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理论论文范文
财政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财政学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3.在财政仅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我国迄今为止在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具体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则来取得和配置归政府支配的资源方面，其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也是我国现实财政工作缺乏效率和严重浪费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与西方财政学所进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观经济分析，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为此，借鉴西方财政学的微观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国的财政问题，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亟须开展和加强的领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财政学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发展观;财政;投资;审核
财政投资工作是一项崭新的工作,我国的发展与改革催生了这项工作,又伴随着发展改革而发展成长。财政投资评审是公共财政的重要活动,投资支出从来都是我国财政支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财政制度的公共化改革,一方面决定了财政投资支出也必须向着公共化方向转变;另一方面财政投资支出公共化,本身就是整个财政制度公共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支持促进和推动着整个财政制度的公共化进程。改革开放尽管使得财政投资的内容和范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也下降了,但并没有否定投资在财政支出中的重要性,仍然对财政支出活动乃至整个财政活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如何加强财政投资的规范、约束、监督和管理,仍然是财政制度公共化过程中的重大课题。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宏观发展阶段,国力进一步增强,财政收入逐年提升,财政收入的使用方面也有了巨大的转变。而且,政府的财力主要投入工农业生产建设方面,并且财政投入的方面也有根本转变,从工农业生产转向民生工程,诸如交通、农业基础建设、教育、卫生、城市基本建设等等。如此巨大的财政投入,必须得到有效的监督提到了重要议程。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财政支出已经成为保障社会经济稳步发展的必需,不会随着财政收入增长困难而降低,所以未来财政的增收节支显得更为重要,特别需要通过评审把关为节约财政资金发挥作用。同时,按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计划,两年内要新增投资4万亿,其中中央新增投资要达1.18万亿。如此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显然需要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紧密跟进,把好资金使用关。财政投资评审活动,就是加强财政投资规范和预算管理的重要手段。财政投资评审,直接约束和监督财政投资项目的概(预)算、竣工决(结)算等各方面的活动,对于保证财政投资项目的工程质量,加强项目的支出预算和财务管理,提高财政投资效率,保证财政投资活动的正常顺利进行等,都起着无可替代的直接作用。因此,财政投资评审活动,是财政投资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财政履行自己职能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财政投资评审机构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应运而生的,财政投资评审成为为政府投资把关的一个重要手段。1999-2001年间全国各级财政投资评审机构在对基建项目、专项支出项目等的评审中,审出了不合理资金352亿元。
以鞍山市为例,2002年我市财政年收入二十多亿元,经市投资审核的资金不过一亿元,2009年我市的财政年收入已过百亿元,财政投入所需的金额已升到350多亿元。由审核工作为财政节省的资金达到5亿元。通过七年的实践,审核工作由最初人们不认识到现在已引起各个方面的高度认识和充分认可,随着国家的发展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财政投资审核工作必肩负更长远、更重大的使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七年的实践,不但有经验,有喜人的成绩,同时也不断暴露出问题,有许多重大问题急需解决,许多政策法规以及内部管理问题还需不断完善,审核工作的外部环境还需要进一步的营造。这种外部环境关系和内部管理问题的实质就是审核工作的机制与体制问题与国家总的改革与发展步伐如何同步的问题。
一、加强法律法规及其配套规章制度建设迫在眉睫
财政投资审核工作开展七年时间,实践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依法审核,严格执行审核规章制度。如:争取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在项目支出的预算核定和决算审批两个环节上设立事先评审程序;明确评审结论对预算核定、决算审批的依据作用;明确应纳入评审的项目范围;明确财政评审机构在评审环节中的职责等。
财政部2009年下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的通知》(财建〔2009〕648号)中强调,财政部门通过对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预(概)算和竣工决(结)算进行评价与审查,对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以及其他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及追踪问效,是财政资金规范、安全、有效运行的基本保证。《暂行规定》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各地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各地区财政投资评审办法、财政投资评审条例。可见,财政评审工作已逐步走向法制化轨道。然而,评审工作过程中,个案、特例情况层出不穷,如何将法制化深入到审核工作的方方面面,推动评审立法工作,开展评审立法的调研工作,为推动制定《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做好基础工作,使审核工作真正在法律的约束下规范的进行,更好的服务于民,服务于社会,成为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内容。
首先,审核立法工作是把握国家财政收入走向,对财政投资资金情况进行监督的保证。每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要对财政预算编制、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议,现在,财政投资是各级财政的一项重要支出,理应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制定专项的法律,有利于人民代表大会对财政工作的监督力度和提高监督质量。
其次,财政投资是一项全国性的工作,对各级政府都发挥重要作用,它不是个别问题,诸多共性的问题需要各级国家机关编制现行统一的法律条文,使之能政令统一,规范有序地开展工作。
第三,财政投资所涉及国家机关、民政团体、政府机关、事业、企业单位,有些也涉及外资企业,协调这些关系,不是各级政府也更不是财政部门所能解决的问题,只有制定法律,才能使审核工作顺利进行。
有了国家立法,还应该有各级政府可操作相配套的法规、政策。规范政府有关部门之间权力、责任、义务,使之在政府内部能有效的运转。当然,在财政内部更需要制定审核工作规章制度、工作目标、工作标准等内部管理制度。
有了这三方面的系统相配套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财政投资审核工作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审核的对象、审核的主题、审核的标准、审核的权利与义务等在审核工作中的突出矛盾,就能克服发生的随意性问题,该审核的都必须纳入审核范围,既不能有特殊,也不能有遗漏,凡财政投资项目应该由财政审核单位审核,从根本上把握财政投资标准。
只有系统配套的法律法规,才能充分发挥监督关口前移的作用,把问题解决在发生之前,避免钱已经花出去了,损失已经造成了,再去检查追究责任,亡羊补牢固然重要,但未雨绸缪岂不更好。
二、监督关口前移,建立健全监督系统,监督机制
假如我们做一项实验,在辽宁的十四个城市同时搞一项财政投资的建设项目,按现有的办法和体制进行监督,并保证没有任何违法、违规的现象发生,但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十四个市地投资的差别是巨大的,可能是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的差别,原因是各个市在设计的规模、标准、选用的材料上有重大差别。即使是在同一个城市,机构编制基本相同的两个部门,一个是强势机构,一个是弱势机构,他们的办公条件有明显的差别。最近一期焦点访谈报道的教育资源失衡问题,列举北京广州两个特大城市,同一城市同一城区,重点中小学和普通中小学之间,其校舍教学设施之差别一个可与发达国家相比,另一个则停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级水平上,这些例子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上存在漏洞,在监督的系统机制上不健全,目前的财政监督对施工单位做得比较充分,从预算到决算都实行有效监督,基本做到了监督关口设在事情发生之前,杜绝了在这个环节上的漏洞。但对建设项目的主管部门则缺乏监督。主要问题发生在设计环节上,这些部门缺乏标准制约,缺乏监督,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个问题仅靠思想觉悟是不能解决的,因此需要对建设项目主管部门加强监督,一个是方案制定和设计环节上,另一个是在招投标环节上。第一个环节是要制订标准,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要制定诸如办公楼使用面积和装修方面的标准。
为了抵制腐败和浪费,国家相继对公务用车、工资及补贴、差旅费、招待费、电话费等方面都制定了标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对基本建设缺乏标准制约造成的损失比上述几项要大得多,更应引起国家重视,当务之急是抓紧制定这方面的标准,克服随意性,做到有法可依,同时制定监督执行这些标准的办法,加强各监督部门的工作力度,管住由此造成的财政资金的损失浪费和由此产生的腐败问题。
第二道监督岗位就是财政投资审核这关,只要是超出标准的设计,一律挡驾,不准进入招投标环节。据反映,有的城市由于缺乏标准制约,财政花在这方面的冤枉钱可以以亿元计,如果把这些纳税人的血汗钱,用到民生上去,用到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急需问题上去,应能解决很多问题。
三、研究开发审核投资工作规范软件,争得审核工作话语权
目前审核工作的做法是施工单位上报什么样的材料就接收什么样的材料,在施工材料的选择,施工方法的选择上,主动权都在施工企业,作为代表投资主体利益的审核方,由于缺乏自己的规范标准、方法,基本没有话语权。在这场博弈中,都是由对方出招,我们接招,这种局面,限制了审核作用的发挥,因此,必须加以改革,争得审核工作的主动权。:
财政是代表政府的投资人,必须理直气壮地争取下述权利:
第一,参照医药改革中制定基本药物目录的改革做法,制定大宗、主要材料的基本目录,基本目录入选的材料,在产地、质量、价格等方面要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有利节约成本。施工企业必须在目录中,选用所需材料。
第二,由投资审核部门参考现行编制文件形式、内容、方法,结合审核工作要求,研究开发统一规范的预算报送软件及相关报审材料,以提高报审材料的质量,为提高审核工作的质量效率创造条件。
财政学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一、由“基础和支柱说”谈起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创造性地提出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兼具历史和理论高度的重要论断。围绕这一论断，学界展开广泛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培勇教授于2015年最早将其概括为“基础和支柱说”，认为这一全新论断反映了国内外财政运行变化新趋势，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基础和支柱说”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传统财政学“市场失灵—公共物品—财政职能”研究逻辑的不足，对财政概念、财政职能、财政学科属性、财政活动主体、财政学理论体系都提出了重大挑战，也因此，财政基础理论创新迎来新的机遇期。“基础和支柱说”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提出的，其核心在于财政定位的提升和拓展，从根源上摆正了财政与财政体制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突出位置。相较于传统财政学理论，“基础和支柱说”认为财政不仅仅是经济范畴、经济领域的要素，而是关涉整个国家治理的重要问题。财政体制改革应以满足国家治理活动中社会公共需要为逻辑起点，深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所有领域，关注并对接国家治理层面的基本问题。从经济领域跃升至国家治理范畴，现代财税体制构建出现了重大转折。以此为基点，财政主体覆盖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个人，财政职能跨越一般政府职能覆盖国家治理等诸多方面，财政学科边界也随之拓宽，范围更为包容。由此，财政基础理论建设也从弥补“市场失灵”转变为立足“治国理政”，步入了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阶段。“基础和支柱说”这一论断的出现，引起了国内财政学界的广泛关注。众多学者开始反思传统财政学在中国的处境，并逐渐意识到传统财政学理论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巨大藩篱。“基础和支柱说”由此成为财政基础理论创新的重要支点。以东北财经大学校长吕炜教授为代表的财政学者基于中国财政实践，认为财政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始终承担着基础性和支柱性作用，“基础和支柱说”的提出高度概括并回归了财政的本源。中国财政较之西方发达经济体财政在制度背景、权力构成以及发展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着根本性差异。这种非规范的制度安排蕴含着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特殊选择，是中国基于自身改革目标与发展要求不断调适所形成的财政制度架构，难以简单用市场经济体制下某一种既有的财政理论加以解释和评判。由此，吕炜教授以中国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成立70年以及共产党建党100年间的财政改革与制度实践为研究对象，归纳总结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转轨中，不同改革时期财政研究的特殊规律与一般逻辑，以此阐释中国财政改革的道路和模式。这种源于财政实践的逻辑归结与方法论探索恰恰是构建中国财政理论框架的研究基础。
二、当前财政基础理论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及进展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政的重新定位，使得学界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财政基础理论研究，不仅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增长，而且正在逐步形成多维度的代表性观点。这些观点包括以“基础与支柱说”为基础的国家治理财政学，但不限于此。新市场财政和公共风险财政论近年来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并正以逐步完善的理论体系扩大影响力。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哪种观点的财政基础理论研究均呈现出团队研究型的特点，通过梳理财政基础理论研究代表性观点的进展，还可以清晰地看出当前我国财政学理论研究的分布情况。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以及财政科学研究院作为财政理论研究的主要阵地，也是财政理论创新研究的主力，充分展示了在财政理论研究方面的继承与发展。
（一）国家治理财政学
国家治理财政学缘起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以陈共、郭庆旺、刘晓路、吕冰洋等学者为研究代表。
传统或西方财政学从市场失灵角度理解政府职能的思路是不完备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显然已经超越了这一西方主流分析框架。根据这一论断，2015年陈共教授专门撰文分析财政学研究对象，拓展了财政学研究思路。财政应该是经济与政治的二元结合，既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公共物品，同时也应制定现代财税制度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6年，刘晓路、郭庆旺从国家治理视角梳理了官方学时代、政治经济学时代、经济学时代的财政形态，提出中国财政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回应现实需要，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财政理论。2017年，刘晓路、郭庆旺借梳理陈共先生财政思想之机，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基础理论的发展变化。他们认为“国家与财政的关系问题”是贯穿财政基础理论的核心问题，有必要建设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理论，并为之命名为“国家治理财政学”，这是在此前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的具化与深入。但遗憾的是，两位学者尚未建立完整的学术理论框架，也没有就国家治理财政学的具体内涵进行详细阐释，仅从宏观层面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强调建立财政学与“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将财政活动与国家意志形成、国家能力培养、国家制度构建有机结合；二是财政研究应立足于“国家能力”，要求财政学理论所指导的财政实践能够切实增强国家能力，从而有效解决该时代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三是基于“国家自主性”的传统财政理论具有相应的历史合理性，财政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应遵循一定的路径依赖。不难看出，国家治理财政学肇始之初便根植于“国家”理念，认识到了财政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之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差异性特征。
2018年，吕冰洋以刘晓路、郭庆旺的国家治理财政学理论先导为基础，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国家治理财政学的理论框架。吕冰洋借鉴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在于国家能力的提升，并将国家能力具体为市场增进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在国家治理视阈下，财政的出发点应从市场失灵下的基本公共物品提供上升至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公共秩序重建，以此为目标进行支出、收入、预算和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制度设计。国家治理财政学发展至此，形成了一套围绕国家治理目标与财政制度设计能够逻辑自洽的“国家治理财政”框架体系，较之前述研究更加具体完整，且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但其与中国财政现实是否契合，以及能否为现有财政体制改革提供靶向性理论依据，文章浅尝辄止，仅以“政府间财政关系”为例点墨带过。
由上可知，国家治理财政学最突出的贡献是建立了财政学与国家治理之间的联系，从理论上阐释了财政为何以及如何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但是，截至目前其理论研究的不足之处也是比较明显的，例如国家治理财政学的核心内容是理论分析和框架设计，而对于如何将国家治理财政学与中国改革实践相融合、如何以理论创新指导制度建设等相关讨论仍是不充分的，这也是未来这一理论发展和延续的重点与关键。
（二）新市场财政学
新市场财政学的主要研究阵地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财政税务学院，代表人物是李俊生、马海涛、姚东旻、白彦峰、曹明星等学者。2016年，李俊生和姚东旻以“魏则西”通过百度搜索购买医疗服务事件为案例，探索了政府和私人部门处于同一平台时如何通过“交易合约”避免出现市场和政府的双失灵，从而实现私人价值与公共价值的优化配置问题。这是“新市场财政学”首次正式出现于学术理论视野，通过实际案例验证了这一理论对现实财政问题的解释力。2017年，李俊生撰文进一步阐释了新市场财政学的理论框架：其研究基础是“社会共同需要”，以此解释财政的本源和市场的本质；其核心概念是“市场平台观”和“政府参与观”，即以市场为平台，公共部门、企业、自然人等都遵循相同的市场规则（“市场规则观”），处于平等的市场地位，通过公共价值衡量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及公共部门的财政活动（“公共价值观”）。理论渊源上，通过对比分析国家分配论、盎格鲁—撒克逊学派和欧洲大陆学派的代表文献，阐释了新市场财政学主要是以欧洲大陆学派的财政理论为基础。与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学理论不同，欧洲大陆学派并没有将政府与市场相对立，而是将政府与市场看作是财政行为主体。在此基础上，新市场财政学以市场为交易平台，进一步明确了国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和边界。新市场财政学对中国财政理论学界而言，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是对已有财政理论的继承与开拓，是学界对财政理论探讨所取得的显著进步之一。这一理论结合现实经济运行规律，对西方财政理论进行纠偏，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财政学以市场失灵为出发点，将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讨论范式。新市场财政学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逐步深入、清晰地阐释了其核心议题、理论渊源，还在于其为理解当前政府与市场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例如以从新市场财政学的“市场平台观”为基础，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合作空间、医疗保险制度的提供方式、社会救济与社会互助等问题。
由上可以看出，新市场财政学的研究以典型事实为分析起点，深入剖析了事件背后的财政逻辑，并逐步完善了理论体系，直至拓展其解释和应用范围。新市场财政学发展至今，已然成为财政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之一，其理论探讨和应用研究主要由特定研究团队进行，其研究范围和深度有待进一步深入。作为一项基础性财政理论，新市场财政学仍需以更高的视野来回答和解释宏观经济发展和财政体制改革层面的基本问题，形成以中国故事为基底的财政学完整理论体系。未来，新市场财政学仍应以探讨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阐释财政主体行为特征，修正传统财政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技术路径，为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提供丰富的事实支持。
（三）公共风险财政论
公共风险财政论的研究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为主，以刘尚希、傅志华、李成威、陈龙等学者为代表。
