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研究论文范文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算经十书，传统数学思想，新理解
Abstract:Exploringandstrivingfortheconstantlyimprovingmethodsandtechniquesofcalculation,stressingtheexplicitthinkingbasis,andconcentratingonitsflexibleandwideapplicationisthepithofthemathematicideasofSuanjingshishu,thethreadofwhichisadvancingalongtheexploration,improvementanddevelopmentoftuibu(thescienceofcalculatingtheastronomiccalendar).Itcombinescalculationwithanalogy,andthus,formsitsuniquetraditionalstyleandmethod.
KeyWords:SuanJingShiShu,TraditionalMathematicalThinking,newunderstanding
在世界科学史中，中国传统数学是一颗灿烂的明珠。在中国传统数学中，“算经十书”是典型的代表。所谓“算经十书”，指的是中国十部古算书：《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海岛算经》、《五经算术》、《缀术》（元丰年间已失传，后来以《数术记遗》代之）、《缉古算经》。唐代时期，国子监内设算学馆，置有博士、助教，指导学生学习数学，规定这十部书为课本。许多人为这十部算书作注释，作增补删改，历代华夏子孙学习它，研究它，中国数学也因它而形成自身的传统并将此传统继承和发扬。“算经十书”就其内容来说，属于初等数学；就其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来说，则是十分高深的。下面，我们阐述其数学思想。
1.探索和追求精益求精的计算方法和技巧
就数学内容而言，“算经十书”以善于计算而见长，并且这一长足的发展还被推进到让世界其他各国都望尘莫及的地步，这已是中外中算史家的共识。“算经十书”能如此辉煌耀目，是跟它着力探索和追求精益求精的计算方法和技巧分不开的。
“算经十书”中最早的一种《周髀算经》，其第一章叙述了西周开国时期（约公元前1100年）周公与商高的一段问答。从这段问答中，我们可以见到我国早期数学思想的一些初步端倪。当周公问商高“夫天不可阶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请问数安从出？”时，商高答道：“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接着，商高还说：“故折矩以为句广三，股脩四，径隅五。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环而共盘，得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由生也。”这里，我们可以清新地见到，我们祖先在早期“定天下”、“治天下”时，已经看到了数学的重要性（如大禹、周公）；而掌握到一些数学知识的人（如高商），是注意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的。比如，我们从上述商高答问中，就可以看到，古人理解“数之所由生”，是将形与量结合起来考察的。圆和方都是形，而形是有数量关系的，从考察形可以探讨到“数之法”，但这形中又包含着丰富的数量关系，特别是平方关系（九九八十一）。数之法是从圆形和方形开始的。圆是内接正多边形经过无数次的倍边之后所得到的正多边形的极限（我国最早的极限思想，是不是来自于这种“圆出于方”的观念，希望读者引起注意）。矩是木匠用的曲尺，形如L，方中的直角，非矩不能作，所以说方出于矩。矩形的面积又不外于二数相乘，也就是说，要算出来。我国古代算法好凭口诀，而乘法口诀是从“九九八十一”起的，古人用“九九”作为乘法口诀的简称，故有“矩出于九九八十一”。这里所包含的用数的性质来研究形的性质的思想，与古希腊的数学思想旨趣相映。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定理：a2+b2=c2。而当a=b=1时，则
c=，这既不是自然数，也不是自然数之比，所以不能是可接受的正常的数，被称为无理数，导致了第一次数学危机，从此古希腊数学发展的方向产生了大改变，“几何化”占了主导地位。[1]商高提出了著名的“句三股四弦五”这个勾股定理（也称勾股弦定理、商高定理），是从“折矩”而来然后得“积矩”的，3，4，5及其平方的关系可以体现出勾股定理，但中国并没有由此而产生数学危机，也没有发生发展方向的大改变，反而为“几何代数化”[2]这个中国传统数学发展主导方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中国早期讲究以算的方法去解决实际数学问题，是“数之所由生”的重要思想。
在古代，不管是西方国家或中国，数学的发展都跟勾股定理结下不解之缘，这不是偶然的历史巧合，而是不同渊源和发展脉络的科学认识的一种必然交汇，其原因是由人们的实践活动决定的。作为人类早期的数学研究活动，很自然地会碰到考察形的性质及数量关系，直角三角形成为关注的对象是在情理之中。正如赵爽所说的，早期先人们（如大禹）能掌握有关的数学知识是“乃勾股之所由生也”。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会导致数学发展的不同朝向，至少在初等数学领域内是存在的。古希腊在数、形简单和谐的观念被打破之后发生大转向，从重算发展到重证，发展到重视几何证明，往后的趋势就是有了这种发展趋势和成果的集大成标志——欧氏几何的产生，它是西方国家初等数学体系确立的标志，而中国此时并不发生方向的大改变，而是沿着算的道路继续前进，往广度和深度上延伸发展，导致的是中国传统数学体系的形成——《九章算术》的出现。《九章算术》中有许多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如负数计算、分数计算、联立一次方程解法等，正是沿着探索计算的方法和技巧前进的结果。可贵的是，我们的祖先在此数学思想的指导之下，并不以原有的结果为满足，没有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裹足不进，而是精益求精地深入下去。如《九章算术》246道题，有解题方法202“术”，在当时有如此辉煌成绩已难能可贵，但三国魏晋时期的刘徽，就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仔细作注，不但为《九章》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依据，而且大力向前推进，提出了许多创见，将探讨和讲究精益求精的计算方法和技巧这种数学思想，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并对后世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实际影响，如他发现的割圆术，为后来祖冲之求得更精确的π值奠定了基础，唐李淳风注《九章算术》时说：“刘徽特以为疏，遂乃改张其率，但周径相乘数难契合。祖冲之以其不精，就中更推其数。”刘徽本人告诫人们他所得到的“徽率”太小，后人也正是沿着刘徽的思想方法再继续前进，将π值愈推愈精确。在求积问题上，刘徽也有突破，他提出了推求球体积的著名的“牟合方盖”理论，之后，祖暅在刘徽研究的基础上，精益求精，得到了闻名于世的“祖暅定理”，并具体求出了“牟合方盖”。这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的中国高超的算法技巧，正是在一条清晰的传统思维途径――探索和讲求精益求精的计算方法和技巧中进行和取得成就的。如《张丘建算经》自序中这样写道：“其夏侯阳之方仓，孙子之荡杯，此等之术皆未得其妙。故更造新术推尽其理。”在探索精益求精的算法道路上更上一层楼，就是《张丘建算经》的数学指导思想，正是在此思想的指导之下，出现了举世闻名的“百鸡问题”。
2．讲究明确的思想依据
数学思想研究的是数学产生和发展的思想方法和思想依据。“算经十书”不仅在数学知识上光彩耀目，在数学思想上也独树一帜，其显著的特点是对于作为每项有意义的数学成果，都讲究其明确的思想依据。
刘徽精细地注释了《九章算术》，从而确立了中国传统数学理论体系。刘徽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对后世影响极深。如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云：“徽思极毫芒，触类增长。”说刘徽的思想方法是“一时独步”。而刘徽对自己所接触和研究的数学，是十分讲究明确的思想依据的。“算经十书”中有二部与他密切相关。《九章算术》由于有了刘徽注，从此中国传统数学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他在注《九章算术》时补撰“重差”，其单行本即《海岛算经》。刘徽注《九章算术》时，十分讲究数理之道要有明确的思想依据。在《九章算术》注原序中，刘徽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事类相推，各有攸归，故枝条虽分而同本干者，知发其一端而已。又所析理以辞，解体用图，庶亦约而能周，通而不黩，览之者思过半矣。”在“圆田术”注中，刘徽写道：“不有明据，辩之斯难”，于是，他在创造“割圆术”的同时，还告诉人们此种创造是有依据的：“谨接图验，更造密率。恐空设法，数昧而难譬。故置诸检括，谨详其记注焉。”在“开立圆”（由球的体积以开立方的方法求其直径）注中，刘徽创立了“牟合方盖”理论，他不仅介绍了有关方法，而且还言明思想依据，“互相通补，……观立方之内，盒盖之外，虽衰杀有渐，而多少不掩。判合总结，方圆相缠，浓纤诡互，不可等正。”但他又担心依据不足，惟恐理法相违，专门作了交待，以待后人获得更严密的依据：“欲陋形措意，惧失正理。敢不阙疑，以俟能言者”。从中我们不仅见到先哲们对探讨数理的思想依据的重视，也深深领悟到他们治学严谨的高尚风范。在谈到将割圆术作为解决有关极限问题的工具时，刘徽也阐述了其思想依据：“数而求穷之者，谓以情推，不用算筹”（“阳马术”注）。意思是说，数学中凡解决有关无穷之类问题时，不必用算筹去计算，应当用数学思想去把握。再拿《海岛算经》来说，刘徽为什么要写《海岛算经》呢？其思想依据是什么?在《九章算术》刘徽注原序中，刘徽清楚的说明“苍等为术犹未足以博尽群数也”，于是“辄造重差，并为注解，以究古人之意，缀于句股之下”，“以阐世术之美”。而造“重差”此术的思路是：要测量不可到达目的物的高和远时，一次测望不够，于是采用二次测望、三次测望、四次测望，即“度高者重表，测深者累矩”（“重表”或“累矩”就是用表或矩测望两次）、“孤离者三望”、“离而又旁求者四望”。更为深刻的是，刘徽并不是勉强、被动地去考究数学知识之思想依据的，他认为数学思想与数学知识之间本身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他用庖丁解牛来阐述此层道理：“更有异术者，庖丁解牛，游刃理间，故能历久其刃如新。夫数犹刃也，易简用之则动中庖丁之理，故能和神爱刃，速而寡尤”（《九章算术》方程术注）。
自刘徽之后，“算经十书”的著者都较注意阐述算理要有明确的思想依据，如四库总目提要中称：《张丘建算经》之体例，皆设为问答，以参校而中明之，简奥古质，与近求不同，而条理精密，实能深究古人之意。正因为此书注意讲究数学的思想依据，因而对掌握数学知识的来龙去脉很有益处，“故唐代颁之算学，以为专业”。就是在我国近年的中学数学课本中，还列有《张丘建算经》的题目。
此外，“算经十书”中关于数学证明的部分，也讲究要有明确的思想依据。[3]
3.着力于灵活和广泛的应用
中国传统数学十分着力于灵活和广泛的应用。拿“算经十书”最早的一部《周髀算经》来说，东汉末至三国时代的吴国人赵爽曾对《周髀算经》逐段进行详细的注释。在赵爽注释中有这样写道：“禹治洪水，决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除滔天之灾，释昏垫之厄，使东注于海而无侵逆，乃句股之所由生也。”又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撬，山行乘撵，左准绳，右规矩。”赵爽的注释和《史记》的记载（山东五梁祠画像石中有幅大禹治水图）都说明了我国早期注意从实践中提炼数学知识并将掌握的数学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周髀算经》中记载的“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都充分体现了将数学知识（包括数学器具）着力于在实践中应用的思想。我国是一个农业古国，田地面积的量法极需要数学为它提供手段，储囤粮食、建筑城墙、开沟挖渠等都需要有计算体积的方法，如求方田、广田、圭田……的面积，求城、……的体积，都十分需要有一定的数学工具为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手段。我国古代很早就推行按亩收税、两税法的赋税制度，兑换、分配的需要以及工商业的发展，促进和加强了将数学知识应用于实践。再从中国封建统治者来看，他们也极需要精确地计算田亩面积，合理安排赋税，来发展封建社会的经济，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特别是天文历法，它对于历代统治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似乎它就是封建王朝统治者兴衰的象征。封建统治者需要颁布历法，历法的制定又离不开数学。因此，在古代中国，不管是“民间”或“官方”，都要求数学研究与实践经验相结合。《周髀算经》旨在阐明宇宙结构学说“盖天说”；《九章算术》九个章都与实践紧密相关；《海岛算经》用以解决测量推算远处目的物的高、深、广、远问题；《孙子算经》所选的大部分都是解决实际情况的应用题；《夏侯阳算经》引用当时流传的乘除捷法，为的是要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应用问题；《张丘建算经》上、中、下三卷，大部分都是涉及到解决测望、方圆幂积、商功、均输、方田等现实的实际问题；《五曹算经》分别叙述计算各种形状的田亩面积、军队给养、粟米互换、租税、仓储容积、户调的丝帛和物品交易，即所谓的田曹、兵曹、集曹、仓曹、金曹等五曹的应用问题；《五经算术》则是力图将古代经籍的注释中有关数字计算的知识与历法、乐律的研究结合起来，另有旨趣；《数术记遗》中载有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数学器械，如积算、太乙、两仪、三才、五行、八卦、九宫、运筹、了知、成数、把头、龟算、珠算、计数等。这些，非常雄辩、实在地体现了我国传统数学思想的鲜明特色。
中国传统数学十分着力于灵活和广泛的应用的显著特点是边讲究算法边探讨应用，把精益求精的算法和灵活广泛的应用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推动数学的进一步发展。以王孝通的《缉古算经》为例。《缉古算经》（公元630年左右）是“算经十书”中最晚问世的一部，也是最难的一部。书中涉及到的问题相当复杂，20道题中除了第一题是关于历法的之外，其余各题都是关于土木工程、仓库容积以及勾股定理的应用问题，王孝通解决它，多数用到三次方程。《缉古算经》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三次方程代数解法的书，具有世界意义。王孝通的工作，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当时我国数学研究已达到了相当高深的水平。英国李约瑟说：“三次方程最早是在《缉古算经》中发现的，这部书问世的年代肯定是在公元625年前后。像往常那样，这些方程是从工程师、建筑师和测量人员的实际需要产生的”[4]著名的日本数学史家三上义夫也说过：“唐王孝通之《缉古算经》，使用三次方程式以解各种问题。……中国成立三次方程式，乃在阿拉伯之前；而由术文推得之方程式解法，亦与发达于阿拉伯者全不同也。”[5]王孝通研究三次方程所得到得成果，比阿拉伯人（10世纪之后）和意大利的斐波那契（13世纪）都早得多。《缉古算经》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堤坝求积问题的，我们可以把王孝通的方法称为“堤积术”，“堤积术”是王孝通一生最得意的创作，此书送呈朝廷时，王孝通请求召集能算之人，考究其得失。“如有排其一字，臣欲谢以千金。”隋、唐时期，运河的开凿，桥梁的兴修，大规模的城市宫殿、寺院的建造，以及天文历法的改进，都出现了大量比较复杂的计算问题，时代的需要对于数学知识和计算技能提出了比过去更高的要求。而王孝通能创立解决这些问题的“堤积术”，正是他把探讨应用和讲求算法结合起来的结果。他潜心苦钻，结合当时土木工程中出现的大量实际问题，尽力探索有效的解决办法，他说：“伏寻《九章•商功篇》，有平地役功受袤之术。至于上宽下狭、前高后卑，正经之内阙而不论。致使今代之人不达深理，就平正之间同邪之用。斯乃圆孔方柄，如何可安？”解决土方计算等问题，《九章》商功章中早有述及，但他认为“旧经残驳，尚有缺漏”，商功章中虽有“平地役功受袤”之术，但对于上宽下狭、前高后低等各种情况，还应当探求新的方法给予正确解决，这才导致“堤积术”的诞生。王孝通是通过对当时土木工程中的数学进行了一番的研究和总结，才写出《缉古算经》。
4．对中国传统数学思想的新理解
一般说来，传统是指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思想、道德、作风、艺术、风俗、制度等。而人们习惯于把古代的、民族的东西归为是传统的，或把传统看作是本民族古代产生和存在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应当用发展的、辩证的眼光看待传统。某种东西既称为传统的，或称为具有传统性意义的东西，那么它就有延续之意。传统本身就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产生，由时间、空间积淀的，并且这空间是开放的，时间是延续下来的。对于之后的来说，之前的往往由于它们某些共同的属性整合在一起就构成传统，或使原有的传统采用旧方式或新方式再延伸开来。当然，也会有传统中断或传统消失。同时还应当看到，传统本身就是惰性，唯有弘扬和发展得起来的才具有活力。因而，能与时俱进的传统，堪称绝佳之传统。
综上所述，可以说，“算经十书”已构成了具有中华民族自身特色的传统数学思想，并且由于这传统的延续使得其思想精粹愈加灿烂。中国古代数学及数学思想，自春秋战国到西汉中期确立了体系之后，一直到唐朝，基本上使沿着《九章算术》这条主线传统式地发展的，在这期间，由于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学和数学思想也不断得到提高，《九章算术》的数学体系得到充实、丰富和发展，也出现了不少超出《九章算术》范围的研究成果。到了宋元时代，我国传统数学达到鼎盛时期，走在世界数学的前列。从《九章算术》多元一次联立方程组的解法，到天元术，再到朱世杰《四元玉鉴》四元高次方程组的解法；内插法从汉代的一次内插法，推进到等间距二次内插法、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三次内插法；从《九章算术》的“王家共井”（不定方程）、《孙子算经》的“物不知数”（中国剩余定理），到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组）；后来，在高阶等差级数求和上，从“隙积术”，到“招差术”，再到“垛积术”，特别是“尖锥术”，都具有世界意义，这意味着“中国数学也将会通过自己特殊的途径，运用独特的思想方式达到微积分，从而完成从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的转变。实际上，在西方，牛顿和莱布尼茨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途径，几乎同时达到微积分的思想的。”[6]这些，都是传统数学、数学思想和方法的延伸和发展，都是“算经十书”数学思想精粹的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数学思想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吸收了从古代到近代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形成的文化因素和思想因素，新旧相互作用，内外（外来的）相互碰撞，延绵伸展开来的。
中国传统数学思想具有显著的民族性特征。我国传统数学是沿着注重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和发展数学的思维方式发展数学的，擅长于算，运算主要以算筹作为工具。这与西方许多国家发展数学的道路是不同的。中国传统数学思想有着自己的渊源和模式，有其之长，也有其之短。在初等数学领域之内，正是这种传统数学思想把我国数学推向世界的最高峰，许多国家与我国相比，望尘莫及。但是，这种状态是很有限的。1303年，朱世杰出了著名的《四元玉鉴》之后，我国数学出现了停滞。“中国数学经过许多世纪的高涨之后，从14世纪中叶开始了停滞的时期。”[7]“朱世杰（1303）之后，我国数学突然出现中断的现象。”[8]“在1400年间到1500年间，几乎没有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9]“自明初至清初，约当公历1367年迄1750年，前后凡四百年，……是称中算沉寂时期。”[10]“以致金元之际的数学名著大都失传，四百年中竟无人能了解增乘开方法和开元术。”[11]这样的事实不得不使今天的人们进行深刻的反思。国人悟出的其中的一个道理是：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数学思想，“纯粹的”民族传统是不行的，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
面对现代化，弘扬我国传统科学思想，推进科学向前发展，这是摆在我国科学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面对新世纪新发展，我国科技界的使命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努力为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为维护和实现我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贡献智慧和力量。”[12]“要大力加强对各门传统学科的研究，大力加强各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大力加强各门学科的理论和体系的建设，大力加强各门学科的方法和手段的建设”[13]。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中国传统数学思想及其现代化，并且在实践中真正弘扬中国传统数学及数学思想，积极面对和解决当代现实问题，我国科学工作者实际上已经走出了一条很好的路子，这就是将中国传统数学思想精粹同高新科技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摸索出能在我们底子比较雄厚、根基较为扎实、擅长发挥优势的生长点上进行创新。例如，我国“战略数学家”吴文俊教授，在弘扬中国传统数学及数学思想上，做出十分杰出的贡献。他深入地钻研和了解了中国传统数学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有着出色的创新。前已论及，在中国传统数学中，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擅长于计算。而计算有它明确的要求，必须把研究对象数量化，同时要建立运算法则。中国传统科学凭借其显著特点，不但在宋元时期把算术和代数推向当时世界的最高峰，而且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数学证明的作用，发挥“算”“证”交互作用推动数学发展的效能。这种传统特征蕴涵着十分深邃的思想精髓。我们知道，在数学研究中，存在着计算和证明这两种不同的手段和风格。一般说来，“算”是把研究对象数量化，遵循一定的规则，按照一定的程序，经过操作，比较机械地得出某种数学结果；而“证”则是要以某些命题作为前提，根据定义和已有的定理，遵循逻辑推理的规则，经过操作，实现概念与关系之间的转换而得出某种数学结果。证和算是相辅相成、互相联系、彼此补充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中国传统数学擅长计算的特点之所以不但能发挥数学运算的效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起到数学证明的效能，关键就在于它有比较固定的规则和确定而有条理的程序。中国古算书中丰富多彩的术文，给出了许多解决数学问题的十分清楚的规则和确定而有条理的程序，虽然不是以公式的形式出现，但对解决问题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并且，有的方法按照一定的新规则和新程序继续操作下去，还可推广开来（如把“增乘开方法”推广到开任意高次方，可以得出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它给人们进行数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很有价值的思路，即：在数学操作过程中，都有一个确定的、必须选择的下一步，这样就可以延着一条有规律的、逻辑的道路进行下去。实质上，着就是数学问题的机械化，
我国传统数学擅长计算的特点，恰恰是数学问题的机械化的内在机制：确定而有条理的程序保障了数学操作的下一步是“确定的”，固定的运算法则保障了数学操作的下一步是“必须选择的”。我国数学家吴文俊说“中国的古代数学基本上是一种机械化的数学。”[14]这条思路所开辟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固定的运算法则和明确的操作程序化，十分方便在计算机上施行。把线性方程的求解过程规范化、程序化后，让电子计算机来实现这机械化了的数学问题，在几分钟内就可以求出一个未知数多至上百个线性方程组的答案来，这对现代化建设意义十分重大。这种内在机制给人带来一个十分有趣的念头：能否用机械化方法进行数学证明？也就是说，能否用计算机的“算”来“证”呢？数理逻辑诞生之后，可以把概念形式化和量化，使之纳入逻辑关系的演算。美国王浩先生用计算机证明了《数学原理中的几百条定理，哈肯等人也用计算机证明了四色定理。但是要真正能够体现机械化定理证明，进而实现机器证明，任务还很艰巨。数学证明灵巧性大，难度也很大。把这方面的困难用另一种方式来换取它，即用繁杂的量的运算来取代，利用计算机去完成繁杂的量的运算，这是定理证明机械化的基本思路。换句话说，其基本途径是从公理化出发，通过代数化，达到机械化。比如，初等几何主要一类定理证明的机械化，可以分为这样两步：第一步是引进坐标，然后把需证定理中的假设与终结部分都用坐标间的代数关系（多项式关系）来表示。第二步是通过代表假设的多项式中的坐标逐个消去。如果消去之后结果能为零，这表明定理正确。即用多项式的消元法这种验证的方式来证明定理。两步都可以机械化地进行。我国数学家吴文俊等人采用这条途径，首先证明了初等几何主要一类定理的证明可以机械化，后来又证明了初等微分几何中主要的一类定理证明也可以机械化。可见，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在现代科学中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它为现代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思路。吴文俊教授深有感叹地说：“我们是在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下提出问题并想出解决问题办法来的。”[15]当然，这里不能简单地“复古”回归，而是要把思想加以发展，比如，吴文俊教授采用的是中国产的长城203台式计算机，而不是古代的算筹。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于2002年8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吴文俊院士作为本届大会主席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不仅要振兴数学，更要复兴数学，重视古代数学的辉煌。他说：“我一直推崇中国的古代数学。”[16]传统具有惰性、延伸性和精粹隐藏性，发掘和弘扬优良传统可重现古代数学的辉煌，具有现实意义。科学思想是科学产生、发展的思想依据和思想方法，也包括科学成果所蕴涵的思想精髓。面对现代化，挖掘和弘扬中国传统科学成果所蕴涵的思想精髓，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莫绍揆.数学三次危机与数学逻辑[J].自然杂志，1980.6.
[2]郭金彬、李赞和.中国数学源流[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180.
[3]郭金彬.中国传统数学证明的方式[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3.1.
[4][9]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数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79,111.
[5]三上义夫.中国算学之特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9.34.
[6]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253-254.
[7]尤什凯维奇.中国学者在数学领域中的成就[J].数学进展，1956年2卷2期.277.
[8]梁宗巨.世界数学史简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455.
[10]李俨.中国算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142.
[11]钱宝琮.中国数学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276.
[12].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大力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一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六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R].新华社电，2002.5.28.
