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

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现当代文学的比较评价早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当代文学取得成就被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认可，现代文学则受到了打压。然后，之后现代文学的发展不尽人意，很多流派逐渐淡出了文学舞台，更多的作家也随之退出，或者尝试不一样的写作方式，尝试改写自己的作品，当时没有获得成功。当代文学进入低潮。在文学的教学中，一些作家的真实身影开始远离课堂，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被加工过的作家身影。改革开放以后，现代文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对作家的重新评价，重新对待文学现象。很多被认为排斥的作家开始受到重视，并且得到了数量众多读者的支持。发展至今，对当代文学如何定论已经成为了一个难题。从学术界来看，对当代文学的批评已经逐渐冷了下来，开始冷静地客观地看待当代文学。当时网络上对此却颇有微议。很多人偏激地认为当代文学垃圾，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并且借助一些不严谨的文学、评论作为佐证，闹得不可开交。虽然这其中指出的太多问题值得商榷，但是其另一个方面也反应出人们对现当代文学创作的不认可。以此相反的是，很多人对当代文学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认为当代文学取得了其他任何阶段文学所没有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也是现代文学衰落的重要依据。其中最让人感到兴奋和最具有说服力的就是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现代文学中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企及的，也是无法超越的。但是，我们也得认真思考，当代文学是否超越了当代文学呢?

二、当代文学部分逊色于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发展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但是和当代文学相比，在某些方向还是存在一些不足，相比现代文学来说显得比较单薄。下面将进行相关探索。

(一)现代文学中有特征明显的文学流派

文学作品的产出是作家思想的结晶，是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和自己思想结合的产物，从这方面来讲，文学作品是作家独立的个人的劳动成果。但是作家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创造氛围、思想的沟通交流、健康向上的艺术创造环境。这样，为文学流派的形成提出了土壤，同时也能够有效地提高文学创作的质量，使其发展兴旺。同一文学流派的作家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共同理想、大致相同的写作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段。流派的差异越大，他们的写作风格，体现的思想境界差异就越大。流派之间的竞争，促进了作家对社会和生活的深刻认知，是他们创作出优良作品的有力保障。在中国的现代文学中，发展出了许多著名的文学流派。如新月派、创造社、京派、海派等。各个流派之间尤其自身对社会的关注点，对生活特有的切入角度和思考方式。特别是流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政治理想的差异，写作的方法和表达的方式也存在明显的不同。由于差异的存在，流派之争经常存在，这也是作家互相沟通和交流的激烈表现方式，促使他们更能看到社会发展中问题存在的根本，对中国文明形成各自独特的有见地的见解，从而出现一些流派引领性的作家和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推动中国文学百花齐放，带动和影响了一批作家，促进作家的成长。和当代文学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像当代文学一样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流派。如果积极的追究，只能说出现了一些“作家群”。“作家群”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流派，虽然在对社会和生活的关注点、切入点、写作的方式、价值指向方面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其在意识形态、政治理想方面并无太大的差异。具体来说，这也是中国当代的国情决定的。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外来文化侵入中国，对中国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中国思想界趋于活跃。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一活跃的思想抗争却能渗透到文化领域，现代的作家并没有受到绝对性的影响。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完全统一是文学作品缺乏活力和思想深度。

(二)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多于当代文学

至今文学界对经典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是也可以从中窥知一二。所谓经典就是具有高度的原创，同时能够充分体现那个时代的思想价值，并且能具有相当的文化影响力，具有时代的穿透力，能够对现在和未来的读者产生思想的激荡和情感的感染和教化。经典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经得起时间这个公正的法官的考验。经典的作品是不会被浩繁的历史齿轮给埋没的，而且还会在一个特定的时刻被进行重新的诠释，获得全新的生命力。非经典的文学作品的兴起只是一时，缺乏长久的生命力，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完全销声匿迹。同时这些没有高度的思想境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作品只会在多如牛毛的烟海中沉沦，没有再次获得生命的可能。从文学作品的发展来看，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发展都需要经历更多的考验，才能涌现和确定经典的文学作品。经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稳定，确定其经典的地位。但是现代文学的发展比当代文学更早;而当代文学的发展只有短短的一二十年，还不足以产生经典的作品。同时如果从文学作品的思想高度和价值体现来看，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时代的思想高度和价值取向远远高于当代文学作品。作品的独创性现代文学作品也是远远强于当代作品的。现代作品更经得起时代的检验和重新解读，其思想价值也是现存的当代作品无法企及的。文学作品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存在难以割舍的关系。文学作品能够反映当时的时代变迁和思想变化，同时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文学作品得以产生的土壤。现代文学作品中对社会的反应，对人性的剖析和理解，理想的追求和对人生的展望，这方面的艺术成就高于当代文学。

(三)当代文学至今没有出现大师

作家的思想内涵、精神境界是成就伟大作品的重要因素，也是成就文学大师的重要影响因素。当代文学作品不乏大师，如鲁迅，矛盾、老舍等一批大师的出现让现代文学显得熠熠生辉。大师能敏锐抓住时代的步伐，感触社会，看到社会中各种存在的问题，在文学作品中呼吁社会缺失的回归，对当时的青年有警醒作用。然而在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少了那种锋芒毕露和咄咄逼人，同时那股发人深省的气息也逐渐远去。套用一些评论家的话:“他们太聪明了”。这在90年代的作家中尤其明显，他们既能够在体制内游刃有余，同时还能博得市场的青眼相加。有些时候他们站在平民这边的，有些时候却又毫不保留地走向官方。当双方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保持缄默。我们知道，大师和世故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三、总结

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一、以“文”为点，解读经典

众多的“文”形成了特定的“史”，因此，以“文”为点进入文学史，是学好文学史的关键，也是让文学课堂富有生机的方法之一。中国古代的教育与外国的文学教学一直都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解读，古代文学中的“批注法”与“点评法”可以证明文本学习的重要性。20世纪20至50年代在英美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批评”派也强调文本的重要性，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独立的有机体。文学的感性及其人文关怀都是在具体的作品中体现的，学生的文学修养及其能力的培养也是在对文本的分析解读中形成的。因此，解读经典既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文学“史”的知识点，也是更好地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目标的保证。不能为了知识的积累而忽视了学生发散思维能力的培养。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首先是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兴趣。目前，由于网络、影视等媒体的发达，纸质文本的阅读受到很大的冲击，学生阅读量不足和学生不爱读是如今文学课教学中的普遍现象。因此，选择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是先选择学生爱读的还是选择文学“史”爱选的，是教学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如果学生之爱与文学“史”之爱存在着很大的跨度，该怎么办?笔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采取“过渡法”，也就是说在两者之间建一座可以走向彼此的桥。先让学生列出自己喜欢的作家与读过的文学作品，以便对学生的欣赏趣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对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进行解读时，寻找两者的相似点。比如说“十七年文学”中的《林海雪原》，现在的90后大学生很难安静地读完这部“红色经典”，也不愿意读。但他们对“英雄传奇”类的网络小说和网络游戏很感兴趣，因此，先从中国传统通俗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谈起，谈报恩与复仇的观念，谈传统观念上英雄人物的形象，或是张飞、武松式的粗豪英雄，或是诸葛亮式的儒将。逐步引出《林海雪原》中的“英雄形象”———少剑波，然后再分析这部作品，论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及影响。在学习当代文学，尤其是90年代的文学时，可以将流行的作家作品选出来讲一下，鼓励学生把自己的阅读感受写出来。在扩展学生阅读视野、培养审美能力的同时也练习了写作能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无论多么优秀的教育理念都敌不过学生的“兴趣”二字。学生的兴趣显然不是文学课程中的“史”，而是文学作品。相比较“史”的冷静与机械，文学作品就显得温情与灵动了许多，尤其是经典的作品，总是能够引发人的共鸣，在情感的净化作用中升华个人的认识。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文学课是最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课程。其次是解读经典，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思维活动，这种思维产生于学生积极自觉的主动性和强烈的兴趣。既要选“好”书，又要“读”好书。鼓励学生就文学作品或某一“史”的文学观点发表个人的看法，尊重学生的艺术感受，不随便否定或指责学生的欣赏水平。教师应尽可能地从理论上加以引导，或者将学生的看法与“史”上存在的意见相比较来探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自由的研讨氛围中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分析经典作品时，不能将教师本人的观点强加于学生，让学生一边读一边试着和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对话，想象一下假如自己是作品中的那个人，或者假如自己是作者。试着在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作品之间建立一个对话，“对话性沟通超越了单纯意义上的传递，具有重新建构意义、生成意义的功能。来自他人的信息为自己吸收，自己的既有知识被他人的视点唤起，这样就有可能产生新的思想。在同他人的对话中，正是出现了同自己完全不同的见解，才会促成新的意义创造”。经典的作品超越时空，经典的文学观点也能超越时代，这种对话的作用既有潜移默化的，又有显而易见的，在这种平等的状态下，学生把握了作品，也更容易接受“史”的论述。以解读经典作品为出发点，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在解读经典作品的过程中，巩固现当代文学课的教学效果，同时也能训练学生分析、鉴赏现代作家作品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素质。

