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博士论文范文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刑事司法；教师特征；比较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6 ― 0087 ― 05
一、中美刑事司法学科概况
（一）美国刑事司法学科概况
刑事司法在美国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交叉学科。〔1〕作为一个以犯罪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主题型学科，刑事司法学系统化的研究犯罪的机制、预测、预防和矫治等实体内容，因而也就相应地囊括了犯罪学、警务学、矫治学、刑事法学等重要的子学科。在社会科学谱系中，刑事司法作为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学科最早是从一些更为成熟的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分离出来的。它的兴起与美国较早在实践中突现的严重犯罪问题相关。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后，该学科的持续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则归功于它的强应用性和政策指导性。美国刑事司法学科不但为刑事司法部门培养了大量的实践人员，其研究更是源源不断地为刑事政策提供着智力支持，如科学的分析犯罪态势、指导警务犯罪预防策略和矫治犯罪。
美国最早的刑事司法项目是由August Vollmer于1916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立的，当时建立该项目的主要教育目标在于促进警务的专业化。其后，一批刑事司法学院也相继建立起来，直到上世纪中叶，美国刑事司法学科总共培养的学生仅有大约一千名，且培养方向侧重于警务科学。上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司法部设立了执法援助局，该机构为提升刑事司法学科提供联邦基金，并积极推动犯罪学和刑事司法研究和学术工作。到70年代中期，美国刑事司法学术项目已经达到了729 个，学生数量也近10万人。90年代美国刑事司法学科在这一阶段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其间几百个刑事司法的本科项目和超过一千个硕士项目得以建立。〔2〕根据美国犯罪学和刑事司法博士项目协会在2010年的统计，全美超过30个刑事司法院系有刑事司法学（含犯罪学）博士学位的授予权。在美国刑事司法的博士项目中，教师的平均工作量是40%的教学、40%的科研和20%的服务。其中典型的服务行为包括指导硕士和博士学生的科研和论文。
（二）中国刑事司法学科的现状
中国城市犯罪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凸现出来的。在这短短的三十年的时间内，尽管中美两国面临的实践难题各有不同，但是我国犯罪的高发性和复杂性已经不亚于美国。围绕着犯罪的预防和矫治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已经成为了学界和实践中人们关注的热点。目前，我国刑事司法机构工作人员规模最为庞大。然而，和这种迫切的实践需求不相称的是远远落后于实践的相关学科建设。从表面上看，我国涉及刑事司法教育的体系是多元和多层次的，大体上包括普通高等院校、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及警官职业学院、中央及地方司法警察学院、中央及地方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及其分院、国家法官学院及其分院以及其它教研机构。〔3〕然而，以犯罪问题为导向的整合性学科在我国尚未被真正得建立〔4〕。
其实早在20多年前我国学者就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学科缺位的现象，并提出了整合刑事学科的理念，如储槐植教授提出的“刑事一体化”的观念，建议打破现有的僵硬的学科壁垒，实现刑事科学的真正统一。〔5〕不少学者在这一思想的启发下开展了多样和有益的探讨，包括比较刑事相关的子学科并对学科整合提出建议。〔6〕也有学者乐观的认为我们现存的刑事科学的学科框架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合力趋势。〔7〕在学科建设的实务层面，原有的综合性法律职业教育和培养模式渐趋弱化，在普通高等院校中“刑事司法”开始成为一个被独列的专业。近几年新兴的刑事司法院系也纷纷建立。在我国五大政法院校中，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于2002年、2006年以及2009年成立了刑事司法学院。此外，一些地方政法学院也下设了专门的刑事司法学院。同时，刑事司法学科的国际交流也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总体而言，刑事司法教育的概念正在形成，刑事司法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似乎日趋成熟。
综合实践需求、理念认同和学科平台，这种刑事学科的整合好似是箭在弦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新中国的刑事学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经验，它的发展经历了引进（从无到有）、建设（由有而分）和整合（分久而合）三个阶段，我们已经迈进了整合阶段。〔8〕然而，即使在“刑事一体化”构想提出超过20年之后这种学科的科学性整合在实际上又迟迟未能实现。刑事司法学院设立的初衷主要是从整合管理和人力资源的角度出发，特别是为了在减小航空母舰式的法学院的管理压力的同时提升公安专业的学科地位。刑事司法院系的平台无论从理念、教学和科研上尚未突显整合的学科功能，更没有发挥该学科应有的科学性和应用性的优势。目前我国学界也未对刑事科学的整体学科结构达成共识，在子学科群的范围和学科属性方面呈现出矛盾和混乱。〔9〕
二、中美刑事司法学科教师特征分析
（一）美国刑事司法学科教师特征
在本项研究中，所有反映美国刑事司法教师特征的数据都搜集于美国刑事司法学的30个博士项目的官方网站。本文中被用于分析的“教师”是指在终身教职轨道上的全职教师，包括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及以上。他们是博士项目中教育和科研的主力军。30个刑事司法博士项目的官方网站一共列明了525位教师。在这30个博士项目中，497位教师提供了个人描述，315 人有完整的简历，只有14位教师这两者都缺失。在对教师个人描述和简历的内容编码（content-coding）的基础上，笔者建立了一个关于教师特征变量的数据库，这些特征变量具体包括性别、学术职称、隶属单位、终端学位、博士专业、博士授予项目以及博士学位授予年份。
表1展示了美国刑事司法博士项目中教师的特征。虽然除性别外的特征变量都有一定程度的数据缺失（missing data），但是整体上数据缺失的情况并不严重。这些教师的特征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刑事司法学科的整体信息。具体来说，男性教师的数量占所有教师数量的62.3%，这个比例几乎是女性教师的两倍。在已知学术等级的教师中，将近一半是正教授及以上，另外一半几乎被副教授和助理教授平分。在已知终端学位的教师中，绝大多数教师获得的是特定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Ph.D.），其中44位教师还同时获得了法律职业博士（J.D.）或法学博士（S.J.D）学位。在拥有Ph.D.学位的教师中，大约1/3 的教师获得的是犯罪学/刑事司法学的博士学位，1/3拥有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另外1/3教师的博士学位来自心理学、政治科学、公共政策/管理以及其它专业。
414位教师在官方网站上公开了他们的博士学位授予专业和年份。图1 展示了基于博士学位获取年份的教师专业背景的数量分布。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最早加盟刑事司法院系的教师的博士学位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获得的，他们代表了刑事司法学科内的第一代学者。与之相对，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为刑事司法学科输入了最新鲜的血液，他们即为新生代学者。博士授予年份是一个接近量度，当我们将博士授予年份和专业结合起来，就可以对整个学科中教师的学术背景进行一个长线概括，从而大体了解该学科发展的脉络和趋势。（见图1）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形事司法院系的教师主要来自于社会学（Sociology）和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的背景。刑事司法学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没有自己的博士点，全美第一个独立的刑事司法博士项目是于1968年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建立的。在其后的四十多年里刑事司法博士项目有了长足的发展，教育和培养水平逐步提高。因此，刑事司法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就逐渐成为了本学科教师的主力军。这意味着刑事司法成为越来越独立的学科，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依赖从其它学科引入“外援型”人才。当然，从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每一代教师队伍里仍然有相当比例的教师来自于社会学的背景，或者说社会学这个母体始终保持着对刑事司法学科的影响力并持续地向刑事司法学科输出人才。
除此以外，图1还呈现了美国刑事司法学科两个最新的发展趋势。一是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博士学位获得者加入刑事司法院系教师队伍呈增长趋势，而来自心理学（Psychology）和政治科学的博士却更少的被刑事司法院系所雇佣。这反映了刑事司法学科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曾经对其起到基奠作用的专业背景，而比以前更强调研究的政策应用性。二是刑事司法博士项目雇佣教师的背景范围更为多元化。近两年，形势司法院系教师队伍纳入了一些全新的专业背景，包括社会服务和福利、人类发展和关系、城市研究、科学和技术研究以及自然资源博士专业。其中一些背景学科实质上更侧重自然科学。这种教师学术背景的多元化更好地回应了刑事司法这个主题型学科的特征。围绕着犯罪和刑事政策这个主题所进行的研究包含的内容和方法应当是多元的，很多研究方向实际上非常依赖自然科学的专业知识。
（二）中国刑事司法学科教师特征
中国的刑事司法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基于中美对比的需要，这里选取的分析样本也仅限于那些使用了刑事司法这个名称并且设有博士点的院系。目前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三个项目，即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刑事司法学院。中国刑事司法学科教师特征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这三个刑事司法学院的官方网站，其中被纳入分析的教师仅指全职教师，包括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上述三个刑事司法学院一共列出了128位符合要求的教师。各位教师在网站上提供的个人描述和简历信息的详简程度不一。因为中国刑事司法院系教师大多没有提及个人博士学位获得的时间，或者没有提供比较全面的简历，这里无法进行类似于图1中的对美国刑事司法学科的长线分析。
如表2所示，在128位教师中已知性别的有126人，其中男性86人，女性40人。除却16人职称不详，具有教授职称的有45人，副教授职称的47人，讲师职称的20人。在已知终端学位的教师中，获得博士学位的有50人，硕士学位的43人，硕士以下学位的20人。和美国相似，我国教师博士专业这个变量的信息缺失也是在所有变量里最多的。在终端学位为博士的50位教师中，网站明确指明了博士学位专业的有36人，其中绝大多数教师获得的是法学博士学位，少数人获得的是其它博士学位，如刑事司法学、侦查学和历史学。
（三）中美教师特征比较及特征分布差异的原因分析
中美两国刑事司法教师的性别比例非常相似，男性教师均为女性的两倍左右。这个现象似乎符合社会性别塑造理论。〔10〕该理论指出社会对不同性别从事的行为是有期待的，每个个体对他人负有进行合适行为之义务，人们于是倾向于从事符合他们性别角色的行为。以犯罪和刑罚为研究主题的刑事司法学科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男性化”的学科。而且刑事司法学院部分教师是由刑事司法实践人员转化而来的，这就使得刑事司法实践队伍中的性别化偏差和学术队伍中的性别化偏差发生了叠加，从而使得刑事司法学科呈现出一种无国界的性别比例上的向男性倾斜。
审视刑事司法教师的终端学位，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刑事司法教师队伍的博士学位持有率较之美国明显偏低。在我国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不到半数，但是在美国除了少于3%的教师获得的是J.D.学位外，其它教师的终端学位都达到了博士层次。美国较早就已经将博士学位作为教师职位申请的最低标准，而且考虑到学术利益回避及学术融合，美国刑事司法教育体系为避免近亲繁殖，几乎不存在博士学生留校任教或者硕士学生留校后再攻读在职博士学位的情况。尚就职于美国刑事司法院系的极少量的仅有J.D.学位的教师都是多年前被雇佣的，近十年来仅有J.D.学位的教师职位申请人已经不再属于刑事司法院系所考虑的雇佣范畴。
从博士专业背景的角度，我国刑事司法教师的博士教育背景学科范围比美国同行要窄。刑事法学在我国教师的学科背景中占据绝对的主导，而其它专业背景来源极为有限。在美国刑事司法教师学术背景中频繁出现的如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博士学位在我国教师的信息中未能发现。从刑事司法学院专业培养设置来看，我国刑事司法学科倡导的专业特色是以刑事法为主导，同时兼顾犯罪学、侦查学和治安学等领域，犯罪学时被归属入刑事法下的一个研究的方向。然而在美国，犯罪学是刑事司法学科中的领军性分支学科。如前所述，美国刑事司法学科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从次生学科到独立学科的演进过程。其间，虽然刑事司法学博士逐步成为刑事司法学科教师的主力军，但是该学科始终保持了从其它多种学科招募人才的传统。特别是近年来的招募教师的专业背景的“理工化”和“政策应用化”更体现了刑事司法学科在计量化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中美刑事司法学科教师职称级别的分布也存比较明显的区别。虽然两者在正教授的比例上非常接近，但是在副教授和助理教授/讲师之间的比例分配上却存在较大的差别。在美国刑事司法教师队伍中，副教授和助理教授的比例基本持平，而在我国副教授是教师队伍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其数量是讲师的两倍多。换言之，我国讲师在刑事司法教师队伍中的比例是非常小的，而美国刑事司法院系将更多的教师留置在助理教授的级别。在我国，大部分讲师向副教授的职称进级更多的是一种学术上的自然过渡。相较而言，美国刑事司法院系执行终身教职制度，这项制度规定大学教师在经过不超过7年的试用期并经同行评议合格后，就应享有继续任职及不被任意解聘的权利。所以说，美国刑事司法助理教授晋升为副教授往往不仅意味着职称的提升，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终身教职轨道上实现了从试用期到了真正获得终身教职的跳跃。此外，美国刑事司法学科教师体系大都实行“双轨制”。由于同时强调科研和培养实践性人才，美国刑事司法院系往往同时雇佣两种教师力量，即终身教职序列教师和教学型教师。学校往往基于合同制雇佣具有刑事司法实践部门工作经验，同时又热衷于教学的硕士或以上学位获得者来承担院系里的很大一部分教学任务。那些终身教职序列教师往往只承担教学型教师一半的教学任务，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于科研。不少院系中还实行“教学买断政策”，终身教职序列教师可以将自己一定数额的科研经费交由学校来雇佣教学型教师代替其承担教学任务，确保自己有足够的精力开展科研。那些刚刚在博士阶段受到了本学科最前沿培训的助理教授面临着“不发表就灭亡（publish or perish）”学术文化下的压力，他们往往就构成了在所有的职称级别中最具学术活力的一群人。故而，将更多的教师留置在助理教授的阶层不仅是研究类大学激发青年学者研究积极性的关键，它在客观上也有助于刑事司法院系在总体上产出更多的学术成果。
三、中美比较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对中美两国刑事司法教师的特征的比较有助于我们反思中国刑事司法学科的现状和思考该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虽然从欧美借鉴了学科意义上的“刑事司法”这个概念，但是两者在实质内容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的学科现状已经越来越不能回应我们当前实践的需要了。发现犯罪规律、进行犯罪预防、评估警务行为效果、监狱矫治政策的制定、甚至法律效果的评估以及理论的提升，无一不依赖于实证分析和科学方法。甚至是在刑法研究内部，特别是对量刑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实证分析的框架。〔11〕在学科研究领域也是如此，比如有学者指出我国在近30年的犯罪学研究方面真正有学术分量或实践指导价值的成果十分稀少。〔12〕我们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性的时间点，如果不进行学科转型，我们不仅是在逆世界发展趋势而行，不能回应实践需求，更不能谈保持甚至扩大我们的学术疆土。
这种必要的学科的转型可能面临着困难和曲折。美国刑事司法学科从产生到完全独立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在其它国家类似的转型甚至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2012 年2 月法国高等教育研究部部长决定在全国大学理事会里将犯罪学设立为一个新的独立学科，理由是犯罪学体制不独立导致法国犯罪学发展已经落后了50年，该学科独立是全球化时代应对犯罪新挑战的必要之举。〔13〕然后，法国学术界及教育界关于犯罪学学科设立的激烈争论即刻就达到一个高潮，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在我国这种学科独立也不会骤然实现。学科转型的核心因素是学科中承担教学和科研的教师队伍。如何从教师建设的角度加快我国刑事司法学科的转型，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对策性建议：
第一，建立双轨制的教师队伍和评价体系。每个教师的特点不尽相同，而且刑事司法培养也有多方面的需求，我们应该分别建立教研型和教学型这两类教师队伍。教学型教师至少要获得硕士学位，有刑事司法实践部门工作经验为优先条件，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其受聘后获讲师职称，根据对其教学方面的考核来决定其职称的初、中、高级。而对于教研型教师，学校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公开招聘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按照科研能力的标准择优录取。这部分教师的教学任务量要轻于教学型教师，但是其职称的评价标准也以科研能力为主。这样既能发挥教师的专长和积极性，又有助于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
第二，打造多元化的教师队伍。在招募人才时，除了法学专业外，其它学科背景的人才，比如安全工程、统计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也应该被认真地考虑，而不是一概的被认为“专业不对口”。聘任兼职教师时也要更多的考虑多学科的交融。另外，我们需要在刑事司法学科内部实现多个亚领域的平衡发展。我国的刑事司法学科在目前主要还是以刑法学研究为支撑的，其它的分支却比较弱势。我们应该以研究方法、犯罪学、警务学、狱政、法律几个领域作为刑事司法学科的主轴。在师资和专业设置上应该平衡发展。在对教师的招募中，特别要招募那些现有团队中缺乏的人才。这种学术的混搭不仅有助于我们自身的学科发展，告别“单打独斗”的现状，还有助于培养真正的未来跨学科的人才。这样，我们才能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可以开展诸如刑事司法研究方法和统计这样的美国刑事司法学科的核心课程。〔14〕
第三，提升教师的科研能力。在鼓励教师做实证研究的同时应该为其搭建更好的平台。教师招募不是终点，人才还需要被继续的培养和经营。比如，因为对统计和技术的日益依赖，不少美国青年教师在攻读刑事司法博士学位的同时，或者进入教师队伍后又利用业余时间攻读统计或计算机的学位。这是一种基于科研需要而进行的再学习。当然，这种自主再学习的方式可能在我国有现实的困难，毕竟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受到过此类训练的教师也可能会遭遇到缺乏方向性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以学分换学分”的方法鼓励在校的中青年教师通过修习统计、社会研究方法、计算机等的课程来适当的抵消其所承担的教学任务。这样我们既可以平衡一个教师为工作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又可以促进教师学以致用和提升科研能力。
〔参 考 文 献〕
〔1〕 Clear. T. R. （2001）. Presidential address： Has acad
emic criminal justice come of age？ Justice Quarterly， 18， 709-26。
〔2〕 Frost， N.， Philips， N.， & Clear， T. （2007）.Productivity of criminal justice scholars across the career.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Education， 18， 428-443.
〔3〕 熊秋红.刑事司法教育的现状与未来发展〔J〕.人民检察，2009，21：42-43.
〔4〕 皮艺军.知识契合与学科整合----以刑事学科一体化为视角的犯罪学解释〔J〕.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06）：24-28.
〔5〕储槐植.刑事一体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6〕梁根林，张立宇.刑事一体化的本体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7〕 孙运梁.“权力―学科”规训下刑事法学科的产生，嬗变及其整合〔J〕.刑事法评论，2007，（01）：27 .
〔8〕高维俭.刑事学科系统论〔J〕.法学研究，2006，（01）：15.
〔9〕张文，马家福.我国刑事科学的学科结构研究--兼论刑事一体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5）：86-92.
〔10〕 West， C.， & Zimmerman， D.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and Society， 1， 125-151。
〔11〕白建军.论法律实证分析〔J〕.中国法学，2000，（04）：29-39.
