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育人论文范文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职;书法教育;人文素质
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艺术瑰宝,是我国五千年灿烂文明的象征,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聪明才智、思想情感和美学追求,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书法教育贯穿整个中国教育史,在古代育人、选拔人才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书法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素养,在高职教育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书法教育理应成为高职院校实现素质教育、审美教育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
1.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字汉字的关系源远流长,密不可分。《周易系辞》有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既可以看做对中国文字起源的概括,也可以看做对中国书法起源的概括。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创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关于汉字的造字法,向来有六书之说,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作为表意文字,汉字最初具有象形的特征。在象形的基础上,汉字孳乳浸多,其中形声成为主要的造字方法,汉字中形声字占了一大部分。大量形声字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汉字的表意功能。鲁迅先生曾指出,汉字有三美,形美以感目,音美以感耳,意美以感心。这种点画构成的文字形象中,积存并凝聚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中国人的感情色彩乃至思维定式。因此,汉字往往能引发人们对汉文化一系列的联想和微妙的情思活动。
2.书法艺术的创作主体及审美群体为文化阶层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发明,是文字艺术的文化抽象,为人类文明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中国书法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所在,正如外国友人所认为的那样,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和代表,它承载了众多的文化因素,与文化发展联系紧密。
从书法艺术创作主体及审美群体看,他们并不都是纯粹的书法家,而是由文人、士大夫、僧侣、官宦、隐士、道人、没落的皇亲贵族等组成的文化阶层。流传至今的书法艺术遗迹,汉代及汉代以前很少有名家,多是普通的士吏与工匠的作品。汉代以后,书法作品大多出自文人墨客之手,无论是颜、柳、欧、赵,还是苏、黄、米、蔡,他们都是时代的精英。这些文化精英既是社会人,也是文化人,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文化心态。在创作的同时,他们往往把自己的人格精神、伦理道德、才学修养、审美情趣等融进书法的笔墨之中,把文化思想化作艺术形式表现在字里行间,再现中国艺术最朴拙、最丰富、最灵动的自由创造精神和崇高的人格魅力。在文化精英的千锤百炼下,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思想便渗透到书法的每一个点画与结构之中。
3.书法艺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
从文化传承方面看,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以儒、佛、道三大思想为支撑,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渗透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并代代传承。中国书法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受到哲学或宗教方面的深刻影响,儒、佛、道思想都不同程度地渗透于书法,并在书法中得到显现。依照有关学者的说法,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特征包括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整体观念、直觉思维、经世致用、刚健有为、崇古尊老、内圣外王、君子通才、道德学问、中庸之道、和谐自然等,而这些在书法艺术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书法艺术作品是个复合的载体,内涵极其丰富,既有书法创作内容所蕴涵的文化美,也有书法作品本身积淀的文化美。欣赏书法精品,往往可以看到诸如黑白、虚实、大小、粗细、浓淡、枯润、方圆、奇正、向背、顺逆、呼应、刚柔、疏密、巧拙等书外意蕴。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分别被评为天下第一、第二行书作品,人们赞赏其通自然,得天趣,天真磬露,不落斧凿痕迹,流露真性情,乃至天人合一天人相应成为书法家努力追求的最高境界。
古往今来,书法精品往往都有这些特征:艺术表现上恰到好处;风格上刚健不霸气、柔美不媚态;笔墨精深洗练不单薄浅俗;书法形象富有新意却不哗众取宠、流于怪诞;重视和谐,各个局部、各种因素相谐而生等。
书法家往往通过自我控制克服分心与躁动心理,坚持勤学苦练,以坚定的意志和决心练出真功夫,终臻至善至美。书法创作要在艺术上达到崇高的境界,就必须坚持克己修身。书法创作与评论历来强调书与人的一致性,坚持书品即人品风格亦人格的原则,重视个人道德修养。
总之,书法艺术博大精深,蕴涵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民族文化,沉淀着强烈的民族精神,体现着精美的艺术造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
二、书法教育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素质教育内容
1.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今世界,人才的衡量标准不仅是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要有完美的个性、良好的道德、现代的意识、健康的心态、强烈的责任感、极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的素质。加强人文科学及人文精神教育,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成果内化为大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直接或间接地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已成为社会发展、民族强盛对大学教育的基本要求。
放眼国内外,人文素质教育的盛衰大都与社会的大背景息息相关,与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密切相关。近代西方社会片面追求物质发展,使教育中的商业主义与职业主义泛滥。在教育功利性的驱使下,人们只重视教育的经济价值,忽视了教育的人文价值,在实现了物质生活丰裕之后,反而陷入精神上的困顿与迷茫。20世纪末西方社会出现的上帝死了尼采死了的说法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鉴于此,美国、日本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提出要重视人文教育,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们的做法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人文素质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培养出具有健全的精神、独立的个性、完善的人格、强烈的责任感和富于创造力的新人。它的核心是人文精神,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重视,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价值,渗透于各学科之内,萦绕于各门学科之间,表现在社会交往之中,在纯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也不无它的存在。因此,人文素质教育应该让学生真正理解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之间的深刻贯通与渗透关系,以提高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本我与自我关系、人己关系、物我关系的能力为目的,指导学生的行为朝着合人道、合规律、合人类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
2.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追溯中国古代教育史,可以看到书法教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汉字的书写表达,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古代的教育把书法列为六艺之一,是学生的必修课程,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早在汉代就出现了高等书法教育;魏晋时期,书法被称为书道,这说明书法被提到了一个与宇宙并列的地位;到了唐代,书法教育达到鼎盛时期,国子监等高等学府以及贞观元年贵胄学校宏文馆中都开设了书法课程,以书法大师虞世南、欧阳询为老师,传授楷书法(《唐六典》卷八);直至明末清初,书法教育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古代包括科举考试在内的各类考试中,书法水平也是成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古代重视习书练字,书法学习不仅成为社会风尚,书法水平也成为文化素养的重要衡量标准。可见,书法教育跻身高等学府教育是有历史渊源的。毫无疑问,书法教育对提高人的素质具有特殊的、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3.书法教育的人文素质教育内涵
大专院校开设书法课程已有20多年的历史,从20世纪80年代初复旦大学等院校率先开设书法课以来,中国美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院校相继设立了书法系和书法研究所,培养了一批书法学士、书法硕士、书法博士等高级书法人才。全国大专院校非书法专业开设书法课的就更为普遍。
高职院校办学的基本宗旨是培养国家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要求学生基础理论知识适度够用,应用能力较强,综合素质较高。在外语和计算机知识普遍推行的今天,加强高职学生书法教育对贯彻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弘扬传统文化乃至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书法教育是从书法的使用功能、艺术审美特性、美育教育等方面开展的。如今,书法教育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写字和书法本身,而延伸到了学生意志品格的培养、高尚情操的陶冶、知识水平的提升、文化视野的拓展等诸多方面。对于高职学生来说,书法教育是一种综合素质教育,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素质教育内容。
(1)书法教育首先是人品素质教育
清末书法家杨守敬认为,学习书法要品高。品高即品德高尚。书法家的艺术创作是超绝还是流俗,归根结底取决于书法家品德的高下。综观书法史,人书俱佳者皆为后世推崇,但书品较高而人品有污者则常为人们所不屑或鄙视。
颜真卿是被历代传颂的人书俱高的大家,其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有口皆碑。他的谨严守法、大气磅礴、雄浑庄重的楷书很好地体现了儒学精神的阳刚之美,他刚直的个性、敢犯颜直谏的正直品德更为人们所敬慕,他为国效力、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正是儒家风范的写照。郑板桥的书品人品备受后人推崇,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诗句正是其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的高贵人品的写照。他在引退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不用自己的书画逢迎和讨好达官贵人、富商巨贾,而是专门慰藉平民百姓,他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的创作宗旨,表现了可贵的人格操守。书法史上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而人们对赵孟頫的人品、书品则多有批评,对蔡京亦是如此。《临池心解》对蔡京的评价就能说明问题:世称宋人书,必举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京书姿媚,何尝不可传?后人恶其为人,斥去之,而进端明于东坡、山谷、元章之列。还有清末伪满大臣郑孝胥、民国时期的大汉奸汪精卫,尽管他们都有一手好书法,但人们往往嗤之以鼻。人品之于书品,可谓重要!
汉字是表意文字,是世界上最富有艺术性的文字,书法更是将文字的艺术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书法跻身于世界艺术之林,影响深广久远。书法教育中的人品教育内涵具体表现为书法教育能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意识。
书法教育能培养、磨砺学生坚忍不拔的意志。汉代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唐太宗夜半秉烛学习《兰亭序》;智永闭门习书数十年,积累了很多磨损的废笔头,埋之成冢,谓之退笔冢怀素练笔则种芭蕉万余株,与蕉叶共挥洒。正是凭着这种锲而不舍、不断进取的精神,这些人终成书法大家。
书法教育还能端正人的思想行为。我国传统的书法教育强调心正笔正,把用笔习惯和技能的掌握跟人的思想修养联系起来,要求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要以修养心性为上,做到澄怀静思,虚空淡泊,排除杂念,专心致志。这样坚持长久,其心中必定无种种私利杂念,进而能够培养宽容大度、以诚待人、与他人和谐相处的作风。
总之,书法教育有着极其丰富的人格品行教育功能。
(2)书法教育具有文化素质和能力教育的功能
书法知识博大精深,哪怕是基础书法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书法联系较密切的有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文字学等学科,书法教育是能力素质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如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等。书法教育还是一种审美素质教育。当学生的心灵经过了书法作品美的浸润和熏陶之后,他们就能够形成分辨力和审美能力,从而很敏捷地区分真假、善恶、美丑,赞赏真、善、美,唾弃假、恶、丑,他们的品格也会变得高尚。
(3)书法教育蕴涵着心理素质教育
王羲之写《兰亭序》,抒发的是喜悦的情感;颜真卿书《祭侄文稿》,排遣的是愤怒的情感;张旭作《肚痛帖》,表现的是疼痛的情感。如同其他艺术一样,当学生情感郁积甚深的时候,就可以借助书法艺术的手段,或通过欣赏相应的作品,使自己的情感得到释放,或通过书法创作,进入纯净、高尚、忘我的艺术境界之中,实现心灵的自由和解放。
从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书法教育蕴涵着强烈的人文素质教育因素。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书法教育发挥过重要作用,在现代社会,它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书法教育是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构成部分
1.高职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为全面了解高职学生基本人文素质状况,我们曾先后对某高校在校一年级和二年级的8300名学生进行人文素质状况调查。接受调查的学生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占79%、家庭经济状况中等和贫困的占86%、父母从事个体劳动的占67%。这些基本情况说明,被调查学生接受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条件并不好。在调查统计中,有70%的学生比较或非常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但是,学生在人文知识方面的欠缺也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文化素养普遍偏低、人文知识相对欠缺、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等方面。因此,高职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已显而易见。
世界各国在人才方面的竞争、现代化高新技术发展的特点、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等,也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强人文素质教育。
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提高人文素质,是高职院校教育改革的关键内容,也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目前,高职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强调,全面加强和改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坚持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的统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统一、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加强美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这从政策层面上规范了人文素养教育在教育中的地位。国家领导人及有关专家学者都在不同场合强调过教育中的人文素养问题。这些都为高职院校确立了专业技术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的发展方向。
从高职院校自身看,绝大部分高职院校对人文素质教育高度重视,在人、财、物方面加大投入,为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高职院校的学生也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有对人文素质、人文精神的仰慕、渴望与追求。许多高职院校已经开始探索人文素质教育的途径与方法,不少学校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高职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书法教育与其他课程尤其是人文课程一起,已经承担起人文素质教育的历史使命,成为高职院校提高学生素质、弘扬中华文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
2.对高职院校书法教育定位的思考
高职院校的书法教育必须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的目标进行,高职院校书法教育的目标不同于书法专业的目标,不是为了培养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及技法研究者,实用技能是第一位的。但是不能将高职书法教育仅仅定位于实用技能的较浅层次上,否则,书法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内涵和功能就得不到充分发挥,也就失去了大学教育的特征。同样,也不能一味地追求书法的审美功能,否则,就脱离了高职院校办学的宗旨。这里就有一个切合点问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集中体现在培养高级实用型专门人才这一点上,这就对技能素质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于艺术性和理论性的探求能力则不能要求太高。笔者认为,书法课以实用技能为主,兼顾知识性和美育,使学生通过书法学习提高水平,并受到美的陶冶,这才是高职院校书法教育应该达到的目标。
据以上分析,可以将高职院校书法教育教学定位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书法的使用功能。文字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是交流的手段,工作、学习、生活、社交等一切社会活动都离不开文字的书写。而书法的使用则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达到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为彰显自身较高的素质和展示自己良好的精神风貌服务。
其次,从高职院校的实际开课效果看,可以侧重于硬笔书法课,附以毛笔书法的练习。在引导学生掌握汉字的基本书写方法的基础上,力争达到书写重心平稳、搭配合理、用笔流畅、书写规范、结构美观,以满足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要求。教师要充分调动教学手段,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在书写技能上狠下工夫,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学生的书写技能。同时,还要结合传统书法理论基本知识,简要介绍相关知识,如中国传统书法的产生、发展、流派、名家、传统碑帖及章法等基本知识,使学生掌握一些毛笔书法的基本技法。在对学生进行书法教育的同时,带领学生欣赏古今优秀碑帖、作品,对学生进行以陶冶情操为目的的美学教育,以提高学生的书法审美能力和欣赏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参考文献:
[1]蔡祥麟.书法艺术三题[J].中国书画,2009,(5).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职;书法教育;人文素质
