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农业论文范文

都市农业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现代都市农业农业经营形式多效能特征

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世界的许多城市面临着生态、食品安全以及持续发展的危机。为了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给市民提供安全食品和优良的生活空间、保护农耕文化，现代社会开发了都市农业。都市农业就是在城市经营农业，这种经营模式是在近代都市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古代都市农业有很大不同。古代都市农业的经营项目多为城郊猎场和城市园林景观，故它只有休闲娱乐功能。在古代人类尚未形成在城市发展农业和利用农业发展都市的观念，也没有意识到城郊种养、猎场经营、园林景观建植本身就是农业经营行为。真正的现代都市农业源于1898年美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概念和“把积极的城市生活的一切优点同乡村的美丽和福利结合在一起”的农业经营观念，真正的都市农业生产始于1919年的德国。1919年德国政府开始建立“市民农园”，在城里开发供市民自给自足的小菜园，并制定了“市民农园法”。[1]为了推动现代都市农业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我们将现代都市农业的定义、普适性经营形式以及多效能特征介绍如下。

一、现代都市农业的定义

（一）都市农业的定义回顾

现代的都市农业概念最早出现在1930年出版的《大坂府农业报》上，但作为学术名词则最早出现在日本学者青鹿四郎1935年发表的《农业经济地理》一书中。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都市农业理论，最早把都市农业表述为“城市农业区域”或“城市农业生产方式”。1977年，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艾伦·尼斯在《日本农业模式》中，明确提出“城市农业”(UrbanAgriculture)概念[2]。都市农业术语出现后，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学者纷纷探索都市农业的本义。（1）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欧文·霍尼（1950）认为都市农业是在都市周边地区的都市楔形农田上进行的绿地建设和发展园艺业、果林业[3]。（2）德国学者史密特（1996）将都市农业定义为一种位于城内或环城区的产业，它生产或养殖、加工或运输各种食用和非食用的产品，然后使用城市或城市周边地区大量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产品和服务，反过来为该城市地区提供大量人力物力资源以及产品和服务[3]。（3）德国学者穆斯蒂尔（1998）将都市农业定义为在城市或城市周边地区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4]。（4）中国学者俞菊生（1999）认为都市农业包括城市内镶嵌插花状的小块农田、庭院和阳台绿化、城乡结合部的近郊农业、远郊甚至环大都市经济圈在内的适宜大都市市场需要的农业[5]。（5）中国学者张强（1999）认为都市农业是地处城市郊区的农业以及市区扩展而划入市区的农业[6]。（6）中国学者宋金平（2005）认为都市农业是处在大城市边缘及间隙地带，依托大城市的科技、人才、资金、市场优势，进行集约化农业生产，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名、特、优、新农副产品和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并具有休闲娱乐、旅游观光、教育和创新功能的现代农业[7]。（7）中国学者张林成（2005）认为都市农业是分布在城市内及其周围地区或者大都市经济圈内，紧密依托城市、服务城市的特殊形态的农业，是以生态绿色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市场创汇农业、高科技农业为标志，以园艺化、设施化、工厂化生产为手段，以大都市市场需要为导向。融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于一体，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现代农业[8]。

如上定义有个共性，就是强调都市农业的地域性和经济活动类型。从这个角度讲，可以把德国学者穆斯蒂尔的定义看成是这类定义的高度概括。但是，如果从概念体系的内部结构完整性和外部功能配合性的要求来衡量，这这些定义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从内部结构完整性来看，这些定义都丢失了都市农业的主体、生产目的、生产种类、产品等核心内涵；从外部功能配合性来看，都没有与城市生态环境、食物供应系统、乡村农业等相关概念建立配合关系。为此，需要对都市农业概念进行重新界定。

（二）都市农业的新定义

受如上定义的启发和满足概念界定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要求以及转变传统农业发展方式的需要，我们将都市农业界定为：一种发生在市内或市外周边地区的，由城乡居民经营的，能提高市民生活质量、能为市民提供劳动就业和农业教育机会、能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促进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的多效能农业生产模式。这样界定现代都市农业，能引导都市农业朝着多效能方向发展，使都市农业走上科学发展轨道。其合理性如下。

（1）这种定义强调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现代人只有转变常规农业经营方式，才能消除农业的负外部性效应。现代社会在都市区域开展农业生产，就是要转变农村地区破坏生态环境、缺乏人文关怀的常规农业经营方式，挖掘农业的经济功能、生态功能、人文功能和社会功能，使农业成为改善城市生态、为市民提供安全食品和优质生活空间的产业系统。

（2）涵括了目前出现的都市农业的所有经营类型。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都市农业出现了种植农业、养殖农业、楼宇农业、园林农业、观光农业、农家乐、休闲农业、体验农业、教育农业等经营类型。都市农业概念应该涵括这些经营类型。

（3）概括了都市农业经营主体。现在从事都市农业的人不仅是城郊农民，还有市内的园林园艺工人、居家赋闲的退休市民、城市家庭主妇等。我们在定义中用“城乡居民”一词概括了这些都市农业经营者，强调了都市农业的经营主体。

（4）规范了都市农业的生产区域。都市农业应该特指在城市区域进行的各种农业生产。界定都市农业概念必须确定其区位范围和地理空间。如果都市农业定义不限定在城市区域，在实践上会产生许多误解，在操作上难以与乡村农业划定边界，也不便于都市农业的行政管理。所以，在定义中突出都市农业的生产区域是必要的。

（5）突出了都市农业的多重功能和产品特性。都市农业能为城市提供生态环境、安全食物、劳动就业、休闲娱乐场所、环境与农业知识教育场所；提供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缓解精神压力、陶冶情趣的生活方式。这些产品与服务以及生产功能是都市农业区别乡村农业的一个根本特点。

二、现代都市农业的经营形式和经营现状

作为城市区域的农业发展方式，都市农业应该成为一种产生经济、生态、人文、社会效益的农业发展方式和发挥经济、生态、人文、社会功能的农业发展方式。自现代都市农业兴起以来，世界各地出现了新奇各异的多效能的都市农业经营形式。

（一）都市农业主要经营形式

（1）郊外生态防护林业。这是人类为了调节城市气温、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治理洪涝灾害、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在城郊地区开发的一种都市农业。这类经营领域在食物短缺的时空环境里不受重视。在过去，许多城市郊区本应成为生态防护地带，但被一座座工厂、养殖场和一块块蔬菜基地所占领。结果造成城市周边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地表和地下水枯竭、空气质量下降。有了这些教训以后，人类才重视郊外生态防护林业。如近年，法国用财政在一些城郊山区和岛屿建立了7个无住户的部级自然生态保护区[9]。近些年我国一些特大城市也开始重视这种都市农业。如北京，在2005年制定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提出，将重点支持京津风沙源治理、建立第二道绿化隔离带、营造水源保护林；又如上海，在“十一五”规划中也提出，要把上海城郊结合部建设成为城市的绿色屏障、安全空间、城市生态补充基地。

（2）郊外食物农业。这是建在生态防护林业带和城市之间的，给市民提供安全粮食、蔬菜、水果、肉食蛋禽、奶制品等食物的一种都市农业。其经营领域包括蔬菜种植、粮食生产、家禽家畜养殖、水果种植、食品加工等。由于市民需要足量的、安全的食物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因而郊外食物农业将向生态化、优质化、集约化、工厂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另外，发展郊外食物农业，要以都市市场为轴心、要注重资金、智力、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要注意引进工业生产管理技术和生物技术以及信息技术，尤其要以生产优质安全的高档农产品为经营目标。只有这样郊外食物农业才能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

（3）城市园林园艺农业。这是都市农业服务城市的主要表现，也是人类通过农业手段为城市提供绿色空间、园林景观、绿色公共活动场所、优质空气的重要领域。这种农业活动有悠久历史，自古以来，人类就重视城市园林园艺建设。现代市民把城市园林园艺美化视为都市农业的重要领域，并利用园林园艺工程美化城市空间。如法国，用绿篱带将住区与工厂、高速公路及污染区隔开，以营造宁静、清洁的人居环境；一些新城刻意保留部分农业用地，在城内种植蔬菜和花卉，制造农业景观。巴黎大区在城市规划中划定了自然保护区和农业保护区，提出要将农田、河谷、森林、公园等绿色空间联结起来，形成贯穿整个大区的绿色脉络[10]。城市园林园艺农业包括郊外景观林木、草业、花卉生产和市内绿化、美化工程两大领域。前者是城市园林园艺农业的初级产品生产过程或原材料供应过程，生产地主要集中在城郊农村。后者是城市园林单位或郊区园林园艺公司将郊区的林木、草皮等其他植被移栽到城市住宅区、街道和道路两旁、街心花园、市内公园以及其他绿化地带的过程。两者是园林园艺市场的供求关系，是相辅相成的。郊外景观林木、草业、花卉生产是市内绿化美化工程的基础，为城市绿化和美化生产源源不断地供应原材料；市内绿化美化工程是郊外景观林木、草业、花卉生产的价值体现，为郊区景观林木、草业、花卉生产提供了强大需求。城市园林园艺农业发展过程就是这两种生产的协同过程。

（4）城郊旅游农业。城郊旅游农业属旅游农业，源于西方市民乡村旅游，在国外有70多年历史、在中国有30年历史。但世界各国对其称呼不同，德国叫“度假农庄”；日本叫“度假农业园”；澳大利亚叫“休闲牧场”；奥地利叫“农家旅游”；韩国叫“观光休闲农园”。它有农业公园、观光农园、体验农园、教育农业等四种经营形式。农业公园就是经营者在农业生产中融入城市公园经营元素，将农业生产场所转变为城乡居民观赏、游览的城郊公园；观光农园就是城郊农户将农业生产和农作物生长以及农产品观赏或采摘活动成片开发为供市民旅游的场所；体验农园就是城郊农户用租种方式将耕地转化为供市民体验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业劳动乐趣的场所；教育农业是郊区农业经营者或市政府为了给城市孩子提供一个了解农业知识和农业生产过程的机会而开发出来的都市农业经营模式。城郊教育农业是在城市传播农业文化的主要形式，但经营方法各不相同。如日本是把城市子女送到郊区农户家寄宿并参加农业劳动；法国将其作为农业职业培训方式。法国政府规定凡从事农业者都要在教育农场接受农业职业教育培训，为此建有1000多家教育农场，并受制国家农业部门职业培训中心。法国的城郊教育农业效果比较好。

（5）市内楼宇农业。这是城市内的居民在城市楼宇间可用空间里从事种植和养殖的多功能农业经营方式。楼宇农业的产生源自市民对田园生活方式的向往和对住区生态环境的高要求。世界上解决了食物保障问题的市民一般把从事楼宇农业作为调节和美化生活的手段，而处于食物供应短缺状态的市民一般把发展楼宇农业作为家庭食物供给的一条途径。但是在农业生产受到工业化污染的情况下，一些市民也重视楼宇农业生产，将它作为解决食物安全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市内的楼宇农业成为城市食物农业的一部分。市内楼宇农业根据生产地点不同，有多种经营方式：第一，自家庭院、阳台、楼顶甚至外墙等狭小空间的绿化与美化种植，包括室内、阳台、庭院种植观赏性植物和水果植物、盘载蔬菜、小动物饲养，室外墙壁植草和藤蔓植物种植；第二，楼盘间空的绿化和美化种植，包括种草、植树；第三，旅馆饭店接待大厅的美化种植，包括移动的盆载植物和固定的植物装饰；第四，社区公共活动空间的绿色种植，包括街道绿化美化种植和钢架吊盆蔬菜种植。

（6）都市文化农业。这是农业经管者借用文化产业经营技术，通过开展文化活动促进当地农业发展和利用农村文化资源，给市民提供优质农产品、文化旅游服务、农业手工艺品、农村文化产品，从而获得较高经济收入的农业经营形式。主要有四种经营方式：第一，民俗旅游。这是经营者以民俗事象为经营内容、以文化旅游社区为经营空间，为市民提供旅游服务的文化农业经营形式。都市发展民俗旅游具有优势，因为都市人多，旅游服务需求量大，而且交通区位好，所以都市民俗旅游发展比较快。第二，农耕文化展览。这是经管者按照农业发展历史线索通过实物和文字资料将农业文化在展览馆展示出来的文化农业经营形式。这种经营项目具有较强的农耕文化传承价值，我国已出现这种都市农业经营方式。第三，农产品展览。这是经管者借助会展文化，在城市空间和特定时段，举行的农产品交易活动。世界各地许多大城市年年举办农产品展览会。第四，节庆农业。这是经营者利用节庆活动促进农产品销售和发展农业经济的经营形式。举办农产品文化节的目的不在于做博物馆式的陈列展示,而在于将一种有别于乡村的、农业社会的日常生活模式与情境氛围分享给市民和外地来客。

（二）都市农业经营现状

国外比较重视都市农业，发展比较快，形成了一定规模，在解决粮食安全方面发挥出特殊功效。有专家估计，目前全世界有8亿人口从事都市农业经营，其中的2亿人口从事销售，他们中有1.5亿人是全职的（Smitetal,1998）[11]。由于世界各国的食物供应水平不一样，各国经营都市农业的重点领域不同。

在农业欠发达国家，不仅从事都市农业的家庭很多，而且主要从事食物生产。如生活在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等国城市中的6.5亿市民中，就有2.5亿人通过都市农业获得部分食物。都市农业不仅是粮食短缺国家的市民解决食物自给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他们提高农业食物品质的办法。如有专家称，在哈瓦那，城市菜园明显提高了农户家庭及其所在社区的食物数量和质量(尼科·巴克,2005)；在低收入家庭消费的食品中，城市家庭食物自产比例不断提高。有专家统计，在东雅加达市，市民家庭食物自产达到18%；在坎帕拉市，市民家庭食物自产达到60%；在内罗毕市，市民家庭食物自产已达到50%（Mougeot,1994）[11]。

在发达国家，都市农业的重点是生态恢复和生态保护。如英国想通过发展都市生态防护和园林园艺农业措施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目前英国在20多个城市的原用于工业生产的土地上实施所谓的“城市农庄计划”。如德国采用生态保护农业措施恢复城郊矿山废地生态，如埃森市将城市内原来用于煤矿开采的土地转变成为都市农业规划用地，在废地上发展都市农业，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又如城市国家新加坡就是通过发展都市农业，不仅改善了国家生态环境，把新加坡变成了世界著名的花园国家，而且已经改变了国家农业食物生产短缺的现象，实现了肉类供应完全自给和25%的蔬菜的自给（Smitetal,1995）[12]。

在我国都市农业发展比较全面。郊外生态防护林业、郊外食物农业、城市园林园艺农业、城郊旅游农业、市内楼宇农业、都市文化农业等具体经营领域，在我国都不同程度的得到了发展。我国的省会城市都建有郊外蔬菜生产基地，为市民提供了丰富的新鲜蔬菜，甚至为城市超市提供一定数量的有机农产食品。我国一些特大城市还建设了郊外生态防护林体系。基本上所有大城市都兴办了旅游农业，尤其是农家乐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些特大城市还发展了文化农业，如北京有316个郊区行政村开展了民俗旅游，民俗旅游接待户达13819户。北京房山区的韩村河村于2003年就修建了500多平方米的农耕文化展览馆；大兴区的庞各庄镇于2004年建起了占地面积2.3万余平方米的国内首家西瓜博物馆。大兴区于1988年首创性举办了西瓜节，到此已举办18届；大孙各庄镇举办葡萄采摘节；北务镇举办蔬菜采摘节；李桥镇举办西甜瓜采摘节；北石槽镇举办鲜杏采摘节；龙湾屯镇举办果品采摘节，他们以节庆方式招揽人气，以城区市民的广泛参来实现农产品的促销。现在北京农产品文化节已成为全国各市仿效的范式。

三、都市农业的多效能特征

都市农业是现代多功能农业的一种，能产生经济、人文、生态、社会效益，能发挥经济、人文、生态、社会功能，具有多效能特征。

（一）都市农业的生态效益与生态功能

都市农业的郊外生态防护林业、园林园艺业、农作物种植，向城市提供绿色生态环境、绿色的生态屏障、绿化隔离带，营造绿色景观，保持清新宁静的生活环境。都市农业还可以防止和减轻都市外来不利因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与危害。都市农业与市内园林绿化美化农业一起还扮演着城市清道夫的角色，不仅大量地、持续地接受、储存、消纳、降解、净化都市排出的气、水、固体废气物，而且将城市中大量排出的食物残渣及其他生活垃圾通过农业的有效利用变为资源，从而减轻对环境的损害，保持城市的正常运转。同时都市农业减弱了城市的热岛效应，防止市区无限制地扩张，维护了农村地面自然景观。市内楼宇农业还扩大了城市种植空间，促使室内氧气与二氧化碳得到平衡、能增加空气湿度、降低室内温度、吸收空气中被污染的灰尘和废气，帮助市民建立了一个宜居的小气候。就北京城郊食物农业产生的生态效能来说，2002年仅京郊农田生态系统在调节大气成分方面就产生了49.3亿元生态价值；在净化环境方面产生了109.63亿元生态价值；在蓄水方面产生了6.03亿元生态价值；在生态服务方面产生了293.4亿元生态价值[13]。

（二）都市农业的经济效益与经济功能

由于都市农业具有经济上的区位优势、接近城市市场、拥有庞大的购买力旺盛的消费群体、具备走集约经营和发展设施农业所需的资金、技术、土地、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而且产业分工比较发达，所以，都市农业的经济效能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1）极大地提高了农户的增收能力。根据文化等人的研究，北京从事都市农业生产的农户人均纯收入，2002年为5880.1元，2003年为6496.3元，其增幅为约91%。这种水平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根据近些年的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统计，我国农民的年均人平纯收入不过3000元，只有北京郊区农民年均人平纯收入的50%；全国农民年均人平纯收入增幅约为20%，其增幅能力不到北京郊区农民的一半[14]。（2）促进了城郊第三产业发展。都市农业直接促进了郊区农村旅游业、物流业、畜牧业、种植业的发展，间接促进了郊区农村交通运输、通讯、服务业的发展。同时推动了郊区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发展，对周遍农村地区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辐射作用。更主要的是都市农业提高了农村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在农业走上设施化生产、精确化生产、优质化生产轨道方面起了促进作用，改变了农业经营落后面貌。以北京都市农业为例，到2003年为止，农机化程度达到70.4%；设施农业面积达到9.06%；节水设施控制面积达到81.2%；农户计算机拥有率达到16%。这是乡村农业无法达到的[15]。

（三）都市农业的人文效益与人文功能

都市农业的环保生产相对常规农业的化学化生产，使农业具有了人文关怀特点和人文效能，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提高了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都市农业为市民提供了享受田园生活和从事养生劳动的机会，丰富了市民精神生活、锻炼了市民身体，加强了市民生活保健，提高了市民的幸福指数。（2）改善了市民生活环境。都市农业通过农业生产改善了城市空间结构、降低了城市污染，促进了室内外的碳氧平衡，为市民创造了宜居环境。（3）满足了市民的食物安全需求。都市农业为市民提供蔬菜、粮食、肉奶、水果等食物，丰富了城市食物供应。同时通过生产无公害的、绿色的甚至有机产品，为市民提供了安全的、优质的、有营养的农业食物，减少了“病从口入”的概率，为市民身体健康建立起了食物保护屏障，满足了市民对高品质食物的需求。（4）传播了农耕文化、改变了市民文化结构。都市农业通过发展会展农业、体验农业、教育农业，较好地向市民尤其是年轻人传输了农业知识、农艺、农耕精神，直接促进了农耕文化的传播。同时也提高市民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水平。另外都市农业通过发展楼宇农业、乡村旅游、休闲观光、采摘活动，使市民的审美文化和认知文化发生结构性变化。

（四）都市农业的社会效益与社会功能

都市农业是沟通城乡的产业形式，具有较强的社会效能：（1）都市农业利用工业社会提供的物质设备和生产技术进行农业生产，和在工厂内从事园林园艺生产，使得社会的第一、第二产业得到有机结合。（2）都市农业使农民进城，在城市内部进行农业生产；同时为市民下乡旅游提供休闲娱乐场所，为市民体验农业提供耕地，促进了城乡居民的直接互动，有利于市民与农民的结合。（3）都市农业加速了工业文化和农业文化、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交流，这有利于消除城乡居民的文化隔阂，为城乡一体化奠定了文化基础。（4）都市农业为城市家庭妇女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使她们通过都市农业更好地控制家庭资源，提高了低收入城市家庭妇女的地位。（5）都市的设施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吸收了城市剩余劳力，如达累斯萨拉姆的都市农业在1999年为城乡35000个家庭提供了工作机会；内罗毕的都市农业在1999年为15万个家庭提供了工作机会；哈瓦拉都市农业在1999年为城乡居民提供了3万个带薪工作机会，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16]。（6）都市农业加速了逆城市化进程。逆城市化是城市居民把自己的居住地向城市郊区转移的现象，这有利于对缓解城中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生态恶化问题。都市农业为市郊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加速了市郊交通、教育、供排水系统、电力、公共休闲场所的建设速度，有利地吸引着市民向郊区转移。所以，都市农业是我们解决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生态恶化等社会问题的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1]张成林.都市型农业讲座[Z].北京市顺义区三农研究会网.2005,10,17