二、“史”“文”相应，回归审美

一系列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构成了文学史，文学史是文学作品的历史。先有作品的存在，才有文学史的形成，“史”是构架，“文”是构成要素。教好文学课离不开宏观的“史”的讲解，也离不开微观的作品解读与文献分析。毕竟，“文艺作品往往不是倾筐倒箧地说的，说出来的只是一部分罢了，还有一部分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没有说出来，必须驱遣我们的想象，才能够领会它”。如何找到“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呢?这一点必须通过阅读获得。语言形式的美可以直接感知，内在情感的意蕴则要靠反复品味才能知晓。贺拉斯提出的“寓教于乐”原则同样适用于文学教学，在一种愉快的形式中学习，获得知识。如果“史”是要学习掌握的知识，那么文学作品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在具体的教学中，可以选出两篇两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让学生自己分析文本，找出两者的异同，再与文学史上的观点相对比。这样，既有助于学生巩固教材中的知识点，也能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文学作品是审美的，以情感人的，让人愉悦的，这也决定了文学课程的教学不能只注重相关“史”的积累，在课堂教学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还要更多的关注“文”，审美感受的获得与文学素养的形成最终还要靠文学作品的学习来实现。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还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新的作家作品不断出现，新的研究视点也不断出现，“史”在“文”的丰富中形成。因此在学习现有教材的基础上，还要关注新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让学生把文本阅读与欣赏能力的培养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日常生活很近。在“新写实小说”中我们所见的是以凡人琐事为中心的故事，叙述语言也很朴实，所反映的生活也是我们日常所见的。因此，在对这样的文本进行分析时，可以让学生试着把对生活的评价和对作品的理解相对比。吴晓东指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文学教育是那种回归文学本体的教育，是充分张扬文学性的教育。“本体”原本是哲学概念，提出“文学本体”也就意味着文学是区别于其他学科，有着自身的性质，“张扬文学性”不是说忽视对“史”的学习，而是指在这一课程的学习中应该注重“文学”的一面。现当代文学课不是文学理论课，也不是关于思维规律的学说，它是以感性体验为基础的理论升华。它的学习与教学也应该从感性的作品入手，这样才不至于忽略这门课让人愉悦的一面。从时代的发展来看，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还要注重这一课程的“实用”性，尽可能将课堂教学与时代的要求相结合，培养学生的职业综合能力，这也是现当代文学课程与时俱进的一个方面。综合来看，教师在教学中既要让学生在整体上把握现当代文学史，掌握重要的知识点，又要注重分析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争取做到“史”“文”相应，回归审美。

作者：李贤单位：蚌埠学院

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现代性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转型

现代性理论内容包含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尼采、海德格尔以及阿伦特等众多名人的著作和理论，从中可以发掘出现代性的本质，具有现代性的价值。通过本文对现代性理论以及它在我国现当代文学转型的作用进行分析，从而加快我国文学领域的发展进程。

一、现代性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现代性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传入中国内陆，对当时国内人文社科学界的研究方向和思维方式产生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许多领域都发挥着显著的成果，以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最为明显。中国现当代文学利用现代性理论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产生了众多的理论成果，引起了一次次的学术讨论，从而实现了研究范式和学术视野的重要转型，但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理论和话语出现分歧与混乱的困境。现代性理论渗透到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内的各个方面，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未来发展，现代性理论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著名学者温儒敏对现代性理论作出了统摄性的认定，这说明现代性理论不仅可以影响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也对研究领域所产生的方法论和意义具有革新的作用。现代性理论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焕发生机，绽放出了不一样的色彩。

二、分析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型

（一）“现代性”命题的出现和发展

我国最早利用现代性理论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状况的人物是李欧梵，他参与费正清主编的著作《剑桥中华民国史》，并对其中中国现代史的部分进行编纂，利用一句判断语说明了1895年到1927年这些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作品名为《现代性的追求》，将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这两部分充分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之中，进一步向人们强调了中国文学语境中的独特性原则。现代性理论以启蒙和思考的形式出现在中国大陆，命题以人道主义和人的现代化为核心，呼吁人们相信20世纪时期四个现代化国家目标的实现，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当时创作出的文学作品大都体现着启蒙现代性的思想观念，这也为之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宝贵的基础。启蒙现代性的核心观念是针对当时人性以及人道主义被摧残和压迫的现象所进行的抵抗，揭露和批判这一行为的错误性，扶持正义。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启蒙现代性的内涵更加深入，也为现代性理论注入了新的力量。启蒙现代性的思想体系流传至今，也依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

（二）遭到质疑的“现代性”

现代性理论在我国传播这一时期必然也会受到我国自身存在的“中华性”和西方的思想观念所质疑。现代性理论具有十分明显的阶段性，从康熙时期一直追溯到法国的启蒙思想，如今已走过两百多年，之后也一直处在发展的趋势。不过，现代性理论在我国国内的发展看起来却并没有那么顺利，现代性话语真正存在于思想文化领域的时期是在20世纪90年代，也是在批判者现代主义理论出现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之后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我国的现代性理论是世界所独有的，时空分离定义体现在我国的时间和空间二者相互纠缠，使不同时段的现代性处在同一个空间之中，创造出了中国独特的文学景象。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后现代主义致使中国社会出现转型，那么当时的文学领域出现改变也是不可避免的。文学和思想受到冲击，各自发生着变化，造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为当时的精英意识、启蒙思想和理想主义遭到质疑，知识阶级开始出现严重分化现象，阻碍着我国文学的发展；而那些依旧肯定启蒙思想的人们对文学改变自身以适应市场的现象进行批判，最后引起了全国性的大讨论。

（三）利用“后现代性”

将“现代性”进行重写陈晓明被称作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发起人，现代性在中国的发展困难重重，陈晓明对其进行了详细地阐述。陈晓明认为现代性依然存在，面对现代性理论和后现代性理论二者的相似之处，最重要的内容体现在解决中国与西方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本土文化被外来文化所占据的危机。陈晓明指出中国对西方的文化思想大多都是以本土文化为基础进行的中体西用，没有将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进行全盘接收。另一位学者张颐武曾提出“中华性”，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面对这一局势，张颐武所担心的是全球化有可能会毁灭本土的文化。

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性理论传入中国，在中国的文学领域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有利于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转型。现代性理论存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型之中，使中国的文学释放了更强大的力量。面对现代性理论这一重要思想，中国应当积极发挥它存在的积极作用，从而带动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中国文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目标。

【参考文献】

［1］禹建湘．禹建湘20世纪乡土想像中启蒙与现代性的悖论［J］．中国文学研究，2011，04．

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一、立论依据

(论文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附主要参考文献)

1.研究意义

从研究对象的选择来看，废名不仅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而且是重要的新诗理论家。他的新诗理论主要体现在上个世纪三十及四十年代在北大讲授新诗的讲稿及《新诗问答》上。废名以新诗与旧诗的对照为方法，以新诗的历时发展为线索，通过对具体诗作的选讲阐述了自己对新诗发展的独特意见。他的诗论在新诗批评史和新诗理论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虽然研究者注意到了废名新诗理论的价值，但具体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对诗论主张的阐释和理论来源的研究上，对废名诗论总体上把握的尝试相对较少，甚至对废名基本诗学主张还有误读之处。废名新诗理论研究中还有着相当的可发掘空间。

从论文切入角度来看，本文选择以"新诗要有诗的内容，散文的形式"展开对废名诗论的论述及特征意义的探寻。一方面，"诗的内容，散文的形式"是废名新诗理论的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通过这一命题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全面的把握废名新诗理论。另一方面，目前研究者们并没有对废名这一新诗命题蕴含的意义做过全面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从废名本质对新诗的定义入手研究废名诗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创新性。

从当下新诗及新诗理论的发展来看，新诗与传统诗歌的关系，新诗的自由与规则之间的角逐，至今仍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废名的新诗理论对于新诗相对于旧诗所具有新质，新诗相对于其他文体所具有的诗性有着独特的回答。这些观点对我们今天的论争仍然有着启发性意义。因此，本文对废名新诗理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研究现状

平心而论，废名的作品及理论都是相当难懂的。在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对废名的研究比较少。新时期的大陆的废名研究也是发端于且侧重于小说，废名诗论受到人们的关注更是在诗作研究之后。

(1)基本介绍及阐释研究

最初研究废名诗论的文章集中出现在1988年至1992年间，主要有陈振国的《简评废名诗论》、潘颂德的《简评废名论诗》、《冯文炳的诗论》以及冯健男的《废名谈诗和小说》。这些文章着眼于对废名诗论的大量引用和简单介绍上。此时"诗的内容，散文的形式"已被当做废名诗论的核心概念提出。而且诗的内容对作者情意的依赖及散文的形式对自由语言的要求已被研究者们所认识。随后孔占奎等人对废名新诗理论的研究则是停留在对废名诗论核心概念的解释上，他们发现"诗的内容"和突然涌现的充沛诗情的关系，对后来研究有一定意义。

