柱臣，地质调查所贾兰坡及沈阳博物馆李文信，东北师范大学杨公骥 李洵及吉林省文教厅赵儒林 王亚洲等共二十余人。

3　新中国成立之初，察哈尔省辖张家口，大同、宣化三市及雁北―察南―察北三个专区，共三十二县，1952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原察哈尔省辖区并入河北，山西二省。1949年设雁北专区专著驻大同市。辖大同、阳高广灵、灵邱、浑源、应县、怀仁、山阴、朔县、平鲁、右玉、左云等十二县，1952年雁北专区划归山西省管辖。

遗迹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1901年英国人奥里尔·斯坦因第一次来到亚洲腹地，在和田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听说尼雅河下游沙漠深处有一座古城，老乡们谈的很神秘，在那儿出土了许多的文字小木板，上面的文字谁都不认识。当他来到尼雅河上的小村子，见到老乡手上的文字小木板时，他预感到这是一个惊人的世界。

经过几天的沙漠苦行，斯坦因终于见到了古代的居址废墟。当天他把营地扎在佛塔的附近，天明开始搜寻有文字的木板，在NI(为斯坦因的编号，中日联合调查队编号是93A17)小台面上捡到3件小木板，在一间小房子里面发现了85件小木板。斯坦因盗掘了不少的小木板，带走了精美的木雕物品，也拍下了不少的居住遗址照片，将一个的梦幻沙漠古迹展现给了全世界。尼雅由此成为一个震撼人心的名字，是丝绸之路庞贝的再现，代表着塔克拉玛干的神秘、传统的丝绸之路文化，古代绿洲的文明。

尼雅，是一个古老的名字，是考古学者寻梦的地方

尼雅遗址，在民丰县城向北直线100公里，尼雅河下游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中间位置。百年来尼雅遗址的考察，无论是细读斯坦因四次考察的旅行日记、李遇春先生的考古发掘简报，还是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调查报告书，似乎走的都是这祥一条艰难而曲折的路线。从县城出发，沿尼雅河北上70公里就到了了喀帕克阿斯干村，这是一个很小的新村，村名显然是维吾尔语，因路旁的店铺或理发店屋门上挂有葫芦而得名。“喀帕克”是葫芦，“阿斯干”是挂的意思，维吾尔人称呼一个地方总是这样，简单明了。早先的考察都要留住在这村子，找向导，或雇佣民工。再向前走5公里就是大麻扎，这里有伊玛木·迦法沙迪克伊斯兰传教士的墓地，所以麻扎具有“圣人墓”的意思，年代已很久远了。

尼雅，本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名。大唐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经，公元644年的返途中经过了今天和田地区境内一个读音近似尼雅的城镇——尼壤城。它在大泽中，周长3.4里地，是于阗国东境的关防要镇，不少的学者肯定地指出，这就是尼雅。同时，不少学者认为《新唐书·地理志》中于阗毗沙都督府下辖十州，东境有兰城州，也称“兰城镇”，“兰城守捉”，这就是《大唐西域记》的尼壤城。然而，玄奘经过的尼壤城或是“兰城”，不可能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尼雅遗址，在公元4世纪末叶尼雅居民就已放弃了家园，远离而去。玄奘到此的时候，这里早已荒芜，废墟一片。

学者常常推测尼雅遗址是两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20年)，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国都城所在。它始见于《汉书·西域传》：王治精绝城，户480，人口3600，胜兵500。并设有精绝都尉、左右将，译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绿洲小国。尼雅遗址出土的怯卢文简牍，记录着尼壤城附近有一个叫“凯度多”的地方，学者认为这个地名在发音上和汉语的“精绝”非常地相似，推测“凯度多”就是精绝，这似乎已是共识。今天的历史考古资料，还很难让学者完全搞清楚这些地名与尼雅遗址的特殊关系，但有一点似乎比较明确。自古以来，尼雅河的流动似有变化，尼雅遗址曾是尼雅河尾地带一片古老的沙漠绿洲，两汉时期的精绝邦国就座落在这条河上。

尼雅遗址是考古学者寻梦的地方，一位学者曾戏言说道，新疆考古不入尼雅惘然考古人生，不入尼雅就尝识不到沙漠考古的精髓和乐趣。不过，早先进入尼雅确非易事，它处在“死亡之海”的深处，科学的大考察或发掘需要不少的资金，更有趣的是它会对人的意志、信念进行无情的考验。

说起尼雅遗址今日考古的辉煌，不得不提到日本友人小岛康誉，是在他的发愿、建议和筹划下进行的。我们和他交谈过尼雅调查的起因，觉得他是一个颇具善心的人，以一种美好功德的心情来对待尼雅遗址的考察，并想达到一种圆满。1988年开始了新时期的尼雅考察，至1997年中日合作学术调查队进行了九次考察，并作了一些发掘，成果喜人的丰硕，大都集中在调查队1996年和1999年编辑的《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一、二、三卷中。调查的范围除了尼雅遗址外，还考察了尼雅遗址以北40公里青铜时代的遗迹。

经历了百年后今天的尼雅考古，交通有了发展，考古更加趋向科学，同时，开始了多学科的考察尼雅遗址的局面。我细读了《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先后有96位，包括考古在内的建筑、地理、植物、遥感测量、文物保护等专家，都参加了尼雅遗址的考察。合计调查天数不少于108天。调查使用了先进的科学手段，采用GPS全球测位系统准确地确定遗迹方位，在17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按着年度调查进行遗迹编号，并将编号和经纬度标牌拴在了各个遗迹的建筑上，记录了100个左右遗迹的情况。如果说，斯坦因的发现是天降奇迹，向世人告知了距今2000年前后丝绸之路上、沙漠深处披着面纱的神秘精绝古国，那么，今天则有可能将这个古国的面纱，一步一步地揭取，更为科学，颇为详实地告知人们尼雅遗址的秘密，让你进入尼雅河历史考古文化变迁的理想中。尼雅河，尼雅文明和尼雅考古的源头

遗迹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家矿山公园；矿业遗迹；评价；凡口

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s fankou national minepark mining sites feature, and the evaluation, including some mining remains to cherish level, is really rare world, all countr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ining garden mouth to lay the foundation.

Keywords: national mining park; Mining sites; Evaluation; fankou

中图分类号：O74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凡口铅锌矿位于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境内，是目前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铅锌矿产基地，现隶属于深圳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年产金属（铅+锌）能力15万吨。是中国有色金属对外窗口，素有“有色金属之乡”之称。

在“城市转型期、企业转型期”的重要关头，广东仁化凡口矿积极申报建设国家矿山公园，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0引言

矿山公园是以展示矿业遗迹景观为主体，体现矿业发展历史内涵，具备研究价值和教育功能，可供人们游览观赏、科学考察的特定的空间地域。

矿业遗迹是构成矿山公园的核心景观，表征某一阶段某一个地方某种矿业发展的历史，主要指矿产地质遗迹和矿业生产过程中探，采、选、冶、加工等活动的遗迹、遗址和史迹，并具备研究的价值，教育的功能，是游览现赏、科学考察的主要内客。

1矿业遗迹特征

公园内矿业遗迹十分丰富，类型多样，主要有矿业开发史籍、矿产地质遗迹、矿业生产遗址、矿业活动遗迹、矿业制品及与矿业活动有关的人文景观等六大类。

1.1矿业开发史籍

凡口矿开采历史悠久，保存了丰富的勘测报告和研究文献，勘测报告有《广东省仁化县凡口铅锌矿区狮岭南区段矿产储量地质报告》、《广东省仁化县凡口铅锌矿区狮岭东矿段地质勘探报告》、《广东省仁化县凡口铅锌矿区狮岭深部地质勘探总结报告》、《广东仁化凡口铅锌矿区水草坪矿床矿产储量报告》等等，这些报告查明了矿区的开采技术条件，为矿山建设提供了充分的依据。研究文献主要有《仁化县志》和《凡口矿矿志》。

1.2矿产地质遗迹

矿产地质遗迹资源有中泥盆统东岗岭组、上泥盆统天子岭组和上泥盆统帽子峰组等的整合地层剖面景观；F3断层、F4断层、安岗背斜、田庄向斜、狮岭背斜、曲塘背斜、金星岭背斜、庙背岭向斜、田敦岭向斜、节理、裂隙和辉绿岩脉等的构造剖面景观；水草坪、铁石岭、富屋和凡口岭等的沉积~热液改造型层控铅锌矿床；金星岭、狮岭（含深部）矿段、狮岭南矿段、狮岭东矿带矿体；黄铁矿、闪锌矿和方铅矿等多金属矿；铁帽找矿标志、滑坡、塌陷等矿山动力地质现象。

1.3矿业生产遗迹

公园内矿业生产遗迹丰富，主要由凡口矿矿坑、老凡口沉淀池（古代采硫矿坑）、小斜井采场、1号采场、2号采场、3号采场和4号采场、凡口矿废石场和尾矿库组成。

1.4矿业活动遗迹

凡口矿现状仍在开采中，矿业活动有采矿设施和生产生活设施，其中采矿设施包括主井双斗提升系统、老副井提升系统、盲主井提升系统、盲斜井提升系统、大斜坡道、狮岭天井、小斜井、东提升井、东风井，老南风井、新南风井、采矿回采系统、上部采矿系统、盘区上向分层充填法、普通分层充填法、采准切割工程、矿石装载系统、破碎系统生产流程、磨矿流程、浮选流程、精矿脱水、凡口铅锌矿选矿厂自动化控制系统、排水排泥系统、轴流式风机、凡口矿货运索道；生产生活设施包括选矿厂、冶炼厂、凡口变电站、坑尾水池、炸药库、油库、凡口铅锌矿矿办大楼。

1.5矿业制品

凡口原矿成品有铅精矿和锌精矿，冶炼产品有锌锭和硫酸。

1.6与矿业活动有关的人文景观

公园内在采矿过程中修建了职工居住区、凡口子弟学校、凡口医院等人文景观。

2矿业遗迹资源评价

按照《国家矿山公园建设指南》的要求，矿业遗迹分为珍稀级、重要级、一般级，具体见表1。

1）Ⅰ级矿业遗迹（珍稀级）

矿山公园内有凡口矿矿坑、水草坪矿床、铁石岭矿床、富屋矿床、金星岭矿体等铁帽等9处Ⅰ级矿业遗迹（珍稀级）。占公园遗迹总数的28%。

（2）Ⅱ级矿业遗迹（重要级）

有F3断层、金星岭背斜、上部采矿系统、等11处Ⅱ级矿业遗迹（重要级）。占公园遗迹总数的34%。

（3）Ⅲ级矿业遗迹（一般级）

有勘测报告、黄铁矿、新村路16幢滑坡等12处Ⅲ级矿业遗迹（一般级），占公园遗迹总数的38%。

综上所述凡口矿山公园内矿业遗迹类型多，科技含量高，观赏性强，开发潜力大。

3结语

广东仁化凡口国家矿山公园内有丰富的矿业遗迹资源，具有沉积~热液改造型层控铅锌矿床，它对于研究粤北地区及全国范围内的同类型矿床有深远的科学价值；具有亚洲最大的铅锌矿生产基地，与云南兰坪铅锌矿、江西德安铅锌矿、澳大利亚“世纪”铅锌矿、美国“三洲区式”铅锌矿、波兰西里西亚铅锌矿并称闻名于世；具有先进的选矿工艺，高碱快速浮选电位调控优化工艺和新四产品选矿工艺是目前世界先进水平的选矿工艺；具有特殊的成矿模式，从而列入了国内外教科书等等。

总之，广东仁化凡口国家矿山公园地质研究历史悠久、矿业遗迹丰富，多处为珍稀级，在全国首屈一指，有些则是独一无二，世界罕见，这些都为凡口国家矿山公园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广东仁化凡口国家矿山公园考察报告》，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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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统万城 城市形态 城市布局

一 统万城与奢延城、大城之关系

奢延城为西汉上郡奢延县之治所，东汉因之，汉末废。关于汉奢延城与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大夏国统万城之关系，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

“(奢延水)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东北流……俗因县土，谓之奢延水，又谓之朔方水矣。东北流，迳其故城南，王莽之奢节也。赫连龙升七年，于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将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筑大城，名曰统万城．蒸土加功，雉堞虽久，崇墉若新。”

根据以上记载，侯仁之教授认为“统万城也正是因汉代的奢延城之旧而‘改筑’的”①。王北辰教授亦持同样的观点，并考证说：“文中既云‘改筑大城’，同时在二水之间又未另记有奢延县城，足证统万城乃汉奢延县城之“改筑”②。另外，上世纪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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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都城内部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研究”成果。

① 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

② 王北辰：《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中国沙漠》1983年第4期。

年代统万城曾出土了“西部尉印”铜印1枚，方形，桥钮，每边长2．3厘米、高1．8厘米，阴刻印文，篆体，铜印形制与印文典重说明其为汉代文物。有学者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武职甲卒”的记载并结合上引《水经注》之文认为统万城就是由奢延故城改筑而来，并且汉代“上郡西部尉驻奢延城”①。

笔者认为，从《水经注》记载来看，统万城是由汉奢延城改筑而来的，这一点当无庸置疑。不过，在十六国时期，大城之名屡见于史书之中，其与《水经注》中的“改筑大城”之“大城”有无关系呢?《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

“(姚兴)以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时河西鲜卑杜??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众三万余人伪猎高平川，袭杀没奕千而并其众，众至数万．义熙二年，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其境内，建元曰龙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

“勃勃又攻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

“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圭下，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②

关于赫连夏国境内大城之具体地点，史念海教授考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东南”③，侯甬坚教授等则认为大致“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偏南处”，并说“此城与统万城的关系尚不清楚”④。但清人洪亮吉则另有说法，他在所著《十六国疆域志》中考证夏国所置之幽州沿革时云：

“幽州：《晋书·地理志》赫连勃勃僭号子统万，是为夏。置幽州牧于大城。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河西鲜卑杜客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晋书·载记》勃勃攻姚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郦道元《水经注》赫连龙升七年改筑大城，名曰统万。案此则统万城即大城。勃勃既以幽州牧镇大城，则改筑统万后亦属幽州可知。《晋地志》先言僭号子统万，后言置幽州牧于大城。二语微误。考自统万建后，《夏录》及《载记》不更言及大城，是大城为统万之一证。道元所言真可据矣。”⑤

笔者认为，洪亮吉力主大城即是统万城，论据充足，大致是可信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当时的奢延城为“故城”，熊会贞解释说：“汉县属上郡．后汉因之，汉末废。在今怀远县西北鄂都斯界内。”⑥实际情况应是东汉以后，奢延县废，但其城仍存，十六国后秦时期为赫连勃勃所据占，名之为大城，后来在龙升七年经改筑扩建更名为统万城。所谓奢延城、大城、统万城三者之间的承袭关系非常清楚，均在一地，只是不同时期的名称而已。另外，《水经注》中的“改筑大城”一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将汉奢延故城(大城)扩大，而极有可能是在故城之西或西部另筑新城。当时的统万城实际上指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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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③ 史念海：《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人口迁徙(下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

④ 侯甬坚、周杰、王燕新：《北魏(AD386—534)鄂尔多斯高原的自然一人文景观》，《中国沙漠》2001年第2期。

⑤ 《十六国疆域志》卷16《夏国》。

⑥ 《水经注疏》卷3《河水3》熊会贞按语。

是这个新城，其遗址即今西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统万城共有四门，“南门曰朝宋，东门曰招魏，西门曰服凉，北门日平朔”，正可在今西城四门遗址找到对应关系。史称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m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①，也只能在现在西城遗址得到充分的印证。考古实测“西城基厚约16米，加上马面长度可达30余米”，“东城基较薄，厚6—12米”；“西城夯层薄，层次?密，夯打坚实，最为牢固”②，显然与东城非同一期工程。这些都充分说明当时“改筑大城”的主要工程是新修一个内城，亦即现在尚清晰可辨的西城。有人据“西部尉印”铜印是在统万城垣的夯土中发现的，继而断定“这说明筑统万城时，将原奢延城破坏，所以在统万城里完全看不到奢延城的踪迹了一。笔者不大同意这样的观点，如果说是修筑统万城时“将原奢延城破坏”，恐怕也仅限于奢延故地(即大城)的西部或者西城墙，现存的统万城遗址的东城之东、北、南诸墙估计仍是汉奢延城的旧规。

二 统万城的城市形态

关于统万城的城市形态，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认为该城有三重城垣，即整个统万城是由外郭城、东城、西城三部分所组成。三重城垣之说为清道光年间陕西省榆林府怀远县(民国3年更名为横山县)知县何丙勋所首倡，何氏在其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呈给榆林知府徐松的调查报告即《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下简称《何氏调查报告》)中称：“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④1956年9月，由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博物馆组织的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对“统万城”进行了初步调查，调查报告中采用了何丙勋三重城垣之说，在俞少逸执笔的报告中称：“‘统万城’遗址，大部分被流沙掩没。城的方位，坐西北向东南(南偏东四十度)。现在比较显著的有内城和二道城；外城遗址据说在内城之北约六里，东南约二里，均尚有一小段。”⑤此说分别将何氏调查报告中头道城、三道城认定为统万城的外城与内城，但对于二道城的性质则未作进一步的说明。1975年至1977年考古学家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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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北史》卷93《赫连屈丐传》。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③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④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6《内蒙古伊克昭盟游牧所在》。又，何丙勋的“禀”文亦收于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卷4《艺文·杂记》，唯文字稍异，“禀”文中无“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之句，但“禀”文之后的“杨江附记”中则明确称“西土地有白土城三层”，为“夏州旧都”。另据侯甬坚新近的研究成果，认为此“禀”文原作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为何氏为答复前任榆林知府李熙龄为修《榆林府志》事的询问“夹单”而专门进行实地踏勘后所作的调查报告(详参侯甬坚：《道光年间夏州城故城(统万城)的调查事由》，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但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的题目下明确注有“壬寅复李太守夹单”字样，壬寅年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所以笔者估计何氏考察统万城的时间当是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而相关调查报告之最终完成与呈交李知府的时间则要稍晚一些，这可能也是辛丑年(1841)秋李知府镌刻《榆林府志》时未将何氏调查统万城的报告收进去的一个原因。至于道二十五年(1845年)何氏呈给新任榆林知府徐松的调查报告即《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很明显是原调查报告即“王寅复李太守夹单”的修改稿，这正是后来形成了不同版本的何氏调查报告的真正原因。

⑤ 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俞少逸执笔)：《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新曾先后三次到现场考察，他在有关调查报告中认为统万城“城址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西北略高．分为外郭城、东城和西城，群众称为头道城、二道城和三道城。外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原边地势，呈西南——东北走向，然后西折，趋向东城北垣，破坏严重，仅留断断续续地几段略高于地面的残迹，轮廓不大清楚。从其断垣走向和城址内瓦砾、骨渣分布范围判断，外郭城面积比东西城略大”①。在后来的论文中，戴应新先生明确说“统万城由外廓城和东西二内城构成多重的城堡工事，由东往西依次为外廓城、东城、西城，即当地人所谓的头道城、二道城与三道城”②。戴氏的观点影响很大，现在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就是他的说法。

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新近邓辉等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利用大比例尺彩红外航空影像判读、历史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等研究手段对统万城的城市形态进行了综合研究，初步复原了统万城的城市形态和内部结构，提出了一系列与前人颇有不同的看法。经过将航空影像所显示的情况与何氏调查报告中提到的三道土城比照，邓文推定何氏所说的头道城就是东面的土城，该城应为统万城的外郭城；二道城则是西面的土城，该城应为统万城的内城(或皇城)；何氏报告中提及的第三道土城，在影像上反映的不太明显。从航空影像上看，统万城的北部绝无任何古城的踪址，统万城以东、无定河北岸的土墙残基，当属于另外一组建筑，而不是何氏所说的头道城。仔细推敲何氏报告中三个土城的方位与前后顺序，第三道城应该位于西城东墙以西不远，即位于内城(西城)的西半部，应是“统万城的宫城”③。

邓辉等提出的新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张穆《蒙古游牧记》所引何丙勋的调查报告中说“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④。戴应新先生称统万城“外廓城、东城、西城，即当地人所谓的头道城、二道城与三道城”⑤，但他指认的“外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原边地势，呈西南——东北走向，然后西折，趋向东城北垣”⑥，显然不是何氏说的“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见到“头道城”。何氏说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这里的“二道城”应该是指现在西城东垣，今实测东城南垣551米、北垣504米，均超过一里，约是何氏所记里数的两倍，但这既可能是何氏记载有错误，也可能与何氏入城路线有关．何氏说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清代一武约为2．5尺，十武为25尺(约8米强)，所以邓辉等认为“数十武的距离，则为几十米的样子，即第三道城墙与第二道城墙相距约为几十米”⑦。不过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所引何丙勋调查报告异文说从二道城“又一二箭许进三道城”，可见二道城与三道城之间的距离当在100米左右，比邓文推测的数据要大一些。但即使如此，也远远小于东城的东西宽度，这说明戴应新先生将东城与西城比定为何氏所说的二道城与三道城在里数上完全是讲不通的。总体上看来，现在的东城、西城与何氏报告中头道城、二道城、三道城的关系，基本上可采用邓辉等先生的新说(参表1)，亦即其分别指的是外郭城、内城和?m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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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②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③ 邓辉、夏正楷、?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④ 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卷4《艺文·杂记》所引何丙勋《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作：“计渡无定河即登彼岸，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一二箭许进三道城。”

⑤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⑥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⑦ 邓辉、夏正楷、?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三 统万城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

关于统万城遗址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目前所见的有关调查报告记载的数据颇多分歧。

俞少逸在1957年调查报告中称：“二道城在东面存有五六公尺的城址，南面及西北角都尚存有痕迹。其中唯有内城城址最为显著。城址南北长五二七·一公尺，东西长六八·九公尺(北城壁多一曲折，所以北壁的东西长度应当再加上四·三公尺)，略成方形”；“(内城)城址一周和城连接的墩台还很多，计东面十一座，西面八座，北面六座，南面十一座。东南北三面的二十八座，都不甚显著，只有西面七座很突出，距城壁稍远，遗址尚高可十公尺上下”①。此报告只提到了统万城“二道城”(即现在通常说的“东城”)东面城垣城墙长度和“内城”(即“西城”)各壁城墙长度与马面的数据，各城城垣资料不全，亦未有各城城门的调查资料。

1975年至1977年间，戴应新曾三次到统万城遗址考察，所以记载的数据更全面和准确一些，他在有关调查报告中称东、西城周长与各垣长度为：“东城，周长2566米，其东垣长737米、西垣774米、南垣551米、北垣504米；西城，周长2470米，其东垣长692米、西垣721米、南垣500米、北垣557米。”报告又称：“西城四面各有城门一道，南门名朝宋门，东门名招魏门，西门名服凉门，北门名平朔门。南、北、东三门俱圮毁仅存基址轮廓，西门瓮城宛然尚存，门道宽3米。东城北垣无门，东垣有一门道，南垣情况不明，西垣则共招魏门与西城交通”；“城址外面加筑马面，由于各垣长度不同，马面有多有少，如西城北垣有马面十座，南垣八座，东城北垣仅七座”②。关于西城的城门与马面，戴应新先生在另外的报告中又补充说：“西城四面各有城门一座，南、东门俱毁圮仅存基址，西门和北门瓮城尚存其轮廓，门道各宽三公尺。城址四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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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俞少逸执笔)：《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外加筑马面，西城马面较密，如东西和北垣各有一座，南垣八座。”①

稍事比较就不难发现，俞氏的调查报告与戴氏的调查报告的有关数据出入颇大，如俞氏报告中说“二道城”(东城)东垣长506米，而戴氏记为737米，其间相差竟达231米。统万城的城垣系由艰硬的白土夯筑而成，遗址虽经干余年风雨沧桑，基本保存完好，除东城南垣为流沙所掩蔽外，其余各城垣轮廓基本上都是可以辨识的，前往实地调查应该得出大致略同的数据，而不致于有太大的出入。俞氏的调查资料之所以与后来的调查资料出入较大，据笔者分析主要是方位判断失误所造成的。按俞氏调查报告称统万城遗址是“在无定河的东北岸，城址的东北数里有淖泥河，向东南流入无定河。在城址上环顾四周，西南一带绵延着低平的沙丘，东北则是无边的沙漠”，但现在普遍的看法是认为统万城遗址在无定河的北岸或西北岸。由于方位感的偏差，统万城的东、西二城可能被认为是南、北关系，这从俞氏报告中没有采用东、西城说法并且认为最高的墩台(角楼)在内城西北角(其实是在西南角)②，就可以得到印证。所以俞氏所说的二道城东垣实际上相当于东城的北垣，内城的东、南、西、北诸垣实际上相当于西城的北、东、南、西诸垣。这样经过方位调整后，俞氏报告中有关各城垣长度的调查数据与后来戴氏报告中调查数据之间的出入就要小一些了(参表2)。

应该承认，由于毁圮和风沙掩盖等多种因素，相对于城垣方位和城垣长度来说，统万城的马面数目和城门位置更难准确无误地作出判断。如俞氏报告中说“内城”(西城)北垣马面6座，而戴氏记为10座，相差就十分悬殊。即使按照前述方案，将俞氏报告中说“内城”(西城)的东、南、西、北诸垣调为北、东、南、西诸垣，马面数目仍差异较大。新近邓辉等从航空影像判读出西城的马面数目为：南墙9个、东墙14个、北墙11个、西墙9个③，与戴氏报告的数据相比较，南、东、北三墙分别多1个、4个和1个，而西墙则少1个，其中西墙马面数据差距最大(参表3)，如与俞氏报告相比较，则又相差8个，其马面数目竟是后者的2．3倍④。看来统万城的马面数目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勘测。

关于统万城的城门。俞氏调查报告未曾涉及，戴氏调查报告则确认西城有东、南、西、北四门，东城有东、西二门，其中西门与西城共用。各门的具置，戴氏在地图中也作了相应的标识(未标东城东门)。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统万城“罗城东门曰凤阳。本有三门，夷人多尚东，故东向开。”⑤这里所谓的“夷人”未明所指，按北宋前期统万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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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需翠指出的是，统万城遗址在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现已改为镇）白城子村，三面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接界，加之通往统万城的小路颇为曲折而造成的方位感偏差，不少学者在早期的考察过程中也曾将属于陕西省靖边县境的统万城误认为是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境内，或将统万城西城遗址西南角的角楼误认成是西北角的角楼。参见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王北辰：《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中国沙漠》1983年第4期；朱士光：《开拓统万城研究新领域的一次考察——记侯仁之教授1964年夏率历史地理考察小组对毛乌素沙漠与统万城的考察》，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史念海：《黄土高原考察琐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辑。

③ 邓辉、夏正楷、?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④ 上引邓文在注释中称：“由航空影像判读出的马面数目与1957年的考古调查所得数字不尽一致，其中北墙、西墙的数字一致，南墙多出1个，东墙则多出2个。”但实际情况是各墙马面数字均不一致，前氏报告方位修正后的数字也是如此，见表3。

⑤ 《太平寰宇记》卷37《夏州》。

州城)为党项李氏政权所占据，有可能指的就是党项羌人，因赫连勃勃为匈奴族，古人往往以“胡人”相称匈奴人，与西来的党项羌人是有些不同的。如果此说不误的话，则赫连勃勃改筑统万城时，应是将汉奢延城或十六国时期大城的主体部分改造为外郭城即罗城，估计当时的外郭城原有三个城门，除东、西二门，应该还有一个南门，其中西门与内城东门共有，唐末五代宋初之际为了军事防御方面需要，封闭了南门，从而改变了统万城外郭城即今东城的城门布局情况。据《资治通鉴》卷254、《新唐书·党项传》，隋唐之际，原居青海、甘南的党项羌人，因受吐蕃势力之逼，大举内迁，占据夏州一带者号乎夏部，唐末时其首领拓思恭率兵助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于公元881年被唐僖宗擢为夏州节度使，赐皇姓李氏，封夏国公，管辖夏、绥、银、静、宥五州之地。从此夏州李氏便俨然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势力。五代时期，夏州城数度被中原政权的军队所围，所以城池的防守任务很重。除西城外，东城也是防御的重点。最近统万城出土的《故大宋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公墓志铭》就提及墓主康公之祖文义就曾任“东城副兵马使”①，东城南门封闭的时间应以五代时期的可能性最大。目前东城南垣为流沙所掩盖，城垣已不甚清楚，但以后如果认真发掘，或许能找到十六国时期统万城外郭城南门的部分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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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有关党项夏州政权的真实记录——记<故大宋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公墓志铭>》，《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四 统万城宫城的范围与永安殿的位置