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艺术瑰宝,是我国五千年灿烂文明的象征,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聪明才智、思想情感和美学追求,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书法教育贯穿整个中国教育史,在古代育人、选拔人才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书法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素养,在高职教育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书法教育理应成为高职院校实现素质教育、审美教育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
1.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字――汉字的关系源远流长,密不可分。《周易・系辞》有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既可以看做对中国文字起源的概括,也可以看做对中国书法起源的概括。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创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关于汉字的造字法,向来有“六书”之说,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作为表意文字,汉字最初具有象形的特征。在象形的基础上,汉字孳乳浸多,其中形声成为主要的造字方法,汉字中形声字占了一大部分。大量形声字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汉字的表意功能。鲁迅先生曾指出,汉字有“三美”,形美以感目,音美以感耳,意美以感心。这种点画构成的文字形象中,积存并凝聚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中国人的感彩乃至思维定式。因此,汉字往往能引发人们对汉文化一系列的联想和微妙的情思活动。
2.书法艺术的创作主体及审美群体为文化阶层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发明,是文字艺术的文化抽象,为人类文明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中国书法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所在,正如外国友人所认为的那样,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和代表,它承载了众多的文化因素,与文化发展联系紧密。
从书法艺术创作主体及审美群体看,他们并不都是纯粹的书法家,而是由文人、士大夫、僧侣、官宦、隐士、道人、没落的皇亲贵族等组成的文化阶层。流传至今的书法艺术遗迹,汉代及汉代以前很少有名家,多是普通的士吏与工匠的作品。汉代以后,书法作品大多出自文人墨客之手,无论是颜、柳、欧、赵,还是苏、黄、米、蔡,他们都是时代的精英。这些文化精英既是社会人,也是文化人,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文化心态。在创作的同时,他们往往把自己的人格精神、伦理道德、才学修养、审美情趣等融进书法的笔墨之中,把文化思想化作艺术形式表现在字里行间,再现中国艺术最朴拙、最丰富、最灵动的自由创造精神和崇高的人格魅力。在文化精英的千锤百炼下,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思想便渗透到书法的每一个点画与结构之中。
3.书法艺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
从文化传承方面看,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以儒、佛、道三大思想为支撑,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渗透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并代代传承。中国书法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受到哲学或宗教方面的深刻影响,儒、佛、道思想都不同程度地渗透于书法,并在书法中得到显现。依照有关学者的说法,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特征包括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整体观念、直觉思维、经世致用、刚健有为、崇古尊老、内圣外王、君子通才、道德学问、中庸之道、和谐自然等,而这些在书法艺术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书法艺术作品是个复合的载体,内涵极其丰富,既有书法创作内容所蕴涵的文化美,也有书法作品本身积淀的文化美。欣赏书法精品,往往可以看到诸如黑白、虚实、大小、粗细、浓淡、枯润、方圆、奇正、向背、顺逆、呼应、刚柔、疏密、巧拙等书外意蕴。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分别被评为天下第一、第二行书作品,人们赞赏其通自然,得天趣,天真磬露,不落斧凿痕迹,流露真性情,乃至“天人合一”“天人相应”成为书法家努力追求的最高境界。
古往今来,书法精品往往都有这些特征:艺术表现上恰到好处;风格上刚健不霸气、柔美不媚态;笔墨精深洗练不单薄浅俗;书法形象富有新意却不哗众取宠、流于怪诞;重视和谐,各个局部、各种因素相谐而生等。
书法家往往通过自我控制克服分心与躁动心理,坚持勤学苦练,以坚定的意志和决心练出真功夫,终臻至善至美。书法创作要在艺术上达到崇高的境界,就必须坚持克己修身。书法创作与评论历来强调书与人的一致性,坚持“书品即人品”“风格亦人格”的原则,重视个人道德修养。
总之,书法艺术博大精深,蕴涵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民族文化,沉淀着强烈的民族精神,体现着精美的艺术造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
二、书法教育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素质教育内容
1.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今世界,人才的衡量标准不仅是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要有完美的个性、良好的道德、现代的意识、健康的心态、强烈的责任感、极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的素质。加强人文科学及人文精神教育,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成果内化为大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直接或间接地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已成为社会发展、民族强盛对大学教育的基本要求。
放眼国内外,人文素质教育的盛衰大都与社会的大背景息息相关,与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密切相关。近代西方社会片面追求物质发展,使教育中的商业主义与职业主义泛滥。在教育功利性的驱使下,人们只重视教育的经济价值,忽视了教育的人文价值,在实现了物质生活丰裕之后,反而陷入精神上的困顿与迷茫。20世纪末西方社会出现的“上帝死了”“尼采死了”的说法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鉴于此,美国、日本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提出要重视人文教育,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们的做法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人文素质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培养出具有健全的精神、独立的个性、完善的人格、强烈的责任感和富于创造力的新人。它的核心是人文精神,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重视,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价值,渗透于各学科之内,萦绕于各门学科之间,表现在社会交往之中,在纯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也不无它的存在。因此,人文素质教育应该让学生真正理解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之间的深刻贯通与渗透关系,以提高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本我与自我关系、人己关系、物我关系的能力为目的,指导学生的行为朝着合人道、合规律、合人类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
2.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追溯中国古代教育史,可以看到书法教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汉字的书写表达,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古代的教育把书法列为六艺之一,是学生的必修课程,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早在汉代就出现了高等书法教育;魏晋时期,书法被称为书道,这说明书法被提到了一个与宇宙并列的地位;到了唐代,书法教育达到鼎盛时期,国子监等高等学府以及贞观元年贵胄学校宏文馆中都开设了书法课程,以书法大师虞世南、欧阳询为老师,传授楷书法(《唐六典》卷八);直至明末清初,书法教育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古代包括科举考试在内的各类考试中,书法水平也是成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古代重视习书练字,书法学习不仅成为社会风尚,书法水平也成为文化素养的重要衡量标准。可见,书法教育跻身高等学府教育是有历史渊源的。毫无疑问,书法教育对提高人的素质具有特殊的、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3.书法教育的人文素质教育内涵
大专院校开设书法课程已有20多年的历史,从20世纪80年代初复旦大学等院校率先开设书法课以来,中国美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院校相继设立了书法系和书法研究所,培养了一批书法学士、书法硕士、书法博士等高级书法人才。全国大专院校非书法专业开设书法课的就更为普遍。
高职院校办学的基本宗旨是培养国家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要求学生基础理论知识适度够用,应用能力较强,综合素质较高。在外语和计算机知识普遍推行的今天,加强高职学生书法教育对贯彻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弘扬传统文化乃至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书法教育是从书法的使用功能、艺术审美特性、美育教育等方面开展的。如今,书法教育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写字和书法本身,而延伸到了学生意志品格的培养、高尚情操的陶冶、知识水平的提升、文化视野的拓展等诸多方面。对于高职学生来说,书法教育是一种综合素质教育,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素质教育内容。
(1)书法教育首先是人品素质教育
清末书法家杨守敬认为,学习书法要品高。“品高”即品德高尚。书法家的艺术创作是超绝还是流俗,归根结底取决于书法家品德的高下。综观书法史,人书俱佳者皆为后世推崇,但书品较高而人品有污者则常为人们所不屑或鄙视。
颜真卿是被历代传颂的人书俱高的大家,其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有口皆碑。他的谨严守法、大气磅礴、雄浑庄重的楷书很好地体现了儒学精神的阳刚之美,他刚直的个性、敢犯颜直谏的正直品德更为人们所敬慕,他为国效力、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正是儒家风范的写照。郑板桥的书品人品备受后人推崇,“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诗句正是其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的高贵人品的写照。他在引退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不用自己的书画逢迎和讨好达官贵人、富商巨贾,而是专门慰藉平民百姓,他“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的创作宗旨,表现了可贵的人格操守。书法史上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而人们对赵孟的人品、书品则多有批评,对蔡京亦是如此。《临池心解》对蔡京的评价就能说明问题:“世称宋人书,必举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京书姿媚,何尝不可传?后人恶其为人,斥去之,而进端明于东坡、山谷、元章之列。”还有清末大臣郑孝胥、民国时期的大汉奸,尽管他们都有一手好书法,但人们往往嗤之以鼻。人品之于书品,可谓重要!
汉字是表意文字,是世界上最富有艺术性的文字,书法更是将文字的艺术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书法跻身于世界艺术之林,影响深广久远。书法教育中的人品教育内涵具体表现为书法教育能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意识。
书法教育能培养、磨砺学生坚忍不拔的意志。汉代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唐太宗夜半秉烛学习《兰亭序》;智永闭门习书数十年,积累了很多磨损的废笔头,埋之成冢,谓之“退笔冢”;怀素练笔则种芭蕉万余株,与蕉叶共挥洒。正是凭着这种锲而不舍、不断进取的精神,这些人终成书法大家。
书法教育还能端正人的思想行为。我国传统的书法教育强调“心正笔正”,把用笔习惯和技能的掌握跟人的思想修养联系起来,要求“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要以修养心性为上,做到澄怀静思,虚空淡泊,排除杂念,专心致志。这样坚持长久,其心中必定无种种私利杂念,进而能够培养宽容大度、以诚待人、与他人和谐相处的作风。
总之,书法教育有着极其丰富的人格品行教育功能。
(2)书法教育具有文化素质和能力教育的功能
书法知识博大精深,哪怕是基础书法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书法联系较密切的有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文字学等学科,书法教育是能力素质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如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等。书法教育还是一种审美素质教育。当学生的心灵经过了书法作品美的浸润和熏陶之后,他们就能够形成分辨力和审美能力,从而很敏捷地区分真假、善恶、美丑,赞赏真、善、美,唾弃假、恶、丑,他们的品格也会变得高尚。
(3)书法教育蕴涵着心理素质教育
王羲之写《兰亭序》,抒发的是喜悦的情感;颜真卿书《祭侄文稿》,排遣的是愤怒的情感;张旭作《肚痛帖》,表现的是疼痛的情感。如同其他艺术一样,当学生情感郁积甚深的时候,就可以借助书法艺术的手段,或通过欣赏相应的作品,使自己的情感得到释放,或通过书法创作,进入纯净、高尚、忘我的艺术境界之中,实现心灵的自由和解放。
从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书法教育蕴涵着强烈的人文素质教育因素。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书法教育发挥过重要作用,在现代社会,它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书法教育是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构成部分
1.高职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为全面了解高职学生基本人文素质状况,我们曾先后对某高校在校一年级和二年级的8300名学生进行人文素质状况调查。接受调查的学生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占79%、家庭经济状况中等和贫困的占86%、父母从事个体劳动的占67%。这些基本情况说明,被调查学生接受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条件并不好。在调查统计中,有70%的学生比较或非常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但是,学生在人文知识方面的欠缺也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文化素养普遍偏低、人文知识相对欠缺、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等方面。因此,高职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已显而易见。
世界各国在人才方面的竞争、现代化高新技术发展的特点、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等,也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强人文素质教育。
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提高人文素质,是高职院校教育改革的关键内容,也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目前,高职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强调,“全面加强和改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坚持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的统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统一、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加强美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这从政策层面上规范了人文素养教育在教育中的地位。国家领导人及有关专家学者都在不同场合强调过教育中的人文素养问题。这些都为高职院校确立了专业技术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的发展方向。
从高职院校自身看,绝大部分高职院校对人文素质教育高度重视,在人、财、物方面加大投入,为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高职院校的学生也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有对人文素质、人文精神的仰慕、渴望与追求。许多高职院校已经开始探索人文素质教育的途径与方法,不少学校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高职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书法教育与其他课程尤其是人文课程一起,已经承担起人文素质教育的历史使命,成为高职院校提高学生素质、弘扬中华文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
2.对高职院校书法教育定位的思考
高职院校的书法教育必须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的目标进行,高职院校书法教育的目标不同于书法专业的目标,不是为了培养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及技法研究者,实用技能是第一位的。但是不能将高职书法教育仅仅定位于实用技能的较浅层次上,否则,书法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内涵和功能就得不到充分发挥,也就失去了大学教育的特征。同样,也不能一味地追求书法的审美功能,否则,就脱离了高职院校办学的宗旨。这里就有一个切合点问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集中体现在培养高级实用型专门人才这一点上,这就对技能素质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于艺术性和理论性的探求能力则不能要求太高。笔者认为,书法课以实用技能为主,兼顾知识性和美育,使学生通过书法学习提高水平,并受到美的陶冶,这才是高职院校书法教育应该达到的目标。
据以上分析,可以将高职院校书法教育教学定位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书法的使用功能。文字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是交流的手段,工作、学习、生活、社交等一切社会活动都离不开文字的书写。而书法的使用则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达到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为彰显自身较高的素质和展示自己良好的精神风貌服务。
其次,从高职院校的实际开课效果看,可以侧重于硬笔书法课,附以毛笔书法的练习。在引导学生掌握汉字的基本书写方法的基础上,力争达到书写重心平稳、搭配合理、用笔流畅、书写规范、结构美观,以满足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要求。教师要充分调动教学手段,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在书写技能上狠下工夫,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学生的书写技能。同时,还要结合传统书法理论基本知识,简要介绍相关知识,如中国传统书法的产生、发展、流派、名家、传统碑帖及章法等基本知识,使学生掌握一些毛笔书法的基本技法。在对学生进行书法教育的同时,带领学生欣赏古今优秀碑帖、作品,对学生进行以陶冶情操为目的的美学教育,以提高学生的书法审美能力和欣赏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参考文献:
[1]蔡祥麟.书法艺术三题[J].中国书画,2009,(5).
[2]于唯德.书法教学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潜在价值研究[J].艺术教育,2007,(7).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书院；人文教育；学规；科举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大学将进入社会的中心，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运作，这使得大学的功利趋向愈来愈明显，直接影响到大学人文教育的实施，甚至因过分强调科学教育，使得大学沦为职业培训机构，这既不利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不符合大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人文教育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主要特点，并形成了实施人文教育的较为完备的制度，挖掘古代书院人文教育的理论是构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理论的重要基础。本文主要从探讨儒家人文精神出发，对书院人文教育进行分析，力图管窥书院人文教育的一斑，以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理论建设提供些许借鉴。