(2)与中国传统诗歌(尤其是温李)和现代派诗作及胡适诗论的关系研究

废名诗论中对温李及现代派的推重和欣赏也引起了孙玉石、张桃洲、张洁宇等研究者的重视。孙玉石在《对中国传统诗的现代性呼唤--废名关于新诗本质及其与传统关系的思考》中认为废名推重温李，是因为从中发现了现代派诗人的美学追求，而废名的《谈新诗》是三、四十年代现代派诗人中存在的"晚唐诗热"的一种理论上释放。张桃洲(《重解废名的新诗观》)则认为废名推崇温李是因为他们天马行空的乱写体现出的"自由开阔的气度"值得借鉴，而废名之所以赞赏现代派，则是因为朦胧雅致的诗风暗合温李的格调，及奇诡想象和敢于创新精神合乎废名关于新诗要大胆构造的设想。尽管没有具体阐述"当下"、"完全"所代表的含义，他提出的从"当下"和"完全'两个方面把握"诗的内容"具有相当的启发性。张洁宇则认为废名的诗歌观念是承袭了周作人"文艺复兴"的文学观念，是以现代眼光重释和取舍传统，打破了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的割裂关系，也是对胡适等从语言形式上划分诗之新旧思路的超越。

邓程以废名诗论中对写实的强调为依据，将废名划为写实一派，且认为废名的写实主义诗论与胡适、陈独秀的理论一脉相承。这种看法自然是对废名诗论的一种误读。陈建军、江弱水则认为废名的新诗理论是对胡适理论的一种反拨和超越。

(3)意义研究

废名新诗理论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也逐渐被研究者们注意到。刘皓明从废名对波德莱尔精神上的继承及东方表现诗学的特殊性出发，认为废名的表现观具有捍卫表意的东方文字中心主义，对抗表音的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意义。西渡也高度评价了废名在新诗理论史上的地位，他认为新诗理论的完成是由胡适、废名、袁可嘉实现的。许霆称废名是"新诗现代品格的解说者"。

(4)综合研究

值得一提的还有何奎、陈时君、张墨研的硕士论文，其中最有价值的当属张墨研的硕士论文《废名诗学研究》(2009年)。该文在将废名诗作的细读与诗论解读结合的基础上，对废名诗学的价值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张墨研从"新诗的意义和策略"、"创作论与诗人身份"、"新诗的诗质"三个方面把握废名新诗理论的内在逻辑，并将废名诗论放在新诗发展的历时背景中阐释废名诗学对于新诗本体建构的意义。

通过以上总结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废名新诗理论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有限的。研究的不足和重复现象的使得空白点仍然存在，这也为本文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

3.附主要参考文献

(1)废名著作

废名：《废名讲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废名：《废名诗集》，台北：新视野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

废名，朱英诞：《新诗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废名：《桥·桃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废名：《莫须有先生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废名：《竹林的故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废名：《废名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著作类

陈建军：《废名年谱》，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郭济访：《梦的真实与美--废名传》，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刘继业：《新诗的大众化与纯诗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潘颂德：《现代诗论40家》，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

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王珂：《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

杨匡汉：《中国新诗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吕进：《中国现代诗体论》，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

杨四平：《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

邓程：《论新诗的出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美)奚密著，奚密，宋炳辉译：《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俄)瓦·康定斯基著，查立译：《论艺术的精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吴奔星，李兴华：《胡适诗话》，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

许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论稿》，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

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传统的高职高专院校对课程的评价方式采用期末考试一锤定音的方式，主要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为此大多数的学生都是考前死记硬背，考完之后全部忘光。实际上这种传统的考试评价方式仅仅考查了学生的基础性的知识理解，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

2新时期高职高专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优化策略

2.1精选教学内容

高职高专院校扩招以前，现当代文学教学的课时时间较多，但是随着进入21世纪，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逐渐的增多，高职高专院校对现当代文学的课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课时大约缩减了一半。为此在有限的课时之内，教师就应该精选教学内容，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调整教学内容最主要的就是处理好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关系。针对当代的大学教育多样化的特点，应该有选择的进行课程教学的实践探索。比如高职高专院校可以根据高校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可以是以基础性的以史带论，代表性的作家导读为主；研究性的强调学术性与史实的结合。进入21世纪，高职高专的人才培养目标已经发生了转变，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而非研究型人才。为此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应该以作品为基础，侧重于文本的阅读。通过精选重要作家的作品，引导学生阅读，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分析鉴赏能力和写作的基本技能，为将来的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2.2改革教学模式和方法

现代的教育理论中注重培养学生不断学习的能力，从而使学生获得自身可持续性发展的途径和方法。但是传统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依然是以教师的讲授为主，学生处于很被动的局面。学生对教师有很强的依赖性，缺少主动阅读作品的动力和勤于思考、质疑以及创新的习惯和能力。但是并不能因为这样就完全的摒弃掉传统的讲授法，因为学生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此要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采用教师讲授和学生查阅资料和讨论的教学方法。教师先讲史学部分，然后为学生设定问题，让学生查阅资料，最后再进入讨论环节。教师在整个的环节中起着引导的作用，加上调动了学生动手和思考的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2.3重视文本阅读的教学

当前很大的一批学生很少阅读文本，不阅读已经成为制约现当代文学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为此针对学生不阅读的情况，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些阅读作品的方法。可以精读也可以泛读，具体的步骤分为下面三个：第一是直观文本，能够对作品的整体蕴含的情感有一个大至了解；第二是观看影像资料，在直观文本的基础之上辅以影像资料，能够对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和形象等有更为深刻的理解；第三是查看相关的文献或者是教材，能够让学生对作品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和理解。

2.4营造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影响学生的价值取向

学生的成长是离不开文化背景的，这种文化背景投射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取向。进入21世纪，现当代文学发展受到商品大潮的冲击，作品逐渐的功利化。而作为培养人才的高校，为了避免使学生受到不良的风气和错误观点的影响，应该构建一种能够体现人文关怀、尊重科学和追求自由的校园文化氛围，使校园内的广大学生能够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为此教师在开始第一堂课时就应该将该门课程的性质和正确的学习方法阐明，促使学生端正学习态度，重拾对现当代文学的兴趣和信心。

2.5改革课程评价体系

针对传统的课程教学评价体系以期末考试为主，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缺陷，新时期对现当代文学课程的评价方式侧重于将基础性知识和培养发展能力相结合。在评价方式中闭卷考试依然是必要的手段，可以考察学生对知识的吸收情况。但是考试的成绩只占到学生整体评价的一部分，将学生的课堂发言和讨论以及写作等也纳入到课程的考核中。另外教师对学生的上课笔记要进行定期的检查和点评，落实到年终的考核项目中。以上这些考核方式的融入，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而且有利于激发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的兴趣，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这种综合性的评价方式相比较于单一的评价方式，能够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考察学生的能力。

3总结

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从上古三皇五帝之时，氏族的概念就已出现，人们以结成不同的团体的形式对抗外族；到了封建社会，相同血缘的人聚居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分享荣光与困苦。家族被看成一个人的大树与依靠，记载着先祖至今的变迁与发展。从《红楼梦》到《激流三部曲》再到《四世同堂》，都讲述了一个家族由盛而衰的历程。《四世同堂》里说过：“家，在中国，是礼教的堡垒。”“家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象征着没落腐朽并终将灭亡的事物，但到了八九十年代的当代作品中，“家族”的形象却呈现为脉脉温情的守护者。《春月》讲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族故事。以女主人公春月的一生串联起整个苏州张家的变迁。经历了维新变法、民国的成立、抗日战争再到新中国的成立与之后，春月相继失去了亲人，显赫一时的张家族人也散落在世界各地。但是她终究等到了五世同堂，带领从各地赶来的族人汇聚在张家祖坟前，向后辈们讲述家族曾经的过往。作者在每章的开端间隔着插入了家史和族史，以家史开端并以族史结束，文言和神话的使用让行文古朴雅致，洋溢着对家族历史的追寻与怀念。在开篇的家史中，“状元遂构屋于其地，立宅门于柏树之阳，立宅门于柏树之阳，筑园墙以围之”，到了尾声里，“皆因：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此盖世之道也”，岁月的无常和道法自然的观感隐于其中，因而有人将之比作民国版的《红楼梦》。