1997年，刘尚希较早地开始将财政风险纳入研究视野，提出财政是全社会风险的最终承担者。财权分割、财力分散是财政风险加剧的表现，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利用外资失控都可能加剧国家财政分权，金融风险可能是财政风险的直接导火索。1999年，他明确提出在财政风险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财政制度和政策选择的目标应是防范财政风险。此后，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03—2005年以公共债务和财政风险为核心的制度分析阶段；二是2015年至今以国家治理风险防范为切入点的财政理论建构阶段。2003年，刘尚希系统阐释了财政风险的分析框架，将财政风险定义①为：政府拥有的公共资源不足以履行其应承担的支出责任和义务，以至于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受到损害的一种可能性，此为财政风险论的正式研究起点。公共风险财政论的理论基础在于，政府（或国家）是一个双重主体——经济主体与公共主体。经济主体意味着政府与企业、个人拥有平等的经济地位，政府享有维护自身公共产权的权利。公共主体则表明政府有义务承担公共决策中的财政、金融、债务、企业风险，同时需要承担公众期望和社会压力所引致的支出责任和义务。研究工具则是借鉴了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HanaPalackovaBrixi的研究成果——财政风险矩阵。2004年，刘尚希剖析了我国财政风险的制度原因，包括政府承担了国有企业风险，公共预算对政府行为的软约束以及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不明确等。化解或降低财政风险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制度构建，硬化预算约束，同时提高财政透明度。2005年，刘尚希重新界定了财政风险，并对政府作为经济体和公共主体两重身份下的财政风险作了具体阐述。此后，公共风险财政论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进展相对缓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政确立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公共风险财政论开始从国家治理视角审视财政改革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问题和公共风险挑战。2016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通过理论分析财政风险、公共风险之间的传导机制，构建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财政赤字与债务风险多种指标体系，以此作为公共风险财政论的分析工具。2018年，“廊坊会议”上①，刘尚希结合其《公共风险论》一书，报告了基于“公共风险”这一核心概念建构的财政理论设想。他指出了传统财政学的逻辑缺陷，认为新财政学应从集体观念出发，以风险社会为背景，以公共风险为逻辑起点，运用行为主义分析公共风险的产生和治理机制。公共风险财政论的研究与中国改革发展同步进行，跨越时间较长，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科研成果。以公共风险为视角的财政理论建构唤醒了民众的社会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也为制度变革提供了理论推动力。公共风险财政论诚然能够在债务风险防范、央地财权事权划分、预算制度改革等方面为提供制度评价与政策分析的理论依据，但是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其一是缺乏完善的理论基础，财政风险分析源于我国财政风险逐步暴露的事实，虽然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并且意义重大，但其理论基础薄弱，研究中多以风险事实为依托，尚未形成完整普适的理论架构；其二是财政风险分析更加倾向于一种逻辑分析，在风险指标体系构建中仍是以债务风险矩阵为基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政策评估的灵活性、有效性、客观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总结与启示
国家治理财政学、新市场财政学以及公共风险财政论是当前国内财政理论创新的主要代表。它们虽然针对的主要问题不同，但从理论研究不断完善的过程来看，具有明显的共性特征：一是基于深厚的财政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以及财政科学研究院一直以来都是财政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为财政基础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二是基于学术团队长期以来的学术思考。以国家治理财政学为例，陈共、郭庆旺及吕冰洋一直以来致力于财政理论研究，特别注重财政理论与我国财政实践相结合，并以学术话语展示中国财政逻辑。国家治理财政学是理论与实践又一次在学术层面的结合，展示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长久以来对财政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以公共风险财政论为例，刘尚希自30年前就已经关注到了财政风险问题，回溯他已经发表的文章，可以清晰地看出公共风险财政论逐步丰富完善的过程。因此，公共风险财政论是凝结了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团队30年来对财政问题思考的智慧成果。以新市场财政学为例，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已展示出清晰的发展路线，沿着现象—理论—框架—应用不断前行。
与此同时，我国财政理论研究现状也暴露出存在的问题：一是理论与实践的不相匹配。明显地，国家治理财政学和新市场财政学更侧重于理论基础阐释，但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有待进一步考察；公共风险财政论由现实财政问题引发，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但是理论基础不够坚实有力。当然，目前研究中的不足也成了今后研究的重要突破点。二是不同方向研究由特定研究团队进行，但是相互之间的学术交锋较少。
三、西方财税思想中的跨学科融合
中国财政理论导源西籍，取径东瀛，受西方财税思想影响深远。因此，有一些学者以西方财政经典理论为基础，从跨学科的角度丰富了财政基础理论，其中以财政社会学和财政政治学较为典型。
（一）财政社会学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刘志广是财政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者。2005年，刘志广回溯了国外财政社会学提出、兴起、停顿、复兴的发展过程。
财政社会学源于对财政学技术化的反思，有奥地利传统和意大利传统两个分支：歌德雪与熊彼特为奥地利传统的代表人物，主张财政社会学以研究社会的政治经济影响为目的，而歌德雪与熊彼特却就是否遵循马克思主义秉持着不相同的研究路径；帕累托及其学生为意大利传统的代表人物，主张从经济均衡和社会均衡角度对公共财政进行分析。2006年，刘志广在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下阐释了财政制度的内涵及其分类，认为财政制度是产权界定和人权安排的元规则，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或“立宪性”制度安排。按照现代语境，2012年，刘志广将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归纳为：以国家财政为视角，围绕国家与社会发展所进行的理论、历史研究。2014年，以中国改革顶层设计为出发点，刘志广提出财政社会学的核心思想在于，财政问题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根源。特定的财政制度总是决定着特定的国家治理结构与模式。因此，中国改革顶层设计应以提升现代国家能力为着眼点，具体指向公共财政制度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也对财政学基础理论的创新提出了必然要求。财政社会学在当代兴起，以“社会”视角构建财政学理论体系，要求宏大理论框架和宏大历史叙事相结合，恰恰是回应了这一时代要求。财政社会学对于财政制度的基础性表述与“基础和支柱说”中的财政定位，存在着一定的耦合关系。财政社会学向我们提供了认识国家的独特视角，将财政纳入社会这一复杂系统中，综合考虑经济、政治诉求，使其对于国家治理中的制度改革拥有了更强的解释力。但是，从现有研究来看，基于财政政治学框架所衍生的财政问题思考，如财政分权问题、民生与财政问题等，依然缺少具备可操作性的现实指引，存在理论框架嫁接经济现实的问题。同时，相关财政改革方案多以税收为落脚点，分析存在一定局限性，财政社会学作为一项完备的财政基础理论，研究视野应扩展至更广阔的领域。
（二）财政政治学
上海财经大学刘守刚是财政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倡导者之一。2010年，刘守刚探索了财政研究的政治学路径。
刘守刚主张财政政治学是财政学的一部分，即对财政现象进行政治学的分析与研究，而非财政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政治学的研究内容可分为财政运行政治学与财政转型政治学，后者对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更具有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2015年，靳继东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赋予了财政新的功能定位，财政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也应随之延展。由此提出，财政政治学的根本目标在于满足国家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的重大需求，围绕政府间财政关系、预算政治过程和财政民主法治等问题展开讨论。2021年，陈龙在前述研究基础上就研究主线、基本假设、基本问题对财政政治学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扩充。财政政治学依然遵循“经济人”的基本假设，以财政权力和利益分配为研究主线，讨论财政的政治道德基础、征税权和预算权的性质、财权配置和运行、财权的规范与制约等问题。
目前而言，财政政治学在西方理论界的发展较为迅速，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刘守刚和魏陆主编的《财政政治学译丛》，全书共12册，探讨了19世纪不同欧洲国家在现代国家制度建设过程中公共财政的发展情况，是财政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相较而言，国内的财政政治学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同学者对于财政政治学的理论构建各抒己见，共识与分歧并存。现有研究成果多以西方财政思想为基础的概念化讨论，对相关研究范式、研究内容等基本问题的探讨尚不充分，针对中国现实的财政政治分析也远未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
四、关于财政学科的讨论
与财政基础理论研究蓬勃发展相适应的，是关于财政学科范畴的探讨。基于“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重大论断，有学者认为财政学科的研究范围和性质应重新审视。一种观点是财政学应是多种学科的交叉。2015年，陈共撰文讨论了财政学对象的重新思考，以“财政”一词来源为引阐释了财政学科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双重属性，认为以交叉学科的视角探讨财政学问题是未来财政学理论创新的主要方向。2014年，高培勇在阐释“基础和支柱说”时也明确提出“财政是一个跨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多个学科和多个领域的综合性范畴。”但是另一种观点是坚持财政学是经济学科。2016年，安体富从财政学在西方经典经济学著作中的论述为主线，认为一直以来财政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财政学与多种学科的交叉也不能动摇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主体地位。2021年，张馨针对当前财政学理论研究专门论述了市场经济下财政学的理论基础。他认为财政学是基于微观经济学中的市场失效和公共产品问题，因此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具有严密的逻辑。在新时代背景下，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市场失效论”和“公共产品论”仍是重要的理论支撑。
关于财政学科研究范围和性质的讨论是财政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深刻地影响了财政学研究问题和方法。第一种观点拓展了财政学研究范围，为财政基础理论创新提供了空间；第二种观点强调了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是以经济学为基础，即使创新也应在经济学体系中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严密的逻辑结构。
五、总结与展望
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陈共教授在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体系建设中明确指出，“我国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十分不相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三个特点，既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财政问题历来都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和重大问题，财政理论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财政学基础理论研究进展，既体现了对财政基础理论的继承，也体现了原创性、反映了时代性，并逐步以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形成学术体系。这是财政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对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回应，也是国内财政学研究自信的体现。
财政学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一、重视财政法基础理论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要想获得较大的发展与繁荣就必须首先在基础理论上下工夫，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理论做支撑，任何学科都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财政法学是以财政法及其与财政法相关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我国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大多基础理论问题都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研，而只是停留在借鉴法理学、部门法学和财政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可以说，尚没有提出具有中国财政法学特质的基础理论学说。甚至有些基础理论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关注，如财政法学方法论、财政法学体系、财政法范畴、财政权力（利）、财政法行为、财政法责任等。
我国财政法学尚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和欠缺有着直接的联系。没有基础理论的支撑，财政法学就是苍白和无力的，它只能停留在对现有的财政法律文件的浅层次注释和评价的层面，只能对财政法制建设提供一些零星的立法建议和完善措施，这种方法和思路使财政法研究注定只能随着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亦步亦趋，而始终落后于实践。由此，我国财政法学研究成果的价值是暂时性的、应急性的，而不可能是长远的、稳固的。
法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实践科学，作为部门法学的财政法学，其应用性和实践性更强，再加上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很多学者都倾向于与实践紧密相连的研究，但往往忽视了纯理论研究的价值，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是有理论存在，在根本没有理论存在的情况下，所谓的联系实际，就只能是就事论事，其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适性都要受到极大的限制。理论研究的价值不是眼前的，也不是暂时的，而是长远的，当然，理论出台之后，其最终的生命力还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的。
要锻造财政法学与众不同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必须依赖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将财政法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不仅关心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更会着意将财政法置于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大环境中，确立财政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机的处理好财政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如何协调的问题等；也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使财政法内部发展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使概念与概念之间、原则与原则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环环相扣却又领域分明。可以说，财政法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法立法的质量和财政法实施的效果，也决定了财政法学能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以及财政法学自身研究的进展和步伐。
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首先应当重视法理学，也就是要进行“财政法的法理学研究”，将财政法的理论及研究条理化、体系化和规模化。一方面要将法学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价值、效力、功能等置于财政法的具体环境中深入研究，使其为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完善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着力从财政法自身出发，对财政法的起源、原因、性质、功能、价值，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展开法理分析，为其寻找法理渊源。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来指导具体的财政法活动，而从具体的财政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总结出一般法理，这样才能引导财政法学走向成熟。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还应关注财政法在宪法上的含义和要求。除了增加理论深度的法理学和提升效力位阶的宪法学以外，财政法学还应该多借鉴国家学说、政治学、财政学、公共选择理论、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新兴学科等相关学科的先进成果，以丰富自己的理论殿堂。
二、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
任何一门学科要不断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就必须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必须从中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财政法学也不例外。
财政法学是一门年轻的、开放的、尚处于成长、上升期的新学科。谓其年轻，是因为它不象民法学和刑法学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谓其开放，是因为它与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其它法学学科等存在多方面的交叉与融合；谓其成长和上升，是因为它的应用和发展空间无限广阔。目前，财政法可研究的领域尚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也有不少。当然，未开垦的领域并不等于学科一定会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人员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及不畏艰难险阻的毅力和勇气。
拓展研究领域的方法和思路有多种，可以借鉴其他部门法学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从而发现本学科需要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也可以深入财政法制建设的第一线，通过采访、观察、访谈、调查等方式发现新问题，并以此为切入点，开拓一片新的研究领域，寻找财政法实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
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实质在于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最重要的是方法的问题。方法是达到目的的基本路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丰富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提升该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财政法学是一个融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即使在法学内部，它与其它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也十分明显。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其选择具有开放性和发散性，加强对财政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是当务之急。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种自然科学方法的采用，近些年出现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实际上也是得益于经济学方法的广泛运用，经济学方法的独特性也就奠定了经济学在人类各门学科中的重要地位。财政法学乃至于法学，要想树立自己学科的地位，就必须在研究方法（如规范分析法、价值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上下工夫，就必须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为拓宽研究领域，财政法学应注意加强与法学其他学科的联系，加强彼此之间相通点的研究。财政法与宪法、经济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等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从中能够找到跨部门合作研究的共性问题。今后，财政法学必然在加强自身基础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不断深入拓展。除此之外，中国财政法学还应该大力加强外国财政法、国际财政法和比较财政法的研究，广泛地借鉴国外财政法立法和执法的先进经验，吸收国外财政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渴望进步的新世纪的中国财政法学。
三、挖掘财政法研究资源
一门学科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不能把目光局限在本学科的领域之内，而要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出发，去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挖掘自己的研究资源。