[2]张禄祥、郑业鲁、万忠.我国都市农业研究概述[J].广东农业科学.2005(3):85-87

[3]张成林.都市型农业讲座[Z].北京市顺义区三农研究会网.2005,10,17

[4][德]尼科·巴克等.增长的城市增长的食物都市农业之政策议题[M].蔡建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3

[5][德]尼科·巴克等.增长的城市增长的食物都市农业之政策议题[M].蔡建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9

[6]俞菊生.都市农业的理论与创新体系构筑[J].农业现代化研究.1999(4):207-210

[7]张强.都市农业发展到社会学意义[J].中国农村经济.1999(11):64-68

[8]宋金平.北京都市农业发展探讨[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2(3):199-203

[9]张成林.都市型农业讲座[Z].北京市顺义区三农研究会网.2005,10,17

[10]黄卫东等.中国都市农业探索与发展[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32

[11]文化、王爱玲、陈俊红.聚焦都市农业农业在首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28

[12][德]尼科·巴克等.增长的城市，增长的食物都市农业之政策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3

[13][德]尼科·巴克等.增长的城市，增长的食物都市农业之政策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5

[14][德]尼科·巴克等.增长的城市，增长的食物都市农业之政策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7

[15]文化、王爱玲、陈俊红.聚焦都市农业农业在首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77

[16]文化、王爱玲、陈俊红.聚焦都市农业农业在首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20

都市农业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都市农业发展思路

都市农业是把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在都市化地区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结合农林牧渔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是一种为人们提供休闲旅游、体验农业、了解农村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形态，是现代农业重要构成之一。

都市农业（AgricultureinCityCountryside）的英文本意是指都市圈中的农地作业。在一些发达国家里，大都市特意保留一些可以耕作的农地，由城里人去耕种，这是都市农业最初的意义。后来由于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都市农业的内涵不断扩大，它已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农业产业形式，如生物农业、休闲农业、观赏农业、生态农业、设施农业、工厂化农业等，都充分地反映了都市农业的发展及其特点。

都市农业在60年代率先出现于美国，而后迅速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普及。我省在80年代末就出现了都市农业。首先在广州郊区出现了观光果园，以后其他各市陆续地出现更多。广州的云台花园、东莞的绿色世界、深圳的青青世界、顺德的生态园以及我市的白藤湖农民度假村、农科奇观等，就是我省都市农业的典型代表。

1发展都市农业的意义：

1.1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农村自然、文化资源。都市农业除了提供采摘、销售、观赏、垂钓、游乐等活动外，部分劳动过程可以让旅游者亲自参与、亲自体验，农村丰富的乡土文物、民俗古迹等多种文化资源，可供参观，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参与者更加珍惜农村的自然文化资源，激起人们的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强人们保护自然、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1.2增加农村就业机会。都市农业将农业由单一产业向第三产业扩展，扩大了农业的经营范围与服务领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1.3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缩小城乡差别。都市农业可以增加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交流与沟通；同时，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面貌的改善，提高农民的素质和生活品质，缩小城市差别，促进农村社会的进步和城市乡村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1.4为人们提供新的活动内容,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随着城市人口的集中，经济的发展和都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身居城市的人们，逐渐被“水泥丛林”所包围，被“柏油沙漠”所环绕，被“三废”和嗓音污染所困扰，“都市综合症”随之而来。都市农业集农业劳动、农产品生产及休闲、度假于一体，给人们增加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内容，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1.5扩大农业经营范围和规模，减少农产品的运销环节，增加农民收益。发展都市农业，把农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解决部分农产品运销层次多的问题，避免了运销商的中间获利，这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收益；同时农民也可以从提供休闲服务中获取合理的报酬，增加收入。

1.6摆脱农业发展困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我市农业面临着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大，部分边远山区乡村农民收入低等诸多困难和问题，都市农业拓展了农业的发展领域与范围，增加了其发展空间，也提高了农业的经济地位，并可缓解农业对环境的污染，有利于我市农业的经济地位，并可缓解农业对环境的污染，有利于我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珠海发展都市农业的有利条件。

2.1市民有支付能力。据专家分析，当人均年收入在500-800美元时，人们外出观光旅游处于迸发期，有着不可遏制的爆发力。1997年我市职工年平均工资12793元（折合约1505.05美元），广州、深圳、东莞、中山、顺德、番禺、南海等周边城市也相继迈入中等小康行列，早已超过上述标准。据市旅游局调查一日游愿意承担100元以下的人占29.44%，愿意承担100-200者占43.51%，200-300元者占14.11%，这可以满足定位于普通市民的观光休闲的都市农业项目的消费需要。

2.2海陆空交通便利。珠海的海陆空条件比较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汽车的拥有量剧增。珠海市汽车拥有量年增长率为18.5%，近两年达到20%以上，增加的汽车主要是家庭轿车。日益增多的家庭轿车和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都为人们来珠海进行都市农业的休闲观光提供了方便。

2.3地理位置的优势。都市农业的目标市场在城市。珠三角有城市人口近3000万。港澳地区近800万人，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随着珠三角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潜在市场将逐步变成现实。珠海水连香港，地接澳门，处珠三角城市群中心，光热水资源充足，绝大部分土地适宜耕，填海造地前景广阔，淡海水产资源丰富，农产品深加工和市场销售流通顺畅，特别适合都市农业的发展。

2.4都市农业含苞待放。珠海的都市农业已进入萌芽期，有迅速发展之势。斗门的白藤湖农民度假村早已名闻遐迩，市农科中心的“农科奇观”也已斐声中外，西区的小林镇、三灶的生态农业观光园初具有规模，市渔牧有限公司的大型垂钓娱乐场正初露端倪，下栅水果果的“荔枝节”渐成旅游热点，湾仔的花卉公司正在筹划之中……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市都市农业正曙光初露，方兴未艾。

2.5符合城市总体规划。从城市总体发展规划来看，伴有一定数量的都市农业用地，符合珠海市城市整体规划。可以在城市组团式发展板块之间留有都市农业用地，或蔗林，或花圃，或菜地，或鱼塘，或果园，这亦与珠海市成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相适应，从珠海市农业科学研究中心无土栽培旅游基地和白藤湖农民度假村成功先例中也可得到映证。

此外，我市农村民风纯朴，南亚热带海陆风光秀丽，特区土地统一规划管理等都是非曲直发展都市农业的良好条件。

3珠海市农村发展都市农业的类型和做法

我省的都市农业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充分发挥地缘优势，以旅游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发挥当地资源优势为基础，把农业建设、科研管理、产品加工、游客动手等融为一体，开发了一些观光休闲农业点，吸引了众多的城市居民和港澳游客，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目前已开发的都市农业项目依据经济方式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类八种。一是公益性项目，如景观绿地、生态片林，对这类项目需要政府投入；二是市民自主经营的项目，如市民农园等，多数由承租者按照有关章程

自主成立管理委员会来负责日常管理，属“公助民办型”；三是企业化经营项目，如观光农园、教育农园、农业公园、花卉公园、森林公园等，这类项目市场潜力巨大，投资回报率高，应重点扶持发展，规范管理。我市都市农业可以采取以下具体形式加以发展。

3.1观光农园：这是自90年代初农民开放成熟期果园、菜园、花圃等供游客观景赏花摘果，进行促销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如民俗村、乡情园、杨桃园、荔枝园、兰花园、柑桔园和被誉为南方青纱帐的甘蔗林、香蕉林等。至今为止，全省已开放的观光农园达40-50处，主要作物的种类有柑桔、杨桃、草莓、荔枝、龙眼、番石榴、甘蔗、茶叶及各种花卉等20多种。市农科中心无土栽培基地举办“甜瓜采摘月”、“龙眼、荔枝游赏团”等活动，吸引了大量港澳游客，赢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计划建设观光果园则要求规模要大，果种要多，统一规划，分区套种，最好能一年四季有果可赏，做到长年开放。

3.2休闲农场：这是一种综合性的休闲农业区，游客不仅可观光，采果、体验农作，了解农民生活，享受乡土情趣，而且可住宿、度假、游乐。如果南农垦系统国营农场逐步对外开放的橡胶园、胡椒园、海产养殖场等。由是可见，都市农业应是利用乡村的设备与空间、农业生产场地、农业产品、农业经营活动、自然生态环境、农业人文资源等，经过规划设计，以发挥农业与农村休闲旅游功能，增进人们对农村与农业的体验，其经营管理应包括农业生产、农村生活、文化活动等三个层面。目前，休闲农场在本省几乎是空白，而市民又有需要。如开发得有特色，将会成为双休日市民休闲的首选。休闲农场适宜于在山区发展，如在斗门和平沙、红旗等地，利用广阔的山场和丰富的农业资源，依托周边的名胜古迹与自然景观，建设为综合性的观光、体验、游乐、度假区。这类项目投资可多可少，规模可大可小，具有相当之灵活性。

3.3市民农园：这是由农民提供土地，让市民参与耕种的园地。有自助菜园型，也有休闲游憩型，还有田园体验型。将农园划分成若干小区，分块出租给个人、家庭或团体，每块面积10-1000平方不等，由农民直接将农地分块出租给市民，租金每平方米10元/月，果树则因树种不同而各异，具体由双方商定。亦可农地、花圃、鱼塘、果园、茶庄结合，向多元化迈进。承租人或体验，或品茶，或游赏，或教育，或休闲，皆依个人兴趣而选择。平时由农场管理者负责派人照料，并按照租赁者意愿更换、增添园内种养品种，假日则交给承租者享用。可推出学作农民系列活动。承租人可以在此种瓜点豆，浇水、施肥、拔草、剪枝，既可锻炼身体，又享田园风光，体验收获自己劳动成果的喜悦，必将大受欢迎。

3.4教育农园。这是面向城市中小学生和农业工作者等特定对象，让他们亲近自然，热心劳动而开辟的园地或科研实习基地。如建成“青少年农庄”，分饲养乐园、绿色营地、童话作坊、时尚大棚、垂钓池塘等小区，让孩子们在娱乐中长中长知识，在动手中长能力。

3.5农业公园。把农产品生产场所和消费场所及观光游乐场所结合在一起建设。如日本的葡萄公园，将葡萄园景的观赏、葡萄的采摘、葡萄制品的品尝（如葡萄酒、葡萄汁、葡萄冰淇淋、葡萄大餐等）以及同葡萄有关的品评、写作、摄影、体验、竞赛与庆典活动融为一体。这些项目选址要好，一般座落在城区近郊，交通方便处。如可在湾仔镇建设一座花卉公园，把赏花、养花、咨询花卉知识及购买园艺材料等结合在一起，兼具观赏、休闲、教育、购物等多种功能，对市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3.6森林公园。类似香港的郊野公园。目前不少城市郊区已有一些，但一般规模小，档次低，且缺乏文化教育内涵。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利用或改造，以建设成综合性的森林旅游区，使之成为市民休闲避暑的胜地，并可划出专题园区供人们栽种各类（结婚生子、银婚金婚、生诞寿辰、开业晋级等）纪念林。如珠海市区的板樟山、凤凰山、斗门的黄杨山、东区的一些岛屿等均可建设成为独具特色的森林公园。

3.7民俗观光村。选择具有地方或民族特色的村庄（如会同村或开远的雕楼等），稍加装修，提供过夜的农舍或乡村旅店之类的游憩场所，让游客充分享受农村浓郁的乡土风情和浓重的泥土气息，以及别具一格的民间文化和地方习俗。可推出双休日“住农家房，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的系列活动，必定大受城市居民的青睐。

3.8民居农庄。北京郊区有些村庄已成为城里退休人员的“新居”和“教授村”、“艺术家村”。这些城市人在林间散步，呼吸着农村新鲜空气，栽种上蔬菜果树，雕刻出艺术作品，过着宁静淡泊，无噪音、无污染的世外桃园式生活。珠海城市规划总体定位为成功人士选择的最佳居住地，适当建设一些独具特色的民居农庄，定会成为都市人成功人士的抢手货。

4珠海发展都市农业应注意的问题及对策

4.1都市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经过近几年的建设，我省的都市农业点越来越多，初步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但与其作为珠三角城市群，特别是珠广深和港澳等大都市的需要相比，均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不少问题。

4.1.1目前，由于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导和法规规范，一哄而上，一些经营者过于偏向观光游乐开发，农业内容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发展都市农业的方向。

4.1.2都市农业范围广、类型多。但总体规模小，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有些市民农园缺乏规划设计，停车场、洗手间、工具房、休息室及其他必要的公共设施过于简陋，园区杂乱无章，绿化美化明显不足。无法满足承租者的基本要求，游客逗留的时间亦短。

4.1.3都市农业特别是市民农园管理法规还不健全，盈余分配，权利义务，风险分摊等问题尚未理顺。其他项目亦多以乡村自主开发为主，经营者素质相对不高，管理亦不够规范。从经营效果上看，农园规模过小，水果成熟期集中，影响游园时间和游客兴致；而节假日游客过多，又给管理带来困难。因此，受自然气候条件、农事季节性的影响，都市农业淡旺委的差异较为明显。

4.1.4有些项目比较粗糙，缺乏文化、教育内涵，甚至有些城市郊区条件好一点的地方围起来就收费。另一方面，有些市民对农业缺乏了解，乱摘乱采，践踏、破坏农作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所有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以便在今后珠海发展都市农业时加以避免与克服。

4.2解决都市农业发展过程存在问题的对策。我省都市农业发展处于萌芽期，应积极加以培育和扶持。我省的一些城市在游乐园、森林公园中开设了一些与农业有关的游乐项目。如以鳄鱼养殖、开发为主的斗门白藤湖鳄鱼岛公园。在新会等地果实成熟季节，也出现了开放草莓园、杨桃园或柑桔园供市民采摘活动。这些都是都市农业的初级阶段，是都市农业发展的萌芽期，我们应积极加以规范和引导，使之健康顺利地发展。

4.2.1政策引导。为了解决我市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就需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广泛利用农业和农村空间，扩大经营范围，发展都市农业，来实现农业生产的高附加值。因此，政府应积极推行“三生”农业政策，即把农业发展引向到生产企业化、生活现代化、生态自然化。生产企业化要求每个都市农业生产单位有一、二项作物或畜禽水产品为主导产品，进行科技化、高效化、企业化生产；生活现代化则要求农业生产单位提供一定的生活休闲设施，为人们休闲度假、旅游服务；生态自然化要求农业生产保持良性循环，维持生态平衡。在这些政策的引导、推动下，都市农业可以得到迅速发展。

4.2.2计划管理。政府要制定发展都市农业的中长期计划，从技术、经费、宣传等方面加大对都市农业的支持力度。应颁发都市农业经营审批制度，规定建立都市农业区的基本条件，如面积必须大于50公顷，且连片开发；必须有开发地农民参加且受益；必须有当地农产品可供内销或出口；必须有优美的自然农业生态景观可供观赏；必须有丰富的农业项目和农业经验可让参与、体验；必须维持农业的本质特色以区别于一般的游乐区等等。

农委等主管部门应会同国土规划、环保、旅游等相关部门请专家对计划发展都市农业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与评估，通过详细规划与设计，并由乡村社区、社会心理、民俗文化、景观生态、沙土保持、森林、园艺、环保等各方面专家、学者及相关单位代表组成都市农业发展咨询委员会进行评审。获准通过的经营主体应提供配套建设资金，也可由农委资助部分经费，金融机构提供专项基金或贷款予以扶持。

4.2.3规划发展。政府应把都市农业的发展纳入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使之成为建设农村“宽裕型小康”的重要内容。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市农业发展的历程表明，都市农业的出现是社会城市化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一种农业型态，是农业摆脱弱质、微利，并参与第三产业的有效途径，是农业发展的更高阶段。我市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已经在全市农村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正在向宽裕型小康目标迈进。都市农业以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进步为特征，正好符合宽裕型小康目标和要求。我们应把都市农业的发展作为农业产业化和建设宽裕型小康的重要内容来大力推广，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1、《今日珠海》,1996.11珠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编

2、《珠海市统计年鉴·1997年》,珠海市统计局编

3、《台湾都市农业的发展及启示》，刘荣章、曾玉荣，《台湾农业探索》1998年第3期

都市农业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价值分析

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历着从传统的农业大国向新兴工业国家与商品经济国家的演变。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的中国农业，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开始走上现代化之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经营领域，都市农业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尤其在一些大城市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些发达国家较早实现了农业现代化，都市农业的发展也日趋成熟，并逐渐形成了都市农业的理论；在中国，都市农业也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新发展方向。我国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都市农业已有一定规模。以北京市房山区为例，2005年，该区农业工作根据新的功能定位，把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作为主线，投入大量人力、资金和技术，在设施农业、旅游农业、采摘农业等农业领域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获得了良好的效益。2007年8月，笔者在北京市房山区进行了都市农业的专题实证研究和考察，对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的价值有了更清晰具体的认识。

一、都市农业及其多功能化经营

都市农业(urbanagriculture，简称UA)一词最早见于1930年日本出版的《大阪府农会报》，“以易腐败而又不耐储存的蔬菜生产为主，同时又有鲜奶、花卉等多样化的农业生产经营”，称之为都市农业。尔后，有的学者以与城市中心的远近距离作为界定“都市农业”的标准，并提出“城郊农业”的相关概念（孙仲彝，1996）；有的学者从行业属性和产品特征等方面来界定都市农业的内涵（党国印，1998）。

综合众多学者观点并结合实地考察，我们认为，都市农业是这样一种经济产业：它处于城市内部或城郊地带，为城市居民提供食物资源和非食物资源与服务，农民与市民直接互动、两地资源流通共享。相对传统农业经营模式而言，都市农业具有如下特点：（1）从地理空间来说，都市农业不限于近郊或远郊，可在足够短的时间内进行信息、资源的流动和市场互动的地理空间都是都市农业的地理范围。（2）都市农业以城市为目标市场，具有突出的区位优势、多重的产业功能、复合的经济结构、高投入高产出等主要特征。（3）都市农业在产业功能上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除了传统农业的生产、生活功能，为市场提供基本的食物资源，还具备生态屏障、社会文化等多重功能和价值。

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都市农业呈现多功能化经营的趋势。多功能化经营即指该产业突破传统的经营理念、经营内容和经营机制，构筑多元化的产业链条，以多元的产品和服务赢取更大的效益空间。在新的发展时期，都市农业完全按照市民的多种需求构建培育，成为融生产、生活、生态、科学、教育、文化、休闲旅游、出口创汇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体系。以北京房山区都市农业为例，当地最常见的现象是经营者同时兼营食物生产、科技产品开发、旅游观光休闲、体验教育等多项内容，相应地生产和提供多种不同农业产品和农业服务。这与传统农业相比不单是经营内容的拓宽，它在经营管理机制和动力、对科技和信息的利用以及生产效益等方面的优势都是传统农业所不能企及的。

二、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的价值分析

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的价值是指：由开展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所引致的、当前技术和理论能够衡量或者预见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作用效能（程度），包括可货币化度量的直接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非货币化度量的社会价值、人文价值。从内容角度讲，这一价值评估是人们对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识别、确认和评定的一种价值观念反映。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和理论归纳，笔者将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的价值总结为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

（一）经济价值

作为一个经济产业，和其他产业一样，都市农业也通过生产和经营自身特有的产品和服务并推向市场，满足市场需求，实现产业效能，获得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合理布局生产产业，调整并优化种植业结构和养殖业结构，生产粮食、蔬菜、肉禽等常规食物，开发名特优、鲜活嫩农副产品，提供新鲜、卫生、安全的蔬菜、水果、豆奶制品等来满足中心城市人们不同层次的物质需求。和传统农业相比，都市农业凭借突出的区位优势、畅通的信息平台和大量的资金技术投入，能较快地实现产业的集约化和市场化，从而具备更高的经济价值和更大的市场潜力。如北京房山区长阳镇2005年开始种植花卉，每月向市场推出花卉上万盆，仅“十一”假期卖出花卉12万盆；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房山区的花卉订单达到500万盆，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都市农业的发展还有利于城市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更新。如北京房山区大部分农庄在基础生产之外还开辟了旅游观光、采摘体验等经营项目，为城市居民的周末、假期提供了上好休闲娱乐之处，第三产业顺势拉动起来，为该区经济结构的优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不少农场或农业科技公司打造了自己的名优品牌，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收益。地处窦店镇的富恒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即通过都市农业的多功能化经营实现了每年800多万元的产业利润。

（二）社会价值

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不仅向市场提供物质劳动产品，也为市民打造了“精神家园”，还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起着社会劳动力“蓄水池”和稳定“减震器”的作用。

1．食物保障和食品安全。都市农业为城市居民提供日常所需食物、蔬菜、牛奶、水果等，满足不同层次的物质需求，改善家庭食物摄入，提高儿童营养。城市人口密集、工商业繁荣，相对而言远离了农村，但食物及资源的供给大部分仍来源于农村，不管从时间还是空间的维度来说，都市农业与乡村农业和外国提供给城市的食物资源形成了互补，有效缓解了城市居民生产和生活需求。从房山区的情况来看，截止到笔者调查时，该区累计已建立各种设施大棚10000栋，常年四季向市区甚至向外地供应蔬菜、水果及牛奶等各类食物和营养物质。

