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

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转型，事件公众，政治沟通

 

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由以往的国家主导逐渐向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转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有了基础，社会自身开始发育并形成相对独立的活动领域，并在某些情况下，社会开始向国家表达要求或施加影响。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与利益表达需求增长，要求政府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建立科学的政治沟通体制，以增强公共决策的科学性，维护执政党的合法性。

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公共事件日益增多，短时间内引发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关注的群体包括政府部门、社团组织、网络、媒体、普通民众等。要解决好公共事件引发的社会关注，就需要有一套制度化的政治沟通。在政治沟通的过程中，处理好由公共事件所引发的事件公众之间的关系是重要内容。

1、政治沟通

关于政治沟通的定义本科毕业论文格式，理论界说法不一。政治沟通理论的创始人卡尔·多伊奇主张运用控制论、信息论去理解政治沟通，政治系统运行过程被他抽象为信息的交换和控制的过程，通过政治沟通来理解政治过程[1]。

有学者主张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理解，即通过一定的政治传播媒介，不同政治主体之间互相传递和交流政治信息的过程。国外有学者综合两者认为，政治沟通是“赋予政治过程以结构和意义之信息和情报的流动。政治沟通不只是精英对其民众发送信息，而且还包括全社会范围内以任何方式——不论是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对公民的政治社会化或是利益动员——影响政治的整个非正式沟通过程。”[2]

简而言之，政治沟通就是通过一定的沟通渠道来交流政治信息的过程。

政治沟通的要素包括沟通主体、沟通渠道、沟通客体、沟通方式和反馈。沟通主体是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现代政治是大众政治，其政治主体多种多样，既有政治精英，更有平民百姓，既有政党、利益集团，也有社区组织论文提纲格式。因此，从政治沟通主体来看，政治沟通主体具有多样性。事件公众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沟通主体。

2、事件公众

事件公众，简而言之，就是在公共事件中直接或者间接、关注甚至参与到该事件的公众群体。事件公众可以是与该事件切身相关的群体，他们直接参与到事件中，比如07年厦门PX事件中化工厂规划选址附近居住的市民；也有与自身利益是间接相关，或者关联度并不大，但对公共事件持续关注的群体，比如09年杭州飙车事件中的市民、学生和网民。事件公众作为政治沟通的主体之一，与政府部门、社团组织、媒体等其它主体之间的政治互动，推动着公共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束。

3、事件公众的特点

首先，不管直接参与或者间接相关，事件公众因公共事件的产生而出现，同时也因为公共事件的结束而消失，所以中国目前的“事件公众”又可以称之为“即逝公众”。“中国式的事件公众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它的形成不是一种公民社会的常态，而是偶然发生的。这些事件能否成为公众事件，并不能预期。一般而言，即逝公众关心的事件有一定的严肃性或者相当严肃本科毕业论文格式，也具有相当的公共事务性质。可是即逝公众缺乏稳定性，在不能公开表示个人观点的环境中，更是缺乏内部争论性”。[3]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特林将“事件公众”称之为“短暂群体”。“短暂群体”有三个特征：同时、快速和饱和。[4]“同时”指的是当事件发生时，大量的人关注并参与其间。“快速”指的是，事情的发生和消失都不可预测，来去快速无常，由此形成的公众也是一样。“饱和”指的是，事件发生时，极度占据传媒视听空间，受众极度扩大。

其次，事件公众群体并不具备社会各阶层的代表性，它的构成是受条件选择的。中国的民众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他们由各种各样的人员所构成。不同的人由于身份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要求不同，因此，他们在政治沟通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有所区别。一般而言，文化程度高、收入高的公民比较热心于政治表达，相反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公民一般不善于进行有效的政治沟通。

比如，无论是“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还是“陕西华南虎事件”中，“网民”是事件公众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事件短时间内成为社会热点，并引起有关政府部门和媒体的高度关注。而在现阶段能够掌握网络这种信息工具的人群，主要集中在知识层次较高和收入相对丰裕的人身上。我国网民分布的城乡和地域差异非常明显。在信息富有方面，知识分子占据明显优势。在这其中，少数知识精英担当起了意见领袖的角色。由此可见，现阶段的事件公众体现出阶层的分化性，并不是全部社会阶层的代表。

4、事件公众对政治沟通的作用

首先，事件公众会产生一定规模的公共舆论，公共舆论推动了政治沟通的发展。公共舆论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组织政权的基础，是检验政权合法性的标准，是各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依据和出发点。在放大的舆论环境下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制定公共政策的权力部门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关注。

当代中国公共舆论的特征有群众性、代表性、政治性和多样性。公共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沟通的动力有四个原因：公共舆论是政权的社会基础、公众向政治系统表达利益的公共需求、各种利益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公共舆论的政治监督功能。“舆论监督之所以能够推动政治沟通，其根本原因在于，舆论监督的公开性能够形成一定的政治威慑力。舆论监督虽然不具有强制力，也不能直接产生法律效果，但通过批评、揭露、呼吁、建议等手段，却能够产生出强大的舆论压力、心理压力及社会影响。它能够监督政府负责地进行政治沟通，履行自己的责任论文提纲格式。”[5]

其次，事件公众体现了公众群体关注并维护自身利益和社会公益的意识，部分公众正在慢慢的培育和长成为公民。公民群体不仅善于利用政治沟通维护合法利益，还对政治沟通的渠道起着塑造作用，在进行政治利益表达时会通过成熟与合法的途径进行，这就促进了政治沟通机制的完善和社会的稳定。“公民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各种政治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着政治的一般过程，它既是政治过程的起点也是政治过程的终点，因此，公民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重要性体现在政治过程的每个部分和每个环节”[6]。

以厦门PX事件为例，政治沟通的发展过程首先是非制度性的，集中表现为“散步”事件，接下来便是制度性政治沟通阶段，即公民参与程序的出台和人民建议征集活动等。厦门市政府就PX项目工程停建搬迁还是缓建问题，通过媒体、网络、座谈会等渠道邀请市民参与，充分展现沟通的意愿，市民们也积极主动参与到其中，促进了事件的最终解决。《南方周末》这样评论到：“在事件全程中，我们见识了厦门市民强烈的公共精神，见识了他们的英雄主义气概，见识了一个新阶层，即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崛起，他们那样的帅气，那样的坦荡，仿佛一个阳光少年。他们的崛起意味着人民已经长大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意味着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即市民时代正在到来。”[7]

5、总结

事件公众能在今天的中国出现，这标志着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公民的政治要求和公民意识已经在走向成熟。公众在具体日常公共事务（也就是问题）上投入关切、贡献意见、有所建言，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为公民，并推进政治沟通的规范和完善。正如戴扬所说，“就具体问题表述立场就等于构建公共领域。”具体的公共问题讨论和辩论“可能在几十年中都对谁参与讨论和用什么语言来讨论产生影响。”一个社会的“有效公共结构”就是这样逐渐积累而成的[8]。

作者姓名：邢林

工作单位：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党校

[1] K.W.Deutsch,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New York:Free Press,1963.

[2]参见“政治沟通”辞条，[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邓正来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92页。

[3]徐贲：《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参见http://221.231.132.79/show.php?id=3858。

[4] T. Gitlin, Illusions of Transparency, Ambiguities of Information.Notes on the Globalization of Fugitive Communities. In Tore Statta, ed., MedialE the Transi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ies. Oslo IMK Reports Series. OsloUniversity Press, 1996.

[5]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6-21页

[6]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第61页。

[7]《祝愿厦门PX事件成为里程碑》，载《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0日。

[8] Daniel Dayan, The Peculiar Public of Television.Hermes, 11-12(1997).）

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转型，事件公众，政治沟通

 

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由以往的国家主导逐渐向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转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有了基础，社会自身开始发育并形成相对独立的活动领域，并在某些情况下，社会开始向国家表达要求或施加影响。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与利益表达需求增长，要求政府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建立科学的政治沟通体制，以增强公共决策的科学性，维护执政党的合法性。

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公共事件日益增多，短时间内引发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关注的群体包括政府部门、社团组织、网络、媒体、普通民众等。要解决好公共事件引发的社会关注，就需要有一套制度化的政治沟通。在政治沟通的过程中，处理好由公共事件所引发的事件公众之间的关系是重要内容。

1、政治沟通

关于政治沟通的定义本科毕业论文格式，理论界说法不一。政治沟通理论的创始人卡尔·多伊奇主张运用控制论、信息论去理解政治沟通，政治系统运行过程被他抽象为信息的交换和控制的过程，通过政治沟通来理解政治过程[1]。

有学者主张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理解，即通过一定的政治传播媒介，不同政治主体之间互相传递和交流政治信息的过程。国外有学者综合两者认为，政治沟通是“赋予政治过程以结构和意义之信息和情报的流动。政治沟通不只是精英对其民众发送信息，而且还包括全社会范围内以任何方式——不论是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对公民的政治社会化或是利益动员——影响政治的整个非正式沟通过程。”[2]

简而言之，政治沟通就是通过一定的沟通渠道来交流政治信息的过程。

政治沟通的要素包括沟通主体、沟通渠道、沟通客体、沟通方式和反馈。沟通主体是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现代政治是大众政治，其政治主体多种多样，既有政治精英，更有平民百姓，既有政党、利益集团，也有社区组织论文提纲格式。因此，从政治沟通主体来看，政治沟通主体具有多样性。事件公众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沟通主体。

2、事件公众

事件公众，简而言之，就是在公共事件中直接或者间接、关注甚至参与到该事件的公众群体。事件公众可以是与该事件切身相关的群体，他们直接参与到事件中，比如07年厦门PX事件中化工厂规划选址附近居住的市民；也有与自身利益是间接相关，或者关联度并不大，但对公共事件持续关注的群体，比如09年杭州飙车事件中的市民、学生和网民。事件公众作为政治沟通的主体之一，与政府部门、社团组织、媒体等其它主体之间的政治互动，推动着公共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束。

3、事件公众的特点

首先，不管直接参与或者间接相关，事件公众因公共事件的产生而出现，同时也因为公共事件的结束而消失，所以中国目前的“事件公众”又可以称之为“即逝公众”。“中国式的事件公众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它的形成不是一种公民社会的常态，而是偶然发生的。这些事件能否成为公众事件，并不能预期。一般而言，即逝公众关心的事件有一定的严肃性或者相当严肃本科毕业论文格式，也具有相当的公共事务性质。可是即逝公众缺乏稳定性，在不能公开表示个人观点的环境中，更是缺乏内部争论性”。[3]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特林将“事件公众”称之为“短暂群体”。“短暂群体”有三个特征：同时、快速和饱和。[4]“同时”指的是当事件发生时，大量的人关注并参与其间。“快速”指的是，事情的发生和消失都不可预测，来去快速无常，由此形成的公众也是一样。“饱和”指的是，事件发生时，极度占据传媒视听空间，受众极度扩大。

其次，事件公众群体并不具备社会各阶层的代表性，它的构成是受条件选择的。中国的民众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他们由各种各样的人员所构成。不同的人由于身份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要求不同，因此，他们在政治沟通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有所区别。一般而言，文化程度高、收入高的公民比较热心于政治表达，相反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公民一般不善于进行有效的政治沟通。

比如，无论是“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还是“陕西华南虎事件”中，“网民”是事件公众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事件短时间内成为社会热点，并引起有关政府部门和媒体的高度关注。而在现阶段能够掌握网络这种信息工具的人群，主要集中在知识层次较高和收入相对丰裕的人身上。我国网民分布的城乡和地域差异非常明显。在信息富有方面，知识分子占据明显优势。在这其中，少数知识精英担当起了意见领袖的角色。由此可见，现阶段的事件公众体现出阶层的分化性，并不是全部社会阶层的代表。

4、事件公众对政治沟通的作用

首先，事件公众会产生一定规模的公共舆论，公共舆论推动了政治沟通的发展。公共舆论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组织政权的基础，是检验政权合法性的标准，是各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依据和出发点。在放大的舆论环境下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制定公共政策的权力部门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关注。