在我国各门法学学科
发展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制约各个部门法学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就是研究资源的多寡。在我国的部门法学中，民法学之所以能够率先发展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民法学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大量国外的先进民法典的翻译，大量国外民法学著作的引进，都为我们民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资源。同样，行政法学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兴起并逐渐走向繁荣，除了我国加强行政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外，丰富的研究资源的引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因素。
比较起来，财政法学的研究资源的确是稀缺的。目前我国尚没有引进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文件，也没有翻译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学著作。没有充足的财政法学研究资源，我们研究的视野和研究的水平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就难以充分有效的借鉴和利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财政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成果，这样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也只能在低水平状态下徘徊，财政法学发展的速度缓慢，也就不难解释了。
研究资源的获得不能等待他国或他人来提供，只能靠财政法学者自身的努力，去不断学习，不断挖掘财政法的研究资源。当然，这需要我们的财政法学者具有坚实的外文基础以及孜孜不倦、埋头苦干的精神。如果我们能够组织力量在短期内翻译一批国外先进的财政法规范性文件，翻译一批国外著名的财政法学著作，再从我国台湾地区引进一批财政法学著作，那么，我国财政法学研究的繁荣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对于国外的学术专著和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文件，应全面收集，建立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对其别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国家应投入必要的资金，并积极组织人员翻译出版。由于这不仅是翻译者个人完成科研任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财政法制建设和财政法学整体的发展，因此，凡是具有能力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支持这一伟大的事业。至于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以及其他华语国家的财政法学资料也应该利用各种机会收集和整理，并建立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设想中的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和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可设在财政部或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内，有关资料不能为某一个或几个单位所垄断，应该面向社会开放，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效应。
四、加大财政法研究合作与人才培养的力度
财政学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安徽大学，合肥230601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法和词频统计法对CNKI收录的152篇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评估了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现状。结果表明，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呈现出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群体相对集中、研究主题比较突出、基础研究比例偏高、定量分析方法运用较少和研究资助力度不够等几个特点。为此，本文建议研究者、研究机构、学术期刊和政府共同协作，进一步提高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质量。
关键词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文献计量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544(2015)06-0036-05
近年来，随着财政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问题得到全社会的关注，人们在反思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损失浪费问题严重的同时，更加关注对公共财政资金的绩效管理。强化绩效、科学理财逐步成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指导思想。学术界对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能够为财政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反过来，对代表性期刊学术论文研究质量的评估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理论研究水平。运用文献计量方法、词频统计法吸SPSS软件对CNKI(中国知网)收录的2000年-2015年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学术论文进行综合评价，总结研究特点，提出改进建议，实现本次研究的目的，为财政决策部门提供理论和数据参考。
一、确定评价样本
为了有效评价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现状，选择CNKI收录的2000年-2014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论文作为评价样本，分四步确定评价样本。第一步，初步搜索。在CNKI数据库中，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为主题搜索显示，期刊论文732篇、博硕士论文260篇；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为
关键词 的论文25篇、博硕士论文4篇；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为篇名的期刊论文13667篇；博硕士论文127篇。第二步，进一步筛选。对上述论文进一步分析发现，50%以上的论文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主题相关性不大，不能为评价目标服务，予以剔除。第三步，以“主题”为检索项，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为检索词，以相关度或时间为序，按照精确匹配的原则，检索2000年-2014年间，CNKI收录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截止时间2015年1月3日）。结果显示，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共计152篇论文。
第四步，下载152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论文，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评价数据库，以此为评价样本，运用词频统计法、文献计量分析法和EXCEL等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综合评价。
二、数据分析与评价
（一）研究时间评价
图1给出了2000年-2014年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数量情况。可以看到，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的数量在逐年增加。2005年到2007年之间增长迅速，且在2013年达到顶峰，今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仍将是一个研究热点，将会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出现。
2作者学术地位。统计结果显示（表2），研究生占19.35%，初级或中级研究人员比例为26.61%，副教授为6.450/0，教授仅为3.22%，此外，44.35%的作者没有标明学术地位，这与部分期刊对作者学术地位标注的要求不尽一致有关。上述统计表明中国财篇。与其他相关研究相比，山东大学汪全胜教授对中国立法后评估的研究系统性较强，自200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法后评估研究”获得立项以来，在17个不同的重要期刊发表17篇立法后评估研究论文，占所有重要期刊立法后评估论文的12.14%，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为中国立法后评估实践提供决策参考。可见，对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中，单个作者发文量偏低，研究系统
（二）研究者评价
l作者单位。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门的作者是主体，占57.24%，而企事业单位和独立的研究所、研究中心的作者比例仅为2.63%，如表l所示。高校作者中，上海财经大学9篇，占14.52%；西安交通大学5篇，占8.06%；上海师范大学4篇，占6.45%；中央财经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南京大学各3篇，各占4.84%；长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各2篇，各占3.23%；其他学校7篇，占11.29%。这与中国立法后评估和中国低碳经济研究情况大不相同。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人员更加年轻化，中级和副高职称人员成为研究的中坚力量。
3．作者数量。统计显示，人均超过两篇的作者有l6位，共发表了34篇论文，占总数的22.37%，其他118位作者人均1性不强，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相关问题的探讨不够深入。
（三）研究主题评价
1．学科方向。统计显示，152篇样本论文的学科方向包括财政与税收、高等教育、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会计与审计、职业教育与教育管理、农业支出、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基础设施投入、行政管理、水利水电、林业财政、医药卫生、中等教育、金融、交通运输等，其中财政与税收方向的研究论文119篇，占78.3%，其他研究方向的论文只占21.7a/o。由此表明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主题鲜明，研究人员专业性较强。
2．
关键词 。通过对论文
关键词 的统计发现，财政支出带来的效率、效益和效果，为了科学评价财政支出绩效而进行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事实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方法依然没有形成体系，研究人员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的关注不够，这方面的论文只占1.28%，很显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存在问题的研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实现绩效审计目标。
（四）研究阶段评价
1．研究层次。统计显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达65.79%，职业指导的论文也达到17.11%，政策研究达到9.87%，对技术指导和相关应用的研究论文比例偏低，仅占2%，如表5所示。可见，财政支出绩效研究还处于理论基础研究阶段，缺少深入的技术性的指导和应用研究，在这49.35%的论文围绕“绩效评价”，“财政支出”展开研究，其他研究主题体现为“指标体系”、“改革”、“数据”、“管理”、“评价”等。表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主题突出，
关键词 出现频次超过两次的如表4所示。
由此可以看出研究人员关注的重点在于各项方面有待提高。
2．论文级别。对刊发样本论文的期刊进行统计显示，载人北大核心和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总计78篇，占评价样本的70.27%，载人CSSCI期刊中的论文数量有33篇，占29.73%。核心期刊发表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论文分布情况如表6所示。
可以看出，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论文主要刊发在财经、税收、会计类核心期刊上，尤以《中国财政》发文量最多，《财会通讯》、《财政研究》等期刊紧随其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论文受到高级别期刊的青睐，进一步表明关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问题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从CNKI收录的所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论文来看，按照研究主题分类计算，152篇样本论文只占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论文的15.32qo；若按篇名计算，样本论文只占l.lOl%，核心论文和权威论文数量偏少，因而，进一步提高论文质量，在高级别期刊是必然趋势。
（五）研究技术评价
对研究方法的统计显示，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非经验主义方法，超过50%的研究是案例举要与统计调查，注重实证分析。研究方法选择上，学者们倾向于使用定性方法进行评价，定量方法使用较少，但也有部分定量分析方法得到使用，如DEA方法出现了8次，AHP法出现了6次，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出现了14次，模糊综合评价法也被使用过2次，总体上，定量评价方法使用比例不高。
对国外文献的跟踪情况统计显示，152篇样本论文中，中文
参考文献累计出现386次，占评价样本的87.73%，英文
参考文献累计出现54次，占样本论文的12.275。由此可见，学术界在进行财政绩效评价的研究时，主要参考国内的研究成果，极少数是国外实践与成果。因而，借鉴国际文献与实践经验，开展理论对话，提高研究水平是今后需要加强的工作。
统计中也发现，由于作者写作手法和期刊对
参考文献标注要求不统一，导致部分论文没有标注
参考文献，使得样本论文的
参考文献总数量偏少，不符合学术研究规范和基本要求，这也需要研究者和期刊在今后的研究和论文审稿中加以重视。
(六）研究资助力度评价
统计结果显示，高达88.82%的有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是没有受到基金资助的，部级基金和地方政府基金的资助较少，仅占9.21%（如表7所示）。由此可以看到相关研究还没有受到很多的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与处于基础研究阶段的评价相呼应。
三、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上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总结出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起步较晚，但发表的重要论文数量逐年攀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公共财政仍将发挥巨大的推动力，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热点课题。
2．研究群体相对集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成为中国财政支出研究的主力军，财经类院校对财政绩效问题的关注要高于其他综合性的高校，如样本论文中，上海财经大学就有9篇。同时，研究者主要是具有研究生学历和中级职称的研究人员，中级职称和副高职称人员将是今后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的主力。
3．研究主题比较突出。研究人员学科方向以财政与税收为主，体现出研究者专业性较强的特征。同时，49.35%的论文围绕“绩效评价”，“财政支出”展开研究，其他研究主题包括指标体系、改革、数据、管理、评价等，表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主题突出。
4．基础研究比例偏高。65.79%的论文都是基础性研究，研究者关注研究对象本身的问题，没有进一步的挖掘研究对象深层次的问题。并且，基础性研究成果在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发表的比例偏低，还没有形成一系列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
5定量分析方法运用较少。90%的研究注重定性分析，这和65.79%的研究以基础性研究有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中定量分析具有较大的空间。
6．研究资助力度不够。大部分的研究缺乏基金的资助，也是导致研究成果质量偏低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性研究的资助力度不够，不利于科研工作者研究效率的提高。
（二）若干建议
综上所述，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整体上还处在初级阶段，对于进一步提高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质量，建议加强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研究者方面。首先鉴于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者结构不均衡，教授、副教授参与研究的比例偏低的现状，需要进一步优化研究人员结构，鼓励正高和副高职称的教师和研究员组建研究团队，参与财政绩效评价的研究。其次，财政、税收机关工作人员对财政支出结构和规模比较了解，能够结合工作实践，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提供指导，因而，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财税工作人员是今后优化研究群体结构需要考虑的对象。第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属于财政学和技术经济学交叉领域，对财政支出规模及结构、财政支出实施过程和实施绩效的评估属于中评估和后评估，需要结合技术经济学的评价方法、评价工具和模型进行定量评价，因而需要研究者掌握一定的定量评价方法，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奠定理论基础。
2．研究机构方面。首先，各研究机构应主动加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中来，并且要明确各自责任和研究主题。确立各自的核心研究主题，组建理论功底扎实、创新能力较强的科研团队，围绕核心主题开展针对性研究，以高质量的专著、权威论文、研究报告申请项目结题，为继续申请新项目或新课题做准备。其次，需要研究机构建立一套对于该方面研究切实可行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以评价研究机构内研究人员的科研绩效水平。第三，还要注重与相关专业领域专家的交流与学术研讨，相互学习，以达到提高整体研究水平的目的。
财政学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变迁概况
众所周知,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较之其他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要晚得多。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英国重商主义学派托马斯。曼倡导的“贸易差额论”,“国防财政论”就是西欧各国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资本主义发展与专制君主利益相一致的产物。威廉。配弟的《赋税论》被誉为西方最早的财政学专着,是在重商主义走向古典经济学派过渡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关系扩大,为满足新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斗争需要出现的,并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西方国家财政理论真正具有科学的性质,始于18世纪中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迅速发展上升时期,古典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亚当。斯密顺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集前人财政理论之大成,予以融会贯通,于1776年出版了财政学说专门论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对国家财政进行了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积极宣扬经济自由、发展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张国家职能越小越好,政府只要能起着“城市警察”的作用就足够了。国家财政支出必须限制在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建设和维护公共机关的需要。国家财政收入来自君主或国家财产收入和来自赋税收入两个方面,并以地租、利润和工资三种收入作为课税划分依据,提出了着名的税负公平、确实、便利、节约四大原则。《国富论》的问世,使西方财政理论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而庞大的体系,为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石,对资本主义各国在财政理论上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人们都称亚当。斯密为西方财政学的鼻祖,创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财政学,是不言而喻的。亚当。斯密的财政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经过大卫。李嘉图的继承和发展,对西方各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19世纪最后20年,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过渡,到20世纪初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要求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逐步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1929—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波及最广、最深刻、最剧烈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从美国开始,很快冲击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角落,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量下降了1/3到2/5.例如英国下降了23.8%,法国32.9%,德国40.6%,意大利33.1%,美国下降达46.2%。在此背景下,西方资产阶级过去传统的经济政策破产了。以国家干预经济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广为传播。凯恩斯主义者以《通论》为理论基础,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要求政府放弃自由资本主义原则,实行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提出了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实现充分就业的一整套理论政策体系。西方国家以凯恩斯主义理论为根基,普遍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增加公债发行,强化税收功能,扩大政府开支等扩张性财政政策,从生产、分配、流通领域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国家职能已从过去的“城市警察”拓展成为全面干预经济社会的重要工具。凯恩斯主义风行一时,几乎主导了近半个世纪西方的财政理论基础。到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失业与剧烈通货膨胀交替作用同步上升的“滞胀”的局面,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西方国家先后又产生了一些同凯恩斯理论相悖的经济学说,财政理论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的财政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演进的历程表明,根植于私有制经济基础各学派的理论依据,政策选择虽各有差异,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
