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意见书范文

公诉意见书范文第1篇

       起诉意见书

森公刑诉字【  】第  号

犯罪嫌疑人xxx，男，1961年8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群众，初中文化，现住址：xxx县xxx镇潭桥村谢屋组，居民身份证：xxx。

犯罪嫌疑人xxx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一案，由xxx县xxx林业中心站报案至xxx县森林公安局， 2016年7月4日我局立案侦查，2017年8月24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xxx刑事拘留，2017年8月29日对其取保候审。犯罪嫌疑人xxx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一案，现已侦查终结。 

经本局侦查终结，现已查明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xxx有以下犯罪事实：

2017年8月22日19时至24时，xxx县xxx镇谭桥村谢屋组村民xxx在未经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同意的情况下，携带头灯、网兜、捕网、塑料箩筐等捕蛙工具，来到xxx镇潭桥村农田捕捉青蛙，并于8月23日上午将捕获的青蛙带至xxx镇西大道惠康超市旁边的汽路市场进行出售，因行情不好，当日并未卖出，遂带回家中待售。2017年8月23日19时至24时犯罪嫌疑人xxx前往xxx乡磨山村农田田埂上捕捉青蛙，并于8月24日6时将两日捕获的青蛙带至xxx镇西大道惠康超市旁边的汽路市场进行出售，因xxx林业站、xxx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的阻止，尚未出售，xxx林业站将警情报至xxx县森林公安局，接警后，xxx县森林公安局派员赶赴现场，当场控制住犯罪嫌疑人xxx，并对涉案物品进行了扣押，在xxx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展开现场勘察，对嫌疑人xxx捕获的蛙类数量进行了清点，经过清点，xxx捕获出售的活体蛙类38只，死体2只，合计40只。xxx县森林公安局民警在xxx县检察院工作人员的监督下，对40只蛙类进行封存，并送往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物证鉴定，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物证鉴定， 31只蛙类（含死体2只）为三有保护动物（有益的、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黑斑蛙，9只蛙类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虎纹蛙。犯罪嫌疑人xxx在未取《狩猎证》的情况下，采用禁用方法进行狩猎，致使野生动物资源遭受重大损失，到案后，其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认定上述犯罪事实的证据如下：证人证言，书证，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物证鉴定书，现场图片，现场勘查报告，现场缴获的作案工具，犯罪嫌疑人xxx供述等。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xxx的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之规定，现将本案移送你院审查，依法起诉。

此致

xxx县人民检察院

xxx市森林公安局

二O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公诉意见书范文第2篇

起 诉 意 见 书

                                               X公刑诉字[XXXX]XX号

刘X强，男，1979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山东莱州人，小学文化，农民，住莱州市东方镇小营村。2000年6月l8日在济南打工时因犯盗窃罪被东环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3年3月18日刑满释放。在本案中，于2005年4月26日被深泽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羁押在深泽县看守所。

犯罪嫌疑人刘X强涉嫌故意伤害，我局经审查，于当日立案进行侦查，现已侦查终结。

经依法侦查查明：2005年4月25日凌晨一时许，刘X强在其打工的“影星洗头城”店内，因洗头付款问题与前来洗头的当地居民肖胜利发生纠纷，后刘X强尾随来到肖胜利的住处索要洗头费，两人发生厮打，刘X强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朝肖的腹部，右手腕处猛刺三刀，造成小肠破裂，右手肌腱断裂，经法医鉴定为重伤。事发后刘X强被肖胜利的邻居周小亮等五人扭送至当地派出所，并于2005年4月26日被深泽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羁押在深泽县看守所。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作案用的水果刀，法医鉴定结论，现场勘验笔录，周小亮等五人证言，刘X强对上述犯罪事实也供认不讳。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足以认定。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刘X强的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规定，涉嫌故意伤害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之规定，现将此案移送审查起诉。

此致

XXX人民检察院

局长（印）

公诉意见书范文第3篇

X公刑诉字[201X]第25号

犯罪嫌疑人周X天，男，33岁（1987年1月1日出生），身份证号是180624198801015524，汉族，XX市人，初中文化，个体商贩，现住本市XX区XX街XX号。201X年3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7日经XX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被逮捕。

犯罪嫌疑人周X天涉嫌故意伤害一案，由贾x田，张xx于201x年x月x日报案并扭送至xx派出所，我局于x月x日立案并展开调查。犯罪嫌疑人周x天涉嫌故意伤害一案，现已侦查终结。

经依法侦查查明，201x年x月x日上午7时许，犯罪嫌疑人周x天在早市摆摊售货时，就出售的罐头已过期问题同顾客王x明发生争执。因顾客王x明要拉周去工商管理人员处辩理，周x天遂用砖头将王x明的头部打破，经xx人民医院诊断王x明颅骨破裂，头部软组织严重挫伤。周X天在作案后被顾客和工商管理人员扭送至xx派出所。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1.xx人民医院关于王x明的伤情诊断证明书证一份；2.周x天所售过期罐头物证；3.xx区工商管理局干部贾x田的证人证言；4.犯罪嫌疑人周x天的供述。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涉嫌故意伤害罪。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周x天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造成被害人王x明头部严重损伤，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规定，涉嫌故意伤害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之规定，特将此案移送审查起诉。

此致

Xx市xx区人民检察院

局长（印）

Xx分局（印）

二〇一x年四月十八日

公诉意见书范文第4篇

一、引  言

民事诉讼中的送达，是指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民事送达贯穿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对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进程有着较大影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民事诉讼行为。民事送达不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会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程序上的效力表现为产生民事诉讼程序上的法律后果，如在我国，被告在签收起诉状副本后，应当应诉，有权提出答辩状，同时答辩期间和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也于次日开始计算。传唤当事人出庭的传票送达后，当事人就应当出庭参加诉讼，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法院可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还可以缺席判决。被告拒不到庭的，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在英国，“在高等法院提起的每一个诉讼都始于传票的签发，而传票或与之相当的文书的送达，作为法院管辖权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传票不能依法送达被告，法院不能对其行使管辖权”：“法院认为法院受理案件的日期是文书送达的日期，而不是文书发出的日期”。实体上的效力是指产生实体上的法律后果。如具有给付内容的判决书送达后，债务人就有按判决书给付的义务；离婚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就产生双方当事人之间婚姻关系消灭的后果。但也许是因为民事送达程序长期以来被认为缺乏足够的理论研究价值，人们并未给它以应有的重视，立法中对民事送达程序的规定只是寥寥数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章第二节做了8条规定），从而在实践中引发了一些问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时代，这不足为怪，然而，在越来越重视程序公正问题的今天，依然忽视民事诉讼送达程序就有悖潮流了。我们应该给予民事诉讼送达程序足够的重视。本文将就民事送达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改进与完善民事送达程序谈一谈个人意见。

二、送达人与受送达人的确定

虽然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送达人，但人们的概念中，人民法院为送达人是不言自明的。其实在国外，送达人并不限于法院，例如在美国，一般性的司法文书的送达被看成是当事人或律师的事情，送达的目的是向受送达人通知诉讼进程的情况和消息；在法国，也是由原告向被告送达传唤状。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如果没有其他的规定，送达依职权为之”。在我国，送达是专属人民法院的职权，只能由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进行。司法实践中所使用的送达回证，抬头标明“某某人民法院”并加盖院章，落款注明填发人与送达人，这里的填发人和送达人，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也即实际填写、送达法律文书的行为人，或者称其为送达执行人或送达行为人更为恰当，他们一般是本案的承办人员（如审判员、书记员）或本院其他工作人员（如法警），也可能是其他法院的工作人员（在委托送达的情况下）。这里顺便谈一下法院内部管理问题？？应由法院哪个部门负责送达？有的法院是交立案庭送达，有的则交法警队送达，缺乏统一规定，以致一些基层法院在送达诉讼文书时各部门相互推诿，尤其是遇到当事人拒绝接收、地址不详、路途遥远等情况时，诉讼文书的送达更成为难题。关于民事诉讼送达的送达人为人民法院笔者并无疑义，但对于具体的送达行为主体，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法律进一步明确。之所以要明确送达行为人，是因为送达是一项关系到当事人切身利益的诉讼行为，起诉状、上诉状、裁判文书等是否送达、送达是否合法、何时送达，都对民事诉讼的进程有较大影响，不应该出现随便哪个法院工作人员都可以为送达行为的情况，而且对送达人来说，他负有及时合法送达诉讼文书的法定职责，因此明确这一法定职责具体应由谁承担是极有必要的。可以借鉴的例子是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送达除另有规定外，由法院书记官依职权进行，”根据我国人民法院机构改革的趋势，审判员与书记员的职能日益明确分离，书记员将要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程序性工作，而民事送达，在现实中就主要由书记员承担，从民事送达自身的性质特点看，这一事务性为主的工作也的确适合由书记员承担。但不能不看到，单纯地把这一职责交由书记员承担并不现实。笔者认为，除书记员之外，审判员是应该有权从事送达这一诉讼行为的，而赋予法警这项职责也更有利于送达的进行。至于在法院内部管理上，对应诉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起诉状（上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出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可由立案庭负责送达，对涉及强制性的诉讼文书如执行通知书及有关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决定书等亦可由法警队负责送达，以显示法律的尊严和威慑力。

再来谈谈受送达人。《民事诉讼法》同样未规定受送达人的范围。从《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可以看出受送达人仅指当事人。但通常认为，受送达人包括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特别的情况下（民事抗诉案件）还包括人民检察院。对于受送达人来说，签收诉讼文书不仅是其应该履行的诉讼义务，亦是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司法实践中，我们常常见到的是受送达人拒绝签收法律文书的现象，这当然既不利于法院送达职能的行使，也不利于对对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为此法律才特别规定了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这两种送达方式。所以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有必要将签收诉讼文书作为受送达人的诉讼义务明确下来。另外，容易被忽视的是，签收诉讼文书不仅是受送达人的义务，同样是受送达人享有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因为当事人只有收到诉讼文书并获悉诉讼文书的内容，才能确定自己如何行使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如果送达不合法，当事人应当有权提出异议或主张权利。又如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仅向当事人而不向当事人的人（主要是律师）送达裁判文书的情况，律师对此很有意见，但民事诉讼法却又并未赋予律师向法院要求送达裁判文书的权利。所以，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同样有必要明确赋予受送达人以签收诉讼文书的权利。这里还要引入一个概念？？送达回证的签收人。《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人的，可以送交其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可以看到，实际签收法律文书、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的人并不限于受送达人，除受送达人之外还有：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件的人、诉讼人、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值得注意的是，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负责收件的人以及指定代收人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诉讼参加人，无论如何不能归入受送达人的范畴，但在人民法院向其送达有关诉讼文书时，法律已经赋予了他们一定的义务？？在送达回证上签字，而且其签收行为将对受送达人发生法律效力。

三、留置送达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79条对留置送达做了如下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对留置送达又做了补充规定：“受送达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及其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盖章的，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把送达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从上述规定看，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留置送达的条件有所放宽，但留置送达还是要满足特定的条件，有着较严格的适用范围。条件一：受送达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条件二：有见证人，且必须是特定身份的见证人？？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之所以要对留置送达加以如此限制，无非是要避免法院对送达这一职权的滥用。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其一，按照法律规定，留置送达是在受送达人或法定签收人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情况下才能运用的送达方式，而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是，人民法院送达人员送达诉讼文书时，受送达人不在其住所地。有可能是受送达人正好当时不在家，也有可能是受送达人地址有误或发生了变更，这种情况下，送达人员也采用留置送达方式，显然这与留置送达设置的初衷相背离，这种“留置送达”是不合法的。但不能不看到，相当多的时候，受送达人是故意逃避义务，尽量拖延时间以延缓诉讼程序及法院裁判文书的生效？？因为无法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等方式送达诉讼文书时，法院只能采用公告送达方式，而公告送达期长达60日。如果任由恶意受送达人钻法律空子达到其目的，对对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其二，《民事诉讼法》规定“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到场”，这里限制的是送达人，而“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却无到场见证的义务。如此一来哪个基层组织或者单位愿意管这个“闲事”自觉履行见证义务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放宽留置送达的限制恐怕也正是基于此原因。其结果却是，“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更加有理由拒绝见证？？反正不签名盖章法院也一样可以留置送达。而法院送达时甚至干脆不去“麻烦”有关基层组织和单位，直接记明留置送达了事。因此，司法实践中完全合法的留置送达少之又少，留置送达有形同虚设的危险。在抱怨有关单位的相关人员法律意识淡漠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考虑现有留置送达本身的合理性呢？不妨参考一下其他国家的规定，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656条规定：“如没有任何人可以或愿意接收文书的副本，经执达员查询受送达人的地址准确，并在送达文书上记明查询事宜后，已进行的送达视为向住所或居所送达”。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放宽留置送达的条件，一是规定在有两名以上法院工作人员（限于法官、书记员、法警）在场的情况下即可适用留置送达；二是规定在向经受送达人认可的地址送达时，一定时限内两次不同时间送达均无人接收，即可适用留置送达，从而免去公告送达耗时较长的弊端。

四、邮寄送达问题

邮寄送达是为许多国家民事诉讼法所肯定的送达方式，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当事人不指定代收人的情况下，通过邮局送达，视为有效送达。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80条对邮寄送达做了规定：“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司法实践中，通常对于法院距离受送达人住地较远的情况适用邮寄送达。但具体送达过程中，尚有一些实际问题难以解决，例如如何确定邮件中所含诉讼文书的种类（已有法院采用公证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是否必须受送达人本人签收等等。又如，作为已经送达重要依据的是邮局回执，而根据邮政部门的惯例，邮寄挂号信、特快专递等邮件，并不需要在递交收件人后向寄件人出具回执，法院只能通过邮件收据向邮局查询。以至于一些法院习惯将挂号邮件收据作为送达凭证附卷。而挂号邮件收据并不等同于邮件回执，前者是邮局签发给寄件人，表明邮件已被邮局收邮，是投邮者在一定期限（一年）可以查询和索赔的凭证。后者由受送达人署名签收，并注明了收件日期，是表明受送达人已经收到邮件（即送达法律文书的凭证）。大概是基于上述原因吧，除与邮局签有特定协议外，本市法院极少采用邮寄送达的方式。笔者所见的“邮寄送达”一般是这样的情形：①传票的送达。对远郊区县交通不便的当事人，将传票和送达回证同时寄交当事人所在村的村委会，要求村委会将传票转交当事人并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然后寄回法院；②裁判文书的送达。在案件审理终结前当事人明确表示不愿来院领取法律文书并主动要求事先签送达回证留在法院时，法院在裁判文书制作完毕后寄给当事人。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当事人省时省力省钱，法院亦能够如期结案。诚然，法官应该向当事人讲理说法，告知签收诉讼文书是当事人的义务。但如果当事人坚决不来领取诉讼文书法院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派车派人送达，遇到当事人拒收又找不到见证人或当事人家中无人的情况，还得公告送达，裁判文书生效又要等上60日。所以虽然这种“邮寄送达”的做法很不规范，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并不鲜见。

接下来要探讨的是人民法院委托邮政部门送达的情况。 近年来，各地人民法院纷纷与邮政部门签订委托协议，以特快专递形式对部分诉讼文书进行送达。例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采用了此种方式送达部分诉讼文书，邮局还专门为此设计了投递单，其上列有案号、法律文书、证据材料、不能送达的理由等需填写的项目。这种送达方式与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邮寄送达有相吻合之处，又有一定差异，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出现，在具体应用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引发了一些争议。提倡者有之，其理由是：邮寄送达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方式之一。随着人民法院受案数量逐年上升，需要送达的法律文件越来越多，送达这一诉讼程序问题，直接影响着人民法院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影响着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落实。邮局利用其固有的投递网络，会比法院自行送达效率更高，送达更准确。反对者亦有之，其理由有：这种送达方式导致送达主体资格不合法。送达主体是人民法院，送达文书既是人民法院的一项职权，同时也是法定义务。而法院的职权是不能授权委托邮政部门的，同时其法定的义务也不能有偿转让给邮政部门。这种名为邮寄送达实为委托送达的方式，混淆了委托送达与邮寄送达的法律关系，混淆了人民法院与邮政部门在诉讼文书送达中的法律地位，有损于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这种送达方式实际采用了委托送达，邮政部门不具备受委托的主体资格，对此也没有司法协助义务，受送达人拒收时邮递人员不能留置送达，受送达人不在或下落不明，其同住成年家属代收效力或人民法院根据邮政部门证明而采用公告送达的效力问题，法律则没有明文规定，因此无法保证诉讼主体及时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此种送达方式还会导致收件人和收件日期不明。根据法律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邮件回执不能与送达回证等同起来，同时代收人的身份与受送达人的关系无法证实。因此，法院无法确定收件人是否收到人民法院的诉讼文书及日期。显然，这两种意见各有各的道理。综合考虑这种送达方式的应用效果，其方便快捷节省费用的优点还是受到了法院、当事人、舆论界的广泛好评的，它尤其适应了当前追求诉讼效率的价值取向，而且，邮寄送达在其他国家也是常见的送达方式，已为实践证明有其合理性，所以我们不应因噎废食，而是应该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邮寄送达这种方式，注意在重视效率的同时不以牺牲程序规范性为代价。

