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论文范文
河洛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1.中华文化的源头在河图洛书。理由是：作为群经之祖的《周易》，既是儒家十三经之首，亦是道家三玄之首。这一群经之首开篇于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源于八卦，而八卦生成于河图洛书。《周易》之中，圣人作八卦而则“图书”，这一“则”字，说明“图书”时间上具有领先性，意义上具有根本性。所以说“图书”是中华文化之源。除在中原地区的文化遗存中寻求证明外，受蚩尤制历与纳西族保存中原古乐的启示，刘先生将研究询证的范围扩大到中原以外的区域。在与汉族同样崇拜伏羲的彝族文化中，获得了重要发现。“河图洛书”的图形不仅被彝族同胞完整地保存，而且他们先祖对“河图洛书”的解释也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彝族文化认为“洛书”在先而“河图”在后。“洛书”表达的是一年分十个月的十月太阳历，“河图”表达的是一年分十二个月的阴阳合历。无论十月太阳历还是十二月阴阳合历，其来源均是对日月星辰的观测与记录。将天文观测的结果以数字形式量化，即为历法。天文历法出现于文字之前，所以用抽象符号表示。“洛书”，彝族同胞认为是上古先贤传下来的，由奇偶之数组成，具体图形为：上九下一，左三右七，四二为肩，八六为足，五居中央。一三九七，四个奇数分居四方；二四六八，四个偶数分居四隅，以此图形表达了十月太阳历的基本结构。即一个奇数代表一季（行）72天，一个偶数代表18天，四个偶数和亦为72天，居四方与居四隅的奇偶之数代表了五季，每季72天，共360天，分为十个月，一月36天。此外一年中还有5、6天，作为每年大小两个年节的时间单列，不再计入月。冬至为大年，夏至为小年。大年3天，小年2天，闰年大小年均为3天[1]98。不仅彝族，苗族古历也与此相似。阴阳五行学说，也在此中出现。十月太阳历中，一年分寒暑，寒为阴，暑为阳。阳主生长，阴主收藏；十个月中，奇数月为阳，偶数月为阴；一日之中昼为阳，夜为阴。
2.五季即五行，依次用木火土金水表示，五行相生相克之哲理由此而生。五行生克，自然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基本图谱也由此构建。进而，天干地支也由此衍生，在十月太阳历中，十个月月序，依次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来表达；每月36天，分为上中下三旬，每旬12天，12天的顺序依次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来表达，这就是天干地支。“河图”在彝族文化称“付拖”，汉语译为“阴阳联姻”，虽与“洛书”均为彝族同胞的历法表达，但“河图”表达的却是阴阳合历，即考虑月相周期，兼顾太阳周年运行而制定的历法。年依据太阳而定，月依据月亮而定。一年分四季12个月，一季90天；月有大小，大月30天，小月29天；每月2个节气，每5年2个闰月，每年平均365.25天。“河图”虽同样由奇偶之数组成，但与“洛书”的奇偶之数的分别出现不同，其奇偶数是联合出现的，具体图形为：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央。以三八论春季、以二七论夏季、以四九论秋季、以一六论冬季，共四季360天[1]97-98，再加上两个过年日和闰月，平均一年仍为365.25天。在十二月阴阳合历中，“干支”功能发生了改变，十“天干”用于记日，十二“地支”用于记月。圣人“则”“河图洛书”，在很大程度上“则”的是历法。这，应该也是诸子推崇“图书”的理由。“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天文到人文，总根在“图书”。
二、河洛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意义
1.“图书”对于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在天文历法、阴阳五行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其重要的七方面分而述之。其一，“图书”与时空：无论是十月太阳历还是十二月阴阳合历，使时空有了法度，可以度量，可以依据。《后汉书·律历下》:“在天成度，在历成日。”太阳在天运行，以度计算；历中记载，以日计算。日行一度，历中一天，日周天365至366度，历中365至366天。日为时间单位，度为空间单位，时间空间在此构成一体。日周天一次，大地经历春生秋杀、生死枯荣，正是大地万物生长凋零的一个完整过程。时空万物，于历中构成了动态不已、循环往复的一体关系。可以说，“图书”奠定了永恒的时空观。其二，“图书”与“十二律”：十二律对应于十二月，是阴阳合历的伴生物。《周髀算经》说：“冬至夏至，观律之数，听钟之音。”由历法而至音律，由天地运行的变化规律抽象出十二音律，《礼记》有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同和，就和在太阳与地球的不同对应关系上。十二律，经明朝朱载堉整理后形成十二平均律并传入西方，成为今天世界通行的标准音律。其三，“图书”与阴阳：前文对于十月太阳历与阴阳关系已论及，不再重复。无独有偶，与彝族十二月阴阳合历相似的苗族古历中有两个重要节日阳旦与阴旦，就是冬至与夏至。旦为初生之意，冬至被称为阳旦，夏至被称为阴旦。冬至时，太阳直射于南回归线；夏至时，太阳直射于北回归线。阳旦阴旦实际是阴极阳极，冬至为阴极，夏至为阳极；阴极生阳，阳极生阴；冬至阳气初生，夏至阴气初生；阴阳二气反复转换，无限循环。所以，“图书”确定了阴阳两极，发现了阴阳转换规律。其四，“图书”与“以天文论人文”的思路：“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大德曰制器”。以天文论人文，就是要论出制器的智慧。天生万物，人制器具，这是源头文化所开创的基本道理。制器就是发明创造，制器的智慧和准则，都来源于天道天文和大自然的启示。无论君子与圣人，都应该以天理天则为坐标为人为事，即应“崇效天”。原因是“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道大公，人亦应无私，这是圣人之理。天行刚健，人行自强不息，这是君子之理。以天文论人文，还论出了“化天下”与“卫天下”的哲理，即以文化化天下，以利器卫天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图书”确定了以天文论人文的基本思路。
2.图书与诸学科：李约瑟院士在其著作《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六章《中国科学之基本观念》开篇处，清晰地点出了中国古代科学的三大基本观念即五行、阴阳、卦图。文中说：“本章我们将论及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中心问题。这就是早期中国本国自然主义者所拟成的基本观念或理论。在这一方面，需要提出讨论的主要课题共有三项：其一，是‘五行’的理论；其二，是宇宙间的阴阳理论；其三，是古人竭尽心力而完成的《易经》符号结构的科学（甚或是原始科学的）用途。而把把卦图寄给德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莱布尼茨的法国传教士白晋，曾对阴阳八卦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它以阴阳简明自然的方法表示了所有科学原理。”事实上，中华先贤没有实验室，没有仪器设备，却曾拥有甚至超越西方的各类学科理论，原因就在于其拥有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这一切，大多源于“图书”所蕴涵的阴阳五行之论。所以可说“图书”奠定了中华文化与各类学科的理论基础。其六，“图书”与天人合一。天地人三者之间，是“分而为三，合而为一”的关系。“图书”所表达的历法的基础是对于日月运行等天文现象观测，目的是为了采集瓜果，捕鱼狩猎，插秧下种等农事所需。“天如何，人如何”，人时必须合于天时，人序必须合于自然之序；同样，人德必须合于天德，人理必须合于天理；推而演之：人位于天地之间，上不能伤天，下不能害地，天人方能和谐合一。这种天人合一的系统论，曾经创造了利用自然而不伤害自然的中华文明，也为中华大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哲理支持。“图书”奠定了天人合一的系统论。其七，“图书”与成语、格言：立竿测影，影长为益，影短为损；长极而损，短极而益等成语，毫无疑问绝大部分与天文历法相关，包括满招损，谦受益；物极则反；原始反终，终者有始；否极泰来；穷则反，终则始等，也是或产生于竿下的日影变化，或源于北斗星斗柄的旋转。《周髀算经》中的：“冬至夏至，为损益之始。”……均与“图书”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图书”创造除了一批永不褪色的成语与格言。
三、结语
河洛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頊；《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頊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頊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頊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頊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頊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著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著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著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銚”、“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耒、耜、銚、缛等都是农具，在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体现了黄帝时代农业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船形陶器，证明了“共鼓、货狄作舟”的记载。《易系辞传》载黄帝时“夸刂木为舟，剡木为楫”，说明当时的船当为独木舟。此外，未见于文献而在考古中发现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4.建筑的创造。《帝王世纪》讲“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虽说在黄帝以前人们已会营造房屋，但基本上是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即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不仅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由圆形，方形的房子。房子已经会主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房屋建筑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另外代表中国古建筑技术最高、水平最高、艺术价值最高的楼阁，在黄帝时代就已出现。《竹书纪年》上记载“黄帝建十二楼，六十年凤凰巢于阿阁。”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屋”的大型建筑，是进入王朝时代“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尤其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四阿重屋”大型建筑。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出现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二）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造
1.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及贫富分化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早期是群婚阶段，逐渐才出现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族外婚、对偶婚。氏族的性质开始是母系，后来才发展为父系。黄帝时代则完全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在黄帝时代范围内考古所发现的众多遗址中，均发现有成排的小房间，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粮瓮、粮窖、灶塘等，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墓葬则是另一佐证。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墓葬，基本上都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墓葬随葬品的悬殊，表明贫富分化已走向极端；而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显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1996、1997年在黄河岸边所发现的妯娌、寨根遗址即是黄帝时代社会形态的典型例证⑥。这时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始共产社会的模式，而已是贫富分化突出的阶级社会。2.形成酋邦王国。氏族根据需要联合为部落，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有些部落联盟则发展成部族，甚至变为酋邦王国，这是世界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史记》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征师诸侯”，这里的诸侯指的或是部落联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当时都有可能存在，皇帝则在当时形成一个大的部族，并且组成了酋邦王国。《史记·五帝本纪》指出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说：“四人皆帝臣也。”《管子·五行》说：“皇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皇帝不仅有六相分管手工业、农业、军事和司法，手工业内部也有分工，宁封是陶正，雍父分管做农具，伯余与胡曹分管衣服。仓颉是吏官，伶伦是乐官，容成是负责天象历法的天官，羲和、常仪等则是参与制定立法的专家。从上述来看，黄帝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庞大的领导集团的国君。远古时代的部落达不到，部落联盟也达不到，只有发展到酋邦王国阶段才有这种可能，即黄帝只有是酋邦王国的世袭领袖，才能过做到叱咤风云，纵横中原，成为煊赫一时影响万代的伟大的神话式人物。
3.军事文化的创造。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部落之间、城邦之间的矛盾催化着战争的产生。《商君·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史记·五帝本纪》则谈得更为具体，“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逐禽杀蚩尤。”这些记载则说明了一个显要的问题，即黄帝时代随着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而发展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阶段，从而催生了军事文化的发展。《风后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区（大鸿）兵法》等的出现，当是其时代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晶和产物。超级秘书网
4.绘画与雕塑的创造。《世本》载：“史皇作图”，宋衷注曰：“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称“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当用于记事，逐渐从记事中分离而发展成为绘画。黄帝之前则无绘画的记载，而黄帝时代仰韶文化，其彩陶绘画可以说举世瞩目，其内容有动物、植物等，由早期象形逐渐发展为抽象，直至大量出现几何图案的彩绘。关于雕塑，文献中尚无确切记载，但是在考古发现中确是相当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各类装饰品都归属于雕塑艺术的范畴。此外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精美陶鸟、陶壁虎、陶人头、陶鄂鼎，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兽行鬹，鸟形鬹和玉龟等。
5.音乐的创造。《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做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咸池”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当时的瑟在目前的考古中尚未能发现，不过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又说：“黄帝使伶伦造磬，”仰韶文化中虽未发现石磬，但发现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作为打击乐器，而龙山文化中石磬已相当成熟。仰韶文化中还发现有吹奏乐器陶磒。此外，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有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由此可以推想黄帝时代的音乐水平。
6.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的发明创造。《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说文体字》等史书，均认定仓颉为初作书者。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少的陶刻划符号,大多数学者已公认为是原始文字。《帝王世纪》说“庖牺氏做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目前尽人皆知，已形成易学热。易学涵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有学者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这是占卜的工具；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证明黄帝时代已出现占卜。《竹书纪年》载“（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翁篆字以授轩辕。”这里的“河图”“洛书”即是古代的天象历法，又与八卦密切相关。《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月，于是有天地神祉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这段话则指出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定星历而设有专职官吏，容城所作《调历》则涵括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结合考古发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图，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时期大墓，墓圹南圆北方，反映了当时已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在墓主人左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为是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
四、结语
从上述的逐层论述中不难看出，黄帝及其时代是确实存在的，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其活动的范围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黄帝时代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阶段，是文化大创造，大繁荣阶段，奠定了河洛文化的根基。黄帝时代可称为河洛文化的源头。
注释：
①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②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著”）。（1968年）
③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
④《庄子郭象注》，“天地”第十二，卷五，页3。
河洛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顼;《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顼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顼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顼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着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顼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顼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着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着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 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着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 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铫”、 “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耒、耜、铫、缛等都是农具,在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体现了黄帝时代农业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船形陶器,证明了“共鼓、货狄作舟”的记载。《易系辞传》载黄帝时“夸刂木为舟,剡木为楫”,说明当时的船当为独木舟。此外,未见于文献而在考古中发现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4.建筑的创造。《帝王世纪》讲“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虽说在黄帝以前人们已会营造房屋,但基本上是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即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不仅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由圆形,方形的房子。房子已经会主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房屋建筑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另外代表中国古建筑技术最高、水平最高、艺术价值最高的楼阁,在黄帝时代就已出现。《竹书纪年》上记载“黄帝建十二楼,六十年凤凰巢于阿阁。”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屋”的大型建筑,是进入王朝时代“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尤其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四阿重屋”大型建筑。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出现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二)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造