2．为城市居民提供第二个生活和休闲空间。都市农业区往往辟有景观绿地、采摘农园、花卉公园等，有的还建造了别墅式农居，为市民下乡度假休闲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现代都市农业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它们还成为城市居民接触自然、观光休闲、体验农业、减轻工作与生活压力、放松身心、强健体魄的休闲产业。我们在房山考察看到，每到周末，就有不少市民涌向城郊农业园区，享受田园生活。

3．增加就业机会。都市农业的多功能化经营拓展了产业的发展空间，延伸了产业链条，这就意味着需要大量不同层次的从业者，也就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据统计，2006年房山都市农业解决了10000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全区人均累计增收8000元，实现了经营者、劳动者和社会的多方受益。

（三）生态价值

有专家指出都市农业对城市生态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底斯特拉，吉拉德特，2000)。在现代社会，由钢铁水泥构筑的城市往往遭遇诸多生态、环境方面的困扰：如环境污染、热岛效应、公共空间缩小等等，使城市生态日益恶化，严重影响了市民生活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于是都市农业的生态功能和价值开始凸显并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现在世界上一些大城市的都市农业部门都探索出了一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具体经营模式，使都市农业在为城市提供食物供应的同时，也产生了强大的生态价值。主要表现在：为城市涵养了水源、为城市提供了天然的生态屏障、为市民提供了绿地、净化了城市空气等。据房山区相关部门介绍，房山是北京的“肺”，对北京气候有重要影响。到2006年底，生态环境建设、节能减排工作取得很大成果，全区建设大型秸杆气化站、沼气工程多处，推广太阳能光电、户用生物质炉近万户，同时还建设生态家园富民工程2处、四位一体生态模式工程1处，这为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条件，创造了巨大的生态和社会价值。（四）人文价值

都市农业的人文价值主要表现在它能提高农民素质和增加农民收入以及传播农耕文化。在主观上，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要求经营者有更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更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更高的经营技能和市场运作能力。发展都市农业，政府就要重视新型农民的培养，这种行为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民整体的综合素质和技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农业和其它相关科技被充分运用到产业链中的每个环节，极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产业效益。如2005年初，房山区为了发展都市农业，邀请农科院农林专家给当地技术人员和农户讲课、培训，还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各类农林业院校合作，定期举办大型培训和讲座，从开发育种、温室栽培到产业合作、市场营销，从投资经营、节能减耗到企业责任与社会效益，为都市农业从业者进行系统深入讲解，使其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由此快速提高，房山区的都市农业相应得到较快增长。相比乡村农业来说，都市农业的商品率、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都很高，农民发展都市农业，可以获得较高收入。如，房山富恒农业公司依托强大的首都市民消费群体和农产品消费市场，发展有机农业，生产出来的“迷你小黄瓜”在首都市场上可卖到4元1斤；生产的“牛奶草莓”可卖到100元12个。足见发展都市有机农业能够给经营者带来丰厚的回报。使经营者获得较高利润是一种产业的人文价值最重要体现。此外，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还促进了农耕文化在都市社区的传播和影响。随着都市农业的发展，房山区建立了多个农业文化展览馆，一些都市农业企业辟有农业生产展览区和体验区。也就是说，房山都市农业可为首都市民提供了解农业生产、学习与体验农业生活、感受农业文明的场所和机会，较好地传播了农耕文化。

三、总结

如上所述，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指人们突破传统的农业经营理念、经营内容和经营机制，构筑多元化的农业产业链条，以多元的产品和服务在城市区域发展农业的经营模式。与传统农业经营模式相比，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具有经济、社会、生态、人文等几多方面的社会价值。但是要使都市农业产生多方面价值，需要建立一种平衡经营者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产业运行机制。因为都市农业经营者追求的产业价值与政府追求的产业价值存在一定差别。比方说，政府希望农民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以保障城市供应，而经营者可能认为粮食生产并没有很大的盈利空间而选择放弃或者减产。这就需要政府提供各方优惠和扶持，以保障粮食产量。可见政府和社会找到符合全局利益的平衡点是都市农业发挥多方面价值的基本条件。

参考文献

[1]尼科巴克等，编，蔡建明等，译，增长的城市，增长的食物[M]，商务印书馆，2005年

[2]谷中原，多功能农业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中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3]林耀初，胡月晓，都市农业产业定位研究[J]，山东经济，2006年04期

都市农业论文范文第4篇

随着我国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推进，城市人对回归大自然产生了越来越浓的兴趣，向往环保生态的生活环境。大城市周边区域以及市区内适合农业生产的空间，以其优越的区位优势成为满足人们这种需求的理想场所。青岛农业总体上已进入到现代都市农业时代。即墨毗邻青岛城区，区位优越，在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农业有条件逐渐向园区化、设施化、工业化方向发展。人们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必然要求改变原来即墨农业的“城郊农业”定位，改变其仅提供农产品和原料的物质方面的单一功能，而向既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又能为人们提供精神文化等多方面需求的现代都市农业的方向发展。近年来，即墨市立足经济社会发展，以抓工业的理念抓农业，不断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深度开发和拓展农业的新功能，增进产业融合，使现代农业产业服务青岛，融入青岛，成为青岛现代化大都市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园区聚集引领发展

近年来，即墨市委、市政府连续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加大发展设施农业的扶持力度，在资金、技术、设施配套等多方面进行了倾斜扶持。特别是最近几年，日光温室、大拱棚、中小拱棚发展较快，设施农业园区不断涌现，让农业项目在园区“抱团”，把园区打造成项目发展的“洼地”，使农业园区聚集效应逐步显现，全市的设施农业规模不断壮大。目前，全市设施农业种植面积近10万亩，成规模的农业园区150多处。即墨市已成为山东省最大的出口甘蓝生产基地，大姜、华南型黄瓜、食用菌、设施西瓜等种植面积都居青岛市前列。

（二）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创意拓宽发展空间

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深入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以无公害农产品、优质果茶等高效种植为主的生态农业，进一步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和农民增收渠道。目前，以生态观光、茶果采摘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村、观光园20余处。全市有部级农业旅游示范点1处，山东省旅游特色村3家，省级旅游强镇3个，省级“好客人家”农家乐7家，青岛市星级农家乐12家，直接从业人员3000多人，户均年收入10万元以上，最高可达100万元。

（三）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标准化生产提升品质

在发展都市农业过程中，始终坚持实施生态循环战略，全面实施标准化生产，实行统一品种、统一购药、统一标准、统一检测、统一标识、统一销售的“六统一管理”。积极推广以生态绿色、节水节肥为重点的现代农业生产模式，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和生态循环农业，实现都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全市发展蔬菜、果茶等标准化农产品生产基地38个，面积22万亩；培育“三品一标”农产品154个。

（四）大力发展品牌农业，品牌带动促农增收

即墨市以放心菜、放心肉、优质粮为重点，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以此带动农户发展绿色种植，培育农业品牌。一是品牌农业逐步壮大，形成了以蔬菜和茶叶为代表的品牌农产品聚集区。二是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作用，深入挖掘“公司+基地+农户”、“专业合作社+农户”等模式的潜力，延伸产业链条，提高附加值，创建农业品牌。以品牌为带动，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目前，全市注册农产品品牌300余个。涌现出“白庙”芋头、“鳌福”绿茶、“金口玉芽”芹菜等青岛十大名特优农产品；“鳌鹤春绿茶”、“大任河粉条”等近百个特色农产品品牌，培育出灵山韭菜、七级食用菌、华山甜瓜等一批区域性知名农产品。

二、发展现代都市农业存在的问题

现代都市农业还在发展初期阶段，为都市居民提供的休闲、教育、体验等功能还不多，存在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一是名特优少，知名度较低，品牌农业发展差距较大。缺乏叫得响、知名度高的品牌。二是园区档次不够高，科技和装备水平一般。缺乏高品质、高附加值的精品产业，园区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低，产业链短。三是特色不突出，缺乏创意，精品少。缺少让市民在休闲观光过程增进对以农业和农村体验为目的的农业经营形态，高效生态农业与旅游业融合还不够。四是农业产业化水平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还有待完善，农业龙头企业特别是规模较大和带动作用强的龙头企业数量较少。

三、发展现代都市农业的对策建议

发展现代都市农业是打造现代都市产业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实现即墨市现代都市农业又好又快地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世界眼光谋划，国际标准要求，制定完善发展规划

即墨地域东、中、西部存在明显差异，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层次，按照“东果茶、西蔬菜、中粮油”的空间布局，整合资源，带动现代都市农业整体突破。东部自然环境多样，交通便利，应结合蓝色硅谷建设，重点发展生态农业、高档次果、茶种植为主的精品农业，大力开发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等生态功能，建设土地集约、技术密集的现代高效农业。积极发展农耕休闲文化、果蔬采摘体验、市民租赁农场等旅游休闲观光农业形式，为人们提供优质鲜活的农产品，还可打造出优美的生态环境。在西部以大沽河为轴心，重点以发展高端设施农业为突破,大力发展特色农业，配套发展休闲农业，建设高质量的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培育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体系，创新农业服务业发展。率先建成一批机械化、信息化示范带动作用强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现代都市农业示范园区。

（二）设施农业引领，促进都市农业智能化、高端化，满足市民的物质需求

一是实施农业园区建设引领工程，着力打造精品现代农业园区。引进推广新的农业科技成果和优良品种及其配套技术，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加快智慧农业建设,提高农业科技含量。把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作为推动都市农业发展的先导，切实做到示范一片、带动一方。二是统筹产业布局，加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培育产业特色，突出规模效益。加大园区科技示范作用的宣传，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导和鼓励工商企业，龙头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用好的政策、好的项目调动各方面主体参与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的积极性，加快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

（三）创新休闲农业，开拓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新领域，满足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充分利用自然风光、生态景观、民俗文化等特色资源，将农业生产、自然生态和人们生活进行有机融合，重点培育农业果蔬采摘体验式旅游、休闲度假等模式的休闲农业，为城乡居民提供系列化的产品和服务。一是加快推进休闲农业项目建设。充分利用当地的农业资源、民俗历史、乡土民情，通过设施栽培、生态立体种植、特色农业等模式，加强高科技成果集成示范，突出农味，打造特色乡村旅游精品。例如，可利用田横祭海节和鹤山柿子节等民俗节庆活动,把即墨两千年多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农业旅游观光结合起来，努力打造成精品农业旅游品牌。二是发展创意农业提高效益。针对市民求异、求新、求特、求美的消费心理，如可种植五彩辣椒、迷你西瓜等特色农产品，以满足其“猎奇”需求。三是积极发展观光生态农业。发挥农业在教育、生态等方面的功能，重点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发展节水农业，种植节水优质作物品种，为市民提供回归自然的良好生态，建设成为青岛市的绿色生态屏障。

（四）实施品牌战略，提升产品质量

一是高标准打造“三品一标”生产基地。大力培育农业精品名牌，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市民生活质量，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产品安全的目标。二是加强品牌营销。发展初期，政府要加大对农业品牌建设的扶持，注重通过新媒体与消费者进行互动沟通，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促销活动。以市场促生产，实现由单纯抓生产向抓市场促生产转变，建设大型综合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形成联通全省、辐射全国的农产品物流网和信息网，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三是大力营造品牌文化。在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加大企业文化的开发力度，对本地的历史、文化、自然等各种资源要进行深度的挖掘和利，从更高的视角、更深层次挖掘企业和产品内涵，打造文化农产品，唱响“金口玉芽”芹菜、“鳌福”绿茶、“白庙”芋头等品牌，力争形成品牌优势，不断提高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五）壮大龙头企业，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一是大力培育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选择一批重点农业企业，在新产品开发、技术改造等方面给予支持。制定吸引资金、激励人才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吸引外资、工商资本、民间资本投资兴办农业企业，引进或培植一批市场竞争力强、对产业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二是大力发展标准化农业。实施“园区+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等模式，以科技带动、订单拉动，大力发展标准化种植基地，优化种植业结构布局，推广机械化生产，实现农业发展的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提高现代化生产水平。三是抱团发展闯市场。把分散的农户联系在一起，将“单打独斗”转变为“抱团闯市场”。建立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吸引社会资金参与，走规模化发展道路。

（六）加大政策扶持，强化发展保障

都市农业论文范文第5篇

1.1信息化指数模型

国内外学者对信息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理论开展了多年的研究工作[19]，分别从信息经济理论基础角度、社会与经济关系角度2个方面，阐释了信息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波拉特法[20]和RITE模型[21]分别是这2个不同角度的代表方法。其中，波拉特测算方法比较复杂，同时与中国现行的国民经济统计方式也不相符合，因而国内很多研究人员倾向于采用日本的RITE模型，对包括农业在内的各类社会信息化程度进行度量。日本学者小松峙清介提出了RITE模型的信息化指数，主要从广播、邮电、电视新闻等行业中选取通信主体水平、信息量、信息系数、信息装备率等进行信息化程度的度量，包含11项具体活动指标，如图1所示。RITE模型是利用统计数据计算出上述4个方面的指数，然后相加得到社会经济信息化总体指数。

1.2基于层次分析法

非等权重的农业信息化指数模型小松崎清介的信息化指数模型采用的是等权重赋权的思想。结合中国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和数据统计情况，以小松崎清介的信息化指数模型为基础，改进了部分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信息化指数进行非等权重赋权，克服了小松崎清介的信息化指数模型采取等权重不足，以适合中国都市农业信息化指数的测算。结合农业信息化的实际特点，从通信主体水平、信息量、信息系数、信息装备率等4个方面选取了12个相关指标，提出层次分析法非等权重的农业信息化指数模型。该模型除“通信主体水平”指数未变外，不同程度地修改和调整了其他指标。一级指标分别为信息量、通信主体水平、信息装备率、信息系数4个方面。对二级指标进行了不同程度地修改和调整：（1）“信息量”中删除原模型中“每平方千米人口密度”、“每万人书籍销售点数”，增加更能反映信息量的“人均年邮政业务总量”、“人均年电信业务总量”，并将“人均年通话次数”界定为“人均年长途电话通话次数”；（2）“信息装备率”中分别界定“每百人电视机数”、“每万人电子计算机数”为“农村每百户彩电数”、“农村每百户电子计算机数”；（3）“信息系数”中增加了“农村家庭第三产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的比重”。对各一级指标进行两两比较，由专家咨询和定性判断，确定各项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建立矩阵进行重要程度比较。通过式(1)计算，得出各一级指标A、B、C、D的权重值分别为：WA=0.353，WB=0.353，WC=0.177，WD=0.117。同理建立各二级指标的比较矩阵，其中“通信主体水平”和“信息系数”各二级指标权重相同。得出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分别为：WA1=0.287，WA2=0.287，WA3=0.142，WA4=0.142，WA5=0.142，WB1=0.333，WB2=0.333，WB3=0.167，WB4=0.167，WC1=0.5，WC2=0.5，WD1=0.5，WD2=0.5。最终农业信息化指标公式为：S=∑(Wi∑WijSij)，其中S表示农业信息化指数；Wi表示一级指标i的权重值；Wij表示一级指标i下第j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值；Sij表示一级指标i下第j个二级指标的指数数值。层次分析法非等权重的农业信息化指数模型及各项指标权重值，如表1所示。

2农业信息化与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2.1北京市农业信息化相关指数计算

为了分析北京市农业信息化水平的发展趋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北京市2000—2010年相关统计数据，得到北京市农业信息化各级指标、农业GDP值、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市型农业经济GDP值（第三产业中除去交通运输、餐饮住宿、金融、房地产等外GDP值）。以2000年为基础年份，计算出2001—2010年北京市农业信息化各级指标指数和其他数据指数，如表2所示。

2.2结果分析

以第三产业中除去交通运输、餐饮住宿、金融、房地产等外GDP指数代表以乡村旅游等农村服务业为主的都市型农业经济GDP指数，比较北京市农业信息化相关指标指数，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北京市农业信息化指数与农业GD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市型农业经济GDP都成正相关性，表明农业信息化各项指标的增长，对农业GD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市型农业经济GDP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可以看出农业信息化指数增长与都市型农业经济GDP增长具有高度一致，说明农业信息化发展对都市型农业经济GDP增长极大的推动作用；而农业信息化指数增长对农业DGP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结合北京市周边农业已经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度，而其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又是以乡村旅游等农村服务业为主要发展模式的都市型农业，因此农业信息化对促进第一产业（农业）GDP发展的作用非常有效，而在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特别是推动以乡村旅游等农村服务业为主的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方面更为有效。

3政策建议

农业信息化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对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与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是农业信息化对以乡村旅游等农村服务业为主的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研究还比较少。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农业信息化指数与农业GDP、都市型农业经济GD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农业信息化对促进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起到关键性作用，农业信息化与促进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成正相关性关系，因此在未来都市型农业发展中，需要加大农业信息化投资力度，采取多种方法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如提高农村地区用户的互联网入网数量、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普及率，加大农村人口的高等学历教育等，进而推动都市型农业全面快速发展。

4讨论

都市农业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都市农业；发展模式；农产品

作为现代农业的组成部分，我国都市农业的实践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城郊农业，最早将都市农业纳入城市发展规划的是北京、上海、深圳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都市农业已具备一定规模，发展态势良好。

一、我国都市农业的发展模式

与传统农业相比较，都市农业具有发展导向的差异性、农业功能的多样性、产业间的融合性等特点，都市型现代农业是开放循环的产业。经济社会发展，城乡要素流动，一产必然向二、三产延伸，二、三产自然反哺农业，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互促，是都市型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高度融合，农业的内涵不断拓宽。我国都市农业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设施农业。设施农业是通过采用现代农业工程和机械技术，改变自然环境，为动植物生产提供相对可控制甚至最适宜的温度、湿度、光照、水和肥等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可摆脱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而进行有效生产的农业。设施农业具有高投入、高技术含量、高品质、高产量和高效益等特点，是最有活力的农业新产业。设施农业的发达程度是现代农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种苗业。充分利用城市科技、人才、资金和高校、科研院所的优势，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良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发农业高端产品，积极发展农作物良种、蔬菜种苗、花卉苗木、优质畜禽、名优水产良种培育基地和现代化包装业。

(三)农产品现代物流业。逐步在城市形成以大型物流企业为龙头，以批发市场为中心，以集贸市场和超市为基础，布局合理、辐射力较强的现代农产品流通网络，促进现代都市农业健康发展。

(四)观光休闲农业。观光休闲农业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后出现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它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以田园景观和自然资源为依托，利用农村设施与空间，结合农林渔牧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经过规划设计与建设，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农业经营特色的经济区域。

(五)农业科技园区。农业科技园区是集科技核心区、科技示范区和科技辐射区三种功能为一体，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新型农业企业。它以企业化的方式独立运作，以农业科研、教育或技术推广单位为技术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为动力，以转化科技成果为中心，以对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设施的示范、推广为手段，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并以促进区域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实现企业利润增长和农民富裕为目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模式。

(六)循环农业。循环农业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等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循环经济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满足建设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的现代农业增长方式。

(七)生态农业。生态农业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地设计、组装、调整和管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系统工程体系。它要求把发展粮食与多种经济作物生产，发展大田种植与林、牧、副、渔业，发展大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结合起来。利用传统农业的精华和现代科技成果，通过人工设计生态工程，协调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循环，实现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统一。

二、我国都市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并无太大改观，而都市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尤其是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实践表明，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将成为制约我国都市农业发展的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都市农业产业化的形成，影响都市农业科技的应用和推广。

(二)市场运行机制不完善。政府对农产品在市场运行中还存在较多的行政干预。农副产品的产销信息相对闭塞，其生产经营组织、营销手段和方式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

(三)资金、科技投入不足。资金来源单一，资金的使用缺乏规划。都市农业是依靠大城市提供的高科技来发展的，目前我国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总产值比重不到0.1％，农业技术推广费用占农业总产值比重不到0.2％，这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科技投入不足。资金的使用缺乏规划表现为开发项目没有重点，融资渠道不畅。另外，目前我国发展都市农业的科技投入不够，主要表现在科技原创及突破性创新少，技术集成不够，新型资源整合平台缺乏，科技核心竞争力有待提高。

(四)政府规范和扶持力度不够。伴随都市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政府以新的经济活动规则来规范和扶持。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一个权威的主管部门来统管都市农业发展的相关工作。地方政府也不大重视制定都市农业发展规划，更缺乏具体的法规政策，使都市农业发展艰难。三、我国都市农业的发展对策

未来中国都市农业的发展趋势应呈现“五个化”：一是功能发展多元化；二是产业发展集中化；三是手段科技化、智能化、信息化；四是经营国际化；五是农民高素质化。基于此，发展都市农业应采取以下对策：

(一)改变农业单一生产功能的局面，迅速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都市农业的多种功能包括：一是产品功能为市民提供优质鲜活的农产品。即使都市农业不能完全满足市民副食品的需求，也可起到补充调控作用，特别在发生突发事件时，为保证城市供给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生态功能为城市提供绿色生态屏障。如，水稻田既是耕地又是湿地，能有效改善和优化生态环境。三是服务功能通过完善科技、认证、物流、会展、信息等服务平台，构架起大中城市服务全国农业的桥梁。四是就业功能使农产品供应链连接起各行各业，这不仅可为未来的都市农业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也将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围绕农业的多功能性进行农业经营模式的转换。

