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教育论文范文

思想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196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的放缓和衰退，联邦德国国内政治冲突频发，社会矛盾集聚，新纳粹主义、极端主义有所抬头，激进政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大学生抗议运动愈演愈烈，这些都使得西德社会经历转型的阵痛。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政治教育(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要面对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引导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理性、有序、合法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1965年，赫尔曼•基泽克(HermannGiesecke)发表了成名作《政治教育教学法》。作为欧廷格的门生，基泽克创造性地发展了“合作政治教育”理论。他借鉴风靡欧美的社会冲突理论，构建了一套以“政治冲突”为核心概念的政治教育理论及其教学法，并将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定为政治参与。“人们的政治意识越强，对民主的理解越深刻，就越能做出正确判断，这就要求政治教育首先涉及思想的主观部分。政治教育应该让青少年加强对政治冲突的学习和理解，以便使得未来的公民能够掌握系统的政治理论知识，提高政治判断力，更理智、更负责任、更积极地参与政治。”［3］(P57)基泽克的“冲突政治教育”理论对60年代及之后的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联邦政府及“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决策与政治教育实践。联邦政府在1968年的一份政治教育工作报告中，高度肯定并汲取了基泽克“冲突政治教育”思想:“在政治教育领域有一种和谐、明确的民主规划，它强调社会理解、合作的价值，但要使人认识政治的本质，不引入利益、冲突这些概念无疑是危险的”［4］(P288)。在基泽克“冲突政治教育”理论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左翼思想界深刻揭露了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带来的人的异化以及社会的物化，并进一步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全方位批判。这场发生在文化领域的思想革命，对60年代末席卷全德乃至整个西欧的大学生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引发了政治教育学术界关于“解放”与“理性”的思想争论。这场思想争论是70年代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大讨论的焦点所在。1972年，罗尔夫•施密德尔(RolfSchmiederer)的著作《政治教育批判》独树一帜地将政治教育的功能定位于“民主与解放”。施密德尔受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思想的影响颇深，也因其“批判政治教育”而被冠以“激进派政治教育学者”之名。他认为，政治教育不能只着眼于对现行社会关系的维护，更应为全人类的“解放”作贡献。而为了实现这一终极目标，政治教育首先要对政治统治及其终结进行分析，而其教育对象则要参与到对现存制度的斗争之中。针对施密德尔“解放政治教育”思想，伯纳德•苏特(BernhardSutor)提出了所谓“理性政治教育”。在《基本法与政治教育》一书中，苏特从捍卫宪法的逻辑起点出发，阐释了“理性”及其与“民主政治教育”(demokratischerpolitischerBildung)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将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定为“政治理性”。作为一名“主流”学者，苏特十分推崇德意志传统文化中的“秩序观”，认为以颠覆一切秩序的、彻底的解放是绝无实现可能的，因为人类社会永不可能发展到尽善尽美。所以，相对于“解放”，人类更需要的是“理性”。苏特指出，“政治教育的总体目标在于培养人们对社会、政治事件的理性判断能力，特殊目标在于培养个人行为自控能力。让每个人都做出理性的政治判断(与个人或社会的特殊利益无关)就是政治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和普遍意义”［5］(P258)。政治教育学术界关于“解放”与“理性”的较量，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施密德尔主张的激进批判的、反权威的，并试图“取消现行体制”的“解放政治教育”理论，仅能成为德国政治教育思想长河上的一个支流。而苏特的“理性政治教育”无疑迎合了统治集团对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定位，即培养“能合法、有序、理性地参与政治的现代公民”。作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苏特本人直接参与了许多重要政治教育文件的起草工作，其“理性”教育思想也对70年代之后的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具有重要影响，在联邦政府、“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政治基金会等社会政治教育机构颁布的文件公告、工作目标及主题内容中都得到体现。1960、70年代，各种政治教育思想的碰撞与交锋，在促进学界围绕政治教育的目的、任务及内容等展开深入思考的同时，也凸显出就政治教育的基本问题达成某种共识的客观必要。为调和各方观点，辨明未来政治教育的方向，1976年，应巴登符腾堡“州政治教育中心”(Landeszentralefürpoli-tischeBildung)之邀，西德的政治教育学者齐聚博特斯巴赫，讨论并确认了政治教育的三项原则:第一，禁止灌输。即为帮助学生形成独立判断，应禁止使用政治教化式的灌输教学。第二，确保多元性。对那些在科学或政治上存在争议的议题，要在教学中必须保持其争议。第三，保持政治参与。要帮助学生学会合理地分析政治形势和自身息息相关的利益格局，并能够根据自身利益诉求，寻求适当的手段来对现实政治施加影响。这就被称作德国政治教育里程碑的《博特斯巴赫共识》(BeutelsbachKonsens)所确立的政治教育最低原则。《博特斯巴赫共识》既凝聚了70年代联邦德国学界在政治教育领域的共同认知，也是政治教育价值取向转型的标志。

二、联邦德国政治教育思想理论的多元发展

197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近30年西方民主制度的施行和持续不断的政治教育，西方民主价值观在联邦德国被普遍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文化基本形成，西德社会的文化多元主义特征也日益显现。国民在生活方式、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日益扩大，加之自由主义文化所标榜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批判思潮，导致西德社会产生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意义危机、信仰缺失以及道德滑坡。在此种背景下，政治教育的理论热点和时代主题逐步转向更为宽泛的社会领域，如物质高度繁荣带来的道德问题、现代化工业社会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冷战”带来的世界和平问题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伯纳德•苏特在1980年发表《基本美德:政治教育的目标?》一文，深入阐释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将“公平”、“明智”、“坚强”等德意志传统美德也吸纳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中。文中指出，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转型会引发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政治教育因其在国家民主进程和公民个人塑造方面的特殊功用而愈发重要。但同时，道德是无法替代的，它始终是一个核心因素，缺乏道德标准的政治教育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政治课和政治教育是关于‘政治’的共同思考，不能简单等同于政治。如果将美德的成分加入政治课和政治教育中，并以此协助学生形成理性判断，就是对政治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6］(P125)。尽管苏特在联邦德国政治教育领域的影响巨大，但对于他所倡导的政治教育“道德化”，也受到学术界的质疑。1984年，西比勒•莱茵哈特(SibylleReinhardt)发表的《价值教育———从右还是左?》一文指出，“政治教育应培养民众这样的认知:政治涉及的不是良心问题，而是利益对比、妥协和生活;形式上的竞争规则是必要的、有帮助的”［7］(P167)。莱茵哈特的这种将“政治”和“道德”划清界限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许多学者也反对在政治教育中加入过多的道德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将利益冲突(政治)上升为秩序和价值(道德)冲突本身就是有违道德规范的。这也表明，在联邦德国，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内在规律。在这一时期，学术界还深入探讨了后工业时代面临的危机及其对政治教育提出的新挑战。1986年，乌尔夫•普罗伊斯•劳齐茨(UlfPreuss-Lausitz)的《90年代政治教育的前景———一个生成的教育概念的基础》提出，“20世纪末，政治教育面临的环境问题有现代化危机、生态危机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危机，‘冷战’、战争或核战争的可能性，‘工作的社会’的弊端等”［8］(P13)。彼特•魏因布伦纳(PeterWeinbrenner)在1989年发表的《处在进步与风险矛盾冲突中的工业社会的未来》一文中也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已持续威胁着未来人类的生存基础，有鉴于此，“未来问题不应再作为简单题材来看待，而是必须通过目的性的政治教育行为来开展相关教育”［9］(P29)。魏因布伦纳文中指出的“未来问题”，除了能造成毁灭性威胁的化学、生物学、原子核等因素外，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工业社会危机，如环境破坏、资源枯竭、市场饱和、高失业率等等。

三、“两德统一”与政治教育的新思潮

1990年前后，政治教育研究多集中在时事政治和“未来问题”上，技术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以及生态问题也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是两德统一后的政治、社会一体化问题无疑成为德国政治教育理论家的热点问题，其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柏林墙”被拆除后，统一的政治教育应如何为推进两部分德国精神和社会融合做出贡献。1991年，汉斯•米塞维茨(HansMisselwitz)发表《新联邦州的政治教育:为整个德国的民主负责》一文，把民主教育作为新联邦州政治教育的开端，并指出“在德国西部起作用的民主面临着在东部还没发挥作用的危险，加强东部的民主机制是对此唯一可能的回答”。“必须在东部重新建立政治教育，而且把它作为实际的民主活动。”［10］同年，瓦尔特•加格尔(WalterGagel)的论文《联合———共同的政治教育可能吗?》探讨了两德统一后开展共同的“民主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加格尔对统一前两部分德国政治文化在二战结束后演变发展的状况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过去的40年中联邦德国抛弃了“特殊道路”或“特殊意识”，及在公民文化中的“臣民文化”。联邦共和国定位于西欧，它的历史就是重回欧洲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德人变成了欧洲人，而东部的德国人仍是德国人。但在德国传统的美德方面，如勤奋、宽容、责任感以及纪律性方面，两部分德国的青年之间只存在很小的差别。这种共同的历史传统是统一后在新的联邦共和国进行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石［11］。但是，加格尔认为在新联邦州推行西部传统的以“冲突”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政治教育理论及其教学法将遭遇诸多障碍。因为原东德青年很难适应政治生活的多样性和矛盾性，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习惯于充满“矛盾”的课堂讨论，冲突文化在他们那里是不可思议的。而在西部，自60年代以来，政治教育就一直在致力于这样的冲突文化方面的教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治教育理论界进行了深入探索。1992年，贝恩德•卢德科迈尔(BerndLüdkemeier)和米歇尔•西格尔(MichaelSiegel)的论文《新联邦州的政治教育形势》指出，政治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传授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对某种政治体系(指原东德)的否定。“政治教育要使人们消除与政治之间的隔阂以及对政治责任的恐惧感，要通过消极的或积极的生活经验培养人们的宽容精神，以期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参与到多数人的讨论中。”［12］加格尔等人关于“两德统一”后政治教育的探讨，也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重心产生了影响。90年代初的一份公告指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目标就是“促进民众对政治实情的认知，增强民众的民主意识，提高政治参与能力，促进以民主、宽容和多元化为基础的政治意识的发展”［13］。

四、结语

思想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一）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学生之所以对奥林匹克知识掌握得不够，是因为教学中教师不能较好地向学生传授奥林匹克知识，不能激发大学生学习利用奥林匹克知识的兴趣。且体育院校奥林匹克思想教育课程开设不合理，体育专业教师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二）获得奥林匹克知识的途径调查

通过调研，在获得奥林匹克相关知识的途径调查中，媒体是体育大学生获得奥林匹克知识的主要途径。其中通过电视获得奥林匹克知识的有86.4%，通过网络获得奥林匹克知识的占84.8%，而通过学校体育课、知识竞赛、讲座、板报、宣传栏获得的占51%。

（三）在体育院校课外文化活动中进行奥林匹克思想教育的可行性

1.高校课外文化活动的教育特性奥林匹克精神所倡导的“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以及参与、竞争、公平、友谊和奋斗的价值导向，就深藏在体育文化的底蕴之中。而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先进阵地，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弘扬与宣传工作更是责无旁贷。2.开展奥林匹克思想教育符合学生的内心需要学校教育是学生获得系统完整的奥林匹克知识的重要途径。通过对体育院校367名大学生的调查，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在课外文化活动中进行奥林匹克思想教育的必要性。367名体育院校大学生中有305名认为有必要在高校中开展奥林匹克思想教育，所占比例83.1%。这说明体育院校大学生渴望在课外文化活动中开展奥林匹克思想教育。

（四）在体育院校课外文化活动中进行奥林匹克思想教育的实践措施

1.充分利用体育院校的理论资源，推动奥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据调查，体育院校有奥林匹克专职教师与奥林匹克专业书籍，再加上与奥林匹克教研人员专家的合作，能够很好地指导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将奥林匹克思想更好地融入活动中。此外，院校还可以通过聘请专家，对广大学生进行报告讲学，使学生在专家教授的指导下，带着自己的疑问去思考问题，去解决一些奥运概念方面的问题。2.加强对校园文化活动组织者的奥运教育首先，应不断加强活动组织者的奥林匹克知识素养；其次，要慎重选拔组织活动的学生干部，并培养学生干部的实际组织能力，包括注重对学生干部进行奥林匹克知识的宣传与讲解，定期组织培训活动，让他们及时学习先进的奥运知识，或以大讨论的形式探究奥林匹克活动如何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相结合，从而使这些学生走在普通学生的前列，更好地来组织相关内容的活动。3.奥运教育要有计划、有总结、有评价，保证奥运教育落到实处组织者要定期制定活动计划，做到活动有主题，思想要明确，计划要严密。在积极开展实践活动的过程中，要注重资料的积累，并在每一次活动结束之后都要及时总结，及时调查了解学生的反映与动态，这样，才能看出校园文化活动是否对体育院校的奥运教育起到了促进作用，若发现问题要及时改进，以确保活动的可持续进行与发展。

二、结论

思想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1.1注重“礼”和“乐”以及“仁”的教育思想

1.1.1“礼”和“仁”对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礼”包含了自远古以来对人的行为的各种社会性的规范。就其本质而言，“礼”不是别的东西，它就是人的存在和活动的社会性形式。因此，“礼”成为主体内部所固有的质，没有“礼”就不成其为人。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周代礼的制度“，礼”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在礼制的教育中，也有丰富的体育内涵，这充分显示了孔子的体育道德观。孔子不但讲“礼”，他还极为重视“仁”。在他看来“，礼”是人的社会性的外部形式，“仁”则是人的社会性的内在根基。他在《论语》中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失去了仁的“礼”是没有意义、价值的，它会成为一种空洞的甚至是虚伪的形式。那么，如何来提高人的内在本质的修养，孔子认为应加强对人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这其中也谈到对体育道德的重视。只有将两者紧密结合，加强对学生道德礼仪的教育，才能更好地发展和培养更高素质、更全面的人才。