前已述及，邓辉等最早提出现在的西城为统万城内城(皇城)，而宫城在内城之西半部的说法。按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曾说三道城“北头有白土坡，似系宫殿之基”，邓辉等认为：“航空影像上反映出西城的西半部为一流沙所覆盖的高地，仔细辨认尚可隐隐看出一些规则的城墙痕迹，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也隐约可辨。从这一片高地东侧到西城的东墙，只有很短的距离，与何氏所言‘数十武’的情况正相合。此处高地，应即何氏所言之第三道城。何氏报告中提到的‘鼓楼’遗迹就位于这处高地的东南面(‘钟楼’遗迹已不可见)，而所谓白土坡等?m殿遗迹当覆盖于流沙之下。这个现在被流沙所覆盖的第三城，应该说是赫连勃勃时修筑的统万城宫城。”①邓文认定宫城在西城西半部的另一个理由是史书中有关统万城“西?m”的记载。据《资治通鉴》记载，元嘉三年(426年)“魏主行至君子津，会天暴寒，冰合，戊寅，帅轻骑二万济河袭统万。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群臣，魏师奄至，上下惊扰。魏主军于黑水，去城三十馀里。夏主出战而败，退走入城。门未及闭，内三郎豆代田帅众乘胜入西宫，焚其西门；宫门闭，代田逾宫垣而出”②。邓文据此认为：“既然称西?m，当位于内城之西，而且此西宫必定紧靠内城城墙，魏兵才有可能乘隙攻进，并且在宫城城门关闭的情况下，越墙而出。”基于这样的认识，邓文在附图中即将宫城绘在西城的西半部的中间偏北处，宫城紧靠西城西墙。这个新说法有一定的学术影响，最近有人就略从其说而发挥之，认为统万城“西城西北部为宫城”③。

然而在笔者看来，邓文关于宫城在内城之西半部的说法大致可从，但宫城具体的位置与范围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统万城“其城南门曰朝宋，北门曰平朔，东门曰招魏，西门曰服凉，其子城在”④。此处的子城就是?m城，可见?m城在西城西门附近当了无疑义。据戴应新执笔的《统万城城址勘测记》中附图所示，西城南、北二门皆在城垣偏东处，东门在东城垣中部，西门在西城垣南段中部，东城东城门未标出。邓文的有关附图与戴文附图相比，西城“南门、西门的位置大体一致，而东门、北门的位置相差较大”⑤，具体地说就是将西城东门确定在东垣中部稍偏北处，北门则确定在北垣中部稍偏西处，东城东门确定在东垣中部稍偏北处，与西城东门、宫城东门呈一条直线。既然邓文与戴氏报告一样认为西城西门是在西垣偏南处，所以宫城应当在西城西南部，并且紧靠西门以及西垣南段与南垣西段才合理一些。

在邓文的附图中，宫城的西垣与西城(内城)西垣共之，没有单独的城垣，东垣位于西城(内城)中部略偏东处，经过其所认定的宫城“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北垣位于西城(内城)北半部居中略偏南的位置，南垣位于西城(内城)南半部居中的位置，鼓楼遗址绘在宫城南垣之南。这样的认定，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偏差。至少邓文附图中所绘的宫城东垣就明显有些偏西了，从其附图中看，宫城东垣距西城(内城)东垣的距离至少在200米以上，远远大于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所说三道城与二道城相距“数十武”(前引邓文释为“约为几十米”，实际可能当在100米左右)之距离。当然，从有关文献记载来推测，邓文附图中所绘的宫城西垣、南垣与北垣位置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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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辉、夏正楷、?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② 《资治通鉴》卷120。

③ 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统万城遗址保护规划大纲》，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

④ 《太平寰宇记》卷37《夏州》。

⑤ 邓辉、夏正楷、?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附记”，《考古》2003年第1期。

其实，统万城宫城的位置、四垣之范围乃至整个内城的建筑布局情况，看来仅凭彩红外航空影像来复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应当从历史文献中再发掘更多的信息并结合考古建筑遗址进行准确的判断．真兴元年(419年)统万城“宫殿大成”，赫连勃勃刻石城南，颂其功德，石刻今已不存，但由秘书监胡义周所作的颂文则收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之中，颂文云：

“……乃远惟周文，启经始之基；近详山川，究形胜之地，遂营起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隐日，崇墉际云，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其为独守之形，险绝之状，固已远迈于咸阳，超美于周洛。若乃广五郊之义，尊七庙之制，崇左社之规，建右稷之礼，御太一以缮明堂，模帝座而营路寝，阁阖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虚而岳峙，华林灵沼，崇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囿……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高构千寻，崇基万仞……温宫胶葛，凉殿峥?V……崇台霄峙，秀阔云亭。千榭连隅，万阁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离宫既作，别宇云施。爰构崇明，仰准乾仪。悬甍风阅，飞轩云垂。温室嵯峨，层城参差……义高灵台，美隆未央……”

上引胡义周颂文不无文学上的夸大之辞，但所述基本史实当多有所本。颂文涉及统万城的地理位置与周围形胜，城垣规模与形制，但更多的则是对宫室建筑、离?m别宇、池沼园林的生动描述。颂文中提及许多统万城建筑实体名称，如社、稷、明堂、路寝、永安(殿)、离宫、别殿、温?m、凉殿等等，大致都可以推测其具置。当然要推测这些建筑的位置，关键还是要正确理解颂文中的“美隆未央”一语。按《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史臣的赞文曾称赫连勃勃“遂乃法玄象以开?m’拟神京而建社，窃先王之徽号，备中国之礼容”。这里的所谓“神京”，当是指赫连勃勃致北凉主沮渠蒙逊盟书所说的“二都神京”①，亦即长安和洛阳。当然，赫连勃事前后主要是与后秦打交道，后来还攻占后秦都城长安，对长安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相当羡慕②，而洛阳时已属于北魏，勃勃未曾去过，对其都城形制并不清楚，所以所谓“遂乃法玄象以开宫，拟神京而建社”当主要是参照汉长安城即后秦长安城模式营建自己的都城与宫室，胡义周颂文中的“美隆末央”一语也透露出赫连勃勃模长安城建都而又欲在某些方面超过之的初衷。

众所周知，汉长安城内宫室颇多，未央?m在城东南，为汉帝之正宫；长乐宫在城东南，主要是后妃所居。除未央、长乐两大?m殿群之外，未央宫北又有桂宫和北宫，长乐宫北又有明光宫，皆属别殿性质。东汉迁都洛阳之后，长安宫室建筑多有损毁，但城内主要?m殿基础仍在，十六国时各割据政权也不同程度地整修过宫室建筑，如刘曜以长安为都时，曾建光世殿和紫光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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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② 据《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勃勃攻下长安以后，即帝位于灞上，颇慕“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故”，时群臣劝都长安，但他担心北魏进攻北京统万城，遂还都统万城，而于长安置南台(相当于陪都)，留长子?领南台尚书事以镇之。另据《太平御览》卷127《偏霸部11》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赫连勃勃于真兴二年(410)十月“起冲天台于统万城南山，欲登之以望长安”。其对长安之向往由此可见一斑。

③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后赵石虎曾城长安未央宫①。前秦苻健时长安城内有“小城”，又有太极前殿、东宫、东掖门和端门②，后秦姚兴时有太极前殿、西?m、武库、东宫③．据史念海教授研究，前秦时的太极前殿“应在未央宫中”，“所谓东宫当指长乐宫而言，东掖门也应是未央宫的东阙”，后秦时的武库“极有可能就是汉时武库旧址”，“姚兴时的西宫和东宫当是当时未央宫和长乐宫。西宫和东宫的名称当是其时俗称，随其方位所在而赋予以普通称谓”④。凑巧的是，赫连勃勃的统万城中也有西宫之名，这很明显是借鉴了后秦未央宫的命名原则，笔者前文推定此宫在统万城西南部，看来还是相当可信的。

正因为统万城的主要宫殿位于内城西南部，所以尽管该城四隅皆有高大的角楼，四面城垣密设马面，但现在统万城西城遗址中唯西南隅角楼最为高大壮观，南墙9个马面规模最大(估计即《水经·河水注》中所说的“九堞楼”)，保存也最完好，这显然是为了加强宫城的防御而进行的特殊安排。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汉长安城未央?m宫城四角修建了角楼，但“从勘探了解到只有西南角楼基址保存尚好”，角楼基址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车刘村北，其西南两侧为汉长安城的西南二城墙，角楼基址夯筑，平面呈曲尺形⑤。汉长安城未央宫?m城唯西南角楼基址保存完好的原因考古工作未作过多的说明，依笔者意见，这应当与原来宫城西南角楼比其它角楼更为高大坚固不无关系。赫连勃勃的统万城四隅角楼中以西南角楼最为高大，当是模拟了汉长安城的做法。另外，紧邻统万城西城(内城)西南角楼的南垣的两个马面不仅非常高大壮观，而且皆有竖坑，其中WSD1号马面竖坑中曾出土大量粮秣柴草和石英质滚圆石球⑥，兼有军事仓库性质，这样的独特设计当然也是出于重点防守?m城的需要。

要比较客观地确定统万城宫城四垣之位置与范围，确定永安殿(永安台)的具置实是关键的一环。

从语句文辞上分析，胡义周在颂文中提到的路寝与永安(殿)当是一回事。路寝之名始见于《诗·鲁颂·?宫》：“路寝孔硕。”《毛传》：“路寝，正寝也。”《礼记·玉藻》说祭祀：“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以清听政。”可见路寝是帝王正殿所在。史载，真兴六年(424年)八月赫连勃勃．临终之际，“升永安殿，召群臣属以后事，薨于永安殿”，而勃勃死后，其第三子昌“即位于永安台”⑦，这可从历史文献上证明永安殿确实就是当时统万城中的路寝。今统万城西城南部中央有高大的台基遗址，为城内最高之建筑遗址，应当就是当时西宫正殿即路寝(永安殿、永安台)所在。新近考古工作者已对此台基遗址进行了初步发掘，台基“为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窄，夯土南缘与西城南垣基本保持平行，结构与西南隅台相同，即平面呈‘井’字形，相对独立的夯土块组成庞大的夯土台，夯土块之间自基础而上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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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

② 《晋书》卷112《苻健载记》。

③ 《晋书》卷107《姚兴载记》。

④ 史念海、史先智：《说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辑。

⑤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⑥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⑦ 《太平御览》卷127《偏霸部11》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

的缝隙，平夯。夯土台周围有厚25厘米左右的踩踏面，之下即为原始沙层。自踩踏面而上，现存夯土台高近19米①。从现存遗址的形态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将此台基断定为永安殿(台)遗址还是比较可信的．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发现永安台大部已坍塌，坍塌后残留下人们生活的遗迹，如井、灰坑、柱洞、灶坑等。从地层中出上的遗物分析，永安台大面积坍塌在宋代以前”②。从相对位置来分析，清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所描述三道城内南面西隅的“钟楼”遗址当即是这个已经大面积坍塌的永安台遗址。

至于邓辉等著文中所说“航空影像上反映出西城的西半部为一流沙所覆盖的高地，仔细辨认尚可隐隐看出一些规则的城墙痕迹，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也隐约可辨”云云是颇值商榷的。中国古代很少有在宫城城门设置瓮城的，统万城内城(西城)高大坚固，角楼山峙，马面如林，而宫城甚小，哪里有再筑瓮城的必要性呢?邓文在航空影像上辨认出的所谓“瓮城遗迹”，其实可能正是当时统万城别殿的?m垣遗迹而已(详后)。

统万城实际上是模仿汉长安城而修筑的，宫城位于内城西南部．汉长安城的未央、长乐诸宫城四面皆有完整的城墙，紧邻大城的宫城诸垣与大城城垣之间是有一定宽度的顺城街道相隔开的，这样的布局完全是出于宫城自身防卫的需要③，统万城的宫城估计亦是如此，其宫城应当有其独立的四垣。永安殿(台)为赫连勃勃之路寝(正寝)，类似于汉长安城未央?m之前殿，自应在宫城之中。所以可以推测当时?m城的东垣应在现在台基遗址之东，南垣应在台基遗址之南，紧临西城(内城)之南城墙，西垣应紧临西城(内城)之西城墙，至于其北垣的位置应大致在西城(内城)之中部，而不至于如邓文附图中所绘的那样过于偏北。整个宫城估计呈正方形的形态，如汉长安城未央宫一样，但规模较小，边长估计300—350米左右。

关于宫城的城门设置情况，也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前引邓文附图中将宫城绘在内城西半部，只有东、南、北三面墙垣，西垣与内城西垣共有，宫城西垣无门，东垣中间稍偏北处开有一门。据《资治通鉴》卷120所记，元嘉三年(426年)夏魏之战的战况是：“夏主出战而败，退走入城。门未及闭，内三郎豆代田帅众乘胜入西?m，焚其西门；?m门闭，代田逾宫垣而出。”可知当时的?m城确实是有西城垣的。宫城四垣之中至少有一个“西门”，是临近内城西门的，至于其东、南、北三垣城门设置情况不明，如依汉长安城未央宫的情况来推测可能也各设有一门。

历史文献中记载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④。有人据此推测：“若一仞以八尺计，一步以六尺计，则内城墙高约26．7米，墙基厚60米，墙顶厚20米，宫墙则高约13．3米。”⑤考古实测“西城基厚约16米，加上马面长度可达30余米”，“东城基较薄，厚6—12米”⑥，与文献记载出入较大。但宫城墙的高度只有内城的一半，这大概是比较可信的。当时宫城之城墙高度只有内城的一半，墙基、城墙规模自然都要小许多，这应是宫城遗迹保存不多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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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邢福来：《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

② 邢福来：《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

③ 隋唐长安城的宫城、皇城和外郭城虽共有北垣，但城北为禁苑，常人不得随意出入，宫城的防卫亦是相当周密的。

④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北史》卷93《赫连屈丐传》。

⑤ 邓辉、夏正楷、王?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附记”，《考古》2003年第1期。

⑥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五 统万城内城(西城)的其它宫室与苑囿布局

与汉长安城实行多宫制一样，大夏国的统万城也是多宫制，除位于内城西南部正宫即西宫而外，还有其它宫室建筑。《资治通鉴》卷120记有西宫之名，当暗示统万城还应有一个东宫存在。汉长安城之未央宫和长乐宫在前后秦时期分别为西宫和东宫，统万城的西宫和东宫是模拟汉长安宫室制度而来的。统万城的东宫不见于史书记载，但却从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确证。另外，胡义周所作的颂文中也曾提到“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其中的“离宫”与“别殿”也均已找到遗址。

前引戴氏调查报告中认为，可明确断定为宫殿遗址的有两处，一处是“在西城东门内偏南，距东垣21米。门向南开，有砖砌台阶。土夯围墙长80米、宽64米、厚0．8米”，“该殿址西距楼观台基不远，遗物堆积不如那里丰富，又不在中轴线上，可能是主体宫殿的附属建筑”；另一处是“在东城东部稍偏北，比周围地面高出两米。1977年春，大队深翻土地，拖拉机在此处犁出方形石础数十个以及瓷高足杯、碗、开元通宝钱等．勘测中，我们又在这里发现壁画多块，确知其为宫殿基址而标入图中”。此外，有一“台基在西城南部正中，平面长方形，旁有一井。台身四周的壁面上有不少粗大椽孔，周围地面遍布瓦砾，台基后面和左侧沙丘之下，经钻探也发现有很厚的瓦砾层，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台基可能是位于?m殿前面楼观建筑的基座”①。这里东城的?m殿遗址的确定有些牵强，笔者怀疑是汉奢延城、十六国大城(幽州)治所以及后来统万城官署区所在地．至于“西城东门内偏南”处的宫殿遗址，可能确实存在，应当就是统万城的东宫所在。“西城南部正中”的台基最有可能就是史书中所谓的“西宫”所在。至于戴氏调查报告中所说的台基后面“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者，当即道光年间何丙勋报告中说的三道城内北头的“白土坡”，则可能是统万城的一个“别殿”遗址。汉长安城内西南部的未央宫和东南部的长乐宫在前后秦时期分别为西宫和东宫，汉长安城未央宫之北还有北宫、桂宫等宫殿建筑，很明显，统万城的西宫、东宫以及西宫之北的别殿均是模拟汉长安宫室制度而营建的。史载元嘉四年(427年)北魏攻占统万城后，曾“获夏王、公、卿、将、校及诸母、后妃、姊妹、宫人以万数，马三十馀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②，夏王之诸母、后妃、姊妹等估计就居住在东宫之内。考古工作者在统万城西城东南角所发现的宫殿遗址估计只是当时东宫正殿的遗址，整个宫城的范围可能还要稍大一些，但其总体规模要比西宫小许多。从现存宫殿遗址的情况来推测，其形态则有可能是东西略窄、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其开门情况，依照西宫宫门与内城城门的相对关系，估计当至少有一个南门，近内城南门，以便出入。至于西?m之北的别殿，估计是当时内城北部苑囿区内具有别宫性质的?m殿，规模不大，形制不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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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② 《资治通鉴》卷120。

胡义周提到“离宫”是在“露寝之南”，但西城台基遗址之南不远处即为南垣，其间再营宫殿的空间不大。按古代之帝王“离宫”往往修筑于宫城之外，所以估计这个“离宫”当在西城以南的无定河岸边。据考古调查，有一“宫殿遗址在无定河南的二条支流之间台地上，白色夯土基址范围很大，约二×一公尺，南、北部各有一土丘如坟冢。亦夯筑，直径各约四公尺，上有唐代穿凿的坟墓多处。夯土范围结合文献记载，可知这里就是‘离宫’的遗址。高起的圆丘状夯土堆，当是建筑物的基址”①。除离宫、别殿之外，前引胡义周的颂文中提到当时统万城的内城中还有有社、稷、温宫、凉殿、苑囿等。其中温宫、凉殿等应当是当时西宫内的建筑，其遗迹均应在统万城西南部去寻求，前引戴氏调查报告中称西城台基的左侧(即东侧?)也“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是否与温宫、凉殿有关，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古代都城中的社、稷一般都在都城之南部，统万城的的社、稷自然也应在西城(内城)的南半部尤其是台基遗址的左右前方去寻找。

覆实而论，邓辉等最大贡献是从航空影像上辨识出了统万城护城河和城内渠道的遗迹。邓文称：“大比例尺的航空影像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内城的西北角和西南角，均残留有宽大的护城河遗迹。此外，还可以从影像上看出城内有开渠引水的迹象。从航空影像和地形上推测，城内的渠水可能是由西北角角楼南侧的护城河流进城来，河水入城后向东南流，经过?m城东侧向南，再转为东南流，最后从东南角角楼的北侧流入外郭城。”“城内西侧的护城河可能正是利用了某段古河道修建而成，而内城北面的古河道很可能就是早期统万城内城的主要水源之一。古河道较为丰沛的水源为城市居民和日常生活及宫廷苑囿提供了必需的水源”②。统万城护城河和城内渠道的发现，使胡义周颂文中所说的“石郭天池”、“华林灵沼”、“驰道苑囿”就有了着落。显而易见，这里所谓的“石郭”指的就是统万城的城墙，而“天池”指的就是护城河。200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者已经找到了统万城的西城外侧的护城河(壕)遗迹并进行了发掘钻探③。至于统万城的池沼苑囿，从城内渠道的流向来分析，当主要位于内城的北部。西汉时期皇家园林上林苑在长安城西南，后秦时上林苑早已废弃，姚兴曾在长安城北、渭河南岸另起逍遥园，园内有藕池，“池观，莲荷被蒲，秀实可玩”④，园中又有澄玄堂、西明阁等建筑，为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说法译经之处⑤。赫连勃勃统万城的池沼苑囿布局，大约是借鉴了后秦时的制度，只不过是将池沼苑囿安排在内城之内而已。

目前关于东城的考古发掘尚不充分，东城为外郭城性质，居民区当占了较大的比重，与西城主要为宫殿和苑囿区的情况多所不同。目前仅可推测，东城东部偏北部有一官署区存在，居民区估计主要是在该城的西部及南部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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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邓辉、夏正楷、王?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③ 邢福来：《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此考古报告称：“护城壕距西城西垣底部水平距离11．3米，我们只清理了其中的28．5米。现存壕堤顶部低于城墙基础表面3．7米。护城壕剖面呈锅底状，宽11．5米，其中壕沟宽7．1、壕堤宽2．2米，现存深度2．2米，经钻探知壕沟底部夯土厚0．8米。已清理的护城壕北高南低，走向与城墙保持平行。随着城墙加宽处直角外凸。护城壕也出现呈直角外拐的现象。经钻探得知’护城壕向北延续至沙梁下，向南西拐后进入沙梁下，又呈直角南拐并继续延伸。经解剖，护城壕是在原始沙层上先挖好形状，然后用与城墙相同的土以平夯筑成，内壁光滑，制作极为规整。”

遗迹考察报告范文第6篇

本文依据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发掘资料和实地考察对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大夏国都统万城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统万城是由汉奢延城改筑而来的，今统万城东城遗址即当时的外郭城，西城即内城，而内城之西南部别有一个宫城，从而形成三重城垣的城市形态。关于统万城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目前所见的有关调查报告记载的数据颇多分歧，除了毁圮和风沙掩盖等多种因素外，也与考察者方位判断的差异有关．统万城的主要宫殿西宫位于内城西南部，今统万城西城南部中央有高大的台基遗址，为城内最高之建筑遗址，应当就是当时西宫正殿即路寝(永安殿、永安台)所在。统万城内城(西城)的东南部另有一个东宫，西宫之北有别殿，离宫在城南，西宫之中还有温宫、凉殿，社、稷在内城(西城)之南部，内城北部为苑囿区。至于外郭城(东城)，目前仅可推测其东部偏北处有一宫署区存在，居民区估计主要是在该城的西部及南部。统万城的城市形态与内部布局，很明显是受到了汉长安城即后秦长安城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统万城 城市形态 城市布局

一 统万城与奢延城、大城之关系

奢延城为西汉上郡奢延县之治所，东汉因之，汉末废。关于汉奢延城与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大夏国统万城之关系，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

“(奢延水)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东北流……俗因县土，谓之奢延水，又谓之朔方水矣。东北流，迳其故城南，王莽之奢节也。赫连龙升七年，于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将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筑大城，名曰统万城．蒸土加功，雉堞虽久，崇墉若新。”

根据以上记载，侯仁之教授认为“统万城也正是因汉代的奢延城之旧而‘改筑’的”①。王北辰教授亦持同样的观点，并考证说：“文中既云‘改筑大城’，同时在二水之间又未另记有奢延县城，足证统万城乃汉奢延县城之“改筑”②。另外，上世纪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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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都城内部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研究”成果。

① 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

② 王北辰：《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中国沙漠》1983年第4期。

年代统万城曾出土了“西部尉印”铜印1枚，方形，桥钮，每边长2．3厘米、高1．8厘米，阴刻印文，篆体，铜印形制与印文典重说明其为汉代文物。有学者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武职甲卒”的记载并结合上引《水经注》之文认为统万城就是由奢延故城改筑而来，并且汉代“上郡西部尉驻奢延城”①。

笔者认为，从《水经注》记载来看，统万城是由汉奢延城改筑而来的，这一点当无庸置疑。不过，在十六国时期，大城之名屡见于史书之中，其与《水经注》中的“改筑大城”之“大城”有无关系呢?《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

“(姚兴)以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时河西鲜卑杜崙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众三万余人伪猎高平川，袭杀没奕千而并其众，众至数万．义熙二年，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其境内，建元曰龙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

“勃勃又攻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

“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圭下，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②

关于赫连夏国境内大城之具体地点，史念海教授考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东南”③，侯甬坚教授等则认为大致“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偏南处”，并说“此城与统万城的关系尚不清楚”④。但清人洪亮吉则另有说法，他在所著《十六国疆域志》中考证夏国所置之幽州沿革时云：

“幽州：《晋书·地理志》赫连勃勃僭号子统万，是为夏。置幽州牧于大城。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河西鲜卑杜客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晋书·载记》勃勃攻姚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邽，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郦道元《水经注》赫连龙升七年改筑大城，名曰统万。案此则统万城即大城。勃勃既以幽州牧镇大城，则改筑统万后亦属幽州可知。《晋地志》先言僭号子统万，后言置幽州牧于大城。二语微误。考自统万建后，《夏录》及《载记》不更言及大城，是大城为统万之一证。道元所言真可据矣。”⑤

笔者认为，洪亮吉力主大城即是统万城，论据充足，大致是可信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当时的奢延城为“故城”，熊会贞解释说：“汉县属上郡．后汉因之，汉末废。在今怀远县西北鄂都斯界内。”⑥实际情况应是东汉以后，奢延县废，但其城仍存，十六国后秦时期为赫连勃勃所据占，名之为大城，后来在龙升七年经改筑扩建更名为统万城。所谓奢延城、大城、统万城三者之间的承袭关系非常清楚，均在一地，只是不同时期的名称而已。另外，《水经注》中的“改筑大城”一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将汉奢延故城(大城)扩大，而极有可能是在故城之西或西部另筑新城。当时的统万城实际上指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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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③ 史念海：《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人口迁徙(下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

④ 侯甬坚、周杰、王燕新：《北魏(AD386—534)鄂尔多斯高原的自然一人文景观》，《中国沙漠》2001年第2期。

⑤ 《十六国疆域志》卷16《夏国》。

⑥ 《水经注疏》卷3《河水3》熊会贞按语。

是这个新城，其遗址即今西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统万城共有四门，“南门曰朝宋，东门曰招魏，西门曰服凉，北门日平朔”，正可在今西城四门遗址找到对应关系。史称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宮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①，也只能在现在西城遗址得到充分的印证。考古实测“西城基厚约16米，加上马面长度可达30余米”，“东城基较薄，厚6—12米”；“西城夯层薄，层次绖密，夯打坚实，最为牢固”②，显然与东城非同一期工程。这些都充分说明当时“改筑大城”的主要工程是新修一个内城，亦即现在尚清晰可辨的西城。有人据“西部尉印”铜印是在统万城垣的夯土中发现的，继而断定“这说明筑统万城时，将原奢延城破坏，所以在统万城里完全看不到奢延城的踪迹了一。笔者不大同意这样的观点，如果说是修筑统万城时“将原奢延城破坏”，恐怕也仅限于奢延故地(即大城)的西部或者西城墙，现存的统万城遗址的东城之东、北、南诸墙估计仍是汉奢延城的旧规。

二 统万城的城市形态

关于统万城的城市形态，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认为该城有三重城垣，即整个统万城是由外郭城、东城、西城三部分所组成。三重城垣之说为清道光年间陕西省榆林府怀远县(民国3年更名为横山县)知县何丙勋所首倡，何氏在其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呈给榆林知府徐松的调查报告即《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下简称《何氏调查报告》)中称：“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④1956年9月，由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博物馆组织的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对“统万城”进行了初步调查，调查报告中采用了何丙勋三重城垣之说，在俞少逸执笔的报告中称：“‘统万城’遗址，大部分被流沙掩没。城的方位，坐西北向东南(南偏东四十度)。现在比较显著的有内城和二道城；外城遗址据说在内城之北约六里，东南约二里，均尚有一小段。”⑤此说分别将何氏调查报告中头道城、三道城认定为统万城的外城与内城，但对于二道城的性质则未作进一步的说明。1975年至1977年考古学家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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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北史》卷93《赫连屈丐传》。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③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④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6《内蒙古伊克昭盟游牧所在》。又，何丙勋的“禀”文亦收于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卷4《艺文·杂记》，唯文字稍异，“禀”文中无“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之句，但“禀”文之后的“杨江附记”中则明确称“西土地有白土城三层”，为“夏州旧都”。另据侯甬坚新近的研究成果，认为此“禀”文原作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为何氏为答复前任榆林知府李熙龄为修《榆林府志》事的询问“夹单”而专门进行实地踏勘后所作的调查报告(详参侯甬坚：《道光年间夏州城故城(统万城)的调查事由》，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但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的题目下明确注有“壬寅复李太守夹单”字样，壬寅年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所以笔者估计何氏考察统万城的时间当是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而相关调查报告之最终完成与呈交李知府的时间则要稍晚一些，这可能也是辛丑年(1841)秋李知府镌刻《榆林府志》时未将何氏调查统万城的报告收进去的一个原因。至于道二十五年(1845年)何氏呈给新任榆林知府徐松的调查报告即《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很明显是原调查报告即“王寅复李太守夹单”的修改稿，这正是后来形成了不同版本的何氏调查报告的真正原因。

⑤ 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俞少逸执笔)：《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新曾先后三次到现场考察，他在有关调查报告中认为统万城“城址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西北略高．分为外郭城、东城和西城，群众称为头道城、二道城和三道城。外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原边地势，呈西南——东北走向，然后西折，趋向东城北垣，破坏严重，仅留断断续续地几段略高于地面的残迹，轮廓不大清楚。从其断垣走向和城址内瓦砾、骨渣分布范围判断，外郭城面积比东西城略大”①。在后来的论文中，戴应新先生明确说“统万城由外廓城和东西二内城构成多重的城堡工事，由东往西依次为外廓城、东城、西城，即当地人所谓的头道城、二道城与三道城”②。戴氏的观点影响很大，现在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就是他的说法。

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新近邓辉等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利用大比例尺彩红外航空影像判读、历史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等研究手段对统万城的城市形态进行了综合研究，初步复原了统万城的城市形态和内部结构，提出了一系列与前人颇有不同的看法。经过将航空影像所显示的情况与何氏调查报告中提到的三道土城比照，邓文推定何氏所说的头道城就是东面的土城，该城应为统万城的外郭城；二道城则是西面的土城，该城应为统万城的内城(或皇城)；何氏报告中提及的第三道土城，在影像上反映的不太明显。从航空影像上看，统万城的北部绝无任何古城的踪址，统万城以东、无定河北岸的土墙残基，当属于另外一组建筑，而不是何氏所说的头道城。仔细推敲何氏报告中三个土城的方位与前后顺序，第三道城应该位于西城东墙以西不远，即位于内城(西城)的西半部，应是“统万城的宫城”③。