五、公告送达问题

公告，是人民法院就某些诉讼活动或者特定的人和事，依法向社会公开和张贴的告示性司法文书。公告送达，是指人民法院以公告的方式，将需要送达的诉讼文书的有关内容告知受送达人的送达方式。公告送达是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所使用的一种送达方式，其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84条。公告送达的具体做法是：将需要送达的诉讼文书的主要内容，如起诉状、上诉状要点、开庭时间、地点等刊登于报纸、张贴于法院公告栏或者受送达人原住所地，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①送达诉状副本与送达开庭传票的公告。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或收到上诉状）5日内将起诉状（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并通知其应诉、答辩。但是，遇有对方当事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起诉状（上诉状）副本的，则采取公告送达方式送达。送达诉状副本的公告常常与送达开庭传票的公告合二为一：在送达诉状副本的同时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对方当事人。公告兼有送达诉状副本和通知对方当事人应诉的双重作用。公告期间案件审理暂时中断，公告期满，审理程序恢复。受送达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应诉答辩的，人民法院将依法做出判决。公告送达起诉状或上诉状副本的，应说明起诉或上诉要点，受送达人答辩期限及逾期不答辩的法律后果；公告送达传票，应说明出庭地点、时间及逾期不出庭的法律后果。②送达裁判文书的公告。人民法院制作的判决书、裁定书，必须依法宣告并送达当事人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对于下落不明或者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裁判文书的当事人，采用公告送达方式，公告刊登之日即为结案日，公告期满则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送达裁判文书的公告应说明裁判主要内容，属于一审的，还应说明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人民法院。由此可知，法院诉讼公告是严肃的法律文件，对法院诉讼公告的内容法律有明确规定，不得自由发挥。不仅要依法制作和使用，而且要有一定的规范性，格式和内容必须是统一的、规范的、标准化的，以保证公告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司法实践中公告送达是十分常见的，但公告送达欠缺规范性的问题也十分突出。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制订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中，提供了两种送达公告的样式：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用（样式226）和公告送达民事裁判文书用（样式227）。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民事上诉案件中如何利用公告传唤上诉人。因为从上诉人提出上诉到二审法院正式立案审理是要经过一个周期的，这期间上诉人的住所是有发生变更的可能性的，而流动人口的增加更增加了这种可能性，所以传唤到上诉人经常成为令书记员头疼的难题。甚至相当一部分上诉人提出上诉的真实原因就是为了拖延时间逃避义务，他们往往上诉后即“消失”。在现有的几种送达方式无法传唤其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只能采用公告送达方式通知其开庭时间，并告知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将按撤回上诉处理的法律后果。而公告送达传票需要60日，此后法院做出的按上诉人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仍须公告送达，于是又要等上60日裁定书方能生效。前前后后至少四个月时间过去了。再加上两级法院之间移送案卷的时间、第二审法院采用其他送达方式传唤当事人的时间，待被上诉人持二审裁定书申请强制执行时，至少已经是一年半载之后，即使侥幸能够执行回来，被上诉人得到的也只是迟来的正义。实践中对此已经有所“突破”？？诉讼文书样式中不是没有此种公告的样式吗？就自己创制？？在公告中确定一个开庭日期，同时告知上诉方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将按撤回上诉处理，并将该公告张贴于法院公告栏以及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供的住所地。严格地讲，此种公告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但实践中之所以有这种“突破”，也是现有法律规定不尽合理、不尽明确的缘故，从诉讼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对现有法律应该予以改进。

公诉意见书范文第5篇

    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应当制定不起诉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一）被起诉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出生地、民族、文化、职业、住址、身份证号码，是否受过刑事处罚，拘留，逮捕的年月日和关押处所等；（二）案由和案件来源；（三）案件事实、包括否定或者指控被不起诉构成犯罪的事实以及作为不起诉的决定根据的事实；（四）不起诉的根据和理由，写明作出不起诉决定适用的法律条款；（五）有关告知事项；在不起诉决定书的结尾部分，应当写明承办检察员的职称、姓名和制定该决定书的年月日，不起诉决定书应当加盖检察院的公章。

    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罚没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连同不起诉决定书一并移送有关机关处理。对于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决定不起诉后，审查起诉部门应当将不起诉书副本以及案件审查报告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其不起诉的决定，由人民检察院公开宣布，并将公开宣布不起诉决定的活动记入笔录。不起诉决定书应当送达被不起诉人及被不起诉人的所在单位。若被不起诉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应立即宣布释放。有被害人的案件，还应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及其诉讼人。送达时，应当告知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及其诉讼人，如果对不起诉不服，可以自收到不起诉决定书之后7日之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告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被不起诉的人，如果对不起诉不服，可以自收到不起诉决定书之后7日之内，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应当将不起诉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有错误要求复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要求复议意见书后30日内作出复议，通知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对复议仍不服的，可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核，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提请复核意见书后的30日内作出决定，制作复核决定书送交提请复核的公安机关和下级人民检察院。经复核改变下级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的，应当撤销下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交由下级人民检察院执行。

    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7日内向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应当立案复查。被害人向作出的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申诉材料连同案卷一起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受理。对于被害人超过法定期限提出申诉的，由作出的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控告部门受理，决定是否立案复查。人民检察院应当在3个月之内作出复查决定，案情复杂的，最多不超过6个月，复查决定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

    被不起诉人对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作出的不起诉不服，自收到决定书后7日内提起申诉的，应当由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立案复查。被不起诉人超过法定期限提出申诉的，由控告申诉部门决定是否立案复查，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复查后应提出复查意见，认为应当维持不起诉决定的，报请检察长复查决定；认为应当撤销不起诉决定而提起公诉的，应当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公诉意见书范文第6篇

一、引 言

民事诉讼中的送达，是指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民事送达贯穿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对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进程有着较大影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民事诉讼行为。民事送达不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会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程序上的效力表现为产生民事诉讼程序上的法律后果，如在我国，被告在签收状副本后，应当应诉，有权提出答辩状，同时答辩期间和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也于次日开始计算。传唤当事人出庭的传票送达后，当事人就应当出庭参加诉讼，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法院可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还可以缺席判决。被告拒不到庭的，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在英国，“在高等法院提起的每一个诉讼都始于传票的签发，而传票或与之相当的文书的送达，作为法院管辖权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传票不能依法送达被告，法院不能对其行使管辖权”：“法院认为法院受理案件的日期是文书送达的日期，而不是文书发出的日期”。实体上的效力是指产生实体上的法律后果。如具有给付内容的判决书送达后，债务人就有按判决书给付的义务；离婚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就产生双方当事人之间婚姻关系消灭的后果。但也许是因为民事送达程序长期以来被认为缺乏足够的理论研究价值，人们并未给它以应有的重视，立法中对民事送达程序的规定只是寥寥数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章第二节做了8条规定），从而在实践中引发了一些问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时代，这不足为怪，然而，在越来越重视程序公正问题的今天，依然忽视民事诉讼送达程序就有悖潮流了。我们应该给予民事诉讼送达程序足够的重视。本文将就民事送达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改进与完善民事送达程序谈一谈个人意见。

二、送达人与受送达人的确定

虽然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送达人，但人们的概念中，人民法院为送达人是不言自明的。其实在国外，送达人并不限于法院，例如在美国，一般性的司法文书的送达被看成是当事人或律师的事情，送达的目的是向受送达人通知诉讼进程的情况和消息；在法国，也是由原告向被告送达传唤状。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如果没有其他的规定，送达依职权为之”。在我国，送达是专属人民法院的职权，只能由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进行。司法实践中所使用的送达回证，抬头标明“某某人民法院”并加盖院章，落款注明填发人与送达人，这里的填发人和送达人，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也即实际填写、送达法律文书的行为人，或者称其为送达执行人或送达行为人更为恰当，他们一般是本案的承办人员（如审判员、书记员）或本院其他工作人员（如法警），也可能是其他法院的工作人员（在委托送达的情况下）。这里顺便谈一下法院内部管理问题？？应由法院哪个部门负责送达？有的法院是交立案庭送达，有的则交法警队送达，缺乏统一规定，以致一些基层法院在送达诉讼文书时各部门相互推诿，尤其是遇到当事人拒绝接收、地址不详、路途遥远等情况时，诉讼文书的送达更成为难题。关于民事诉讼送达的送达人为人民法院笔者并无疑义，但对于具体的送达行为主体，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法律进一步明确。之所以要明确送达行为人，是因为送达是一项关系到当事人切身利益的诉讼行为，状、上诉状、裁判文书等是否送达、送达是否合法、何时送达，都对民事诉讼的进程有较大影响，不应该出现随便哪个法院工作人员都可以为送达行为的情况，而且对送达人来说，他负有及时合法送达诉讼文书的法定职责，因此明确这一法定职责具体应由谁承担是极有必要的。可以借鉴的例子是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送达除另有规定外，由法院书记官依职权进行，”根据我国人民法院机构改革的趋势，审判员与书记员的职能日益明确分离，书记员将要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程序性工作，而民事送达，在现实中就主要由书记员承担，从民事送达自身的性质特点看，这一事务性为主的工作也的确适合由书记员承担。但不能不看到，单纯地把这一职责交由书记员承担并不现实。笔者认为，除书记员之外，审判员是应该有权从事送达这一诉讼行为的，而赋予法警这项职责也更有利于送达的进行。至于在法院内部管理上，对应诉通知书、当事人须知、状（上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出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可由立案庭负责送达，对涉及强制性的诉讼文书如执行通知书及有关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决定书等亦可由法警队负责送达，以显示法律的尊严和威慑力。

再来谈谈受送达人。《民事诉讼法》同样未规定受送达人的范围。从《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可以看出受 送达人仅指当事人。但通常认为，受送达人包括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特别的情况下（民事抗诉案件）还包括人民检察院。对于受送达人来说，签收诉讼文书不仅是其应该履行的诉讼义务，亦是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司法实践中，我们常常见到的是受送达人拒绝签收法律文书的现象，这当然既不利于法院送达职能的行使，也不利于对对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为此法律才特别规定了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这两种送达方式。所以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有必要将签收诉讼文书作为受送达人的诉讼义务明确下来。另外，容易被忽视的是，签收诉讼文书不仅是受送达人的义务，同样是受送达人享有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因为当事人只有收到诉讼文书并获悉诉讼文书的内容，才能确定自己如何行使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如果送达不合法，当事人应当有权提出异议或主张权利。又如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仅向当事人而不向当事人的人（主要是律师）送达裁判文书的情况，律师对此很有意见，但民事诉讼法却又并未赋予律师向法院要求送达裁判文书的权利。所以，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同样有必要明确赋予受送达人以签收诉讼文书的权利。这里还要引入一个概念？？送达回证的签收人。《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人的，可以送交其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可以看到，实际签收法律文书、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的人并不限于受送达人，除受送达人之外还有：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件的人、诉讼人、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值得注意的是，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负责收件的人以及指定代收人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诉讼参加人，无论如何不能归入受送达人的范畴，但在人民法院向其送达有关诉讼文书时，法律已经赋予了他们一定的义务？？在送达回证上签字，而且其签收行为将对受送达人发生法律效力。

三、留置送达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79条对留置送达做了如下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对留置送达又做了补充规定：“受送达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及其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盖章的，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把送达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从上述规定看，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留置送达的条件有所放宽，但留置送达还是要满足特定的条件，有着较严格的适用范围。条件一：受送达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条件二：有见证人，且必须是特定身份的见证人？？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之所以要对留置送达加以如此限制，无非是要避免法院对送达这一职权的滥用。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其一，按照法律规定，留置送达是在受送达人或法定签收人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情况下才能运用的送达方式，而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是，人民法院送达人员送达诉讼文书时，受送达人不在其住所地。有可能是受送达人正好当时不在家，也有可能是受送达人地址有误或发生了变更，这种情况下，送达人员也采用留置送达方式，显然这与留置送达设置的初衷相背离，这种“留置送达”是不合法的。但不能不看到，相当多的时候，受送达人是故意逃避义务，尽量拖延时间以延缓诉讼程序及法院裁判文书的生效？？因为无法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等方式送达诉讼文书时，法院只能采用公告送达方式，而公告送达期长达60日。如果任由恶意受送达人钻法律空子达到其目的，对对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其二，《民事诉讼法》规定“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到场”，这里限制的是送达人，而“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却无到场见证的义务。如此一来哪个基层组织或者单位愿意管这个“闲事”自觉履行见证义务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放宽留置送达的限制恐怕也正是基于此原因。其结果却是，“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更加有理由拒绝见证？？反正不签名盖章法院也一样可以留置送达。而法院送达时甚至干脆不去“麻烦”有关基层组织和单位，直接记明留置送达了事。因此，司法实践中完全合法的留置送达少之又少，留置送达有形同虚设的危险。在抱怨有关单位的相关人员法律意识淡漠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考虑现有留置送达本身的合理性呢？不妨参考一下其他国家的规定，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656条规定：“如没有任何人可以或愿意接收文书的副本，经执达员查询受送达人的地址准确，并在送达文书上记明查询事宜后，已进行的送达视为向住所或居所送达”。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放宽留置送达的条件，一是规定在有两名以上法院工作人员（限于法官、书记员、法警）在场的情况下即可适用留置送达；二是规定在向经受送达人认可的地址送达时，一定时限内两次不同时间送达均无人接收，即可适用留置送达，从而免去公告送达耗时较长的弊端。

四、邮寄送达问题

邮寄送达是为许多国家民事诉讼法所肯定的送达方式，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当事人不指定代收人的情况下，通过邮局送达，视为有效送达。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80条对邮寄送达做了规定：“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司法实践中，通常对于法院距离受送达人住地较远的情况适用邮寄送达。但具体送达过程中，尚有一些实际问题难以解决，例如如何确定邮件中所含诉讼文书的种类（已有法院采用公证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是否必须受送达人本人签收等等。又如，作为已经送达重要依据的是邮局回执，而根据邮政部门的惯例，邮寄挂号信、特快专递等邮件，并不需要在递交收件人后向寄件人出具回执，法院只能通过邮件收据向邮局查询。以至于一些法院习惯将挂号邮件收据作为送达凭证附卷。而挂号邮件收据并不等同于邮件回执，前者是邮局签发给寄件人，表明邮件已被邮局收邮，是投邮者在一定期限（一年）可以查询和索赔的凭证。后者由受送达人署名签收，并注明了收件日期，是表明受送达人已经收到邮件（即送达法律文书的凭证）。大概是基于上述原因吧，除与邮局签有特定协议外，本市法院极少采用邮寄送达的方式。笔者所见的“邮寄送达”一般是这样的情形：①传票的送达。对远郊区县交通不便的当事人，将传票和送达回证同时寄交当事人所在村的村委会，要求村委会将传票转交当事人并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然后寄回法院；②裁判文书的送达。在案件审理终结前当事人明确表示不愿来院领取法律文书并主动要求事先签送达回证留在法院时，法院在裁判文书制作完毕后寄给当事人。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当事人省时省力省钱，法院亦能够如期结案。诚然，法官应该向当事人讲理说法，告知签收诉讼文书是当事人的义务。但如果当事人坚决不来领取诉讼文书法院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派车派人送达，遇到当事人拒收又找不到见证人或当事人家中无人的情况，还得公告送达，裁判文书生效又要等上60日。所以虽然这种“邮寄送达”的做法很不规范，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并不鲜见。