二、中国传统财政理论的贡献与不足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博大精深,散见于各代典籍的财政思想以及理财之道的论说汗牛充栋,而且都十分重视“定赋税,制国用”,财政收入轻赋薄敛,注重财源培养,支出省财节用,藏富于民。中国春秋时代儒家的财政观点就普遍主张减轻徭役,薄敛赋税,即轻徭薄赋之说。我国古代众多的财政论说,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千年漫长的演进和发展,均有所充实和更新,例如唐代刘晏、杨炎的财政思想,宋朝王安石的财政思想,以及明代丘濬的财政思想等等,对于指导封建王朝的财税改革均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国古代众多的财政思想始终未能形成系统的财政理论体系,更无专门的财政学论着。我国现代财政基础理论和专门着述的研究起步较晚。我们所见到由中国学者撰写出版的财政学着作,如陈启修着《财政学总论》、李权时着《财政学原理》、何廉、李锐着《财政学》等等,都是民国时代的产物,至今还不到100年。这些着作的理论基础,内容及结构体系,基本上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财政理论的翻版,即“公共产品论”或“公共财政论”的通盘移植,既无多少新意,又无中国特色。
三、新中国财政理论体系在曲折中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财政学界开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财政学科的本质、职能、原则、经济范围及其属性。50年代初有的学者虽然也提出过财政是国家在满足其需要,进行社会财富分配与再分配的经济行为的界说,我认为这一命题,只简要回答了什么是财政,而没有触及财政本质的深层次研究,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分析或专门着述。由于建国初期的特殊历史背景、经济学“唯我独尊”,国内理论研究一边倒,完全排斥西方经济学理论。我国财政学基础理论建设受到苏联财政理论影响极深,把财政学研究的对象界定为货币关系体系,即“货币关系论”的观点,在国内占居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但是,货币关系论的理论在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财政问题,出现了很大困难,许多历史事实缺乏充分依据支持自己的论断,难以自圆其说。有鉴于此,5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国内一些学者对货币关系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我国老一辈财政学家西南财经大学许廷星教授从国家实现其职能
财政学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财政学；课程设计；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2-0115-02
财政学是研究财政在政府配置资源中的特殊作用及其运行规律，财政学课程在实现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结合日常教学经验来探讨《财政学》课程设计与教学方式方法的改进。
1细心诱导，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对理论性知识掌握有一定欠缺，针对财政学理论性较强，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兴趣，比如适当结合内容放映并讲解与理论相关联的时政知识。比如，在讲解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使用时，要依据经济环境选择合适的政策，可以先放映次贷危机的记录短片以及我国出台各项政策措施的新闻短片，吸引学生兴趣，再深入财政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国家出台的各种经济调控政策是如果把财政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使学生对在什么经济背景下采用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模式更加容易理解。这样，通过最新的新闻素材将国内外形势融入学习中，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这也是财政学理论结合当前经济具体情况的运用。
2精心设计，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财政学课程包含公共经济基本理论、税收税制以及财政政策等多项内容，要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在有限的时间内传授给学生更多的知识，掌握财政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以及应用能力。特别针对应用型本科财政学课程学时少、时间紧的特点，对课程内容设计作出适当的差别安排：对理论性过强并且与财政学主干知识并不太紧密相关的一部分内容，包括公共选择理论，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经济效应分析等内容，适当调整到课外作为优秀学生的选读内容，指导学生自学，不纳入正式课堂教学；对于与后续经济学主干课程有明显关联性以及政策实用性强的课程作为重点，让学生对财政学课程的核心内容扎实掌握，包括公共品基本理论、财政收支以及财政政策；对于与后续经济学课程有明显重复的部分，仅介绍基本原理，不展开，包括税收理论、税收工具等内容。如果学生很感兴趣，建议继续深入学习税法等专业课程。这样力争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尽可能多的核心知识，为以后的专业课程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3潜心研究，不断优化课堂结构
课堂教学结构是教师顺利进行课堂教学的环节和程序的框架，合理的课堂教学结构是学生形成良好认知的手段和媒介。财政学是一门兼具理论、实证以及政策的课程，需要不断优化教学结构以适应课程要求，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经济学分析能力。
首先，主动采用多媒体教学，提高课堂效率。多媒体教学与传统的教学手段相比，在声像、动画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把枯燥、难懂，并相对静止的书本内容，变成易于接受、一目了然，并处于动态的屏幕画面，对学生感官的综合刺激较强，学生课堂的积极反映程度明显加强。这样通过引入多媒体教学，改变教学模式和方法，激发了学生兴趣，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参与课堂，另外，财政学多媒体教学也能减少板书时间，增加课程信息量，有效提高课堂效率。
其次，积极推广问题式教学，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在每个专题开始之前，应结合现实提出需要思考的问题，每堂课都让学生带着疑问来学习，带着解决问题的目的来学习，让学生自己先动脑筋思考，不要急于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学生在课堂中进入迫不及待想解决问题的情境；在学习完一个专题后，要给学生出一些新的练习题，温故而知新，这些练了复习到旧知识以外，还存在一些利用以前学习内容不能解决或解决起来比较麻烦的问题，以此引出新内容，采用这样的教学手段，让学生带着疑问，带着期待来听课，教学的效果肯定事半功倍。
再次，引入案例教学，组织学生课堂讨论。案例教学要选择与学生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比如财政学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这一问题，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在哪里，市场失灵后政府财政该如何介入，可以围绕中国公共服务与公共品提供存在的问题，让学生主动搜集相关资料，对案例展开讨论，让学生去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突出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探究问题的积极性。当然对于学生的发言，授课教师要认真引导，避免学生讨论变成辩论会，把学生拉回财政学理论基础，以得出正确的认识，这样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才有全面而又深刻的理解。
最后，合理安排课堂学术讨论与论文写作安排。比如，在学习财政收入规模这一部分内容，针对财政收入决定理论在不同国家，甚至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存在差异，组织学生讨论中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与变动规律，安排课堂讨论，特别是引导学生分析重大税制改革前后的中国财政收入的变动，并鼓励学生撰写相关学术论文，培养学生学术研究的兴趣与能力。
4耐心指导，尝试分层次教学
在教学中传统的大班授课，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不太可取，这样往往学生跟着老师掌握一些理论机械式记忆，自己仍然很难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要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循序渐进，培养学生掌握财政学基本原理和实际应用能力。其主要手段就是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层次差别大的特点，尝试采用分组分层教学，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得到提高。分层次教学法是指在教学中考虑到学生智力因素或非智力因素的影响，导致其在学习兴趣、学习态度、理解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提出差异化教学目标的教学方法尝试：对于经济学与数学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鼓励其加强课外学习，主动提交相关科研论文；对于中等层次的学生，要认真吸收理解教室课堂教学内容，积极参与讨论；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对于他们还没能接受的问题，要耐心讲解，多鼓励，并且告诉他们应该如何打好基础，该从哪方面努力，增强对财政学学习的信心。
财政学既是一门经济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又具有与时展紧密相关的实践性，任课教师要切实改进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以培养学生的经济学应用能力为导向构建教学内容，摒弃过去过分强调书本、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强化课程的学生参与性，特别强调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筛选出教学的重点、难点，选择恰当的多媒体教学方式，使理论寓于现实性中，针对学生不同层次采取差异化教学安排，使学生通过一门课程的学习，掌握一种逻辑思维方法，学会一种思考的形式，毕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学习是终生的事业。
参考文献：
财政学理论论文范文第9篇
思想本质上是社会意识的理论化。就思想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某些特定的历史进程就是整个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在平民大众的“需求”与“意向”基础之上激发的能动。正如梅尔茨所说:“潜在的思想”包括“成千上万的人抱有的朦胧的向往……数不尽的希望，无数次受雄心或需求支配而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努力。”［1］因此，思想史不仅除不去社会的时代烙印，更是撇不掉平民大众所代表的一般性属性。而长久以来，针对思想史的研究，精英智者和经典文本成为重中之重，在评定影响的过程中，精英智者和经典文本占据了所有的决定性，进而在精英经典与平民大众的选择中失之偏颇。财政思想史学的研究也概莫能外。葛兆光曾针对此提出了一般思想史的看法，他反对思想史仅仅是精英史和经典史，提出精英与经典未必就起决定性作用，认为还有一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历史”［2］不容忽视。这并不是否认精英与经典的性，也并非是要挑起精英经典与平民大众之间的抵牾，而是在思想史研究过程中，更强调作为精英与经典的知识源泉———平民大众“潜在”思想的性。民国时期，财政成为经济领域内一大内容，财政理论在经济学界同样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日益窘迫的财政现实问题面前，从政府官员到学界学者，从业界精英到报刊记者，无不投身激辩、讨论当中。借出版物表达自己言论更是成为常态，或以书籍出版为窗口著书立说，或借有“短平快”的期刊为论辩阵地。可以说，民国时期财政理论体系的构建发端于现实财政问题，交织糅合进西式财政学理解中，而催熟于财政类出版物的载体交流中。因此，使用现代经济学的统计分析方法，以出版物为样本，对民国时期财政理论的出版发行状况进行统计分析，不仅是对民国时期财政理论形成的过程再现，可以对其结构特征进行分析，还能清晰地掌握财政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轨迹。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数据的选择
(一)研究方法
在现代电子传媒形式出现以前，纸质出版物是思想最的传播载体之一，同时它也是社会对思想的需求最直接的显现。出版物长久以来都有着主观引导现实需求与客观塑建理论体系的功能。尤其是在思想处于更替嬗变时期，激荡撞击的思潮变革下，出版物所展现出来的洞察力是理论体系形成的推力。恰如民国经济学家唐庆增所指出的:“在昔中国研究经济事物者，仅限于少数哲学家政治家手中，普通人士，对此殊少贡献，甚至为在上者所压迫，其思想无由表现;时至今日，民意大昌，且确能操纵有极大之影响，职是之故，研究今年估计思想史者，对于一切传播知识之机关，如新闻纸杂志宣传品一切，亦应予以相当之注意。”［3］可见，报刊媒介在当时之于传播思想的影响力度有多大了。民国时期，随着新闻出版业的大力发展，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能够接触到的知识、观念的渠道日益丰富，借助于这些愈加广泛的渠道，平民大众的话语权也得到释放。他们不再满足分散的表达，而是以群体性的形式，开始在报刊、普及读物等载体上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和回答。他们逐渐与精英著作共同阐释对社会的看法与见地。有鉴于此，财政思想史的研究应综合宏观与微观的考量，宏观层面考察民国时期财政理论体系的构建轨迹，同时微观层面具体把握专家学者对财政现象的具体运用和理论体现，方能对民国时期财政理论体系有充分的认识。就研究方法而论，在经济学中使用统计方法，可以达到简单直观的效果。同样利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可以为向来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经济史学研究提供数据依据。本文所研究的财政理论本质上主观性极强，使用系统规范的指数、等式、模型等计量方法显得较为困难，若以财政学出版物为中间变量进行统计分析，亦可窥探财政理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流变，进而追寻财政理论体系的整体演变趋势和内在结构变迁。
(二)研究数据
以出版物为切入点对财政理论体系构建的轨迹进行多方面的定量分析，目前研究较少。最早如胡寄窗［4］曾经针对应用经济学著作出版物进行过大致统计尽管数据稍显简单，但却是十分新颖的尝试。张亚光［5］在对民国时期金融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以北京图书馆1993年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经济》［6］为统计数据源，对民国时期金融出版物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多层次统计分析。该研究以思想的时期为纵轴，思想类型为横轴，对民国时期金融思想进行了细致的回顾，视角新颖，内容详实，是迄今为止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使用统计分析方法最为全面的研究，极具开创性和启发性。稍显遗憾的是，既以出版物为研究对象，该研究并未对期刊进行整理。本文所采用的民国时期财政类著作出版物的数据，源于北京图书馆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经济》［6］。该书汇总了北京、上海、重庆等图书馆对1911—1949年出版的经济学出版物。在有书即录、不设标准的原则下，是目前为止收录民国时期经济学出版物最为全面的数据库，包含了经济9大类别。其中，财政类出版物共2181种，涉及财政十几类具体问题。此外，得益于数字时代的快速发展，民国时期浩如烟海的期刊得以通过电子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也为民国时期财政理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支持。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我们加以利用的民国时期期刊资源主要有四种:
(1)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隶属于上海图书馆，收录民国时期期刊两万余种，是目前收录最广、种类最多、检索功能最为成熟的民国期刊数据库。
(2)国家图书馆民国数据库，现有四千余种民国时期期刊资源，颇具特色的是可以提供电子影像的全文阅览。
(3)CADAL民国期刊库，属于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的子数据库，收录有六千五百余种期刊资源。
(4)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晚清民国七千余种期刊资源。需申明的一点是，尽管这几类期刊数据库收录范围不一，但出于期刊本身固定性的发行特点，以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为主要来源，并辅以其他数据库的查漏补缺，可以较为全面地统计民国时期财政类期刊。在对出版物统计数据运用的过程中，由于数据源收录范围相当之广，而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民国财政理论体系，数据中不可避免存在如民国时期政府各类政策法规、会议纪要、统计数据、政府报告等与不属于本文研究内容的数据，如《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经济》［6］一书中财政类出版物有2181种，而财政类著作出版物为1090种。故而对财政类著作和期刊的一一筛选和排查能为本文的概述提供更为准确的依据。同时，这一时期财政学出版物的原始数据都无明确的归类标准，既不以时间为序，也不以学科加以归类，故而本文借用一般的统计分类法整理数据，从时间顺序上对财政理论体系进行回顾，从学科类别的横向差别对财政理论体系进行区分。
三、民国时期财政类出版物统计分析
从整体来看，民国时期财政类出版物呈现出前30年飞速增长，并在30年代达到最高值，后十年内相对滑落的发展态势。财政类著作及期刊的出版代表了整个社会对“财政”这一议题的关注度。上述发展态势无疑表明整个民国时期，无论是财政理论还是财政时事问题都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其效果也正如当时财政学者朱通九所说:“我国财政学方面之著作，既如货币金融书籍之众多，则其对于我国财政方面改进之影响必甚巨，曰，事实俱在，岂容否认。”［7］从出版物数量来看，在最初的20年间出版了财政类著作176种，财政类期刊23种，而到了30年代，财政类著作出版种类高达480种，期刊也有50种，换言之，20世纪30年代财政类出版物数量大约是民国前20年的2.7倍。随后的40年代虽然数量上有所回落，所减少的数量却不多，这都与当时各项财政改革实践紧密相关。财政思想犹如财政发展的一面镜子，既随之变迁而交织泛起，又驱之前进而绵延向前。民国时期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通过重新划定中央与地方的收支范围，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关、盐税主权得以自主，裁厘改统并建立近代税制体系等一系列举措，促使民国时期财政制度得以完善并向近代化迈进。这些出版物数量的增长恰恰是发端于晚清的近代财政体制变革的体现，可以说，直接为我们展现了民国时期财政制度发展和财政思想异彩纷呈的局面。
从出版物类别来看，在财政这个整体概念之下，财政概论、预决算、公债出版物与之前所分析的财政类出版物保持着一致的发展态势，即同样是前30年间飞速增长，并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最高值，后10年内有相对滑落的发展态势，体现了财政体系内各个子集理论的一般性趋同。同时，租税、自治财政、财政监督与管理类别的出版物则保持了各个年代均持续增长的态势，这与当时这些实务领域所发生的变革紧密相关:直接税于1934年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开始议办;裁厘改统始于1931年;1928—1949年国地财政的划分经由两级至三级，再由三级降为两级，而后又改回三级财政。诸如此类重大改革政策和方针一方面吸引了实业界和学界的关注，同时在这些具体领域内的高度关注也从反方向说明了出版界对财政一般性理论出版物关注度的相对回落。此外，20世纪30年代还有一个类别的出版物相对比较特殊，由于战事的集中爆发，特殊时期的财政如何运行成为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因而战时财政理论的出版物在20世纪30年代同样呈现出集中爆发的态势。
从出版物各类别占比统计中可以看到，民国时期财政类著作出版物主要集中在财政概论及租税。这两类著作在整个民国时期财政类著作当中分别占比27%、43%。除此之外，财政监督与管理和公债出版物占比相对较高，剩余自治财政、战时财政、市县财政类别占比相对较低。从表5的期刊占比可以看出，期刊本身具有较强包容性，各类问题集中于财政概论与租税两个类别中加以探讨。前期财政概论类的期刊较为集中，后期随着对各类税种的关注增加，创刊热点集中于专门讨论租税的期刊出版物。这一特点同样反映在著作出版物发行状况中，占比最高的是租税类出版物，其次是财政监督与管理和公债类出版物，相比自治财政、战时财政、市县财政类别占比则相对较低。这种情况既是受租税理论在财政学理论体系当中地位影响，也是民国时期正处于旧式税制结构向现代税制框架转变的关键时期，新旧租税种交织演变。北洋政府时期关税、盐税、货物税、田赋成为四大最税种，较之以往以田赋为核心的封建税制，有了很大的变化。而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经大致构建了以关税、盐税、统税为主的国税体系及以田赋、营业税为主的地税体系，基本上已是现代化税制的雏形。可以说，围绕税制结构的变革引领了民国时期财政体制的变迁，本文的数据也恰恰很好地反映出了这一点。
财政概论类出版物在民国时期占比较大，这既是财政本身的属性决定，也与当时财政实践相关。从最初的单纯借鉴西式财政理论到后期逐渐针对中国财政问题而进行的思想，财政概论类出版物经历了由完全的舶来品转化为结合中国国情的特色财政学理论，贯穿其中的是实业界、学界始终探寻适合中国财政路径的实践，由此才有如数据显示在出版物方面的关注度持续不减。此外，结合类别与时间阶段来看，在20世纪前20年，由于尚处在西方财政理论被引进的探索阶段，财政学的基础理论成为关注的重点，同时受当时财政窘迫现实的影响，租税理论也是倍受关注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从数据上来看，前20年内，无论是实业界还是学界对除财政、租税以外的其他理论的涉猎都显得较为单一，除公债、财政监督与管理外，其他方面的研究都是浅尝辄止。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出版物统计数据直接反映了当时中国财政思想以及实践的封闭和狭隘。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财政实践的拓展，学术界整体研究开始趋于多元化转变。恰如表中数据所示，财政概论与租税部分依旧占主要地位，其他理论领域则愈加趋于丰富。除占比最高的两大部分以外，公债部分占比有所下降，而财政监督与管理部分占比相对有较大幅度提升，到40年代甚至达到16%。此外，预决算、自治财政部分基本都呈等比例的发展态势，而战时财政由于其特殊性在30年代有集中增长以外，到40年代则稍有减少。表中数据也表明民国时期财政理论既基于财政实践活动不断修正、提升并逐渐丰富，又为具体的财政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