然而，《红楼梦》的结局是树倒猢狲散，天地茫茫一片真干净，而《春月》的结局是饱经磨难的张家重新聚拢在一起，孕育着新的生机。尽管作者包柏漪成长于美国，但是《春月》中却渗透着儒家集体与家族主义的浓浓影响。儒家有坚持集体主义的传统，而强调集体主义也是儒家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儒家所说的集体是人伦的交织。所谓“人伦”，就是按照一定的高低序列形成的人际关系。因为儒家兴起的时代是家族社会时代，当时国家的基础是家庭，故最核心的人伦是父子、夫妇、兄弟；另外，由家庭关系还可扩展出朋友、君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的交织便构成了儒家的集体。“孔子言‘正名’，欲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言“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在春月归宁这一节尤其能显示出对家族的依靠和家族显示出的包容：“两人都泪眼迷离，这时亲眷们和仆妇们纷纷围拢来，一面哭，一面尽力说些劝慰之词，并且对孩子百般。春月想：我到家了。”家族如一棵屹立不倒的大树，给了失去依靠的孤儿寡母有力的支撑。而作家之所以写出了对家国故乡的眷恋，与她返乡的经历密不可分：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华裔作家看到了一个更温情和更有召唤感的中国，写下了对血脉中传统文化的回应。《活着》创作于90年代初，在经历了改革的躁动与迷惘之后，余华写下了这个讲述普通人生命历程的故事。主人翁福贵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地主家的少爷，年轻时由于嗜赌放荡，输尽家财。福贵一家成为佃农，自己被国军抓壮丁卷入国共内战。建国后随着社会变革，他的人生和家庭也不断经受着苦难，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一头老牛和他相依为命。现当代文学尽管这是一个悲剧故事，但是故事中每一个人都尽力维持着整个家族的安宁与幸福。福贵的父亲因为儿子嗜赌输光家产气昏在地，醒来后仍旧变卖财物帮儿子还债；妻子家珍则抛弃富裕的娘家生活与他共患难。

福贵一度想把女儿凤霞送走，却还是没有忍心：“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贯穿小说的情感正如文中所说：“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余华看似受到西方荒诞派的深刻影响，实质接受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从而可以用一种纯朴的方式传达出对家族和亲情的眷恋。他在《活着》的中文版自序里说道：“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因而，余华在创作了一些以暴力血腥折射人生荒诞的作品之后，笔触一转写下了《活着》。《活着》是充满温情的，主人公福贵一直在努力做的就是维系家庭的幸福并延续下去。为了整个家的生存，从锦衣玉食中跌落的福贵开始耕作；为了守住去而复返的家珍，他懂得怜爱妻子；为了儿子的学费，他一度想卖掉女儿，却又因为渴望家庭完整而放弃；他为了让饥饿的外孙苦根填饱肚子，煮了一大锅豆子。尽管一切努力最终化为泡影，但家族的记忆成了他活着的支柱。这也正是儒家所倡导的精神：“乃以‘应该’如此。至于如此之必无结果，‘道之不行’，则‘已知之矣’。”也就是说，坚守行动的目的的正确性，而并不以行为最终的结果衡量。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转向之后的余华在《活着》中表现出的‘个人立场’和‘民间立场’也是传统边缘话语再次运用的明证。”福贵和春月这两个人物因为“家族”的存在得到了沟通，他们都展现了传统的中国人对于儒家家族主义的珍视与坚守。

二、在有所作为和顺应天命中徘徊的存在观

儒家倡导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只要符合礼的事都要去做，就算难以逆转结果，因为他们“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道家则倡导着一种顺应自然的存在观，因为道法自然，“惟其如此，故道可‘无为而无不为’，如《老子》所说。”《春月》和《活着》里角色的人生观，正是徘徊于儒道之间。《春月》的故事背景是在清末民初，留学海外的张家长子回国后本打算用西方的思想和技术改造社会，但保守势力的强大远超其想象。万般无奈的新族长重新盘起辫子，以中庸温和的方式对待族人，只把希望寄托在他悉心教导的侄女春月身上。族长的弟弟却是坚持了儒家的入世精神，一生都作为一个军人为革命和同伴征战。处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看似吸收了西方的思想，骨子里却还在儒道二者的入世与出世间徘徊。对于女主角春月，曾有人因其坚毅的个性将她比作《飘》中的郝思嘉。然而，春月毕竟不是喊出“我是我自己”的汪子君，尽管通晓英文，她仍旧遵循顺应天命的传统伦理。很多人从春月和伯父秉毅的不伦恋情出发，将其定义为新女性，却忽视了她处置这段感情的态度。春月接到电报后立刻返回婆家，只留下一封信，其中写明“予二人之情将长存，而向日之梦则永不可再矣。”她最终恪守了儒家的礼仪规范，即使这样斩断了她和秉毅的情缘，但正如春月所说“为了克己——为了尽到责任——为了名誉。”春月和女儿明玉的一场争执则更加说明了儒家施加在春月身上的影响。明玉通过跪拜让商人抵制日货，春月得知后怒不可遏，命其跪下：“回答我。没有了孝道,还剩下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春月认为明玉的行为是对祖宗的不敬和家族的损毁。她不问人的行为是否能带来社会的进步，只问这行为是否符合礼。但春月却是靠着道法自然的精神熬过人生的苦难。她将等到五世同堂看作自己的命，在族长坟前立誓：“我相信上天生我就为此。我答应等到山青水绿，风和日丽的时候，再召集族人来见你。”《活着》中的福贵更贴近道家，以平淡悠长的口吻讲述了自己苦难重重的一生。福贵在孑然一身时终于相信这是宿命，从而变得更为通达和明朗。他没有愤世嫉俗，反而从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成了宁静温婉的人生智者，懂得了用平和坚忍的心态对待命运。或许对于福贵来说，“苦难已经消失于无形,他的内心有的只是道禅思想中那种面对生活时的超然和平静。他的这种对生存苦难的忍耐力和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与‘死’的理解。”听了福贵讲述的“我”，似乎也变得更忧愁却也更睿智了。这可谓是道家原始自然主义的圆满运用。福贵的一生中有着一次次逼近死亡的惊惧，但他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将死亡带来的讯息传达给后人。这其中，“余华对命运的反复播弄，死亡的如影随形，念兹在兹。”福贵的世界没有神灵可以乞求，命运遁入无形。他则从承担命运中懂得了“活着”的真谛，超越了自我。作者表面上渲染苦难，实质是赞美了生命的通达与高贵，“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知天知命的生命意识与生存智慧”包孕其中。在小说的最后，福贵和老牛渐渐远去，勾勒出一幅深沉平和的图景，在福贵如何活着这一命题上，“‘生’战胜了‘死’，‘知命’战胜了‘宿命’。”

三、在创作中汲取传统文化精华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离散文学和先锋文学纷纷以朴实追忆的姿态复归传统，企图在刚开启改革从而充满着迷惘与焦躁的文化中找寻传统文化留下的印迹，《春月》和《活着》从而跨越了时空，通过对儒家和道家的辨析与徘徊找到了契合点。在文化与资讯日益多元的今日，找寻传统文化带来的遗产与精华，应当是文学作品中仍旧大有可为的一个努力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往往着力于从西方文论和作品中找寻灵感，如对魔幻现实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模仿和应用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纳和弘扬则相对薄弱。然而只有传统文化中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特质，为当代文学作品提供了西方话语所不具备的民族品格。从而促使中国当代文学从世界文学之林中脱颖而出，形成自己本土的现代性。“比起那些跟在外国文学后面亦步亦趋的作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与智慧的作品无疑更具有重要的民族文化意义。”那些获得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的作品，大多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沈从文；黄春明；乡土世界比较；文化价值选择

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过程中，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使人们获得了观照传统农业文化的新视野，昔日那个笼罩着温情诗意的田园便从烟雾迷蒙中浮现出来。乡土，一个凝固的静态的农业文明的缩影便成为思想家、艺术家关注的焦点，乡土文学也从此才真正具有了独特的意义[1]。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乡土文学都同样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两岸的乡土文学创作在汉文化的维系下互相碰撞、交融、发展。成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乡土作家黄春明把沈从文当作自己“文学上的爷爷”，对比二者的创作，便不难发现两岸乡土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一、乡土的姿态

“故乡”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实有的地理空间，二是作家在离乡后回望家园，自发构建的内在心理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乡因此不仅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他更代表了作家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2]。