(二)立足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发展有地方特色的都市农业。都市农业的发展要因地制宜，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各区县功能定位，结合本地区自然禀赋优势来发展本地区的优势、特色产业。利用现代化的物质手段和区域内独特的优势农业资源，开发和生产出品质优、价值高、市场竞争力强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具有绿色或无公害特点的特殊农业类型。特色现代农业以“特”、“优”、“名”、“精”、“新”等为基本特点，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性。都市近郊地区发展以科技、精品、观光为特色的都市农业，其建设模式以市民农园、农业公园、景观绿地、花卉公园等为市民体验农耕和休闲娱乐提供场所的观光型农业为主。远郊地区是农产品的主产地，以“优质、高产、高效”都市农业为重点，建设观光农园、教育农园、垂钓乐园、少儿农庄等。>(三)创新都市农业的投融资机制，促进投资多元化。都市型现代农业是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产业，单纯依靠农民很难完成资本积累的过程，需要动员各方力量，形成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投入体系，都市型现代农业才能形成可靠的资金支撑。应加大对都市农业的投资力度，制定相关扶持政策，积极鼓励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投资。政府支农资金在增加总量的同时，改进投入方式，调动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财政资金对投保农户予以保费补贴，提高农民抗御风险能力。

(四)培育都市农业市场体系，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借助城市发展起来的快速道路体系，农业物流可以大大缩短产品的运输时间，延伸农产品的可达性和科技性，利用农业物流为农产品开拓市场。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农业物流的发展。如，荷兰农业的高价值得益于其强大的物流系统。在荷兰，近25％的物流属于农业物流。荷兰的冷冻行业非常发达，人均制冷和冷冻容积量居世界第一。荷兰的航空货运也非常发达，据统计，全世界65％的花卉贸易就是通过荷兰进行交易的。在强大的物流体系支撑下，荷兰农产品加工体系得到大力发展，而且精深加工的水平比较高。而农业物流在我国却是最为欠缺的环节。我国在发展农业物流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一是建立连接城乡道路体系和网络系统，从外部环境上给予保障。二是借助农业协会组织，把物流系统延伸到乡村。三是发展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提升产销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四是开发先进的采摘、运输、储存技术，减少农业物流中的损失。

都市农业论文范文第7篇

在中央关于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下，已有多个大城市把城市农业发展定位于都市型现代农业，实现了由传统生产型城郊农业向具有多功能性都市型现代农业的转变，推动了中国特色的都市型现代农业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发展。

为更好地总结都市农业12年来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研究和促进城乡统筹背景下都市型现代农业和休闲农业的科学发展，中国农学会拟于*月上旬在*市召开第八届全国都市型现代农业与休闲农业产业学术研讨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议题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城乡统筹与都市型现代农业、休闲农业产业创新发展”。

主要议题有：城乡统筹与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新格局；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性；都市型现代农业主导产业创新发展与典型模式；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科研教学体系建设；政府在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中的作用；影响未来中国都市型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与对策；休闲农业的理论建设；休闲农业成功案例与典型模式；休闲农业产业的经营与管理；国内外在都市型现代农业与休闲农业产业发展方面的进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与休闲农业发展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

二、会议时间和地点

*月*日在*市召开，*月*日报到。

三、组织形式

会议由中国农学会主办，中国农学会都市农业分会、*市农学会承办。

四、主要内容

（一）本次会议将作为第*中国科协年会第26分会场，与会代表参加中国科协年会主会场活动，参与都市型现代农业与休闲农业学术研讨会的交流，参观*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和休闲农业的示范单位。

（二）召开中国农学会都市农业分会理事会，并对多年来在都市型现代农业和休闲农业理论与实践创新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专家进行表彰。

（三）商讨建立“城市农学会协作网”，发挥学会体系优势，促进都市农业与休闲农业的发展。

五、会议征文

（一）论文征集

请围绕本次会议的议题撰写相关论文，论文格式详见附件1。

（二）其它资料征集

我国都市农业发展的相关专著、完成的相关课题、各地都市农业的发展规划、各地推动都市农业的政策和保障措施、各地都市农业的主要模式、都市型现代农业主导产业与休闲农业产业（企业）的成功运作模式及相关照片等。

中国农学会都市农业分会将组织有关专家对征文进行遴选、汇编成《都市型现代农业与休闲农业产业创新发展》，并作为《中国农学通报》（增刊）发行。

（三）征文投送

论文投送截止日期为2009年7月1日（当地邮戳为准）。

1、请通过中国科协通用会议系统网上注册个人信息（）；

2、征文和报名表的电子版请同时发送至castnh@和castnh@两个邮箱；

3、请将征文及资料的纸质版邮寄至中国农学会学术交流处。

六、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朝阳区麦子店街20号楼

中国农学会学术交流处100125

联系人：周宪龙、康亚军、王全辉

电话：010-5919449759194487

传真：010-59194449

农业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都市农业论文范文第8篇

摘 要：城郊农业”是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我国城郊农业发展的初衷是为了缓解当时城市居民农副产品供给的不足。“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区别不在于其发展程度的差异，而是其所依附城市规模的大小不同。“城郊农业”的提法更为贴切和全面。城郊农业的范围或边界依赖于其所依附城市经济的辐射和影响力，但对城郊农业边界的理论探讨尚待进一步深入，尤其在城郊农业区域的定量化研究方面。

关键词：城郊农业；争议问题；边界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2-0044-03

引言

从字面意思分析，“城郊农业”是从区域的角度定义一种特殊的具有相对独立形态的农业。这一类型农业的区域标志是在城市郊区，有其自身的特征、类型、发展和演进的规律，因此引起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国内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我国城郊农业问题展开研究，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研究成果。但有关城郊农业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不少争议，其中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第二，城郊农业的起源，我国城郊农业发展的初衷是什么？第三，城郊农业的范围或边界应如何界定？第四，城郊农业与现代农业、农业产业化、休闲体验农业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对于这些争议，也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研究，但还存在以下不足：（1）忽视了我国发展城郊农业的初衷；（2）对国外城郊农业发展经验借鉴和理论学习方面，过多的学习了西方国家的经验和研究，而在当时的发展背景下，前苏联学者的经验和研究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更大，但国内学者对前苏联学者的研究重视不够；（3）对“城郊农业”若干基本问题的探讨，尚存在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本文的研究特色主要是：第一，通过对我国发展城郊农业的初衷的回顾，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指出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主要区别与联系；第二，对城郊农业的起源，提出了本文的观点；第三，对城郊农业的边界问题进行了探讨。 毕业论文

一、城郊农业与都市农业的区别和联系

关于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区别与联系，学界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都市农业是比城郊农业更高水平的农业（陈龙庭，1998；干经天，2002；刘恒茂，2004；于静涛，2005；薛艳杰、吴永兴，2007）。陈龙庭认为，“都市农业有别于城郊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一种高级形式。”于静涛对“城郊型农业”和“都市型农业”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城郊型农业”产生、演进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城郊农业在发展中走“开放性农业”和“创汇型农业”的历程进行了描述，指出城郊农业发展面临的六个动态变异和四大矛盾。这些描述比较符合现实城郊农业的境况。在对“都市农业”的分析中，于先生指出“都市农业”是由上海学者提出的，并指出其依据是“因为上海是大都市，所以其农业必然是都市型农业”，认为都市型农业是比城郊型更高级别、发展程度更高的农业，并从要素、生产、供给、主体、规模、市场、竞争力和效益八个方面对都市型农业和城郊型农业进行区别。

第二种观点认为，没有必要纠缠于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异同，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位于大中城市与传统农区的结合部，既有受到市区经济辐射的优势，又受到被市区吞噬的压力，城乡关系比较密切（赵树枫、张强，1998；方志权、吴方卫，2001）。 简历大全 /html/jianli/

笔者认为，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从本质上并没有不同，其差异主要在于这一类型的农业所依附的城市规模的大小，若所依附的城市是都会城市，则被称为“都市农业”，若所依附的城市为中小城镇，则被称为“城郊农业”。因为大城市较强的带动和辐射能力，其周围的农区率先发展起来，因此，“都市农业”的提法比“城郊农业”更为普遍。 但是，笔者认为，采用“城郊农业”的概念，可能更符合我国实际。

（一）“都市”和“城市”的异同

根据余菊生等人（1998）的研究，都市农业（urban agriculture）最先起源于日本。“都市农业”一词最早出现于1930年版的《大阪府农会报》杂志上。日本学者青鹿四郎是这样定义都市农业的：“是指分布在都市工商业区、住宅区等区域内，或者是分布在都市的特殊形态的农业。即在这些区域内的农业组织依附于都市经济，直接受都市经济势力的影响。主要经营奶、鸡、鱼、温室、观赏植物、鲜菜、果树等生产，专业化生产程度较高，同时又包括稻、麦、畜牧、水产等的复合经营。都市农业的范围一般是都市面积的2—3倍，集约化生产程度很高”。该文献还指出：在日语里，“城市”被写成“都市”，“城市农业”也相应地被写成“都市农业”。但，“城市”和“都市”一词在汉语语境里是有区别的，从内涵分析，“城市”包含“都市”，“都市”是大的城市。 作文 /zuowen/

1977年，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艾伦尼斯发表了《日本农业模式》一文，正式提出了“urban agriculture”的概念。并指出：“urban agriculture”是一个地域经济概念，是指位于城市内部各种间隙地，或位于经济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都很高或快速城市化的都市区域内，紧密依托城市并服务于城市，集约经营，具有多元化功能和明显的“城市性”特征的现代农业产业。“urban”翻译成中文，既可以翻译为“都市的”，也可以翻译为“城市的”。“都市”、“都会”另一个准确的英文词汇是“metropolis”。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持续从事城郊农业的研究。2005年3月、2008年商务印书馆先后翻译出版了它们的两部著作《增长的城市 成长的食物—都市农业之政策议题》和《养育更美好的城市-都市农业推进可持续发展》，从这两本书引用的文献和该中心的主页上可查阅的相关研究文献中，其中一些英文名字为“town”的周边农区的发展，也被称为“urban agriculture”，而“town”在翻译为中文时，常被翻译成“小城镇”。而“town”周围的农区若被翻译为中文“都市农业”，无疑是不恰当的。 毕业论文

都市农业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SWOT分析；都市农业；田园城市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科联、乐山师范学院学科共建项目（编号：SC13XK13）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月22日

一、引言

乐山在十年“嘉州新城造城运动”中城镇建设用地和其他非农建设用地急剧扩张，郊区农地资源迅速减少。2012年乐山人均耕地资源较11年前下降15%，市中区人均耕地资源下降26%，乐山市传统农业发展空间正在萎缩。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乐山城市化进程，我们需要用现代都市农业发展观有效整合农业和二三产业资源，使得乐山三次产业和谐良性发展。（表1）

二、都市农业的概念及相关文献

（一）都市农业的概念。根据日本农业经济学家青鹿四郎（1935）的定义，都市农业指的是：分布于都市市郊、工商业区或住宅区等区域内且依附于都市经济的特殊形态的农业。本文所讨论的乐山都市农业正是基于以上定义。

（二）相关文献。19世纪二十年代德国农业经济学家Thunen（1826）最早提出农业区位论。该理论提出以距离城市中心的远近决定不同的农业细分产业的布局和集约化生产程度。Thunen农业区位论的缺陷是没有考虑不同城市郊区的生产条件的个体差异，因而易形成单一方案的农业圈布局规划。19世纪九十年代英国社会学家Howard（1898 Howard E.）在Thunen农业区位论的基础上提出田园城市的概念，这种田园城市集市政、商业、工业生产、农业耕种放牧、疗养休闲、文化教育、绿化环保于一体。日本经济学家祖田修（2000，《农业原论》）吸取了农业区位论和田园城市论的核心理念，进一步提出“空间农学”论：中小城市应与农村结合成一个整体从而使得农业实现生产价值、生活价值与生态环境价值一体化的综合目标。“空间农学”、农业区位论和田园城市论即为本文所讨论的都市农业的理论渊源。

三、发展都市农业SWOT分析

（一）优势（Strengths）

1、宜农的自然条件。乐山位于四川西南部，成都平原南端，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降雨量充沛，水系极为发达，土壤肥沃，昼夜温差较大，适合于发展农业生产。

乐山年均降雨量为1，300毫米，是全国均值的两倍，岷江以西年均降雨量大于1，300毫米，岷江以东年均降雨量在1，000～1，300毫米之间，市中区年均降水量为1，334毫米，峨眉地区降雨量最高可达2，050毫米。乐山年均降水日数在140～200天之间，西南部降水日数甚至高达200天以上，是全国降水日数最多区域之一。乐山不仅只是降水日数多，其夜雨次数尤多，市中区夜雨率达75%，在春季夜雨率可达到85%左右，而且夜雨高峰时段为零晨0时至2时。这种气候特点适合发展都市农业，使得都市农业生产预期稳定，从而降低农业作业劳动密集度的不均等程度，同时亦能降低都市农业从业人员的劳动收益风险。

乐山地形和土壤类型多样，有七种土壤母质，土壤分布兼有山地垂直地带性和水平地带性。土壤水补给、储存、径流、排泄类型多样，地带性与非地带性土壤互相镶嵌，区域气候差异明显，为乐山发展多样化都市农业提供了自然条件。

2、都市农业发展的经济基础。都市农业依附于都市经济，同时立足于农业经济，只有当城乡生活水平高于生存水准时都市农业才有大的发展空间。近年来，乐山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地区生产总值连续12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根据2012年《乐山统计年鉴》数据，乐山市生产总值达920亿元，同比增长16%；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40亿元，增长2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两万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770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630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现100%覆盖，城乡居民医保、失业保险实现市级统筹。高于生存水准的城乡经济为乐山都市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乐山都市农业生产条件良好，是四川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茶叶、蔬菜、畜牧、中药材、林竹等优势主导产业发展充分，荣膺“中国绿茶之都”称号，茶业综合发展水平和人工林蓄积量居全省第一。如果我们能有效整合茶园、果园、林园及其他种植园的农业产业资源，使之共同形成一个和谐可亲的农业生态，则能大大拓展乐山旅游休闲农业的发展空间。

乐山市现有农业产业化带动主体达3，000多个，产业化种植业基地达620万亩。拥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部级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6家，部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18个，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示范单位8个，省级产业基地6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9个，有机食品44个，58个绿色食品通过认证。乐山农业产业化、组织化、标准化程度均较高，因而适合于进一步发展集约化程度高的都市农业。

3、独特的旅游文化资源。乐山是我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集名山、名佛、名城、名人四位一体，是全国四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所在地之一。乐山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个、中国民间艺术之乡2个。境内还分布有峨边黑竹沟、金口大峡谷、桫椤湖、沫若故居、嘉定坊等景观景点。乐山有2处国家5A级景区和4处4A级景区，部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各2处。乐山城区坐落在三江交汇处，与大佛隔江相望，近十平方公里绿地居于城市之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森林在城市里，城市在山水中”。乐山旅游资源品位一流，旅游经济总量连续10年居全省第2位。我们可以有效整合乐山独特的旅游文化资源与农业资源，大力发展观光农业、旅游农业、休闲农业和生态农业，从而使得乐山都市农业实现生产价值、生活休闲旅游文化价值与生态环境价值一体化的综合目标。

（二）劣势（Weaknesses）。乐山全年日照时数少，光照不足，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乐山全年日照时数均值为950小时，仅为东部沿海城市地区日照时数一半左右，在西部同类城市中亦处于低值区，如与贵州省清镇市相比，仅为其日照时数70%；乐山日照百分率偏少，年平均日照百分率处在22%～29%之间，在每年9月份，乐山南部日照百分率甚至会一度降至20%以下，四个月之后，日照百分率才能重新回升到20%之上。乐山年均晴天日数少，市中区仅9天，年均碧空日数更少，仅2天，连续两天碧空全年难得一次，连续三日碧空更是5～25年一遇。乐山这种多云寡照的自然气候是发展乐山都市农业的一大制约因素。

乐山境内暴雨日数偏多，对都市农业发展不利。乐山24小时内降雨量大于或等于50毫升的日数平均在3日以上，市中区以西的地区暴雨日数大于5日，峨眉地区可高达7日左右。乐山年均大暴雨日数（即24小时内降雨量大于或等于100毫升的日数）为1日，其中岷江以东最高日降雨量为150～200毫米，岷江以西最高日降雨量达200～300毫米，峨眉一度出现日降雨量超过520毫米的记录。暴雨对土壤的破坏性极大，易造成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其他洪涝灾害。暴雨不仅会影响农业生产，而且影响城市交通和市民出行，从而在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对都市农业的发展产生危害。

（三）机遇（Opportunities）。乐山是四川首批规划建设的9大城市之一，跨成都、川南、攀西三大经济区，是成都经济区通江达海的重要口岸，我们需抓住成德绵乐同城化发展的重大机遇，使得乐山成为川南农产品转运与集散中心。乐山是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也是成渝经济区规划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乐山东与自贡和宜宾毗邻，南与凉山相接，西与雅安搭界，北与眉山接壤。随着成渝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启动和成贵铁路、成绵乐城际铁路以及岷江港航电的建设与开发，乐山在未来成都平原南部田园城市群建设中处于中心位置，市民出行和农业休闲旅游将更为便捷。

（四）挑战（Threats）。都市农业依赖于都市服务经济长足的发展，然而近年来乐山服务业的发展不容乐观。根据2012年《乐山统计年鉴》数据，乐山GDP为918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15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567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236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仅为26%，一三产业增加值之和的比重为38%，远远低于第二产业的比重。且自2005年之后乐山服务业比重呈下滑趋势（仅2009年同比上涨半个百分点，2006～2011年其他年份均同比下降）。乐山服务业的裹足不前直接对都市产业的发展形成障碍。服务业是都市农业与都市经济供求连接的桥梁，没有现代化的服务业，都市农业的集散、转运、物流、人才配置与安居都将失去依托。

随着川南经济区的发展，自贡、泸州、内江、宜宾的经济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乐山发展现代都市农业相对于其他川南四市并无绝对优势。乐山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自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泸州；乐山在产业政策和资源结构等方面面临着同属川南经济区的宜宾和泸州同质性甚至恶性竞争，且宜宾无论是在面积还是人口总量上均较之乐山发展都市农业有更大的空间。

四、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所讨论的发展乐山都市农业SWOT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我们应根据不同分区的地形和气候差异重点发展不同的细分农业产业。对于低产的低山区则可大力发展茶林、果林，充分利用乐山相对于川内其他地区的茶叶生产比较优势（即乐山茶业的七个省内第一，包括良种总面积、有机茶总面积、出口总量、出口总额、总产量、生产总值、有机茶总产值），鼓励三大茶业龙头企业“竹叶青”、“峨眉雪芽”、“仙芝竹尖”之间的公平竞争，同时整合茶林和周边果林和竹林等资源，带动林区的旅游休闲农业和观光农业的成片发展。

第二，对于气温低且多雾少光照的中山区则可大力发展畜牧业和经济林业，继续保持乐山人工林蓄积量全省第一的优势地位，同时使得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占比超过50%；推进林区体验游和探险游等项目的开发，协调畜牧业、林业和旅游开发三者的关系，防止对某一产业进行急功近利的过度开发，从而损害都市农业整体的发展。

第三，对于贫瘠的平坝区则可发展水产养殖业与种植业相结合的综合生态农业，这样既可以改善土壤，防止水土流失，又可以种养结合，互生互利。

第四，充分利用处在城市中的十平方公里的绿地资源，在绿心路两侧建文化长廊，在绿心“步行街”严格禁止机动车辆上道，同时适度发展农家生活体验游，打造集休闲、运动、文化教育和生产于一体的历史文化名城。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小建.经济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王向东.现代土地利用规划的理论演变[J].地理科学进展，2013.10.

[3]黄胜利，孟音.关于发展都市型农业的一些探讨[J].农业经济，2011.12.