接下来要探讨的是人民法院委托邮政部门送达的情况。 近年来，各地人民法院纷纷与邮政部门签订委托协议，以特快专递形式对部分诉讼文书进行送达。例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采用了此种方式送达部分诉讼文书，邮局还专门为此 设计了投递单，其上列有案号、法律文书、证据材料、不能送达的理由等需填写的项目。这种送达方式与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邮寄送达有相吻合之处，又有一定差异，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出现，在具体应用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引发了一些争议。提倡者有之，其理由是：邮寄送达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方式之一。随着人民法院受案数量逐年上升，需要送达的法律文件越来越多，送达这一诉讼程序问题，直接影响着人民法院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影响着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落实。邮局利用其固有的投递网络，会比法院自行送达效率更高，送达更准确。反对者亦有之，其理由有：这种送达方式导致送达主体资格不合法。送达主体是人民法院，送达文书既是人民法院的一项职权，同时也是法定义务。而法院的职权是不能授权委托邮政部门的，同时其法定的义务也不能有偿转让给邮政部门。这种名为邮寄送达实为委托送达的方式，混淆了委托送达与邮寄送达的法律关系，混淆了人民法院与邮政部门在诉讼文书送达中的法律地位，有损于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这种送达方式实际采用了委托送达，邮政部门不具备受委托的主体资格，对此也没有司法协助义务，受送达人拒收时邮递人员不能留置送达，受送达人不在或下落不明，其同住成年家属代收效力或人民法院根据邮政部门证明而采用公告送达的效力问题，法律则没有明文规定，因此无法保证诉讼主体及时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此种送达方式还会导致收件人和收件日期不明。根据法律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邮件回执不能与送达回证等同起来，同时代收人的身份与受送达人的关系无法证实。因此，法院无法确定收件人是否收到人民法院的诉讼文书及日期。显然，这两种意见各有各的道理。综合考虑这种送达方式的应用效果，其方便快捷节省费用的优点还是受到了法院、当事人、舆论界的广泛好评的，它尤其适应了当前追求诉讼效率的价值取向，而且，邮寄送达在其他国家也是常见的送达方式，已为实践证明有其合理性，所以我们不应因噎废食，而是应该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邮寄送达这种方式，注意在重视效率的同时不以牺牲程序规范性为代价。

五、公告送达问题

公告，是人民法院就某些诉讼活动或者特定的人和事，依法向社会公开和张贴的告示性司法文书。公告送达，是指人民法院以公告的方式，将需要送达的诉讼文书的有关内容告知受送达人的送达方式。公告送达是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所使用的一种送达方式，其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84条。公告送达的具体做法是：将需要送达的诉讼文书的主要内容，如状、上诉状要点、开庭时间、地点等刊登于报纸、张贴于法院公告栏或者受送达人原住所地，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①送达诉状副本与送达开庭传票的公告。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或收到上诉状）5日内将状（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并通知其应诉、答辩。但是，遇有对方当事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状（上诉状）副本的，则采取公告送达方式送达。送达诉状副本的公告常常与送达开庭传票的公告合二为一：在送达诉状副本的同时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对方当事人。公告兼有送达诉状副本和通知对方当事人应诉的双重作用。公告期间案件审理暂时中断，公告期满，审理程序恢复。受送达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应诉答辩的，人民法院将依法做出判决。公告送达状或上诉状副本的，应说明或上诉要点，受送达人答辩期限及逾期不答辩的法律后果；公告送达传票，应说明出庭地点、时间及逾期不出庭的法律后果。②送达裁判文书的公告。人民法院制作的判决书、裁定书，必须依法宣告并送达当事人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对于下落不明或者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裁判文书的当事人，采用公告送达方式，公告刊登之日即为结案日，公告期满则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送达裁判文书的公告应说明裁判主要内容，属于一审的，还应说明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人民法院。由此可知，法院诉讼公告是严肃的法律文件，对法院诉讼公告的内容法律有明确规定，不得自由发挥。不仅要依法制作和使用，而且要有一定的规范性，格式和内容必须是统一的、规范的、标准化的，以保证公告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司法实践中公告送达是十分常见的，但公告送达欠缺规范性的问题也十分突出。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制订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中，提供了两种送达公告的样式：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用（样式226）和公告送达民事裁判文书用（样式227）。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民事上诉案件中如何利用公告传唤上诉人。因为从上诉人提出上诉到二审法院正式立案审理是要经过一个周期的，这期间上诉人的住所是有发生变更的可能性的，而流动人口的增加更增加了这种可能性，所以传唤到上诉人经常成为令书记员头疼的难题。甚至相当一部分上诉人提出上诉的真实原因就是为了拖延时间逃避义务，他们往往上诉后即“消失”。在现有的几种送达方式无法传唤其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只能采用公告送达方式通知其开庭时间，并告知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将按撤回上诉处理的法律后果。而公告送达传票需要60日，此后法院做出的按上诉人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仍须公告送达，于是又要等上60日裁定书方能生效。前前后后至少四个月时间过去了。再加上两级法院之间移送案卷的时间、第二审法院采用其他送达方式传唤当事人的时间，待被上诉人持二审裁定书申请强制执行时，至少已经是一年半载之后，即使侥幸能够执行回来，被上诉人得到的也只是迟来的正义。实践中对此已经有所“突破”？？诉讼文书样式中不是没有此种公告的样式吗？就自己创制？？在公告中确定一个开庭日期，同时告知上诉方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将按撤回上诉处理，并将该公告张贴于法院公告栏以及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供的住所地。严格地讲，此种公告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但实践中之所以有这种“突破”，也是现有法律规定不尽合理、不尽明确的缘故，从诉讼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对现有法律应该予以改进。

公诉意见书范文第7篇

    内容提要: 我国《物权法》第 28 条因“法律文书”引起的物权变动,是司法裁判权、仲裁裁决权、强制执行权行使的结果,属于因公权力的行使发生的物权变动,故物权变动是否因公权力的行使而发生是确定该条款中“法律文书”涵义和类型的基础。由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及形成之诉各自功能所决定,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仅限于形成性法律文书,不包括确认性和给付性法律文书。形成性法律文书主要是指形成判决,即因形成诉权的行使作出的判决,而确认单纯形成权行使效力的判决不是形成判决。强制执行程序中拍卖成交确认裁定和强制抵债裁定也属于形成性法律文书。民事调解书不属于形成性法律文书的范畴,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

    一、据以讨论的案例与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 原告甲公司与被告乙公司通过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甲公司购买乙公司的某房产,甲公司支付房款后该房产即归甲公司所有。合同签订后,甲公司如约向乙公司支付了房屋价款,乙公司也依约将房屋交付给甲公司。因房屋未过户到甲公司名下,甲公司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房屋归其所有。对于该案有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物权法已经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是物权变动的依据之一,从充分保护买受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对于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房屋,法院可以做出确权判决。”[1]另一种观点认为,《物权法》第28 条中的法律文书仅指形成性法律文书,而非确认性或给付性法律文书。本案应属于履行合同的给付之诉,而非确认之诉。此类案件,应遵循物权变动原则,告知当事人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协助办理过户登记,并据此进行裁判。(该案例来源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 2011) 济民一初字第 12 号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

    案例二: 甲、乙夫妻共有房屋四间,登记在甲名下。2008 年 1 月,甲、乙经法院调解离婚,调解书第 2 项载明: 登记在甲名下的夫妻共有房屋自愿赠与婚生子丙所有。离婚后,甲、乙分别居住两间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2008 年 5 月,甲以原有的四间房屋抵押,骗取丁 18 万元并挥霍一空。2008 年 8 月,甲被司法机关以诈骗罪科以刑罚。后丁另案起诉甲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法院判决甲赔偿丁 18 万元。判决生效后,丁申请执行,法院裁定查封了甲名下的房屋。丙依据上述调解书提出执行异议,执行裁决认为生效法律文书已经确定争议房屋归丙所有,异议成立,解除查封。现丁起诉,要求确认争议房屋归甲、乙共有。对于本案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生效的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依据《物权法》第28 条之规定,物权已发生变动,房屋归丙所有,应驳回丁的诉讼请求。第二种意见认为,不能机械理解《物权法》第 28 条,只有形成判决才可以引起物权变动,就物权变动事项所作调解书,尚无与形成判决同一形成力,故应判决争议房屋归甲、乙共有。[2]

    我国《物权法》自2007 年10 月1 日实施以来遇到了许多具体问题,其中关于《物权法》第 28条中“法律文书”的涵义与类型在实践中争议较大,上述两个案例清晰地展现了此类争议。实践中的问题主要包括: 从法律文书的形式来看,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是否包括调解书、裁定书?从法律文书的性质来看,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是否仅限于形成性文书,不包括给确认性和给付性文书? 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限于形成性文书,形成性文书具体包括哪些类型? 由于这类问题的普遍性,为杜绝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物权法司法解释( 一) 征求意见稿》试图对此作出界定,但尚未形成一致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征求意见稿》第 9 条就“发生物权效力的法律文书”列出了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变更或者消灭既存物权关系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 28 条所称的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法律文书。第二种意见,导致物权变动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是指直接为当事人创设或者变动物权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第三种意见,该法律文书应当仅限于形成判决、裁决,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确认判决、裁决以及调解书均不在此限。)虽然该问题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但现有研究成果还略显单薄。(现有研究没有深入分析《物权法》第 28 条所规定的法律文书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对于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类型分析也不够全面。参见程啸: 《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中法律文书的含义与类型》,载《人民法院报》2010 年 11 月 10 日第 7 版; 胡川宁: 《论因判决而生的物权变动》,载《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1 年第 3 期。)正如德国学者弗德里希·米勒所言,法定的规范必须经过澄清、精确之后才能适用。[3]14以下,笔者结合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就《物权法》第 28 条中“法律文书”的涵义与类型作进一步的澄清。

    二、法律文书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特征

    任何财产利益的转移都要有法律上的原因,这是罗马法以来的原则,[4]物权的变动也不例外。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依发生根据不同,可分为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和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虽然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最为主要,也最为典型,但是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也并不少见。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是指以一方当事人的单方意思表示或双方( 或多方) 当事人共同的意思表示为基础进行的物权变动。根据我国《物权法》第 9条和第 23 条的规定,此类物权变动必须遵循物权公示原则,未经登记或交付,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是指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非基于原权利人的意思表示,而是在无原权利人甚至法律有意识排除原权利人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发生的物权变动。[5]此类物权变动不以公示为生效要件,而是因法律规定的事实条件成就而直接发生法律效力。依照《物权法》第 28 条至第 30 条的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继承、事实行为等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引起的物权变动,只要法定原因发生,无需经登记或交付,即可直接发生效力。

    为什么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无需公示? 有学者认为,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不以公示为生效要件,并非对物权公示原则的破坏,而是对物权公示原则的有益补充。其一,因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继承等引起的物权变动,或有公权力介入,或有法律依据,物权变动本身已经具有很强的公示性,从而不必进行登记或者交付而直接生效。其二,不动产登记和动产交付作为公示手段,虽然具有使权利关系明晰和保护交易安全的优点,但因其要求过于严格,也给当事人带来不便,不尽符合交易便捷的要求。因此,在将登记和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同时,对本身已经符合公示要求的物权变动,例外地承认不以登记和交付作为生效要件,可以弥补公示要件主义过于严格的缺憾。[6]笔者认为,仅就因生效法律文书引起的物权变动而言,此类物权变动之所以无须以法定的公示方法作为要件,关键在于这类物权变动是司法裁判权、仲裁裁决权、强制执行权行使的结果,属于基于公权力行使而发生的物权变动。[7]若此类物权变动仍需公示要件,则与裁判的形成力相矛盾。判决的形成力,在我国又称判决的变更力,是指形成判决所独具的依判决的宣告而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效力。[8]判决的形成力于判决确定时发生,不需要通过强制执行。一般情况下,形成判决的形成力及于当事人和任何第三人。此外,由于我国《物权法》第 31 条规定非依法律行为取得物权后再行处分的必须进行宣示登记,否则不发生物权效力,因此,这种物权变动虽然缺少公示,但一般不会损及交易安全,另行公示已无必要。

    《物权法》第 28 条所规定的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引起的物权变动属于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这种物权变动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从物权变动的发生原因来看,这种物权变动基于公权力行使而发生,而非基于法律行为。若仅通过判决或裁决的强制执行力实现法律行为所欲的物权变动,则这种变动仍属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如一方当事人因未履行买卖合同约定的义务,法院判决一方当事人协助另一方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或者判决一方当事人将某动产交付于另一方当事人,这种物权变动的原因系合同,而非司法裁判。其二,从物权变动的构成要件来看,基于法律文书发生物权变动的原因在于判决的形成力,故这种物权变动不必公示,物权变动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当然发生,无须通过执行程序予以实现;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在发生诉讼的情况下则存在判决的履行问题,物权变动仍然采公示要件主义,履行行为( 交付或登记)即为公示方法。其三,从物权变动的时间来看,基于法律文书发生的物权变动于法律文书生效时发生;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于公示完成时发生,即动产为交付完成时,不动产为转移登记完成时。

    三、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是指形成性文书

公诉意见书范文第8篇

一、检察环节设立听取律师意见制度的价值意义

律师接受案件当事人的委托参与到刑事诉讼活动中，就其所了解的案件事实证据做出审查判断，并提出罪与非罪或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律意见，是律师依法行使辩护权，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形式。为切实发挥律师在促进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方面的应有作用，有必要在检察环节建立听取律师意见的常态性机制，其价值意义体现为：

1 、有利于促进检察机关全面履行公诉职能。司法实践中，由于公诉案件承办人的角色限制，承办人在审查案件时，当然会把嫌疑人是否有罪和罪重作为审查工作的重心。与此相反，提出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予刑事处罚的证据和意见是辩护人的工作重心所在，因此，公诉部门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对于检察机关全面审查案件，全面履行公诉职能将会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2 、有利于提高检察机关公诉案件的质量。认真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一方面可以弥补侦查机关和公诉案件承办人审查时的疏漏，及时收集和调取遗漏的证据。同时，也可以帮助公诉案件承办人发现和纠正侦查机关不正确的指控意见，从而使公诉案件承办人对案件的定性以及对事实和情节的认定更加准确、更加全面，有助于确保公诉案件的质量。

3 、有利于促进检察机关公正执法。检察环节听取律师意见制度满足了对检察机关公正执法进行事前、事中监督的现实要求。律师运用其与检察官基于同一模式的法律教育培训所养成的法理认知和法律逻辑推理能力，对同一案事实和证据进行独立地思考和审查判断，从而发现检察官可能忽视的证据瑕疵或因定势思维形成的认识误区、审查盲点。

4、有利于推动保障律师合法权益，建立新型的良好的控辩关系。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在审查阶段享有辩护权，如果检察机关在审查阶段不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则辩护律师在审查阶段的辩护权将会受到极大的损害。律师有权向检察机关反映辩护意见，不仅是法律规定的辩护权行使的重要途径和表现形式之一，也为建立新型的良好的控辩关系奠定了基础。

二、审查阶段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现状

司法实践中审查阶段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的施行并不尽如人意，一是相当多的地方并没有主动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二是即使一部分辩护人提出了意见，也没有引起公诉部门的重视，致使审查阶段听取律师辩护意见的制度难以全面实施，有些地方甚至形同虚设。

三、检察环节设立听取律师意见制度的法律依据

1 、《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其中，律师申诉控告更多是以法律意见的形式提出。

2 、2003年9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检察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的陈述或者无罪、罪轻的辩解。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或者委托辩护人的，检察人员应当注意听取律师以及其他辩护人关于适用逮捕措施的意见”；第七条：“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认为超期羁押的，有权向作出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或者其上级人民检察院投诉，要求解除有关强制措施”。

四、形成阶段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在审查阶段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改进控辩双方庭审前交流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建立控辩双方证据开示制度。在刑事诉讼法尚未修改之前，建议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联合制定审查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制度，并在其中规定律师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向检察机关进行开示。待时机成熟后，可将律师调查的证据在审查阶段及时向检察机关开示作为一种制度在立法上予以规定。

2.建立规范有效的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及反馈的机制，具体内容包含以下几点: 一是建立告知辩护律师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书面意见的制度。二是建立有针对性的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交流制度。三是建立听取律师意见反馈制度。检察机关在审查阶段如果采纳了律师提出的证据和辩护意见，应当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比如可以在不决定书、书和公诉意见或者在其他文书中参考判决书的写法，明确记载所采纳的律师意见和证据，或者单独设立一种专门的采纳律师意见的文

书进行告知。这样，有利于律师配合证据开示和在审查阶段主动提出意见。

3.建立规范有效的审查律师意见的制度。一是公诉部门要树立全面审查案件的观念，把对于两种性质不同证据的审查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要从辩方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和反向思维。二是要提高全面分析、判断和运用证据的能力，在分析有罪证据时，既要分析现有的指控证据能否形成完整的有罪证据链，也要分析每个证据的证明力度，分析证据上的瑕疵和薄弱环节，也要审查分析辩方提出的无罪证据是否合理，要分析无罪证据与证据链的薄弱环节对有罪证据链的形成会造成何种冲击。三是要尽量避免受侦查机关《意见书》的影响，避免先入为主，要在全面分析案情和证据的基础上，努力形成客观公正的审查意见。