〔12〕 张远煌，林德核.中国犯罪学实证研究匮乏之表现及成因分析〔J〕.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4）：27.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刑事政策功能；科学界定；运行
刑事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其终极目的是发挥刑事政策的最佳功能，实现刑事政策的效益最大化。因而，研究刑事政策就必然要研究刑事政策的功能。目前，学界对于刑事政策功能的认识并不统一，而理论上的混乱又可能带来刑事政策运行中的误区，因而有必要予以澄清，从而使得刑事政策的运行机制能够发挥其最佳功能。
一、刑事政策功能的科学界定
对刑事政策功能的科学界定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认识。
（一）功能词义本源的认识
《现代汉语词典》将“功能”解释为“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效能”。{1}储槐植教授认为“功能，指事物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按此释义，刑事政策的功能即刑事政策运行所产生的社会积极作用，也就是刑事政策在预防和控制犯罪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而刘仁文博士却认为，“那种认为‘刑事政策的功能指的是刑事政策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的观点并不妥当，事实上，功能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因为积极与消极是一种主观评价，例如，某一项刑事政策的出台，突破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它带给法治的破坏作用是一种消极功能”。{2}笔者认为，刘仁文博士的观点忽略了功能的本源意义，因为只有事物发挥有利的作用才是功能的含义，而消极的作用不是功能的含义。同时，刘仁文博士所举的例证，也不是刑事政策功能的表现形态，不足以论证刑事政策的消极功能。“政策效力是指一项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对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客观影响。即一项政策付诸实施以后，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或激化，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发展的加速或停滞等一系列变化。”“政策效力从性质上可以划分为正效力和负效力两种形式。所谓正效力，即一项政策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关系的协调有序，社会发展目标的相互促进，社会发展的加速等一系列积极影响。在政策实践中，大量的政策是发挥正效力或正效力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大多数政策在出台以前都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的评估论证，付诸实施后又能得到坚决有效的贯彻执行。所谓负效力，即一项政策所导致的社会矛盾的加剧，社会发展速度的下降，社会发展目标的损害，社会结构紊乱与有害结果。负效力产生的原因很多，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分析。有的是由于决策失误所产生的负效力，这是政策规范本身导致的负效力；有的是政策执行不力或执行偏差所导致的负效力；有的是政策本身正确，执行得力的前提下不可避免的一些负效力。”。{3}从以上政策学者对政策效力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刘仁文博士显然是混淆了两者的概念，将政策效力视为政策功能，同时其所例举的现象只是政策决策失误所产生的负效力的表现，而非政策功能的表现形式。
（二）系统论的认识
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功能是指，有特定结构的事物或系统在内部和外部的联系和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任何物质系统都是结构和功能的统一。结构是功能的基础，结构决定功能；功能是结构的表现，功能对结构又有反作用。结构是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功能则是外在的多变的。事实上没有无功能的结构，也没有无结构的功能。系统的功能取决于系统的结构和要素，组成系统结构的要素不同，系统的功能也不相同；组成系统的要素相同但结构不同，功能也不相同，结构和功能的关系是复杂的，往往具有多种形式。一种是同构同功，即相同的结构表现相同的功能；另一种异构同功，即不同的结构表现着相同的或类似的功能；再一种是同构异功，即同一种结构实现着多种不同的功能。功能也具有层次性，不同层次的结构具有不同的功能。{4}系统论的功能论使我们对功能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而梁根林博士认为：“由刑事政策系统的性质和特征决定，刑事政策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具体组织反犯罪斗争的实践，具有政策导向与政策调控两大基本功能。”{5}由此可见，梁根林博士是在系统论的基础上认识刑事政策的功能，并没有从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上论证功能。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一、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及其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整体水平在全国较为先进，其中刑事法律学科更是地位突出，具有刑法、刑事诉讼法（含刑事侦查与物证技术）、法律史三个博士学位点和三个硕士学位点，并设有博士后流动站。尤其是刑法学科长期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是迄今唯一的刑法领域部级重点学科点。以上述刑事法律学科和学位点为基础，建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该中心以精干的知名中青年学者组成领导班子，并聘请著名法学家担任顾问。中心主任赵秉志教授为著名中青年刑法学者，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曾荣获“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首届“全国十名杰出青年法学家”等称号，1997年和1999年分别被人事部、教育部评定为“跨世纪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中心执行主任卢建平教授，知名中青年刑法学者，法国法学博士，国际刑法学协会负责亚洲事务的副秘书长。中心副主任有四位：何家弘教授，知名中青年刑事侦查和物证技术学者，美国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甄贞副教授，在职博士，知名中青年刑事诉讼法学者；郑定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知名中青年法律史学者；黄京平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知名中青年刑法学者。中心顾问高铭暄教授，我国刑法领域第一位博士生导师，曾自始至终参与我国第一部刑法典的草工作，担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暨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召集人等重要领导职务，是我国刑法学界领导人、学科带头人和蜚声中外的著名刑法学家。中心还聘请了中央政法机关几位专家型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中心现有专职研究人员10人，包括资深刑法学家王作富教授和曾为博士后的知名中青年刑法学者谢望原教授等；校内兼职研究人员15人，包括资深刑事诉讼法学家程荣斌教授以及知名中青年刑事诉讼法学者陈卫东教授等；校外（含国外）兼职研究人员15人，其中国内兼职研究人员为中央政法机关专家型的中青年业务负责人以及其他院校、科研机构的知名中青年学者，国外兼职研究人员均为国际上的著名法学家（如国际刑法学协会主席巴西奥尼教授、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戴尔玛斯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前任校长西原春夫教授、德国马普研究院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阿。艾赛尔教授等）。为引导全国刑事法律学科的发展完善，中心建立了刑事法学学术委员会，由中心和其他院校、中央政法机关的9为著名专家学者组成，高铭暄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赵秉志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中心以实力最为雄厚的刑法学科为龙头，涵盖古今中外刑事法律学科，下设四个研究机构和研究方向：（1）第一研究室以中国刑法（含中国区际刑法）为研究方向，主任黄京平教授。（2）第二研究室以刑事诉讼法暨刑事侦查、刑事物证技术为研究方向，主任何家弘教授、副主任甄贞副教授。（3）第三研究室以刑事法律史为研究方向，主任郑定教授。（4）国际刑法研究所以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为研究方向，所长高铭暄教授、副所长赵秉志教授。中心在研究机构、研究力量、研究内容诸方面贯彻了优势互补，其主要表现有二：（1）相关学科有机结合。研究机构和研究方向的设置，涵盖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刑事侦查与物证技术、刑事法律史等刑事法律学科群中的基本和主要领域，体现了基础与应用、实体与程序、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有利于开拓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保证研究的综合性和应用性。（2）研究队伍合理组合。建立了老中青相结合并以中青年为重心的合理梯队，形成了校内专职、兼职研究人员与校外（国外）兼职研究人员的合理结合。
作为刑事法律科学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该中心在本学科领域的整体研究水平应在全国居于显著的领先地位，并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为达此目标和地位，在教育部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与支持下，中心在借鉴以往研究机构之研究体制的基础上，将大力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摈弃过去的以院（系）和教研室为管理主体的科研管理体制，真正确立全新高效的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主任责任制、人员流动制、项目合同制、全面开放制等责任与竞争机制，从而形成理论创新机制和自我发展完善的能力，为中心的科研和学术活动提供充满活力和动力的开放、科学、高效的良性运行机制。中心要以学术研究为重心，专职、兼职研究人员均需与课题相联系，实行“带课题和经费进中心，完成课题后出中心”的制度；中心接受来自国内外的与刑事法律相关的课题进入中心研究的申请，并为课题研究提供服务和优惠的科研条件；中心将注意与法律实务部门和国外、境外进行合作研究，努力服务于我国刑事法治实践，并力争站在当代学科的前沿；中心要大力培养学术带头人、中青年学术骨干、高级专门人才，举办短期培训，努力建成本学科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基地；中心计划通过举办国内、国际学术会议，派出和接收国内外访问学者，建立向社会开放的现代化图书资料中心，以及多种形式的参与实践和服务社会，努力成为本学科领域的重点学术交流中心与咨询服务中心；中心要争取在国家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全国刑事法学界的协同参与下，以其重要的学术地位、高水准的学术成果和丰富的学术活动，起到引导、促进刑事法学学科发展完善的作用。
该中心被批准为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近十个月以来，注重学术研究，注意学术交流，学术活动丰富，学术成效显著：（1）中心的两个重大科研项目《当代新型犯罪比较研究》（10个子课题，赵秉志教授主持）、《刑事审判与证据制度研究》（2个子课题，何家弘教授、甄贞副教授主持）均已启动，并进展顺利。（2）中心主要系列著作项目“刑事法律科学文库”已有《新中国刑法学五十年》（3卷本，高铭暄、赵秉志主编）、《重点疑难犯罪司法实务研究》（7本，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8本，赵秉志主编）、《刑法相邻相近罪名界定与运用》（上、下册，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实用》（赵秉志主编，黄京平等副主编）、《刑事司法实务疑难问题研究》（11本，赵秉志主编）等6种计32本书籍已先后问世或正在出版过程中；中心校内研究人员还有16种其他刑事法著作、译著出版。（3）由中心下属的国际刑法研究所于2000年8月10日至15日在贵阳市成功地举办了“当代国际刑法问题学术讨论会”，计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4个单位的66位代表出席，会议研讨了当代国际刑法的诸多重要课题，这是我国首次以国际刑法为专门议题的学术会议，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刑法学界的重视，影响较大且意义深远；高铭暄教授、卢建平教授赴巴黎参加了国际刑法学协会理事会，在我国政府和中国法学会的领导与支持下，代表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成功地申办2004年第17届国际刑法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卢建平教授赴新加坡参加了“世界化与国家”国际研讨会，并就中国刑法的国际化努力作了专题报告；中心研究人员还参加了多次国内有关学术会议。（4）高铭暄教授、赵秉志教授、何家弘教授、黄京平教授、谢望原教授等多次应邀为有关部门、地方作学术报告并获得好评。（5）中心在下属的国际刑法研究所继续编辑出版以大分量的深入理论研究为特点的《刑法论丛》（法律出版社出版，已出版4卷）的基础上，将与最高人民法院合作编辑出版以刑事法实务问题研究为特点的《审判实务研究论丛。刑事法卷》专刊（季刊，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6）中心已与法国、加拿大、德国、日本和我国澳门地区就跨国犯罪、金融犯罪、环境犯罪、过失犯罪、内地与澳门刑法比较等课题进行学术合作研究并得到了一定的支持；中心参与与美国福特基金会合作引进“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并已取得成绩；中心接待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南联盟等国的专家学者并举行了座谈会或学术报告会。
二、新世纪中国刑事法学研究之前瞻
新中国刑事法学研究在其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20年以来，紧密结合社会的发展和刑事法治的实践及其进步需要，努力开拓进取，成果丰硕，成就骄人。展望21世纪，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我国刑事法学研究的未来充满信心。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刑事法学的研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而亟待改进的薄弱环节：如研究方法不够丰富、科学；注释方法尚占据过重的地位，致使刑事法学研究尚未完全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品格；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当代世界先进刑事法学的比较研究不够，尚未完全走出简单移植、生搬硬套的理论研究误区；学科之间尤其是刑事法学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整合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可以预言，21世纪的中国刑事法学将在挑战中前行。把握发展契机，迎接挑战，努力创造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需要的刑事法学研究的辉煌，是新世纪赋予中国刑事法学学者的历史使命，也是作为国家重点研究基地的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责任所在。针对中国刑事法学研究的现状及其不足，我们认为，21世纪的中国刑事法学研究应当着重解决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以实现中国刑事法治的科学化、现代化和国际化：
（一）转换理论观念
首先要转换刑事法的理论观念，重视刑事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以实现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的有机结合。刑事法观念是人们对刑事法律的性质与功能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看法、心态和价值取向的总称。在法律文化结构体系中，刑事法观念居于深层的或潜隐的地位，它不一定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永远保持一致，但却控制和影响着居于表层结构的刑事立法的规范设计和刑事司法的具体操作功效。
我国传统的刑事法观念认为，刑事法律是执行阶级职能、镇压阶级敌人反抗、惩罚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工具。由此决定，我国刑事法律的确立和变更，曾主要取决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刑事法律的适用，随政治形势而变迁；刑事法学的研究，以符合立法和政治需要为原则，这种实用主义的刑事法观念，不仅阻碍了刑事法学理论的更新和发展，而且也使刑事立法缺乏长远预见。因而转换刑事法观念，确立与时展和社会变迁相适应的现代刑事法观念，就成为21世纪中国刑事法律变革和中国刑事法学发展的必要前提。
对此，我们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刑事法的价值观念应当从过去对社会利益、公共秩序的单纯强调转变为社会保护与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并重。刑事法律规范不仅是全体公民的基本行为准则，而且也是司法者代表国家行使刑罚权的裁判规范，是国家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界限。就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而言，刑事法观念转变的重点应当放在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障方面，并在立法与司法两个层面予以体现，这也是当今刑事法律发展的世界性潮流与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新世纪的中国刑事法律应当以人为本，注重人权保障机能，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动态平衡，最大限度地发挥刑事法律的功能，但这绝不是对人权保障的片面强调和对刑事法律的社会保护机能的完全否定。西方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无视刑事法律对公共安宁和社会秩序的保护，过分强调个人权利的保障，不仅有损于良好的社会秩序，无助于刑法对个人权利的有效保护，反而会从根本上动摇刑事法律的社会正义基础，最终扼杀刑事法律的生机与活力。
（二）调整研究方向
调整刑事法学的研究方向，坚持注释刑事法学研究与理论刑事法学研究的并行不悖，实现刑事法学研究应用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实为我国刑事法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我国以往的刑事法学研究，基本上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马首是瞻，过分偏重注释法律，而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术品格。应当说，应用性是刑事法学的生命，是刑事法学得以发展和繁荣的源泉，离开应用性（实践性），刑事法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刑事法学的应用性决定刑事法学需要进行注释性研究，不仅要分析现行刑事法律本身的规范内容和逻辑结构，而且还要描述刑事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实施和运行效果，阐释立法精神，为刑事司法服务。
但是，刑事法律的运用与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对刑事法学运行规律的科学揭示，仅仅依靠注释性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刑事法学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应用性，关键还在于其科学性。而要维护刑事法学的科学性，就必须进行刑事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运用刑事法学的理论和相关学科的知识来揭示刑事法治的内在客观规律，有意识地引导现行刑事法律的科学运作。综观近现代世界各国刑事法治发展、变革的历史，刑事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均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国以往的刑事法学虽对基础理论有所研究，但获突破性进展不多，这也是导致我国刑事法学研究不能高瞻远瞩、形成高屋建瓴之势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因而今后刑事法学基础理论应当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以有效地提升刑事法学的科学性，加速中国刑事法治现代化的进程。
当然，注重刑事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并不是要完全抛弃注释刑事法学的研究。新世纪中国刑事法学研究的方向，应当是注释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并重，这是由刑事法律和刑事法学的特点所决定的。由于传统的中国刑事法学研究过分偏重注释性研究，所以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应当在兼顾注释性研究的同时，适当偏重理论性的研究，以使二者渐趋平衡，实现刑事法学科学性与应用性的有机统一。
（三）改革研究方法
人类科学研究的历史证明，认识方法的变革必然导致科学本身的变革，理论的创新往往源于方法论的创新。
针对以往刑事法学研究仅注重定性研究而忽视定量研究、研究方法比较贫乏等问题，我国新世纪的刑事法学研究在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础上，还应当着力改进研究方法：贯彻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有机结合；针对不同的课题和问题，注意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正确选择与合理结合；繁荣、优化比较研究，不仅要注意对外部世界刑事法律、刑事法学的介述和规范层面的研究，而且也要注意对之进行经济、文化、政治等深层次的研究；从刑事法治的整体运行状况出发，根据某些问题的关联性质，注意结合刑事法学的有关学科进行研究；提倡学科的交叉整合，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注意借鉴、引进其他社会科学、现代自然科学的某些研究方法，等等。
（四）拓宽研究视野
以往我国的刑事法学研究，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比较注重国内法的研究，而在外向型研究方面则相对比较薄弱，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刑事法治与当代世界先进刑事法治的衔接。因而拓宽刑事法学研究视野，加强中国区际刑事法的研究，努力开拓外国刑事法、比较刑事法暨国际刑事法的研究，应当成为新世纪我国刑事法学研究亟需加强的领域。
1.加强区际刑事法研究
1997年7月1日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1999年12月20日澳门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中国从而彻底结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随着将来的最终解决，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格局将在我国形成。由此决定了我国区际刑事法律冲突的不可避免以及解决这一冲突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因而区际刑事法的研究将成为我国刑事法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为此，需要大力加强各法域的学术交流，广泛开展学术研究合作，以促进各法域刑事法律的完善，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机制，有效地惩治和预防跨地区犯罪，确保一国两制方针的实现。
2.繁荣外国刑事法暨比较刑事法的研究