1.1.2“乐”和“仁”对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乐”在孔子的思想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孔子以行“仁”为个体所能有的最大的快乐，因行“仁”而体验到这种快乐，获得这种快乐，这也就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同时也就是个体存在的终极的意义与价值的实现。在《里仁》篇中，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是孔子对“仁”与个体存在意义与价值的实现的关系最为明确的说明。孔子认为，把这种“乐”和“仁”的思想应用于教育活动当中最能体现其价值所在。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学累了，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体育活动项目，不仅可以锻炼身心、增强体质、陶冶情操，还可以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促进学习共同进步，培养团结互助、高尚的道德品质，使其充分享受体育活动的乐趣。这种“寓乐于教“”劳逸结合”的思想对我国几千年来甚至是当今社会学校体育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1.3“礼”和“乐”对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孔子“六艺”教育中的礼和乐，既包含了道德礼仪的教育，也有体育和美育的成分。而礼中的礼射，乐中的乐舞，则是更接近于体育。孔子教育实践中的礼、乐、射、御诸教，往往是相互渗透、一起进行的。《礼记•学记》中说“大学之教也……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此处的艺，是指“六艺”；所谓“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是说如果不提倡含有文体娱乐活动的“六艺”，就不能让学生感受到学习中的乐趣，以致不能胜任学习而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在学习中，除“藏”、“修”之外，还得“息”、“游”，即学习生活要有张有弛。《论语•述而》亦说：“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也就是说，学习的目标在道，根据在德，依靠在仁，而游息于六艺之中。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礼乐教化”，就是凭借礼乐对人们从思想品德到身体技能进行全面的培养和训练。它既能让人健身习武，陶冶心情，愉悦身心，又重在练习，使人在练习中掌握技能而达到休养身心的目的。这就是孔子以“六艺”为教的意义所在。总之，孔子的“礼”“乐”“仁”思想对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乃至当今社会的学校体育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培养全面人才方面，影响非常之显著。

1.2重视“成人”之教育“成人”是孔子教育实践中的一个新概念。当他的学生问起怎样才算“成人”时，孔子说：“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子概况性地列举了藏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高尚品德，卞庄子的勇猛果敢和冉求之艺，认为兼备了这四个人的长处，就算得上是“成人”了。“知”“不欲”“勇”“艺”即“成人”必备的条件和素质，其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而“成人”教育中的勇和艺，就与体育密切相关了。“文之以礼乐”是这四种素质要受礼乐的规范。孔子说的“仁”“知”“勇”，大抵相当于萌芽时期的德育、智育、体育这一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准备去从政或做官的知识分子应该“君子不器”，也就是说，做人不能像有专门用途的器物，只具备某种单一的品格或技能，而应是多才多艺，全面发展。

1.3注重“以人为本”、“有教无类”的体育教育思想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在西周民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人的价值和人的作用。孔子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的观点，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能够客观认识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去“修身治国平天下”，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儒家思想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价值，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理念。儒家思想中的“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也就是教育的全面普及性，是指无论学生的贫富贵贱，聪明或者愚笨，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来源于“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教育应当尊重每一个人的受教育的权利，给予每个人成才的机会。“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增加了受教育的群体和知识的传播，有利于更多人素质的提高。这两大思想同样在现代体育教育当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体育教学过程当中，主要以学生为主，结合他们的运动兴趣爱好进行教学。他们当中无论是富二代还是家里比较贫困，聪明或愚钝，都应当一视同仁，同等对待。这样对于很好的培养学生的素质、锻炼他们的意志品质具有积极的意义。

1.4儒家思想能够为学生创设和谐、良好的体育教学环境（1）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培养，为学生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营造和谐的教学环境，是彰显人性化管理的重要手段。人文化管理的核心在于尊重学生的发展要求，解放其个性，促进其人格的完善。学生在和谐的教学环境当中，能够有效地摆脱传统教学思想对其学习行为的禁锢，能够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进行有选择性的自主学习，使学生的自主思维与自我意识得到有效的发展。而这种有指定性的自主选择的学习行为，能够有效地修正与填充学生自身素质体系的建构，为实现其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2）净化教学环境，推进和谐校园建设的进程。在传统教学思想影响下的课堂教学氛围，凸显出强制与无奈，对于学生的身心造成极大的损害，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下降，不仅引发了学生对于体育学习的抵触情绪，更容易导致学生不良学习行为的产生。因此，营造和谐良好的体育教学环境，能够有效净化教学环境，使得传统的教学思想消极因素得以消除，为学生创设和提供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而这种净化的教学环境不仅能够提高教学的实际效果，同时，更有利于和谐校园的建设与发展。（3）增进师生间的相互尊重、信任与理解，构建师生友好关系。和谐是建立在双方之间彼此相互尊重、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之上。和谐教学的环境，能够消除学生的心理压力，使之体验与感悟来自于教师真挚的情感付出，进而对教师产生尊重与信任，促进师生之间关系的改善。和谐教学环境的营造，一方面能够彰显师生地位的平等，另一方面，能够消除师生间的芥蒂，达成彼此间的心灵交融与情感互动。全新的师生间关系的建立，能够有效烘托和谐的教学氛围，为教学整体目标的实现提高保障。

2儒家思想对学校体育教育的消极影响

2.1重文轻武的思想制约着体育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体格注重文教的国家。儒家主张礼仪修身，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制于人。”文人的地位很高，加上科举选士，强调文章、品德和门第出身，重权术轻武备，视武学为下品。这种固定的价值观念作为文化的深层意识积淀下来，具有很大的稳定性，支配着人们的言行和思潮。体育教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是通过身体活动和其他一些辅手段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过程。其最突出的特征是教育性和教学性，体育教育是以体育教学为主要途径。而体育教学则是体育教师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有组织、有计划地指导学生主动积极地学习体育知识，掌握技术和锻炼身体的双边活动。它强调的是一种“双边活动”的过程。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学生处于主体地位，其思想和行动决定着教师教学质量的好坏。由于受到“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学校领导者对体育课不重视，体育教师也得不到重用，极大地削弱了体育教师的积极性，使学校的体育教学质量大大降低。

2.2男尊女卑思想制约着女学生参与体育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儒家思想对女性是比较轻视的。《礼仪》中有“妇女有三仪”“三从四德”的枷锁完全束缚着女性的言行举止，女性和男性一样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被剥夺，稍有越轨，就会遭到谴责。宋明理学片面提倡“存天理，灭人欲”，鼓吹“三纲五常”大肆宣扬妇女的“三从、四德、七出”的条律，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实际的体育教学活动当中，女生这一弱势群体往往不备受教师的关注，常常被忽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女生没必要运动这是符合常规的，更不要说要采取什么教学方法去教授学生，这就极大的削减了女生对体育课的兴趣，甚至对体育课产生抵制的情绪，逃课的现象时有发生。

2.3“礼”作为行为规范约束学生的个性发展“道之道，齐之以礼”，“寓德于体，以礼行体”把道德教化置于首位，把德、礼的观念植于体育伦理之中，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的体育思想历来注重人伦道德的培养，其发展无疑会相对的集中于道德的方向。如果我们从整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来看，重德轻体的观念是基本准则，重视身体方面的修行往往是一种思想的潜能，只能流行于形式上的提倡。学校体育教学就是要让每个参与其中的学生充分展示自己，养成自己独立的人格，培养和促进个性的发展，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2.4“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儒家思想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这样的思想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于冒险、改革创新以及对于理论的创新。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改革都不是很成功，每当提出一个新的教学改革方案，总是尝试在几个点，而且实施不了一段时间就停止，这与儒家思想中庸之道思想紧密联系，它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用它来解决一切当前面临的所有困难与挫折，应是最佳的方法了，所以说我们现代的教育存在很大的问题。学校是学生学习和受教育的良好场所，学生是学校的主体，我们应尽量为学生提供优质教学服务，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提高综合素质。

3结语

思想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教育体制历史悠久，但主要以应试教育为主，这种教育体制教学目标和教学方式单一，不够多元化，并且普遍将分数和升学率视为教学目标。造成如今大量“高分低能”的学生出现，这个现象在如今的高职语文教育中表现的尤其明显。

二、高职语文教育创新的具体措施

（一）构建良好的学习环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中学生不仅是学习的主体，还是课堂的小主人。高职语文教育中要想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应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改变老师讲、学生听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思考和交流。如教师在讲授到诗歌《再别康桥》时，教师应在其形象上的三美方面做点拨，并重点分析其绘画美，剩下的音乐美和建筑美由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并自我总结，以此培养高职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培养学生质疑的能力

陶行知先生主张教师教学的过程中应充分培养学生的质疑意识，通过疑问带动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因此，高职语文教育中教师应尽可能的鼓励青少年学生提问，真正做到“不懂就问”，尊重和保持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思考和质疑的能力，与此同时，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在预习中学会质疑，用特殊符号记录下难以理解的知识点，从而提出问题，这样不仅能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问题和质疑问题的能力。通过质疑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克隆的真正含义，结合课本上讲解的内容，也能将相关的知识深入到学生脑海中，提升学生的形象思维，这对于语文阅读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采用创新教学方式

“新”是陶行知思想教育精髓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是其能适用于现代教育，并对教育产生影响的缘由之一。因此，高职语文教育中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采用新型的教学，如微格教学。微格教学是借助现代教育媒体，如摄影机，录像机等，训练型的模拟教学活动。微格教学的具体教学首先应该分析学生，然后确定教学目标，进行概念和礼仪规范理论讲解，案列分析，现场模拟和回放录像进行他评和自评，最后进行教师总结和评价，学生反思总结。如当在学习《巴黎圣母院》一文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参与演绎，通过话剧里的三个主人公形象，让学生强烈的感受到“美丑对比”，形成自己对美丑的评价标准和自己对世界的观点。同时通过微格教学让学生转变为教师角色进行自我评价，然后由教师师辅助学生进行共同评价，发现不足，然后做到有针对性的进行改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四）转变教育观念，进行教育创新

思想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思想品德教学效果良好，可以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树立伟大的理想和信念，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促使学生端正学习态度，促进学生自主思考、主动探索，激发学生不断追求新的知识。思想品德教学效果良好，意味着学生能够潜移默化地完善个人的道德人格、自觉培养德育素养、培养自己高尚的人格，逐渐具有集体意识，从而促使自己更具有人格魅力。思想品德教学具有实效性，可以促使学生加强道德自律，帮助学生不论在哪里、无论何时、无论干什么都能时刻牢记道德准则，能够深刻地领悟思想品德的本质，从而调节自我的道德行为进行道德自律。思想品德的教育教学，最终的目的是促使学生个人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能否促使思想品德认识和道德行为达到统一状态，就在于思想品德思维的催化作用是否强烈，良好的思想品德思维习惯是良好的道德认知以及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的根本动力。

二、品德与社会教学过程中培养道德情感的现状

（一）教育理念没有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及时进行改变新课标已经在全国全面展开，但是大部分思想品德教师并没有对新课标的要求引起足够的重视，仍然以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进行思想品德的教学，“以人为本，德育为主”的教学理念完全被教师抛之脑后，教学内容枯燥乏味，缺少生活性内容，最终还是以应试教育的模式死记硬背一些思想品德理论。这样，没有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完全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更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显而易见思想品德教学效率欠佳。

（二）思想品德教学设计欠佳

1.教学内容没有贴合学生生活实际。在思想品德教学中，往往不能根据学生的生活实际讲解相关教学内容，而是一味地照本宣科，甚至有时候学生提出了与生活相关的思想道德现象教师也往往回避，这样就会导致学生对于思想品德的学习丝毫提不起兴趣，学生也不会认可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而陈旧死板的教学也会导致品德与社会的教学效果欠佳。

2.教师自身教学技能欠佳，导致教学方式单调，没有创设情境促进学生情感体验。目前思想品德的教学课堂，往往只是教师一个人唱着空洞乏味的“说理戏”，这样机械呆板、没有尊重学生的个性、忽略学生的情感体验和感悟的教学过程，学生也很难提起兴趣来学习相关思想品德的基础知识。因此，教师不能简单地把学生当作知识的容器，而应注重引导学生自主思考、提样、发现、创造，从而促使学生“道理都懂，也愿意去做”。

3.教学过程中缺乏师生的互动情感交流和沟通。教师作为思想品德的讲授者，能否处理好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将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情感培养的效果。而目前的思想品德教学往往存在着师生关系不融洽、教师教学时情感不够丰富、教学严重欠缺艺术性的弊端，导致学生的情感发展也呈现扭曲的趋势，使得思想品德的教学偏离了教学的本质。

4.教学目标没有实现思想品德的教学与培养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有机统一。进行品德与社会的教学的根本和最终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以实现思想品德理论的教学与培养良好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习惯的有机统一为教学目标，否则学生即使在思想品德基础知识的考试中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也不能深刻透彻地理解道德知识，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三）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四者有机整合不足思想品德的教育教学单单只靠教师的讲授、学校的教学是完全不够的，家长对学生德育素养的形成、社区社会这个大环境对于学生思想品德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养成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思想品德教育教学应当实现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的有机结合，从而实现思想品德教育教学的高效。

三、思想品德教育教学具体有效策略

（一）以境育德，课堂情境生活化

1.设置问题情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多提问一些能够促使学生自主思考和积极探究的、新而有趣的发散性问题，这样学生就能够根据问题情境合作交流，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结论，从而加深自己对相关专题知识的理解和领悟，从而规范自己的相关道德行为。例如，在人教版三年级下册“安全知识”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提问“在日常生活中，用电、用水、用气方面你们发现了什么安全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你们知道哪些安全常识呢？”来引导学生自主思考，鼓励学生小组合作交流，展开讨论并且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最后得出小组结论，从而使得课堂氛围轻松活跃，学生也能够深刻真切地感知安全问题并积极自主探索。

2.创设模拟情境。小学中高年级思维以具体形象为主，生动形象的东西能够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从而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在思想品德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录像、视频、电影、音频等多媒体手段真实地再现一些相关课题的情境，从而激发和加深学生的感性认知。例如，在人教版三年级下册“学看平面图”的教学中，教师在课前搜集一些平面图的视频或者图画制成ppt，使学生在极具感染力的视频介绍和评论中真切地了解平面图的知识，从而知道如何看懂平面图。如此，教师就能够相对顺利地完成这一单元的教学目标。

3.创设与现实生活相关的活动情境。我们应当利用与学生生活实际相关的生活情境进行道德教育，从而提高学生以道德认知指导实际行动和作为的能力。例如，在人教版三年级下册“说声‘谢谢’”的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利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说“谢谢”的场合和情境，来进行一次说声“谢谢”的话剧表演，这样每个学生都能够参与其中，并且深刻了解“谢谢”的本质含义以及说声“谢谢”对于人际交流和人与人之间相处和谐的重要性，提醒学生要养成说声“谢谢”的道德行为规范，从而提高学生自身的道德修养。