四、民国时期财政类出版物特点总结
(一)思想启蒙推动实践探究
不管是出于急功近利，还是对理性实用的追求，思想启蒙所带来的精神财富是丰厚的。发轫于晚清时期的财政现代化思潮，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新时期的时代表征。进入民国时期，随着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崛起，通过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财政探究，又将其经济表达进一步集中提升，并由此继续带来了极大的启蒙意义。在整个民国时期，新式财政思想取代传统财政观在更大范围内得以普及，同时历史舞台上也涌现了大批实业界、学界的精英，培养出大批优秀的财政专业人才。这些财政思想的启蒙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财政实践探究就是集中体现。以预算思想为例，当时不少国人尤其是以维新派梁启超、郑观应等人为代表，就财政制度方面向国内传播西方先进理念，提倡以西方先进制度为榜样建立中国的预算制度。这些思想的传播也促成了光绪帝1898年宣布改革财政制度，编制预算决算等决议。后期在试图效仿西方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清政府引入了预算制度，并设立由国会对财政预算的监督。清政府于1910年成立了资政院和咨议局等机构实行预算审查权，并于次年推出了中国历史上首份全国预算案。开始了立法机构对财政权力监督的进程。尽管首份全国预算案只是对当时各省情况进行了简单的汇总，显得预算实践形式远大于内容，但就试办预算案的意义而言，其诞生为民众提供了一个足以约束统治阶级财权的工具，激发了民众反抗专制并保障民权的意识，突破了统治阶级长久以来以民本思想为饰辞设置的思想圈囿，带有深远的开创意义。抛开具体的实施成效来看，这些财政改革措施尽管还有颇多问题，在民主与法治方面却完全突破了旧的财政观，这其中离不开大量财政类出版物对西方预算思想的普及与对中国预算制度的探索。
(二)思想延展紧随财政实践
现实环境造就了思想，也是思想延展的场域。从思想的内在价值追求而言，总会极力去呈现现实。究竟思想能否恰当地与现实内在需求达成契合，取决于思想能否不断进行自身的创新与纠正。民国时期财政思想与财政实践亦是如此。财政理论的发展是建立在财政改革的背景之下的，以现代化趋势为导向的财政理论在民国时期建立起了基本完备的理论体系，而它的发展也势必会影响财政改革。通过对民国时期财政类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发现，这一时期在财政理论领域的探究深植于同一时期由简单至广泛的财政实践之中。无论是著作还是期刊的出版，最终目的都是想研究如何利用财政的手段化解当时较为窘迫的财政状况。既为现实目的出发，那必然要依托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刻上鲜明的时代烙印。财政类出版物在20世纪30年代迎来了出版高峰，这正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稳固社会环境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财政实践在思想领域的直接反映。从讨论税制体系的税种创设的必要性、可能性，再到创新联综组织、超然主计等财政监督管理体制，以及探讨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的划分办法，诸多方面无一不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三)理论移植与本土消化
思想文化的国别传递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内部需求和宏观价值判断。自晚清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以严复、林纾等人为代表，引译了大量的外国财政学著作到国内。在此等情况下，传统财政思想受到巨大冲击，也凸显出现代财政思想从被移植到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轨迹，并促使财政实践因之丕变，启蒙意义可谓深远。进入民国时期，仅就中国财政问题进行理论探究著作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就占据财政类著作的50%。直接从国外引译过来的财政类出版物数量到后期已然较少，尽管20世纪30年代一度又兴起了对凯恩斯主义等新式思想的借鉴，但更多的是国人在业已成熟的财政学理论框架内，结合中国特殊的财政问题进行理论移植的再消化。这说明过往对西式财政理论莫衷一是的照搬已经逐渐向本土化脱胎换骨地转变。虽然由于思维格局、运用方式、思想驳杂等方面的局限约束，财政理论本土化的转变进程中显得还不够彻底，但这一时期财政理论研究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拿来主义，而是企图达到在不断借鉴中进行重构以及在重构中不断解构的水准。
财政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Seminar教学法;财政学;课程设计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2－0119－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02．056
一、引言
财政学是一门研究政府理财或公共理财的学问。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经济改革与财税改革不断推进，财政制度与政策的不断创新，财政学也在不断的更新与发展。财政学属于应用经济学，应用性和实践性比较强，其教学注重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财政和税务方面问题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学生积极主动参与。目前，我国许多高等院校在《财政学》的教学过程中，仍然采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形式比较陈旧、老套，仍然是为老师为中心，学生的参与度不够。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主要以理论讲授为主，没有结合最新的财经新闻来进行案例讨论，从而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另外，在授课过程中，缺乏教学互动，师生之间缺乏交流和沟通，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Seminar教学法是一种新型的讲授式教学，将讨论法与研究法相结合，注重学生的积极参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共同探讨和研究问题。这种教学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和素质，比如学生的自学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等。研讨式教学法将科研与教学密切结合，真正做到教学相长，重视学生主动参与，强调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课堂互动，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主要研究Seminar教学方法在《财政学》教学中的应用，并进行了课堂设计和实践，对于学生进一步深化掌握财政学专业知识和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具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
二、《财政学》应用研讨式教学法的必要性
(一)《财政学》课程的性质、目标与特点
财政学也叫公共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从政府的角度研究经济学，如何借助于政府经济制度和政府功能，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从而达到效率与公平两大经济目标。财政学不是简单地介绍财政本身的收支问题，而是讲授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财政如何通过自身的特殊机制来实现政府的经济职能及其运行规律，其主要内容包括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政府预算和财政政策等内容。《财政学》是经济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其先修课程主要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财政学》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要求学生掌握财政学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理论，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政府预算和财政政策等内容有清晰而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认识到财政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和主要地位，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职能和作用，能够理论结合实践，运用所学财政理论深入分析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评析当前的经济形式和经济政策。《财政学》这门课程的主要特点包括:一是理论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财政学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财政理论、税制结构理论、政府预算和政府采购、国债理论、转移支付等等，理论体系比较健全，同时财政学也是紧密结合了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方方面面如财政收入、税收、财政支出、宏观调控等;二是财政学与经济学、税法、政治经济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相互融合;三是教学内容比较丰富，主要包括了财政概念和理论、财政收入、税收制度、公债理论、财政支出、政府预算、政府采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关系等。
(二)《财政学》课程的现状分析
目前，从上课情况来看，《财政学》在教学目标、教学方法、考核方式和考核内容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在教学目标方面，存在定位不清晰的问题。《财政学》属于理论性较强的一门学科，教学内容比较枯燥和难懂。目前，《财政学》在教学目标方面主要侧重于财政概念、理论的讲解，从而使得学生难以理解，影响学生的学习。二是在教学方法方面，仍然采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形式比较陈旧、老套，仍然是为老师为中心，学生的参与度不够。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主要以理论讲授为主，没有结合最新的财经新闻来进行案例讨论，从而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另外，在授课过程中，缺乏教学互动，师生之间缺乏交流和沟通，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在考核方式方面，考核方式单一，主要以闭卷考核为主，期末考试成绩占60%，平时成绩占40%，学生主要采用期末“冲刺”应付考试，不利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四是在考核内容方面，目前《财政学》的考核内容主要以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预算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内容的相关概念和理论为主，忽略了运用财政学相关理论来探讨实际热点问题的考核;而考试的题型主要以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论述题等记忆性的内容为主，学生往往考完就忘记了所学内容，没有真正理解《财政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禁锢了学生的思维，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三)《财政学》应用Seminar教学法的必要性
一方面，Seminar教学方法采用教与学双向交流方式，学生可以对教学内容进行自由讨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老师则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并在讨论中加以指导。这种教与学的双向互动，避免了传统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断裂，帮助学生主动地吸收和理解各个知识点，同时通过头脑风暴法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性思维。另一方面，《财政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比较强，与现实的经济生活结合紧密，非常适合采用Seminar教学法。将财政学根据课时安排划分教学模块，每一个教学模块就是一个讨论的主题，老师首先对主题的内容与要求进行说明，然后学生自主收集和整理相关资料写出报告并在上课期间进行展示，接着进行发言和讨论，最后进行总结和评价。因此，改变和创新《财政学》的教学模式就显得非常有必要，应当进一步明确教学目标，合理安排教学内容，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引进Seminar教学法，采用多方位、多角度的综合考评方式，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三、《财政学》运用Seminar教学法的课堂设计与实践
(一)Seminar课堂设计的原则
针对目前《财政学》课程存在的问题，按照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要求，改变过去的教学模式和考核模式，引进Seminar教学法，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真正使得学生理解和掌握财政知识和理论。《财政学》运用Seminar教学法进行课堂设计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教与学互动原则。Seminar教学法注重教与学之间的双向互动，注重学生的课堂参与，给予学生更多的自，针对财政学相关研讨主题进行独立思考和探索、自由发言和讨论，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和中心，老师主要是进行引导、鼓励和评价。二是循序渐进原则。财政学在教学内容、过程和方法上应当坚持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循序渐进原则。首先从生活中的一些财政现象入手，然后过渡到相应的财政理论，再到财政理论的新研究等难点内容，这也是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三是启发性与民主性原则。老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安排教学内容，适度把握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并通过一些生活中的财政现象和热点问题启发学生，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自主性、创造性，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讨论。另外，老师应当为学生营造一种开放的、宽松的、积极的学习氛围，课堂教学建立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上，鼓励学生以民主、平和的态度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
(二)Seminar课堂设计的思路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Seminar教学法有固定的教学程序和步骤，《财政学》运用Seminar教学法进行课堂设计应当包括以下步骤:一是上课前的准备工作。老师应当根据Seminar教学法的特点制定财政学的教学计划，具体包括课时的安排、教学模块的进度，研讨的主题、内容和任务，研讨的方式和提纲，报告的撰写及注意事项、预期的目标和效果以及教学实施要求等内容。前期的教学准备工作很重要，直接影响到课堂教学的效果。二是确定研讨主题。老师应当根据每个教学模块确定研讨的主题。研讨的主题应当紧扣教学内容，反映财政学的重点和难点，可以选取经济生活中的财政现象和问题，激发学生的兴趣，另外研讨的主题应当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三是学生撰写研究报告。老师可以根据上课班级的学生人数，将学生分为3－6人一组，要求学生针对研讨的主题通过书籍、报纸、网络、数据库等多种途径自主收集和整理相关资料，根据老师的要求撰写研究报告。四是课堂发言与讨论。学生将研究报告制作成PPT，并在课堂上登台发言展示。老师鼓励台下的学生进行提问，针对研讨的主题进行相互讨论，让学生畅所欲言。同时老师应该对讨论的主题进行引导，鼓励胆小的学生发言，适时纠正一些错误的观点，提出一些创新的观点。另外老师还需要记录每个学生在讨论中的表现。五是老师总结与提高。在课堂发言和讨论结束后，老师应该对每个小组的表现进行总结，归纳整理学生的发言汇报情况，总结学生的各种观点，对表现好的同学、新颖的观点进行肯定，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通过总结，是对学生的发言和讨论进行梳理，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加深学生对财政学相关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运用财政学理论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六是教学效果的评价与反馈。在Seminar课堂结束后，老师可以将事先制作好的教学评价单发放给学生，让学生对课堂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主要包括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报告的内容与方式、语言表达、教学效果等内容，为改进学生的报告技能和课堂教学效果提供反馈信息。
(三)Seminar课堂的实践
本文以广东培正学院2013级经济学专业的两个班为例，一个班为45人，一个班为48人。选用的教材是储敏健、杨君昌主编的《财政学》(第三版)，教学内容为1－4篇，即绪论部分、财政支出、财政收入、政府预算及政府政策。这两个班都采用Seminar课堂教学。首先是教学计划的设计，根据财政学的主要内容划分几个教学模块，确定研讨的主题和具体的学时分配，并将教学计划表发给学生，让学生按照进度准备相应的主题报告和PPT。其次是Seminar课堂的教学安排，以一次课三个学时(即45×3=135分钟)为例进行课堂的教学安排。最后是学生成绩的评定，根据学生在每堂课的presentation展示和发言情况进行评分，给出最终成绩。通过《财政学》课程采取Seminar课堂教学改革，一方面通过创新教学方法，加强了教学互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财政学的相关知识和理论，提高了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另一方面通过创新考核模式，使学生进一步熟练运用财政学等主要课程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培养和提高其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在Seminar课堂教学中，还要注意把握学生发言和讨论的范围，不要偏题，同时研讨主题的选取一定要能够引起学生兴趣，另外老师自身要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才能有效地发挥Seminar课堂教学的效果。
四、结论
《财政学》课程采用Seminar课堂教学，进一步完善其教学过程，增强课堂教学的互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综合考核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的目标。《财政学》作为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其他经管类专业的学生也可以作为选修课。学生通过《财政学》Seminar课堂教学，一方面能够进一步掌握国家财政收支、财政税收、政府预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锻炼自身文献检索、语言表达、思辨能力等，提高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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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金亮．体验研讨式教学模式在国际投资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2(12):1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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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曲岩．财政学课程教学创新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4(14):170－171．
财政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1篇
财政学作为经济学学科的一个分支历来受到各国理论工作者和社会实践部门的关注及重视。尤其是在18世纪中期，自亚当・斯密为其搭建了专属的基本框架以后，财政学更是在不断的理论及实践中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但从上世纪末开始，由于其他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财政学的渗透以及财政学自身的学科名模糊等问题的出现，使得财政学的发展方向逐渐变得模糊不清，财政学的去处以及出路成为了当代财政学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财政学的历史发展脉络
在18世纪中期，由英国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所写的《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当代财政学和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正式诞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财政学和经济学的发展紧密连接着，财政学的理论更是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断推动下而推陈出新[1]。对于西方的财政学发展史而言，其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经常将财政学归为两大传统，即“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以及“大陆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经济学家对两种传统理论的不断融合和创新，逐渐使得传统财政学向现代财政学进行转变。
“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是由英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所开创的。亚当・斯密对财政学持有的思想特点在于自由放任，其认为政府在国家财政上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在《富国论》中，亚当・斯密提到政府应该履行在提供国防、司法及公共工程建设三个方面的职能，因为其认为在国家的财政运行中，政府的支出是非生产性的。在这个观点提出后，亚当・斯密《富国论》理论的追随者李嘉图、萨伊和马歇尔等持有经济自由主义观点的古典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家将其逐渐深入，继而发展形成了西方财政学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2]。“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主张“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这一理论，其推崇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所具有的神奇作用，认为“看不见的手”会将私人利益引向公共利益。这一理论传统自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处于财政学以及经济学的主导地位。由于这一理论传统所持有的观点对政府的影响，使得政府过于注重对税收的研究而忽视甚至根本没有涉足对公共支出的研究，这也成为了该时期财政学的主要特征。该特征主要表现为在财政理论体系中税收原理处于无与伦比的最高地位，而财政的公共支出主要用于维持国家政府部门的自身运转。