德国著名诗人歌德曾有名言：“不知别国语言者，对自己的语言便也一无所知。”德国著名比较法学者H.克茨据此指出：“我以为，在法律上也可借用歌德的这句箴言。这意味着，即使一位法律家，也只有具备有关外国法律制度的知识，方能正确地理解本国的法律。”我国刑事法学界过去由于“夜郎自大”思想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观念的影响，没有很好地吸收、借鉴外国刑事法律和刑事法学的有益经验。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学界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但所依据的资料以来源于间接渠道居多，而且很不系统。不仅如此，我国刑事法学的比较研究大多限于欧陆几个代表性国家的刑事法理论，对英美刑事法的研究则相对显为薄弱。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比较刑事法学研究的发展和我国刑事法学对外国刑事法学先进理论的借鉴。因而全面地开拓和加强对外国刑事法和比较刑事法的研究，对我国刑事法理论的发展乃至对于刑事司法实务的完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超级秘书网
3.重视国际刑事法研究
进入21世纪，国际范围的交往将变得更为频繁，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法律国际化的进程也正在进一步加快。这种社会发展趋势，为国际犯罪的增长在客观上创造了条件。可以预言，21世纪的国际犯罪将会更加猖獗，其对整个国际社会造成的危害也将日益加重。这样，国际犯罪的惩治与防范、国际范围内的刑事司法协助、国际刑事法的中国化以及中国刑事法的国际化等问题，都将成为我国刑事法学研究亟待加强的领域。尽管联合国已经成立了旨在审理战争犯罪等严重国际犯罪的国际刑事法庭，但在诸如战争罪、侵略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的认定与处罚、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机制等国际刑事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学者并没有达成共识，国际刑事法研究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和提高，我国刑事法学界也应当在这些崭新的领域有所贡献。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诉讼法哲学的索求,为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西方的刑事诉讼结构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基础。
孙记博士指出,“刑事诉讼程序调整的是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在国家与个人之间何者优位,西方强调个人优位于国家、个人是第一位的、国家或社会是第二位的,主张自由主义。”通过追溯自由主义的开端、分析其基本内涵,厘清其核心思想是个人主义,强调人的尊严与价值,透过对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和消极意义上的自由观的爬梳,该书认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要求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立法必须充分体现被追诉人的诉讼利益,并要在刑事诉讼中把该诉讼利益规定为被追诉人的基本人权,应在诉讼过程中体现对被追诉人的人文关怀,由此便引申演绎出参与、公平、中立、自治、及时、终结等现代刑事诉讼的价值要求;同时消极自由观必然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国家的追诉权不能不择手段、不能为所欲为,被追诉人“确获承认的私域”乃是其重要的程序性利益,该利益在刑事诉讼中表征为被追诉人的基本人权。这种基本人权普遍体现为许多国家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也被规定在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当中。该书指出,有限国家论构成自由主义的另一面。个人优位于国家的理念和消极自由观必然导致有限国家论,即国家的权力是有限的,是保护公民个人的消极自由的手段。有限国家论蕴含着法治理念与精神。孙记博士认为,完整意义上的法治理念至少应当包括善法至上、约束权力、权利平等、社会自治。这一法治理念必然要求在刑事诉讼中的追诉机关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行使职权,恪守“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的原则。精神的核心在于保障人权与限制权力,而限制权力的核心在于分权。分权思想在现代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最主要体现就是控审分离原则,该原则构成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核心内容。据此,该书深刻揭示了现代刑事诉讼结构所秉持的价值理念之理论依据,建立起了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理念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逻辑联系,进而阐发了现代刑事诉讼结构所蕴含的程序理念及其程序自身的内在价值。由此,孙记博士从学理上澄清了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理念的深层次根源,为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西方的刑事诉讼结构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基础。
对刑事诉讼内在规律的执着求索
孙记博士对于现代刑事诉讼内在规律的求索,不是简单地运用概念分析与逻辑推演,而是在历时性研究视角中采用了利益分析方法,有力地推进了对刑事诉讼内在规律的探究。这种利益分析方法具体表现为:通过对现代刑事程序形成历程的细致考察,有力地揭示出,鉴于自由主义的影响,在现代刑事诉讼程序中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其诉讼利益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原有的国家利益发生分化,出现了追诉权代表的国家利益、裁判方代表的公正利益。由于被追诉人的诉讼利益至少不低于追诉权所代表的国家利益,故而逐渐形成了以被追诉人利益为核心的诉讼利益结构,进而被追诉人的程序性利益在立法上表现为其在刑事诉讼中所享有的基本人权,包括被推定为无罪的权利、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及沉默权、保释权、公正审判权和律师帮助权。在这一诉讼利益结构中,各方主体为了维护其诉讼利益,以“权利制约权力、权力约束权力”的方式积极参与到刑事诉讼运行的主要过程和关键环节中来。通过利益分析方法的运用,该书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利益结构:追诉方所代表的国家或者社会利益、裁判方所代表的公正利益、被追诉人的程序性利益在刑事诉讼中呈现一定的排序和比例关系。透过这一利益结构,孙记博士提出了现代刑事诉讼中主体间的“三方结构”和行为结构,力图探寻现代刑事诉讼的内在规律。这一主体间的“三方结构”不仅阐释了静态意义上的“控审分离、控辩平等、抗辩对抗、裁判居中、裁判中立”的共识性的“等腰三角结构”,而且进一步揭示了该结构形态的性质演变、相对性及动态性。现代刑事诉讼中利益结构决定着其主体间的行为结构,该行为结构表现为:依据法定原则,审判前程序中被追诉人的诉讼法哲学的索求基本权利对追诉权构成制约;审判前程序中裁判权对追诉权形成司法控制;审判过程中控辩双方在裁判者面前展开说服论证活动。控、辩、裁三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行为旨在维护其代表的利益,该利益左右着各方的行为状态,成为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展开的动力。
由此,该书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了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整体形态,对其中的主体性要素、主体间关系、主体间行为的动力与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为我们展示了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些规律性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为如何科学评价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以及究竟怎样改造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提供了理论参考。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孙记博士指出,“刑事诉讼程序调整的是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在国家与个人之间何者优位,西方强调个人优位于国家、个人是第一位的、国家或社会是第二位的,主张自由主义。”通过追溯自由主义的开端、分析其基本内涵,厘清其核心思想是个人主义,强调人的尊严与价值,透过对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和消极意义上的自由观的爬梳,该书认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要求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立法必须充分体现被追诉人的诉讼利益,并要在刑事诉讼中把该诉讼利益规定为被追诉人的基本人权,应在诉讼过程中体现对被追诉人的人文关怀,由此便引申演绎出参与、公平、中立、自治、及时、终结等现代刑事诉讼的价值要求;同时消极自由观必然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国家的追诉权不能不择手段、不能为所欲为,被追诉人“确获承认的私域”乃是其重要的程序性利益,该利益在刑事诉讼中表征为被追诉人的基本人权。这种基本人权普遍体现为许多国家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也被规定在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当中。该书指出,有限国家论构成自由主义的另一面。个人优位于国家的理念和消极自由观必然导致有限国家论,即国家的权力是有限的,是保护公民个人的消极自由的手段。有限国家论蕴含着法治理念与精神。孙记博士认为,完整意义上的法治理念至少应当包括善法至上、约束权力、权利平等、社会自治。这一法治理念必然要求在刑事诉讼中的追诉机关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行使职权,恪守“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的原则。精神的核心在于保障人权与限制权力,而限制权力的核心在于分权。分权思想在现代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最主要体现就是控审分离原则,该原则构成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核心内容。据此,该书深刻揭示了现代刑事诉讼结构所秉持的价值理念之理论依据,建立起了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理念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逻辑联系,进而阐发了现代刑事诉讼结构所蕴含的程序理念及其程序自身的内在价值。由此,孙记博士从学理上澄清了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理念的深层次根源,为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西方的刑事诉讼结构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基础。
对刑事诉讼内在规律的执着求索
孙记博士对于现代刑事诉讼内在规律的求索,不是简单地运用概念分析与逻辑推演,而是在历时性研究视角中采用了利益分析方法,有力地推进了对刑事诉讼内在规律的探究。这种利益分析方法具体表现为:通过对现代刑事程序形成历程的细致考察,有力地揭示出,鉴于自由主义的影响,在现代刑事诉讼程序中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其诉讼利益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原有的国家利益发生分化,出现了追诉权代表的国家利益、裁判方代表的公正利益。由于被追诉人的诉讼利益至少不低于追诉权所代表的国家利益,故而逐渐形成了以被追诉人利益为核心的诉讼利益结构,进而被追诉人的程序性利益在立法上表现为其在刑事诉讼中所享有的基本人权,包括被推定为无罪的权利、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及沉默权、保释权、公正审判权和律师帮助权。在这一诉讼利益结构中,各方主体为了维护其诉讼利益,以“权利制约权力、权力约束权力”的方式积极参与到刑事诉讼运行的主要过程和关键环节中来。通过利益分析方法的运用,该书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利益结构:追诉方所代表的国家或者社会利益、裁判方所代表的公正利益、被追诉人的程序性利益在刑事诉讼中呈现一定的排序和比例关系。透过这一利益结构,孙记博士提出了现代刑事诉讼中主体间的“三方结构”和行为结构,力图探寻现代刑事诉讼的内在规律。这一主体间的“三方结构”不仅阐释了静态意义上的“控审分离、控辩平等、抗辩对抗、裁判居中、裁判中立”的共识性的“等腰三角结构”,而且进一步揭示了该结构形态的性质演变、相对性及动态性。现代刑事诉讼中利益结构决定着其主体间的行为结构,该行为结构表现为:依据法定原则,审判前程序中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对追诉权构成制约;审判前程序中裁判权对追诉权形成司法控制;审判过程中控辩双方在裁判者面前展开说服论证活动。控、辩、裁三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行为旨在维护其代表的利益,该利益左右着各方的行为状态,成为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展开的动力。
由此,该书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了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整体形态,对其中的主体性要素、主体间关系、主体间行为的动力与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为我们展示了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些规律性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为如何科学评价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以及究竟怎样改造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提供了理论参考。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6篇
对刑事诉讼价值理念的深度探究
孙记博士指出，“刑事诉讼程序调整的是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在国家与个人之间何者优位，西方强调个人优位于国家、个人是第一位的、国家或社会是第二位的，主张自由主义。”通过追溯自由主义的开端、分析其基本内涵，厘清其核心思想是个人主义，强调人的尊严与价值，透过对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和消极意义上的自由观的爬梳，该书认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要求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立法必须充分体现被追诉人的诉讼利益，并要在刑事诉讼中把该诉讼利益规定为被追诉人的基本人权，应在诉讼过程中体现对被追诉人的人文关怀，由此便引申演绎出参与、公平、中立、自治、及时、终结等现代刑事诉讼的价值要求;同时消极自由观必然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国家的追诉权不能不择手段、不能为所欲为，被追诉人“确获承认的私域”乃是其重要的程序性利益，该利益在刑事诉讼中表征为被追诉人的基本人权。这种基本人权普遍体现为许多国家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也被规定在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当中。该书指出，有限国家论构成自由主义的另一面。个人优位于国家的理念和消极自由观必然导致有限国家论，即国家的权力是有限的，是保护公民个人的消极自由的手段。有限国家论蕴含着法治理念与精神。孙记博士认为，完整意义上的法治理念至少应当包括善法至上、约束权力、权利平等、社会自治。这一法治理念必然要求在刑事诉讼中的追诉机关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行使职权，恪守“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的原则。精神的核心在于保障人权与限制权力，而限制权力的核心在于分权。分权思想在现代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最主要体现就是控审分离原则，该原则构成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核心内容。据此，该书深刻揭示了现代刑事诉讼结构所秉持的价值理念之理论依据，建立起了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理念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逻辑联系，进而阐发了现代刑事诉讼结构所蕴含的程序理念及其程序自身的内在价值。由此，孙记博士从学理上澄清了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理念的深层次根源，为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西方的刑事诉讼结构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基础。
对刑事诉讼内在规律的执着求索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7篇
一次回乡参观
“李昌钰刑侦技术博物馆”应运而生
被誉为“科学神探”、“当代福尔摩斯”的著名国际刑侦专家李昌钰1938年生于如皋如城长巷,后随母亲迁到台湾。1965年身揣50美元到美国留学,1979年出任康涅狄格州警政厅刑事化验室主任兼首席鉴识专家。1998年7月,出任康涅狄格州警政厅厅长,成为美国首位州级华裔警政长官,也是美国历史上官职最高的亚裔执法官员。
李昌钰共参与调查各类案件8000多件,迄今已获800多个荣誉奖项。曾在辛普森杀妻、肯尼迪暗杀案重审、“9?11”事件后法医勘查、台湾“3?19”枪击等全球瞩目的时事大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参与过耶稣裹尸布、圣母玛丽亚显灵、比利小子生死等宗教历史悬案。
作为从如皋走出去的国际名人,李昌钰的传奇奋斗经历、杰出的刑事侦查成就成为全球华人的骄傲,更成为145万如皋人民的骄傲。政府一直有全方位展示李昌钰博士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宝贵的学术建树的打算。2006年,李昌钰博士按照惯例回乡省亲,其中有一项活动是到如皋古街区东大街参观,东大街虽然不是李博士故居所在地,但保存完好的古建群与李博士出生的长巷极其相似,这勾起李博士对童年的回忆,在当场讲述了其童年往事后,李博士非常动情地捡了一片瓦包起来带回美国,以解思乡之情,在场的领导马上意识到,这块最能体现如皋深厚历史底蕴的古街区,是未来建设以李昌钰命名的博物馆的最佳区域,这次参观,促成了“李昌钰刑侦技术博物馆”的萌生。
“李昌钰刑侦技术博物馆”的萌生,“贵乎适时”。
两种互悖元素
布展工程面临“二难”挑战
李昌钰刑侦技术博物馆办馆从最初的萌生到最后的建成是一个虽然短暂却十分艰难的过程:
首先是定位上的“二难”。李昌钰是取得巨大成就的国际名人,确令一般人望其项背而不得,但他又是个“生人”,定位过高不符合人们一贯的审美习惯,反会使观者产生距离感,进而影响整个参观效果,经过反复斟酌,我们将其定位为“可亲可敬”―――为人可亲,为事可敬。
其次是资料的“二难”。如果在互联网上输入“李昌钰”三个字,你将会得到“海量”的信息资料,关于其基本生平和主要成就等方面的资料随处可见,而且因为“海量”,彼此不相符合的又不在少数。可从办馆需要的是具备“可用性”和“针对性”的材料,但关于李昌钰日常生活及早年工作的一些细节资料,极为稀少,设若缺少细节仅靠公众人人皆可获得的“海量”资料,那么立在观众面前的“李昌钰”将是一个血肉全无的空壳,不仅不能恰当地表现李昌钰所具备的名人风采,更不能感动观众、教育观众。因此我办一面从“海量”资料中精挑细选、寻珍觅宝,一面从李昌钰带回的一张碟片及三万余张报道图片中捕捉细节,最后诸如“解尘”这个跟随李昌钰从出生到白头、从中国到美国的乳名,“在纽约读博士时花19美元买的个玩具打字机打论文”“获博士学位而无钱参加毕业典礼,女儿为他在家里照了一张照片,并给他身边放了只长颈鹿,算是见证”这些奋斗中的细节,“不管走到世界的哪个地方,我都讲我是‘江苏如皋人’”,“我一生什么都不怕,就怕妈妈生气”这些感人的话语,如大浪淘沙一样被淘洗了出来,一个血肉丰满、几乎让人听得见心跳的“李昌钰”也鲜活起来。
再次是风格的“二难”。李昌钰刑侦技术博物馆需要表现李昌钰为人、为事两个层面,李昌钰又是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现代文化薰陶的双重复合体。展览中,表现“为人”需要以怀旧的手法唤起共鸣,表现“为事”需要用现代的手法体现其刑侦技术的高超;文化元素的体现中,表现其在中国的经历需要“中国风”元素,表现其赴美乃至屹立世界的经历则要欧美风格。为了充分而又和谐地达到上述要求,我们根据博物馆为传统四合院结构、呈南北对称分布的特点,在院中照壁上设置了李博士睿智的黑白肖像和他的一句名言:“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使不可能变成可能”,既浓墨点染了李昌钰精神中最华彩的部分,又以此将博物馆分为两大功能展区,南侧以“中国风”手法营造怀旧的气氛,展示李昌钰博士的传奇人生和如皋情节,揭示李博士的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爱亲孝老的高尚人格;北部以西方艺术风格营造异域风情,展示李昌钰博士侦破的七大经典案例,揭示李博士在国际刑侦技术领域的杰出成就。南、北展厅之间通过用色、展柜等用具的造型进行揉合、呼应,如南侧“中国风”中印花布的蓝与北侧李昌钰制服、用品的蓝,一暗一明、一旧一新、一中一西,有同有异,和谐一致;又如在模拟翻书的设置上,用硕大的木制书模来代替金属制品,在DVD的运用上,南侧“中国风”单元中,在仿真的“长巷2号”(李昌钰出生地)门牌下,设置可以拉开的小门,打开即可播放影像,而在北侧,则将DVD设置在一幅油画框内,如此现代化手法的运用恰到好处地融入了展览中,使曾对博物馆是否会有动画结合表示期待的李昌钰大为赞赏。而“布展动静结合、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具有极强的艺术性和感染力”,是嘉宾与各大媒体记者共同的评价。
“李昌钰刑侦技术博物馆”的成功,“贵乎读心”。
三次真诚沟通
李昌钰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在“李昌钰刑侦技术博物馆”的筹建中,李昌钰方提供的支持不仅有力而且令人感动。
第一次,当选定用房和形成构想后,如皋市外侨办与当地博物馆一起赴上海与李昌钰博士的经纪人季先生进行了面谈,虽已知道家乡有建馆的打算,但如此快捷还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据介绍,李昌钰此次回国行程安排很紧,可能没时间回如皋。当看了展览大纲,并详细询问了筹办的博物馆的相关情况后,他表示争取安排半天参加活动,并建议将时间调整在“5・18”国际博物馆日,第一次沟通,就顺利争取到李昌钰的档期。
第二次,展览效果图出来后,又跟李昌钰方进行了面谈,根据提交的需求资料,李昌钰博士按期提供了两大箱用过的物品,其中不少奖章和他1958年用的刑侦工具箱都是唯一的了。当时七十出头的李昌钰博士,不舍昼夜将这些东西从尘封中“打捞”出来又飘洋过海运回来,令人感动。
第三次,布展已近峻工,因部分资料不是来自一手图文,如皋市外侨办请李昌钰核证时间、名称等内容。忙碌的李昌钰每天要刑侦、著书、教学等多项工作,却出乎意料地根据提交的十页资料逐项填写且细心地用胶带粘住,以免破坏原件的完整。同时又带回另一批物品以供展览之用。
为建馆而进行的三次沟通是三次行政事务活动,也是三次真诚的情感交流,在沟通中零距离地感受到了李昌钰博士的人格魅力和他深厚的爱国爱乡之情,他说,博物馆是不消耗自然资源的公益物品,很高兴自己能带头为家乡做些贡献,在家乡建博物馆比任何别的地方都让他感到兴奋,因为他时刻记得自己是中国人,是如皋人。
自开馆以来至2009年11月,近万人参观了“李昌钰刑侦技术博物馆”。从地域上,横跨海内外,遍及中国东南西北,先后有来自美国休斯顿、昆明西南设计院、桂林市公安局、深圳设计院、河南郑州、青岛教师、哈尔滨公安的参观者;从行业上,可谓从行政主管到普通百姓,从经商搞科研到从文从艺,政府部门、公检法、高校、设计院、海关、文博等领域都前来参观。
李昌钰刑侦技术博物馆已按原设想成为了如皋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科普教育基地、法制教育基地以及传统美德教育基地。它不仅是国内第一家以李昌钰名字命名的博物馆,也是如皋环河博物馆群的第一家,同时提升了古城如皋的文化含量。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8篇
我校博士研究生招生信息均在网上，考生须登录我校研究生招生信息港网站（yzb.cppsu.edu.cn）查询有关通知。考生须登录网站完成网上报名、网上支付报名费、网上下载《准考证》、《初试成绩通知》、《复试通知》等。