邓辉等提出的新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张穆《蒙古游牧记》所引何丙勋的调查报告中说“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④。戴应新先生称统万城“外廓城、东城、西城，即当地人所谓的头道城、二道城与三道城”⑤，但他指认的“外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原边地势，呈西南——东北走向，然后西折，趋向东城北垣”⑥，显然不是何氏说的“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见到“头道城”。何氏说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这里的“二道城”应该是指现在西城东垣，今实测东城南垣551米、北垣504米，均超过一里，约是何氏所记里数的两倍，但这既可能是何氏记载有错误，也可能与何氏入城路线有关．何氏说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清代一武约为2．5尺，十武为25尺(约8米强)，所以邓辉等认为“数十武的距离，则为几十米的样子，即第三道城墙与第二道城墙相距约为几十米”⑦。不过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所引何丙勋调查报告异文说从二道城“又一二箭许进三道城”，可见二道城与三道城之间的距离当在100米左右，比邓文推测的数据要大一些。但即使如此，也远远小于东城的东西宽度，这说明戴应新先生将东城与西城比定为何氏所说的二道城与三道城在里数上完全是讲不通的。总体上看来，现在的东城、西城与何氏报告中头道城、二道城、三道城的关系，基本上可采用邓辉等先生的新说(参表1)，亦即其分别指的是外郭城、内城和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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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②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③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④ 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卷4《艺文·杂记》所引何丙勋《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作：“计渡无定河即登彼岸，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一二箭许进三道城。”

⑤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⑥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⑦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三 统万城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

关于统万城遗址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目前所见的有关调查报告记载的数据颇多分歧。

俞少逸在1957年调查报告中称：“二道城在东面存有五六公尺的城址，南面及西北角都尚存有痕迹。其中唯有内城城址最为显著。城址南北长五二七·一公尺，东西长六八·九公尺(北城壁多一曲折，所以北壁的东西长度应当再加上四·三公尺)，略成方形”；“(内城)城址一周和城连接的墩台还很多，计东面十一座，西面八座，北面六座，南面十一座。东南北三面的二十八座，都不甚显著，只有西面七座很突出，距城壁稍远，遗址尚高可十公尺上下”①。此报告只提到了统万城“二道城”(即现在通常说的“东城”)东面城垣城墙长度和“内城”(即“西城”)各壁城墙长度与马面的数据，各城城垣资料不全，亦未有各城城门的调查资料。

1975年至1977年间，戴应新曾三次到统万城遗址考察，所以记载的数据更全面和准确一些，他在有关调查报告中称东、西城周长与各垣长度为：“东城，周长2566米，其东垣长737米、西垣774米、南垣551米、北垣504米；西城，周长2470米，其东垣长692米、西垣721米、南垣500米、北垣557米。”报告又称：“西城四面各有城门一道，南门名朝宋门，东门名招魏门，西门名服凉门，北门名平朔门。南、北、东三门俱圮毁仅存基址轮廓，西门瓮城宛然尚存，门道宽3米。东城北垣无门，东垣有一门道，南垣情况不明，西垣则共招魏门与西城交通”；“城址外面加筑马面，由于各垣长度不同，马面有多有少，如西城北垣有马面十座，南垣八座，东城北垣仅七座”②。关于西城的城门与马面，戴应新先生在另外的报告中又补充说：“西城四面各有城门一座，南、东门俱毁圮仅存基址，西门和北门瓮城尚存其轮廓，门道各宽三公尺。城址四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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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俞少逸执笔)：《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外加筑马面，西城马面较密，如东西和北垣各有一座，南垣八座。”①

稍事比较就不难发现，俞氏的调查报告与戴氏的调查报告的有关数据出入颇大，如俞氏报告中说“二道城”(东城)东垣长506米，而戴氏记为737米，其间相差竟达231米。统万城的城垣系由艰硬的白土夯筑而成，遗址虽经干余年风雨沧桑，基本保存完好，除东城南垣为流沙所掩蔽外，其余各城垣轮廓基本上都是可以辨识的，前往实地调查应该得出大致略同的数据，而不致于有太大的出入。俞氏的调查资料之所以与后来的调查资料出入较大，据笔者分析主要是方位判断失误所造成的。按俞氏调查报告称统万城遗址是“在无定河的东北岸，城址的东北数里有淖泥河，向东南流入无定河。在城址上环顾四周，西南一带绵延着低平的沙丘，东北则是无边的沙漠”，但现在普遍的看法是认为统万城遗址在无定河的北岸或西北岸。由于方位感的偏差，统万城的东、西二城可能被认为是南、北关系，这从俞氏报告中没有采用东、西城说法并且认为最高的墩台(角楼)在内城西北角(其实是在西南角)②，就可以得到印证。所以俞氏所说的二道城东垣实际上相当于东城的北垣，内城的东、南、西、北诸垣实际上相当于西城的北、东、南、西诸垣。这样经过方位调整后，俞氏报告中有关各城垣长度的调查数据与后来戴氏报告中调查数据之间的出入就要小一些了(参表2)。

应该承认，由于毁圮和风沙掩盖等多种因素，相对于城垣方位和城垣长度来说，统万城的马面数目和城门位置更难准确无误地作出判断。如俞氏报告中说“内城”(西城)北垣马面6座，而戴氏记为10座，相差就十分悬殊。即使按照前述方案，将俞氏报告中说“内城”(西城)的东、南、西、北诸垣调为北、东、南、西诸垣，马面数目仍差异较大。新近邓辉等从航空影像判读出西城的马面数目为：南墙9个、东墙14个、北墙11个、西墙9个③，与戴氏报告的数据相比较，南、东、北三墙分别多1个、4个和1个，而西墙则少1个，其中西墙马面数据差距最大(参表3)，如与俞氏报告相比较，则又相差8个，其马面数目竟是后者的2．3倍④。看来统万城的马面数目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勘测。

关于统万城的城门。俞氏调查报告未曾涉及，戴氏调查报告则确认西城有东、南、西、北四门，东城有东、西二门，其中西门与西城共用。各门的具体位置，戴氏在地图中也作了相应的标识(未标东城东门)。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统万城“罗城东门曰凤阳。本有三门，夷人多尚东，故东向开。”⑤这里所谓的“夷人”未明所指，按北宋前期统万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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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需翠指出的是，统万城遗址在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现已改为镇）白城子村，三面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接界，加之通往统万城的小路颇为曲折而造成的方位感偏差，不少学者在早期的考察过程中也曾将属于陕西省靖边县境的统万城误认为是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境内，或将统万城西城遗址西南角的角楼误认成是西北角的角楼。参见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王北辰：《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中国沙漠》1983年第4期；朱士光：《开拓统万城研究新领域的一次考察——记侯仁之教授1964年夏率历史地理考察小组对毛乌素沙漠与统万城的考察》，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史念海：《黄土高原考察琐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辑。

③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④ 上引邓文在注释中称：“由航空影像判读出的马面数目与1957年的考古调查所得数字不尽一致，其中北墙、西墙的数字一致，南墙多出1个，东墙则多出2个。”但实际情况是各墙马面数字均不一致，前氏报告方位修正后的数字也是如此，见表3。

⑤ 《太平寰宇记》卷37《夏州》。

州城)为党项李氏政权所占据，有可能指的就是党项羌人，因赫连勃勃为匈奴族，古人往往以“胡人”相称匈奴人，与西来的党项羌人是有些不同的。如果此说不误的话，则赫连勃勃改筑统万城时，应是将汉奢延城或十六国时期大城的主体部分改造为外郭城即罗城，估计当时的外郭城原有三个城门，除东、西二门，应该还有一个南门，其中西门与内城东门共有，唐末五代宋初之际为了军事防御方面需要，封闭了南门，从而改变了统万城外郭城即今东城的城门布局情况。据《资治通鉴》卷254、《新唐书·党项传》，隋唐之际，原居青海、甘南的党项羌人，因受吐蕃势力之逼，大举内迁，占据夏州一带者号乎夏部，唐末时其首领拓思恭率兵助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于公元881年被唐僖宗擢为夏州节度使，赐皇姓李氏，封夏国公，管辖夏、绥、银、静、宥五州之地。从此夏州李氏便俨然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势力。五代时期，夏州城数度被中原政权的军队所围，所以城池的防守任务很重。除西城外，东城也是防御的重点。最近统万城出土的《故大宋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公墓志铭》就提及墓主康公之祖文义就曾任“东城副兵马使”①，东城南门封闭的时间应以五代时期的可能性最大。目前东城南垣为流沙所掩盖，城垣已不甚清楚，但以后如果认真发掘，或许能找到十六国时期统万城外郭城南门的部分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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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有关党项夏州政权的真实记录——记》，《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四 统万城宫城的范围与永安殿的位置

前已述及，邓辉等最早提出现在的西城为统万城内城(皇城)，而宫城在内城之西半部的说法。按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曾说三道城“北头有白土坡，似系宫殿之基”，邓辉等认为：“航空影像上反映出西城的西半部为一流沙所覆盖的高地，仔细辨认尚可隐隐看出一些规则的城墙痕迹，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也隐约可辨。从这一片高地东侧到西城的东墙，只有很短的距离，与何氏所言‘数十武’的情况正相合。此处高地，应即何氏所言之第三道城。何氏报告中提到的‘鼓楼’遗迹就位于这处高地的东南面(‘钟楼’遗迹已不可见)，而所谓白土坡等宮殿遗迹当覆盖于流沙之下。这个现在被流沙所覆盖的第三城，应该说是赫连勃勃时修筑的统万城宫城。”①邓文认定宫城在西城西半部的另一个理由是史书中有关统万城“西宮”的记载。据《资治通鉴》记载，元嘉三年(426年)“魏主行至君子津，会天暴寒，冰合，戊寅，帅轻骑二万济河袭统万。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群臣，魏师奄至，上下惊扰。魏主军于黑水，去城三十馀里。夏主出战而败，退走入城。门未及闭，内三郎豆代田帅众乘胜入西宫，焚其西门；宫门闭，代田逾宫垣而出”②。邓文据此认为：“既然称西宮，当位于内城之西，而且此西宫必定紧靠内城城墙，魏兵才有可能乘隙攻进，并且在宫城城门关闭的情况下，越墙而出。”基于这样的认识，邓文在附图中即将宫城绘在西城的西半部的中间偏北处，宫城紧靠西城西墙。这个新说法有一定的学术影响，最近有人就略从其说而发挥之，认为统万城“西城西北部为宫城”③。

然而在笔者看来，邓文关于宫城在内城之西半部的说法大致可从，但宫城具体的位置与范围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统万城“其城南门曰朝宋，北门曰平朔，东门曰招魏，西门曰服凉，其子城在”④。此处的子城就是宮城，可见宮城在西城西门附近当了无疑义。据戴应新执笔的《统万城城址勘测记》中附图所示，西城南、北二门皆在城垣偏东处，东门在东城垣中部，西门在西城垣南段中部，东城东城门未标出。邓文的有关附图与戴文附图相比，西城“南门、西门的位置大体一致，而东门、北门的位置相差较大”⑤，具体地说就是将西城东门确定在东垣中部稍偏北处，北门则确定在北垣中部稍偏西处，东城东门确定在东垣中部稍偏北处，与西城东门、宫城东门呈一条直线。既然邓文与戴氏报告一样认为西城西门是在西垣偏南处，所以宫城应当在西城西南部，并且紧靠西门以及西垣南段与南垣西段才合理一些。

在邓文的附图中，宫城的西垣与西城(内城)西垣共之，没有单独的城垣，东垣位于西城(内城)中部略偏东处，经过其所认定的宫城“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北垣位于西城(内城)北半部居中略偏南的位置，南垣位于西城(内城)南半部居中的位置，鼓楼遗址绘在宫城南垣之南。这样的认定，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偏差。至少邓文附图中所绘的宫城东垣就明显有些偏西了，从其附图中看，宫城东垣距西城(内城)东垣的距离至少在200米以上，远远大于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所说三道城与二道城相距“数十武”(前引邓文释为“约为几十米”，实际可能当在100米左右)之距离。当然，从有关文献记载来推测，邓文附图中所绘的宫城西垣、南垣与北垣位置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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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② 《资治通鉴》卷120。

③ 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统万城遗址保护规划大纲》，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

④ 《太平寰宇记》卷37《夏州》。

⑤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附记”，《考古》2003年第1期。

其实，统万城宫城的位置、四垣之范围乃至整个内城的建筑布局情况，看来仅凭彩红外航空影像来复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应当从历史文献中再发掘更多的信息并结合考古建筑遗址进行准确的判断．真兴元年(419年)统万城“宫殿大成”，赫连勃勃刻石城南，颂其功德，石刻今已不存，但由秘书监胡义周所作的颂文则收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之中，颂文云：

“……乃远惟周文，启经始之基；近详山川，究形胜之地，遂营起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隐日，崇墉际云，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其为独守之形，险绝之状，固已远迈于咸阳，超美于周洛。若乃广五郊之义，尊七庙之制，崇左社之规，建右稷之礼，御太一以缮明堂，模帝座而营路寝，阁阖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虚而岳峙，华林灵沼，崇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囿……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高构千寻，崇基万仞……温宫胶葛，凉殿峥嶸……崇台霄峙，秀阔云亭。千榭连隅，万阁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离宫既作，别宇云施。爰构崇明，仰准乾仪。悬甍风阅，飞轩云垂。温室嵯峨，层城参差……义高灵台，美隆未央……”

上引胡义周颂文不无文学上的夸大之辞，但所述基本史实当多有所本。颂文涉及统万城的地理位置与周围形胜，城垣规模与形制，但更多的则是对宫室建筑、离宮别宇、池沼园林的生动描述。颂文中提及许多统万城建筑实体名称，如社、稷、明堂、路寝、永安(殿)、离宫、别殿、温宮、凉殿等等，大致都可以推测其具体位置。当然要推测这些建筑的位置，关键还是要正确理解颂文中的“美隆未央”一语。按《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史臣的赞文曾称赫连勃勃“遂乃法玄象以开宮’拟神京而建社，窃先王之徽号，备中国之礼容”。这里的所谓“神京”，当是指赫连勃勃致北凉主沮渠蒙逊盟书所说的“二都神京”①，亦即长安和洛阳。当然，赫连勃勃起事前后主要是与后秦打交道，后来还攻占后秦都城长安，对长安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相当羡慕②，而洛阳时已属于北魏，勃勃未曾去过，对其都城形制并不清楚，所以所谓“遂乃法玄象以开宫，拟神京而建社”当主要是参照汉长安城即后秦长安城模式营建自己的都城与宫室，胡义周颂文中的“美隆末央”一语也透露出赫连勃勃模长安城建都而又欲在某些方面超过之的初衷。

众所周知，汉长安城内宫室颇多，未央宮在城东南，为汉帝之正宫；长乐宫在城东南，主要是后妃所居。除未央、长乐两大宮殿群之外，未央宫北又有桂宫和北宫，长乐宫北又有明光宫，皆属别殿性质。东汉迁都洛阳之后，长安宫室建筑多有损毁，但城内主要宮殿基础仍在，十六国时各割据政权也不同程度地整修过宫室建筑，如刘曜以长安为都时，曾建光世殿和紫光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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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② 据《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勃勃攻下长安以后，即帝位于灞上，颇慕“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故”，时群臣劝都长安，但他担心北魏进攻北京统万城，遂还都统万城，而于长安置南台(相当于陪都)，留长子璝领南台尚书事以镇之。另据《太平御览》卷127《偏霸部11》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赫连勃勃于真兴二年(410)十月“起冲天台于统万城南山，欲登之以望长安”。其对长安之向往由此可见一斑。

③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后赵石虎曾城长安未央宫①。前秦苻健时长安城内有“小城”，又有太极前殿、东宫、东掖门和端门②，后秦姚兴时有太极前殿、西宮、武库、东宫③．据史念海教授研究，前秦时的太极前殿“应在未央宫中”，“所谓东宫当指长乐宫而言，东掖门也应是未央宫的东阙”，后秦时的武库“极有可能就是汉时武库旧址”，“姚兴时的西宫和东宫当是当时未央宫和长乐宫。西宫和东宫的名称当是其时俗称，随其方位所在而赋予以普通称谓”④。凑巧的是，赫连勃勃的统万城中也有西宫之名，这很明显是借鉴了后秦未央宫的命名原则，笔者前文推定此宫在统万城西南部，看来还是相当可信的。

正因为统万城的主要宫殿位于内城西南部，所以尽管该城四隅皆有高大的角楼，四面城垣密设马面，但现在统万城西城遗址中唯西南隅角楼最为高大壮观，南墙9个马面规模最大(估计即《水经·河水注》中所说的“九堞楼”)，保存也最完好，这显然是为了加强宫城的防御而进行的特殊安排。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汉长安城未央宮宫城四角修建了角楼，但“从勘探了解到只有西南角楼基址保存尚好”，角楼基址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车刘村北，其西南两侧为汉长安城的西南二城墙，角楼基址夯筑，平面呈曲尺形⑤。汉长安城未央宫宮城唯西南角楼基址保存完好的原因考古工作未作过多的说明，依笔者意见，这应当与原来宫城西南角楼比其它角楼更为高大坚固不无关系。赫连勃勃的统万城四隅角楼中以西南角楼最为高大，当是模拟了汉长安城的做法。另外，紧邻统万城西城(内城)西南角楼的南垣的两个马面不仅非常高大壮观，而且皆有竖坑，其中WSD1号马面竖坑中曾出土大量粮秣柴草和石英质滚圆石球⑥，兼有军事仓库性质，这样的独特设计当然也是出于重点防守宮城的需要。

要比较客观地确定统万城宫城四垣之位置与范围，确定永安殿(永安台)的具体位置实是关键的一环。

从语句文辞上分析，胡义周在颂文中提到的路寝与永安(殿)当是一回事。路寝之名始见于《诗·鲁颂·閟宫》：“路寝孔硕。”《毛传》：“路寝，正寝也。”《礼记·玉藻》说祭祀：“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以清听政。”可见路寝是帝王正殿所在。史载，真兴六年(424年)八月赫连勃勃．临终之际，“升永安殿，召群臣属以后事，薨于永安殿”，而勃勃死后，其第三子昌“即位于永安台”⑦，这可从历史文献上证明永安殿确实就是当时统万城中的路寝。今统万城西城南部中央有高大的台基遗址，为城内最高之建筑遗址，应当就是当时西宫正殿即路寝(永安殿、永安台)所在。新近考古工作者已对此台基遗址进行了初步发掘，台基“为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窄，夯土南缘与西城南垣基本保持平行，结构与西南隅台相同，即平面呈‘井’字形，相对独立的夯土块组成庞大的夯土台，夯土块之间自基础而上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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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

② 《晋书》卷112《苻健载记》。

③ 《晋书》卷107《姚兴载记》。

④ 史念海、史先智：《说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辑。

⑤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⑥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⑦ 《太平御览》卷127《偏霸部11》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

的缝隙，平夯。夯土台周围有厚25厘米左右的踩踏面，之下即为原始沙层。自踩踏面而上，现存夯土台高近19米①。从现存遗址的形态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将此台基断定为永安殿(台)遗址还是比较可信的．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发现永安台大部已坍塌，坍塌后残留下人们生活的遗迹，如井、灰坑、柱洞、灶坑等。从地层中出上的遗物分析，永安台大面积坍塌在宋代以前”②。从相对位置来分析，清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所描述三道城内南面西隅的“钟楼”遗址当即是这个已经大面积坍塌的永安台遗址。

至于邓辉等著文中所说“航空影像上反映出西城的西半部为一流沙所覆盖的高地，仔细辨认尚可隐隐看出一些规则的城墙痕迹，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也隐约可辨”云云是颇值商榷的。中国古代很少有在宫城城门设置瓮城的，统万城内城(西城)高大坚固，角楼山峙，马面如林，而宫城甚小，哪里有再筑瓮城的必要性呢?邓文在航空影像上辨认出的所谓“瓮城遗迹”，其实可能正是当时统万城别殿的宮垣遗迹而已(详后)。

统万城实际上是模仿汉长安城而修筑的，宫城位于内城西南部．汉长安城的未央、长乐诸宫城四面皆有完整的城墙，紧邻大城的宫城诸垣与大城城垣之间是有一定宽度的顺城街道相隔开的，这样的布局完全是出于宫城自身防卫的需要③，统万城的宫城估计亦是如此，其宫城应当有其独立的四垣。永安殿(台)为赫连勃勃之路寝(正寝)，类似于汉长安城未央宮之前殿，自应在宫城之中。所以可以推测当时宮城的东垣应在现在台基遗址之东，南垣应在台基遗址之南，紧临西城(内城)之南城墙，西垣应紧临西城(内城)之西城墙，至于其北垣的位置应大致在西城(内城)之中部，而不至于如邓文附图中所绘的那样过于偏北。整个宫城估计呈正方形的形态，如汉长安城未央宫一样，但规模较小，边长估计300—350米左右。

关于宫城的城门设置情况，也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前引邓文附图中将宫城绘在内城西半部，只有东、南、北三面墙垣，西垣与内城西垣共有，宫城西垣无门，东垣中间稍偏北处开有一门。据《资治通鉴》卷120所记，元嘉三年(426年)夏魏之战的战况是：“夏主出战而败，退走入城。门未及闭，内三郎豆代田帅众乘胜入西宮，焚其西门；宮门闭，代田逾宫垣而出。”可知当时的宮城确实是有西城垣的。宫城四垣之中至少有一个“西门”，是临近内城西门的，至于其东、南、北三垣城门设置情况不明，如依汉长安城未央宫的情况来推测可能也各设有一门。

历史文献中记载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④。有人据此推测：“若一仞以八尺计，一步以六尺计，则内城墙高约26．7米，墙基厚60米，墙顶厚20米，宫墙则高约13．3米。”⑤考古实测“西城基厚约16米，加上马面长度可达30余米”，“东城基较薄，厚6—12米”⑥，与文献记载出入较大。但宫城墙的高度只有内城的一半，这大概是比较可信的。当时宫城之城墙高度只有内城的一半，墙基、城墙规模自然都要小许多，这应是宫城遗迹保存不多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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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邢福来：《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

② 邢福来：《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

③ 隋唐长安城的宫城、皇城和外郭城虽共有北垣，但城北为禁苑，常人不得随意出入，宫城的防卫亦是相当周密的。

④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北史》卷93《赫连屈丐传》。

⑤ 邓辉、夏正楷、王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附记”，《考古》2003年第1期。

⑥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五 统万城内城(西城)的其它宫室与苑囿布局

与汉长安城实行多宫制一样，大夏国的统万城也是多宫制，除位于内城西南部正宫即西宫而外，还有其它宫室建筑。《资治通鉴》卷120记有西宫之名，当暗示统万城还应有一个东宫存在。汉长安城之未央宫和长乐宫在前后秦时期分别为西宫和东宫，统万城的西宫和东宫是模拟汉长安宫室制度而来的。统万城的东宫不见于史书记载，但却从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确证。另外，胡义周所作的颂文中也曾提到“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其中的“离宫”与“别殿”也均已找到遗址。

前引戴氏调查报告中认为，可明确断定为宫殿遗址的有两处，一处是“在西城东门内偏南，距东垣21米。门向南开，有砖砌台阶。土夯围墙长80米、宽64米、厚0．8米”，“该殿址西距楼观台基不远，遗物堆积不如那里丰富，又不在中轴线上，可能是主体宫殿的附属建筑”；另一处是“在东城东部稍偏北，比周围地面高出两米。1977年春，大队深翻土地，拖拉机在此处犁出方形石础数十个以及瓷高足杯、碗、开元通宝钱等．勘测中，我们又在这里发现壁画多块，确知其为宫殿基址而标入图中”。此外，有一“台基在西城南部正中，平面长方形，旁有一井。台身四周的壁面上有不少粗大椽孔，周围地面遍布瓦砾，台基后面和左侧沙丘之下，经钻探也发现有很厚的瓦砾层，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台基可能是位于宮殿前面楼观建筑的基座”①。这里东城的宮殿遗址的确定有些牵强，笔者怀疑是汉奢延城、十六国大城(幽州)治所以及后来统万城官署区所在地．至于“西城东门内偏南”处的宫殿遗址，可能确实存在，应当就是统万城的东宫所在。“西城南部正中”的台基最有可能就是史书中所谓的“西宫”所在。至于戴氏调查报告中所说的台基后面“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者，当即道光年间何丙勋报告中说的三道城内北头的“白土坡”，则可能是统万城的一个“别殿”遗址。汉长安城内西南部的未央宫和东南部的长乐宫在前后秦时期分别为西宫和东宫，汉长安城未央宫之北还有北宫、桂宫等宫殿建筑，很明显，统万城的西宫、东宫以及西宫之北的别殿均是模拟汉长安宫室制度而营建的。史载元嘉四年(427年)北魏攻占统万城后，曾“获夏王、公、卿、将、校及诸母、后妃、姊妹、宫人以万数，马三十馀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②，夏王之诸母、后妃、姊妹等估计就居住在东宫之内。考古工作者在统万城西城东南角所发现的宫殿遗址估计只是当时东宫正殿的遗址，整个宫城的范围可能还要稍大一些，但其总体规模要比西宫小许多。从现存宫殿遗址的情况来推测，其形态则有可能是东西略窄、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其开门情况，依照西宫宫门与内城城门的相对关系，估计当至少有一个南门，近内城南门，以便出入。至于西宮之北的别殿，估计是当时内城北部苑囿区内具有别宫性质的宮殿，规模不大，形制不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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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② 《资治通鉴》卷120。

胡义周提到“离宫”是在“露寝之南”，但西城台基遗址之南不远处即为南垣，其间再营宫殿的空间不大。按古代之帝王“离宫”往往修筑于宫城之外，所以估计这个“离宫”当在西城以南的无定河岸边。据考古调查，有一“宫殿遗址在无定河南的二条支流之间台地上，白色夯土基址范围很大，约二×一公尺，南、北部各有一土丘如坟冢。亦夯筑，直径各约四公尺，上有唐代穿凿的坟墓多处。夯土范围结合文献记载，可知这里就是‘离宫’的遗址。高起的圆丘状夯土堆，当是建筑物的基址”①。除离宫、别殿之外，前引胡义周的颂文中提到当时统万城的内城中还有有社、稷、温宫、凉殿、苑囿等。其中温宫、凉殿等应当是当时西宫内的建筑，其遗迹均应在统万城西南部去寻求，前引戴氏调查报告中称西城台基的左侧(即东侧?)也“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是否与温宫、凉殿有关，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古代都城中的社、稷一般都在都城之南部，统万城的的社、稷自然也应在西城(内城)的南半部尤其是台基遗址的左右前方去寻找。

覆实而论，邓辉等最大贡献是从航空影像上辨识出了统万城护城河和城内渠道的遗迹。邓文称：“大比例尺的航空影像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内城的西北角和西南角，均残留有宽大的护城河遗迹。此外，还可以从影像上看出城内有开渠引水的迹象。从航空影像和地形上推测，城内的渠水可能是由西北角角楼南侧的护城河流进城来，河水入城后向东南流，经过宮城东侧向南，再转为东南流，最后从东南角角楼的北侧流入外郭城。”“城内西侧的护城河可能正是利用了某段古河道修建而成，而内城北面的古河道很可能就是早期统万城内城的主要水源之一。古河道较为丰沛的水源为城市居民和日常生活及宫廷苑囿提供了必需的水源”②。统万城护城河和城内渠道的发现，使胡义周颂文中所说的“石郭天池”、“华林灵沼”、“驰道苑囿”就有了着落。显而易见，这里所谓的“石郭”指的就是统万城的城墙，而“天池”指的就是护城河。200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者已经找到了统万城的西城外侧的护城河(壕)遗迹并进行了发掘钻探③。至于统万城的池沼苑囿，从城内渠道的流向来分析，当主要位于内城的北部。西汉时期皇家园林上林苑在长安城西南，后秦时上林苑早已废弃，姚兴曾在长安城北、渭河南岸另起逍遥园，园内有藕池，“池中台观，莲荷被蒲，秀实可玩”④，园中又有澄玄堂、西明阁等建筑，为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说法译经之处⑤。赫连勃勃统万城的池沼苑囿布局，大约是借鉴了后秦时的制度，只不过是将池沼苑囿安排在内城之内而已。

目前关于东城的考古发掘尚不充分，东城为外郭城性质，居民区当占了较大的比重，与西城主要为宫殿和苑囿区的情况多所不同。目前仅可推测，东城东部偏北部有一官署区存在，居民区估计主要是在该城的西部及南部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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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邓辉、夏正楷、王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③ 邢福来：《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此考古报告称：“护城壕距西城西垣底部水平距离11．3米，我们只清理了其中的28．5米。现存壕堤顶部低于城墙基础表面3．7米。护城壕剖面呈锅底状，宽11．5米，其中壕沟宽7．1、壕堤宽2．2米，现存深度2．2米，经钻探知壕沟底部夯土厚0．8米。已清理的护城壕北高南低，走向与城墙保持平行。随着城墙加宽处直角外凸。护城壕也出现呈直角外拐的现象。经钻探得知’护城壕向北延续至沙梁下，向南西拐后进入沙梁下，又呈直角南拐并继续延伸。经解剖，护城壕是在原始沙层上先挖好形状，然后用与城墙相同的土以平夯筑成，内壁光滑，制作极为规整。”

遗迹考察报告范文第7篇

披甲“申遗”智者首倡

雪打红墙，雕栏玉砌，文溯阁前忽如一夜春风，万千树梨花开放。斑驳的琉璃瓦下，一位戴金丝边眼镜、温文尔雅、学者风度的人在搓着手踱步。这正是1992年末的一个午后，刚刚就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支运亭，大脑间不断地回闪――“人类优秀文化遗产”!