当代中国公共舆论的特征有群众性、代表性、政治性和多样性。公共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沟通的动力有四个原因：公共舆论是政权的社会基础、公众向政治系统表达利益的公共需求、各种利益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公共舆论的政治监督功能。“舆论监督之所以能够推动政治沟通，其根本原因在于，舆论监督的公开性能够形成一定的政治威慑力。舆论监督虽然不具有强制力，也不能直接产生法律效果，但通过批评、揭露、呼吁、建议等手段，却能够产生出强大的舆论压力、心理压力及社会影响。它能够监督政府负责地进行政治沟通，履行自己的责任论文提纲格式。”[5]

其次，事件公众体现了公众群体关注并维护自身利益和社会公益的意识，部分公众正在慢慢的培育和长成为公民。公民群体不仅善于利用政治沟通维护合法利益，还对政治沟通的渠道起着塑造作用，在进行政治利益表达时会通过成熟与合法的途径进行，这就促进了政治沟通机制的完善和社会的稳定。“公民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各种政治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着政治的一般过程，它既是政治过程的起点也是政治过程的终点，因此，公民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重要性体现在政治过程的每个部分和每个环节”[6]。

以厦门PX事件为例，政治沟通的发展过程首先是非制度性的，集中表现为“散步”事件，接下来便是制度性政治沟通阶段，即公民参与程序的出台和人民建议征集活动等。厦门市政府就PX项目工程停建搬迁还是缓建问题，通过媒体、网络、座谈会等渠道邀请市民参与，充分展现沟通的意愿，市民们也积极主动参与到其中，促进了事件的最终解决。《南方周末》这样评论到：“在事件全程中，我们见识了厦门市民强烈的公共精神，见识了他们的英雄主义气概，见识了一个新阶层，即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崛起，他们那样的帅气，那样的坦荡，仿佛一个阳光少年。他们的崛起意味着人民已经长大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意味着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即市民时代正在到来。”[7]

5、总结

事件公众能在今天的中国出现，这标志着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公民的政治要求和公民意识已经在走向成熟。公众在具体日常公共事务（也就是问题）上投入关切、贡献意见、有所建言，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为公民，并推进政治沟通的规范和完善。正如戴扬所说，“就具体问题表述立场就等于构建公共领域。”具体的公共问题讨论和辩论“可能在几十年中都对谁参与讨论和用什么语言来讨论产生影响。”一个社会的“有效公共结构”就是这样逐渐积累而成的[8]。

作者姓名：邢林

工作单位：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党校

[1] K.W.Deutsch,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New York:Free Press,1963.

[2]参见“政治沟通”辞条，[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邓正来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92页。

[3]徐贲：《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参见221.231.132.79/show.php?id=3858。

[4] T. Gitlin, Illusions of Transparency, Ambiguities of Information.Notes on the Globalization of Fugitive Communities. In Tore Statta, ed., MedialE the Transi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ies. Oslo IMK Reports Series. OsloUniversity Press, 1996.

[5]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6-21页

[6]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第61页。

[7]《祝愿厦门PX事件成为里程碑》，载《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0日。

[8] Daniel Dayan, The Peculiar Public of Television.Hermes, 11-12(1997).）

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第3篇

高中政治与时事政治之间密切相连、互通有无。时事政治的学习是帮助学生了解国内外大事的主要渠道和途径，能够扩充学生的知识面。但学生大多把它看作为是一种新的负担，由于国际上发生的大事很多，学生为了应对考试必须要把这些牢牢记住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这时，时政反而会给学生留下枯燥、无味又无用的坏印象。所以，在课堂内外，必须调动学生学习时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时政学习变得游刃有余，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目的。突围策略：优化教学方式与时俱进、日新月异是时政的显著特点，但大多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甚少，让学生感到生疏、提不起兴趣也实属正常。但如果教师能优化教学方式，以一种新的方式代替死记硬背，来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就可以拉近时政与学生的距离。例如：2014年3月5日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会议上国务院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教师应提前让学生查找相关资料，并在课堂上首先让学生谈谈对此次会议的感受，做出简单点评，如在此次会议上明显少了官话套话，多了与群众间的联系，让人倍感亲切、真实，这就是学生在自主学习中所得到的收获和心得体会。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让学生多关心国家大事。在课外了解在课内加以巩固，让时政在学生脑子里的印象更深，达到更好的记忆效果，并给学生创设活跃、宽松的课堂气氛，以便更好地提高课堂效率，更加游刃有余地学习时政。

二、教学内容无味

虽然政治课本与其他课本不同，它为了与时俱进，几乎每年都有修改，但主要内容变动不大。在多数学生眼中，政治教材内容不仅索然无味，而且大多是在讲套话、空话、大话，很难与实际生活接轨，也很少能在生活中得到应用。此外，政治书本上的文字大多生硬，语言过于官方，学生读起来反而觉得“如同嚼蜡”，出现了读不懂、不想读等情况。所以，教学方式多样、政治课堂“生活化”、应用多媒体教学等，都是提高学生对政治学习兴趣的合理方式。突围策略：催生学生学习兴趣传统的教育理念早已不适合当今“时髦”的学生，教师应及时转变教学理念，研究出多种教学方案，采用多媒体教学，在课堂中引入情境等方式来催生学生学习政治的激情。例如：在学习《影响价格变动的因素》中，如何让学生分清并理解，价值决定价格与供求影响价格？此时，教师可以举一些生活实例，借此使教学内容更加易懂、教学对象更易接受。如以苏州为背景，在前几年，由于房屋需求量增大，房价一路飙升，紧接着“炒房”行为严重，国家决定严厉打击，出台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包括加强国有土地调控、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等，所以近年来房价得到控制，再加上人们的购买热度减弱，房价有所下降。试问：如果你是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会为了紧急出售房屋而将房价降到十年前的价格吗？此时，学生大多笑了，因为这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在这个事例中，学生可以体会到供求关系对于房价有影响，但真正决定房价的是房屋本身的价值，由于房屋建设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它的价值基数很大，房价下降到十年前的价格是不可能的事。教师可以尽量为学生举出一些与生活联系紧密的事例，在学生的生活实际中融入所教的知识，让书本更加贴近生活，催生学生学习政治的热情。

三、课后练习如何选择？

新授知识的巩固离不开课后的练习，在课后习题中，学生可以逐步掌握解题技巧，发散思维，增加学习效率。但是，当今各大书店辅导资料浩如烟海，如何从中选择真正适合学生的？一直以来都是让学生及教师关心且头疼的问题。题海战术耗时耗力，还会让高中生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在一些无价值的题目中。“一听全懂，一写不会”的情况也出现在大多数学生的身上，学生对刚接触的知识生疏，学习就像是走迷宫，而教师对于这个迷宫十分熟悉，课堂上教师带领着学生边走边记路，慢慢摸索着最佳通道，所以学生感到轻松，但是课后的练习需要学生独立完成，他们需要回忆课堂上所学到的，如果教师能够精心遴选习题，就像是给了迷宫中的学生一张地图，让他们能够快速走出迷宫。

四、突围策略：课后习题精心遴选

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第4篇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第5篇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时事政治；高中政治教学；结合

高中政治课作为宣扬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理念的综合课程，是指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念的方法论，对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提升有重要意义。作为一门涵盖多领域的课程，单纯的进行理论学习已经不能满足教学发展的需要，当代高中政治教学需要将时事政治讲学融入进来，让学生从对时政的分析中全面系统地理解政治课程内涵，提升教学质量。

一、时政分析对高中政治教学的影响

（一）学生更易剖析问题

高中政治教学以课本内容解析为主，习题练习为辅，属于纯理论的教学模式。学生只有在不断的背诵和做习题中才能加深巩固理论知识，这种模式的学习使得学生缺乏对当前时政的分析，将自己局限在固有的答案中，只会总结过去的经验，而不能提出创新性的理论。将时政分析运用到高中政治教学可以有效的促进学生对当前政治局势的新观察、新研究，在实践的基础上，有理有据的提出新观点，不被固有的答案所限定，开放思维更加有利于学生对政治的理解分析。

（二）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高中政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四大部分，理论知识点多，学生大部分会将理论全部背下来，在答题时多写理论，缺少实践分析，而高考政治考点针对的都是当前时政的分析，学生如果缺少对时政分析的经验，就会陷入迷茫。所以，在教学中，将时政运用到政治中，是对学生进行实践性的指导，让学生从对时政的分析中，不断总结经验，找到时政题型的答题思路，提升学生的实践性学习，以此促进理论知识的运用。

（三）提升教师的政治素养

原有政治老师对政治理论内容理解深刻，但是缺乏对时事政治的客观评价，一是因为教师平时没有时间关注时事政治新闻；二是带领学生做的习题都是主观性很强的政治理论，已经有固定答案但是缺乏创新性评价；三是传统政治教学的模式根深蒂固，难以改变，一旦改革，就需要打乱原有的教学内容，所以，导致老师缺乏时事政治分析。

但是现代政治教学非常注重时政分析，因为教育部已经将对时政的分析列入到高考考纲中，所以，教师在理论不断巩固的时候，再加上对时事政治的时刻关注，能够将对时政的分析与政治理论相互融合，融会贯通，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

二、时政与高中政治教学相结合的措施

（一）教师与学生讨论时政

每天新闻都会实时播报很多事件，所以时政新闻的案例很多，教师应该督促学生关注新闻动态，在政治课抽出十分钟时间与学生讨论时政新闻，这可以有效的促进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关系，也能让学生了解每天的时政动态。并且老师的思维与学生的思维是存在代沟的，老师更偏重于政治理论，但是学生喜欢自成一格，形成一些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样的讨论形式有利于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学生可以提出新观点。对于国庆阅兵就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比如中国的武器装备不断更新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主席提出的和平理念体现在哪？

（二）历史时政分析

时政分析除了针对当前之外，还应对历史中的大事进行分析，因为历史与政治是分不开的，要学会综合思维理解。比如分析商鞅变法的政治作用和哲学思想，商鞅变法作为改变了战国政治格局的重要举措，对于当时的时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让学生对历史时政的分析一是加强学生多方面的时政理解力，二是针对不同时代的时政有一个总体把握，三是巩固理论知识，有效的将理论活用于案例。从而促进学生的政治分析能力，也让老师的教学内容有新意、有突出，激发学生兴趣。

（三）教师加强时政分析能力

高中政治教学还是以教师为主，所以对于时政的分析，教师需要有较强的理论知识功底，并能对时政分析有独到的见解。高中生学习压力大，每天缺少关注时事政治新闻的时间，而政治老师每天只针对政治学科进行研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时政，这就需要教师每天关注民生、社会新闻并进行记录整理，便于在课上对学生进行讲解。这样教师既能够对每天的时政有了解，也能够加深专业能力，再给学生讲学时更加轻松，活学活用。

（四）理论教学联系时政

在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讲解的时候，应该针对课文内容适时加入时政案例，比如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内容的解读。近期人民币汇率下调，那么对泰国的哪些方面有影响？从新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每年去泰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人民币贬值，那么就会降低旅游经费，使更多的人去泰国。并且泰国每年都从中国进口零件、原料、农产品等，人民币汇率下调会降低泰国的进口成本。教师可以先行分析，然后让同学举出反例分析对中国的影响或是继续加深对国际市场的分析。这样更加有利于教学与时政的结合。

三、结语

时事政治与高中政治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是对政治教学实践性加强的表现，在政治教学中，只有多加实践，才能让学生更加了解政治的内涵。所以，教师在教学时，应该不断引用时政案列，让学生加以分析，使学生在对时政了解后，更好的将政治的理论点表达出来。

【参考文献】

[1]刘闯.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分析[J].考试周刊，2013（60）

[2]杨秀艳.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探析[J].考试周刊，2014（67）

[3]王泽敏.高中时事政治教育教学调查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15

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转型，事件公众，政治沟通

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由以往的国家主导逐渐向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转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有了基础，社会自身开始发育并形成相对独立的活动领域，并在某些情况下，社会开始向国家表达要求或施加影响。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与利益表达需求增长，要求政府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建立科学的政治沟通体制，以增强公共决策的科学性，维护执政党的合法性。

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公共事件日益增多，短时间内引发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关注的群体包括政府部门、社团组织、网络、媒体、普通民众等。要解决好公共事件引发的社会关注，就需要有一套制度化的政治沟通。在政治沟通的过程中，处理好由公共事件所引发的事件公众之间的关系是重要内容。