一
北宋以降，书院逐渐发展成为传承、创新和普及儒家学说的重要机构，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发展中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说，书院是儒家文化传播、创新和普及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儒家精神的有力践履者。
儒学是以人为本位的学说，主要表现为在对人的价值和人格肯定的同时，也强调人应该具备社会责任心，并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前后依存的关系，即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之道”，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格物”、“致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境界。在此基础上，儒家学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即所谓的“外王”。这种由内圣走向外王的思想，即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换言之，儒家人文精神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其一，士人通过忠实践履儒家的道德规范，并将其内化为自身人格、价值的追求方面，使个体道德达到完善的境界。其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理想在于将儒家的道德要求付诸实践，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儒家将这种人文精神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使中国古代教育呈现出典型的人文特色。书院教育不仅将以道德养成为核心的人文教育摆在首要位置，而且按照儒家的理想来设计人才培养模式，使其人文精神得到贯彻落实。
作为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创建、修复并讲学于多所书院，在长期的书院教学生涯中，朱熹将培养书院生徒的道德品质作为首要任务，他在《白鹿书院揭示》中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在朱熹的设想中，道德养成被视为人才模式的核心，他说：“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务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者。”他的这一人才模式的基本内涵与儒家道德所信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是完全吻合的，道德培养被提高到首要地位。
不惟朱熹如此，几乎所有的书院大师都强调儒家人文精神在教育活动中的绝对地位。长期主讲南宋长沙岳麓、城南二书院的著名学者张拭则认为书院应该“传道而济斯民”，将以儒家道德为核心的“道”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为学之路虽然与朱、张二人明显不同，但在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上，却是与二人一致的，对书院人才培养的首要标准也是“明人伦”。在(增修万松书院记)中他指出：“今书院之设……士之来集于此者……而进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人从而趋之也。是必有进于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圣贤之学也。”而“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所谓“明伦”就是要精通儒家的伦理道德，并将其内化为信念，进而外化为行为准则。此外，王阳明还将书院的道德教育与自己的学术主张结合起来，认为书院教育应启发良知、培养圣人，即所谓的“致良知”。
尽管明清代大多数书院是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但书院仍然重视人文精神的灌输，强调良好的道德素养和扎实的儒学功底是科举应试的前提条件。道光中叶，主讲庐州泾川书院的著名汉学家胡培晕认为：“国家设立书院造就人才，原欲其讲明修己治人之道，备他日任使，非徒以膏火月廪周其空乏，亦并非望其博取科第为一身之荣已也。”许完寅认为当时书院教学的主要弊端是“聚诸生课文词，为科举而已”。尽管他也承认“当今之世，士之起于乡也以科举，势不得不专于文词”，但他还是认为片面追求科举文词会妨碍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说：“然而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所至，其有道德而能文词者如彼也，其文词当于理而进于道者又如此也。夫何有今昔之异哉?”因此，他要求桐乡书院的生徒通过潜心学习儒家经典，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他说：“吾愿吾乡之士，讲习于其中，无诱乎功名名利而存苟简之心，相与究孔孟之遗，为修己治人之大，勇于自立，而以积久持之，待其学之成履之为德性，发之为文章，举而用之为丰功伟业，斯所谓人材于此出，斯所谓造士于此始矣。”嵩阳书院的执掌者耿介也认为从事举业的生徒要重视“有本之学”的学习，他说：“今日论学，不必烦为之辞，即于举业加一行字，使修其辞为有德之言见诸用，为有本之学。”
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书院对人文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甚至沦为科举附庸的书院对人文教育相当不重视，但人文教育贯穿于书院千余年的发展始终，成为其区别于中国古代其他教育机构的显著特征。
二
由于人文教育在要求生徒掌握儒家经典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将儒家人文精神内化为道德品格，因此不但要求书院重视教学环节的人文精神培养，而且将人文教育渗透到其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既体现在学规之类的制度化文件中，也从书院内部环境的创设、祭祀等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来。
学规是规定书院的办学宗旨、办学目的、教学内容及其学习方法等方面内容的制度性文件，书院的人文教育也在学规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朱熹所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书院学规，不仅为历代书院所采用，而且还成为南宋中后期以来官办教育机构的规范性文件之一。《白鹿书院揭示》将儒家的道德规范作为书院办学指导方针，首先就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获得这些道德规范，《揭示》认为掌握儒家经书是关键，朱熹说：“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为此，他提出了“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从这个“为学之序”来看，朱熹要求生徒学习儒家经典的最终落脚点就在于笃行上，即将道德规范转化为行为实践。在朱熹看来，行为实践更多地会表现在日常行为中，他说：“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为此，《白鹿书院揭示》对生徒的日常行为规范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在修身方面，要求生徒“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在处事方面，要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接物方面，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达到学规中的各项要求，朱熹强调自我主观努力的作用，他说：“则夫规矩禁防，岂待他人设之后有持循哉?”与此同时，他认为学规还有警示作用，对于生徒的道德教育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指示生徒严格遵守这一学规，“诸君其相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白鹿书院揭示》不但规定了人文教育在书院教育中的地位，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与《白鹿书院揭示》强调主观自觉性不同，在同为南宋著名学者的吕祖谦为丽泽书院制定的《规约》中，则强调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在人文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在道德教育方面，《规约》主张建立书院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将社会舆论作为人文教育的重要手段。他认为生徒违反道德准则之后，要先对其进行劝勉。如果劝勉无效，则要对其进行严厉的谴责。如果谴责仍然无效，则需要公之于众，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来促使其悔过。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生徒，书院应当开除其学籍。为使人文教育落到实处，《规约》要求生徒使用日记簿，将每天所学的内容和疑问记录下来，“肄业当常有，日纪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如遇有干辍业，亦书于簿”。等到生徒聚会探讨学术时，各自提出自己有关于经书的疑问，互相商榷。对懒惰不愿意写日记的生徒，应当“共摈之”。我们认为朱熹和吕祖谦的学规在开展人文教育方面，各有特点，朱熹重视生徒的道德自觉性的培养，而吕祖谦则重视舆论的监督与强制作用。
尽管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书院利用学规开展以儒家道德伦理为核心的人文教育的传统为后世所继承，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使书院的人文教育在强调道德自觉和舆论强制方面走了调和的路线。
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现仍刊在岳麓书院讲堂东墙之上。这一学规延续了书院重视人文教育的传统，从孝、忠、庄、俭、和、悌、义等方面对生徒作出了严格的要求，学规的前半部分为：“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不但保持了历代学规对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严格要求的传统，它还将儒家道德伦理规范贯穿于日常行为中，力图使生徒养成良好的素养和人格形象。因此，这一学规使书院的人文教育更加易于落实，也使得书院人文教育效果更易于考核。
除学规之外，书院人文教育实施的方式还有很多，如书院内部环节的创设与祭祀是最为典型的。书院建筑的总体布局是遵循儒家纲常伦理的，内部环境的布置也时刻彰显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采取类似潜在课程的方式实施人文教育。如岳麓书院讲堂的布置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讲堂东、西两墙上嵌有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和清代山长欧阳正焕手书的“整、齐、严、肃”八个大字，集中体现了岳麓书院的院风和人文教育传统。这种布置使书院生徒置身于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氛围之中，时刻警醒他们保持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体悟和追求。
书院祭祀也是实施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书院祭祀是中国古代庙学体制的延伸，并结合书院的需要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除与官学同样将孔子等先圣、先师、先贤作为祭祀对象之外，书院还供奉本院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以及与本院息息相关的人物，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彰显本院的学派学风和旨趣，另一方面意在将这些人树立为本院生徒，甚至成为书院所在地的道德和学术的榜样。通过开展祭祀礼仪，向生徒与地方民众传达书院的道德与学术追求，使生徒与地方民众受到儒家人文精神的浸染。
这些实施人文教化的方式多是重在对于人文教育的第一个层面——完善自我道德修养的要求，而对于第二个层面——治国、平天下的方面则显得相对忽略。这与儒家认为道德修养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的思想是一致的，加之书院作为教育机构，强调个体道德教育亦在情理之中。
三
尽管如此，书院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生徒参与社会政治的实际运作也是相当重视的，这使得书院人文教育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书院不是修道院，不以培养清心寡欲的儒学教徒为目标；书院亦不是纯粹的文官训练营，不以培养追名逐利为终生目标的势利之徒为任务。书院教育应该通过完善生徒道德，进而实现全社会道德的完善，以此充分体现出儒家所要求的人文精神。
为此，书院学者们往往将这种人文追求与社会政治、日常人伦结合在一起。而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下，科举是几乎将儒家经典知识权力化的唯一制度，也是士人将文化话语权转化为政治话语权的必经之途，书院与社会政治的结合往往表现为对科举仕进的追求。因而，为实现个体道德完善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都将道德教育与应试教育统一起来，目的在于培养“德业”与“举业”并重的人才。书院大师们认为士人必须在研习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内化为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崇高的品格，而不是片面追求科举之学，即所谓立志。朱熹说：“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明代王阳明的高足王畿亦持基本相同的观点，认为“举业”与“德业”并不是对立的双方，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他说：“是非举业能累人，人自累于举业耳。举业、德业原非两事……其于举业不惟无妨，且位有助；不惟有助，即举业为德业，不离日用证圣功，合一之道也。”
此外，不少书院的创建者或修复者则进一步认为生徒努力学习“有本之学”，不仅能提高自身素质，而且还能提高科举及第的机率。广西洛江书院要求生徒全面研习《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将学习心得付诸实践。这样不但自然会形成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而且还能在场屋竞争中稳操胜券。饶拱辰创建巴东信陵书院以后，反对书院生徒“惟是习文艺、取科第为富贵资”，注重在讲明义理和提高自身修养上下工夫，使自己成为学问淹通、修身慎行的君子，这样能使“其文艺必能卓然自树立于流俗之外”，在科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机率自然也更大，即使“不得科第，亦能为乡党所倚赖而矜式”。
书院教育的这种转变，使得科举应试知识与人文教育结合在一起，成为实施人文教育的主要资源了。乾隆五年(1740年)制定的台湾(海东书院学规)云：“‘六经’为学问根源。士不通经，则不明理。而史以记事。历代兴衰治乱之迹柢，亦胥在焉。舍经史而不务，虽诵时文千百篇，不足济事。”以科举考试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与人文教育结合起来，将人文教育寓于科举应试教育之中，应该说这是书院科举化背景下，书院人文教育的一种自我调适，以适应生徒普遍读书应举的要求。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4篇
1大学生人文素质缺失的主要表现
1.1功利意识强烈，淡漠人生的根本问题
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是提高人的文化修养、理论修养、道德修养，就是要教会学生怎样做人，用优秀人文来武装头脑，对陶冶大学生的身心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是，现实中当代大学生重视理论修养而不重视道德修养，他们将掌握精深的专业知识作为在大学里学习的目标，对人生的意义不屑一顾。大学校园里现在充斥着不同程度的功利主义倾向，比起提升思想和道德修养，他们更关心吃穿住行好不好，费尽心思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拿奖学金，参加学生团体仅仅是为了从中获得福利，大学忙于各种考证为了将来能够找一个好工作，很少有关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倘若这样发展下去，学生醉心眼前利益而无视个人修养的长期提高，个人综合素质里面将存在一块严重的短板，那不仅是科学教育的失败，更是人类的一大不幸。
1.2损人利己，道德和诚信滑坡
事实上，社会对大学生的不满，已由一般的书呆子印象，认为大学生只会空谈理论，适应现实的能力差，已日渐聚焦在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上，大学生道德和诚信滑坡的问题。尽管国家现在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但是从当前一个短期的背景来看，大学生还是以独生子女居多，受家庭成长背景的影响，他们中不少自我思想严重，不道德不文明的现象增多，其中还有不少奉行着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为社会所诟病。有的学生借完图书不归还，不爱护书刊资料，在书刊上乱涂乱画。有的学生上完厕所不冲洗，随手乱扔垃圾，网上曝光的史上最脏寝室，已熏走只剩下一个人实在让人唏嘘不已。尤其是考试舞弊现象，每年考试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屡禁不止，经过媒体的报道和互联网的传播，使得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日益提上议程。还有借贷不还，学术抄袭，履历作假，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3重专业，轻人文，文化素养低
有些学生重视专业的学习，他们花了大功夫在专业的培养上，不广泛涉猎，造成知识面狭窄。他们认为只要把专业知识过硬，拿到一系列证书，即可适应社会的要求，因此不重视人文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导致综合素质不高，事实上适应社会的能力也较差。一部分理工生整天埋头实验室，毕业之后工作起来呆头呆脑，文字能力低，表达能力弱。一些中文系的学生文辞学习了不少，可是实际中不会运用，不会写应用文。很多英语过了六级，还获得过英语竞赛名次的学生，在面试时连自我介绍都说不好。另外，现在的大学生面对人文素养的培养，失去了信心，理科生崇尚科技，认为只要做出能够让他人认可的成果即可成功，而文科大学生面对这种价值氛围，也失去了学习的动了，吃喝玩乐、谈恋爱、昼夜上网。这样的大学生必然空虚和无奈，难免会喊出大学生活的空虚和困惑。
2大学生人文素质缺失的主要原因
2.1人文教育缺失
从我国人文学科教育的发展历史来看，我国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非常重视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出了一批具备优良人文素质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是自我国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人文学科被削弱，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人文学科的发展一直处于低谷的状态。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我国曾实施过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政策，重理轻文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埋下了祸根。而且，我国曾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这对于补充专业人才的不足发挥着积极作用，可是造成大学生所学专业过于狭窄，技能单一，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需要。直至今日，受计划经济影响，我国高等院校在专业、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上均存在着许多不足，这也从客观环境上造成了大学生在人文素质上的种种缺陷。
从历史教育来看，也相当匮乏。我国是灿烂的文明古国，拥有上下五千年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比拟的历史，然而从现实来看，国家不重视，这些年邻国将我国的传统文化申遗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对学生的历史教育上，也不断地削弱。中国历史课程很少，很多学校都将历史教育视为完成教育部所规定的硬性指标，在占主流的学科教育中给予历史教育以分支的地位。因为从直观上，历史教育提高不了升学率，提高不了学生的成绩。由于各种原因，历史题材的电影、小说、电视剧反而在学生群体中大行其道，然而其多少带有戏说历史迎合公众噱头的动机，是无法提高学生对待历史的认知的。跟我国截然相反的是，美国建国短短几百年历史，他们对于自己国民历史的教育极为重视。一些外国朋友在评价中国留学生的时候说，他们英语掌握得很好，对美国文化也有一定了解，可是不太了解长城，不太了解黄河。以史为鉴，可以正衣冠，加强历史教育不仅仅是出于提高人文素质的需要，也是陶冶爱国情操的一个重要方面。
2.2思想道德教育缺失且行政化