[13]孙承斌.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大力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N].光明日报，2002.7.17.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1．1道家思想的发展
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提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老子以后．道家思想经历了战国中期的庄子、秦汉之时的黄老之学。道家在汉朝之后慢慢的被官方弃用，但仍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魏晋玄学以后。从道家学派史的角度看，道家学派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但其思想理论在与儒家和佛家的相互借鉴、融合与渗透中。主要通过道教学者对道家著作的注疏和对道教思想的发挥，而继续不断地得到新的发展，并始终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生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尤其对中国科技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1．2“道”的内涵
《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日：道。同时，道家认为物质世界由道所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道家思想进行综合研究可以得出“道”的内涵：第一，对于“道”这一世界规律存在和可理解性的坚信，否认宇宙由神权支配；第二，天地万物和人类虽然纷繁万端，但皆以“道”为最大共性和本源，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和一致性、统一性；第三，天地万物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人类不能无视规律的主观妄为，而只能尊重和遵循“道”这一世界的根本规律。
2道家思想中所体现的科学思想
在《老子》、《庄子》、《淮南子》等众多道家著作中，都记载了道家探索自然的真知灼见。深受道家影响的《黄帝内经》认为，只要能够认识和掌握“道”这一本质规律，就能够触类旁通，由浅人深，并为科学探索自然奥妙提供了精神动力和理论武器。下面就具体对道家思想中所体现的科学思想作以论述。
2．1天人合一的整体科学观
道家的整体思想具体可以理解为“天人合一”的思想。《道德经》说：“复归于朴”。其意思就是复归于自然。在道家看来，各种具体对象作为禀道而生的存在，都是“道”之“一”而具有的自然的本质。故他们在完成了自己的生灭运动之后，就自然而然地复归于道朴。道家把人归依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提出来了，而它提出问题的思想意义在于警醒世人把主体生命与宇宙自然生命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来看待，使自然成为一个与主体生命活动有内在联系的存在世界。其终极目标就是达到“天人合一”的人生精神境界。人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合理对待宇宙间的每个存在，自觉实现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
老子的“万物得一以生”的道论虽然未对科学活动作直接论述，但为我国古f弋科学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老子》以后的《黄帝内经》、《淮南子》以及东汉道家思想的科研人员张衡的著作《灵宪》等无不体现“道”之为“一”的整体利学观。
2_2兼收并蓄、公正不偏的科学态度
兼收并蓄、公正不偏，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不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中的事物作道德判断，是道家思想中极具科学思想的一个方面。
东郭子问于庄子日：“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日：“无所不在。”东郭子日：“期而后可。”庄子日：“在蝼蚁。”日：“何其邪?”日“在梯稗。”日：“何其愈下邪?”日：“在瓦甓。”日：“何其愈甚邪?”日：“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在庄子看来，世界上原本不存在贵贱差别。从这段话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任何事物是在科学探索领域之外的，不论它是多么使人厌恶、多么琐碎。这的确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道家在走向最后有可能导致现代科学的方向中，他们并将对于一切为儒家所鄙视的事物都发生兴趣，譬如那些看似毫无价值的矿物、野生动植物、人体各个部分及其排泄物等。这种思维方式是自然科学的精髓所在。科学必须在伦理上是中性的。虽然道家学者也生活在须作道德评判的社会中，但他们却看到了这一点，这是值得肯定的。
这种中立性倾向正是科学精神的要义之一，正如伯纳德．巴伯所说，这种感情中立的价值，它是实现完满性的手段和条件，他能扩大理性实践的范围及其威力。因为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只有保持中性，才能作出更为客观和准确的描述和理解。兼收并蓄、中立不偏的主张凸显出道家对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追求，弘扬这种科学态度极具意义。这种思想允许各种意见或学派的并存和自由争鸣，能够促进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化。
2．3身体力行、乐于实验的科学精神
在人类文明的初期，科学与方术是不可分的。道家也在科学的探索之路上很自然地将科学与方术结合起来了。在科学与方术尚未被区分的时候，练金术士进行炼金术试验时把一些化学物质仔细地混合、加热的行为与巫婆用符咒镇住别人而在一口大锅里倒腾的动作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在西方科学与方术的区别直到17世纪才实现，而传统的中国从未实现。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道家学派的哲学家为了探索自然规律自己动手做试验，无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像相信自己的头脑一样相信自己的双手，正因为这个原因，在中国研究炼金术的人主要是道家学者。没有一个儒家学者会屈尊从事任何体力劳动，而对道家学者来说，这是他求道的一部分。
2．4注重直觉的非逻辑科学思维
科学技术的研究不能缺少直觉、灵感等非逻辑思维。爱因斯坦根据自己关于科学创造的亲身体验，明确指出：“我相信直觉和灵感。”道家的直觉思维是非常著名的，就像一提到古希腊人们就会想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分析。老子认为“道”只能是直观体现的对象。庄子也以“道”作为直觉思维的对象。他认为“道隐于小成”。老子和庄子都提出，要以所谓“明”作为直觉思维所要达到的目标。老子说：“知常日明。”庄子也说：“莫若以明。”道家以“道”作为直觉思维的对象。体道的过程也就是直觉思维的过程。
3道家科学精神对我国科研人员的现实意义
3．1科研人员在科技研究中要遵循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在我国，不少的科研人员认为，科学在于割裂整体，甚至有人说科学在于舍弃整体。这种观点有着很大的片面性。相反，科研人员都必须具有普遍联系和整体的观点，才能成为合格的科研人员。科研人员首先要认识到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认识到“道”之为“一”，然后为了寻求某种条件下的事物规律才能有意识地从事割裂联系、分裂整体的抽象活动，以其深藏的普遍联系和整体观为前提。正因为如此，科研人员的追求总是不满足于先前已发现的秩序、规律，而不断扩大联系的范围，在新的联系中寻求更广的秩序、规律。科研人员的活动是在不断割裂联系、分割整体中日益扩大联系范围、走向整体的活动。
面对由于科学发展应用的不当而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危害，道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不可能直接作出克制，因为自然科学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仍然要依赖于自然科学的自身功能去加以解决。但是，道家天人合一整体科学观所体现的科学原则却对科研人员自觉调整科学技术发展与应用的方向，具有重要价值。
3_2科研人员应加大对民生科技的研究力度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科技水平有了飞速的发展，在很多重大的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世界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但就从科技为人民服务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科技发展仍存在着不足，大量面对老百姓的科技研发被搁置。例如与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科学发明、技术创新远远落后于其他科技的发展，以至于使人们总是觉得科技离自己太远，只要提起科研项目，总会联想到航天、卫星、生物纳米等高端技术、高深莫测的数据模型、原创性机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部分科研人员缺少天人合一的整体科学观，认为研究那些小技术、小革新，就降低了自己的身份，而有意回避相关方面的研究。
道家思想认为，看事物做事情应该兼收并蓄、公正不偏，不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中的事物作道德判断。我国的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也应该树立同样的观点和立场，不应该对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小发明、小革新以及基础科学理沦的研究采取回避的态度。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更应该优先发展与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小”科技。
3．3科研人员要保持心灵的宁静、远离浮躁的心理
道家思想认为，顺自然而为之，不顺自然而不为之。虽然无益于鼓励进取精神，但却有益于人们冷静思考，量力而行，妥善地处理科研人员在面对现实的诱惑和科学技术的公益性之间的关系。
3．3．1保持心灵的宁静可以激发科研人员的有利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的直觉
老子认为：致虚极、守静笃。心灵的宁静状态最容易引发直觉思维。庄子也认为心情的恬静愉悦是智慧产生的最佳状态。所以，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要想保持充分的有益的直觉思维一定要保持心灵的宁静，远离浮躁。
3．3．2保持心灵的宁静可以杜绝科研人员剽窃、杜撰科技成果
科学研究是缓慢的、枯燥的。有些人几年、十几年甚至一生都可能研究不出成果。当今的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人们的私人欲望，名利富贵对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具有不可抵御的诱惑力。有些科研人员太急于求成，为求利就会铤而走险，剽窃别人的成果，甚至杜撰科技成果。这些行为不仅与道家的身体力行、乐于实验的科学精神格格不入，而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其不利。
4结语
道家思想中蕴含着值得珍视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它不仅凝聚着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必备的精华，也开启着现代科研人员的智慧，激发着他们弃旧图新的科技创造精神。因此，对道家思想中的科学思想进行发掘、提炼和整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适应时展的科技强国之路。
参考文献
[1](美)伯纳德．巴伯译者顾昕科学与社会秩序[M]上海：三联书店，1992，6
[2]王德有老庄意境与现代人生[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O07．1
[3]丁原明．道家对于科学的价值.人文杂志，2n06(4)
[4]刘大椿科学哲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8
[5]江安先秦道家直觉思维方式试探孔子研究，1988(4)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会思想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会学教学的主干课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这一部分会被着重讨论。儒家思想存在着近代社会学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假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呢?笔者个人认为在西方学术规范主导的当代学术领域，我们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在其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规范体系，这与东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维、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学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体系的差异，因此用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中的语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国的思想与学说，未尝不具枘凿之嫌。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的因素并赋予其社会学意义，是当代社会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在梳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更不容忽视。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
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我们或可认为，儒家学说中包含的社会思想，有些已具备近代学科意义上社会学思想的雏形，但我们不能武断地承认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润田，《解构与传承一一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2002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儒家：“无为而治”
儒家论述“无为（而治）”思想的话语，主要出现在《论语》、《礼记》等传世的儒家经典中，而在最近公布的《郭店楚墓竹简》中，也有着丰富的“无为”思想。
先谈孔子的“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说：“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1]对于孔子所说的“无为而治”，前人的解释虽有所不同，但大同小异。何晏集解：“言任官得其人，故无为而治。”邢昺曰：“帝王之道，贵在无为清静而民化之。”[2]朱熹说：“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独称舜者，绍尧之后，而又得人以任众职，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迹也。……恭己者，圣人敬德之容。既无所为，则人之所见如此而已。”[3]
显然，何晏、邢昺和朱熹的注释都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只要“任官得其人”（条件），经由“民化”（过程），便可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结果）。在儒家笔下，实施“无为而治”的典型是尧、舜这样不世出的圣人。因为中国思想经由魏晋时代玄学的洗礼，故而后人在注疏中就未免使用了“贵在无为清静而民化之”这种玄学化的字眼，但这并不影响对“无为而治”的理解。
《礼记·中庸》第二十六章：“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郑玄注：“言其德化与天地相似，可一言而尽，要在至诚。……言至诚无贰，乃能生万物多无数也。”其本义即《中庸》所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孔颖达疏：“无所施为而道德成就。”[4]
郑玄和孔颖达的注疏在这里揭示了儒家“无为而治”的两层含义：（1）“无为而治”合乎“天地之道”，这是儒家提倡的“无为而治”的最大的理论依据；（2）“无为而治”的关键在于“至诚无贰”（内在精神），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是“无所施为”（现象）。如此而为，便能达到“道德成就”（“德化”）的目的，并最终实现“无为而成”、“无为而治”（结果）。以“诚”释“天道”，这是孔子后学思孟一派的发挥与发明，郑玄以“至诚”为“无为”之要，未必精当妥帖，于此不可不察、不可不辨。
《礼记·哀公问》：“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名，是天道也。’”郑玄注：“无为而成，使民不可以烦也。”孔颖达疏：“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者，言春生、夏长无见天之所为而万物得成；是天道，谓人君当则天道以德潜化，无所营为而天下治理，故云是天道也。”[5]
这里所使用的“天”，是自然之天；“天”无所作为（“无为”）而万物生成（“物成”），这就是“天道”；与此相对应，人君也应当效法（“则”）“天道”而行，“人君当则天道以德潜化，无所营为而天下治理”。按：以上两条，孔颖达均以“无所施为”、“无所营为”等字眼释儒家“无为”，其义未安（详后）。
下面，就结合最近公布的《郭店楚墓竹简》[6]，系统地谈一谈儒家的“无为而治”思想。
（1）在儒家那里，“天道”可以算是实施“无为而治”的内在的理论上的依据。
在孔子那里，“天”可以是自然之天，它可以生成“百物”。《论语·阳货》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7]与此相对应的“天道”，也是自然之道，“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礼记·哀公问》）。《易传·系辞下》说“道”主要有三个，“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8]，天、地、人三分，“天道”为自然之道，其意甚明。
降而言之，（在孔子后学的儒家看来）实施“天道”的主体——人，本身体现的就是“天道”。《礼记·礼运》说：“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所以，人应依“天道”而行，在儒家那里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了。《周易·系辞上》说：“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2）“天道”最高、最大、最神圣，所以仁人君子的所作所为，都要顺“天道”而为。
《论语·泰伯》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而“绍尧之后”的舜，也是如此而为，即施行“无为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纵使是像尧、舜这样的圣人，都“则”天而行，更何况凡夫俗子。所以，君子应“贵乎天道”（《礼记·哀公问》），并依“天道”而行。郭店楚墓竹简《成之闻之》说：“天降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是故小人乱天常以逆大道，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
在儒家看来，顺“天道”而行，是天经地义的“大道”，是无须论证的“公理”，也是毋庸置疑的“大常”。“人道”附属于“天道”，也应依“天道”而行。不但“人道”如此，其它诸“道”亦复如此。儒家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客观的“道”存在。郭店楚墓竹简《尊德义》说：“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禹之行水，水之道也。造父之御马，马之道也。后稷之艺地，地之道也。莫不有道焉，人道为近；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依“道”而行，是为“道之”；所以说是“民可使道（导）之，不可使智（知）之”（《尊德义》）。而这正是《论语·泰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真义和本义。
就“天道”和“人道”这两极而言，孔子更重视的仍然是“人道”而非“天道”；纵使是“老而好易”的晚年孔子，一心痴迷《周易》，以致“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但终“与史巫同涂而殊归”，仅仅是“求其德而已”[9]，即究“天道”以明“人道”。郭店楚简《语丛一》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且可“察天道以化民气”。《礼记·大传》也说：“圣人南面而治天下也，必自人道始矣。”
（3）孔子所提倡的“无为而治”，其落脚点在“德治”。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在这里所用的“譬如”很有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可以这样表述：“德”是“为政”的中心，其地位一如北辰，以“德”为政才是得其位的做法（“居其所”），如此而为，就可以达到“众星共之”的结局。而包咸的解释是：“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共之。”[10]包氏套用《老子》“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第三十八章）来诠释，并且认为儒家的“无为”真的是“无所作为”，这种诠释未免失之武断而偏颇，兼有弥缝之嫌（详后）。结合楚简，细绎该文，孔子所云“为政以德”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且兼有实践意义。楚简《五行》说：“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圣人知天道也。知而行之，义也。行之而时，德也。”《尊德义》说：“为古率民向方者，唯德可。”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注重“仁德”的这一思想，提倡“以德服人”，“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并从“王霸”、“德力”的角度予以论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荀子亦然，“尚贤推德，天下治”（《荀子·成相》）。这是儒家一贯坚守不渝的“以德治国”的原则。
（4）就实施“无为而治”的主体（如统治者）而言，儒家对他们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首先要“修己”，并且要率先“以身作则”。
中国古代的一个政治传统是“上行下效”，所以，作为治理百姓的“上”而言，首先应该“修己以敬”，然后才能“安人”、“安百姓”（《论语·宪问》）；因而，“上”应该“以身作则”。《论语·颜渊》说：“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路》说：“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宪问》说：“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郭店楚墓出土的儒家著作对此特别强调。《性自命出》说：“闻道反己，修身者也。”《成之闻之》说，“上不以其道，民之从之也难”，“上苟身服之，则民必有甚焉。……上苟倡之，则民鲜不从矣”；所以，“上”应该“身服善以先之，敬慎以导之”（《成之闻之》）。《唐虞之道》进一步强调说：“必正其身，然后正世，圣道备矣。”《尊德义》说：“为政者教道之取先。”《成之闻之》说：“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恒。”郭店楚墓竹简曾经举过“上好物”的例子，“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以命，而从其所行。上好此物也，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好恶，不可不慎也”（《缁衣》），“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以命，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也，下必有甚焉者。夫唯是，故德可易而施可转也”（《尊德义》）。
显然，儒家构拟的实施“无为而治”的主体（统治者），绝非独断专行的暴君，全然迥异于法家。《韩非子?主道》说：“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于下。”集“权”、“术”、“势”于上的“明君”，虽然也是依托“无为”而行，但全然不讲“人道”、“仁爱”，活脱脱一个独裁暴君。
（5）儒家“无为而治”实施的过程是个“自然”随顺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靠“人为强制力”推行的。
这里所说的“自然”，与“人为”相对，即要“自然无为”，而非“强制”或“强迫”而为。《成之闻之》说：“是以民可敬道也，而不可掩也；可御也，而不可牵也。”《尊德义》说：“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问题的关键与窍门在于，“治民者是否承认并善用这条民之道”（按：即上文所提及的“人道”），“不可使知之而使之知，就叫做‘强’叫做‘牵’，叫做‘上不以其道，民之从之也难’”[11]。
具体而言，统治者首先要“以身作则”，“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并且要“取信于民”，“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学而》），“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其次，要“先富后教”，“（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子路》），“子曰：政之不行，教之不成也”（楚简《缁衣》），“是以为政者教导之取先”（《尊德义》）；而“教”的主要内容是“德”和“礼”，“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最后，还要使以上主观行为和客观行为“名正言顺”。孔子一向注重“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路》），而“正名”的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如此而为，才能使百姓化外在强制性为内在自觉性、化人为被动性为自为主动性。如果与此背道而驰、倒行逆施，其后果不堪设想??“上不以其道，民之从之也难”（《成之闻之》），所以《尊德义》才说“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
（6）就根本而言，儒家虽然提倡“无为而治”，但并不是压迫完全摒绝“有为”（“人为”），而是要求随顺“天道”自然无为，即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是与道家完全不同的。
包咸在解释《论语》“为政以德”句时说，“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共之。”即遵循《老子》“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第三十八章），做到真的“无所作为”。李允升《四书证疑》于此特加辨析，“既曰为政，非无为也；政皆本于德，有为如无为也”，“为政以德，则本仁以育万物，本义以正万民，本中和以制礼乐，亦实有宰制，非漠然无为也”，李氏的辨析甚妥帖透辟，刘宝楠称誉为“足以发明此注之意”[12]。