二、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本学科专业领域掌握牢固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能在科学和专门技术领域取得独创性成果的公安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三、报考条件
（一）政治条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能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思想品德良好，组织纪律性和法制观念强；未受过党纪政纪处分或刑事处罚；无不宜做公安民警的其他原因。
（二）年龄条件：报考非定向、自筹经费博士研究生的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78年7月1日以后出生），报考定向、委托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年龄不超过45周岁（1968年7月1日以后出生）。
（三）学历条件：
1、报名时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
2、国家承认学历的全日制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一般不接收提前毕业的硕士生考生）；
3、同等学力人员，即获得学士学位满6年（截至2013年7月1日）且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同等学力者报考我校，还须具备以下条件：
（1）报考专业与所学专业及目前从事专业相近；
（2）提交补修与所报专业相关的硕士学位课程学习证明及成绩单；
（3）报名时提交已在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的与报考专业相关的5000字以上学术论文至少3篇；
（4）报名时已获得国家外语六级水平考试证书或2005年6月以后参加六级考试成绩达到426分以上；
（5）同等学力考生在取得复试资格后，须加试两门本学科硕士阶段主干业务课程。
4、非学历教育（单证，只有学位证书而无毕业证书）的考生或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报考我校博士生，必须在网上报名前已获硕士学位；
5、在境外获得的学位证书须在报名前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报名时提交认证报告书。
（四）身体条件：考生既须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及细则的要求，还应达到以下标准：
1、男生身高应不低于1.70米，体重不轻于50公斤、不超过标准体重25%；女生身高不低于1.60米，体重不轻于45公斤、不超过标准体重25%。理科类专业考生左右眼裸视力不低于4.8(0.6)，文科类专业考生左右眼裸视力不低于4.6（0.4）。无色盲、色弱。
2、五官端正，面部无明显特征和缺陷（如唇裂、对眼、斜眼、斜颈、各种疤麻等），嗅觉不迟钝，无鸡胸、驼背、腋臭，无严重静脉曲张，无明显八字步、罗圈腿，无重度平跖足（平脚板），无纹身、少白头，无各种残疾，两耳无重听，无口吃，本人和直系亲属无精神病史。
3、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无慢性肾炎，无高血压。
在复试时我校将按以上要求进行体检，体检不合格的考生一律不予复试、录取。
四、报考类别说明
1、计划内非定向： 不交学费，全脱产学习三年，可转户口、调档案，毕业后自主就业；
2、计划外自筹经费： 交纳学费，全脱产学习三年，可转户口、调档案，毕业后自主就业；
3、计划内定向： 不交学费，全脱产学习三年，不转户口、不调档案，毕业后回原单位；
4、计划外委托培养： 交纳学费，全脱产学习三年，不转户口、不调档案，毕业后回原单位。
在职人员原则上只能报考计划外委托培养。
五、报名程序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网上交费和提交材料确认三个程序，三个程序缺少其一，均视为报名不成功。
（一）网上报名时间：2012年11月20日至12月31日；
（二）网上报名网址： yzb.cppsu.edu.cn；
1、考生登录网站，注册用户；
2、考生在网上提交报名信息；
3、通过网报系统的网上支付平台到网上银行交纳报名费；未完成网上支付的，视为报名不成功。我校报名费只采取网上支付的方式，不接受汇款方式。
4、考生在网上支付报名费后，无论是否参加考试，一律不退返报名费。
（三）确认报名时间：考生应在2013年2月25日-3月1日期间向我校寄（送）下列材料：
1、《2013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2、两名与报考学科有关的具有教授或相当职称专家的推荐信；
3、硕士课程学习成绩单；
4、硕士学位论文全文和评议书；
5、硕士学位证书、学历证书复印件（应届毕业硕士生必须在入学前补交）；
6、政治审查表；
7、身份证件复印件；
8、报考定向或委培的在职考生必须提交单位人事部门同意脱产学习三年的书面证明。
同等学力的考生无须提交3、4、5项材料，但须提交规定的其他证明材料。
我校对上述材料进行审查后，对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核发准考证（由考生在报名网站下载）。
（四）注意事项
1、考生网上报名开始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须如实、准确提交报名信息和报名材料，不得弄虚作假。一旦发现考生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交的报考信息不真实，我校将取消其报考资格和录取资格，责任由考生自负。
2、我校部分通知将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发送，请正确填机号并保持手机畅通。
3、考生身份证和户口本上的姓名、出生日期、民族、性别等信息必须一致，如不一致，请在报名前去公安部门更正。
4、考生报名信息在报名结束后，一律不得更改。
六、考试
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
（一）初试
初试日期：2013年3月23日、24日；
初试地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木樨地校区教学楼，考生须在考前在网上查询具体考场安排；
笔试科目：政治理论（已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员和应届硕士毕业生可免试）、英语和两门业务课；
同等学力考生须加试两门业务课和政治理论。
我校不举办考前辅导班，不提供历年试卷、不指定参考书目。
（二）复试
初试合格的考生须参加我校组织的包括综合面试（含英语面试和专业面试）、体检在内的复试。
复试日期：2012年5月中下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复试地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木樨地校区；
复试信息：考生于2012年5月登录网站查询是否参加复试，并查看复试办法；
综合面试内容：
1、英语面试（外语听力、口语水平测试，50分）；
2、专业面试（150分）。
七、录取
在初试、复试成绩合格的情况下，按照总成绩排名，择优录取。
八、有关费用
（一）计划外委托培养、计划外自筹经费考生须统一交纳学费（12,000元/学年）。
（二）住宿费、军训伙食费、生活用品费、警服置装费等按学校规定收取。
以上事项如有变化，依据新规定执行。
九、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根据《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民委 财政部 人事部关于大力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意见》（教民[2004]5号）文件精神要求，按照“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原则，采取“自愿报考、统一考试、适当降分、单独统一划线”等特殊措施，我校2013年将继续招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博士研究生。
十、联系方式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招生办网站：yzb.cppsu.edu.cn；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电话：010-83903086；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查号台：010-83903114；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1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邮编：100038。
欢迎报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初试科目
备注
0301法学
1、同等学力人员另需加试。其中，0301法学、0301公安学学科下各研究方向加试科目为①刑法学②中国法制史；0838公安技术学科下各研究方向加试科目为①证据学②中国刑事诉讼法学；
2、我校2012年实际招收博士研究生23人。
01警察法学基础理论
张彩凤
①1001英语②2001法理学③3001西方法律思想史
程华
02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孟昭阳
①1001英语②2002行政法学③3002宪法学
高文英
03刑法学
徐武生
①1001英语②2001法理学③3003经济刑法学
04诉讼法学
刘万奇
①1001英语②2004中国刑事诉讼法学③3004刑事证据学
樊学勇
李玉华
0306公安学
02治安学
宫志刚
①1001英语②2002行政法学③3005治安行政管理学
03公安管理学
王光
①1001英语②2002行政法学③3006公安行政管理学
张光
朱旭东
04犯罪学
李玫瑾
①1001英语②2003犯罪学理论③3007心理学综合
刘洪广
05侦查学
毕惜茜
①1001英语②2005刑事侦查学③3004刑事证据学
马忠红
06国内安全保卫
毛欣娟
0838公安技术
01刑事科学技术
刘耀
①1001英语②2006刑事科学技术③3008毒物与毒品分析
孟品佳
①1001英语②2006刑事科学技术③3009现代分离分析方法
杨瑞琴
黄建同
①1001英语②2006刑事科学技术③3010文件检验学
罗亚平
①1001英语②2006刑事科学技术③3011痕迹检验学
02安全防范技术与工程
洪卫军
①1001英语②2007数据结构③3012计算机网络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9篇
本届年会主题是“世界转变中的犯罪学和刑事司法：来自亚洲的贡献”，其中包括“犯罪原因和预防：文化，社会，家庭和学校”、“矫正问题”、“腐败和经济犯罪”、“犯罪预防”、“亚洲国家的刑事司法：警察局，检察院，法院和监狱，，、“亚洲的司法鉴定和证据基础上的刑事政策”、“亚洲受害者心理学”、“面对计算机犯罪的新挑战”、“亚洲的恢复性司法”、“安保和监控”、“亚洲犯罪学的未来”、“犯罪和犯罪性理论”、“亚洲跨国有组织犯罪”、“亚洲青少年犯罪问题”、“其他犯罪和犯罪学有关问题”等15个主要议题。来自亚洲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以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意大利、波兰、荷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代表出席了本届年会。本届年会由亚洲犯罪学学会主办、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院共同承办。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美国犯罪学学会前主席罗伯特桑普杰等做了主题发言。
在这届年会上，肖庆平先生和冯引如博士向大会提交了合作撰写的论文《中国犯罪学研究三十年的变化和发展》，通过考察中国大陆主要犯罪学刊物以及法学、社会学刊物近三十年刊载的犯罪学论文的论题、
关键词 、研究方法以及作者群体分布，作者认为，中国大陆犯罪学研究正在经历一个明显的转型时期，传统的“政法犯罪学”正在衰落，犯罪学研究日益分化为三支：一为社会学学科之下的犯罪社会学研究（主要依据社会学调查与统计作为研究的材料基础），一为刑法学学科之下的实证刑法研究的分支（主要依据司法文献尤其是判决书作为研究的材料基础），此外则是从“政法犯罪学”衍生而来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视域下的犯罪防控研究。中国大陆犯罪学研究的这三个分支存在着巨大的学术话语的鸿沟，将之称为“鸡同鸭讲”或许并不为过；同时，这一分化的趋势仍将持续下去，并对犯罪学的学科建制带来直接的冲击，中国大陆的犯罪学研究的重新整合将困难重重。在大会分会场，冯引如博士就此论文主题做了英文演讲，演讲介绍了中国犯罪学研究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存在的问题等情况，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并作交流，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和好评。
在年会上，冯引如博士受邀主持了以“亚洲犯罪学的未来II”为主题的分会场讨论。
会议最后组织参观了香港廉政公署和罗湖惩教所，详细了解香港惩教署相关制度和基本情况，收获颇丰。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10篇
因而，研究刑事政策就必然要研究刑事政策的功能。目前，学界对于刑事政策功能的认识并不统一，而理论上的混乱又可能带来刑事政策运行中的误区，因而有必要予以澄清，从而使得刑事政策的运行机制能够发挥其最佳功能。
一、刑事政策功能的科学界定
对刑事政策功能的科学界定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认识。
（一）功能词义本源的认识
《现代汉语词典》将“功能”解释为“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效能”。{1}储槐植教授认为“功能，指事物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按此释义，刑事政策的功能即刑事政策运行所产生的社会积极作用，也就是刑事政策在预防和控制犯罪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而刘仁文博士却认为，“那种认为‘刑事政策的功能指的是刑事政策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的观点并不妥当，事实上，功能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因为积极与消极是一种主观评价，例如，某一项刑事政策的出台，突破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它带给法治的破坏作用是一种消极功能”。{2}笔者认为，刘仁文博士的观点忽略了功能的本源意义，因为只有事物发挥有利的作用才是功能的含义，而消极的作用不是功能的含义。同时，刘仁文博士所举的例证，也不是刑事政策功能的表现形态，不足以论证刑事政策的消极功能。“政策效力是指一项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对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客观影响。即一项政策付诸实施以后，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或激化，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发展的加速或停滞等一系列变化。”“政策效力从性质上可以划分为正效力和负效力两种形式。所谓正效力，即一项政策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关系的协调有序，社会发展目标的相互促进，社会发展的加速等一系列积极影响。在政策实践中，大量的政策是发挥正效力或正效力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大多数政策在出台以前都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的评估论证，付诸实施后又能得到坚决有效的贯彻执行。所谓负效力，即一项政策所导致的社会矛盾的加剧，社会发展速度的下降，社会发展目标的损害，社会结构紊乱与有害结果。负效力产生的原因很多，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分析。有的是由于决策失误所产生的负效力，这是政策规范本身导致的负效力；有的是政策执行不力或执行偏差所导致的负效力；有的是政策本身正确，执行得力的前提下不可避免的一些负效力。”。{3}从以上政策学者对政策效力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刘仁文博士显然是混淆了两者的概念，将政策效力视为政策功能，同时其所例举的现象只是政策决策失误所产生的负效力的表现，而非政策功能的表现形式。
（二）系统论的认识
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功能是指，有特定结构的事物或系统在内部和外部的联系和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任何物质系统都是结构和功能的统一。结构是功能的基础，结构决定功能；功能是结构的表现，功能对结构又有反作用。结构是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功能则是外在的多变的。事实上没有无功能的结构，也没有无结构的功能。系统的功能取决于系统的结构和要素，组成系统结构的要素不同，系统的功能也不相同；组成系统的要素相同但结构不同，功能也不相同，结构和功能的关系是复杂的，往往具有多种形式。一种是同构同功，即相同的结构表现相同的功能；另一种异构同功，即不同的结构表现着相同的或类似的功能；再一种是同构异功，即同一种结构实现着多种不同的功能。功能也具有层次性，不同层次的结构具有不同的功能。{4}系统论的功能论使我们对功能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而梁根林博士认为：“由刑事政策系统的性质和特征决定，刑事政策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具体组织反犯罪斗争的实践，具有政策导向与政策调控两大基本功能。”{5}由此可见，梁根林博士是在系统论的基础上认识刑事政策的功能，并没有从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上论证功能。
（三）政策学的认识
从政策学的角度来看，“政策功能是政策的内在属性，指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所能发挥的功效和作用，这种效力和作用的结果就是政策的效益，它通过政策的地位、作用、结构表现出来，政策功能总是在与某种社会目标的联系中得到判定的”。{6}我国学者中从政策学的视角论述刑事政策功能的，主要有储槐植教授和侯宏林博士。储槐植教授认为，“刑事政策的功能主要指刑事政策在犯罪控制这一社会系统中所起的功效与作用，具体说来是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作用（从而形成了刑事立法政策和刑事司法政策）”。{7}侯宏林博士认为，“刑事政策的功能，是指刑事政策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基于其自身本质和特性，在防控犯罪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功效与作用”。从上述两位学者的论述中所见，储槐植教授显然是持狭义的刑事政策说，因而，他认为刑事政策功能只对刑事立法与司法起作用，而对社会预防政策没有论及，而侯宏林博士显然是持广义刑事政策说。笔者认为，在论述刑事政策的功能时，侯宏林博士的观点是可取的。如果将刑事政策的功能仅仅定位于狭义的刑事政策，那么对社会预防的功能就会缺失，而社会预防的功能的缺失实则是缺失了现代刑事政策最主要的功能，因而，笔者力主从广义刑事政策的视角来研究刑事政策的功能。
二、刑事政策功能的科学分类
科学地确定了刑事政策的功能之后，我们还必须对刑事政策功能的范围进行科学的界定。刑事政策功能的范围实则是对刑事政策功能的科学分类。我们知道，刑事政策是政策体系中的一项具体政策，因而，其划分标准应以政策学的划分为依据。在公共政策学中，“一般来说，政策功能包括：制度、导向、管理和象征”。{8}笔者认为，刑事政策功能可以分为直接功能和间接功能。直接功能是刑事政策适用中必然产生的功能，如导向功能、调配功能和符号功能。间接功能是指刑事政策适用过程中随附加资源的投入而产生的功能，如国家给予被害人以适当的经济补偿，一方面缓和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使犯罪人安心改造，尽快回归社会；另一方面引导社会关注被害人，关注弱势群体，形成和谐的社会，以及互相关爱的环境。一般来说，制定刑事政策首先着眼的是直接功能的实现，间接功能有时是有意而为之，有时则是无心插柳。本文主要论述刑事政策的直接功能，下面笔者将分别予以论述。
（一）刑事政策的导向功能
刑事政策的导向功能是指刑事政策在控制与预防犯罪活动中的指示和引导功能。
1．刑事政策的指示功能
刑事政策的指示功能突出地反映在“提供有关反犯罪斗争规律的新知识”。{9}刑事政策能否“提供有关反犯罪斗争规律的新知识”也决定了刑事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如果刑事政策提供的并非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知识，其刑事政策本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就缺乏基础，如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制定的消灭犯罪的刑事政策，其所提供的知识就是不符合反犯罪斗争规律的。根据犯罪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消灭犯罪只能是一种理想。在消灭犯罪的物质基础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提出这一刑事政策必然是不切实际而难以实现的。因而，提供符合犯罪发展规律的反犯罪斗争的新知识是刑事政策科学性、合理性的保证。而“提供有关反犯罪斗争规律的新知识”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统一反犯罪斗争的思想认识。“惟有统一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对如何合理而有效地组织反犯罪斗争的思想认识，才能形成反犯罪斗争的合力，协调一致地组织对犯罪的斗争。现代刑事政策根据对犯罪与反犯罪斗争规律的科学认识，在民主、法治的价值准则的基础上，合理而有效地确定反犯罪斗争的战略、方针、方法和艺术等。不仅可以明确反犯罪斗争的目标，指导反犯罪斗争的行动，而且可以统一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反犯罪斗争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使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阶段、各个领域、不同内容的反犯罪斗争建立在统一的科学合理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基础之上，从而有助于形成反犯罪斗争的整体合力。”{10}但笔者认为，这只是理论上的应然状态，也是我们的理想目标，现实中由于旧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的影响难以很快消除，再加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认识上的差异，达到认识上的绝对统一是很困难的。以俄罗斯的刑事政策变化为例。“在苏维埃时期，即暴力意识占统治地位时期，刑事政策与这种意识形态相符合，其趋势是强化刑事镇压。在当代，与这一趋势相反，人道主义原则成为整个社会政策，其中包括刑事政策的重要原则。按照我们的意见，人道主义原则标志着反犯罪斗争领域建立崭新法律体系的开端。刑事立法的分析表明，扩大和强化刑事镇压的趋势已经停止，向刑事政策人道主义化的转变已经开始，在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道路上，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严重障碍。”其中包括“不仅有相当多的居民，而且有许多最高国家机关（立法权、执行权、司法权）的代表人物，还对使用强化刑事镇压的方法镇压犯罪和恢复秩序的可能性深信不疑”。{11}这一方面说明对刑事政策认识的统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又说明对刑事政策认识的统一的过程性和复杂性。笔者认为，统一思想的前提是对犯罪规律的科学认识，这虽然是犯罪学的任务，但缺乏对犯罪规律的科学认识，就必然缺失统一思想的前提基础。如我国“严打”集中统一行动的刑事政策就是在缺乏对犯罪规律科学认识的前提下制定的，其虽然经过大张旗鼓地宣传，形成了“严打”的强烈攻势，但走向了重刑主义，同时也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因而，只有对犯罪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才能奠定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
其二，提升反犯罪斗争的理性认识。刑事政策就是反犯罪斗争的战略、战术、策略、行动的同义词，这几乎是没有任何争议的，我们对“反犯罪斗争”这一称谓已经习以为常，但这反映了对刑事政策和反犯罪策略的理性认识问题。“斗争”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中被解释为“矛盾的双方互相冲突，一方力求战胜另一方”。斗争往往要求斗争各方以获得胜利为最终目的，去进行不可调和的对抗。而为了获得胜利，斗争各方可以利用一切手段。在我国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时期，同样是把消灭犯罪作为刑事政策的终极目标，在这一目标导引下，我们对犯罪分子开展了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一轮接一轮的进攻，斗争的结果是犯罪分子减少了，但公民权利（包括犯罪人的权利）和法治遭到了侵犯和破坏。最终“反犯罪斗争”的极端化就是在行使司法权时忘记普遍人道主义原则，导致运用国家的强大力量进行镇压，这恰恰违反了法治国家中司法机关的宗旨。在法治国家里，司法机关的根本目的，不是镇压人（即使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的个性，而是保护由犯罪行为侵犯的受害人的权利，追究犯罪者的责任，防止他实施新的犯罪行为和其他的行为，即恢复社会公正（这也是刑事政策的终极目的）。因此，必须澄清和改变我国对“反犯罪斗争”的不正确的认识，使得我们能够在法治国家指导下，理性地认识“反犯罪斗争”。当然，反思并不意味着要对“反犯罪斗争”术语进行清洗，也不意味着完全抛弃这一术语，而是要求在人文主义、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在高扬人道主义和人权保障的旗帜下，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