灯下，查阅中国申遗资料，1982年夏天，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收到来自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信件，希望中国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能够签署公约，成为缔约国；1985年春天，侯仁之、罗哲文等四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建议我国政府尽早参加

在研究和探讨中，支运亭的心灵被丰富，被引导，被点燃，也许正是因了一个人、一个事件、一个场景，历史的轨迹就改变了。人们说，生命是个奇迹。作为一座皇宫的掌门人，生来坚拒平庸的支运亭，他一生中对历史的不断思考正是这奇迹中最不可思议的一部分。1994年8月30日至9月2日中国第七届全国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在沈阳举行，在研讨清史学术文化的同时，支运亭组织与会中外学者110余人参观考察了沈阳故宫，并争取到了56名知名专家学者签名，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请将沈阳故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支运亭的思考是多元而深层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在很多人还只是“看客”的时候，他对清史剧(或说皇帝戏)热播和各地蜂起的“申遗”行动这两种文化现象，就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民国时期的广东开平碉楼、云南红河州的哈尼梯田等都上了“申遗”预榜，而沈阳作为清朝先皇圣迹之所在，却有着一个傻大黑粗工业重镇的外在形象……当东方的朝阳升起，夜不能寐的支运亭推窗远眺，他手执推敲一夜而草就的“申遗”报告，一颗兴奋的心还在鼓荡着。作为中国清前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中国历史学会清官史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的支运亭，他决心要为一座城市带来电闪雷鸣般的文化涅磐效应。

1994年11月16日，支运亭上书给国家文物局：沈阳故宫始建于公元16世纪初叶，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肇兴之地，沈阳故宫这一完整的宫殿建筑群，是世界上仅存的几座宫殿遗存博物馆之一，这里总计占地面积7万多平方米，庭院20余进，楼台亭阁500余间，并且庋藏着数万件珍宝文玩，文物与古建筑交相辉映……因此我院向国家文物局申请报告，沈阳故宫应列人世界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应受到全人类更好的保护。

在这“百年未有之变局”第一声响起之时，各方之声便一波波地刺激着支运亭的耳鼓和神经。

沈阳是现代工业城市，其文化主脉应是工业文明，城市的发展定位决不能因“申遗”而跑偏。

“申遗”是政府花大钱的事，一旦失败，谁来收回投资?这种决策无异于。

“申遗”不仅关乎文化，随之而来的是诸多硬件的改造和建设，要触及一些人的利益甚至招致骂街，当慎察民意指数。

做大旅游产业不像演义清史剧那样可以戏说，“申遗”有那么大的爆发力和持久力吗?

支运亭回答说，保护历史、传承文明，是发展地域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的必然，它与现代工业城市的定位和可持续发展观并不矛盾。世界文化遗产是一张“世界名片”，这是一种无形资产，它的潜在价值难以估算。因此，从市长到市民都要确立经营城市的理念，况且沈阳人从来都不乏对民族先贤的尊敬，我们尤其要让百姓意识到“沈阳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这个巨大的历史荣誉，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同时，不仅要让外面的阳光照进来，也要把我们的光辉射出去。“申遗”的意义正在于此!

披甲上阵，游说四方的支运亭，在那些为理想实现而奔走的日子里，即使在空无一人的时候，他的心仍在呐喊，他析之于脑，感之于心，动之于口，行之于身，要把自己在沈阳故宫申遗中的满腔热情和社会良知传递给人群，使之成为群体行动!

直言击水浪起千层

当支运亭身体力行的行动逐渐演化为一种人群的行动时，回首“申遗”走过的十年路程，我们才知道，所有的元素综合作用及合力，在激荡的思维过程中显现出来，在那艰难青涩的成熟道路上，有无数的细节，需要历史细细地检点。

1992年冬，支运亭搜集各种资料，开始酝酿沈阳故宫申遗。

1994年，支运亭首倡沈阳故宫应列为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在“中国第七届全国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上，联合国内著名清史学者戴逸、王翰等56人签名。

1998年，作为沈阳市人大代表的支运亭，在市人大会议召开前夕，进行了调查，在走访省、市政府机关和市民中得出：1，我们应当改接待旅游为经营旅游。2，我们应该站在世界经济的角度看待旅游。3，沈阳作为省会城市旅游资源占全国第二。

2000年2月，支运亭在辽宁省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呼吁加强我省旅游工作及文物保护工作。

2001年，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来沈参观“一宫两陵”，支运亭在陪同参观的过程中，渗透了沈阳市关于“一宫两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想法，罗哲文当即表示支持。他当时还提出，“一宫两陵”单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难度太大，建议分别以北京故宫和明清皇家陵寝项目的扩展项目申报，这一建议基本确定了“一宫两陵”“申遗”的基调。

2001年3月，“申遗”建议受到沈阳市政府的重视。“一宫两陵”“申遗”报告递交到省政府后，受到省领导的高度重视，决定将抚顺新宾的清水陵纳入其中，和福陵、昭陵一并以“清三陵”名义申报。

2001年10月，沈阳市根据国家文物局及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的意见，第一次确立了沈阳故宫作为“明清故宫”扩展项目、三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扩展项目分别申报世界遗产的思路。

2001年12月20日，沈阳市政府召开关于启动沈阳市“一宫两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办公会议，会议确定了关于成立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及制定修缮计划、保护法规及工作方案等事项。至此，沈阳“一宫两陵”申遗日渐明朗化。

2002年初，沈阳市人大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和辽宁省人大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一宫两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列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

2002年2月20日，沈阳市编委批准成立了沈阳市“一宫两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文化局，负责日常工作。

2002年4月“一宫两陵”的专项保护条例开始起草，这是沈阳有关文物保护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

2002年5月申报文本初稿完成。

2002年7月几经修改充实的申报文本正式上报国家文物局审查。

2002年10月国家文物局通过了沈阳的申报文本，沈阳由此从国内100多个竞争城市中脱颖而出。

2003年1月，辽宁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召开，支运亭委员提交91258号提案，提案呼吁：申遗工作已到了关键时刻，但一些工作仍进展缓慢，特别是“一宫两陵”周边的违章建筑需尽快拆除，否则将影响申报工作。如果申报不成功，根据申报规则，“一宫两陵”将永不允许再行申报。

2003年3月25日，在支运亭提交提案2个月后，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闻世震在这份提案上作出重要批示：“请沈阳市政府研处。‘一宫两陵’周边环境整治已取得很大进展，还要下决心、下力量拆迁改造影响申报的建筑物。”

2003年4月“一宫两陵”的周边环境改造及内部修缮工程全面启动，尤其是影响故宫风貌的周边建筑陆续开拆。2003年8月10日“一宫两陵”周边环境改造及内部修缮工程完成。

自2003年4月起，沈阳市对“一宫两陵”尤其是对故宫周边环境进行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拆迁改造工作。一是投入3145万元，对“一宫两陵”内部进行修缮；二是投入1．8亿元，对影响故宫全貌的9处建筑进行了拆迁改造；三是投入2．5亿元，对“一宫两陵”周边道路、建筑进行了大规模改造。

自2002年7月“一宫三陵”的申报文本正式交给国家文物局审查起，辽宁的“一宫三陵”申遗工作迈了六大步：第一，“地方”的变成了“国家”的。申报文本在2002年10月获得国家文物局通过，也就是说，国家同意将“一宫三陵”推荐到国际上去。第二，“国家”的变成了“国际”的。2003年1月31日，农历大年三十，联合国向我国政府发函说，文本被正式接受。这意味着世界遗产委员会已经认可了透过文本所反映的文物价值，申遗开始从国内程序走向国际程序。第三，“申遗”经受住了国际专家的“检阅”。“一宫三陵”经过了为期5个月的全面维修和周边环境治理，2003年9月11日迎来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委托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坟家稻叶信子，经过两天的细致周密考察后，她对结果非常满意。第四，考察报告获得通过。2004年1月21日，也是农历大年三十，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组委会全体通过了考察报告，也就是说，国际上最权威的组织认定了“一宫三陵”的价值。第五，评估报告通过遗产委员会主席团审查，适时交世界遗产大会表决。第六，世界遗产大会于2004年7月1日，批准中国的申请。

2004年7月1日这一天，对于十年偿一愿的支运亭来说，是一个令他激动且终身难忘的日子，他的一种相思最终化人了“申遗乃政府行为”之轨。

龙兴宝地史家风骨

十年前，支运亭提出沈阳故宫“申遗”之时，呼应者甚少，也很少有人知道

“申遗”为何物，尽管如此支运亭在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心路历程之时，还是乐此不疲。他坚信，在这个苍茫世界的匆忙与零乱中，会有许多火热的心直面大地，自己的行动最终会召唤那些心有灵犀者加入到“申遗”的队伍中来。即使是自己的行动犹如夜间的萤火，只能给空漠的世间带来一点光亮，但正因了这样的光亮，才觉出了生的意味，在奋斗中才可获得无数可依偎的灵魂。不要以为那些没有荣誉桂冠的照耀，做一个默默的倡导者、前行者是没有色彩的，人世间迷人的图景有时正是在那样的情景里萌动和生长。支运亭的“申遗”相思，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沈阳故宫情结”的体现。支运亭守护在世界文化遗产的龙兴宝地，作为一个史学家来说，他行动中更多体现的是肩上的责任，史家的风骨。

当我们回望沈阳故宫大规模修缮历史的时候，21世纪的第一个阳气充盈的日子便会闪现在脑海里。那是一个春光汩汩流泻在金碧辉煌的沈阳故宫的时候，支运亭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不绝于耳，一拨拨的客人叩门来访，他们带来了同一个好消息。“一宫两陵”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可能获准，政府拟立项拨专款投入，相关整改修缮计划已悄然启动。

这天晚上，从来在家不沾酒的支运亭，意外地让爱人陪他喝两盅。灯光映酒光，照亮了他的眸子。

黎明，正诞生着冉冉的开始。他那一身早炼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儿终让他像一支铮铮作响的蓝翎箭弹射出去。

响鼓尚须重锤敲。支运亭自己开列了一个“申遗”时间表，自称“小人物”要请“尚方宝剑”。陈表蓝图中设计了政府工作报告、媒体传播、财政拨款、向世行申贷、宫阙内部维修、周边环境拆迁改造、文本制作、联合国实地考察等一系列大项目及细节规划。

支运亭端着这盘棋上下奔走，敦请高明的棋手出山。他说：“我充其量只能算是这盘棋中的一个棋子。”

省长、陈政高市长等地方长官和各界代表、委员们齐齐地举起了手，省委书记闻世震又做重要批示。重新梳妆龙兴之地的壮举就此在沈水之阳拉开大幕。使故宫重新恢复当年“皇宫”的风采，内部维修任务十分艰巨。支运亭提出了维修中古建筑“修旧如旧”的原则，意思是说从建筑材料到建筑工艺见不到任何一点儿现代痕迹。

修缮的重点凤凰楼，是当年清太宗皇太极开宴会或举行盛大仪式的重要场所，是沈阳故宫中最高最有代表性的建筑。沧桑凤凰楼当时有“盛京八景”之首一说，可如今它已“谢客”十多年。支运亭每每踏上楼板听到咔咔作响之声，就油然而生一种酸楚之感。凤凰楼的楼体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损铆”，就是梁与梁之间连接处的铁铆由于长年的损耗，产生松动。支运亭报呈国家文物局获准，亲自指挥对凤凰楼进行彻底加固维修。对于不能使用的铁铆一律撤除、更换，能继续使用的进行加固处理，同时局部更换琉璃瓦。

一排排脚手架上，升腾起迟来的响声和积蓄许久的繁忙。6个月后，凤凰楼的美丽在白鸽的簇拥下与阔别十余载的游客们相会。

似火骄阳用它燥热的舌头努力舔动着7万平方米的偌大宫苑。在故宫东西南北中的各个角落忙碌的工匠师傅们，常常感到支院长会悄然出现在他们身旁，一样的挎肩背心，一样的汗津津，甚至听得见脚在汗渍的鞋里“呱唧唧”地打滑。这边要剔除、修补、镶嵌墙面，那边要重新绘制油饰、彩绘剥蚀部分；西南角轿马场的低矮建筑要拆除、大清门、崇政殿等12处殿宇局部的琉璃瓦要更换。支运亭反复强调：“精雕细琢，追求完美。”而他对“完美”的解释是“还原”。比如采用传统工艺制成的砖瓦镶嵌墙面，取代水泥抹墙的修补方式。

这里看不到现代机械作业的轰隆隆场面，听到的只是锤子、斧头的“丁丁当当”。沈阳故宫古建筑工程公司的经理和员工对支院长“修旧如旧”的口头禅耳熟能详。他们开拔到昭陵(皇太极陵寝)的一支队伍，除清了风水墙、宝顶的全部水泥覆盖和所有古建筑的水泥勾缝，采用糯米粥和白灰、黄土拌制出来的“糯米灰”进行勾缝、灌注。施工现场可见支起来的三口大锅昼夜不停地熬煮糯米粥，3个月用去10吨糯米。

在那些日子里，支运亭的家人在叹息声中每天掌灯到很晚，他们在等待疲惫不堪的夜归人。

“还原历史”岂非易事，为此，史学家司马迁确立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座右铭。而今天的史学家支运亭却是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实践中，走出一个“能追无尽景，始是不凡人”的人生。

家乡安徽省怀远县的那个古镇是支运亭永远甜在心头的回忆，在这三河相汇的水泽之乡留下了大禹治水的足迹，先祖支盾官及晋朝宰相，香火绵延，桑梓留魂。淮河在这儿抹个弯走了，抬眼可见涂山石榴花盛开，俯身可掬白乳泉。那时，出身儒商之家取乳名书亭的他笔下诗文的山水不完全是自然的，而是一种“人文山水”。家谱中发现“广盛运立宏”的“运”字，他感到先祖“诗书传家”寄予的厚望。博览古文化的大书加重了他人生的负载，历史的气压罩着他发愤苦读。然而，高中毕业那年，中印边界反击战打响了，处于异常困境的国家居然还松开勒紧的钱袋要“选飞”。

此时是1961年，被“匹夫之责”烧得热血沸腾的支运亭拔出了迈进大学校门的一条腿，毅然奔赴长春航空预科学校。

塞外异常寒冷的气候使支运亭患了严重的过敏性鼻炎，他的飞行之梦被北国的飞雪卷走了。此后便是25年的军旅生涯。站在努尔哈赤或皇太极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有变化的景观，静听着与300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他知道，一个有悟性的文人往此一站立，那封存久远的满清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

不少史学家和文物研究学者对支运亭赞叹不已，因为他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困惑或问题。从正确排列沈阳故宫八旗序列和方位，到恢复皇太极后宫四妃寝宫的原状陈列；从纠正大政殿屋脊跑兽形状，到发现衍庆宫、永福宫门额错挂的问题，每一次发现都是一个故事。

支运亭在研究清前史时发现，很多学者把努尔哈赤突然决定放弃新城而迁都沈阳老城的时间(1625年)，定为盛京皇宫的始建年代。他为此提出质疑并查阅了大量明史和朝鲜李朝实录，获得了370多年前负责建造这座皇宫的千总之职，即从山西来的侯振举的资料。他辗转寻到侯氏家族的后人，多次造访动以诚心，终使侯振举的后人拿出了《侯氏宗谱》。为此沈阳故宫的始建年代被确认为天命九年（1624）。

支运亭带领院内科研人员发明创造的“古建彩画面滚清污除不寺技术”获得不少殊荣――辽宁省科学进步一等然和国家科技发明进步奖。据说此技术是民间艺人所创，失传已久。大家只知道这种技术就是把面团裹在手心里，在需清理的地方来回滚动即可，但是没有人尝试过。支运亭说：“可别小看这么个面团，我们在配置上花了大量的时间，配什么添加剂，比例是多少，我们实验了100多次。”大政殿内所有的彩画都是用面团滚过的，各种彩画重现了当年的鲜艳和光洁。

支运亭在日本考察期间，从一批照片中发现大政殿和十王亭前的地面比原始状况高，足见殿前丹陛及踏跺已全部被埋人地下。他经过反复考古勘察和史料分析论证，制订了还原方案。投资240万元撤去半米多厚的土层，找到原始文化层，重新铺砌了地面砖石，使掩埋了近百年的1．4万平方米的原始地面重见天日，显出了当年的宏大气势。

遗迹考察报告范文第8篇

1.在研究屯门和元朗时，学者们大部分利用历史文献作为史料，其次则在民间搜集资料，如族谱、碑刻、口述史、讣文和书信等材料，而使用考古数据则较少。2.研究方法以传统史学考证和历史人类学为主，结合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较少。3.个别村落或整个地区研究较多，缺少区与区间的综合性研究。4.考古工作方面，屯门和元朗考古遗迹较多在沿海发现，以居住遗址性质为主，甚少有墓葬和窑址等发现。另外，学者们使用考古数据时，多着重史前时期研究，对于“历史时期”则有所忽略。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自2005年开始，致力于对香港西北区考古工作的整理和研究。我们尝试通过综合运用香港考古资料、科学成份分析和本地历史文献，研究香港新界屯门和元朗两个地区出土的9—15世纪的中国陶瓷。就历史文献所记，屯门和元朗在这段时期，曾是海外及本地贸易的重要海港和军事战略要地，两地在明清文献上都有记录，而两者亦通过正式的考古发掘，在清晰的考古发掘层位关系的遗址内，更出土丰富的陶瓷遗物。故此，我们拣选这两个遗址作研究对象。在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的协助下，我们对屯门扫管笏和元朗东头村遗址出土的遗物作了全面的考察和对比。另外，我们参考了考古期刊、历史文献、调查和发掘报告等资料，使我们能更全面地深入探讨这段时期香港的情况。

遗址综述

（一）自然环境

屯门与元朗皆位于香港新界西部，东连荃湾，南与马湾和大屿山等地相接，西为后海湾，其北则有大帽山及青山高地为屏障。屯门整个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元朗则为泛滥平原。青山湾屯门河北为宽阔的河流谷地，南面及西面海岸是洪积坡地。屯门高山矗立，青山与九径山东西相峙如门，形成天然屏障。然其平地较少，主要位于屯门新墟至东北屯门谷的河谷一带和龙鼓滩、扫管笏海边，大多数屯门乡村都建立于此。屯门主要河道为屯门河、洪水坑和大水坑。而元朗平原是由多条河流冲积而成，元朗河(又称元朗沥或山贝河)为其中最大的河流，也是主要河流。然而，随着过去数十年的大型填海和基建工程，不少屯门及元朗区内的古代沙堤受到破坏或成为人工沙堤，原来弯曲的海岸线已被平整伸延，不复原貌。

扫管笏村位于新界屯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其东为海拔110余米的白石坑；西临海滩，北为海拔200多米的大榄山，南立海拔100余米的小榄山，呈东西长、南北窄的狭长地貌。村内山泉小溪密布，山前坡地成为良好的聚落点。其范围包括彭家菜地、中田窝村、老青山、李屋村、高牌、龙颈、程屋村东北、程屋村东、程屋村南(横屋背)、陈屋村猴子石、陈屋村河沥头、横垄、周家菜地、大岭、瓦窑垄等。

东头村属厦村乡，厦村乡位于青山东北麓的缓坡地带，是屯门—天水围狭长谷地的一部分，乃新界西北广阔的平原地带。其东有屏山，北是后海湾，相连流浮山，西南为大头山。这里的基岩属于中生界上侏罗统屯门组，主要由安山岩夹凝灰岩组成；地表沉积大部分是第四系更新统的坡积、洪积和坡地冲积物，黏土或粉沙夹砾石为主要成份[12]。东头村遗址丰富，于1998、2000和2001年进行过考古调查。1998年东头村遗址位于屏厦公路，路西侧是古沼泽地带，现已建货柜场。2000年东头村遗址东临屏厦路，南是一片低洼湿地，西邻巷尾村，北有海拔约30米的小山丘。2001年遗址位于东头村山岗南部前的古滨海线上，于史前时可能与天水围一样是沼泽区。

（二）人文环境及有关历史文献记载

“屯门”一名在历史文献中多有提及，有学者指出有关“屯门”之记载应比唐更早，其据梁延柟的《广东海防汇览》第三卷中记载的“南朝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春，于宝安县设屯门镇，以重兵守之”，推算可能南朝时已开始设置屯门镇。有些学者则指“屯门”一名，最早见于《新唐书》，其卷四十三上《地理志》载“有府二：曰绥南；有经略军，屯门镇兵”。除“屯门”外，还有“屯门山”（杯渡山）、“屯门湾”、“屯门泛”、“屯门镇”、“屯门村”、“团门”和“段门”等名。萧国健指出“屯门”在唐代应属今宝安县，它是今宝安县及香港新界等地的总称。当时屯门镇可能是防卫军镇，位于今宝安县南头城。但自明代建卫所制，“屯门镇”被另一军区所取代，而其范围亦相对地减少，只包括今新界西南部之屯门湾（亦称青山湾）及屯门村一带。“屯门”之名所包括的范围大小和位置各有不同，难以考证。唯可信的是“屯门”曾经是当时主要的对外港口之一，在海上贸易和海防方面都担任重要的角色，故必须在此地建立军镇以守之。

至于屯门作为广州对外港口之说，则源于罗香林的研究。古代海上交通都以帆船为主，故仍受季风的支配，如自广州出海船只，须随冬季季候风出发，经屯门再转往南洋诸国或更远的国家进行贸易。他认为正由于屯门位于珠江口东，是当时来往广州必经之地，加上青山和九径山为屏，形成一个良好的避风港，成为海上交通要冲。唐时，由于商舶贸易增多，须置镇为守。及五代南汉刘氏封杯渡山(今屯门山)为瑞应山，建寨设军，设靖海都巡、同知屯门镇事；两宋亦于屯门设巡检司捕盗廨及寨兵等，并与溽洲之担竿洲及大屿山北端琵琶洲共同管理内外海之事务，以保卫船舶商旅之安全。可惜，元吏治不修，并未建寨；至明建卫所，屯门只设墩台，而其地位则被今宝安南头取代，地位衰落。由此可知，屯门在唐宋时兴起，于元明开始衰落。

元朗古称“圆塱”，在清嘉庆《新安县志》已有记载，又有“元蓢”、“圆朗”等称。“圆”有完整、丰满的意思。“塱”则指低洼地、田地或在该种地方所建的村落，是珠江三角洲内形成的粤语地名。元朗是香港有史籍可考证的最早有人落籍垦殖区之一。自北宋，已有内地氏族迁进元朗，从各族之族谱考据，以邓氏家族为最早，于开宝六年在岑田，即锦田定居。而在明初叶，分迁厦村、辋井等地。至清更迁至大屿山塘福、元朗横台山。至于行政区域划分，屯门与元朗于各代属于不同县管。自秦汉至唐初，先后为番禺县、博罗县及宝安县所管辖，中唐至明初则属东莞县，明中期至清末由新安县管治。#p#分页标题#e#

关于屯门扫管笏和元朗东头村的记载甚少。明代时，扫管笏已有记载，在《粤大记》书末的《广东沿海图》中，记名扫秆，而在清嘉庆《新安县志》则作扫管郁。有学者对此亦做实地考察，认为扫管笏之名与其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有关。扫管笏山谷的山坡上长有岗松多年生灌木，以前的村民用其作扫，故名“扫杆仔”。当地居民为客家人，习惯把“杆”字读作“管”音。另“笏”同“郁”乃同音义，于是居民舍难取易，约定俗成，“扫管笏”这个名称就被人接纳。另扫管笏之名与其地形也有密切的关系，“笏”字在客语的意思为弧状地形，而扫管笏正位于弧形的小山谷。加上平地由扫管滩向北面山谷延伸，前宽后窄成漏斗形，并于禾塘岗后开叉，后再分两狭谷向山麓深入，由“扫管”与“笏”合并的地形，故此称为“扫管笏”。扫管笏以陈、李、程三姓人士为多，当中又以陈姓村民较多，也是较早于此定居。由于平地广阔，适宜农作，加上水产资源丰富，居民主要以耕种和捕鱼为生。

元朗东头村属厦村乡，而厦村位于新界西北的平原地带，地处咸淡水交界，是产蚝的集散地。据宝安县厦村邓氏族谱，邓氏其中一支在宋代时由锦田迁移至厦村。及清代，邓氏家族已在厦村的东头村、锡降围和新围村等聚居。至今，厦村地区乃是邓氏村落的集中地。

（三）文化堆积及分布

在1920年代，学者萧思雅已首次记录在扫管笏发现的史前遗物。近年亦进行了多次的考古调查，如1999年珠海市博物馆考古队在扫管笏公路以及规划中的屯门公路扩建工程两侧、2000年古物古迹办事处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扫管笏兴建供电站进行两期的抢救发掘，出土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汉及明代的文化遗物。在1999年的考古调查中，以扫管笏公路及规划中的屯门公路扩建工程两侧为中心，进行全面密集性的考古调查，面积大约1平方公里，于老青山、李屋村、程屋村高牌、程屋村东北、程屋村南、陈屋村河沥头、周家菜地和陈屋村瓦窑垄共开探方13个，发现了明清时期的遗址，在地面采集到宋至清的陶瓷器，有大埔碗窑青花碗，更出土唐至现代的陶瓷器等[33]。2000年扫管笏遗址，发掘面积为1250平方米，有3个文化遗存，最早的文化遗存相当于珠海东澳湾的史前遗存；第二层为汉代，有灰坑遗迹2个,出土有半铢钱和五铢钱，共60多枚，更在铜钱堆中发现竹席和麻布残片；最后为30多座明代墓葬，出土仿龙泉窑器物等，为香港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证据。

东头村自1998年发现“成化十一年立”的柱础及明代遗物，及后于2000、2002年进行考古调查，亦发现明清时期的遗物。1998年因屏厦公路扩建，由区家发领队进行考古调查。是次调查集中于屏厦公路沿线，由屏山至沙江村前与流浮山路、天华路连接，当中只有C路段有所发现，面积30.78平方米。东头村建于坡沿，坡前及路西侧为古沼泽地带。在是次调查中，共开探方12个，T1—T8(除T2)只有L2是文化层，为明末清初文化层。T9L2仍为明末清初文化层、T9L3是明中晚期文化层、T9L4是明早中期文化层，其中T9L3层出土的文物为最丰富。T10—T12之L2是晚清文化层（表一）。遗址共出土1642件陶瓷瓦片，当中出土瓷器99件，其中更有仿龙泉瓷器出土。2000年9月至11月期间，由考古研究室对东头村排污工程范围进行考古调查，地点主要在村口屏厦路两侧、村西面一块空地及村北面山坡，而在村北山丘分别开两个长宽各1米的探方，T1的地层堆积有5个文化遗存单元（C101—C105），在其近代扰土下发现明代文化层；T2则有3个文化遗存单元（C201—C203）。共出土单色釉瓷器、白釉瓷片、青花瓷器、釉上彩白瓷盘、釉陶器、陶瓦、石工具和陶石构件。区家发在2001年9月13日至23日进行考古调查，面积共12平方米，开探方1个，共五层。其中第二层为文化层，出土大量碎瓦，可能是一间宋代小屋倒塌的堆积；第三层为文化层，出土宋代建筑遗迹—石砌地面和单隅砖隔墙。遗物则有青釉瓷和酱釉陶。

各遗址出土陶瓷器类型的分析

我们参考屯门扫管笏与东头村的发掘报告，了解遗址出土器物之概况，并于2006年8月多次到古物古迹办事处官涌仓库考察和搜集资料，深入了解遗址和出土遗物之性质。以下我们将综合扫管笏和东头村的发掘报告，结合考察遗物的数据，对各遗址出土陶瓷器的类型进行初步分析。

（一）屯门扫管笏

1999年扫管笏遗址共开探方13个，采集和出土唐至明清的陶瓷器达122件以上。有唐代青釉瓷、宋至清青瓷、宋明黑釉瓷、明清黄釉瓷、明清酱釉瓷、明清褐釉粗瓷、明清青花和清大埔碗窑的青花瓷等，种类繁多。报告中只有T3和T4探方提供确切的出土陶瓷品种和数量，其余探方则没有统计数据。而根据这两个探方所出土的品种，以酱釉为主，其他有青花、青瓷和黑釉瓷等。其中T3酱釉器约占全部探方出土陶瓷数量的53%（图一，图略）。