（二）以情育德，教学方法生活化教师的情感态度和人文素养，直接关系到品德与社会教学效果的好与坏。试想，教师在教学中没有以关爱学生的态度来进行教学，教学过程中也没有充分体现自己的情感态度，又怎能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感和高尚情操？例如，在人教版三年级上册《关心你，爱护他》一单元第一课“让爷爷奶奶高兴”的教学中，可以提前布置家庭作业，做一件“让爷爷奶奶高兴的事并说明爷爷奶奶高兴的原因”，这样学生就会在课余时间学会关心爷爷奶奶，知道爷爷奶奶的生活需要和心理需求，并且懂得如何去做一些实事去关爱爷爷奶奶，最终能够明白“爱”的初等含义。之后思想品德教师在上课时以此为导向，让学生自由发言，说说自己都做了什么事情让爷爷奶奶高兴了，自己的切身感受是什么，然后根据教材讲解“让爷爷奶奶高兴”这一课来激发学生对爷爷奶奶的种种情感，鼓励学生平时学会关心他人，尊敬、爱戴长辈，自然思想品德教学也会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三）以践育德，教学目标生活化品德与社会学科具有社会性和实践性，而新课标提倡学校教育应该是开放的，教师应当有意识地把课堂教学转换到社会这个大环境中去，引导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社会服务、社会参观等实践活动，从而达到“教学做合一”的目标，从而增强思想品德课的实效性。例如，在人教版三年级上册《关心你，爱护他》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大家进行一次社会实践的活动，鼓励学生以小组或者班级为单位走访福利院，了解福利院老人的生活困难，实际体会他们的心理心态，并且给他们送去关爱，尽力帮助他们。这样的实践活动比课堂教学更加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结语

思想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实践说明，大部分的学生对数学家的事迹是非常感兴趣的，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向学生介绍一些著名数学家的感人事迹。比如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不但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美国的生活也享有丰厚的待遇，但是他始终想念着自己的祖国，经过重重困难终于回到祖国。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二弹一星”，提高我国的国防能力，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在国外的数学家中，著名数学家欧拉从19岁就开始，他依靠顽强的毅力和孜孜不倦的精神，使他在双目失明以后，也没有停止对数学的研究，在失明后的17年间，他还口述了几本书和400篇左右的论文。教师通过这些数学家感人事迹的介绍，可以培养学生努力攀登，勇于探索，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献身精神。将最近几年中国中学生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取得的一些成绩向学生介绍，激励同学们奋力拼搏的精神，树立学好数学、为国争光的思想。

二、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学生进行教育

在数学中到处充满着辩证的方法和思维，中学数学的教学大纲指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阐明教学的内容，这样学生既有利于学习基础知识，学生又有利于形成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数学的教学中可用以下几点来渗透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1．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的认识水平也是在不断提高的。数的扩充、代数与几何的结合，某些定理、推论的推广，发展的观点由此得到体现。

2．物质的根本属性是运动。在数学当中，面可以看成点线运动的轨迹，旋转体也是平面图形运动的结果，直线是向两边无限延伸的，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强调这些，使同学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到辩证法中运动的观点。

3．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正数与负数、有理数与无理数、实数与虚数等，这些不同的概念是对立的，同时又是统一的。加与减的转化，乘与除的统一，乘方与开方的互逆，在教学中强调这些数学规律，让学生从中接受到矛盾与对立统一及相互转化观点。

4．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渗透于教学中，数学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与实践，同时在数学教学中，也要加强对学生数学精神的培养，加强德育的渗透，让学生领悟到数学中的辩证关系，从而初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三、运用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同学们进行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论文范文第7篇

【摘要题】理论经纬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在一定的环境中沿着一定轨道向着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运动的演进系统，是一个诸要素功能的状态、关系的无限多样性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是一个开放的、非线性、非平衡、动态有序的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本质上是自组织的”。[1]在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新方法、新途径、新思路的反复实践中发现，制约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关键是教育客体按照教育主体的指导自组织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中组织、被组织、自组织的含义

组织是我们这个现实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人类文明成果有着组织的巨大功劳，人类从一开始就把组织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面对人的教育活动，组织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活动、思维、认识、行为形式。

“组织”既可当作名词(organization)，又可当作动词(organize)。本文研究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思维、认识、行为中的组织，属于动词性使用范畴。作为动词，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组织是指安排思维认识、教育活动、社会实践向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演化的过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组织，教育主客体共同确定、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从事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相联系的一系列活动，建构活动、思维、认识、行为的沟通渠道和协调系统，通过各种媒体传播经过整序的各种信息，营造相对持续、稳定的政治环境，建立一个规范的活动、思维、行为秩序，形成科学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认识，为推动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组织”，有如下特点：(1)是一种社会活动、社会实践，也是一种思维活动、认识活动；(2)有确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完整的价值体系、理论体系；(3)有精心设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结构和协调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系统；(4)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制约；(5)受教育主客体思想认识水平、能力的制约。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组织”意味着两种过程：第一，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组织性活动使思维、认识层次上升，并指导行为上水准的跃升过程；第二，是同一组织层次中或同一组织水平上思想政治活动、行为、认识、思维复杂性的增长。当然，在实际过程中，这两种过程总是呈现出交替作用的情形。

组织是一个总概念，按照事物本身如何组织起来的方式，应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组织方式，一种是被组织方式。[2](P.5)同理，按照认识、思维、活动、行为本身如何组织起来的方式，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组织方式也同样应该划分为自组织和被组织两种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自组织”是通过教育主客体自己的活动、思维自发、自主地走向认识、行为组织的一种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被组织”则不是教育主客体自身的自发、自主的思维、活动过程，而是在外部动力的驱动下活动、思维，走向认识、行为的组织过程。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组织和被组织是组织的子概念，其关系如表1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组织，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整体功能可以明显的大于他的非组织的功能，产生组合效应。然而，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组织概念的认识存在误区，常把组织和被组织的概念混为一谈，而忽略了被组织、自组织概念是同属相同量级的一对范畴，忽略了对思想政治教育中自组织特性的研究。由于这一忽略，导致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教育主、客体只注重以被组织的形式开展或参加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轻视了教育主、客体的自组织，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主客体对于施教信息大多处于被动、呆板、机械的灌输和接受状态，直接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正确理解思想政治教育中组织、被组织、自组织的含义，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表1组织、自组织、被组织的概念关系

总概念组织

含义思维、活动朝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演化的过程

二级概念自组织被组织

含义组织力来自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力来自思想政治教育

主客体内部的组织过程主客体外部的组织过程

典型如在周身被大火吞如听领导传达中央有关文

噬的情况下仍然以坚定的件，其中的所有与会者都

爱国信念支撑着自己，一是被组织地传达或听取报

动不动，直至献出生命。告，组织力来自中央。

组织力来自自身。

二、思想政治教育中被组织与自组织的特点、联系与区别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被组织与自组织各具特点：被组织是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显性施教信息与载体的组织，而自组织则是教育主客体对自己已有隐性信息的组织；被组织侧重对施教信息的组织，是教育主体通过各种活动引导教育客体积极思维、提高认识的过程，自组织则是拥有信息的教育主、客体自发地从思维（即思考）到指导社会活动（即行为）的自主过程；被组织是由外在控制的，由外而内、由上而下的影响过程，而自组织的动力是内生的，是由内而外、由低级向高级的内化过程；“被组织受工业时代线性和机械的组织理论的影响，讲究静态、精确与可控制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而“自组织则受现代系统科学理论的影响，追求动态、模糊与变化”，[3]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组织与被组织，作为同属相同量级的一对范畴，他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首先，他们同属于组织，具有组织应有的所有属性；其次，在任何组织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思维、认识、行为中，我们都会看到既有自组织也有被组织，被组织过程中总是蕴含着自组织，自组织过程中也回避不了被组织；再次，自组织与被组织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可以相互转化。如，听有关方面传达中央文件，是一种被组织的活动和行为，传达者可能仅仅读读念念而已，也可能认真传达，并加以阐述；到会者可能认真听讲，细心领会，也可能开小差，打瞌睡，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活动、思维、认识、行为上的被组织、自组织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化。

从定义上看，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组织与被组织概念有着严格意义上的不同，但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却不一定每时每刻都有明确的界限。如，同样作为教育客体参加一次思想政治教育主题活动，都在认真的参与，不同的教育客体会出现不同的思维和认识，活动中有不同的表现和反映，有些人表现得积极主动，有些人则表现得消极被动。关键是，即使都表现得积极主动或消极被动，由于思维、认识的活动形式是隐形的，其中多少程度上是被组织，又有多少程度上是自组织，也是因人的个性而异，因人的认识水平而异，因人的能力而异。

思想政治教育中活动、行为的被组织，大多以相同的方式出现。如：人们到会听报告，参加政治学习，按照要求传达文件精神，按照通知精神参加某次活动，等等。思想政治教育中活动、行为的自组织，在不同场合、地点，不同责任、分工，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有时表现为领导、组织，有时则表现为合作、服从；有时表现为积极、主动，有时表现为配合、被动；有时表现为各抒己见，有时则表现为保持一致。作为活动、行为中的自组织和被组织，其界限较易于判断，教育主体在活动中自组织的程度较高，尤其是具有创新的活动设计，教育主体的自组织程度更高。教育客体在活动中被组织的程度较高，但在活动中每个教育客体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自组织。

思想政治教育中思维、认识的被组织是上一级教育主体向下一级教育主客体灌输、发送的施教信息的汇集，是下一级教育主客体暂时的思维和认识，只有通过他们的自组织，上一级教育主体的施教信息才可能部分乃至全部内化为下一级教育主客体的思想认识，才能指导下一级教育主客体组织、参与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最终决定他们在各项政治活动、社会活动中的行为和实践。作为思维、认识中的自组织与被组织，与活动、行为中的自组织与被组织相比，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则更显重要，更为复杂。作为教育主、客体，在活动、工作中，当思维、认识自组织或被组织成与上级精神相一致时，即使同等客观条件，受教育主、客体自身素质的限制，仍会在活动、工作中出现不同的表现。如：同为教育主体，都领会了上一级党组织的精神，但有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把活动、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同时他们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有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却苦于缺少办法和对策，表现平平。弄清楚思想政治教育中被组织与自组织的特点、联系与区别，对于教育主体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组织规律、研究工作方法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三、被组织、自组织概念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启迪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组织和被组织，作为一对概念范畴，对于我们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方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1、自组织是思想政治工作在长期演化中选择和形成的优化的进化方式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人们的活动、思维、认识、行为是自组织进化呢，还是被组织进化？如果我们知道自组织与被组织的优劣，我们了解自组织的方法和被组织的方法，就会自觉地运用和遵循组织演化的规律，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自组织是自然界和社会在长期演化中选择和形成的非常优化的进化方式”，[2](P.6)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不断探索的试错式演化的过程中，也正在证明着自组织演化优于被组织演化方式。然而在我国，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通过被组织方式组织起来的，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被组织几乎贯穿于每个人的一生，从幼儿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老年。事实证明，这种长期的、大量的完全被组织、缺乏自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其有效性、适应性、持久性等重要组织特性都不够理想。一些受党教育几十年的干部甚至是高层干部在临近退休时出现腐败问题，退休后修炼问题等，足以证明这一结论。

2、运用自组织方式转化按照被组织方式建立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思想政治工作中总是避免不了也不可缺少以被组织的方式去开展工作，如何才能运用自组织手段转化这种已经按照被组织方式建立起来的组织呢？也就是，如何将被组织转化为自组织呢？调查发现，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一些被组织的活动、思维、认识、行为，在其起点以被组织方式被组织起来后，通过一定的调节改造，改变为以自组织方式运行是可以的、可能的，而且只有这样组织，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坚持下去、深入下去。反之，一些一直以被组织方式运行的活动、思维、人事、行为，则在演化中期组织程度越来越低，无序程度越来越大，情况越来越不好。

事实上，的确存在以被组织方式组织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按照自组织方式运行良好的情况。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配置，大多是上一级党组织的决定。这是一个典型的被组织的例子，这个过程的起点是被组织的，是在遵循了干部配置的科学规律的基础上被组织的，只是后续过程存在着被任命干部自身的自组织，但凡前期被组织得好，后期自组织得好的干部队伍就一定能够形成一个团结、有战斗力的领导班子。人民群众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也是一个前期被组织、后期自组织的范例。孩提时代的人们并不知晓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在经历和接受了一系列教育后，随着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随着对社会和世界的不断了解，逐步认识到其重要性、必要性及紧迫性，注重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成为人们的共识。

进一步研究运用自组织手段转化以被组织方式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掌握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条件下运用何种方法，如何进行有效的被组织与自组织间的转换，从而取得最有价值、最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3、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自组织系统中存在着局部被组织的情形

在任何一个自组织的大系统中，对于不同的子系统而言，一旦形成自组织后，即形成一种特定的演化方式，子系统都必然受到这种演化方式的制约。[2](P.7)就好比大江东去，有哪一个水分子能够在总方向上不顺流而下呢？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也是如此，党中央制定了我们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地方各级党委的思想政治工作必然受到指导、支配、控制和组织。关键在于，我们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一旦形成，不管地方各级党委主观态度如何，都必然受到影响、指导，即在自组织系统中必然存在着局部被组织的情况。

自组织中存在的被支配和役使情况与被组织作为整体中的子系统被支配、役使的情况完全不同。自组织中的子系统被支配和役使是一种规律性的支配和役使，一种无形的影响性的支配。如舍身炸碉堡，这种行为本身完全是自组织的，之所以在关键时刻有这样的壮举，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他已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献给了党。而被组织中的子系统的被支配和役使则是总系统硬性的、非规律性的、有形的支配和役使。

4、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自组织意味着创新

科学家已经认同自组织是复杂性的特征之一。因为，通过“组织”，特别是自组织的方式演化，系统才能发展出原来没有的特性、结构、功能，这就意味着复杂性的增长。而复杂性的研究被认为是当代最具挑战性的重大课题。自组织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如果被研究透彻或有所突破、有所进展，就意味着我们对复杂性的性质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借助具有跨学科性质的自组织方法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自组织的规律、特点，对开拓思想政治工作新的视角，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建立与世界复杂性增长同步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5、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借助系统自组织理论进行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表明，被组织的方法论研究已趋成熟，欠缺的是自组织的方法论研究。这是一种跨学科性的方法论骨架。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组织追求的是教育客体的思维、认识上自组织和活动、行为自组织的一致性。可见，能够反映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主要尺度，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组织程度。

20世纪60年代末以耗散结构理论的诞生为先导，系统自组织理论登上了科学的殿堂。接着，70年代诞生了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理论和分形学等一系列系统自组织理论。[4](P.75)世界迎来了系统范式发展的新阶段。以系统自组织理论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的新成果，逐渐形成了建立统一的系统学、探索复杂性的科学新方向，并延伸到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成为当代知识和实践领域关注的热点。

借鉴系统自组织理论，“作一定的移植和改造”，[5](P.10)为我们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系统的方法和手段；耗散结构理论是自组织的创造条件方法论，创造条件使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自发地走向自组织，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需要遵循的一种方法理论；协同学处于一种动力学方法论的地位，依据协同学理论，制定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则，以一定的经验参数进行调节，然后放手让思想政治教育子系统相互作用，产生序参量运动模式，从而推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演化，寻求思想政治教育自组织演化的最好管理方式；突变理论是自组织的演化途径方法论，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在其演化的可能路径方面所采取的方法论思想，懂得何时该采取渐变方式，何时该采取突变方式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演化；超循环理论是自组织的结合发展方法论，可以提供一种如何利用社会活动过程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如何有效的展开活动、思维、认识、行为之间相互作用并使其结合得更加紧密的方法；分形方法论被称为事物自组织的表达复杂性空间结构及其生成方法论，其可操作性极强，包含的哲理也很深刻，掌握分形理论的方法，对于我们区别整形与分形，把握复杂世界、复杂的思想政治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小威廉姆·E·多尔.后现代主义课程观[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彤.自组织方法论纲[J].青岛：系统辩证学学报，2001,(2).