公诉意见书范文第9篇

    一、据以讨论的案例与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 原告甲公司与被告乙公司通过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甲公司购买乙公司的某房产,甲公司支付房款后该房产即归甲公司所有。合同签订后,甲公司如约向乙公司支付了房屋价款,乙公司也依约将房屋交付给甲公司。因房屋未过户到甲公司名下,甲公司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房屋归其所有。对于该案有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物权法已经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是物权变动的依据之一,从充分保护买受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对于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房屋,法院可以做出确权判决。”[1]另一种观点认为,《物权法》第28 条中的法律文书仅指形成性法律文书,而非确认性或给付性法律文书。本案应属于履行合同的给付之诉,而非确认之诉。此类案件,应遵循物权变动原则,告知当事人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协助办理过户登记,并据此进行裁判。(该案例来源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 2011) 济民一初字第 12 号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

    案例二: 甲、乙夫妻共有房屋四间,登记在甲名下。2008 年 1 月,甲、乙经法院调解离婚,调解书第 2 项载明: 登记在甲名下的夫妻共有房屋自愿赠与婚生子丙所有。离婚后,甲、乙分别居住两间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2008 年 5 月,甲以原有的四间房屋抵押,骗取丁 18 万元并挥霍一空。2008 年 8 月,甲被司法机关以诈骗罪科以刑罚。后丁另案起诉甲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法院判决甲赔偿丁 18 万元。判决生效后,丁申请执行,法院裁定查封了甲名下的房屋。丙依据上述调解书提出执行异议,执行裁决认为生效法律文书已经确定争议房屋归丙所有,异议成立,解除查封。现丁起诉,要求确认争议房屋归甲、乙共有。对于本案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生效的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依据《物权法》第28 条之规定,物权已发生变动,房屋归丙所有,应驳回丁的诉讼请求。第二种意见认为,不能机械理解《物权法》第 28 条,只有形成判决才可以引起物权变动,就物权变动事项所作调解书,尚无与形成判决同一形成力,故应判决争议房屋归甲、乙共有。[2]

    我国《物权法》自2007 年10 月1 日实施以来遇到了许多具体问题,其中关于《物权法》第 28条中“法律文书”的涵义与类型在实践中争议较大,上述两个案例清晰地展现了此类争议。实践中的问题主要包括: 从法律文书的形式来看,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是否包括调解书、裁定书?从法律文书的性质来看,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是否仅限于形成性文书,不包括给确认性和给付性文书? 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限于形成性文书,形成性文书具体包括哪些类型? 由于这类问题的普遍性,为杜绝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物权法司法解释( 一) 征求意见稿》试图对此作出界定,但尚未形成一致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征求意见稿》第 9 条就“发生物权效力的法律文书”列出了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变更或者消灭既存物权关系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 28 条所称的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法律文书。第二种意见,导致物权变动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是指直接为当事人创设或者变动物权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第三种意见,该法律文书应当仅限于形成判决、裁决,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确认判决、裁决以及调解书均不在此限。)虽然该问题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但现有研究成果还略显单薄。(现有研究没有深入分析《物权法》第 28 条所规定的法律文书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对于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类型分析也不够全面。参见程啸: 《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中法律文书的含义与类型》,载《人民法院报》2010 年 11 月 10 日第 7 版; 胡川宁: 《论因判决而生的物权变动》,载《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1 年第 3 期。)正如德国学者弗德里希·米勒所言,法定的规范必须经过澄清、精确之后才能适用。[3]14以下,笔者结合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就《物权法》第 28 条中“法律文书”的涵义与类型作进一步的澄清。

    二、法律文书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特征

    任何财产利益的转移都要有法律上的原因,这是罗马法以来的原则,[4]物权的变动也不例外。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依发生根据不同,可分为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和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虽然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最为主要,也最为典型,但是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也并不少见。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是指以一方当事人的单方意思表示或双方( 或多方) 当事人共同的意思表示为基础进行的物权变动。根据我国《物权法》第 9条和第 23 条的规定,此类物权变动必须遵循物权公示原则,未经登记或交付,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是指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非基于原权利人的意思表示,而是在无原权利人甚至法律有意识排除原权利人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发生的物权变动。[5]此类物权变动不以公示为生效要件,而是因法律规定的事实条件成就而直接发生法律效力。依照《物权法》第 28 条至第 30 条的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继承、事实行为等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引起的物权变动,只要法定原因发生,无需经登记或交付,即可直接发生效力。

    为什么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无需公示? 有学者认为,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不以公示为生效要件,并非对物权公示原则的破坏,而是对物权公示原则的有益补充。其一,因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继承等引起的物权变动,或有公权力介入,或有法律依据,物权变动本身已经具有很强的公示性,从而不必进行登记或者交付而直接生效。其二,不动产登记和动产交付作为公示手段,虽然具有使权利关系明晰和保护交易安全的优点,但因其要求过于严格,也给当事人带来不便,不尽符合交易便捷的要求。因此,在将登记和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同时,对本身已经符合公示要求的物权变动,例外地承认不以登记和交付作为生效要件,可以弥补公示要件主义过于严格的缺憾。[6]笔者认为,仅就因生效法律文书引起的物权变动而言,此类物权变动之所以无须以法定的公示方法作为要件,关键在于这类物权变动是司法裁判权、仲裁裁决权、强制执行权行使的结果,属于基于公权力行使而发生的物权变动。[7]若此类物权变动仍需公示要件,则与裁判的形成力相矛盾。判决的形成力,在我国又称判决的变更力,是指形成判决所独具的依判决的宣告而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效力。[8]判决的形成力于判决确定时发生,不需要通过强制执行。一般情况下,形成判决的形成力及于当事人和任何第三人。此外,由于我国《物权法》第 31 条规定非依法律行为取得物权后再行处分的必须进行宣示登记,否则不发生物权效力,因此,这种物权变动虽然缺少公示,但一般不会损及交易安全,另行公示已无必要。

    《物权法》第 28 条所规定的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引起的物权变动属于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这种物权变动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从物权变动的发生原因来看,这种物权变动基于公权力行使而发生,而非基于法律行为。若仅通过判决或裁决的强制执行力实现法律行为所欲的物权变动,则这种变动仍属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如一方当事人因未履行买卖合同约定的义务,法院判决一方当事人协助另一方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或者判决一方当事人将某动产交付于另一方当事人,这种物权变动的原因系合同,而非司法裁判。其二,从物权变动的构成要件来看,基于法律文书发生物权变动的原因在于判决的形成力,故这种物权变动不必公示,物权变动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当然发生,无须通过执行程序予以实现;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在发生诉讼的情况下则存在判决的履行问题,物权变动仍然采公示要件主义,履行行为( 交付或登记)即为公示方法。其三,从物权变动的时间来看,基于法律文书发生的物权变动于法律文书生效时发生;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于公示完成时发生,即动产为交付完成时,不动产为转移登记完成时。

    三、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是指形成性文书

    《物权法》第 28 条规定: “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该条款的语言逻辑是清晰的,依其文义可得出如下结论: 即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有的能够引起物权变动,有的不能引起物权变动,对于能够引起物权变动的,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发生效力。该条款不清晰之处在于未能明确哪些法律文书能够引起物权变动,本文前述两则案例所反映的正是此问题。由于人民法院作出的法律文书类型多样,包括判决、裁定、决定、调解书以及各种命令、通知等,其中判决又可分为给付判决、确认判决和形成判决,而人民法院作出的法律文书并非都可以直接引起物权变动,故需结合诉的类型探讨哪些法律文书能够直接引起物权变动。

公诉意见书范文第10篇

一、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

了解案情掌握有关案件材料，是履行辩护职能的基础。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正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有关解释，“诉讼文书”包括立案决定书、提请批准逮捕书、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证、搜查证、起诉意见书、采取逮捕以外的强制措施决定书及其它司法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包括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鉴定、物证技术鉴定等由有鉴定资格的人员对人身、物品及其他有关证据材料进行鉴定所形成的记载鉴定情况和鉴定结论的文书。复制、摘抄的材料内容无须司法人员审查，但有关保密材料应予保密。

二、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按照法律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并不会影响案件的侦查工作，因此法律对于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与其通信没有任何限制，只要具有辩护律师的身份就有权进行，会见时检察机关也不应派员在场。

三、进行调查取证：

通过查阅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和会见犯罪嫌疑人，如果有必要，辩护律师可以进行履行辩护职责所需要的调查取证工作。

四、依法向公诉机关提出辩护意见：

法律赋予了律师在该阶段为辩护人，那么辩护律师就应当履行辩护职责。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工作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自己的辩护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五、向公诉机关提出解除、撤销、变更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的意见：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3条和75条的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如发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的强制措施不当，或者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可以向公诉机关提出解除、撤销、变更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的意见。

六、犯罪嫌疑人控告：

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受到侵害或者人格受到侮辱的，辩护律师有权犯罪嫌疑人提出控告。

七、帮助对不起诉决定不服的被不起诉人提出申诉：

由于不起诉的决定，是以“犯罪情节轻微”为前提，即以被不起诉人已触犯刑法为前提，因此如果被不起诉的人不认为自己有犯罪情节，则可以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七日内向人民检察院申诉。而身为辩护人的律师，此时自然可以帮助被不起诉人提出申诉。

根据法律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有这么多的工作可以做，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上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已经被法律称之为辩护人了，按照法律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辩护人的职责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应当体现出来，可是我们现在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工作根本不能体现出来辩护人的辩护职责，辩护律师只能查阅一下案件的程序案卷，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见见面就完事大吉了，这根本不能称之为辩护人。同法官、检察官一样，律师也负有维护法治的责任。辩护律师介入诉讼不仅是为了从实体上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而且还要从程序上维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使控、辩关系达到平衡，以保证实体上发现真实和程序的公正性。基于律师的职业特点，律师在诉讼活动中会从尽可能有利于被人的角度去对法律作出解释和理解，由此而形成的事实和法律认识往往会与公诉机关不同，甚至有所冲突，应当认识到，这种冲突不但合理，而且为实现法律的正义所必须，因为只有在对立双方都获得充分的主张的情形下，正义才可能实现，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追求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公诉意见书范文第11篇

关键词：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检察监督

近年来，大多学者主张应该借鉴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以及其他国家处理刑事案件的一些速决程序，赋予检察人员更大自由裁量权。但是，如何在赋予检察人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之后防止其滥用，学界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权力受到有效制约是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而作为配置和制约司法权手段之一的刑事诉讼，在赋予检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有鉴于此，笔者首先对国外关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进行比较研究，然后联系我国现行检察官制约机制中存在的缺陷，提出完善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具体构想。

一、国外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

法治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立法上每授出一项权力，就必须同时设立相应的控制权力的制约机制，使权力与权力或权力与权利之间得到充分制衡，以防止该项权力被滥用。因而美国学者弗兰茨•纽曼指出：“哪里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哪里便无法律制度可言。”【1】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是法律授予检察官的一项重要权力，该权力虽然对实现个案公正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不当行使又会直接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破坏国家的法制。为了防止其负面效应，现代各国都建立了相应的制约机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 上级检察官(或检察院)的监督纠正机制

上级检察官(或检察院)的监督纠正机制是指检察官作出裁量决定后，上级检察官(或检察院)根据申请或通过其他途径，对该决定进行审查监督，纠正其错误的一种制约机制。这是各国普遍采取的做法。例如，在法国，检察官对刑事案件原则上处于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地位：或者作出决定不提起追诉(不予立案侦查或归档不究)，或者决定发动公诉(提起追诉)。如果检察官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归档不究)：(1)追诉不能得到受理，如公诉已经消灭(犯罪人已经死亡、大赦、撤回告诉、时效已过等)；(2)不具备犯罪的各项构成要件，或者证明有罪的证据不足；(3)提起追诉不适当(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性格等因素)；(4)侵犯个人利益的案件，被害人与犯罪人已经达成和解，或者经过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并付诸执行。对于检察官的不予立案决定，控告人、告发人可以按照级别，向上一级检察官或检察长提出申诉，要求追诉。上级检察官或检察长经审查，可以向下级检察官发出发动追诉的命令，下级检察官必须执行。【2】如果检察官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违背了社会利益，检察长就可以向其提出意见，甚至总检察长也可以向其提出应当遵守的意见。【3】

(二) 法院或法官的司法审查机制

法院或法官的司法审查机制，是指以法院或法官的司法审查权来制约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一种机制。这是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做法。该制约机制具体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1.预审机制。预审机制是由预审法官或治安法院对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进行监督制约的一种机制。这是英美国家采取的做法。英国预审有两种形式，即书面预审和言词预审。书面预审，就是检察官向治安法院提出起诉并提交有关证据，在法庭上，检察官告诉法官，全部证据均以书面陈述的方式提出，其副本已交被告方，然后法庭向被告方宣读控诉内容，询问被告人对起诉方的书面陈述是否提出异议，如无异议，法庭就正式接受检察官的控诉和书面陈述，决定正式向刑事法院移送起诉。被告方若有异议，愿意提供证据或要求传唤证人，法庭则改为言词预审，即双方当事人用言词提供证据并进行口头辩论，法庭根据辩论结果，作出驳回起诉或者移送起诉的决定。【4】可见，治安法院的预审不是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而是审查检察官的起诉决定是否有足够的根据。

在美国多数州，检察官决定起诉后，为了避免检察官滥用起诉裁量权，也规定了预审程序。对被告人指控重罪的案件通常要进行预审，但下列案件不必预审：(1)在预审前，检察官已经提交大陪审团的案件；(2)轻罪案件(多数司法区是不预审的)；(3)被告人对指控作认罪答辩的案件。预审的主要目的是确定有无支持指控的可成立的理由，【5】正如美联社的一则报道所说：“所谓预审，就是确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一个人符合检察官的指控。”【6】预审时，检察官应当提供足够的证据以证明其指控的重罪有可成立的理由。如果预审官认为检察官的指控不存在可成立理由的，则撤销指控；只有预审官认为该重罪控诉存在可成立理由的，检察官才可提起重罪控诉。

2.法院的审查机制。在德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采取了起诉便宜主义，即在刑事追诉利益不大，优先考虑程序的经济性或者有其他的法律政治利益与刑事追诉相抵触时，尽管存在犯罪事实，检察官仍可不予起诉。【7】但是，对于某些案件，检察官作出不起诉前，必须经法院审查同意。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的规定，这些案件包括：犯罪行为轻微的案件；对公众利益危害不大且可用某些惩罚性措施替代刑事责任的轻罪案件；法院可以免予刑罚处罚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现的犯罪案件等。由此可见，德国采取起诉便宜主义，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起诉裁量权后，为了防止该权力的滥用，将检察机关的某些不起诉权置于法院的审查制约下。

3.上诉法院审查庭的审查机制。在法国，检察官对重罪(可能判处五年以上监禁或死刑的犯罪)决定追诉后，是否正式提起公诉，必须经上诉法院审查庭审查决定。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官认为属于重罪案件时，应当向预审法官提出控诉状(或称公诉意见书)，然后预审法官开始预审。预审结束后，预审法官应通知被审查人并将案卷转送检察官。如果被审查人在押，检察官应在一个月内提出最终起诉意见书；如不在押，提出最终起诉意见书的期限为三个月。预审法官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收到起诉意见书，则可作撤案裁定；如果收到起诉意见书，预审法官则要对全案进行审查。审查后，如果认为案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嫌疑人犯罪的，即作出不予起诉的裁定；如果认为案件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嫌疑人犯有违警罪、轻罪时，则分别作出向违警罪法院、轻罪法院移送案件的起诉裁定；如果认为嫌疑人的行为构成重罪时，则必须裁定将案卷移送上诉法院审查庭进行审查。预审法官作出向上诉法院移送裁定后，应将案卷和有关证据一并移送检察官转交驻上诉法院的检察长。检察长收到案卷材料后，制作公诉意见书，连同案卷一起提请上诉法院审查庭进行审查。上诉法院审查庭在对案件证据进行审查、听取检察长和当事人律师的意见和辩论后，如果认为被审查人不构成犯罪或指控的罪证不足，即宣告不予追诉；如果认为被审查人构成轻罪或违警罪，即分别裁定向轻罪法院或违警罪法院起诉；如果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重罪指控的，则裁定向重罪法院起诉，然后检察官才能正式向重罪法院提起公诉。