沈从文即使是在成名之后，也始终以“乡下人”自居。他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3]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沈从文对于城市文明固执的偏见与厌恶。他以“乡下人”的身份来到城市，在这现代文明的滥觞之地却找不到心灵的归宿、精神的家园，始终处于一种漂泊、孤独、焦灼的状态。于是转而面向乡村，描写故乡“湘西”，成为他创作的立足点。姑且不论这种选择是对传统文化的挽救与缅怀还是在都市遭受挫折后出现的人格退行，沈从文选择逃离城市，在乡村寻找“供奉着健全人性的希腊小庙”，无疑为他和我们找到了灵魂的归宿和诗意的栖居，结束了无根的漂泊状态。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为人们找到了灵魂的居所，同时也为正当少年的黄春明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的门。中学时代的黄春明特别爱写作，而这爱好又得自于他的国文教师王贤春老师的启蒙。她私下把沈从文的小说送给黄春明，鼓励他从事文学创作。沈从文的故事让黄春明感动不已，从而使他意识到了文学的力量。因此，黄春明说：“我有两个爷爷，一个爷爷是生我爸爸的，一个爷爷是沈从文。”[4]沈从文的乡土写作将黄春明带入了文学的世界，并作为一种资源影响着黄春明以后的文学创作。60年代到70年代初，台湾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现代工商经济的冲击下，农村自然经济解体，乡村处于整个台湾经济结构的底层。对于古旧、淳朴、率真的传统感到深深眷恋的黄春明陷于忧虑之中。另外由于台湾特殊的政治背景，“传统乡村”与“现代工商文明”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祖国文化”与“外来文明”的对抗。情感上亲近祖国家园，理性上却顾念到现代化带来的文明进步，这种两难的困境再加上台湾社会特有的“孤儿心态”使得黄春明更深地陷入了无根的惶恐之中。相同的困境，同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为家国忧心忡忡的心境，以及对于故乡的深厚感情使得黄春明对沈从文的创作产生了更深的认同感。于是，为了缓解这种惶惑，黄春明也将目光瞄准了乡土社会，将文学心灵扎根于自己的故乡“宜兰”。

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撞所带来的“文化无根感”将沈从文引入了“湘西”，而由社会政治的剧变带来的“现实无根感”将黄春明引入了“宜兰”。时隔30余年，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将文学之根、人生之根植入到故乡的沃土中，在乡土社会中寻找精神的家园。“故乡”在他们的笔下便不仅具有了地理意义，更具有了心理意义的层面——它是理想的载体，诗意的栖居。沈从文曾说：“不管是故乡还是人生，一切都应该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是使人愉快，也无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5]他的这种“择美”而“遮丑”的观点在创作中得到了印证。他的“故乡”“边城”是一幅恬静写意的艺术风景画，“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6]。他在“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如一只小兽物”[7]的翠翠、夭夭这些“湘西世界”里的纯美小女子身上寄寓自己美的理想，在亲手放倒了六个敌人的虎雏身上寄托了对生命强力的赞叹，用美丽的梦幻构筑了与“现实人生”遥遥相对的理想宫殿。黄春明也同样是用满含赞美的笔调为我们描画出了一个充满田园风情又举步维艰的“宜兰世界”。阿明烤草螟猴的童真野趣、爷孙俩共扎稻草人的天伦之乐，让我们领悟到了乡民的快乐与质朴；青番公对土地近乎偏执的爱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自己一手创建的家园的骄傲和期盼；而阿盛伯对代表着现代文明的游泳池的憎恶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乡民的执拗与悲怆。这些“小人物”就是黄春明作品的主角，他们面对尴尬的生活境遇，却从不向命运妥协，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坚韧品格，“想一想他们的生活环境，想一想他们生存的条件，再看看他们生命的意志力，就会令我由衷的敬佩和感动”[8]。

美国小说作家赫姆林·加兰早在1984年写就的理论著作《破碎的偶像》中对乡土小说有精辟的理论阐述。他认为“地方色彩”对于文学至关重要，“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的一向独具的特点”[9]。“地方色彩”是乡土文学的重要审美特征，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二人的文学创作中。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由于地处偏隅，以中原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对湘西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酒神精神在这里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扬，人们尽情地放纵自己的原始本能，在放纵中消弭人与人的界限与隔膜，获得人与自然的合一。因此，柏子的放荡不羁、吊脚楼女子的真诚妩媚、虎雏的尚武好斗、媚金与豹子的刚烈，也许有悖于儒家文化的规范，可将他们置于湘西的背景下就显得极为和谐。而湘西人过迎春节的热闹场面，用寸金糖封口的习俗，女人只同第一个男人相恋而与第二个男人结婚的婚嫁观念，以及他们内在的悲剧性气质无不显示了湘西世界的独特个性。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也因此更加鲜明起来。而黄春明笔下的“宜兰”由于位于台湾东北隅,更显示出了独特的地域风貌。黄春明的小说背景大都设置在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和乡村文化韵味的小镇上,妈祖庙、茄冬树、木瓜园、番薯地等独具宜兰地方特色的风情景物随处可见。比如在《溺死一只老猫》中对清泉村祖师庙和痔疮石的叙述,在《青番公的故事》中对给村里人预报洪水的芦啼鸟的描写都彰显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另外,对风俗人情与民间活动的描写也是表现地方色彩的重要方面。比如黄春明在《瞎子阿木》中描写久婆用白饭、纸人、菜碗和梳子为秀英“招魂”的场景,在《放生》中叙述娶媳妇的传统审美标准:长着四正带翘的臀斗,可以致荫丈夫的圆下巴……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使黄春明的“宜兰世界”别具一格,分外灵动起来。

在《乡土小说》一节中，加兰认为：“日益尖锐起来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小说反映出来了。”[10]加兰的预言在乡土小说中得到了证实，作为“乡村”对立面的“城市”往往成为乡土作家们批判的对象。都市上流社会与绅士阶级的人生情状，是沈从文以都市为题材的小说的主要景观。人格缺陷或精神病态是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共有特征。无论是《八骏图》里“八骏"们源于性压抑的人格分裂、《绅士的太太》中男女逢场作戏式的性欲横流，还是《大小阮》中大阮的不择手段、《道德与智慧》中大学教授同情心的缺失，都表现为人的本质的退化或缺失。而城市的缺失，却往往能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找到补偿。城与乡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成为了乡土作家的另一套笔墨。7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当局长期依赖外国，致使“崇美媚日”的社会风气盛行，社会矛盾的焦点转移到都市。黄春明的创作背景也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他的笔触迅速集中于批判、嘲讽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的工商经济和买办意识。《苹果的滋味》揭露了美援带给台湾人的精神奴役，《我爱玛莉》批判了愈演愈烈的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鱼》揭示了外来经济和精神侵袭之下民族宝贵传统的失落。作家开始反省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带来的弊害，以及精神生活的贫困，开始寻找民族文化传统之根。

二、不同的价值选择

尽管沈从文与黄春明都是以乡土文学而著称于世，但是二者的批判视角和价值选择却迥然不同，由此使得他们的创作面貌也各具特色。

由于生长环境的不同，沈从文的价值体系和认知方式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迥然不同。具有新人文主义特征的“自上而下”的“五四”人道主义精神，没有成为他唯一的价值尺度。他对于用楚文化重建民族文化、恢复民族活力的热切期盼，使得他对楚地民间文化有一种情感上的认同，再加上他“超越悲剧”的审美经验，因此他的创作表现出极为复杂的文化态度与价值选择。尽管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也写湘西的贫困落后，也写农民在外来政治、经济压迫下的困苦、挣扎，但是他并没有凌驾于民间理性之上，用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启蒙态度去反映乡民的落后愚昧，以引起同情与疗救的注意，而更多的是站在民间理性的立场对他们这种隐忍的生存方式表示认同。这使得他的乡土小说更具有“平民化”的色彩。比如在《丈夫》中，沈从文向我们描述了一个让妻子去当妓女赚钱养家的丈夫的形象，并且丈夫认为这种方法“既不和道德冲突，也不违背健康”。这种方式可能无法为我们所理解。但是沈从文并未就此展开血泪的声讨，而是以一种泰然洒脱的“乡下人”视角来书写他们视为正常的生存状态，格调如此委婉，似乎充满了“勿抵抗主义”的意味。又比如在《柏子》中，水手柏子把漂泊两个月赚来的钱换来一夜销魂，然后再返回船上赚钱，周而复始。柏子的生存方式可能是消极的，但是这种率性而为、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却让沈从文表示认同。沈从文说：“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他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人截然不同！”[14]因此，沈从文从不用城市的道德规范和现代文明来比照乡村，而是努力发掘乡土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和民间理性的价值意义，还乡土社会的本真面目。

黄春明的创作更多的是以现实批判的视角来审视乡土社会，以悲天悯人的态度揭露“小人物”麻木尴尬的生存状态，以社会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外来政治、经济对农村的冲击。归根结底这还是启蒙的视角，是乡土写实派的典型风格。黄春明曾说过：“我的小说喜欢处理时代转变的过程，关怀人与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15]比如在《锣》中，黄春明塑造了一个在台湾社会转型期间丢失了传统职业的“打锣人”的形象，经济上的失落带来了社会地位以及人的尊严的失落，不断以自我的精神损害与心灵摧残来换取生命的平衡，活脱脱是一个阿Q的形象。而在《儿子的大玩偶》和《两个油漆匠》中，同样讲述的是在自然经济解体、消费社会形成的社会转型阶段，“小人物”窘迫的生活状态。我们不难从中发现作者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担负的社会责任感，这与沈从文的民间立场大不相同。沈从文的笔下也不乏这些身处尴尬生存境地的人，但是我们在字里行间却看不到泛滥的悲悯情绪。不以人道主义为唯一价值尺度的沈从文看到了这种种卑微的生存方式存在的合理性。