[3]严娜等.从知识组织到知识自组织[J].天津：情报科学，2001,(7).

思想教育论文范文第8篇

（一）课程设置的观念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训练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课程设置的观念上基本还是重理论轻实践，注重传授专业理论知识，轻视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实践能力，这显然与培养具有综合素质、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为核心的教育目标相背离，无法满足用人单位对思政专业毕业生能力的要求。目前高校思政专业的实践课程仅设教育见习、教育实习和毕业论文，而这些教学实践环节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所谓的教育见习是去见习单位听听课、参予批改作业和试卷等活动，没有实质性的教学实践技能训练。思政专业的教育实习一般是4－6周，课时安排较少，且过于集中，而且有的高校实行学生分流实习，学生返校只要有实习学校的证明即可。教育实习流于形式，缺乏实效。[3]高校思政专业大四学生毕业论文的开题时间与考研时间、期末考试时间相冲突，导致开题报告思路不成熟，粗制滥造。而在最后一个学期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很多学生又忙于研究生复试和找工作，基本是用复制粘贴的方式来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

（二）课程设置的结构注重基础专业理论，忽视教育理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合格的中等专业学校的政治理论教师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作为未来主要从事这一工作的思政专业的学生就必须具备系统、完整的基础教育理论知识。然而高校思政专业教育类课程所占比重很小，公共基础、学科基础、专业教育平台课中其他课程所占比重较大。这样高校思政专业在过于重视公共、学科专业课程的同时，也就忽视了教育理论课程，致使毕业生缺乏系统的教育专业理论知识，也使其教学实践活动缺乏指导性、意识性和能动性。[4]很多高校思政专业的课程设置都是在综合大学学科专业的基础上加了几门教育理论课程，认为这样就具有了师范性的特征。[5]然而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高校思政专业的“老三门”（教育学、心理学、教学论）根本无法满足毕业生成为未来合格政治教师必须具备的综合素质的各方面需求。

（三）课程设置的内容强调学科专业知识，忽视深厚的文化基础未来思政专业的毕业生必须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以适应社会的需求，这就要求毕业生不仅要具有系统的学科专业知识，还必须同时兼具深厚的文化基础，而重视学科专业知识的传授，忽视文化基础的培育却是目前高校思政专业课程设置内容的通病。[6]现行的高校思政专业课程体系中，公共基础教育平台课即通识课程主要集中于几门必修课（《大学英语》、《体育》、《教育学》、《心理学》等），选修课所占比例较低，其中跨专业选修课的比例更低。其实选修课程是为了增强学生的适应性，满足学生的爱好、兴趣和个性发展及本学科最新发展成果的课程，选修课的分量小，使学生无法系统地涉猎到更多其他学科的文化基础知识，使得思政专业的毕业生虽然具有一定的学科专业知识，却缺乏广泛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础知识，这无疑与市场经济体制和基础教育改革对思政专业综合性人才的要求相背离，导致思政专业的毕业生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能力受限，无法做到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改革的路径和措施

（一）课程设置应厚基础、宽口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要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满足社会对各级各类综合人才的需求，必须在课程设置上做到厚基础、宽口径。[7]首先，在学科基础教育平台课和专业教育平台课的课程设置上，一方面要做到“广”，注重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交叉渗透，让学生在具有较高思想政治素质与优良道德品质的基础上，具备广博的知识；另一方面要做到“精”，健全、合理的课程结构对思政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该从专业角度，依照专业培养目标重新定位各门学科基础教育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调整课程结构，整合课程资源，避免课程设置的重复，使思政专业的毕业生具备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能够胜任未来的工作。其次，在专业教育平台课的课程设置上，除设置培养合格的中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课程之外，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还应该多设置一些非师范类的、其他方向的课程，比如《比较政治制度》、《国家公务员制度》、《农村工作知识》、《中国农村政治社会学》等，尤其在选修课设置方面可以多增设一些与本专业和未来社会需要相关联的新课程，拓宽思政专业口径，制定“一主多辅”或“主辅修制度”，让思政专业的学生在具备杂实专业理论基础的同时兼具广博、精深的知识，使他们能够在毕业后满足市场经济和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二）强化实践课程的设置，重视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教育见习是顺利衔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低年级的学生和基础教育改革的有效手段和措施，应该分阶段、分学期地有序进行，让学生把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基础教育改革结合起来，以适应基础教育改革。教育实习是学生在校期间最主要的实践环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应该适当增加实习周数，形成校内试讲、校外实习、反思提升的机制，避免以前的毕业实习不进行前期准备和后期反思讨论的缺点。毕业论文是学生大学四年的最终成果，应该制定一系列的约束机制，让学生合理地分配时间，保质保量地完成毕业论文的开题和写作工作，比如：指导教师的定期检查，不合格论文的惩罚制度等。另外，高校思政专业还应该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如读书交流会、教师职业技能训练、未来教师课堂教学能力比赛、假期社会实践、贫困地区顶岗支教等，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提高其团队合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应对能力、适应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以提升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顺应基础教育改革的要求。

（三）增加教育理论课的比重，满足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需求基础教育改革对高校思政专业的培养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促使高校思政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必须做出积极的回应。[8]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多开设一些新的教育理论类课程，比如：《现代教育论》、《教育实践学》、《教师修养》、《教育技术》等，帮助学生形成系统完整的教育理论知识，更好地指导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另外，还应该增设一些与基础教育改革衔接的课程，帮助学生解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解读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初中思想品德课和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标准，让思政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能顺利走上工作岗位，实现从一名学生到合格政治教师的成功蜕变。

思想教育论文范文第9篇

西周时期宫廷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雅乐盛行于祭祀与典礼等各种活动中。这时期的音乐高度发达，有确切文献可考的乐器就多达70多种，此外还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乐器分类法——“八音”。周平王东迁以后，雅乐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进而造就了我国音乐发展的第一次繁荣。但随着中央政权的衰落和礼乐制度的崩溃，雅乐的地位逐渐衰微，新乐逐渐兴盛起来，音乐由官方向民间转变趋势的日益明显。例如，当时社会下层流行的地方音乐地位逐渐上升，并出现了《诗经》这样的歌诗总集，其中的“国风”记载了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由于音乐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乐器、音乐理论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同时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音乐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乐器更加精美，音律更为准确，诞生了筝、笛、筑等一些新的乐器。在众多乐器当中，尤以琴的运用最为广泛，著名的演奏家有师旷、师文、伯牙等。器乐演奏的形式也不再只是局限于独奏，而是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合奏，其中以编钟和鼓为主的“钟鼓之乐”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种。

歌唱艺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专门进行歌舞表演的歌人。随着俗乐的发展，还出现了一些出色的民间歌唱家，如：韩娥、王豹、绵驹，以及歌唱教师秦青等。

音乐理论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最早的乐律计算方法——“三分损益法”。战国时代的文献也明确提出了旋宫的理论，《礼记·礼运》篇中说：“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也。”①儒家音乐思想的代表著作《乐记》中记载：“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拘，累累乎端如贯珠。”②这一时期音乐理论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后世的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处于重大的变革时期，其内容正逐步由礼乐教育转为适应于娱乐需求的技艺传教。从形式上看，当时的音乐教育具有官学和私学两种。

1.官学衰退

最初的礼乐教育都属于官学。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兴起，其原因在于王权的散失，使社会上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即便如此，官学还是存在的，且由于文化中心的转移，官学中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逐渐向民间传播，这在客观上扩大了官学中音乐教育的范围。东周以后，官学中音乐教育的内容已经随着文化学术的转移传到了民间，民间有了更多的通晓官乐的人。这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礼乐文化没有消失，反而传播更加广泛。

西周可谓官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完全垄断了学校教育。但是在春秋战国的官学中，礼乐教育虽仍是主要内容，但与西周的礼教相比就没有那么系统严格了。随着礼乐制度的衰落，官学中乐师、乐工的地位也在发生着改变。由他们的音乐传习构成的那一部分音乐教育，在艺术形式方面更加丰富，其音乐技能也更加高超。这一时期的师旷是乐师的代表，师旷在琴的演奏方面有着精湛的演奏技巧，民间流传着很多描述他高超琴技的小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学中的音乐教育已向技能型方向发展，音乐教育产生了一些相应的改革，就连宫廷中的音乐教育也有了一些私学的性质。乐师教授的对象不再只是贵族子弟，且乐师有的也是来自于民间，这样官私两者便融合在了一起。

2.私学兴起

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陈旧的“礼乐”制度逐渐失去了控制力。各诸侯国以强欺弱，展开了激烈的兼并战争。在此背景下，各国需求的是适应新形式发展的管理人才，奴隶制教育已不合时宜。新兴地主阶级需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培养出本阶级的人才，所以他们要改革，私学承担了这一方面的历史任务。这一时期“士”成了促使私学快速发展的主力军。他们聚徒讲学，进一步扩大了私学的规模，为私学的盛行拓宽了道路。相对于官学来说，私学的音乐教育更加适合社会的发展，教学方式也更加灵活，音乐教育自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私学的兴起对于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使更多阶层的人们有机会接受到音乐教育。在西周，官学受教的对象只是王孙贵族，而私学受教的对象则很广泛，既有服务于宫廷中的专业乐人，又有文士阶层的人员，还有一部分人是来自民间的艺人。由于私学具有专门的教学场所，因此教育形式上更多样化，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中的音乐教育主要是指在民间存在的音乐活动，传教的方式则是设学教徒，其目的是传授技艺和提高文化素养。

三、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下，一元文化被多元文化所代替，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蓬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少音乐教育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其中对当时的音乐教育和后世音乐的发展起到深刻影响的便是两位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和荀子。

1.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

孔子把音乐作为“六艺”中的一部分加以传授，他认为“乐”是生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人整体素质的体现。孔子所说的“乐”不仅仅指单纯的音乐，还包括礼乐制度在内的整个国家音乐体系。所谓“乐”不仅仅指声音的和谐，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愉悦，它所强调的是个人对社会规范即“礼”的发自内心的认可，正所谓：“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在《礼记·仲尼燕居》中，从孔子提出的“兴于诗，利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方针中便可以看出他崇尚礼乐、重视礼乐的教化功能，他认为音乐应和“礼”积极配合，共同来规范人的行为。孔子礼乐思想的核心是“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③孔子期望用礼乐的结合达到“仁”，实现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制度。在孔子看来，音乐作为陶冶人、感染人的艺术，其内容与形式一定要统一，外在的艺术形式应服从于音乐思想内容本身。孔子评价音乐的标准是“尽善尽美”，他认为韶乐才符合这一标准，所以他极力推崇韶乐。

孔子把这些音乐思想融入到教学中去，使音乐教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他重视“乐”，但不是为“乐”而“乐”，而是通过乐对人们思想教育起到感化、调节的作用。他认为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观念，是教化人民的工具。这种音乐思想，促使他提出了新的“乐教”的主张。他把音乐有意识地贯彻到诗、礼中去，把乐教与诗教、礼教结合起来，甚至把乐教看成塑造完美人格的重要手段。我们从他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的这一观点。孔子认为人们都要接受音乐教育，只有进一步实施乐教人们的修养才能得到提高。他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改革方针打破了贵族垄断音乐的局面，使更多的人接受到音乐的教育，培养出了如公孙尼子这样的音乐家。公孙尼子继承了孔子的音乐思想，写下了我国古代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乐记》。在这本书中公孙尼子提出，对人们进行音乐教育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而是为了教育人们“平好恶”，使人们成为统治阶级所需求的人才。这一音乐思想的提出在客观上对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2.荀子的音乐教育思想

荀子是战国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是先秦诸子中的最后一位大师，也是儒家学派音乐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同时兼收百家，最终形成自己的音乐思想体系。荀子的音乐理论是最系统的，其音乐思想在《乐论》中有详细记载。荀子肯定了人们的日常音乐活动，认为音乐是人类感情所需要的，因为音乐可以使人向上。荀子看到了音乐的巨大社会功能，认为音乐能够教化人的内心，还能教化政治，从而达到“和”的目的，这一点在他的音乐教育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荀子主张用音乐引导人，使人的心灵变得纯洁，他发现音乐能起到感动人心，陶冶性情，使社会关系和睦的作用。所以荀子十分重视后天的礼乐道德教育，他实施音乐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移风易俗，所论教的内容也是“雅颂之声”。在音乐教学内容上，荀子主张学习雅乐，因为“中和”为礼乐的基本特性。“和”要求平和，反对过与不及，“中”而“不淫”就是“平和”，这就是他的“中和”音乐思想。荀子和孔子一样，也主张礼、乐配合治人治国。

荀子对音乐很重视，但并非一味强调娱乐，他认为推崇音乐的前提是“重己轻物”，也就是说要把个人的修养放在首位，不要被感官享乐所左右，否则将适得其反。他在音乐教学中所论教的内容是“雅颂之声”，而这种以道德为核心的音乐教育思想，使当时音乐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并为后世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四、儒家音乐教育思想的当代意义

当代音乐教育在世界各国都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势头。音乐通过教学活动，潜移默化地向学生进行道德品质的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观及正确的人生观。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教育的研究，我们发现该时期的儒家音乐教育思想对后世音乐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意识到音乐教育在全面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在现阶段，更是要“以中华文化为母语”，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在国民素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音乐教育受重视不够的问题始终存在，对于音乐教育者而言可谓是任重道远。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是与德育紧密结合的，儒家学派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到了现代社会，这种以规范教育与审美教育为一体的音乐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教学实践中，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强调对音乐尽善尽美的追求，注重音乐对审美能力的培养。这种教育思想对于进行音乐教学，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品质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由此看来，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音乐教育思想对后世音乐教育发展的方向起到了引导作用，我们在当代音乐教育发展中绝不能忽视古代音乐教育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

注释：

①孙继南，周柱栓.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37.

②孙继南，周柱栓.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9.

③吴晓明.浅谈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音乐思想.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1）.