缺乏诚信教育。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一种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又是一种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所谓诚信教育，就是以诚为本的教育，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对自身、对学生、家长和社会，对科学、学问等所有教育的主客体均实事求是、讲求信誉和信用的教育。对大学生开展诚信教育，是大学生个人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社会、国家、发展的需要。然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诚信水平的提高。在大学里，考试作弊、学术抄袭、履历作假、借贷不还、拖延学费等诚信缺失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经过媒体的报道和互联网平台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公众对于大学生诚信问题的巨大担忧。究其原因，很多高校还是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应试教育倾向，对于学生的考察只是基于成绩、考试通过率、等级通过率等硬指标的考察，而忽视了诚信、道德等软指标的考察。现在中国高校普遍奉行的机制是严进宽出，他们录取的条件往往严格，学生毕业的条件又往往宽松。高校缺乏有效的学生诚信评价的机制，以及缺少相应的约束机制，没有约束，也助长了大学生诚信缺失现象的扩展和蔓延。
大学生刘海洋泼熊、马加爵杀人已经不是简单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问题，更为关键的是背后的人文教育缺失问题。然而，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模式具有显著的政治化和泛道德化倾向。中国古代的人文教育，强调克己复礼，这种道德教育不是重视人，而是忽视人，人作为社会人是维护统治的一部分，在整个体系中人的价值是无足轻重的。这样，在社会教育中，人文教育那一部分被抹去，政治运动的影响在扩大。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道德教育的政治化倾向依旧十分明显。我们经历了国共内战的创伤，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浩劫，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首要的便是思想的统一，因此政治化倾向被带入到教育中来。这便导致了一个误区，即将人文精神教育和道德教育等同，将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等同，由此将人文精神教育的任务交托给政治教育完成，这不可能达到教育真正教书育人的效果。刘海洋和马加爵相信从小到大受过不少的政治教育，可是人文教育的缺失正是导致他们悲剧更深层次的原因。
3高校图书馆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发挥的作用
3.1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具有益德功能
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曾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物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众所周知，知识对于一个人性格的养成，对于一个人人文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正如苏格拉底说知识即道德，知识的积累可以促进道德的提升，人类若想发展道德文明，总仰于知识的发展，道德的落后往往也会导致知识上的愚昧和不思进取。高校图书馆便是这样一个平台，它作为文献情报信息的集散中心，被人类称为知识宝库。对于大学生而言，走进高校图书馆是他们获取知识的必由之路，也是获得道德修养提升的极佳路径。书中的世界千奇百怪，书中的世界无奇不有，大学生也许人生阅历不够，但能够通过阅读书籍获得一定的补充。大学生通过阅读经济、政治、文学、哲学、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优秀书籍，可以被书中积极的内容和思想所感染，并且在日常的行为处事中潜移默化，做一个大写的人，不断鞭策自己，提高自己。简而言之，高校图书馆具有显著的益德功能。
3.2良好环境有助于人才培养
孟母三迁也论证了环境的重要性，良好的环境能够起到潜移默化教育人的效果，从而近朱者赤，可以提升整体的素养修养水平。高校图书馆一般拥有较为悠久的历史，有些富有特色和独特人文情怀的图书馆甚至成为了一所学校的标志，这也就是一些学者在评价一个学校的教学质量的时候会把图书馆建设考虑进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图书馆可以利用其浓厚的文化氛围提供先进的阅览设施，设置各种画栏和标语牌，美化馆内环境，不仅使读者感到舒适，也能在细微末节之处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图书馆良好的学习环境为高校品德教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将有助于人才的培养。
3.3馆员躬行的表率作用
人们在评价一个图书馆时，除了图书馆本身的设置和功能外，它的极重要的一个组成要素人，也会显得十分重要。所谓躬行，即亲自实行，身教。图书馆员每天与大学生朝夕相处，他们的言谈举止和价值理念久而久之也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馆员在为学生服务的过程中，像园丁哺育幼苗一样辛勤地劳作，树立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宗旨。他们急读者之所急，想读者之所想，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者。这种极强的工作责任感和默默奉献的精神，传达给学生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为大学生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树立良好的典范。馆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老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众人，他们身教而不是言传，担负着服务育人、培养人才的高尚使命。在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时候，利用图书馆员的职业特点，通过模范和先进典型使得在潜移默化中大学生人文素养走向上一个台阶。
3.4开展各种读书和志愿活动，在实践中贯彻道德理念
高校图书馆拥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可以依托其资源优势开展馆藏文化教育，开展多姿多彩的各具特色的读书活动，比如文化讲座、读书会、报告会、征文比赛、活动专题，给大学生创造一个自由交流和学习的平台，这有利于他们增长知识，陶冶情操。高校图书馆基本不具有功利性，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可以自由组合，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既能够锻炼能力，又能够聆听他人的声音，能够引导大学生在知识上做一个学识更涵养，在做人上更谦虚笃行的人。此外，还可以开展各种志愿活动。图书馆的德育功能不同于大学课堂，具有较少的说理性和更多的实践性。在国外的大学图书馆里，大学生志愿者基本随处可见，承担着上架、整理图书、修补图书等繁重的工作。这不仅能够缓解图书馆馆员不足的压力，还能增强大学生对图书馆的了解，减轻家庭贫困学生的经济压力。在我国，许多高校图书馆里也可以看到大学生志愿者的身影，不仅可以增强图书馆和读者的沟通，还能够提供给大学生一个道德实践的机会，培养自觉爱护图书、爱护图书馆的意识，这种知行合一的教育方式，对学生的影响要比单纯的说教深刻地多。
4高校图书馆利用现状
4.1学生信息素质普遍偏低，利用图书馆的意识及水平不高
高校图书馆的最大受益群体是学生，可是学生使用图书馆的自觉性不强，造成图书馆利用率低。在现实中可以看到，很多学生去图书馆是出于考试或者课程论文的压力下被迫使用图书馆查找文献，而并非主动使用图书资源来充实自身。这就导致了图书馆的使用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平时资源的使用没有压力，到了某一个阶段学生需求扎堆，甚至造成资源短缺。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把图书馆作为自习的天地，将图书馆与自习室等同了，这不仅没有发挥图书馆应当发挥的功能，还严重地挤占了资源，本来想好好看书的学生没有空间提供。即便学生有主动利用图书馆的意识，由于入馆教育的不足以及学生获取图书资源能力的不足，导致盲目浏览，不仅效率极低，而且无法达到目标，导致图书资源的价值大打折扣。与我国相反的是，在美国，信息教育已成为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克林顿总统上台的时候，提出了一个使美国学生12岁就能上网，通过互联网寻找自己所需要资料的目标。可见美国政府相当重视信息教育，结果是培养出了一批有较高信息素质的人才。我国要想提升教育水平和质量，必须加大大学生信息素质教育的力度。
4.2图书馆馆员的服务意识和业务水平不够强
之前提过馆员对发挥图书馆教育作用的重要性了，馆员是图书馆的重要组成细胞，直接参与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馆员的素质也会影响到大学生的素质。可是图书馆的工作性质决定了馆员不仅每天必须面对繁重的工作量，还得忍受背后默默无闻的辛苦，再加上图书馆地位现在普遍不高，导致馆员的上进心和积极心受挫，直接表现在馆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高和服务态度傲慢。馆员和学生产生隔阂，馆员也会与图书馆产生隔阂，但是大家又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其中便会产生不少的矛盾。其次，很多高校的图书馆员并非专业出身，而是从其他岗位转入图书馆工作，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都有待考量。图书馆馆员安于现状以及消极工作都会导致图书馆的功能不能按照预期实现。
4.3图书经费投入不足，文献供给不足与学生需求增多之间的矛盾加剧
高校图书馆普遍存在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随着高校办学规模的扩大，学校师生对于图书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是基础的硬件设施跟不上需求增长的步伐。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推行高等教育大众化战略，各高校相继扩招，学生人数迅速增多，对图书馆文献资源的需求增加，文献供给不足。其次，图书馆每年购书经费紧张，资金投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书刊价格的增长速度，导致基础图书的供给紧张，满足不了学生的需求。据有关学者对高校学生的调查问卷显示，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图书馆的图书陈旧，不能满足个人需求。在资金较为有限的情况下，图书的采购偶尔也会出现不慎重的情况，出现一些死书和重书，不仅浪费了本来较有限的经费，还降低了图书资源的利用率。
4.4图书馆宣传力度不够，效果不显著
许多学生只是把图书馆当作是学习的另外一个安静的场所，没有主动利用图书馆的文献资源，除了本身的思想素质不高以外，还和外部环境有着一定的关系，客观上表明图书馆的教育宣传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很多大学在新生开学的时候都会进行入馆教育，可是在时间有限和形式简单的情况下，入馆教育往往流于形式，甚至被当成一项例行公事来执行，没有从学生的有效需求出发，使得大学生认识到图书馆资源的有用性。图书馆的价值和意义被忽视，自然会导致利用率不高。在信息社会，学生使用互联网越来越多，电子图书资源重要性越来越大。可是，由于教育宣传力度的不够，很多学生不知道电子文献的重要性和获取方法，这使得学校花费宝贵资金购买来的电子图书资源出于闲置的状态，客观上对学校和学生都会造成损失。
5高校图书馆如何更好发挥在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5.1优化馆藏资源，进行素质教育
馆藏资源可以分为传统纸质文献资源和电子文献资源。高校图书馆的传统文献资源是承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物质载体，具有明显的益德功能。传统纸质文献资源的质量也有优劣之分，其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效果。因此，高校图书馆有必要加强传统文献资源建设，优化资源结构，给及大学生以良好和正面的指导。高校图书馆要想加强传统文献资源建设，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在采购图书时要严格把关，甄选有思想、有深度的优秀书刊，剔除低级趣味，宣扬社会负能量的书籍。图书馆要加大此类优秀书刊在文献中的比重，发挥它们在人文素质教育中的功能。其次，高校图书馆要摆脱重科技轻人文和重专业教育轻素质教育的理念，改善传统文献的藏书结构，除了必要的专业书籍外，要加强哲学、史学、社会学、文学等人文社科类书籍的补充，提高文献品位，使大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本专业以外的书籍，广泛地涉猎，不仅仅是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的需要，也是提升个人人文素养的有效途径。最后，高校图书馆要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建立地方经济文库、地方历史文库等特色馆藏，增强他们对所处地区人文的了解，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除了传统纸质文献教育，也可以利用电子阅览室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电子阅览室基于网络平台，把不同载体、不同地理位置的信息资源用数字技术存储提供给读者使用。学生可不受时空限制，通过数字信息传递，获取自己需要的文献。电子阅览室可以培养学生提高人文素质，引导学生进入一些文化教育的网站，推荐给他们高品位人文的站点，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网络意识，提高辨别不同良莠信息的眼里，通过网上的资源认清社会现象，帮助自我提高。电子阅览室的建设涉及到很多方面，需要政府、高校、网络提供商、信息技术企业各方面的支持。由于资金等其他方面的差异，中东西部发展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在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化建设上，也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中西部的高校图书馆要特别加强这方面的重视和工作，加快图书馆的信息化建设。
5.2重视馆员队伍建设，提高馆员素质
馆员是图书馆工作和服务的直接参与者，也是图书馆发挥人文素质教育作用的重要资源。图书馆馆员的地位和作用应当引起重视，高校图书馆的馆员与公共图书馆的馆员有着显著的区别，前者接触的是具有相当知识文化的教职工和大学生，高校图书馆馆员与大学生的关系，准确来说，应是教育上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图书馆馆员能够通过切身的活动，感染大学生的进行，尽忠职守的馆员能够给大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榜样作用，指引他们向上。然而现实中，前文已经提到，图书馆员的地位以及自身的素质问题，急需要得到改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馆员要树立服务育人的理念。世界观指导方法论，任何时候不能忽视理论的学习和观念的更新。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绝非一日之功，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里，无论是馆长还是馆员都要意识到，在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图书馆应责无旁贷，馆员要树立服务育人的理论，以学生为本，真正把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其次，要在馆员的管理中引入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没有激励，自然没有动力。若是对馆员没有约束的话，势必导致其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成为一个庞大的惰性集团。通过引入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使得馆员主动去适应社会对他们的要求，培养出一批业务能力强、整体素质高，懂得在平凡小事中贯彻人文素质教育的新型馆员队伍。只有图书馆馆员自身恪尽职守，才能对大学生起到正面的辐射作用。最后，加强馆员培训，提高馆员业务能力。社会对馆员的要求不是一成不变的，馆员为了适应社会对他们的需要，需要通过培训，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注重知识的更新和素质的提高。新时期高校图书馆馆员除了能够熟悉各种检索工具的使用方法，还要具备相关学科知识，这样在给大学生介绍图书的时候才会更具有针对性和专业性。
5.3开展丰富多彩的人文情怀教育活动
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优秀的图书以其深邃的思想和丰富的内涵不仅能够开阔人的眼界，还能成为其成长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陶冶高尚的情操，指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高校图书馆依托其独有的图书资源，可以开展各种读书活动，搭建读者交流思想的平台。高校图书馆可以结合本馆的特色和地区文化，经常组织一些学术讲座、读书报告会、书画展览、文化沙龙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引导他们的人文素养更深层次的提高。除了理论教育之外，图书馆作为一个特殊的机构还可以组织读者参加图书馆志愿活动，是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加深对社会的认识，将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引导他们承担责任和义务。学生管理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读者又是管理员，他们来自于学生，因而最懂学生的想法，也具有一般学生对于阅读和图书馆的认知和想法。他们的存在加强了图书馆和学生的联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古代书院；以德育人；教育理念；人文精神
随着宋代书院的隆兴，中国古代教育进入一个空前的大发展时期，出现了官学、书院发展的鼎立之势，与此相伴随，新的教育理念、新的“教养之规”、新的教育机制应时并起。其中书院独树一帜的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更是成为了气势磅礴而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教育思潮。
“以德育人”是儒家一贯倡导的教育理念，重视人的道德品性的培养是儒家的传统，自古已然。自从孔子提出“仁者，人也”而以道德属性定义人之后，儒家都把道德品性看作是人的本质，所谓立人、树人、教人归根到底即是培养和塑造人的道德人格和品性。孟子以为夏、商、周“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瞻文“乐上”》)。这就是说，“三代”设教立学无非是以人伦道德教化人，亦即是以人伦道德塑造人的道德人格。汉代大儒董仲舒明确指出：“古之王者明于此，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书·董仲舒传))类似于董仲舒把人伦道德置于学校教育的中心，唐代儒者孔颖达亦曾提及。他说：“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学不可。”(《礼记正义·学记第十八》)古代学者以为，教即教化，学乃是接受教化。把教育看作是人伦道德的教化，这是古代儒家思想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然而中国古代是以等级特权为其本质的社会，社会关系所有一切几乎都烙上了等级的印记。“学在官府”，教育是一种特权，各类官学的生员都有严格的身份限制，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享受这种特权。在人被等级化的社会，贵族子弟与他们的先辈一样，被认为是先天所注定的高贵，在理论上广为流传的“性三品”说即是对此的概括和肯定，到唐代明确地把人性划分为上、中、下三品，贵族子弟之类被认定是人性的上品，先天注定的高人一等，不存在教化问题，儒家关于必须对人进行道德人格的塑造，对他们是不适应的。质言之，儒家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在享有例外权的官学是行不通和不必要的，或者说被排除在官学之外。正是因为如此，儒家人伦道德教化，严格地说被看作是对下层民众的，所谓教化乃是一种社会教化，并未真正成为古代官学教育所必须实施的教育理念。
古代的以等级特权为本质特征的官学教育，到宋代立国时仍然如此，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并且在科举考试的刺激下，更是深深地烙上了官字号的印记，官学成为了科举的附庸，官学成为了名符其实的“官学”。它对教育带来的危害越来越明显，悖于社会发展的情势，成为教育发展的桎梏和障碍，特别是与宋代起于民间而正在兴起的带有平民化教育组织形式的书院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正如宋代儒学的复兴必须打破佛、道思想统治一样，书院的兴起和发展也必须革除官学弊端，破除官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在时代的催生下，南宋书院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史无首例地对官学批判的热潮，当时的理学家和书院大师都几乎参与了这场批判。其锋芒指向官学教育的种种弊端，涉及到官学教育的方方面面，举其要者言之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官学教育已成为一种“科举之学”，不是立学教人，似乎官学为应付科举考试而设，危害至深。朱熹说：“科举之学，误人知见，坏人心术，其技愈精，其害愈甚。”又说：“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朱文公文集)，卷58)学为科举而学，教为科举而教，官学成为科举的附庸，或者说工具，朱熹认为这不仅培养不出合格的人材，相反的却“坏人心术”，造成了生徒应付科举考试的一种投机取巧的心理。
其二，作育人才神圣的殿堂变成了“声利之场”，学校变成了争名夺利的跳板和阶梯。朱熹说：“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者不过取善其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朱文公文集》卷69)在此追逐名利的驱使下，“师之所以教，弟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本义，而无复先王之意”。虽堂而皇之曰太学，其实“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 (同上，卷73)。受教育者虽“有志于义理者”，希冀得到儒家关于做人的学问和经世致用的真学，但由于太学是“声利之场”，而若无所教，“而无所求于学”。尽管有月季考核的规定，但不但不能促成德行道艺的成长，相反“只以促成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由此朱熹得出结论说：“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朱文公文集》，卷69)学校失去了作育人材的历史使命。毫无疑义，必须进行教育改革。