晨门知世之不可而不为，便讥讽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晨门这一讥讽在无意中却道出了儒家“无为而治”的一个真谛，即“无为”并非真的无所作为。《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显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绝非消极“无为”[13]，而是积极“有为”。荀子后来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他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前提下主张“制天命而用之”，“从天而颂之，孰若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
因此，儒家所倡导的“无为而治”，并非如孔颖达所言??“无所施为而道德成就”（此语后半句尚可用）、“无所营为天下治理”，亦即“非漠然无为也”（李允升语）。
（7）儒家最为推崇的“理想国”（理想的社会形态）是“大同”社会，等而下之的是“小康”社会。《礼记·礼运》说：“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达到“大同”社会，就是儒家“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这是儒家一直在孜孜不倦追求和奋斗的理想社会，但真正要达到这一目的地，又谈何容易；所以，更现实一点的目标是“小康”社会。其中的“选贤与能”，即何晏所云“言任官得其人”、朱熹所云“得人以任众职”。虽然以《礼运》为代表的“大同”、“小康”思想不一定就是孔子的政治理想（研究者或以为出于战国乳剂，但其“选贤与能”的论旨却与孔子思想相符契，“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因此，“选贤用能”就是儒家至达“无为而治”的条件和步骤之一。而《老子》是反对“尚贤”的，“不尚贤，使民不争”（第三章）。
有人曾经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剖析和评价过儒家的“无为而治”，认为孔子的“无为而治”其实就是管理中的“最小?最大原则”，即如何以最小的领导行为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而孔子所理解的“最小的领导行为”，一是“修己”，二是“用人”；这是一种以道德为导向的“无为而治”[14]。“修己”和“用人”，可以算是儒家“无为而治”的两个比较关键的环节，但诚如上文所言，这并不是儒家“无为而治”思想的最完整的理解与解释。
道家：“自然无为”
道家的“无为”思想，主要体现在《老子》（参照郭店楚简本和马王堆汉墓帛书本）、《庄子》、《文子》[15]等书中。下面，就结合这几部道家典籍略加论述。
（1）在道家那里，“无为”有其内在的绝对的理论依据，那就是“道”；并且与儒家相同的是，道家所说的“道”也是“自然之道”；而且，万物也是由“道”产生的（与儒家有所区别）。
“道”是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是世界的本原与始基，是万物的主宰。《老子》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作为世界本原与始基的“道”，有时也叫作“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第四十二章说的是“道”生成万物的过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六十二章说：“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16]《庄子·大宗师》说“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也就是说，万事万物都是由“道”产生的，“道”是万物的主宰（“主”）。万事万物有始有终，但“道”无始无终，“道无终始”（《庄子·秋水》）。
在《老子》一书这，“天”、“帝”、“鬼神”等人格神的地位很低。《老子》不承认它们的主宰地位，更不承认它们是万事万物的创世主。《老子》提出“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第六十章），把“道”形容为“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第四章），以“道”君临鬼神、压制鬼神，彻底击毁“天”、“帝”、“鬼神”等人格神的权威地位。《老子》河上公注早已明言，“道谓自然之道”；其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的“常道”、“常名”，指的都是“自然界之道”、“自然界之名”[17]。就此而言，老子堪与孔子并称中国“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albreakthrough）的两大巨擘。
（2）“道”是最高的、最大的，页是最为神圣的，所以“道”不可违，因而人的所作所为，也必须完全归顺“天道”，并依此而行。
《老子》第五十一章说：“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常自然。”此处说明了“道”（及“德”）的神圣性与至上性。第二十五章说：“故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处的“自然”，是作为“道”的一个属性与本性而提出来的。而取法“自然”的“道”如何施为呢？第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18]第三十八章说：“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即“无为”是人的最高德性，也是为人处事的不二法门。圣人的活动也只不过是“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十四章）。此即《文子?道德》所言“圣人法于天道”[19]。
传世本《文子》对这一问题讲得甚是清楚。《道德》说：“文子[平王]问曰：‘古之王者，以道莅天下，为之奈何？’老子[文子]曰：‘执一无为，因天地与之变化。天下之大器也，不可执也，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并且，“无为”是“治之常也”，“至德无为”（《自然》）。“无为”合乎天地之“道”，自然不可违逆，违逆（“执”、“为”）者必败无疑。
（3）就实施“无为而治”的主体（如统治者）而言，道家对他们也提出了一些要求。
郭店楚简《老子》甲本说：“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在民前也，民弗害也。”但与儒家不同的是，道家所提出的是“消极无为”的要求。《老子》第三章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所以，有人说《老子》的社会历史观是复古倒退的，这不无道理。
（4）就现实政治而言，后期道家提倡“无为”是为了襄助人君（“君王南面之术”）；君王实施“无为”以达到“南面”的过程，是依顺“自然”的过程，也是不可见的过程。
《老子》的哲学本来讲得最多的是形而上方面的问题，但它后来落实到形而下的政治层面时，发展成为了“君王南面之术”。传世本《文子》说，“君道者，非所以有为也，所以无为也”（《道德》），“王道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自然》），“所谓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天下之道，执一无以为保，反本无为”（《自然》），“人君之道，无为而有就也”（《上仁》）。而《老子》对此所作的论述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比如，第三十章说的是“以道佐人主”的问题，“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争天下”（郭店楚简本作“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强于天下”）。那么，人主究竟应该怎样按照“道”来治理百姓呢？第五十七章说得很清楚，“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自朴”。相反，“有为”肯定是不行的，“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第二十九章），“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第七十五章）。纵使是“圣人”，也如此而为，“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第六十四章）。《庄子》也不例外，并且其看法具有综合性，“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天道》）。所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而《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则更加明白，道家“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就此而言，道家皈依“自然无为”以成就“君人南面之术”与儒家遵守“德治”而提出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完全不同的，切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也切不可将二者等量齐观。
圣人施行“无为”、人主成就“南面”，这一过程是依顺“自然”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也是不可见的。《老子》说，“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第四十七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圣人的这些行为，是极其“自然无为”的；而第三十七章说的是侯王的“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万物“自化”，是再也“自然无为”不过的了。
（5）道家在“无为”上与儒家最大的区别，恐怕莫过于是否完全摒绝“为”（“人为”）。
儒家的“无为而治”，并不完全摒绝“人为”，并不一味排斥“人为”，可以称之为“有限的人为”或“不完全的无为”；而道家则不然，它从根本上摒绝“人为”，一味排斥“人为”，并最终走向宿命论，可以称之为“纯粹的无为”或“空无的人为”。
《老子》第六十三章说：“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第六十七章说：“我有三宝，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第七十三章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道”虽然自然“无为”，但又“无不为”，犹如一张巨大的“天网”，谁也无法摆脱；人只能任其自然无为，既无所事事，也无能为力。甚至是圣人，也只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十四章），丝毫不敢有所作为。在这一点上，《庄子》体现得尤其突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德充符》），与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形成鲜明的对比（《论语?宪问》）。所以，司马谈说“李耳无为自化，清虚自正”（《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站得住脚的论断。
道家之所以成为“纯粹的无为”或“空无的人为”，并最终走向宿命论，自有其思想根源。道家将“天”和“人”、“天道”和“人道”完全对立起来，认为“人”是对“天”的否定，“人道”是对“天道”的否定。《庄子·秋水》讲的是“天”与“人”的对立关系，“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明”。《庄子·在宥》讲的是“天道”与“人道”的对立关系，“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而且，道家之主张“自然无为”，与儒家注重“人道”的主张恰成一反背，道家的终极旨归仍落在“天道”，即达到“与天同心，与道同体”的目的（《文子·道原》）。所以《荀子·解弊》批评庄子“知于天而不知人”。
（6）道家的“理想国”（理想的社会形态）是“小国寡民”。
《老子》提倡“反本复初”，构拟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临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强调“知古始”（第十四章），但最后复古倒退回“小国寡民”，这当是道家“自然无为”的极至，也是道家最为理想的社会形态。附论：“垂衣裳而治”与“无为而无不为”
相对于道家而言，由孔子发端的先秦儒家最为关注的仍然是“人”而非“道”，具有极为强烈而浓厚的“人间情怀”。经由上文的阐述也可以看出，孔子虽然提出了“无为而治”，但并没有在“形而上”的层面做过多的阐发，只是一笔带过。直至晚年，孔子才在“形而上”这一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帛书《要》篇说孔子“老而好易”，以致“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但他自以为仅仅是“求其德而已”，“与史巫同涂而殊归”[20]，即究“天道”以明“人道”；孔子于此颇为担心，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21]但事态的发展并不以孔子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儒学后来的发展历程正好印证了那句古话“不幸而言中”。下面仅举“垂衣裳”事例略做说明。
在《论语?泰伯》中，孔子确实也说过“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但他并不认为“圣王”在“选贤举能”后就真的无所事事（见上文）。《荀子·大略》所云“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尚勉强近乎孔子本意，但已经明显融入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22]。《礼记·哀公问》说：“孔子对曰：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这恐怕也是托名孔子的战国“话语”。
秦汉以降，儒学日渐“驳杂”，颇为“不纯”。援道入儒、援法入儒、援佛入儒，直至近现代，甚嚣尘上的所谓“新儒学”则援西学入儒。
就“无为而治”一端而言，儒家后学更多的是“援道入儒”和“援法入儒”。比如西汉刘向所辑《新序?杂事四》说：“故王者劳于求人，佚于得贤。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舜已经被塑造为俨然一道家“圣人”了，真的是“无所作为”了[23]。东汉王充《论衡·自然篇》说：“遽伯玉治卫，子贡使人问之：‘何以治卫’？对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无为之道也’。”前人早已指出，“盖老子之意，以为太上无治”。唐朝孔颖达注疏《中庸》、《礼记》时，径直用“无所施为而道德成就”之类话语阐释儒家的“无为而治”，仍然是顺流而下，取法“援道入儒”和“援法入儒”的路数。相较而言，白居易的阐发尚可谓差强人意，“（儒者）始则懋于修己，劳于求贤，……终则安于恭己，逸于得贤，……故臣以为无为者，非无所为也，必先有为而后至于无为也”（《白居易集》卷四十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一道》）。
有研究者指出，《老子》的内容是由一种“无中生有”的宇宙生成说（道）和“清静无为”的处世哲学（德）而构成的，在先秦诸子中最抽象，因此似乎可以包容一切，并为各种不同角度的解释留有余地[24]。揆诸事实，此论有理。
《老子》一书的思想和理论，不仅是先秦法家的策源地，也是嗣后“黄”学的发祥地，而且还是后代杂家的集散地。但这些由《老子》发散而出的先秦诸子（或可称之为“老子后学”），与《老子》的关系仍然是“同途殊归”，貌合神离；与孔子及其后学所走过的路子相比，二者堪称“殊途同归”。关于道家的这一发展历程，在“无为而无不为”的理解和运用上，体现得较为突出而又极具典型性。关于《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其确切含义颇难把握。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史记·太史公自序》）当世解说者多认为，只要做到了“无为”，就能“无所不为”，但这一解说前后语显然是互相矛盾的，既然已经“无为”，何来“无所不为”呢？（可信奉者甚伙！）相对而言，我认为蒋锡昌的说法不乏参考价值，“无为者言其因，无不为者言其果”[25]。在《老子》那里，“无为而无不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绝不可截然割裂、分而用之。有“无为”，才有“无不为”。
发端于《老子》的法家、名家、“黄”学、杂家，在解说和运用《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时，真的是“各取所需”；但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截然割裂“无为而无不为”并分而用之。
法家的韩非子认为，“人君无为，臣下无不为”，“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韩非子·解老》）；《慎子·民杂》说：“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这是在为法家极力倡导的“法治”张本，君臣殊途，等级森严，而各自的所作所为自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黄”学代表作之一的帛书《黄帝四经》，既来源于《老子》，又改造了《老子》，或许还发展了《老子》[26]。《经法·道法》：“故执道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但黄学所说的“无为”，并非无所作为，“夫作争者凶，不争[者]也不成功”（《十六经·五正》），“作争者凶，不争亦毋以成功”（《十六经·姓争》）。而“清静无为”的本质是在“循名责实”的条件下的各自有为，才构成上层统治阶级的“无为”。《十六经》十五（无标题）：“欲知得失，请必审名察刑（形）。刑（形）恒自定，是我愈静；事恒自施，是我无为。”并且强调“法生于道”（“道”是“法”的根据和依据）和“法治”，“道生法。法者，引失得以绳，而明曲直者也”（《经法·道法》），“案法而治则不乱”（《称》）；又认为“法治”（刑）和“德治”（德）是密不可分的，“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十六经·姓争》），“凡谌（戡）之极，在刑与德”（《十六经?观》）。与《老子》“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四十三章）的思想截然相反的是，《黄帝四经》特别强调“刚柔相济”。《经法?国次》：“人强胜天。”“人道刚柔，刚不足以（用），柔不足以寺（恃）”（《经法·三禁》），“刚柔相成”（《十六经·观》）。显然，帛书《黄帝四经》不仅融摄了道家，还合理吸纳了儒家、法家和名家的思想；有人将其划归道家一派，我倒觉得不如将其列入杂家更为合适。
作为杂家而后出的《淮南子》，则杂糅了儒家和道家。《道应训》说：“昔尧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尧、舜、武王，于九五七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资也。”《主术训》：“无为者，非谓其凝滞不动也，以其莫从己出也。”《原道训》：“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物然也。”其用语和辞意近乎儒家，但又有道家的影迹。
甚至是作为“老子后学”和道家最大代表之一的庄子，也在有意无意之间篡改、割裂、化解《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在宥》：“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天道与人道、无为与无不为，确实是“相去远矣”；法家、“黄”学、杂家之所以要割裂《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或许就是“察”而行的结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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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文本而言，孔子这几句话的真实性不容置疑。在出土于河北定州八角廊村西汉墓的竹简本《论语》中，就有“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下缺）”诸语。（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论语》，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70页。）《汉书·董仲舒传》引作“亡为而治”，“亡”通“无”。
[2]《论语注疏》卷十五，《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17页。
[3]朱熹：《论语集注》，《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236页。
[4]《礼记正义》卷五十三，《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33页。
[5]《礼记正义》卷五十，《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12页。
[6]湖北省荆州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其中的儒家著作有《成之闻之》、《唐虞之道》、《缁衣》、《尊德义》、《六德》、《性自命出》、《忠信之道》和《五行》等，道家著作有《老子》、《太一生水》等。同时参考了李零的《郭店楚简校读记》（《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455?542页。）。下文凡引自郭店楚简者，不再单独出注。
[7]《荀子·礼论》：“天能生物……，地能载人，……”与此义近。
[8]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本《周易》的《要》篇记此句为，“故易又（有）天道焉，……又（有）人道焉，……又（有）地道焉……，又（有）君道焉……”。详见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篇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廖名春：《帛书〈要〉释文》，《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日]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释文》（上、下），《周易研究》，1997年第2、3期。
[9]陈松长、廖名春：《〈要〉篇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4、435页。
[10]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20页。
[11]庞朴：《“使由使知”解》，《文史知识》（北京），1999年第9期，第31?36页；又见《光明日报》1999年10月22日第五版，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一、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粗陋的共产主义”给予了严历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因为“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过程，任何不顾客观条件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和有害的，是对历史的反动。《宣言》批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一些“体系的发明家”，他们“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只能人为地去“创造这些条件”（同上）。这就使得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陷入了非常荒谬的境地。马克思批评他们说：“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同上书，第303页）马克思退一步指出，虽然这些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的发明者和“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程，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他们逐渐地堕入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同上书，第305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不仅有这种粗陋的平均主义的提法，而且还有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一个典型的表述。马克思写道：
“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的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形成起来的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一切私有财产，就它本身来说，至少都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忌妒和平均化欲望，这种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它具有一个特定的、有限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要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强调的是，共产主义制度和公有制不是一种主观任意的发明创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高度发展的结果。如果只是依靠宣传机器的推动从而实施一种主观构造的制度设想，就会违背历史的自然规律，成为一种粗陋的共产主义。不难看出，我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思想长期缺乏研究和重视，从而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走了弯路。
二、关于两个“决不会”的思想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表述，这就是理论界所说的“两个决不会”。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看作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他们坚持认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这种历史观和方法论面前，任何空想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者，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很少重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不顾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顾历史和客观事实，强调“一大二公”，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样一些错误的思想和计划，从而给党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三、关于小块土地的私人占有是农民及其家庭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的思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小块土地所有制时说：“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土地的占有是劳动者对本人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的一个条件；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孤立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如工具的所有权是手工业生产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样。在这里，土地的所有权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同上书，第909页）马克思在这里多次表达过这个思想，说明马克思对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存在的这种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的所有制方法基本上持一种肯定的态度。这就是说，马克思并不是一般否定私有财产，而是要否定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这说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把土地的使用权还给农民的作法是完全正确的。相反地，我们过去忽视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