据考察，器物纹饰有花卉纹、卷草纹等(表二，表略)。另我们考察了Site4和Site12探方中出土的部分陶瓷，以酱釉为主，次为青花、青釉（图二，图略）。另外，我们发现扫管笏各个位置所采集的陶瓷器以青花为主，占50%以上。其次为酱釉，还有一定数量的青釉和白瓷等（图三，图略）。扫管笏1999年调查报告中，并未对陶瓷器型进行统计。根据观察，我们发现大部分陶瓷均为碎片，难以辨认。而可辨的器型以碗为主，大部分为碗底，次为口沿等部分。

我们亦参考2000年扫管笏遗址报告，此次由古物古迹办事处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扫管笏进行抢救发掘，面积达1250平方米，发现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最早有相当于珠海东澳湾的史前遗存，其次为汉代灰坑遗迹，最晚期的是墓葬34座，主要是明代，只有少量是清代。共出土褐釉陶碗20件、青釉碗10件、青花碗5件及白瓷碗1件，褐釉陶罐则有高领罐31件及矮口罐5件。碗以褐釉为主，占55%；其次为青釉，占28%。陶罐则以高领罐为主，占86%（图四、图五，图略）。据观察，每个墓虽以罐配碗两种器类为组合，但其中的品种则有些变化，如以三耳罐和四耳罐各一或青釉碗和青花碗各一等形式随葬(表三，表略)。而青花碗有花草纹、兽纹、树石纹等纹饰(表四，表略)。青釉碗有些是仿龙泉，饰有菊瓣纹，其中一件在碗心尚有“清”字纹(表五，表略)。

（二）东头村#p#分页标题#e#

东头村虽曾经过多次发掘，但其中以1998年遗址出土遗物最为丰富。因此，我们将对1998年东头村遗址出土的陶瓷器物进行分析。据报告，1998年东头村遗址有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明早中期文化层、明中晚期文化层和明末清初文化层，共开探方12个，探方发掘出土的陶瓷器达294件，多为碎片。器类全为生活用器，贮藏器以罐数量最多，其次为钵缸、沙盘等；而饮食器类则以碗最多。以酱釉为主，占出土陶瓷数量约80%，主要为罐、钵缸之类的贮藏器物的残片。由于这类器物多没有施全釉及未进行仔细拼对，所以这类酱釉和无釉器残片很有可能是来自同一器物的不同部位。青花和青瓷分别占出土陶瓷数量约7%和10%，共52件，以碗类为主。另还出土一定数量的白瓷和黑釉（图六，图略）。

其中酱釉罐和钵缸、青瓷碗的出土贯穿各层，自明早中期至明末清初都有。青花主要在明末清初文化层出土，明早中期文化层中并没有出土，而白瓷则于明中晚期文化层出土2件[40]（表六，表略）。出土陶瓷器数量最多的为探沟T9，共有275件，占整个遗址出土陶瓷总数量约94%，种类丰富，有酱釉、青瓷、白瓷、青花、黑釉和磁州窑瓷器等。明早中期文化层(T9L4)出土的只有38件，主要有酱釉31件和青瓷7件。明中晚期文化层(T9L3)出土有180件，是整个文化层中出土总数最多的，主要为酱釉，有162件；其次为青瓷，有12件。而明末清初图三（图略）扫管笏(SKW99)采集陶瓷比例图(亲身考察总结)图四扫管笏(SKW2000)墓葬出土陶瓷碗品种比例图图五扫管笏(SKW2000)墓葬出土陶瓷罐品种比例图文化层(T9L2)有57件，主要是酱釉，有35件；其次为青花14件；另有青瓷8件。品种以酱釉为最，次为青瓷；器类以罐、沙盘为主（图七，图略）。

报告认为明中晚期文化层出土明代仿龙泉窑碗是惠阳窑所产，白瓷则似明代潮州窑所出，明青花瓷有可能出自博罗窑。明中晚期文化层更有仿磁州窑瓷片2件，似为广州西村窑所产；黑釉瓷出土于明中晚期，乃吉州窑产。明末清初文化层出土的绿釉罐，乃明石湾窑产，产地范围广泛。

我们发现，器物主要出自T9L3，即明中晚期文化层，种类丰富，除酱釉、青釉、青花和白瓷外，更出土黑釉和青白瓷，虽数量很少，但这两种器类在其他层位并没有出现，值得注意。青花瓷纹饰则有花卉纹、卷草纹和文字纹等(表七，表略)。其他以素面为主。

（三）小结

根据各报告分析，各遗址出土情况如下：

1.屯门扫管笏出土陶瓷遗物

1999年：唐代青釉瓷、宋至清青瓷、宋明黑釉瓷、明清黄釉瓷、明清酱釉瓷、明清褐釉粗瓷、明清青花和清大埔碗窑的青花瓷。2000年：酱釉四耳罐、酱釉三耳罐、酱釉碗、青釉碗、青花碗、仿龙泉窑碗、仿龙泉窑碟、白瓷碟。

2.元朗东头村出土陶瓷遗物

1998年：酱釉陶器类、青瓷、青花、白瓷、磁州窑瓷、黑釉瓷、绿釉。2001年：青瓷、白瓷、釉上彩、细白青花瓷、青黄釉、褐釉、灰黄釉陶。2002年：青釉瓷残碗、青釉竹刀花纹瓷片、青釉瓷片、圈足样本、酱釉陶碗及酱釉陶碗口沿。

虽考古报告与观察所得的数据有些差距，但整个遗址出土陶瓷器物所占的比例没有大的差别。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完遗址出土的所有器物，而且我们设计的统计表分类与考古报告不同，因此釉色和数量与考古报告也会有分别，如扫管笏2000年遗址，文章分褐釉，而我们则为酱釉。因此，在分类和数量上都不同，但依然能够反映出各遗址的遗物种类和分布情况。综合考古报告与亲身观察，我们发现屯门扫管笏和元朗东头村各遗址以酱釉为主，次为青釉和青花等。器型则以罐、钵等贮藏器为主，次为碗。各地层中都出土酱釉，可知其广泛性。另据1998年东头村考古报告，陶瓷片来自不同产地，如广州西村窑、潮州窑、博罗窑、惠阳窑、石湾窑等，但在其他遗址则没有发现或提及。此外，扫管笏与东头村分别出土少量的仿龙泉窑瓷器，但不知其产地，这些现象都值得深究。

总结

（一）本项目两个遗址的情况，最基本的差别首先在于屯门扫管笏遗址，以一般遗址出土瓷片及墓葬出土瓷器两类材料的结合为主；而元朗东头村的各遗址，则主要是来自一般遗址出土的瓷片。因此，从统计资料上看，元朗东头村的各遗址的出土物多为瓷片，相对较碎、小片，且釉色种类较多，包括酱釉、青瓷、白瓷、青花、黑釉和磁州窑类瓷等。而屯门扫管笏遗址中的墓葬部分就显然以完整器居多；墓葬所出瓷器的颜色、器型等的类别也相对较少，比如只有褐釉、青釉、青花和白瓷。反观屯门扫管笏遗址中一般遗址出土的瓷片，就与元朗东头村的各遗址出土的瓷片的特点差别不大，如都以酱釉瓷片为大宗。

（二）屯门扫管笏遗址延续时间长，从地层上看，由史前延续到清代，发现的瓷器包括唐代到清代各时期的典型种类，说明这里在历史上一直有人类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地应为长期定居之理想选择。这就有助于理解为何在该处出现了较多墓葬，也有助于理解在与本项目相关的时段中（公元9—15世纪），该遗址出土器物中未见大量反复出现的同种器物，与竹篙湾遗址出土的瓷器性质不同。前者的瓷器多数应为实用器，而后者的瓷器很可能跟外销之商品贸易相关。

（三）综合考古报告与亲身观察，发现屯门扫管笏和元朗东头村各遗址以酱釉为主，次为青釉和青花等。器型则以罐、钵等贮藏器为多，次为碗。各地层中都出土酱釉，可知其广泛性。酱釉器制作较粗糙，出土较广泛，就地取材，应用较多。也许是本地所造，或者由邻近地区生产，譬如明代广东佛山石湾一带就大量生产酱釉器。屯门扫管笏墓葬中的瓷瓮也多为这种釉色。不过酱釉器的器型多半较大，需留意其瓷片数量与器物个体件数的关系，即碎片多不一定代表器件数量多。但这并不能否认酱釉器较广泛使用的事实。

（四）两地都分别出土少量的仿龙泉窑瓷器，产地不明。若对比我们上一个SRG项目（ExcavatedCeramicsasHongKongHistory:TuenMunandYuenLongfrom9thto15thCenturyInternalReport.ProjectNo:7001721）的研究成果，尤其新庆村遗址出土陶瓷的产地，本项目两处遗址出土的仿龙泉窑瓷器，推测与以惠阳和惠东为中心的仿龙泉青瓷窑场有关。科学测定的数据也表明，这一类仿龙泉窑瓷器，极可能是明代在广东（集中于粤中和粤东北一带）生产的。

（五）此外，据1998年东头村考古报告，其陶瓷片来自不同产地，如广州西村窑、潮州窑、博罗窑、惠阳窑、石湾窑等，但在其他遗址则没有发现或提及。不排除因东头村更邻近内陆腹地及珠江口出海口，更利于贸易、海运及取得外来货物。从地理角度观察，屯门扫管笏遗址周围一带峰岭连绵、高山矗立，青山与九径山东西相峙如门，形成天然屏障。而元朗平原是由多条河流冲积而成，元朗河(又称元朗沥或山贝河)为其中最大的河流，也是主要河流。历史时期的海岸线，与东头村遗址的距离，比今日所见要近得多，或许由此提供了略胜于屯门扫管笏一带的海运条件。图六东头村(HT98)出土陶瓷品种比例图图七东头村(HT98)T9出土陶瓷品种比例图#p#分页标题#e#

（六）扫管笏出土的青花碗，既有景德镇生产的，也有本地大埔碗窑生产的。可见当时的青花瓷器消费，既有从景德镇输入，也有本地土货。乳虎纹碗（M31：1）、花卉湖石纹碗（M31：2）胎质致密细腻，釉色光洁滋润，为景德镇所生产。从碗的口沿外撇、青花绘画带有渲染的手法分析，这两件青花碗都具有明代中期的典型特征。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上的乳虎图（也有称“猫蝶纹”）在明代早期和中期均有出现。就绘画技法而言，早期的为实笔，中期的正德时期参以渲染，布局上正德时期比早期更为繁缛、零散，因此扫管笏出土的乳虎纹碗可以推断为正德时期。景德镇陶瓷馆藏有1件同类器可做比较。从青花的发色和略带渲染的技法来看，花卉湖石纹碗的年代和乳虎纹碗应该比较接近，也应在弘治、正德年间。大埔碗窑的青花碗特征也非常明显，碗心有涩圈，内心有“正”字款，口沿为简单的青花弦纹。在碗窑窑址中，有不少这类涩圈、碗心写字的青花瓷片出土，其中就有“正”字款的类似标本。

（七）综观屯门扫管笏和东头村两地，其明代的堆积层比较丰富，可以明确分出时代之早晚，表明这里在明代人口较多、比较繁华。但出土器类主要为青花瓷器，且质量较差，器型简单，多为碗、盘等实用器，底部有涩圈，青花发色较差，当中也许还包括来自广东或福建地区窑场的产品。

（八）屯门扫管笏地区墓葬中出土的器物组合为罐配碗，罐为三耳或四耳，碗有青釉和青花两种，这种葬俗与深圳地区基本相同，说明两地在文化上有相似性，或者表明当时两地间的相互联系十分紧密。

遗迹考察报告范文第9篇

【摘 要】本文对《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的编写特点、学术价值以及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指导意义做了评述，同时就考古学文化性质及各文化之间的关系、红烧土房屋和窑洞式房屋、慢轮制陶和快轮制陶的起源等三个考古学研究中的问题，谈了亲身感受和看法。

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过三部总结性的考古学著作，总结了全国考古工作者在各时期主要的发掘和研究成果：第一部是《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二部是《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三部是《中国考古学》多卷本。从总体上看，这三部著作一部比一部全面、系统，内容一部比一部丰富，水平一部比一部提高。其中,《中国考古学》多卷本的出版，是中国考古学体系基本形成的标志之一。例如《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1]，以考古学文化为主体，对每个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简史、分布区域与重点遗址、文化特征、分区与文化类型、年代与分期、聚落与建筑、经济生活、文化与艺术、信仰与习俗、葬制与葬俗、社会发展状况、与其它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综述，既论述了文化特征和类型，又论述了各文化之间的关系，既论述了经济基础，又论述了上层建筑，既客观地报道了考古界的各种见解，又提出了编著者自己倾向性的看法。尤其要指出的是，该卷总结了考古界近年来兴起的研究聚落和城址的新成果，充分地体现了目前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学术价值颇高，是中国考古学研究领域当中的优秀著作之一，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对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下面以考古学理论为指导，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地评论《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同时谈谈我对考古学研究中三个问题的亲身感受和看法。

一、文化性质及各文化之间的关系

对考古学文化的性质及各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功。《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四章第一节将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统称为“仰韶文化群”是恰当的，因为广义的仰韶文化已经成为时代的名称或文化群的名称，它实际上包含若干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典型仰韶文化”包含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编著者明确地指出这三种文化相对年代的早晚，庙底沟文化晚于半坡文化，早于西王村文化，三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此外，在“仰韶文化群”当中，除“典型仰韶文化”之外，还有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岗（一、二、三期）文化。这样将仰韶文化群内部划分为若干文化，与过去笼统地称为仰韶文化相比，各文化之间的关系显示得更加清晰了，考古界多年来争论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究竟谁早谁晚、二者有无承袭关系的问题，也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鄂西地区存在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这是考古界的共识。1973年，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干部训练班在湖北宜都县（今宜都市）红花套遗址进行发掘实习，石兴邦先生任总辅导，我是辅导员之一，我看到该遗址的屈家岭文化层叠压在大溪文化层之上。1975年秋冬，我又在该遗址发掘了7个探方（T110-T116），再次看到屈家岭文化层叠压在大溪文化层之上。1979年，我根据红花套遗址两个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发表了《试论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仰韶文化的关系》一文[2]，提出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是本地区两个先后相承接的文化”，在考古界引起一场热烈讨论，有学者提出这两个文化是起源于不同地域的两个相互平行发展和同时存在的原始文化[3]。《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在第五章第一节论及屈家岭文化与大溪文化的关系问题：“两种观点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至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不过目前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多数学者主张大溪文化发展成屈家岭文化。”有的学者不同意大溪文化发展成屈家岭文化的观点，主要理由是鄂西地区的屈家岭文化晚期地层叠压在大溪文化晚期地层之上，二者之间缺少屈家岭文化早期地层。《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五章指出：1989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第三次发掘了屈家岭遗址，其重要收获之一是在该遗址下层发现了屈家岭第一期遗存，被称之为“前屈家岭文化”[4]。实际上，所谓前屈家岭文化就是大溪文化的晚期，相当于关庙山第四期遗存，对此，有研究者作了确切论证[5]。这就为屈家岭文化直接渊源于大溪文化的关系问题，又一次提出了可靠的证据。在屈家岭遗址本身，屈家岭文化早期地层叠压在大溪文化晚期地层之上，两个文化之间没有缺环，这个问题的争论目前暂时可以告一段落。

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前3980年-前2032年），早、中期与晚期之间，文化面貌上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四章第三节将马家窑文化早期（石岭下类型）、中期（马家窑类型）遗存纳入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第六章第四节将马家窑文化晚期（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遗存纳入新石器时代末期（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将马家窑文化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是恰当的。

二、红烧土房屋和窑洞式房屋

对出土的房址进行研究是考古学的专题研究之一，被称为“建筑考古学”[6]。本文只涉及其中的红烧土房屋和窑洞式房屋，二者建筑形式不同，工程做法各异。

（一）红烧土房屋的建筑形式和工程做法

红烧土房屋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三章第三节提到皂市下层文化胡家屋场遗址[7]“发现有房基两处，保存有残破硬土居住面和柱洞、红烧土层等遗迹。居住面含有大量细砂粒、碎石屑和陶末，其下铺垫红烧土。”皂市下层文化的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900年至前5500年之间。

到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大溪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红烧土房址。1973年秋，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干部训练班在红花套遗址发掘的F111，是大溪文化晚期的长方形地面式红烧土房址，有条形墙基，建筑面积约59平方米，东墙基南部有小门，门坎之外有门道，北墙基中部有大门，门道北端有红烧土门坎。

1979年秋，我在枝江县（今枝江市）关庙山遗址发掘T51、T52④AF9之后，发现了大量红烧土块堆积，似从墙壁或屋面上倒塌下来的，估计堆积下面还有房址。于是对红烧土块逐块加以清理，凡是块较大、形状较规整的，或留有木、竹、茅草、绳索等痕迹的都编号登记，写明出土于探方内的具置，暂时存放在探方边缘。清理之后，果然发现房址T51、T52④BF22[8]，这是一座门朝西的方形地面式红烧土房址，建筑面积约35平方米，屋内以隔墙为界分为东西两间，西间是厅，东间是卧室。屋内有圆形柱坑16个，柱坑内树立木柱支撑屋顶，其中有两个柱坑分别位于火塘东西两侧，柱坑内树立木柱支撑正脊。北墙西段整体倒塌在散水上，经测量墙高175厘米，西墙南北两段都整体倒塌在散水上略向外闪出，墙高也是175厘米。北墙与西墙相邻，据此断定F22的外墙四壁等高，屋顶应有一条正脊、四条戗脊，呈四面坡。此时将暂时存放在探方边缘的红烧土块逐块与F22的各部位加以对照，确定红烧土块出土于F22的具置。将这些红烧土块运回室内后，逐块经过仔细观察、绘图、做成卡片，发现F22外墙的墙头朝屋内一面有二层台，墙体内外两面都有护墙抹面，朝屋内的抹面上粉刷黄泥浆多层，墙体、抹面和黄泥浆都经过烧烤；出土于西南散水上面的屋面红烧土块，其下面留有排列较稀疏的竹椽、木椽痕迹，椽间空当中有茅草痕迹；还有出土于火塘附近的正脊红烧土块。

1980年秋，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78级学生在关庙山遗址实习，在T76④B层发现大量红烧土块堆积，依照上述方法，在红烧土堆积之下清理出一座长方形地面式红烧土房址T76④BF30。屋内有三个方形火塘，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排列成行。F30的建筑面积约52平方米，门朝东，门外有一级用红烧土块砌成的台阶。将这些红烧土块运回室内整理后，发现F30外墙的墙头是平齐的，无二层台，墙体朝外一面仅在局部有护墙抹面；还有正脊、戗脊、屋面、屋檐的红烧土块，屋面和屋檐红烧土块的下面留有排列较密集的半圆形木椽痕迹，没有茅草痕迹。F30与F22同属大溪文化第三期，但是F30墙头的形式、屋顶的结构都与F22不同。

1980年11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来到关庙山遗址视察，看到F22和F30都保存良好，普遍经过均匀烧烤，他对我说：“应当测一下红烧土的烧成温度。”[9]后来，我挑选出数块标本请宜昌市陶瓷研究所测定了烧成温度：F22墙身和屋面红烧土块的烧成温度均为600℃；F30墙身红烧土块的烧成温度为900℃，屋檐红烧土块的烧成温度为620℃。F30墙身红烧土块与屋檐红烧土块的烧成温度相差悬殊，说明二者不是一次烧成的。F22和F30都已回填保护。

清理F22、F30的经验是：当发现大量红烧土块堆积时，应谨慎处理，其中可能有从墙壁和屋面上倒塌下来的红烧土块，堆积下面可能有红烧土房址。要将红烧土块编号登记，明确出土于探方中的具置，若将红烧土块扔掉，在堆积下面发现红烧土房址时后悔已晚。在已往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多数只报道红烧土房基，少数报道了残存的红烧土墙壁，一般都未报道墙壁或屋面倒塌下来的红烧土块，原因之一就是不知道下面有红烧土房址，不慎将红烧土块扔掉了，结果只知道房基的形式，不知道墙壁和屋顶的形式，这样对房屋建筑形式的认识还是不全面的。

关庙山遗扯的大溪文化遗存可分四期[10]，第一期可分早晚两段。第一期早段目前暂时未发现红烧土房址；从第一期晚段至第四期发现红烧土房址25座（其中形状清楚的有13座），残存的居住面和垫层20片，红烧土场地6片，红烧土堆积18片，还有大量从墙壁和屋面上倒塌下来的红烧土块。这些资料在《枝江关庙山》遗址发掘报告（待刊）中，都将如实、全面、详细地报道，并且附有线图。

目前考古界对红烧土房屋的成因，有人工烧烤而成、失火所致两种看法。各遗址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从关庙山遗址来看，红烧土墙壁和居住面以及屋内设施均为人工烧烤，红烧土屋面是否人工烧烤所致目前尚难断定，还要通过仿造红烧土房屋的模拟实验来解决。假如屋面也是人工烧烤的，应是采用二次烧烤法：第一次只烧烤墙壁、居住面以及屋内设施；在屋内树立木柱，覆盖屋顶，在屋顶上抹泥形成泥屋面即“泥背顶”之后，在“泥背顶”上面进行第二次烧烤。红烧土房屋是建筑技术与制陶技术巧妙结合的产物，建房时应当有较多制陶者参与，还必须像烧制陶器那样，等待墙壁、居住面、屋面的泥料都干燥透彻之后再进行烧烤，开始要用小火，然后逐渐加大火力；烧烤墙壁和居住面时可以用较高的烧成温度，上限可以达到900℃，墙体内部的木质骨架即使被烧毁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墙壁烧烤成竖硬的红烧土之后，可以与屋内木柱一起承载屋顶的重量；烧烤“泥背顶”时则必须将烧成温度的上限严格地控制在600℃左右，既要使“泥背顶”变成红烧土屋面，又不致将屋顶的木、竹结构层烧毁，二者达到矛盾的统一。红烧土屋面能否烧烤成功，这是建筑考古学上还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

只了解红烧土房屋的建筑形式，不知道红烧土房屋的工程做法，就不知道红烧土房屋是如何建造起来的，认识还不全面。红烧土房屋的工程做法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建房所用的建筑材料。有两类材料：一类是天然的材料，包括植物类和土类。植物类有木材、竹材、茅草等。木材有圆木、半圆木、枋木。圆木作为墙体内部的木柱、屋内的木柱、檩条、脊檩等；半圆木和枋木是用较细的圆木加工而成，作为墙体内部的骨架、屋顶的椽子、泥屋脊内部的骨架。竹材有圆竹、半圆竹、竹片。圆竹、半圆竹作为屋顶的椽子；竹片排列成竹笆夹在两层居住面之间，有的粘贴在外墙的抹面上。茅草作为屋顶椽间的填充材料。还有麻绳、竹篾、藤条，用于绑扎墙体内部的木竹骨架和屋顶的的木竹结构层。土类有生土和熟土，以生土为主，几乎都用黏土，练成泥料后用于构筑墙壁、抹居住面和屋内火塘及灶等设施，还抹成“泥背顶”。

另一类是人工制造的材料，即红烧土。木骨泥墙、居住面及屋内火塘、灶等设施经过烧烤，陶土发生了物理化学变化，变成红烧土的墙壁、居住面及设施。另外，将红烧土墙壁倒塌后产生的红烧土块作羼和料，掺在黏土泥料中，用于构筑木骨泥墙，还用红烧土块铺设屋内居住面之下的垫层和屋外的散水、道路及场地。

第二，建房时用的工具。所用工具十分简陋，砍伐和加工木材、竹材的工具有石斧、石楔、石锛、石刀等；运土的工具有竹筐等，在红烧土块上留有竹筐印痕；在墙壁和屋面上抹泥的工具应是木质的抹子，F22屋面红烧土块上留有一道道细密的抹泥痕迹；有时甚至不用工具，直接用手抹泥，F30屋面红烧土块上留有一道道明显的手指抹痕。

第三，房屋的工程做法，包括外墙、隔墙、居住面、屋内设施、屋面、散水的做法和建房的工艺流程。1986年我发表了《大溪文化房屋的建筑形式和工程做法》[11]一文，论述了红烧土房屋的工程做法，列举了红烧土房屋人工烧烤的证据。当时巧遇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在沈阳市召开，部分与会代表提出疑义：“红烧土问题罗马尼亚都没有解决，你李文杰怎么能解决？”我听后意识到，红烧土房屋的成因是一个带有国际性的疑难问题，但我认为外国人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人有可能解决，中国考古学上的问题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这里顺便提一下，安徽蒙城县尉迟寺遗址[12]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红烧土排房后，1994年8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蒙城县委、县政府共同举办了一次座谈会[13]，主要讨论红烧土房屋的成因问题，我参加了座谈会。最近我从网上看到王昌燧教授和王吉怀研究员的博士研究生李乃胜的论文《我国新石器时期建筑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到“在测试尉迟寺红烧土排房建筑部件吸水率、抗压强度和烧成温度的基础上……对尉迟寺红烧土房成因做出了定论，证明了这一建筑工艺的存在，为我国新石器时期的一大建筑特色”。该论文是采用科技手段去探索红烧土房屋成因的开端。

红烧土房址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石家河文化，其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之间。《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七章第一节提到，石首走马岭遗址[14]发现红烧土房址1座，为一曲尺形多间地面建筑；天门石家河遗址群的罗家柏岭遗址[15]发现一组规模庞大、形制复杂的红烧土建筑遗迹。

红烧土房屋上起皂市下层文化，下至石家河文化，存在约达3900年，是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和末期房屋建筑的特征之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达到发展的高峰，以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的红烧土房屋和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红烧土排房最有代表性。这种房屋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可是在《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小结”中，都未提到红烧土房屋建筑。

（二）窑洞式房屋的建筑形式和工程做法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六章第四节提到，宁夏海原县菜园村林子梁遗址窑洞式房址F3“是目前发现较早的可复原的窑洞式房屋之一”。1988年秋我在林子梁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窑洞式房址F9[16]，一部分生土拱顶已塌落，叠压在堆积土上，纵剖面平直，横剖面呈弧形，为筒拱顶，塌落部分边缘和洞壁上端边缘都是顺着黄土体的破裂缝隙形成的“塌边”，据此断定二者原先连为一体。F9屋内的居住面积约19平方米，居室西南部有一个较大的柱坑，其北侧的居住面上横卧一根木柱痕迹，柱脚挨近柱坑，此木柱原先用于支撑窑洞顶部，柱脚周围的空当中用黑垆土夯实。我考察过菜园村民居窑洞，有的居室内也有支撑洞顶的木柱。对F9的筒拱顶和屋内支柱做出了正确判断，也为窑洞的复原提供了依据。

F13[17]是陈斌先生发掘的，屋内居住面积约25平方米，洞壁上分布着50盏松明壁灯遗迹。该窑洞规模较大，壁灯甚多，应是先民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我调查过菜园村居民正在建造的筒拱顶窑洞，发现他们采用分段分层掘进法：先用铁镐在斜坡地上挖出一堵断崖，在断崖下部挖出门洞，顺着门洞先向里挖，再向左右两边挖，将土运出后，形成一个横向空间；再挖空间上方的土，土会自动往下崩塌，比较省工省力；然后站在塌下来的土堆上用铁镐修整窑洞顶部和四壁；将土全部运出洞外，窑洞就挖成了。我将此法与林子梁遗址F9所遗留的挖窑洞痕迹进行对比后发现二者很相似，断定先民挖窑洞时也是采用此法。1989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在长沙市召开，我在会上发表了《宁夏菜园窑洞式建筑遗迹初探》一文，得到与会代表的赞同，在正式发表该文时，我请杨鸿勋先生绘制了F3、F9、F13窑洞房屋复原图[18]，再现了窑洞的外景和内部的结构。

上述从田野发掘至窑洞复原，这是建筑考古学的一个实例。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19]同样道理，如果说“建筑考古学的核心是复原”[20]，那么考古工作者对建筑遗迹周到和必要的观察，联贯起来思索，做出正确的判断，则是房屋复原的先决条件。

这里顺便提一下，有的学者说甘肃镇原县常山遗址14号窑洞式房屋是采用先挖坑、再于坑内树立木柱复盖屋顶的方法建造的，还绘制了14号窑洞房屋复原图[21]。假如真是这样做，既费工又费力，比上述分段分层掘进法要原始得多。

三、慢轮制陶和快轮制陶的起源

对古代制陶工艺进行研究也是考古学的专题研究之一。我在2007年说过，中国古代制陶技术经历了垫树叶制陶垫板制陶慢轮制陶快轮制陶的发展过程[22]。慢轮制陶和快轮制陶均为轮轴机械制陶，但是慢轮制陶仍属手制范畴，因为慢轮不能用于拉坯成型；快轮制陶才是轮制，因为快轮可以用于拉坯成型。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没有提到在中国境内何时出现慢轮制陶。第三章第一节说裴李岗文化“在陶器制作方面，……较大者采用泥条盘筑法，……小器物为随手捏制而成”，未提到制陶工具。河南舞阳县大岗遗址出土了三件实物：陶转盘（陶轮上的构件）；经过慢轮修整的陶盆，器表留有细密轮纹；“轮绘”而成的彩陶[23]。三者同时出土是新石器时代中期最后阶段出现慢轮制陶的证据。