其三，正因为官学教育成为“科举之学”，成为了“声利之场”，因此，它不是“储材之地”，不是人材的摇篮，而成为了“弃材之地”。事功学派的思想家叶适指出“今之学校，乃为弃材之地”(《叶适集》，卷3)。
类似以上对官学的批判，不只是当时的思想家和书院大师，宋代的重臣和大吏同样也有挞伐，与朱熹同时的朝廷重臣赵汝愚在上皇帝奏疏中对官学的弊病进行了横厉无前的斥责：“中兴以来，建太学于行都，行贡举于诸郡，然奔竟之风胜，而忠信之俗微，亦谁荣辱深沉，不由学校，德行道艺，取决糊名，工雕篆之文，无进修之志，视庠序如传舍，目师路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具文。”(《宋史·选举志》)赵汝愚在此虽也批评了科举考试存在的一些弊病，但主要是批评官学的弊端，他认为宋代虽大兴文教，大力设置官学，然而所热衷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的竞争，甚至为此不择手段，“忠信之俗微”。不仅如此，学校只专于技艺，即谓“工雕篆之文”，对进修之志、道艺德行却漫不经心。正因为如此，学校不象学校，“视庠序如传舍”，神圣的作育人材的殿堂变成了旅店驿站，师生不象师生，“目师像如路人”。自不待言，这样的学校达不到立学教人的目的，因此，同朱熹一样，赵汝愚急盼朝廷整肃。
赵汝愚同时代的兵部侍郎虞俦基于官学之弊，也上疏朝廷说：“窃怪近年州郡之学，往往多就废坏。士子游学，非图啜哺以给朝夕，则假以衣冠以诳言欲，而乡里之自好者，过其门不入。为教授者，则自以为冷官，而不事事。”(《续文献通考》，卷40，《万有文库本》)虞俦在此所指州郡之学多废坏不是单指学校设置衰败，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学校失去了立教育人的本意，生徒们“假衣冠以诳言欲”，不知礼仪，失去了斯文本色，以致洁身自好者，耻于入门。 对此情形，掌教者则不闻不问，自以为自己是不被重视的“冷官”，所以听之任之。学校衰败情形正如南宋学者黄勉斋所针砭：“苟徒资口腹，谋利禄，漫不加意，则既失崇尚教育之旨。”((黄勉斋先生文集·南康军新修白鹿洞书院志)卷5)在宋代有识之士看来，宋代教育已出现了危机，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如何进行改革呢?岳麓书院主教、著名理学家张拭认为，宋代教育虽然弊病丛生，但归根到底是“不悦儒学，争驰功利之未”(《南轩文集》，卷1)。张拭为宋代教育变革指明了方向，要革除宋代教育的弊病，其关键是复兴儒学，质言之即是复兴或者说重新确立儒家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恢复学校已失去的立教育人的本意，使学校真正成为作育人才的神圣殿堂，为塑造道德人格和品性作出示范，使其成为道德教化的辐射源和基地。
如何复兴儒学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呢?儒学的教育理念体现在教育的各个环节，表现在思想和制度双重层面。但办学宗旨和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最能体现儒学的教育理念。因此，复兴儒学最关键的是要使办学宗旨体现儒家的教育理念，正是因为如此，书院几乎普遍地提出了儒学以德育人的办学宗旨，其中尤以享有天下四大书院之誉的岳麓、白鹿洞、睢阳、嵩山书院成为复兴儒学教育理念先锋和榜样。岳麓书院主教张拭在对宋代官学教育弊端进行全面审视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岳麓书院的办学宗旨“侯(刘珙——按)之为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南轩集·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卷10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拭对书院的办学宗旨与官学教育的办学宗旨作了本质上的区别，划清了界线，其区别有三：其一“但为决科利禄计乎?”诚为前述，官学教育是以科举考试和士子进身官场为办学目的，书院教育则对此予以摒弃，提出“传道”而济民，把“明道”和“济民”作为办学宗旨；其二“亦岂使子习为言语之工而已乎?”事实一再表明，官学为了使士子们进身官场营造了一个阶梯和捷径，专于文辞技艺之工，书院教育则不同，它所关注的是生徒们的德行道艺的培养；其三官学把学校变成“声利之场”，而书院则恢复儒家立教育人的本意。如果把以上官学教育与书院教育的区别加以归结，那么这种区别即是教育理念上的区别，书院所坚持的是儒家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而官学所实施的仍然是等级化教育的办学思想，前者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后者则表现为对道德完满性漠视的一种等级特权思想。
把教育变革聚焦在复兴儒家的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宋代的书院大师几乎都如此，与张拭同时并是挚友的朱熹便是突出的代表。朱熹把书院办学宗旨直接地规定为以忠孝道德教育人和培养人。他说：“学校之设，所以教天下为忠为孝也。”(《朱子语类》，卷109)朱熹认为以忠孝教人自古已然，这是儒家的教育传统。首先，他指出自古以来所奉行的是一种“有教无类”的平民化教育，换言之，学校教育并不是为生徒寻找和提供做官的捷径和跳板。“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大小有序，使其民无不入其中而受学焉”(同上)。这就是说，古圣先贤设学立教，为的是民众普遍地受到如何作人以及如何使人在家和国、社会关系中定位的教育。再次，朱熹认为古代教育是人伦道德教育。“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朱熹集》·卷78)。这说明学校教育要秉人性，以道德去开导和劝勉生徒，对生徒全面地灌输人伦道德思想，使其内化为主体的意识，外化为道德实践，行于五伦之间，推之于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一言以蔽之，要形成一种稳定而一贯的道德品性。朱熹认为以上既是学校道德教育的内容，也是先王古圣所设学校的目的。古圣先贤如此，当然接续圣道的儒者便应追踪继轨，更应该如此。所以朱熹紧接着说：“先王学校之官，所以为政事之本，道德之归，然不可以一日废焉者。”(同上)这就是说后继者要牢记古圣先王设学育人的教诲，象古代的“学校教官”一样，把此看作是“政事之本”和“道德之归”，一日不可废焉。
众所周知，办学宗旨决定着办学方向，决定着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因此，书院以德育人办学宗旨的确立，无疑是宋代教育的一项重大改革，它必然带来教育上的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大到教育体制，小到具体的教学环节均有所表现，如形成了书院与官学的双轨教育体制，又如在教学内容上由重视五经转而重视《四书》的教育等等，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教育上涌现了一大批直接而集中体现儒家教育理念的规制，或者说具体的教育条规，这是以前官学教育所没有的。如白鹿洞书院把办学宗旨具体化为书院的《揭示》，公诸生徒，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鹿书院揭示》。在此《揭示》中，首先提出了“五教之目”，“父子有情，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对生徒实行“五伦”的严格教育。其次，在《五伦》的基础上，制定出具体可操作的“三要”的行为准则，规定生徒必须遵守“修身之要”、“处事之要”和“接物之要”，把生徒的言行置于“三要”的监督之下，要求生徒在修养方面，要做到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严格自律。在处事中要做到正其义，不谋其利，要先义后利，要克己节欲。在接物之中要有关爱人的胸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诸求己。总之，《白鹿书院揭示》既是一种条规，更是书院的办学宗旨，体现了以德育人和对道德完满性关怀的一种人文精神。
类似于白鹿洞书院把办学宗旨具体化为校训和学规，著名的岳麓书院也是如此。张拭主教岳麓书院期间，把书院“明道”和“传道”的办学宗旨概括为“忠孝廉节”的四字校训，并请朱熹亲书于书院讲堂墙壁昭示生徒，成为“教养之规”垂千年之久。不仅如此，清初在“忠孝廉节”四字校训的基础上制定出著名的《岳麓书院学规》十八条，从“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举止整齐严肃”和“气习各矫偏处”及“行坐必依齿序”，全面地把“忠孝廉节”的校训条规化了，成为生徒的行为准则，进而变成为操守。似此在书院涌现出的校训、学规、学箴等等，都是儒家教育理念在书院确立以后所出现的一种教育新景象，是对官学教育批判和对教育变革的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在宋代教育变革中，岳麓、白鹿、睢阳、嵩山四大书院起了旗手的作用，成为了办学的榜样。南宋学者王应麟对此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古者乡有庠，党有序，间有塾，里居有父师，少师之教，是以道德一而礼义明。书院之设，意犹近古，睢阳、白鹿为称首。若周、程、朱、吕治教之地，文献尤盛，天典民之统记，赖以不坠。”(《深宁先生文钞》，卷1)王应麟在此所指的“书院之设，意犹近古”，有其特定的深刻含义，意即是说书院恢复了古代儒家的教育传统，换言之， 在办学中复兴了儒家的教育理念。正因为如此，所以王应麟认为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事，其意义超过了创建理学的大师周敦颐、二程、朱熹和吕祖谦的贡献，书院使道统接续，人伦道德连绵，所以王氏说“天典民之统记，赖以不坠”。其实书院的贡献还不仅是传承了文化，发明了圣道，最重要的一点是，书院教育真正成为了作育人材的神圣殿堂，革除了官学教育的弊端，使宋代教育走上了时代的轨道，极大地促进了宋代教育的大发展。
著名史家马端临对书院教育所起的促进作用作出了积极评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文献通考·学校考》)宋代书院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官学，成为教育的一支生力军。据不完全统计，宋代已形成书院发展的大潮，其数量达到408所。书院的出现既促进了学校量上的扩张，更引起了质的变化，显示了骄人的魅力，王应麟说：“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同上)书院成为各级学校效法的榜样，“盖皆仿四书院云”(同上)，即都以岳麓、白鹿、睢阳、嵩山为办学榜样。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大学生；人文素质
图书馆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从事科学文化事业的社会实体。是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基地。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总则第二条再次规定了图书馆在学校教育中的任务：“高等学校图书馆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履行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为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人才，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明确了高校图书馆要对大学生进行品质塑造和扩大知识面的教育。可见，高校图书馆不仅是教学和科研的服务基地，更是大学生的第二课堂。它对大学生的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在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 人文素质与人文素质教育内涵
“人文素质指的是做人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和态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具有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这是形成人文素质的基础，包括文、史、哲、艺术、科学技术史、伦理史等；二是对人类、民族命运的关注和责任意识；三是高尚的人格要素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人文素质是人的诸多素质当中最根本、最基础的素质，是人类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品质，对于人的其他素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使其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的品格。”_2J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引导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自身的理性、情感、意志等方面的问题。
2 大学生人文精神缺失分析与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性
2.1 大学生人文精神缺失分析
近年来，由于就业压力，高等教育存在着趋向于实用技术教育。“重科技轻人文”，“重知识传授轻人格培养”，导致了我国大学教育中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严重不协调的弊端，使之呈现出“过弱的文化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局面。商业主义对大学的入侵，大学的扩张，学生人数的剧增以及社会商业文化的泛滥使大学失去了象牙塔的氛围。许多大学的教育仅是为了把学生塑造成满足社会利益的有用工具，专门化、专业化、职业化已成为当今大学教育的主流，其结果造成高校学生人文素质的严重缺失。
2.2 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性
大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是当前大学教育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因此，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是培养新世纪人才的需要，也是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需要。大学生作为具有较高科学研究、人文探索能力的高级人才，不仅是自然人、经济人，更是文化人，他们理应热情地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命运。在对大学生实施素质教育时，不仅仅要引导他们认真学习，还须教育他们注重自己知识的合理结构，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大学生。爱因斯坦曾经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的人，他可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现代教育呼唤一种能提高人的素质、陶冶人文精神的人文教育来与科学教育相互补充，我们必须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来缓解科技发展对人性造成的缺憾。
3 图书馆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优势与作用
高校图书馆是学校重要信息源的发掘者、传递者、支撑力量和载体，可以说，它既是文化传播的集散地，又是文化创新的策源地。因此，我们要十分重视高校图书馆文化氛围的营造，充分发掘图书馆文化景观，发挥其在人文教育中的独特作用。
3.1 图书馆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优势
3.1.1 具有丰富人文底蕴的馆藏资源。“一个历史意识、人文意识觉醒较早的民族必定也是图书馆意识觉醒较早的民族，这种图书馆意识不仅应当是一切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的事业，也应当是每个有文化教养的人必不可少的文化意识。书籍的可贵在于书籍中所载的人的心灵探索、创构或升华的可贵，这一点是所谓图书馆意识或图书馆精神的意义所在。”高校图书馆凝聚着博大精深的文化精灵之气，这座人文宝库中记载了人类悠久的历史，荟萃了中华民族古老而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保存着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源，这些古籍善本图书、名人字画及社会各界名人捐赠的资料等，具有较高的人文内涵和艺术欣赏价值的特藏珍品所独具的人文魅力，往往会给大学生以内在的鼓舞和启迪，对他们身心有意无意间产生深远的影响。
3.1.2 具有“绿色”的人文环境。高校图书馆有着独特的文化气息和文明氛围，它反映着学校的精神面貌，反映着校园文化品位和校园的人文景观，体现着学校浓郁的书香特色。高雅、宁静、舒畅的阅读环境，能使学生自觉地受到教育。优化的人文环境，如馆内条理清晰的规章制度，有序的借阅秩序等，对大学生形成一种约束力。馆内名人格言与字画点缀，工作人员热情周到的服务，和谐的人际关系，浓厚的学习氛围，再辅以人性化的管理措施，能使学生建立起自觉学习的意识，培养其形成良好的学风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绿色”的人文环境促使学生思考和感悟，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人格品质，从而提高精神品位，升华精神境界。
3.2 图书馆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作用
3.2.1 导向作用。引导大学生善于读书、多读书、读好书，对大学生的人文教育至关重要。如高校图书馆中优美的文学作品能引导读者走入诗情画意般的境界，并逐步领悟其作品所蕴涵的情感艺术。阅读人物传记类作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主人翁优良品质所感染，会在思想领域里与主人翁达成共鸣。为此，高校图书馆应密切关注大学生读书倾向并及时加以引导。如我校图书馆对大学生在阅读目的、内容、方法等方面给予直接指导和帮助：首先在文献采集上调整购书比例，由原来医学专业书籍占60％、人文社科类占40％的比例结构，调整为专业图书占40％、人文社科类占60％；其次，选购中外历史名著和现代名著、艺术鉴赏、名家书画作品和有关励志、礼仪、人际交往、人格教育、心理健康等类型书籍供大学生阅读，并编写“新书目”“推荐书目”“导读专栏”等，通过校园网及板报专栏推荐给大学生。让大学生通过阅读吸收书中精华，使他们能够开阔视野、净化心灵、陶冶情操。
3.2.2 熏陶作用。高校图书馆是大学生继承前人文化遗产，丰富完善自身精神文化修养乃至创造精神文化新成果的集聚场所，它具有强烈的文化辐射功能，这种特有的文化功能，使图书馆成为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场所。环境的熏陶是无言的教育，潜在的影响，大学生身处图书馆的文化氛围里，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化气息的熏陶，并可通过艺术作品给大学生以力量和启迪，如我校将图书馆与艺术馆融合在一起，使图书馆既有丰富人文内涵的文献资源，又具有观赏性很强的立体艺术作品。现有的466件艺术藏品，为我校大学生提供了人文精神食粮。艺术馆为大学生提供直接参与艺术活动的机会，使大学生们“通过艺术活动，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而潜移默化地引起思想感情、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等的深刻变化。”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图书馆学教育 悖论 思辨
[分类号]G250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已走过了90年的历程。90年中，图书馆学教育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其间起起落落几经波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图书馆学教育中涉及的学科建设、院系名称、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一系列问题在学界引起诸多讨论。时值中国图书馆学教育90华诞之际，谨以此文对我国图书馆学教育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力求客观的分析，尝试以新的视角审视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
1 图书馆学教育中悖论的缘起
悖论(Paradox)是指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互相矛盾的结论，但表面上又能自圆其说的命题或理论体系。将悖论应用于学术领域的较早的记述是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埃利亚学派的芝诺运用“运动场悖论”捍卫门巴尼德的哲学观点。悖论的出现往往是因为人们对某些概念的理解不够全面以及对事物的认识不够深刻所致。悖论的成因极为复杂，对它们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激发人们的求知和缜密的思考，而悖论的价值往往就体现在对悖论中矛盾问题的思索和解决，可以给人们带来全新的理念和观念的超越。
关于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诸多观点与论述中，哪些问题是属于悖论呢?表面上看，诸多关于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任何一个观点似乎都是旗帜鲜明的，即使立论有偏颇也不至于到自相矛盾的程度。然而，多年以来为什么关于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会论而不决?事实上，每一次新观点的提出都是要解决一些矛盾或问题，但恰恰是许多新观点在专注于某一特定问题时不知不觉中陷入了悖论。即，解决了眼前的问题，却忽略背后的问题，而图书馆学教育作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却不可能独立存在于理想的实验环境下，结果造成许多相关问题的阐述成为流于表面的对错优劣之辩，而忽略了其更本质的问题。将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中一些左右为难的问题作为悖论进行思辨，能够使相关的研究工作和结论更客观中立、全面审慎。
2 图书馆学教育中悖论的思辨
2.1 悖论之一：图书馆职业化教育与非图书馆从业去向
图书馆学是在图书馆实践中逐步产生的一门科学。古代图书馆工作以图书整理为主，长期的图书整理实践使之慢慢提炼出了一套系统的知识体系，被西方学者称为图书学(Bibliology)与书志学(Bibliography，亦称目录学)。正是由于图书馆学的产生与图书馆职业实践之间的这种先天的血缘关系，许多图书馆学界的学者们坚持认为图书馆学教育首先是一种职业教育，图书馆学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图书馆事业培养专门人才。在择业过程中的专业人才流失，是图书馆队伍人才流失的延伸和提前，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图书馆学教育的失败。图书馆学教育培养出的专业人才应该甚至只应该从事图书馆相关工作，而除此之外的职业岗位均带有离经叛道、欺师灭祖之嫌。调查显示，2002年至2006年图书馆学本科毕业生去图书馆就业下降了8个百分点，而去其他非图书馆机构就业的则上升了5个百分点。在研究生层次，有25.5％的硕士毕业生从事图书馆以外的工作，博士生毕业后则主要从事教学工作。从图书馆专业毕业生的从业去向来看，图书馆学的职业教育与毕业生的非图书馆从业去向形成了自相矛盾的悖论。