四、关于股份制企业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扬弃和向新生产方式转化的过渡形式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股份制对于未来社会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有产业”（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96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同上书，第498页）。
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方式，是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密切相关的，是现代化大生产的产物，而资本主义股份制这样一种生产组织方式，正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产方式产生的一个过渡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我们长期忽视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以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经过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股份制这样一种现代经济组织方式就可以人为地建立起来，这一点与马克思的思想相差很远。五、关于公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的思想，即关于公有制是在资本主义“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的一种社会制度的思想
我们长期忽视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在马克思看来，公有制是在资本主义“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的一种社会制度。或者说，公有制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个人发明”。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的社会化、经济组织方式的社会化以及财产占有方式的社会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实际上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一种否定形式，是一种社会占有方式。它是在资本主义的旧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一种公有制方式，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对资本主义传统占有方式的一种否定形式。不过，由于资本主义股份制尚没有消灭资本对于劳动的剥削，因此，这种社会占有方式或公有制还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所以马克思说，股份制是对于资本主义旧制度的一种消极的扬弃。只有在劳动者的联合体的意义上，股份制才是一种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积极的扬弃。
六、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
马克思把“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称为“自由人联合体”，认为它是未来社会的一种理想的经济组织方式。用马克思的话说，在这种企业中，劳动者“自己是自己的资本家”。这就是说，这种企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企业的每一个劳动者，都按照自己的劳动贡献的大小而不同程度地在企业内部拥有自己的财产权利，他们一方面不断地通过自己的劳动而使自己的股权增值，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使自己的劳动增值。由于摆脱了资本的奴役，因而劳动者在这里是自由的，因此马克思把这种劳动者的资本与劳动的联合称为“自由人联合体”。在今天的农村专业合作社和包括城市在内的其他各种劳动者自发组织的股份合作企业中，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自由人联合体的初步形式。马克思认为这种摆脱了剥削的劳动与资本合作方式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积极的扬弃。
七、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
由于长期在所有制问题上认识的局限性，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马克思是在谈到信用制度和股份制时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的。这就是说，马克思在股份制这种资本和劳动的组织方式中，尤其是在劳动者的自由人联合体中，看到了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可能性。或者说，马克思所要重建的这种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的现实模型就是他所说的劳动者的自由人联合体。以我们国家的农村专业合作社为例。在这种合作社中，劳动者的财产，作为生产资料，它们是由企业集体占有、支配和使用的，因而是一种公共的财产或社会的财产。但是，它们又是个人的，企业的每一个劳动者各按照自己的投资、劳动贡献等拥有自己对这些财产的所有权。马克思认为这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一种社会主义的个人所有制。只有在这种制度中，劳动者个人才有可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
八、关于财产权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的思想
马克思在谈到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的生产方式时表述了他关于财产权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的思想。马克思写道：“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同上书，第1卷，第874页）结合上面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和“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劳动者的财产权问题是十份重视的，认为它是劳动者的自由个性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这个重要的思想长期被我们所忽视。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非常正确的。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首先，从夺取政权的战略高度看待党风建设的必要性。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人民要完成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没有一个政治坚定、作风过硬的共产党领导，是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而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事实证明，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小米加步枪”的劣势条件下，历尽艰难困苦，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打败国内外反动派，夺取全国政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不渝地坚持党风建设，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赢得了全国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其次，从巩固政权的战略高度看待党风建设的紧迫性。根据“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一古训强调指出，革命胜利特别是共产党执政后，党员领导干部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就很容易沾染、命令主义、主观主义的作风，滋长骄傲自满情绪，当官做老爷，其结果必然脱离人民群众，我们取得的政权就有“覆舟”之灾。始终从巩固政权的战略高度来正视党风建设的必要性，多次反复强调说，党风建设问题是关系到“中国能否改变颜色”的重大问题。
第三，从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高度强调党风建设的重要性。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了党自身建设的经验，明确指出：“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党风和党的政治路线存在着本质联系。只有把党风建设好，党才能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党的政治路线决定着党风建设的方向，党风建设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证。
第四，从世界观和党性的高度来强调党风建设的必要性。党的作风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党性原则在实际行动上的集中表现。党风建设说到底是要求我们的每一个党员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加强党性修养。抓住世界观和党性这两个党风建设的根本问题，严厉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等不良作风。他指出：党内存在的不良作风“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第五，从党群关系的高度来强调党风建设的重要性。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明确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强调党群关系问题是党风建设的关键所在。由此出发，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二、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党风建设思想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在总结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历史经验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从其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来看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党风建设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
早在党的创立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就强调要使党能够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必须树立一个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新作风。针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指出，进行革命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必须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亲自到工农群众中去考察，先后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指导中国革命的光辉文献，为我们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树立了典范。大革命失败后，在井冈山开始了建党、建军以及建立工农武装政权的伟大探索。面对共产党处于被压迫、被屠杀、被围剿的白色恐怖的环境，针对党和红军队伍中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占多数的情况，深切感到，党要坚强有力，红军要有战斗力，党的政治路线要得到切实贯彻执行，要领导人民群众同强大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首先必须解决思想武装和作风建设问题。作风是党和红军的形象，是党在群众中号召力、影响力、凝聚力的直接决定因素。他极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做群众工作，关心群众生活、给群众以利益的工作作风；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思想作风；艰苦奋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生活作风。这些思想体现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中。
（二）党风建设思想的成熟化系统化时期
运动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党的建设的伟大创造。在这期间，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把党风建设方面的探索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党风建设思想。1941年3月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大力倡导调查研究，了解下情，向群众学习的作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他提出要反对主观主义，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把学风党风提升到党性高度，阐明了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才是有党性的表现。1942年2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指出党内还存在学风不正、党风不正、文风不正的地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还在经常作怪，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943年6月，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着重阐明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作风。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三大作风”的形成及在理论上的概括，是党风建设思想达到成熟化和系统化的重要标志。
（三）党风建设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时期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领导中国共产党继续发展和实践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而使党风建设思想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1948年4月，在《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一文中指出：“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仍然存在，”（注：《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所有这些不良现象，中央要求必须“立即明确地毫不含糊地予以指出并予以纠正。”（注：《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在全国即将取得胜利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时候，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滋长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他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注：《选集》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建国以后，仍然十分重视党的作风建设。1951年12月，针对当时“很多党员，干部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的泥坑，许多人本位主义极为浓厚，只顾小局，不顾大局”（注：《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的现状，明确提出要“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的严重斗争”。（注：《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1953年1月在《反对、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中指出：“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注：《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页。）。1956年4月，在《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一文中，提出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工作中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性和片面性。1957年3月，他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中针对革命胜利后部分同志革命意志衰退，闹地位，闹名誉，比薪水高低的争名夺利现象，强调“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注：《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注：《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他要求党的干部不要摆老爷架子，不要摆官僚架子，要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1958年5月，在《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讲话中指出：“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注：《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8页。）他要求要彻底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此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反对克服“五多五少”》等一系列文章中也提出了许多闪光的党风建设思想。
三、党风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
党风建设思想是一个系统化、科学化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的内容十分丰富，博大精深。其主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实事求是的作风。实事求是不仅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而且也是我们党最核心的思想作风。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1941年他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作了系统阐释。
——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革命行动的指南，必须和实际相结合。十分重视并亲自开创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定要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实现其伟大的历史使命。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共产党只要切实地生活在群众之中，依靠人民的力量，就无敌于天下。
——民主集中制的作风。认为，民主集中制是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积极性，协调党内外各种关系、保证党的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根本原则，同时，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党的一大优良传统和作风。民主和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指出，我们要通过实行民主集中制，造成一个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前后，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等著作中，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等重要思想。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指出，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抵制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四、关于加强党风建设的主要措施
同志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通过总结我们党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风建设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概括起来，大体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整党整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针对我们党在各个时期不同程度地存在的作风不良等问题，创造性地运用整党整风的有效形式和措施，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在亲自倡导和领导下，我们党先后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成功的整党整风运动。每次开展整党整风，都是对党风的一次“综合治理”。为了使整党整风收到良好的效果，历来强调要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坚持思想整顿与组织整顿相结合，整党与建党相结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坚持严肃而又谨慎的态度，坚决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第二，对全党进行党性教育。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是由党的性质，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决定的。指出：要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保持党性和党的宗旨，最大限度地克服党内不良倾向，就必须长期一贯地对全党进行党性教育。通过党性教育，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真正体现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用。
第三，依靠群众进行民主监督。他认为，只有让人民群众起来监督共产党，党员才不敢松懈，只有让人民群众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第四，加强法纪教育，坚持从严治党。历来十分重视加强党的纪律，坚持从严治党。早在建军之初，他就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纪，作为全党全军一贯遵守的铁的纪律。他把模范遵守党和国家各项法律、制度看成是实现全党意志统一和行动一致的有力保证。
第五，坚持团结教育的方针。在对待党内的思想斗争问题上，强调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纠正党风不正，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纠风中，要采取细致的讲理的方法，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7篇
一、倡导人工营造森林
由于农民家庭生活环境的熏陶，使早年的孙中山已初步掌握了人工植树方法。特别是兄长孙眉在檀香山以农、林、牧业发家致富，也给孙中山以一定的影响。1883年，时年17岁的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国时携带酸豆树籽种在自家院内，现这棵百年老树已是郁郁葱葱，仿佛正在昭示世人，它本身就是孙中山人工造林实践的出发点。1890年，孙中山开始着手在家乡筹备人工造林，他对广东香山无林区进行了初步调查，提出要将香山东南一带“秃然不毛”（1）之山，“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面对当地农民只知砍伐，而不知种植林木的愚昧无知状况，他利用假期，在家乡种植桑树，为父老乡亲提供样板，居然初见成效。
孙中山在香山倡导植树时，又上书清朝官吏，推荐自己制定的植树造林方案。即：1、“凡于沙漠之区，开河种树”。2、“其余花果草木，审察土宜，于隙地广行栽种”。3、及时预防“谷蟊木蠹”。（2）至此，孙中山完成了第一个植树造林方案。
1915年，为提高全民植树意识，统一全国人工植树时间，孙中山建议北洋政府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获得赞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法定的植树造林节日。1916年，孙中山视察绍兴，大声疾呼“譬彼高山，胡不栽森林”。（3）作为一位日理万机的革命家，孙中山能够随时随地倡导人工植树造林，亲自参加人工植树活动，制订人工造林计划，提倡设立国家植树节，这充分体现了他对人工植树造林的重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政府设立林业管理机构
早在1890年，孙中山就呼吁成立农学会，作为林学理论研究机构。时隔不久，他在广州正式成立农学会。作为秘密革命机关的农学会，在进行革命活动时，也考察了外国农林事业，研究近代林学理论。尽管数年后农学会被清廷破坏，但它具有破天荒的重大意义，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林学研究机构。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设置国家林业管理机构，中央内务部负责农林事务；在地方设置南京府劝业科，负责“山林土地事项”。（4）使南京临时政府初步建立了层次完整的林业管理体系。孙中山辞职后影响北洋政府在中央设立农林部。孙中山在北京与袁世凯会谈时；商定农林部可以暂时“伐采森林”，（5）解决国家财政困难。
1920年下半年，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自兼内政部长，明令农务局“培植及保护森林”。（6）后农务局并为第二司，继续主管“农业、林业之保护、监督、奖励及改良事项。”（7）此时，孙中山在政府设立林业管理机构，基本上还都属于西方政府机构的形式模仿。