2．刑事政策的引导功能
刑事政策的引导功能是指刑事政策指导犯罪预防和犯罪控制活动，为犯罪预防、控制指明大致的方向、途径及模式。从刑事政策的引导功能看，预防与控制犯罪是其直接的引导功能，而对社会领域其他社会行为的引导则是其间接引导功能。本文主要论述刑事政策的直接引导功能。笔者认为，刑事政策的直接引导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确定预防犯罪的战略。近代刑事政策的核心是预防犯罪，联合国秘书处的“社会防卫科”提出的刑事政策就是“预防犯罪、治理犯罪”。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即“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打”是治标，“防”是治本，刑事政策的着力点和最终目的是重在治本。因而，预防犯罪应放在刑事政策的突出位置。在刑事政策观念上，应确立事先预防是基础和根本，事后反应是事先预防的必要延续和补充的科学观念。当然，这一观念并不排除在特定犯罪形势下，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侧重于利用制裁手段所产生的打击和威慑效应，去恢复或开拓良好的预防局面，这本身也是发挥制裁手段补充功能的具体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在坚持预防为主、打击为辅的原则下，正确对待两者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关系，理智而符合实际地同时运用预防和以制裁为中心的多种反应手段，才能实现对犯罪的最佳治理。{12}另外，在刑事政策层面，应树立国家和社会“二元主体”的理念，彻底改变由政治国家控制犯罪单打独斗的被动局面，聚集更广泛和更强大的力量来抗制犯罪；树立综合预防的理念，针对犯罪的综合症，采取多种手段，多管齐下，既打击又预防，既治标又治本，从而形成有效的预防犯罪对策体系；树立广义预防的理念，以利于刑事政策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
其二，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这是“新社会防卫论”提出的一个刑事政策口号，也是“新社会防卫论”的核心思想。刑事政策确立正确的引导功能就要“清理”反犯罪斗争的陈腐观念。树立“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的新理念。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要做到合乎事理、合乎情理、合乎法理。合乎事理，即要符合犯罪发展变化的规律及预防和控制犯罪的规律。合乎情理，即要符合国情和民意。任何一项刑事政策总是与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犯罪状况紧密联系的，不可能有脱离国情和超越国情的刑事政策。合乎法理，即摒弃片面刑事政策化，实现刑事政策的法治化，其核心是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和刑法的刑事政策化。从实体法上，确定和真正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实现刑法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的统一。在程序法上，真正确立和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的协调统一。
（二）刑事政策的调配功能
刑事政策的本质“是社会公共权威为防控犯罪而对刑事资源进行的配置”。{13}而刑事资源配置的过程就是刑事政策调配功能发挥的过程。刑事政策的调配功能，就是指刑事政策在防控犯罪的活动中所具有的调整和配置功能。刑事政策调整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即内部调整和外部调整。内部调整是刑事政策对刑事法律资源的调整。具体状况是指能够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通过对刑事立法资源、刑事司法资源、刑事执行资源的合理配置，达到刑事资源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外部调整是刑事政策对刑事社会资源的调整。具体说就是对于刑罚和非刑罚处罚方法以外的可用以防控犯罪的一切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达到刑事社会资源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
（三）刑事政策的符号功能
“刑事政策的符号功能，又称为刑事政策的象征功能，是指刑事政策所具有的影响公众看法、观念或思想意识的功能。刑事政策，通常而言，其主要在于达到对防控犯罪的实质性效果。但是，任何刑事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符号功能，而且，有些刑事政策并不能产生任何实质性效果，而只具有演示、象征或称符号意义。”{14}刑事政策的符号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公众。社会公共权威可以运用政策建议或者政策制定过程本身就某种犯罪问题教育公众，以使公众理解、认同和支持刑事政策，并产生符合刑事政策要求的价值观念和行动。二是安抚公众。例如，社会治安问题一直是困扰社会的严重问题，公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普遍不高，政府提出“严打”政策，一方面表现出政府治理社会治安的决心和信心，另一方面也具有对公众的安抚功能。
三、刑事政策功能的正常发挥
刑事政策具有导向功能、调配功能和符号功能，并不意味着这三大功能都能得到正常有效的发挥，刑事政策功能的正常有效发挥还必须要具有合理的刑事政策内部结构、外部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并遵守刑事政策的运行规律。
（一）刑事政策内部结构的合理性
刑事政策是个总概念，它是由不同层次、位阶的刑事政策组合而成的整体，刑事政策能否正常发挥功能作用与刑事政策体系的结构合理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刑事政策体系结构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刑事政策体系的整体性
刑事政策不是杂乱无章的拼盘，它是一个纵横衔接，相互作用的有机结合的整体。各单项政策在政策体系中可以在各自的范围内相对独立地发挥其导向、调配和符号功能，但其前提是不能脱离政策体系的整体系统。任何一项刑事政策都是其政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旦失去了与政策体系的联系，就失去了政策的属性。部分是整体的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体现出部分的意义。构成政策体系的各单项政策是作为整体的一个特定的部分而存在，当把它们从整体中割离出来时，就不可能完全地保存各单项政策原来的性质、特征和意义。例如，对犯罪的打击政策是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脱离刑事政策体系而突出“严打”，就失去了“严打”预防的功能。而片面强调“严打”，势必造成盲目追求“严打”，加大刑罚投人，从而忽略预防犯罪的恶果。
2．刑事政策体系的协调性
刑事政策体系是由不同层次、相互关联的各单项政策构成的完整体系。从层次划分可以分为总的刑事政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本刑事政策（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和具体刑事政策（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这些政策功能的充分发挥必须要坚持分级控制、相互制约、优化组合的原则。政策体系要有一定的比较严格的组合秩序，即层次合理、层层相连、环环相扣，政策机制才能自如运转，充分发挥政策功能。而如果越层越级，就会影响政策效率与效益。
（二）刑事政策的良好外部环境
刑事政策只有在投入到社会系统中运行时才能发挥其功能，而在投入到社会系统中运行时，外部环境特别是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于刑事政策功能的发挥具有较大的作用。任何政策活动都必然在一定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社会环境既向刑事政策提出各种需要和要求，又为决策者提供解决问题的条件，刑事政策作为政策活动的内容必然要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其不仅规定了政策的内容，而且也深深影响着政策的执行和实现的程度。刑事政策制定中，若不全面充分地考虑到每一个环境因素的作用，就很难使政策具有现实性；刑事政策实施过程中，若环境与政策不协调，就很难使政策顺利落实。因而，刑事政策的功能和作用能否真正发挥与其是否具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民意作为刑事政策外部环境因素中的决定性因素，对刑事政策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因而，为了充分反映民意，准确把握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环境，也为了认清社会环境中对刑事政策具有较大影响的、众多的、变化着的各种构成环境的客观因素，以便更好地运用这些因素来促进刑事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实有必要对刑事政策环境因素及其基本特征进行分类剖析。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11篇
一、刑事政策功能的科学界定
对刑事政策功能的科学界定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认识。
（一）功能词义本源的认识
《现代汉语词典》将“功能”解释为“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效能”。{1}储槐植教授认为“功能，指事物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按此释义，刑事政策的功能即刑事政策运行所产生的社会积极作用，也就是刑事政策在预防和控制犯罪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而刘仁文博士却认为，“那种认为‘刑事政策的功能指的是刑事政策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的观点并不妥当，事实上，功能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因为积极与消极是一种主观评价，例如，某一项刑事政策的出台，突破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它带给法治的破坏作用是一种消极功能”。{2}笔者认为，刘仁文博士的观点忽略了功能的本源意义，因为只有事物发挥有利的作用才是功能的含义，而消极的作用不是功能的含义。同时，刘仁文博士所举的例证，也不是刑事政策功能的表现形态，不足以论证刑事政策的消极功能。“政策效力是指一项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对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客观影响。即一项政策付诸实施以后，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或激化，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发展的加速或停滞等一系列变化。”“政策效力从性质上可以划分为正效力和负效力两种形式。所谓正效力，即一项政策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关系的协调有序，社会发展目标的相互促进，社会发展的加速等一系列积极影响。在政策实践中，大量的政策是发挥正效力或正效力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大多数政策在出台以前都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的评估论证，付诸实施后又能得到坚决有效的贯彻执行。所谓负效力，即一项政策所导致的社会矛盾的加剧，社会发展速度的下降，社会发展目标的损害，社会结构紊乱与有害结果。负效力产生的原因很多，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分析。有的是由于决策失误所产生的负效力，这是政策规范本身导致的负效力；有的是政策执行不力或执行偏差所导致的负效力；有的是政策本身正确，执行得力的前提下不可避免的一些负效力。”。{3}从以上政策学者对政策效力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刘仁文博士显然是混淆了两者的概念，将政策效力视为政策功能，同时其所例举的现象只是政策决策失误所产生的负效力的表现，而非政策功能的表现形式。
（二）系统论的认识
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功能是指，有特定结构的事物或系统在内部和外部的联系和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任何物质系统都是结构和功能的统一。结构是功能的基础，结构决定功能；功能是结构的表现，功能对结构又有反作用。结构是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功能则是外在的多变的。事实上没有无功能的结构，也没有无结构的功能。系统的功能取决于系统的结构和要素，组成系统结构的要素不同，系统的功能也不相同；组成系统的要素相同但结构不同，功能也不相同，结构和功能的关系是复杂的，往往具有多种形式。一种是同构同功，即相同的结构表现相同的功能；另一种异构同功，即不同的结构表现着相同的或类似的功能；再一种是同构异功，即同一种结构实现着多种不同的功能。功能也具有层次性，不同层次的结构具有不同的功能。{4}系统论的功能论使我们对功能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而梁根林博士认为：“由刑事政策系统的性质和特征决定，刑事政策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具体组织反犯罪斗争的实践，具有政策导向与政策调控两大基本功能。”{5}由此可见，梁根林博士是在系统论的基础上认识刑事政策的功能，并没有从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上论证功能。
（三）政策学的认识
从政策学的角度来看，“政策功能是政策的内在属性，指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所能发挥的功效和作用，这种效力和作用的结果就是政策的效益，它通过政策的地位、作用、结构表现出来，政策功能总是在与某种社会目标的联系中得到判定的”。{6}我国学者中从政策学的视角论述刑事政策功能的，主要有储槐植教授和侯宏林博士。储槐植教授认为，“刑事政策的功能主要指刑事政策在犯罪控制这一社会系统中所起的功效与作用，具体说来是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作用（从而形成了刑事立法政策和刑事司法政策）”。{7}侯宏林博士认为，“刑事政策的功能，是指刑事政策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基于其自身本质和特性，在防控犯罪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功效与作用”。从上述两位学者的论述中所见，储槐植教授显然是持狭义的刑事政策说，因而，他认为刑事政策功能只对刑事立法与司法起作用，而对社会预防政策没有论及，而侯宏林博士显然是持广义刑事政策说。笔者认为，在论述刑事政策的功能时，侯宏林博士的观点是可取的。如果将刑事政策的功能仅仅定位于狭义的刑事政策，那么对社会预防的功能就会缺失，而社会预防的功能的缺失实则是缺失了现代刑事政策最主要的功能，因而，笔者力主从广义刑事政策的视角来研究刑事政策的功能。
二、刑事政策功能的科学分类
科学地确定了刑事政策的功能之后，我们还必须对刑事政策功能的范围进行科学的界定。刑事政策功能的范围实则是对刑事政策功能的科学分类。我们知道，刑事政策是政策体系中的一项具体政策，因而，其划分标准应以政策学的划分为依据。在公共政策学中，“一般来说，政策功能包括：制度、导向、管理和象征”。{8}笔者认为，刑事政策功能可以分为直接功能和间接功能。直接功能是刑事政策适用中必然产生的功能，如导向功能、调配功能和符号功能。间接功能是指刑事政策适用过程中随附加资源的投入而产生的功能，如国家给予被害人以适当的经济补偿，一方面缓和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使犯罪人安心改造，尽快回归社会；另一方面引导社会关注被害人，关注弱势群体，形成和谐的社会，以及互相关爱的环境。一般来说，制定刑事政策首先着眼的是直接功能的实现，间接功能有时是有意而为之，有时则是无心插柳。本文主要论述刑事政策的直接功能，下面笔者将分别予以论述。
（一）刑事政策的导向功能
刑事政策的导向功能是指刑事政策在控制与预防犯罪活动中的指示和引导功能。
1．刑事政策的指示功能
刑事政策的指示功能突出地反映在“提供有关反犯罪斗争规律的新知识”。{9}刑事政策能否“提供有关反犯罪斗争规律的新知识”也决定了刑事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如果刑事政策提供的并非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知识，其刑事政策本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就缺乏基础，如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制定的消灭犯罪的刑事政策，其所提供的知识就是不符合反犯罪斗争规律的。根据犯罪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消灭犯罪只能是一种理想。在消灭犯罪的物质基础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提出这一刑事政策必然是不切实际而难以实现的。因而，提供符合犯罪发展规律的反犯罪斗争的新知识是刑事政策科学性、合理性的保证。而“提供有关反犯罪斗争规律的新知识”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统一反犯罪斗争的思想认识。“惟有统一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对如何合理而有效地组织反犯罪斗争的思想认识，才能形成反犯罪斗争的合力，协调一致地组织对犯罪的斗争。现代刑事政策根据对犯罪与反犯罪斗争规律的科学认识，在民主、法治的价值准则的基础上，合理而有效地确定反犯罪斗争的战略、方针、方法和艺术等。不仅可以明确反犯罪斗争的目标，指导反犯罪斗争的行动，而且可以统一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反犯罪斗争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使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阶段、各个领域、不同内容的反犯罪斗争建立在统一的科学合理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基础之上，从而有助于形成反犯罪斗争的整体合力。”{10}但笔者认为，这只是理论上的应然状态，也是我们的理想目标，现实中由于旧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的影响难以很快消除，再加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认识上的差异，达到认识上的绝对统一是很困难的。以俄罗斯的刑事政策变化为例。“在苏维埃时期，即暴力意识占统治地位时期，刑事政策与这种意识形态相符合，其趋势是强化刑事镇压。在当代，与这一趋势相反，人道主义原则成为整个社会政策，其中包括刑事政策的重要原则。按照我们的意见，人道主义原则标志着反犯罪斗争领域建立崭新法律体系的开端。刑事立法的分析表明，扩大和强化刑事镇压的趋势已经停止，向刑事政策人道主义化的转变已经开始，在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道路上，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严重障碍。”其中包括“不仅有相当多的居民，而且有许多最高国家机关（立法权、执行权、司法权）的代表人物，还对使用强化刑事镇压的方法镇压犯罪和恢复秩序的可能性深信不疑”。{11}这一方面说明对刑事政策认识的统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又说明对刑事政策认识的统一的过程性和复杂性。笔者认为，统一思想的前提是对犯罪规律的科学认识，这虽然是犯罪学的任务，但缺乏对犯罪规律的科学认识，就必然缺失统一思想的前提基础。如我国“严打”集中统一行动的刑事政策就是在缺乏对犯罪规律科学认识的前提下制定的，其虽然经过大张旗鼓地宣传，形成了“严打”的强烈攻势，但走向了重刑主义，同时也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因而，只有对犯罪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才能奠定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
其二，提升反犯罪斗争的理性认识。刑事政策就是反犯罪斗争的战略、战术、策略、行动的同义词，这几乎是没有任何争议的，我们对“反犯罪斗争”这一称谓已经习以为常，但这反映了对刑事政策和反犯罪策略的理性认识问题。“斗争”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中被解释为“矛盾的双方互相冲突，一方力求战胜另一方”。斗争往往要求斗争各方以获得胜利为最终目的，去进行不可调和的对抗。而为了获得胜利，斗争各方可以利用一切手段。在我国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时期，同样是把消灭犯罪作为刑事政策的终极目标，在这一目标导引下，我们对犯罪分子开展了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一轮接一轮的进攻，斗争的结果是犯罪分子减少了，但公民权利（包括犯罪人的权利）和法治遭到了侵犯和破坏。最终“反犯罪斗争”的极端化就是在行使司法权时忘记普遍人道主义原则，导致运用国家的强大力量进行镇压，这恰恰违反了法治国家中司法机关的宗旨。在法治国家里，司法机关的根本目的，不是镇压人（即使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的个性，而是保护由犯罪行为侵犯的受害人的权利，追究犯罪者的责任，防止他实施新的犯罪行为和其他的行为，即恢复社会公正（这也是刑事政策的终极目的）。因此，必须澄清和改变我国对“反犯罪斗争”的不正确的认识，使得我们能够在法治国家指导下，理性地认识“反犯罪斗争”。当然，反思并不意味着要对“反犯罪斗争”术语进行清洗，也不意味着完全抛弃这一术语，而是要求在人文主义、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在高扬人道主义和人权保障的旗帜下，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
2．刑事政策的引导功能
刑事政策的引导功能是指刑事政策指导犯罪预防和犯罪控制活动，为犯罪预防、控制指明大致的方向、途径及模式。从刑事政策的引导功能看，预防与控制犯罪是其直接的引导功能，而对社会领域其他社会行为的引导则是其间接引导功能。本文主要论述刑事政策的直接引导功能。笔者认为，刑事政策的直接引导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确定预防犯罪的战略。近代刑事政策的核心是预防犯罪，联合国秘书处的“社会防卫科”提出的刑事政策就是“预防犯罪、治理犯罪”。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即“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打”是治标，“防”是治本，刑事政策的着力点和最终目的是重在治本。因而，预防犯罪应放在刑事政策的突出位置。在刑事政策观念上，应确立事先预防是基础和根本，事后反应是事先预防的必要延续和补充的科学观念。当然，这一观念并不排除在特定犯罪形势下，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侧重于利用制裁手段所产生的打击和威慑效应，去恢复或开拓良好的预防局面，这本身也是发挥制裁手段补充功能的具体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在坚持预防为主、打击为辅的原则下，正确对待两者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关系，理智而符合实际地同时运用预防和以制裁为中心的多种反应手段，才能实现对犯罪的最佳治理。{12}另外，在刑事政策层面，应树立国家和社会“二元主体”的理念，彻底改变由政治国家控制犯罪单打独斗的被动局面，聚集更广泛和更强大的力量来抗制犯罪；树立综合预防的理念，针对犯罪的综合症，采取多种手段，多管齐下，既打击又预防，既治标又治本，从而形成有效的预防犯罪对策体系；树立广义预防的理念，以利于刑事政策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