1、政治沟通

关于政治沟通的定义本科毕业论文格式，理论界说法不一。政治沟通理论的创始人卡尔·多伊奇主张运用控制论、信息论去理解政治沟通，政治系统运行过程被他抽象为信息的交换和控制的过程，通过政治沟通来理解政治过程[1]。

有学者主张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理解，即通过一定的政治传播媒介，不同政治主体之间互相传递和交流政治信息的过程。国外有学者综合两者认为，政治沟通是“赋予政治过程以结构和意义之信息和情报的流动。政治沟通不只是精英对其民众发送信息，而且还包括全社会范围内以任何方式——不论是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对公民的政治社会化或是利益动员——影响政治的整个非正式沟通过程。”[2]

简而言之，政治沟通就是通过一定的沟通渠道来交流政治信息的过程。

政治沟通的要素包括沟通主体、沟通渠道、沟通客体、沟通方式和反馈。沟通主体是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现代政治是大众政治，其政治主体多种多样，既有政治精英，更有平民百姓，既有政党、利益集团，也有社区组织论文提纲格式。因此，从政治沟通主体来看，政治沟通主体具有多样性。事件公众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沟通主体。

2、事件公众

事件公众，简而言之，就是在公共事件中直接或者间接、关注甚至参与到该事件的公众群体。事件公众可以是与该事件切身相关的群体，他们直接参与到事件中，比如07年厦门PX事件中化工厂规划选址附近居住的市民；也有与自身利益是间接相关，或者关联度并不大，但对公共事件持续关注的群体，比如09年杭州飙车事件中的市民、学生和网民。事件公众作为政治沟通的主体之一，与政府部门、社团组织、媒体等其它主体之间的政治互动，推动着公共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束。

3、事件公众的特点

首先，不管直接参与或者间接相关，事件公众因公共事件的产生而出现，同时也因为公共事件的结束而消失，所以中国目前的“事件公众”又可以称之为“即逝公众”。“中国式的事件公众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它的形成不是一种公民社会的常态，而是偶然发生的。这些事件能否成为公众事件，并不能预期。一般而言，即逝公众关心的事件有一定的严肃性或者相当严肃本科毕业论文格式，也具有相当的公共事务性质。可是即逝公众缺乏稳定性，在不能公开表示个人观点的环境中，更是缺乏内部争论性”。[3]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特林将“事件公众”称之为“短暂群体”。“短暂群体”有三个特征：同时、快速和饱和。[4]“同时”指的是当事件发生时，大量的人关注并参与其间。“快速”指的是，事情的发生和消失都不可预测，来去快速无常，由此形成的公众也是一样。“饱和”指的是，事件发生时，极度占据传媒视听空间，受众极度扩大。

其次，事件公众群体并不具备社会各阶层的代表性，它的构成是受条件选择的。中国的民众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他们由各种各样的人员所构成。不同的人由于身份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要求不同，因此，他们在政治沟通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有所区别。一般而言，文化程度高、收入高的公民比较热心于政治表达，相反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公民一般不善于进行有效的政治沟通。

比如，无论是“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还是“陕西华南虎事件”中，“网民”是事件公众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事件短时间内成为社会热点，并引起有关政府部门和媒体的高度关注。而在现阶段能够掌握网络这种信息工具的人群，主要集中在知识层次较高和收入相对丰裕的人身上。我国网民分布的城乡和地域差异非常明显。在信息富有方面，知识分子占据明显优势。在这其中，少数知识精英担当起了意见领袖的角色。由此可见，现阶段的事件公众体现出阶层的分化性，并不是全部社会阶层的代表。

4、事件公众对政治沟通的作用

首先，事件公众会产生一定规模的公共舆论，公共舆论推动了政治沟通的发展。公共舆论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组织政权的基础，是检验政权合法性的标准，是各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依据和出发点。在放大的舆论环境下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制定公共政策的权力部门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关注。

当代中国公共舆论的特征有群众性、代表性、政治性和多样性。公共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沟通的动力有四个原因：公共舆论是政权的社会基础、公众向政治系统表达利益的公共需求、各种利益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公共舆论的政治监督功能。“舆论监督之所以能够推动政治沟通，其根本原因在于，舆论监督的公开性能够形成一定的政治威慑力。舆论监督虽然不具有强制力，也不能直接产生法律效果，但通过批评、揭露、呼吁、建议等手段，却能够产生出强大的舆论压力、心理压力及社会影响。它能够监督政府负责地进行政治沟通，履行自己的责任论文提纲格式。”[5]

其次，事件公众体现了公众群体关注并维护自身利益和社会公益的意识，部分公众正在慢慢的培育和长成为公民。公民群体不仅善于利用政治沟通维护合法利益，还对政治沟通的渠道起着塑造作用，在进行政治利益表达时会通过成熟与合法的途径进行，这就促进了政治沟通机制的完善和社会的稳定。“公民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各种政治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着政治的一般过程，它既是政治过程的起点也是政治过程的终点，因此，公民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重要性体现在政治过程的每个部分和每个环节”[6]。

以厦门PX事件为例，政治沟通的发展过程首先是非制度性的，集中表现为“散步”事件，接下来便是制度性政治沟通阶段，即公民参与程序的出台和人民建议征集活动等。厦门市政府就PX项目工程停建搬迁还是缓建问题，通过媒体、网络、座谈会等渠道邀请市民参与，充分展现沟通的意愿，市民们也积极主动参与到其中，促进了事件的最终解决。《南方周末》这样评论到：“在事件全程中，我们见识了厦门市民强烈的公共精神，见识了他们的英雄主义气概，见识了一个新阶层，即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崛起，他们那样的帅气，那样的坦荡，仿佛一个阳光少年。他们的崛起意味着人民已经长大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意味着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即市民时代正在到来。”[7]

5、总结

事件公众能在今天的中国出现，这标志着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公民的政治要求和公民意识已经在走向成熟。公众在具体日常公共事务（也就是问题）上投入关切、贡献意见、有所建言，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为公民，并推进政治沟通的规范和完善。正如戴扬所说，“就具体问题表述立场就等于构建公共领域。”具体的公共问题讨论和辩论“可能在几十年中都对谁参与讨论和用什么语言来讨论产生影响。”一个社会的“有效公共结构”就是这样逐渐积累而成的[8]。

作者姓名：邢林

工作单位：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党校

[1] K.W.Deutsch,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New York:Free Press,1963.

[2]参见“政治沟通”辞条，[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邓正来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92页。

[3]徐贲：《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参见221.231.132.79/show.php?id=3858。

[4] T. Gitlin, Illusions of Transparency, Ambiguities of Information.Notes on the Globalization of Fugitive Communities. In Tore Statta, ed., MedialE the Transi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ies. Oslo IMK Reports Series. OsloUniversity Press, 1996.

[5]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6-21页

[6]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第61页。

[7]《祝愿厦门PX事件成为里程碑》，载《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0日。

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高中政治教学 时事政治 融合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10-0120-02

素质教育改革不断推进，国家对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人才的需要也越来越多，这就需要从教育着手，打造社会需要的人才。而政治教学又是高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治教学也承担着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责任。时事政治是对政治教学内容的补充和完善，更是政治教材理论内容的实例表现，只有将二者密切融合，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但由于各种原因，时事政治在我国的政治教学中经常被忽略或接触甚少，这就造成了学生只会理论不会应用到实际的知识局限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务必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强调书本教学与时事政治教学相结合，拓展学生的知识面，让学生更深刻地领悟政治教学的理论精髓。

一 高中时事政治教学的现状及问题

目前，时事政治教学主要是围绕热点新闻、热点时事及时事评论进行讨论，形式过于单一，内容较为枯燥，导致学生提不起兴趣，教师也讲不到重点。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时事政治材料的选取缺乏科学性

首先是由于教师看报纸杂志较少，所以接触的新知识较少，一个时事政治材料反复讲，时间久了，自然与现实相差甚远，收不到好的效果。其次，不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平，讲一些较高深的东西或与当今社会现状相差甚远的陈年往事，既没有效果，也提不起学生的兴趣。再次，备课不充分，课前准备不足，因此在运用实例时明显存在不足，无法理论联系实际。最后，由于互联网络的发展，获取信息的媒介增多，但也因此，虚假或过分夸大信息内容比比皆是，这就造成了学生获取信息不准确，影响了教学。

2.时事政治材料处理不当

时事政治，必然注重“时事”二字，因此时事政治教育存在时效性，时事政治材料的处理相当重要。在现今的时事政治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一些教师由于对教材或时事政治把握不够全面和深刻，选择的时事政治材料可能与所讲知识点无关，即便讲得再精彩也无济于事。其次，虽然引用的时事政治材料很多，但与考试重点、难点无关，只注重外在形式，象征性地引用时事政治，却不注重内在内容。最后，讲述的时事政治材料过于枯燥乏味，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无法调动学生的探索欲。

3.对待时事政治的观念错误

由于高中学生面临高考压力，教师的理念就是考高分为首任，因此平时对时事政治几乎不闻不问，打算在高考前猛攻。通过历年高考时事政治考题来讲述哪些是重点难点，学生只是临时死记硬背，但并没有完全理解，认识上还存在诸多偏差，没有在实质上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二 如何推进时事政治与政治教育相融合

1.教师要与时俱进，时刻关注时事政治

一名合格的政治教师，不仅仅是能够完美地理解与传授书本上的知识，在此基础上还要通过多种途径获得与教材教授内容相关的其他知识，用以构建自己的专业知识体系。因此，教师在平时应坚持通过互联网、电视新闻、报纸杂志等媒介搜集时事政治材料，并及时更新和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理论与实际的融会贯通首先需要深厚的知识体系做基础，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在教学中运用自如。

2.学生要养成课前读新闻的习惯

教师可安排学生在课前几分钟轮流读报纸，并在朗读结束后一一点评，学生读完并点评完后，教师做总结。如此一来，学生的积极性提高了，时事政治的学习与记忆也不再是枯燥的事，反而变得非常有意义，更能激发学生的思维意思与语言表达能力，也从能从根本上起到培养学生思想政治意识的作用。

3.开展时事政治案例讨论会

在一个课时讲授完毕后，教师可选择一个比较接近所讲知识点的时事政治材料，让学生围绕这个案例用所学知识来讨论。一个案例中一般包含了很多政治学知识，需要学生发散思维去思考这些东西，大家各抒己见，而后互相交流，更快地提高自己，这种学习形式也更便于记忆。从案例讨论中学生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点，更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变被动为主动，课堂气氛从沉闷到活跃，有效性必然更高。

三 政治教学与时事政治融合的意义

1.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一门课程的学习上，激发起学生的兴趣就等于成功了一半。而思想政治教学因其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限制，一直比较枯燥乏味，找准学生的兴趣点，就更加重要。现在的学生接受能力强，渴望探索新事物的求知欲也强。因此，在政治教学中引入时事政治，是激起学生兴趣的一种有效方法，一是时事政治本身的趣味性所决定的，二是时事政治与政治理论相结合时碰撞出的火花能很好地引发学生的求知欲及渴望解决问题的好奇心。

2.理论联系实际，加深对课程的理解

时事政治反映了当今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与实质意义。思想政治课是长期以来总结的正确的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的理论，虽具有权威性，但毕竟社会不断在发展，书本上的理论必然存在滞后性的缺陷。只有把时事政治与书本教学相融合，才能更好地诠释思想政治教育。对政治的学习归根结底是让学生今后为社会更好地发展做贡献，而发展离不开实践，只有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才是活的理论，只有融入实践中去，才能深刻理解理论的内涵，才能更好地用理论来分析实践。另外，时事政治的具体化、灵活性也使学生学起来更简单。

3.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时事政治包含了国内外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学好了时事政治也就是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主要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时事政治主要以人物或事件的形式出现，具有一定的生动性，而学生由这一事件引发诸多思考。在了解各个时事政治案例的时候，学生就已经开始掌握很多知识，在分析完案例以后，不仅获得了知识，更学会了方法，这将有利于以后处理类似的事情，大大开阔了视野，增强了文化底蕴。