1922年9月，孙中山在《筹备改组宣言》中除继续主张“……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又进一步提出“并得由工人参与一部分之管理权”（8）的新主张，该主张实际上已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林学理论上的反映，惜其未能贯彻执行。
在实际运作中，孙中山设立的林业管理机构曾出现个别人员素质较差、影响工作效率的现象。1924年，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为吸引高素质专业人才，颁布《考试条例》，规定应聘林业机构荐任文官者必须参加森林化学、森林工学、森林测量、森林动物学、森林植物学、土壤学、气象学、林政学、树病学、造林学、昆虫学、森林保护及管理法、植物生理学等科目书面初试，合格后再参加相同科目口头复试，最终合格者方可为荐任文官。（9）
三、国家经营林业生产
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在野党领袖身份，用英文给《大陆报》撰文，主张“凡……森林各业，均应收归国有。”（10）其所产利益作为国家税源，用于行政、教育、慈善等事业经费。在数月后的一次演讲中，他进一步指出“今日中国地主、资本家眼光尚浅，知保守而不知进取，野山荒地尚多无主之物，一般平民间亦有自由使用之权，即如樵采游牧，并无禁止之例。若在欧洲，则山野荒地皆为资本家所领有，他人不能樵采游牧于其间也”（11）而一但中国地主，资本家效仿欧洲，就会垄断山林，操纵民生，到那时再采取补救措施，为时已晚，应当事前加以预防。1920年，孙中山提出预防地主、资本家垄断山林的具体方法，即国家经营林业生产。他在《地方自治实行法》中说：“凡山林……悉归公家所有，由公家管理开发。”“其数年或数十年乃能收成者，如森林、果、药等地，宜由公家管理。开荒之工事，则由义务劳动为之。”（12）
1923年，孙中山开始实施国家经营林业生产政策，在一系列法令、法规中规定：在都市内，果园、苗圃征收千分之十五地价为普通地税，随着土地增值，按超过原地价的百分比征税，但每亩地价不到二百元者免征增值税。（13）国有山林均准人民承垦，承垦年限“树林地一千亩未满者二年，一千亩以上二千亩未满者三年，二千亩以上三千亩未满者四年，三千亩以上四千亩未满者五年，四千亩以上五千亩未满者六年，五千亩以上一万亩未满者七年，一万亩以上者九年。”
（14）每亩地价七角，提前完成垦荒植树造林者可按比例减其地价。
1924年1月，孙中山发表《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山林川泽之息”“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应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卫生等各种公共之需要。”“本县资力不能发展兴办者，国家当加以协助。其所获纯利，国家与地方均之。”（15）上述规定，孙中山在手书《建国大纲》中再次予以肯定。孙中山自视《宣言》和《大纲》是最权威和经典著作，国家经营林业生产、全民占有林业效益的设想，就成为孙中山最具代表性的林业政策之一了。
四、发挥森林防护作用
前面已经述及，孙中山很早就认识到森林能够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美化环境，他早年在香山提倡植桑，就是为了保持水土。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发挥森林防护作用的思想日益完善成熟。
1918年，孙中山在谋求发展中国经济的同时，谋求防止华北、华中水土流失，保持生态平衡，他在著名的《建国方略》中号召“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16）可以说，这是我国三北防护林体系的最早雏形，我们不仅实践了孙中山计划，而且大大超过并完善该计划。
1924年，孙中山系统演讲《三民主义》，指出“至于防水灾的治本方法是怎么样呢？近来的水灾为什么是一年多过一年呢？古时的水灾为什么是很少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古代有很多森林，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没有森林来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马上流到河里去，河水便马上泛滥起来，即成水灾。所以要防水灾，种植森林是很有关系的，多种森林便是防水灾的治本方法。有了森林，遇到大雨时候，林木的枝叶可以吸收空中的水，林木的根株可以吸收地下的水；如果有极隆密的森林，便可以吸收很大量的水，这些大水都是由森林蓄积起来，然后慢慢流到河中，不是马上直接流到河中，便不至于成灾。所以防水灾的治本方法，还是森林。”“要能够防水灾，便先要造森林，有了森林便可免去全国的水祸。我们讲到了种植全国森林的问题，归到结果，还是要靠国家来经营；要国家来经营，这个问题才容易解决。”“这种防旱灾的方法，要用全国大力量通盘计划来防止。这种方法是什么呢？治本方法也是种植森林。有了森林，天气中的水量便可以调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灾便可以减少。”“所以我们研究到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的大规模森林。”（17）勿庸赘言，演讲分析了森林与防止水旱灾害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国家经营森林事业的重要意义。在百废待兴、愚昧落后的旧中国，孙中山能够把林业放到水土保持、防止灾害的高度去认识，十分罕见，时人无出其右者。
《三民主义》演讲没有最终完成，孙中山赴韶关督师北伐。军务繁忙中，他发现南华寺周围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当即交给长老一百元植树款，让他在寺外植树，保护生态环境。
总而言之，孙中山的林学思想是近代中国最进步、最革命的林业科学体系，它借鉴了西方林学理论精华，又有孙中山的许多首创。该林学思想的完成，为中国林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为纪念致力于发展中国林业事业的孙中山先生，将3月12日他的忌日定为植树节。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页。
（2）同上书，第6页。
（3）同上书，第348页。
（4）《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02页。
（5）《孙中山集外集》，第188页。
（6）《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34页。
（7）同上书，第577页。
（8）《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4页。
（9）《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589页。
（10）《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93页。
（11）同上书，第518页。
（12）同上书，第348页。
（13）《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03、305、308页。
（14）同上书，第448页。
（15）《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3页。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8篇
2008年凯里市严格按照《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节能工作的意见》和《凯里市2008年节能减排工作方案》，在市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市上下的不懈努力，年度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为9.12吨标准煤，同比下降4％；二氧化硫排放量、化学需氧量分别下降8％、15％。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城市污水处理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隶属于凯里市自来水公司的凯里市第一（龙头河）污水处理厂，总投资1.06亿元，占地面积53亩，建设规模为日处理污水5万吨。工程于2003年11月份开工建设，2007年8月1日投入试运行。该厂主要设备从德国进口，采用先进的集散型控制方式，处理后的水质达到了国家一级B类排放标准，通过了贵州省环保局的验收。龙头河污水处理厂的建成和投入运行，不仅填补了凯里市没有城市污水处理厂的空白，从而结束了凯里市城市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流的历史。对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市综合功能，提高城市品味，改善城市区域水环境质量发挥了重大作用。在饮用水源综合整治防治工作后，清水江、巴拉河水质达到了地表水III类国家水质标准，城市饮用水水质达到国家标准，地表水达到水功能区规划标准，城市水污染和酸雨恶化趋势得到了有效控制。按照凯里市总体规划，凯里市第二（洗马河）污水处理厂的筹建工作已全面起动，建设规模为日处理污水3万吨，工程总投资7209万元，占地36亩。建成后凯里市的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凯里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分析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企业经济利益占主要地位，而本该是企业重心的思想政治工作被忽略，个中原因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
2.1思想政治工作地位薄弱。我市不少企业管理层认为，组织、宣传、工会等党群工作是非经营性工作，是无用功，只能增加内耗，影响和制约日常生产经营，从而把政工工作束之高阁，政工人员的劳动成果得不到充分认可，导致很多政工干部寻求机会跳槽和改行，迫使思想政治工作“底气”不足，工作表面化。比如我市风靡一时的凯里造纸厂，昔日的辉煌由于缺乏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而导致了如今的“落魄”，成为我市水污染的“罪魁祸首”。
2.2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单一。我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一锅煮”现象严重，工作内容单一，多是执行，缺乏主动。文件多，行动少，“灌输”教育多、自我教育少；“言教”多、“身教”少；批评多、激励少；学习文件精神多，运用现代手段创新教育少等，使思想政治工作缺乏说服力、感染力、凝聚力。
2.3政工干部素质偏低。思想政治工作不象其他具体型的工作，有固定的模式和方式，有规定的评判标准。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敏锐的思维和高深的理论，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些人的报告精彩且经典，而有些人的就味同嚼蜡。主要是由于政工干部，不了解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管理规范、市场前景，既使有所了解，也是只知皮毛，只是简单说教，缺乏说服力。比如有些政工干部缺乏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没有深度研究，停留于表面，人云亦云。3提高凯里污水处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几点建议
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希望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站稳脚跟永立不倒，都希望企业茁壮成长。记得有个著名企业家曾经说过：一个企业经历的过程是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前者是从规模上，后者是从服务角度上。如何让我市污水处理企业从规模上由小到大发现，从服务上从大到小发展呢？显然，思想政治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为实现污水处理企业跨越式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对此，笔者就如何提高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3.1加强班组建设，优化企业生命力“细胞”班组是增强企业活力的源泉，它既是职工从事劳动、创造财富的直接场所，又是职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升华、固化的场所。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以及职工队伍素质的高低，都要通过班组职工的劳动成果反映出来。在新的形势下要如何提高班组的内涵？一是要加强班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大道理”抓标治本与“小道理”拾遗补缺相互补充方式，引导职工把理想信念和本职岗位的行为规范有机结合起来，树立理想在岗位，岗位讲理想的观念，把理想教育变得实在化、具体化。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引导工作。在新形势下，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除了各级政工干部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班组长的配合，在提高班组长管理能力的同时要引导他们站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排头，定期就班组思想政治工作任务、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等进行系统培训，提高他们做好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与水平。
3.2提高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意识人具有表意识和浅意识，表意识是工作的显现表现，而潜意识是积极性的调动因素，只有表意识和潜意识的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出人的潜能。市场经济的运行，伴随企业改制后生产经营任务繁重、各种矛盾和摩擦集中，职工的心态也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偏颇与失衡。这就需要企业重视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做好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统一思想、稳定人心的工作。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企业全体上下对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程度。着力提高企业干部职工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识，才能统一思想，上下拧成一股绳，使企业无坚不摧。
3.3加强政工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工作质量企业政工干部队伍是企业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头羊，要提高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提高企业政工干部形象，首先要提高政工干部的思想素质，自觉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理论素养和政治敏锐性，在思想上、政治上、言论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准确地向干部职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国内外形势。其次要加强政工干部的作风建设。使政工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做到求真务实，在生活作风上做到廉洁自律，做广大干部职工的表率。
3.4加快理论联系实践步伐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每个职工有紧迫感和责任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是与企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树立厂兴我荣，厂衰我耻与企业共兴衰的思想。比如金井河污水的处理、清水江环境的改善等就是最好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例子，要让职工继续发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思想上提高，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共同推进企业的发展。
总之，我市污水处理企业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改进，要认清自身的不足，胜不骄败不馁，不断创新思路，逐步提高企业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凯里污水处理工作效率，让凯里的天更蓝水更绿，为把凯里建设成为“宜居、宜观”的环保城市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本文分析了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带动下，凯里污水处理企业取得的成效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并根据本人工作经验，提出改善建议。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建议
参考文献：
[1]黔东南州委组织部.凯里市“四点工作法”抓好基层党建工作.贵州基层党建网.2008.11.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管理理性；管理实践；实践理性
“西方现代科学管理模式”是20世纪初从泰罗的科学管理开始，历经了行为管理学派、权变管理学派、系统管理学派乃至现在的学习型组织。但值得深思的是，当今西方众多管理学大师如彼得·圣吉等却对东方圣哲的管理思想推崇有加，这使得身处其中的我们颇为汗颜。德鲁克曾经说过：“管理的本质就在于人性与实践性。”而我国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特别提出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恰恰就是“实践理性”。我国传统圣哲管理思想的“内在的合理性”（Rationality）和“现实可操作性”（Feasibility）正是解决管理本质问题的天赐之作。“怀璧外求”不如“返观自求”。
一、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内在的科学合理性和持久的生命力
“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明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历史是对真理最好的检验，不具备科学合理内核的思想是不可能具备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1.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综观人类文明历史，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中惟一拥有5000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没有哪个民族和国家能象我国这样历经劫难却依然经久不衰，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没有历史实践检验的理论，是应该审慎对待的。我国封建社会结构5000年来的超稳定性，这无疑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内在合理性最有力的证明。一种文明只有具备了与客观规律相一致的内在合理性，才能真正地持久稳定。明“道”和顺“道”正是我国传统管理活动的根本思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推天理，明人事”我国管理思想恰恰是把宇宙的自然规律科学合理地运用在人文社会上，而西方的科学思想仅过分注重在自然世界的把握上。如果说牛顿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自然规律看得更为深远的话，那么无疑站在孔子、老子、释迦、耶酥等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对宇宙人生的奥秘将体会得更为清晰透彻。正是这种管理思想的合理性和普遍性的规律，才是建立涵括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管理哲学的基石所在，这也是人类千百年来共同智慧的结晶，理当不分文化和种族，为人类所共享。
2．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同化力。
中华文明立足于人伦，以人为本的人类共性，以“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为目标，避免了一切因宗教文化不同，语言和民族不同所带来的分歧和困扰，求同存异，共存共荣，以中华民族所特有宽容博大的胸怀，使得众多不同种族、宗教、语言的人们包括最重种族纯洁的犹太民族也被中华民族所同化和共谐，所谓“天下之民归心”。更为独特的是中华民族“兴灭国、继绝世”的仁爱思想以和平的方式将人类先进的至善文明，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东亚和南亚各国，使得“远者来，近者悦”，德惠四海，恩及八方。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把未来世界统一的希望寄托我国身上，并由衷地梦想成为中国的一员，他曾写道：“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最具充分准备的，是2000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的中华民族。”西方启蒙运动的创始者法国的伏尔泰亦曾写到：“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最广博的王国!……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太不幸!人类智慧不可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我认为只有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总之，以宽弘博爱、和谐统一为精神特质的中国传统文明为当今国际世界宗教文化冲突，地区民族矛盾，政治经济磨擦提供了合理可行的和平解决方法，其悠久的管理思想也成为世界国家之间和平相处树立了的光辉典范。
二、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高度的现实可行性。
当代管理实践中，不论是企业管理，国家管理，乃至军事管理中应用我国传统管理思想而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
1．儒教资本主义圈的国家经济腾飞。
当代东方“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模式已印证了其高度的生命活力。以至于世界称东南亚工业化地区为“儒教东亚工业文明”，日本为“儒教资本主义”。在世界商战中，日本内以“四书五经”求和，外以“孙子兵法”为战，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中惟一非西方国家。而韩国则用不到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历经一个世纪的工业化道路。新加坡业已迈入新兴发达国家，被人们盛誉为“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曾说到：“尽管东方世界在自然科学的创造及文明程度落后于西方，但是东方的人文科学、道德伦理、处世哲理，以及东方世界人们的精神状态，都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种文化价值观是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新加坡力从两方面治理入手：一是从严立法、从严执法；二是建立“东方道德价值观”。前者治标，后者治本，两者相辅相成，即《论语》所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创造了新加坡经济成功直至现今的奇迹。
2．百年老店长盛不衰的管理奥秘。
IBM公司的总裁托马斯·小沃森在《一个公司和他的信念》中写道：“一个伟大的组织能够长久生存下来，最主要的条件并非结构形式或管理技能，而是我们称之为信念的那种精神力量，以及这种信念对组织的全体成员所具有的感召力。……我坚决相信：任何组织若想生存下去并取得成功，它就必须建立一系列牢固的信念，这是一切经营政策和行动的前提。”“一个组织的基本哲学和原动力和公司成就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过技术或经济资源、组织、结构、创新能力和时机。”此外，哈佛的巴纳德教授在《经理的职能》中曾指出：“总经理的职能在于“系统地阐释和确定价值目标，并特别强调总经理所倡导的价值观只有全体成员所接受方可共有。”这提示我们一个共同管理哲学思想，一是要正确合理，方可持久稳定；二是要合乎人性，方可接受可行。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先生这样写到：“任何员工只要认识清楚了松下电器公司的基本信念和方针。就能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自主性。”任何员工若能真正地把握基本信念，把它溶入自己体内，行动自由反而会扩大，碰到问题究竟要采取什么行动，不必一一请示上司，可以溶入自己体内的基本理念为尺度，决定自己的行动。”松下一再强调：“如果你犯了诚实的错误，公司会宽恕的，把错误当作训练费用，从中学习。但是，如果你违背了公司的基本原则和信念，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这无疑是面对一个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环境的有效管理办法。所以，戴维斯在《公司文化管理》中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维持一种强大而有凝聚力的文化。米勒在《美国企业精神》中甚至认为：在全球的竞争时代，公司惟有发展出一种能激励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的一切行为的文化，方才立于不败之地。这无疑把一个人人生价值观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值得深省。而观察其成功的理念无一不暗合或主动顺应东方圣哲思想。
三、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生命力的源泉是具有内在高度的科学合理性
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管理实践正日益证明其内在的科学合理性。美国伯克利大学埃里克·詹奇在《自组织的宇宙观》中写道：“高超的管理艺术恰恰就隐藏于同时在几个层次上去思考，感受和行动的能力之中。”“在西方世界，这种进化世界观难以被领会掌握，然而它却已造就了佛教和道德精神主义洗练的纯粹过程哲学。”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在《协同学》中写道：“改善每个人的生活是人类当今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无论对社会和个人来说，这个任务所提出的问题日益复杂。……看来越急迫的是，亟待找到一些基本原理，并从哲学上予以透彻剖析”“本书的发表在东亚、印度、中国和日本，都引起了特殊的反响，事实上，协同学与东方对世界的整体性观察颇相一致。”随着现代物理学博士F·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中曾如此论述：《华严经》所描述的多层次缘起的宇宙模式，与现代物理学的理论模式有着惊人的相似，并高推“佛教徒关于渗透的概念远超于任何一种科学的靴袢理论。”
西方现代心理学中精神分析学派荣格、弗洛姆、萨特、叔本华、海森伯格、马斯洛等当代大师，都在致力于从自我冲破、二元统一的东方“禅”文化的启迪中获得深刻透彻的启示。并以此奠定了西方组织行为学、管理心理学的基础。
管理的根本在于人，只有在对人性深刻洞察的前提下，才能提出合乎人性的科学管理之道。值得庆幸的是，历久不衰，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涵了东方儒道释圣哲对人性和世界规律作出了众多深刻精辟的描述和正确阐释，并提供一系列高度可操作性的认识和实践方法。基于人伦，力求和谐。即所谓“实践理性”的精髓。
四、对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