都市农业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城市农用地；环境保护功能；多品种生产；与城市居民相关的农业活动；农业活动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7-17（7）

1　绪论

在日本大城市的外缘部，随处可见市区和农用地混杂在一起的区域。（图1）。以前，针对存在于市区内的农用地，从城市规划的学术与实用性角度的评价曾很低。为何如此，因为日本的城市规划景观，一直受欧美城市规划的影响而构筑起来，市区和农用地的混杂，就与相关的主要概念（市区和农用地的明确区别）相对立起来。但是近年来，不仅学术与实用性的专家，连城市居民也高度关注起城市农业用地。具体而言，在学术上，主要的相关学术论文集就收录了（如：《郊外的景观～来自田园的再生》横张·入江，2003）及《探索人口减少时代的城市和“农”》（大桥·阿部，2008）。在实用上，2006年制定的《住宅生活基本计划》以及2008年制定的《第四次国土利用计划》中，就明文记载了政府应该积极探索出利用城市农用地的条文，通过活用城市农用地推进“城镇整形计划”的机遇不断高涨。而城市居民，也将在后文中述及，通过积极购买本地的农产品，以及对切身参与身边土地上所产出的农产品，寄予耕地的关注也日益提高。基于此状况，城市农用地今后会进一步提升价值，对活用城市农用地的城市规划之需求也会不断增加。

那么，为了应对这一需求，就应当事先讨论构建城市规划的必要事项。由此，在本论文中，将讨论构建城市规划上所不可或缺的事项，有以下两点。第一，规划所追求的目标。作为讨论事项，首先要设定出目标，若目标尚未设定，就不能解释设立规划的理由（为何开展城市农用地的规划）。制定规划的基本条件，就是让人明白制定规划的必然性，换而言之，规划的制定，若不能解释设定规划的理由，就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第二，与城市农业用地息息相关的人或组织，即所谓的“主体”。农业用地，是由人或组织管理而成立的空间。即便城市规划中制定出了明确的目标，但缺乏参与农用地的人或组织，那么再好的规划也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

关于上述讨论事项中的目标，本论文想从功能开始论述。所谓“功能”，也即“事物原本所具备的作用”。农用地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而言有着不可或缺的功能。本论文就从这些农业用地所必需的理由以及所发挥的功能说起，阐述农用地混在市区所能达成的目标。关于“主体”，本论文说明的对象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之形成有着密切关系的对象，基于相关的对象，阐述以往的管理主体农户，以及作为新的管理主体的非农户的活动现状。

本文的上述内容，主要是基于著者过去的研究成果，首先说明城市农用地对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之形成所起的作用。之后论证农户和城市居民对于农用地管理的现状。在此后探讨今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之形成中，提出活用城市农用地能对城市规划提供指导性意见。

2　农用地对可持续发展城市环境之形成所起的作用

2.1　安全、放心的食品供给

近年来，食品问题颇受人们关注的，为当中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威胁着农产品的安全。譬如说农药残留问题，就是众多问题之一。特别是近来，进口食品的农药残留问题颇受关注。具体而言，就是用在远途运输中为保证新鲜度的保鲜农药（收割后农药）和中国产的冷冻菠菜，超过日本的食品安全基准的农药残留。关于这些问题，与进口国之间的协商，针对生鲜及加工食品等多种流通途径，存在完善安检体制等课题，全面规制极为困难。此外，与农产品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的还有BSE（疯牛病）、食物中毒、二恶英、内分泌干扰物质（环境激素）、镉问题等。常言道，“医学的进步，其贡献与其说是为了医治疾病，倒不如增加了疾病”。这句话也适用于农产品的安全性的问题。科学和社会的进步，尽管会增加农产品的安全性，但绝对不会消除农产品的食品安全隐患。

对于农产品的安全性问题，要想让消费者信任，其解决对策之一就是公开农作物的相关信息。近年来，这些对策中备受关注的就是所谓的“Traceability”，直译意思就是“可追溯性”。当发生农产品相关的事故时，依据“可追溯性”不仅容易追踪事故原因，也容易回收问题食品，并追寻农产品是如何被生产、流通的，也很容易追溯农产品运输流通的路线。但是，假设公开了正确的信息，但“消费者”和“农业”在不同的地方，消费和生产过程中又牵涉着众多的人，由此究竟谁对所公开的信息负责一事并不明晰。由此可想，所公开的信息仍不值得相信。“要想取得消费者对“农业”的信任，就有必要拉近“消费者”和“农业”之间的距离。

为了构建“消费者”和“农业”的信任关系，缩小两者之间的距离，以学术的观点来解释较为妥当。本论文运用社会心理学理论之一的“单纯接触效果（mere exposure effect）”（Zajonc，1968）来加以说明。 “单纯接触效果”，就是不停的与对方相会，一直看对方的话，就会对对方产生好感，即所谓的“日久生情”。而为了达到单纯接触效果，就要尽可能的增加与对方自然相遇的机会，通过物理性的拉

近距离而达到良好的效果（接近性 (proximity)）。此外，与对方的物理距离变近，就需要减少相遇时所必要的成本（时间、费用、劳力）。换言之，据此理论，为了以低成本构建“消费者”和“农业”之间的信任关系，最理想的情形是拉近两者间的物理距离。据此观点，城市农用地正因为和消费者所居住的住宅区的物理距离很近，就有可能以低成本构筑信任关系。城市农用地，即可供给安全、放心的食品，也可促进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

“物理距离较近的地域内消费所收获的产品及其加工品”被称为“地产地消”。“地域食品自给运动”是重新审视农户生活的原点，也早于“地产地消”的体制（荷见他 1986）。而“地产地消”一词，在1990年代末期开始在一些文献中用到，数年后普及至全国，最终成为固定词汇（樱井，2004)。那么，所谓“地产地消”型农业，究竟是什么样的农业呢？据《国民生活中心》报告书（1991）（东京都农业会议，2002）得知，“地产地消”型农业的模型可谓直销或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流的产地直送组织，所交易的蔬菜品种数，半数以上都超过30种，由此，开展“地产地消”型的农业，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多种需求，有必要经营多种蔬菜。

那么，城市农用地是否具备能够生产多品种蔬菜的条件呢？限制农业生产的主要是自然条件(气象、土壤等)。农用地是否适宜种植多种农产品，由此笔者尝试去评价作为重要自然条件之一的土壤（广原等 2000）。图2是建筑用地的比例和适合种植多种农作物的土壤的比例关系。从该图可得知，越靠近城市中心地区的车站，沃土的分布比例越高。也即是曾经是沃土的地方有人居住，开始了农业生产，由此人越聚越多，最终形成城市。从城市形成的过程来考虑的话，也不难得出上述的结论。

2.2　有机废弃物的还原

前面章节中所提到的活用食物生产功能的城市农用地所生产的农产品中的一部分，作为生活垃圾被排出。这些城市生活垃圾占所有城市垃圾的比重很高，但目前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不过0.3%。正如2000年出台的《可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所明确规定的那样，构建循环型社会成为重要的政策课题。在此社会情势下，有必要促进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

生活垃圾的回收方法主要有四种，即：

1）堆肥化（利用发酵菌分解，或者通过加热分解，生产出堆肥）；2）沼气化（利用甲烷菌分解，产生沼气和二氧化碳）3）饲料化（在加热·发酵之后，作为家畜的饲料而利用。4）碳化（通过加热碳化使之体积减小（1/30~1/100），作为土壤改良材料、脱臭剂、除湿剂利用）（佐藤，2002）。而堆肥化，自古以来就已使用化，可谓比较容易推行的方法。实际上，据1996年地域交流中心举行的调查结果得知，全国地方自治体中，约有84%的自治体已将堆肥容器作为对象进行政策扶持。城市生活垃圾的堆肥化，也将在今后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政策中起着主导作用。

堆肥化的城市生活垃圾施用于城市农用地，不仅仅是城市生活垃圾的重新利用，也减少了农业资材的运输距离，在降低环境负荷上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城市农用地上种植农产品，不仅解决了前面章节中的安全、安心等农产品食品问题，还通过供给周边的城市居民，将堆肥化的城市生活垃圾通过农作物为媒介达成了物质循环。从这些观点看来，生活垃圾的堆肥化，结合农产品为媒介的城市农用地的这种小规模物质循环体系，具备可实现循环型社会的功能。

那么，以城市农用地为中介，为了构建小规模的物质循环圈，需要考虑多大的区域范围较好呢？此外，区域圈内的城市居民根据农用地里产出的农作物，相对于生活所需是否能产出所必要的

产量？针对这些疑问，笔者设定了虚拟的小规模物质循环圈，尝试加以模拟探讨（广原等人，2002）。

本论文所模拟的虚拟小规模物质循环圈，由农用地及相邻接的住宅区而构成。具体而言，可以处理城市居民带进来的生活垃圾的堆肥设施，放置在各农用地的一角。还有利用堆肥生产出的农产品，又被拿来做堆肥的城市居民所消费。

模拟的结果，1）农用地小规模范围分布的情形下（小规模分散型农用地），可以满足仅需要生活垃圾堆肥所必要的堆肥量。而当农用地为大规模范围的情形下（大规模集块型农用地），仅靠生活垃圾不能满足所需要的堆肥量。2）小规模分散型农用地的情形下，农用地与住宅区之间的距离很短，而大规模集块型农用地的情形下，农用地与住宅区之间的距离变得长。具体而言，小规模分散型农用地与住宅区之间的距离平均约20m，大规模集块型农用地与住宅区之间的距离平均约120m。

3）循环圈内的农产品供给量超过总需求量，而所生产的农产品，有白菜、洋白菜、菠菜、黄瓜、西红柿、茄子、萝卜、马铃薯等，显而易见可满足循环圈内农产品的需求。

基于上述的评价结果，以生活垃圾堆肥和农产品组成的城市农用地的小规模物质循环系统，到底应该由什么构建起来最好呢？图3所示的是基于上述评价结果而假定的系统之对应关系。

小规模分散型农用地，仅需来自近邻市区的生活垃圾即可满足必要的堆肥量。而作为实现物质循环的系统，应该不需要依赖外部的堆肥，即可和近邻的市区联合构成循环系统。作为此系统参考事例，有东京都武藏野市的公团樱堤住宅区的生活垃圾资源堆肥事业21（东京都武藏野市，1999），还有东京都世田谷区“嫩叶会”，该协会的每一户农家与近邻的城市居民之间达成有机农作物生产和直销的业务关系。

大规模集块型农业用地，仅靠来自邻近市区的生活垃圾堆肥并不能满足必要的堆肥量。因此，为实现物质循环系统，有必要构建依靠自治体统一收集、统一处理型的系统。为何如此，因为构建该系统，通过联合物质循环圈外的住宅区，以补足堆肥不足的部分。作为导入系统的具体事例，有山形县长井市的“彩虹计划”等。该县的计划里，在从市内收集到的生活垃圾里，混入家畜的粪尿、稻皮以便生成堆肥。这些堆肥通过农业协会卖给农户和普通市民。用堆肥生产的农产品，通过“彩虹计划农产品”认证后，可在市内的零售店销售，供给当地居民。

3　农用地对可持续发展城市环境的形成之管理

3.1　与城市居民相关的农户

本论文至此解释的城市农用地，在安全、安心的食品供给和有机废弃物的还原这一点上，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之形成而言，显然是一重要的空间。由此一来，发挥着城市农用地之功能的农家，真的存在吗？

与此相关的如图4所示，存在着城市农用地的东京都西部的自治团体（东京都练马区）1987年和2001年农户销售点的比较图。从该图可得知，市场出货大幅减少（45.3%25.8%），但相对而言大幅增加的是自家内销售点或设置销售站台进行销售的自宅销售、无人销售站台（26.4%61.8%），还有几户农家共同设置的店铺进行销售的共同直销所（1.1%15.1%)，以耕地的区划为单位，与城市居民签约，将收获的农产品销售给签约后城市居民（2.3%4.9%）。这种所谓直销的形式，是农户对城市居民进行直接销售，该形式之所以增加其主要原因是因随着老龄化和经营规模的缩小，市场出货不能进行的同时，城市居民对安全、安心的食品的关心日益高涨，近邻的城市居民之需求也日益高涨。这些现象，也正可以说明上述农户的存在，才使得可生产多品种农产品的城市农用地发挥着功能。

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这种关系，并不局限于农产品的销售。譬如说，城市居民在进行农业生产的空间上，不仅为市民提供菜园用地，也使城市居民接纳所谓“援农”的帮助活动，为当地学校食堂提供食材，作为学校教育的一环让学童体验农业劳动，还是接收由有机废弃物还原而成的堆肥之使用之所。这样一来，农户和城市居民，既有直接关系，又存在间接联系，在各种场合下相互关联着。

我们将这些活动命名为“与城市居民相关的农业活动”，并以东京都的农户为对象了解其实施状况（渡边·横张·松泽，2003）。图5显示的即为与东京都城市居民有关的农业活动实施状况。“直销”在近半数的农户（41.9%）中实施。

“有机废弃物堆肥，尽管比直销少，但和6.1%的农户相关。总体而言，开展了除直销之外的活动的农户比例约在10%左右”（市民菜园（12.8%），“学校供食（8.3%）”，“学童农业劳动体验（5.8%）”）。如上述所言，除直销之外的活动之所以少，主要原因是源于城市居民的需求少或者组织相关活动难以展开。与直销相比，尽管参与有机废弃物的接收场所的农户比例较少，但因其确实存在，因此，这些农户介于生活垃圾的堆肥和农作物之间，寄予城市农用地的小规模物质循环系统现实中可以成立的可能性。

3.2　与农业相关的城市居民

前一章节中已经阐明，众多的农户对城市农用地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之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也给予了实现这一功能在管理上的可能性。尽管城市中存在着这些农户，但也和其他地区一样，由于老龄化和没有继承者造成农业劳动力不足。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就有必要保证替代的劳动力。其中颇为明显的动向，就是新的劳动力与城市居民的农用地有了新的联系。

以前，城市居民与农用地接触的机会，仅限于市民菜园中的农产品栽培。城市居民与农产品栽培相关的机会之所以受局限，是因为所谓的城市居民农作物栽培，不过是业余活动的一种，而并非是一种务必进行的工作。但是，近来城市居民在自家附近的农家开展辅农业劳动，或者租借别家的农地栽植农产品等，呈现出一种并不局限于业余活动的新的活动形态。这种活动，是由地方自治体组织开展起来，以促进城市居民对农业关注度和参与度。本论文以东京都西部的自治体（东京都国分寺市）为一例，说明其组织体系。

在东京都国分寺市，自1992年开始且现在也仍持续的“市民农业大学”，为城市居民补助农户开展农作物栽培提供了契机。该市设立市民农业大学，与1980年末其土地价格异常飙升有着密切的关系。换言之，因为土地价格高涨，为了解决城市居民和其他区域的农户对城市农业的非议，农业委员会提出了“有关国分寺市农业行政对策的建议”。该建议指出，为了加强市民对城市农业之存在意义的理解，应当促进市民接触农业，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相关的农业体验讲座即为市民农业大学的原型。

在市民农业大学里，从4月的开学到11月约8个月中，向当地农户传授施肥、耕种等各种农产品的栽培方法。希望农户的农作物栽培补助者，可以登录“援农志愿者人才库”，可接收自主研修。所谓自主研修，即不用指导员的指导，仅以城市居民进行农产品栽培。修完自主研修者，即可登陆入援农志愿者人才库，和农户面谈并达成意见一致后，即可补助农户。

在市民农业大学修完课程的城市居民中，有人直接和农户协议租借农用地进行农产品的栽培，也即实施自主耕作。所谓自主耕作，多以集团式开展，从耕作计划到收获，都是主体性开展。在国分寺市，从市民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中得知，已明确的就有3个团体。在本论文中，以“GREEN EIGHT”为例说明其详细活动。“GREEN EIGHT”团体是于1999年在市民农业大学由第八届的有志学生组成。该团体2000年和农户A氏协商 ，租借了6400m2的农地。之所以能够成功租借6400m2的农地，主要因为失去丈夫的A氏年事已高，无法管理6400m2的农地。亲身看过“GREEN EIGHT”团体栽种农产品的A氏，对“GREEN EIGHT”团体种植农产品的技术极为信任。其结果促成A氏将2005年以后的耕作计划委托给“GREEN EIGHT”团体。现如今，这块土地上栽种着约70种蔬菜和花卉。这块土地的生产活动活用了农用地的多品种生产的适宜性。这块土地上收获的农产品，在向居民配送之余，还在土地的入口如设置直销所加以销售（图6）。销售额也完全可以满足农用地的日常经营以及“GREEN EIGHT”团体的活动经费（图7）。

由上述可知，城市居民开展的农产品栽培及其自主耕作，发挥着城市农用地的功能，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在解决了农户劳动力不足以在减少荒地上发挥了作用。在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在形成之际，城市居民活用了农地，和农户都是重要的管理主体。

4　结语：展望有“农业”的城市之形成

根据本论文至此的说明，城市农用地，在安全、放心的食品供给以及生活垃圾等有机废弃物的还原这一观点上，寄予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之形成以空间上的可能性。此外，实现此种空间的管理主体，显然也存在于农户或城市居民之中。

富有活力的生产活动，支撑着曾经处于增长期的日本社会。所谓当时的社会规范，比之于今日，更注重追求物质丰富的明日。而与此相对，现代日本社会进入人口减少、高龄化阶段，支撑起这一社会的不再是当时活跃的生产活动，而是逐渐演变成依赖消耗过去生产的库存。既然支撑社会的因素已然不同，那么就有必要演化出一种替代物，以代替社会规范中从生产活动中所得到的物质性富裕。而城市农用地，可谓源自过去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库存之一，其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之形成的功能，此外在此之中的管理活动，一直以来的“工作对业余”这种生活的二分法并不能解释城市农用地。因此，城市农用地显然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空间，期待着被更加积极的活用。

参考文献：

[1]　大橋南海子·阿部伸太·竹内智子·湯浅将憲（2008）：特集 人口減少時代の都市と「農を考える：都市計画 57（4），4-64 ．

[2]　国民生活センター (1987)：消費者集団による提携運動 -有機農産物流通の多様化に関する研究（Ⅲ）-：国民生活センター，281pp.

[3]　櫻井清一（2004）：地産地消：農村計画学会誌23（1），84-85.

[4]　佐藤和憲（2002）：都市·農村の資源循環システムと地域農業：農業経営研究39（4），17-25.

[5]　杉谷隆·荻原隆子（2001）：山形県長井市の家庭生ゴミ堆肥化事業と有機農業：駒澤大学地域学研究14，69-79．

[6]　東京都農業会議（2002）：共同農産物直売所等に関する調査結果：東京都農業会議，299pp．

[7]　東京都武蔵野市（1999）：循環型社会の実現に向けた一つの試み-大規模集合住宅の生ゴミコンポスト化 -：産業と環 28（11），73-77．

[8]　並木亮·横張真·星勤·渡辺貴史·雨宮護（2006）：市街化区域内農地における都市住民による農作物栽培の実態解明：農村計画学会誌25巻論文特集号，269–274．

[9]　広原隆·横張真·加藤好武·渡辺貴史（2000）：多品目生産適性からみた都市農業適地の評価とその分布形態の解明：農村計画論文集2，25-30．

[10]　広原隆·横張真·加藤好武·渡辺貴史（2002）：農住混在地域における小規模物質循環圏構築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ランドスケープ研究65（5），889-892 ．

[11]　横張真·入江彰昭（2003）：特集郊外のランドスケープ－田園からの再生-：ランドスケープ研究66（4），261-293．

[12]　横張真·栗田英治·清水章之（2009）：都市が取り込む農，農が取り込む都市環境保全·食料自給を視座に据えた持続的な都市形成に向けて： Bio City，41，60-65 ．

都市农业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都市农业园区 景观生态学 景观规划设计

中图分类号： TB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远远超出了城市土地的负荷，从而导致了日前短缺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日益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污染。日益扩延的都市范围使得农业土地的范围越来越小，都市边缘肥沃的土地日益蔓延为都市的蔓延范围，此种现状严重的破坏了如今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理论指导，导致了今时今日环境污染破坏严重、耕地日益减少、全民身体素质下降等社会问题。在此种社会背景下，对自然的依赖性最大的农业，随着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也由第一产业的发展方式朝着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方式慢慢转变。

都市农业园区是都市农业的重要载体形式，同时也是现代农业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市农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对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将从景观规划设计的视角出发，结合景观生态学、景观安全格局、景观美学及园林景观相关原理对都市农业园区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使都市型农业园区的规划建设更加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都市农业园区的概念及内涵

具有地域性特征的都市农业园区，是都市农业的重要载体形式，是指在城市内或者都市圈范围内，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等一定手段，在遵循可持续发展及资源调控利用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通过详细的规划来聚集农业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对农业的各种要素进行科学合理的整合，使之能够成为功能布局优化、结构层次合理的经济、社会、生态协调的系统。

都市型农业园区的主要特征是依托于都市又服务于城市。都市型农业园区的建设一方面可以成为现代都市农业日益发展成熟的重要的载体形式，在此种载体中发展都市农业在一定程度上可遏制了现代都市的无限制的扩张，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及休闲娱乐、农业科研教育场所，同时也保证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变。

2.西安都市圈农业园区发展现状

西安都市圈都市农业园区的发展和建设主要以都市农业的发展模式为主要依托而发展的。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规模化、标准化型：特点为种植规模大、标准化程度高，集中展示出了农业化的发展水平。2)高科技现代农业展示型：普遍采用智能温室、无土栽培、组培育苗的现代化设施和手段。3）农业生产与休闲相结合型：特点为园区农业生产主体突出，观光休闲设施配套齐全，游客可参与土地租赁，果树和动物认养等农事活动。4）民俗文化、农家乐型：其以村镇为单位，农民利用自家庭院、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及周围的田园风光，吸引游客前来吃、住、玩、游、购。