其二，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这是“新社会防卫论”提出的一个刑事政策口号，也是“新社会防卫论”的核心思想。刑事政策确立正确的引导功能就要“清理”反犯罪斗争的陈腐观念。树立“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的新理念。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要做到合乎事理、合乎情理、合乎法理。合乎事理，即要符合犯罪发展变化的规律及预防和控制犯罪的规律。合乎情理，即要符合国情和民意。任何一项刑事政策总是与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犯罪状况紧密联系的，不可能有脱离国情和超越国情的刑事政策。合乎法理，即摒弃片面刑事政策化，实现刑事政策的法治化，其核心是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和刑法的刑事政策化。从实体法上，确定和真正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实现刑法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的统一。在程序法上，真正确立和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的协调统一。
（二）刑事政策的调配功能
刑事政策的本质“是社会公共权威为防控犯罪而对刑事资源进行的配置”。{13}而刑事资源配置的过程就是刑事政策调配功能发挥的过程。刑事政策的调配功能，就是指刑事政策在防控犯罪的活动中所具有的调整和配置功能。刑事政策调整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即内部调整和外部调整。内部调整是刑事政策对刑事法律资源的调整。具体状况是指能够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通过对刑事立法资源、刑事司法资源、刑事执行资源的合理配置，达到刑事资源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外部调整是刑事政策对刑事社会资源的调整。具体说就是对于刑罚和非刑罚处罚方法以外的可用以防控犯罪的一切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达到刑事社会资源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
（三）刑事政策的符号功能
“刑事政策的符号功能，又称为刑事政策的象征功能，是指刑事政策所具有的影响公众看法、观念或思想意识的功能。刑事政策，通常而言，其主要在于达到对防控犯罪的实质性效果。但是，任何刑事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符号功能，而且，有些刑事政策并不能产生任何实质性效果，而只具有演示、象征或称符号意义。”{14}刑事政策的符号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公众。社会公共权威可以运用政策建议或者政策制定过程本身就某种犯罪问题教育公众，以使公众理解、认同和支持刑事政策，并产生符合刑事政策要求的价值观念和行动。二是安抚公众。例如，社会治安问题一直是困扰社会的严重问题，公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普遍不高，政府提出“严打”政策，一方面表现出政府治理社会治安的决心和信心，另一方面也具有对公众的安抚功能。
三、刑事政策功能的正常发挥
刑事政策具有导向功能、调配功能和符号功能，并不意味着这三大功能都能得到正常有效的发挥，刑事政策功能的正常有效发挥还必须要具有合理的刑事政策内部结构、外部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并遵守刑事政策的运行规律。
（一）刑事政策内部结构的合理性
刑事政策是个总概念，它是由不同层次、位阶的刑事政策组合而成的整体，刑事政策能否正常发挥功能作用与刑事政策体系的结构合理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刑事政策体系结构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刑事政策体系的整体性
刑事政策不是杂乱无章的拼盘，它是一个纵横衔接，相互作用的有机结合的整体。各单项政策在政策体系中可以在各自的范围内相对独立地发挥其导向、调配和符号功能，但其前提是不能脱离政策体系的整体系统。任何一项刑事政策都是其政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旦失去了与政策体系的联系，就失去了政策的属性。部分是整体的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体现出部分的意义。构成政策体系的各单项政策是作为整体的一个特定的部分而存在，当把它们从整体中割离出来时，就不可能完全地保存各单项政策原来的性质、特征和意义。例如，对犯罪的打击政策是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脱离刑事政策体系而突出“严打”，就失去了“严打”预防的功能。而片面强调“严打”，势必造成盲目追求“严打”，加大刑罚投人，从而忽略预防犯罪的恶果。
2．刑事政策体系的协调性
刑事政策体系是由不同层次、相互关联的各单项政策构成的完整体系。从层次划分可以分为总的刑事政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本刑事政策（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和具体刑事政策（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这些政策功能的充分发挥必须要坚持分级控制、相互制约、优化组合的原则。政策体系要有一定的比较严格的组合秩序，即层次合理、层层相连、环环相扣，政策机制才能自如运转，充分发挥政策功能。而如果越层越级，就会影响政策效率与效益。
（二）刑事政策的良好外部环境
刑事政策只有在投入到社会系统中运行时才能发挥其功能，而在投入到社会系统中运行时，外部环境特别是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于刑事政策功能的发挥具有较大的作用。任何政策活动都必然在一定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社会环境既向刑事政策提出各种需要和要求，又为决策者提供解决问题的条件，刑事政策作为政策活动的内容必然要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其不仅规定了政策的内容，而且也深深影响着政策的执行和实现的程度。刑事政策制定中，若不全面充分地考虑到每一个环境因素的作用，就很难使政策具有现实性；刑事政策实施过程中，若环境与政策不协调，就很难使政策顺利落实。因而，刑事政策的功能和作用能否真正发挥与其是否具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民意作为刑事政策外部环境因素中的决定性因素，对刑事政策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因而，为了充分反映民意，准确把握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环境，也为了认清社会环境中对刑事政策具有较大影响的、众多的、变化着的各种构成环境的客观因素，以便更好地运用这些因素来促进刑事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实有必要对刑事政策环境因素及其基本特征进行分类剖析。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12篇
内容提要: 日本刑法学中有关构成要件理论的违法•有责行为类型说是由小野清一郎在二战前提出的, 二战后经过团藤重光定型说的阐发而成为一段时期内日本刑法学中的通说观点。但是这个学说受到了行为类型说、违法行为类型说的挑战, 在刑法学中的影响已是大不如前。现在有学者, 认为不同的学说都是以不同的机能期待为前提, 学说之间并无优劣、高低之分。
一、违法•有责行为类型说的提出
日本刑法学家小野清一郎主要是在学习德国贝林(beling) 、迈尔(mayer) 的构成要件论的同时, 展开了构成要件是违法•有责的行为类型的独自的理论。对此小野博士是这样论述的,“所谓构成要件, 是指将违法并有道义责任的行为予以类型化的观念形象(定型) , 是作为刑罚法规中科刑根据的概念性规定。” [ 1 ] ( p17) 由此, “我主张构成要件既是违法性的类型化, 同时也是道义责任的类型化, 构成要件是违法并且有道义责任的行为类型化。” [ 1 ] ( p2)
与构成要件理论的违法行为类型说的最大不同在于, 小野博士认为在犯罪论体系的构成要件、违法性、有责性三个层次中有责性是根本, 也就是说, 他是以独特的道义责任论作为犯罪论体系构建的基础, 同时, 道义责任论也影响到他有关构成要件的认识。基于这样的理解, 博士认为“在贝林、迈尔的理论中将构成要件、违法性、道义的责任三个要素看作是并列的, 这是遵循在诉讼程序中认识的顺序⋯⋯具有所谓的作为诉讼法的思考的意义, 但是这就免不了成了分割的思考。如果考虑其实体的法理的话, 它们其实是立体的重合的三个概念, 由浅及深推进的话就是构成要件、违法性、道义的责任的顺序, 但是形而上学的最根本的内容是道义的责任, 违法性是它部分的表现, 构成要件更是它部分的表现。另外主要是存在一个把握犯罪的本质的三个概念的机会, 通过它们的综合统一而成立犯罪的具体的概念。” [ 2 ] ( p427) 这样, 小野博士的构成要件论的基础就是: 犯罪的本质是道义违反, 由于道义的责任是犯罪的根本要素, 因此构成要件就不能被认为是脱离责任的类型化的存在, 相对于犯罪分析的考察来说是将综合统一的考察置于重点。“构成要件”的“实体”是“伦理的非行, 即反道义的行为, 被认为是值得社会处罚的(当罚的) 行为, 作为国家的道义政策所不允许的行为。” [ 3 ] ( p63) “构成要件是一个具有全体意味的概念, 充满伦理的、道义的意味的法律上的观念形象”。[ 2 ] ( p2)
对于小野博士来说, 在把构成要件理解为是违法•有责行为以外, 认为构成要件中“存在规范的以及主观的要素是当然的”。构成要件是“不但全面的包含规范的意味, 而且还可以说是全面的包含主观的内部的要素。” [ 2 ] ( p33) 博士认为虽然将主观的要素看作是违法的要素是有限制的, 但是从作为道义的责任的类型化的方面来说, 故意和过失作为主观的要素从一开始就是构成要件的要素。[ 2 ] ( p33)
需要注意的是, 小野博士提出违法•有责行为类型说并非基于罪刑法定原则而提出的, 他将构成要件论引入日本时认为“即便是完全否定了罪刑法定主义的原则”, 犯罪的成立中除了违法、有责、因果关系这些“普遍的思想”以外, “行为也必须该当一定特殊的法律构成的概念”,这就是的导入构成要件论的根底的“法理的要求”。因此他主张构成要件论是基于法理原则的要求而独立于罪刑法定主义的存在。[ 2 ] ( p217)
如果从构成要件的机能这一点上来看的话, 小野博士的这个构成要件论认为故意犯与过失犯的构成要件是不同的, 是一个将构成要件的犯罪个别化机能贯彻到底的理论。再者, 构成要件是有责的行为类型, 因此构成要件不仅有违法推定机能, 而且还有责任推定机能。但是, 由于将主观的要素、规范的要素都当然的作为构成要件要素, 因此他的构成要件不重视罪刑法定主义的机能。另外, 将故意和过失作为要素的构成要件, 由于故意不能成为认识的对象而使构成要件不具有故意规制的机能。[ 4 ] ( p173 - 175)
二、违法•有责行为类型说的展开(定型说)
战后随着强调基本人权的现行宪法的制定, 即便是在法学的世界也开始呼吁一种裁判官的判断应该受制于制订法的法实证主义的思想, 构成要件论当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5 ] ( p153)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由团藤重光提出的“定型说”, 从形式上来看, 定型说与小野博士的观点并无太大区别, 但是从思想前提上来看, 团藤博士却是严格地站在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立场上。
团藤认为定型是构成要件的核心特征, “原本受到社会伦理的非难被看作是值得处罚的行为, 前法律的来看, 几乎有无数的类型。这些都是, 所谓的刑事学的犯罪类型。立法者对其加以取舍选择而(将其) 规定为法的犯罪定型。刑事学的当罚的行为类型, 由此而被提升为法的可罚行为的定型。这时, 刑事学的犯罪类型就和法的犯罪定型相互分离。⋯⋯这样的犯罪定型就是犯罪的特别构成要件, 或者简单的被称为是构成要件(tatbestand) 。⋯⋯构成要件是列举那些从定型来看是违法的、而且从定型来看是适合对行为人进行非难的行为(根据场合包含结果在内的广义上的行为) 的法的特征的存在, 是违法类型的同时也是有责行为类型。总之, 违法•有责的行为的法的类型就是构成要件。充足了这个构成要件, 就是犯罪成立的第一要件。” [ 6 ]( p118)
“根据贝林的观点构成要件不仅是各种各样的犯罪定型的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共通的支配的指导形象, 而且还是明示共通的犯罪定型的特征的指导形象。虽然他从一开始就将构成要件概念中装满了具体的内容, 即便是这样, 后来, 构成要件还是成了一个被极为抽象地理解的存在。这样, 最终就导致了丧失重视犯罪的定型性的立场。必须说小野博士支持贝林早期的观点而排斥其后期的观点是恰当的。梅兹格(mezger) 试图结合违法性与构成要件, 强调作为不法类型的构成要件, 可以将构成要件理解为是装满了实质意义的内容的存在。但是, 他将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直接结合在一起, 在各种意义上是不恰当的。第一, 将具体的•非类型的观念违法性与类型的(抽象的) 观念构成要件并列放置在理论上是不恰当的。第二, 一定因为单单将构成要件理解为违法类型而受到批判。第三, 犯罪定型的第一次的重要性并没有在这个观点中被表现出来。虽然, 梅兹格的观点与迈尔和贝林的观点相对被称为是新构成要件论, 但是对于以上所述的优劣必须要注意。” [ 6 ] ( p120 - 121)
“我们必须要将构成要件、构成要件该当事实、构成要件该当性(tatbestandsmabigkeit) 的评价区别开来。”“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也可以被叫做构成要件的评价, 是一种规范的价值评价(至少是一种与价值相关的事实判断) 。与违法•有责的判断是具体的判断相对, 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是基于抽象得•定型的基准的判断。某社会事象, 在接受构成要件该当的判断时, 才开始出现在刑法的意义的世界里。虽然该当定型的•抽象的构成要件的行为未必就是具体违法•有责的, 但是反过来说, 不该当定型的•抽象的构成要件的行为, 就根本不存在(讨论) 它是否具有违法•有责问题的余地。” [ 6 ] ( p121 - 122)
团藤认为对于构成要要素来说, 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 可以分为记述的要素与规范的要素、主观的要素与客观的要素等等。为了方便起见, 将构成要件要素分为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要素与作为有责类型的构成要件要素。对于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要素来说包括: 行为的主体、行为的客体(handlunggsobjekt) 、行为的状况、行为、结果、主观的违法要素(故意、过失以及目的犯的目的、倾向犯的倾向、表现犯的心理过程) ; 对于作为有责类型的构成要件要素来说包括: 故意、过失。[ 6 ] ( p124 - 139)
对于构成要件的机能而言, 有刑法理论的机能与社会的机能。所谓刑法理论的机能, 是指构成要件应该发挥作为犯罪论中理论支柱的机能。把构成要件理解为违法性和责任的类型时, 以构成要件为核心, 就能构筑各犯罪构成要素密切关联的、一贯的刑法理论体系。构成要件该当性作为犯罪成立的第一要件, 先行于违法性和责任的要件, 只要不承认构成要件该当性, 就没有进而把违法性和责任作为问题来对待的余地。而且, 符合构成要件时, 就推定违法性和责任的存在,称其为构成要件的征表性机能。另外, 针对未遂犯和共犯的规定, 应该理解为是构成要件的修正形式, 而罪数也是由构成要件来指导的, 因此, 构成要件具有作为犯罪论支柱的意义。所谓构成要件的社会机能, 是指保障自由的机能和维持秩序的机能。
三、违法•有责行为类型说的新发展
(一) 西田典之的构成要件论
西田认为“什么是构成要件, 想要对其进行严密地定义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如果从刑法规定出发来看, 构成要件就是刑罚法规中除了法的效果(法定刑) 以外的部分。⋯⋯进而, 什么是构成要件, 常常是必须要通过解释来确定的。⋯⋯这样, 构成要件就是由各种各样的要素所构成的。于是, 构成要件是可罚的行为类型, 此外, 构成要件的要素还是和行为的违法性、有责性相关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 构成要件是违法、有责的类型。但是, 在学说上, 到目前为止, 这样的理解并不是一般的理解。这就取决于如何确定构成要件的机能。” [ 7 ] ( p14 - 15)
“如果将构成要件这个犯罪成立条件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的话, 那么它的最重要的机能就是‘没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就没有犯罪’这个保障机能。于是, 犯罪是可罚的违法行为、有责行为类型, 那么构成要件当然就是违法构成要件与责任构成要件组合起来的违法•有责行为类型。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客观的责任要素当然被包含在故意的认识对象中, 因此仅仅从故意规制机能这一点出发将构成要件理解为是违法的构成要件是不正确的。另外, 由于故意、过失等都是可罚的责任的类型化, 当然都应该是责任构成要件的要素。于是, 犯罪的成立与否, 至少在观念上是按照违法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阻却责任构成要件该当性责任阻却的顺序来进行的。”
“上述构成要件理论的实益可以举出以下这些: 第一, 通过将构成要件作为可罚的违法•有责的类型, 来保持其最重要的保障机能; 第二, 通过将构成要件理解为是违法构成要件与责任构成要件的组合, 使构成要件的犯罪个别化机能得以实现; 第三, 通过承认违法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违法推定机能、责任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责任推定机能以对应刑诉法第5条的诉讼法的机能⋯⋯。第四, 由于没有必要承认所谓构成要件的故意, 可避免逻辑上的矛盾。第五, 最后, 最重要的实益就是在共犯领域中确保保障机能。[ 7 ] ( p14 - 15)
(二) 佐伯仁志的构成要件论
佐伯认为构成要件概念中哪一个是妥当的, 取决于对于构成要件机能的不同期待。对于构成要件来说, 对它的机能期待是什么呢? 在学说上关于构成要件的机能有以下几种: 第一, 罪刑法定机能(保障机能) ; 第二, 个别化机能; 第三, 违法推定机能; 第四, 违法以及责任判断内容的限制机能; 第五, 故意规制机能; 第六, 未遂、共犯、罪数等的基准机能; 第七, 刑事诉讼的提起机能。
当然, 对于构成要件概念来说完全具备以上的机能是不可能。作为价值中立的行为类型说就不具有第三项机能; 而作为违法行为类型说的构成要件则不完全具备第一、第二、第七项机能。围绕构成要件概念的争议, 其实就是围绕构成要件的机能期待而展开的。构成要件被理解为是违法•责任类型, 故意和过失作为责任类型也被包含在构成要件中。这个构成要件概念是最适合罪刑法定主义的, 不但是学生而且也是一般人最容易理解的构成要件概念。在所有并列的栏杆中最低的一个栏杆是否也应该被认为是最容易被跨过的栏杆呢? 对于这个构成要件概念, 虽然平野龙一博士认为“如果这样的话, 只能说构成要件理论已经崩坏了”, 但是, 只要构成要件不等于犯罪要件的总体, 就可以认为构成要件理论并没有崩坏。[ 8 ] ( p32 -38)
四、违法•有责行为类型说批判
(一) 从行为类型说立场出发的批判
日本学者内田文昭认为“构成要件与违法、有责在刑法体系的逻辑上是否是原则与例外的关系当然是存在疑问的。违法、有责的判断如果仅仅是消极的、附加的、例外地判断的话, 那么由此被选择的行为就是存在例外事由的行为, 也就是仅仅指那些合法行为(不违法的行为) 、无责任的行为。而对于积极的违法且有责的行为则无法确认。当然, 不属于例外事由的行为在逻辑上也就有可能被得出都是违法且有责的行为的结论。大概论者可能是这样考虑的。只是, 如果这样的话, 就没有必要考虑违法性的强弱, 那么对于具有违法性儿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的行为就无法把握。作为以构建严密、精致的犯罪论体系为指向的形式的犯罪概念体系, 这恐怕不能说是什么好的体系。另外, 如果将构成要件作为违法类型的话, 该当构成要件要件的行为首先应该是违法的行为, 反之, 正当防卫等就不能该当构成要件(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理论) 。于是, 犯罪论最终就成为构成要件与有责性的体系, 变成了经过两回考察就能确认犯罪的非常松散的体系。如果认为构成要件是违法•有责的类型的话, 仅仅是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就可以确定犯罪了。还好, 该理论现在还没有彻底到这个地步。但是, 最近德国、日本的通说就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关系问题, 在构成要件中混入了违法的要素, 使构成要件承担了不当的重负, 违法论仅仅成为消极的违法阻却的理论, 从而出现空洞化和不毛的倾向。” [ 9 ] ( p90)
(二) 从违法行为类型说立场出发的批判
日本学者山口厚从两个方面对构成要件的违法•有责行为类型说提出了批判: 第一是从构成要件的机能, 即他认为将“作为责任要素的故意、过失归属于构成要件。由此, 虽然肯定了构成要件的犯罪个别化机能以及违法推定机能, 但是却否定了它的故意规制机能。”第二, 从混淆了作为犯罪论体系构建基础的违法性与有责性的角度认为依据构成要件的违法•有责行为类型说, “构成要件就是犯罪自身, 也就是成了犯罪的积极成立要件的总体(从犯罪成立要件中排出阻却成立的事由) , 构成要件就失去了作为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的意义。而且, 违法要素与责任要素的区别就会变得非常暧昧, 混淆了两者来进行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是很危险的。这就妨碍了依据在犯罪的实质的成立要件中区分违法性与责任的不同原理来进行分析, 不仅会导致不好的‘整体的考察’而且还是不妥当的。” [ 10 ] ( p27 - 29)
日本学者井田良也对违法•有责行为类型说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 第一,即便是对于责任能力这样的重要的责任要素将其作为构成要件要素来考虑是不可能的, 仅仅认定了构成要件该当性是难以推定责任的; 第二, 如果认为构成要件鱼责任之间存在密切的不可分的关系, 那么犯罪的成立与否恐怕就是一次性的判断, 将犯罪要件一分为三就失去了意义; 第三在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层次不仅考虑违法要素而且考虑责任要素, 容易导致违法性与有责性的混淆,使体系上独立于责任来确定违法性有无(客观违法论的要求) 成为不可能。因此, 说构成要件是违法类型不是有责类型的观点是妥当的。” [ 11 ] ( p72)
西原春夫博士认为, 首先对于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关系而言, 刑法规范是包含两重构造, 各规范中必须包含“没有正当理由⋯⋯”这样的前段内容, 同时还包括将构成要件类型化而组成规范要素的“不得为(或者不为) ⋯⋯”等可能部分, 规范的前段主要指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即不违法, 后段主要指命令或者禁止的内容即构成要件, 因此, 构成要件和违法阻却事由都是违法性所包含的内容。其次, 就构成要件该当性与有责性的关系而言, 在日本有主张认为构成要件不单是违法类型而且还是责任类型, 可是责任类型到底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的并不明确。第一,将违法性是行为的规范违反性, 与此相反, 责任是对行为者的非难可能性。然而, 构成要件虽然是对各种规范违反“行为”的类型化, 但却不是对与产生非难可能性的“行为者”相关的各种情况的类型化。第二, 即便构成要件是决定有无责任、责任大小这个意义上的责任类型的话, 也是不妥当的。的确构成要件与责任的有无、大小有关系, 但是是通过违法行为的有无、大小为媒介的, 构成要件该当的行为不经过违法判断就直接进行责任判断是不能令人接受。由此, 假如像责任类型这样的概念成立的话, 就相当于实在屋上架屋, 没有意义。责任的评价最好是非类型的评价。另外第三, 实施该当构成要件行为的行为者, 如果不存在责任阻却事由的话原则上都是有责任的, 即便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责任类型也是不妥当的。因为正是由于构成要件是违法行为的类型化因此该当构成要件的行为原则上是违法行为或者被推定为是违法行为, 但是由于构成要件并非是对上述产生非难可能性的各种情况的类型化, 因此不能推定责任。犯违法行为的行为者大多是有责的仅仅是事实的而非法理的推定。基于以上的理由, 本书不认为构成要件是责任类型,仅仅理解为是违法类型。[ 5 ] ( p154 - 158)
日本刑法学中关于构成要件概念的学说大体可以分为行为类型说、违法行为类型说和违法•有责行为类型说三种大的类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在三个大的类型中还可以分出不同的分支,如在违法行为类型说中根据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不同关系又可以分为认识根据说和存在根据说,[ 12 ] 而在违法•有责行为类型说中根据故意、过失是责任要素还是违法要素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分支。面对如此众多的有关同一个问题的理论学说, 到底它们属优孰劣、应该如何评价和选择呢? 正如日本学者佐伯仁志说的那样, 这些构成要件概念中哪一个是妥当的, 最终取决于对于构成要件机能的不同期待。构成要件并非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物”, 而是学者们创造出来的、作为犯罪论中具有一定功能的道具的概念。由于构成要件仅仅是一个概念, 因此对它就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定义, 只不过要根据该概念是否能够担当犯罪论中的功能来判断其优劣。于是, 由于作为道具要依据其是否能够实现其功能而不断变化, 同时, 具有同样用途的道具有很多种, 哪一个更为便利在一定程度上是取决于使用者的价值偏好。同样, 对于犯罪论上作为道具概念的构成要件来说, 讨论各种构成要件概念中那一个是“正确”的问题本身是毫无意义的。[ 8 ] ( p32 - 38)
参考文献：
[ 1 ] [日] 小野清一郎. 犯罪构成要件理论[m ]. 王泰译.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
[ 2 ] [日] 小野清一郎. 犯罪构成要件の理论[m ]. 东京: 有斐阁, 1953.