4.强制起诉程序。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71-175条的规定，检察院不支持要求公诉的申请或者侦查终结后决定停止程序时，应当通知告诉人，同时阐明理由。如果告诉人是被害人的时候，在通知书中要告知可以声明不服和提出声明的法定期限。若被害人不服检察院的决定时，有权在通知后的两周内向检察院的上级官员申诉。不服检察院上级官员的拒绝裁定时，被害人可以在通知后一个月内申请州高级法院裁决。【8】这时法院既可以要求检察院移送所掌握的证据，也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查，然后作出裁定。如果认为没有足够的提起公诉理由时，驳回申请；如果认为申请正当时，裁定准予提起公诉。检察官必须执行裁定，正式提起公诉。这就是《德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强制起诉程序”，该程序旨在保护被害人的正当权益，有效防止检察官滥用不起诉裁量权。

5.自诉程序。通过自诉程序监督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指当检察官对某一案件的证人行使豁免权时，如果受追诉者不服，可以向法院提出自诉或申请，要求追究该证人的刑事责任，法院因此审查检察官作出的豁免决定是否正确的程序。这是英美国家的做法，例如1978年英国发生了“特纳诉检察长”一案。该案检察长为控诉特纳犯抢劫罪，豁免了其同谋者萨格斯的罪行，特纳不服，向内政部请求允许其对萨格斯提出自诉。内政部尚未对此作出决定，特纳的律师就成功地向治安法院提出了申请，要求对萨格斯发出传票，追究其已向警察承认的抢劫罪。然而检察长则认为，要求追究萨格斯的刑事责任是不公正的，决定自己承担诉讼责任，这样就引起了“特纳诉检察长”案。法官最后经过对案件的审查，认为检察长作出的豁免决定符合公众的利益，是公正的，决定不追究证人萨格斯的刑事责任。【9】由此可见，检察官在对有关证人免予或终止追诉方面的豁免权，还受到被追诉者启动自诉程序的限制。

(三) 被害人的起诉机制

被害人的起诉机制，是指被害人不服检察官的不起诉决定，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来监督制约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一种机制。这是那些允许被害人自诉或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国家所普遍采取的一种制约机制。例如在法国，如果检察官作出不起诉决定，受害人在接到检察官不起诉通知后，有权向刑事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同时可以要求刑事法院对刑事部分进行审查，这时检察官就必须进行公诉。【10】这种机制可以有效地维护被害人的利益，防止检察官滥用不起诉裁量权。

(四) 特定组织的审查机制

特定组织的审查机制，是指某些国家设置了特定的组织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予以审查制约的机制。目前各国主要设置了三种特定组织，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进行审查：

1．英国的皇家检察监督机构审查机制。为了保证检察官公正执法，英国于2000年12月成立了皇家检察监督机构(thecrownprosecutionserviceinspectorate，简称cpsi)。【11】

cpsi监督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内容包括两方面：(1)对检察官已经处理过的案件进行审查。对检察官已经处理过的案件，如果案件当事人不满提出申请，或者cpsi的监督员发现重要证据说明案件处理存在问题或者社会公众反响强烈，cpsi小组有权调取检察官处理的案卷进行审查，也可以询问有关人员和进行必要的调查，根据调查和审查的结果，对案件的质量作出评价，如果发现问题，则向检察长提出改进建议。(2)监督检察官的整体工作情况。cpsi的小组通过以下方式来考察检察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是否存在问题：到各地检察院进行实地考察；与不同级别的检察官交谈；走访与检察官有联系的机构(目前cpsi与警察局、法院、保释机构、大学、各委员会等组织和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亲自参加治安法院和刑事法院的审判，观看和旁听检察官的出庭情况。如果发现问题，则向检察长提出建议。在此基础上，cpsi每年要对检察官整体工作情况，向总检察长报告，报告约10多万字，内容十分详细(包括情况介绍和具体分析)，从而对检察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方面的整体情况进行监督。

2.美国的大陪审团审查机制。在美国，大陪审团是由法院确定的有法定资格的公民组成的一个审查案件的团体，通常由12至23名成员组成，各州人数不尽相同。大陪审团的职责就是根据检察官提出的案件情况和自己调查的情况，确定检察官控告犯罪的理由是否成立，决定是否对被告人提起公诉。美国联邦和一半以上的州实行大陪审团制度。《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条规定：“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应当用公诉书起诉；可能判处一年以上监禁或者劳役的犯罪应当用公诉书起诉，如果被告人放弃公诉书起诉，则该罪也可用起诉书起诉；其他任何犯罪，可以用公诉书起诉或者起诉书起诉。”【12】可见在美国联邦，选择大陪审团公诉是被告人的一项权利(死刑犯罪除外)。某些州也规定了被告人的这项权利。被告人选择大陪审团提起公诉后，检察官应向大陪审团提交一份罪行控告状(或称公诉书草案)，然后大陪审团进行调查，收集证据。在调查过程中，检察官应提供有关证据，以支持其控诉。经过大陪审团调查、讨论后，如果有法定数额成员(通常为12名)认为指控嫌疑人犯罪有可成立理由的证据，即决定提起公诉。如果大陪审团认为证据不足以支持重罪控诉，但能证明嫌疑人犯有轻罪或微罪时，可以指令检察官向主管法院提出相应的起诉。如果大陪审团认为证据不足以进一步控诉，则作出不提起公诉的决定，撤销案件，释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由于美国大陪审团的成员选自民众，属于代表民意的组织，因而它体现了民众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和制约。

3.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审查机制。在日本，由于刑事诉讼采取了起诉便宜主义，检察官对一切刑事案件的起诉或不起诉都拥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为了防止检察官滥用不起诉裁量权，保证该权力的行使能够反映民意，日本于1984年设置了检察审查会，并制定了《检察审查会法》。根据该法规定，检察审查会为民选机构，由11名成员组成，其成员由具有众议员选举权的公民以抽签方法确定。检察审查会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根据申诉人的申请或基于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对检察官的不起诉决定是否正确进行审查。如果检察审查会有8名以上成员认为检察官的不起诉决定不正确，则制作建议纠正不起诉决定的决议书，并送交申请人、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检察官及其上级检察官。虽然该决议对检察官没有约束力，但由于检察审查会的成员选自国民，其决议反映民意，同时检察审查会的决议要公之于众，晓之于民，因而具有道义和舆论的力量，从而促使检察官采纳检察审查会的建议。而且如果上级检察官认为该决议有充足的理由和根据时，检察官则应当采纳该决议并提起公诉。日本的这种制度是针对检察官独占起诉而设置的，其目的在于以社会公众的力量来监督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二、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制约机制存在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为保证该权力的正确行使，我国也设立了相应的制约机制。

(一) 我国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

根据法律规定，我国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设立了以下三种制约机制：

1.申诉机制。根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应当及时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及其诉讼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7日内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上级检察机关应当进行复查，并将复查结果告知被害人。上级检察机关如果认为不起诉决定错误的，有权撤销下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作出起诉决定，交下级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2.复核机制，即公安机关不服检察机关的决定，要求上级检察机关予以复核的机制。这是我国特有的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制约的机制。根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认为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极检察机关提请复核。上级检察机关应当立即复核，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从而发挥对检察官不批准逮捕裁量权进行监督制约的作用。此外，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的，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提请复核。上级检察机关接到公安机关的复核意见书后，应当进行审查，并将复核决定书送交公安机关。如果上级检察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有错误时，有权撤销不起诉决定，作出起诉决定，交下级检察机关执行。

3.被害人的自诉机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5条的规定，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应当通知被害人。被害人不服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七日内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上级检察机关应当进行复查，并将复查结果通知被害人。被害人不服上一级检察机关维持不起诉决定的，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 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制约机制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虽然法律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设立了上述三种制约机制，但是从司法实践效果看，这些制约机制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检察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还时有发生。通过调查研究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上级检察官(检察机关)常常对下级检察官(检察机关)行使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这对于保证检察权行使的正确性，及时纠正检察官的不当决定，防止错案发生，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我国的检察实践看，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制约，往往是以口头指示的方式作出的。口头指示的方式，虽然灵活、简便，但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不利于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甚至容易导致检察权的滥用。例如，在实践中，有的上级机关或上级领导，通过打电话、当面交代、让人带话等方式向承办人发出指示，要求其如何处理某个案件或者某个人。这种监督制约方式的随意性，不仅不能发挥对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制约作用，而且会干扰甚至破坏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2.被害人自诉制约机制不尽合理。我国法律虽然规定，被害人不服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可以径行向法院起诉，即所谓的公诉案件转化为自诉案件。但是，这种公诉转自诉的方式不尽合理，存在以下问题：(1)以自诉制度制约公诉制度，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有损于国家公诉权的权威性。从诉讼制度发展历史看，公诉制度代替自诉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使在保留自诉制度的国家里，自诉的范围也在不断缩小，公诉的范围不断扩大，因而公诉权获得了优先的地位，并为当今各国法律所确认。而且在现代各发达国家，也不存在运用自诉权制约公诉权的制度，这表明以自诉制度制约公诉制度不具有合理性。(2)自诉权可能被被害人滥用，从而使法院徒增讼累，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3)被害人难以完成取证、质证、证明等诉讼活动。因为法律规定，被害人的自诉必须达到“有证据证明”，法院才能受理，而在被害人提起自诉前，原不起诉案件的所有证据都掌握在检察机关手中，被害人很难获得证据。即使辩护人获得了有关证据，但由于公诉案件的复杂性，被害人也难以完成法庭审理过程中的质证、证明等诉讼活动。

3.缺乏社会公众力量的监督制约机制。在我国，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主要是公安司法机关之间的制约机制，缺乏社会公众力量的参与，因而是不完善的，必然影响监督制约的效果。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活动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再加上司法人员的专业一体化趋势，更增加了司法人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现实状况必然导致对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监督制约的弱化，使得社会公众对我国上述制约机制的不信任甚至丧失信心。这可从我国公民对“焦点访谈”等节目的关注程度、公民申诉不断增多的现象等得到印证。此外，我国目前由于种种原因，司法腐败现象还十分严重，这也表明缺乏社会公众力量参与的制约机制是不完善的。

三、完善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制约机制的构想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法律规定的关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充分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建立以下制度来健全我国制约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机制。

1．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书面化的指令机制。针对司法实践中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口头指令的普遍性，为了防止口头指令的弊端，发挥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监督制约方式的有效作用，应当改变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口头监督制约方式，建立书面化的指令制度。指令的书面化，意味着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官的监督制约，只有以书面形式发出指令时，才对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具有拘束力，该检察官才能遵照执行。如果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的指令不是以书面形式作出的，就不能对下级检察官产生约束力，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就有权拒绝执行。

应当指出的是，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指令的书面化，是就检察官处理案件的自由裁量权而言的，它并不排除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口头发出的指令。在我国建立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指令的书面化，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1)有利于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官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保证下级检察官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上级的指令，避免由于指令不明所引起的误解。因为无论是上级检察官个人的指令，还是检察委员会的决定，以书面形式表达，较之口头形式，更容易做到准确无误，因而更容易对下级检察官进行指导，防止下级检察官假借上级的名义办案，从而可以有效地对下级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制约。同时，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指令的书面化，也容易被下级检察官理解和执行。(2)有助于促使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慎重行使其自由裁量权，减少或避免自由裁量权行使的随意性。实行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指令的书面化，在客观上能够促使上级检察官在发出指令之前，认真负责地考虑其指令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减少对具体案件盲目、不负责任的指令，防止上级检察官因人情或因受贿而滥用自由裁量权，从而可以起到对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制约的作用。(3)有利于增强下级检察官的责任心，促使其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因为实行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指令的书面化，必将大大减少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对具体案件发出指令的数量，改变下级检察官办案依赖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指令的状况。这在客观上必然促使下级检察官学会独立自主地分析办案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正确认识和运用其自由裁量权，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总之，建立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书面化的指令机制，可以有效地对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制约，保证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2.法院的审查制约机制。在现代刑事诉讼中，重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发展趋势。但是，如何保护被害人的权利，则是各国刑事诉讼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我国，为了防止检察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权利，设立了公诉转自诉制度。但是，该制度却存在许多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完善。为此，有学者建议，应当借鉴德国的强制起诉制度或日本的准起诉制度。【13】但笔者认为，虽然德国和日本的上述制度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德国的强制起诉制度的主要弊端是：一方面该制度不符合“法官中立”的要求，也破坏了审判机关“不告不理”的原则；另一方面强制检察机关违背自己的意志提起公诉，难以达到追究犯罪、保护被害人权利的目的。日本的准起诉制度的主要弊端为：一是将公诉权交由律师来行使，违背了公诉权的职权原则，即违背了追究犯罪的公诉权只能由代表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专门机关行使的原则；二是由于律师缺乏独立性，将公诉权交由律师行使，难免出现法官将其意见强加于律师或者律师为了获得案源而迎合法官的现象，从而导致庭审流于形式，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我们不应当借鉴德国和日本的制度，而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公诉转自诉制度进行改革。笔者的具体设想是将其改革为法院审查机制，即法院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进行审查制约的机制。也就是说，当被害人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不服时，有权申请法院予以审查，法院应当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是否正确进行审查。通过对案卷和有关材料的审查，如果法院认为被不起诉人的行为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建议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如果建议不被检察机关所接受，可以要求其上级检察机关督促执行。通过这种改革，既可以克服公诉转自诉制度的弊端，也可以起到制约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作用。

3.检察监督委员会的制约机制。针对我国缺乏民众参与制约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现状，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英国cpsi和日本检察审查会的做法，在我国成立检察监督委员会，建立检察监督委员会的制约机制。其具体设想是：在各级检察机关所在地区，从社会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等机构中，选举出9-15人组成检察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并精通刑事法律且在当地具有较高的威望。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审查当地检察机关作出的各项决定是否正确。如果案件的有关人员对检察机关的决定不服，均可以向该委员会申请审查。如果该委员会认为检察机关的决定不正确的，则制作建议检察机关纠正决定的决议书，送交申请人、作出决定的检察机关及其上级检察机关，同时向社会公布，以促使检察机关接受检察监督委员会的意见，从而实现以社会公众力量来监督制约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目的。

在我国建立检察监督委员会的制约机制主要有以下好处：(1)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申诉，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感。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司法机关之间具有特殊的利害关系，使得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之间的监督措施缺乏信任，导致当事人不服案件处理决定时，到处申诉、越级申诉等现象。建立检察监督委员会后，由于该委员会是由社会上有威望的人士组成，是中立的组织。所以该委员会的审查决议具有客观公正性和较高的权威性，能够被当事人和社会所接受，从而客观上可以起到减少当事人申诉，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信任的作用。(2)有利于引导社会公众关注司法活动，增强司法活动的透明度。目前的司法改革，虽然制定了一些司法公开的措施，但与社会公众的期望相比，司法活动的透明度仍显不够，需要进一步增强。建立检察监督委员会后，由于该委员会本身是由社会民众组成的，再加上该委员会的决议要向社会公开，必然会引导社会公众关注司法活动，从而增强司法活动的透明度。(3)有利于加强对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力度。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权对检察机关进行监督，但由于我国目前缺乏对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专门民间组织，致使公民的监督处于分散状态，再加上一般公民的法律素质较低，难以形成有分量的监督意见，因而难以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而建立检察监督委员会，则可集中一批精通法律的权威人士，提出有分量的监督意见，从而可以提高对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力度。

 

 注释：

【1】转引自左卫民、周长军：《刑事诉讼的理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2】【10】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下)，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3-505页，第502页。

【3】参见《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余叔通、谢朝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9页。

【4】参见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173页。

【5】有些州通过预审确定此案应否送交大陪团处理，被告人应否受大陪团询问。

【6】转引自林达编著：《世纪审判》，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7】参见《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8】被害人可以通过自诉途径追究的犯罪行为，检察机关经过法院同意而作出不起诉的案件以及因政治原因、引渡、驱逐出境等不起诉的案件，依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第2款之规定，是不准许被害人申请法院裁定的。因而被害人申请法院裁定的案件范围是极其有限的。

【9】参见[英]李约翰•丁•爱德华兹：《英国总检察长》，王耀玲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年版，第538-540页。 