黄春明的创作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赞美“小人物”、缅怀乡土传统社会的，代表作就是《青番公的故事》。但是，已经在情感上、理性上超越了乡村世界的作家不可能真正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他们言说，即使是在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中，作者的价值标准也已经发生了转换。乡土作家的民间不再是本源意义上的民间，其民间理性也经过了现性、现代哲学与文化启蒙的烛照，不再是本源意义上的民间理性了[16]。因此，民间理性与现性的冲突便会出现在作者的创作中，它在《溺死一只老猫》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反对修建游泳池的阿盛伯不是“英雄”，而与阿盛伯对立的市镇也不是“坏蛋”。于是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已经不再是一种正义、非正义的冲突，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在此得到成功的消解，小说不再囿于非此即彼的道德对抗，而呈现出多声部的主题延伸[17]。黄春明认为，在新旧文化交接期，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多面的社会，任何一种社会现象背后都蕴涵着多元的文化选择和丰富的阐释空间。而在沈从文的笔下城与乡的对立代表着两种文化的对立，城与乡矛盾的不可调和是为了方便表达作者关于民族文化的理想建构，因此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城与乡的对立模式不能被消解，城与乡是二元对立的。妓女形象是沈从文与黄春明创作中都曾赞美过的形象。黄春明在《看海的日子》中塑造了一个在艰难、屈辱中仍追求希望和尊严的妓女——白梅的形象。显然，作者为她选择了一条积极的人生道路，符合现代文明、现性的道德规范。而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人认为妓女是既符合道德，也不违背健康的职业。因此我们看到沈从文笔下的妓女总是安于现状的，不需要同情与可怜，也不用如白梅般体会重新做人的艰难。她们真诚、刚烈、妩媚、敢爱敢恨，恰如《柏子》中那个吊脚楼女子的形象。

在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交战中,乡土小说家们担心乡土传统会最终走向消亡。这种焦虑与忧思呈现在作品中,往往表现出浓重的悲情色彩。而由于沈从文与黄春明价值选择的不同，二者的创作表现出不同的悲情色彩。基于复杂的文化态度与价值选择，以及“超越悲剧”、“超越苦难”的审美经验，沈从文笔下的悲剧大都是命运悲剧。人物被命运牵引着，静静地等待着命运的审判，比如《边城》中翠翠与母亲的悲剧循环模式。人与命运是无法抗衡的，或者甚至没有反抗，因此沈从文作品的悲情色彩是冲淡的，淡漠了普通人那种对悲剧的惊讶。而黄春明由于采用的是现实批判的视角，因此他笔下的悲剧大都是社会悲剧，人与社会发生激烈的冲撞，死亡成为人对社会的最后一击，比如《两个油漆匠》中被社会逼上绝路的油漆匠。我们在作品中可以读到作者的愤懑与不平。黄春明作品的悲情色彩是浓重而忧郁的。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说：“黄春明写的是台湾那里的家园，那里的风俗习惯，那里的不平，那里的美和那里的人——主要是写人，这方面他是无与伦比的……我认为即使他今天就停止写作，他已经用他的台湾乡土小说为现代中国的文学和社会史，留下了具体的贡献了！”[18]诚如葛浩文所说，黄春明的贡献不仅是文学的也是社会的。他以对乡土社会的观照，反映出了自然经济的解体给乡土社会带来的动荡。而当农村经济的动荡逐渐平息，社会矛盾集中于都市的时候，他便将视角投向都市。80、90年代，社会老龄化问题困扰着台湾，黄春明又将笔触伸向了老人问题。纵观黄春明的创作，他的转型期总是紧紧跟随着社会的转型期，他的笔触总是会伸向社会的敏感问题，他以现实批判的视角为我们勾画出台湾社会的情貌。黄春明的乡土创作，既赞美了坚韧生活着的“小人物”，又批判了滞重的落后乡风，既对传统文化的衰疲感到惋惜，又对现代文明寄予希望，体现了他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这与沈从文的文化批判视角是迥然有别的。

“乡土小说”之所以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因为它是对人类理想的生存状态和价值秩序的思索和探寻。无论是以黄春明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乡土小说所持有的批判立场，还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宁静舒适的“田园牧歌”，都是乡土作家们为寻找灵魂的归宿和诗意的栖居而做出的不懈努力。虽然二者的价值立场和批判角度不同，却以同样深厚的力度对“乡土世界”进行了多维观察与深入透视，展示了它温情脉脉却又藏污纳垢的风貌。

注释：

［2］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5页。

［5］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6］［7］沈从文：《边城》，《沈从文作品精编》，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4页。

［11］苏雪林：《沈从文论》，《苏雪林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一）多样化的审美方式削弱了文学的地位

我国已经从改革开放的政策中获得了三十多年的迅速发展，这在世界范围内是难以想象的，同时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我国人日常的休息娱乐方式也逐渐多样化。而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发展缓慢，人们生活水平低，人们休闲娱乐的方式就是阅读文学作品，在那个年代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认识。所以，人们对文学作品的需求给我国文学带来了发展空间，呈现出繁荣的状况，在那个年代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文学期刊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感。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各种家用电器包括电视剧电脑等逐渐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文学作品相比，这些产品能给人们带来更直观更形象的视觉享受。此外，国家给人们的社会福利也越来越好，各种电影院、歌舞剧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而文学也开始渐渐被人们远离，文学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难以跟从前相媲美了。

（二）文学研究染上“自闭症”

20世纪70年代是我国历史上难以抹去的一丝阴影，“”带来的动乱时期让我国的发展难以跟上发达国家的脚步，80年代初，我国粉碎了“”动乱，社会思潮开始发展，而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引导者，必须要迅速迎合社会的发展速度。这一时期涌现了很多的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很多经典作品便是在此时创作出来。并且这一时期的作品很注重与人们的生活相挂钩，很多描写的就是人们生活中真实的生活。然而从90年代开始，文学作品逐渐被社会冷落，文学创作者不再与读者的内心世界相连接，开始在文学上进行研究力求取得优秀的成果。我国文学逐渐开始“闭关锁国”，既没有与人民进行有效的沟通，更没有努力地进行创作，逐渐变成封闭的文学，阻碍了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难以再起到引领社会价值观的作用。

（三）多元化的形式和丰富的文学内容打垮了传统文学

多种因素对传统文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包括社会科技的进步以及读者或文学创作者的影响，现在的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种多样，人们逐渐被这种丰富的形式所吸引，而网络文学便是当今发展最迅速的一类文学，到目前为止对文学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当今科技的进步，使得掌上阅读器的发展已经很成熟，网络文学便在这时候发展起来，虽然很多文学作家批评这种掌上文学有种像吃快餐的感觉，但是难以否认的是这种网络文学对现代文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虽然在创作内容以及表达的思想价值方面与传统文学相差很多，但这种文学最看重娱乐性，没有那种艰涩的理解难度。而正是这种方便的阅读方式，不断冲击着传统文学，所以对现当代文学进行准确定位是拯救现当代文学的当务之急。

二、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品格定位

通过对我国现当代文学走向破败的原因进行分析，结合近百年间的社会发展状况，本文从振兴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角度出发，提出对我国文学进行品格定位的几点浅薄认识。本文认为，我国现当代文学应当对知识品格和审美品格进行正确的定位，把握正确的品格定位方向。

（一）知识品格

我国当代的文学课程教育对当代文学的知识品格要求很高。在现代的教育教学中，普及知识教育主要通过文学来进行，也一直对社会思想价值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知识性色彩的缺乏，使知识的传播功能越来越薄弱，所以在文学创作上要丰富知识色彩的描写，使其更好地发挥对知识的传播功能，所以从文学教育方面来说，对现当代文学进行正确的知识品格定位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要对我国现当代文学进行知识定位就要构建以文学史为基础的框架，用作家在作品中的思想内容以及展现的艺术特色进行文学课程的教学。从文学课程的教育来看，知识品格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品格。与此同时，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迈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从这一点来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知识，更离不开文学教育，由此可见知识的重要性。要想收获物质财富，离不开知识；要想获得精神财富，更离不开知识。因此要想实现物质精神双丰收，必须要注重人们的知识品格定位，促进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在实现文学的知识品格定位时，要正确对待文学的严肃性，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反对低俗文化，保持良好的文学创作氛围。此外，文学创作要与社会发展相结合，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创作符合当下社会氛围的文学作品；建设科学的文化教育体系，通过深入地研究文学作品，勇于创新，从而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二）审美品格