参考文献：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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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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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教育论文范文第10篇

想政治教育学科从1984年建立之初到现在，一直没有自身的范式，所以基本上可以划归为社会学的范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一直从宏观的国家、集体等切入点出发，也取得了理论成就。但是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大环境和人民群众间的小环境都发生了变化，社会学的范式已经不能满足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人学转换迫在眉睫。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人学转换是本学科适应时展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强，需要以人为本，从每个个体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切合在时展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需要。其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转换，是对旧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超越。“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社会与个人的统一。”以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灌输，而忽略了个体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转换更加关注个人，从人的需要出发，将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使其协调一致。最后，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范式转换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大调整。由于经济制度的转变，上层建筑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任务也相应的有所改变。思想政治教育向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范式转换，是根据党的指导思想而进行的调整，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科学发展。

2、范式与范式转换概念界定

目前，各类学科中都广泛使用“范式”这一词语。托马·库恩是美国的科学家，它认为：科学研究中大家共同认同的科学成就，而实践共同体也能在某段时间内获得问题与答案，且问题与答案具有代表性，这就是科学研究中的“范式”。这也是最早提出的“范式”。托马·库恩在研究文献中提出：科学发展的历史是由于科学本身和科学革命的相互交替所创造的，科学革命的过程就是“范式”创新的过程。即曾经的“范式”创新后，被新“范式”所取代。通过了解这一理论得知，“范式”能对科学发展阶段进行评判，也可以用来说明某种科学的基础研究方法与本质。范式转换的概念：库恩认为，对于科学历史的考察，需要去研究范式的转换，由于范式的转换会带来科学革命，所以探究科学史，也要去探究科学革命。范式的转换之所以能演变为科学革命，是由于范式转换会创新科学方法，使得它能依据时代的特色进行整体性的改变。库恩提出，根据当前的范式进行科学研究，这是“常规科学”的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常规科学”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常常会遇到一些用现在的范式无法解释的现象，这说明这种范式已经不能去用在新的问题和情景中。因此，对于范式都不能解释的问题，科学家们在进行解读时应该跳出局限，利用革新后的范式对问题进行剖析。所采用的新的范式，便地取代了原有的范式，这个过程就是“范式转换”。库恩认为：任何科学理论体系完善的历史都是范式转换的历史。当这种科学理论体系能够很好的解释和指导现实问题和状况时，它就是相对科学完善的；否则就需要进行范式转换，形成一种新的范式。

3、思想政治教育学社会学范式的转换

3.1社会学的研究范式。

风笑天的译作《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中认为，目前社会学的研究中存在三种最为常用的范式：一是由孔德、斯宾塞和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主义范式，研究的对象为不同社会单元之间的关系，如经济组织、政治组织、文化组织之间的功能依赖关系。他们认为社会是由基于共识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各个单元构成，每个单元都对社会的稳定起积极作用；二是冲突论范式，代表人物为马克思、韦伯等，研究社会组织体系中不同类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认为社会是一个由不平等和冲突驱动的复杂系统，分析任何一个层级、类型的组织体系中不同类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压迫性关系，如世界体系中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男性和女性、组织中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三是互动论范式，主要研究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如何形成结构，结构和人际互动又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从自我、角色定义、角色扮演的角度分析人际互动的一般规律。思想政治教育学中对社会学范式的借鉴也来源于这三种范式，尤其是互动论的范式，思想政治教育学中对主体与客体的研究范式与互动论相似，都是对人际互动的相互影响的研究。

3.2思想政治教育学社会学范式的人学转换。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学范式，要求我们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出发，从社会学的角度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创新。因此，它表现为我们的某种认知结构或者是某种研究方法。但是，张耀灿提出社会哲学范式对于需要和价值着重进行了分析，这是由于时代特色所决定的，符合当时的国情。但是这种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一些人口中所说的什么是“无人的思想政治教育”，而是“人学的空场”。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它保证了社会的正常良好运作。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实践的过程，包含在这个社会系统之中。因此，我们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把他放在社会系统的大环境下来看待，不能片面割裂它与其他系统的联系，从社会需求出发，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功能与作用，研究社会需求发生的变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更加好的生存环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提出的人学转换是在社会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是符合新时期发展的产物。这种人学转换在继承和发展社会哲学的基础上，对社会哲学范式进行扬弃，吸收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是全盘接受或者否定，是对旧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让理论更加贴合实际，更加符合时代特色，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开发新的视野、寻找到新的思路、开辟出新的话语，总之，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在全面深化中实现超越。“社会本位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的原理，他把人看成是社会中一个分子，社会的组成是人，和其他动物最本质的属性不同在于人具有社会性。”其中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人”，“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和归宿。基础是社会，最终的归宿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他们既相互联系，又存在辩证性。只有在基于社会主义理想实现的前提下，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目标的才能得以完全实现。历史阶段中存在许多的点，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以偏概全，不能仅从一点就推断整个历史，也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的两个功能割裂开来，否则必然会出现错误。在历史中出现的某些社会学中的范式，在其时代是符合时代特色的，促进过时代的发展，虽然不一定适合现阶段的历史，但我们不能将范式与其时代性分割开来，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历史的进步。我们的思想认识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进步，如果固步自封，不思进取，那么我们就会落后，被时代所抛弃。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应该以人为本，不但要促进社会的大发展，还要促进人的进步，当双方条件都做到时，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就在社会哲学的基础上实现了突破与创新，是新的人学范式。

4、思想政治教育之范式转换视角下的研究方法变革

4.1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的理论。

风笑天提出这样一种理论，即社会学相对于其它学科而言，其研究方法是整个知识体系的支撑，也是本学科的优势所在，体现出独有的特色。国内社会学界对方法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对方法的研究和探讨也逐渐深入。风笑天在《社会学方法研究概述》中提出如何使社会学研究方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一是在在政府决策中，社会研究方法要怎样才能展现自身的能力，在他的理念里：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理解学术价值是否存在，同时积极应对和分析应用性范式；二是在社会学学科建设中，社会学研究方法如何表现自身的作用。社会学的责任是要发现并解释社会世界中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并为其他学科提供经验和研究方法。因此，只有对现在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并对规范性事情进行充分理解和探析，才能让社会学研究水平得以快速提高；三是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中，要进一步分析中国化问题。要想作用得以彻底展现，中国化是最终之路。我们不能直接拿来来自国外的方法，相应只能进行不断的学习并引以为鉴。必须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进行改进才能发挥良好的作用；四是在社会学研究中，也要研究方法论问题。方法论直接导致出现不同的方法，至于选择哪种方法，要依靠理论的不同以及现象的差异化来进行合理选择。

4.2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和变革。

它的最终目标就是运用社会学方法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给予充分的指导，理解和分析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思想政治教育使用的理论是社会学理论。在传统的观念里，思想政治教育所关心的是心理和认识因素的影响，并不十分在意社会因素，在提高其水平的上更是很少使用社会学因素。所以说，只有认真进行社会学研究，并对存在的多种社会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进行全盘考虑，在提高科学化的进程中，将会带来很大益处。但是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式转换一定会带来研究方法上的转变与发展，以社会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并不是全部社会学的理论，而是以社会学研究方法为基准，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变革，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学自身独有的方法创新，进行拓展和深化。第一，基本理论需更加深化。研究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需确定它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中的重要程度，并与方法划分的客观标准有着直接的联系；第二，研究领域需要继续开拓。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新拓展，如危机干预方法的研究，某些具有突然性、复杂性特点的时间，给思想政治教育学带来新的挑战。在此可以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对政府决策的作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不只是像社会学一般仅仅提供理论解释支持，而更需要的是在价值观和实效性上提供具体的方式方法；怎样运用网络拓展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发掘更多的教育途径是当前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点，也是一大难题。网络信息繁杂、随意，而规范研究方法是社会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都亟需的自我完善；第三，研究方法应该把理论的、抽象的和实践的、实证的实效性研究相结合。风笑天认为，社会学研究方法指的是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方法，而不是“理论研究”的方法，社会学更强调实践结果带给社会问题的收益。在这一点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应该给出逻辑起点、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使学科建设不陷入纷繁杂多的现象而不得要领。思想政治教育学更需要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以适应社会实践发展和学术发展的需要；第四，研究方法的拓展应该依据“人学范式”的转换。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上应该更注重人的发展和个人在社会价值中的体现。而不是把整个社会群体作为研究对象。

5、结束语

思想教育论文范文第11篇

这里所说的灌输教育就是指通过疏和通的方式灌输基本的思想政治观点、思想政治理论。不是“填鸭式”的教育，而是创新教育的方式让枯燥的思想政治理论更好的入脑入心。1900年，在《我们运动中的迫切任务》中，列宁明确指出：由此自然产生出俄国社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党。列宁当时提出从外面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并不仅仅是指向工人提供解答某些问题的现成结论，最重要的是指引导工人群众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列宁这些论述高屋建瓴，成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第一次对灌输论最生动、最全面、最具体的论述。

二、新时期坚持灌输理论的必要性

（一）社会的大环境要求我们坚持灌输理论社会大发展、大繁荣

各种西方的观念也扑面而来，好的东西我们应当学习。但是西方大国推行的霸权主义思想，通过文学作品、电影、饮食，灌输西方的价值理念，对我国的青少年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为了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促进社会主义基本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灌输教育的作用不可忽视。

（二）对基本理论的忽视

要求我们坚持灌输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我们国家的基本理论，而现今的状况就是对基本理论不认识、不知道、不理解。我们常说理论是实践的来源和基石，基本理论的建设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国家观必不可少，因此，通过灌输的方式将基本理论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才能更好地发展基础理论、更好地促进我们国家基础理论的建设。

（三）新时期加强改进思想政治教育

必须坚持灌输原理新时期我国教育的发展成果也显而易见，但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也越来越凸显，为了更好地改进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将灌输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更好的融合都需要通过灌输的方式，让受教育者了解思想政治理论的基本概念，再通过丰富多样的方式加强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

三、灌输理论在我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灌输教育过于强调教育者地位

忽视受教育者主体性教育过程中教育者更多关心的是自己要讲的是什么，只关注基本理论的教育而不关心受教育者的主观、客观感受，忽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过于强调自身。同时灌输教育过程中部分教育者因缺乏足够的工作经验和水平，缺乏说话技巧和感召力，无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无法入脑、入眼、入心。

（二）灌输教育内容过于简单一提到灌输

很多人都会想到思想政治的灌输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多采用灌输的方式，但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只是众多种类的一种，包括我们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也只是单单将灌输运用于思想政治理论，存在单一、片面性，导致一提起灌输就很头疼甚至是反感。

（三）灌输教育方法、形式过于单一

很多教育者采用机械、单一的理论教育法，甚至有的教育者没有根据变化了的实际，一味生搬硬套，使得教育形式单一。灌输虽然在我国有很多年的历史，教育也在不断改革，但是固有思想仍然存在，教育方式方法死板、教育过程单一，仍旧是强制式的灌输方式，这样导致人们的潜意识中就认为灌输就是生搬硬套，灌输就是死记硬背，使灌输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

四、灌输教育理论对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一）正确坚持灌输原理

必须反对急功近利的错误倾向现阶段社会大环境带给我们的是很多浮躁的心态，急功近利的心态，急于求成。人们对灌输理论的认识认为灌输就是一股脑的将知识都教给学生，不说明其中的来源，也正是由于对灌输的不了解导致这样的情况。不能片面的认识灌输教育而应全面的认识灌输理论，不能急于求成，应处理好灌输中方法和原则的运用，同时结合受教育者的实际正确坚持灌输理论。

（二）科学认识灌输原理

是正确坚持灌输原理的前提怎样理解灌输理论是摆在教育者面前的一大难题，而只有正确科学地认识了灌输的基本原理，既通过外化的方式教育受教育者最基本的概念和理论，再将外化的理论转化为内在的思想，而不是通过强制的方式、死记硬背的方式去理解某一概念和原理，不是填鸭式的方式教育受教育者，而是有步骤、有层次的促进基本理论的教育。只有科学地认识灌输原理的内涵才能更好的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三）在教育过程中坚持说服教育

以理服人传统灌输教育往往忽视受教育者实际需求，没有把受教育者当作思想政治教育另一主体这样的教育往往达不到理想效果，因此要注重灌输过程互动性，从单向灌输向双向交流转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既要尊重受教育者主体地位，又要充分发挥受教育者主观能动性，要把个别灌输和普遍灌输启发灌输和形象灌输%自我灌输和他人灌输文字灌输和口头灌输有机统一起来，结合灌输的广泛性和先进性，让受教育者尽可能参与进来，与教育者进行双向互动交流，实现从显性教育向隐性与显性教育相结合的转变，注重灌输方法的启发性，灌输教育才能取得较好效果。

五、结语

思想教育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 “位育” 人格 品格 通识教育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潘光旦的名字是不应当被人们遗忘的。他曾经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长达18年，不仅担任社会学系教授，而且还担任过清华、西南联大的教务长、秘书长、系主任、图书馆主任等职务；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优生学家，同时，还是教育学家，在他一生所涉猎广博的诸多学术领域中，蕴含着丰富的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他以坚实的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站在现代生物学理论的独特视角，融汇中西文化的人文精神，深刻阐发了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思想。其中，关于社会“位育”的教育观、全人格教育的思想、“通识”教育的观点和方法构成了他整体教育思想的基本框架。下面，仅就此略加评述。

一、基于“社会位育”观为核心的教育思想――达到“以群则和，以独则足”的理想

所谓“社会位育”（Social adjustment），是潘光旦从现代生物学理论中引申出的一个教育理念，以此奠定了它在整体教育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在美国留学期间，他深受西方社会生物学派的影响。1926年回国后，受英国遗传学家贝特森（Bateson）观点的启发，提出“言生物演化者，动辄论生物位育（Organic adjustment）,晚近治社会生物学与社会学者，亦竟相发探社会位育之说。”(1)1932年，他主编《华年》杂志期间，比较明确地阐述了这个观点。他借鉴中国传统典籍《中庸》中“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思想，结合西方社会生物学的观点，论述道：“位者”，是“安其所也”；“育者”，是“遂其生也”，即所谓“安所遂生”，这是“位育”观的基本涵义。(2)按生物遗传学的理论解释，在生物演化的进程中，物种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反映在“静”与“动”两个方面，所谓“静”者，是指生物在“环境里所处的地位”；所谓“动”者，是指生物“自身的发展”，因此，潘光旦认为，“这种生物现象和人类亦有相通之处”。那么，这种相通性和互动性是怎样的呢？他解释道：“社会位育”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位”，即社会秩序，这是保障任何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一方面是“育”，即社会进步，这是促进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这对社会成员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同异”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位”，是社会秩序，“秩序的根据是社会分子间相当的‘同’”；“育”，是指社会进步，“进步的根据是社会分子间适量的‘异’”，（3）潘光旦认为，一个社会如果“同而过量”，那么，“社会生活便日趋保守，甚至于腐朽以死”，如果“异而过量，社会生活的主心不定，甚至消失，演成一种无政府的状况。”(4)所以，过分强调哪一个方面，都是不相宜的，作为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来讲，既要重视社会的人文环境，又要根据社会的自然环境，在此基础上给予社会成员充分的发展机会，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找到自身展示才能的地方，这是潘光旦“社会位育”思想的主要涵义。