1.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及贫富分化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早期是群婚阶段,逐渐才出现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族外婚、对偶婚。氏族的性质开始是母系,后来才发展为父系。黄帝时代则完全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在黄帝时代范围内考古所发现的众多遗址中,均发现有成排的小房间,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粮瓮、粮窖、灶塘等,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墓葬则是另一佐证。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墓葬,基本上都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墓葬随葬品的悬殊,表明贫富分化已走向极端;而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显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1996、1997年在黄河岸边所发现的妯娌、寨根遗址即是黄帝时代社会形态的典型例证⑥。这时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始共产社会的模式,而已是贫富分化突出的阶级社会。
2.形成酋邦王国。氏族根据需要联合为部落,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有些部落联盟则发展成部族,甚至变为酋邦王国,这是世界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史记》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征师诸侯”,这里的诸侯指的或是部落联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当时都有可能存在,皇帝则在当时形成一个大的部族,并且组成了酋邦王国。《史记·五帝本纪》指出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说:“四人皆帝臣也。”《管子·五行》说:“皇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皇帝不仅有六相分管手工业、农业、军事和司法,手工业内部也有分工,宁封是陶正,雍父分管做农具,伯余与胡曹分管衣服。仓颉是吏官,伶伦是乐官,容成是负责天象历法的天官,羲和、常仪等则是参与制定立法的专家。从上述来看,黄帝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庞大的领导集团的国君。远古时代的部落达不到,部落联盟也达不到,只有发展到酋邦王国阶段才有这种可能,即黄帝只有是酋邦王国的世袭领袖,才能过做到叱咤风云,纵横中原,成为煊赫一时影响万代的伟大的神话式人物。
3.军事文化的创造。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部落之间、城邦之间的矛盾催化着战争的产生。《商君·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史记·五帝本纪》则谈得更为具体,“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逐禽杀蚩尤。”这些记载则说明了一个显要的问题,即黄帝时代随着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而发展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阶段,从而催生了军事文化的发展。《风后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区(大鸿)兵法》等的出现,当是其时代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晶和产物。
4.绘画与雕塑的创造。《世本》载:“史皇作图”,宋衷注曰:“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称“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当用于记事,逐渐从记事中分离而发展成为绘画。黄帝之前则无绘画的记载,而黄帝时代仰韶文化,其彩陶绘画可以说举世瞩目,其内容有动物、植物等,由早期象形逐渐发展为抽象,直至大量出现几何图案的彩绘。关于雕塑,文献中尚无确切记载,但是在考古发现中确是相当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各类装饰品都归属于雕塑艺术的范畴。此外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精美陶鸟、陶壁虎、陶人头、陶鄂鼎,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兽行鬹,鸟形鬹 和玉龟等。
5.音乐的创造。《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做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咸池”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当时的瑟在目前的考古中尚未能发现,不过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又说:“黄帝使伶伦造磬,”仰韶文化中虽未发现石磬,但发现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作为打击乐器,而龙山文化中石磬已相当成熟。仰韶文化中还发现有吹奏乐器陶磒。此外,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有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由此可以推想黄帝时代的音乐水平。
6.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的发明创造。《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说文体字》等史书,均认定仓颉为初作书者。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少的陶刻划符号,大多数学者已公认为是原 始文字。《帝王世纪》说“庖牺氏做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着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目前尽人皆知,已形成易学热。易学涵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有学者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 ,这是占卜的工具;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证明黄帝时代已出现占卜。《竹书纪年》载“(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翁篆字以授轩辕。”这里的“河图”“洛书”即是古代的天象历法,又与八卦密切相关。《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月,于是有天地神祉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着《调历》也。”这段话则指出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定星历而设有专职官吏,容城所作《调历》则涵括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结合考古发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图,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时期大墓,墓 圹南圆北方,反映了当时已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在墓主人左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为是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
四、结语
从上述的逐层论述中不难看出,黄帝及其时代是确实存在的,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其活动的范围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黄帝时代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阶段,是文化大创造,大繁荣阶段,奠定了河洛文化的根基。黄帝时代可称为河洛文化的源头。
注释:
①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②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着”)。(1968年)
③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
④《庄子郭象注》,“天地”第十二,卷五,页3。
河洛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河图洛书”与古人治水
究竟该如何分析、认识“河图洛书”呢？周文顺、徐宁生两位先生主编的《河洛文化》一书中提出了如下观点：一是“河图洛书”是真正意义上的“图书”，是以文字写成；二是一部治国经典；三是夏代河洛地区的产物；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开山文献（参见《河洛文化》第7页）。而笔者认为，“河图洛书”应是与古人治水紧密相关的，并传达了大量的古人治水信息。要说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开山文献的话，首先应该是水文化。也可以说，“河图洛书”是水文化的最早起源。
这首先得从发生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一次大的自然灾害说起。研究自然史的学者已经证明，4000年前有过一次自然灾害集中爆发的异常期。在短短的一二百年间，持续严寒、特大地震、百年不遇水灾旱灾频频发生（这次自然灾害异常期被史学界称为夏禹宇宙期）。其中，水患灾害最为严重。“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舜禹之际“日妖霄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呼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这些都是在口耳相传的上古神话中对这一时期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描述。因此，在当时治理水患就成了部族首领和部落联盟的第一要务，也就有了共工、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
大禹因成功治理水患，而被后人广为传诵。遍阅历代经史典籍，谈到“河图洛书”之产生，几乎均与大禹相关。如《竹书纪年》记载：“舜乃设坛于河，依尧故事。至于下昃，荣光休气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绿错。其文言：当禅禹。”这是说禹执掌天下，是在舜设坛沉壁祭天之后，河图传达的天命。还说：“禹观于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言讫，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退入于渊。治水既毕天赐元圭以告成功。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至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禅即天子位。洛出龟书是为洪范。”这一段话，除反映君权天授外，值得注意的是提到河图是言治水之事，提到的洛书（龟书）是洪范，而洪范是治国的大法。显然，在这些中国古文化最权威的经典看来，“河图洛书”应是远古东方庄严而崇高的法典，是华夏传说中祥瑞而神秘的圣经。另外，《春秋运斗枢》言及黄河出图，在场者有帝舜及大司空禹；《尚书》称“天乃赐禹洪范九畴”；汉代孔安国称：“天癸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第之，以成九类常道”；《广物博志》亦述及“禹授河图”之事。“河图洛书”的产生与大禹相关”，这一说法又与“河出图，洛出书”的记述形成了强有力的呼应。可见，“河图洛书”是与古人治水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大禹治水。
其次，“河图洛书”最早诞生于河、洛两条河流，也同样说明了它与水的密切关系。“河出图，洛出书”，明确地告诉我们黄河、洛河与“河图洛书”的关系。始于远古时代，“河图洛书”作为传授“天命”的重要方式，为什么会与水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呢？如前所述，它源于当时严重的洪患灾害。人们为了谋求生存，不得不长期与洪患灾害抗争。在原始社会，人们过着渔猎、游牧的生活，“逐水草而居”，“择丘陵而处”，以逃避洪水。到了传说中的神农时代，有了农业，有了一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需要保护，采取了“潺”和“堙”，防止洪水入侵，即以挡水的办法来防止洪水灾害。到了尧舜以后，大禹首先使用了“疏”和“分”的方法，即以宣泄减免水患。另外，也说明了河洛地区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考古专家已经证实，夏禹宇宙期后，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部族逐渐向黄河流域集中，河洛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史记》语），即从夏、商、周三代皆建基于此。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人们祈求上苍保佑，天赐祥瑞，河、洛安澜，“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在这里产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三，“沉壁祭天”，“河出图，洛出书”为什么会发生在“洛”？“洛”之名最早见于先秦文献，是传说中黄帝“修坛沉壁”的地方（《水经注异闻录》载，“黄帝东巡过洛，修坛沉壁，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字”）。尧、舜、禹、汤等也都在此举行祭天仪式，并接受“河图洛书”。《尚书・禹贡》说大禹治水，“东过洛，至于大邳”。“洛”位于巩义市境内的黄河、洛河交汇处。那么，这个地方在远古时期为什么会像秦以后泰山那样引起古人和古代帝王的高度重视呢？这与当时“洛”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河、洛交汇后在这一带发生的河势变化等有着密切关系的――一是“洛”周围早在远古时期便是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地方。裴李岗遗址、仰韶遗址、龙山遗址以及夏商周各代遗址等都是在这一带周围挖掘发现的。发展到中古时代，这里曾一度是政治、军事战略要地，也是水运交通的枢纽。洛口仓、洛口屯、洛口城、洛口驿等，都先后出现在这里。可见“洛”的重要历史地位；二是，“洛”在古代还曾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有许多传奇性的故事发生在这里。如，《尚书・夏书》中记载，“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作五子之歌”。太极图、河图、洛书、八卦等这几项享誉中外古今的传统文化，也都与“洛”有关。有人认为太极图虽然含有深奥的哲理，但它的图像是来源于自然界，是受河、洛在“洛”两水相撞，形成漩涡，清浊分明的启发而构思出来的。邙山上“伏羲画卦台”的存在，更有力地证明了八卦的产生也始于“洛”；三是与“洛”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水情有关。据专家考证，远古时期，黄河、洛河交汇的地方有着广袤的水面，特别是在汛期。从华阴、砥柱一泻东下的黄河，在这里南纳入伊洛河水，北接入济水、沁河后，忽被横亘在面前的大邳山阻挡。于是，湍悍之水涡漩，抬升而形成巨大、宽广的水面。这种情况到东汉时仍未有多大的改变。阳嘉三年（公元134年），河堤谒者山阳东缗司马登曾有详细的记述：“伊洛合注大河，南则缘山，东过大邳，弥原淹野，蚁孔之变，害起不测。盖自姬氏之所常戚，昔崇鲧所不能治也。”因此，才有了河溢而出的荥泽，以及下游平原严重的洪涝灾害。而大邳山也因自然决溢和历代的人力开凿引水，由初始的腰斩，到逐步陷落泯灭，不见山形。（见《黄河史志资料》1995年第2期，王法星撰写的《河洛及其右山的历史变迁》）
独特的地理位置，特有的河势变化和人文环境，引起了古人的极大兴趣和密切关注。因此，也就成为人们祈盼天降祥瑞、河清海晏的朝圣之地。“善治国者，必先治水”（管仲语）。抗争自然，顺应民意，解除洪涝灾害，是历代帝王治国兴邦的头等大事。远古时期，由于洪涝灾害特别严重，他们投入的精力更多，大禹治水就是明显一例。因此，也就有了“沉壁祭天”、“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洛”作为这一神话传说的诞生地，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
第四，“河图”、“洛书”传达了古人什么样的治水信息。“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是讲大禹受“天命”而治水的事。大禹成功地治理水患，既是上天的安排，也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三过其门而不入”。因此，他也就成了人们永远敬仰的英雄。另外，在《尚书・顾命》篇中将其与“大玉、夷玉、天球”等并列，似乎“河图”、“洛书”应该是玉类宝器，故元朝人俞琰的《周易集说・系辞》中推测“河图”是刻有文字的宝器，南宋人薛季宣的《河图洛书辨》中推测“洛书”是古地图，“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类似《禹贡》、《山海经》一类的图书。到了现代，更有人把“河图”、“洛书”推测为我国游牧时代的气候图和罗盘。但深究起来，“地图”说更为可信。远古时期，人类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居所不定是其最大特点，长途跋涉在所难免。在和大自然的抗争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地图的重要性，地图成了人们战胜自然，获得生存的重要工具。当然，地图也被首领和古代帝王视为神授之物，拥有了它，也就拥有了一切。另外，地图在与洪涝灾害和军事的抗争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山川、河流是大自然中重要的地貌特征，只有认识它、了解它、把握它，才有可能战胜它。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了解、掌握地理、地貌特征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从千百年来地图在人们生产、生活以及军事等方面所发挥出的重要作用就不难看出。
然而，在众多的文献记载中，“河图”、“洛书”为什么又成为代表神意，是“圣人”得到“天命”的征兆，相当于符命一类的东西了呢？“凤鸟不至，河图不出”，“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等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符命又是什么呢？它是被歪曲了的自然现象。如果我们剥去它的宗教神话外衣，便显现出一个核心观念：文化起源于人类模仿自然。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河图、洛书、八卦，都是初民图绘自然界物象，用以说明事理的，现在虽然所绘的物象已不可见，但在传说中还保留着这个图绘记事的面影。”（杜学知《河图洛书八卦与图绘记事》，载《大陆》杂志8卷2期）这是一个合理的见解。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河图洛书”的出现与古人治水的密切关系。因此，如果说它是一种文化现象的话，它首先应该是水文化。水文化起源于“河图洛书”，后人在治水中所创造的灿烂文化都是这一现象的继续和延伸。
古代水文化在治黄中的应用与发展
传说，往往是一个民族古老的记忆，“河图洛书”也不例外。深入研究“河图洛书”及与此伴生的古代水文化，可以看到它对后人治黄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大禹治水的精神，始终是后人治黄、战胜严重的黄河洪水灾害的动力和源泉。
我国是一个水利大国，也是一个水利古国。中华民族的治水传统与华夏文明一样源远流长。在我国历史上，历朝历代众多统治者高度重视水利工作，是与古代水文化所具有的这一重要特征分不开的。春秋战国时期大政治家管仲曾讲：“善治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即水、旱、风雾雹霜、瘟疫和虫灾）。“五害之属，水为最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他第一次把治水列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尔后，历朝历代每一个有作为的统治者无不以治水为重。无论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清朝的康熙、乾隆，都把水利作为施政的重点。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盛世”局面，也无不得力于统治者对水利的重视，得力于水利建设及其成效。水利兴，则天下兴，已为世人所共识。相反，忽视水利，工程长期荒废，严重的水旱灾害之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揭竿而起，即使没有外敌入侵，也必酿成天下大乱，以致改朝换代。黄河，曾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更是备受关注。重视水利，无不把黄河的除害兴利放在首位。人民治黄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及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治黄工作，取得了人民治黄以来伏秋大汛岁岁安澜的巨大成绩。
河洛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主要论述了河洛文化和中华民族文明之间的关系，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和主脉，在华夏文明史上，河洛文化以其独特的正统、兼容、连续性占有了很重要的位置。在中华远古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中，河洛地区是远古文化的中心，从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在此。另外，从中国的儒、释、道的出现来看，河洛地区也是人类文明繁荣期的文化中心。
第一部分是从传说和考古发现来阐述，河洛文化就是华夏文明早期的文化重心。在河洛地区有举世闻名的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河洛地区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之后，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闻名于世。
第二部分是通过河洛地区儒、释、道的产生发展，即中国的宗教的发展，说明了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河洛地区依旧是华夏文化的中心。
第三部分是综述了河洛文化的特性，河洛文化具有正统、兼容和连续性，在华夏文明中独领风骚，也有别于其他的地域文化。
The paper expoun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e of "He-Luo"and the calture of China. The
culture of "He-Luo" gives the birth to "the culture of
China "and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t.
The first part starts with legends and archeological
findings.
The second part centres on that the culture of
"He-Luo" still occupys the centering posi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 with the devolopment of
Chinese religions.
The third focuses on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 of the
culture of "He-Luo".
All in all， the culture of "He-Luo" is a diseparated
and important part of the
tradional culture of China.