[ 3 ] [日] 小野清一郎. 刑法概论(增订新版) [m ]. 东京: 有斐阁, 1960.
[ 4 ] [日] 内藤谦. 刑法讲义总论: 上[m ]. 东京: 有斐阁, 1983.
[ 5 ] [日] 西原春夫. 刑法总论改订版: 上册[m ]. 东京: 成文堂, 1995.
[ 6 ] [日] 团藤重光. 刑法纲要总论: 第三版[m ]. 东京: 创文社, 1990.
[ 7 ] [日] 西田典之. 构成要件の概念[a ]. 西田典之、山口厚编. 刑法の争点: 第三版[c ]. 东京: 有斐阁,
2000.
[ 8 ] [日] 佐伯仁志. 构成要件论[a ]. 法学教室[ j ]. 第285期.
[ 9 ] [日] 内田文昭. 改订刑法ⅰ: 总论[m ]. 东京: 青林书院, 1986.
[ 10 ] [日] 山口厚. 刑法总论: 补订版[m ]. 东京: 有斐阁, 2006.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13篇
内容提要: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历史痕迹几乎贯穿人类文明的始终。违背了中国社会主流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因而一直被法律所禁止。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禁赌法律实践的总结与研究，指出其具有法令为辅、教化为主；法网严密、用刑苛峻；重典治吏、严惩官赌；禁而不绝、明禁实驰等显著特点，以期为我国未来禁赌立法提供借鉴。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禁赌再次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焦点之一。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对行为的规制，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的起源与发展
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人类社会产生初期，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就已经应运而生了。5000年以前，古巴比伦文明就出现了掷骰子的游戏。中国的起源于一种叫做六博的古老游戏，六博又称“六簙”或“陆博”，是一种带有一定性的棋类游戏。六博所用的棋子双方各为六枚，六黑六紅，又有骰子六枚，故称为六博。六博的起源极早，据《说文解字》记载：“（六博）局戏也，六箸十二棋也。古者乌曹作簙。”乌曹是夏桀的臣子，这说明六博这种游戏早在夏朝时就被创制出来，距今已有3500年以上的历史。
商周时期，六博已经成为一种君王贵族们经常玩的游戏。《史记·殷本纪》曾经记载了一则有关商代帝王武乙与天神玩六博的故事：“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谬辱之。”《穆天子传》中也有一则关于周穆王与井公玩六博的资料：“天子（穆王）北入邴，与井公博，三日而决。”[1]这些记载都说明早在商周时期，游戏便已在宫廷和上层社会中开始流行了。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已经获得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接受。在一些诸侯国的首都，甚至赌风炽盛。比如齐国的都城临淄就因为“甚富而实”，所以“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2]（p1782）可见，除了传统的六博以外，的种类也日趋丰富。在魏国的都城大梁，曾有个姓虞的富翁，在路边高楼上设乐陈酒，设置局枰，让行人上楼击博，出手相当大，“予让百金”。[3]（p8）
秦汉时期，游戏影响更加深入。据说汉景帝为太子时就喜好六博，一次同吴王刘濞的儿子博戏时发生口角，竟提起博局砸向吴太子，发生了一场命案。从此刘濞怀恨在心，以致在景帝登基后的第三年联合楚、赵诸王举兵叛乱。景帝时期的安陵人许博昌，不仅“善陆博”，还自创了一套六博致胜棋术口诀，使“三辅儿童皆诵之”。[4]（p4）汉代还出现了一些专门以为生的人，被称为“博徒”。如《后汉书·许升娄传》就称“（吴许）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盐铁论·授时》亦言当时“博戏驰逐之徒，皆富人子弟”。博戏原有的娱乐性质进一步蜕变为“戏而取人财”的活动了。
魏晋以后，形式呈多样化特点。传统的六博在西晋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樗蒲、双陆、摊钱以及围棋、射箭等新兴赌种。唐代出现了骰子，到宋代宣和年间又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骨牌———宣和牌。唐宋时期，不仅产生了专业场所“柜坊”，还出现了专门的组织以及借赌行骗的诈骗团伙。元朝的种类继续发展，除传统的双陆、象棋、围棋外，球类的如蹴鞠、击鞠、捶丸等新兴赌种备受青睐。至正年间，还出了一本介绍捶丸球戏的专著《丸经》。至明代，麻将的前身“马吊”叶子戏逐步兴起，其牌面有文钱、索子、万字、十字四门，都以钱索为其类名。至清代，各种赌法日益完善，特别是清末开放国门以后，洋赌类在中国迅速风行，如跑马、跑狗、回力球、各类、有奖储蓄券、赌、扑克、吃角子老虎等。在上海、天津、汉口等通商口岸出现了一批大规模的，其中，上海的跑马场、跑狗场、回力球场不仅在全国同类中首屈一指，即使在整个远东地区亦名列前茅。
纵观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源于游戏，也具有游戏的娱乐性、规则性等特征，但是游戏只是的外壳，的实质和要害是赌取财物，因此具有强烈的投机性和刺激性。活动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与蜕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因而从产生之初就受到了国家法律的规制。
二、中国古代法律对的规制
与中国古代社会重义、贱利、节欲的文化传统相违背，不仅未造成社会财富的丝毫增值，反而刺激了人们的侥幸和投机心理，增加了社会财富所不应有的消耗，同时导致了社会秩序紊乱并引发了其他犯罪案件，因而一直是历代法律所打击的重点。
最早见诸史籍的禁赌法律是由战国时期魏国丞相李悝制定的《法经》。李悝禁赌规定于《杂法》的六禁之中，即嬉禁。据《法经》记载：“博戏，罚金三币。”明确规定了将被处以的罚金数额。此外，“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太子要被处以笞刑，如果三番两次仍不知悔改，就要废除太子的名号，重立太子。
秦汉时期的律文源自《法经》，虽然现存的法律中未见禁赌的规定，但当时不少官员因赌受罚，由此可见秦汉禁赌是毫无疑问的。据史书记载：“元狩元年，侯拾嗣，九年，元鼎四年，坐入上林谋盗鹿，又搏掩，完为城旦。”“元朔五年，侯遂嗣，八年，元鼎元年，坐掩搏夺公主马，髡为城旦。”“元朔二年侯辟方嗣，元鼎四年，坐搏掩，完成城旦。”[5]（p451）以上案例表明，在汉代即使是贵为公侯，如果参与也会被判处较为严厉的徒刑，惩治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南北朝时期则对惩治较重，这同样体现在官吏因受惩的记载上。刘宋时期的大将王景文，在出任右卫将军时，便因为曾经“得钱百十二万”而不得不“白衣领职”。[6]（p85）刘康祖曾经“为员外郎十年”，仍然因为“樗蒲戏免”。[7]（p50）陈文帝时期的司徒左长史王质“坐招聚博徒”，最终还是逃不掉免官的结局。[8]（p23）《唐律疏议》是中国法系的代表之作，对于行为的规制也非常全面和完整，在《杂律》中专门对禁赌作了详细规定。《唐律》首先确定了的含义：“共为博戏而赌财物”；其次规定了范围：“举博为例，余戏皆是”；第三明确了处罚标准，按照赌资多少，“不满五疋以下”的“杖一百”，超过五疋的按照盗窃罪的量刑标准施以刑罚；最后，对于开场聚赌和为提供赌具之人，不管从赌徒身上取利多少，皆论罪。“不得财杖一百”，如果“得利归己者，以赃款多少，准盗论。”[9]（p26）唐律的规定为后世禁赌法律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宋初制定的《宋刑统》，内容基本沿袭自《唐律疏议》，禁赌的律文也不例外。但宋代皇帝敕令则加重了对于行为的惩罚。宋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十九日下诏：“京城先是无赖辈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私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并令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斩。隐匿而不以闻，及居人邸舍，僦与恶少为柜坊者，并其同罪。”[10]（p129）对犯罪判处斩刑，大大超出了以往的处罚力度，可谓空前绝后。宋真宗时期的进士萧立之，因为“尝因抵杖刑”，被朝廷“命夺其敕，赎铜四十斤，遣之。”[11]（p77）这说明当时对禁赌诏令的执行相当严格。
与宋同时并存的金王朝，禁赌律令也颇有特色。金世宗完颜雍于大定八年专门制定了禁止官吏的法律：“品官犯法，赃不满五十贯者，其法杖，听赎。再犯者杖之。且曰：杖者所以罚小人也。既为职官，当先廉耻，故以小人之罚罚之。”[12]（p45）官吏禁赌法律的制定为明清时期法律中官员罪加一等的规定的出台和完备奠定了基础。
元朝的禁赌法更为全面和严厉。《元史·刑法志》规定：“诸钱物，杖七十七，钱物没官。有官者罢见任，期年后杂职内叙。开张博房之家，罪亦如之。再犯加徒一年”，但是“同赌之人自首者，勿论”。负责查赌的官吏如果“应捕故纵，笞四十七，受财者同罪”。对犯罪的认定也更加严格和规范，必须“因事发露，追到摊场，赌具赃证明白者，即以本法科论，不以展转攀指革拨”。此外，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曾诏令“禁民间，犯者流之北地”。[13]（p8）民间行为要处以流刑，这显然重于律文规定。
明朝建立后，在重典治国、重典治吏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加大了对的惩处力度。《大明律》规定：“凡财物者，皆杖八十，摊场钱物入官。”但实际惩罚远不止于此。朱元璋曾经将抓获的赌徒一律“解腕”，即砍手。据说他还专门在南京建了一座“逍遥楼”，将捕获的赌徒尽数关在楼中，“使之逍遥，皆尽饿死”。明律还规定若有将自己的房屋开张赌坊，容人的，不仅“亦杖八十，其房屋亦当入官”。此外，明律明确规定如果职官犯赌，将加一等治罪，情节严重的“文官革职为民，武官开职随科粮差操”。[14]
《大清律例·杂律》中也有专门的条款，规定“凡，不分兵民，俱枷号两月”；凡民人“开场诱引，经旬累月，聚集无赖放头、抽头者，初犯杖一百，徒三年；再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凡现任职官“有犯屡次聚赌，及经旬累月开场者，发往乌鲁木齐等处，效力赎罪。”此后，又不断增加律令，规定官员参赌不仅革职，且不准用钱买赎，永不录用。
1911年，清政府在《大清新刑律》第22章规定了罪，共7条。对于一般者、以为常业者、开设者、发行或购买者规定了不同的自由刑和罚金刑，禁赌法律从此被纳入了近现代法律体系之中。
三、古代禁赌法律实践的特点分析
⒈法令为辅、教化为主。由于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谋取别人的钱财，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反对。在孟子所列举的“五不孝”中，“博弈好饮酒”就排在了第二位。[15]（p8）而管仲更认为圣人治国需“发五正”，而五正之首就是“禁博蕸”，因为“博蕸长奸邪，故禁止”。[16]（p40）尽管古代社会发展历程动荡不定，文化道德观念也并非一成不变，但主流社会对于始终持基本的否定态度。除国家正式颁布的禁赌法令之外，社会舆论和乡规民约也自觉或不自举地抵制、禁止活动，甚至在禁赌的社会控制体系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中国古代关于禁赌的言论比比皆是，俯拾即得。三国时魏曜所著《博弈论》，清初尤侗所著《戒赌文》等都是传世之作。其中尤侗《戒赌文》采用四言韵文，明白晓畅，在民间影响颇大。民间禁赌还采用了歌谣、俚曲、谚语等通俗形式，易懂易记，经口耳相授，代代相传，而逐渐成语化、概念化，并积淀为老百姓的日常意识。这些禁赌宣传既注重儒家传统伦常的规劝，但更主要的还是抓住一般老百姓最担心蚀财破产的畏惧心理，而着意渲染在这方面带来的祸害，容易被老百姓所接受，在全社会中形成了对的一种本能的戒备心理屏障。这大概正是古代风气虽然很盛，但并没有形成全民性狂迷，并使在中国始终未能公开化、合法化的一个深层原因。
⒉法网严密、用刑苛峻。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对于行为的规制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不仅赌徒要受到处罚，开设和提供赌具之人同样要受到处罚，负责缉捕犯罪的官吏如果渎职，也要被追究责任。唐律还依据赌资的多少，对犯罪的量刑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赌资值绢五疋以下的，各处杖刑一百；赌资超过五疋的比照盗窃论罪，其中赌资等于绢五疋的判处徒刑一年；赌输之人比照赌赢者减一等处罚；赢取众人财物的，累计总数对折论罪。以上法律规定不仅详细而且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反映了我国古代立法的成熟与完善。
此外，古代法律对于犯罪的刑罚手段也相当严厉，从最初的罚金刑逐渐升级到杖刑、徒刑、流刑甚至还有“斩首”这样的极刑，谓之“法峻刑严”绝不过分。惩治之法的严酷程度，在“五刑”中也称得上中等偏上了。
⒊重典治吏、严惩官赌。参与者有官、民之分。官员参赌祸国败家，蠹政害民，且传染性强，影响力大，后果严重，故历代统治者皆把官赌视为误国、亡国之道，把惩治官赌作为治国、兴国之道，在禁止民间的同时，对惩治官员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早在春秋时期，李悝制定的《法经》中就对太子参与加重处罚，说明早期封建统治阶级已清醒地认识到，太子沉溺于，对将来执政定然不利，故太子不止，即废重立。从此后历代王朝的法律中不难看出，禁赌与政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惩治官员参赌始终是有关律例、诏令的重要内容。辽代首先出现了品官犯法。明律规定职官“加一等”治罪，作为官员后备军的国子监生员，犯罪者一律革职为民，断绝仕途。清律虽然确认满汉分治，满族享有诸多司法特权，但为了防止八旗子弟入关后染上恶习，惟有对满人的处置较汉人严厉，并取消了“折赎”的特权。这种禁官重于禁民，对官员施以严刑重罚的做法，有利于统治者肃清统治集团，维护其统治利益，进一步巩固政权。
⒋禁而不绝、明禁实驰。尽管在禁赌立法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从历史的纵向发展来看，中国古代的禁赌效果却差强人意，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一边是政府严厉的禁赌措施，另一边却是昌盛的赌风日见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有其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基础。从游戏的层面上来看，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强烈的竞争性和独特的随机性，满足了人类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生理和心理需要。从物质需要层面上来看，迎合了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取较多的财富甚至不劳而获的投机心理。正是由于将游戏与投机、输赢三者作了天衣无缝的粘接和融合，能够满足人们在心理、精神、物质等不同层次的需要，因此才备受青睐，对人类具有长久不衰的诱惑力，以至于挥之不去，屡禁不绝。
其次，社会各阶层对的模糊认识导致了之风久盛不衰。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的认识一直存在分歧，特别是对娱乐游戏色彩和功利色彩孰轻孰重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比如：孔子就认为虽属“恶道”，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17]（p17）一些在当时社会中颇有地位、领一时风骚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不仅身体力行地参与，更著书立说，倡言的教化功能，为活动脱俗入雅申辩。如宋代的李清照、明代的冯梦龙都曾有论赌专著。历代文人名士还有大量赞赌的文章诗赋，可谓蔚为大观。毫无疑问，士大夫阶层的倡导和赞同之声对统治阶级的禁赌、广大民众的参赌不能毫无影响。更多的是参赌者取其所需，以此为据，理直气壮地放手一博。
再次，统治者不能以身作则，终使禁赌法令废弛。唐朝虽有完整的禁赌法令，但见于古籍中记载对官吏犯赌的处罚极为罕见，可见禁赌没有真正执行下去。有唐一代，几乎所有皇帝都喜。李世民和刘文静在太原密谋起事时，就曾利用输财之计拉拢裴寂。武则天和玄宗尤甚，受其影响，官吏们也好赌。“唐时之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不以为讳”。[18]（pP126）禁赌律令由统治者制定颁行，又由统治者带头破坏，赌自然是禁不了的。对赌者处斩刑的宋代，仍然出现了嗜赌的皇帝宋徽宗和嗜赌的奸相贾似道。明代重典治吏，但中期以后，赌风遍及大江南北，整个社会不论是士族显贵，还是寒门下品，无不大赌特赌。因此，清初学者顾炎武指出：赌之不禁，关键在于法律立而不行，法律得不到执行的原因，是由于统治者自身的破坏，[19]（p1431）由此深刻揭露出了封建禁赌的局限性。
古今中外，禁赌一直是各国法律历史上的一大难题。基于道德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中国不可能像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将行为合法化，近年来的法律实践表明，禁赌法律在我国还将进一步得到强化。尽管中国古代法律对做出的种种规制收到的成效有限，但其经验教训仍然值得我们在未来的禁赌立法中反思和借鉴。
注释:
[1]檀萃．穆天子传注疏[M]．道光石渠阁刻本．
[2]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99．
[3]杨伯峻点校．列子集释[M]．龙门联合书局，1958．
[4]葛洪．西京杂记[M]．三秦出版社，2006．
[5]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99．
[6][7]沈约．宋书[M]．中华书局，1974．
[8]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中华书局，1983．
[10]徐松．宋会要辑稿[M]．中华书局，1957．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中华书局，1957．
[12]脱脱等．金史[M]．中华书局，1975．
[13]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4]刘惟谦等．大明律[M]．嘉靖重刻本．
[15]杨伯峻点校．孟子译注[M]．中华书局，1960．
[16]黎翔凤．管子校注[M]．中华书局，2004．
[17]杨伯峻点校．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80．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14篇
2007年5月16日上午，国家药监局原局长因涉嫌和渎职罪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审。该案涉及8项受贿和3项的，涉嫌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约645万元，其中人民币近500万元、港币100万元及美元3万元。出人意料的是，当庭承认大多数指控。自此，这桩药监局腐败窝案终告结束。
这桩药监局腐败窝案，在当年曾引起极大影响，而牵涉其中的药品注册司和医疗器械司是两大实权部门，掌管这两大要害部门的，正是的前后两任秘书曹文庄和郝和平。负责侦办腐败案的工作人员透露，曹文庄东窗事发，是直接导致腐败案浮出水面的原因。
曹文庄，1962年出生于山东。1984年从黑龙江商学院中药系毕业，顺利地分配到中国药学会工作，几经变迁，进入国家医药管理局，并成为时任局长的秘书。
与众多领导干部的秘书一样，曹文庄办事周到细致、小心翼翼，加上他城府很深的个性，很快便赢得了上至“老板”下至同僚的满意，他的仕途也展现出一派喜人景色。果然，在担任了一个时期秘书后，曹文庄升任局办公室主任等职。
2002年，曹文庄结束了秘书生涯，担任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这一要职。权力是柄双刃剑，当绝对的权力给他带来实惠和荣耀的同时，也使他的命运之舟驶入了歧途。
曹文庄大肆受贿
当时，正是中国药业大规模进行药品地方标准升为国家标准的“规范”时期，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药品存在所谓“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两个标准，由此导致药品的质量水平参差不齐，严重威胁用药安全。2001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不仅取消了地方审批药品标准的权力，将审批权收归国家药监局所有，同时也明确取消了地方药品标准。一时间，企业为了尽快完成“地标升国标”，不影响生产销售，就在药品申报时纷纷造假，然后通过行贿方式，以求曹文庄等主管部门领导能够让其蒙混过关。
有关人士介绍，从新中国诞生到国家药监局成立之前的48年中，全国只有1.7万种药品。而在主政药监局的2004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年就受理了1.9万种新药报批，而同期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的新药报批数量仅148种。现任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负责人张伟披露，中国现有17.6万个药品批准文号，其中有15万个都是“地标升国标”的药品，缺乏临床数据和药学评价指标。
所有这些造假事件、违规审批的背后，都潜藏着巨大的权力寻租黑洞，时任药品注册司司长的曹文庄从中牟取了巨额财物。
2006年1月12日晚，正在主持2006年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的曹文庄被侦查人员从会场上带走。时年44岁的曹文庄被中纪委“”。
被境外药企举报
曹文庄受贿案是如何败露的呢？网上流传的各种消息不一而足。比较可信的说法是中国医药市场乱象丛生，一些企业损失惨重，于是一家境外药企首先站了出来，以确凿的证据在境外媒体上揭露了几家企业向中国国家药监局官员行贿20万欧元的丑闻。