他认为，“位育”就是教育的本质所在。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促成这种位育的功能”，“从每一个人的位育做起，而终于达到全人类的位育”。(5)因为，教育的对象是人类本身，它涉及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而“位育”正是“一切生命的目的”，这是“百年来演化论的哲学所发见的一个最基本最综合的概念”，所以，用“教育的努力而人各得其位育，人类全部的位育是不求而自致的”。他指出“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与夫共得其相位相育之道，或相方相苞之道”。（6）

那么，如何达到“位育”的教育目标呢？他又提出了“调适”的观点，他阐述到：“人是群居的动物，人也是变异最多的动物，人也是有相当自由选择能力的动物，惟其群居，而此其所以为群，又和蜂蚁之所以不同，其分子之间，在智能、兴趣、与意向上，有极复杂的差别，”(7)因此，人类有了其特殊的“调适”功能，主要作用于三个方面，即自然、社会、人类，其结果，也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人要和自然环境调适，于是就有自然科学。要和目前的社会文化环境调适，于是就有了社会科学。又要和历史经验调适，于是就有人文科学”，这种反复调适的结果，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的演化，“终于教会人类在环境中更进一步的安所遂生的程度，安所遂生，就是调适，也就是我希望到的‘位育’”。(8)如果我们站在“社会位育”观的角度去理解教育，就会发现潘光旦所赋予的更深一层次的涵义：即教育完全不是仅仅教会人们识几个字、教会演算、甚至也不是教会人某种生活的技能，而是蕴含着另外一层意义，这就是使人在所生存的环境之中，寻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合适场所、一种人生依托，使人与自然、社会、文化这几个方面能够和谐相处。所谓“社会位育”的全部价值就体现在这里。

潘光旦提出“位育”观的重要意义在于，深化和丰富了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内涵，使人们对教育观念的理解提高了一步。

二、“全人格”教育思想之精髓涵义

潘光旦提出的“位育”观，实际上是涵盖了整个的教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又提出了更为关键的问题，这就是教育目的和教育宗旨究竟是什么？他指出“学校教育的目的不端在灌输智识，而在培养一个囫囵的人”，(9)“我们要承认每一个人是一个本体，是囫囵的，而不是零碎的；教育的对象是一个囫囵的人。”(10)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就是每一个人的人格的培养”。(11)经过陶冶而形成的人格，是一个不可分割整体，是一个人整体素质的体现。

人格教育问题之所以引起他的高度关注，是他针对当时教育界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弊端，由感而发。他主要列举了二点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是忽视通性与性别，而过分强调个性；二是漠视人的意志与情感的培养，过分强调智识，甚至变为“唯一的宠儿”，其结果，造成“个人全都成为畸形之人，零星片断之人,而于社会，则分工愈细，合作愈见困难”。(12)潘光旦认为“一个学生原是一个不能分割的人格，现代的学校教育却硬把这个人格凌迟处决了”，“此种教育却单单把理智的部分隔离开来，而把其余的部分，或则根本舍弃，不加存问”，这是“举一而废百”的教育。(13)

潘光旦提出的全人格教育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他提出了“全人格”的基本内涵，即智识、情感、意志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及和谐发展。这既是实施人格培养的主要内容，又是整个教育过程不可偏废的有机整体。关于智识的教育，他认为绝非单纯的知识灌输，应以“推十合一”的科学方法加以传授，避免“泛滥无归”或“执一不化”的现象；值得强调的是，他特别重视人的情绪与意志的培养，认为这种精神力量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中国儒家教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培养“君子”及“士”的思想元素，例如：“士不可以不弘毅”、“君子任重而道远”、“士可杀不可辱”、“君子见危受命”等等，潘光旦对此给予首肯，并赋予新意。他指出“所谓弘，指的就是情绪的培植，”“所谓毅，指的是意志的训练，持志有方法”，(14)注重这二个方面的培养，对学生人格的塑造、身心的健康益处很大。看似无形却是 “桃李无言、下自成溪”。对此，潘光旦的论述是准确的，他说“治学之精神与思想之方法，貌若完全属于理智一方面之心理生活，实则与意志之坚强与情绪之稳定均有极密切之关系。治学贵谨严，思想贵不偏不蔽，要非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分寸之人不办。”(15)

其二，他提出“品格的陶冶”即是人格教育的基本过程。在人格培养中，除了需重视人的心理诸因素的协调之外，还应重视个性与社会性的和谐、人与文化传统的继承，这都是教育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潘光旦认为，品格教育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通性与个性的辨识”；“二是明与恕两个标准的重申”；“三是个人的修养”与“意志与制裁能力的培植”。这三者之间，既有相互递进的关系，又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对“人性”的深入理解和诠释。在他看来，实施品格教育的首要前提，是认识人性的本质特征。他认为，人格是基于人性的，而人性不是一种单纯的东西，它包括通性（人与人之间相同的部分；社会的秩序、文化的继承都与此有关）、个性（因人而异之处，潘认为：对卓越的个性如果保护周到或培植得当，“往往是文化生活跃进一大步的因缘”）、性别（男女之分，与家庭、婚姻问题关系密切）。(16)只有充分认识人的基本特性，才会对人格教育产生深刻的理解。既然“人人既有此三部分的人性”，所以“人人即不能无一种要求”，因此，教育的过程就是使“此三部分的并重与协调的发展”，教育的目标是使“每一个人的共同中的有其别异的人格”，最终，达到人与社会“以群则和，以独则足”的理想境界。

三、“通识教育”的大学教育理念

在潘光旦的教育思想中，“通识教育”是一个重要的理念。其思想的来源，显然是吸收和借鉴了中西方学术思想，融汇中西，阐发新知。一方面，他受到英美“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iton）和“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iton)的影响，并直接将它们译成“通达教育”一词。1946年，他还翻译并出版了英国学者赫胥黎的著作《自由教育论》。但是，另一方面，他不是全盘接受西洋的学说，而是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汲取丰厚的营养，给古老的观念赋予时代之新意。他对《论语》、《大学》、《学记》等中国儒家经典古籍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一个现代学者的眼光注入全新的理解和阐发。在比较中西思想的“异同”的基础上，他说道“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于此种教育之目的，虽未有明白之揭橥，然试一探究，则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为‘一己之修明’(Know thyself)是已。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分毫之差别？”(17)在他看来，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古之学者为己”、“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至于止善”“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等观念，都道出了教育的真谛。而且，和近代教育理论之间（主要源于西方），并不是完全相抵捂，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他的“通识”观直接吸收了《学记》的思想营养：“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潘光旦的“通识教育”观在其整个教育思想中无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他认为，就大学教育而言，“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他的最大的目的原是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18）“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中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19）他认为是“专的过度”，造成的结果是“人格的畸形化”。“一个专家，如果没有充分的通识做承托，其实就等于一匠人，至多不过比普通的匠人细腻一些罢了。”他指出，“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20）

“通识教育”的内容是哪些呢？潘光旦作了如下阐述：

首先，“通识”是指“一般生活之准备”，“专识”是指“特种事业之准备”，二者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人的一生而言，前者的作用显然大于后者。“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有通于人也”，所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从社会需要而言，“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21）因为，生命的范围大于事业的范围，做人之道应大于做事之道，“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作用是为人生这一大目标服务的，“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经过如此的分析，孰重孰轻，自然清楚。

其次，“通识”的内容应涵盖自然、社会、人文三大方面的知识。即“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所谓“通识教育”，就是“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物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22）从中可以看出，“通”者，不是让学生埋头书海中，盲目的泛观博览，也不是知识的简单堆砌，而是打破人为的限制，将宇宙、自然、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客观地思考人生与世界。“通”的重点在于“识其会通之所在”、“一以贯之之道”、“因缘与依倚之理”，其实，这是指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而言的，即融汇贯通是谓也。

再次，他又提出了实施“通识教育”的具体措施。例如：大学不要过早划分院系和专业，至少延缓到第三学年；第一学年中增设“通论”类的课程，如“自然科学通论”、“社会科学通论”、“文化概论”、“宇宙与人生”。他还提出中国工业化应培养通识型的技术人才的主张。在《大学一解》中，他将工业人才分为二类，一是技术人才，二是组织人才，据此，他认为中国工科院校也应该相应地划分为二类。专科学校重点培养应用型的工业技术人员；大学工学院主要培养工业组织人才，这种组织人才的最大特点是“通才”，应该对工程与工程之间，理论与技术之间，人与之间，有充分的了解。因此，在培养的过程中 “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他强调，对工业组织人才而言，开设诸如“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致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 （23）方面的课程是大有裨益的。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扩展，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步入室微，中国学术界正逐步建立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学术体系，形成了新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在这个背景下，一部分现代学者站在时代思潮的前面，不断从传统中挖掘出可资立新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西方之间、古今之间进行着融汇贯通的艰辛探索，以期达到“会通中西”的目标，潘光旦无疑是他们中间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的独具匠心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对后人的启发将会继续下去。

2001年8月8日

参考文献

①(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 《潘光旦选集》第三集，潘乃谷、潘乃和选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第49页、第49页、第372页、第435页、第232页、第233页、第366页、第483页、第475页、第484页、第369页、第359页、第483页、第125－133页、第435页、第174页、第443页、第443页、第443页、第444页、第175页；

思想教育论文范文第13篇

（一）“语文的本身绝不是教育的目的所在”

穆济波批评当时的国文教育有三大缺陷，即“与中等教育的根本精神不贯”、“语文混合教学”、“全级六年规划尚未完备”。进而拟定《初级中学必修科国语课程纲要草案》和《高级中学公共必修课国文课程纲要草案》，并指出纲要草案的三大要件是“

（1）本科教学目的在贯彻中等教育的宗旨，反对专一满足本科知识与技能为主的教育。

（2）本科教材与教学计划，绝对采用语文分级教学办法，反对语文混合的编制与兼习。

（3）规定初高两级各年特殊教学标准，矫正历来由教师随意选材不相联络的积习。本此三大要件，拟定上述两项纲要，其唯一之目的在于———养成有理想，有作为，有修养，在重点更教育范围以内，有充分使用本国语文技能的新中国少年。”穆济波深受赫尔巴特“实质教育”的影响，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获得知识，“一言以蔽之，语文的本身绝不是教育的目的所在。”20世纪20、30年代，内外交困、人心涣散，亟需人文精神推脱思想困扰，塑造新国民，从这个意义上讲，穆济波倡导人文性符合特定的时代要求。但正如朱自清所批评的，“将‘人的教育’的全付重担都放在国文教师的两肩上，似乎要以国文一科教学代负全部教育的责任了，这是太过了。”

（二）“民族生存是教育的中心”

如果说1923年穆济波仅就语文之目的而论争的话，那么1936年穆济波的《民族本位的教育》则是其人文教育思想的完整论述。穆济波对当时的教育痛心疾首，认为当今的教育不是预备完成资本主义社会个人自由主义的教育，就是次殖民地化的亡国奴教育。明确提出“今日中国之教育除了以民族生存为本位之教育而外，应该是别无更严重的教育中心了。除了为民族独立革命运动而教育以外，应该是别无更迫切的教育了。”具体到学校课程的设计，他指出“应该特重党义的公民教育即以此科为全盘的中心树立中心课程以联络各科，便其层层比附相互关联，而仍赖此科为完成国民教育之骨干。”在民族危难之际，生存自然是第一位的，教育当以此为第一要务。对学生以课程为载体进行思想教育，注重塑造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感悟、培养学生的人文思维是时代的需要。同时，穆济波认为“必须有中国本位之教育，而后有中国本位文化之建设”，此举正是建设中国本位之教育的重要方式。

（三）“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的教育

穆济波明确提出“民族本位的教育，即以维护民族生存为完成其国民教育第一要义。”其本真应包括少数民族教育于其中。穆济波深刻认识到少数民族人数虽少，但“他们生活所在的区域有如是其广大国际的关系，又如是其严重迫切。”如何使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经济生活一致向上，促进国族主义的形成？穆济波提出“集团化生活和行动”是一条绝佳的路径，“学校是最好的集团生活训练所在。要贯彻国族主义必须要从小学校起，洗涤他们个人主义的思想，扩充他们的家族观念宗族观念，以及部族观念，铸成国家民族的生存线。是个人永久的生存、国家民族的生命就是个人的生命等坚强的信念，除了整个民族国家伟大的集团生活以外，更莫有他认为最适宜的集团生活。”提出训练各部族的青年子弟，策动全民族间的文化运动，以一种新精神铸成新势力，铸就民族新文化。

（四）“教学不愁无方法，只愁无教学之诚意”

穆济波注重教学方法的总结、应用与推广，指出“最近三四年来中学生国文科知识技能之日渐卑下，未始非国文教师教学无方之所致也。”穆济波在教学中研究、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即通过“形式的整理”、“组织的分析”、“立论方术之提示”、“记述的写作法”、“内容或形式与他篇之比较”来明了作者立论行文的意义。“形式的整理”即句读、勾乙、校订，穆济波指出：“形式的整理，及研究初步，可由学生提出难解字句，加以参考，或试分章节段落，而教师加以指正，初学始读古文，尚非绝对难事。”“组织的分析”要求总体把握，“分项排列”，以达组织明晰。“立论方术之提示”是将假设、分析、比较、概括、断定等渐次剖析，如此指导“不特学者读文时用思精密，不肯轻易放过，且可养成习惯，使彼应用，造成多数思想健全，论证确当之人材尤为可必。”“记述文字”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图表。如“尚书禹贡，序列九州，可将‘州名’、‘界域’、‘领土’、‘山川’、‘土壤’、‘田’、‘赋’、‘物产’、‘交通’等项列为一表，将九州顺序排列，自可一览而尽。”“内容或形式与他篇之比较”是“将两篇同题目之文运类选及或两篇意义相反之文同时并列，以便比证。”穆济波举例将孟子道性善，荀子论性恶列表比较，指出“此种比较表式，处处针锋相对，可以特别类出两家主张之不同，而于所习篇章，尤能提挈大意。”

（五）“具体到国文科，道尔顿制并不具有优势”