关键词
河洛文化
河洛 中华民族文明
主脉
源头 孕育
黄老学说 仰韶文化 二里头文化 尸乡沟遗址
十三朝古都
河图洛书 程朱理学 道释儒理
永平求法 禅宗
制礼作乐
熹平石经 洛学 道学 正统性
稳定性
整体文化复合
兼容性
连续性 西汉卜千秋墓壁画
目录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关键词
引
言
史前传说与考古发现
儒释道理禅
河洛文化的特性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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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一河洛佛教音乐的历史演进
分析河洛佛教音乐的历史演进，需要对佛教音乐是否随佛教同时传入中国作一简要分析。学界既往的观点大致有二：一是同时传入说；另一种则是滞后说。笔者认为，前一种说法更有道理。因为东汉明帝以后，陈思王曹植之前，便已有梵呗的存在。从理论上说，既成僧伽，就要有礼佛之仪；既有礼佛之仪，便有梵呗之需。两汉之际，随着西域的稳定与丝绸之路的畅通，梵呗完全有可能经丝绸之路由西域或天竺传入内地。尤其是，东汉桓帝时，安息国高僧安世高来中国参拜汉帝时就能用梵语唱颂梵呗。据《后汉书•桓帝纪》记载：“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范晔：《后汉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54页）虽然，当时的梵呗唱诵还没有越过王宫的高墙深院，唱诵的场合少之又少，但佛教音乐随佛教一同传入之说据此可信。进而可知，佛教音乐艺术的历史演进与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具有同步性和一致性。河洛佛教音乐作为中国佛教音乐的源头，其历史演进不仅展现了中国佛教音乐演进发展的普遍性风貌，也展示了河洛佛教音乐的区域性文化特征。人们知道，中国佛教音乐发展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其中，王日昌、田青等前辈提出的“四阶段说”是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即“佛教初弘期阶段、自东晋至齐梁的华化及多样化阶段、唐代繁盛及典型化阶段、宋元之后的通俗化时期”（王日昌：《谈古代典籍中的佛教音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4期）。与此相比，河洛佛教音乐在此基础上则显示了其本地区的特点，可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河洛佛教音乐的初弘阶段（东汉时期）。东汉明帝时，佛教以官方形式正式传入中国。“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教入中国之始。”（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50页）这一时期佛教音乐随佛教一起传入洛阳，由天竺来华的竺法兰大师传入。竺法兰大师在翻译佛经、弘扬佛法的同时，也带来了天竺的佛教音乐———梵呗。佛教梵呗产生于佛教圣地印度，来源于佛教时期以前印度吠陀时代的“赞颂”，其中《姿摩吠陀》记述歌咏的方法奠定了念诵佛经的基础，以乐咏经，以歌诵经，是原始佛教音乐梵呗的前导。梵呗主要用于讲经仪式、六时行道和经忏法会，既有赞诵佛德的作用，又能使听者心灵净化，潜心向佛。王小盾认为：“我们可以用三分法来看待原始佛教的音乐。从表演者角度看，它是乐伎供养音乐、佛陀说法音乐、僧侣诵经音乐的三分；从音乐体裁角度看，它是歌舞音乐（用于礼赞佛陀）、呗赞音乐（用于歌咏经偈）、吟诵音乐（用于唱诵经文）的三分。”（王小盾：《原始佛教的音乐及其在中国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东汉时期，佛教及其艺术处于初弘期阶段，传播范围极为有限。由于梵汉之间的语言差异，虽然天竺佛经已经被译经家用汉文译出，但由于当时通晓梵文的受众极少，梵呗在河洛地区的传播存在严重的困难。虽宋代赞宁在《高僧传•读诵篇》记载，“原夫经震旦，夹译汉庭。北则（竺）法兰，始直声而宣剖；南惟（康）僧会，扬曲韵以讽通”（转引自徐湘霖：《净域奇葩———佛教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但竺法兰的赞呗歌诵，系“直声而宣剖”，其音乐性不强。当时佛事方兴，译业草创，他所咏赞的，想必是原来的天竺音乐。无论是竺法兰，还是安世高在东汉桓帝时所唱颂的梵呗，在梵汉语言差异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以及正式的佛教仪式还未形成之前，他们所输入的是以梵语歌咏经偈的呗赞音乐。第二阶段，河洛佛教音乐的中国化与多元化阶段（三国至北朝时期）。梵语化的佛教音乐输入到河洛地区初期，与河洛地区的语言及音乐传统都不能完全协调，难以配合用汉语译出的偈颂和汉地创作的佛教歌词。三国时期，中国佛教徒注意到了这种矛盾。河洛地区的乐僧于是采用河洛地区的民间乐曲创作新佛曲，从而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音乐。同时，河洛地区的文化精英与艺术家们也在为梵呗的中国化而努力，在梵呗的中国化中曹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法苑珠林》记载曹植游鱼山时，闻空中梵天之响而“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焉”（释道世：《法苑珠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第398页）。曹植通过删治《瑞应本起经》，改编而成的鱼山梵呗是一组由四十二个曲调组成的联奏，既保留了印度佛教音乐的特点，又具有洛阳地区的音乐风味，即传统的相和歌的特色。相和歌是对汉代北方各地流行的各种民间歌曲的通称。其中，既有原始的民歌，也有在民歌基础上加工改编而成的艺术歌曲。它属于汉代乐府歌曲中的一类，是乐府歌曲中的精华部分。魏晋之际﹐相和歌有较大发展，在河洛地区极为盛行。曹魏政权对相和歌尤为喜爱﹐写有大量歌词交乐工演唱。曹植将天竺梵呗与盛行于河洛地区的相和歌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创制了中国化的佛教音乐，既有利于梵呗的中国化，又丰富了河洛民歌的艺术形式。西晋至北朝时期，崇佛之风在河洛地区日盛。《洛阳伽蓝记》里详细记载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佛教发展之盛状：“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髫，负籍持经，来此乐土，宣武故立此寺（永明寺）以憩之。房庑一千余间，百国沙门三千余人。”（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73页）洛阳吸引了世界各地来中土弘扬佛法的高僧，他们带来了新的佛教音乐形式，使河洛佛教音乐突破了单一的人声用乐系统，促使器乐化的河洛佛教音乐逐渐形成与发展。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凿的龙门石窟伎乐人造像中便可看出，如北魏时期修建的宾阳洞，内刻有八身伎乐天，皆面向主尊，演奏的乐器依次为笙、笛、阮、细腰鼓、磐、排箫、筝、铜钹计九件乐器。在这些器乐中，既有西域化的乐器，也有河洛地区传统的乐器。这一时期随着正式的佛教仪式的形成，河洛佛教音乐体裁也变得丰富起来，不再局限于初弘阶段的赞呗音乐，歌舞音乐与吟诵音乐兴起，并运用于佛法宣扬与佛教庆祝活动。第三阶段，河洛佛教音乐的繁荣与定型阶段（隋唐时期）。隋唐时期河洛地区的崇佛之风与以前相比更加兴盛，这极大带动了佛教音乐的繁荣，这一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在乐器上和曲目上都在不断增加。隋唐时期新开凿的龙门石窟中，有11座石窟含有乐器，所有乐器竟达70余种，较魏晋南北朝时期多了箜篌、拍板等乐器。唐代长安和洛阳的宫廷中也有佛教音乐的演奏。从《羯鼓录》《唐会要》《乐书》（陈旸）以及《敦煌经卷》等文献中可以看出，当时唐代宫廷演奏的佛曲达70多首，其中《普光佛曲》《弥勒佛曲》《如来藏佛曲》《观音佛曲》《释迦牟尼佛曲》《龟兹佛曲》《卢舍那佛曲》《四天王》《阿弥陀佛曲》等，这些著名宫廷演奏佛曲大多是器乐曲，是与本民族音乐结合的基础上重新创作的，体现了河洛佛教音乐特色鲜明的艺术风貌。这一时期河洛佛教音乐在数量上繁荣的同时，在河洛佛教音乐创作、表演、管理上日益规范化。再加上隋唐社会的开放性，河洛佛教音乐也在不断吸收外来音乐的营养，在乐器、曲目编排上不断创新，隋唐时期官方化的音乐管理机构不断设立，佛教仪式活动比较频繁和固定化，使得体系化、制度化的河洛佛教音乐日益形成，河洛佛教音乐日趋迈入规范化阶段。第四阶段，河洛佛教音乐的世俗化阶段（宋元时期）。随着宋元社会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形成，佛教的世俗化趋势逐渐明显。特别是宋元俗文化的发展，加速了河洛佛教音乐的世俗化趋势。王俊义指出，“宋元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便是俗文化的发达”（王俊义主编：《炎黄文化研究》第2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河洛佛教音乐与世俗文化的结合，在民间说唱中多有呈现，极大丰富了市民的日常文化生活。宋元朝代更替之际，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政权的连年战争，使得河洛地区的佛教音乐遭受严重破坏，流落民间，又加速了河洛佛教音乐的世俗化倾向。从现存宋词、元曲的词牌、曲牌中，均可见到佛教音乐影响的痕迹，如词牌《菩萨蛮》、曲牌《双调五供养》等比比皆是。第五阶段，河洛佛教音乐的式微阶段（明清时期）。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北移，经济中心南移，位居中原的河洛地区，其区位优势逐渐丧失。加以明清时期的帝王虽不乏宠佛者，但相比藏传佛教，中原佛教日益失去了昔日皇家的支持。此期的河洛佛教音乐除了延续既往的佛教轨仪形式之外，逐渐转向与民间音乐相结合的轨迹。河洛佛教音乐在转向过程中，逐渐从宫廷、寺庙走向与民间音乐相融合的道路，并逐渐演变成后来以至近代的洛阳十盘音乐、洛阳庙会音乐、洛阳跑经调等民俗佛教音乐形式。
二河洛佛教音乐的表现特征
河洛佛教音乐在其发展过程中，既表现出中国佛教音乐的普遍性特征，又具有河洛特色的区域性特征。同时，河洛佛教音乐伴随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彰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佛教音乐传入中国以后，逐渐由中原地区扩散至中国的其他区域，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区域佛教音乐风格。不同区域的佛教音乐受其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桑德诺瓦在探讨藏族佛教音乐时指出：“云南藏传佛教修供音乐涉及皈依、礼拜、赞颂、发愿、供奉、迎请、祭祀、祈请、恭送等一系列崇拜仪式和法事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云南藏传佛教音乐形态，既具有藏族传统音乐的基本特点，又具有较为典型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等的地域性特征。其主要表现在：音阶、调式、旋律、节拍、节奏、速度、曲式、词律、结构以及乐队组合等方面。”（桑德诺瓦：《云南藏传佛教音乐的形态特征》，《中国音乐》2013年第2期）作为汉传佛教音乐代表的五台山佛教音乐也有其自身的特征，韩军在《五台山佛教音乐的特点、价值与现状》一文中指出：“五台山佛教音乐历史悠久、形式独特，并具有浓厚的民族民间特征。”（韩军：《五台山佛教音乐的特点、价值与现状》，《五台山研究》2011年第1期）而河洛佛教音乐相比于其他地区的佛教音乐，有其显著的地域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领作用的根源性。河洛地区作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发端地，对佛教及佛教音乐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早期的佛教音乐由河洛地区扩散到其他区域。东汉时期，白马寺高僧竺法兰“直声而宣剖”。南北朝时期，南朝宋白马寺僧人释僧饶就“善三《本起》和《大拏》”。齐白马寺释昙凭善“颂三《本起经》”。中国化的佛教音乐也与河洛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曹植通过删治《瑞应本起经》，改编而成鱼山梵呗，融合了天竺佛教音乐与河洛地方传统音乐，并在河洛地区广泛传播。二是色彩浓郁的皇权性。河洛地区有“天下之中”之称，洛阳城更有古都之美誉。悠久的建都历史，使河洛地区形成了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都文化，这也是中原文化的又一个突出特点。河洛地区佛教音乐的兴盛与河洛地区的国家皇权的支持密不可分。在河洛佛教音乐的发展历程中，一个明显的地域特征就是具有浓郁的皇权色彩，表现出官方性特质，河洛地区的佛教音乐常用于国家礼仪之中。“丝竹杂乐，皆由旨给”，“梵乐法音，聒天动地”（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13页）。由皇家拨专款进行佛教音乐活动。不仅从横向比较的视角上看，河洛佛教音乐具有自身的诸多特点，而且从纵向历史演进的视角来看，不同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也各有其特点。其一，初弘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表现出外来性特征，音乐形式较为单一。早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完全秉承了天竺“梵呗”形制，也就是佛教史上所称的“西域化”讲经吟唱方式。袁静芳认为，“‘梵呗’即是模仿印度的曲调创为新声”（袁静芳：《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第436页）。初弘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其受众和用乐系统也极为有限。此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只掌握在少数外籍僧人手里，由于那时的佛教没有明确的形态，更谈不上仪轨性的佛事活动，奉佛者也仅限于皇宫贵族。用乐系统也较为单一，仅为声乐系统，主要靠人声传颂。其二，三国至北朝时期河洛佛教音乐呈现出本土化和多样化的特点。从龙门石窟现存的伎乐人与伎乐天的佛教音乐造像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佛教音乐的多样化趋势。皇甫公窟里雕刻有八身伎乐天，从窟顶东端分为南北两列，每列四身，皆面向主尊，伎乐各持一件乐器，皆作演奏状，所持乐器有笙、笛、排箫、筝、阮、五弦琵琶、鼓、细腰鼓八件乐器。这一时期河洛佛教音乐的用乐系统已经突破了单一的声乐系统，开始使用器乐演奏佛曲，演奏人数有所增加，佛教音乐的表演开始仪式化、规范化，并且佛教音乐开始走出宫苑寺庙，向广大公众开放。随着河洛地区佛教的普及，其音乐形式已由单纯天竺风格的梵呗演变成以中国式的唱导与转读相结合为主的梵呗。其三，隋唐时期是河洛佛教音乐的兴盛时期，其音乐形式趋于定形，其特点日益规范化与专业化。隋唐时期河洛佛教音乐不但在寺庙盛行，而且在宫廷中也盛行。朝廷还大力吸纳民间音乐，进一步丰富了佛乐。这一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除在数量上庞大以外，还在艺术水平上大为提升。隋唐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广泛吸收中外音乐精华，利用当时作曲先进技法，创制佛曲，如利用当时“大曲”组曲技法，创制法曲，国家成立了专门的音乐机构来创作和传播河洛佛教音乐。如隋炀帝时创制的法曲有《万岁乐》《泛龙舟》《斗百草》。唐朝时期，在唐玄宗的主导下，法曲《霓裳羽衣舞》影响深远，它代表了唐代佛教音乐的最高水平。其四，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基本承袭唐代，其总体特点是由宫廷走向民间，佛教音乐的世俗性增强。这一阶段的河洛佛教音乐由社会上层广泛走向社会各阶层，一些流行的民间乐曲为寺院利用，或在佛教节日和庙会中使用。元代的河洛佛教音乐与唐宋时期相比，由于蒙古族佛教音乐文化的日趋繁荣，藏传佛教音乐的兴起，使得汉传佛教音乐从整体上看显得日趋衰微。元明以降的河洛佛教音乐逐渐进入严重的衰退阶段，除保留了以前的艺术特色之外，其他特色已经基本不再存在。其艺术特色的持续暗淡，甚至面临永远再无光彩的危境。
三河洛佛教音乐变迁的动因分析
河洛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一、生态环境对河洛文化的影响
生态环境优势是河洛文化形成的基础性成因。河洛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中原”和“黄河”是“天时”与“地利”的完美阐释。夏、商、周等13朝都曾定都洛阳并非偶然和随机，而首先是生态环境的优越性成就了历史选择的必然性。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历史时期，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显性而直接，所谓“靠天吃饭”表达的就是早期先民们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依赖程度，人类对于自然条件的选择也成为其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先决条件。“洛阳皂角树遗址考古发掘所获的古环境资料表明，约距今4000―3600年，河洛地区年降水量近1000毫米，以其疏松易耕而富含肥力的黄土、充足的日照以及全新世温暖期所带来的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温湿度等气候条件，成为我国农业起源与发展的中心区域。”肥沃的土壤、充裕的水源、适宜的气候等物质资料为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尤其是在古代农耕社会里，“农业兴则国兴，农业亡则国亡”更凸显出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性。
（一）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风水”优势促进了古国都文化的形成
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先秦时期是生态环境最理想的地区，其森林资源丰富，生物种类繁多，水资源充沛，美丽宜人的生态环境成就了“风水宝地”。在神话“创世说”里，造人造世者总是先创造出自然生态条件，再创造人。人只有在和自然的互动中经历艰苦而长期的斗争之后才能选择出更好的自然环境，总结出更多的自然规律。在人类的认知能力尚不能科学解释许多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时期，人们往往把对地理环境和国都的选择依据定位在“风水”上，借助鬼神，通过占卜等方式来选择地理位置。如周公认为爆发叛乱的原因是周朝的首都太偏于西部，只有重新营建东都于洛阳才能改变国运。“他派人准备各种材料，上山去采石头，到森林里去砍伐木头，还指派工匠烧制大量陶瓦”，从表面上看，“风水”是一种玄学，缺乏科学理性，但事实上，它的研究对象是环境与宇宙规律的关系，表达了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生的愿景，相信“国有国运，城有城运”的早期“风水”主要关乎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等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二）以“居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促进根文化的形成