我们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应该具备一种冷静求实的科学态度：
1．不要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应该以开放积极的心态深刻反省自身的不足和陋习，并同时吸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将东方人文管理与西方自然科学，本标结合，吐故纳新，互辅互成，重塑民族的自尊和自知。
2．不要妄自菲薄，自毁长城。我们应把我国传统管理文化中先进合理正确的一面，与古代统治者的恣意曲解和现代人的错误认识区分开来，重新建立民族自信和自强的文化精神。
基于以上态度，我们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吸纳应该注意避免以下两种过失：
一是努力不为外在的客观物欲所动，方可排除因此而产生的盲目行动和感情好恶，如此方能使我们有暇去反省和观察自身行动的价值取向和实施行为的合理性，以使得我们的思维角度和行为方式真正建立在对宇宙、人生科学规律正确清醒地把握之上。
2．尽可能地排除内在的一切主观成见。我们应该确立既不接受一切的观念，也不拒绝一切的观念，而是建立理解一切的观念，知道它如何产生、如何适用、又如何消灭的，如此方能使我们真正认清和把握宇宙万物的自然规律，为人类的自由幸福建立持久稳定、正确的哲学内核。
在当今政治的多极化、地区冲突、民族矛盾、经济磨擦、人权发展、环境危机、道德沦丧和黄毒泛滥日益充斥着世界，古今中外东西方文明正处于一个交互跌宕，互斥互融的新的融合阶段。如何在这样一个危机与机遇同时并存的当今世界，以一种开放积极、恢弘博大的胸怀和气度，重新认识中国传统优秀的管理思想中的合理内核与现实可操作性，吸纳和运用东西方一切科学文明和人文精神的精华，重塑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固有精神，进而开创人类世界的共同文明和幸福未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刻不容缓和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罗玄机．世纪末．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
2．肖民重．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
3．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10篇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人们生活在基于权利和义务的道德体系中，就整个时代而言，价格思想具有鲜明的伦理特色，即追求市场交换的绝对公平与公正。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认为，一切形式的渴望所得到的行为，包括获取利润的交换行为，都具有潜在的破坏力，必须加以禁止。“在一个人承做一种作品时，法律给他以和卖者同样的警告，不要提高价格而是应索取其所值。”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直接论及了交换的正义：“交换不应该比另一方更难以承受，他们之间的契约应该以事物的平等为基础。给人使用的一件东西的价值是用特定的价格来衡量的。因此，无论是价格超过物品的价值还是相反，都缺乏所需要的公平。”他根据交换动机将交换活动划分为两类：合理地、恰当地运用物品是满足自然的需要。如果出于赚钱的理由来交换物品，就是次要的、不恰当的运用。“如果一切交换都是非自然的，就很难看出人们是怎样拥有正义的品质的。”在他看来，公正的原则就是在交换前和交换后，交换双方都投有赢余或损失，这样才能与现行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相协调。罗马法学家对价格形成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法学家鲍鲁斯曾说：“在买和卖中，自然法允许一方以低于事物应有之价值购买，另一方以高于事物应有之价值出售，这就是准许任一方哄骗其对方。”乌迫努斯在考察交换行为时指出：“一个卖者用来宣扬他的商品的讲话，既不能看作是他的声明也不能看作是他的诺言。但如果他的讲话是为欺骗买者，虽然这不是一种违反其声明或诺言的行为，却是一种欺诈行为。”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支配西欧的是日耳曼民族，其基本经济组织马尔克是自给自足的公社团体。团体成员间不存在也不容许以利得为目的的交换，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基督教产生的早期阶段。早期基督教的教义是严格遵循耶稣的诫令“爱人如己——无论何事，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如何待人。”神学家巴西尔指出：“爱邻如己的人愿意占有的不多于他的邻人。”哲罗姆则坚持认为，一个人的赢得必定是另一个人的损失。“因为没有人希望取得价格超过其所值的商品，所以没有人应该试着把它卖得贵于其所值。”奥古斯丁在《创世纪》的注释中，把“公平价格”解释为商品交换的基本准则。“我知道有这样的人，即当购求抄本时，看见卖主不知抄本的价值，而他却自然而然地给卖主以公平价格。”
总的说来，西方社会在中世纪前，对价格问题的关注主要是从个人行为的道德性出发，强调市场交易的绝对公平。这种在道德规范下的价格思想，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论证自然经济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以此证明农业村社关系是公正和谐的，进而排斥商品经济的运行方式。自11世纪起经济形势逐渐发生变化，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和分配方式形成了新型的社会关系。教会法学者不得不屈从世俗，重新考虑公平价格的决定问题。因而。13世纪具有调和色彩的“等级公平”价格论便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世纪经济思想的一个代表性观点
二、调和的“等级公平”价格论
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商业意识和宗教观念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任何人要想在市场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精明于他人、胜过他人，人与人之间是对手而不是兄弟，道德两难成为社会转型阶段的重要因素。经过半个世纪的宗教辩论，出现了商业经营和教会教规相互调和的趋势。托马斯。阿奎那的“等级公平”价格思想便成为这种调和论的代表。
阿奎那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把公平价格归结为与商品的真正价值相符的价格。“价格是商品本身的一种本质特征……无论把一件物品卖得贵于它的价值或隐瞒所出售的物品的缺点，都属于欺骗行为，从而也破坏了公平价格。”然而，社会现实的变化促使阿奎那关注人们生活中不断增长的市场取向。他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把公平价格定义为与产品的必要成本相等的价格。“在不存在垄断和市场控制的情况下，售卖者间的竞争将使市场保持这样的价格水平，即仅仅收回生产成本和实现正常利润的价格水平。生产成本要足以维持工人的生存费用，包括维持家庭生活费用、教育和获取必要技能的费用。如果向工人支付的生活费用过少，工人的人口数量将会下降，市场供给将会下降，价格将会上升，直到必要的劳动力得到了再生产为止。如果利润太低则难以保证交易者去提供为购买者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商品，同样的过程将会发生。”这种公平价格类似于现代经济学中完全竞争条件下的长期市场价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作为封建主和神权政治的代言人，阿奎那又从等级制观点出发，把公平价格看成是一个主观范畴，由物品的效用来决定。“物品的公平价格不是绝对固定的，而是要取决于某种评价。……可出卖的物品的价格，不是取决于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而是取决于它们对人的用处。”物品的卖价比它的价值“稍微多一点或稍微少一点，并不算是破坏公平所要求的均等。”“公平价格是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占支配地位的现时价格，由公正的人的估计决定。”这样，同一种商品由各个等级按照不同的价格出售也被看作是公平的，从而说明封建贵族和教会有权攫取额外收入。为调和以上三种价格思想的矛盾，阿奎那采取折中的态度，为商业利润正名。“利润既不该谴责也不该赞美，在道德上它是中性的。……牟利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有害的或违反道德的事情。因此，它也有可能转向某种诚实或必要的目标。”
如果物品“对一方有利益而对另一方有损失，比如一个人急需某种物品，而另一个人失掉这件物品就有损失的话”，那么，卖主就有权把物品卖得贵于它的价值。因为“公平价格不仅根据所出卖的物品来决定，而且还根据由于出卖所给卖主的损失来决定。”“如果不是使用诈术，卖者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或买者以低于价值的价格购进，均是不违法的，唯在高或低失之过甚时，则按法律可以要求偿还。而且所谓公正的价格不能以精确数字决定，只是一种估计，稍有增减也无损于正义，交易上的正义只要求以现实之均等为主。”这种调和的公平价格论，允许价格围绕其所值有所上下波动，在满足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同时，又将价格归之于主观因素，保证卖主有“相当于他的等级地位的生活条件”。因此，尽管它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但它仍不适为一个纯科学性质的运作理论。
从中世纪起，实物主义的个人行为得到教会的认可，人们按照自我的决断在市场中沉浮，但道德问题依然存在。在个人主义的、竞争的、不断变化的市场体系中，产生有序的社会关系的原则是什么?于是，市场体系自动运营和自我调节的思想在18世纪兴起，亚当，斯密给予了这种思想最有力的表述。
三、“利益公平”价格论
从15世纪末开始，西欧封建制度进入瓦解时期，中世纪的社会特征消失，每个人都在弱肉强食中追求私利。这种转变提出了一个新经济秩序下的道德问题，即个人利益能否与社会利益和谐一致，它也促使价格分析从“等级公平”论转向“利益公平”论。
关于个人利益可以促进公共利益的观点，在人类学术史上并非没有先例。早在4世纪，神父约翰。克吕索斯托就曾说：“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同为别人的利益而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哪个工人不生产出满足别人需要的某种东西而能得到自己的工资。”在17世纪。其有关思想再度出现，皮埃尔·尼科尔在《道德论文集》中指出“文明的自私”与慈善活动产生的效果完全相同。沙夫兹伯利第三伯爵认为，人是赋有“道德感”的，它使人能在利已和利他之间建立一种完美的平衡。“根据私人利益和每个人的作用，导向了普遍的利益。”18世纪20年代，坎提隆在其著作《商业本质通论》中提出类似于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思想。他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中，交易者的理性私利可以形成价格和交易量的协调与均衡，人类的理性可以使经济有序化。18世纪晚期，亚当。斯密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自由体系论”。
在自然自由体系论中，斯密充分肯定了利己主义是经济生活中自然的和正当的原动力的观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的目的就容易得多了。”在商品交换中，“一般说来，每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进了公共利益……他只是盘算自己的安全；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但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在斯密看来，每个为自己利益打算的人不能不顾及其他为自己打算的人的利益，从而自然而然地产生相互和共同的利益。这样，市场交换就是一个双贏的过程，买卖双方从利己目的出发进行交换，交换的结果变得更好。由此，斯密提出市场体系自我调节的“自然价格”思想。“当市场中的商品数量低于人们愿意支付的有效需求时……，人们需要的商品数量得不到供给……，就会有人愿意增大供给。在他们之间就会展开竞争，市场价格就会升高……。当市场中的商品数量超过有效需求时，商品就无法全部售给那些想按照地租、工资和利润之和的价格购买的人们，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市场价格将下降……。如果市场上这种商品量不多不少，恰够供给它的有效需求，市场价格便和自然价格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所以，自然价格就是中心价格，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围绕这一价格波动。有时一些偶发事件会使价格高于自然价格，有时会低于自然价格，但它总是持续、不断地趋向中心价格即自然价格。市场中的全部产品同样按照这样的机制与有效需求相吻合，就会达到充裕的商品供给，既不多也不少，恰好与需求相等。”可见，自然价格不仅是商品价格不断趋近的中心，也是市场行为中各种动机经过细致平衡，最终实现利益相等的结果。
在斯密的论证中，自由社会的利己形成有序的市场竞争，不仅可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可以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总之，早期学者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在斯密的分析中的得到解决。“亚当，斯密的天才闪光点在于他认识到，在买者与卖者之间的资源交易中——简单地说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出现的价格能够协调千百万人的活动。人们各自谋求自身利益，却能使每一个人都得益。”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确立。新经济伦理不再需要宗教的认可和支持，成为人们普遍的生活方式。经济学家在马歇尔局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般均衡价格论，他们关注的热点已不是公平价格及它是怎样形成的，而是关注怎样实现均衡和逼近均衡状态。价格理论的这种替代，实际上是从回答为什么要选择一种价格制度向怎样运用该种价格制度转换。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11篇
集体主义思想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派生。虽然人是以个体存在和发展为价值取向，但个体人必需在社会中才能存在和发展，必需把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共同存在和发展就成为集体主义思想的核心。共同存在是类存在的先决条件。原始社会是一种形式上典型的集体主义社会，因为自然环境的险恶，生产能力低下，生活资料的短缺，迫使他们要过集体生活，否则就会葬送自己，葬送群体。世界各民族的政治思想蒙昧时期，其集体主义思想都是相当浓烈的。
社会属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在人类政治思想中任何人的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都不可能回避集体主义的存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生命力强大之所在。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集体主义思想，在西方可以上述到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的《理想国》，在中国可以上述到《礼记·礼运》。对社会主义思想最明确的描述在中国是《礼记·礼运》，在西方是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的《乌托邦》。不过中国的“大同思想”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而是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社会构思。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物的社会主义，它从工业革命开始，是西方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社会主义是从托马斯·莫尔开始，经过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1837年）、英国的欧文（1771-1858年）等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区分的各种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如果说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礼记·礼运》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最高社会道德理想，那么，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一个最大特点是它是作为资本主义初期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现象的对立物对未来社会的最高道德构想。
所有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集体主义思想的衍生，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不同形式、不同时期的反映。社会主义思想在农业社会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才具有浓厚的夺取权力的政治色彩。思想是时代的反映。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批判，它反映实行社会改造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端的愿望。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痛苦以及作为这种生产方式基础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它们设想将来民众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式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支配生产资料和管理政府的权力。托马斯·莫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1568-1639年）、法国的梅叶（1664-1729年）、法国的摩莱里（1720-1780年）、马布利（1709-1785年）等等与农业社会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大都希望社会温情脉脉，保持农业社会，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仍然主张社会温情脉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思想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派生物，是人类共同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它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从属于社会集体。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表述得最为充分和全面。马克思讲的人是抽象的人，群体的人，而非具体的个人。马克思是从社会关系来论证人的本质、人性，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基础。
社会主义思想只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我们没有理由把社会主义思想等同于集体主义思想。我们同样没有理由否认集体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属性。与集体主义思想对立的是个人主义思想，而不是资本主义思想，与个人主义思想对立的是集体主义思想，而不是社会主义思想。
资本主义思想属于个人主义思想，但是资本主义思想是近代才产生的一种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是十五、十六世纪西欧社会的产物。十五、十六世纪是西欧历史上辉煌的一页，这一时期，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的伟大时代。这一时期是欧洲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是农奴解放、工业中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取代封建行会制度、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逐渐取代中世纪封建割据局面的时期。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在西欧的经济生活中逐渐占据日益重要地位的时期。资本主义作为思想与中世纪相对立，它要求自由，反对控制，推祟理性，反对盲从。它使人们的注意力从探索超自然的事物转到研究自然事物，从天上转到人间，从神祗转向人。它使真理不再与权威结缘，而成为个人理性和独立探索的结果。人们用自然原因来解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解释社会、人类和宗教本身。历史不再是上帝救人的历史，而成为人们自身的历史。人成为一切思考的中心。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主张个人主义原则，生产资料私有制，公平竞争。资本主义作为政治制度主张民主制度。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是工业革命开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与资本主义思想相对立的一种政治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是农业社会瓦解时期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资本主义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社会主义以集体主义为核心。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12篇
2.城邦及立法的产生。在谈到城邦的产生时，雅典人是这样叙述的：经历了无数的灾难(洪水、瘟疫等)之后，有少数人幸存下来，幸存者们起先大概在荒僻的地方按隔离的家族群生活，很少甚至没有互相联络的手段，几乎没有生产工具。当他们开始恢复彼此交往时，他们大体上仿照游牧者的方式靠他们的畜牧产品生活，不积累“可以携带的财产”，因此，没有竞争和贪心。他们的生活由家长管辖，每个家长为自家制定规章。经过一段时间，人类从这种“游牧生活”过渡到农业生活，并且在山顶上新拓居地。为了防御危险，一些家庭会结合在“大屋子”下。由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特定的习俗或规则，“大屋子”会从每个家庭带进拓居地的各种规则中挑选可以为共同体接受的东西，加以整理，发展成一种新的生活规则，这就是原始立法的起源。当洪水的记忆完全消失时，人们就会敢于走下高地，进入平原，较大规模地建立像荷马史诗中描写的伊利奥斯那样的城邦。当然，“这些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极其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演变的”。
3.政体。柏拉图主张的是民主政体和君主政体相结合的混合政体。“两者——专制和自由——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事情就变得好多了”。柏拉图还主张分权。他认为，为了任何国家的永久福利，需要在几个方面划分最高权力，把完全的统治权集中在同一人手中是毁灭性的。
4.法律权威。他说，在一个“真正的政体”中，统治者不是阶级利益集团，而是上帝，而上帝藉以使其命令家喻户晓的声音，就是法律。因此，良好政体的根本原则是，统治者不应是个人或阶级，而是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法律。
5.立法、执法和守法。柏拉图在书中构建了人们的一切行为都由具体的法律来规范的新理想国。
由此可见，柏拉图在他的晚年思想中实际上已经由早期的理想国式的所谓“人治”转向了后人所称的“法治”，这与亚里士多德后来的法治思想不可谓不一致。众所周知的亚里士多德法治“公式”：
一、要有制定的良好的法律；二、制定好的法律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在《法律篇》中都能找到出处。柏拉图强调的法律形式实际上就是良法的问题，而柏拉图不仅强调了守法，也强调了立法与执法，从当今的意义上看，柏拉图似乎比亚里士多德更加进步。这一点与我们的传统认识有了巨大的不同，那么怎么解释这样的进步与退步呢?
我认为，所谓的柏拉图的人治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异，甚至柏拉图前期的理想国思想和后期的法律篇思想在哲学基础上也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柏拉图一生最后20年里，曾经是希腊精神生活中心的古老城邦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叙拉古远征瓦解之后，雅典沦为第二流强国；在泽凯莱战争结束之时，斯巴达的霸权地位也一去不复返。希腊文明的存在，因东面的波斯人和西面的迦太基人的侵犯而遭到威胁。要保住希腊文明，只有依靠新城邦的建立或者老城邦的复兴。而这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崭新或复兴社会提供一套完善的政体和基本法律。柏拉图的《法律篇》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不可否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有所谓人治的主张，即由“敏于学习，强于记忆，勇敢、大度”的哲学王来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并呕心沥血地为此制定了理论基础，但当别人问他这种理想国在人间能否实现时，柏拉图自己也感到惶惑，承认这种理想国只存在于天上，他说，“或许天上边有它的一个原型，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至于它是现在存在还是将来才能存在，都没关系”。晚年的柏拉图根据自己长期切身的政治实践所带来的惨痛教训，意识到“理想国”是不切实际的，在人间无法实现，转而主张法治。基于这种认识，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设计了新理想国的蓝图。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也认为柏拉图在其后半生对他的法律思想作了“实质性的修改”。
我认为，这样的看法仅仅看到了表面现象，却并为发现本质的同一。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强调法治的良好功效以及具体的法律形式(即良法)的重要性和立法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同样强调了制定良好的法律。但是，这样完美的法律应当由谁来制定呢?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出答案。他的老师柏拉图自己也回答不出来，事实上，他又一次陷入了如同理想国一样的惶惑中，于是转而唯心的求助于上帝，认为统治者不是阶级利益集团，而是上帝，而上帝藉以使其命令家喻户晓的声音，就是法律。
那么也就是说，《法律篇》中的法律靠人同样制定不出，还是得依靠天上的上帝，这同《理想国》中虚构的哲学王又有多大的差异呢?可见，柏拉图的思想根基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在《法律篇》中，智慧具体化为法律，也许可说冻结为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法律规范在总体上可能是最为合理的。因而，现实的国家是法治的国家，是依靠守法的意向，通过培养服从法律的精神试图达到和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法治思想应当起源自柏拉图，而非大家普遍公认的亚里士多德，并且柏拉图前期的所谓“人治”思想和后期的思想实际上也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过是具体形式的差异。
参考文献：
[1]沈宗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6).