【11】2002年4月笔者参观了该机构，听取了该机构负责人关于该机构的详细介绍。 

公诉意见书范文第12篇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新生法律事物层出不穷,“专家法律意见书”便是一例。其中将专家法律意见书推到风口浪尖引起全国瞩目的是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涌涉嫌黑社会罪案件进行的终审审判中出现的一份专家意见书。当然,它的出现一开始便引来众多非议。我们究竟应如何正确地理解这个现象?如何客观地评价这个现象?本文将从它的存在是否具有正当性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清它的本质。 

 

一、导言 

通过翻阅资料发现,专家法律意见书是我国特有的一个法律概念而且理论界对其还没有一个具体明确的定义。但参阅大量国内外有关资料文献并大胆总结相关的内容和自己的理解,我认为专家法律意见书是指在诉讼过程中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通过邀请法律专家对案件事实所做出审查判断并作出的专业的结论性意见书。作为近年来司法界的新生事物的代表,它也是这近几年才出现的。它是随着我国法律关系的不断细化和复杂化,法治思想的深入人心以及法治建设的逐步推进共同促成的。然而任何新生事物产生都要经受实践的考察与检验,在反复论证中达到逐步认知和成熟,“专家法律意见书”也不例外。尤其是全国瞩目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涌涉嫌黑社会罪案件进行的终审审判中出现的一份专家意见书在司法理论界掀起了一场探讨热浪。同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曾专门作了调研,有全国人大代表也提出过关于专家法律意见书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也不大量有研究者通过对这一新生事物的不断研究认为它是不符合司法公正这一理念的,“专家法律意见书”究竟孰是孰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二、专家法律意见书的是与非 

“专家法律意见书”现世之后,持否定态度者确实不少,他们基本上都是从程度角度入手,详列出其不符合正当程序之处从而否定其存在之价值,综合来讲,反对者主要认为“专家法律意见书”存在着下列程序缺陷: 

第一,提交法律专家意见书不是一项诉讼权利。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律的规范都是以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形式表现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作为诉讼权利来实施,例如委托制度。而法律没有规定的内容,则难以成为诉讼权利。在我国,为了弥补当事人双方在法律能力、经济实力方面的不平等而确认并发展了法律援助、辩护制度,“专家论证”被排除在关系之外,不能成为法定的诉讼权利,因此就没有使其存在的理论源泉和根本保障。 

第二,专家法律意见书在法律上没有相应的法律地位,它不属于证据,当然不能够在庭审过程中出示,自然也就不能经过质证和认证的程序,那么法官自然是不能够以此作为评判标准的了。 

第三,实践中我们发现,专家法律意见书确实是在法庭上不出示、不辩论的,那么以这样一份法律意见书作为依据,那么对方当事人失去了平等行使诉讼权利的机会,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正。 

第四,专家出具意见书时的地位、心态不具有中立性。如今的社会是经济的社会,任何的劳动都是要有回报的,专家也不例外。那么在专家和当事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关系-物质利益关系。一旦形成这种关系,我们的专家们就不再是单纯的学术专家了,里面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当事人意志的牵绊,那么我们如何能够保证专家出具的意见书是公正的? 

第五,法官对案件审判会受到专家的影响和束缚。我国是个司法独立的国家,审判过程是不能受到外界影响的,这样做恰是为了保证它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然而实际中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法官业务素质还很不够,对审理案件的自信度也是不足的,这时的专家的意见就像是法官心中智慧的缩影和思想的依靠,潜移默化地对审判案件的法官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就会对法官甚至司法部门产生怀疑,大大降低了人们的信任感。 

认为“专家法律意见书”具有的程序正当性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的理由如下: 

第一,提交专家法律意见书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中都有规定我们公民的诉讼权利,而这种权利的范围是无限大的,只要是符合人类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都可以概括在内,但是法律条文的表述却是十分有限的,我们不能苛求有限的文字去包罗万象。这如提交专家法律意见书是不是我们的一项诉讼权利,我们先要看法律上禁止这种行为了没,正如法谚所说“法无禁止即自由”,并且要看它是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它的用处和贡献没有。既然法律上没有禁止这种行为而且在实践中确实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那么我们就应当推断它是合法的,认为提交专家法律意见书不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第二,“专家法律意见书”不是“法官意见书”,不需中立。我们的法院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作为主持正义的化身,如果不能保持中立那么审判结果肯定是不公正的,社会的秩序也会因此变得动乱。然而专家法律意见书也必须要中立吗?其实不是这样的,这完全是将“专家法律意见书”和“法官意见书”混同了。“专家论证”只不过是辅助一方当事人加强其抗辩说服力的武器或资料而已,就象其援引对其有利的判例或专家论著一样,强调其中立是不合法律原则也不切实际的。 

第三,法官的独立不会受到专家意见的影响和左右。在我国“等腰三角形”的诉讼构造中,双方当事人出于三角形的两个底端,是相互矛盾和对立的,而我们的法官则超然起来,既出于两者的正中间,又高高在上,体现了法官的地位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性不是谁说两句什么话,发表几点意见就能够轻易改变的。并且如今我们的法官队伍的素质是越来越高,她们的职业道德也保证了他们能够公正审判。并且我们法律允许合法地取证、援引、论辩来帮助法官更清晰地认识案件的事实和经过,“专家法律意见书”正是这样一种合法的有效的方式,因此,处于学术权威的专家参与个案论证不但不会危及法官独立,反而有利于法官开阔思维、不断提高办案水平从而推动司法的进步与发展。 

第四,英美法系国家大多采用了“专家意见”的证据制度,我国出现的专家法律意见书内容和性质与其极为相似,我们也可以类推适用。 

三、笔者观点:本人更支持前一种说法,即认为“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存在不具有正当性 

首先我并不否认专家法律意见书也可能有其合理的一面,对法官的判断也可能会起到某些积极的作用。因为法官在判断事物的时候不可能都是正确、全面、客观的,尤其是面对重大疑难的案件。所以有时候是有必要听取相关社会公众或者专家的意见的,但是这必须被纳入到法律规制的框架内,必须防止其被滥用。其次,即使我们知道法官可能因为自身等一系列原因不能做的完全公正客观,我们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就怀疑所有法官的业务水平和审判的公正性,并以此推断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存在是正当的。我们信仰法律,即使它存在着局限性;同样,我们也应该相信我们的法官即使他也有其局限性,这点是不能动摇的。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在制度上保证法官对这些法庭之外的声音具有以我为主,选择吸收的自主权威,这是司法独立的题中应有之义。

根据目前我国的诉讼制度的规定来看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存在没有其程序的正当性,其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三大诉讼法明文规定的证据种类,专家法律意见书却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鉴定结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当事人陈述等多种证据形式,专家法律意见书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我国实行的是证据种类法定制度,既然法律都没有明文规定专家法律意见书作为其中的一项证据种类,那么它的存在是没有程序的正当性可言的。 

第二,法律意见书也不属于答辩状、起诉状等表达当事人意见的诉讼文件。因为一般而言做出意见书的法学家们不是案件的辩护人或者人,他们的意见也不能获得上述的诉讼地位,自然出现在法庭之上也是没有理由的。 

第三,针对有些人提出外国拥有的专家意见证据制度与我国的专家法律意见书极为相似,它们可以类推适用的说法我也持否定态度。乍看这两者似乎没什么区别但我要说我国的专家法律意见书大不同于西方的“专家意见”证据制度。在英美法中,所谓专家,是或凭借实际经验或通过认真学习能够就某一门科学、艺术或是行业的某一具体事项有资格提出明确意见的人。专家意见,或称专家证词、专家证据,即是指上述专家应当事人或法院的要求,针对诉讼案件中的某些事实性问题所提出的能够用来作为证据材料的个人看法、观点或论断。在西方专家又被称为是法庭之友,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专家的意见可以被法官参考或参阅,但这与我国这种既含有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又对适用法律提出意见的专家法律意见书是根本不同的。仅以名称相近就认为可以类推适用的说法是欠妥的。再者,两个理论的存在背景也是大相径庭的。法庭之友”制度作为特殊的司法诉讼习惯,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制度中早已存在,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可以说理论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了而且在实践中也有着具体的规定和制约。但是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没有这样一种制度,我国也是近几年才出现的,理论还不纯熟更没有系统的法律条文对此进行规范,所以仓促地认为可以将其适用在司法实践中的观点也是不合理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诉讼的价值和精髓就在于它对司法公正的追求,而对专家法律意见书的肯定就对司法公正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危机:首先,目前法律对专家法律意见书没有具体的规定,对作出评判意见的专家们没有任何的行为规范和法律制裁,从根本上没办法保证意见书的公正性。更何况出具意见的专家一般来说都是受当事人一方的邀请发表意见的,他们的意见基础一般建立在受邀方所提供的材料上。这显然很难在事实认定问题上避免片面。既然没办法保证其意见的公正性那么提交给法官自然会影响法官的判断,既然不能避免这样的结果那么是否由其存在的必要呢?其次,据浙江高院关于专家法律意见书的调研报告,单纯就某个案件中抽象出来的法律问题发表专家意见的还不多见,收集的意见书中只有3份属法律问题的探讨,其余18份均涉及对事实的评判。我认为专家还是搞法律理论比较有优势,毕竟是法律专家,但是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我认为他们就不会那么拿手了,因为他们根据当事人一面之词作出的评判,如何能作出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又如何以此说服别人?再次,从百姓的角度来看,能够组织专家出具法律意见的一般来说都是经济实力较强的一方,如果允许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出庭”那么无疑会使普通老百姓产生一种不平等感,无疑违背了当事人双方平等的原则,给弱势当事人留下极大的心理创伤,加剧他们的不公平感,不利于社会矛盾的真正解决。为了达到心理平衡或是为了获取公正的裁判人们不得不也要请专家来作出意见书,这样做无疑会加重当事人的负担,这是根本违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最后,不可高估专家在出具法律意见时的中立性和公正性。虽然我们极力地去相信我们的专家都是职业道德,竭力地去信赖我们的法官都是有司法良知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认清现实,我们的正处在经济时代,专家论证都是有偿的,而且费用不菲,但很难说这种理性和良知不会沾上铜臭味。那么我们也就当然不能肯定地保证收受了一方费用的法学专家,是否真的“专家”了。 

 

注释: 

孔庆余.专家法律意见书之法律思辨.civillaw.com. 

金震华.专家法律意见书的性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1).第22-24页. 

胡晓艺.论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制度缺陷及其规制.法律与社会.2008(2).第151-160页. 

于秀艳.论专家法律意见书的程序缺陷.法律适用.2005(2).第76-79页. 

谢望原.专家法律意见书的是与非.中国律师.2001(10).第55-56页. 

梁迎修.专家法律意见书与司法公正.中国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1).第124-127页. 

王学堂.对法律意见书的法律意义的分析.dffy.com/sifashijian. 

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周恬,黄桂村 论专家法律意见书.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第47-49页. 

朱海兰.专家法律意见书与“法院之友”的比较分析.snd.gov.cn. 

zhidao/baidu.com. 

朱平平,朱海兰.再论专家法律意见书.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法院学报.2005(5).第19-22页. 

 

参考文献: 

公诉意见书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行政诉讼 送达

新行政诉讼法（根据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修正，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颁布执行已一年多，成绩显著，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没有送达问题的规定，本文仅对行政诉讼的送达问题作些探讨。

一、行政诉讼中规定送达的必要性。

送达应当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方法，否则不产生送达的法律后果。行政诉讼送达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行政诉讼，送达与否，产生的法律效果不同。送达程序在整部行政诉讼法中可能是很小的部分，但是它却影响整个诉讼程序的进行。行政诉讼中的送达制度应该作为行政诉讼法的重要制度，加以明确规定。

然而，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框架对送达未能引起重视，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共十一章七十五条，没有就送达问题单独列明，就送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该司法解释效力低于法律。并不是行政诉讼送达的法律规定。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都是全国人大通过的，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显然级别要低得多。行政诉讼的送达问题，应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修订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

而且本条规定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外"，因我国行政诉讼没有行政诉讼送达的规定，所以也就谈不上依照可言。第二个问题就是"可以参照……"中的"可以"，这是有一个弹性条款，可以参照也可以不参照，而行政诉讼的送达是一定要发生的程序。第三个问题就是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有很大的不同，送达制度参照民事诉讼的送达制度有精简法律但却有无法执行之嫌。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七章第二节是对送达问题的规定，民事诉讼的送达制度的条文第七十七条到第八十四条对送达由详细规定，第七十七条是对送达回证的规定，第七十八条是对直接送达的规定，第七十九条是对留置送达的规定，第八十条是对委托送达的规定，第八十四条是对公告送达的规定。这些规定对构建我国行政诉讼法对送达问题的规定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章是对民事诉讼送达问题的规定，该意见第八十一、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第九十条对构建我国行政诉讼法对送达问题的规定也有一定的参照意义。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性质不同，前者是民事后者是行政；审判部门不同，前者是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后者是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庭；审判方式不同，前者可以采取独任制，也可以采取合议制，后者只能采取合议制；民事诉讼可以调解，行政诉讼不可以调解……但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也有一定的联系，比如都可以采取直接送达的方式，都可以上诉，都可以申请回避，申请再审，申请诉讼保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七章第二节是对送达问题的规定，行政诉讼中的送达可以参照。

二、行政诉讼中送达的方式

（一）直接送达

直接送达是指送达人员将需送达的诉讼文书、法律文书直接交给受送达人或他的同住成年家属、代收人、诉讼人的送达方式。在行政诉讼中，受送达人是行政机关的，往往送达到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等负责收件的人签收或盖章即可。如果行政机关负责收件的人员拒收或阻挠，直接送达不能时，那就得采用其他送达方式。

（二）留置送达

留置送达，是指在向受送达人或有资格接受送达的人送交需送达的诉讼文书、法律文书时，受送达人或有资格接受送达的人拒绝签收，送达人依法将诉讼文书、法律文书留放在受送达人住所或办公场所的送达方式。留置送达适用的条件是受送达人或有资格接受送达的人拒绝签收需送达的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在进行留置送达时，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受送达人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作为见证人，人民法院的送达人员应当向见证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受送达人拒收的事由和送达的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名或盖章。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名或盖章的，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把诉讼文书、法律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或办公场所，即产生送达的法律后果。行政诉讼，行政机关是公法人，所以就不涉及住所的问题，住所仅适用于自然人。行政机关有办公场所，采取留置送达，就应当把法律文书、诉讼文书留置在办公场所。见证人一般比较难找，或见证人一般都拒绝签字，送达人员务必记明情况。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到行政机关送达最好有二人以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规定，受送达人拒绝接受诉讼文书，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及其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盖章的，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把送达文书留在受送达人住所，即视为送达。在司法实践中，留置送达出现问题最多的就是送达人员没有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受送达人所在单位的代表作为见证人到场证明，几名送达人员自己签名完成留置送达的行为。

（三）邮寄送达

邮寄送达，是指在直接送达确有困难的情况下，通过邮局以挂号信的方式将需送达的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邮寄给受送达人的送达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邮寄送达，应当附有送达回证。邮寄送达的前提是在直接送达确有困难。邮寄送达需通过邮局，以挂号信的方式，不能是平信，平信邮寄不是邮寄送达，EMS方式送达是邮寄送达。

（四）电话、传真、短信、电子邮件（E-mail）、即时聊天（如QQ、微信）送达

现代社会科技发展迅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多样化，所以就有电话、传真、短信、电子邮件（E-mail）、即时聊天（如QQ、微信）送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电话、传真、短信、电子邮件（E-mail）、即时聊天送达顾名思义，就是指通过打电话、发传真、发短信、发电子邮件、QQ聊天、微信的方式送达。这种方式送达具有即时性、快捷性的特点。但是这种方式也有其缺陷，就是材料不好固定。采取电话、传真、短信、电子邮件（E-mail）、即时聊天（如QQ、微信）送达必须记入笔录，由送达人员签字确认，如有必要或可行，受送达人也应在在笔录上签字确认。我国的合同法，关于承诺的生效时间，采用到达主义。行政机关都有电话、信箱、邮箱，有的已经公开化，所以采取电话、传真、短信、电子邮件（E-mail）、即时聊天（如如QQ、微信）送达更方便，有利于节省诉讼资源。

（五）公告送达

公告送达，是指以登报、张贴公告等方式告知受送达人诉讼文书的内容或通知其领取法律文书或诉讼文书。公告送达的前提是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不能采取直接送达、留置送达等方式送达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而不得以而为之的送达方式。公告送达的公告期为60天，公告期限届满，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视为送达。公告送达的受送达人有可能知道了公告内容，也有可能不知道公告内容，但在法律上推定其知道，视同为知悉。行政诉讼中的公告送达的受送达人不能是行政机关。因为行政机关不存在下落不明或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形。