河洛文化是一种区域性文化，河洛地区指黄河中游潼关至郑州段的南岸，洛水、伊水及嵩山周围地区，包括颍水上游登封等地，大致包括北纬34°～35°、东经110°～114°之间的地区。其中心洛阳市位于地处东经111.8°～112.59°、北纬33.35°～35.05°之间，位处亚欧大陆桥东段，横跨黄河中游南北两岸，位于暖温带南缘向北亚热带过渡地带，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年平均气温约15℃，极端最高气温40.4℃，极端最低气温20.2℃，降雨量约630毫米，地理位置、水资源、气候等条件彰显出适合人类居住的“九州之腹地”优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优越的生态区域优势造就了伟大的河洛文化。
（三）以“生态宜居”的优势成就现代旅游文化
拥有地理环境优越性的古代洛阳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有着“千年，牡丹花城”美誉的新洛阳，打造“生态宜居”城市是洛阳的发展战略。在经历了古代早期、汉唐兴盛时期、新中国成立早期的时代跨越后，人们更加注重发展生态文明，有着重要生态环境标志意义的牡丹是大自然对洛阳的馈赠，也是生态环境良好的风向标。现代洛阳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城市建设更加突出生态布局和感官效果，“生态长廊”、绿地建设、“河洛文化节”“生态农业旅游”等举措，既是文化游也是生态游，使洛阳成为具有浓郁河洛文化气息的现代化生态旅游都市。
二、构建河洛生态环境支撑力的基础
支撑力本是一个物理学名词，是一种强作用力。笔者这里的生态环境支撑力主要是指以自然环境为基础、以生态文明为价值诉求、以综合体系合力为支撑的作用力，意在强调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的强大影响力量。河洛文化所倚重的生态环境支撑力有着交叉综合的科学基础和生态文明价值观基础。
（一）科学基础
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是直接的学科基础。20世纪中后期，人类在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生态学对创造和保持人类高度文明的重要作用，认为人类应该把自身放在生态系统之中来看待人在生态系统和整个生态圈中的地位与作用，生态学由此成了一门伦理科学，成为联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之一，和环境伦理学一道成为国家和政府指导有关社会发展和建设的理论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夯实了科学基础，河洛地区的古代科技发明，如浑天仪和地动仪以革命性的意义将人类认识和解决天文地理的进程推向了新的高度，使生态环境支撑力更强。环境史研究丰富了学科基础，它伴随着当代绿色环保运动而兴起，并于最近十多年成为热点研究，它从全球文明史的大视野中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并提供了新的叙事方式，基于对全球环境生态危机的现实关怀，为生态文明和人类文明提供了科学支撑。
（二）价值基础
生态文明价值观是生态环境支撑力的价值基础。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种崭新形态，它的价值目标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他人、社会的关系，构建先进的生态伦理、完善的生态制度、发达的生态经济、良好的生态人居和优美的生态环境等，是生态环境支撑力的体系范畴。只有确立起生态文明意识，建立合理的生态运行机制，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实施文明的生态行为，才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价值也才能得到本质实现。
人类在自然中的探寻本质上是在探寻当下的自己，当人类站在人类与自然双重的意义上去思考和解决当下的环境问题时，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哲学的生态向度和价值论的现实关照。生态文明是生态意识、生态制度和生态行为的辩证统一，和谐社会、人的全面发展过程本质上也是价值实现的过程。
三、生态环境支撑力对河洛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作用
（一）河洛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
河洛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既响应了对中华传统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与号召，也是河洛地区建设现代化和谐社会的一大着力点。尽管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资源开发已初见成效，河洛文化研究热度持续上升，河洛文化研究机构在高校和科研单位落脚，以旅游为驱动力的硬、软件建设有序进行，如洛阳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主题公园建设等。但是，河洛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空间还有待深化拓展。
1.加大华夏寻根文化的内涵建设。内涵主要是指气质、个性、精神等被我们用情感的概念创作出来的一切属性之和，即精神内质，而不是实物载体。祭祖大典和建立商会是开发和利用河洛根文化的常见方式，但目前仍停留在“小众”范围内，且形式化大过文化内涵本身。“碎片化”是大数据时代的重要特征，家国情怀容易被稀释，加上因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而累积起来的现代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根文化的消解，只有把河洛文化的精气神通过人文的、地理的、环境的现实关照表达出来，把河洛地区的区域特色变成“万有引力”，不断丰富华夏根文化的内涵，才能体现出河洛文化魅力的真正所在。
2.提高客家文化对河洛文化的反哺作用。诞生于中原文化母体的客家文化成就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移民大军”， 母体丰润而强健的基因给予了客家人几千年来“生命不竭”的底气，也形成了“爱种爱家、同仇敌忾”的客家心理和“尊祖爱贤”的客家文化，这是中原文化与客家文化间永远割裂不开的精神纽带。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对世界各地的文化兼收并蓄，从而使客家文化变得丰富有力，完全有能力推动中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客家文化对河洛文化的“反哺” 作用，使河洛文化与世界接轨，无疑是对河洛文化资源的有力开发与有效利用。
3.资源整合性有待进一步加强。河洛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实质是如何实现人与人、人与环境的良性互动关系。手捧“金饭碗”收取门票费用，而不注重本地“捧碗人”和外来者所进入的文化遗址、景点、区域等所在的生态环境吸引力，是现代人逐步疏远古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开发和利用河洛文化资源是一项系统而长远的大视野、大工程和大事业，应将生态文明、公共文化事业、文化遗产以及现代传媒手段整合起来，用系统思维和方法走“一面”“一带”道路，实现文物保护、文化产业和城市发展共赢的局面。
（二）河洛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生态保护契机
1.文化底蕴深厚，“基座”稳重。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思想底蕴深厚，为当代的生态保护以及“美丽中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党的十将生态文明置于“五位一体”的战略高度，201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又通过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要遵循“六个坚持”并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更加突出了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为河洛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稳固了基础。
2.“内功”招式增多，效果显著。就“见多方能识广”的文化传承而言，河洛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视觉与感官并举的事物，现代人在领略河洛文化思想精华的同时，也要有视觉和触觉的直观感受。在发挥内因的策略上，现代旅游业是其主要开发和利用手段，近几年，洛阳实施了50个重大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开展大遗址保护工作，发挥牡丹花的文化产业效应等，多措并举，取得了显著成效，洛阳的城市知名度享誉盛赞，旅游城市名片打上了浓厚的文化烙印，人们对于洛阳作为文化历史名城的记忆逐步在超越对牡丹花和龙门石窟等具体景点的旅游观光。
3.“外力”来源广泛，合力渐长。以班超出使西域、丝绸之路东方起点、隋唐大运河中心为代表的丝路运河文化即“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中原崛起”、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国家政策支持，世界文化遗产的影响力，交通枢纽的便利等外在合力势必将洛阳与世界联系得更为紧密。抓住时代契机，广泛利用外力条件，增强自身的内力，形成强势合力，为河洛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供更大的舞台和更广的途径。
（三）生态环境对河洛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支撑力作用
在反观人与自然关系以及河洛文化被日益重视的今天，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大小强弱是政府、社会和个人对于生态文明的“内功”和外在动力的综合反映。生态环境对于文明盛衰程度的影响力和支撑作用不容小觑，具体表现在：
1.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提供思想前提。生态环境的优劣既关系到人类生存的质量，也对文化、文明的繁荣与衰亡产生巨大的影响。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自古有着浓厚的环境保护意识，主张仁民爱物，对自然万物也要“仁爱”，主张敬天畏地，反对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先祖们总结农、林、牧、副、渔、药业等经验并逐步升华到“天人合一”的思想高度，既让人懂得了生态文明与社会文明之间的关系，也为现代社会和当代人提供了价值尺度。
2.环境保护成果支撑代际公平。暖湿气候对黄河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历史上由于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迁徙”而引发的战争，割据之间的相互争斗，无一不对当时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然而，河洛地区“有山做屏障、有水兴生活、有地养人畜”的生态环境优势为繁荣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因此，生态保护成果从伏羲发现“河图”与“洛书”“洛阳纸贵”“洛阳牡丹”、儒、佛、道在洛阳的发展等描述中表现出来，这都是生态环境对于人类子孙后代的馈赠，让今天的河洛人享受到生态环境支撑力所给予的公平。
3.生态支撑力保证了生态修复力的可持续性。身为古国都的洛阳，背负着复杂的政治命运，盛世时，生态环境能够得到有效保护，生态文明得到发展，乱世则反之。生态环境的命运在政治需要和战争、斗争中跌宕起伏。东汉诗人王粲在《七哀》诗里描写的“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情景就是京都洛阳被凉州军洗劫一空的惨状，房屋、庙宇、宫殿、物资等尽毁，生态环境也因战乱而遭到极大破坏。然而，自然界顽强的生态修复能力和承载力一次次为后来的社会发展提供条件，如武则天时期洛阳发达的旅游业，显示出生态环境对洛阳城市旅游的支撑作用，历史上的洛阳多次成为国际化都市。环境史随同社会历史变迁，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保证了河洛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河洛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摘要】文化为旅游之魂，旅游乃文化之体。民俗节庆旅游融合了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共同特征，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和休闲放松需求的最佳途径，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郑汴洛作为河南省旅游资源的富矿，民俗节庆旅游资源丰富，具有广阔的市场和发展前景。郑汴洛作为河南省旅游发展的引擎，对民俗节庆旅游市场加以有效整合，旅游搭台文化唱戏，形成两个产业的有效对接，最终实现中原地区旅游和经济的整体发展。
【关键词】文化旅游产业；民俗节庆；整合
2011年9月，国务院为支持中原经济区发展，出台了《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指出，中原经济区的一大战略定位就是“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在发展旅游业中，要挖掘整合旅游资源，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重点培育文化体验游、休闲度假游，建设中原历史文化旅游区。同年10月17日，河南省旅游局与河南省文化厅签订了《关于促进旅游与文化融合发展的合作框架协议》，打造一批重点文化旅游活动品牌，提升一批高端文化旅游演艺产品，开辟一批文化体验旅游线路，开发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商品[1]。显然，中原经济区旅游发展的重点就是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
河南省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特别是郑汴洛地区，旅游市场初步形成，旅游经济也在不断带动着整个经济链条。从入境旅游市场和国内旅游市场看，郑汴洛地区都处在河南省的前几位。从入境旅游上看，三地无论在接待游客数量还是创汇收入上都位居全省前列。从国内旅游市场上看，无论从总接待人数还是总收入，郑汴洛地区都包揽了河南省前三甲，这充分说明河南省旅游市场基本由郑汴洛所控制。充分挖掘当地厚重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将文化与旅游产业结合起来无疑是今后郑汴洛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做大做强河南省旅游业的关键所在。
一、 文化旅游及文化旅游产业相关概念的界定
文化旅游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的概念，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文化旅游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权威的定义，世界旅游组织对于文化旅游的定义是“人们想了解彼此的生活以及思想时所发生的旅行”[2]，对于世界旅游组织的定义，可以理解为文化旅游是指通过某些具体的载体或表达方式，提供机会让游客鉴赏、体验和感受旅游地地方的深厚内涵，从而丰富其旅游体验的活动。
在西方，文化旅游多指一种旅游方式，在美国人类学家Smith看来，“文化旅游”主要是以参与和感受地方文化为主的旅游。我国知名旅游专家魏小安则认为，旅游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性很强的文化活动，并且这种文化活动主要体现在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制度文化、民间文化等四个方面[2]。
关于文化旅游产业的内涵，郑州大学旅游学院龚绍方教授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文化旅游产业是由人文旅游资源所开发出来的旅游产业，是为满足人们的文化旅游消费需求而衍生出来的，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近年来学术界和一些政府部门对文化旅游产业的认识存在泛化现象，许多人把旅游业主体都作为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包括旅游交通企业、旅游住宿企业、纯自然的观光型景区等，把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混为一谈。
二、民俗节庆旅游的相关概念、特点及分类
张伦书认为，所谓节庆，是指某地区或城市以其独特的资源，包括历史、文化和艺术、传统竞技、体育、风俗习惯、风情风貌、地理优势、气候优势、遗址、胜地、古迹等为主题，自发而周期性举行的大型庆祝活动[3]。现代的节庆定义就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举行的各种庆祝活动的总和，其形式包括各种传统的节日以及在新时期创新的各种节日。
节事是节庆活动和特殊时间活动的统称，概念十分广泛。节事是与节庆相对而言的，节庆这一概念更注重公共庆典的欢乐本义，而节事概念包括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仅包括节庆，还包括各种交易会、博览会、文化、体育活动等特殊事件活动。但是在国内，也有学者把节事等同于节庆。
节庆旅游是为了促进一地旅游业的发展并以此带动一地经济的发展，通过专门的组织机构预先安排和设计的以独具个性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自然人文景观、特色产业和生产经营活动为依托的节庆内容和形式，在固定地点或区域周期性举办的有特定主题，融旅游、经贸、文化活动于一体的、有广泛民众参与的节日庆典活动[4]。
三、郑汴洛民俗节庆旅游资源评估与分析
郑汴洛地区的节庆旅游市场是在旅游者的带动下逐渐形成的，其产生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郑汴洛地区节庆旅游活动内容丰富，质量较高，主题多样，参与性和娱乐性都比较高。其次，郑汴洛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所以节庆活动的知名度也较高，活动的氛围相比其他地方的节庆活动要好。再次，在河南省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配合下，节庆旅游活动得到了大力宣传，很多游客因此更充分的了解了当地的风土民情和节庆活动，前来观光旅游。最后，随着政府管理的不断介入以及资金的进入，郑汴洛地区的旅游环境和交通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接待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些都导致了郑汴洛地区节庆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壮大。