[2]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
[3]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4]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跨学科；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素质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才的整体素质，因而历来受到广泛关注。2010年，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调整的意见》，随后教育部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意见》，从多个方面对研究生思想教育工作进行了强化。就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总体情况来说，上述两个“意见”均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但是，从跨学科的视野来看，当前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此，只有立足于社会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具有综合素质的高层次人才的客观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改革，才能使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完善，进而培养出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一、跨学科视野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我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陈旧，不能适应当前的新形势；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单一，缺乏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专职人员，工作落实不到位。［1］这种概括尽管比较全面，所指出的问题在我国当前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但其只是一种综合性的分析归纳，针对性不强。笔者认为，在跨学科的视野下审视当前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将其归结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两个方面。
（一）教学内容：偏重于宣讲政治理论，轻视其他方面的素质教育根据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的意见，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选修课为“自然辩证法概论”或“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博士研究生的必修课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选修课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从课程名称可以看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内容基本都是政治理论方面的。研究生接受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作为高层次人才，倘若不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清楚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状况和实际指导意义，不熟悉党和国家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将很难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但应看到，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偏重于宣讲政治理论的做法，虽然有利于提高研究生的政治理论素质，却也容易因忽视其他方面的素质教育而导致一些研究生对其所产生的困惑难以排解，进而引发各种问题。无论是在婚恋、家庭、学业、信仰等个人事务中，还是在人际关系、集体活动、社会实践、就业等社会活动中，每一个研究生受家庭状况、教育背景、生活经历、个体性格、生理状况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必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困惑。“研究生作为特殊的、接受专业化与高级培训的群体，在拥有更多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学业、就业、人际、经济、婚恋等方面的问题及困惑，使其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这些困惑如得不到足够重视和及时疏导，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2］现实生活中，研究生过劳死、自寻短见或者违法犯罪现象时而发生，让人在扼腕叹息的同时，不得不反思当前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否存在不足。在解决研究生的某些困惑方面，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似乎显得力不从心。客观地分析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发现其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⑴过于重视政治理论的宣讲，可能会忽视研究生在学习、生活中出现的其他问题。长期以来，通过一些必修课和选修课向研究生宣讲政治理论既是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也是实践中各高校的具体做法，这使得不少人特别是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和片面认识，即在一定程度上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同于政治理论宣讲，误认为只要把这一工作做好了，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基本完成了。而研究生的身心健康、生活状况、业余活动等则相应地被忽视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教学内容也被省略了。即使是辅导员、班主任等一些专职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人员，也更多地是从管理角度对研究生开展教育。而能够给研究生带来心理、思想困惑的，往往是那些与个人生活紧密相关的细节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政治理论教育难以关注的。⑵过于重视政治素质的提高，可能导致其他方面教育内容的缺失。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当前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所培养的主要是研究生的政治素质，而这种政治素质的培养不仅仅是引导研究生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觉接受党和国家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应包含有培养研究生具有健全的人格等方面的内容，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有明显的体现。然而，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的政治理论教育，无论是在教导研究生树立人生理想方面还是遵守法律和道德方面，都是从“政治上更正确”的角度来进行教育而忽视了“学术上更专业”的问题。例如，当研究生在生活上面临着个人情感和物质利益的选择时，在学习上面临着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借鉴”前人研究成果时，在处理某些问题的过程中出现心理失衡时，其所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都难以起到直接的引导作用。可见，如果忽视与培养健全的人格相关的道德、法律、心理等课程，研究生在遇到与之相关的问题时因得不到专业性的帮助就有可能走向极端。
（二）教学方式：偏重于教师包干和独白，轻视团队教学和研讨研究生与本科生处于完全不同的学习阶段，因而对其采用的教学方式与本科生有很大的区别，这在专业课教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高等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同样应当体现出研究生与本科生在教学方式上的区别。然而实践中，由于思想政治教育专职教师的数量相对不足，再加上一些教师和教育管理者把思想政治教育视为公修课而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不少高校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照搬本科生的教学模式。这样做不仅导致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几乎“沿袭”了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各种不足，而且使研究生形成了轻视思想政治课程的错误观念。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学方式上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由教师包干某些课程和授课中实行满堂灌式的独白两个方面。由教师包干某些课程，自终至终只由一个教师授课是高校中比较常见的授课方法，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一方面，由于只有一个教师讲授某些课程，自然就不存在教师之间的竞争和学生对教师的评比，教师没有教学效果方面的压力，也就没有提高自己授课水平方面的动力。所以，一些讲课水平低、教学效果差的教师长期“垄断”某些课程，通过“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方式授课也就不足为奇了，研究生也很难对这样的思想政治课产生兴趣。另一方面，在只有一个教师授课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很容易带来不同专业、不同班级的研究生合并上课的结果。“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忽视了教学空间这一重要的环境因素，全国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经常采取大班上课，一个课堂往往学生人数达到200人。这种情况久而久之，竟习以为常。在高校扩展的情况下，则更为严重。班级过大，使教师忽略了教育对象的特点和个体差异，难以进行必要的沟通交流和课堂检查。”［3］研究生的专业课一般采用小班授课的方式，而思想政治教育课还和本科生一样采取合并上课、大班讲授的方式，不仅授课效果差，还会给研究生造成学校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课不重要的错觉。在这种情况下，主讲教师没有压力而不认真讲授，研究生不重视而不认真学习，似乎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的“通病”。满堂灌式的独白方式在我国高校的教学中一直存在，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教学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在现实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和研究生之间的交流沟通比较缺乏，使研究生的心理困惑、怀疑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消解。随着困惑、怀疑程度的逐渐加深，研究生在心理上逐渐失去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兴趣，在行动上逐渐拒绝参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活动。”［4］这固然有大班授课无法实现师生交流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主要的问题还是高校领导和相关专业教师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认识存在偏差。思想政治教育课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对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培养其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过于强化这一功能也易导致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和授课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小心翼翼和照本宣科。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机械地完成上级安排的教学任务外，别的什么也不敢做，当然也不会加入自己的相关理解，更不敢直面学生提出的社会问题，从而避免自己因可能出现的不当言论而陷入麻烦之中。因此，本来应当以讨论、交流等研讨方式来促进学习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则变成了毫无生气的、消磨时间的过程，其最终结果是使研究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活动无非是宣讲一些“官话”“套话”，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这样的课程当然不会有吸引力，也不能达到对研究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效果。
二、开展跨学科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的必然性
有学者认为，大学的专业划分太细会导致大学生的知识面过窄，不利于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因而建议大学开展“大文科”“大理科”式的教育。这种观点并没有改变当前高等教育的现状，过细的专业划分仍然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显著特征。而在研究生教育阶段，专业和研究领域的划分更为细致。不可否认，研究生教育阶段细致的专业和研究领域划分能够促进研究的深入和学科的发展，但过于精细的专业划分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生的思维和视野。因而，有学者建议开展跨学科的研究生教育，认为“实施跨学科研究生教育，不仅是科技发展和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促进高校学科建设的重要途径”。［5］研究生教育中专业课程的设置过于精细确有其合理性，但是把这种更细致的专业划分带到属于公共必修课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领域则显得很不合适。笔者认为，以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研究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使命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更应当进行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这是因为：从内在因素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属性决定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必须跨学科；从外在因素上说，社会现象的纷繁复杂要求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必须跨学科。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属性决定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必须跨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当前我国特有的教育内容，古今中外的教育者都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但在高等教育中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帮助青年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特别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头脑，确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特色和优势所在。当然，我国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在遵循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和原理的前提下展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掌握群众的活动。无论哪一个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运用一定阶级的思想来教育、影响、掌握和引导群众的活动。思想掌握群众，既是运用一定阶级的思想掌握本阶级群众的活动，也是运用一定阶级的思想影响和掌握其他阶级群众的活动，其实质都是力图让一定阶级的思想上升成为占主导地位或统治地位的思想，进而影响和支配全社会的实践活动，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一定阶级的根本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6］思想掌握群众这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当前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不能完全局限于划分相当精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而必须实行跨学科发展。只有开展跨学科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不断发展进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所讲授的主要内容，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都不是封闭和停滞不前的，它总是不断吸收其他学科中的科学成分，使之成为自己不断发展进步的积极因素。这一点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其他学科，以包容的胸怀对待不同的观点，以扬弃的方式借鉴其他学科中的有益因素。正如有学者所言：“当今社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蓬勃兴起都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可以说，跨学科研究必将不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7］具体到教学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应当大力宣扬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还应当介绍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理论和基本主张，并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其他学科的理论和基本主张进行评析。这是由于，每一种学科都在一定程度上经历了实践的检验和批评观点的挑战，因而具有了相对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其许多观点和主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许多观点和主张，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充实和完善。广大研究生已经具备了较高的鉴别力，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识别判断各种理论和观点，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和授课教师形成互动，这必然能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发展并取得新的进步。如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一概地拒绝其他学科，则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自身的完善。只有开展跨学科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实现用政治理论武装研究生头脑的目标。对研究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研究生的头脑，进而转化为促使其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动力。然而，用政治理论武装研究生头脑的前提是其能够从思想上真正接受政治理论，这种真正接受尽管需要一定的宣讲来实现，但总体上说还要靠理论自身的说服力。毕竟，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们更注重学术的争鸣和论辩，一种理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其内心所接受，主要看这种理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其他理论。所以，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如果单纯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对其他理论只字不提，甚至回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学科在某些观点上的分歧和争论，既不利于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可和接受，也不利于实现用政治理论武装研究生头脑的目标。笔者认为，广大研究生不仅要从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角度来接受政治理论，而且还要为学术研究增加内容和色彩，只有这样，才能使政治理论真正走进研究生的内心世界，进而武装他们的头脑。
（二）社会现象的纷繁复杂，要求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必须跨学科对研究生开展跨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也是社会现象的纷繁复杂性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在帮助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过程中，必须能够科学地解释研究生所思考的各种社会问题，为其提供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变革的转型时期，在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上，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保守与开放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一直在上演，并不时地引发一些社会事件，形成一个个舆论热点。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必须勇于直面这些现象和问题，并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分析和解释其中的复杂关系。由于社会现象的涉及面非常广泛，与不少学科都有一定的联系，因此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吸收借鉴不同学科的内容，通过开展不同学科的专门教育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本科生相比，研究生更富有理性，更喜欢思考，因而，一旦其关注了某一社会现象，往往会采用寻根究底的方式进行深入地探索，并希望得到专业领域的答案而不是泛泛而谈的解释。同时，他们也会积极寻求“自己的真理”，而一旦研究生对某些问题形成一定的认识后，会显得固执己见，难以轻易更改。更重要的是，接受政治理论教育的研究生遍及不同的专业和学科，有些研究生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可能比单纯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更为深刻。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一些社会问题的讲解太“外行”，就有可能导致研究生对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和政治理论本身产生怀疑。因此，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应针对研究生爱钻研的特点，用不同学科中更加专业的知识和术语来帮助研究生解疑答惑，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来培养研究生学习政治理论和其他相关知识的兴趣，帮助研究生拓宽知识面和树立严谨治学的态度。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由对某一社会问题更有研究的专家就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来给研究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可能会更好。有学者提出：“政治理论课教学，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教育对象的能动作用，调动学生对政治理论学习的积极性。在施教中以尊重学生为前提，促进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以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培养学生自主选择、自主发展、自主评价、自主控制的能力，使学生由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汲取。”［8］研究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研究能力，形成了一定的学术个性，不同研究生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理解可能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对政治理论课程的需求状况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仍对他们开展完全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而不在教学内容和方式上有所改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必然会打折扣。只有根据不同专业研究生的知识背景和学科特点开展跨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才能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培养研究生对思想政治课程的兴趣，使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美妙境界。
三、跨学科视野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
关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专家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建议。有的学者主张，针对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必须树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观念，积极推行研究生导师的思想政治教育责任制，充分发挥研究生辅导员的作用，调动研究生会的积极性，有效推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9］有的学者主张，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10］并强调深刻把握党建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的内在逻辑，以党建“三步曲”带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创新。［11］在实践中，有的高校按照“构建导师团队是关键，研究生集体建设是重点，研究生辅导员建设是基础，明晰主体权责是根本”的思路，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实践。［12］这些研究和探索对推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笔者认为，从跨学科的视野来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的问题主要存在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因而从这两个方面来推动改革，是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新探索。
（一）教学内容：开展政治理论教学的同时，兼顾人文和科学素质教育鉴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政治理论内容过多而缺乏其他方面素质教育内容的现状，可以考虑对教学内容做适度调整，在保持政治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加入其他素质教育的内容。这至少具有如下三个非常明显的优势：⑴顺应我国素质教育的改革方向。素质教育一直是近年来我国教育改革的方向，研究生教育阶段也不例外。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加入人文和科学素质教育的内容，有助于全面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更健全的人格，增强其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能力。⑵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素质教育的互补。思想政治素质与其他素质是互补关系，一个人文素质或者科学素质非常低下的研究生，不可能具有特别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反过来，其他素质教育做好了，不但不会冲淡政治理论教育的效果，反而会使广大研究生从更为全面的视域认识政治理论，并强化其影响。⑶解决研究生的实际困难。研究生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其中较多的困难是由于经济利益、学术研究、人际关系、情感归属、社会现实等方面的因素引起的，因而只有加强这些方面的素质教育，才能更全面地解决研究生的实际困难，达到思想政治教育沁入研究生头脑的目的。总之，在对研究生开展政治理论教育的同时，必须兼顾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教育，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完整性。除了固有的政治理论方面的内容外，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学内容上所需要加入的其他素质教育内容，大致应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研究生开展以法律和道德为主的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是当前受关注度较高的素质教育，其目标是把人们培养成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公民。现代社会里，人们无论存在多大的差别，都是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当行使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和履行最基本的公民义务，都应当具备最基本的公民道德。因此，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法律和道德教育。而广大研究生所面临的法律和道德问题可能更为突出，由于其是基本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又是独立劳动的成年人，不仅在学术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如何对待别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如何保护自己科研成果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也必然会遇到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和理顺家庭生活的问题。这些方面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急需解决的，如果处理不好，则无法实现自己作为一个研究生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对于研究生来说，为了让其做好科学研究，必须对他们进行知识产权法律和学术道德教育，依据法律和道德处理好自主研发和科学借鉴、个人成果与单位成果、个人劳动与集体劳动等方面的关系，实现科学研究的良性发展。同时，还必须加强对研究生在人事劳动、社会交往、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法律和道德教育，帮助他们顺利解决就业和家庭生活方面的问题，使其尽早走出适应期而奔向幸福的人生。二是针对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开展不同的人文和科学教育。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对他们开展素质教育必须避免内容重复，并有效弥补其专业知识不足的问题，这需要根据研究生专业的不同而分科进行。我国在高等教育阶段，各个专业的详细划分使人产生了“隔行如隔山”的感觉。一般来说，文科类研究生的科学素质相对不高，理工类研究生的人文素质则相对欠缺。因而，可以考虑根据大的学科门类划分，对研究生分别开展不同的素质教育。比如，对文科类的研究生加强基本科学知识教育，使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大致状况有一定的了解，提高他们的科学素质；对理工类的研究生开展人文社科教育，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同时，对非医药类的研究生开展卫生保健、医药常识和心理健康教育，提高他们的身心健康水平等。只有通过这种区别对待的素质教育，解决不同研究生各自面临的问题，才能达到“因材施教”的效果，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为研究生所接受和喜欢。