4.改变传统教育理念、与时俱进

一直以来，传统的政治教学都是“填鸭式”教学，即老师只管讲，无论学生是否有兴趣，是否能一次性接受。政治课堂相较于其他课堂而言，本身就比较枯燥，再加上这种教学方法，学生就会更反感。而时事政治的引入，将会有效改变这一现状，“事件”能很快地把学生带入教学情境中去，引导他们思考、解答，从而使政治课堂教学充满活力，学生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各方面能力得以提升，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与，势必会提高课堂有效性。

四 结束语

思想政治理论只有联系时事政治，才能彰显其理论的正确性；时事政治只有结合理论，才能更好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两者密切相关，在教学过程中缺一不可。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政治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探索问题的能力，也有利于弥补无实践性教学的不足，因此，将二者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今后的政治教学中，要始终贯穿这一理念，结合材料分析问题，寓理论于实际。

参考文献

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高中政治时事政治作用不足对策

高中政治与时事政治，两者互通有无，联系密切。根据这一特点，教师在讲授高中政治的过程中，既要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又要抓住时政特点加以运用。同时，时事政治的运用并不是生搬硬套，要讲究方式方法。在高中政治课教学中如何运用时事政治更好地为学生学习服务，更好地达到教学目的，本文将结合两者的关系展开论述。

一、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作用

1 扩充高中政治教材知识

传统的高中政治教材比较重视理论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一旦编订之后，就具有一定的固定性与连续性，即使每一次修订之后，也仅仅是增加了一些图片、更新了一些案例，与现实社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且高中政治课程考试中，所呈现出的背景材料几乎都是新近的时事政治以及相关术语，而这些时事政治、术语在高中政治课程教材中却完全没有，如果高中政治教师不在课堂上对时事政治相关内容进行补充，高中生根本无法应对课程考试。

2 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现代教育体系下，高中政治教学不再是简单的考察学生知识的记忆与理解，而是培养学生可以运用理论知识，以时事政治为载体，分析、解读材料的综合能力。但是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高中政治教师的教学重点都放在如何教会学生答题并力争将答题的知识点模式化，而较少涉及时事政治教育。而这种教学模式，导致高中政治成为学生负担，枯燥而乏味。将时事政治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去，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产生内在学习动力，变被动为主动的探索与思考时事政治政治事件，促进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思维能力的提高与扩展。

3 转变教师角色

传统的高中政治教学中，教师是教学的主体，而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课题，教学模式采取灌输式或者填鸭式的应试教学模式，老师讲的很精彩、很累，学生听的无趣，结果就是教师的孤芳自赏与学生学习效率的低下。这种教学模式势必成为师生间的鸿沟，无疑是低效的。发觉教科书引领教学活动的功能，尽可能提供多种活动设计，引导学生主动收集资料。这种新型教学理论产生的就是探究式教学、案例式教学、问题式教学，而将时事政治引入到课程教学中去，就可以让教师走出说教怪圈，将课堂还给学生，解放教师，上升到引导归纳总结的高度，让教师与学生在智慧碰撞的舞台上共同进步，共同转变师生角色。

二、高中政治课堂中时事政治教学的现状

1 社会热点选材不恰当

当前很多高中政治教师在选择社会热点时没有仔细甄别，加以分析，眉毛胡子一把抓。这样就容易忽视不同事件之间微妙的联系，选出的新闻既不贴近课本知识，又不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造成学生不感兴趣，不愿去了解的现象。

2 对时事热点的关注过于形式化

高中政治教师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课堂教学时间教授课本知识， 通常仅用课前或课后一两分钟的时间把时事新闻一带而过，教学随意性强，对学生没有说服力。另外，教师往往会忽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时事新闻在整堂政治课中所起的贯穿作用，不能合理利用这些时事热点对学生进行教育，教学效果差强人意。

3 对于时事新闻的评价不够客观

某些政治教师在对时事新闻进行评价的时候， 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主观意图对事件本身的错误认识而带给学生错误的信息，导致学生思想观念存在误区。再者，由于高中生面对高考的压力，教师不愿将时间浪费在时事政治的教育上，只是在高考前的最后冲刺时挑一些自认为比较重要的时事事件， 强迫学生记忆。

三、时事政治与课堂政治的搭配与互补

1 以政治课本为主，以时事政治为辅

现如今学生对抽象的概念性的知识，掌握理解能力比较弱，但是他们对于重大事情的参与意识与责任心却比较强。同时时政的内容与教材理论之间也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首先，时政资源是课本内容的具体体现，它的全部内容都是来源于课本基本理论知识；其次，课本中抽象、空洞的内容要通过时事政治一个个真实的例子来说明，以促进学生的理解。两者相辅相成，成为政治课堂融洽的“伴侣”。把时事政治引进政治课堂，不仅解决了学生们学习知识难点的困境，而且还有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增强他们的综合分析能力，避免了学生们课下死记硬背难题。

2 时事政治的引导下开展新课教学

如何让学生对即将学习的内容产生兴趣，让学生在每一节课上都有新感觉、新发现、新体验，并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在时事政治的引导下开展新课教学不失为一项最有效的途径。在时事政治引导下开展新课教学，首先需要寻找相应材料，只有相宜的时事材料，才能为课堂教学设计良好的开局，比如在学习立志做祖国需要的人才时，列举吴文俊和袁隆平院士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事实，我们国家提倡“尊重知识、崇尚科学，依靠科技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科技人才”，以此来激励学生立大志，树宏愿，鼓励学生将自己的理想与祖国的未来相结合，为国家的荣誉和建设贡献力量。

3 多样性时事政治素材

在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素材来源是广泛的，但时事政治素材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从承载素材材料上来说，包括声音、图像、文字、以及由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多媒体资料，从具体内容上讲，可以是文字、图片、漫画、音乐、相声小品、视频声像等，单就时政问题而言，不仅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科技、民生教育等细问题，还包括国内政治和国际时政等大问题。所以说，时事素材具有很多来源途径，它可以丰富学生们的阅历，增加学生的课本以外的知识。

总之，高中政治课堂教学要将理论知识与时事政治结合起来，为课堂教学营造丰富的认知环境，唯有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以提高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1]游庆红.刍议高中时事政治教学策略[J].文学教育（中）2011（07）

[2]袁忠典.浅谈如何在思想政治课堂渗透时事政治教学[J].学周刊2013（01）

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第10篇

张星久，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湖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中国政治学会理事，湖北政治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湖北发展问题中心教授，广州大学廉政中心研究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之《中国政治制度史》分卷主编。曾任日本同志社大学客座研究员（1994—1995），日本创价大学客座研究员（2005—2006）。因教学成果显著而获评武汉大学十大师德标兵之一。并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编撰工作，获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荣誉证书。除了圆满完成科研教学工作之外，每年应邀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部队、党政机关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举办学术讲座、时事报告，并多次应邀到省内外各种名家讲坛、教育基金会等为广大市民、乡村小学教师举办公益讲座，弘扬优秀文化。并在2011年应邀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举行讲座。

二、研究领域与代表作

主要从事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研究以及中西政治治理理念、地方政府管理的研究。出版主要著作《台湾政治风云》、《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述论》、《新编中国政治制度史》、《政治主体论》、《中国政治思想史》（近现代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之《中国政治制度史》分卷主编（2009版）。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与发展问题研究。代表作《对“发展问题”再思考》（企业家，1996年第16期）；《亨廷顿的政治发与政治稳定思想述评》（江汉论坛，1997年第4期）；《当代中国反腐败的理论原点与反腐败的对策思路》（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亚洲研究》，1997年）；《从入世谈我国政府职能模式重塑》（《论WTO与政府管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地方政府与基层治理。代表作《象征性治理：一种基层政府行为的信号理论分析》（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作者：刘天旭 张星久）；《农村宗族问题与村级治理的初步研究—以湖北农村为例》（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对传统社会宗族、乡绅历史地位的再认识》（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儒家思想的内在困境及其现代价值。代表作《儒家思想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冲突》（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新华文摘论点摘编介绍）；《从人的观念看中西政治法律传统的差异》（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儒家“无为”思想的政治内涵—兼论“儒家自由主义”》（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2期）；《民主政治的“深层结构”看儒家文化的现代境遇》（学习与实践，2006年第4期）；《文化传统差异看中西政治治理模式的不同选择》（《楚天名家讲坛》，武汉出版社，2007年）。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研究。代表作《中国古代官僚制的自主性分析》（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4期）；《试析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对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研究基本命题的一个尝试性解答》（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4期）；《关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起始时间—兼论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形成的社会条件》（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政治学》卷2000年3期转载）；《从价值预设看帝制中国廉政监察制度的历史困境与现代意义》（广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9年14期论点摘编）。

关于政治合法性研究。代表作《论合法性研究的现状、意义及其存在的不足》（法学评论，2000年第3期）；《天命观与帝制中国的君权合法性信仰—以儒家为中心》（武汉大学《人文论丛》2005年卷）；《论帝制时期中国政治正当性的基本层次》（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象征与合法性—帝制中国的合法化途径与策略》（学海，2011年第2期）。

三、主要学术观点和贡献

所主编的《台湾政治风云》是大陆较早系统全面介绍台湾政治发展的著作；《新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尝试着突破以往历史、官制史的视野，注意增加政治学的知识和分析方法，在体例和理论性、学科性方面都有新颖可观之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述论》等则运用政治学的知识和眼光对中国近代以来的主要政治思潮，对上一代中国人在政治智慧方面的得失、在对政治问题思考方面的经验教训加以认真清理和总结。

在当代中国政治与发展问题方面，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提出，克服片面经济发展的模式，注重经济与社会、政治等全面协调发展；也较早提出，要重构反腐败理论的“人学”基础，着眼于现实的人性的复杂、自私等消极方面，构建解释腐败问题的理论体系，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第11篇

政治生态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等政治环境的综合反映或存在样态。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政治发展追求的目标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同志多次强调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党中央也开展了持续不断的反腐败斗争，一定程度上营造了廉洁从政的政治生态环境。当然，良好政治生态的塑造一方面需要制度性的持续规治，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公众“无孔不入”的舆论监督。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作为公众进行话语表达和舆论监督的政治参与平台，公共领域不仅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提升提供民意基础，而且也可以通过公众舆论的监督和批判来规范权力的合理化运行。因此，从公共领域的视角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

公共领域是公众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协商和交流辩论的公共舆论空间。它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公众参与的开放性和话语表达的自主性以及处于不同利益阶层的公众能就某一公共

性问题在协商对谈中得出大体一致的共同性认识。而这种基于公众讨论形成的“民意”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现实的政治权力运作和政府决策。因此，公共领域具有无所不在的政治监督性和批判性功能，并对一个国家政治生态的优化和完善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舆论监督是指公众通过某种媒介以话语表达的独特方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管理，并促使政府按照法律规定以及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方向进行决策的权利。虽然舆论监督不像法律一样具有政治强制力，但却拥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道德威慑力量。特别是当那些以分散交谈或个别讨论方式引起民众关注的社会公共问题在通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并形成舆论共识时，它便代表着社会公众的意志和一种公共道德的力量，从而就会对政治权力、政党意志以及权力拥有者的政治决策和其他一切不符合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的行为产生重要的约束性影响。而公共领域就是公众以话语交流的方式开展权力监督和批判的公共性舆论场域。也即，公共领域就是舆论监督的有效载体和平台。它为党和政府的反腐败斗争凝集着越来越强大的民意基础，使权力拥有者时时处处有所敬畏。

在当代中国，党和政府特别强调民众公共参与的重要性，也不断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创设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方式。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大会报告都强调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提到了“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各级政府也出台了多部关于鼓励公众舆论监督的规章制度、增设了一些平台。然而，公众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对参与公共事务不太积极。究其原因，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种意识。