穆济波忧于“吾国中等学校自渐次推行道尔顿制以来，设施如何，成效如何，尚未得一具体报告”，身体力行，积极组织道尔顿制实验班国文教学，实验道尔顿制的优劣。穆济波把南京东大附中初二级学生分成甲、乙两组进行国文实验。经过测验，穆济波最终形成《道尔顿制实验班国文科比较教学的报告》。穆济波在报告中说：“就以上教员和学生所陈述的意见来看，大抵分两派：一是说此制确能救济旧制的缺点，一是说行了此制，教师和学生困难之点特多。但仔细加以研究以上各问题，对于道尔顿制的本身，似无重大问题；对于道尔顿制的方法，或须详加研究，那么困难之点，庶可减少。所以，我对于报告意见之外，又生一种希望。”是否意味着道尔顿制适合所有学科？穆济波经过数据比较，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两组虽同系过半数以上合格，但道尔顿制班终不及非道尔顿制班。”道尔顿制确能保障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教师的工作方便，但具体到国文科，道尔顿制并不具有优势。

二、穆济波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穆济波的教育思想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在当时中国具有积极的作用。进入21世纪，在目前的教育论争中仍可发现历史的踪影，穆济波的见解对当今教育问题的认识、解决上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强化人文素养，突出语文学科的人文性

语文作为一种学科，带有极强的人文关怀色彩。今天的语文教育界还在争论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哪一个更为重要，其实这个问题穆济波很早就注意到了，他提出语言和文学的区别，认为两者都不可偏废，语言更多地侧重工具性的作用，文学则被赋予了温暖的人文色彩。这一直影响到1949年以后，高等院校语文都由两门课组成：一个是汉语，一个是文学。语言训练是语文课最基本的内容，但在我国传统的语文教育中，语言的训练却是片面的、不系统的，汉语的单独开设便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中等学校里单独开设文学课，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也是第一次，对于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和审美判断力的提升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只是到了1958年，汉语和文学重新合并为语文。语文教学的目的除了让学生正确地理解和熟练地运用祖国的现代语文，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还要讲授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今天的语文教育仍然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只不过不同的阶段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中小学阶段更多侧重的是语言的工具，大学阶段的母语教育则更注重通过作品达到润物无声的熏陶作用。

（二）注重融合互通，践行科学人文主义教育目的观

20年代“形式”目的与“实质”目的之争与当今的“人文说”与“工具论”之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工具论”的思维方式是以科学主义为主的，追求的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性；“人文论”的思维方式是以人文主义为目的的，追求的是人的发展。两者的对立体现到教育理论上就是科学主义教育目的观和人文主义教育目的观的冲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又具有互补性，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都会导致教育的失衡，进而导致人和社会发展的失衡。因此，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和系统整体论为指导，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有机融合，才能坚持正确的教育目的观，即科学人文主义教育目的观。

（三）加强民族教育，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快速发展

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代，穆济波提出“民族本位的教育”，号召各民族青年团结起来促进中国未来的改变。在现时代，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经费投入和政策倾斜力度，研究、传承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扶植民族院校的发展；加大对西部省区和少数民族考生的录取比例，提高其文化素养；积极倡导部属院校与省、市属院校师资互派、学生交流等活动；继续做好东部沿海高校与边疆地区高校的对口支援。总之，采取一切措施，扶持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加强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当前我国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

（四）重视批判吸收，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思想教育论文范文第14篇

对思想政治课来说，怎样看待从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这个问题，主管的领导和广大教师都在讨论、探索。这里就几个主要的问题谈谈个人的认识。

一、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特点

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是思想素质和政治素质教育的统称。前者侧重于理论观点、思想认识的教育；后者侧重于政治立尝政治方向、政治观点和态度的教育。

两者虽各有侧重，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具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最重要的部分。素质教育，本质上就是全面发展教育，就是党的教育方针所要求的学生德、智、体诸方面的发展。在全面发展教育中，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是推动学生全面发展的精神动力；轻视、淡化甚至排斥这一部分，全面发展教育就失去了推动力，其结果只能片面发展。当然，尽管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作用很重要，却只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不能以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代替或等同于全面发展教育。

在强调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同时，也要重视其他方面的教育。

第二个特点，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总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这就是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最重大的政治就是贸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要教育学生懂得我国当代最大的政治，坚持这一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决心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可以说，政治性是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灵魂。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对这一点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国内国际形势对我们具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但同时也要看到，矛盾是错综复杂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也不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还需要进行艰巨复杂的斗争。以往那种教条式、口号式的政治是不可取的，但绝不能否定政治，不能淡化、削弱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只有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才能使学生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第三个特点，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既是相对于智育、体育而言，又渗透于智育、体育之中，覆责着广阔的领域，包括提高思想认识，启发思想觉悟，培养道德品质，锻炼健康心理，养成良好行为等诸多方面。贯彻于这一广阔领域的则是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矛盾。思想政治素质教育鲜明的思想性，主要表现在教育学生明辨是非、分清善恶、辨别美丑，引导学生追求真善美。任何时候，尤其在假、恶、丑的现象肆虐的时候，更要坚持思想政治素质教育鲜明的思想性。一定要旗帜鲜明，而不能清浊不分，模糊是非、善恶和美丑，随波逐流。可以说，旗帜鲜明足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生命。如果旗帜不鲜明，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便只剩下说教和口号，就没有任何活力了。

第四个特点，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具有特定的知识性。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和知识教育并不是割裂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融和的。这种一致和融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内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大量的科学知识；其二，思想政治素质教育需要以科学知识为载体。主要基于这两点，我们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当然也应该看到，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知识性与一般文化科学知识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种区别也有两个方面：其一，它只是文化科学知识的一部分，因而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不可能代替其他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其二，它与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政治性、思想性相融和，起着服务于政治性、思想性的作用。离开了政治性、思想性的“纯粹”的知识性，对于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便是无意义的了。

二、需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基于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特点，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尤其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需要精心处理好几个关系。

第一，育人和升学的关系。要以育人为本，而不能以升学为本。育人和升学并不是对立的，既然是学校教育，当然既要育人，又要考虑升学，而且要认真研究升学，尤其是普通高中，应为高等学校输送更多更好的学生。不研究升学问题，在这方面没有切实可靠的措施是不应该的。然而，认真研究升学和“以升学为本”有着原则区别。所谓“以升学为本”，有三方面的表现：一是违背党的教育方针，造成学生片面发展；二是淡化、削弱甚至排斥思想政治教育，片面突出甚至只是突出文化知识教育，造成学生政治方向不明，思想认识不清；三是以升学率作为评估学校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对家庭、社会和学校自身造成误导，后果十分严重。学校教育应该以育人为本，思想政治教育更应以育人为本。而这些年来，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课也有一种以升学为本的倾向，甚至感到难于自拔。

对于我们的思想政治课来说，陷入“以升学为本”的泥潭，就是忘记了根本，忘记了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主要特点，因而既失去了这门课程的特有竟人功能，也造成自毁形象、自毁荣誉的不良后果。对此我们一定要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我们只能用改革教学内容和数学方法来发挥思想政治课的作用，而不能靠“以升学为本”来维持自身的存在。

第二，明理和分数的关系。这一对关系是和第一对关系相伴生的。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课，要以明理为本，而不能以分数为本。这里说的明理，是广义而言，包括懂、信、用这三个依次递进的主要环节。思想政治课和其他课程一样，首先要求学生懂得所学的内容，包括必要的识记、理解和融汇贯通，到这一步均属于知的范畴。在懂（知）的基础上，思想政治课还进一步要求信和用。在这两个环节，思想政治课和其他课便有了一些不同的特点。其他文化知识课，一般说来学生的懂和信是相通的，懂了也就信了。而对思想政治课来说，学生的懂和信，并不都是自然相通的，还要有一个转化、飞跃的过程，这个过程受多种教育因素的影响。至于用，就是将已经懂得的知识化为方法和德性。这个环节要求更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更多。要求学生倩和用是个难点，而这个难点恰恰是思想政治课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看明理和分数的关系。学校教育，特别学习各门功课，当然需要分数。所谓“分数”，是衡量学习状况的一种工具和尺度。这个工具和尺度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很大，功能很强。忽视分数的作用和功能是不应该的。对于思想政治课来说，同样也需要发挥这个工具的作用。然而，重视分数的作用和“以分数为本”有严格区别。在思想政治课中，“以分数为本”的主要表现也有三点：一是把分数作为激励学生学习的主要动力；二是以分数作为检查学生学习状况的唯一标准；三是用分数作为维持正常教学的主要手段。应当看到，分数虽然对于明理有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毕竟有限。在懂与不懂、懂的程度上，分数作为检查的尺度，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在信与不信、信的程度上，分数就难于发挥作用了。在用与不用、用的程度上，分数也只能发挥部分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衡量将已懂的理论知识化为方法的程度，而对于将已懂的理论知识化为德性，分数也就无能为力了。这就是当前思想政治课研究记分改革的一个关节点。许多教师提出的将分数与评语合成作为检查标准的方案是很有价值的。这表明，许多教师在积极探索思想政治课以明理为本，而不以分数为本的具体途径。

第三，活学与考试的关系。要以活学为本，而不能以考试为本。活学，是泛指，包括教和学两个方面以及整个教学过程。活学为本，就教而言，就是要善于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善于掌握和运用各种教学艺术，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采用正确的学习方法，启发学生的学习要求，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学而言，就是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注重明理，逐步向懂、信、用三者融和的方向努力。就整个教学过程而言，就是要按照认识规律和教学规律组织教学，贯彻启发式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总之，活学为本就是要教活、学活，使整个教学过程既符合规律，又生动活泼、有声有色。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研究活学与考试的关系。考试，是整个教学过程的必要环节。各门课程的学习，都需要有考试这个环节。考试，广泛他说就是评估，不仅可以检查办学和教学的结果，还可以成为推动、改进办学和教学的一种力量。

轻视考试（评估）这个环节是不应该的。然而，重视考试与考试为本有原则区别。

在思想政治课中，以考试为本的主要表现，一是以考试为中心来组织全部教育和教学工作；二是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考试的“战略”和“策略”，更有甚者，猜题押宝，而忽视育人和教改；三是误导学生，将应试作为主要学习目的，而忽视了明理和做人。这样，考试这一环节在教学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便会丧失。思想政治课需要有科学的、有效的考试；但是，以考试为本，将思想政治课的存在建筑在考试的基础上，是短视的，不明智的。事实说明，这样做，思想政治课反受其害。各地正在探索的考试改革，本质上就是察坚持以活学为本，寻求科学有效的考试制度和方法，废除以考试为本。

三、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因素

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课的有效性，受到客观的、主观的多种因素的制约。

从宏观上看，主要受到社会环境、社会风气的影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课发挥育人作用的重要客观条件。现在，精神文明建设愈来愈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改善党风、民风、社会风气成为普遍的要求，这样，就会为思想政治课营造比较好的客观条件。认我们思想政治课来说，不能只是哀叹世风，坐待客观条件的改善。应当看到，制约思想政治课有效性的还有重要的主观条件。最为直接的是三个方面。

第一，要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领导。中共中央自从1985年发出《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以来，又连续发出了《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也特别强调德育工作的重要地位。国家教委根据中央的精神，颁发了《中学德育大纲》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年前国家教委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工作的意见》。中央和国家教委颁发的这些文件“，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思想政治课的高度重视，文件所提出的许多重要政策、要求和措施，对于增强思想政治课的地位，提高思想政治课的质量将产生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的党政领导，坚决贯彻中央和国家教委的要求，从大局、从长远、从政治上看问题，把思想真正转变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这样才能有效地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课的领导。缺乏有效的具体领导，思想政治课的改革就会步履维艰。我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领导，坚持从政治上看问题，指导和督促思想政治课以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为己任，这是对思想政治课最大的关心、爱护和支持。

第二，要有比较完善的课程标准和教材。课程标准可以说是课程建设的“宪法”，有了比较完善的课程标准，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工作、考试方法等，才有一个可以遵循的正确根据。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标准贯彻了素质教育的精神，就会对思想政治课发挥素质教育的作用，产生巨大的影响。教材是教学的基本依据，有了比较完善的教材，就为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思想政治课的教材贯彻了素质教育的精神，同样也会对思想政治课发挥素质教育的作用，产生巨大的影响。多年来，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标准和教材，虽然在不断改革，不断探索，有所前进，但是距离素质教育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路程。国家教委制定并即将颁布实施的高、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按课程标准组织编写的教材，上海初中开设的公民课程，高中进行的课改实验，都在探索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具体途径。我们要发扬锲而不舍的精神，使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

第三，要有高质量的师资队伍。素质教育从一定意义说，最终取决于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教师的高素质，是素质教育最直接、最切实的保证。现在我们提出高质量的师资，大体上包括思想好、水平高、作风硬三个方面。政治教师要以育人为天职，懂得党的教育方针，把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作为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要懂得党的基本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有坚实的马克主义理论基础，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科学和有关方面的知识，懂得教育规律和育人艺术；要既会顺水行舟，更会逆水行舟，条件好的时候，能获得出色成绩，条件差的时候，更能显示政治教师不辱使命的本色，始终坚守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阵地。

思想教育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张楚廷；教育哲学；思想

一、哲学寻思：“学问”的过程

古希腊人认为哲学是“爱智慧”，据说，“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词，并称自己是哲学家或爱智者的，是毕达哥拉斯；因为他说过，只有神是智慧的，任何人都不是。”（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生平和思想》卷1第12节）在此，“爱”为追求之意，追求什么？追求真理。亚里士多德说过：我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爱智慧就是爱真理，而爱真理是开放性的追求、探求真理。在这里，智慧是苏格拉底那种“我自知我无知”的状态，只有这样的“无知”才能激起对真理的渴望。因此，智慧是思，是沉思，它保持人们的惊异与深沉，对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之事也能穷究其根由。所以，智慧不同于人们一般的“知”，即使你学富五车也并不一定智慧。勿宁说，智慧的意义即在于敞开人们追求真理的勇气与胸襟。

有人说智慧即哲学，但这里的哲学不等于哲学学说。海德格尔说：“我们长年累日地钻研大思想家的论文,这样的事实也根本没有保证我们在思,甚至根本没有保证我们已准备去学习思。这种研究哲学的活动最为顽固地给我们造成假象:我们在‘弄哲学’就是在思。”[1]弄哲学是占有与把玩哲学知识,它只是在哲学的圈子围绕着哲学转。‘思’是进入哲学,进行哲学思考,是创造性的发问与沉思。

张楚廷先生的教育哲学探究过程正体现了哲学的本性。他说：“学问一词，意即知识、学识。从词的结构看，当把学视为谓词时，‘学问’意即学习着问。这样，学问与‘学问’的含义就有所不同了。可是，‘学习着问’即‘学问’与学问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表明汉语中学问一词有其科学含义，他包含有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没有‘学问’，甚至就不会真正有学问。”[2］