一石激起千重浪，曹文庄等人开始进入中央纪检部门的视野。
2006年春节期间，已经关押了一个多月的曹文庄态度出现积极变化，开始对自己的问题进行交代。他找到律师，就有关检举立功方面的问题进行详细咨询。从那时起，进入了专案组的视野，随着专案组的初步核实，的腐败问题暴露出来。
沿着曹文庄的履历追寻会发现，步入仕途的曹文庄显然感到他的学历无法胜任要职，于是他像时下许多官员一样在政法院校攻读了法学博士。
搞的是中医药监管，却去学法律，在选择专业时，曹文庄肯定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是为了增长自己的法学知识，还是有其他想法，一般人不得而知。更奇怪的是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不知是巧合还是预感到了什么，论文竟然是《论贪污罪和的主客观要件及犯罪构成》。不仅选题是贪污罪和，还论述了“主客观要件”、“犯罪构成”，看来曹博士对这篇论文的选题真正是下了大功夫。
在翻阅曹文庄的案卷时，从检方对曹文庄的书中发现，检方明确提到的关乎对他量刑的一个重要“要件”，就是行贿人魏威，此人被业内戏称为“拿号王”。
在2002年“地标换国标”时，魏威通过行贿曹文庄等人，拿到全国各省市上报药品的质量标准及生产工艺，然后以这些资料为模板，选择200余种生产厂家较少、以注射剂为主的药品，通过行贿吉林省药监局的一些官员，补回1996年前这些产品的文号，再将地方文号上报至国家药典委―――“地标”于是顺利地换成了“国标”。
短短两年间，魏威即拥有200多个药品批文，堪称药企“奇迹”。曹文庄在药品审批上的“一手遮天”可见一斑。
被判死缓后4次减刑
2007年7月6日，法院宣判，法庭认为曹文庄构成和罪，其拒不供认，未积极退赃，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归案后提供线索，对侦破其他案件起到一定帮助作用，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法院两罪并罚，决定对其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曹文庄不服上诉。2007年8月，北京市高院终审以受贿、罪，判处曹文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此后曹文庄被减刑4次。
2009年12月，北京市高院裁定对曹文庄减为无期徒刑，原判附加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不变。
2011年12月，北京市高院再次对其减刑，刑期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五年，原判附加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不变。
2013年4月，北京市一中院裁定对曹文庄第三次减刑，刑期减去有期徒刑二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及原判附加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不变。
2015年7月14日，曹文庄缴纳犯罪所得115万余元。法院认为，曹文庄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符合法定减刑条件，可予减刑。北京市一中院裁定，对曹文庄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减刑后应执行的刑期自2011年12月16日起，至2026年5月15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四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不变。这是曹文庄获得的第四次减刑。
经过4次减刑，曹文庄的刑期从死缓变为有期徒刑14年3个月。
曹文庄的多次减刑，引发舆论质疑声一片。公众不明白，他为何可以频繁减刑，也不明白，他为何能在判刑8年之后又退出了115万多元的犯罪所得？按理说，这是应该在终审判决时一次性收缴国库的，当时为什么没有收缴？如果这次退赃，算是确实悔罪、积极接受改造，值得用减刑鼓励，那么为什么之前8年一直不退？之前不退算不算抗拒改造？既然如此，为什么之前还给予他3次减刑？是不是曹文庄在玩弄一些小技巧，达到小步快跑、添油减刑的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给出了解释，“除应当审查罪犯在执行期间的一贯表现外，还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具体情节、原判刑罚情况、财产刑执行情况、附带民事裁判履行情况、罪犯退赃退赔等情况。”
不过还是有人担心，曹文庄减刑会不会鼓励贪官，在前期故意隐瞒赃款，待判刑之后再上交，获得减刑机会，或者会不会“鼓励”贪官，在前期多贪污赃款，以便以后用来减刑？有法律人士人认为：法院判决的依据是贪污受贿所得，“在前期捞得多，被发现后法院自然判得相对重，如果回过头来（用赃款）买刑期，这是亏本的买卖”。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15篇
法律院系的课程设置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第一，从法律教育的性质和目标上看，如果是大学普通教育，那么除了法律专门课程以外，法律院系还要开设相当分量的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而在法律职业训练中，则几乎是提供“纯粹”的法律课目。在前者情形中，由于专业的不同（如公法、私法或法学、经济法等），课程的门类及其内容的深浅也会相应地有所不同。
第二，就法律专门课程来讲，课程设置是以现实的部门法体系和法学学科体系为基本依据的，它们最终决定着法律教学内容的置废和变化。但课程体系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部门法体系和法学体系。因为有的课程不可能包括法学体系中的全部大小分科；而有的课程则可能会兼跨几个法学分支学科。 此外，在教学实践中，还要综合考虑不同的教育层次和培养目标之间的协调关系以及教学的时间安排等因素。
第三，一般来说，法律课程的设置是以本国现行的法律或法学为主导的，同时考虑历史的和国外的法律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因素。这既包括部门法方面的课目，也包括一般性较强或纵横跨度较大的课目（如法理学、法律史、国际法等）。
第四，各法律院系之间，由于教师的结构或学术传统方面的差异对课程的设置或教学质量也会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目前高等法律院系的课程设置是以国家教委规定的教学计划为指导，分别结合各院系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下面以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学计划为例，来对其课程设置略作考察。 该计划要求学生在4年中必须修满196学分方可毕业。 其中，课堂教学179分，其他部分（包括社会实践、毕业学习、毕业论文）17分。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是7∶3.全部课程由政治理论课（20）分、文化基础课（31分）、法律基础课和法律主干课（两类共83分）三部分构成。
法学专业四年的必修课程安排如下。
第一年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形式逻辑汉语外语（一年）体育（一年）法理学中国宪法马克思主义法学论著导读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
第二年哲学国际政治外语（一年）体育（一年）计算机基础民法（一年）经济法概论中国刑法刑诉法民诉法
第三年商法国际私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国际公法证据刑事侦查物证技术经济管理
第四年律师制度劳改法犯罪学法医学
选修课比较集中地在第二、三年中开设。非专业方面的有，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国际关系史、政治学经典著作选读、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应用数学等。法律专业选修课有中国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现代西方法理学、比较法、立法学、外国宪法、外国刑法、外国刑诉法、外国民诉法、港台法律制度、罗马法、合同法、财税法、金融法、海商法、环境保护法、会计、审计、自然资源法、产品责任法、房地产、国际投资法、外贸管制法、国家赔偿法、知识产权法、犯罪心理学、仲裁、公证和调解、法律文书、司法统计、法律文献检索等。
法学类其他专业开设的政治理论课和文化基础课与法学专业相同； 而且主要的法律课程，如法理学、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也基本一致，仅个别课目的学时较法学专业略有缩减。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将侧重于各自专业的一类课程设为必修。如经济法专业就将公司法、合同法、投资法、劳动法、财税法、知识产权法等列为必修，而这些课目作为单独的课程在法学专业中仅作选修。其他的法学专业（如国际法、国际经济法等）课程的情况亦同此类。
（五）教学方法
法律院系采用的最主要的教学方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教学方法没有什么差别。它们都是由担任某一门课程讲授任务的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系统讲授该门课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即所谓的讲授法。课堂讲授的主要依据通常是在讲授该课时所用的教材。
讲授法是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的法律教学方法。一方面，制定法作为主要的法律渊源，客观上决定了在教学中必须对法律规则中的抽象概念和原理加以阐释和分类；另外，注释法学家在研究和传播罗马法活动中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分析与综合的经院主义方法为教学中进行讲授提供了一个传统。 这种教学“不在于提供解决问题的技术，而在于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导。法律教学所要求的内容并不是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而是对法律组成部分的分析”。 相反，在美国的法学院里，教学方法却采取了相当具体的实用主义态度，即普遍推行的“判例教学法”（case method）。 与制定法和判例法的优劣对比情形相类似，讲授法自身无法避免的缺陷也正是判例教学法的优势所在，反之亦然。
从中国近年来对法律教育改革的部分讨论中看，有人提出在教学中应广泛推行判例教学法，以改变教学中存在的重理论而轻实践，或者理论脱离实际需要的被动状态。然而，中国目前并不存在判例法制度，因而也就无法从根本上为法律院系实行判例教学法提供现实基础。尽管在课堂讲授中，特别是在讲授部门法时，教师往往插入一些经过挑选的判例。但这实质是以举例的方法来补充有关原理的讲授。其目的是让学生具体形象地理解并进而掌握有关的法律规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判例教学。当然，在一定条件下，以某种方式吸收或借鉴判例教学法的积极因素，也会成为法律院系今后教学改革的一个内容和方向。
在以课堂讲授法为基本教学法的同时，为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学校还组织学生进行模拟法庭之类的实践活动。即由学生分别担任审判员、原告人（或公诉人）、被告人、律师及证人等角色，来模拟（假设）法庭的审判过程。然而，法律学生在整个四年当中惟一与本专业的实际接触最多的一次机会，就是为期二个月左右的毕业实习活动。这时，要求学生在某一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直接参加所在机构的司法业务工作。它类似于美国法学院的现场实习（clinical programs）。
（六）毕业生水平和就业选择
法律教育的最终结果就是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某种法律职业人员。但对于如何确定不同层次的法律院系毕业生的毕业水平及其任职资格，各国有着不同的实践。
从国外的大体情况看，德国的大学一般不设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而设法学博士学位。 法律系毕业生需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成为完全的法律工作者（Volljurist）时，才能担任法官、律师、大学教授及政府机构官员。法国的学位制度略为复杂。法律系学生在第二年结束时一般被授予法学专科毕业资格（bachelier）；第四年毕业时授予法学学士学位（licence en droit）。博士学位分国家博士学位（Doctorat d‘Etat）和大学博士学位（Doctorat de l’universite）两种。 但攻读法学博士学位者，又须先取得某一法学学科的“高级研究文凭”（简称DES）。另一方面，获法学学士学位者若要从事司法实际工作，还须经过国家司法学院一至二年的实务训练。日本对接受四年法律教育的毕业生授予法学学士学位。但若从事“法曹三者”之一种，还须参加相当艰难的国家司法考试， 并对通过者再进行由司法研修所组织的二年的法律实务训练。而准备在大学从事法律教学或研究的那些人，则可进入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一般为二年）或进而攻读博士学位（三年）。美国法学院的入学条件是世界各国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即它要求学生在进入法学院之前已取得文学士（B.A.）或理学士（B.S.）学位。因此，学生在完成三年初级法律教育后被授予J.D.学位以取代原来的L.L.B.（法学学士）学位。 有的法学院为准备从事法律教学或研究工作的学生开设了L.L.M.（法学硕士）以及S.J.D.（法律科学博士）学位。但为从事律师职业所须通过的律师资格考试（Bar Examination）仅要求具有J.D.学位。
从学位制度方面看，中国与日本的学位制度类似，与德、法两国不尽一致，与美国的学位等级相同，但学位层次的含义完全不同。
根据中国的学位条例等有关规定，法学学位也像其他门类学科的学位一样，分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其中，硕士又包括研究生和研究生班两个层次。 法律院系的本科毕业生，符合一定条件的即授予法学学士学位。然后，毕业生就要在继续攻读法学研究生和从事实际工作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报考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毕业生应参加每年初举行的考试（当然，符合条件的其他在职人员也可以通过考试攻读研究生学位）。考生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通常包括政治理论、外语、两门所报专业的主干课和相关的法学综合课共五门。其中，前两门为全国统考课目。口试在笔试通过后进行。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83年核准试行的草案，法学学科可以招收以下13个专业的研究生，即法学理论、法律思想史、法制史、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诉讼法、经济法、劳动法、环境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法。 研究生的培养任务由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法律院系和科学研究机构（目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来承担。学制一般为二至三年。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也需通过入学考试。目前，上述的13个法学学科基本都已招收博士研究生，仅个别专业除外。培养单位分别不同地集中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这八个机构中。博士研究生的学习期限一般也是三年。
除上述学位教育外，还应提到的是近年来出现的法学第二学士学位教育（通称法学双学士）。它旨在培养国家急需的知识面宽、跨学科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它在层次上属于大学本科后教育。 报考的主要条件是已经获得除法学类专业的任何其他学科门类的学士学位。目前开设法学第二学士学位的专业主要是一般法学专业和前文提到的知识产权和环境法专业，学制为二年，取得学位的学生在待遇上相当于研究生班。显然，法学双学士教育接近美国的法律教育方式，但两者的出发点仍有区别。法学双学士教育尚不是中国法律教育的主要途径。
法学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各类高级法律职业人员的一个主要途径。并不像日、美等国那样仅培养法学教学或研究人员。实际上，除了从事法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也和法学本科生一样，在就业选择中，面对着一个比较广阔的职业领域，甚至有可能进入一个与法律职业的关系相去甚远的领域，而不仅限于法律教育的职业目标所意旨的那些领域。
就目前主要的几个法律职业领域而言，惟一规定必须通过考试才能取得任职资格的职业就是律师。根据法律规定，从事律师工作，必须通过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 至于从事法官、检察官等职业，目前尚无专门的任职资格规定。因为基于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限制，对于那些为数不多的、受过专门正规法律教育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来说，那种经历本身就意味着具有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但是，近年来中国已开始重视并正在探索建立法律职业任职资格的专门制度。假如所建立的任职资格规定能与法律教育结合起来的话，那么这将会成为建立较完善的法律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结论
从中国法律教育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国家法律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法律教育的存废兴衰同国家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法律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法律教育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当法律的作用受到重视的时候，这无疑就为法律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保障；但若相反，法律教育就只能走向衰退。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法律教育作用的成效还远不能够像立法那样较快地得到实现。法律人才的培养客观上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法学家的水平也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而且法律思想、法学知识以及各种法律经验材料也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积累。因此，连续性就成为法律教育进步和成长的一个内在要求。
如果说在过去的近四十年中主要围绕着有没有法律教育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所应给予关注和考虑的问题就是，中国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法律教育-一个比较完善的、富有效率的、能够培养出适应21世纪需要的法律人才的法律教育体系。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法学家、法官和律师不仅要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出重要作用，也还应当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和推进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因此，中国法律教育的前景是广阔的，而任务又是十分艰巨的。
注释：
[1] 近代法治国家，对法律教育给予必要的关注基本上是法学家们的一个自觉意识。这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国际或国内的学术会议议题、一般法学著作或法律期刊以及有关的学会或机构等方面。但在中国，至少就目前法学家的学术活动范围而言，该领域的情形并不令人满意。除少数有素的学者对此问题较为重视外，很少有关于法律教育的论文或著作出版。
[2] 《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五蠹》，《史记·商君列传》。
[3] 在中国法律史上，律博士之创设，有其历史背景。《三国志·魏书·卫凯传》载，“《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法，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4] 《法学词典》（增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689页。
[5] 《唐六典》卷二十一。
[6] 《新唐书四四·选举志一》。
[7] 《旧唐书·选举志一》。
[8] 《宋史·百官志》。
[9] 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自唐朝即有“明法”一科，专门用以选拔法律人才。到了宋朝，法律考试更进入鼎盛时期。有“书判拔萃”、“试判”、“试身言书判”、“明法”、“新明法”、“试刑法”、“铨试”、“呈试”、各色各样。参见徐道邻《宋朝的法律考试》，载《中国法制史论集》，（台）志文出版社，1975年初版，第1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