一是“私民”意识。“私民”是和“公民”相对的概念，其直接表现就是民众的“行私”意识

李朝东、王金元曾经指出，“私民社会的实质在于一个‘私’字：皇帝以天意行私，……官宦以皇帝的名义行私，草民则以孤苦无奈的方式行私――自私和以行贿的方式守私或扩私”。参见李朝东、王金元《教育启蒙与公民人格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14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公众的公共参与意识和话语表达意愿明显提高。但由于两千多年封建家长制传统的影响，一些民众只专注于个人的功名利禄和升迁得失，而很少参与涉及国家长远利益的公共事务的政策讨论。这种“私民性”心理的外在表现就是民众缺乏社会参与意识和公共责任意识，并最终造成了民众公共参与精神的萎缩，并形成某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习惯性认识。正如某学者所言，政治冷漠的“深层原因在于大部分民众仍然以个人狭隘利益为主导价值取向，本质上体现为公民意识的淡漠”[1]。因此，“私民”意识的根本特征就是民众公共精神的缺失。

二是“顺民”意识。“顺民”意识和“公民”意识有着本质的区别。“顺民”就是指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意志的人。然而，公共领域的本质却是公众基于公共利益考量而展开理性批判和舆论监督的公共性场域。其中，公众对自己所享有的权利有着充分的理性自觉，他们对公共事务充满怀疑和好奇。由于历史和现实多方面的原因，部分民众在面对权力“干预”或“不作为”时更多采取忍气吞声和委曲求全的态度。主要表现就是他们缺少独立自主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把自己看作是国家机器上一个毫不起眼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部分，认为自己并不能改变现实。其固有的处世原则使他们放弃了对政治权力进行监督和批判的权利，反而采取了一种随遇而安的“好好先生”的做人原则。而处于公共领域之中的公众与之恰恰相反。他们不仅对参与公共事务充满向往，而且对政治权力的不规范运行时刻保持警惕。因此，没有理性怀疑，就没有对政治权力的制衡，就不利于政治生态的优化。“顺民”意识体现了部分民众批判和监督精神的缺失。

三是“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意识就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念，并由此形成对权力、官位和官员的崇拜与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权力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的盛行。与之相反，参与公共领域的公众不仅不企求权力，也不崇拜权力，而且是权力的监督者和批判者。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公民意识，但很难消除植根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官本位”意识。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权力拥有者缺乏“被监督”意识。权力拥有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不愿意接受来自公众的民主监督。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来自上级而不是公众的授权。因此，“只唯上不唯下”成为权力拥有者的“为官之道”，“被监督”意识明显不足。二是民众缺乏民主监督意识。一些民众缺乏民主参与意识，不懂得通过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认为政治决策和社会管理是权力拥有者的职责，甚至政治监督也是权力拥有者内部的事情，权力监督与自己无关，自己只是一个被动的“局外人”。因此，“官本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治生态的恶化，也是阻碍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内在因素之一。

与此相应，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对国家权力的运转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现代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会力量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权力的规制，同时，国家权力也不能脱离社会力量的制约。正如某学者所指出的：“没有社会体系的规束，政治体系的生长就会漫无节制；没有社会资源源源不断的输入，政治体系的运转就会失去动能。”[2]故当代中国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不利于政治生态建设的优化和改善。

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不仅强化了权力拥有者的权力意识，更为严重的是弱化了其对权力和民众的敬畏之心。舆论监督是权力拥有者正确行使权力的重要前提。强大的舆论监督能够有效制约权力的无限制延伸，而孱弱的舆论监督则会助长权力的肆无忌惮，进而使权力拥有者无视甚至蔑视民意。当前中国，有些官员只在意自己的权力大小、职级升迁和工作待遇，而对民众疾苦视而不见，对群众诉求置之不理，对公众利益不闻不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缺少了舆论监督对权力的制约。当然，权力拥有者之所以敢于忽视公众舆论，还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权力来源的问题。我们虽然讲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但官员的任命却更多取决于上级的意愿。如此一来，来自于公共领域的公众舆论对于权力拥有者的制约力量十分微弱，并使其失去了对民众的敬畏之心。

同时，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也诱发了权力的不规范运行。权力的运用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制度规定了权力的边界，而公共舆论则对权力拥有者的行为起着巨大的监督和约束作用。当公众积极参与公共领域、行使舆论监督权利时，权力拥有者必然对社会民意心存敬畏，而不敢越轨使用权力；相反，当公众远离公共领域，舆论监督形同虚设时，权力的违规使用、越轨使用也将在所难免。当前，公众舆论监督虽然在政治生态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远远不够。因此，舆论监督的缺失不仅可能诱发权力的畸形裂变和不规范运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放任了权力拥有者的贪腐行为。

另外，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也不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众意见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正处于向纵深发展的阶段，必然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动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再加上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更容易滋生、诱发各种社会冲突，甚至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近年来发生在各地的群体性事件足以说明这一点。比如发生于2015年的厦门反PX项目事件及2012年四川什邡群体性事件等。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一方面需要参考专家学者的论证，另一方面也需要广泛征询公众的意见和要求。这样，不仅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否则，就有可能造成政府决策脱离实际、“不接地气”，进而损害政府公信力。

二

公共领域是指公众在摆脱其它外在控制的情况下，自由地表达自我对公共事务观点和意见的言说平台。它既可以展示自己对政治权力的信任和支持，也可以对政治权力展开监督与批判。可以说，公共领域是一种公众“在场”的参与型民主政治。它要求公众关注政治事务，鼓励公众在参与社会管理和政府决策过程中真实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是反对性的意见或建议。因此，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共领域必然成为约束政府和权力拥有者不当行为的重要力量。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发展就是要决策者接受公众的审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而优化政治生态环境。

第一，公共领域的存在有利于消解官员特权，规范权力拥有者的行政行为。事实表明，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不仅催生权力拥有者的腐败行为，而且极易导致权力对公民权益的入侵，造成权力拥有者“权力就是特权”的错觉。十八大以来，在高压反腐的态势下，我国的政治生态大有改善，但慵政懒政、滥用职权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依然存在。在当代中国，权力拥有者的特权消解一方面需要制度的规范，另一方面也需要保持公众监督的舆论高压。现代政治是一种参与型的民主政治，向所有公众开放也是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作为公众话语表达的公共性空间，公共领域不仅是公众参政、议政的空间，而且是政府倾听公众意见和公民诉求的场域，更是公众监督和批判政治权力的平台。另外，它也是一个自主性的公共存在，不仅不受政治权力和资本势力的左右，而且是制约权力和资本的社会力量。在公共领域中，每一个公民都独立自主地就公共事务展开讨论，公开表达自己对政治权力或政府决策的看法和不满。面对公共领域权力批判的本性，权力拥有者必须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故公共领域的存在必然对权力拥有者形成舆论威慑的心理高压。2010年《人民论坛》在随机采访和问卷调查中发现，70%的中国官员害怕舆论监督，特别是网络监督，而且官员们最担心的是其不道德行为、违法违纪行为和灰色隐蔽行为被曝光[3]。因此，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舆论监督不仅可以限制官员的特权，而且可以促使权力拥有者更加勤政、廉政。

第二，公共领域的存在可以加强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公共领域的本质是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公共领域中的公众舆论不仅是检验政府决策和施政是否合理的试金石，而且也是反映政府公信力和支持度的晴雨表。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政治决策一方面需要超越地方利益或短期利益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更离不开来自相关公众的意见和想法。公共领域则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在公共领域中，公众可以就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独立而自由地表明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从而使政府决策能够在集中民智的基础上更加公正和科学。否则，如果缺少公众的参与，政府决策可能从表面或短期看似乎

非常理性与科学，但实践中则有可能脱离公众的需求和社会实际，最终遭致反对而使其“烂尾”，而这势必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严重损害。在当代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启蒙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他们希望在民主参与中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如若不能满足公众民主参与的要求，来自顶层设计的决策就很难获得较高程度的社会合法性，也不利于政治生态建设的推进。正如学者王长江所言：“民主是政治生态的要件，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归根结底要靠民主。但缺乏民主则可能导致合法性丧失。”[4]因此，公共领域中公众的政治参与不仅可以提升政府决策的合法性，而且也是政府赢得公众支持，加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环节。

第三，公共领域的存在有利于治理官场潜规则和重塑健康政治文化。作为制约政治行为的潜在心理因素，政治文化影响着社会成员对政治生活价值的认知取向和行为选择。健康的政治文化可以营造出廉洁的从政环境，而不健康的政治文化则必然使政治生态受制于某种政治潜规则的干扰。而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目标就是要通过消除政治潜规则而使人们形成健康的政治文化认知。政治潜规则的治理和健康政治文化的形成首先离不开制度和法律的规范，同时也需要来自公共领域的公众舆论监督的约束，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就当前我国的政治生态建设来说，就是要通过制度规范和舆论高压使全社会形成一种健康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意识。其主要内容包括：政府施政不仅要对党负责，对上级负责，而且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权力并不能垄断或打压社会舆论和公众话语表达，权力必须敬畏民意、敬畏法律；对权力拥有者的评价标准依据的不是其权力的大小和官阶的高低，而是来自公众的评判和民意以及社会贡献的多少和能力的高低。健康政治文化应该在公众的监督和评判中逐步形成，并真正消除长久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的社会认识。因此，政治生态建设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党和政府能够主动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实践证明，只要党和政府下决心治理，通过制度高压和舆论高压，健康政治文化重塑和官场潜规则治理的目标就完全可以达成。

三

从根本上说，作为公众就公共事务展开交流协商的平台，公共领域输入的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输出的是公众对其发表的意见和看法。经过公众舆论的监督和过滤，政府决策必然更加理性和实际，并进一步提升政府决策的民意基础；同时，权力拥有者也必将在强大的公众舆论压力之下减少腐败行为，并消除“懒政”“怠政”等行政不作为。因此，基于公共领域的舆论监督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中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党内监督和制度监督的重要补充，而且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

首先，应不断提升和优化公众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政治参与意识。公众是公共领域的参与主体，他们希望在公共领域的话语争锋和“舆论斗争”中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与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公众积极的政治参与是社会力量通过舆论监督来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前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公众公共参与意识逐渐增强，但由于文化传统影响和忙于经济建设，许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仍然相对不足。故提升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和完善公众的政治参与机制至关重要。其一，加强公众政治启蒙教育，提升公民政治主体意识和监督批判意识，逐步消除依附观念；其二，拓展和创新公众政治参与渠道与形式，并在经常性的参与实践中，提高话语表达能力，积累参与经验，体验公共参与效能和提升公共参与情怀；其三，公众要树立有序参与、理性言说的政治观念。理想公共领域要求公众能够以理性的思考、文明的言说来传达自己对公共事务和政治权力的看法和意见，甚至怀疑或批评。在公共领域的政治讨论中，公众的公开批判一方面需要“吹毛求疵”，另一方面更要“依赖理性”[5]（P32）。而且，唯有“理性”的正确使用才能形成有“威力”的公共舆论。当前中国，部分民众在公共参与过程中展露了大量“虚假性”“低俗性”和“非理性”的话语表达，这不仅扰乱了政治参与的秩序，更不利于政治生态建设的完善和优化。

其次，政府应该加大政务公开力度，主动接受来自公众的舆论监督。展开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和评判是公共领域的基本职能。“权力本身成为了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讨论对象”[5]（P92）。这种讨论不仅可能是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或批判，也可能是对政府决策的纠偏或纠错。然而，不同的权力拥有者对此的认识会有不同――有人认为是对政治权力的挑战和威胁，有人认为是政府赢得公众支持的机会[6]。但不管是监督还是批判，关键是如何把这种威胁化解为机会，把挑战转变为信任。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政务公开至关重要，也就是政府应该主动接受公众的舆论监督。国务院在《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中要求细化和分解政务公开工作任务，增大公开力度，强化政策解读反馈和回应，不断提升政务公开实效。政务公开的内容主要有：政府决策的公开；

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第12篇

文学与政治互相渗透，构成了生态学的协同演进关系。文学通过叙事的方式对政治合法性进行原初建构。文学经由文化政治为精英和普通公民的政治行为提供了剧本，而国家权力对文学的介入的主要策略是对文学的经典化过程的干预。但是，文学“元叙事”对言说的质疑，又构成了对意识形态的解神秘化。