“大陆传统”。与英国古典学派提出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相对的是由奥义学派和瑞典学派所开创的“大路传统”。尽管在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三十年代由亚当・斯密所开创的经济学体系长期占据着欧洲主流的经济学地位，但还是有一些当时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对其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相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而言，这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在国家的经济职能方面更加注重其对于公共支出的积极作用，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详细分析，逐渐形成了国家公共财政理论的另一传统，被人们称为“大陆传统”。“大陆传统”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分布在欧洲的各个国家，并且形成了不同派系。其中包括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有罗雪尔、瓦格拉；瑞典学派，代表人物有经济学家维克赛尔、利达尔；奥意学派，其中包括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财政学家。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陆传统”这一理论中，作出最大贡献的就是瑞典学派的维克赛尔[3]。其不仅对普通的经济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将国家的公共支出和税收相结合并进行研究，得出国家公共部门的决策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和集体选择的过程这一理论。其后布坎南正是由于吸收了这一理论的重要思想并加以发展，从而创立了对世界财政学影响广泛的公共选择理论，同时该理论也成为了现代财政学的基础理论。
当代财政学的诞生。“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与“大陆传统”这两种学派理论体系分别侧重了政府功能的两个方面，但由于国家社会经济问题以及俩派学者思想交流上的阻碍，使得对于理论需求方面相对匮乏，故两派理论体系是在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催生以及众多经济学家不懈努力之下，经过了漫长的社会变革继而慢慢融合到一起并归入财政理论学之下[4]。在此之后，财政学才拥有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也打破了从18世纪中期所建立起的传统主流经济学只关注国家税收的理论传统。在全球经济危机后，由凯恩斯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逐渐渗入到各国的经济理论体系当中，该理论强调了在稳定宏观经济的过程中政府应该起主要作用，倡导应由政府的财政支出来带动国民的经济增长，突出了公共部门的重要性。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传统经济理论学对于财政学的解释完全不能满足国家进行对公共部门活动的分析。在此前提下，经过布莱克、鲍文和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不断努力，使得财政学理论终于在20世纪中期发生了由传统财政学向当代财政学的转变。充分重视公共支出是当代财政学理论的基本特点，其不但分析了公共部门的决策过程及决策效率，还强调了在国家财政控制中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继而使得财政学的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得到了极大的扩展。1980年《公共经济学讲义》的出版代表着财政学公共经济学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5]。
二、财政学的近期成就
目前财政学的发展已近深入到经济学的各项领域，并且成为了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逐渐吸收了计量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中最前沿的理论思想和实践工具，使得当代财政理论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
税收理论发展。帕累托有效税收的结构研究。所有财政扭曲都是由政府税收导致的，但是财政扭曲数量的减少不会使税收制度总体的超额负担随之减少。基于这样的前提下，帕累托有效税收的结构是根据在给定技术的和其他方面进行约束时，在他人的近况变差下，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境况会发生好转。具体的社会福利数据可能在帕累托有效税收结构中选择一个对社会能产生最大福利待遇的税收结构。在政府知道每一个国民所有信息的前提下，就可以根据每个国民的不同特征进行收税，因为一次性的总赋税可以体现出帕累托的税收效率。但是对于某些对信息约束其关键作用的方式，这样的结构所产生的结果并不如拉姆齐所描述的那样，比如闲暇和消费之间一旦分离就不会产生商品税[6]。
税收的激励理论。税收对劳动力供给、风险承担、企业融资、个体储蓄以及企业红利发放等方面的影响是税收的激励理论主要研究的方向。其中分析个人所得税对劳动者供给决策的影响以及对比累进税对劳动力供给的激励效应是国家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主要研究方向。而税收对个人储蓄的影响主要是依靠分析利息税对个人储蓄行为的影响，并使用代数的推算方式表达出利率的变动，进而判断个人所得税的实际收益下降会对个人储蓄行为造成不良的影响。风险承担在税收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则是通过分析税率的波动对投资者造成影响来进行判断的，其中如果税率的变化与风险投资资产的数量呈同比变化时，就会增加风险的几率。企业投资过程中如果受到税收的影响，则集中表现在税收抵免政策对企业投资的激励所产生的效应上。
2.最优化的税收理论
最优税收理论的研究热潮最初是由米尔里斯关于最优税收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所引发的，米尔里斯也凭借此项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后就出现了大量有关于最有税收理论的相关文献。其中最著名的最优税收理论是拉姆齐法则，它指出在政府无法不能征收归总税的前提下，可以针对不同需求的商品使用不同的税收政策，以确保税收效率利益损失的最小化。当然有关于最优税收的理伦还有其他相关的法则出现，例如科利特-黑哥法则。其主张针对不同的商品进行不同程度的课税收缴，以实现最优化的商品税和所得税之间的联系。
公共选择的理论发展。公共选择理论是由布坎南与塔洛克发表的《同意的计算》一书所开创的，同时公共选择理论也是财政学的基础理论。其取得成就主要表现在对于投票规则的研究、对官僚制经济学发展的分析、探讨公共选择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以及关于讨论寻租理论的发展等方面[7]。
政府预算的理论发展。在经济学家芬劳和瓦尔达沃斯基的不断努力下，公共预算理论构建在20世纪中期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使得渐进主义学派在国际社会中风靡一时，一度占据着公共预算理论中具有支配地位的主流理论。渐渐地各国的公共预算专家不再满意于公共选择理论和渐进主义对公共预算的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宏观预算模型（政策过程模型）这条新的用于研究公共预算的路径。
三、财政学面临的未来挑战
尽管目前财政学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应用，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平的逐渐提高，财政学方面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对理论上的需求已经大大超出了固有的财政学理论。当前许多新进的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没有相应的财政学理论来提供解决办法，故这也就为财政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同时也是财政学所面临的挑战。从当今社会发展来看，我国的经济生产力在国际中所占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提高，这种提高正是源于财政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尽管我国已经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但由于社会性质的原因，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国家还存在着很大差别，西方国家的财政学往往无法适用于我国在现实中所出现的问题[8]。而我国的财政学理论是随着社会发展由西方财政学慢慢引入的，所以在财政制度方面我国本土的可以借鉴的文献及著作并不是很多，故深入研究适合我国本土化的财政学理论是我国财政学领域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财政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财政学；学科基础；课程体系
一、财政学的学科基础
纵观财政学科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其他学科向财政领域渗透，即移植其他学科原理和方法研究财政问题和解释财政现象，为现代财政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宽广的学科理论基础，使财政学演变成为一门融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以及社会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1、财政学的经济学基础
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这就决定了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财政问题，是当代财政学的主流。首先，从西方财政学科的发展演变历史考察不难发现，财政学与经济学具有无法割裂的天然联系。
从亚当?斯密将财政学发展为一门学科以来一直到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br.C.F.）出版《公共财政学》期间，财政思想和财政理论均是在经济学著作中予以阐述。在经历单独冠以“公共财政学”之名的阶段后，以1959年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公共财政学理论：公共经济研究》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财政学再次与经济学融合发展为公共经济学，进一步突显财政学研究的经济学基础。正是由于这种演变，促成了财政学科研究在随后20多年中的壮大与繁荣[1].其次，从财政学的研究任务看，财政学与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根据西方理论对财政产生原因的解释，政府主要是为提供公共产品而存在，财政学研究的是政府（公共）资源的配置问题，作为分析市场资源配置问题的逻辑与范式同样可以在财政领域运用，构成公共产品的生产、提供以及费用分摊的理论基础。因此，公共产品理论的提出与完善，成为联系和沟通财政学与经济学的主要桥梁。将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于财政学科领域有着悠久的历史，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都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大促进了财政学科的独立与成熟，如李嘉图（Ricardo，1817）的公债效应分析；古诺（Cournot，1838）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税收归宿分析；埃奇沃斯（Edgeworth，1925）的关于税收对生产企业的效应分析；拉姆齐（Ramsey，1927）的最优商品课税理论；莫里斯（Mirrlees，1971）的最优所得课税理论等等。[2]
2、财政学的政治学基础
现代财政学在具有经济学基础的同时还具有政治学基础。首先，财政学与政治学研究的行为主体具有一致性。政治学以国家或政府机构为中心进行研究，而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因此政治学的理论与观点，尤其是政治学上的国家理论或政府理论会直接渗透到财政学研究中来。在财政学著作中，有些直接冠以《政府经济学》来体现财政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西方财政学中，一直存在着将财政学与政治学相联系的倾向，西方经济学家道尔顿在其《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中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财政学是界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3]其次，财政决策过程需要通过政治决策机制来完成。财政所研究的公共资源配置依赖于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机制与方法的差异对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财政收支活动与过程同时又是政治活动与过程。随着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的出版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为政治学建立了与经济学相同的分析基础，使得经济学分析范式成功地拓展到政治领域，以经济学为纽带将财政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打通。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党理论、官僚理论、投票理论在财政学中的运用，开辟了从完善政治决策机制的角度来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新领域，使经济学、财政学和政治学更为有机的结合起来，便于我们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层面共同研究财政问题。
3、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
财政从来都是同国家或政府的职能连在一起的，财政收支活动的目标就是要有效实现国家或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从这种意义上说，财政可以界定为政府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从经济学角度考察财政，主要侧重于财政运行规律的分析和揭示；从管理学角度考察财政，则侧重于财政管理机制的构造和操作，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当今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管理或称公共行政已经或正在为“新公共管理”所取代。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产业型政府”的解释，政府部门实质上是一个特殊产业部门。因此，财政问题不仅是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同样是管理学问题。[4]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吸收管理学的合理内核是构建合理的财政机制、提高财政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财政管理归结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构筑利害相关主体的约束与制衡机制、规范财政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权利配置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通过吸收企业治理理论来谋求财政的科学控制。从管理学角度出发，按照管理学的范式，将管理学中的制度、行为、组织和决策理论引入财政学来研究财政，必然会使财政学的学术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4、财政学的社会学基础
财政制度运行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文化制度会通过财政行为主体对财政运行产生重要的乃至决定性影响。自德国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其“韦伯命题”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一国社会文化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透过经济现象去探究隐藏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日益成为人们洞察经济问题的新视角。社会文化环境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一方面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其行为取向与方式，从而发挥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功能与约束功能，进而使制定出的政策带有较为浓厚的伦理色彩；另一方面，根源于社会文化传统的非正式规则对约束、规制与调整人们行为起重要作用，其对正式规则的作用发挥将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事实上，就是在同种经济运行机制（如市场机制）下，由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非正式规则的差异，会在经济运行机制层面上得到反映，呈现不同特点，最终体现出制度效率的差异。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同种制度在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运行状况和运行结果，为什么一项制度在具体运行中会出现偏差，为什么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产生于西方社会环境下的某些做法。因此，我们研究财政现象与问题时不能忽略社会文化环境的客观影响，否则，会使现实财政制度流于形式抑或趋于无效。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学科日益分化的历程之后，人们已经开始强调学科之间的互相融合，甚至出现了学科综合的趋势。[4]财政学科的综合性要求我们对财政学科中一些重大或重要问题必须结合有关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将财政学建立在一个宽广而坚实的学科基础之上，并体现于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设计之中，这样才能达到“厚基础、宽口径”的财政人才培养目标。
二、财政学课程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目前课程设置难以完全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基础
为了满足我国财政学科发展与财政人才培养的需要，许多院校对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调整，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增加了经济学基础课程，但仍然存在缺陷。首先，财政专业主要学习的经济基础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初级）》，很少开设中级（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课程，而其中的经济理论或分析方法正是许多财政问题分析所必备的，如税收效应中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分析、最优税制设计等。由于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大大降低了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能力。其次，随着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广泛运用，数学分析方法日益成为财政领域的一个重要工具，基本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知识对于财政专业学生是不可缺少的。但在目前的财政课程体系中，许多学校将《计量经济学》仅作为选修课程开设，《数理经济学》更是一个空白，导致学生对数学公式与推理只知数学含义而不知经济含义，遇到财政专业课程中的数学分析内容，则以囫囵吞枣的方式死记结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政治学基础以及社会学基础未能有效的通过相关的课程设置体现出来，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视角过于单一，对财政现象与问题的理解难以深入，就财政论财政的现象没有得到改观。[5][6]尤其是社会学知识的缺乏，使得学生无法准确理解中国财政制度的本土化要求，死搬硬套西方理论分析财政现实问题的现象较为普遍。
2、学科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结构、专业课程内部结构不够合理
撇开公共基础课不论，在财政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结构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头重脚轻”现象，即学科基础课程偏少而专业课程偏多，其直接反映出财政专业的口径较窄而专业性过强，导致财政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适应性偏低；在专业课程内部结构方面，由于课程门数过多，过分强调单项课程结构完整，导致各门课程大而全、小而全，在不同课程名义下讲授相近的内容，内容交叉重复，知识容量狭小。[7][8]如《税收与实务》、《中国税制》、《税务管理》、《税务稽查》和《税务会计》等课程相互之间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直接重复，极大地降低了教学效率。
3、财政实验课程相对贫乏
财政学科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实践应用能力培养是财政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财政学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税收和税收管理知识，还是政府预算管理和预算会计知识，基本上全部依赖传统的“空对空”的课堂讲授方式，既给教师授课带来困难，同时也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谓是事倍功半，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无益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三、财政学课程体系建设的建议
1、优化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
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应从这么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大学科基础课程的数量比例和课时比例，充分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相融合的发展趋势。增加经济学理论课程的门数和教学课时，如加大《计量经济学》的课时量，增设《中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本科层次）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硕士、博士层次），同时将反映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基本理论的课程纳入学科基础课程体系当中，在选修课程中扩大反映上述学科理论发展以及分析方法创新的课程，如《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第二，适当压缩财政专业课程门数或教学课时，或者将某些课程从必修课降格至选修课，为学科基础课的教学留出课时空间。如取消《税务会计课程》，将《公债管理学》、《税收与实务》《比较税收学》等课程作为选修课开设。第三，新设部分财政实验课程或从现有课堂教学课时中划出部分课时进行实验教学。
2、整合现有财政学科各专业课之间的内容