快轮制陶的起源是考古界多年来热烈讨论的问题。《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四章第一节说：“仰韶文化中晚期，在慢轮修整的基础上发明了快轮制陶技术，人们将陶泥放在上，在旋转中用双手直接拉成器坯。仰韶人用快轮制成的只有少数杯、碗、盘之类的小型器物，多数大器物仍然要在慢轮上制作。”这是采用李仰松先生的观点[24]，他说仰韶文化的“束腰葫芦形器”是轮制的，理由是其外底留有“偏旋纹”，将偏心涡纹当做快轮制陶的主要证据。1991年，由西安半坡博物馆王志俊先生陪同，我在该馆库房内考察过数件葫芦瓶残器，其内壁留有泥条缝隙，均为手制成型。1995年，我在河南渑池县班村遗址考察了多件葫芦瓶残器，其内壁都有泥条缝隙。如葫芦瓶H2133∶35，在我到达班村之前，技工已将它粘对复原成完整器，我请技工用喷灯将粘在葫芦瓶上的胶烤化，拆开观察和绘图。我发现其腹部内壁既有一周周泥条缝隙，又有一道道刮抹痕迹，后者打破前者，颈部内壁也有泥条缝隙，这表明是采用泥条圈筑法成型，成型与修整交替进行，属手制范畴。观察和绘图后，我请技工将这件葫芦瓶重新复原成完整器。

另外，我在山西垣曲县古城东关遗址考察过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陶器[25]，发现仰韶文化陶器均为手制，庙底沟二期文化才开始出现少量轮制陶器。

现有资料表明，在以下三个地区及文化中，各自独立发明了快轮制陶技术[26]：

一是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如山东曲阜市西夏侯遗址[27]的下层墓和上层墓出现少量轮制小陶器，有的小鼎内底有螺旋式拉坯指痕，是快轮拉坯成型痕迹；有的高柄杯内壁有细密轮纹，是快轮慢用修整痕迹；有的实柄小豆底部有偏心涡纹，是用细绳切割的痕迹。上述痕迹反映了轮制的全过程。

二是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晚期。如湖北枝江市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第四期的碗形豆T52扩方③G3∶27，圈足内壁有明显的螺旋式拉坯指痕，圈足外表的拉坯指痕隐约可见；碗形豆G3∶32，圈足内壁也有螺旋式拉坯指痕。

三是长江下游地区的崧泽文化晚期。如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28]中层墓葬第三期的陶杯M85∶4，内底有清晰的轮旋痕，线图上表现出内底呈凹凸状。青浦县福泉山遗址[29]灰黑土层的陶壶T39⑤∶9，内底也有轮旋痕，线图上表现出内底呈凹凸状；陶壶83采∶1，内底至内壁都有顺时针方向螺旋式拉坯指痕。

除西夏侯遗址外，其余遗址都经过碳十四年代测定，最早的为公元前3606年至前3142年，最晚的为公元前3360年至2944年。由此可见，公元前3606年至前2944年，在上述三个地区及文化中，各自独立发明了快轮制陶技术。

根据我30年来对众多遗址轮制陶器的观察，可将快轮成型的特点总结如下：

一是凭借陶车旋转而产生的离心力、惯性力，以拉坯方式成型，因此转速快、生产率高，一件普通小罐，成型只在片刻之间。拉坯成型是快轮制陶的本质特征。

二是器形规整，胎壁厚薄均匀，而且可以做出很薄的制品来。

三是器表可能残留三种痕迹：普遍留有螺旋式拉坯指痕；外底留有细绳切割时形成的偏心涡纹；有时坯体内外表还可以看到细密的麻花状扭转皱纹。这三种痕迹也是今人鉴别古代陶器是否轮制的依据。“螺旋式拉坯指痕”是快轮制陶的主要证据；“偏心涡纹”有时在慢轮所制陶器上也可以看到，只能作为旁证；“麻花状扭转皱纹”较难看到。但若经过较好的修整和装饰，这几种痕迹都有可能消失。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考古界对快轮制陶的发明期和发明地区都产生过一些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它发明于仰韶文化时期，其实仰韶文化并无轮制技术。产生这些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快轮成型的这些痕迹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总之，《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全国考古工作者数十年来取得丰硕发掘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著而成的，是优秀的考古学著作之一，对从事考古学、先秦史学、民族学、文物和博物馆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对于考古专业、文物博物馆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是必读的书籍之一，阅读后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动态，开阔眼界。我相信在全国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今后还会有很多新的考古发现，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也会不断地深入，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一定会进一步完善，达到更高的水平。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李文杰：《试论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仰韶文化的关系》，《考古》1979年2期。

［3］王劲：《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综述》，《江汉考古》1980年1期。

［4］屈家岭遗址考古队：《屈家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92年1期。

［5］朱乃诚：《屈家岭下层遗存的文化性质和屈家岭文化的来源》，《考古》1993年8期。

［6］［20］杨鸿勋：《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增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2期。

［8］［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3年1期。

［9］李文杰：《大溪文化之最》，《江汉考古》1988年1期。

［11］李文杰：《大溪文化房屋的建筑形式和工程做法》，《考古与文物》1986年4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蒙城县文化局：《蒙城尉迟寺》，科学出版社，2001年。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蒙城县文化局：《蒙城尉迟寺》（第二部）附录1，科学出版社，2007年。

［14］荆州博物馆，石首市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湖北石首市走马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4期。

［1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2期。

［16］［17］［18］李文杰：《宁夏菜园窑洞式建筑遗迹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年），文物出版社，1992年。

［19］：《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

［21］张孝光：《陇东镇原常山遗址14号房子的复原》，《考古》1983年5期。

［22］李文杰：《中国古代的轮轴机械制陶》，《文物春秋》2007年6期。

［2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下卷）第五章第一节“陶制品制造工艺”，科学出版社，1999年。

［24］李仰松：《仰韶文化慢轮制陶技术研究》，《考古》1990年12期。

［25］李文杰：《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制陶工艺研究》，载《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附录3。

［26］李文杰：《陶瓷技术》，载《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中），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

［2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

遗迹考察报告范文第10篇

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④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⑤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⑥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⑦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⑧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⑨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⑩“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輯訛輥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輰訛輥“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輱訛輥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輲訛輥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自20世纪后半段开始，世界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研究逐渐转变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重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视野已从证经补史的窠臼中脱离出来，从线到面，从物到人，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及发展规律，形成更为广阔深远的独立的阐释系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考古学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研究，如果涉及到精神文化领域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考古学面对古代音乐遗存时，尤为如此。作为物质的研究对象，考古学可以对其采用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方法进行一般的研究，诸如物态的一般描述、分型、分式、断代等等。由于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专业意识的局限，在现实的田野考古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如下问题：（1）遗存的现场处理有发现障碍和信息疏漏。往往忽略掉：作为礼乐遗址的环境信息，乐器的使用痕迹及详尽的存放状态，器物的结构及附件的配套关系，等等。比如曾侯乙墓，其大量礼乐器实物及由之显现的礼乐场景，引起了研究者从音乐遗址的角度对整个墓葬再审视。这个后起的理念已经错过了发掘过程，难免损失掉一些原本可以捕捉到的蛛丝马迹。同样，由于缺乏经验和敏感的专业意识而令人惋惜的事例，还有出于现场的清洗保护处理，该墓笙簧与笙苗的关系以及笙苗的管序被扰乱、移位；琴、瑟上弦和柱可能存在的遗痕也完全杳无踪影。（2）遗存的信息采集不敷使用，缺少有效的素材陈述。通常的考古发掘报告多从人工的遗迹、遗物的角度，谈论其层位关系、具置、器物组合、保存状况、自然环境；描述其形状：大小、数量、位置、方向、文字、纹饰；报告其材料（原生材料和加工材料）：质地、硬度、质感、火候、声响等。但对于音乐文物尤其是古代乐器的观察和描述，往往是语焉不详。比如乐器，往往是：结构不明、数据不全、交待不清，还缺少专业的鉴定、测试、分析报告。相关的照片资料一般只能反应器物的整体和外观，没有关键部位的特写，等等。由此提供的实物和资料只能作为古物学标本而不是音乐考古标本。（3）遗存的报告无力提供艺术史解读。对音乐遗存尤其是古乐器的认识，“形”仅仅是表“，形”上所含的无形的信息———“音”才是其灵魂，音乐学对于“形”的追逐是为了究其“音”。音乐考古就是要从这些有形的物质中获取无形的音乐信息，考查出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由于解读和描述能力的专业局限，现有许多发掘报告都难以对音乐学问题提供直接信息和知识支持，更谈不上建构和还原当时的音乐活动场景。许多音乐遗存的发现需要千载难逢的机缘，其出土时的环境信息以及器物附着的迹象往往极易消失并不可再生；某些音乐文物以极其脆弱的材质身处现实的保护条件也许还会得而复失。这一切，如被熟视无睹的目光掠过，是其不幸，更是今天的大不幸。考古学不能有音乐考古盲区。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开拓音乐考古领域。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并非纯学术问题。#p#分页标题#e#

一个学科的确定和建设，需要相应的行政归属和管理、专业设置、机构设置、教学培训体系。普通考古学对音乐考古学的不认同，自然会影响到考古学相应的知识结构、人才结构、体制结构和管理制度，影响到其对音乐考古学的支持力度和贡献，影响到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显性和隐性的“行业壁垒”，最终会影响到音乐考古学的良好生态和成长。这将是考古学学科的损失，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事业的损失。关于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音乐学界的认识也不统一。本文开篇所罗列的有关音乐考古学的定义，全部出自音乐学界，其在音乐考古学的归属上有如下分歧：音乐学分支、音乐史学分支、音乐史学和考古学双重性、音乐学和考古学双重性、考古学特殊分支。显然，也有音乐学者不认同音乐考古学归属于考古学。部分学者在强调音乐考古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时，强调音乐考古与考古的区别和剥离，对考古学之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在观念上有些疏远和游离。诚然，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其可独立之处。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区别在于：（1）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学方法所获取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其中除了考古学方法获得的资料之外，也包括传世的文物；（2）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实物本身，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重点是从实物中考察出其所承载着的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3）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音乐考古学除遵循这些方法之外，还需要运用音乐学的研究方法；（4）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元代，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清代；等等。随着这一新兴学科的不断成熟，它一定能逐步形成一套独立、完善的学科体系。

尽管如此，音乐考古学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并不能使其摆脱它对考古学的依附性。音乐文化遗存的发现和获取基本都来自考古发掘，这些文化遗存的时空坐标需要用考古学方法标定，针对实物、图像、文献、遗址的查验、检测、纪录和考证，现场调查及整理是音乐考古基础性工作。如果脱离考古学来孤立地看待和研究音乐文化遗存，脱离对音乐文化遗存的时代、文化区系、类型序列、共存关系、从属关系、器物组合等考古学的综合考察与分析，音乐考古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搞音乐考古研究，如果不能掌握类型学、不能掌握考古学文化这些方面的基本知识，这种考古学的研究是似是而非的，这就脱离了考古学基本手段去研究，和过去的古器物学没有什么区别。……有了这些基本认识，有了在考古学整体基础上把握的音乐考古学，这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那都似是而非，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輥輳訛由于现行体制的障碍及其由之产生的与考古学的游离意识，在音乐考古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1）不辨器物的考古学关系，将不同年代或不同墓葬的出土物盲目合并组合，视为同期器物研究；（2）不辨器物群内在的组合关系，盲目将入葬组合等同于原始组合；（3）不实地全面、具体考察原物，仅凭发表的资料和数据望文生义，很难触及研究对象的实际及其规律；（4）不顾及器物的考古学背景，就物论物，缺乏体系概念和人文视野；等等。这些不循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只能使人误入歧途。

此外，音乐考古学也只有在考古发掘和调查中参与抢救、采集、保护古代音乐文化信息，才能担负起自身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无可替代的责任。音乐考古学者直接从田野工作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往往更具体、更详尽、更实用、更有效。音乐考古学者由古乐器音响检测到音乐形态研究，由编钟铸造技术观察到编钟调音规律的发现等等，都是音乐考古学者深入考古发掘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音乐考古学对考古学古乐器断代的反哺和重要贡献。音乐考古工作者要参与发现，从田野发掘工作做起，在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报告编写和专题及综合研究等各个环节主动参与、积极回馈，在与考古学的渗透中更加主动、更加深入、再加靠前———音乐考古学植根于考古学的沃野才能根深叶茂。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滋生于音乐学、考古学，也从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来自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领域的学科需求和成果反馈，也会影响着音乐考古学的信息采集、整理、记述和解读；自然科学和新技术会开阔传统器物学的观察视野，深化对音乐遗存的认识程度和相关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学科成长的条件和背景，也是其新兴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表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和实践的积累会逐渐明晰这一学科的架构体系，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会廓清这一学科的属性。不过，回顾音乐考古学的萌生，是考古学的启发、考古资料的吸引和刺激，促成了音乐学（主要是音乐史学）学者的进入；是音乐学与考古学的合谋催生了音乐考古学的建立；是两个学科突破认知局限的需求形成了学科交叉、渗透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考古学与音乐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重叠，在研究方法上互为通用，在对象释读上互为补充。虽然还有其他更多学科在这个领域里交汇，从学科最基本的结构关系看，音乐考古学确实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学的双重性质，并更倚重于考古学。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在学科关系上存在着的上述现象，是音乐考古学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音乐学家、考古学家更多地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了解对方的长处和局限，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补，在合谋与互动中共促学科发展。

当然，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在国家推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遗产事业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之下，作者愿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音乐考古学科建设要与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文化遗产日，以“文化遗产”的概念拓宽了“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标志着新世纪我国文化遗产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考古学定位为一级学科。音乐考古学科时逢成长的大好机遇。事业是学科的依托和动力，事业的发展需要队伍保障和政策支持，也会对相应学科提出刚性需求，并推动其发展。音乐考古学者应该在遵循学科成长规律的前提下，紧密与文化遗产事业相结合，力求进步，积极贡献。

遗迹考察报告范文第11篇

从读史的过程中，我忽然想到在我做眉山市委常委兼市委宣传部部长和市委秘书长十年间，陪同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以及海内外宾朋到三苏祠参观考察时，见过三通石碑，其记载了1936年6月至8月的国民政府、四川省政府和眉山专署颁布的保护三苏祠的布告。可《眉山县志》中没有记载。（仅在1992年县志中有一句话说明，而且文略，没有时间和内容的记载，更没有国民政府的记载。）我询问现在的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先生。他向我说明，这几块石碑是在2000年三苏祠维修时新发现的，地方文献资料均无记载。在陈馆长的协助下，我获得了这三通布告碑文的传真件。我仔细阅读并认真思考，以为当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给《眉山县志》补上这一史实。

从三通石碑布告的内容看，先是时任四川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余安民的一个公告，并上报给四川省政府；时隔一月后，四川省政府亦公告，同时又上报给当时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仅隔了一个月，国民政府又公告，保护三苏祠，并严令“仰军政各界人等，一体凛遵。务须加意爱护，毋得籍词借驻。为要。”之后，原驻在三苏祠的国民革命军17师（在民国31年至34年）从三苏祠迁出。后来的情况，在《眉山县志》1992年版第929页中记载为：“部队撤走后，民国37年三苏公园再度向西扩至近城墙处。”只是为何迁出，县志并没有记载。按常理推想，当时定是遵循三通布告之作为。现按时间顺序将这三通石碑所刻公告内容抄录于下：

第一通“四川善后督办刘为布告碑”

民国25年（1936年）刻石。碑文所录如下：

事案据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余安民呈称

眉山为三苏故里，城内旧有祠堂一所，内供文安、文忠、文定三公遗像。上年官绅集议，广为公园。颜曰：三苏。仰恳赐予保护布告，以维名胜。

等情，前来查，苏公父子崛起岷峨，独得山水之清奇，蔚为蜀学之大师。文章、道法、经济、事功、彪炳当时，垂范来。地方人士景仰，芳型重新祠宇，拓为公园，以资观感。允宜力加保护，用垂久远。俾后之来者得所矜式，斯亦作育人才之一道。凡属公园以内，不准军队驻扎，或机关借用。庶园林台榭，历久常新。先哲典型，永远勿替。除指令照准外，合行布告。为此，告仰军民人等，一体遵照，勿违。切切，此告。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四川善后督办关印

第二通：“四川省政府布告碑”

二十五年民字第一六三五七号

民国25年（1936年）刻石。碑文所录如下：

案据四川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余安民呈称

窃维式闾封墓，周推锡类之仁；表里旌门，汉重乡贤之礼。故义或取乎观感，而事无间于古今。所以矜式邦人，楷模多士也。眉山为三苏故里，城内旧有祠堂一所，内塑文安、文忠、文定三公遗像。林园幽胜，台榭清虚。历有名流，时多题咏。上年官绅集议，广为公园。颜之曰：三苏存其寔也。专员以钧行营，迭有明令，保存胜迹，仰见尊崇先哲，钦佩莫名。苏氏在宋一代，父子兄弟之间，人品文章之盛，稽有史之篇籍。前无古人，慨日下之江河，后无来者。即此崇祠旧址，岿然尚存。千年旧树，犹有荔枝。数里新衢，宛然纱縠。较之武乡遗庙、工部草堂，殆有过之无不及也。此不独吾川观摩所系也，且为全国景仰所关。况复拓为公园，籍供游览。倘疏护持之责，何觇文化之。仰恳钧行营，赐予保护布告，以免军队驻扎，机关借用，以维名胜。一俟奉到，领下署，即便勒诸石碑，垂之久远。庶几甘棠荫地，留已往遗爱之思，老柏摩天，启后来希贤之念。

等情，据此查，三苏父子，宋代先贤，品学文章，千载宗仰。关兹祠宇即属纱縠旧居，现既改作公园，胜地名贤，亟应崇护。据呈前情，除指令外，合行布告。仰军民人等，一体遵照，毋得擅行驻扎、借用。维名胜，切切。

专告

中华民国四川省政府印 二十五年七月日

主席刘湘 民政厅长王又庸

第三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布告碑”

总良字第1316号

民国25年（1936年）刻石。魏碑体楷书镌刻。碑高1.84米，宽0.95米。碑文所录如下：

案据四川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余安民呈称

窃维式闾封墓，周推锡类之仁；表里旌门，汉重乡贤之礼。故义或取乎观感，而事无间于古今。所以矜式邦人，楷模多士也。眉山为三苏故里，城内旧有祠堂一所，内塑文安、文忠、文定三公遗像。林园幽胜，台榭清虚。历有名流，时多题咏。上年官绅集议，广为公园。颜之曰：三苏存其寔也。专员以钧行营，迭有明令，保存胜迹，仰见尊崇先哲，钦佩莫名。苏氏在宋一代，父子兄弟之间，人品文章之盛，稽有史之篇籍。前无古人，慨日下之江河，后无来者。即此崇祠旧址，岿然尚存。千年旧树，犹有荔枝。数里新衢，宛然纱縠。较之武乡遗庙、工部草堂，殆有过之无不及也。此不独吾川观摩所系也，且为全国景仰所关。况复拓为公园，籍供游览。倘疏护持之责，何觇文化之。仰恳钧行营，赐予保护布告，以免军队驻扎，机关借用，以维名胜。一俟奉到，领下署，即便勒诸石碑，垂之久远。庶几甘棠荫地，留已往遗爱之思，老柏摩天，启后来希贤之念。

等情，查三苏公园，乃眉山古迹。就乡贤之崇祠，辟登临之胜地。直为景仰之思。自应特准布告，切寔保护，用示崇敬，而垂久远。据呈前情，除指令外，合行布告。仰军政各界人等，一体凛遵。务须加意爱护，毋得籍词借驻。为要。

此布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日

委员长蒋中正

（文中为字迹风化损落，无法辨认，特以标出，以备后续考，特注。）

以上的三通布告碑，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以中央政府、省政府到地方政府保护三苏祠的一段真实史实。应当说，当时的东坡老家为有三苏祠而骄傲，也是那个时代的“国保”单位。正因为有了这三个布告，才使得国民革命军第17师撤出了三苏祠，才有了后于“民国37年三苏公园再度向西扩至近城墙处”。

遗迹考察报告范文第12篇

一、考古发掘与图录刊行

犍陀罗佛教美术衰败已逾千年，往昔已被掩埋的寺院遗址经过发掘才得以识其真面貌。19世纪末以来，英国考古学家卡尼伽姆、斯坦因、斯普那、哈恩古林维斯等对白沙瓦盆地周边的佛教寺院进行了考察发掘。狭义的犍陀罗是指以白沙瓦盆地为中心的遗迹，另外，还包括东部的塔克西拉、北部的斯瓦特、山地的哈扎拉、普奈鲁、德意鲁、巴就鲁等地域，也有散在的佛教遗迹说；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周边地域（古代称为南加哈尔，以哈达寺院遗迹而著名）以及喀布尔近郊、北部的迦毕试地区的许多佛教遗迹在内，将这些地域包括在内的广义的犍陀罗，也称之为“伟大的犍陀罗”。马歇尔对塔克西拉都市遗迹和佛教寺院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战后的考古调查活动中，日本京都大学调查队对犍陀罗买哈桑达、塔来里的佛教寺院进行了发掘，两处遗迹出土了大量的佛教雕刻、寺院结构遗迹（考古报告于1969年、1978年刊行）。另一方面，意大利考古队于1956年对斯瓦特地区进行了发掘调查，对尤德格拉姆、巴里考特都市遗迹之外，还对布特格拉Ⅰ号、帕尔、萨伊特•夏利弗Ⅰ号的佛教寺院遗址进行了考察并得以明确其位置，犍陀罗美术的诞生以及演变的表现样式逐渐得以明确。特别是法赛奈先生对布特格拉Ⅰ号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佛教雕刻、货币等遗品。雕刻图录于1962～1964年（但是文本篇未出版）、考古发掘报告六册于1980～1981年刊布。由考古发掘报告得知，布特格拉Ⅰ号佛寺是从公元前3世纪至11世纪经历了由盛到衰的一个漫长的存续历程。另外，帕尔佛寺发掘报告两册于1993年出版，据此地出土的货币为依据可以得知1~5世纪佛寺建筑的编年轨迹。此后，萨伊特•夏利弗Ⅰ号的发掘报告以及僧院编与塔院编也相继刊行（1989、1995年），经过对布特格拉Ⅰ号、帕尔、萨伊特•夏利弗Ⅰ号这三处寺院的建筑构建的对比研究得出了编年。关于佛教雕刻，法赛奈的遗稿对布特格拉Ⅰ号、萨伊特•夏利弗Ⅰ号的建筑物编年为基础，对出土雕刻地进对比研究，特别论述了犍陀罗雕刻初期表现形式，是继马歇尔以来对犍陀罗佛教美术编年的重新审视之作。

意大利考古队在斯瓦特地区的考古发掘持续数年，白沙瓦大学和巴基斯坦考古局对德以鲁、斯瓦特大量的佛教遗迹进行了发掘。在对斯瓦特河右岸的德鲁尔地区的安达德里、卡特帕特、达姆克特等遗迹、布特格拉Ⅲ号等地的佛教寺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雕刻作品。以上这些发掘成果虽然包括概报在内出版发行了相关报告，但是，遗憾的是，对于发掘的记述、画面以及图版等记述并不充分的地方很多。同时，巴基斯坦考古局对白沙瓦、巴就鲁等地区进行了一般性的考古调查，在这方面，出版发行的考古调查报告还是很有益的（1996年）。另外，日本京都大学队（以西川幸治为代表）在犍陀罗东端蓝尼伽特遗迹进行发掘，东京国立博物馆调查队在哈扎拉地区的扎鲁德里遗址进行了发掘。前者对发掘成果出版了图版编和概报，后者研究成果由小泉惠英撰写了概报以及石雕像群的复原考察。诸如上述考察发掘活动一直持续到1980年以后。另一方面，本地居民以探宝为目的发掘活动也相续进行，一些出土地或出土状况不明的犍陀罗雕刻品大量出现，并流入日本和欧美等国。其中一部分收藏在美术馆、博物馆内，大量藏入私人手中，私人藏品的情况下对于藏品的收藏地难以追迹。在这种情况下，栗田功先生曾致力于包括私人藏品在内的犍陀罗美术品的调查，最终结集图录并出版刊行。有关犍陀罗雕刻图录的资料，将巴基斯坦博物馆所藏作品进行收录的因福特先生编辑出版的作品享有盛名（1957年），这是此后至今收录犍陀罗遗品数量最多的美术资料集成之作，其中对斯瓦特、布奈鲁、巴休鲁等地出土雕刻品包括在内，有助于读者十分便利地廓清犍陀罗雕刻遗品的全貌。

除了宠大的遗品数量之外，犍陀罗美术资料集成对于美术史研究至关重要，这也是将来的必然课题。在此，还要感谢近年来各地的博物馆相继刊行了犍陀罗雕刻遗品的图录。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阿克曼恩先生对维克特里亚和阿鲁巴特博物馆所藏的故事浮雕作品的研究与图录刊行，瑞瓦夫先生对大英博物馆图录的研究刊行，切德拉布塔切瑞亚先生对卡德克鲁州立博物馆图录刊行，本瑞德特先生对大都会美术馆藏图像的刊行等等。在以上例举的成果中，大英博物馆的图录最为充实，不仅对作品解说，还对犍陀罗的地理、历史、佛教的状况以及对考古学调查收集的概要，还有包括窣堵坡、舍利容器及其信仰，雕像、浮雕的主题图像，建筑装饰以及年代断定等方面，对研究史的概观进行了简洁明了的叙述，对研究者来说极为有益。以上对近年来考古学上的发掘调查与图录刊行情况进行了概观介绍，但是，对于犍陀罗美术史更深层次的考虑来说，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资料不容忽视，那就是犍陀罗雕刻遗品究竟是在怎样的寺院遗址以及在寺院何处出土的问题，还有当初是怎样的配置情况等等。向来对于犍陀罗美术史研究来说，诸如上述这样的问题并没有涉及到，断片的出土遗品，如雕像或浮雕当初是如何装饰寺院的，试图探讨这一问题，就有必要了解和明确图像以及佛教信仰的实态、佛教雕刻的功能。但是，且不说近年来的发掘调查，特别是20世纪前半期之前的记载发掘情况的发掘报告内容十分简略有限，而且忽略了“当初雕刻遗品是如何在寺院中配置的”这一问题。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着手重新审视古老的发拙报告，对原始资料、原始照片进行追迹，对遗迹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考察检证。例如蒂索先生对萨利•巴罗来遗迹，埃林顿先生对夏玛尔•嘎利遗迹，达尔先生对西克里遗迹，桑山正进先生对夏吉肯德里遗迹。此外，在阿富汗，塔兹先生对哈达的特巴克朗遗迹，康邦先生对迦毕试的佛教寺院遗址进行了考察检证。得益于以上诸学者的考察检证，上述各处佛教遗迹的存在情况大致已明确。近年来，犍陀罗研究活动相关展览会以及国际学术研讨会相继开展，内容丰富充实的展览图录和论文集相继刊行。其中，介绍几本最为值得关注的展览图册。

E.ErringtonandJ.Cribbd，ThecrossroadsofAsia:TransformationinImageandSymbolintheArtofAncientAfghanistanandPakistan，Cambridge，1992.这是一本以东西文化交流为视点对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古代美术为主的展览图录，收录作品视野开阔、内容丰富、分类多样，作品解说也极为详尽，特别是以东西文化交流为背景来看犍陀罗美术这一视角极其有益。D.E.Klimburg-Salter，BuddhainIndien:DieFruhindis-cheSkulpturvonKonigAsokabiszurGuptazeit，Wien，1995.这本书以犍陀罗和马图拉美术为主线，捕捉两者的关联，进而探讨印度美术源流的展览会图册，其中包括平常难以见到的大量珍贵作品。东京国立博物馆编《巴基斯坦•犍陀罗雕刻展》、《印度•马图拉雕刻展》（NH，2002年），这两个展览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以及其他地方同期展出，出展作品包括了犍陀罗和马图拉各种形式的名品以及意趣深远的作品，使观者对犍陀罗和马图拉两地遗品的迥异一目了然。宫治昭编《犍陀罗美术与巴米羊遗迹展》（静冈县立美术馆，静冈新闻社，2007~2008年）以日本国内所藏、极其珍贵罕见的雕刻遗品为主题图像的展览。其中大半作品是作者经过近十余年的调查探访而获得的资料。显示了日本国内在世界范围内对犍陀罗美术遗品收集收藏的质量首屈一指。M.Jansen,C.Luczantitzandothers，Gandhara:TheBud-dhistHeritageofPakistan:Legands，Monasteries，andPar-adise,Maina，2008.本书以巴基斯坦各地博物馆收藏品为主，此外，还包括欧洲博物馆藏品，犍陀罗美术大量的代表作品收录在内的展览图册。展出作品以及展览目录内容充实丰富。图册总共由37卷组成，每卷以短文随笔的形式，内容以历史、货币、发拙史、考古、建筑、出土写本、碑铭为主，涉及与雕刻相关的佛传浮雕，佛像、菩萨像、神像以及与大乘佛教相关联等多方面的问题的解明，可以说这本图录彰显了目前犍陀罗研究的水平与方向。