【关键词】 文学与政治/叙事/经典化/拟剧/政治文化/政治无意识

应该从“账面”与真实两个方面分别论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们先来从“账面”的关系说起。长期以来，文学和政治是“熟悉的陌生人”，都自以为对对方知根知底，但实际上误解重重。文学家往往把政治当作运用权利对自己进行压制的怪兽（利维坦），忘记了文学与政治的种种玄妙的渊源关系。政治家又往往拒斥文学的复杂性，总想把文学简化为工具（传声筒），或者变为建构自身的砖瓦，或者作为解构他人的弓弩。文学家和政治家实际上在进行一种“平行游戏”（注：平行游戏指儿童游戏时靠得很近，但并不一起游戏，每个儿童的游戏都互相独立。见[美]詹姆斯·卢格：《人生发展心理学》，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页。）。

但是，在实践中，二者的关系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政治不是文学的简单目的，文学也不总是处于被钳制的地位。文学促进了政治的多向度发展，政治的发展也为文学的多样性提供了空间。在“符号秩序”的生产和流通中，文学与政治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各自都是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套用福柯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

在文学中，有什么不是对罗马的赞扬？

在文学中，有什么不是对革命的召唤或恐惧？（注：福柯指出：“权利问题不可能再与奴役、解脱和解放的问题分开。佩特拉尔格曾思考：“在历史中有什么不是对罗马的颂扬”那么我们思考：“在历史中，有什么不是对革命的召唤或恐惧？”见福柯：《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文学与政治互相渗透，互相缠绕，互相影响，构成了生态学的协同演进关系。

一　叙事——文学对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方式

利奥塔把科学与其他各种知识都归结为叙事：“科学希望它的陈述是真理，但是它没有将其真理的合法性诉诸它自身。”（注：转引自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 政治也是如此。而叙事的功能恰恰在于提供了人类所有知识的原初合法性。利奥塔说：

叙事（如神话、传奇或寓言）讲述了某些英雄的故事，这些英雄的业绩直接赋予故事发生时的社会机构以合法性，而间接地牵涉到现存社会的机构的合法性。“叙事”通过故事的讲述提出了一些评价事物的标准，根据这些标准，人们能够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注：Lyotard，Jean-Francis，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Geoff Bennington&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 xxiii.转引自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页。）

文学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叙事形式，例如利奥塔在上文中列举的神话、传奇或寓言都属于今天知识类型划分中的文学的范畴，因此，叙事的功能可以看作文学对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中所起的“上行作用”。

一切政治家所“耿耿于怀”的，总是大众对其政权是否有认同情感。人心向背，是一切国家、政府和统治秩序的存亡之本。“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老，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正义》卷三十七）。礼乐“同民心”方可出政刑之“治道”。

中国有“盛世修史”之说，而修史就是通过对以往的社会实践、尤其是政治实践进行叙事，建立政治合法性的工程之一。根据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叙事决不是完全客观的记述，它是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历史重新编织的过程，它是通过讲述的权力试图建立新的秩序的重要途经。在中国，《史记》以来的历史著作的编纂表明，修史甚至已经成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文学也加入了这种大合唱。洪子诚指出：50年代开始，就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出现。……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107页。）

洪子诚教授在复述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中有关“革命历史小说”的观点时说：“他指出，我们在过去评论文革时，认为权力往往压抑真相，创造弥天大谎，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事情可能要复杂得多。‘权力’并不害怕、回避‘真实’，而是非常需要‘真实’这种东西；收集、控制‘全部真实’，然后加以分配、流通、消费和‘再生产’。当代叙述的秘密不在于凭借‘弥天大谎’，而在于界定‘真实’的标准，对‘真实’的组织编排，以及分配享受‘真实’的等级。”（注：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1页。）之所以把历史与小说这两种现代知识论中完全不同的类型混为一谈，根本的原因不仅在于真实更在于政治的合法性，因为，小说一般是以虚构为特征的，推导到“真实”还需要一些迂回曲折的勾连。当政治转换为叙事的时候，它就会弥散为在人们的信仰和观念、行为与习惯中的“流动的秩序”，变得亲近而温和甚至优美起来。

所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红岩》等长篇小说，已经发生的中国当代史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景象。

二　拟剧理论——文学与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成为一种视角和方法，起源于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维尔博（Sidney Verba）1963年发表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人民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一书。根据阿尔蒙德的观点，该书使用的政治文化概念“强调政治知识和政治技巧，以及对于政治物和政治过程——对于整个政治制度、对作为参与者的自我、对政党和选举、科层机构等等——的感情和价值取向”（注：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eds.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Toronto， 1980， p. 27.转引自童世骏：《政治文化和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第52期。）。

实际上，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注：[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徐江敏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经典和整个文学的主要功能是为社会（包括）这个“剧场”提供剧本。设计剧情发展，规定人物台词和动作。而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经典和文学就是人们政治行为和态度的剧本。

那么在政治和其他社会过程中人们（包括政治精英和普通公民）所依据的剧本是什么？是周围人们的行为“示范文本”（不成文的习惯、惯例）和各种成文文本（包括法律条文、文学经典等）。而由于行为文本的零散性、流动性，人们在其中往往无法直接观察和体会政治行为的规则，因此，才有《红楼梦》第五回中的一副对联：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实际上，这副对联道明了“剧本”（学问、文章）与“演出”（世事、人情）的对应关系或者“互文性”，不仅仅是什么“封建阶级陈腐的说教”。贾宝玉采取了“去政治化”策略，似乎学问和文章是永远不会与仕途经济纠缠的，但这种策略的恰恰反衬了政治的神秘化。

据《宋史·赵普传》记载，北宋著名宰相赵普曾经对宋太宗（赵匡胤）说：“臣平生所知，无不出此（《论语》）。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此即后世“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来历（注：罗贯中：《宋太祖龙虎风云会》杂剧第三折《倘秀才》：“卿（赵普）道是用论语治朝迁有方，却原来只半部运山河在掌。”）。显然，赵普是把《论语》当成了战争和治理的手册，虽有夸张，但其言仍然不谬。

因此，中国的传统经典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剧本。而这种典籍所培育出的政治文化生产了两种相辅相成的意识，一是君王意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即国家”。二是臣民意识，事君如事父，分享“天下”的“幻相”，“做稳奴隶”。二者之间又构成了“合谋”的关系，天下于是“其乐融融”。

所以，政治上的角色也是“做成”的，而不是天成的。政治学里的精英和公民这两个词正好可以合并为哲学里的“主体”范畴，而且分解了它的两个义项，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现代社会里，公民首先是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主体”来定义的，主体表明了自由的主观意志，主体做出行为。但是，这种所谓的“权利”本位论遮蔽了另一个真实，主体同时也是一个服从者，是被决定的。后现论一般认为要成为主体，就必须要成为各种制度（政治制度、科学话语）的服从者。文学中有两个词分别指涉主体和臣民——性格和命运。每个人的实际境遇都是性格和命运互相作用互相生成的结果。没有纯粹的性格悲剧，也没有纯粹的命运悲剧。好的作品总是深刻地反映了两者的纠葛。

现代政治中核心的角色是公民。它在很大程度上也由文学生产的。文学通过“描写”现代政治与社会的场景，在这种场景里人物的行为模式，积淀出许多惯例，提供新的公民角色认同，同时纪录和改编了政治过程潜在的“演出脚本”。文学的新类别——小说与新时代的公民几乎是伴生而来的：“美国批评家南希·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认为18世纪的小说和行为指南创造了‘现代的个人’，这个个人首先是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现代人的属性和价值都是从感情和个人的品质中生成的。……到后来才扩展到男人。阿姆斯特朗认为这个概念是通过小说和别的捍卫情感和个人价值的话语得以发展和拓宽的。如今这个关于（主体的）属性的概念通过电影、电视和各种话语得以延续。这些电影电视和话语的设计和情节都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人，一个男人或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注：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文学使《人权宣言》中的抽象设想成了具体生动的形象。

所以文学是培养精英（政治精英的亚文化来源于更高的教育程度，也即更多的文化文本）和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土壤，是政治文化再生产的主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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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治对文学的介入——文学的经典化过程

政治权力对文学的政策除了极端的文字狱和绝对的放任外，主要的策略是对文学的经典化过程的介入。“介入”一词完全是中性的。政治扶持主流文学的发展。而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为政治的多向度发展提供了空间，文学的多样性促进了政治的发展，文学与政治构成了生态学的协同演进关系。

政治介入文学的目标为什么选择经典呢？因为经典是文学的“关键种”，对整个“文学群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它的涨落演替决定着文学群落的涨落演替。经典既是阅读和教育的中心也是作家和大众学习模仿的源泉和典范，同时，经典还有跨文学的泛文化功能：

经典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49页。）

因此，经典的主要功能是为社会这个“剧场”提供剧本，编写情节，指派人物角色，设计台词和动作。

佛克马、蚁布思在《文学研究与参与》中讨论西方经典的重要性时指出：文学经典在中世纪的重要性来源于它统治着整个的教育。除了学校之外，只有其他两种社会机构被授予了权力：教会和政府。或者如恩斯特·罗伯特·古提斯的简要的概述：“存在着学校的文学传统、政府的司法传统和教会的宗教传统：这些是中世纪的三个世界性权力机构：教育权、帝权、神权。”（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125、126页。）

而中国古代的教育主要是围绕“四书五经”来展开的。

因此，文学与政治之间事实上是通过“成规”连接起来的：成规是行为之中或行为与信仰之中的规律性，它们是任意的，但却使自己永存，因为它们符合某些共同的利益。过去人们对它们的遵奉，使得他们将来也会遵奉它，因为它给予了一个人继续遵奉下去的理由；但存在着可以选用的另外的某种本可以取而代之的规律性，而且一旦开始了就会以同样的方式使自己永存。（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125、126页。）

施密特指出：“一个社会中规定在某种情况下采取某种行动的一条成规必须是社会成员中共同预设了的一种知识，因此：对于采取这种举动存在着一个先例或者协议；由于这个先例，该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期待他人采取此种举动；由于这一期待，所有社会成员在适当的情况下都将会采取这种举动”（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125、126页。）

所以，成规也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政治介入文学实际上就是建立和修订社会“成规”的行为推进公众（读者）对社会规范的认识、认同和理解。遗憾的是，在大众的刻板印象中似乎法律的规范才能影响社会的成规。

经典生成后它的边界仍然是流动的，即经典本身还有演替的过程。而政治往往是经典演替的环境因子和目标。例如，德国在1859年对席勒和歌德的经典化，二战期间的苏联对伟大的古代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4—45页。）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产生了经典构成的新的样式。与经典的原生过程和涨落不同，因为那的确是一场革命，几乎所有的传统经典都被当成了“四旧”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去经典化），新的经典在革命的加速器中生产着，真正的“断裂”出现了。整个过程我称之为“再经典化”。但是，就文革而言，决不应该看成政治对文学的胜利，那实际上是一个荒漠化时期，政治尤其是政治中的民主和自由都受到了践踏。首先是政治的退行性演替，接着引起了文学的退行性演替，结果是政治与文学的“双败”。

文革结束后，被“去经典化”的许多作品又重新被发掘出来进行“再经典化”，起因仍然是政治本身的转变，而当“生活政治”兴起的时候，沈从文、钱钟书、周作人、张爱玲等人的作品又成了出土文物，经典的结构又重新回到多元化的格局。

四　文学对政治的祛魅

文学对政治的解构，与其一般地理解为对某种政治派别或者政治主张的否定或反对，毋宁在于将政治无意识文本化，使我们有机会看清它的真面目，终于文学对政治的祛魅，拆穿政治仪式的神秘性。杰姆逊（又译詹明信）指出：“历史不是一份文本，不是一种叙事，也不是主符码或其他符码，不过作为一个不出场的原因，除了在文本的形式中对我们却是不可及的，我们要对它即真实本身进行研究，只有先通过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文本化和叙事化。”（注：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5、12页。）政治的文本化导致了政治与审美构成了错综回环的关系。

杰姆逊从“文本意识形态”归纳出了一般的“政治无意识”，指向三种不同层次的语境，提供给人以不同的认识事物的框架。即1.直接的社会历史层面；2.更大的阶级间的互动关系；3.生产方式。（注：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5、12页。）