（二）教学方式：组建专门的教学团队，并采取灵活的教育方法改革后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内容比较庞杂，涉及到的专业领域很多，那种单纯地由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教师来开展教学活动的做法显然已经无法完成教学任务。因此，在教学方式上需要关注师资队伍和授课方法两个问题。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师资队伍建设上，可以考虑组建一支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相结合的教学团队，具体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⑴专职人员及其职责。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内容主要还是政治理论，因而专职教师主要应当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教研人员以及热衷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素质课程教研人员。这一部分教师作为教学团队的骨干成员和教学活动的组织实施者，从整体上把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并根据每年形势的变化来修订教学大纲和基本要求，确保思想政治教育不偏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偏离有关的文件精神和管理规定。⑵兼职人员及其职责。兼职人员应由人文和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他们除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进行学术研究和专业教学外，还应经常性地参与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以高深的学术功底和专业水平向广大研究生开展人文、科技或者卫生健康方面的普及工作，使不同学科的研究生能够接触到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了解到不同专业或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最新进展，感受到其他学科或者文化的魅力，拓宽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增强其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动力。⑶专兼职人员的关系。教学团队的所有人员采取分段上课的方式，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长，每一个教师都只负责讲授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某一部分的内容。这样可以让研究生感受到不同教师的教学风采，时刻对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保持新鲜感，期盼着更好的老师带来更精彩的学术大餐。同时，根据社会发展状况和新闻舆论热点的变化，可以适时调整兼职教师，扩充或者压缩兼职教师的数量和教学任务，使整个师资队伍始终保持活力，使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授课方法上，除了坚持传统的课堂讲授外，更应当注意采用灵活的方式开展教学，激发研究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兴趣。在这方面，不少学者提出了可行的建议。如有学者提出，通过微博在高校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微博的集聚或明星效应，组建各种类型的微博绿色社区；以学生政治辅导员为纽带组建微博班级；以红色社团为先导建设基于同一爱好的微博社团社区；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微博课堂作为课程教学的有益补充和教学方式的新探索。［13］有学者推崇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专题讲座教学法，认为“专题讲座教学法，可以克服目前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满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要求，是增强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有效方式。”［14］还有学者主张发挥专业课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一个好的导师对学生的影响是一生一世的。导师要对研究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承担主要责任，对学生的引导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学术上，而要贯穿于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的整个过程中。”［15］这些建议都切实可行，只要组织得当，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相比之下，笔者认为，进行专题讲座和召开专题研讨会的方式，更有利于开展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专题讲座往往是由某一专业领域的名家主讲，内容非常灵活，时间和地点也可以适度调整，因而更有利于研究生学习。而专题研讨会可以把研究生列为主要发言人，由教师对其发言进行点评。发言者为了确保发言精彩，必然会查阅很多资料，这本身就是学习的过程。研讨会通过不同观点的争锋来说明某一问题，既能培养研究生的表达和辩论能力，又能激发研究生的学习兴趣。无论是专题讲座还是专题研讨会，本身都是学术性的活动，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取代了讲授者的独白和自上而下的宣传，因而更能受到广大研究生的欢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自然能够实现。
作者:魏胜强 单位:黄河科技学院 郑州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白清平，陈巧玲．我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对策［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2，（05）：16－17．
［2］马香丽．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成因及对策［J］．大学教育，2014，（06）：112．
［3］杨业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需要深化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06）：137．
［4］蔡晓良．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接受效果新探［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01）：77．
［5］严伟．跨学科研究生教育：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J］．现代教育管理，2009，（08）：104－107．
［6］骆郁廷．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思想掌握群众［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09）：131．
［7］谢晓娟．试论思想政治教育的跨学科研究［J］．教学与研究，2013，（09）：101．
［8］［14］唐检云，龚婷．以专题讲座增强研究生政治理论课实效性［J］．中国高等教育，2014，（19）：42－43．
［9］［15］苗云飞．新时期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与研究［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2，（03）：151－153．
［10］顾慕娴，邹再金．构建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的长效机制［J］．思想教育研究，2012，（09）：83－86．
［11］顾慕娴，邹再金．以党建“三步曲”带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创新［J］．广西社会科学，2012，（07）：179－182．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港台；国内；荀子；伦理思想；综述
台湾的荀子研究目前方兴未艾，硕士论文已有四十多篇，博士论文的总数也将累增至接近十篇，并出版了多本专著，代表性的有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陈大齐《荀子学说》(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事业委员会，1954年)、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馆，1966年)、劳思光《中国哲学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1968年)等，内容涉及荀子的政治思想”、“荀子的经济思想”、“荀子的道德思想”、“荀子的文学思想”等方面。而国内从建国以后至1976年，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荀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77年后近30年，荀学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特别是与历史学、人学、经济学、生态学等新兴学科相结合，产生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著述不断、创建迭出。本文试对港台及国内这一历史时期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状况做一番梳理，以为研究者提供一点可资参考的资料和线索。综述主要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专著和论文为分析原本而展开。
一、港台地区荀子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概述
三十年来港台荀学研究一种意涵就是补孟子内圣学的不足，由于过去这三十多年来牟宗三派的新儒家学者在台湾“中国哲学界”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建立了一种“道德形上学”的论述架构，有部分台湾的儒学研究者可能是针对该派主张“孟子为儒学正宗”之论而阐扬荀子的。
这一时期荀子研究者主要包括七类：其一是以牟宗三和陈大齐最先出和最重要，徐复观、韦政通、劳思光三人稍晚出也稍次要；其二是以牟宗三的弟子蔡仁厚、李涤生、周群振等比较突出，他们基本上都在发扬师说；其三是台大中文系的老师龙宇纯和政大中文系的老师熊公哲，他们的格调比较近于传统训诂之学；其四是借引二次大战后的“新西学”来讲论荀子义理的台大中文系老师张亨；其五是辈份较低的大学老师；其六是近十年来有著作输入台湾的一些大陆荀子研究者，如廖名春、马积高等；其七是少数有著作被翻译为中文的欧美学者，如柯雄文等。
在此就港台地区荀子研究者之间的异同略作分说。首先牟宗三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称为“道学派”，倾向于把荀子纳入所谓“内圣外王”的道学框架中讨论，着重其“性恶”之辨；陈大齐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称为“文学派”，倾向于把《荀子》当作一般思想文献来处理，着重其“礼义积学”之论。与牟氏同被认定为“新儒家”之一的徐复观以及众多牟氏的弟子都属于“道学派”。与新儒家保持一定距离的韦政通、劳思光、张亨亦然。龙宇纯和熊公哲则属于“文学派”。其次，“道学派”在学术界的地位与“文学派”相互批评。再次，道学派”与“文学派”在荀子诠释上之同异点在于：两派皆同意荀子思想偏重于礼义这一面。两派之间最明显的分歧点就在如何看待荀子性恶说这点上。如果认为性恶就是指本质上的恶，那就是“道学派”；相反，如果认为荀子性恶只是指顺之而无节才恶，那就是“文学派”。又再次，“道学派”的荀子研究者行文讲话都带有训诲的意思或者求道的意味，这在“文学派”看来是不真实的，况且荀子本身就特别平实而有条理。
二、国内荀子伦理思想研究述评
1、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的初始期
第一阶段从1977年到1986年。后，中国学术界对荀子的思想归属重新澄清，而归于儒家。同时，一些学者突破前对荀子思想的认定形式，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思想。关于伦理思想，一些学者在专著里已有涉及，朱伯崑在《先秦伦理学概论》从“礼为行为的最高准择”、“论礼的起源和意义”、“性恶论”、“修养方法”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基本上把荀子人性论定性为性恶论；并总结说，“荀况人性论的根本错误，是不懂得人的社会性……不懂得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其结果向人的自然属性中寻找人生活的依据”[1]，其实，荀子提出“群分说”，“礼以养情说”，“制民之产说”，确是看到物质对道德的促进作用，此段议论有失公允。对于道德修养论，评价是客观的，反映了荀子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
这一阶段出版了四部著作。一部是“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注释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该书以王先谦《荀子集解》为底本，吸收了前人及现代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对《荀子》三十二篇进行了校勘和注释。
另一部是夏甄陶的《论荀子的哲学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该书对荀子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了全面阐发，基本上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但是，作者的思想受历史的局限，因而有的结论又显得教条僵化。而且，对荀子的伦理思想也没有涉及。
第三部是胡玉衡、李育安的《荀况思想研究》，该书以论文的形式，把荀子的思想分十一个部分来探讨，尤其是该书对荀子的伦理思想第一次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荀况把伦理道德的问题与治国安邦的根本大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论述伦理道德时，他能跳出把礼仪道德只作为规范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狭隘小圈子”[2]，同时，作者还深刻地分析了善恶、荣辱、君子小人三对伦理范畴以及荀子的道德修养论。最后，作者总结认为，荀况的伦理道德观是以治国安邦为最高目标，使道德的内容和标准达到更高的境界，道德教育与施行法治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不可偏废。可以说，作者基本把握了荀子伦理思想的精神，紧密结合文本去解读而没有泛泛而谈。
第四部是向仍旦的《荀子通论》。对于伦理思想没有专门探讨，而是分散于一些章节中，关于人性论，作者在分析先秦诸家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所谓人之性恶，是破孟子性善论的；所谓‘其善者伪也’是立自己的观点，阐明人的善良德行是后天人为之功的”[3]。可见，他所认为的荀子人性论在于强调人应当主观努力去改造人的自然本性，是人性改造论，这就基本定性荀子说的人性是恶的，但作者第一次探讨了心在道德认识中的作用，认为“伪”是经过心的思虑的结果，这无疑是深刻的。同时，作者还探讨了“行”在德性形成中的意义，“但是，也必须看到荀子所说的‘行’是指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行为”[4l，这就突破了前人研究荀子知行观仅限于认识论的局限，而是把“行”放在更广阔的道德视域中去考察，赋予“行”以更深刻的道德内涵和更深远的道德前景。但他认为荀子“行”的目标和范围是应该划定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道德范畴之内的，这无疑是说荀子的“礼仪”是封建的道德范畴，从而打上了深深的阶级思维的烙印。
2、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的发展期
第二阶段从1987年一1997年。这十年发表了近百篇研究荀子的文章。学界开始从多个角度去审视、研究荀子的思想，主要探讨了荀子的天人观、人性论、心性论；侧重于从文化学、伦理学的角度去解读荀子。如惠吉星说：“荀子思想同殷周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荀子不仅对六经的传授作出过重要贡献，他的思想也深受六经的影响。”[5]樊浩教授在其专著《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中指出，“荀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伦理中礼的精神，成为宋明时期中国伦理精神大综合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来源。”[6]并且通过与孟子的伦理思想比较指出：“荀子学说的使命表现为先秦思想的批判性总结，实际上标志着民族伦理精神生长的第一阶段的完成”[7]，还系统精辟地论述了“礼的精神”、“性恶论”、“化性论”，为荀子伦理思想的研究建构了框架并指明了方向。
这一阶段主要出版了三部专著，一部是惠吉星的《荀子与中国文化》，该书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去探讨荀子伦理思想，如第五章第二节的第二部分“修身与教化”；第七章第四节“荀子与中国古代道德认识论”。关于“修身与教化”，作者认为，荀子从性恶论出发，不相信人的内在本性和道德自觉，因而十分重视礼仪法度的规范作用，治国的关键还是教化，而教化百姓应以正己修身为主。此段论述已经指明荀子德性理论与孟子的区别，孟子是强调心的道德自觉的，而荀子强调后天教化修身以成德，但作者没有指出为什么教化能成德，它的条件是什么，即作者忽视心在道德教化中的人文力作用。关于“荀子与中国古代认识论”，作者分析认为，荀子以道德主体作为认识主体，以伦理道德原则作为认识客体，将认识过程作为社会道德实践过程，把人格完善作为认识的最终目标。这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具体展开论述。
第二部专著是王廷洽的《荀子答客问》。作者在第六章探讨了荀子的伦理道德。包括：伦理道德的作用；国君的职责；官员的道德；士、君子、圣人、小人的不同群体；有关孝、礼、仁、义、乐的问题。关于伦理道德的作用，作者归结为三个方面：治国安邦，养情化性，辅助法治。可以说，这三个方面涵盖了荀子礼学思想的全部内容，作者重点诠释了仁义礼乐，“此四者都是伦理道德的规范，是相辅相成的，对他人敬爱应该合情合理，合情合理就应该符合礼制。”[8]其实，在荀子的思想里面，仁为质，义为本，礼为用，互为表里，相互贯通。
第三部专著是孔繁的《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伦理思想主要是修养论，侧重于对文本的解释，其他方面鲜有论述。
3、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的繁荣期
第三阶段从1998年—2007年。这一阶段是荀子研究的活跃和繁荣时期。近十年来，人们对荀子的社会思想、管理思想、生态思想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伦理学、人学、历史学、等多角度去解读荀子，侧重于荀子思想向现代文化的转生研究。关于天人观，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教授认为：“荀子的天道观也没有摆脱天命论的羁绊”[9]。关于荀子哲学特质，路德斌教授认为：“荀学与孟学的关系是‘道’同而‘术’不同。”[10]伦理思想方面，对道德修养论、道德教育论以及荀子伦理思想与先秦诸家思想的比较也多有涉及，另外，还侧重于应用伦理方面的研究。关于道德修养论，王易论说，“荀子一方面从人的自然性出发，提出人性本恶论；另一方面又从人的社会性出发，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论和道德修养论。”[11]这方面的文章还可参看《试论荀子的人生修养观》(贺莉：《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二期)。关于道德教化理论，有的学者认为，荀子是从他的人性论预设与群居和一社会性存在的内在矛盾出发，论证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在道德教化的价值指向和依靠对象上……拓展了教化的崭新途径。[12]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方尔加一直以为荀子是孔孟儒家的千古罪人，荀子将道德功利化，是非道德主义。[13]关于这方面的论点还可参看方尔加的著作《荀子新论》(方尔加：《荀子新论》，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在这段期间，老一辈哲学家著作有的又重版，同时还出版了专业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专著，其中涉及荀子伦理思想的，在此不一一赘述。荀子的应用伦理思想，从目前收集的资料看，主要有：家庭伦理思想、生态伦理思想。
在这一时期主要产生了五部专著，基本上可定性为中国哲学方面的著作。这五部著作为：韩德民的《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齐鲁书社2001年版)；郭志坤的《旷世大儒——荀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马积高的《荀学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储昭华的《明分之道——从荀子看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融通的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陆建华的《荀子礼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从哲学层面全面解析荀子礼学的内容、结构和体系。认为荀子礼学以礼的价值说明为思维的起点，以礼以解蔽的诸子批判为终点。论著在第四章提到荀子伦理思想——道德规范。著者认为，礼为德，而非普通之德，而是诸德之总德，礼是人际交往中必备的敬、孝、悌、慈、惠等诸德的总和，这样，礼落实于君道、臣道、父道、臣道、父道、子道、兄道、弟道、夫道、妻道中，就体现为公、忠、慈、孝等伦理道德。
三、荀子伦理思想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态势
目前学界已开始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极对立的模式，从多个角度去探讨荀子伦理思想，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虽然研究视角有所转换，研究方法有一定突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从近几年发表的研究论文看，探讨问题的侧重点仍在天人观、人性论、认识论等几个方面，选题重复，而伦理学方面研究的成果更少，更没有形成体系，虽然有的学者从人学、历史学、生态学等角度去解读荀子的伦理思想，但探讨的问题仍在人性论等几个方面。最近几年的研究虽已偏向道德教育、道德修养、道德教化，并且试图与西方的伦理思想进行比较，但如果把握不好，以西方的逻辑范畴、学术话语套用荀子的文本语言，解读荀子的文本思想，势必对荀子的伦理思想造成误解。
因而，在东西方德性伦理思想回归的大的氛围下，紧密结合荀子文本，借鉴港台的已有研究成果以及出土的最新史料，用中国哲学、更多的是道德哲学的语言对荀子的德性伦理思想进行重新挖掘整理，以彰显荀子德性伦理思想的教化价值以及荀子伦理精神在构建中国伦理精神中的作用，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因此，未来荀子伦理思想的研究学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应紧密结合中国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道德问题，深入发掘荀子伦理思想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重点侧重于家庭伦理、经济伦理、生态伦理等应用伦理方面的研究，这是其一；其二，应紧密结合西方伦理思想的资源进行中西比较研究，可以说，荀子的人性论、教化论和基督教的原罪说、卢梭、霍布斯的性恶论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思想家的人性论、修养论都有可比较处，通过比较以深化对荀子伦理思想的理解并彰现其理论价值；第三，应紧密结合先秦孔孟儒家心性德性伦理思想，去正确、客观分析荀子思想中的天、人、心、性、人性、情、欲、礼、义等规范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荀子伦理思想的挖掘和整理，从而重新展现荀子伦理思想德知、规范、德性、德行、德治分而互动，道德他律与自律辩正统一的道德生态。
参考文献：
[1]朱伯崑：《先秦伦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106、116页。
[2]胡玉衡、李育安：《荀况思想研究》，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51页。
[3][4]向仍旦：《荀子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2、66页。
[5]惠吉星：《荀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6][7]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128页。
[8]王廷洽：《荀子答客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9]晁福林：《论荀子的“天人之分”说》，《管子学刊》(淄博)2001年第2期。
[10]路德斌：《试论荀子哲学的特质及其对儒家道统之意义》，《孔子研究》(济南)2003年第2期。
[11]王易、管章梅：《荀子的道德修养论探析》，《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3期。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中医；教育思想
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参照，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高等中医药教育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有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尚不能完全适应中医的特有规律，需要进一步革新与发展。作为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中医教育，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只有“古为今用”，方能“洋为中用”。中医教育思想的改革、更新，虽然决非是传统思想的自然延伸，但一味照搬外来文化与文明成果，而不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不与中医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独特教育思想相融合，即使是最先进的文化，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首先要以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的中医教育，汲取传统中医教育中合理的具有生存价值的内核，积极加以继承和弘扬，以指导现代化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目前中医教育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探讨和总结，进一步认清中医教育的自身规律，针对当前中医教育的种种争议，本着“以史为鉴”“以史励志”“以史启智”的目的，汲取历代中医教育思想中那些值得现代中医教育加以吸收的观点、内容和方法，以服务于当代，这对端正中医办学思想、推动中医教育的发展不无裨益。
1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现状分析
古代中医教育研究是广义医学史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然历来关注较多者是古代医学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医教育改革的兴起和深化，理念层面的问题日益突显，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但时至今日，这方面的专门著作仍寥寥无几，尤其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层面较为深入的挖掘尚属欠缺，是亟待开掘的一个学术领域。虽然目前国内有些中医药院校也在积极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但总体来看，研究力量比较薄弱，而且较为分散，没有形成较有实力的学术团队，学术积累也不是很深厚。
古代中医教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体系，成为古代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的继承与发展留下了许多历史课题。但是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古代中医教育主要是民间家学师承，虽然唐宋以来也有官办中医教育，但入学条件和服务对象主要局限于贵族，规模较小。在这种情况下，由小生产方式形成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缺乏在系统教育实践基础上，总结概括上升为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总体来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需要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将分散的、不系统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总结概括上升为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但综观目前国内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现状，对原始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尚未完备，在理论的提升和深化上就更显欠缺和不足。
综上所述，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尚存在许多空白点和盲区，学术研究的任务比较繁重，亟待得到中医教育界的高度重视。
2对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
2.1准确定位，认清目标，重视中医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任何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中医教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至今尚未谋得自己的学科位置，更谈不上课程建设。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中医教育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目前国内中医院校极少招收中医教育学方向的研究生，少数院校招收也是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的一个研究方向。
在研究力量薄弱，不足以形成学术团队的情况下，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是开展中医教育研究实际可行的有效措施。但从长远来看，中医教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领地。当然，从目前全国中医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这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2.2有效整合研究力量，形成学术团队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是一项综合性比较强的学术领域，因为中医本身是文化性与科技性的融合，在古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医教育负载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内涵。尤其是中医长期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离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就难以真正深入认识与了解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内涵和精髓。因此，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必须要整合教育学、中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如此，方能真正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发展的脉络，探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内涵。
2.3立“今”鉴“古”，明确研究方向任何对“古”的研究都是立足于“今”之上，对于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首先是要找准立足点：一，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为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如此，方能在繁杂的资料面前把握研究的总体方向和清晰的逻辑思路；二，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绝不是史料的堆积和梳理，也绝不仅仅是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当代先进的教育科学理念为指导进行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这就不仅需要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梳理，更需要以现代教育理论的视角和高度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更为重要的是要针对当前中医教育中存在的困惑，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总结出中医教育中具有规律性的经典原理，以期借古鉴今，用来指导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
2.4明确研究思路，确定研究内容基于上述考虑，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应该包括如下基本内容：
2.4.1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当代中医教育模式是以现代学校教育为主体进行构建的，由于中医的传统性、民族性，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西学的碰撞和交融中出现了许多争论与困惑，这些争论与困惑不解决，就很难引导中医教育的健康发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明确的目的就是：向古代寻求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资源，以期对解决当前的争论与困惑提供理论指导。这就需要开展对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
2.4.2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的收集、整理任何回顾性的学术研究，资料是第一位的，必须要争取做到“涸泽而渔”，在穷尽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较为扎实的文献学知识。目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全面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做得很不够，许多有意义和价值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没有被很好的发掘和阐明。应充分利用丰富的古籍资源，组织科研力量，潜下心来，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相关资料做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这是进行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一项最为基础性的工作，需要花大力气去做。
2.4.3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研究在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脉络，掌握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和教育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是一个动态的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一历史发展脉络的理清对于认清中医教育的发展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目前中医教育的建设亦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背景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影响研究。中医学及中医教育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教育的发展演变，当然要受到这一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因此，要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需要将其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去考察，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本质特点。
2.4.4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现代人去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现代人的眼光，站在现代的历史高度，以现代人的视角去考察和探索，不是为“古”而“古”，而是为“今”而“古”。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宏观的视角和理论的高度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如此，方能真正实现“古为今用”“借古鉴今”的研究目的。这就需要研究者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备较强的理论提炼和概括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