二、犍陀罗美术初期表现———佛像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

塔克西拉的达摩拉吉卡大塔以及斯瓦特的布特卡拉大塔建筑年代的推测，虽然说可以追溯到孔雀王朝时代（公元前3世纪），但是，此处没有发现雕刻类的遗迹。应该说，就在那之后起就有佛教雕刻制作了。中印度最古老的佛教雕刻推测是公元前100年时帕尔富特佛塔的塔门和栏楯上的浅浮雕。西印度以及南印度也是在公元前1世纪以后逐渐盛行制作佛教雕刻的。犍陀罗地区有雕刻遗迹的古老寺院，例如塔克西拉的西尔卡普的寺院以及达摩吉卡寺，根据马歇尔研究明确记载，最初的浅浮雕是在塔克西拉出土的。印度•希腊人时代（公元前2世纪中期至公元前1世纪中期）的出土遗品数量有限，大部分在萨珊•帕提亚时代（公元前1世纪中期至公元1世纪中期）。属于这个时代的雕刻遗品，除了有所谓的“化妆盘”，还有佛塔上的花环装饰、圆雕的小型女神像、本生故事浮雕以及悉达多太子像等。可看出这些雕刻具有希腊、西亚以及古印度初期美术传统兼融并蓄的风格特征。在西尔卡普F区和G区有设有方形基坛的窣堵坡，其建筑装饰由希腊文化和古印度两种元素构成。另外，在西尔卡普D区的支提殿堂出土的大量窣堵坡粉饰灰泥像头部，也包括有萨梯风格人物和近似于菩萨像都有很明显的希腊式的技法。根据马歇尔研究，犍陀罗美术开始于萨珊王朝时期，希腊文化的复兴是在印度帕提亚时期，像饮酒图一样，在主题和装饰上，以及技法上都受到了西方雕刻制作的影响，逐渐被佛教化的主题取代。在贵霜王朝初期，以佛传图为主，在“祇园布施”图中出现了自然形态的佛像。高田修先生根据马歇尔的意见，对年代更加详细的探讨，推测迦腻色迦纪元（马歇尔采用128年之说），佛像起源于公元1世纪末期。犍陀罗佛像是如何诞生的呢，对于明确其形象考古学发掘将是重要的线索。马歇尔、高田修的观点认为，对于塔克西拉的发掘成果来看，萨珊、帕提亚、贵霜王朝初期的遗址地层并不明确，而且上述遗址的出土品数量也是有限的，关于佛像的起源没有充足的原因根据。另外，对于白沙瓦盆地周边的佛寺遗址来看，是否这就是犍陀罗美术的初期表现形态的遗迹，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根据意大利队对斯瓦特地区的发掘，特别是布特卡拉和萨伊特•夏利弗的佛寺遗址的发掘，成为明确犍陀罗美术初期表现形式的重要成果之一。

下面，对法赛奈先生的发掘报告进行介绍。布特卡拉Ⅰ号佛寺遗址很大的空间内（78×80米）中央建有大塔，在其周围有很多的小塔、幢柱、祠堂、僧院等227个建筑物构成的大型佛教寺院。根据发掘结果得知，这座寺院是从公元前3世纪起延续了1000多年，经历过几次自然倒塌和再建、改修。以地质和出土遗物为基础，发掘者先后分四期进行了编年：中央大塔的创建为第一期，追溯为孔雀王朝时期；第二期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初；第三期是公元1世纪至公元3世纪末；第四期是3世纪末至7世纪，在那期间经历了六期增建和改建。推测最终在11世纪伽兹尼王朝时期，随着伊斯兰的入侵而消亡了。对于犍陀罗美术的考察，布特卡拉Ⅰ号大塔的第三期改修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时期弓形大塔的直径变为15.22米，在圆形基坛的周围置有栏杆，在四周设置有台阶。就在这次第三期的开始，法赛奈以出土货币的地质年代得知是公元20年时期左右的。幢柱135号，小塔14、17、22号等都是相同地质，推测都属于同时期。135号幢柱是方形基坛圆柱建成，是克斯林式柱头，顶部置有。推测当初大塔的四周应该是被幢柱包围，这与达摩拉吉卡大塔的形式是共通的。

另外，小塔14、17号都是方形基坛，其壁面有窝形基台，克林斯式柱头，装饰带状建筑物顶部突出装饰图案。其外观与西尔卡普F区双头雕窣堵坡以及G区窣堵坡类似。双头雕窣堵坡方形基壇的正面设有台阶，壁面也配有克林斯式柱子。在其上面还装饰有希腊神殿风格的建筑屋顶上的装饰，以及双头雕支提、拱门、印度式门，在上端有带状建筑物顶部突出装饰。在方形基坛的上方的窣堵坡四周设有方形的印度式栏杆。可见，这种双头雕窣堵坡是希腊文化和印度文化的融合。西尔卡普的窣堵坡（F区）与布特卡拉Ⅰ号小塔（14、17号），是具有浮雕装饰的最古老的犍陀罗窣堵坡的遗迹，希腊风格与古代印度的要素表现混合多样、趣味深远。印度的窣堵坡的基坛是覆钵形与圆形的结合体，几乎全部都是圆形的，而犍陀罗的窣堵坡的基坛全部都是方形的。对于这一问题，桑山正进先生对此有论述，他认为这可以从罗马帝国时代初期的墓室建筑中找到起源。另外，桑山先生认为在南印度和西北印度见到的窣堵坡内部壁面上车轮状的构造手法来源于奥古斯特灵庙的表现形式，贵霜时代佛教建筑、美术表现呈现出大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来自罗马建筑和美术的新的巨大影响。赛奈先生认为，方形基坛的墓室以及具有方形基坛的圆形建筑物在希腊时代的希腊、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以及北非地区就已经出现了。确实，希腊•罗马的墓室建筑与犍陀罗的窣堵坡关系密切，这是应该引起人们更多关注的地方。与此相关的萨伊特•夏利弗Ⅰ号的寺院址，根据考古发掘得知这里在当初就是墓地所在地。特别是在犍陀罗，推测佛寺以及窣堵坡与葬礼关系密切，包括对僧侣的作用以及佛教雕刻的表现方式之上的考虑来看，意味深远。此外，布特卡拉Ⅰ号大塔三期GST3与同时期的幢柱135号，小塔14、17号都有浮雕雕刻。幢柱135号的克林斯柱头雕有上半身的供养者像、顶部有和莲花纹的装饰主题纹样（与桑奇大塔上纹样相同）。小塔14、17号的装饰有狮子面、睡莲、鹫、莲花上的有翼童子等。出土的同时期的带状建筑物顶部突出部分的断片（B6841、B2587、B3792）上也有上半身人物像。这些浮雕雕刻的人物表现具有宽幅的圆脸、阴刻线的眼球以及半闭合的双眼、雕刻线很长的双眉、小巧而突起的嘴唇，以阴刻手法的平行线来表现的佛像衣纹等上述这些特征，被称之为“drawingstyle”风格。

法赛奈把布特卡拉Ⅰ号大塔出土的大量雕刻以样式类型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最古老的是“drawingstyle”风格，年代可追溯至公元1世纪前半的贵霜王朝时代。法赛奈以犍陀罗最初期的美术表现风格和马歇尔的塔克西拉发掘成相结合，重新审视布特卡拉Ⅰ号的制作年代为萨珊•帕提亚时代。另外，将凡•罗哈伊泽•德立芙、法布雷格、福斯曼、卡特等诸位研究者对上述年代的佛教美术研究的焦点内容来看，在考察犍陀罗美术表现形式的诞生、并包含佛像的犍陀罗雕刻应是公元1世纪前半时期是最具有说服力的。法赛奈先生所谓的以“drawingstyle”进行分类的大量作品其风格并非一致，需要进一步推测因时代的不同跨度而产生的异同，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虽然，向来受希腊风格影响颇深的佛教雕刻在犍陀罗雕刻遗品中看上去极为古老，但是，我们认为值得关注的是，最初期的犍陀罗雕刻的样式是希腊与印度古代初期的两者美术传统相融合之后在此地形成的。笔者曾撰写《佛像的起源》一书，追溯至公元1世纪前半———中期，最初期的犍陀罗美术表现样式，以装饰纹样、菩萨像、佛传图、佛陀的象征性表现以及佛陀像等分类考察，并以组像“梵天劝请”的浮雕雕刻为主说明了现存最早的佛像表现的形式。

萨伊特•夏利弗是与斯瓦特的布特卡拉Ⅰ号同样重要的佛寺遗址，以法赛奈先生为首的意大利考古队对此进行了发掘，取得了巨大成果。萨伊特•夏利弗遗址位于距离布特卡拉Ⅰ号佛塔遗址1.5公里的丘陵地带，它与布特卡拉Ⅰ号密切相关。萨伊特•夏利弗遗址是由西侧的低地的主塔为中心的塔院，以及东侧的开阔中庭地带的方形僧院共同组同，是犍陀罗地区一般常见的伽蓝配置范式。主塔的北侧正面有阶梯，方形基坛约20米，最初在方形基坛的四周有栏楯，方形基坛的四角有狮子形柱头的圆柱，正面的阶梯可供人攀登圆形基坛。最初，在圆形基坛的表面有佛传浮雕的镶嵌石板（竖45.5厘米，横65厘米）总共60~65块。遗憾的是，这里出土的佛传浮雕几乎全部是残片了，但是，依然能从断片中看出佛传故事中比武竞技的诸场面呈现出的优秀的石雕风格。在圆形基坛的上部有两层鼓腹的圆形建筑，底层部分还有带状装饰和栏楯纹样以及立柱装饰。上层部分是覆钵形的平顶、伞盖形式。正如上文所述，这样宏伟的萨伊特•夏利弗主塔，小塔21、31、32、57号，以及幢柱24、29号等是同期制作的，法赛奈先生从萨伊特•夏利弗出土的货币、碑铭书体等综合性地判断来看，将其确定为公元1世纪前半期或中叶创建的。主塔的圆形基坛以克林斯式柱头的圆柱将其场面围合起来，同时，在圆形基坛四周有从诞生到涅槃的“释尊的生涯”的连续式佛传故事浮雕，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连续式佛传浮雕的遗例。表现“释尊的生涯”传记的连续式佛传故事与其说是印度的一个例外，不如说这是犍陀罗美术的一大特征，并对中国以及日本的佛传美术表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如这样的传记形式的佛传表现的源流，在帕鲁伽姆大祭坛的提莱福斯神话、描绘奥德赛斯故事的艾斯克伊里努斯山丘的绘画，或者是罗马纪念柱、凯旋门等历史故事浮雕中可寻其踪，希腊•罗马的故事传说表现来看的话，其中在这些故事中，并没有描绘主人公的全部生涯故事。法赛奈是这样论述的，唯一例外的是罗马时代的鲍鲁特安斯街道出土的克里奈葬礼浮雕为例，这里描绘了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人生主要事迹。从犍陀罗佛传美术中的“释尊的生涯”为故事表现的特征来看，虽然认为这与希腊•罗马的故事表现密切相关，与其说与之具有直接的影响来说，不得不说这是“历史化的意识”所依存的文化土壤的必然结果。塔德先生在承认犍陀罗佛传美术受希腊美术的渗透和影响的同时，以立柱区隔画面连续性地表现释迦事迹，即所谓释迦生涯的佛传故事表现，是犍陀罗工匠们将印度和希腊的传统相结合的一大创举。

法赛奈先生以萨伊特•夏利弗出土的佛传浮雕为例，对其表现特征进行了考察，对其造型表现力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当时在萨伊特•夏利弗的工房中应有一批技艺高超的匠师。佛像椭圆形的脸宠、眼角微微上挑，阴刻手法表现的双瞳以及鸟翼形特征的冠饰，具有健壮的身体、明快的肉体感的特征。另一方面，还可以明显看到佛像的衣裙、天衣等以线条方式表现衣纹褶皱以及衣端规则性的锯齿状衣纹表现。另外，战士的铠甲、头发、树叶等也被精致地表现出来。这样的样式特征可以说是以布特卡拉Ⅰ号佛塔的初期样式，也就是前文提到的“drawingstyle”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更加具有现实感表现的造型样式。基于法赛奈先生的考察成果，说明了萨伊特•夏利弗的佛传浮雕的重要性。他认为萨伊特•夏利弗的制作年代是继布特卡拉Ⅰ号“drawingstyle”之后。另外，他根据考古学发掘的地质层位、碑铭、出土货币等为基础，进一步说明了其制作年代应在公元1世纪前期或中期。但是，虽然说此处出土的货币数量极少，却包含了贵霜王朝时期的货币，而贵霜王朝应是1世纪后半建立的吧。萨伊特•夏利弗的佛传浮雕的制作年代还有商榷之余地，它与布特卡拉Ⅰ号的浮雕雕刻共同成为意大利考古队在斯瓦特地区发拙的关于犍陀罗雕刻初期表现样式的闪光点，可以说是近年来关于犍陀罗美术研究令人瞩目的成果之一。正如前文所述，在斯瓦特的布特卡拉Ⅰ号发现了贵霜王朝以前的公元1世纪前半的佛传图中出现了佛陀像的有力说明，但是，此地出土的大量雕刻作品不足以成为编年的充分依据。对塔克西拉佛寺的变迁进行详细考察的桑山正进先生，对犍陀罗佛寺的伽蓝配置的变迁进行考察研究的本瑞德，还有根据对出土货币状况进而对佛寺、佛像制作年代进行研究的埃灵顿等诸位研究者认为佛像的出现是在贵霜王朝以后。但是，无论谁都没有对初期雕刻的表现样式进行详细探讨。多年以来结论最多的观点认为是在伽腻色伽即位年代，福格对此提示了纪元127年是最为有力的说明，众多的研究者对此结论已认可，在货币上雕刻佛像的唯一帝王———伽腻色伽时代，不难想象犍陀罗佛教雕刻迎来了极为隆盛的时期。贵霜王朝王位继承和佛教信仰状况的拉巴塔克碑文的解读还存在不明确之处，公元1世纪的情况不明确之处存在很多。公元1世纪时期的犍陀罗佛寺、雕刻的表现形式的进一步确定可以说是今后的学界课题之一。

三、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犍陀罗美术

犍陀罗美术的一大特征就是由印度、希腊、罗马、伊朗等美术传统兼容并蓄形成的，这是由于它和西北印度的历史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此地自从印度雅利安人入侵以来不管是从民族的还是语言方面来看印度文化已经根深蒂固。一方面，6世纪前它是波斯阿契美尼德朝的属地，公元1世纪前游牧民族塞种从阿富汗西北部起兵，侵入印度•希腊统治的犍陀罗地区，更有贵霜王朝的游牧民族支配给这里带来伊朗系文化。在美术表现方面给与犍陀罗很大影响的是希腊文化，也就是希腊精神。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王的东征之后，继续统治东方的希腊塞硫古王朝，建立了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这样一系列的历史关联，把希腊文化带给了犍陀罗。在贵霜朝时代开始加速和罗马世界的交流，于是推断犍陀罗美术和伊朗、希腊、罗马等美术要素兼容并蓄，诞生了全新的美术风格———犍陀罗美术。在犍陀罗美术中可以看到印度风格的主题图像，圆形柱础、栏楯、拱门等建筑主题。药叉等民间信仰神之外，还有佛传浮雕中的帝释天、四天王、魔王等神，或者比丘、婆罗门、国王、居士、仙人、托钵行者等，这些形象表现了印度人的世界观以及和社会有关系的人物。此外，犍陀罗地域还存在特殊信仰的鬼子母神，希腊神话中龙女、金翅鸟、女神等等。另一方面，说起希腊•罗马风格的图像主体，克林斯式柱头、葡萄唐草纹以及与狄奥尼索斯信仰有关联的酒宴图、舞会图、男女饮酒图、扛花环的童子、游戏的童子、海马等海兽，雅典娜女神、支撑建筑物的阿特拉斯等枚不胜举。再有，伊朗作为游牧民族起源的图像，还有动物形柱头、狩猎图，游牧民族像、娜娜女神像等。福契尔先生对犍陀罗美术中出现诸如上述所提到的各种各样的美术图像进行了古典学研究并对此作了大致的分析。福契尔把犍陀罗美术冠之以“希腊式佛教美术”的称名，特别强调了受希腊影响的结果。对此，英美的研究者提出了犍陀罗美术中看到的西洋古典要素特别是罗马（帝政初期）美术的影响，或者是和这个相呼应的东西这样的见解。苯切斯尔先生将裹着大衣的佛像和穿着正装的罗马皇帝像与太子树下耕作图像、石棺展现的耕作场面以及太子出城图像和皇帝胜利后入城、凯旋而归的图像等等作了比较，考察了罗马美术对犍陀罗的影响。还有，莱昂德先生认为，在比马兰出土的黄金制的舍利容器上展示的佛像配置形式是2世纪的西达马罗石棺以前所没有的形式。或者说，希腊美术所具有的特征性表现，如衣服使身体轮廓清楚地展现的表现力在犍陀罗佛像中并没有被刻意表现，犍陀罗的佛像衣饰透过身体展现出了独立的量感，衣纹展示出窗帘状那样下垂平行有深度的雕刻，这样的表现与1世纪至3世纪初的罗马美术样式比较接近。此外，还有包括维尔在内的罗马美术影响的研究者认为在犍陀罗美术中看到的西方影响来自于贵霜王朝时代的海上贸易。

相对于“希腊式佛教美术”对“罗马式佛教美术”的论考，以犍陀罗美术的年代论为视角，犍陀罗美术和罗马美术之间的确存在屡屡平衡的关系，可是，对两者进行比较后，不得不说决定制作年代相对困难。还有一个问题是，无论是“希腊式佛教美术”还是“罗马式佛教美术”这样的称呼，就把伊朗、印度等要素等于全部放手了，犍陀罗的人们将多样的要素进行选择性地接受，更加把它们进行融合，形成了称之为“犍陀罗美术”这样的视点就不存在了。另一方面，犍陀罗美术和罗马美术，还有对初期的基督教美术进行比较分析，也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可以说应该做详细的个别考察课题，遗憾的是，之后这样的观点研究活动并没有进行下去。犍陀罗美术是在活跃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基础上诞生发展起来的，这样认为的话，那么就要再一次回到原点检证犍陀罗美术的多样性图像主题的同时，有必要明确对选择性接受的做法和其意义的认可。“影响”这个词使用方便，因为这个失去对犍陀罗美术独有的特点的见解是不行的。相对于“影响”来说使用“吸收”或更为合适吧。以选择性的吸收和发展的视点为前提，尤其在考虑犍陀罗美术问题上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在考虑犍陀罗美术之际，对于探究其早期历史来说，此地出土的化妆盘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塔克西拉的西尔卡普出土了近60件，还有出土地不明的化妆盘也占多数（大多在西北印度地区出土）。现在所被知道的达到200件以上。化妆盘一般的直径有10~20厘米的大小，石材选择冻石或者千枚岩，还有片岩，中心面凹进去，四周突出来。内面刻有各种题材的图案的花纹。也有凹面全体施行雕刻的，大概都在上部占3/4部分雕刻着图案，剩下的部分不是空白的原样，就是雕刻着莲花纹和几何纹样。自从苯切斯尔先生将这样的石制圆形小盘称之为“化妆盘”以来，这个名称被广泛地普及起来，实际上怎样使用它并不明确。只是，那里展示出的主题和图像几乎都是神格化的宗教的图像有关的这一点来看，化妆盘不是世俗的道具，大概是具有宗教功能的奉纳物或者祭祀用的用具等，总之带有宗教性用途吧。

塔德先生以贝格拉姆出土的表现莲花化生的三人组的人物像的化妆盘为例，考察说明了化妆盘与地中海地区宗教世界的关系。在这个化妆盘上中心雕刻了从莲花上出现上半身的三个人物形象，中央一人双手合掌，其他二人手举酒杯。从中央画面向四方画面延伸着莲瓣图案，四角部位雕刻盛开的花卉纹样。塔德认为，中央画面表现的是宗教性献酒场面，其中一个头戴帽子的人物表明这与密特拉信仰有关。福莱克特先生将塔克西拉考古博物馆、白沙瓦博物馆以及欧洲博物馆收藏品为主的96件化妆盘为例，记录这些作例的基础数据，并对它们的图像样式进行分类，探讨它们的制作由来以及年代排序等问题。关于化妆盘的断代问题，马歇尔根据希尔卡普的发掘成果为基础，将化妆盘断定为三期，分别为印度•古里克、印度•塞种、印度•帕提亚三个时期，是属于公元前2世纪中期到公元1世纪中期制作的。结论是贵霜王朝时期几乎没有再制作。另一方面，达瑞先生将塔克西拉考古博物馆所藏的57件化妆盘，另外还有拉合尔博物馆、斯瓦特博物馆、白沙瓦博物馆、卡拉奇博物馆、新德里博物忱、大英博物馆、维克特里亚博物馆的藏品等，共计对123件化妆盘进行了图录记录。达瑞先生研究指出，关于这些化妆盘的出土地来看，大多来自于都市遗迹所在地，而佛寺出土的件数却极为有限，并且认为其制作年代，以希尔卡普遗迹的发掘成果为基础来看，应是在印度•古里特至贵霜王朝时期。图像主题来自于祖先崇拜、太阳信仰，更多的是和狄奥尼索斯信仰有关，所以，化妆盘并不是单纯的装饰品或化妆用具，而是宗教仪礼上的使用之物。达瑞先生认为，贵霜王朝时期佛教的隆盛、同时急速地衰败，是因为狄奥尼索斯信仰取代了佛教信仰，并且是在这种信仰影响下对“贵霜王朝统治的佛教”的渗透并反映在政治和艺术上。上述两位研究者虽然开拓了关于化妆盘研究的端绪，但对其宗教意味以及与佛教的关系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考察探讨。笔者更为重视的是化妆盘的图像显示了犍陀罗佛教美术的成立、发展的宗教性土壤，并将之与中印度的窣堵坡信仰土壤中的圣树、药叉信仰进行对比考察研究。也就是说，窣堵坡是释迦到达涅槃、即超越轮回的“永恒世界”的象征，而对于世俗的佛教信仰者们来说，圣树信仰所具有的生命力是与之具有同等功能的信仰之物。因此，初期的窣堵坡的栏楯、拱门等部位都雕刻着象征生命力的枝繁叶茂的植物主题图案纹样（如莲花、莲花蔓草、满瓶、象、曼陀罗等）、主司丰饶多产的神格等的浮雕图案。

化妆盘所表现的图像有“死者的盛宴”、“骑海兽的人物”、“酒醉的狄奥尼索斯”以及“酒宴的男女”等丰富多彩，这些图像表达的是人们为死后的净福祈愿，为死者的灵魂往生之旅的再生，接受了这些唤起人们对往生世界憧憬的主题图像。特别是与狄奥尼索斯信仰有关的图像更为显著，对于体现了“永恒的永生”信仰意味，与中印度的圣树信仰相呼应。在犍陀罗也许就会出现这样的、表现男女人物骑乘太阳神战车、飞向天界之旅图像的化妆盘。笔者在下文中将介绍田边先生对化妆盘研究的成果，他对犍陀罗化妆盘的研究著述颇丰。田边先生将日本个人所藏的化妆盘收集起来举办了展览会，并以此为契机发表了关于化妆盘的引人注目的研究论考。文中他积极评价了化妆盘所具有的宗教功能，并对化妆盘的图像进行了系统考察研究。目前为止，仅在一件化妆盘上发现了“梵天劝请”的图像，没有看到其他佛教主题图像。而向来认为化妆盘是与佛教无关的异宗教、异文化的产物，但是，据田边先生研究表明，他认为化妆盘是居住在都市里的希腊系俗家佛教徒———也就是希腊人以外的佛教徒广为使用的一种家庭用礼拜器物，据说其图像具有到达彼岸极乐往生世界的具体意义。到了贵霜王朝时期，随着佛像制作的一般化，取而代之了化妆盘，从而引起化妆盘急速衰减。依田边先生所言，这是因为佛像是携带信者的灵魂到达极乐往生世界的引导者，也就是说佛像具有伟大的救世主的功能，佛像从而就取代了化妆盘上的图像。田边先生观点的基础是将化妆盘以及犍陀罗雕刻中各种各样的图像主题纳入一个整体视野中进行考察的。他认为海兽、海神、冥界中的各种神以及童子、海妖图像等，表现了希腊人“认为海代表死亡的世界”的观念，以魔物或半人半兽的形象是将海的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进行造型化的结果，他解释说骑着海神、海马、海兽前往海上乐园之岛的场景象征的是死者到达往生世界的灵魂之旅。

田边先生认为将狄奥尼索斯、阿里阿德奈、萨狄罗斯、西来努斯、男女饮酒图、图等纳入雕刻作品中，以图丰腴的肉体表现来体现对灵魂的解放，在永恒世界中永存的狄奥尼索斯神的秘仪相关的图像，可以看出，相对于佛教来说，体现了从束缚中解脱、得到自由，所谓涅槃———到达往生世界的意味。田边先生认为，佛塔圆拱处的佛立像与同样位于圆拱处的男女图共同上下表现在浮雕雕刻中，揭示了积善功德的佛教徒在佛陀的助力下、图暗示了他们可以到达往生极乐世界的图像含义。依田边先生所言，他认为犍陀罗雕刻中所见的男女饮酒图、交欢图中，因为被有所局限，所以图并没有象印度密特拉像那样象征着丰饶、吉祥之寓意，而是极乐世界或天国之窗的象征。田边先生的论考认为，化妆盘上的图像是佛教图像，以及认为它是来自希腊的图像主题而且向来作为犍陀罗佛教美术中装饰功能而被运用，具有积极的佛教上的意味之物是其最大的特征。田边先生的考察非常具有启示性，对于化妆盘是否是希腊佛教徒的信仰对象，笔者认为化妆盘应是犍陀罗地区的民众（包括希腊、塞种、帕提亚、印度）对希腊精神文化选择性吸收演变之后的信仰产物，在此，应该考虑它是否与佛教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化妆盘作为考察犍陀罗美术的前史以及初期样式将是今后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

遗迹考察报告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旅游；成片区；建设；建议

“十二五”期间，恩施州委州政府把打造旅游大州作为恩施经济发展战略。经过一段时期的规划、建设和发展，恩施州的旅游业现阶段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并且对区域经济的建设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2015年4月至8月，我们组成“恩施旅游成片区”调研课题组，对恩施周边旅游景点（区）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调研。通过本次考察调研活动后认为：恩施旅游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得到了快速提升，而且旅游景点的建设、开发已经基本具备旅游大州建设要求。

这一系列旅游景点，经过不断的打造，例如咸丰“唐崖土司城”申遗成功；“女儿会”的举办；“女儿城”建设……更加助推了恩施旅游经济的发展。

然而，本课题组在对上述调研和考察结果进行分析后也同时看到：恩施州旅游景点（区）的建设和国内外旅游景点（区）建设相比较还存在着较大差距，还有着许多可以将景点（区）功能更加完善、提升的地方。

一、现阶段各旅游景点的突出问题

（一）恩施州境内旅游景点的整合：恩施旅游景点丰富但分布太过分散。

恩施的旅游资源不仅丰富，而且还有众多“红色旅游”景点可供开发利用。恩施曾是“湘鄂西”、“湘鄂川黔”两大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鹤峰五里坪苏维埃旧址”；有“咸丰忠堡大捷纪念地”等。根据2010年我州革命遗址普查统计结果，全州共有这种重要机构和旧址667处。还有不少部级、省、州、县级保护文物。这是很好的“党史活教材”；同时，抗战时期，恩施还是湖北省战时临时政府所在地，留下了丰富的抗战文化遗迹。例如：中共施南特别支部、中共恩施工委……也还有众多的战时湖北省军政机关、文化单位、陈诚会馆等遗迹。

现阶段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自然景观旅游、红色旅游、战时文化遗迹旅游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开发、利用，是建设恩施“旅游大州”必须关注的着眼点。

（二）旅游线路设计与周边联动问题：恩施境内的旅游资源，因为地缘关系，各景点互不相连，或相隔较远致使游客除了一对一游玩外，要进行相互关联性游玩就存在很大的困难。现阶段，来恩施的游客游玩的出行路线一般是“土司城”――“腾龙洞”一线，或是进入“神龙溪”一游，或是“黄鹤桥”――“石门河”一游。

这种旅游线路安排，游客一般需要花费近一周的时间出行。但是若游客还有较为充裕的出行时间，就会苦于驻地附近缺乏相应的游玩景点而使出行受限。这就给游客留下很多心理缺憾。

上述旅游线路设计还不包括“红色旅游”线路。而且，现行出行线路设计，对大多数革命遗址（包括战时文化遗迹）还无法进行联系贯通，这使外地游客来恩施后，口袋里虽然揣着多多的钞票却无法欣赏更多的美景。