文学不仅具有知识品格，同时还具有审美品格。文学对于培养我们良好的审美观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具有浓厚的艺气息，文学的美不同于自然的美，自然美更加直观，虽然文学美需要人去用心灵去仔细品读并发现其中的美妙，但更能让读者的心灵升华。相比于自然美而言,文学的美对升华人们的灵魂更具有优势，它是对社会生活以及人类心灵的美的浓缩的精华。正因为如此，人类文学历史上才遗留下了众多的经典作品。以审美的眼光去欣赏文学，也是对人类发展历史的审视。经济迅速发展使原有的社会发展速度已经远远难以跟上人类对物质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都会对自己周围的现状进行深刻的思考：国家民族的出路在哪，什么时候才能成功，怎么处理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一个个问题都在诉说着人们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也是当今时代人类生活的真实写照。但是在文学中，它不像人类对宗教的信仰，更不像哲学那样以深刻的思想解放人类，而以对生活的美好想象来升华人们的灵魂。所以正确把握文学的审美品格，能荡涤人们的心灵，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文学主要靠知识品格和审美品格来支撑着它的发展，因此对这两种品格进行正确的把握极其重要。但现存的问题是现行的文学教育仅仅注重科学层面上的文学知识与文学技巧的教育，人文层面上的教育已逐渐被人们忽略,文学作品“审美”品格的注意以及对文学的“审美”思考变得没有了，这种局面值得我们去思考并且加以改正。随着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社会的日益多元化，我们需要的正是用文学这一表现形式来进行思考和相互交流，使人类的心灵得到启发。

三、结语

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文专业 教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文专业、新闻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也是大学中文教育的公选课程。因此，该课程如何讲授、如何分析成为学生全面了解该学科的重要渠道和桥梁。中文专业与非中文专业学生在授课内容、授课时长以及内容的深度上都有所区别，不可一概而论。本文这里只以中文专业的授课为例，介绍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时需要注意的几点问题。

《中国现当代文学》涉及到的作品和问题很多，有文学史研究、文学思潮研究、作家作品研究等。不同教师在处理同一教学主体时会有所有差异，而且不同的阶段在讲授这一课程时侧重点也有所区别。本科阶段的授课主要以作家作品分析为主，旁涉文学思潮和文艺争鸣的介绍，主要以注重基本内容的介绍和强调文本感受为主。而硕士阶段则主要从文学社团或文学思潮入手，分析某一时期文学社团或文学思潮的特点，带有明显的专题性和一定的深度。而到了博士阶段则主要分析学科史的特点、学科史形成的原因及性质等。

由于近些年来学科改制和课程调整，本科阶段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出现了研究对象的时间不断延展，研究对象不断增多，而教学时间却不断压缩的情形。而且，由于教学对象代际问题的客观存在，现在大部分的本科生对离他们较近的九十年代后的文学现象感兴趣，稍远一点的新时期文学、“十七年”文学都表现出明显的隔膜和疏离，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出现学习积极性不高，无法有效理解相关内容，在课堂互动环节学习反馈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如何有效解决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出现一系列新问题，是摆在现当代文学教学者和研究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本科阶段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授课除了应该在教学过程强调基础知识的介绍，采用多媒体等多种教学形式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应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研究为导向，倡导研究型学习。研究型学习目前是中文教学的主流趋势，不仅在高等学校的课堂教学中成为教学导向，而且在中小学中文教学中也出现了“研究型”学习的氛围。这里倡导的“研究型”教学有两层含义：一层指的是教师要将自身的研究心得带入到课堂教学中。虽然，授课教师某一段时间与其他教师共同使用同一套教材，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许多高校中文系现代部分使用钱理群、温儒敏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当代部分使用的是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而现在则普遍使用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1917-2000）》，但是这并不妨碍授课教师在处理教材时有所侧重，将自己感兴趣、研究专长带入到课堂授课过程中。这样学生在了解学科基础知识的同时，又对某一问题有了较深刻的认知。教师可以通过布置作业、安排课堂讨论等方式让学生参与到教学环节中，这样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学生对“十七年文学”兴趣不足的问题，针对这一现象，笔者在开始讲授“十七年文学”概况时即留下问题：“你认为十七年文学在新中国的文化建构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一问题并不急于要求学生回答，但在讲授这一时期文学的过程中，介绍每一部代表作品时都与这一问题紧密相关，时时回到这一问题，让这一问题不断得到强化。在讲述完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时，再来反观这一问题，回顾所学过的内容，看看他们能否整合出一个结构出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分析文学作品在新中国建立时期的叙事方式和文学诉求特点，让学生明白，无论是《创业史》、《红岩》，还是《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它们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过程中都是不可缺少的，而这是新生国家在文化建设上的重要特征。这一研究型的问题处理方式，摆脱了单一作品分析带来的零散感，真正从历史的角度来认知文学问题。然而，这样处理这一问题，对教师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授课教师需要自身对这一问题有全方位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不仅从文学本身的问题出来解读文学，还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同一问题，这样才能在授课过程及讨论环节把握方向，避免零散的介绍和无序的争论。

再例如有关新世纪以来文学的讲授。通常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有关新世纪文学的内容因为间隔时间短，文学研究的历史距离没有拉开，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很难形成学术共识和学界定论。因此，有一些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回避新世纪文学的介绍。这样的处理方式看似稳妥，但带来的问题是学生失去了解学科发展的前瞻性和趋势性，对于学生进一步的学习或深造也是不利的。不妨以评论或讨论的方式将新世纪有代表性的文学现象或作品挑选出一两个例子出来，作重点分析。用这样的方式处理，不仅教师进退自如，而且能有效激励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这也是属于研究型教学的实践。当然，这种研究型教学对于教师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例如授课教师要通过大量阅读，时时关注学科的前沿话题和学科动态，这一点对于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的教师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上述介绍的研究型教学，一个是注重整体性，一个是注重前沿性，这两点都可以归纳为研究型教学。目前，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学生获取资料的方式越来越快捷，“慕课”（MOOC）等新的授课方式正悄悄改变着大学教学和职业教育的前景。教师不应该在资料的数量上与学生竞争，而是应该在分析方式和思考模式上给予学生启发，这是研究型教学的魅力，也是研究型教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二、以作品分析为根本。文学研究有许多种方式，二十世纪西方层出不穷的文学理论方法讨论的即是文学研究的可能性问题。然而，概括而言，不外乎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种。内外研究孰轻孰重，各个研究者观点各不相同，例如韦勒克就认为文学研究应以内部研究为主。“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1]145而伊格尔顿则认为应该重视外部研究。“所谓的‘文学经典’，以及‘民族文学’的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却不得不被认为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构造物，。文学作品或传统的价值并不在其本身，它不可能无视任何人已曾或将要对它说过的一切”[2]15本科阶段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以学科基础教育为主，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问题意识，开始具有一定的史学意识。因此，是否广泛地阅读文本，并进行初步的类型概括和比较就显得尤为重要。法国著名文论家朗松以严谨求实的精神被人们誉为实证主义批评的代表。他曾经在《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指出：“不计私利的好奇心，严格的诚实、孜孜不倦的勤奋，对事实的遵从，不轻信（既不轻信他人也不轻信自己），不断进行批判、检查与验证――我们应该把这些带到我们的工作中去。”[3]16实证从何而来？实证是从一个个单独的文本阅读和分析开始的。

文本阅读和分析其实是一个相对机械枯燥的过程。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除了情节的熟悉外，还要对人物、表现手法、写作时代等都做一个通盘的考量。因此，只阅读一遍通常是不够的，往往是这一遍注意情节，另一遍注意人物，再读一遍注意表现手法。几轮阅读下来，对于作品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当然，这一阅读方法耗时长，工作量大，通常只适用于文学大家或文学经典的阅读，例如鲁迅或《白鹿原》等。这样训练几次下来，学生再来阅读其他文学作品时，会自觉地同时兼顾以上几个方面，有意识地将现有的文本和以前的文本做比较。这时，我们就可以说开始了专业型阅读，学生也开始从由兴趣性读者转向为专业型读者。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不胜枚举，例如鲁迅笔下的阿Q在不同时代就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很难说，哪一种方式更具有合理性，因为每一种解读的方式均带有其时代性，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兴起了一股“重读文学史”的文学评论思潮，有不少学者都用新的理论武器和视角来解读“十七年”文学经典。例如金宏宇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中就从版本学的角度来重新解读《倪焕之》、《家》、《子夜》、《骆驼祥子》等现代文学经典，分析各版本在改写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操作过程，与其类似。孟悦曾在《〈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一文也对传说、歌剧、舞剧、电影等不同版本的《白毛女》做过类似的分析，他们针对的是已经是一个个“逝去”的文本，但时间的消逝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消逝。这两个例子即是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将文学经典充分地历史化，彰显在文本自身变迁的过程中权利话语的运作过程。这一解读方式何以成为可能？这与解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文本细读是分不开的。“重解读”的对象还可以是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等现当代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作品，例如许子东就出版过《重读》，程光炜在新世纪主编了一套“重返八十年代”丛书也是如此。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仔细阅读文本，回到文本本身，用文本本身来说明问题，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态度。研究文学并非简单地读读小说、看看诗歌这么简单，它应该是艰难的资料搜集和文本分析过程的展开，而这一切是要从文本阅读开始的。