事实上，在讨论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从业去向之前，图书馆学的职业化与理论化就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提及的问题。众所周知，由于图书馆学的职业化出身，使得其在自身学科理论体系构建方面往往遭受来自外界的诟病，曾几何时，图书馆学究竟能否算作一门科学甚至都存在争议。尽管施雷廷格、齐亚茨科、杜威等图书馆学先哲们为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大厦奠定了基石，后人也在此基础上规范了图书馆学教育的核心课程，但是对图书馆学科学性的怀疑并没有销声匿迹。避开对图书馆学经典论著理论程度的争议和怀疑不说，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源自于图书馆学的职业化出身。所以职业化教育的定位与需要理论化的学科体系构建成为一对首要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图书馆学界内部争论已久，但至今尚无定论。问题出在哪里?在笔者看来，关键的问题在于对图书馆学的职业化教育认识的错误，这种错误的本质不是图书馆学的职业化教育定位，而是图书馆学职业化教育定位的具体化和实体化。
随着人类社会科技和文明的不断进步，特别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产生和普及，对人类知识构建、组织、传播、习得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环境下人类的显性知识多存储于纸质文献，或者说被集中于钢筋水泥的图书馆中，知识在物理空间界限上几乎与作为知识“容器”的图书馆实体是相等或近似的。因此，在传统环境下强调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应进入图书馆职业岗位是无可厚非的。而在网络时代，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知识时代，知识不再是少数社会精英的专属之物，知识的物理空间界限早已超出了传统的图书馆实体，知识型企业、学习型社区等无不需要知识管理的专业人才。此时若仍然抱守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必须从业于图书馆的思想，必然与毕业生从业去向的社会现实形成自相矛盾的悖论。事实上，美国图书馆学校的毕业生在图书馆只能消化20％，69％的毕业生则服务于各类企业的信息部门；日本一些学校也只有四分之一的毕业生能就职于图书馆，大部分则进入产业或计算机部门。鉴于图书馆学教育的这种现实情况，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王子舟教授提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理性发展应将专业注意力转移到“知识”上来。王子舟教授的观点并不是要动图书馆学教育的奶酪，而是要把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从抱残守缺、培养目标和从业现实的矛盾悖论中解放出来。也许有一天，当图书馆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不再专注于作为知识“容器”的图书馆实体，而是面向更本质的知识管理本身之时，我们也会像世界上图书馆学教育发达国家一样，在图书馆员、企业信息构建师、网站用户体验师等各种知识管理相关岗位上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人才。
2.2 悖论之二：专门化人才培养与复合型人才需求
从15世纪意大利费德里戈公爵提出图书馆员应是“学识渊博，神采奕奕，和蔼可亲，精通文学与语言”起，到英国杜里提出“图书馆员不仅是图书的保管者和提供者，还是文化传播者”，到美国哈珀提出“图书馆员不仅应管理图书，为书编目，还应充任读者的指导”，到德国艾伯特提出“图书馆员必须接受严格的专业教育”，“要有综合性的知识、广泛的外语和历史知识，还应了解文学史、目录学、古籍知识和百科词典”，“图书馆员应具备的重要素质是条理性、秩序感、辨别细节的能力和献身精神”，图书馆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从来都不是局限于单一的技能，而是多元化的复合型人才。
我国教育部1998年7月颁布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图书馆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系统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知识，有熟练地运用现代化手段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文献信息的能力，能在图书情报机构和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的信息部门从事信息服务及管理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图书馆各级专门人才”。关于“复合型图书馆各级专门人才”的理解不同，使得一些学者片面强调图书馆学教育的专门化，从而造成专门化人才培养与复合型人才需求之间的悖论。
正是由于狭隘地理解了图书馆学教育的专门化，使得我们在现实中十分紧张于部分院校对培养层次和课程体系的调整，唯恐在培养层次上失去了专门化的本科阶段就失去了学科的发展基础，或者在课程设置上失去了“图书馆”三个字就失去了学科的独立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周欣平先生就曾指出：中国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专业化得太早了一点。他指出，大多数的美国学生在他们接受图书情报专业知识训练之前，通常都已具备了宽广而稳固的文理科教育背景。事实上，从美国图书馆界更青睐拥有两个以上硕士学位的从业人员可以看出，具备宽广而稳固的文理科教育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更能满足图书馆实践对人才的需求。美国学者谢拉曾经说过：“早期的图书馆员都是学者。”而另一位美国学者威廉则强调：“大量的图书馆技术培训并不能使一个缺乏通才教育的人成为成功的图书馆员”。美国的图书馆学教育以研究生教育为主，坚持从其他专业招收本科生的理由绝不是简单的美国图书馆界不需要本科生或者需要更高层次的毕业生亦或是美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发达程度所致，而是像美国许多其他专业(如，法学、商学等)一样，是更注重通识教育的结果。
在课程设置方面，从1926年杜定友先生提出图书馆学九大学科：图书馆概论、图书馆原理大纲、图书馆行政学、图书馆实习、图书选择法、图书分类学、图书目录学、图书参考法、学术研究法，到1992年，首届图书馆学专业系主任联席会议确定了图书馆学基础、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目录学、文献资源建设、文献分类与主题法、文献编目、读者研究、社科文献检索、科技文献检索、图书馆管理、文献管理自动化、图书馆现代技术共12门核心课程，再到2003年，教育部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了图书馆学基础、信息资源共享、信息描述、信息组织、信息检索、数字图书馆、目录学7门专业核心课程的教材编写计划。我们不难看出，图书馆学的课程体系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其中变化的一个显著的线索特征是“图书>文献>信息”。因此，如果办学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再增设或调整部分课程为知识管理相关课程，不是不可以尝试的。部分课程从图书到文献，再到信息乃至知识，实际上并没有背离图书馆学专门化的宗旨，相反是在趋近于图书馆学的本质。因为图书馆学历史上就不是关于那幢被称为“图书馆”的钢筋水泥建筑物的科学，而是关于图书馆中以纸质文献为载体的知识的科学，今天更是突破了馆舍和载体的限制。
所以，当我们审视专门化人才培养与复合型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悖论时，大可不必惊恐于部分院校在培养层次与课程设置方面的调整，难道一定要全国一盘棋才是科学合理的图书馆学教育?即使是图书馆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也应该是各有专长的复合。因此，在保持图书馆学教育核心内容的情况下，允许部分院校根据自身情况对培养层次、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和探索才是图书馆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3 悖论之三：西学东渐的出身与中国特色的诉求
正像本文前面的论述曾经以美国图书馆学教育作参照一样，许多学者在探讨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问题上往往会借鉴欧美一些图书馆学教育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然而，当这种做法走向极端的时候，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又面临效仿欧美与中国国情之间的矛盾悖论。
仍以国内学术界关于图书馆学教育培养层次的讨论为例。有学者在分析了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后提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应逐步缩小本科教育规模，扩大研究生的招生、培养规模。也有学者从图书馆学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主张图书馆学专业教育重点向研究生层次转移。而有的学者则建议图书馆学教育应退出本科教育层次，使图书馆学教育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层次上得到更好的发展。无论上述观点是否都是受了美国图书馆教育的启发，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坚持认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本科专业点的数量已经太少，把我国图书馆学教育重心放在研究生阶段是不符合国情的，应该扩大本科教育的规模。
事实上，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既不是源自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皇家的上书房，也不是源自于寺院的藏经阁。从其在我国的起源来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什么羞于承认的。之所以说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已走过了90年的风雨历程，是因为1920年3月美国传教士，同时也是图书馆员的玛丽?伊丽莎白?伍德(韦棣华)女士与其学生沈祖荣等仿照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在武汉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武昌文华图书专科学校(Boone Library Sch001)”。既然学术界认可“文华图专”的成立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诞生的标志，那么也就承认了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西学东渐的出身。
然而，任何一门教育科学不但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还要适应于时代、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构成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这一点在社会科学教育和人文科学教育中表现尤为突出。所以，西学东渐而来的图书馆学教育在我国90年的发展进程中，被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前辈们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的DNA，而且随着中国国情的发展变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教育也在不断进化。因此，在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西学东渐与中国特色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从图书馆学教育发达国家吸取成功的经验无可厚非，同时也不必妄自菲薄。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尽管是发芽于飘洋过海而来的一粒种子，它同时也是植根于中国的土壤，置身于中国的环境，在成长的过程中仍将需要不断汲取自然界所有的营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
2.4 悖论之四：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
古代图书馆工作以图书整理为主，长期的图书整理实践使之慢慢提炼出了一套系统的知识体系，西方古代图书馆的知识体系就是在图书整理基础上形成了有关图书的版本、校注、收藏、分类、目录、辑佚、手稿鉴别、编纂等方面的学问。随着图书馆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日渐增大，图书馆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人们对图书馆员的职业素养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从意大利费德里戈公爵和德国人艾伯特对图书馆员专业素养提出的要求不难看出，称职的图书馆员需要宽厚而扎实的人文教育背景。
曾几何时，我国的图书馆学也属于人文科学，其毕业生也都是获得文学学位。这对当时传统条件下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一些非专业领域的因素对图书馆工作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由于一个时期以来图书馆工作的技术
特征并不鲜明，甚至有人将图书馆的工作理解为简单的“看守”图书。这使得图书馆沦为“老弱病残收容所”、“落实政策的接收站”、“干部家属农转非和职工子女就业的安置办”。即使在今天，图书馆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引进人才家属的收容队。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个人计算机风靡全球，以及对图书馆员队伍素质的长期忽视，图书馆对科学技术的需求愈发迫切。也正是经过这一时期的酝酿，在20世纪90年代的我国学位制度改革中，图书馆学从人文学科走到了人文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管理学科中。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信息技术的更新速度大幅提高，技术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图书馆发展的主导。然而，无论技术的发展有多快，最终的使用者和受益者毕竟是人。当前图书馆学教育中信息技术地位的日益突出与渐逝的人文精神之间又形成了矛盾的悖论。
其实，对于以人文精神为根本的图书馆而言，技术并非洪水猛兽。以人为本的技术的得当应用非但不会动摇图书馆学人文精神的根本，还能够更科学、高效地体现和服务于人文精神。几千年人类知识的积淀、无数次馆藏文献的倍增，当今能够做到谢拉所说的“精通自己负责管理的资料”的图书馆员恐怕不多了，能够指导学生阅读、学习的大学图书馆员更是微乎其微。但是依仗信息技术的支持，图书馆员可以像Amazon的“Frequently Bought Together”一样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当然，这也导致了一部分人产生“技术至上”的错觉，在图书馆学教育中偏重技术的同时却忽略了人文的内核。毕竟当前的图书馆学教育中人文的因素太少了。从小的方面说，失去了人文知识的支撑，学生对技术的习得也只是为技术而技术，从而模糊了技术应用的目标。从大的方面说，人文知识的缺失，使学习者难以成为一个完备的人，更何谈成为合格的图书馆员。当前图书馆学教育中人文知识的失语，即使并非教育者的本意，但是却客观上却造成了图书馆学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偏废。
因此，网络时代下的图书馆学教育，一方面应该关注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另一方面应该增加人文知识的比重。毕竟图书馆是服务于人的，而要真正实现这一宗旨，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不可偏废。
3 结语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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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9篇
1900―1919中国教育科学的创立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界基本采用“拿来主义”，大量翻译介绍日本及西方的教育学说，来不及也尚无力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吸收，研究范围很狭窄，一本教育学讲义即可窥视教育科学发展的全貌。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科学的发展突出表现为移植性，主要是通过日本传播德国的赫尔巴特教育学。赫尔巴特是德国著名的教育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他以伦理学和心理学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教育学体系，其代表作《普通教育学》（1806）的问世标志着科学教育学的诞生。百年之后，我国早期教育学者缪文功1919年―1949年是中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时期。从1919年起，中国教育科学由原来经由日本间接传播赫尔巴特教育学到直接接受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教育界有识之士对当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反思，已不满足于“拿来主义”，力图在借鉴和运用西方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注重形成自己的理论及特色。此期间除赫尔巴特教育学说外，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针对传统的教育理论而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传统理论的弊端。更由于他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氛围合拍，因而在当时中国教育学术界起了支配作用。同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思想的教育学也获得了独立的发展。这主要以杨贤江在1930年所编著的《新教育大纲》和1934年钱亦石编著的《现代教育原理》的出版为标志。嗣后教育界还出现一种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指导的教育学派别，1942年汪懋祖所编著的《教育学》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个学派力图以儒家思想为主旨来阐释教育问题，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明德”，在于“亲民”，在于“至善”，提倡“礼仪廉耻、忠孝、信义、和平”的传统教育内容。另外，这一时期，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在中国也逐步得到了建立和发展。可以说，中国教育科学从移植走向了创建，西方教育理论和一本教育学讲义的僵死局面已被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多学派和多学科取代，从而也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这一时期，中国改革教育的主张纷纷出台，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黄炎培的职业教育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论、梁漱溟的乡村教育论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这是中国教育家解决中国教育具体问题过程中提出的，反映了中国教育家此时理论上一种极为可贵的独立自主、积极创新意识，是中国教育理论界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1949年至今60年，中国教育科学走过了一条曲折的探索之路。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社会全面地向苏联学习，教育理论界则以引进、传播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标志。1956年以后由于中苏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摩擦日益加剧，结合中国实际，对学习苏联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意见。在这种背景下，凯洛夫教育学对我国的影响明显减退，中国教育科学也开始了中国化的探索。1963年，由刘佛年教授牵头主编了《教育学（讨论稿）》，在教育学中国化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1966年至1976年关于教育的论述成为教育科学的主要内容，对教育科学的学术探索中断了十年。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科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教育学教材编写盛况空前，教育科学内部不断分化与综合，交叉学科层出不穷，教育科学的学科体系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关于教育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学术争鸣如火如荼，通过争鸣促进了各家学派的形成。尽管目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水平不高，在政治与学术、移植与创新、理论与实践、个性与共性、科学性与非科学性诸多关系的处理上，仍有许多历史和传统的遗痕，我们所期待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科学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但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百年的教育科学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教育科学历程，为我们在21世纪初面向世界建立现代化的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拉开了序幕，准备了充足的条件。该书绪论最后指出：“中国教育理论工作者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吸收古今中外优秀的教育遗产和教育经验，积极推动中国教育科学的‘本土化’、‘世界化’和‘现化化’，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21世纪，“中国教育科学将逐步形成一套自己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学术体系……没有一套自已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学术体系，没有本学科固有的概念、范畴、理论预设、研究方法和手段，中国教育科学将无法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立足，也无法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客观形势和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都将使中国教育科学日趋‘系统化’”。该书从绪论到每章都以其详实的历史史料和严谨的逻辑论证反映出中国教育科学百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教育科学逐步移植和创新探寻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过程。同时，教育科学的每门学科亦然是在探寻自身科学体系的过程中成长成熟的。纵横于该书的字里行间，无不被它详实的史料、犀利的争鸣性、高度的概括性和前瞻的评价性所折服。该书虽然没有给中国教育科学勾划出合理的学术体系，亦没有展现出每门学科的学术体系，但能站在历史的、客观的立场，揭示中国教育科学及每门学科的发展历程、存在问题及21世纪发展的趋势，对我们认识、学习、研究和发展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将起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尽管该书编委会在前言中说：“要想全面把握和论述中国教育科学各门学科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对此自然不会不清楚”。但我还是想提出一点修改的建议，既然书名叫《迈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就必须对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有个合理的交待，并在此科学体系“统帅”下叙述各学科的发展历程。哪怕这个体系只代表编委会甚至主编的观点也罢，这样就便于让读者清晰地了解中国教育科学的全貌及该书所选学科的理由。我们虽然不能像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那样发现中国教育科学的合理体系，但我们起码可以提出一种分类意见统帅全书，为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提供争鸣和发展的基调。我认为这是该书有待进一步修改完善的一个地方。该书列出的21门学科与附录《我国教育学学科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调查报告》所列的12门学科都有出入，肯定与万紫千红的实有的教育科学出入不小，让人说不清该书为何选择了这21门学科而不选择其它呢？！这个选择标准是应该说清楚的，否则，人们会误以为百年来中国教育科学就探讨（成熟）了这21门学科，这显然不是。我想在此提出教育科学的体系，供同行学者批评指正。