（一）郑汴洛民俗节庆旅游资源分布状况
作为河南省省会以及中原旅游区中心城市，郑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旅游资源丰富，西依中岳嵩山，北邻万里黄河，以其“黄河风光、黄帝故里、少林功夫、购物商城”的独特魅力，吸引着众多海内外的旅游者。与此同时，郑州也形成了许多自己独有的节庆旅游活动，到目前为止，郑州市已经形成了诸多各具特色的旅游节庆活动，其中有代表性的有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新郑黄帝拜祖大典、城隍庙民俗文化旅游节、商都民俗庙会、登封中岳庙庙会等。
洛阳，地处古洛水北岸，九州之中，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自夏朝以来十三座王朝在此定都，河图洛书在此诞生，科举制度在此创建，丝绸之路与隋唐大运河在此交汇，是人杰地灵的宝地，欧洲人最向往的城市，中国休闲城市前列。洛阳的节庆旅游资源也十分的丰富，到目前为止，洛阳市已经形成了包括洛阳牡丹花会、黄河小浪底观瀑节、河洛文化节、洛阳民俗文化庙会等各具特色的众多旅游节庆活动。
开封古称东京（亦有汴梁、汴京之称），作为曾经的七朝古都，开封历史悠久，文化兴盛，迄今已有2700余年的历史，现如今已经是国家重点旅游观光城市。虽然开封的节庆旅游资源没有郑州、洛阳丰富，但也很有代表性。截止目前，开封市已经形成了清明上河园民俗文化节、开封花会以及龙亭春节大型艺术灯会等七个有代表性的旅游节庆活动。
（二）郑汴洛民俗节庆旅游资源类型分析与评估
郑州、洛阳、开封这三个城市节庆旅游资源级别涵盖了国家、省市县四个类别。如：部级的有炎黄文化旅游节（新郑拜祖大典）、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洛阳牡丹花会、开封花会等。省级的有河洛文化节、黄河小浪底观瀑节等。市级的有城隍庙民俗文化旅游节、月季花会、伏牛山滑雪节、铁塔公园荷花节等。县级的有中牟西瓜节、河阴石榴文化节、郑州侯寨葡萄节、会盟荷花节等。通过这四种类型的分类，“郑汴洛”地区可以采取主打部级和省级节庆旅游，形成自己品牌，辅以市级和县级的节庆活动，丰富部级和省级的节庆活动，起到以大带小的格局，最终形成一套节庆旅游系统和节庆旅游精品线路。
从节庆旅游主题来看，“郑汴洛”地区包括了自然景观型、历史文化型、民俗风情型、物产链饮型、运动休闲型、娱乐游憩型六种类型，但主要集中在前三种类型里面。其中自然景观型占到了46%，通过主题分类，“郑汴洛”地区，要把自然景观类节庆旅游资源整合，把时间分布开，主推自然景观类，辅以历史文化型和民俗风情型，形成一条旅游时间带，这样既可以持续又可以分散游客，保持旅游活力。于此同时推出自己的口号和打造品牌形象，以3带3的战略方式，全面带动全省的旅游经济。
“郑汴洛”地区的节庆旅游资源不仅数量众多，质量也十分的高，如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洛阳牡丹花会、开封花会等不仅全国知名有的甚至享誉全世界。这三个地区的节庆旅游市场影响着整个河南的节庆旅游市场，占河南省旅游市场份额很大一部分。随着河南省政府对这三个地区的旅游投入不断加大，“郑汴洛”节庆旅游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知名度也在不断增加，与周边省的竞争力也在逐步增强。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品牌树立和形象改善等整合措施，“郑汴洛”地区完全可以打造出全国独有的节庆旅游市场，成为国内旅游界的一大亮点。
四、文化旅游产业视阈下郑汴洛民俗节庆旅游市场整合策略
（一）郑汴洛民俗节庆旅游市场整合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指导思想是整个整合过程的核心，指引着整合过程的前进方向，有了指导思想，在实施过程中，还要结合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的来说，“郑汴洛”节庆旅游市场整合的指导思想要植根于厚重的中原文化，尤其是商都文化、河洛文化以及宋都文化。将三地悠久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等结合当地旅游市场的大环境以及市场发展状况，并根据郑汴洛节庆旅游市场不同的发展特点进行整合，包括产品、交通、管理、渠道、宣传等各个层面进行进行整合包装，最终实现整个“郑汴洛”地区节庆市场的整体发展。
整合的基本原则包括优势互补、整体优化以及群众性原则。“郑汴洛”节庆旅游市场既有优势也有不足的地方，整合的过程就是要将他们的优势互补，将各个分散的市场进行优化组合，从而最大程度发挥经济、市场效应。通过前期调研、丰富旅游产品、联合促销、完善各种功能等进行整体优化，促进整体节庆旅游市场良性、可持续发展。节庆活动本来就是人们的节日庆典活动，只有群众的不断参与，节庆活动才有存在的意义。节庆活动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没有群众基础的节庆活动是长不了的。现代的节庆旅游活动，其本质是将传统节庆活动植入旅游元素，使之更具有观赏性、参与性和休闲性，激发广大旅游者游览的兴趣，实现传统文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郑汴洛地区节庆市场的整合要基于群众，依靠群众，切实考虑群众的参与性和群众的切身感受，只有这样才能给游客带来很淳朴的旅游体验，不能让商业性冲淡了群众的娱乐性。[5]
（二）郑汴洛民俗节庆旅游市场整合策略
1.确立节庆活动主题，树立主题良好形象。好的节庆活动必须明确一个主题，才能把这些活动链接起来，形成品牌。主题是节庆活动的灵魂，良好的主题形象会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同时也有利于营销推广。节庆活动只有在主题的打造下才更能凸显自己的特点，也有助于推动整体节庆旅游市场的发展。在2004年，河南省旅游局把“中华之源锦绣河南”作为我省旅游主题口号，推出了一系列活动。随着旅游业的发展，2009年河南省旅游局将这一口号改变为“文化河南，壮美中原”，这更能体现出我省文化的深厚，并大力宣传此主题口号。随后在全省推出了很多节庆活动，特别是在郑汴洛地区，如牡丹花会、黄河文化游、拜祖大典等几十项。在河南省旅游主题口号背景下，郑汴洛地区可以借助该形象做进一步推广，扩大郑汴洛节庆旅游的影响力，让更多的游客了解郑汴洛，了解河南省。[5]
2. 运用多种形式和手段对节庆活动进行立体宣传，提高活动知名度，形成品牌效应。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给宣传的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变革，不仅仅是以前那样单一的广告宣传。现代的传媒手段给节庆活动的促销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河南省旅游主题口号的宣传使河南省的旅游形象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郑汴洛地区节庆活动的宣传可以在其影响力下做进一步扩展。通过积极与知名网站、主流媒体和各个地方媒体合作，推出本地区知名的节庆活动、旅游专题报道，进而开展全方位立体式宣传，让游客真正了解这些节庆活动，提高他们的游览兴趣。同时在旅游纪念品上要体现出当地特色以及本次节庆活动的特点，形成旅游卖点，这样才能在节庆活动后给游客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
3.积极探索创新民俗节庆旅游新形势，深入挖掘民俗文化精神内涵，打造民俗节庆旅游精品工程。当今时代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发展，旅游产业也是一样，同样的节庆活动一成不变的举办会使人感到乏味，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游客感到新鲜，提高游客的重游率。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样式上都要有所创新，在郑汴洛地区可以不断探索多种新形式的节庆旅游活动，如乡村旅游节、休闲旅游节、红色旅游节、生态旅游节等。在样式上，可以不断改造传统的节庆活动，创新活动流程，融入更多的文化元素，使之更有参与性，譬如《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大宋・东京梦华》等大型实景演出，给游客带来震撼效果的同时，文化参与也给他们留下极其难忘的印象。总之，创新能够使郑汴洛的节庆旅游市场更具有活力，要在保持传统文化背景的原则下进行创新，并不断发扬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审美观，可以采用自我淘汰的模式，不断更新节庆活动，让对手望尘莫及，最终形成品牌，产生品牌效应。
4.时间序列化，保持节庆活动的连贯性。郑汴洛地区大大小小的节庆活动十分丰富，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形成了自己固定的时间表，还有一些活动由于季节性的限制，举办时间也相对固定。但如果从整年来看，这些节庆活动可以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排列开，在对外推广的时候，按照12个月向外推广，每个月还可以确定一个小主题。在开展节庆旅游活动时，通过时间序列化安排，形成郑汴洛三地节庆旅游市场的错位经营。这样更有利于保持整体节庆市场节庆活动的连续性、衔接性、均衡性，旅游者无论什么时间来都能体验到当地纯正的风俗民情和文化氛围。
五、结束语
随着现代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传统的观光型旅游产品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小，体验性的旅游产品如，民俗节庆、度假休闲、生态旅游等所占比重则会逐渐增多。郑州、开封、洛阳是位于黄河沿线上的三座主要的河南省旅游城市，拥有着丰富的民俗节庆旅游资源，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河南省的旅游节庆市场多呈现出“点、散、乱”的特点，缺乏有效的系统整合。今后，要想做好郑汴洛地区民俗节庆旅游市场，就要在其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并加以有效市场整合，设计出科学合理的整合开发模式和途径，形成系统化、协调化的发展机制。
参考文献：
[1]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河南省“十二五”旅游产业发展规划，2012.
[2]高峻.生态旅游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95-196.
[3]陆凤英，王录仓.节庆旅游研究文献综述[J].前沿，2007（8）：33.
河洛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美国的两位人类学学者ClaekWissler和克鲁勃提出了“文化区”的概念,属于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概念,其中的“区”指的就是地域。因此,文化区也就是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区域[4]。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开创了体育地理学研究这门学科,为区域体育文化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洛河体育文化,就隶属于区域体育文化的范畴。从地理范围上来说,洛河体育文化的中心为洛阳,北跨黄河地域,南到月伏牛山,东至郑州、荥阳、西至华阴、潼关,是指这一区域内的体育文化。视角不同,对体育文化产业的定义也不同,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体育文化产业应当是指为社会提供体育文化产品的经济活动,以及其同类经济部门的统称,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体育用品;另一部分是体育服务[5]。比如城市中的健身中心即属于体育服务,为市民提供体育服务的场所。而洛河体育文化产业是指中国古代洛河体育文化产业及其衍生产业的集合。
2牡丹国际文化节背景下的洛河体育文化
河南洛阳牡丹国际文化节包括经贸合作、观赏花灯和文化交流等,同时还融入了休闲娱乐、旅游观光及文化体育等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相关内容。在第23届牡丹花会中,举行了民俗文化庙会、大型嘉年华游园晚会等丰富多彩的节目,促进了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在第26届牡丹国际文化节上,更是举办了广场文化狂欢月活动,并承办了中朝女足邀请赛等,以及灵山文化旅游节、体育舞蹈公开赛、荆紫山道教文化旅游节等等;第28届牡丹国际文化节上,举办了国际舞公开赛、全国门球邀请赛、广场文化狂欢月活动等。这些独具特色的互动,与河洛地区的体育文化密切相关,比如抖空竹、踢毽子和扭秧歌等,河洛体育文化就融于这些体育活动中,这些活动共同展现出牡丹国际文化节的独特魅力,同时也让四海宾朋品味到了独特的河洛体育文化。洛阳牡丹国际文化节的举办,毫无疑问带动和促进了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花会搭台,经贸唱戏”,牡丹国际文化节自创办以来,吸纳了来自国内外数以万计的游客,由于牡丹花开富贵,寓意吉祥,具有很高的观赏性,促进了本地旅游业的发展,使得经济文化之花竞相绽放。洛河地区通过牡丹国际文化节这一平台,举办了一系列大型的经贸活动,每次经贸活动的参展商家超过了400家,合同资金超过了8亿美元,对于河洛地区的经济拉动作用非常显著。同时,在花会期间举办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也带动和促进了旅游链条的延伸,餐饮、住宿、购物等活动异彩纷呈,人才交流、劳务输出和体育文化发展等取得了重大进步[6]。在牡丹国际文化节的带动下,河洛体育文化产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而第31届洛阳牡丹国际文化节上,与体育文化、旅游有关的项目非常多,比如建立了洛神文化产业园、着力打造了丝绸之路伊斯兰风情街,以及建立了道教文化产业园等。而与体育文化产业相关的项目,比如开发成集老子、老子官场,以及集休闲、娱乐和文化体育为一体的特色文化产业园区等等。洛河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研究洛阳牡丹国际文化节为构建河洛体育文化产业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广阔的平台,可促进洛阳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而河洛体育文化产业园的打造,可有助于传承和弘扬河洛文化及牡丹文化[7]。众所周知,牡丹文化及河洛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为洛阳,同时这两种文化也是我国文化的重要基础,促进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对民族文化的肯定,以及继承和发展。而推动河洛体育文化产的发展,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2.1政府大力支持,进行整体规划洛阳牡丹国际文化节为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给河洛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应给予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以极大的政策支持,主要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下放和取消各种审批权,进一步释放地区的市场活力,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吸纳社会资金进入到体育文化产业中;二是为减轻企业的税负,提高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竞争力、抗风险能力,促进中小型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三是保持适当的市场监管力度,维持体育文化产业的公平竞争,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优化的市场环境,促进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在给予河洛体育文化产业政策倾斜和支持的同时,为了更好促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还需要对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做整体规划,对于河洛广场体育文化、龙门石窟和白马寺在内的体育产业旅游文化,做一个整体规划研究,加强项目论证,保证投资收益,提高河洛体育文化项目的经济效益。
2.2构建河洛体育文化活动提升工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洛阳牡丹文化节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娱乐性和创新性,洛阳牡丹文化节的影响力将不断上升。因此,在河洛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可将货样牡丹国际文化节作为媒介,进一步突出文化节的特色、文化性,并注重牡丹的市场性、创新性,打造独树一帜的品牌体育文化活动,提升广场文化、龙狮文化和太极拳文化活动的整体水平,而河洛体育文化活动提升工程的构建,首先需要加大资金投入,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各种文化活动的规模、影响力和吸引力,提升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品牌;其次加大体育文化活动的宣传力度,通过网络媒体、电视和手册宣传等形式,扩大各种体育文化活动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使人们耳熟能详,乐于参与进来,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人民体质;最后对体育文化活动设施,要加大保护和管理力度,制定完善的管理标准和损坏赔偿制度,提高民众的保护公物的意识,确保龙狮文化活动、太极拳文化活动和民俗庙会等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8]。