三、行政诉讼送达的效力

行政诉讼送达的效力，是指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送达后产生的法律后果。行政诉讼送达的效力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

1、有关的诉讼期限开始计算。例如，一审判决书送达后，当事人上诉期限从送达的第二日计算。如一审判决2010年6月1日送达，当事人上诉期限从2010年6月2日计算。

2、判决书的效力开始发生。比如二审法院的判决书送达后，判决书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另一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3、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知晓应在何时参加某一诉讼活动，若不参加，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例如，原告接到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接到传票传唤，无不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如果必须到庭而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可以拘传。

4、标志着有关诉讼法律关系的产生或消灭。例如人民法院向被告送达状副本，在人民法院和被告之间就形成了诉讼法律关系。

5、一个程序的终结另一个程序的开始。

6、关于涉外行政案件司法文书的送达

涉外行政诉讼案件司法文书的送达，是指我国法院向境外当事人送达司法文书的方式。我国法院指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都不能单独向境外送达司法文书。如果按照两国之间签订有司法协助协定，那么就按照司法协助协定中约定的方式送达。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我国接受司法协助的机关除了最高人民法院外，还有司法部，根据两国司法协助协定约定的机关而灵活选择。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根据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根据互惠原则，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可以相互请求代为送达文书、调解取证以及其他诉讼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受送达人所在国允许邮寄送达的，人民法院可以邮寄送达。可见涉外行政诉讼与国内行政诉讼送达方式的不同。涉外行政诉讼送达征对的不是国内的行政机关而是境外的行政相对人。大陆向台湾、香港、澳门送达司法文书和国内送达也有区别，具体送达方式参照大陆向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送达司法文书的相关规定和协定。

四、其他设想

行政诉讼的送达，可以参照民事、商事、涉外民事诉讼和仲裁的送达方式和制度，但最终还得我国的行政诉讼作以详细的规定，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如果不详尽，不具有可行性，如果法官无法操作或无法可依，那将会导致执法混乱，轻则导致冤、假、错案，重则导致社会的动荡，所以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诉讼的送达问题就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陈桂明《民事诉讼法通论》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版，第199页。

2.吕鹤云、黄新民《法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9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法发[2006]5号

公诉意见书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检察监督

近年来，大多学者主张应该借鉴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以及其他国家处理刑事案件的一些速决程序，赋予检察人员更大自由裁量权。但是，如何在赋予检察人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之后防止其滥用，学界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权力受到有效制约是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而作为配置和制约司法权手段之一的刑事诉讼，在赋予检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有鉴于此，笔者首先对国外关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进行比较研究，然后联系我国现行检察官制约机制中存在的缺陷，提出完善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具体构想。

一、国外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

法治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立法上每授出一项权力，就必须同时设立相应的控制权力的制约机制，使权力与权力或权力与权利之间得到充分制衡，以防止该项权力被滥用。因而美国学者弗兰茨•纽曼指出：“哪里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哪里便无法律制度可言。”【1】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是法律授予检察官的一项重要权力，该权力虽然对实现个案公正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不当行使又会直接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破坏国家的法制。为了防止其负面效应，现代各国都建立了相应的制约机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 上级检察官(或检察院)的监督纠正机制

上级检察官(或检察院)的监督纠正机制是指检察官作出裁量决定后，上级检察官(或检察院)根据申请或通过其他途径，对该决定进行审查监督，纠正其错误的一种制约机制。这是各国普遍采取的做法。例如，在法国，检察官对刑事案件原则上处于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地位：或者作出决定不提起追诉(不予立案侦查或归档不究)，或者决定发动公诉(提起追诉)。如果检察官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归档不究)：(1)追诉不能得到受理，如公诉已经消灭(犯罪人已经死亡、大赦、撤回告诉、时效已过等)；(2)不具备犯罪的各项构成要件，或者证明有罪的证据不足；(3)提起追诉不适当(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性格等因素)；(4)侵犯个人利益的案件，被害人与犯罪人已经达成和解，或者经过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并付诸执行。对于检察官的不予立案决定，控告人、告发人可以按照级别，向上一级检察官或检察长提出申诉，要求追诉。上级检察官或检察长经审查，可以向下级检察官发出发动追诉的命令，下级检察官必须执行。【2】如果检察官作出不的决定违背了社会利益，检察长就可以向其提出意见，甚至总检察长也可以向其提出应当遵守的意见。【3】

(二) 法院或法官的司法审查机制

法院或法官的司法审查机制，是指以法院或法官的司法审查权来制约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一种机制。这是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做法。该制约机制具体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1.预审机制。预审机制是由预审法官或治安法院对检察官的裁量权进行监督制约的一种机制。这是英美国家采取的做法。英国预审有两种形式，即书面预审和言词预审。书面预审，就是检察官向治安法院提出并提交有关证据，在法庭上，检察官告诉法官，全部证据均以书面陈述的方式提出，其副本已交被告方，然后法庭向被告方宣读控诉内容，询问被告人对方的书面陈述是否提出异议，如无异议，法庭就正式接受检察官的控诉和书面陈述，决定正式向刑事法院移送。被告方若有异议，愿意提供证据或要求传唤证人，法庭则改为言词预审，即双方当事人用言词提供证据并进行口头辩论，法庭根据辩论结果，作出驳回或者移送的决定。【4】可见，治安法院的预审不是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而是审查检察官的决定是否有足够的根据。

在美国多数州，检察官决定后，为了避免检察官滥用裁量权，也规定了预审程序。对被告人指控重罪的案件通常要进行预审，但下列案件不必预审：(1)在预审前，检察官已经提交大陪审团的案件；(2)轻罪案件(多数司法区是不预审的)；(3)被告人对指控作认罪答辩的案件。预审的主要目的是确定有无支持指控的可成立的理由，【5】正如美联社的一则报道所说：“所谓预审，就是确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一个人符合检察官的指控。”【6】预审时，检察官应当提供足够的证据以证明其指控的重罪有可成立的理由。如果预审官认为检察官的指控不存在可成立理由的，则撤销指控；只有预审官认为该重罪控诉存在可成立理由的，检察官才可提起重罪控诉。

2.法院的审查机制。在德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采取了便宜主义，即在刑事追诉利益不大，优先考虑程序的经济性或者有其他的法律政治利益与刑事追诉相抵触时，尽管存在犯罪事实，检察官仍可不予。【7】但是，对于某些案件，检察官作出不前，必须经法院审查同意。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的规定，这些案件包括：犯罪行为轻微的案件；对公众利益危害不大且可用某些惩罚性措施替代刑事责任的轻罪案件；法院可以免予刑罚处罚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现的犯罪案件等。由此可见，德国采取便宜主义，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裁量权后，为了防止该权力的滥用，将检察机关的某些不权置于法院的审查制约下。

3.上诉法院审查庭的审查机制。在法国，检察官对重罪(可能判处五年以上监禁或死刑的犯罪)决定追诉后，是否正式提起公诉，必须经上诉法院审查庭审查决定。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官认为属于重罪案件时，应当向预审法官提出控诉状(或称公诉意见书)，然后预审法官开始预审。预审结束后，预审法官应通知被审查人并将案卷转送检察官。如果被审查人在押，检察官应在一个月内提出最终意见书；如不在押，提出最终意见书的期限为三个月。预审法官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收到意见书，则可作撤案裁定；如果收到意见书，预审法官则要对全案进行审查。审查后，如果认为案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嫌疑人犯罪的，即作出不予的裁定；如果认为案件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嫌疑人犯有违警罪、轻罪时，则分别作出向违警罪法院、轻罪法院移送案件的裁定；如果认为嫌疑人的行为构成重罪时，则必须裁定将案卷移送上诉法院审查庭进行审查。预审法官作出向上诉法院移送裁定后，应将案卷和有关证据一并移送检察官转交驻上诉法院的检察长。检察长收到案卷材料后，制作公诉意见书，连同案卷一起提请上诉法院审查庭进行审查。上诉法院审查庭在对案件证据进行审查、听取检察长和当事人律师的意见和辩论后，如果认为被审查人不构成犯罪或指控的罪证不足，即宣告不予追诉；如果认为被审查人构成轻罪或违警罪，即分别裁定向轻罪法院或违警罪法院；如果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重罪指控的，则裁定向重罪法院，然后检察官才能正式向重罪法院提起公诉。

4.强制程序。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71-175条的规定，检察院不支持要求公诉的申请或者侦查终结后决定停止程序时，应当通知告诉人，同时阐明理由。如果告诉人是被害人的时候，在通知书中要告知可以声明不服和提出声明的法定期限。若被害人不服检察院的决定时，有权在通知后的两周内向检察院的上级官员申诉。不服检察院上级官员的拒绝裁定时，被害人可以在通知后一个月内申请州高级法院裁决。【8】这时法院既可以要求检察院移送所掌握的证据，也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查，然后作出裁定。如果认为没有足够的提起公诉理由时，驳回申请；如果认为申请正当时，裁定准予提起公诉。检察官必须执行裁定，正式提起公诉。这就是《德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强制程序”，该程序旨在保护被害人的正当权益，有效防止检察官滥用不裁量权。

5.自诉程序。通过自诉程序监督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指当检察官对某一案件的证人行使豁免权时，如果受追诉者不服，可以向法院提出自诉或申请，要求追究该证人的刑事责任，法院因此审查检察官作出的豁免决定是否正确的程序。这是英美国家的做法，例如1978年英国发生了“特纳诉检察长”一案。该案检察长为控诉特纳犯抢劫罪，豁免了其同谋者萨格斯的罪行，特纳不服，向内政部请求允许其对萨格斯提出自诉。内政部尚未对此作出决定，特纳的律师就成功地向治安法院提出了申请，要求对萨格斯发出传票，追究其已向警察承认的抢劫罪。然而检察长则认为，要求追究萨格斯的刑事责任是不公正的，决定自己承担诉讼责任，这样就引起了“特纳诉检察长”案。法官最后经过对案件的审查，认为检察长作出的豁免决定符合公众的利益，是公正的，决定不追究证人萨格斯的刑事责任。【9】由此可见，检察官在对有关证人免予或终止追诉方面的豁免权，还受到被追诉者启动自诉程序的限制。

(三) 被害人的机制

被害人的机制，是指被害人不服检察官的不决定，通过提讼的方式来监督制约检察官不裁量权的一种机制。这是那些允许被害人自诉或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国家所普遍采取的一种制约机制。例如在法国，如果检察官作出不决定，受害人在接到检察官不通知后，有权向刑事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同时可以要求刑事法院对刑事部分进行审查，这时检察官就必须进行公诉。【10】这种机制可以有效地维护被害人的利益，防止检察官滥用不裁量权。

(四) 特定组织的审查机制

特定组织的审查机制，是指某些国家设置了特定的组织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予以审查制约的机制。目前各国主要设置了三种特定组织，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进行审查：

1．英国的皇家检察监督机构审查机制。为了保证检察官公正执法，英国于2000年12月成立了皇家检察监督机构(theCrownProsecutionServiceInspectorate，简称CPSI)。【11】

CPSI监督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内容包括两方面：(1)对检察官已经处理过的案件进行审查。对检察官已经处理过的案件，如果案件当事人不满提出申请，或者CPSI的监督员发现重要证据说明案件处理存在问题或者社会公众反响强烈，CPSI小组有权调取检察官处理的案卷进行审查，也可以询问有关人员和进行必要的调查，根据调查和审查的结果，对案件的质量作出评价，如果发现问题，则向检察长提出改进建议。(2)监督检察官的整体工作情况。CPSI的小组通过以下方式来考察检察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是否存在问题：到各地检察院进行实地考察；与不同级别的检察官交谈；走访与检察官有联系的机构(目前CPSI与警察局、法院、保释机构、大学、各委员会等组织和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亲自参加治安法院和刑事法院的审判，观看和旁听检察官的出庭情况。如果发现问题，则向检察长提出建议。在此基础上，CPSI每年要对检察官整体工作情况，向总检察长报告，报告约10多万字，内容十分详细(包括情况介绍和具体分析)，从而对检察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方面的整体情况进行监督。

2.美国的大陪审团审查机制。在美国，大陪审团是由法院确定的有法定资格的公民组成的一个审查案件的团体，通常由12至23名成员组成，各州人数不尽相同。大陪审团的职责就是根据检察官提出的案件情况和自己调查的情况，确定检察官控告犯罪的理由是否成立，决定是否对被告人提起公诉。美国联邦和一半以上的州实行大陪审团制度。《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条规定：“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应当用公诉书；可能判处一年以上监禁或者劳役的犯罪应当用公诉书，如果被告人放弃公诉书，则该罪也可用书；其他任何犯罪，可以用公诉书或者书。”【12】可见在美国联邦，选择大陪审团公诉是被告人的一项权利(死刑犯罪除外)。某些州也规定了被告人的这项权利。被告人选择大陪审团提起公诉后，检察官应向大陪审团提交一份罪行控告状(或称公诉书草案)，然后大陪审团进行调查，收集证据。在调查过程中，检察官应提供有关证据，以支持其控诉。经过大陪审团调查、讨论后，如果有法定数额成员(通常为12名)认为指控嫌疑人犯罪有可成立理由的证据，即决定提起公诉。如果大陪审团认为证据不足以支持重罪控诉，但能证明嫌疑人犯有轻罪或微罪时，可以指令检察官向主管法院提出相应的。如果大陪审团认为证据不足以进一步控诉，则作出不提起公诉的决定，撤销案件，释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由于美国大陪审团的成员选自民众，属于代表民意的组织，因而它体现了民众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和制约。

3.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审查机制。在日本，由于刑事诉讼采取了便宜主义，检察官对一切刑事案件的或不都拥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为了防止检察官滥用不裁量权，保证该权力的行使能够反映民意，日本于1984年设置了检察审查会，并制定了《检察审查会法》。根据该法规定，检察审查会为民选机构，由11名成员组成，其成员由具有众议员选举权的公民以抽签方法确定。检察审查会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根据申诉人的申请或基于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对检察官的不决定是否正确进行审查。如果检察审查会有8名以上成员认为检察官的不决定不正确，则制作建议纠正不决定的决议书，并送交申请人、作出不决定的检察官及其上级检察官。虽然该决议对检察官没有约束力，但由于检察审查会的成员选自国民，其决议反映民意，同时检察审查会的决议要公之于众，晓之于民，因而具有道义和舆论的力量，从而促使检察官采纳检察审查会的建议。而且如果上级检察官认为该决议有充足的理由和根据时，检察官则应当采纳该决议并提起公诉。日本的这种制度是针对检察官独占而设置的，其目的在于以社会公众的力量来监督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二、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制约机制存在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为保证该权力的正确行使，我国也设立了相应的制约机制。

(一) 我国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

根据法律规定，我国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设立了以下三种制约机制：

1.申诉机制。根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检察机关作出不决定后，应当及时将不决定书送达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及其诉讼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7日内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上级检察机关应当进行复查，并将复查结果告知被害人。上级检察机关如果认为不决定错误的，有权撤销下级检察机关的不决定，作出决定，交下级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2.复核机制，即公安机关不服检察机关的决定，要求上级检察机关予以复核的机制。这是我国特有的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制约的机制。根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认为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极检察机关提请复核。上级检察机关应当立即复核，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从而发挥对检察官不批准逮捕裁量权进行监督制约的作用。此外，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机关决定不的，应当将不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不决定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提请复核。上级检察机关接到公安机关的复核意见书后，应当进行审查，并将复核决定书送交公安机关。如果上级检察机关认为不决定有错误时，有权撤销不决定，作出决定，交下级检察机关执行。

3.被害人的自诉机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5条的规定，检察机关作出不决定的，应当通知被害人。被害人不服检察机关不决定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七日内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上级检察机关应当进行复查，并将复查结果通知被害人。被害人不服上一级检察机关维持不决定的，有权向人民法院。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