3.都市农业园区景观规划设计相关理论依据

3.1景观生态学相关原理

1.景观在生态学中的含义

对于都市农业园区景观规划设计指导方法论的研究，首先应将景观在生态学中的含义进行清晰的阐释和梳理。根据笔者对相关文献的总结和梳理，认为景观在生态学中的含义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⑴景观是由不同空间单元镶嵌组成，具有异质性。⑵景观是具有明显形态特征和功能联系的地理实体，其结构与功能具有相关性和地域性；⑶景观既是生物的栖息地，更是人类的生存环境。⑷景观是处于生态系统之上、区域之下的中间尺度，具有尺度性；⑸景观具有经济、生态和文化的多重价值，表现为综合性。[胡先祥.景观规划设计[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8（27）]

2.景观生态学中的几个重要概念：

1）斑块(Patch) 是景观中的点状因素。在一个较大的景观系统中可将那些点状的景观要素归类于“斑块”。在都市农业园区中的整个景观规划范围中的绿地广场、建筑群体以及园区边界地带的公共空间都可作为斑块来看待。

2）廊道（Corridor）是景观中的线形因素，其最显著的作用便是可以作为生态系统中的转输载体，可以起到一定的生态作用。廊道在景观中可分为以下三类：河道水系或蓝色网络状廊道；森林、林荫道或绿色带状廊道；街道（硬质道路）或者灰色线状廊道。它们可分别简称为蓝道、绿道和灰道。

3）基质（Matrix）景观中的面状因素。它是作为景观区域镶嵌在生态系统背景或按照农业园区功能及生活所形成的不同类型的历史风貌特色景观、标志性景观区，亦是构成农业园区景观特征中最广泛又敏感的部分。

4）边界（Boundary） 属于农业园区景观生态体系各要素构成相邻系统的交界面和接触界定的区域。在农业园区中的建成区部分，在不同功能分区为依托的园区内的人工生态系统是属于内部生境，城乡自然生态系统的乡村城郊则属于外部生境，城乡结合部带则就属于边界区域。它深刻地影响着环境生境的可持续的发展，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持。

5)异质性（Heterogeneity）指在一个景观区域中，景观元素类型、组合及属性在空间或时间上的变异程度，是景观区别于其他生命层次的最显著的特征。景观异质性包括了空间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

6)尺度（Scale）指研究对象时间和空间的细化水平，任何景观现象和生态过程均具有明显的时间和空间尺度特征。

3.2景观美学

景观美是在特定的有限整体生态环境里，按照客观的美的规律和人对白然足够明勿的审美观念创造出来的艺术性鲜明、突出、生动的形象，有力地揭示了人对白然既征服又保持和谐一致的本质。景观美学是应用美学理论研究景观艺术的美学特征和规律的学科。美是能引起人们美感的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抽象和概括，它是通过人类的感官对外界环境的感受而产生的愉悦。观光农业园内一切景观形式都应体现出农业的本质，反映出对农业景观美的认识、抽象和提炼。

3.3园林景观理论

园林景观理论认为景观由景观元素构成，包括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等。在园林景观理论中农业观光的主要对象是农业景观。农业景观的自然和人文观赏因素很早就被人们所发现和运用，从中外园林景观的产生和发展历史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农业的影子。中国古典园林的雏形上找到农业观光的原始形态。《周礼》上有：“园圃树之果瓜，时敛而收之。”；《说文》上有：“园，树果；圃，树菜也。”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古典园林产生之初―周朝的苑、囿开始，园林中就栽有大量的桃、梅、瓜等农作物。园林景观的规划设计其实也是把自然元素和人文元素通过造景规划实现的过程。借助于园林景观理论，规划建设者可以从地域特征出发，通过对植物、土地、水、场地、建筑等造景元素的规划设计，创造视觉优美、生态良好、空间舒适的观光游憩场所。综上所述，园林景观理论和都市农业园区的建设密切相关。

4.结束语

都市农业园区作为都市农业的重要载体形式，也是都市农业发展的核心所在。因此研究都市农业园区的景观规划设计首先应从研究其相关的景观规划设计原理为主要研究理论基础，对于以上研究理论的梳理和分析有利于指导景观规划设计的基础，同时也对都市农业园区的生态规划建设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胡先祥.景观规划设计[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8（27）

都市农业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都市农业，特征，发展模式，产业

Abstract——Urban agriculture is under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produc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agriculture as follows:urban agriculture is no space for urban and rural boundaries， tend to have a breakthrough in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showing a high intensive development.Looking abroad， has developed a variety of urba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model， combined with China' s urbanization around the area to choose the status quo situation of urba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model，so tha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 meet demand， create more aesthetic and spiritual experiences.

Key words——Urban Agriculture， Feature， Development model， Industry

中图分类号：DF413.1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及不断加快的城市化建设步伐，都市区域范围内的农业正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都市内的农业正在由城郊型的传统农业向郊区向都市型的现代农业发展。

“都市农业”的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学者青鹿四郎在1935年发表的《农业经济地理》一书中提出。所谓的都市农业是指分布于城市区域内或其区域的特殊形态的农业，它充分利用城市所提供的技术成果和现代化设备进行生产，并最终服务于城市。都市农业的发展使农村与城市，农业与非农产业实现了全新的融合。

都市农业的特征

无城乡边界的空间：都市农业发展区域往往处于城市的边缘区域。通常由两种情况所引发，一是在城市的发展扩张过程中，农田被作为优美的景观环境被保留下来，并发展成为各种度假村、观光花园等。另一种情况是处于城市群之间的农业，其农村本身基础设施较好，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城市化。

突破生产性的内涵：都市农业在具有如传统农业的经济、生产功能以外，还具有观光、文化、生态和社会等其他功能。

高集约化：都市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更为集约化。首先它具有更多的现代化专业设施，并表现出工厂化发展；其次其经营模式更为专业化，并逐步发展为综合型的农业基地；最后都市农业逐步呈现出产业化、市场化的发展趋势。

国外都市农业的主要发展模式

日本——综合功能型：日本的都市农业以开发农业的环保、生态、展示、体验和示范功能为出发点，重点发展加工农业、设施农业、观光农业和多样化农业，形成综合功能型的都市农业发展模式，以高新技术和多功能化为主要发展特征。

荷兰——经济功能型：荷兰的都市农业以经济功能为主导，主要发展园艺业和畜牧业。借助其高度发达的设施农业，实现各种农业集约化生产，占据世界农业经济的重要生产比重，成为世界都市农业的典范。

法国——环保生态型：法国的都市农业以规模较大的专业化农场进行生产，以大田作物为主。巴黎由于其周边四通的高速路网导致其都市农业对于城市食品的供应功能不明显。因此，巴黎的都市农业并非以实现自给自足的生产为主要出发点，而是通过农业实现城市对于环保生态的需求，营造幽静、美观的生活环境。

德国——社会功能型：德国的都市农业适宜生态农庄和市民乐园为主要形式，在功能上适宜社会生活功能为主导的。市民农园主要是对城市地区或城市周边的农地加以利用，规划成多块小型农田出租给市民，前来承租的市民可在自己租赁的土地上耕种，收获的农作物规自己所有，使市民在享受耕种乐趣的同时，回归田园生活享受自然之美。

我国都市农业发展可采取的几种模式

伴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在城市内部及周边区域开展都市农业的建设，结合我国城市化建设的水平及国外主要地区都市农业的发展模式，我国的都市农业发展可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模式：

4.1复合模式

复合模式是集休闲观光、生态农业、科技产业、籽种产业等于一体的都市农业发展模式。在城市区域内，可发展小型家庭农业、立体农业、物流农业、社区农业等；在城市周边农业区，可重点发展高新农业、设施农业、休闲观光农业、会展农业、科普农业。实现都市农业的复合化发展，满足城市内部市民的多功能需求，使农业在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的同时也带来更多精神上的提升。

4.2高效生态模式

高效生态的都市农业模式以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为先导，把拓展农业的多功能化发展作为现代农业新的生长点。通过引入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及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带动农业的高效发展。在实现农业高效生产的同时，以高效生态为亮点，引入农业观光，农业科普等其他功能。

4.3休闲农业模式

休闲农业模式是以休闲农业观光为主导的都市农业。通过建设农家乐、休闲农庄、生态度假村等满足都市农业的休闲、观光、度假、养生、科普等功能需求。并结合当地的地域文化及民俗特色展开系列的节庆活动，如采茶节、播种节、葡萄节等，通过活动提升农家生活氛围，突出地域文化特色，为农业休闲观光带来更多的可参与性。在休闲农业模式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城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使之相互融合，互利共惠。

4.4科研型模式

科研型的都市农业发展模式以科技为主，带动产业发展，使多重业态结合发展。该模式的发展根据土地利用特点及区域未来发展需要，结合各个农业园的主题，发展为融农业科研试验示范、科普教育、农业科技培训、生态农业休闲观光旅游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科技园。其整体发展方向将以创新研发为核心，通过生态环境的打造与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使之具有农业生态旅游的功能，成为展示、宣传都市农业的窗口。

小结

通过对于都市农业的特征及都市农业国内外发展模式的探究，可以对都市农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做以下总结：现代的都市农业是综合型农业，应在发展的过程中突出地方特色与产业优势，实现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模式，并充分引用高新技术，塑造多元化农业产品品牌并面向国际化市场，在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的同时，发展以农业为主题的配套旅游产业，推广民俗文化品牌，完善都市农业园的配套设施建设，打造新型的都市农业产业。

参考文献

[1]方志全．论都市农业的基本特征、产生背景与功能[J]．农业现代化研究，1999(5).

[2]王全辉，刘义诚．中国都市农业发展模式研究和可持续发展建议[J]．中国农学通报，2012(28)．

[3]李岳云．都市农业的理论与实践——兼论南京都市农业发展[J]．南京社会学科，2002.

[4]杨丹妮，俞菊生.日本都市农业的理论与政策对我国都市农业的启示[J]．上海农业学报，2008(24) .

都市农业论文范文第13篇

[关 键 词]市民化/新型现代性/研究主题/市民化模式

农民可能是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一个阶级，农民一词也可能是学术史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话语。在目前社会转型加速的历史场景下，八九亿中国小农正走向其历史的终结点，强调这一研究主题，记录这一历程并升华至理论层面，从而发现中国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历史性规则，可能会成为社会学中国学派在世界社会学舞台上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农民市民化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一）农民与市民——相互依存的两个概念

关于何谓农民的讨论，其历史可能与农民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西方对农民概念的界定就曾出现过长期的历史性分歧。如早期的古典主义者把农民看作历史上一切时代的个体农业生产者，包括古典时代的农民直到当代农场主，但不包括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他们视农民为“理性的小农”、“便士资本家”。而另一派则坚持新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把“农民”看作宗法社会或农业社会里的所有居民，但又不包括诸如发达国家的农场主这样的非农业社会的农民，其代表就是美国农民学家丹？索尼提出的“农民社会”的五个标准。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将农民定义为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阶级，即中世纪的农民阶级。这一定义既不包括“农业社会”的非农业生产者，也不包括非农业社会的农民。英国的R？希尔顿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农民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就曾以此为据提出了农民概念界定的七个标准（注：方江山。 非制度政治参与[M]. 人民出版社，2000，P1～20. ）。黄宗智把这三种观点归于三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即形式主义传统、实体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黄氏自己则认为解放前的中国小农是三种身份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也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注：[美]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中华书局，2000，P1～30. ）。这些观点对中国的传统农民尤其是小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新政治彻底改造了旧政治的基础，完全按现代的政治与行政原则来组织乡村社会”（注：王沪宁。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P153. ），因此，对目前中国小农的概念内涵要结合当前的基本国情加以分析。《辞海》把农民界定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它仅是从职业来界定农民的内涵，这又大大缩小了目前中国农民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我们以为，当前的农民可以认为是追求利益者（在非农产业与就业上）与维持生计者（在农业生产上）的统一体。在内涵上，它是一种与城市居民相对称的、历史性的社会身份。

与农民相对而存在的是市民。市民一词的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但在中世纪之前，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市民概念具有相对的特权意识色彩。拥有市民身份即表示着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权。在希腊城邦如雅典都强调市民享有市民权，但这些人仅是城邦人口的一部分，而且妇女被完全排除在外。在古罗马，具有市民资格的人才适用市民法。到了中世纪的早期，随着居住于城市里的手工业小业主和商人逐渐摆脱乡村封建领主的控制，其居住地从城市公社（ commune） 发展成为自治城市，市镇开始成为自由、自主的象征。而拥有市民权则意味着拥有人身自由权、决策的自决权。居住在商业城镇中的人后来被称之为bourgeoisie（法文，中译为“资产阶级”）和Burgers， burgertum， burgerstand（德文，中译为“市民”“市民阶层”“市民阶级”）等。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市民权（ citizenship） ，如居留权、参政权、受教育权、享有福利权等（注：陈映芳。 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3）。 ）。市民在平等契约的基础上，真正自主地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至此现代意义的市民才开始完全显现出来。

我们认为，在市民一词的现代意义出现之后，农民一词的独立内涵才开始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相互界定对方，从而相互体现对方的特征与自身存在的价值。从理想型的农民到理想型的市民是一个连续统一的两个端点，而从农民走向市民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更是一种具体意义上的社会进步。

（二）市民化——从农民走向市民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民市民化的具体表象：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率一直居高不下，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17.9％迅速上升到目前的40％多；农民工长期生存于城乡之间，形成了以边缘人为组成要素的第三元结构；失地农民成为被丢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新的失语人群，等等。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界都利用自己的话语体系与学术优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段的关注与解析。非农化、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准市民、市民化等术语成为各相关学科混同使用的共通话语。但这几个术语在其内涵上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非农化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它是指农民在职业上的地位转型，他们依赖的主要生存资源发生变化，农业收入已经不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开始走向现代职业体系；城市化主要是一种地理学术语，它强调农村社区、地域景观等向城市的靠拢，即农村地区变得越来越像城市，或者已经转变成合法的城市；而人口城市化则主要是一种人口学术语，它强调农民迁居城市后，在身份上发生了根本变化，户口类型已经改变。目前所说的城市化率超过40％主要是指城市人口的比重，其内涵要小于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

但是，市民化与前述几个术语不同。市民化主要是一种社会学术语，市民化的理论意涵强调：一方面农民在实现身份与职业转变之前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各种因子；另一方面在实现转变之后，发展出相应的能力（ capability） 来利用自身的市民权利，完全融入城市。因此，可以认为，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 Farmer或Cultivator） 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 Peasant） 在向市民（ citizen） 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农民的市民“化”有两项基本的内容：第一，农民群体实现从农民角色集向市民角色集的全面转型（注：文军。 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 ）；第二，在实现角色转型的同时，通过外部“赋能”（ empowerment） 与自身增能，适应城市，成为合格的新市民。而从具体的个人层面来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将实现自身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变。

这里可以发现，在目前的中国，非农化是市民化的基本前提：在非农化的过程中，农民与现代城市因子相遇，已经开始在为全面的市民化做准备。而城市化则提供了市民化的外部环境：它是对农村社区向城市方向转变现象的一种描述，但它没有涉及城市化的主体即市民与农民之间本质内涵的转变。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都在本质上进行着一种市民化。因此，市民化贯穿于农业现代化、农民非农化、农村城镇化和人口城市化的整体进程之中，后三者是形，而市民化是质。

二

在当前的中国，由于新型现代性的迫切理论诉求，由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随着现实的农民市民化危机的突现，社会学提出农民市民化这一研究主题，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在理论上与现实上都已具备了相应的内在冲动。

（一）新型现代性及其理论诉求

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世界人居二次大会”指出，“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同时从我们的研究角度来看，21世纪也是一滚中国全面实现农民市民化的世纪。而21世纪的前30年同时又是我国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中国农民市民化的基本宏大场景及相应的制度氛围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目前，中国正处在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向的境地。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绿色惩罚”、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等景象的出现表明，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了明显的危机时期，必须实现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超越。而所谓新型现代性，就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规律性的人类追求方向，提倡并促进新型现代性的全面实现应该是具体研究领域内的一种学术自觉。因此，这种对新型现代性的追求需要我们在相应的具体层面进行理论研究。而关注农民市民化这一宏大事件，弄清其发展规律，从理论上总结相应的经验，构建理论框架，可以消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不协调的音调，从而将农民市民化的代价减缩至最小程度，引导农民顺利走向市民，这就是追求新型现代性的一种具体外在显现形式。

（二）和谐社会及其政策诉求

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诉求落实在具体政策领域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建立各个领域都和谐共处、互动互生的社会作为政策指向的目标。我们研究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也是适应这种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取向的一种自觉努力。我们认为，形成社会和谐主要就是要实现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认同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和谐。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这四点都是必然会涉及的重要研究主题。所谓人际关系，就是要形成融洽、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而农民的市民化涉及农民居住地点、居住方式的改变、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重要性强弱的变迁等，所以它必然会牵涉人际关系的重组与转型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即现代意义的农民与市民的培育。所谓资源，就是要在社会阶层体系中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流动与社会激励机制，实现各阶层的多赢互利，而市民化进程就是一个资源在各阶层重新配置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及其社会保障与就业的权益，如何保障农民工的经济利益与相关的物质利益及人身权益，如何实现城乡各阶层、各产业的共赢式发展目标，等等，成为农民市民化研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理论贡献。社会认同是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思想与心理基础，在全球化、信息化对认同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如何让农民、农民工、新市民以及原有的城市居民之间在城市内部形成合理有效统一的社会认同感，更是农民市民化研究中的一个严峻课题。所谓社会结构，是指合理的社会结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需要理顺社会流动渠道及其相关机制，逐步壮大中间阶层，而让农民成为城市新市民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中产阶层生成机制。当然，这都需要相关的配套社会政策的引导。

（三）现实危机及其直接诉求

追求并体现新型现代性是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宏大理论背景，建设和谐社会是现实政策取向在理论上的需求，这些都是农民市民化研究得以开展的外部约束力量。而农民在实现市民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各种现实社会难题就是社会学研究农民市民化的直接的、微观的具体缘由。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它必将关注社会现实冲突的最强音，力图进行全面认识与理论抽象，并以最终协调当前社会的冲突为己任。我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而农民的出路是无法从农村自身中寻求的，减少农民的数量，实现农民的市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在当前及未来的几十年里，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将会转变为城市人。这一进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惊人的。目前已突兀出来的问题既有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差和社会权利难以保障的问题，也有失地农民人群的当前权利与未来前途无法保证、社会风险过大的问题，还有市民化进程中国家权威与控制力削弱、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现实危机无不要求社会学面对农民市民化的现实，理性地寻求问题的应对策略。

三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一直在努力“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开拓创新”，因此在梳理评论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基本理路，将会为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研究进路出发来深掘、展现农民市民化这一历史性的研究主题。

（一）检视经典作家研究的进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宏观角度曾多次论证农民走向市民化的必然性和具体的路径，理清并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相关基本论断是我们当前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基本进路之一。同时它也是其他研究进程的根基性的理论资源，因为对经典作家有关市民化的研究与论述进行完整的梳理，并进行当代中国意义上的阐释，可以为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学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养分，指导具体研究的开展。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创立者看来，实现农民市民化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城乡融合的根本路径。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社会主义应该致力于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 ）。恩格斯也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 ）而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农民市民化的基本研究内容进行了宏观论述，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他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就认为，乡镇企业、小城镇解决了农民的出路问题和农村城市化问题，使中国农村现代化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江泽民同志也在著名的“七一”讲话中，号召要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小城镇活动，通过让农民进入城镇，学习城镇文明，使农民在思想与行为等各个方面逐步实现市民化。

（二）传统——现代连续统一的进路

西方社会学家对发达国家的农民消亡过程的研究一直遵循着传统——现代的研究思维。这种两分法的思维取向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已经显得太过于极端，但他们的理论思维架构、分析取向与一些具体的研究结论仍将对我们的市民化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意义。（1）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认清农民与市民在社会属性上的差异。他们从结构分化与对立转变的宏观角度展开分析，通过探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状态来间接阐述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必要性和市民化的具体内容。具有代表性的有涂尔干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对立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菲尔德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析，等等。对他们来说，从前者到后者的发展是一种“结构的转型”，相应地秉承前者各种社会特性的农民向市民的迈进，同时就是传统社会的各种社会特性向现代社会特性的转变。（2）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从全球性与现代性的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重新阐析。吉登斯曾对传统的转变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注：[英]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三联书店，1998，P93. ）。英克尔斯、沃尔冈夫等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特性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此外，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等也都对农民的市民化转向的现代意义和风险形成、应对进行了论述（贝克，2004）。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批判对象，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农民市民化的外部力量、内涵外延及发展方向有了进一步的清楚认识。它规范着当前社会学界的相关研究内容。而通过理清这一进路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发展，还可以为我们选择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测量指标提出参考变量。

（三）整体性的实性研究进路

第三种可供选择的研究进程是从整体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基础、全景式内容等进行研究，如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对小农的终结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进程意欲从关注一个区域、一个农民群体的整体变迁状况出发，来展现并解释和理解农民市民化这一庞大事件，勾勒出农民市民化与农村社区的工业化、城市化与非农化等其他宏大事件的互动景象。目前已有的具体研究表现之一是有关城中村的城市融合的整体性研究，如李培林对“羊城村”的研究，周大鸣对广州海珠区“南景村”进行的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二是从工业化角度透视某一具体地域内农民各个方面的市民化，如折晓叶对高度工业化的“万丰村”就地市民化的调查研究，陆学艺等人对华北地区初步工业化村落“行仁庄”的全面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三是从对县城进行全面透视的角度，以系统观为基础，考察乡村变迁过程中，农民市民化与农民的经济行为、城市适应性等的互动关系。郑杭生以定州再调查为契机，以华北乡村变迁为目标，以一个县域为基准，全面透视了定县乡村80年的社会变迁。对乡村研究的三大假设即农耕假设、乡土假设、职业假设进行了质疑与理论探讨，从而为农民市民化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四）重点突进的研究进路