2.3河洛体育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河南作为中西部省份,旅游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但是众所周知,中原地区作为古代的文化中心和兵家必争之地,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独特的文化资源,对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十分有利。因此,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将旅游产业作为重要的一环,加强体育文化产业旅游品牌的宣传,全面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以牡丹国际文化节为契机,在文化节期间,广泛宣传河洛地区的人文景观游、自然景区游、民俗庙会游和民族体育游,并举办具有地区特色的体育赛事,不断提升河洛民间体育文化产业的知名度和品牌。同时,在大力宣传的同时,积极引导群众的体育消费,以带动河洛体育文化产业、体育文化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2.4加大对河洛体育文化的宣传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注重品牌营销的今天,应积极转变营销观念,加大对河洛体育文化的宣传,主要是宣传河洛体育文化的独特性、时代性,大力宣传河洛体育文化的现代意义。为了更好宣传,可邀请主流媒体、知名主持人和文化名人等参与到河洛体育文化产业园的建设中,通过建立专门的网站,提升网民对于河洛文化产业的关注度,为河洛文化点赞。
3结语
河洛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河洛大鼓承载着河南豫西地区的道德观念、审美意识和文化底蕴。对于河洛大鼓的系统学习,当代仍然保持着古老的口耳相传的教授方法。大多数的老艺人在把自己的表演技艺传授给自己的弟子时,常用的仍然是对自己的表演详细解说和示范,使学员掌握河洛大鼓的表演技巧和演唱技巧。同时,很多河洛大鼓的爱好者也多是通过模仿名家名艺人的表演来学习的。对于如今丰富多彩的音乐艺术形式和曲艺艺术形式来说,单一的口耳相传传承方式已经满足不了这一曲种的当代开发和发展。河洛大鼓的传人开始关注其他的传承途径和传播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一、河洛大鼓的乐谱记录、音频记录和视频记录
我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始引入简谱和五线谱的音乐记录方式。在当今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口传心授过程中,用乐谱来记录艺人们的演唱,把这些纸质的文本留下来以供艺人们的学习或音乐的流传,成为一种重要的传承手段。在河洛大鼓的传承过程中,尽管老艺人们不懂乐谱,无法用乐谱记录他们自己的演唱,但有一些学者开始在采访过程中记录艺人们的演唱和表演。尽管这些记录是片段性的,但这样的记录无疑为河洛大鼓的传承提供了另一种途径。对于唱本的记录与口传心授相结合,相辅相成,使河洛大鼓的当代传承更加全面,也为学者们对这一唱腔的研究留下了更加具体的文本资料。
除文本资料(乐谱、研究文字等)外,对于河洛大鼓演出实况记录的音频、视频资料也开始出现。这些有声有像的音视频资料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在一些学者对艺人们的实地采访过程中,他们不仅要记录乐谱更要记录即时的表演。这些记录往往是在很自然的状态中记录下来的,大多是艺人们真实声音的记录。而这些学者也根据这些声音资料,整理成文字的或者乐谱的资料,供自己以及其他学者研究。这些资料以学者和艺人语言的交流、艺人的临场演唱为主。其二,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随着老艺人们对河洛大鼓艺术传承形式多元化意识的加强,更多的艺人开始把自己的演出用视频的形式完整地记录下来。而这些资料能够完整地、全面地把实际的演出状况记录下来,使之在结束之后仍能够完全一致地再现。这样一种传承方式的出现,使得河洛大鼓的学习方式、表演方式、传播方式多样化。同时,也为研究者的研究提供了更加详实的、可视的、客观的资料。
二、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对河洛大鼓的宣传。
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是当代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尤其是电视节目以其可视性和可听性,已经成为大众休闲娱乐,接受外来知识,学习先进理念,以及宣传自己和发展自己的重要途径。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的升温,更多的电视节目、广播节目开始关注以民歌、曲艺、戏曲为主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如中央电台音乐频道的《民歌中国》、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的大部分栏目、河南电台的《梨园春》等。它们以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为己任,利用电视广播的广泛性和商业性,为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做出自己的贡献。河洛大鼓作为河南省一种著名的传统艺术形式也开始在一些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中出现,通过这些媒体展现在观众面前。如《梨园春》曾为其做过专题介绍,通过这一著名栏目的宣传,更多人了解到河南的这一曲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河洛大鼓的发展和传播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而在栾川县重渡沟游览区,笔者在旅游过程中曾清晰地听到当地人民把河洛大鼓的专辑通过当地土地庙的大喇叭广播,音乐长时间回荡在沟中,很多游人听到此腔调感到十分有趣。
三、网络媒体上河洛大鼓开辟新平台
网络已成为当代人了解信息的主要途径。目前对河洛大鼓进行详细介绍的网站主要有:河洛鼓韵网()、马街书会民俗文化网()、河南文化网()、河南梨园网()、洛阳文化网()等。
河洛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首届中国・洛阳赏石文化艺术节暨交易会在隆重、热烈、震撼中开幕；在舒心、愉快、共赢中完美闭幕。
2011年4月16日上午10点，首届中国・洛阳赏石文化艺术节暨交易会在洛阳市花卉中心隆重开幕，这是中国观赏石协会和洛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一次盛会。国土资源部原部长、中国观赏石协会名誉会长宋瑞祥，河南省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叶冬松，国土资源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观赏石协会会长寿嘉华，河南省副省长张大卫，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毛万春，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河南省观赏石协会会长卫斌，原防空兵指挥学院政委张训彩将军，洛阳市副市长史秉锐等众多嘉宾和领导参加了开幕式，大会由洛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少持。
会上洛阳市副市长史秉锐先生介绍了展会筹备情况，并作了“以石为媒、以石会友、宣传洛阳、宣传河南”的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寿嘉华会长向大家介绍了当前国内外赏石文化事业发展的大好形势，肯定了洛阳赏石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对河南省观赏石协会、洛阳市赏石协会为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感谢，她盛赞大会热烈、隆重、震撼，并同宋瑞祥部长等四人一起为镌刻着“首届中国・洛阳赏石文化艺术节暨交易会”的巨石揭幕伴随着副省长张大卫宣布：“首届中国・洛阳赏石文化艺术节暨交易会”开幕，背景板上的一块硕大的黄河奇石一分为二，隐含着“石破天惊”的寓意，徐徐向两边开启，打开了展厅的大门，拉开了展销会的序幕众多嘉宾和领导随即兴致勃勃的一同步入展厅，在身着汉服的古琴演奏师优雅的古琴演奏声中，共同参观了精品赏石展和牡丹园艺展。
本届中国洛阳赏石文化艺术节暨交易会共有来自全国30余个城市的1000余人参加展出和交易，参展精品石1008方，汇集了全国各地近百个品种。交易摊位200多个，展出精品牡丹九大色系，80个品种2000余株在赏石展会期间，组委会举办了“赏石文化高峰论坛”、“河洛赏石文化艺术书画笔会”、“中国洛阳(石之花)奇石专场拍卖会”等活动组织来宾观赏牡丹，观看了美轮美奂的音乐喷泉，让大家在欣赏奇石文化的同时，也体会到古都洛阳的深厚文化底蕴，感受到古都洛阳的现代气息。本次展会是洛阳历史上继2004年国际爱石展后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赏石文化盛会，参观人数10万余人，交易额约达800万元，实现了赏石文化艺术节暨交易会隆重、热烈、震撼的目标，展会在舒心、愉快、共赢中完美闭幕首届中国・洛阳赏石文化艺术节暨交易会的圆满成功，给2011年国内赏石界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洛阳这个昔日赏石名镇又重新启航，开始了新的征程。
河洛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河洛地区洛阳经歌洛阳文化世俗化民歌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一带以及黄河与洛河交汇的河洛地区，是洛阳传统民间音乐资源荟萃之地。其中广泛流传于河洛地区的经歌，以独特的音乐特征和文化内涵成为洛阳民间音乐种类之一。本文是在以洛阳关林镇、龙门附近一带地区为中心，遍及洛阳所辖各县采风后，在收集其经歌基础上，将洛阳经歌的音乐特征作为切入点，对河洛地区洛阳经歌进行具体的本体研究和分析。
一、洛阳经歌的生存根基
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洛阳文化，是指以黄河与洛河交汇处和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一带。这一地区不仅正处于人们常说的与文明起源有缘分的北纬34℃半，同时也为洛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大面积的洛阳王湾遗址、二里头遗址等众多文化遗址的发掘，都说明了河洛地区早已成为文化内涵丰富的地区。
洛阳文化以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积淀以及丰厚的文化底蕴，为洛阳经歌的形成发展创造和提供了天然的客观条件和便利场所。在洛阳文化的沃土中孕育滋长而成的洛阳经歌，不仅吸取和承继了洛阳文化的营养文化，它的发展与洛阳文化的生态圈息息相连，而且它又是洛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成为民间音乐在这一地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
二、洛阳经歌的音乐结构特征
（一）题材内容种类特征
洛阳经歌的主题思想以宣传佛教思想教义为主，因此，就其题材内容来讲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以宣传佛教信仰或描述佛教寺院的生活习俗为题材，如《扫经堂》《十上香》等这类经歌内容，主要体现了佛教信徒通过吃斋念佛、出家修行的虔诚心理和对佛的敬重。
二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故事为主，内容大都为宣扬传统道德观念，即劝人行善行孝、从善节俭、勤劳戒恶、忍让等，这类题材内容在洛阳经歌曲目中占大多数，如《试试儿的心》《十大劝》等。由于这类经歌以劝善为主，故在民间又被称为“劝人方”。
三是以触景生情为主，或以地方景象为唱诵对象，或讲述古代历史人物、神话传说故事为主，如《赶会》《观花》《弹琵琶》等，这类经歌内容虽然没有佛教思想内涵，但它连续使用衬词“弥陀佛”构成一个“副歌”的衬腔，从而强化了经歌的佛教色彩气息。
（二）节奏节拍特征
从1996年由中国ISBN中心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河南卷》所收集到的17首洛阳经歌中，2/4节拍者12首，4/4节拍者3首，二者约占总数的88%，在2/4节拍者偶尔穿插3/4节拍者2首。
可见，洛阳经歌的节拍形态多以8分音符的均等性节奏性为主，节拍严谨、均匀和规整。但在衬腔“嗨嗨阿弥陀佛”的节奏形态，却具有明显的强弱变化，这是木鱼或梆子等伴奏乐器逢强拍必敲击的缘故。洛阳经歌上下句之间节奏形式的对称性和统一性，使其唱词的轻重位置与唱腔节奏的强弱位置相顺，因而使洛阳经歌的诵唱较顺口和简洁，乐曲起伏变化比较平和、连贯。
（三）唱腔旋律形态特征
洛阳经歌的旋律进行，是在洛阳方言音韵、声调的基础上，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洛阳方言又因“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陆游、陈寅恪）以及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所记载的：“……其调值阴平走高，阳平走低，上声高平，去声走低而有转折，尤其是洛阳一带语音符合中州韵的发音特征”。可见，洛阳方言以特有的四声调值规律对洛阳经歌旋律形态生成的重要性。
洛阳经歌的旋律线条趋向是基本与洛阳方言的字调走向相吻合，唱词字调对唱腔的旋律曲调有着制约的作用，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经歌唱腔的旋律是语言在音乐上的“翻版”，是一种带有情感的语言，浸透着洛阳方言本身特有的声调趋势、逻辑重音和感情重音等多种形态因素，因而洛阳经歌的唱腔旋律形态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1.以洛阳方言为基础构成唱腔音乐形态的主要腔型为短腔形态，它是经歌中处处可见的较接近口语的一种腔型。其唱腔形态多为一字一腔，腔与字同进同出，依字行腔，腔随字转，具有诵唱性的风格。
2.经歌的唱腔多以旋律的下行形式进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到洛阳方言走向支配而形成的，在方言声调调值的阴阳上去四个调类中，“洛阳方言无论是在每个调类所包含的字数中，还是在每个调类的使用率中，都是阴平字多于上声字”；另外，上声字起点较低，但又不到调值的四度，只有一点微升的感觉，形成了洛阳方言在四声中以升声调、降声调占多数的特点，因而使洛阳经歌的旋律进行多以下行进行为主。
在经歌中，那些用来表现唱词声调中升降幅度的音符，不仅直接再现了生活中的语言声调，而且也扩大了声调的幅度，使它在音乐上有一种语气性的强调，从而强化了经歌唱腔的音乐表现。故其唱词旋律比较贴近生活语言，给人一种话家常、较自然、顺口的感觉，听起来入耳、亲切，增强了经歌内容的亲和力表现，也更体现了经歌的唱腔旋律是语言情感和音调在音乐上的延伸和深化。
（四）调式调性特征
洛阳经歌的旋律多以五声调式为基础，宫音、商音和徵音三个骨干音是构成经歌调式的的核心音调，旋律多为五声音阶。在五声音阶基础上加入“清角”或“变宫”形成的六声音阶的宫调式、徵调式构成了经歌基本格调，给人以平稳、肃穆的气氛。
带有“变徵”的七声音阶调式在洛阳经歌中的使用，相对加强了七声性，减弱了五声性的特点，其“变徵”音的使用，不仅只作为经过音或辅助音，特别是“变徵”音常出现在洛阳经歌的终止结束句中，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以G宫调式为例将其基本音阶排列如下：
（五）河南豫剧对洛阳经歌的影响
河南豫剧对洛阳经歌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在经歌中含有特殊音级“变徵”的七声音阶：（1 2 3 #4 5 6 7 ì）。“变徵”七声音阶的使用，不仅是河南豫剧音乐的地域标志，也是河南地方色彩标志。
早在氏族社会时期，汉民族就逐渐出现众多的氏族具有各自独特的音阶，其中中原地区，即今天的以河南省为中心的这一带地区，就使用“变徵”七声音阶。“据1978年在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编钟的音阶（1 2 3 #4 5 6 7 ì），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记载，和我国古音阶（雅乐音阶）相吻合，当时记载这套编钟铭文“令伊子庚”为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552年；同时以河南为首的中原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就是商代的文化中心；河南梆子使用古音阶”，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变徵”音阶是河南特有的色彩点。
雅乐七声音阶在河南豫剧中占主导地位，它以宫、商、角、徵、羽五个正音为主，两个偏音（变宫和变徵）在旋律进行时作经过音或作辅助音分别上行到宫音和徵音。而变徵音在豫剧中主要以这三种变化形式形成独特的基本乐汇：第一，是作为音阶中的一音在强位使用或长时值的连续使用；第二，是经常出现在乐句或乐段的结尾处，形成很有特点的终止式，变徵音作为辅助音的进行；第三，是常与它的上方三度音、下方三度音结合或于上方五度音、六度音的结合。这三种变化在豫剧中随处可见。
同样，洛阳经歌中变徵音的使用与河南豫剧的偏音变徵是一脉相通的。如经歌《哭五更》等都是五声性比较强的七声音阶徵调式，都是变徵音出现在结尾处，以小二度上行（#4-5）形成终止式。
可见，从最早古音阶中的出现“变徵”音，发展到成为河南地方音乐的色彩标志，直到今天的洛阳经歌中仍有“变徵”音的存在，正如黄翔鹏所说的“历史上的‘今乐’事实上是古乐生命的延续，它在传承中分别以原始面目、渐变面目、发展了面目流传至今。”更加证实了洛阳经歌是河南乃至河洛地区特有的地方音乐种类。
三、多元文化背景下洛阳经歌的社会价值
文化，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发展而发展。洛阳经歌是河洛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习俗、观念及行为的总和。它是河洛地区民众对生活的一种创造性的反映，也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虽然名称不同，但它们所表现的内容是一致的。
河洛地区过去有很多人虽不出家为僧为道，但他们却非常笃信一切神灵或佛像，他们除了平时在家中的佛堂上吃斋念佛自我修行外，还常常在民间举行香火会或庙会时，为报答诸神，烧香拜佛，为祈福，报答恩谢，唱起各种佛教经文或劝人行善的故事，在这种民间信仰活动中所唱的曲调就是所谓“经歌”。“经歌”在民间常广泛俗称为“经调”“念经儿”“唱经”或“说经”或“跑经”。通俗的讲，“经歌”和在佛像面前的烧香祭祀、敬奉贡品都是一样的性质，只是方式的不同而已，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得到神灵和诸佛、菩萨的庇佑。
由于洛阳佛教文化的长期影响和深入民间，佛教寺院在日益世俗化的过程中逐渐成为经歌赖以生存的重要场所，同时经歌也在民间广泛的流传和发展。洛阳经歌主要在这两种时间场合出现：一是在祈神求愿、烧香拜佛等香火会之类的活动中出现，主要是“娱神”；二是在春节、元宵节以及各种庙会等传统节日进行娱乐性的表演，主要是“自娱自乐”“娱人”，体现了更多的世俗化气息。
综上所述，通过对可考资料与笔者实地考察资料的分析和思考，据此认为：经歌最初系寺院僧尼诵唱经文之经调流入民间后，在吸收和容纳当地的民间音乐曲调的基础上，以佛教思想内容或神话故事传说为题材内容而形成的一种风俗民歌，是民间善男信女们在朝山拜佛或进庙拜香时而演唱的劝善歌。这里的“经”是当地的信徒们根据佛教思想或佛教教义而编唱与佛教有关的各种题材内容。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洛阳经歌不是佛教音乐，它是具有佛教文化色彩的世俗化民歌。
参考文献：
[1]周鸿俊.河南文化艺术年鉴1995[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166.
[2]洛阳市地方史志办.洛阳市志・语言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417-418.