教育科学
教育理论：教育原理、教育学、教学论、课程论、德育论……
教育哲学：元教育学、教育方法论、教育价值论……
类教育理论：学校教育理论、高等教育学、中小学教育学、职技教育学……
交叉教育理论：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文化学……
社会教育理论：职工教育学、社会教育学、家庭教育学……
教育史论：类教育史（各类教育史）
教育史学
教育评论：类教育评论（对一切教育的评论）
教育评论学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中小学书法教育；教育现状；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G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8-0242-01
一、书法教育文化价值的渊源
教育的文化价值是指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专门活动，通过文化进一步挖掘人的知识及技能的潜力，陶冶人的情操，增强人的道德自律性，从而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达到人的全面和谐与充分自由的发展。书法教育自古至今贯穿于中国的教育之中，肩负起传承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对于其文化价值的讨论古已有之，西汉著名的辞赋家扬雄在《法言・ 问神》中提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认为书法可以表现书写者的内心，反映其品质，首开“书如其人”的思想先河；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更加注重人品、书品与文品的关系。直至今天，人们仍将“书品”作为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之一。书法对于培养个人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性情有着重要作用，其文化价值历经时间考验，沿袭至今。因此，对于中小学书法教育文化价值的讨论极具意义。
二、开展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文化价值的体现及意义
（一）培养学生的高尚文化素养
中小学生接受书法教育能够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历史上，许多成就斐然的书法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例如：“书圣”王羲之是极富文采的书法家；楷书四大家之一的颜真卿在文学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从现代的教育意义来看，中小学的书法教育应注重学生的“内外兼修”，其书法作品才能呈现出高雅的艺术趣味，在众多的书法作品中脱颖而出。所以，在中小学的书法教育问题上，教师应该结合语文教学使学生掌握丰富的文学知识，并充分发挥书法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德育、美育功能，提升学生的个人修养。
（二）增加学生的文化广度和深度
教师在进行书法教育时可以引导学生接触书法美学、书论等，使学生逐步建立起正确的审美标准，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同时，书法教学和语文教学相辅相成，二者可以通过教学过程中的相互渗透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例如，中小学生在欣赏古代文学作品的同时能够领会书法艺术的不同表现形式，能够运用书法将生活的实际体验恰当地表现出来。从这一角度看，书法教育可以有效地拓展学生文化的深度和广度。
（三）增强学生学习的辩证思维
每个汉字都有不同的写法和不同的含义。形式上，书法表现的是“一笔一划，一横一竖”，深入来看，书法艺术体现的是精神哲学。汉字的线条折射出艺术家的创造方式和心灵追求。人们常说：思维是辩证法的统一。在书法教学中进行书法的文化教育工作，其潜在的辩证思想将影响学生的学习思维，提升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思维能力。
（四）丰富学生的想象力
中小学在学习书法时，不必太刻意追求文本知识。汉字虽然从形象上区分，但确有其丰富的想象力，不必统一写法和形式。例如：颜真卿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慨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他的代表作《瘗鹤铭》出入笔法笔意，纡徐蕴藉，传达出古朴高浑之风流，雍容秀拔之气骨。中小学书法教育应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形象思维，丰富他们的语文知识，提升、促进其他科目的学习，培养学生扎实的文化基础。
（五）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书法教学对于学生来说是枯燥的，教师需要采取完善的教学计划，灵活的教学方式和适宜的教学进度将其变得灵活。教师和学生可互为参考对象，相互评价，通过欣赏和被欣赏的角色转换增强学生的成就感。老师在批阅学生的书法作品时可褒贬共评，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学校可以举办书法比赛，定期对好的书法作品进行展览和表彰，从而为学生提供不断进步的动力，增强学生对书法学习的愿望。
三、总结
综上所述，全文围绕了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文化价值展开论述。笔者认为书法教育需要广大教师切实地把这一事情提到日程上来，发挥教学的积极热情，将书法教育深入到日常的教学活动当中。学校、老师、家长共同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提高学生学习环境的质量，优化学生的书法教育，激发学生学习书法的兴趣，让书法教育的意义和价值真正得到实现。
参考文献：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书院制 教师教育 职前教师 肇庆学院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3—0021一03
[作者简介]曲中林，朱为鸿，肇庆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广东肇庆526061)
为避免书院沦为高校食堂和宿舍管理的行政机关，肇庆学院分析了古今中外书院的不足与经验，在没有“模式”照搬的情况下，尝试“摸着石头过河”，进行了体现学院教师教育办学特色的书院制建设的实践探索。
一、改革书院制的目标：寻求教师教育办学目标的契合点
中国古代书院既是教育和教学组织，又是学术研究机构。书院教育注重讲明义理，在教育方法上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现代“住宿书院制”最主要的模式是住宿管理模式。作为居住生活的场所，住宿书院为学生营造了一个小型的学习生活环境，增强了学生间的交往。应该说，中国古代书院与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实施都与学校办学特色缺乏必然的联系。在高等学校推行书院制，力求突破“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育管理模式，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潜能，实现学生工作由对学生的刚性管理转变到对学生的行为规范管理，这对应用型人才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综合性大学的肇庆学院有40年办学历史和优秀的师范教育传统，教师教育一直是学校安身立命之本。目前，学院的师范生占在校生的比例高达77.6％，远远高于其他师范院校，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师范院校”。学院在办学的进程中，落实“以生为本，以质立校；学术并举，崇术为上”的办学理念，通过建设学生生活文化社区，营造校园文化氛围，使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书院的身份和一个学院的身份，为大学生自主发展提供文化教育平台，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学院逐渐办起了厚德书院(学生宿舍九区和十区)、明智书院(宿舍十一区和十二区)、力行书院(宿舍十三区、十四区)。
肇庆学院实施“办高水平应用型本科，培养专业化教师教育人才”的办学思路，书院制建设的目标与教师教育办学目标的一致性体现在：(1)书院制以培养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和学会合作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主要以非形式教育(即非课程形式)和学生自我教育的方式进行，通过有引导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主发展，营造提高职前教师综合素质的文化教育氛围。(2)旨在构建全方位、全过程的文化育人环境，形成文理渗透、专业互补、个性拓展的培养模式。大力开展各种文化活动，为职前教师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满足职前教师个性化发展的需要。(3)通过学生文化社区建设，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鼓励不同专业文化背景和各年级的学中广泛交往，打造有利于职前教师自主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平台，促进职前教师的社会性发展。
二、依托书院制：弥补职前教师综合素质培育的不足
职前教师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培养“广、全、深”的职前教师综合素养，弥补传统教师教育的不足，书院成为不可或缺的有效途径。肇庆学院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学校发展为主题，依托书院突出特色，注重质量，优化结构，充实内涵，按照“口径宽、基础实、适应广、能力强”的人才培养目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为职前教师搭建一个开拓视野，积累人脉，强化素质，培养社会责任感、自信心、独立性和具有社会竞争力的有为人才的舞台。
1.书院制拓宽了职前教师职业能力提升的新通道。(1)书院制使构建新的课程体系的实施具有可能性。通过构建建新的课程体系，拓宽学生的专业口径与就业途径，培养师范生的教师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书院实施师范生生活导航、学业规划、习惯养成、公民素质与礼仪培养、综合素质拓展、心理辅导与网难援助等一整套育人计划，成为未来教师思想品德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载体，承担起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的重大职责。(2)书 院制使职前教师学习模式的改变和自学能力的提高成为现实。通过改革师范生的学习模式，培养自学能力，使师范生对 主修课程以外的不同学科有更广博的认识，开阔视野，培育后劲，促进师范生学业争先、行为争优，严格要求自己，有勇气战胜自己，注重方法的学习和能力的培养。(3)书院制使职前教师的综合培育处于生机勃勃的操作和完善之中。通过实行学区和社区管理方式，实现学生文理渗透、专业互补、个性拓展，从而体现书院制的通识指导、素质引领、注重教师能力的综合培育功能。可以说，书院制学生管理模式，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参与教育管理的积极性，鼓励不同背景的学生互相学习交流，不同专业·可交叉住宿，这就使不同专业的学生能够通过日常的沟通了解到专业以外更多的知识，以期对学生性格养成、学术兴趣、价值取向等产生积极影响，成为综合型人才，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成为未来的高素质教师。
2.书院的人文管理蕴养职前教师的人文素质，践行“令人”的教育理念。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以及新课改的背景下，越来越彰显教师人文素质的重要性。书院的人文关怀十分重视师范生在德、智、体、群、美各方面均衡发展，培养师范生高尚的情操、求知的兴趣、敏锐的触角、冷静的分析以及团队精神，这对职前教师来说，可以说是一种人性解放的途径。肇庆学院的书院制秉承“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除了要求对师范生管理要规范化外，更注重管理要人性化。管理制度人性化，这就为把师范生培养成真正意义上的“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一些高校家长式的管理方法，严重地抑制了当代大学生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而肇庆学院15院制的推行则弥补了这一缺陷。作为高级人才培养的场所，要培养全面发展又极具“人性”的大学生，首先高校的雪上管理工作要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从一个具体的管理者向管理服务者转变，从管理的实践者向管理的领导者转变，给大学生更多自己管理自己的空间。肇庆学院在对师范生管理的过程中，努力做到对师范生的管理与教育、教学相结合，素质拓展训练与专业知识学习想结合，宏观管理与学生自治相结合，心理健康教育与人格完善相结合，把师范生培养成真正全面发展又具“人性”的职前教师。例如，一二年级的学生很难严格约束自己，思想很不稳定，容易随波逐流。实施书院制后，书院的学生学习成绩普遍上升，纪律性得到加强，迷恋电脑、无故旷课等现象大幅度下降，职前教师人文素质明显提高。
三、进行通识教育：书院为职前教师成长提供深厚背景
肇庆学院的书院制主要以学生公寓为生活社区，承担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与行为养成等方面的教育任务。其主要职能是开阔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并对主修课程以外的不同学科有更广博的认识。大学生入校后，在属于某一专业院系(主要接受专业教育)的同时，根据本人意愿，均分别隶属其中的一所书院。书院通过通识教育课程和提供非形式教育(即非课程形式)，拓展学术及文化活动，促进了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和专才教育的有机结合。
通识教育是指在特定社会中所需的教养、知识、技能和能力，这就意味着通识教育的内涵必须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发展。书院通识科目重点关注有关大学、通识教育及社会问题的基本知识，加深了大学生对大学教育及现代社会的认识与了解。专题讨论让大学生以小组形式自选题目进行研究，培养他们主动学习、独立思考以及相互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周会、月会内容有专题讲座、辩论赛、毕业班惜别等。此外，书院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通识教育活动，如艺术体育活动、社会实践等。南于通识教育内涵是随着社会发展和知识进步而逐渐扩大的，这就要求书院制背景下的通识教育架构是一个柔性的、弹性的教育体系。通识教育目标是培养大学生具有广博的知识、综合学习能力以及健全的人格，因此它的教育内容必须要涉及到各学科领域。而我国大陆的书院制刚刚起步，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需要调整和推进，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通识教育无疑是加大了难度。肇庆学院的通识教育内容不但要接触人类迄今所拥有的全部知识体系，同时还要处理各级各类学科间繁复的关系。通识教育内容比其他课程更为庞大、复杂，从理想状态上讲，通过短短几年的通识教育要让职前教师学会人类所有知识的精华，通识教育内容就必须对庞大繁复的知识体系进行整合和浓缩，同时还要能应对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知识，所以，教育内容的设定和编排是书院制背景下通识教育内容建设的最大瓶颈。
四、开展教师教育专题活动：书院加速了职前教师专业化发展
基础教育是教师教育的生存之基、动力之源，基础教育对教师的要求是教师教育改革的使命和追求，教师教育的生存发展与基础教育实践息息相关，最大限度地满足基础教育教师的教育需求是教师教育的终极目标。可以说，教师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是鱼水关系、荣辱与共的关系。肇庆学院与中小学的良性互动形式应该是，教师教育者针对教育实践的现实问题研究对策、创新理论，并将这些对策、理论回归到实践中去修正理论、检验理论，以武装职前教师，从而让这个互动过程成为促使未来教师与在职教师发展的共同渠道，树立“教师教育为基层学校服务”、“为中小学教师成长服务”的理念，让基础教育学校的教育质量成为职前教师培养的试金石。
肇庆学院书院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社区，是师范生的精神家园和自我教育的场所。通过师范生自愿组建各类社团和主动参与教师教育专题活动，师范生的实践能力得到提高，促进了职前教师的专业发展。肇庆学院书院的教师教育活动方式主要有：(1)教师教育专题读书沙龙。按学期建立读书小组，由导师确定读书主题、阅读书目和读书计划，师范生自由报名参加，定期导读和举办读书沙龙，学期末进行总结和讲评，成绩合格可获得相应学分。如古今中外教育名著欣赏、教师必读书目概览、中国文化经典选读(老子、孟子、论语、庄子等)等。(2)教师素质拓展计划。通过各种专题的团队活动和专项培训，为书院中的师范生的教师素质拓展服务。如在书院中进行说课比赛、“准教案”比赛，书院聘请中小学教师为兼职教师，建立书院与中小学长期稳定的联系。依托书院载体建立师范生与中小学合作研究的机制，师范生走进中小学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这些活动使书院有力地推动了教师的专业发展。(3)教师教育的讨论、讲座和辅导活动。根据书院自身特点开展教师教育讲座，营造学术文化氛围，形成自己的文化品牌。开展教师心理健康辅导和生涯规划指导活动，增强师范生的社会适应性和竞争能力。如举办基础教育新课改研究专题、教学案例讨论与实践专题、教育实习体验专题、中考改革和高考改革等各类讨论。(4)教育公益活动。走出校园开展各项教育公益活动，培养师范生的教师意识和教育责任感。如，开展基础教育志愿者服务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义教、心理辅导和人才测评活动。师范生在书院导师的指导下积极利用课余时间到肇庆市端州区各中小学与幼儿园、企事业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义教、心理辅导和人才测评活动。师范生主动到附近小学开展义教活动，并与这些学校签订了长期合作契约。中小学心理辅导小组的同学定期到中小学开展心理辅导工作，包括讲授心理健康课程、进行团体辅导和心理调查。肇庆电视台、西江日报对此还专门进行了采访报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五、营造高校浓厚的书院文化氛围：构建基础教育的实践平台
书院建设要体现肇庆学院独特的岭南文化特色和教师教育特色，突出肇庆学院的教师教育优势和师范文化传统，就要调动书院学生的主动性和智慧，征集书院院徽、院训，创办书院刊物，打造文化品牌，营造文化氛围。文化没施包括书院标识、特色雕塑、小区环境美化和公具活动场所等。
如何在书院中营造具有基础教育文化氛刚的教师教育环境，营造有利于“未来教师”专业发展的书院环境是管理者一直思考的问题。随着教师培养体系中学科教育与专业教育的逐步剥离，加强教师教育专业培养成为综合院校教师教育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就教师教育的属性来看，在一定意义上属于职业教育，而这一职业又具有双专业的职业特征，即所属的学科专业以及教育理论与教育教学技能、技巧。前者要解决的是什么的问题(学：术性)，后者要解决的是如何教、如何才能教好的问题(师范性)。只有在明确培养目标与规格的前提下，为其提供必需的条件、营造其专业教育特需的育人氛嗣，并将二者有机地统一在书院育人的全过程之中，才能实现书院的职能。