受现实问题情结及其他外部条件的影响，一般的市民化研究者最有可能采用的基本研究进程就是，将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具体分解细化，从某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出发，通过考察这一领域内的农民市民化来以小见大。而目前最常采用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的具体取向是，从城市适应的角度，对市民化的“化”这一过程进行具体而微观层面的分析，它也是未来的市民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取向。学者们可以选择的基本研究出发点有四个。第一是从农民流入地——城市的角度，观察与分析农民工、城郊农民、迁居城市的农民等如何在市民化过程中进行维护、抗拒、接受与融合的过程及其政策内涵。如帕克对外国移民进入城市后的文化维护与同化问题的论述；沃思对城市性的分析；托马斯与兹纳尼斯基对波兰移民在美国城市中求得生存资源的研究；王春光、王汉生、项飙等对北京“浙江村”的调查研究。第二是从农民的流出地——农村的角度进行论述，自民工潮发端以来，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不再列举。第三是关注大城市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如陈映芳、文军等人对上海市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初步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第四是国内外的都市人类学对进城农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的关注。如曼吉等人对违章建筑区及非洲的所谓“异乡人区”、贫民区的研究；安德森夫妇、英国人类学家李特尔等人对进城农民利用志愿性社团来谋生并适应城市生活的研究。张继焦对都市中少数民族迁移者就业与创业的城市适应性的研究。

这四种研究进路在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都已有所涉及，但在确定未来的具体研究路径时，其中有几个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西方社会中的农民市民化无论是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还是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都与当代中国农民的市民化有相当大的差异，因而它们的研究成果仅具有相对的参考价值。第二，总体上看，有关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尚处于初步状态。虽然相关的农民工、人口流动、乡村工业化等的研究成果已十分突出，但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思路尚未理清，如尚未对农民市民化研究与农民工研究、城市化研究、非农化研究的范围界线进行清楚的界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指导理论倾向尚处于空白状态。对农民市民化的研究理路、具体内容的理析、指导理念等均缺少应有的基本分析，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四

在农民市民化研究方面，对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如研究农民生活方式（居住、交往、习俗）的市民化、行为方式的市民化、工作方式（职业）与思维方式的市民化。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研究农民的惰性心理、封闭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宗族观念等向现代市民方面的转型；研究农民的生活从散漫化、无序化走向条理性、规范化，人际交往的血缘与地缘倾向转向业缘倾向，交往方式从直面交往、长期交往为主转向间接交往与霎时交往为主，等等。此外，还可以研究农民的市民权利与新市民的政治参与：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事务，承担市民的政治参与角色。但是，无论我们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何种选择，在市民化的研究进程中，有几个基本判断和相关的具体研究问题还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假设已经过时，相关理论急需重构

通过重新梳理有关农民研究的理论经典并检验经验研究的结论，我们就会发现，当前几乎所有的“农民”理论和政策所建立的基本假设，如农耕假设、乡土假设与职业假设都已经日益不可靠。研究表明，在许多地方，就农民之根——土地而言，其社会保障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其获得利益的意义，农业体系的保障意义甚至已经大于其产业意义，“农民”的主业已经不是农业，农耕假设已经过时；乡村居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下人”，乡土假设的解释力已不足；农民已经不仅仅是农业职业的拥有者，它已经具有多样性，农民内部的社会分化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注：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只有充分地非农化后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职业农民”。目前，我们急需用国家手段来解决农民问题（郑杭生，2004）。而学术界也应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农民市民化研究进程中，这些都应该成为基本的共识性理论知识。否则，不同的理论预设将会导致研究结论的不可比性与理论取向上的混乱。

（二）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农民的传统超越问题

从传统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农民超越传统、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研究市民“化”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的难题是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第一是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由于农民的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一些拥有相同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利用的价值，因此信息滞后将会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如何重组问题，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市民化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第二是农民的内部信任问题。中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这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相应地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网络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影响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农民，使之实现信任类型的转型。第三是农民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于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这使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形成跨血缘、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体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兴趣。在市民化过程中，让农民学习合作意识、形成具有内聚力的自发性自助社团、主动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等，将成为决定农民市民化前途的关键因素。

（三）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实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时，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个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考察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这些研究都可从结构、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来全面进行解读。这样分门别类地进行深入研究，似乎可以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正确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四）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最终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因此有关新市民的研究中有许多主题值得关注，它将会成为研究的侧重点。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各种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兴奋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表达。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新市民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涉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长期关注。

（五）农民市民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提供一些理论启示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农民的市民化必须依据现有条件来展开，因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市民化模式。不同模式所依据的基础条件、动员机制、现实路径与策略倾向的抉择等都会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因此，比较农民市民化的模式将会对出台区域性的农民市民化因应策略，具有参考意义。譬如，农民的市民化可能会存在江南的苏锡常模式与华北模式的不同。在江南模式中，经济发达、中大城市居多、人口密度高、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强，而村落中人口聚集程度低、规模小，农村的传统家族制度强大、乡村集市不发达，农民接触城市的现代因子较多，现代工商业占主导地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苏南地区农民市民化的客观外界约束力量与现实基础。而市民化的华北模式却有其特蒜性，但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该地区交通较便利，中小城市居多，城镇密度低，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低，村落人口的聚集程度高、人口多、规模大，显性的宗族制度不发达，而农村集市发达，传统的小手工业多，农民的传统习俗文化仍较强。因此，比较两者异同，并以各自的典型地区如苏南的无锡、苏州与华北的定州（定县）为研究基地，建立或利用各种理论模型进行深入的全面探讨，从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本土性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将会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形成社会学的中国经验，并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学成熟起来的重要象征。

[参考文献]

[1]郑杭生，吴力子。 “农民”理论与政策体系急需重构[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5）。

[2]郑杭生。 社会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J]. 人民日报2004-11-14.

[3]郑杭生，杨敏。 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层时代内容[J]. 光明日报2005-2-22.

[4]俞弘强。 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研究述评[J].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5）。

[5]张继焦。 城市的适应[M]. 商务印书馆。 2004，P10～40.

[6][法]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序言。

[7][美]帕克等。 城市社会学[M]. 华夏出版社，1987.

都市农业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市民化/新型现代性/研究主题/市民化模式

农民可能是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一个阶级，农民一词也可能是学术史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话语。在目前社会转型加速的历史场景下，八九亿中国小农正走向其历史的终结点，强调这一研究主题，记录这一历程并升华至理论层面，从而发现中国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历史性规则，可能会成为社会学中国学派在世界社会学舞台上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农民市民化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一）农民与市民——相互依存的两个概念

关于何谓农民的讨论，其历史可能与农民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西方对农民概念的界定就曾出现过长期的历史性分歧。如早期的古典主义者把农民看作历史上一切时代的个体农业生产者，包括古典时代的农民直到当代农场主，但不包括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他们视农民为“理性的小农”、“便士资本家”。而另一派则坚持新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把“农民”看作宗法社会或农业社会里的所有居民，但又不包括诸如发达国家的农场主这样的非农业社会的农民，其代表就是美国农民学家丹？索尼提出的“农民社会”的五个标准。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将农民定义为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阶级，即中世纪的农民阶级。这一定义既不包括“农业社会”的非农业生产者，也不包括非农业社会的农民。英国的R？希尔顿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农民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就曾以此为据提出了农民概念界定的七个标准（注：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M].人民出版社，2000，P1～20.）。黄宗智把这三种观点归于三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即形式主义传统、实体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黄氏自己则认为解放前的中国小农是三种身份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也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注：[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2000，P1～30.）。这些观点对中国的传统农民尤其是小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新政治彻底改造了旧政治的基础，完全按现代的政治与行政原则来组织乡村社会”（注：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P153.），因此，对目前中国小农的概念内涵要结合当前的基本国情加以分析。《辞海》把农民界定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它仅是从职业来界定农民的内涵，这又大大缩小了目前中国农民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我们以为，当前的农民可以认为是追求利益者（在非农产业与就业上）与维持生计者（在农业生产上）的统一体。在内涵上，它是一种与城市居民相对称的、历史性的社会身份。

与农民相对而存在的是市民。市民一词的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但在中世纪之前，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市民概念具有相对的特权意识色彩。拥有市民身份即表示着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权。在希腊城邦如雅典都强调市民享有市民权，但这些人仅是城邦人口的一部分，而且妇女被完全排除在外。在古罗马，具有市民资格的人才适用市民法。到了中世纪的早期，随着居住于城市里的手工业小业主和商人逐渐摆脱乡村封建领主的控制，其居住地从城市公社（commune）发展成为自治城市，市镇开始成为自由、自主的象征。而拥有市民权则意味着拥有人身自由权、决策的自决权。居住在商业城镇中的人后来被称之为bourgeoisie（法文，中译为“资产阶级”）和Burgers，burgertum，burgerstand（德文，中译为“市民”“市民阶层”“市民阶级”）等。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市民权（citizenship），如居留权、参政权、受教育权、享有福利权等（注：陈映芳。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3）。）。市民在平等契约的基础上，真正自主地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至此现代意义的市民才开始完全显现出来。

我们认为，在市民一词的现代意义出现之后，农民一词的独立内涵才开始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相互界定对方，从而相互体现对方的特征与自身存在的价值。从理想型的农民到理想型的市民是一个连续统一的两个端点，而从农民走向市民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更是一种具体意义上的社会进步。

（二）市民化——从农民走向市民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民市民化的具体表象：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率一直居高不下，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17.9％迅速上升到目前的40％多；农民工长期生存于城乡之间，形成了以边缘人为组成要素的第三元结构；失地农民成为被丢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新的失语人群，等等。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界都利用自己的话语体系与学术优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段的关注与解析。非农化、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准市民、市民化等术语成为各相关学科混同使用的共通话语。但这几个术语在其内涵上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非农化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它是指农民在职业上的地位转型，他们依赖的主要生存资源发生变化，农业收入已经不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开始走向现代职业体系；城市化主要是一种地理学术语，它强调农村社区、地域景观等向城市的靠拢，即农村地区变得越来越像城市，或者已经转变成合法的城市；而人口城市化则主要是一种人口学术语，它强调农民迁居城市后，在身份上发生了根本变化，户口类型已经改变。目前所说的城市化率超过40％主要是指城市人口的比重，其内涵要小于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

但是，市民化与前述几个术语不同。市民化主要是一种社会学术语，市民化的理论意涵强调：一方面农民在实现身份与职业转变之前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各种因子；另一方面在实现转变之后，发展出相应的能力（capability）来利用自身的市民权利，完全融入城市。因此，可以认为，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Farmer或Cultivator）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Peasant）在向市民（citizen）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农民的市民“化”有两项基本的内容：第一，农民群体实现从农民角色集向市民角色集的全面转型（注：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第二，在实现角色转型的同时，通过外部“赋能”（empowerment）与自身增能，适应城市，成为合格的新市民。而从具体的个人层面来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将实现自身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变。

这里可以发现，在目前的中国，非农化是市民化的基本前提：在非农化的过程中，农民与现代城市因子相遇，已经开始在为全面的市民化做准备。而城市化则提供了市民化的外部环境：它是对农村社区向城市方向转变现象的一种描述，但它没有涉及城市化的主体即市民与农民之间本质内涵的转变。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都在本质上进行着一种市民化。因此，市民化贯穿于农业现代化、农民非农化、农村城镇化和人口城市化的整体进程之中，后三者是形，而市民化是质。

二

在当前的中国，由于新型现代性的迫切理论诉求，由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随着现实的农民市民化危机的突现，社会学提出农民市民化这一研究主题，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在理论上与现实上都已具备了相应的内在冲动。

（一）新型现代性及其理论诉求

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世界人居二次大会”指出，“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同时从我们的研究角度来看，21世纪也是一滚中国全面实现农民市民化的世纪。而21世纪的前30年同时又是我国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中国农民市民化的基本宏大场景及相应的制度氛围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目前，中国正处在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向的境地。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绿色惩罚”、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等景象的出现表明，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了明显的危机时期，必须实现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超越。而所谓新型现代性，就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规律性的人类追求方向，提倡并促进新型现代性的全面实现应该是具体研究领域内的一种学术自觉。因此，这种对新型现代性的追求需要我们在相应的具体层面进行理论研究。而关注农民市民化这一宏大事件，弄清其发展规律，从理论上总结相应的经验，构建理论框架，可以消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不协调的音调，从而将农民市民化的代价减缩至最小程度，引导农民顺利走向市民，这就是追求新型现代性的一种具体外在显现形式。

（二）和谐社会及其政策诉求

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诉求落实在具体政策领域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建立各个领域都和谐共处、互动互生的社会作为政策指向的目标。我们研究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也是适应这种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取向的一种自觉努力。我们认为，形成社会和谐主要就是要实现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认同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和谐。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这四点都是必然会涉及的重要研究主题。所谓人际关系，就是要形成融洽、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而农民的市民化涉及农民居住地点、居住方式的改变、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重要性强弱的变迁等，所以它必然会牵涉人际关系的重组与转型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即现代意义的农民与市民的培育。所谓资源，就是要在社会阶层体系中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流动与社会激励机制，实现各阶层的多赢互利，而市民化进程就是一个资源在各阶层重新配置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及其社会保障与就业的权益，如何保障农民工的经济利益与相关的物质利益及人身权益，如何实现城乡各阶层、各产业的共赢式发展目标，等等，成为农民市民化研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理论贡献。社会认同是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思想与心理基础，在全球化、信息化对认同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如何让农民、农民工、新市民以及原有的城市居民之间在城市内部形成合理有效统一的社会认同感，更是农民市民化研究中的一个严峻课题。所谓社会结构，是指合理的社会结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需要理顺社会流动渠道及其相关机制，逐步壮大中间阶层，而让农民成为城市新市民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中产阶层生成机制。当然，这都需要相关的配套社会政策的引导。

（三）现实危机及其直接诉求

追求并体现新型现代性是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宏大理论背景，建设和谐社会是现实政策取向在理论上的需求，这些都是农民市民化研究得以开展的外部约束力量。而农民在实现市民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各种现实社会难题就是社会学研究农民市民化的直接的、微观的具体缘由。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它必将关注社会现实冲突的最强音，力图进行全面认识与理论抽象，并以最终协调当前社会的冲突为己任。我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而农民的出路是无法从农村自身中寻求的，减少农民的数量，实现农民的市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在当前及未来的几十年里，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将会转变为城市人。这一进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惊人的。目前已突兀出来的问题既有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差和社会权利难以保障的问题，也有失地农民人群的当前权利与未来前途无法保证、社会风险过大的问题，还有市民化进程中国家权威与控制力削弱、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现实危机无不要求社会学面对农民市民化的现实，理性地寻求问题的应对策略。

三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一直在努力“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开拓创新”，因此在梳理评论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基本理路，将会为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研究进路出发来深掘、展现农民市民化这一历史性的研究主题。

（一）检视经典作家研究的进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宏观角度曾多次论证农民走向市民化的必然性和具体的路径，理清并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相关基本论断是我们当前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基本进路之一。同时它也是其他研究进程的根基性的理论资源，因为对经典作家有关市民化的研究与论述进行完整的梳理，并进行当代中国意义上的阐释，可以为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学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养分，指导具体研究的开展。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创立者看来，实现农民市民化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城乡融合的根本路径。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社会主义应该致力于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恩格斯也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而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农民市民化的基本研究内容进行了宏观论述，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他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就认为，乡镇企业、小城镇解决了农民的出路问题和农村城市化问题，使中国农村现代化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同志也在著名的“七一”讲话中，号召要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小城镇活动，通过让农民进入城镇，学习城镇文明，使农民在思想与行为等各个方面逐步实现市民化。

（二）传统——现代连续统一的进路

西方社会学家对发达国家的农民消亡过程的研究一直遵循着传统——现代的研究思维。这种两分法的思维取向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已经显得太过于极端，但他们的理论思维架构、分析取向与一些具体的研究结论仍将对我们的市民化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意义。（1）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认清农民与市民在社会属性上的差异。他们从结构分化与对立转变的宏观角度展开分析，通过探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状态来间接阐述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必要性和市民化的具体内容。具有代表性的有涂尔干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对立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菲尔德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析，等等。对他们来说，从前者到后者的发展是一种“结构的转型”，相应地秉承前者各种社会特性的农民向市民的迈进，同时就是传统社会的各种社会特性向现代社会特性的转变。（2）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从全球性与现代性的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重新阐析。吉登斯曾对传统的转变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注：[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三联书店，1998，P93.）。英克尔斯、沃尔冈夫等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特性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此外，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等也都对农民的市民化转向的现代意义和风险形成、应对进行了论述（贝克，2004）。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批判对象，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农民市民化的外部力量、内涵外延及发展方向有了进一步的清楚认识。它规范着当前社会学界的相关研究内容。而通过理清这一进路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发展，还可以为我们选择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测量指标提出参考变量。

（三）整体性的实性研究进路

第三种可供选择的研究进程是从整体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基础、全景式内容等进行研究，如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对小农的终结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进程意欲从关注一个区域、一个农民群体的整体变迁状况出发，来展现并解释和理解农民市民化这一庞大事件，勾勒出农民市民化与农村社区的工业化、城市化与非农化等其他宏大事件的互动景象。目前已有的具体研究表现之一是有关城中村的城市融合的整体性研究，如李培林对“羊城村”的研究，周大鸣对广州海珠区“南景村”进行的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二是从工业化角度透视某一具体地域内农民各个方面的市民化，如折晓叶对高度工业化的“万丰村”就地市民化的调查研究，陆学艺等人对华北地区初步工业化村落“行仁庄”的全面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三是从对县城进行全面透视的角度，以系统观为基础，考察乡村变迁过程中，农民市民化与农民的经济行为、城市适应性等的互动关系。郑杭生以定州再调查为契机，以华北乡村变迁为目标，以一个县域为基准，全面透视了定县乡村80年的社会变迁。对乡村研究的三大假设即农耕假设、乡土假设、职业假设进行了质疑与理论探讨，从而为农民市民化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四）重点突进的研究进路

受现实问题情结及其他外部条件的影响，一般的市民化研究者最有可能采用的基本研究进程就是，将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具体分解细化，从某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出发，通过考察这一领域内的农民市民化来以小见大。而目前最常采用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的具体取向是，从城市适应的角度，对市民化的“化”这一过程进行具体而微观层面的分析，它也是未来的市民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取向。学者们可以选择的基本研究出发点有四个。第一是从农民流入地——城市的角度，观察与分析农民工、城郊农民、迁居城市的农民等如何在市民化过程中进行维护、抗拒、接受与融合的过程及其政策内涵。如帕克对外国移民进入城市后的文化维护与同化问题的论述；沃思对城市性的分析；托马斯与兹纳尼斯基对波兰移民在美国城市中求得生存资源的研究；王春光、王汉生、项飙等对北京“浙江村”的调查研究。第二是从农民的流出地——农村的角度进行论述，自民工潮发端以来，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不再列举。第三是关注大城市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如陈映芳、文军等人对上海市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初步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第四是国内外的都市人类学对进城农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的关注。如曼吉等人对违章建筑区及非洲的所谓“异乡人区”、贫民区的研究；安德森夫妇、英国人类学家李特尔等人对进城农民利用志愿性社团来谋生并适应城市生活的研究。张继焦对都市中少数民族迁移者就业与创业的城市适应性的研究。

这四种研究进路在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都已有所涉及，但在确定未来的具体研究路径时，其中有几个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西方社会中的农民市民化无论是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还是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都与当代中国农民的市民化有相当大的差异，因而它们的研究成果仅具有相对的参考价值。第二，总体上看，有关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尚处于初步状态。虽然相关的农民工、人口流动、乡村工业化等的研究成果已十分突出，但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思路尚未理清，如尚未对农民市民化研究与农民工研究、城市化研究、非农化研究的范围界线进行清楚的界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指导理论倾向尚处于空白状态。对农民市民化的研究理路、具体内容的理析、指导理念等均缺少应有的基本分析，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四

在农民市民化研究方面，对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如研究农民生活方式（居住、交往、习俗）的市民化、行为方式的市民化、工作方式（职业）与思维方式的市民化。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研究农民的惰性心理、封闭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宗族观念等向现代市民方面的转型；研究农民的生活从散漫化、无序化走向条理性、规范化，人际交往的血缘与地缘倾向转向业缘倾向，交往方式从直面交往、长期交往为主转向间接交往与霎时交往为主，等等。此外，还可以研究农民的市民权利与新市民的政治参与：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事务，承担市民的政治参与角色。但是，无论我们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何种选择，在市民化的研究进程中，有几个基本判断和相关的具体研究问题还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假设已经过时，相关理论急需重构

通过重新梳理有关农民研究的理论经典并检验经验研究的结论，我们就会发现，当前几乎所有的“农民”理论和政策所建立的基本假设，如农耕假设、乡土假设与职业假设都已经日益不可靠。研究表明，在许多地方，就农民之根——土地而言，其社会保障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其获得利益的意义，农业体系的保障意义甚至已经大于其产业意义，“农民”的主业已经不是农业，农耕假设已经过时；乡村居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下人”，乡土假设的解释力已不足；农民已经不仅仅是农业职业的拥有者，它已经具有多样性，农民内部的社会分化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注：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只有充分地非农化后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职业农民”。目前，我们急需用国家手段来解决农民问题（郑杭生，2004）。而学术界也应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农民市民化研究进程中，这些都应该成为基本的共识性理论知识。否则，不同的理论预设将会导致研究结论的不可比性与理论取向上的混乱。

（二）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农民的传统超越问题

从传统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农民超越传统、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研究市民“化”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的难题是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第一是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由于农民的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一些拥有相同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利用的价值，因此信息滞后将会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如何重组问题，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市民化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第二是农民的内部信任问题。中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这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相应地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网络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影响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农民，使之实现信任类型的转型。第三是农民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于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这使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形成跨血缘、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体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兴趣。在市民化过程中，让农民学习合作意识、形成具有内聚力的自发性自助社团、主动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等，将成为决定农民市民化前途的关键因素。

（三）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实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时，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个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考察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这些研究都可从结构、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来全面进行解读。这样分门别类地进行深入研究，似乎可以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正确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四）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最终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因此有关新市民的研究中有许多主题值得关注，它将会成为研究的侧重点。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各种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兴奋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表达。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新市民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涉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长期关注。

（五）农民市民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提供一些理论启示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农民的市民化必须依据现有条件来展开，因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市民化模式。不同模式所依据的基础条件、动员机制、现实路径与策略倾向的抉择等都会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因此，比较农民市民化的模式将会对出台区域性的农民市民化因应策略，具有参考意义。譬如，农民的市民化可能会存在江南的苏锡常模式与华北模式的不同。在江南模式中，经济发达、中大城市居多、人口密度高、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强，而村落中人口聚集程度低、规模小，农村的传统家族制度强大、乡村集市不发达，农民接触城市的现代因子较多，现代工商业占主导地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苏南地区农民市民化的客观外界约束力量与现实基础。而市民化的华北模式却有其特蒜性，但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该地区交通较便利，中小城市居多，城镇密度低，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低，村落人口的聚集程度高、人口多、规模大，显性的宗族制度不发达，而农村集市发达，传统的小手工业多，农民的传统习俗文化仍较强。因此，比较两者异同，并以各自的典型地区如苏南的无锡、苏州与华北的定州（定县）为研究基地，建立或利用各种理论模型进行深入的全面探讨，从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本土性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将会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形成社会学的中国经验，并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学成熟起来的重要象征。

[参考文献]

[1]郑杭生，吴力子。“农民”理论与政策体系急需重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5）。

[2]郑杭生。社会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J].人民日报2004-11-14.