河洛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洛阳学；地方学；河洛文化；文明源头；包容文化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133-05
在国外，地方学被称作“地区学”（regionalscience），是20世纪60年代才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美国学者马纳斯・查特杰认为，地区学是“研究人与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形态以及人适应物质环境的方式和能力的学科”①。地区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该地区从古至今的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包。国外的汉城学、伦敦学、罗马学等地方学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在我国，敦煌学、徽州学等地方学研究虽然早已有之，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学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渐兴起，并迅速形成研究热潮。洛阳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有着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而且在中原城市群建设和构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总结洛阳城市的发展演变规律还是推进洛阳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都完全有必要开展洛阳学研究。
一、我国地方学研究的兴盛
从中国知网2015年年底以前的统计结果来看，出现在以“篇名”作为搜索项中的以城市名称冠名的地方学，有北京学、上海学、天津学、长安学（一名西安学）、重庆学、成都学、温州学、泉州学、潮州学、徽州学、吐鲁番学、敦煌学、邯郸学、武汉学、鄂尔多斯学、玉门学等十几种。
从文献基础来看，徽州学、吐鲁番学、敦煌学等地方学研究起步较早，且都以新发现的大批文献及其他研究资料作为学科基础。以徽学为例，徽学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学术基础是那些不少于40万件的徽州文书档案。徽州文书档案，被称为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之后的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五大发现”②。当然，徽州学的文献基础还有着大量的徽州典籍，它包括丰富的徽人著述，齐全的徽州府志县志；众多的徽州谱谍；众多的以非文字形式保留下来的文化遗存和馆藏文物；以口述和演唱形式保留下来的徽州无形文化遗产。
除徽州学、吐鲁番学、敦煌学以外的多数地方学，大都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才逐渐出现。从这些城市的文化底蕴来看，也可细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古代文化较为兴盛，如西安学、邯郸学等；二是在近现代城市地位非常突出，如上海学、武汉学等；三是特色较为明显，如泉州学、潮州学等。此外，北京学因其古代文化的兴盛和现代化的高度发展可归为复合类。
1980年，上海历史所和上海史研究会举行了多次会议，征询各界人士对于上海研究的意见。7月份的会议上，上海学术界讨论成立上海史研究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特约研究员江闻道先生提出上海学的问题，并从西语“学”的字源，称之为Shanghaiology。他认为，上海史研究是一门“上海学”（Shanghaiology），很值得下功夫把它搞好。③1986年，在唐培吉教授主持下，上海大学成立上海学研究所，并举行了“首届上海学研讨会”④。几十年来，上海史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如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等，特别是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5卷本《上海通史》，将上海学与上海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全书600多万字，是迄今海内外有关上海史的著述中规模最大者，涵盖考古资料、文献档案资料、政府文件、方志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1994年，北京研究学者陈平原提醒学界要注意“北京学”，并“预感到‘北京’作为学术课题的‘伟大意义’”。⑤1998年1月，北京联合大学成立北京学研究所，并在1998年6月30日召开了成立大会。2005年4月，在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学研究基地举行的揭牌仪式上，北京学研究所与北京学研究基地合为一体，成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委领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十几年来，该基地共开展了100多项研究课题，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清史》图录・北京及周边地区清代建筑遗址图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首都宗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部级课题，以及“支撑北京郊区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产业与环境战略研究”“北京宗教文化研究”“北京名人故居调研”等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⑥
2000年春，在《人文杂志》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有专家学者提出“长安学”的概念。2007年，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在“西安碑林与碑刻研究的历史与文化空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建立“长安学”的构想与期望。2008年11月，受教育部“211”重点学校工程重大项目委托，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设计和实施的“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课题，在西安市召开了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全国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就“长安学”“长安文化”的学术界定、内涵、外延、研究方法及发展前景等问题的讨论，标志着长安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⑦
以城市名称命名地方学往往是以省、市级行政区划作为研究坐标。因而从理论上讲，有多少个城市就可能有多少个地方学，而且其数量也会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而发生变化。然而，地方学研究的可持续性主要是以这些地方学研究能否持久开展作为重要参考指标，因而我们提出一种地方学，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其能不能持续地存在下去，而是对这种学问的研究能不能持续深入下去。否则，这种地方学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对这个城市的文化发展也很难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二、洛阳可以有“学”
1.洛阳是中国文明的重要源头
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也就是说，从《史记》所称的黄帝时代，中国就进入了文明社会。黄帝时代包括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前期。而仰韶文化则是位于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的文化，因1921年首先发现于古洛阳辖域内渑池县的仰韶村而得名，它由裴李岗等文化发展而来。仰韶文化已经是一种定居的农业文化，其时已处于父系氏族社会。仰韶文化历时2000年之久，被视为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对后来的华夏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沿洛水之北自东向西30公里内，现存城址有夏都斟二里头遗址、商都西亳偃师商城遗址、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及隋唐洛阳城遗址，人称“五都荟洛”。⑧都城遗址分布之密集，联系之密切，时间跨度之大，均为世上所罕见。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代的夏文化，而夏代是中国国家的开端。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里头遗址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洛阳是中国文化的多重根脉
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是河图洛书，而河图洛书出现于洛阳。伏羲依据河图画八卦，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和河洛文化的滥觞。相传上古伏羲氏时，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绎八卦，后成为《周易》的源头。又相传，大禹时，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洪范》。《易・系辞上》所说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这两件事。《周易》和《洪范》两书，在汉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诸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代在民间流布广泛的太极、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风水等学，皆可追源至此。
“中国”一词的出现与洛阳城的营建密切相关。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西周早期成王时的青铜器何尊。其内底铸铭文记载了成王在其亲政五年时，于新建成的东都洛邑对其下属“宗小子”的训诰，其中提到周武王在世时决定迁都于洛邑，即“余其宅兹中国，自之V民”⑨，与《尚书・周书・梓材》《逸周书・度邑》《诗・大雅・民劳》等文献中关于“中国”的记载相互印证，起到了证实补史的作用，为西周历史的研究和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⑩同时，“中国”两字作为词组，首次在何尊铭文中出现，意义重大。
周公制礼作乐，是在洛阳完成的，这奠定了儒家学说的基础。后来孔子不远千里，从鲁国到洛阳“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B11，并在老子及其弟子的接待和陪同下，参观了东周图书馆，参观了王城的王宫殿堂，对老子产生了深深的崇敬，赞美老子的学问像龙一样高深莫测。《礼记・曾子问》记载孔子论礼之语，其中有四处皆说闻诸老聃。不言而喻，孔子在周公思想的基础了发展的儒家学说，受到了老子思想的重大影响。
佛家学说首传于洛阳。东汉永平七年（64），汉明帝刘庄夜宿南宫，梦见金人，遂派大臣蔡音、秦景等10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于永平十年（67），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还洛阳”。B12次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白马寺也成为中国佛教的“祖庭”“中国第一古刹”。北魏迁都洛阳前后，开始开凿龙门石窟，并大建寺院。北魏太和二十年（496），西域沙门跋陀首创少林寺。神龟元年（518），“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B13。这些佛教建筑雄伟华丽，诚如《洛阳伽蓝记》序中所言：“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都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争写天上水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永初年，洛阳佛寺达到1367所，其中最为壮观者为永宁寺。永末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迁都邺城，洛阳的寺院虽有不少迁往邺城，但洛阳在战祸之余仍有寺院421所。B14
道家学说诞生于洛阳，纵横学家的代表人物苏秦是洛阳人，魏晋玄学兴盛于洛阳，宋明理学初创于洛阳，等等，这些都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再赘述。
3.洛阳是中国早期对外交流的核心地区
东汉时洛阳广阳门外有胡桃宫，另有蛮夷“置邸以居”的“蛮夷邸”，B15中外交流十分频繁。北魏时，又在城南地区新辟四夷馆、四夷里，以接待四方来客：“永桥以南，圜邱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B16
东汉末年，朝鲜半岛北部先后兴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其时都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由于受到东汉的强烈影响，这几个国家并没有向奴隶社会发展，而是模仿东汉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早在西汉时，居住在日本岛上的倭人就通过朝鲜半岛与汉朝有了交往。东汉时双方关系更为密切，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派遣使臣与汉通好，刘秀遂以“汉委奴国王”金印相赠。B17这颗于1784年在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崎村出土的金印，成为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后汉书・安帝记》载：“（永初元年）冬十月，倭国遣使奉献。”永初元年即公元107年，这是倭国使者第二次进入洛阳。后倭国发生内乱。大约至二世纪末，卑弥呼为王，又称为“大倭王”。曹魏统治时期，卑弥呼于景初三年（239）六月遣使入洛，魏王朝十分重视，特发诏书，册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授予倭国使者官职，赐予他们厚礼。并在倭国使者回国时，由带方郡太守遣建中校尉梯y回访倭国。这是史载中国使者第一次访问日本。《晋书・惠帝纪》记载“东夷十七国、南夷二十四部并诣校尉内附”，可知日本许多小国都曾到洛阳朝贡。隋唐时期，日本使者亦多次入洛，其中大业三年（607）日本著名使者小野妹子“入洛”，在其所呈倭王致隋炀帝的国书开头即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B18，这表明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又开新篇章。
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通过丝绸之路，汉朝与中亚、欧洲建立了经常的贸易关系。东汉时，联系更为密切。西域诸国于“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于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B19。明帝时，以征伐北匈奴，始置西域都护。和帝永元三年（91年），班超平定西域，并于永元九年（97），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穷临西海而还”B20，即一直到达条支海（波斯湾）。甘英这次出使，虽然没有直接开辟与大秦通商的道路，但也反映出东汉要与欧洲建立关系的愿望。延熹九年（166），大秦商人来到中国，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赠送汉桓帝一些礼物。此后汉与罗马的贸易关系更为频繁。东汉时期，印度、缅甸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据记载，和帝永元六年（94），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遣使者来访，“译献犀牛、大象”B21。永元九年（97），缅甸北部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者向汉王朝赠送珍宝。东汉政府则回赠以金印。安帝永初元年（120），雍由调再次遣使来汉，并“献乐及幻人”B22，缅甸的音乐和杂技，在当时深受欢迎。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汉与印度的联系就日趋密切。特别是汉明帝派人去印度取经以后，印度的僧侣大量来到中国，译佛经，传佛学，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4.洛阳在中国民族史和移民史上地位独特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的永嘉之乱，五胡进入中原，晋室南迁。中州士民随之南下者甚众。《晋书・王导传》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B23其后，唐代安史之乱、唐末与五代乱世、宋室南迁之时，黄河流域都有大批汉人南迁，并与南方当地居民融合，形成了汉民族的一支特殊民系――客家民系。今天，客家人仍自称为“河洛郎”，从福建迁往台湾的闽南人称自己所说的方言为“河洛话”。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穿汉服，改用汉姓，使洛阳所在的河南郡成为中国多个姓氏的著名郡望。这在中国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中意义重大，在中国民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5.洛阳文化具有鲜明的包容性特征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B24。夏商周三代，洛阳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三代的都城也多次设在洛阳及其附近。
西汉文帝时始建太学，汉武帝时大兴太学，但直到王莽执政时，始“为学者筑舍万区”B25。东汉光武帝刘秀为太学生出身，深知太学的重要性，所以在天下干戈未休、宫室未饰之时，便先建太学，置博士祭酒等职，并经常亲临太学，使太学成为有校舍有组织有教师有领导的教育机构。太学所学经学，西汉武帝时只设有五经博士，到东汉时则立有十四博士。因而清代学者皮锡瑞称东汉为“经学的极盛时代”。B26
东汉以后，佛教进入中原，西域商人纷至沓来，洛阳成为商业兴盛之地。洛阳的胡人聚落亦所在多有。北魏迁都洛阳后，洛阳人口迅速增加。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到北魏进入中原的西域商贩：“自葱蛞盐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闾阖填列。”B27仅洛阳的胡商即有3000余家。
洛阳文化的先进性促成了洛阳文化的包容性。《洛阳伽蓝记》卷二记载了南朝萧梁使者陈庆之出使北魏回国后的感受：“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复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从中可知，在西域佛家文化和儒家文化等的相互激荡下，各色人等在洛阳交错而居，呈现出一派和谐共处的局面。
三、叫响“洛阳学”正当其时
洛阳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巩固提升洛阳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地位，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迫切需要进一步提高洛阳的知名度，而叫响“洛阳学”就是一项重要举措。
“中华圣地，千年，丝路起点，牡丹花城”是对洛阳历史文化特色的高度概括，而“中华圣地”则是对洛阳最本质、最核心的定位。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而河洛文化又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因此，中华文化的复兴，首先是河洛文化的复兴，而开展洛阳学研究，无疑是传承弘扬河洛文化的一项重要措施。
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涉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多元文化矛盾和冲突的背景下，需要各参与方的包容，要达到和谐共赢，洛阳的包容文化可资借鉴。从包容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这个意义上来说，迫切需要倡导和建立“洛阳学”。
近些年来，洛阳市有关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都非常重视并积极推动洛阳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在洛阳市有关部门的筹划下，多次商讨成立洛阳学筹备会。与此同时，基于洛阳在河洛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河洛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多次在洛阳召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洛阳学研究工作的开展。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洛阳师范学院、河南理工学院、河南科技大学等研究单位和高校都有一批研究洛阳的学者，为洛阳学的筹建和洛阳学相关机构的成立提供了人才基础。前几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和洛阳市的有关研究人员，一并对洛阳的相关研究资料进行了整理，为洛阳学的筹建准备了丰厚的学术基础。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洛阳，在建设“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开展“洛阳学”研究，可以说是适逢其时。
注释