在维持财政主干专业课程基础上，对部分专业课程进行归并整合，避免单项课程内容交叉重复，扩大知识容量，节约教学时间，提高授课效率。[7]如《税务管理》与《税务》可以合而为一，称为《税务管理与》；《国家预算》与《预算会计》联系紧密，部分内容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复，建议合二为一，改造为《国家预算与核算》课程；《财税专题讲座》则改造为《财经专题讲座》以扩大其适用范围和突出课程内容的一般性与实践性，等等。新晨
3、加强相关课程内容讲授的协调与分工
在财政专业教材的编写中，为了保证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重复与交叉在所难免，因此需要我们就相关内容在讲授过程中予以协调与分工。这样做的优点除了可以尽可能避免授课内容的重复之外，还可以确保学生接受知识的逻辑顺序以及连贯性，同时使各科课程的教学重点更为明确。在这方面，可以依据理论与制度两大模块来对教学内容进行分工。[9]在理论部分，授课的重点应该是基础理论的传授和分析思维与分析方法的训练；在制度部分，则应该将重点置于分析方法的运用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如对于《财政学》中的“国家预算”部分，只着重讲述预算的一般理论与分析方法，而对于预算的具体做法、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可以不加介绍，留待《国家预算管理》中进行讲述，遵循从一般到具体的认知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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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雷斯?D?迈尔斯公共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财政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财政;财政属性;财政范围
财政属性和财政范围是我国财政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曾经在我国财政理论和教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尽管近年来它们已不再受到关注,处于被遗忘的状态,但它们曾在我国财政理论体系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了解和把握这两个问题,对于我国财政学的后来者,仍然是有必要的。
一、财政属性问题回顾
财政是属于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的问题,直接导源于财政本质的争议。不同的财政本质观将得出不同的财政属性论,反过来财政属性分析也将加强和支持自己的财政本质观。
我国财政理论界早在50年代前半期,就已提出了财政属性问题。而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财政本质大争论中,则成为热门话题之一。60年代出版的《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小册子,大体上囊括了这一问题的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故下面着重介绍之。
邓子基为该书写了《关于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问题讨论综述——代序》,介绍了关于财政属性的争议概况:“这个争论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是随着对财政本质的认识而逐步展开的。起初,大家几乎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财政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财政,都是一种上层建筑。后来,有人对上述论点表示怀疑,认为社会主义财政不仅是上层建筑,而且也是经济基础,肯定社会主义财政具有两种属性,对于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政,则仍认为是上层建筑。近几年来,有人主张财政是经济基础。其中又有两种意见:有的同志主张社会主义财政是经济基础,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政还是上层建筑;有的同志则主张任何社会形态的财政都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1)具体来看,可以归纳为三大类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财政是一种上层建筑。持这种观点的有陈明鉴等人。陈明鉴在《财政是一种上层建筑》一文表明了这一观点。该文主要是“从上层建筑的特征来探讨财政的上层建筑的性质”的,认为“财政本身不能生产物质财富,它不是物质的形式”,从而也应是一种上层建筑。此外,他还指出,“财政比之一般上层建筑又有其特殊的地方。财政是伴随国家而来的东西,……国家本身是一种上层建筑,财政既伴随国家而来,我们就不能否认其依存其他上层建筑——国家的事实。”(2)
一种观点认为,财政具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两种属性。在姜维壮的《社会主义财政基本上属于经济基础,私有制社会的财政是上层建筑》,和叶振鹏的《国家预算既属于经济基础,又从属于上层建筑》等文中,阐述了这种观点,这只要从论文的题目可清楚地看出了。
这种观点可分为三种情况。其一主张社会主义财政具有两重性,理由是:(1)财政为经济服务的部分属于经济基础,财政为上层建筑服务的部分属于上层建筑;(2)企业财务是经济基础,国家预算是上层建筑;(3)来源于生产领域的财政收入和用于生产建设的财政支出是经济基础,来源于非生产领域的财政收入与用于非生产建设的财政支出是上层建筑。其二主张社会主义财政和剥削阶级国家财政均有两重性。因为财政作为一种经济关系是经济基础,但财政与国家的产生和存在有关,所以又是上层建筑。其三主张社会主义财政是(或基本上是)经济基础,剥削阶级国家财政则是上层建筑。因为社会主义财政直接同物质生产密切联系,它参与生产和分配,所以是经济基础,而剥削阶级国家财政则与物质生产没有联系,只是生产过程以外的偶然的东西,所以是上层建筑。
一种观点认为,不论社会性质如何,财政只能是经济基础。这是因为:(1)财政的本质乃是一种分配关系,而分配关系本身就是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2)财政虽以国家为前提,是国家的产物,但财政不是国家这个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不能混淆财政的产生与存在原因同财政本身的区别,不能混淆财政本身和服务对象的区别;(3)财政的性质虽取决于国家的性质,但最终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取决于经济基础性质,国家只起中介作用;(4)应该把财政这一分配关系本身同反映这种分配关系的财政观点、财政政策与规章制度区别开来;(5)社会主义社会与剥削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样具有阶级性与历史性,不能因为财政具有阶级性与历史性,就肯定为上层建筑。(6)财政收入来源与支出用途反映着一种分配关系,不能作机械表象的理解。(3)
在《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小册子中,持经济基础观有5篇,超过一半。持这种观点的有邓子基、赵春新、安体富和蔡次薛,以及主张剩余价值产品决定论的王绍飞,和在70年代末提出社会共同需要论的何振一等。
此后在“”中对该问题的争议几乎停止了。“”结束后不几年,我国财政理论界重开财政本质问题的论战,作为该问题伴生物的财政属性问题,很自然地也被重新提出。尽管已时隔十几二十年,但在我国经济理论和财政理论没有大的变化的大环境下,参加争论的主要还是那些人,因而所持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分歧依然如故,除了有所深化之外,基本上没能超出原有的窠臼。此后,随着人们对于财政本质问题的淡化,我国财政学界对于财政属性问题的争议也逐步沉寂了。至今除了在大学课堂上教师有所介绍之外,基本上不再见诸于财政刊物和论着之中了。
二、财政范围问题回顾
财政范围或者说财政体系的问题,也是与财政本质直接相关联的财政基础理论之一,因而将其与财政属性问题结合在一起考虑。
在大连财政学讨论会上,几乎每篇论文都涉及了财政范围问题,并且在当时就形成了“大财政”、“中财政”和“小财政”三大类的看法。
1.“大财政”其主张者主要为李成瑞。他认为,“社会主义财政的范围(体系)包括
以下三个部分(环节):(一)国家预算;(二)国家银行信贷;(三)国营经济各部门和国营企业财务。”(4)
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的《财政学》(初稿)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即“财政体系是由财政实质确定的。在我国有计划分配社会产品过程中,属于国家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和社会公共需要而形成集中性货币资金与非集中性货币资金的诸分配关系,构成了我国的财政体系。我国财政体系主要包括国家预算、银行信用和国营企业财务三个环节。”(5)
2.“中财政”其主张者邓子基认为,“社会主义财政本质决定财政范围。……凡是具备反映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体的、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特征的分配,都属于财政范围。不具备的,都不属于财政范围。”(6)因此,“在我国条件下,财政的范围主要包括国家预算与国营企业财务两大环节。…前者是我国财政的中心,后者是我国财政的基础。此外,财政的范围还包括国家信用(公债)和其他财政资金等方面。”不过,“企业财务虽然成为财政的基础,但不等于它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全部属于财政范围。……国营企业财务中反映的财政分配关系的那一部分,即体现以国家为主体与无偿特点而与国家预算发生相互关系的那一部分,……才属于财政范围……。财政既不包括全部经济关系,也不包括那些由信贷、等价交换、提供劳务而形成的分配关系”。(7)这是典型的“中财政”,它由国家预算和国营企业财务的部分内容所组成。
3.“小财政”陈共撰文指出,“我们是主张‘小财政’的”。至于“小财政”包括哪些内容则没有具体指出,而仅谈到小财政在概念上是不等同于国家预算的。(8)不过,通常来说,“小财政”即是主张财政范围仅由国家预算和预算外资金所构成。
此时人们的争论还未涉及预算外资金,是因为当时预算外收入数额过小。在80年代随着其规模的膨胀,预算外资金也自然地被纳入财政范围内,这对于各种财政范围观来说倒是没有什么异议的。
此外,还存在着若干处于中介状态的财政范围观。
在国家分配论者中,有些人的观点介于中财政和小财政之间,但实质主张小财政。翟华林的《关于财政学上几个问题的认识》具有典型性。该文认为企业财务只是财政的基础,但不是财政范围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国家财政基础的,不仅有国营企业财务,还有集体经济财务以及其他经济成分的财务,虽然它们作为基础不及国营企业财务那样大、那样密切,但是,其为基础则一也。…把国营企业财务这个基础,当做国家财政范围的组成部分,它与主张财政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分配关系的说法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他进而指出,“把国营企业财务这个基础当做国家财政范围的组成部分,在理论上是不好解释的,而且必然要混淆了财政与财务的界限。”(9)
应当说,翟华林对国营企业财务是财政基础环节观点的批评是中肯的,因为国营企业财务分配并不是强制的和无偿的。但他又没有完全提出小财政的主张,而稍微留了点尾巴,将“企业财务”而不是“国营企业财务”说成是财政的“基础”,这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
80年代编写组编写的《社会主义财政学》教科书,实际上受到了翟华林观点的影响。该书主张:“国家预算是社会主义财政体系的主导环节,…预算外资金是社会主义财政体系的补充环节。…国营企业财务是社会主义财政体系的基础”。(10)这实际上退到小财政观上来了,因为在这儿国营企业财务仅是“基础”而去掉了“环节”二字,其实质是将国营企业财务从财政范围中剔除出去。
在国家分配论者中,还有较多人的观点介于“大财政”和“中财政”之间,但根本上则属于“中财政”。谷棋和刘明远等人就认为:“国家预算、银行信贷、国营经济财务及预算外资金在资金综合计划上共同构成统一的社会主义财政体系,其中国家预算是主导环节,国营经济财务是基础环节。”沈云也认为,“国家财政范围主要应该包括:国家预算、国家财政信用、国营企业财务、国家税收、其他财政资金等五个环节”。(11)而该文的“其他财政资金”,则大致上指的是预算外资金。
这些作者的观点将银行信贷包含入财政范围内,乍一看与“大财政”相类似,但实质上与大财政观有着根本的区别。“大财政”将整个银行信贷都纳入财政范围,而这些观点则仅将财政通过银行发放的长期信贷列入财政范围。由于财政拨给银行的长期信贷资金本身已包含在国家预算内了,因而它的单独提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而其实质仍是中财政观。
这两类具有中介状态的财政范围观,与前述三类财政范围观相交融,就使得我国财政理论界对于财政范围的看法,呈现了一种连续分布状态。此时还有其他一些主张,如认为税收也是财政的一个独立环节。这种主张,甚至在80年代还为许多财政学教科书所采用,但终究没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进入90年代以来,改革赋予国有企业愈益增大的独立自主性,使得几乎无人再主张国有企业财务也是财政范围的构成部分了。于是,我国财政由预算内和预算外两部分组成,大体上已没有什么争议了。此时则冒出了一个“制度外”财力问题。所谓“制度外”财力,它也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掌握的财力,但不仅没有纳入各级政府预算,而且也不是按照有关制度规定征收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规性质的政府财力。作为政府财力,它们显然属于财政范围,是财政的组成部分。由于它们往往与乱收费乱摊派直接相关联,因而引起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但此时分析的并不是“制度外”财力是否属于财政范围,而是如何规范和管好这部分财政资金问题。因此,财政范围问题在90年代可以说是完全沉寂下去了。这对于我国财政理论研究来说是正常的,甚至是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是市场基础的建立解决了认识分歧的结果,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从“纯”理论争论中超脱出来的表现。
三、财政属性问题评价
由财政本质问题决定的财政属性问题和财政范围问题,尽管直接源于前苏联的财政理论,但如同财政本质论一样,也具有了我国自己的特色。它既受经济体制决定,又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而变化和发展更新。
在前述的几种财政属性观点中,乍一看经济基础观是正确的,而上层建筑观则是明显错误的。其实不尽然,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其结论就不那么绝对了。
这一问题的分析是以对财政本质的认识为基础的。对于国家分配论者来说,在“财政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命题下,财政本质归结为是一种“分配关系”,而“纯分配关系”显然只能是经济基础。但这种观点未考虑到财政活动主体是国家这一特殊性。国家主体使得财政分配直接渗入了上层建筑的因素,而绝非企业等经济主体那样,进行的是“纯”经济基础的活动。财政主体的这一特殊性,使得财政成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直接中介物与联结体。这似乎是符合辩证法要求的,它避免了截然分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发生,而鲜明地表现了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
可见,财政作为分配是一种经济活动,而其国家主体身分又使得这种经济活动直接包含了国家因素。这表明,从国家分配论出发,绝对地将财政归入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的范畴,都是无法圆满地说明问题的。
正因为如此,反对国家分配论而以客观经济因素为基点的剩余产品价值决定论者和社会共同需要论者,都是经济基础观的主张者,如王绍飞和何振一等人。他们都是仅从经济关系角度分析财政本质问题的,都否定国家与财政存在本质联系,从而在财政属性问题上不存在“国家主体”所引起的困惑。他们得出经济基础观是自然的,是与他们的财政本质观完全一致的。相反,国家分配论者则不同,“国家主体”和“分配”的混于一体,使得他们在财政属性问题上陷入困惑,产生种种不同歧见,其得出纯经济基础结论是勉强的。
从纯上层建筑观来看,它完全将财政视为国家的政治行为,而撇开了财政的分配性质,是不符合财政实践状况的。正因如此,这一观点在我国财政理论界几乎没有什么人响应。但就财政的主体是国家这个侧面来看,其观点则又有某种正确之处。
既然从国家分配论的角度看,单一属性观存在认识绝对化的问题,那么,双重属性观是否都正确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就双重属性观来看,我国财政界也存在着种种具体分歧。财政属性应是“财政一般”的属性,即所有社 会形态下的财政所共有的性质,而不能仅就某个社会形态或某个时期的财政,即“财政特殊”所特有的性质得出结论。因此,那种以财政处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处于不同的活动领域为标准,而将整个财政的一部分归结为上层建筑,另一部分归结为经济基础的观点,显然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因为那等于从根本上将财政分割为两个事物了。
这样,相对正确的观点,将是以单一标准得出的结论。为此,叶振鹏等人的双重属性观就显得较为全面,与国家分配论的财政本质观也更为一致。这类观点认为,财政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基础,又含有上层建筑性质,不能作为“纯而又纯”的经济基础来看待。
就财政属性问题本身来看,似乎是纯理论的问题。然而,在我国特有的国情下,它又有着现实意义。这就是强调财政属性的经济基础观,很大程度上是希冀从理论上强调国家活动必须遵循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以此减少我国经济建设中长官意志的危害。60年代是我国财政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讨论最为热烈的时期,大约就是惨痛教训的自然反映。然而,也正是由于它完全是一个纯理论问题,因而也是最不为政府所重视,在其后的改革开放中几乎没有再引起理论界的关注。
然而,财政属性问题与西方的公共选择论,在某种程度上涉及的是同一问题,即究竟应该仅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仅从政治的角度,抑或从两者兼顾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和研究财政问题?正是在相同的时间内,西方的公共选择论却迅速发展起来,促进了西方财政理论的大进步。可见,回顾财政属性问题并非是毫无意义的。随着我国财政从计划型向着市场型的转变,在原有的财政属性论基础上发展我国自己的公共选择论,将是我国财政理论发展的重要乃至关键的内容之一。
四、财政范围论评价
在60和80年代两次财政范围问题讨论中,人们都同意财政范围观的分歧源于财政本质观的分歧。这是对的,因为判定“财政范围有多大”,显然必须以“什么是财政”为直接依据。这样,国家资金运动论者必须将国家预算、预算外资金、国营企业财务以及银行信贷资金都包括进财政范围,其持有的只能是“大财政观”。国家分配论者由于主张只有国家进行的分配才是财政,因而严格地说是只能持有“小财政观”,即认为只有国家预算和预算外资金才属于财政范围,因为银行信贷和国营企业财务的分配主体都不是国家。
其实不然,事实与理论推断却存在较大出入。虽然国家资金运动论者主张的是大财政观,但国家分配论者内部却出现了种种分歧,不仅有主张小财政者,而且还有相当多人持有中财政观,并且其观点往往还与大财政观有相似之处,甚至有的干脆就主张大财政观。这就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
如果说财政本质是高度抽象而得出的结论,那么,财政范围则是较为具体的分析,是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各种具体的现象形态。此时概念的单一性和明了性将不存在,面对的是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财政现实。于是,困惑和犹疑旋踵而至,这首先要具体解答的就是:什么是“国家主体”?
这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给当时的财政理论出的一个大难题。在当时企业国有国营,银行国有国营,它们都是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进行活动,是国家这个大工厂的组成部分,其分配从根本上看也是国家在进行分配。这样,由国家分配论出发,得出企业财务分配和银行信贷也是财政活动,即也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也是有其依据的。由此可知,同为国家分配论者,却在财政范围问题上产生于分歧,是毫不奇怪的。甚至国家资金运动论和大财政观,也都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至少表明这些观点的持有者对于计划经济的运行特征是有着独到认识和见解的。
对此,人大本《财政学》就指出,他们之所以持有大财政观,就是因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得国家具有了经济职能,使得财政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分配关系,决定了“社会主义财政直接伸延到生产领域,把国家预算、银行信用同企业财务紧密地衔接在一起。国家预算和银行信用是社会主义集中性财政,……国营企业财务是非集中性财政”。(12)
然而,企业和银行毕竟与国家存在根本区别,即使是在计划经济下,企业和银行也仍然不是国家,它们的分配活动仍然不是国家直接进行的分配。更主要的,如果将企业财务分配和银行信贷列入财政范围,换言之,企业财务分配和银行信贷也都是财政,这就取消了财政与企业财务和银行信贷的区别,其结果必将导致实践工作的混乱。所以,如同国家资金运动论一样,大财政观的赞同者也鲜有其人,是可以理解的。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再来看中财政观就可以明了,这类观点的合理性是与大财政观相一致的,而其根本弱点也是与大财政观相一致的,简言之,中财政观能否成立的关键是国营企业财务问题。
对于将国营企业财务说成是财政基础环节的观点,李成瑞曾中肯地指出了弱点:“有的同志在讲到社会主义财政的实质的时候,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为行使其职能而形成的分配关系,但在说到社会主义财政的范围(体系)的时候,又说包括国营企业财务在内。而国营企业财务显然不仅仅是分配,而且包括资金的周转。…为了解决这个逻辑上的矛盾,已经出现了种种说法。”(13)
为摆脱这一矛盾,有些中财政论者主张国营企业财务分配与财政发生直接联系的那部分才属于财政范围。但这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其原因就在于将国营企业财务归人财政范围本身就是不对的,不管归入的是其全部,是其整个分配,还是仅限于部分分配都如此,因为国营企业作为其财务的活动主体,毕竟不是国家主体。
如果说这些分歧的是非曲直在计划经济下是难以判明的话,那么到了今天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则是简单明了的。改革开放导致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局面的出现,我国财政的“基础”显然已不是只建立在国有经济之上了。尤其是当着国有企业逐步成为独立的市场运营主体之际,再以国有经济对于各级政府的行政附属关系为依据,强调国有企业财务的财政基础地位,显然是不能成立了。
总之,财政属性和范围问题,大体上可以说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理论问题。了解这些理论及其争议,对于了解和剖析我国的计划型财政理论,对于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市场型财政理论,都是有其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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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Attribution and Scope of Public Finance
ZHANG Xin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Banki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se issues about the attribution and scope of Public Finance were important fiscal theories in China in 1960‘ s.The former discussed about the effect of politics on public finance,which seems to be the issue of public choice with the Chinesemethod. The latter was discussio 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sysetm and public finance in the periods of planning and reform .