因此，在政治过程中乃至文学中，政治的合法性能够以“温和的方式”施展符号暴力权力（注：[法]P．布尔迪约J－C.帕斯隆：《在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26页。）。同时也正是文学在自我解构中渗透了对政治的解构。在文学的实践和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理论特别值得关注。文学中的所谓元叙事不同于利奥塔所谓的元叙事，即“把所有的证明规则整合成一个总体性证明”的陈述。利奥塔已经指出了这种元叙事的不可能性，并且将它转换为“去合法化”（delegitimation）问题（注：[英]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姚大志　赵雄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47页。）。文学中的元叙事是关于叙事的叙事理论，它揭露了言说的“我”与行动的“我”分裂的事实，质疑言说的权威性和真理性。文学的元叙事因而也构成了对文本意识形态的解神秘化过程，或者说是对政治的解码。政治的美学风格主要是崇高，优美兼之。而文学的元叙事使文学总是呈现出反讽的风格，充满对语词与言说的质疑，充满对语言所指称的世界的质疑。甚至“作者”也走进小说指指点点。这样，文学作为精神圈里的不同“群落”又的确和政治发生竞争和“争辩”的关系。

目前，我们应该把文学所有的错综性和复杂性都看成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机制和社会实践。……不论什么正统思想、什么信仰什么价值观，文学都可以编排出各种不同的、怪异荒诞的故事来嘲笑它，以模仿的方式戏弄它。文学一直有通过虚构而超越前人所想所写的东西的可能性。从萨德侯爵那些描绘出一个行为产生于欲望不受任何约束的社会里会发生什么的小说到萨尔门·拉什迪的《撒旦诗篇》，那些诗作因为在讥讽和戏谑模仿的语境中使用了神圣的名字和主题而引起了轩然大波。不论任何看似合乎情理的东西，文学都可以使其变得荒谬不堪，都可以超越它，都可以用一种向其合理性和适当性提出质疑的方式改变它。（注：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阿多诺甚至认为：“艺术作品的伟大性，单单在于这一事实中：它们向意识形态掩饰之物发出声音。它们的成功超越了伪意识，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注：阿多诺：《文学笔记》Vol. I， 39，转引自[加拿大]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陈永国、汪民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77页。）

利奥塔思考了文学的否定性，它的一个来源是：“在后现代状况下，优先性被赋予了崇高的情感，而崇高的情感同语句所表达出来的描述是连在一起的，这也就是同事件相连的情感。这种情感把行动的冲动和任何行动都不会是正确的行动这种情感聚合在一起。”（注：[英]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姚大志　赵雄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146—147、147页）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证明迥异（deferend），也就是说，证明一般的事件与我们关于这些事件的表述和理解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差异。”结果产生了“不可公度的语言游戏和风格（genres）。”（注：[英]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姚大志　赵雄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146—147、147页）

历史上，柏拉图非诗，孔子删诗都是极具“远见”的，他们参透诗（歌）与（政）治之间的张力。

文学家和批评家们往往强调文学的“自足性”或者“超越性”神话，这里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新写实主义流派（按文学生态学的术语可以称之为文学群落），通常批评家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流派的政治意味。

吉登斯在传统左派的“解放政治”中，添加上他所称的“生活政治”，即将统一的社会认同瓦解为分散的个体化的生活政治。“解放政治”关注的是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意图建立正义、平等、民主的社会秩序。“生活政治”更加关注每个人“自我”的整体性（personhood）、个体性（inpiduality），呼吁重新关注道德和存在的问题。“生活政治”是一种更为宽容的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七章“生活政治的兴起”；[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0年，第2章。）这不正与陈晓明对新写实主义特征的指认相符吗？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一定要暗示两者的一致性，而是说明“没有经典的那种强调和暗示”的新写实主义仍然不能逃脱与某种政治理念或明或暗、或远或近的关系。

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第13篇

纵观佛山市近几年的中考情况，成绩好的学校并不多，题目稍难些，成绩就大幅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暴露了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几年的教学实践，使我深感到，开卷考试实际上是在考老师，是对教师综合素质的一种考察。教师素质的高低，决定了教师是否能抓住考试的方向，决定了教师对学生的指导是否得力。因此，笔者认为，根据政治学科的特点，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是提高政治科中考成绩的有效途径。

在初中诸学科中，对政治教师的素质要求是比较高的。综合起来，我认为，高素质的政治教师应当是一个理论水平比较高的人；历史知识比较丰富的人；文学素养比较深厚的人；社会责任感比较强的人；思维比较活跃的人。

一、扎实的理论功底，能提高教师驾驭教材的能力，敏锐地捕捉社会热点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学政治科教学的基本原则，也是中考政治科命题的重要原则。用学过的理论知识来分析解答社会的热点问题，一直是中考政治的命题要求，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教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基本的理论不能停留在表层面的理解，而要吃透其精髓，深刻领会其内涵，这样才能融会贯通，运用自如。对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熟练地掌握。理论知识不扎实，又怎能胜任中学的政治教学呢？笔者在教学中对此感悟较深。政治理论知识是我们能上好思想政治课的源泉。

初三政治教材中有二条重要的理论，一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二是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二个观点可以用来分析许多的社会热点问题，例如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西部大开发问题、城镇职工的再就业问题、重视农村教育问题、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等，都可以运用这些观点去分析。如果教师对此类理论理解不透，是无法指导学生答题的。

把时事作为政治考试的命题材料，是中考政治的特点。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才能敏锐地捕捉到时事与课本知识的结合点，从而提高备考效益。

二、丰富的历史知识能使课堂教学更加血肉丰满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初三政治课涉及到许多历史知识，其范围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和世界历史等。如中国历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百日维新，秋收起义；世界历史上的贩卖黑奴、工业革命，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等。许多当今复杂的国际关系都可以找到它的历史渊源。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作铺垫，又怎能将课本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呢？我们对历史知识的了解不能停滞在表层面的历史知识上，而应清楚历史事件中的政治、经济原因，这样才给把课上的内容充实、生动活泼。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历史，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历史事件教师都要熟悉，并能熟练地运用到课堂教学当中去。因此，政治学科的这个特点要求政治教师必须要具备较丰富的历史知识。我们在工作当中也要善于学习，及时补充缺漏的历史知识。

三、深厚的文学素养能增加政治课教学的文化品味

政治课教师普遍认为政治课难上，学生们也大多数认为政治课枯燥无味，每到上政治课便昏昏入睡。因为政治课的教学内容与语文课不同，决定了政治课的趣味性要差一些。尤其是一些政治理论、概念，如物质、意识、世界观、规律、矛盾、社会主义本质、“三个代表”思想等，是比较抽象的、不容易懂的。能否将抽象的内容讲清楚，取决于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教师如果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就能调动多种表达方式和修辞方法，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将抽象的问题具体化，这就要求教师会不会通过举例子、打比方去讲清楚课文内容了。

文学素养深的教师一定能将政治课上的生动活泼、春意盎然。所以政治学科的教学内容也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我们不仅要吃透教材，而更主要的是如何将课向学生讲明白，让学生能听得懂。这就要考虑你怎么去上这节课了。中考政治开卷考试的特点，也要求教师具备扎实的文字表达能力，否则无法去指导学生。我们在工作之余，也要去阅读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试想，教师授课时的言谈之中透出浓厚的文化素养，就能提高政治课的文化品味，政治课怎么会没有魅力？

四、增强社会责任感，才能促使教师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准确把握中考命题方向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中学政治课教学的基本原则，因为政治学科本身最重要的教学目的是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心时事，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增强社会责任感。为此，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其命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积极反映国内外形势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要有一定的时代性和思想性，要与时俱进。政治教师作为政治学科教学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必然要求政治教师是一个社会责任感比较强的人。政治教师都不关心时事，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又怎能提高政治教学的实效性？因此，教师要养成勤看报、勤看电视新闻、勤听广播的好习惯，对国内外的重大事件要密切关注。对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的文件要细心研读，把握其精神实质，并将时事内容渗透到课堂教学当中，日积月累，形成习惯，从而培养学生养成关心时事的好习惯，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成绩。

五、知识、情感丰富，思维活跃能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高中政治 ； 教学策略 ； 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27-0076-01

一、转变教学观念是首要任务

在传统的教学理念中，大家都认为，要想学好政、史、地这些文科课程，就必须下大力气去死记硬背，只有“背”得好，才能考得好。因此，目前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更多的还是在延续着这样的教学模式，政治老师在课堂上首先是向学生进行各个知识点的解释，然后在剩下的时间里就由学生们自己进行背诵记忆。政治老师源源不断地向学生们进行政治理论知识的灌输，学生们不断地死记硬背的被动接受，实际上，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学生们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很难发挥主观能动性。为了贯彻落实新课改的指导思想，提高高中政治教学的效果，改善高中政治课堂的教学质量，广大的高中政治教师首要任务就是要摆脱传统的政治教学理念，积极学习新的高中政治教学理念，用先进的教学理念来指导课程教学活动的开展，促进学生更有效地进行政治学习。

二、传授知识的同时注意传授方法

由于面临升学压力，高中学生要学习的科目很多，大部分学生的学习任务很重，因此分配给高中政治的课时比较少。在有限的政治课堂上，老师很难把所有的政治题目都完全仔仔细细地给学生进行一一讲解，也不可能做到将所有学生的疑难问题都一一地进行解答，因此，政治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对学生们进行政治学习方法的教授，使学生们在正确的政治学习方法的指导下，开展自主学习，从而使自己的自学能力和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高中政治老师大多数都有多年的政治教学经验，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反思，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治学习方法，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授，帮助学生们正确理解各个知识点，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对学生们进行知识传授的同时，要注重对学习方法的传授，从而可以在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的同时，还可以有很好的教学效果。

三、注重与实践的结合

理论性强是高中政治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因此高中政治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尤其是在哲学这部分。但是，这些抽象的政治理论知识目的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的，而是让学生们在对知识理解的基础上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在课堂的教学过程中，高中政治老师一定要注重将理论和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

1.注重时事政治。

时事政治是高中生进行政治学习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时事评论方面的文章，可以大大的增强学生们的判断能力，并且在高考中，很多题目都是以时事政治为载体，让学生用学习过的相应的政治理论对时政进行深入分析。那么学生们如何有效的把握好对于时事政治学习呢？首先，高中政治老师在课堂开展教学的过程中要尽量的多举时政方面的例子，引导学生们把时事政治与理论知识结合，逐步培养学生用政治理论分析时政问题的能力。其次，高中学生自己本身要积极和主动，毕竟政治课堂一起学习的时间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就需要学生们在课下自己还要多下功夫，多多的关注新闻，并试着用政治课堂上学的理论知识对事件进行分析。

2.广泛的关注社会现象。

各种社会现象的背后都隐藏着深层次的东西，如何去挖掘发现这些深层次的东西，对于个人的政治理论水平有着很高的要求。高中政治老师要多留意一些社会现象，以社会现象为基础，可以开展各类的课外时间活动，启发学生们自己去发掘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样，政治课就不再是干巴巴的理论，而成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增强学生们学习的兴趣。

四、创设政治问题情境，吸引学生广泛参与

在高中政治课堂上，高中政治老师要鼓励学生们进行大胆的质疑，并勇敢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因为解疑的过程是学生的综合素质得以有效提升的最佳时机。高中政治老师在设置政治问题的时候，要以学生们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充分的利用好教材，设置出难易程度比较适合的问题，从而调动全体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使学生都可以参与进来，在参与的过程中彼此之间进行探讨，交流不同的观点。在思想交流的过程中，学生们的思路得到很好拓展，可以帮助学生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各类问题，同时学生们也能够看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从而可以进一步的强化自己的优点，努力的克服自己的不足之处。通过交流，还使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得到有效的提升，学生的政治学习信心更加十足。

五、组织开展多样化的政治学习活动

1.组织多种多样的小型政治辩论会。

由于政治学科自身的特点，组织针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小型辩论会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比如为了有效调动学生们参与的积极性，政治老师可以提前从学生们中征集辩题，学生自主进行准备，老师只是起到指挥性的作用，学生们负责整个辩论会的各项事宜。经过辩论，学生们的观点变得更加清晰，学生们的思维变得更加的活跃，同时还加强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精神。