[3]郑杭生，杨敏。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层时代内容[J].光明日报2005-2-22.

[4]俞弘强。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研究述评[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5）。

[5]张继焦。城市的适应[M].商务印书馆。2004，P10～40.

[6][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序言。

[7][美]帕克等。城市社会学[M].华夏出版社，1987.

都市农业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市民化/新型现代性/研究主题/市民化模式

农民可能是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一个阶级，农民一词也可能是学术史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话语。在目前社会转型加速的历史场景下，八九亿中国小农正走向其历史的终结点，强调这一研究主题，记录这一历程并升华至理论层面，从而发现中国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历史性规则，可能会成为社会学中国学派在世界社会学舞台上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农民市民化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一）农民与市民——相互依存的两个概念

关于何谓农民的讨论，其历史可能与农民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西方对农民概念的界定就曾出现过长期的历史性分歧。如早期的古典主义者把农民看作历史上一切时代的个体农业生产者，包括古典时代的农民直到当代农场主，但不包括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他们视农民为“理性的小农”、“便士资本家”。而另一派则坚持新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把“农民”看作宗法社会或农业社会里的所有居民，但又不包括诸如发达国家的农场主这样的非农业社会的农民，其代表就是美国农民学家丹？索尼提出的“农民社会”的五个标准。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将农民定义为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阶级，即中世纪的农民阶级。这一定义既不包括“农业社会”的非农业生产者，也不包括非农业社会的农民。英国的R？希尔顿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农民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就曾以此为据提出了农民概念界定的七个标准（注：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M].人民出版社，2000，P1～20.）。黄宗智把这三种观点归于三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即形式主义传统、实体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黄氏自己则认为解放前的中国小农是三种身份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也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注：[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2000，P1～30.）。这些观点对中国的传统农民尤其是小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新政治彻底改造了旧政治的基础，完全按现代的政治与行政原则来组织乡村社会”（注：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P153.），因此，对目前中国小农的概念内涵要结合当前的基本国情加以分析。《辞海》把农民界定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它仅是从职业来界定农民的内涵，这又大大缩小了目前中国农民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我们以为，当前的农民可以认为是追求利益者（在非农产业与就业上）与维持生计者（在农业生产上）的统一体。在内涵上，它是一种与城市居民相对称的、历史性的社会身份。

与农民相对而存在的是市民。市民一词的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但在中世纪之前，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市民概念具有相对的特权意识色彩。拥有市民身份即表示着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权。在希腊城邦如雅典都强调市民享有市民权，但这些人仅是城邦人口的一部分，而且妇女被完全排除在外。在古罗马，具有市民资格的人才适用市民法。到了中世纪的早期，随着居住于城市里的手工业小业主和商人逐渐摆脱乡村封建领主的控制，其居住地从城市公社（commune）发展成为自治城市，市镇开始成为自由、自主的象征。而拥有市民权则意味着拥有人身自由权、决策的自决权。居住在商业城镇中的人后来被称之为bourgeoisie（法文，中译为“资产阶级”）和Burgers，burgertum，burgerstand（德文，中译为“市民”“市民阶层”“市民阶级”）等。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市民权（citizenship），如居留权、参政权、受教育权、享有福利权等（注：陈映芳。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3）。）。市民在平等契约的基础上，真正自主地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至此现代意义的市民才开始完全显现出来。

我们认为，在市民一词的现代意义出现之后，农民一词的独立内涵才开始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相互界定对方，从而相互体现对方的特征与自身存在的价值。从理想型的农民到理想型的市民是一个连续统一的两个端点，而从农民走向市民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更是一种具体意义上的社会进步。

（二）市民化——从农民走向市民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民市民化的具体表象：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率一直居高不下，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17.9％迅速上升到目前的40％多；农民工长期生存于城乡之间，形成了以边缘人为组成要素的第三元结构；失地农民成为被丢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新的失语人群，等等。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界都利用自己的话语体系与学术优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段的关注与解析。非农化、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准市民、市民化等术语成为各相关学科混同使用的共通话语。但这几个术语在其内涵上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非农化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它是指农民在职业上的地位转型，他们依赖的主要生存资源发生变化，农业收入已经不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开始走向现代职业体系；城市化主要是一种地理学术语，它强调农村社区、地域景观等向城市的靠拢，即农村地区变得越来越像城市，或者已经转变成合法的城市；而人口城市化则主要是一种人口学术语，它强调农民迁居城市后，在身份上发生了根本变化，户口类型已经改变。目前所说的城市化率超过40％主要是指城市人口的比重，其内涵要小于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

但是，市民化与前述几个术语不同。市民化主要是一种社会学术语，市民化的理论意涵强调：一方面农民在实现身份与职业转变之前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各种因子；另一方面在实现转变之后，发展出相应的能力（capability）来利用自身的市民权利，完全融入城市。因此，可以认为，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Farmer或Cultivator）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Peasant）在向市民（citizen）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农民的市民“化”有两项基本的内容：第一，农民群体实现从农民角色集向市民角色集的全面转型（注：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第二，在实现角色转型的同时，通过外部“赋能”（empowerment）与自身增能，适应城市，成为合格的新市民。而从具体的个人层面来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将实现自身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变。

这里可以发现，在目前的中国，非农化是市民化的基本前提：在非农化的过程中，农民与现代城市因子相遇，已经开始在为全面的市民化做准备。而城市化则提供了市民化的外部环境：它是对农村社区向城市方向转变现象的一种描述，但它没有涉及城市化的主体即市民与农民之间本质内涵的转变。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都在本质上进行着一种市民化。因此，市民化贯穿于农业现代化、农民非农化、农村城镇化和人口城市化的整体进程之中，后三者是形，而市民化是质。

二

在当前的中国，由于新型现代性的迫切理论诉求，由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随着现实的农民市民化危机的突现，社会学提出农民市民化这一研究主题，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在理论上与现实上都已具备了相应的内在冲动。

（一）新型现代性及其理论诉求

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世界人居二次大会”指出，“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同时从我们的研究角度来看，21世纪也是一滚中国全面实现农民市民化的世纪。而21世纪的前30年同时又是我国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中国农民市民化的基本宏大场景及相应的制度氛围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目前，中国正处在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向的境地。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绿色惩罚”、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等景象的出现表明，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了明显的危机时期，必须实现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超越。而所谓新型现代性，就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规律性的人类追求方向，提倡并促进新型现代性的全面实现应该是具体研究领域内的一种学术自觉。因此，这种对新型现代性的追求需要我们在相应的具体层面进行理论研究。而关注农民市民化这一宏大事件，弄清其发展规律，从理论上总结相应的经验，构建理论框架，可以消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不协调的音调，从而将农民市民化的代价减缩至最小程度，引导农民顺利走向市民，这就是追求新型现代性的一种具体外在显现形式。

（二）和谐社会及其政策诉求

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诉求落实在具体政策领域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建立各个领域都和谐共处、互动互生的社会作为政策指向的目标。我们研究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也是适应这种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取向的一种自觉努力。我们认为，形成社会和谐主要就是要实现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认同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和谐。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这四点都是必然会涉及的重要研究主题。所谓人际关系，就是要形成融洽、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而农民的市民化涉及农民居住地点、居住方式的改变、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重要性强弱的变迁等，所以它必然会牵涉人际关系的重组与转型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即现代意义的农民与市民的培育。所谓资源，就是要在社会阶层体系中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流动与社会激励机制，实现各阶层的多赢互利，而市民化进程就是一个资源在各阶层重新配置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及其社会保障与就业的权益，如何保障农民工的经济利益与相关的物质利益及人身权益，如何实现城乡各阶层、各产业的共赢式发展目标，等等，成为农民市民化研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理论贡献。社会认同是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思想与心理基础，在全球化、信息化对认同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如何让农民、农民工、新市民以及原有的城市居民之间在城市内部形成合理有效统一的社会认同感，更是农民市民化研究中的一个严峻课题。所谓社会结构，是指合理的社会结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需要理顺社会流动渠道及其相关机制，逐步壮大中间阶层，而让农民成为城市新市民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中产阶层生成机制。当然，这都需要相关的配套社会政策的引导。

（三）现实危机及其直接诉求

追求并体现新型现代性是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宏大理论背景，建设和谐社会是现实政策取向在理论上的需求，这些都是农民市民化研究得以开展的外部约束力量。而农民在实现市民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各种现实社会难题就是社会学研究农民市民化的直接的、微观的具体缘由。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它必将关注社会现实冲突的最强音，力图进行全面认识与理论抽象，并以最终协调当前社会的冲突为己任。我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而农民的出路是无法从农村自身中寻求的，减少农民的数量，实现农民的市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在当前及未来的几十年里，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将会转变为城市人。这一进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惊人的。目前已突兀出来的问题既有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差和社会权利难以保障的问题，也有失地农民人群的当前权利与未来前途无法保证、社会风险过大的问题，还有市民化进程中国家权威与控制力削弱、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现实危机无不要求社会学面对农民市民化的现实，理性地寻求问题的应对策略。

三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一直在努力“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开拓创新”，因此在梳理评论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基本理路，将会为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研究进路出发来深掘、展现农民市民化这一历史性的研究主题。

（一）检视经典作家研究的进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宏观角度曾多次论证农民走向市民化的必然性和具体的路径，理清并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相关基本论断是我们当前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基本进路之一。同时它也是其他研究进程的根基性的理论资源，因为对经典作家有关市民化的研究与论述进行完整的梳理，并进行当代中国意义上的阐释，可以为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学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养分，指导具体研究的开展。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创立者看来，实现农民市民化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城乡融合的根本路径。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社会主义应该致力于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恩格斯也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而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农民市民化的基本研究内容进行了宏观论述，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他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就认为，乡镇企业、小城镇解决了农民的出路问题和农村城市化问题，使中国农村现代化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同志也在著名的“七一”讲话中，号召要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小城镇活动，通过让农民进入城镇，学习城镇文明，使农民在思想与行为等各个方面逐步实现市民化。

（二）传统——现代连续统一的进路

西方社会学家对发达国家的农民消亡过程的研究一直遵循着传统——现代的研究思维。这种两分法的思维取向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已经显得太过于极端，但他们的理论思维架构、分析取向与一些具体的研究结论仍将对我们的市民化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意义。（1）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认清农民与市民在社会属性上的差异。他们从结构分化与对立转变的宏观角度展开分析，通过探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状态来间接阐述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必要性和市民化的具体内容。具有代表性的有涂尔干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对立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菲尔德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析，等等。对他们来说，从前者到后者的发展是一种“结构的转型”，相应地秉承前者各种社会特性的农民向市民的迈进，同时就是传统社会的各种社会特性向现代社会特性的转变。（2）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从全球性与现代性的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重新阐析。吉登斯曾对传统的转变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注：[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三联书店，1998，P93.）。英克尔斯、沃尔冈夫等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特性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此外，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等也都对农民的市民化转向的现代意义和风险形成、应对进行了论述（贝克，2004）。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批判对象，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农民市民化的外部力量、内涵外延及发展方向有了进一步的清楚认识。它规范着当前社会学界的相关研究内容。而通过理清这一进路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发展，还可以为我们选择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测量指标提出参考变量。

（三）整体性的实性研究进路

第三种可供选择的研究进程是从整体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基础、全景式内容等进行研究，如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对小农的终结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进程意欲从关注一个区域、一个农民群体的整体变迁状况出发，来展现并解释和理解农民市民化这一庞大事件，勾勒出农民市民化与农村社区的工业化、城市化与非农化等其他宏大事件的互动景象。目前已有的具体研究表现之一是有关城中村的城市融合的整体性研究，如李培林对“羊城村”的研究，周大鸣对广州海珠区“南景村”进行的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二是从工业化角度透视某一具体地域内农民各个方面的市民化，如折晓叶对高度工业化的“万丰村”就地市民化的调查研究，陆学艺等人对华北地区初步工业化村落“行仁庄”的全面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三是从对县城进行全面透视的角度，以系统观为基础，考察乡村变迁过程中，农民市民化与农民的经济行为、城市适应性等的互动关系。郑杭生以定州再调查为契机，以华北乡村变迁为目标，以一个县域为基准，全面透视了定县乡村80年的社会变迁。对乡村研究的三大假设即农耕假设、乡土假设、职业假设进行了质疑与理论探讨，从而为农民市民化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四）重点突进的研究进路

受现实问题情结及其他外部条件的影响，一般的市民化研究者最有可能采用的基本研究进程就是，将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具体分解细化，从某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出发，通过考察这一领域内的农民市民化来以小见大。而目前最常采用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的具体取向是，从城市适应的角度，对市民化的“化”这一过程进行具体而微观层面的分析，它也是未来的市民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取向。学者们可以选择的基本研究出发点有四个。第一是从农民流入地——城市的角度，观察与分析农民工、城郊农民、迁居城市的农民等如何在市民化过程中进行维护、抗拒、接受与融合的过程及其政策内涵。如帕克对外国移民进入城市后的文化维护与同化问题的论述；沃思对城市性的分析；托马斯与兹纳尼斯基对波兰移民在美国城市中求得生存资源的研究；王春光、王汉生、项飙等对北京“浙江村”的调查研究。第二是从农民的流出地——农村的角度进行论述，自民工潮发端以来，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不再列举。第三是关注大城市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如陈映芳、文军等人对上海市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初步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第四是国内外的都市人类学对进城农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的关注。如曼吉等人对违章建筑区及非洲的所谓“异乡人区”、贫民区的研究；安德森夫妇、英国人类学家李特尔等人对进城农民利用志愿性社团来谋生并适应城市生活的研究。张继焦对都市中少数民族迁移者就业与创业的城市适应性的研究。

这四种研究进路在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都已有所涉及，但在确定未来的具体研究路径时，其中有几个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西方社会中的农民市民化无论是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还是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都与当代中国农民的市民化有相当大的差异，因而它们的研究成果仅具有相对的参考价值。第二，总体上看，有关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尚处于初步状态。虽然相关的农民工、人口流动、乡村工业化等的研究成果已十分突出，但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思路尚未理清，如尚未对农民市民化研究与农民工研究、城市化研究、非农化研究的范围界线进行清楚的界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指导理论倾向尚处于空白状态。对农民市民化的研究理路、具体内容的理析、指导理念等均缺少应有的基本分析，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四

在农民市民化研究方面，对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如研究农民生活方式（居住、交往、习俗）的市民化、行为方式的市民化、工作方式（职业）与思维方式的市民化。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研究农民的惰性心理、封闭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宗族观念等向现代市民方面的转型；研究农民的生活从散漫化、无序化走向条理性、规范化，人际交往的血缘与地缘倾向转向业缘倾向，交往方式从直面交往、长期交往为主转向间接交往与霎时交往为主，等等。此外，还可以研究农民的市民权利与新市民的政治参与：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事务，承担市民的政治参与角色。但是，无论我们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何种选择，在市民化的研究进程中，有几个基本判断和相关的具体研究问题还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假设已经过时，相关理论急需重构

通过重新梳理有关农民研究的理论经典并检验经验研究的结论，我们就会发现，当前几乎所有的“农民”理论和政策所建立的基本假设，如农耕假设、乡土假设与职业假设都已经日益不可靠。研究表明，在许多地方，就农民之根——土地而言，其社会保障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其获得利益的意义，农业体系的保障意义甚至已经大于其产业意义，“农民”的主业已经不是农业，农耕假设已经过时；乡村居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下人”，乡土假设的解释力已不足；农民已经不仅仅是农业职业的拥有者，它已经具有多样性，农民内部的社会分化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注：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只有充分地非农化后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职业农民”。目前，我们急需用国家手段来解决农民问题（郑杭生，2004）。而学术界也应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农民市民化研究进程中，这些都应该成为基本的共识性理论知识。否则，不同的理论预设将会导致研究结论的不可比性与理论取向上的混乱。

（二）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农民的传统超越问题

从传统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农民超越传统、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研究市民“化”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的难题是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第一是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由于农民的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一些拥有相同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利用的价值，因此信息滞后将会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如何重组问题，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市民化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第二是农民的内部信任问题。中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这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相应地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网络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影响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农民，使之实现信任类型的转型。第三是农民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于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这使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形成跨血缘、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体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兴趣。在市民化过程中，让农民学习合作意识、形成具有内聚力的自发性自助社团、主动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等，将成为决定农民市民化前途的关键因素。

（三）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实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时，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个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考察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这些研究都可从结构、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来全面进行解读。这样分门别类地进行深入研究，似乎可以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正确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四）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最终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因此有关新市民的研究中有许多主题值得关注，它将会成为研究的侧重点。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各种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兴奋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表达。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新市民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涉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长期关注。

（五）农民市民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提供一些理论启示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农民的市民化必须依据现有条件来展开，因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市民化模式。不同模式所依据的基础条件、动员机制、现实路径与策略倾向的抉择等都会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因此，比较农民市民化的模式将会对出台区域性的农民市民化因应策略，具有参考意义。譬如，农民的市民化可能会存在江南的苏锡常模式与华北模式的不同。在江南模式中，经济发达、中大城市居多、人口密度高、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强，而村落中人口聚集程度低、规模小，农村的传统家族制度强大、乡村集市不发达，农民接触城市的现代因子较多，现代工商业占主导地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苏南地区农民市民化的客观外界约束力量与现实基础。而市民化的华北模式却有其特蒜性，但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该地区交通较便利，中小城市居多，城镇密度低，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低，村落人口的聚集程度高、人口多、规模大，显性的宗族制度不发达，而农村集市发达，传统的小手工业多，农民的传统习俗文化仍较强。因此，比较两者异同，并以各自的典型地区如苏南的无锡、苏州与华北的定州（定县）为研究基地，建立或利用各种理论模型进行深入的全面探讨，从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本土性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将会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形成社会学的中国经验，并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学成熟起来的重要象征。

[参考文献]

[1]郑杭生，吴力子。“农民”理论与政策体系急需重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5）。

[2]郑杭生。社会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J].人民日报2004-11-14.

[3]郑杭生，杨敏。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层时代内容[J].光明日报2005-2-22.

[4]俞弘强。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研究述评[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5）。

[5]张继焦。城市的适应[M].商务印书馆。2004，P10～40.

[6][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序言。

[7][美]帕克等。城市社会学[M].华夏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