肇庆学院书院围绕“一个载体、两支队伍、三个平台、四项活动”的整体设计开展活动，体现教师教育的办学特色。学生社团是书院文化建设的基本载体，提高导师和导生队伍的整体水平是书院文化塑造的关键，打造书院学生 交流的三个平台是书院工作的基础，丰富四项活动的内涵是书院文化魅力的源泉。如书院文化建设的主要平台中无不渗透中小学文化要素，即(1)信息平台。在现代化信息平台建设中，增加大量中小学信息，建设书院论坛等，有利于师范生通过网上互动栏目进行广泛交流，了解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动态。努力优化书院公共信息栏定期平台，增加大量基础教育教师招聘信息等。(2)人际互动平台。首先，健全导学互动机制。建立导师与学生定期联系制度，加强导师对学生活动和各类兴趣小组的指导，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其次，拓展学生交流途径。鼓励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相互交流，通过开放式的专题活动实现多元文化交融的同时，为师范生与中小学教师交流与沟通搭建平台。(3)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吸纳基础教育文化元素，组建各种社团和个性化小组，通过开展社团活动和教师素质拓展等活动，丰富书院文化内涵，营造学生社区的中小学文化氛围。
注释：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两汉；童蒙教育；述评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22-02
“”结束以来，两汉蒙学教育研究成果卓著，不仅形成了研究的热点，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分专著和论文两方面论述，专著方面又分综合著作、教育制度、教育史料、专题研究等部分。论文方面分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和私学教育。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三、总结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13篇
1、营造读书氛围，让广大教师从优秀作品中汲取营养，开阔视野，丰富知识，从而提高教师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修养，使教师成为“有思想的教育者”。
2、学习教育理论，更新教育观念，丰富教育智慧，促进教育创新。
3、搭建教师交流平台，切实解决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实现教师专业水平和学校办学品味的同步提升。
4、创建学习型组织，以教师的读书行为引领学生形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二、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创建“学习型学校”为导向，以“有效教学管理年”为契机，贯彻落实新课程要求，以读书活动为载体，努力营造书香校园，塑造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
三、活动目标
1．把读书与摘记、感悟结合起来，形成对所读教育书籍的充分理解。
2．把读书所获与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教师提升理论和实践水平，推进课程改革进程，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益。
3．在教师中形成积极进取、努力学习的氛围，建设学习型组织，书香型校园。
四、活动对象
学校所有在职教职工
五、活动口号
教育，因读书更精彩！
六、活动内容
1．教育名家名著。古今中外教育名家名著是提高教师教育素养的法宝，如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等。
2．教育科研方法类书籍。作为科研兴校的重要措施，教师应自觉提升教育科研的能力，通过读教育科研方法的书籍，将先进的教育科学理念内化为自我意识，将教学实践总结、提炼为教学理论成果，提高创新精神，培养创新能力，以适应新课程教育改革的要求。
3．学科教育理论图书。教师需要不断地专业成长，不断地提高专业水平，通过学科专业理论学习，掌握学科发展动态、最新要求以及学科前沿知识，及时调整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
4．课程与教学论方面。随着新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走进新课程》、《研究型课程》等书籍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和钻研。
5．其它方面的书籍。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教师的人文精神、文化素养、科学知识等对学生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教师阅读要广泛，知识面要宽泛。
七、活动方法和步骤
1、活动方式
（1）根据我校《推荐阅读书目》或自主选定精读和略读书目，提倡精读一本教育教学专著。
（2）有计划地进行潜心阅读，每天阅读时间不少于1小时，及时记录精句妙段。
2、交流研讨反思
以教研组、备课组为单位组织学习小组，开展研讨，定地点、定时间、定主题，将从研讨教育名著过程中获得的理论、思想、观点与自己的认识和做法相对照，互相启发，共同提高。
3、理论指导实践
每位教师都应把读书学到的理论思想、观点用来指导教育教学，改进学科教学、德育工作和管理工作，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4、形成书面感悟
将自己在读书中的收获、感悟和反思等以读书报告的形式形成原创性的书面材料。
5、搭建读书论坛
根据本校实际，拟在学期末举行读书报告会、评选优秀读书心得，让更多的老师读书，在读书中真正成长起来。
6、表彰读书先进。
学校将对读书活动进行全面总结，树立典型，表彰先进。评出优秀读书教研组和优秀读书个人（根据开展的各项读书活动表现和读书笔记、读书心得的书写情况进行评比）。并作为评优评先中考核工作态度的一项内容。
八、读书活动的要求
1．要有选择性。教师要结合教育教学实际，有选择地阅读一些提高自身教育教学实践能力的教育理论图书，多读一些真正提升自身内在修养的人文学科图书。
2．要有自觉性。时不我待，教育改革的紧迫性，要求教师把读书学习作为生活和工作中的重要事情，读书是一种常规的教学任务，而非课外活动，要严肃认真的地对待，特别要提高自觉性。
3、要有原创性。科技发达的今天，加速了信息流动量，拓宽了知识的接触面，也为广大教师提供了多种借鉴与学习的途径，我们要求教师在撰写读书报告时杜绝抄袭，坚持原创。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 需求差异图书馆教育教育创新
对于我国高校图书馆用户教育的主要方法,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有以下3种[1]:以大学新生为主要对象的新生入馆教育;以各年级大学生为对象的文献检索课程;面向全校师生的文献知识专题讲座。
新生入馆教育主要是由专人带领大学的新生进入图书馆参观,向他们介绍图书馆的功能、部门分布、所提供的主要服务、借阅的规章制度、馆藏资源分布等内容,或者是向新生发放读者手册或指南,由学生自主完成参观过程[2]。
以各年级大学生为对象的文献检索课程主要针对不同年级的大学生,根据其不同学习阶段对文献利用的需求来进行教育,主要涵盖一般文献检索方法、文献检索工具使用、文献检索技巧等内容,对不同学科背景和学习进度的学生提供对应的文献专业数据库检索使用方法教育。
面向全校师生开展的文献知识专题讲座,一般以专业数据库利用与检索技巧为主,专业针对性相对较强,要求听众不仅要有简单的文献检索利用知识和能力,更要求听众有相应的专业知识作为背景,而更深层次的文献知识专题讲座可能涉及到科研项目的立项、科技查新、科研情报分析技术、学术热点追踪等科研工作者需要掌握的内容。
1 用户教育存在问题与反思
1.1 教育内容传统
目前图书馆资源最丰富的已经不再是传统纸质图书,数字资源在网络时代异军突起,不管是在经费分配,还是在资源丰富程度都占据了馆藏资源很大比例,但目前开展最规模最大的图书馆用户教育——新生入馆教育内容还大多停留在以传统图书资源为重点的教学上,尤其是中国图书分类法成为新生入馆教育必讲内容,而对极其方便获取利用的数字资源则处于讲授不足的阶段。在图书检索方式上沿用传统的中国图书分类法,要求用户不仅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类型的书,更要求知道是哪本书,这种目标明确的研究性学习,更适合于已经开始研究性学习的大学高年级学生或研究生教育,而非刚刚开始大学学习,尚未接触学术研究活动的大学新生所需要的随意性很强的扩展阅读或出于休闲娱乐目的的消遣性阅读。
1.2 教育理念落后
当前高校图书馆用户教育基本上是以教师、课堂、书本为中心。在形式上沿用课堂讲述的方式进行:将教育对象按班级或专业集中起来,由图书馆教育工作人员在教室内进行理论讲述,部分学校还根据图书馆读者教育需要,制作了相应的图书馆教育知识读本或手册进行发放。教学方式多以讲授为主,比较古板,缺乏形象性和直观性,受教者只是单纯地听老师讲解,而缺乏实际的操作机会,教育效果常常不是很理想[3]。教育过程走入误区:过分强调书本知识和理论观点的灌输,强调知识学习的死记硬背,对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及参与性考虑不够。教学过程中采用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单向式”,导致出现教师授课时照本宣科、课堂上空洞说教,教学过程过分强调了教师在其中的主导地位,却忽视了受教育者应有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性。
1.3 教育行为短期
多数学校的新生入馆教育在入学军训的间歇时间完成,刚入校的新生在忙碌的军训空隙里参与教育,而课时设置一般又仅为一至二个课时。在新生入馆教育结束后,因为大量专业课及公共课学习的需要,学期时间分配上已经极度紧张,很少有可能再调整出相应的固定课时以供图书馆开展读者教育,导致很多大学生在校期间授受的图书馆教育到毕业时也只有军训时的一两个课时。而对开展科研的学生和教师需要的高端文献资源和数字资源使用培训严重不足,多数用户也很难意识到图书馆提供相应的文献资源和数字资源培训对个人的价值。导致出现大学生图书馆教育培训不足,科研人员不知图书馆教育培训为何物的现象。
1.4 教育成果低效
通过对三届新生连续三年入馆教育成果进行调查,发现在新生入馆教育中出现了“理论考试一百分,实践考核大鸭蛋”的情形:即新生在接受图书馆教育时,理论学习成绩相当优秀,经常在理论讲述课堂提问中表现为无所不知,课堂表现让人有一种教育成果堪称完美的误觉,但在后来的图书馆资源利用实践中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原先在理论学习中表现完美的部分学生在真正到了书库之后却不知如何找书,根本想不起要使用代书板,对原来回答正确的书籍分类法就像忘记了一样,其具体表现远远逊于课堂理论讲述时的优良表现。
2 读者教育工作的创新
2.1 教育内容紧跟时代变化
目前图书馆资源最丰富的部分虽然是数字资源,但很多教育者本身对数字资源的了解、利用不足,导致竭力发挥自己在传统资源、尤其是纸本图书资源方面的专业知识优势,而对数字资源采取相对回避的态度。在图书馆教育中必须克服这种教育人员对教育内容的使用频率比受教育者还少的现象,要求教育者积极学习数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通过对网络数据库使用,尤其是开放资源,如:百度百科、维基百科、互动百科等在线数据资源的使用和价值进行介绍,完全可以让开放资源成为图书馆现有资源的有益补充。对于图书馆不能完美提供的数字资源提供替代性查找索取办法,不仅教会用户利用馆内资源,更要教会用户在海量的收费或免费资源中找到自己需要的资料。
2.2 教育方式主动贴近用户兴趣
图书馆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仅仅让受教育者完成对图书馆知识的掌握,而是要求受教育者真正意义上学会知识的应用。在开展课堂理论教育之外进行书库实践,要求新生必须在图书馆进行两个课时左右的实践操作,内容包含书籍资源利用和图书资源管理。正如要学会游泳的最好方式不是仅仅在课堂中听教练喋喋不休地讲述游泳知识，而是让学习者跳到水里边讲边练学的更快一样,因此图书馆教育也应该以实践为重,理论为辅。
在图书检索方式上传统的中国图书分类法需要一定量的讲述,但讲述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理解图书存放的规则及为什么。在学生的引导上从其个人兴趣入手,比如从《微积分之屠龙宝刀》和《微积分之倚天宝剑》这样的数学书籍开始讲授专业书籍借阅规则,这种能够引起学生兴趣的方式就远比从专业数学书讲起效果要好很多。
图书馆还有丰富的馆藏可以用来娱乐休闲,进行图书馆教育时,可以从学习角度来开展,更可以从用户喜欢的娱乐休闲图书入手,从而抓住用户的兴奋点,引导用户通过自己喜欢的阅读材料完成图书馆教育。
对于从事科研的高级用户,则需要通过现场调查,发现用户需要了解掌握的资源利用技巧和高级信息查询技术,通过提供相应的服务,必要时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方式开展图书馆教育。
2.3 教育培训阶段化、目标化
图书馆教育不是一次性教育,图书馆教育也不可能在一次教育活动中就完成所有教学任务。随着用户对图书馆利用能力的提高,需要图书馆教育进一步跟进,根据用户层次不同提供阶段化、目标化培训。
针对大一新生,开展相对系统化的图书馆利用入门教育,保证对图书馆的初步了解,引导学生走进图书馆;对于大二学生,在校内定期举办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教育讲座,目的在于提高学生信息素养和信息技能;对大三学生,与院系专业教师联合,根据专业学习进度,提供相应的专业文献利用培训,提高学生进行深度学习的能力;针对大四毕业生,可与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合作,提供论文写作与科研查新、课题等进一步训练。对有科研需求的高级用户,提供专业针对性相对较强的内容,而更深层次的文献专题讲座可能涉及到科研项目的立项、科技查新、科研情报分析、学术热点追踪等科研应用。
根据不同时段内用户需求的差异,图书馆可以在四六级考试前进行四六级考试数据或模拟题库使用的目标化培训;针对用户的专业差异进行专题数据库资源教育,如:对文学院大二以上学生开展“四库全书”等大型工具书专题讲座,对化学专业开始毕业设计的同学进行化学专业数据库使用教育。
通过组织开展阶段化、目标化、多层次培训,有系统的对初级用户开展普通图书借阅、通用资源利用培训,中级用户进行专业图书借阅、特藏资源利用、专业数据库利用培训,高级用户提供科研情报分析利用等,形成多层次、连续性的图书馆教育体系。
2.4 多手段检查教育成果
图书馆用户教育的成果如何,必须通过对教育效果进行检查来确认。对新生入馆教育效果考核可以采用在书库内一边进行理论讲授一边进行实践的方式,确认受教育者对教授内容的掌握情况。对于其他阶段和目标化图书馆教育培训的成果,需要在教育培训完成后组织授课人员,对用户进行跟踪走访,通过详细查询教育内容在其学习、科研中的应用情况,发现用户最认可的价值部分和可能存在的不足,力争在下次教育中发挥原来的优势,解决存在的不足,保证教育效果逐步、稳步提高。
3 结语
图书馆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完成授课任务,而是要求受教育者真正学会知识的应用,能够体会到图书馆资源对学习、科研的价值,这就要求图书馆教育工作者必须对用户需求进行差异化分析,教育方式要主动贴近用户兴趣,对不同层次的资源使用者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并适时检查教育成效,为学习和科研工作服务。
参考文献:
[1]清华大学图书馆信息用户教育研究课题组.网络条件下的大学图书馆信息用户教育[J].图书馆论坛,2003(6):228-231.
[2]王建新.高校图书馆信息用户教育现状、问题与对策[J].高校图书馆工作,2003(5):51-55.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15篇
1清末译书的内容和种类
据《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统计，1880—1904年，汉译日文书共2，200多种，其中自然科学260多种，应用科学近400种，社会科学近1，400种，其他200余种，社会科学约占60%。由此可以看出，清末译书主要是以社会科学为主，而在社会科学中又更侧重政治理论读物，这显然是与译书学人的政治要求是相一致的，因为这些人留学日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先进的政治制度挽救中国的民族危亡，故而他们充分利用通晓日文的优势翻译了大量政治法律方面书籍，如《论》(菊地学而著、林桀译)、《日本议会史》(工藤武重编、汪有龄译)、《万国宪法比较》(辰巳小二郎著、戢翼译)、《欧美政体通览》(上野贞吉著、巅涯生译)、《国家学原理》(高田早苗著、稽镜译)、《国民公私权考》(井上馨著、章宗祥译)、《政治泛论》(永井惟直著、范迪吉等译)等。仅次于政治学的是教育学。留日学生把教育看成振兴中国的基础，大力倡导兴办学校，而新学堂的设立急需大量的教科书，因此解决教科书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这种客观形势直接促进了留日学生对教育类书籍的翻译。《游学译编》《译书汇编》等期刊专设教育专栏，介绍世界流行的教育理论，风格流派，企图以其开民智，促进中国教育。例如刘揆一翻译了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教师内藤庆助编著的《小学教育法》，“于教育之原理，修理之方法言之尤为亲切”［11］;湖南编译社翻译了《学校实践管理法》，所刊广告直接切中中国教育界之要害“中国言学校数十年矣，而造就无人……是故因学课之不高亦管理未善有以致之也”，并强调翻译该书的目的是“以饷国民”［11］。除了一般的教科书、教育理论方面的书籍，留日学生还翻译了有关教育管理方面的论著，如编译出版了日本的教学大纲《新译普通学科教授细目》，日本中野礼次郎的著作《十九世纪欧洲教育之大势》等等，其根本目的在于让中国人了解“欧洲各国教育发达之原因”［11］。可以说，留日学人翻译的这些图书，为当时的中国教育界指明了学习的方向，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蓝本，在当时的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批图书也受到了广大教育者的好评。除了政治学和教育学，留日学生还翻译了大量其他学科的著作，如哲学、史学、宗教学等等。学人们编译了数十部亡国史，如《近世亡国史》《波兰衰亡史》《印尼灭亡史》《朝鲜亡国史》等，冀图以史为鉴，唤醒中国人的救国热情。倾向革命的留日学生则大量编译资产阶级革命史书，如《美国独立史》《法国革命史》《意大利独立史》等，这些书籍为中国革命青年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此外，学人们还编译了许多理论书籍，如哲学方面编译出版了《哲学纲要》《哲学大观》等;史学理论方面有湖南编译社出版的《史学原论》;宗教学方面有留日学生编译的《世界宗教史》《宗教研究》《伦理与宗教之关系》等。除了上述译书种类，留日学生还翻译了包括经济学、军事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数十种类别的书籍，内容广泛，他们通过翻译活动将世界上最新的知识带到中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
2清末译书活动的影响
2．1推动了清末教育变革的进行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推动了清末教育变革的进行，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据许多参与编译图书的学生回忆，那时他们在学堂用的教科书，多为这些留日学生的译本。留日学生对教育变革所做的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将各种新式教科书引进学堂。1900年以后，由留日学生组成的翻译团体，如译书汇编社、湖南编译社、教科书编译社等，都曾编译过大量教科书，涉及历史、地理、教育、法制、经济等方面内容，一些留日学生回国后仍继续从事教科书编译工作。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有《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其中不少都是由留日学生所译，如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欧罗巴通史》，失津昌永著、吴启孙译《大地平方图》及《五大洲总图》，杨廷栋著《理财学教科书》，何橘时译补《中学生理教科书》，水岛久太郎著、陈榥译补《物理学》等。当时出版界的龙头———商务印书馆甚至“招聘不少归国的留日学生，出版各种新式教科书。这批教科书大部分以日文书为蓝本编纂而成”。虽然留日学生所译的教科书总体看来比较粗糙，如“取材过于日本化”，“日文语气太重”等，但晚清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毕竟迈出了由旧教育走向近代教育的重要一步。他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内容，为中国教育注入了一丝新的活力，更提供了更多新的教育方法和形式，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传统教育界。同时，这批译书满足了国内新式学堂发展的需要，推动了清末教育变革的进展，为更好地改造传统教育积累了经验。
2．2促进了新思想、新概念的传播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使西方文化广泛传播，让中国人民接触到外国各种先进思想和理念，是又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这股译书热潮，对提高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水准无疑是不能低估的，许多新思想、新概念都是通过译书得到传播的，一些新兴词汇都是由留日学生首先使用，并经由他们传到中国，并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如“帝国主义”一词，就是由留日学生首先使用的。1901年，《开智录》在“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之前途”一文中痛斥帝国主义就是“侵略主义”“扩张版图主义”“膨胀主义”，此后“帝国主义”一词被广泛使用。另外，“经济学”“社会学”等词也是由留日学生首先使用的。《译书汇编》第七期在翻译日本法学博士失野为之的《经济学研究之方法》一文时，首先使用了“经济学”一词;而戊戌时期严复等人在介绍欧洲社会学时一律称为“群学”，直到1902年留日学者章太炎在翻译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的《社会学》一书时首次使用了“社会学”一词。上述数个新名词的出现都为当时中国迂腐陈旧的思想界注入了一丝新鲜活力。可以说，留日学生对这些外来文化的接纳和吸收，促进了新思想、新概念和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思想界做出了突出贡献。
2．3为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留日学生所译书籍广泛介绍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学说，冲击了中国封建文化，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如湖南留日学生杨毓麟撰写的《自由生产国生产史略》在《游学译编》上连载，详细介绍了美国的诞生和发展，同时结合中国实际，畅谈体会和感想，他写到，“欲造国民者，必先造其魄力;欲造其魄力，必先造其思想;欲造其思想，必先造其根性。”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发动之前，为其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直接反映辛亥革命前的历史的译作，有日本宫崎寅藏著，金一(金天翮)译的《三十三年落花梦》［15］，此书秘密流行在民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起到了强有力的革命宣传作用。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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