2.开展政治小论文比赛。

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是政治课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因此，高中政治要想取得好的效果就必须紧跟时展的潮流，照本宣科只会使学生们的政治学习效率低下。开展政治小论文比赛，要求学生们更加深入的分析问题，同时还要组织好书面的语言。这对同学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高中政治课程与初中政治教学有着很大的区别，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对高中生政治能力的培养；同时政治学科本身有着自己突出的特点，抽象程度高，因此，老师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意引导学生们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广大的政治老师，要以新课改的要求为基础，积极的尝试课程教学方面的创新，发散思维，积极借鉴和学习，促进高中政治课程教学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第15篇

 

汉朝是在经历了秦王朝“暴兴速亡”的历史演绎，楚汉战争的杀伐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统一王朝。然而，朝代的更替也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思索。因为，秦末农民大起义，迅速推翻了秦王朝，这_事实引起了汉初统治者深入思考。周王朝“积德累善十余世”才统_了天下，秦国“奋六世之余烈”才完成了一统大业。但是，强大的秦国被农民起义摧垮，而刘邦则借农民起义的力量统一天下。农民起义如此巨大的力量，这是刘邦统治集团前所未闻的。他们获得政权之后，如何避免重蹈秦亡的覆辙，总结秦亡的教训，研究巩固新兴的封建大帝国的策略，就成了统治集团思考和议论的中心政治问题之_。而这种需要,就为政论文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加之，“此期的文人士子继承先秦士人的人格传统，具有奋发向上的精神，他们关心政治，与政治亲近”[1]以思考政治问题。其思考的结果表现在文本上,就是论说性文章中现实政治成分的增加。朝廷文人本着“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士,察盛衰之变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的思想，兼采诸子学说，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总结秦王朝迅速崩溃的教训，为西汉王朝的巩固及长治久安出谋划策，陈古论今，揭开了汉代政论文辉煌的序幕。

 

因此“自汉初始，陆贾、叔孙通、贾谊、贾山、董仲舒等人直到盐铁会议上的贤良文学们，就对刑德、治乱、藩国、边防、选官、赋税，盐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根据儒家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他们的阐说当然有许多不切实际之处，但如果比较_下先秦儒家的著作，我们依然看到，汉儒所面对和思考的东西已大为具体化了。”]因此，汉初的文人知识阶层或在朝廷任职的文人，为了适应这种政治需要，纷纷以“政论文”为手段，陈说自己对新王朝兴衰的关怀。“汉儒对国家、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而且“在思想领域，士人积极地为新政府服务。他们自觉地拜倒在天子脚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丨”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悻而有慚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

 

刘邦对于自己为什么能够得天下,秦为什么失天下,并不十分清楚，所以，当陆贾在他面前称道“诗书”之时,他却以为“马上得之”实在用不上“诗书”当陆贾建议“逆取顺守”“文武并用”时，刘邦才开始思考“得失成败”问题，便让陆贾著文以回答这一问题。其他文人与陆贾_样，适应这种政治需要，便以政论文的形式表达对政治的思考，这就有了陆贾的《新语》®和贾谊的《新书》。

 

陆贾之《新语》，如前文所引《史记》载，系作给刘邦的，共12篇。分别是：《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辨惑》、《慎微》、《资质》、《至德》、《怀虑》、《本行》、《明诫》、《思务》。

 

在《新语》中，陆贾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分析历史上各时期、各朝代、各国家得失成败之理;列举历史上的政治人物，并陈述这些政治人物所涉及到的政治事件、社会影响、治世方略、处世方式等，从中归纳总结出自己所要表明的治国大略。这种论说，时时在为重建汉初社会秩序着想,为刘邦集团的现实政治统治服务。

 

总观陆贾的《新语》,他首先强调治国要以仁义为本，反复论说行“仁义”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他说：“握道而治，据德而立，席仁而坐，仗义而强。”这样，他就把先秦诸子用以规范人行为的“仁义”这_道德伦理规范，从统治者施政层面将其提升为国家治理策略。其次，陆贾提出，要治理好国家，就要处理好德教与刑罚的关系,应当尚德轻刑。秦朝因酷法残暴，二世而亡，乃是因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但他并不绝对排斥刑罚,而强调要“宽刑尚礼”要“因天时而行罚”“进退循法，动作合度”“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再次，陆贾《新语》重在言政治，总结历史得失的经验教训。正如王充《论衡案书篇》所言：“《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6]也就是说，《新语》中涉及治国策略和治国理念，都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思考。正如任继愈所说，陆贾的思想，“首先不是对某家的继承，而是对现实的反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7]因此，陆贾是从历史事实出发，分析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原因，从而寻找治国策略，其目的是探究统治方式，改造刘邦的统治思想。如果把《新语》与先秦诸子著作相比，就会发现，《新语》的政治性要强得多。与《老子》、《论语》相比,它不是探究世界本原的哲学论说，也不是在追究物质构成的精辟论述,而是从社会治理需要层面探讨“仁义”“道”对于社会规范的作用;与《荀子》人性论相比，它不是探讨人的本质的善与恶，而是从人的社会性方面探讨社会政治对于人的规范性要求。因此,“把陆贾和贾谊归为任何一个学派都不准确,两人是汉初的政治人物。”这也说明，从先秦到汉初,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得政论散文也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们说，《新语》中过多的政治内容，陆贾本人被称为所谓的“政治人物”都与汉初社会政治治理需求有关。也可以说，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为“政治人物”的政论文的生长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正因为如此，陆贾才在《新语》这样的政论文中增加了更多的现实政治因素。

 

除陆贾的《新语》以外，贾谊《新书》也是适应统治者治理需要而出现的政论文。贾谊的《新书》是在西汉后期由刘向整理编辑而成。目前所见《新书》篇目为：《过秦(上、中、下)》、《宗首》、《数宁》、《藩伤》、《藩强》、《大都》、《等齐》、《服疑》、《益琅》、《权重》、《五美》等等。多数为政论文，也有一些答问和告诫之语。与陆贾《新语》_样，《新书》是为探索更有效的治国之道而作。贾谊的《新书》，主要贯穿“民本思想”和“礼法”观念。《新书大政》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贾谊的民本思想。“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战之胜也”“民欲胜也”贾谊深刻地认识到，秦朝曾经“席卷天下”‘‘威震四海”而到了“万民离叛”的时候，就会出现“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合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杰并起，而亡秦族矣”的状况和结局。因此，贾谊向汉初统治者提出警告‘夫民者，事之本也。”]这是贾谊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贾谊认为古代的贤君圣王，以礼义治国，统治持续六、七百年，而秦国专恃严刑峻法，结果只存在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贾谊据此反驳那些认为“法”比“礼”更重要的人,他认为，要实行礼治，必须有一套符合“礼”的制度。所以贾谊提出改制，“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贾谊虽然把礼治社会作为治理国家的最高目标，主张以礼治国，但他并没有摒弃法治的作用，只不过他反对如秦那样片面强调严刑峻法。就“法治”和“礼治”的关系而言。贾谊强调“礼”。法”二者均不可偏废，而应以“礼”为首。他说:“礼,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为功，始治天下为德，因顾成之庙，为天下太宗，承天下太祖，与汉长无极耳。”[10]贾谊认为，建“顾成(文帝)”之庙，是标志文帝不苦民，以德治天下的开始。所以，夺取政权靠武功，巩固政权赖德治。他认为，“礼”和“法”对于取得了政权的统治阶级都是需要的，二者“交若缪缠”缺一不可。“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力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巩固统治。总之,贾谊也是从帝王统治的长治久安来论说政治。

 

因此，汉初，由于治理的需要，才出现了这种关怀历史事实和现实政治的政论文。然而，这些发论，使得政论文多为反思秦亡的教训，提出治世策略，这“已不像战国散文主要探讨未来社会的建设方案，而是主要阐述重建大一统强国的种种措施。”也就是说，政论文是以内容上总结秦亡教训、提出治国主张来适应政治治理需要的。

 

到了西汉后期，政治逐渐走向衰败和没落。自汉元帝即位之后，西汉中央政权日益削弱，大权渐渐到了外戚、宦官的手中。这些外戚、宦官和朝中的_些大官僚，既互相争斗，又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朝政日益腐败，政治越来越黑暗。早在元帝后期，便出现了外戚许氏、史氏和宦官弘恭、石显等交结乱政的局面，上层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已经表面化了。成帝即位以后终日游乐，不理政事。他任用舅父王凤(成帝之母王皇后之弟)任大司马大将军,操纵军政大权。王凤与另外四个兄弟王谭、王立、王根、王逢时把持着朝廷。所以班固在《元后传》中说:“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阳朔元年(前24年)，有人向成帝推荐刘向的儿子刘歆“通达有异才”成帝召见了他，“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成帝没有办法，只好让人报告王凤，王凤果然不同意，此事只好作罢。15]社会的衰败，带来了严重的矛盾。西汉末年，出现了_种新的土地占有形式，即大商人、大官僚通过购买或者兼并的方式占有大土地，如《汉书匡张孔马传》:成帝时身为丞相的张禹：“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价，它财物称是。”《后汉书阴识传》载:西汉末年阴识，“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17]这些土地被当作商品买来并非只是一种聚敛的手段，而要在土地上进行固定的经营。如《后汉书樊宏传》载，樊重的田庄：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吏,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力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18]这些人交结官府，称霸一方,高利盘剥，贪得无厌，上层统治者过着穷奢极侈、荒淫无度的生活。他们大兴徭役，加重赋敛,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社会隐藏着严重的危机。

 

适应这一形势，西汉中后期，又有《说苑》、《新序》等属于专论性质的政论文。《说苑》共二十卷,刘向撰著。刘向曾领校秘书，《说苑》就是他校书时根据皇家藏书和民间图籍,按类编辑的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有作者的议论，以之阐说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有一定的哲理性。《说苑》原二十卷,后仅存五卷，大部分已经散佚，又经宋曾巩搜辑，复为二十卷,每卷各有标目。二十卷的标目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其意在劝诫汉帝，振作朝政,从而确保刘氏江山。这一动机，也决定了《说苑》一书所关注的重点，即在如何治国理政。刘向认为，治国之道的关键在于“君道”(为君之道)和“臣术”(为臣之术)两个方面。关于为君之道，刘向借师旷的话作了说明：

 

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

 

就为臣之道来说，刘向指出：

 

人臣之术，顺从而复命，无所敢专，义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很显然，无论为人君，还是为人臣，最为根本的就是要做到：“建本”刘向认为，“君子贵建本而重立始”无论君臣，都要注重个人道德的修养，以之作为治国理政的基础。因此，“君道”“臣术”和“建本”就构成《说苑》_书思想体系的中心。也就是说，统治者们应当重视治国理政与道德修养的_致性，只有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以巩固统_的封建政权，使得国家长治久安。在治国策略上，刘向认为应当“爱民”《说苑》主要在阐述治国之道和为君、为臣之术，也是为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政论文。

 

《新序》为刘向作®其内容大都和政治有关，多为劝诫统治者，为统治阶级提供借鉴,通过历史故事，来表现自己反对暴政，反对奢侈的思想倾向。《新序刺奢》认为：桀纣不惜民力，施行暴政，杀戮无辜,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结果走向了反面，天下背叛，身死人手。这是刘向在告诫统治者罢省严刑峻法，爱惜民力。此外，《新序》中还有对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规范的系统论述。可以说《新序》_书的出发点就是为挽救西汉王朝覆没的命运而作，以维护和巩固汉朝的统治政权。卢元骏在其《新序今注今译》中说““其曰治国，则必为人君者率之以正，赏人之善，博采民隐,而师事之，国乃可治;其曰任贤,则必为人君者，能知贤善任，敬之礼之，以兴国政，以抑强邻;而退不肖，乃克免于战乱。故《新序》_书，其为兴教化、宏治道者，岂惟为汉规鉴，亦足为万世致太平也。”21]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新序》的“谏书”性质。作为汉朝王室的一员，作为饱读诗书的儒家知识分子，刘向面对西汉政治的曰益衰落，其内心固有的忠君意识和忧患意识愈发强烈。在内容上，《新序》记录先秦至汉政治家们的德行修养、用人之术、治国之道、功过是非、成败得失、智谋韬略以及守节之士、义勇之士的典型事迹，用以说明政治治国的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