Key words: public finance; attribution of public finance; scope of public finance
(1)(2)邓子基编:《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第1版,第5页、第111-112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4年。
(3)邓子基编:《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第1版,第6-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4年。
(4)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主编:《财政学问题讨论集1964年财政学讨论会论文选辑》(上册),第1版,第188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5年。
(5)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编着:《财政学》(初稿),第1版,第2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4年。
(6)邓子基:《社会主义财政理论若干问题》,第1版,第1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
(7)(8)(9)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主编:《财政学问题讨论集1964年财政学讨论会论文选辑》(上册),第1版,第139-141页、第87、90页、第250-25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5年。
(10)《社会主义财政学》编写组:《社会主义财政学》,第1版,第2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
(11)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主编:《财政学问题讨论集1964年财政学讨论会论文选辑》(上册),第1版,第121页、47页和5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5年。
财政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4篇
此文系山东大学（威海）教研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项目编号B201429。
摘要：通识教育已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领域和发展趋势。
财政学由于自身学科特点，在开展通识教育方面存在诸多缺陷，亟需采用案例教学法，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提高教育效率，以适应通识教育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 ：财政学 通识教育 案例教学法
一、高等院校开展通识教育的必要性
近年来，我国高校在借鉴西方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普遍开设了通识教育课程。综观各校通识教育课程，可以看出高校开展通识教育的必要性。
1.培养具有全面素质人才的需要
开展通识教育是为了避免专业教育的缺陷，培养既具有专业技能，又拥有人文知识背景的人才。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各学科相互渗透、融合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仅凭单一学科的知识与技能已经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另外，在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中，如果缺乏马克思哲学这一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人们对各种事物的认识将是片面的。因此，在高校开展通识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为统领，以国学、艺术、经济、法律等学科为辅翼，全方位开展通识教育，是新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之举。
2.使学生具有健全人格的需要
教育的本义就是要培养心智健全、身体健康、视野开阔、志存高远的人才。但在现实中，大学教育日益庸俗化，高等教育已成为一部分人攫取功利的手段与工具，而不是自我净化的途径。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时代，许多大学生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却缺乏必要的价值观、道德观，他们缺少比知识更为重要的东西。通识教育是贯穿所有学生整个教育过程的教育体系，是对学生的生活、身心全面发展提供必要支撑的知识体系、学习方法及具体技能。因此，通识教育可以克服高等教育的庸俗化、功利化，使高等教育回归其本来要义。
3.使学校具有自我特色的需要
目前，我国各高校办学特色日益趋同，“千校一面”现象十分严重。这使得各校相同专业大同小异，缺乏自我特色，不利于学生的选择，也不利于学校之间的合理竞争。开展通识教育，可将富有本校特色的课程设置在通识课程之中，也可将高校所在地域传统文化灵活穿插在通识课程里。这样可为打破“千校一面”的坚冰提供一条捷径。
二、《财政学》作为通识教育课程的优劣分析
从专业教育角度来看，财政学是高等院校财经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其地位处于基础课与专业课之间，属于专业基础课范畴。财政学的主要任务是揭示政府经济行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的影响，因而可称之为国家理财学或政府理财学。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财政分配关系和财政分配规律。通过财政学课程教学，应使学生了解财政学的基本理论，掌握财政职能、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国家预算、预算管理体制、财政平衡、财政政策等内容。在此基础上，通过相关的专业训练，使学生提高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拓宽知识结构，培养从事经济管理的综合素质。
财政学作为一门经济类课程，其知识内容具有综合性强，涉及面广，理论体系完整、严谨的特点。它所涉及的内容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主题，因而也是每一位社会公民必须掌握的社会知识。从此而论，财政学应该作为通识课程来向所有高校学生讲授。另外，财政学课程专业性很强，内容广泛，与经济学相关学科联系十分密切。要将财政学全部内容介绍完毕，需要大量学时。而通识课往往课时有限，在极为有限的学时里要将财政学讲好、讲精，就必须做到在通识教育中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探索教学规律；突出重点，围绕专题，开展必要的实践教学，并将财政理论贯穿于实践教学全过程，以培养学生的实践和操作能力。
三、《财政学》通识课引入案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所谓案例教学法就是利用典型事例进行教学，使学生通过对特殊的、典型的实例分析来进一步理解和掌握理论中的概念和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培养高校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教学方法。由于通识教育对象的广泛性与课时的有限性，在财政学通识课教学过程中，应用案例教学法能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实现教学目标。
1.案例教学法可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财政学通识课如果继续采用传统的“满堂灌”式的教学，教师讲学生记，考试考笔记。这样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在听课时常常感到枯燥乏味，对一些财政理论知识的理解不够深入，经常是一知半解，学习流于形式，不利于培养学生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财政学通识课学生基本上是非财经专业学生，经济学基础比较薄弱，传统教学方式更加弱化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而案例教学通过讨论的方式，增加了学生课堂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生与教师的互动性。学生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就感，从而激发学生主动学习财政学的兴趣。
2.案例教学法有助于学生开拓视野
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从居民的衣食住行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都和财政密切相关，财政学的案例大多数来源于现实经济生活。学生在对案例的分析与讨论中，能极大增加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了解。通过案例教学，学生不单局限于书本理论知识的学习，而是更全面系统地了解财政学；不仅在课堂上学习财政知识，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领会国家的政策。通过案例介绍、讨论及点评，学生们会从现实到理论，从家庭、企业到政府，从点到面全面理解和掌握财政学的有关内容。
3.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分析和解决案例中的实际问题。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学生可以锻炼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巩固教学效果，思维和判断能力在案例的分析和讨论中逐步得到提高，进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形成学习的良性循环。
4.有利于提高学生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目前高校学生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他们独立性较强，但是缺乏一定的团结协作能力。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有许多小组活动。通过组内的群体互动，取长补短，集思广益，才能形成较为完善的方案。在讨论过程中对于不同的意见，教师会引导学生学会倾听、包容，心平气和地与他人合作，向他人学习。这对于培养学生团结协作能力，掌握必要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与成长，无疑大有益处。
四、案例教学法在《财政学》通识课中的运用
1.选择案例
在案例教学法实践中，案例选择是否恰当直接影响到课堂教学效果。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财政现象，这些现象都由一定的财政规律所支配。财政学案例就应该选择这些财政现象进行编排。选择案例时，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案例应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选取的案例要符合经济实践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需要，确保案例所陈述的内容是经济实践中所发生的真实事件，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甚至是有争议的事件。精选出的案例应当是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最能揭示所学的财政理论的案例。精选案例，熟练掌握财政学的理论，并通晓各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通过“路灯”和“公地的悲剧”等案例，可以引出公共物品特征以及公共物品的市场提供和政府提供问题。第二，案例应具有一定的广度与深度。在通识教育中，案例难度不宜过大，否则学生难以在现有知识体系内展开分析，影响其学习积极性。第三，案例应有系统性。在财政学案例教学中运用的所有案例应该相互联系，由简单到复杂，针对所讲的财政理论，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接受能力，分层次并有序地选择和编排。
2.案例呈现
财政学案例的呈现既可以放到讲授知识之前，也可以放到讲授的知识之后；既可以在讲授某一类知识时引入，也可以在讲完一个单元或一个章节之后引入。例如，在讲授转税收支出之前，就可以介绍英美国家二战之后税收支出的案例，使学生由西方国家的相关实践活动逐步了解政府税收支出的作用；在讲授税收原则时,则应先讲解理论，后呈现案例，通过案例使学生强化对税收原则的理解。呈现的财政学案例，在内容上要求有比较完整的情景过程；在形式上大多以文字描述，也可辅以适当的表格和示意图等；在呈现方式上可以给每个学生印发文字材料，也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展示。
3.小组讨论
案例的分析讨论是财政学案例教学重要环节。教师应于学期开始初期，根据班级学生人数，将学生分成10人左右的若干小组，并选出小组长，由其负责组织和协调。案例先以课下分组讨论呈现，小组成员既要积极参与讨论，又要承担相应的任务。小组讨论结果要形成文字分析材料或PPT，在课堂发言汇报。对于同一案例，由于知识基础和看问题的角度有差别，不同学生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教师要组织好案例的分析讨论，引导学生去掉案例的非本质内容，揭示其本质特征以及案例与财政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案例中的主要内容与相应的财政理论联系起来，加深对有关理论和方法的理解掌握，并在小组讨论形成文字意见或制作PPT过程中予以指导。
4.案例总结与归纳
在这一阶段，教师可以通过口头总结或书面总结来点评学生的讨论，一方面要对各组讨论情况予以评价，另一方面对讨论中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行系统归纳和延伸，阐明自己的明确观点，对该理论进行更加细致的阐述。在案例教学的基础上，用传统的合乎逻辑的描述对一般知识作出抽象化概括，对案例教学起到“点睛”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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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14. 030
[中图分类号] F8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14- 0050- 03
国外文献在理论研究上一般把政府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从字面上理解，生产性支出是一种社会积累过程，有益于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和经济增长速度，而非生产性支出纯粹是一种财富消耗。因此，这一种分类法暗示着政府应该尽量提高生产性支出的比重。但是，在经济学界不同的学者对于具体的划分存在着争论。格瑞尔和塔洛克（1980）把教育和国防支出看作是非生产性支出。相反，巴罗（1990）对非生产性支出所下的定义为：公共支出总额减去政府用于教育和国防支出，因为教育和国防支出更像公共投资，它们对私人部门的生产率产生正的影响。另外，为了更方便地研究财政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关系，根据Keen and Marchand （1997）的界定，把政府公共支出划分为2类：一类是进入辖区居民效用函数的公共服务支出（public good），另一类是进入企业生产函数的公共投入支出（public input）。其中， 公共投入支出主要指基础实施、交通和运输、企业研发投入和城市维护等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方面的支出，而公共服务支出主要包括用于满足辖区居民福利要求的科学技术、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而邹恒甫（1998）对划分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的传统做法不满意。在他看来，哪类属于生产性支出，哪类属于非生产性支出，应该有更严格的理论基础。所以，哪类政府支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哪类妨碍经济增长，也应该由数据说话，通过严格的实证研究方法，他得出结论，一项公共支出是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的，取决于该项支出在总支出中的相对稀缺程度。本文对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解基本上与邹恒甫的思想一致。更进一步，我们认为不能仅仅依据经济增长的标准来评价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性，只有立足于经济、政治和道德三重维度才能真正实现财政支出的优化配置。
1 FGFF视角下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First Generation Fiscal Federalism，FGFF）主要是从资源配置的视角，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研究地方政府如何对财政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从而重点强调地方政府为吸引流动性要素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很显然，辖区居民会根据自身的偏好和需求选择公共产品的组合，地方政府在提供各管辖区内的公共产品时会尽力讨好辖区居民从而引发地方政府的良性竞争。蒂布特模型中（1956）“用脚投票”理论表明，个人可以通过选择居住地来表达其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偏好，并用这个机制来有效地显示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效率。通过居民“用脚投票”，对地方政府形成强烈激励，增强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使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得到提高。奥茨（1972）对于分权合理性的阐述可以归结为“分权定理”。分权定理建立在选民偏好的差异和中央政府等份供给公共品的假定上，在此前提下，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和中央政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品，那么由地方政府来供给更好。奥茨的分权定理实际上还暗含着一个前提就是选民的流动性带来的政府间竞争，如果居民的流动性受到限制，地方政府就没有足够的动力供给帕累托最优产量，正是由于选民可以流动，一旦地方政府不能满足选民的要求，选民就可以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那么地方政府为了吸引选民，就会相互竞争以满足选民的需求，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
其中Keen and Marchand （1997）最早在其文章中研究财政竞争与公共支出结构的关系，根据受益对象他们把公共支出划分为2类：一类是进入辖区居民效用函数的公共服务支出（public good），比如休闲设施或者社会服务事业等；另一类是进入企业生产函数的公共投入支出（public input），比如说基础实施或者科技研发等。通过理论模型的构建和分析，他们证明了“支出结构的系统性偏向”，即在整个公共支出中，花费在公共投入上的太多，而花费在消费者能够直接受益的项目却很少。在实证检验方面，Hannes winner（2004）利用1970-1997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把财政竞争作为内生性的工具变量，计量结果证实了KM模型的理论假说。随后，在KM模型的基础上，Rainald Borck（2006）对其进行了进一步拓展：生产函数由流动资本、流动熟练劳动力、不流动的非熟练劳动力和土地4种生产要素组成。政府同时对资本和劳动力征税，不同种类的劳动力收益于不同的公共服务。通过理论与模型分析，结果发现：辖区政府倾向于把更多的公共服务支出用于流动熟练劳动力而把更少的公共服务支出用于不流动的非熟练劳动力，而且在资本与劳动力呈强互补时，这种激励更加明显。
但是由于KM模型存在着许多假设前提，比如说劳动力不能流动，所以他们只是在短期内和静态上来分析财政竞争与公共支出结构的关系。自从Matsumoto（2000）研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情况下财政竞争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之后，经济学家开始从动态和一般均衡的宏观视角来重新认识财政竞争和公共支出结构的内在联系。一旦把财政竞争置于一般均衡的视角之下，辖区政府为了在短期内快速发展经济可能会在公共支出方面偏向资本。但是这种偏向只是暂时的，因为资本生产力的提高会越来越依赖劳动力的互补，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必须在公共支出上给予劳动力平等的地位从而被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顺应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
2 SGFF视角下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公共支出的政治决定
近年来，以钱颖一、温格斯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引入到财政理论研究。他们从非对称信息出发，强调激励相容和机制设计，在传统分析框架下引入了新的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Second Generation Fiscal Federalism，SGFF），即“市场维护型财政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研究的重点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设计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从而找到一种使地方公共品的配置效率得以实现，同时不失财政公平的最佳机制。随着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现，政府间竞争只能限制并不能消除公共品供给的低效率现象。Ruben and Zhuravskaya（2004）的近期研究也表明，在缺乏地方政府问责制的情况下，高强度的经济激励反而容易导致政府官员的腐败、省级政府保护主义和被既得利益集团所俘获。可见，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下的公共品供给着重于解释财政分权的机制特别是对于财政分权实施主体的微观基础——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 研究。与企业经理人类似，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官员同样会进行寻租行为，进而影响到包括公共品供给在内的所有公共决策，而如何设计出对其激励相容机制就成为了关键。因此，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下的公共品供给的立足点就是好的市场效率来自好的政府结构，通过市场效率提供支持性的政府系统，在构造政府治理结构时考虑到相应的激励机制，有助于形成地方官员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相一致的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只有在这样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才能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各司其职，为解决有效率的公共品供给创造条件。
总之，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在2个方面上对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进行了拓展：①抛弃了“仁慈政府”的假设。与传统理论假设的政府官员追求辖区居民福利最大化不同，新理论假定政治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投票者与官员）都有各自的目标函数，都试图在一定的政治制度环境（如不同的选举体制）约束下最大化各自的利益。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主要关注不同的政治制度对政府官员行为的影响，以及由此决定的分权体制运行的结果。②强调了信息不对称的重要作用。由于信息的不完全，越来越多的研究借鉴委托理论来分析政府间政治关系。一种情形是把政府间的纵向联系视为一个企业组织，中央政府充当委托人，地方政府是为实现中央政府目标的人；另外一种委托—模型则认为全体选民是委托人，中央政府是服务于全体选民的单一人，而分权后的地方政府则充当了各个地方人的角色。不管是哪种形式的委托，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来促进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一旦对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进行了拓展，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种分权的新政治经济理论，而不应当归置于传统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分析范式。
3 结 语
近年来，关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国内外文献在不断积累，这反映出经济学家对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解也越来越全面而深刻。正是基于此，本文试图从两种视角去理解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如果从新古典经济学出发，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主要反映了公共产品的供需关系。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研究地方政府如何对财政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从而重点强调地方政府为吸引流动性要素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很显然，辖区居民会根据自身的偏好和需求选择公共产品的组合，地方政府在提供各管辖区内的公共产品时会尽力讨好辖区居民从而引发地方政府的良性竞争。然而，我们说，新古典经济学对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解过于理想化，它忽略了财政资源配置的制度基础。在现实中，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控制着财政资源的配置方向，他们可能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人为地偏向财政支出结构。所以，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考察地方官员的行为取向从而理解财政支出结构的形成机制。这也是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分析公共品供给的主要思想，他们着重于解释财政分权的机制特别是对于财政分权实施主体的微观基础——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官员同样会进行寻租行为，进而影响到包括公共品供给在内的所有公共决策，因此如何设计出对其激励相容机制就成为了关键。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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