①张广照、吴其同：《当代西方新兴学科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58页。
②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③《上海文化界人士谈上海史研究（发言摘要）》，《上海史研究通讯》1980年第1辑。
④曾军：《上海作为方法――探索一种反思性上海学的可能性》，《学术界》2011年第12期。
⑤陈平原：《蓄意记忆与记忆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⑥张妙弟：《北京学研究十年回顾与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⑦李强：《源远流长的长安文化与长安学》，《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⑧安锋：《中原“之根”文化体系的重构――以洛阳为例》，《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9期。
⑨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第1期。
⑩如：《尚书・周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B11《孔子家语》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B12《郝氏续后汉书》卷八十三（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B13《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3049页。
B14杨f之：《洛阳伽蓝记》序，见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B15《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2928页。
B16《钦定历代职官表》卷十七，《洛阳伽蓝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B17后藤守一：《古坟文化》，《日本考古史讲座》第5卷，河出书坊，1955年，第8页。
B18《隋书》卷八十一《东夷・倭国传》，中华书局，2010年，第1226页。
B19《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2910页。
B20《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2910页。
B21《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传送京师，县蛮夷邸。”李贤注：“蛮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鸿胪寺也。”中华书局，2006年，第2851页。
B22《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2851页。
B23《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中华书局，2012年，第1746页。
B24《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中华书局，1985年，第1371页。
B25《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4069页。
河洛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高起点谋划，全力做好“水文章”
2015年12月30日，一个可以载入洛阳水利发展和城市建设史册的日子――在隋唐洛阳城、汉魏洛阳故城两大都城遗址相夹的伊洛河水生态文明示范区，洛河东湖、伊河东湖同时立坝，具备蓄水条件。这也意味着伊洛河水生态文明示范区骨干水网初步形成。未来，这里将集聚更多高端产业项目，打造国家生态休闲示范区、全球华人文化朝圣地、世界旅游度假目的地和国家科技创新中心。
水筑城之形，水生城之态。2013年，洛阳成功入选国家首批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濒临伊河和洛河打造的伊洛河水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呼之欲出。
此后，洛阳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设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战略纲要（2015―2020年）》和洛阳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伊洛河水生态文明示范区规划建设工作的报告》，更是将这一宏伟构想转化为全市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动。
千秋大业，始于规划。洛阳市在参照国内水生态文明建设先进城市经验的基础上，秉持大思路、大手笔、大魄力的原则，高起点谋划规划工作。
从2014年年初开始，洛阳市从全国6家规划设计院提供的方案中筛选最优者，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院最终胜出。从该规划院拿出第一步方案到2015年5月，洛阳市又对方案进行了近10次修改，并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参与评审，才最终出炉。
“千锤百炼出深山，万水千山只等闲。”洛阳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规划失误”，最大限度地避免“留下遗憾”。
洛阳市伊滨区党工委负责人说，水系规划建设水平决定城市的品位和档次。，以水系建设带动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为新常态下城市转型和民生改善提供了新的思路。他告诉记者，作为城市建设的“点睛之笔”，伊洛河水生态文明示范区不仅将使城市具备独有的生态宜居资本，而且将成为城市招商引智、集聚发展资源的“聚宝盆”。
摊开伊洛河水生态文明示范区项目的效果图，每一处水景都个性鲜明、让人期待。
伊洛河水生态文明示范区位于伊河、洛河夹河滩地区，规划范围南至伊河、北至洛河、西至隋唐洛阳城遗址、东至汉魏洛阳故城遗址，规划总面积约55平方公里。规划空间结构为“一园三城”（中华花博园、未来科技城、运河文化城、国际度假城）和“一廊两带”（华夏文明体验廊、洛河景观带、伊河活力带）。而规划水系布局则为“三河五湖十园”：“三河”即洛河、伊河及连通两河的伊洛运河；“五湖”即洛河东湖、太平湖、伊河东湖、白塔湖，以及位于示范区中心区域的龙肇湖；“十园”即在示范区内规划布局十个景色各异的水景公园。
洛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打造伊洛河水生态文明示范区，是洛阳市对自己的生态水系和水源工程建设的顶层设计。这一规划集中体现了一个城市千百年来对水的难以割舍和对未来的美好期盼。这位负责人表示，要用高质量的规划，“扣好第一粒扣子”，让水生态建设的美好愿景在洛阳变成美好现实！
高效率突破，敢“啃”硬骨头
在洛阳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相关报告中，伊洛河水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初步安排为：2015年全面起步、三年初具规模、五年基本建成。
这是明确的时间表，也是市委、市政府对全市人民的庄严承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伊洛河水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已经破题起势，成为洛阳市广大党员干部一展身手的大好时机、建功立业的大好舞台。然而，也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建设伊洛河水生态文明示范区需要很多资金，钱从哪里来？难！规划占地55平方公里，要是地不够用，咋办？难！说是要“以水定城，以水兴产”，而今除了先期规划的“两湖一河”在建，其余几乎是空白，要想招商引产业，难！还有些问题可能会遇到政策瓶颈，想“干成事又不出事”，难！……
有道是“风生水起才知天高云淡，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困难面前，洛阳人没有退却，而是一项一项地克服，一个一个地解决。
不妨以破解资金瓶颈为例。
据了解，2013年，洛阳市制定水生态文明示范区规划时，预算资金54亿元，这等于洛阳市全年财政收入的近五分之一。
洛阳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对此分析说，过去有个惯例，公益性项目都靠财政投资。这种路子恐怕走不通了。水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工程宏大，单靠财政大包大揽，无异于小牛拉大车。
“一旦资金问题掣肘，工程进度将大打折扣。”中国工商银行宜阳支行负责人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建议，要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科学运作、多元融资，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加大市级财政投入力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采用多种项目融资和经营模式，鼓励引导各类资本和金融信贷参与，从根本上破解融资难题。
2013年年底，洛阳市抓住被财政部确定为推广PPP模式（由社会资本参与政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的投融资模式）试点城市的机遇，激活资本市场，从而为破解伊洛河水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资金瓶颈赢得了转机。
2014年10月，利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通过公开招标，洛阳市组建了由河南省水投、洛阳市水投和新区建投入股的（河南省水投50%、洛阳市水投30%、新区建投20%）洛阳水生态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将整个项目的融资、设计、建设、经营一起“打包”交给这家新公司。
在洛阳水生态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我们见到了企业建立的获取收益财务模型，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走市场化运作之路，使用者付费，企业自主运营开发，获取收益；第二部分是政府付费，政府代表公众对企业提供的河道环境景观进行购买服务；第三部分是如果企业出现亏损情况，政府则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
“我觉得PPP最大的优势在于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洛阳水生态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豪对此表示乐观，“我们利用自己的企业身份优势可以撬动更多的资金，解决了政府在项目前期投入大，后期项目建成之后还款压力大的问题。”
我们来算一笔账。这项工程总投资54亿元，分为3年建设期，12年维护运营期。洛阳水生态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要在三年内，通过银行贷款、水利支持资金、PPP开发基金等方式，融资54亿元完成工程的建设，按照与社会资本方的协议，政府只需要投入两成，也就是10亿元资金。而剩余的44亿元，则可以在12年时间内，通过财政预算支出、项目经营收入、可行性缺口补助等方面偿还。
洛阳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如此一来，政府资金的还款周期拉长了。他介绍PPP模式突破了融资瓶颈，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随着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推行，加速推进项目落地，在实现政府、企业和百姓多赢的同时，也为新常态下伊洛河水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注入了新动力。
高质量推进，锻造百年水利工程
2015年年初，洛河东湖气盾坝和伊河东湖橡胶坝主体工程相继开工，拉开了洛阳市伊洛河水生态文明示范区主体水系工程建设的大幕。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能否高质量推进伊洛河水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考验着洛阳人的智慧与担当。
洛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质量问题，明确要求“拉高标杆，紧盯一流”。
世界著名质量专家戴明曾说过一句名言：“质量无须惊人之举”，意思是打造高质量的产品，只在日常工作的一招一式中。在推进伊洛河水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过程中，洛阳市同样将着力点放在日常的一招一式中：从规划到施工、监理、运营、维护，每个环节、每个细节都坚持质量第一，不放过任何瑕疵；坚持督察，及时跟踪、及时检查、及时评估、及时整改，重在发现问题；倒排工期，制订详细建设计划，明确时间节点，加快工作节奏，确保如期完工；促成合力，建立完善分级负责、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好工作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细化责任，将任务分解落实到各个相关责任人，纳入综合考核评价体系，严格绩效考核，坚持奖优罚劣……
在洛河东湖、伊河东湖建设过程中，为了确保质量，相关部门在坝型选择上下了一番功夫。
“水网连通，不仅要保证两湖蓄水高程一致，而且要确保坝前回水与上游拦河坝相接。”洛阳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洛阳城市水系拦蓄工程大都采用成本低、技术成熟的橡胶坝。但伊河东湖114米的坝基高程比洛河东湖高出1.5米，加之橡胶坝技术最大蓄水高度仅为4.5米，若两坝都采用橡胶坝则难以同时满足回水、连通、通航的需要。
经过科学论证，断面更宽的伊河东湖选择橡胶坝，按4.5米最大蓄水高度设计。而洛河东湖拦河坝选择从美国引进的气盾坝专利技术，按6米蓄水高度设计。这样，洛河东湖与伊河东湖最大蓄水高程同为118.5米，能满足通航和回水等需要。
先说洛河东湖。
洛河东湖气盾坝主坝3跨278米，加上两侧固定堰总长518米。蓄水后，回水长度7.8公里，形成水面4850亩，蓄水量163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座中型水库。
“气盾坝由气囊、弧形盾板和铰链组成，气囊充气膨胀后，通过铰链固定在坝基上的盾板被顺势撑起，形成挡水墙。”工程技术负责人赵辉亮说，拦蓄后，河水从坝顶溢流而下，形成一个水帘瀑布，极具观赏性。
气盾坝工作原理看似简单，但要精准安装这个“大家伙”并非易事。气盾坝每跨盾板长90米，重达280吨，固定盾板和铰链的螺栓就有3米长、5.5厘米粗，两个人才能抬起，整体吊装作业更要小心翼翼。
“气囊和铰链是气盾坝的核心部件，均由美国公司生产、指导安装。”赵辉亮说，为了保证质量，2014年10月，洛阳市水务局还派出代表团，专程赴美国督促气囊生产。他还介绍，盾板后每10米设1个气囊，共计27个，而充气管道都提前埋在坝基中，并设有一套精密的控制系统，保证气囊受力均衡。
再说伊河东湖。
伊河东湖橡胶坝共8跨660米，加上两侧740米的宽顶堰，成就了伊河东湖拦河坝长国内之最的美誉。大坝拦蓄后，可回水7.3公里，形成水面4050亩。
较之气盾坝，橡胶坝建设自然轻车熟路。
2015年6月，伊河导流后，坝基开挖。然而，河床底部大量涌出的地下水和淤泥让工程师们始料未及，“和稀泥”的状态一度让工程停滞不前。
经过试验和论证，最终坝基通过高压喷浆，形成防渗帷幕，成功封堵地下水渗透。而在大坝下游的防冲消力池地区，技术人员采用“抛石挤淤”的办法夯实坝基，即把巨石投入淤泥中，通过重力作用，下沉至地质条件稳定的深处河床，挤走淤泥，然后再用混凝土浇筑，效果立竿见影。
洛阳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说，从洛河东湖气盾坝和伊河东湖橡胶坝主体工程的建设上，就可以看出洛阳人对质量的精益求精。他同时表示，建设伊洛河水生态文明示范区，事关洛阳长远发展，事关洛阳人民福祉，一定要始终坚持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用真抓实干塑造精品工程！
河洛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煤油气化工项目 水资源论证 存在问题
1. 项目概况
延安煤油气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位于陕西省延安市的富县境内，厂址选在富县县城以南12km的富城镇洛阳村，富县位于延安市南部，距延安市区70km。
延安煤油气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以油田伴生气、煤为原料，生产精甲醇产品，主要有180 万t/a甲醇、60 万t/aMTO 、40万t/a轻油加工、45 万t/a聚乙烯、25 万t/a聚丙烯、20 万t/a丁辛醇、6 万t/a乙丙橡胶。工艺装置用地面积为38.9hm2。
项目规划总用水量2630 m3/h，年平均利用小时8000小时，年总需水量2104 万m3/a。主要取水水源拟为洛河支流葫芦河在建的南沟门水库，取水量为1781万m3/a。
2. 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北洛河发源于陕西省定边县白于山南麓，东南流向，于大荔县朝邑入渭河，干流全长680.3km， 流域总面积2.69万km2，陕西省境内面积2.46万km2，占91.34%，甘肃省境内面积0.23万km2，占8.66%。洛河流域覆盖陕西省榆林、延安、铜川、渭南四市的16个县（区）及甘肃省的华池、合水两县。其中延安市的吴起、甘泉、富县、洛川、黄陵的全部和志丹、黄龙的大部属洛河流域。
北洛河南城里以上面积2.08万km2，其中陕西省境内面积 1.847万k㎡，占89%（榆林市占6%、延安市占83%），甘肃省境内面积0.23万m?，占11%。
根据《陕西水资源综合规划》成果，洛河流域地表水资源量9.50亿m3，洛河南城里以上流域地表水总量为6.82亿m?（洛河南城里以上陕西境内地表水总量为6.28亿m?，甘肃省0.53亿m?），占全流域的71.8%。流域内地下水按含水介质分类主要有第四系孔隙潜水、基岩裂隙水和喀斯特岩溶裂隙水三种类型。根据《陕西水资源综合规划》成果，洛河流域南城里以上潜水地下水资源量为2.79亿m?。
洛河南城里以上陕西境内地表水资源量6.28亿m?，地下水资源量2.79亿m?，扣除地表水和地下水的重复量2.55亿m?后，水资源总量为6.52亿m?。其中，地表水可利用量为2.82亿m3，地下水可利用量为1.11亿m3。
2008年洛河流域南城里以上各部门实际用水量1.05亿m3（不含水力发电）。其中：农田灌溉用水量（含林牧渔畜）0.57 亿m3，占总用水量的54%；工业用水量0.31亿m3，占总用水量的30 %；居民生活用水量0.12亿m3，占总用水量的11%；城镇公共用水量0.04 亿m3，占总用水量的4%。生态环境用水量0.003 亿m3，占总用水量的0.3%。2008年洛河南城里以上各类水源总供水量1.05亿m?，其中地表水供水量0.66亿m?，地下水供水量0.39亿m?。
洛河流域南城里以上2008年人均用水量约118 m3，远低于全国人均用水量446 m3；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为26.6m3/万元，低于全国平均的193 m3/万元用水水平；城镇人均生活用水量47l/d，低于全国用水212l/d水平；农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34l/d，低于全国用水72l/d水平；农田实灌面积用水量为138m3/亩，低于全国435m3/亩用水水平。
3. 项目取水水源选择与结论
3.1 再生水源
项目所在地富县县城仅有3万余人，相邻的洛川县城4万余人，黄陵县城也仅有3万余人，工业和生活用水量很少，废污水年排水量均在100万t以下，目前没有污水处理厂设施，不可能向本项目供水。故本项目没有利用当地再生水做为供水水源的条件。
3.2 矿井疏干水
富县虽蕴藏有较为丰富的煤炭资源，但2006年富县全年生产原煤仅为12万t，矿井疏干水量少，且目前尚无大型煤矿开采规划，本项目的原料煤以榆林煤及延安黄陵县混配煤为主，燃料煤采用延安当地的煤，煤矿距厂区较远。因此矿井疏干水不宜作为项目供水水源。
3.3 洛河河水和地下水
洛河从项目区流过，虽然年径流较大，但含沙量高，处理难度大，不宜直接作为本项目供水水源。
延安市洛河流域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区，地下水平均补给模数小于3.0万m3/km2.a。地下水资源非常贫乏，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地形条件极其复杂，地下水开采难度很大，且不存在集中开采条件，无法作为本项目的供水水源。
3.4 水库引水
在建的南沟门水利枢纽工程由葫芦河南沟门水库工程和引洛入葫工程共同组成。南沟门水库是一座以工业、城镇生活供水为主，兼顾农业灌溉、防洪等综合效益的大（二）型水利工程。水库坝址位于交口河镇葫芦河口以上3km的寨头河村附近，距拟建厂址约26km。按水资源配置方案，南沟门水库在满足下游河道生态环境用水的前提下，就近向延安石油化学工业园区和黄陵县城的生产生活供水。
取水点水质化验，综合评定为Ⅲ类，水质较好。南沟门水库总库容2.006亿m3，调节库容0.931亿m3，死库容0.1742亿m3。设计水平年2020年在满足下游河段综合用水要求情况下多年年均向工业、城镇供水量为11535.6万m3，其中向延安能源化工基地供水6781万m3，供水保证率均为95%。
本项目属延安能源化工基地规划项目之一，为南沟门水库规划供水对象，已纳入水库的水量配置方案中。本项目年取水量1781万m3/a，占南沟门水库向延安能源化工基地供水6781万m3的26.2%，项目取用水符合区域水资源总体规划，不会对区域水资源产生新的影响。
4. 若干问题的讨论
本次论证工作进展顺利，取得的成果和达成的结论也比较切合实际，但是仍然可能存在一些技术上或政策上的问题。总结这些问题对于本项目或其他类似论证项目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
4.1 论证依据不足，数据滞后
首先，原始资料是论证工作的根本依据，必须来自实际调查或测验，如果是转引的，则应该进行复核，鉴别其是否失真。
其次，水资源论证所依靠的水文数据随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要对资料的合理性、一致性、代表性进行分析后采用，必须采用最近年份的水文数据。
再次，水平年的确定要科学合理，认真分析水平年与现状年之间的关系。本次论证的现状年为2008年，数据资料稍显滞后，应该在今后工作中及时予以更新，使其更有说服力。
4.2 项目论证专家现场查勘工作较少
水资源论证是审查项目取水、供水、用水、耗水、排水、节水和保水等多个方面的合理性，审查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其重点是审查报告的文字、数字，而论证专家的现场调研工作，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考察建设项目实际情况的主要。但是由于在进行水资源论证时，建设项目一般都没有开工，设备没有运行，无法详细了解有关内容的可靠性。
4.3 项目各方对论证工作重视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