(二) 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制约机制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虽然法律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设立了上述三种制约机制，但是从司法实践效果看，这些制约机制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检察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还时有发生。通过调查研究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上级检察官(检察机关)常常对下级检察官(检察机关)行使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这对于保证检察权行使的正确性，及时纠正检察官的不当决定，防止错案发生，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我国的检察实践看，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制约，往往是以口头指示的方式作出的。口头指示的方式，虽然灵活、简便，但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不利于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甚至容易导致检察权的滥用。例如，在实践中，有的上级机关或上级领导，通过打电话、当面交代、让人带话等方式向承办人发出指示，要求其如何处理某个案件或者某个人。这种监督制约方式的随意性，不仅不能发挥对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制约作用，而且会干扰甚至破坏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2.被害人自诉制约机制不尽合理。我国法律虽然规定，被害人不服检察机关的不决定，可以径行向法院，即所谓的公诉案件转化为自诉案件。但是，这种公诉转自诉的方式不尽合理，存在以下问题：(1)以自诉制度制约公诉制度，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有损于国家公诉权的权威性。从诉讼制度发展历史看，公诉制度代替自诉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使在保留自诉制度的国家里，自诉的范围也在不断缩小，公诉的范围不断扩大，因而公诉权获得了优先的地位，并为当今各国法律所确认。而且在现代各发达国家，也不存在运用自诉权制约公诉权的制度，这表明以自诉制度制约公诉制度不具有合理性。(2)自诉权可能被被害人滥用，从而使法院徒增讼累，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3)被害人难以完成取证、质证、证明等诉讼活动。因为法律规定，被害人的自诉必须达到“有证据证明”，法院才能受理，而在被害人提起自诉前，原不案件的所有证据都掌握在检察机关手中，被害人很难获得证据。即使辩护人获得了有关证据，但由于公诉案件的复杂性，被害人也难以完成法庭审理过程中的质证、证明等诉讼活动。

3.缺乏社会公众力量的监督制约机制。在我国，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主要是公安司法机关之间的制约机制，缺乏社会公众力量的参与，因而是不完善的，必然影响监督制约的效果。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活动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再加上司法人员的专业一体化趋势，更增加了司法人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现实状况必然导致对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监督制约的弱化，使得社会公众对我国上述制约机制的不信任甚至丧失信心。这可从我国公民对“焦点访谈”等节目的关注程度、公民申诉不断增多的现象等得到印证。此外，我国目前由于种种原因，司法腐败现象还十分严重，这也表明缺乏社会公众力量参与的制约机制是不完善的。

三、完善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制约机制的构想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法律规定的关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充分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建立以下制度来健全我国制约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机制。

1．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书面化的指令机制。针对司法实践中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口头指令的普遍性，为了防止口头指令的弊端，发挥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监督制约方式的有效作用，应当改变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口头监督制约方式，建立书面化的指令制度。指令的书面化，意味着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官的监督制约，只有以书面形式发出指令时，才对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具有拘束力，该检察官才能遵照执行。如果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的指令不是以书面形式作出的，就不能对下级检察官产生约束力，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就有权拒绝执行。

应当指出的是，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指令的书面化，是就检察官处理案件的自由裁量权而言的，它并不排除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口头发出的指令。在我国建立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指令的书面化，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1)有利于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官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保证下级检察官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上级的指令，避免由于指令不明所引起的误解。因为无论是上级检察官个人的指令，还是检察委员会的决定，以书面形式表达，较之口头形式，更容易做到准确无误，因而更容易对下级检察官进行指导，防止下级检察官假借上级的名义办案，从而可以有效地对下级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制约。同时，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指令的书面化，也容易被下级检察官理解和执行。(2)有助于促使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慎重行使其自由裁量权，减少或避免自由裁量权行使的随意性。实行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指令的书面化，在客观上能够促使上级检察官在发出指令之前，认真负责地考虑其指令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减少对具体案件盲目、不负责任的指令，防止上级检察官因人情或因受贿而滥用自由裁量权，从而可以起到对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制约的作用。(3)有利于增强下级检察官的责任心，促使其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因为实行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指令的书面化，必将大大减少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对具体案件发出指令的数量，改变下级检察官办案依赖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指令的状况。这在客观上必然促使下级检察官学会独立自主地分析办案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正确认识和运用其自由裁量权，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总之，建立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书面化的指令机制，可以有效地对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制约，保证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2.法院的审查制约机制。在现代刑事诉讼中，重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发展趋势。但是，如何保护被害人的权利，则是各国刑事诉讼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我国，为了防止检察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权利，设立了公诉转自诉制度。但是，该制度却存在许多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完善。为此，有学者建议，应当借鉴德国的强制制度或日本的准制度。【13】但笔者认为，虽然德国和日本的上述制度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德国的强制制度的主要弊端是：一方面该制度不符合“法官中立”的要求，也破坏了审判机关“不告不理”的原则；另一方面强制检察机关违背自己的意志提起公诉，难以达到追究犯罪、保护被害人权利的目的。日本的准制度的主要弊端为：一是将公诉权交由律师来行使，违背了公诉权的职权原则，即违背了追究犯罪的公诉权只能由代表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专门机关行使的原则；二是由于律师缺乏独立性，将公诉权交由律师行使，难免出现法官将其意见强加于律师或者律师为了获得案源而迎合法官的现象，从而导致庭审流于形式，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我们不应当借鉴德国和日本的制度，而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公诉转自诉制度进行改革。笔者的具体设想是将其改革为法院审查机制，即法院对检察机关的不决定进行审查制约的机制。也就是说，当被害人对检察机关的不决定不服时，有权申请法院予以审查，法院应当对检察机关不决定是否正确进行审查。通过对案卷和有关材料的审查，如果法院认为被不人的行为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建议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如果建议不被检察机关所接受，可以要求其上级检察机关督促执行。通过这种改革，既可以克服公诉转自诉制度的弊端，也可以起到制约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作用。

3.检察监督委员会的制约机制。针对我国缺乏民众参与制约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现状，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英国CPSI和日本检察审查会的做法，在我国成立检察监督委员会，建立检察监督委员会的制约机制。其具体设想是：在各级检察机关所在地区，从社会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等机构中，选举出9-15人组成检察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并精通刑事法律且在当地具有较高的威望。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审查当地检察机关作出的各项决定是否正确。如果案件的有关人员对检察机关的决定不服，均可以向该委员会申请审查。如果该委员会认为检察机关的决定不正确的，则制作建议检察机关纠正决定的决议书，送交申请人、作出决定的检察机关及其上级检察机关，同时向社会公布，以促使检察机关接受检察监督委员会的意见，从而实现以社会公众力量来监督制约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目的。

在我国建立检察监督委员会的制约机制主要有以下好处：(1)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申诉，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感。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司法机关之间具有特殊的利害关系，使得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之间的监督措施缺乏信任，导致当事人不服案件处理决定时，到处申诉、越级申诉等现象。建立检察监督委员会后，由于该委员会是由社会上有威望的人士组成，是中立的组织。所以该委员会的审查决议具有客观公正性和较高的权威性，能够被当事人和社会所接受，从而客观上可以起到减少当事人申诉，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信任的作用。(2)有利于引导社会公众关注司法活动，增强司法活动的透明度。目前的司法改革，虽然制定了一些司法公开的措施，但与社会公众的期望相比，司法活动的透明度仍显不够，需要进一步增强。建立检察监督委员会后，由于该委员会本身是由社会民众组成的，再加上该委员会的决议要向社会公开，必然会引导社会公众关注司法活动，从而增强司法活动的透明度。(3)有利于加强对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力度。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权对检察机关进行监督，但由于我国目前缺乏对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专门民间组织，致使公民的监督处于分散状态，再加上一般公民的法律素质较低，难以形成有分量的监督意见，因而难以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而建立检察监督委员会，则可集中一批精通法律的权威人士，提出有分量的监督意见，从而可以提高对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力度。

注释：

【1】转引自左卫民、周长军：《刑事诉讼的理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2】【10】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下)，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3-505页，第502页。

【3】参见《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余叔通、谢朝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9页。

【4】参见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173页。

【5】有些州通过预审确定此案应否送交大陪团处理，被告人应否受大陪团询问。

【6】转引自林达编著：《世纪审判》，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7】参见《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8】被害人可以通过自诉途径追究的犯罪行为，检察机关经过法院同意而作出不的案件以及因政治原因、引渡、驱逐出境等不的案件，依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第2款之规定，是不准许被害人申请法院裁定的。因而被害人申请法院裁定的案件范围是极其有限的。

【9】参见[英]李约翰•丁•爱德华兹：《英国总检察长》，王耀玲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年版，第538-540页。

【11】2002年4月笔者参观了该机构，听取了该机构负责人关于该机构的详细介绍。

公诉意见书范文第15篇

【关键词】量刑建议书 规范化 量

刑建议 证据开示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5C-

0135-02

2010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称《量刑程序意见》），该法律文件的标志量刑建议从地方试点到全国试行。作为我国量刑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量刑建议对于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具有积极意义。在检察实务过程中，量刑建议书是具体量刑建议的载体，量刑建议书的规范化能够保证量刑建议的有效进行，更能够促进整个量刑程序的规范。

一、量刑建议的法理依据和量刑建议书的诉讼价值

量刑建议，是指人民检察院对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依法就其适用的刑罚种类、幅度及执行方式等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建议。涉及量刑建议的法理依据，理论界和实务界主要从义务说、权利说、权力说等方面探讨，观点不一，但较为普遍将量刑建议视为公诉权内涵的必要延伸。《量刑程序意见》第三条规定：“对于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量刑建议。”这是量刑建议的授权性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提出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下称《指导意见》）则明确指出，“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出量刑建议。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这意味着量刑作为一个独立的程序环节出现在刑事庭审过程中，这为建立量刑建议制度提供依据。可以说，这是量刑建议的最重要法理基础。

按照《量刑程序意见》要求，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一般应当制作量刑建议书。《指导意见》对量刑建议书作出更为明确的要求，量刑建议书从内容上来看涉及对被告人处以刑罚的种类、幅度、执行方式的建议，重点阐明量刑建议的依据和理由等。陈瑞华教授指出：“作为旨在申请法院接受某一量刑方案的诉讼文书，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行使‘求刑权’的标志，也是公诉权的必要延伸。如果说书具有定罪申请书的功能，量刑建议书则带有量刑申请书的性质。”按此理解，量刑建议书则成了“求刑申请书”。随着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量刑作为一个独立的程序存在于刑事诉讼中，量刑建议书的地位将愈发重要。量刑建议书对法院的量刑没有必然的约束力，但量刑建议书提出较为明确的量刑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律师量刑辩护更具针对性，从而提高公诉和辩护质量，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量刑建议书是否具有启动量刑程序和限定审判范围的效力，学界对此观点不一，但量刑建议书能够促进量刑的公开、公正，规范的量刑建议书对于量刑规范具有重要意义，这点毋庸置疑。

二、量刑建议书中量刑信息不完整问题

准确提出量刑建议，关键在于公诉方在多大程度上还原犯罪事实和犯罪证据。只有获取全面和准确的量刑信息，才能制作出规范的量刑建议书。

（一）量刑建议所需信息。陈光中教授指出，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交锋焦点首先往往集中于被告人犯罪在事实上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其次，在法律适用上是否构成犯罪。只有在这两个问题上控辩双方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才能谈得上量刑建议。量刑建议的前提在于获取全面的量刑信息，不但要全面掌握定罪量刑的法定情节，还应掌握酌定的量刑情节，如被害人的过错、被告人的社会调查报告、退赃情况、赔偿情况以及与被害人达成谅解的情形，而其中中立方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对量刑建议具有重要意义。《量刑程序意见》第十一条规定涉及未成年犯罪量刑的社会调查报告应当当庭宣读，并接受质证。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此也作了具体规定：“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有学者指出：“社会调查报告不仅要考虑有关人身危险性的事实，还要查清楚适合何种处罚进行教育改造的条件，以达到教育改造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对成年被告人而言，社会调查报告同样具有量刑信息和证据功能。笔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应突破未成年案件的限制，在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同样可以提出社会调查报告。

（二）量刑建议信息的不完整。检察机关主要职责在于公诉被告人，说服法院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是公诉的主要目标。这导致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书中强调被告人构成犯罪的事实，过分关注法定量刑情节，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诸如被告人的认罪悔过、被害人是否获得民事赔偿等酌定量刑情节。当然，量刑建议书的量刑信息的不完整性与侦查机关亦具有一定的关联。通常而言，侦查机关移送的量刑证据是形成量刑建议的基础，而侦查机关侦查工作的重点在于侦查破案，只有收集足够的有罪证据，检察机关才能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进而将犯罪嫌疑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从而忽视全面收集量刑证据。在检察实务中，有的检察官重定罪轻量刑，不重视量刑建议，甚至错误认为量刑建议增加工作量，而不愿提制作量刑建议书。由于目前对量刑建议缺乏行之有效的考核体系，往往以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作为检察官绩效考核的标准，如疑难、复杂案件的量刑建议未被法院采纳，进而引起上诉或抗诉，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检察官的职业风险，使得检察官不愿制作量刑建议书。有的量刑建议书仅提出建议结论，完全不说理，或者采用模板式理由，说理不完全，特别是没有准确反映出量刑情节。究其原因，量刑信息不完整是量刑建议书存在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

（三）量刑建议信息不完整的后果。《量刑程序意见》第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以量刑建议书方式提出量刑建议的，人民法院在送达书副本时，将量刑建议书一并送达被告人”。鉴于我国的刑事审判尚未建立证据开示制度，辩护方在庭审过程中会针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这些事实和证据若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查证属实，将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的准确性产生影响。检察官基于不完整的量刑信息所作出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等量刑建议必然是不准确的，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量刑建议不被法官接受，或引发被告人的上诉，从而减低诉讼效率。

三、证据开示对量刑建议书规范化的意义

证据是诉讼的基石，证据的内容都与案件事实存在一定的关联。笔者认为，规范量刑建议，特别是量刑建议书的规范化，可以从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入手。通过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检察机关掌握更为丰富的量刑信息，可以作出合乎规范的量刑建议书。

（一）我国证据开示概述。证据开示，源自英国刑事司法实践，其基本涵义是庭审调查前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有关案件的信息。在检察实务中，证据开示则要求控辩双方将所掌握的证据材料向对方开示。目前很多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都建立了相对明确的证据开示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虽无明确的证据开示制度，但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为避免突袭辩护，要求辩方将其掌握的无罪和不负刑事责任的证据提前告知控方，在某种意义可以将辩方证据开示视为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萌芽。

（二）证据开示的主体。在规范量刑建议方面，负有开示证据义务的主体主要指控诉方和辩护方。有学者指出，控诉方应包括公诉人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人及其人，因为后者参加证据开示，不仅有助于解决民事责任的问题，更有助于查清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因被告人对案件的证据最为敏感，其某些意见可能对定案具有重要意义，故辩护方证据开示的主体应包括辩护人和被告人。

（三）证据开示的内容。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由此来看，公诉方开示的证据是全面的，不但包括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法定证据，还包括影响量刑的酌定证据，但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不得开示。辩方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因此对辩护方而言证据开示是选择性的，按照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辩方须将其掌握的无罪和不负刑事责任的证据提前告知控方，从而避免突袭辩护。“对于量刑证据的开示，无论是对被告人有利的还是不利的，无论是证明法定量刑情节的还是证明酌定量刑情节的，无论是否属于《量刑指导意见》中规定的量刑情节，只要可能对量刑裁判产生影响，能够反映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控辩双方准备在庭审时提出的证据，无论是属于何种证据种类，均应事先开示。”这种全面证据开示，要求控辩双方对所掌握的证据进行理性、坦诚地开示，建构合理的控辩对抗合作关系，更有助于量刑建议。龙宗旨教授认为，量刑建议可以采取比较弹性一点的方式，一个案件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案件事实必须清楚、检察官内心也比较确信，那么量刑建议就可以确定化；反之，可以提出概况意见。这就要求量刑建议在一定的法定幅度内提出，对于一些特殊案件，可以提出概况性量刑建议。《量刑建议意见》中已对量刑建议幅度作了具体的技术性操作规范，量刑建议的提出必须充分考虑个案的具体情节和因素，做到具体明确和相对明确相结合。

（四）证据开示的意义。证据开示可以保证控辩双方证据材料的知悉权，有利于审判公正、高效进行。“检察机关不能通过证据开示了解辩方的证据材料，在法庭审理中经常受到证据突袭的干扰，从而影响了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和稳定性。”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通过证据开示，检察机关了解辩护方的量刑证据，量刑信息会更加全面，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量刑建议书更趋科学合理。较为客观公正的量刑建议可以对塑造检察机关良好形象具有积极意义，更重要的是，规范的量刑建议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律师量刑辩护更具针对性，从而提高公诉和辩护质量，能够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量刑规范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张国轩.检察机关量刑建议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41

[2]陈瑞华.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国量刑程序的理论解读[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2）

[3]陈光中.专家学者纵谈“量刑建议制度”[N].检察日报，2001-10-02

[4]陈卫东.量刑程序改革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415

[5]王.中国量刑程序改革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