如此丰富的“红色旅游”景点“被闲置”，是恩施境内旅游资源的巨大浪费。

课题组对恩施州旅游工作进行考察调研后，我们认为还有需要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地方：对帮助恩施州旅游业有着巨大促进作用的“红色旅游”景点的推介宣传工作相对于自然旅游景点的推介宣传工作，其力度也显得大打折扣。比如位于鹤峰走马刚家湾村的“鼓锣山三十二烈士殉难处”直到现今还养在深闺人未识，更无法起到教育人民大众的作用。

二、措施及建议

（一）打造“旅游成片区”。就是将相距不太远，相互关联的自然旅游景点、“红色旅游”景点连片开发。以宣恩板栗园大捷遗址为例，因为这里离来凤较近，这个红色革命遗迹景点就可以和来凤仙佛寺、土家族聚集地百福司镇舍米湖村、杨梅古镇作为一个旅游成片区来建设；咸丰忠堡大捷纪念碑和利川相隔较近，则可以将忠堡大捷战场纪念碑革命遗迹、坪坝营景区、利川汪营大捷纪念碑作为旅游成片区建设、巴东神龙溪景区就可以和清太坪红三军革命遗址作为连片开发区建设等。

（二）在大力推进恩施自然景观旅游景点建设的同时，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对现存革命遗址抓紧进行保护性调研开发？如果将“红色旅游”景点、战时文化遗迹同时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并举，这无疑会大大推动恩施旅游业的发展。这项工作的开展，地方政府就要从政策层面上加大工作力度，或州政府和各县、市政府直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当然，为促进旅游业良性发展，还可以从旅游收入中采取提成的方式来解决景点建设所需的资金问题。或积极引入社会资本进入恩施旅游业的建设领域。国务院于今年五月下发了关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意见（即ppp），这种利用社会资本参与恩施旅游设施建设模式，一定会为恩施旅游大州建设做出足够规模的文章。

（三）改善交通设施建设。如果把恩施旅游发展和建设纳入“六城同创”范畴。即把“六城同创”工作的推动不仅仅局限于城区出行的便利和狭义的“经济社会发展”，而把大旅游观念也纳入“六城同创”工作，从改善本地区旅游交通条件入手，就会直接推动旅游业收入的大幅上升。比如修建地方铁路。更何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私家车保有量逐步增加，这对推动恩施州旅游发展会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

（四）施属亚热带地区，这里气候湿润温和，在人居上有着独特的优势，这对于恩施打造旅游大州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通过政府引领，加大旅游景点（区）周边“农家乐”、“生态旅游”建设力度，甚至是加大政府在旅游景点（区）周围“农家乐”、“生态旅游”建设工作的支持力度，打造“生态旅游”，“养殖旅游”工程，逐步将恩施建设成“功能现代、整旧如旧、绿色宜居”幸福村。还可以借鉴四川地区为推动乐山大佛景区整合的经验，通过人工方式建造人工景区“天工开物”的措施，在恩施现有旅游景点周边建设人工景区，以满足游客需要。

（五）加大导游培训工作力度。比较旅游大省四川的各个旅游景区，几乎每一个导游都可以将当地各景区特色、内涵、人文、宗教等众多内容融合到导游词里，这无形使得游客得到极大的心理满足。但恩施地区的旅游导游工作，在这方面的工作却相差甚远，甚至无可比拟。这对于吸引游客，满足游客心理需求是一种严重制约。这会直接影响游客的出行心理。

（六）加大旅游景区文化产品建设力度。恩施地方政府要采取强有力措施，邀请高层级人才专门对恩施旅游文化产品进行设计、打造，加大旅游附加产品研发力度。这个工作会对恩施旅游业发展，推动恩施产业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比如将鹤峰丰富的白鹤玉资源打造成旅游产品，其附加值必将会大幅提高。

（七）降低旅游景点（区）门票价格。恩施旅游景点门票定价一直以来都居于高位，这会对游客造成严重心理负担，干扰游客消费心理。合理的门票价格，就会有更多的游客愿意进入本地区旅游。实际上，门票价格降低，会促使游客的大量涌入，这对于增加地区就业，促进地区税收，增加农民收入意义都十分巨大的。而对于“红色旅游”景点（区），则可以不收门票，纯粹作为“红色教育”基地建设，游客的吃、住、娱所带动的地方经济发展足可以补偿其门票收入。

参考文献：

[1]恩施州2013年统计年鉴

[2]恩施州2014年统计年鉴

遗迹考察报告范文第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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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考察报告范文第15篇

我国现存的大量革命遗址、遗迹和纪念地，实际就是一个个历史与现实的红色坐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奋发图强的历史见证，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开发红色旅游的重要载体，是国家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实施全国革命遗址普查，将为准确判断革命遗址的保护形势、科学制定革命遗址保护政策和规划红色旅游资源环境提供依据。所以说，普查只是其中一个环节或过程，最终目的是要对这些遗址、遗迹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因此，开展革命遗址普查是一项大的系统工程。

由于我省的党史胜迹普查工作开始于全国正式开展革命遗址普查之前(全国普查于2009年10月开始)，同时做了一些保护、开发和利用方面的工作，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为此，结合“党史胜迹普查工程”的具体实施，谈几点个人体会。

一、党史胜迹普查工程的总体规划

(一)为何称“党史胜迹普查”

2007年，浙江省委在下发的《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史工作的意见》(119号文件)中指出：要“开展全省党史胜迹普查，切实加强对党史重要遗址、史迹的保护。”在8月22日召开的省委党史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赵洪祝再次强调，“要重视我省党史胜迹的普查和保护工作，把党史胜迹作为立体的党史、有形的党史、无声的党史，认真开展普查、维修、保护、陈列等工作，对重要革命胜迹特别是濒危胜迹要加强保护，酌情合理开发利用。”

中央党史研究室最初提出是要开展“革命遗址普查”，浙江为什么要称“党史胜迹普查”?概括起来讲，当时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是既要突出“共产党领导”，又想涵盖更多内容。因为“党史”相对“革命史”，从横向范围看更加专一，就是专指以共产党为活动主体的历史内容，从纵向范围可涵盖整个党的历史(包括社会主义时期)；二是“胜迹”相对“遗址”，适应性更宽、更广。因为除了在原址遗留下的大量遗址(故居)、遗迹(墓碑)外，还有许多后来新建的，例如烈士陵园、综合性党史纪念馆(陈列室)，也包括社会主义时期一些重要政治事件、经济建设项目的纪念地等。

纵观浙江80多年党史，内容丰富、资源浩大。首先，浙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是较早开展党的活动的省份之一(1921年9月在杭州萧山爆发了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而在民主革命时期，浙江党的组织和革命斗争从来没有中断过，有过许多著名党史人物，仅就《中共党史人物传》已出版的65卷787人中，刊登的浙江籍中共党史人物就有51位。这些名人的故乡大都保留或恢复了他们的故居并有一些后建的纪念设施；其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来的最多并做出许多重要决策的省份之一，如、、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多次来浙江工作、学习、疗养；其三，浙江是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建设走在前列的省份之一。因此，浙江大地留下了许多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斗，艰苦创业的遗址、遗迹和大量的纪念设施。因此，省委党史研究室决定向省委建议用“党史胜迹普查工程”这个名称。

(二)党史胜迹普查工程的主要内容

浙江“党史胜迹普查工程”的规划原则，是要坚持把党史胜迹普查同有效保护和利用革命文物相结合；同弘扬革命传统、培育民族精神、发展红色旅游相结合；同文化资源保护与生态建设相结合；同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相结合，也就是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省委党史研究室首先将实施“党史胜迹普查工程”，列入全省党史工作“十一五”规划的重点项目。在2008年7月，由省委办公厅转发的《省委党史研究室关于在全省开展党史胜迹普查的意见》(浙委办[2008]75号)通知中强调，开展全省党史胜迹普查，“是我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进一步加强党史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

关于对全省普查工作的具体要求，在时间和阶段安排上，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至2010年底，用二年半时间，分三个阶段完成，即：普查阶段、汇总成果阶段、保护开发和利用阶段；普查的范围。包括全省各地中共组织建立以来至今所形成的党史遗址、旧址，重要党史人物故居、烈士陵园、纪念馆(碑)等，内容包括胜迹的名称、所处位置、历史背景等基本情况；达到的目标，一是基本摸清全省党史胜迹的“家底”，二是评选一批全省党史教育基地，三是评审并下拨全省党史胜迹保护工程专项经费，四是编纂出版《浙江省党史胜迹图志》，五是拍摄一部反映全省党史胜迹的电视文献片；关于组织实施，由省委党史研究室组成领导小组负责这项工作，以各市、县(市、区)为单位，采取分级负责的方法。

(三)力争党史胜迹普查和保护专项资金

为配合全省党史胜迹普查和党史胜迹的保护、利用，根据中央和省委的目标要求，2007年9月，省委党史研究室向省财政厅提交了《关于申请全省党史胜迹保护工程专项经费的报告》(浙党研[2007]34号文件)。报告根据初步调查的情况：“大多数党史重要遗迹遗址由于经费缺乏和管理体制等原因，有的无人管理；有的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有的无展示内容；有的移作他用等，已经很难利用它发挥党史宣传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作用。”提出：“通过开展党史胜迹的普查和保护，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那些濒危遗址进行及时的抢救和维修，对那些原来管理不善的遗址加强保护”，使之发挥最大社会效益，为建设和谐浙江、文化大省服务。

经过多方努力，2008年9月，省财政厅批复，自2008年至2010年，每年由省财政下拨专款350万元(总计1050万元)，用于全省党史胜迹普查以及党史胜迹维修、保护和利用经费。同时，由省财政厅和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印发《关于印发(浙江省党史胜迹保护工程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浙财政字[2008]99号文件)，以加强对党史胜迹保护专项资金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全省党史胜迹保护工程的顺利进行。

(四)落实省委通知精神普查工作全面部署

2008年8月，省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全省党史胜迹普查工作会议，11市党史研究室主任参加了会议。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在会上进行动员，并对在全省开展党史胜迹普查工作进行部署。会议 落实省委指示精神，要求各地按照“全面普查、掌握现状、加强保护、合理开发利用”的原则，明确了普查的范围、内容、方法。全省党史胜迹普查工程全面正式启动。

接着，根据工作需要，又先后建立了由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为组长、研究室领导和各处处长参加的“全省党史胜迹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了以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以及部分市县委党史研究室负责人参加的“全省党史胜迹普查工作小组”，并在各市确定了一名党史胜迹普查联络员，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落实、联络等。各市、县(市、区)党史研究室也很快行动起来，通过积极向分管领导汇报，建立普查工作责任制，争取地方财政配套资金，为普查工作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二、党史胜迹普查工程的成果

(一)初步理清红色历史有形资源的“家底”

经过两次报送材料(第一次是2008年底，第二次是2009年7月)，全省11个市87个县(市、区)报送各地党史胜迹名录总计1615处(其中大的革命遗址群只按一处上报)。这是普查工程的中心任务和所获得的最基本的数据。当时是要求各地提供5个数据：时期、名称、地址、现状、授牌情况。根据数据分类，对全省党史胜迹情况有了大致了解：

一是按时期和内容分类：民主革命时期1348处、占总数83％，社会主义时期139处、占总数9％，综合纪念场馆128处、占总数8％，其中以人物命名的故居、纪念地238处；二是根据授牌情况统计：有318处被授予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等称号，占总数20％，其中获部级授牌10处，省级授牌61处(包括2009年授予的27个全省党史教育基地)；三是根据现状统计：91处为近年完全新建，530处为待修、待建，227处属于原址它用或已荒废，其余767处属于在原址或多或少采取过维修、保护措施；四是从受保护情况统计：有337处被列为市县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部级文保15处，省级文保39处。

(二)推荐评选全省第一批党史教育基地

这项工作是在各地推荐的155处候选名单基础上，经过对其中部分遗址调研和组织专家评选，再经征求各地党史研究室的意见，最后经研究室普查领导小组审议，确定了“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等27个单位为第一批“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涉及全省11个市的25个县(市、区)，并在2009年11月召开的全省党史宣教工作会议上举行了授牌仪式。

第一批省级党史教育基地有三个特点：一是覆盖面广，评选出的党史教育基地都在浙江中共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基本覆盖了从浙江共产党组织建立到浙江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发生在浙江的党史重大事件和重要纪念地；二是代表性强，评选出的党史教育基地有战争年代的遗址和纪念地，也有社会主义时期的重大经济建设项目，以及浙江著名党史人物的故居、纪念地；三是基础性好，这批教育基地过去在场馆建设、管理和使用方面大都做得较好，影响较大，做出了表率，其中大多场馆设施完备，陈列水平较高，参观人数多，在发挥党史宣传教育方面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基地的作用。

(三)下拨省级党史胜迹普查和保护专项经费

根据与省财政厅协商，总计1050万元的全省党史胜迹普查保护专项经费主要分为3个用途：一是党史胜迹普查工作经费，二是党史胜迹保护工程专项经费，三是涉及党史胜迹普查工作的会议、出版图书、拍摄电视片等工作经费。下拨经费安排为三次(年)完成。

第一次是2008年10月，下拨全省各市、县(市、区)普查工作经费总计209.5万元，主要用于补贴各地在开展第一阶段普查工作时的费用；第二次是2009年10月，按照保护、开发、利用的原则，并结合对部分市县党史胜迹的调研，在已上报的全省(宁波市因计划单列除外)200个专项维护资金申请项目中，确定了全省46个项目，为2009年至2010年度全省党史胜迹专项保护资金下拨单位，涉及10个市、44个县(市、区)的46处纪念设施，2009年的28个单位共440万元专项资金已全部到位；第三次计划于2010年上半年，将下拨第二批18个单位，共计260万元专项资金。

(四)编纂《红色印记――浙江党史胜迹图志》

这项工作也是2009年3月第一次联络员会议上重点布置的任务。在各地征集、报送的450个条目，1000多幅照片，总计达30万字材料的基础上，经反复修改、论证，已完成初稿，确定了约280个条目入选，有600多幅照片和约18万文字资料。目前该书已进入对出版社的公开招投标阶段。这部书的出版，将是对我省党史胜迹普查工作的一次总结，也是对全省重要党史胜迹成果的展示。

该书力求以史为线，以事为面，本着“有意义、有形象、有内容”的原则，集中展示鲜明的浙江特色。收录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开展活动前后至2008年底，反映党的各级组织和党所领导的军队，党的重要人物(包括与共产党有密切关系的重要人物)在浙江所形成的并已具有一定规模的纪念地、标志物，其中包括重要党政军机关旧址，重大战斗、重要会议、重大政治事件的遗址遗迹，重要党史人物故居，烈士陵园(墓、碑)和综合性纪念场馆等内容的文字和照片。

三、浙江党史胜迹的文化蕴含

党史胜迹也是红色坐标，其横向，包含着物质遗存――党史遗址、纪念设施等有形资产；其纵向，则包含着非物质遗存――党史事迹、精神传承等无形资源。浙江无论从民主革命时期党史，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党史内容看，都有大量遗址和纪念地存在。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已经对相当数量的党史胜迹进行了确认、修复和改扩建工作。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红色资源的再认识，许多新建项目还在陆续完成。以浙江重大党史事件所形成的党史胜迹为例：

(一)中共一大南湖会议遗址和纪念建筑群。1921年8月，在嘉兴召开的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目前在嘉兴南湖畔，就有许多纪念胜迹。1959年初，在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关怀下，嘉兴县委开始筹建南湖革命纪念馆。10月1日，展示中共一大史料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湖心岛烟雨楼正式对外开放。仿制的中共一大南湖纪念红船，得到了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的确认，从此停泊在湖心岛烟雨楼的水面上。1985年9月，邓小平题写了“南湖革命纪念馆”馆名。2001年6月，在南湖畔，一座造价近百万元，名为“1921・狮子汇”的中共一大代表铜像大型雕塑群落成。2005年10月，由国家发改委批准，一项列入2005年国家预 算内专项资金(国债)投资(第二批)计划的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建设工程，正式启动，这也是浙江省唯一获得国家资助的红色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预计在2011年纪念建党90周年前夕开馆。

(二)萧山衙前农民运动遗址和纪念建筑群。1921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杭州的萧山，爆发了由中共党员领导发动的全国第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1999年9月，在事件发生地――杭州萧山衙前镇的凤凰山上，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建成开放，展馆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薄一波为纪念馆题写馆名。衙前镇境内，目前还保存着当年筹备发动农民运动的衙前农村小学校的一间教室、衙前农民协会旧址、农运著名人物李成虎烈士墓和故居等。也就是在这次运动的一年后。浙江第一个中共组织――杭州党小组在杭州创建，至1927年4月，全省党员从3人发展到了4000余人，党的组织由1个发展到30多个，共产党人的足迹遍布全省大部分地区。

(三)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武装斗争遗址和纪念建筑群。最早的中共浙江省委成立于1927年6月，由于斗争环境的险恶，在之后不到两年时间里，省委机关迭遭破坏，省委书记、书记换了10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其中8人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中的浙江籍省委书记(书记)张秋人、王家谟、徐英、卓兰芳，以及这一时期其他著名烈士的故居等，如今都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修复并建起了有关的纪念馆(室)等。同时，从1927年下半年至1930年底，在党领导下，全省共发生了大小60多次农民武装暴动，涉及50多个县，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党的活动和暴动活动遗址、遗物。如宁波罗浦暴动纪念碑、台州三门亭旁暴动纪念遗址群等。期间最著名的，还属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浙南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这是中央军委当时编入正式序列的全国14支红军之一，部队鼎盛时达6000余人，范围涉及到全省20多个县。在其活动的4年中，包括前后两任政委金贯真和潘心元、政治部主任陈文杰等营连以上干部，有1500多人英勇牺牲。在温州永嘉有红十三军成立旧址、红十三军纪念馆(碑)，在台州温岭有红十三军红二团纪念馆，在仙居有红十三军第三团纪念馆等。

(四)艰苦卓绝的南方3年游击战争遗址和纪念建筑群。南方3年游击战争在浙江的活动也非常频繁，最初当数1934年7月，由中央派出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其转战闽、浙、赣、皖4省，先后在浙江三进三出，活动44天，进行了10多次重要的战斗，著名红军将领，就曾领导过这支部队，在丽水的庆元、遂昌，在衢州的江山、常山，在杭州的淳安等地都有其战斗遗址和会议旧址和纪念地。抗日先遣队失败后，以其突围部队为基础组成的红军挺进师，在刘英、粟裕的率领下，于1935年再次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顽强地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成为党在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在丽水、温州许多地区都有大量红军挺进师活动和战斗遗址及新建的纪念馆(碑)等。

(五)抗战初期的浙江国共合作遗址和纪念建筑群。浙江在全国范围属于较早实现国共合作的省区之一。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促进了浙江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开展。1939年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到浙江视察20多天，为推动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金华、丽水、绍兴、杭州等地都有当年视察、讲演的遗址和新建纪念设施。1939年7月，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民主革命时期浙江党组织召开的唯一一次党代会。那时，全省党员已发展到1.9万多人。在平阳除保护和修复了中共浙江省一大会议旧址，还新建了中共浙江省一大陈列馆。2009年，在纪念中共浙江省一大召开70周年之际，省委书记赵洪祝还专程参加了在平阳举行的纪念大会。

(六)抗战后期的浙东、浙西抗日根据地遗址和纪念建筑群。浙东、浙西抗日根据地当时是全国19块解放区之一，这一时期党领导下的浙江抗日武装活动地区，主要分为三大遗址群：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中共浙东区委，活跃着一支以何克希为司令员、谭启龙为政委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浙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历经大小战斗640多次。在余姚梁弄一带，有以浙东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为中心的“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旧r址群”，其中包括中共浙东区委旧址、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旧址等11处遗址。1945年1月，粟裕率领新四军一师主力挺进浙西，建立了苏浙军区，开辟了浙西抗日根据地，这也是当时华中8个战略区之一的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湖州长兴有17处重要遗址，并建立了综合性的“苏浙军区纪念馆”。与此同时，在括苍山和乐清湾一带，还活跃着一支由中共浙南特委领导的抗日武装――永(嘉)乐(清)人民抗日游击自卫总队，最多时有700多人，最近改扩建完成的“永乐人民抗日游击自卫总队纪念馆”，其规模、藏品和现代化程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七)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遗址和纪念建筑群。抗战胜利后，浙江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大部撤至长江以北地区。少数留守同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坚持斗争，不断发展壮大，为迎接解放大军做出了贡献。在台州黄岩区建有“浙东浙南部队会师纪念馆”，杭州桐庐的“浙东人民金萧支队纪念馆”，宁波宁海的“山洋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宁波镇海区的著名女革命家“朱枫烈士纪念楼”；发生在1947年的浙江大学“于子三事件”，曾推动了全国爱国民主运动，在杭州凤凰山北麓的万松书院内，建有于子三烈士墓园，在烈士母校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于1992年10月竖立起一座于子三铜像，校园内还建有于子三烈士纪念室。1949年浙江解放，各地也有很多纪念地，如杭州解放纪念碑、解放舟山前的登步岛战役纪念碑。特别是1955年1月18日，人民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一举解放了台州一江山岛，是人民海陆空三军首次联合作战被载入史册。这以后不久，2月26日，平阳南麂山岛等解放，至此宣告浙江全境解放。在台州椒江建有一江山岛战斗烈士陵园和纪念馆等。

(八)新中国建立后的著名党史胜迹。20K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经常来杭州视察、学习或陪同外宾。曾50多次来浙江，长时住上二三个月，短时只住几天，他曾动情地称浙江是他的“第二故乡”，杭州、绍兴、莫干山、海宁、余杭、萧山、金华等地，都曾留下他的足迹。如1954年3月在杭州主持起草第 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住地，1958年1月视察杭州小营巷纪念馆，1960年3月视察金华双龙水电站纪念碑馆，在杭州刘庄活动过的丁家山读书纪念室、采茶亭、学英语处、赏雪处等。浙江绍兴是的祖居地，他也曾20多次来到浙江。规模较大的有：绍兴故居和纪念馆，杭州、莫干山周蒋谈判纪念遗址，杭州梅家坞纪念室，新安江视察纪念馆等。其他著名党史胜迹还有：曾被三次点将出征的台州路桥区“海空雄鹰团陈列馆”，亲自树立的全国公安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诸暨“枫桥经验陈列室”，被誉为东海明珠的“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纪念馆”，以及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并管理的第一座核电站海盐“秦山核电站展示馆”等，都是属于在全国具有一定地位的党史胜迹。

四、党史胜迹普查后的若干思考

(一)普查工程顺利进行的基础是各级各部门的重视

首先，是得到省委主要领导的支持和高度重视。中央办公厅23号文件提出对革命遗址进行普查后，省委先后有过四项大的举措：一是在省委下发的加强党史工作的意见(119号文件)中首先部署了要开展全省党史胜迹普查工作；二是在省委书记的报告中多次强调了开展党史胜迹普查工作的重要性；三是由省委办公厅下发了开展全省党史胜迹普查工作的意见通知；四是由省财政厅下拨了上千万元的全省党史胜迹普查、保护专项经费。这在全国党史研究系统也是不多见的。

其次，是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认识统一，目标明确。在全国还没有出台有关开展革命遗址普查的具体办法之前，浙江没有等待、观望，而是积极果断地向省委建议。省委党史研究室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率先做出开展全省“党史胜迹普查工程”的决策和制定了一系列实施办法。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三维党史”的概念：即“一维”是指我们的各种书面产品(照片)；“二维”指各种声(录音)、光(动画影视)、网络；“三维”就是指党史胜迹。得到普遍赞同。大家认为用“三维”来表达党史工作的产品非常形象和直观，更加有利于对党史的宣传、利用和红色旅游的开发。

其三，是各市、县(市、区)党委和党史部门的积极配合。中央和省委文件下发各地，以及全省党史胜迹普查工作会议动员后，各级党史研究室及时向分管领导进行汇报，得到了领导部门的普遍重视，大多将这项工作纳入党委议事日程，许多地区召开了基层党史胜迹普查工作任务会，统一思想，明确任务，提出要求，尽快展开工作。在省财政下拨专款的带动下，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还积极争取到地方配套资金。如萧山争取到120万的胜迹普查、保护经费；温州从市财政申请到党史胜迹维护经费600万元；宁波因财政单列，也通过积极努力争取到了财政部门的专项资金等。同时，一些市县还根据本地区的党史胜迹现状，提出了保护、开发、利用党史胜迹的计划，有些地区已将其纳入到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或红色旅游的长远规划项目。正是有了上下齐心协力的努力，才使我省这项工作顺利开展。

(二)普查工作推动了党史胜迹保护利用和对党史的再认识

改革开放30年来，各级文化、文物、民政部门，在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地的保护、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保护措施情况看，在已上报的1615处胜迹中，有337处属各类“保护单位”，占总数21％，其中有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9处；从建设投入情况看，有91处为近年完全新建，占6％，530处为待修、待建，占33％，227处属于原址它用或已荒废，占14％，其余767处属于在原址或多或少采取过维修、保护措施，占47％。这次省党史专项保护经费下拨只有46个单位，而申请的有200处，只占23％。由此可见，受到重点保护的仅占五分之一，有近半数属于待修、待建或亟待抢救的项目。从对各地的调研情况综合分析，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　管理体制上的疏漏。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各级都建立了党史研究部门，对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已经非常广泛和深入，但对相应的革命遗址的保护、宣传和开发利用还普遍缺乏认识。这里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由于大多革命遗址、党史人物故居、综合革命纪念馆等，都不属党史研究部门管理，党史部门最多是提供党史资料、参与布展和审查大纲等；而具体管理单位，又大多对党史、对革命遗址的现实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导致维护、管理、宣传不配套，不到位。

2　缺少维护资金，缺乏有效开发，是现存革命遗址管理的普遍现象。革命遗址大多处于偏僻地域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交通不便，导致开发利用率较低。那里的大多遗址、纪念设施基本属于事业接待型，没有向旅游产业型转变。宣传力度不大，人们对它不了解，缺乏社会影响，导致保护和利用方面的恶性循环。

3　红色景点配合绿色旅游，要有创新和魄力。近年来，国家在规划红色旅游和建设红色景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大多旅游部门受经济利益驱使，还缺乏对红色景点的开发和宣传意识，在大多情况下，能列入旅游线路中的红色景点很少，个别党史胜迹管理部门甚至不愿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的授牌，担心会因免费对外开放，影响其经济收益。从而影响了对党史胜迹的宣传和利用。

所以，通过这次普查，一方面是对各地革命遗址、纪念设施的有形物进行梳理；另一方面也是对革命遗址、纪念设施史料的再发掘；其三是结合对革命遗址普查，开展了评选教育基地和下拨保护经费的工作。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各级领导、党史研究部门、革命遗址管理部门对保护革命遗址、纪念设施的责任意识，将会进一步促进对党史研究的再认识和再深化，从而提高全社会对革命遗址的保护、宣传和利用的意识。

例如，湖州市的著名党史人物钱壮飞(1896～1935)，曾在20世纪30年代为保卫党中央做出过重大贡献，后来牺牲在长征途中。但因种种原因，有关烈士的纪念设施却还分在各地，还没有一个独立、象样的纪念场馆。通过这次开展党史胜迹普查的促进，在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同志的积极努力下，已得到了市委的重视，规划将投入1亿元资金，省里也拨出20万元专项资金，准备在近期开始整合烈士纪念设施，建造钱壮飞烈士纪念馆，加大宣传力度。

另外，浙江省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杭州党小组的诞生地，也因种种原因，过去被拆除建起了“大厦”。也是通过这次党史胜迹普查，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上城区委、区政府决定因地制宜，在附近小营巷建造占地面积450平方米的“钱塘星火”――浙江省第一党小组纪念馆。同时，杭州市还在积极规划建造“杭州党史馆”的项目，已经市委同意立项。

省委党史研究室通过这次普查活动，也正在积极总结经验，准备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全省党史胜迹保护条例，探索一套科学、长效的保护、管理机制。

(三)浙江普查工作走在前列的贡献与探索中的不足

无论是全国开展的“革命遗址普查”，还是浙江实施的“党史胜迹普查工程”，在全国、在我省都是第一次。近两年来，我省虽然作了大量普查的基础工作，我们的成果也得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重视。2009年11月在南昌召开的“全国革命遗址普查工作会议”上，浙江省被安排在大会作经验介绍。应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为全国革命遗址普查工作提供了借鉴：

一是争取到了省财政上千万元的党史胜迹普查和保护经费；二是同时开展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遗址、纪念地的普查；三是同时开展了全省党史教育基地的评选；四是已着手编纂《全省党史胜迹图志》。这几项工作，对于已开展的全国革命遗址普查和今后对革命遗址的保护、宣传、利用工作，都摸索了一些经验。

当然，也正是由于我们的这项工作起步较早，因此在普查中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前遇到一些问题和工作中的疏漏。例如：

1　对设定的党史胜迹普查的范围、分类标准、内容表述等缺乏严格具体的规范，因此导致在统计分类上不够科学，项目内容不够完整，从而也使统计数据不够精确；

2　评选党史教育基地和下拨党史胜迹保护工程专项资金都还是第一次，由于经验不足，出现选报范围不够明确，评选不够科学和下拨资金程序不尽周到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