的确，学习着问是先生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在《课程与教学哲学》前言中，先生说：“我从事教学四十年有余，而从事教学理论研究二十年不足。大体划分一下，可以说，前一个二十年，练着，欣赏着教学；后一个二十年我琢磨着，探索者教学；近年来，则情不自禁地走到了教学哲学。”[3］(前言1)情不自禁是先生治学境界的由衷表达，而学问的心态则是先生治学境界的基础。作为学生，我留心观察过先生的一些治学方法，记得有几次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会，我与先生在一组，发现先生对开题报告中呈现的问题总是留心思考的，而对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他便一一记下。细想起来，我这个做学生的就觉得羞愧了，因我就没有先生那种在问题面前的专注与谦逊，更没有将问题随时记下以便进一步思考的习惯。

“实际上，所谓哲学意识就是问题意识。活跃的教学就应当是充满了问题的教学，生动的教学就是问题构成的空间。”[4］（P305)

从先生教学的课堂上，我们真实感受到了这种问题空间。先生的《课程与教学哲学》是在给我们第一届博士生讲授后出版的。回想起来，课堂那种问题空间尤在，在这问题氛围的带动下，我这位平时还算内向安静的分子居然也不安静了，对有些问题的讨论，我们甚至争到面红耳赤的地步。通过问题的讨论，先生给我们的则是智慧的启迪。这让我们回想起孔子的启发式教学与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他们强调的是学生的问题意识状态。先生的教学给我们的正是那些伟人们曾经留下的，它让我们终身受益。

所有能给人智慧的教学都应是有独特思想的教学，所有智慧的表达都应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因喜欢教而喜欢学，因喜欢学而喜欢想，因喜欢想而喜欢做。”[4］(P304)先生说到做到了。正因为他的“学问”精神，正因为他在问题面前谦逊的态度，正因为他犹如苏格拉底般“我自知我无知”的心态，正因为他如老子般“复归于婴儿”的率真，他才如弗洛姆所说赢得生命中“充分的诞生”，赢得学术生命中哲学这朵最绚烂的精神之花。我们惊喜地看到先生近年来的学术著作中有了哲学的积淀，从《素质：中国教育的沉思》到《课程与教学哲学》，从《高等教育哲学》到《教育哲学》，我们看到的是不倦地沉思终于印上了先生心路历程的印记，在“学问”的过程中达到了他所言的学问境界。

二、教育反思：原点的叩问

教育是什么？什么才是教育的最根本？我们应从怎样的角度考察教育？所有这些问题都蕴含了“原点”考察的意味。先生正是从这些基本的问题入手考察教育的。但是哲学的探讨有着思想反思的特性，黑格尔在《小逻辑》第二版序言中写道：“哲学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5]先生对问题的考察又是从已有的思想或观念开始的。他说：“我们不仅要思考教育的事实，还要思考教育的观念事实，后者将是我们的重点，毕竟，已有的观念事实能从不同的意义上引导我们深入到更基本上去。”[4］(P7)

先生指出了我国教育观念的以下事实：认为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教育是被政治、经济所决定的；教育是经济的基础，教育是生产力；教育不是别的，是文化；教育就是教育。于是关于教育原点问题的追溯就在这已有的观念事实中展开。

“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然而“我们容易问问同类的命题，经济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政治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是否社会性？”[4］(P7)对政治、经济是教育的决定者，我们要问的是“经济、政治为什么是决定者？它们是决定者，不再被别的什么决定了吗？”[4］(P8)说教育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让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事实：“教育理论依然是那么可怜，它没有自己的语言。”“说教育是文化，毕竟是在由自己来说明自己，‘经济说’、‘政治说’则是拿别人说明自己。”[4］(P11)“说‘教育就是教育’这一带有情感所说的话中所包含的理性的确是有价值的，它至少表明了一个重要观点：从教育自身来阐明教育。”[4］(P16)

先生的反思就是从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展开，在澄清这些观念本身乃至观念背后深层的政治、文化背景后，那个本源性的问题便凸现出来，亦即教育的基本问题在于教育本身，在于教育的特殊对象——人，这就是教育的原点。

在我国教育及教育学观念的事实中，有着无教育本身的现象，先生称之为“教育对象性的失落”，人们一下子说教育是“上层建筑”，一下子说教育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就是没有教育本身。恩格斯指出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6]。先生指出近年来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正指向教育本身，也就是他所说的“回到最基本”，从教育是上层建筑到教育是经济基础，从教育是文化到教育就是教育，我国关于教育问题的研讨正在回到教育事实本身。

其实，先生所说的从事实本身来说明事物的方法已成为西方当代现象学者研究问题的普遍原则，在现象学学者看来，“教育就是教育”并非无意义的命题，其意义在于追溯教育的本源，面对教育事实，从教育的本质（或范畴）直观中来揭示教育问题[7］(卷4，P266)。

三、教育公理：基点的构建

既然已经明了教育的逻辑起点在于人，那就必须对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从教育的角度加以审理。

先生是从教育所面对人的更基本的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的。不同的行业（如医疗）也面对人，但教育所面对人的更为基本的方面是人的心理。“教育也要从心理学去探视人是什么，但在教育中，它不只是处在配合的地位，它处在一个基础的地位。即尽管许多领域的工作，只要涉及人，都需要心理学，但是教育尤其需要，尤其看重心理学。”[4］(P23)

当回到事实本身，并从教育本身来说明教育时，先生回到了人的最基本的部分——人的心理。这似乎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意，然而先生进一步的论证让我们看到了古老命题常青与常新的意义。

首先，先生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进一步解读中展开讨论的。马克思指出人是“使自己的生命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的生命，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7］(卷1，P46)，应“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7］(卷1，P58)；“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7］(卷1，P46)“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人也是按美德规律来构造”[7］(卷1，P47)。从方法论上，马克思认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先生从马克思对人的论说的方法论与其他论证中，解析出人有自反性、自增性、自语性，并以美的规律来构造自己的本性。这些思辨与论证显然是哲学深思后的凝练，它对教育学进一步探究人的内在心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次，先生指出人的内在心理过程中“我我关系”的重要性与教育意义。“人类关于‘我’的研究所凝结出来的种种学说是由事实与理想共同铸成的，它们既含有对‘我’的描述，又含有对‘我’和‘我’的关系的描述。正是哲学这种深切的寄托，几乎使一些哲学家都情不自禁地关注教育。”[4］(P31)我我关系是人们对自我内在的心理过程与人的存在方式的思索，它是马克思“人在对象化的活动中直观自身”中明确表达过的，先生称之为对象自我化，同时发生的活动是自我对象化，人的成长与这种活动的自觉、自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是我们教育学的理论没有注意到其意义。如果我们的教育深切的关注学生的成长，如果我们的教育把学生看成活生生的不同个体，如果我们的教育知晓学生是通过自我对象化的活动来修炼自身的，我们就不能恢复忽视“我我关系”。先生说：“如果说‘教师是通过自身的我我关系，以物我关系、人我关系为中介，而得以优化学生的我我关系’的目标是切实的、合适的，那么，传统教学理论有加以改造的必要。”[3］(P194)再次，先生系统清理了传统哲学教科书中对教育影响甚深的一系列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公理的讨论。先生对“关系与人”、“存在与意识”、“规律”等作了深入的探究。在关系与人的问题上，先生指出是人创造了关系，而在传统哲学教科书中总认为关系决定人，这种“社会关系决定论”的理论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者’。马克思所说的如此重要的话，被那种学说和相信那种学说的教育理论工作者一起忘记了，而那种学说看起来似乎被视为更彻底的唯物主义了。”[4］(P67)

关于规律，先生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中以“自然本体论”为基础的规律观给予了批评，提出了“人类实践本体论”的规律观。他认为自然哲学并非一切，在人的意识与教育规律中，所谓规律不是“事物固有的、本质的联系”，恩格斯说：“随同人，我们进入历史”[7］(卷4，P274)。“教育是随同人而来到人间的，难道人只创造教育而不创造教育的规律？教育的规律由谁创造？关于教育的规律会是天定的、固有的吗？说人创造了教育大概不会有什么疑问吧？那么，关于教育的规律难道是人以外的什么东西创造的吗？教育的规律也只能去认识、去发现、去驾驭，而不能去创造、去改变、去消灭吗？我们的教育哲学竟是自然哲学的一个分支吗？”[4］(P200)

教育规律只能在教育本身之中，在教育实践中去寻找。为此，先生提出了作为基础的规律——教育公理。

——潜在公理：人的潜意识、潜智能的存在的依据（这是人的可发展性基础）。

——动因公理：人的欲望是天赋的，同时又是可以开发和引导的，这是教育发生、存在和展开的条件（这是人的可发展条件）。

——反身公理：人可自我对象化，人亦可对象自我化（这是人的可发展性实现的途径和方式，也是教育展开的途径和方式）。

——美学公理：人在对象自我化、自我对象化中的基本尺度是美学的（这是人可发展的基本要素，这也是教育的基本要素）。

——中介公理：人生活在环境中，环境作为中介在人的发展中起不同性质的作用（教育将中介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给学生并将其作为导向与人的发展有关的方面）[4］(P220-221)。

教育公理的提出是先生“寻找教育哲学基础的一种尝试。”他所期待的是“把教育原理的讨论引到更基本的地方去，建立在更坚实的地基上去。”[4］(P223)

哲学家李泽厚提出：“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8]，与先生所追求的是一致的，只是作为哲学家的李泽厚注重的是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先生所强调的是作为教育根本的个体心理。“历史终结日，教育开始时。”[9]真正着眼于人性的教育即将走进我们，我们是不是有先生“教育的自我觉醒”的感悟？是不是有先生面对教育事实的勇气？是不是有先生“回到最基本”的哲学追求？

四、教育追求：人的发展

诚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研究绝对的”，哲学的探讨反映的是哲学家的形上追求。先生的教育哲学寻思也追求他的理想:人的发展。

人发展什么？“发展人的可发展性”。“教育的根本在发展人的可发展性，离开了这个根本，他就不像自己了，不是自己了”[4］(P110)。人为什么可发展？先生回答了五方面的理由：其一，人有可发展的胚芽。其二，人有建立在这胚芽上的需要和欲望。其三，人有使这胚芽不断生长的内在动力——“自反性”。其四，人有使这胚芽不断生长的外在条件——教育。其五，人有可教育性。

先生说人的发展“更是一种权利”，这是一种对人深切关怀的论述，也是我们教育学很少提及的论述。“事情看来可以更清楚地这样标示：人的权利社会权利要求于社会。……而我们经常所看到的，所注意的是另一条线：社会权利社会要求要求学生。其实，是学生的要求决定了社会的要求；学生的权利决定了社会的权利[4］(P116)。人之所以有这种发展权的最充分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它被要求这样做，而是它有这种发展的本原，它又与生俱来有发展的胚芽和潜质，人的发展权是天赋的权利。法律所能做到的就是保障这种天赋权利，政府所应努力去做的是为维护这种权利创造条件，改善环境[4］(P117)。

对于全面发展，先生强调的是回到马克思经典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所期盼的是人类社会与每一个个体“发展着走向全面”，“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人所驾驭的时候，才能不再是理想责任等等”[10]。那是我们人类的理想，到那个时候，“第一，外部世界的作用是积极的，起推动作用的；第二，这种外部的东西所发生的作用为内部，即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第三，社会生产必须充分发展起来，……第四，教育在‘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来充分全面发挥自己的才能中发挥作用，这种作用也不是驾驭学生而是为学生所驾驭，并在发挥中继续发展。”[4］(P121)发展着走向全面的思想更实际地反映了全面发展的真谛，全面发展作为一种理想照耀着我们发展着走向全面，发展着的人把全面发展变为有各自特点的发展的全面，每个人不同的全面，由片面表现出来的全面[4］(P124)。这便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全面发展的“全”主要不是一个量的概念，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个性自由发展，这是先生关于人的发展的又一鲜明思想。他认为：全面，并非一切方面，所有的方面；全面发展，应是在一些基本方面的发展。先生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大量的论述，他总结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都是落脚在人的发展上的，而人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又是落脚在个性、自由个性的自由和充分发展上的，落脚在人的解放，落脚在个性的解放上的，离开了个性发展和个性解放怎么去说全面发展？”[4］(P133)

说到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先生分析了人的发展受到束缚和压抑的因素，“这些因素一部分来自大自然，……更大的一部分来自人自己。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外化出不少的事物，这些事物反过来并不总是对人很客气的。”[4］(P125)人创造了神，却甘愿礼拜于神的脚下；人创造了物，却有了拜物教；人创造了科学，却有了科学主义及其危害；人创造了社会，却以为社会是决定一切的；人创造了教育，却有了教育病而致的人的疾病。我们的现实中有各种“倒立的模式”[3］(P342-349)。我们的责任是面对现实的勇气，这一切都涉及到人如何把握自己，而教育最直接地担负着人自己把握自己的责任，这样，教育就需明白，首先要教育自身把握好教育本身。教育不只是对人的在自然状态基础上的发展担当责任，也对人在社会状态下所受的束缚中获得解放担当责任，为增强人的自我解放能力担当责任，为人从未来可能受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担当责任[4］(P127)。

先生特别关注自由与人的发展问题。他认为人本自由是人的特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生活本身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7］(卷1，P46)人本自由是由人的活动的特性决定的。“人本自由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人本享有自由的权利，人本应有扩展自由的机会。……故而，教育是从两方面体现人本自由的活动，是让人既享有并扩展自由的自我活动。”[4］(P226)先生笔触中跳动的是现实的思考与理想的火花，“如果认为人本自由，教育也就应为保障人的自由而存在和发展；如果认为自由即创造，那么，我们关注创造教育的进步，应优先关注学生和教师的自由；如果认为，自由是生命的实体，那么，关爱学生，关爱生命，其基本内容即关爱自由；如果认为对自由的把握力即人的生命力，那么，旨在使生命旺盛的教育的使命，就在于增强学生对自由的把握力；如果认为自由的处境与人的处境是同一回事，那么，就可以认为一所学校的自由状况即学校师生的处境状况；如果认为自由无价，那么，自由教育亦无价。”[4］(P228-229)

先生追求的正是人的发展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人的可发展性胚芽能茁壮成长，人的全面发展既作为理想的丰碑又作为现实的追求，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通过人类的自我觉醒而得以充分的实现，我们的教育在使人“解放成为人”的过程中彰显出“自由的本性”。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C］.北京: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208.

［2］张楚廷.大学教学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9.

［3］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4］张楚廷.教育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5］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

［6］刘徐湘.“教育就是教育”的现象学阐释［J］.中国教育学刊，2007.11.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北京: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