第三、点线结合的理解方式。学生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从一部部的作品开始的，然而并不能仅仅局限于“点”的理解，需要开始具有“线”的认识和整体的把控。

在教材章节安排上，不同的教材均将文艺思潮与文艺争论置于首要介绍的部分，然后开始作家作品分析。这一处理和安排，有利于学生理解这一段时期的文艺思潮发展的方向，但实际情况是学生对文学思潮与文学作品的关系理解不深，而教师由于教学进度要求和客观的学习难度的限制，也无法全面清晰地帮助学生了解“点线”结合的重要性。

形成宏观的“线索”意识，优势在于把握每一部作品在整个文学发展中的位置。一个时期文学发展的趋势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不同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没有晚清，何来五四？”[4]1“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5]1这些命题都试图证明文学发展中的线索和因果关系的重要性。

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启蒙性，第二个十年的自由主义特征，第三个十年的左倾倾向，当代文学中“十七年”的“一体化”特征，文学的反智化倾向，“新时期文学”的“新启蒙主义”传统，可以说都是某一阶段文学的主线和基调。在解读某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时需要与线索、基调联系起来，才能有利于作品解读。另外，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同时期除了有其主调之外，还有一条内在的主线贯穿着不同时期文学的主题，即“文学的现代性”。用现代性理论来理解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是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学研究界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思路。这一思路的产生是由于在世纪之交，回首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时，人们发现“中国文学进入这种现代阶段，其特点在于它的那种感时忧国精神。那种中华民族被精神上的疾病苦苦折磨，因而不能够发愤图强，也不能够改变它自身所具有的种种不人道的社会现实。”[6] 533-536运用现代性理论来解读近百年的文学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学在追求现代性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尝试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虽然，动机和效果并不一定都是积极正面的。

而后新时期开始延续到新世纪以来，后现代话语的流行也可以看做是现代性的表现之一。后现代作为一股蔓延到各个文化领域的文学思潮，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扩大和深化，已经深刻影响了现当代文学的文学版图和文学面貌。后现代文化与网络文学的盛行、青春写作的高市场份额以及新世纪的反智主义倾向密切相关。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深刻指出后现代主义也是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之一。“文学现代主义就既是现代的又是反现代的：在它的实验主义中，它是现代的；在它对传统之权威的拒斥中，在它的实验主义中，它是现代的；在它对进步教条的摒弃中，在它对理性的批判中，在它的现代文明导致珍贵之物丧失、导致一个宏大的综合范式坍塌消融、导致一度强有力的整体分崩离析的感觉中，它是反现代的。”[7]284把握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在解读文学和文化现象的过程中，不断通过实证的方式来证明后新时期文学的后现代转向，可以帮助学生把握新世纪文学发展的脉络和方向。

用现代性的理论解释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程，这是一条纵的主线。横的主线则是一条以文体为纬的研究思路，从现代文体的产生到各种文体的演变史，期间还不断穿插着文体互渗等现象，小说的强势性本身即是具有现代性的，而诗歌由抒情传统向叙事传统的不断变化也是其自身不断适应文体发展和读者阅读体验的过程。散文在演变过程中，抒情散文在“十七年”期间的兴盛与民族叙事的抒情需要相一致，而休闲类散文在八十年代的重新追捧也是与新时期休闲文化的盛行密切相关的。各种文体的兴衰变化除了自身的演变轨迹外，时代主潮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纵线的现代性理论，横线的文体变化。这一纵一横两条主线将现当代文学中各个时期、各种文体有效地组织起来。教师在讲解时可以做到结构清晰，学生理解起来也会轻松高效。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授课和学习与历史学相联系，但又有艺术的审美性。因而，一方面强调史料的全面与细致的分析，另一方面又强调学习者的悟性和感受。这对于刚入门的学生和教授时间不长的年轻教师而言都会是一个挑战。希望通过上述的讨论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共同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上海：三联书店，1984.

[2][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3][美]昂利・拜尔.方法、批评及文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晴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李杨.重返八十年代[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7][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主义、后现代主义[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2.

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语文学科本身是敞开的，是向学生和世界敞开的，它需要学生去理解、去感悟，单纯的应试反而消耗了语文的生命力。而语文学科中，现当代诗歌的教学尤其能展现出汉语言所具有的魅力。

一、学生接受力与现当代诗歌

文本与接受，是接受美学理论下的一组概念，旨在强调读者接受对于文本的影响力。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很多学生对于现当代诗歌在理解和接受上都有偏差，大多学生都以理解古诗的方式去理解现代诗歌，在现代诗歌中找意象，找能表达作者观点的诗句，结果是意象被找到了，关键句也被找到了，但对诗歌的总体理解却出现了偏差。比如苏教版高一必修一有一首江河的《让我们一起奔腾吧》，学生认为“海水”“冰块”“春天”等是关键词，能够表达作者对于时代，对于人生境遇的看法，但是从诗歌的整体而言，这首诗展现的是当时个体蓬勃的生命力，虽然有希望，但其中掺杂着很多苦难。虽然通过关键词，确实在一定层面上把握了诗歌，但是却会出现某种偏差。

其次，学生对于现当代诗歌的接受存在着先入为主的偏见，总认为用白话写出的诗歌不如古诗，事实也是如此，现代诗的历史也就百年之久，其所取得的成就是无法与一个发育了五千年的古诗所取得的成就比较的。于是，学生大多不愿意接触现当代诗歌，即便在语文课中接触到，也只是当课文学习，学习过后也就不再触及。

二、从意象到语言：现当代诗歌教学原则

就笔者的教学经验来说，学生对于现当代诗歌的接受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学效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教学能顺利完成也不能从诗歌本身入手提高学生对汉语言的理解力。因此，笔者认为，高中语文现当代诗歌的教学必须从语言着手，以语言分析为教学原则。

要以语言为主，就面临着教学方式的过度。从古诗教学以意象为线索过渡到现当代的语言教学。如何过度？笔者认为，现当代诗歌是在西方思想和理论影响下的产物，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诞生的，其里面内含着现代观念，西方的科学主义，而语言转向在19世纪初对西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思想在现当代诗歌中都留有印记。而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尤其是白话诗歌，它所展现的语言是具有灵气的，是在敞开一个世界，也是语言的本质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让学生从诗歌的整体去考虑，尽可能不要选择具体的关键词，也就是诗眼，更何况在现代诗歌中并不一定能找到诗眼。现当代诗歌大体上是分节分章的，江河的《让我们一起奔腾吧》有四章，食指的《相信未来》有七节，整首诗歌不是哪个词就能概括得了的，而是要进行通篇的连贯理解，这样语言与言语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而语言背后具有的内涵也是在联系中诞生的。

在现当代诗歌教学中，意象这一概念总会缠绕着学生，即使是教师也不能完全摆脱它的影响。但是，就笔者提出的教学原则而言，必须避免意象或者说是诗眼的影响，要以诗歌语言为基础，在联系中领略诗歌的意味。比如《相信未来》最后一节：“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这首诗歌诗人以激情的方式热烈呼唤读者要相信未来，如果单独拿出某个词语来解读，整首诗歌的生命力就会被弱化，就不能很好体会到这首诗所具有的澎湃感情以及在这种感情之下的无奈和痛心。现当代诗歌的语言教学原则要求教师不能拘泥于常规的古诗教学方式，古诗在一般教学中是不能仿写的，但是现当代诗歌却是可以仿写的。比如《相信未来》的教学完成之后，可以让学生根据这首诗仿写，进而强化学生对于现当代诗歌的语言敏感度，达到梯度教学的目的。

三、还原一个世界：诗歌教学的境界

与古诗教学一样，现当代诗歌教学最后是让学生有所收获。古诗给予学生的意境美在现当代诗歌中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也就是说现当代诗歌的优秀作品是通过诗歌还原了一个世界，它把读者所不知的世界展现给了读者。这就是高中语文现当代诗歌教学的境界所在。这个境界不是教师教授给学生的，而是要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自己体会和领悟到的。现当代诗歌还原的世界，是一个用语言文字造就的世界，因此，必须具备一定的语言感悟力才能通过阅读面对这个世界。如《相信未来》，这是作者在“文革”初期的作品，被学界界定为民间写作，它所展现的是“文革”中，个体在经历的沧桑之后对未来的看法，可以说是那个特殊阶段个体所具有的品质。它还原了一代人的愿望和那个特殊阶段人的遭遇。现当代诗歌不是休闲之作，教学中也不能一笔带过，要让学生能感受到诗歌所敞开的那个世界。

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大学生；良好文化素质；文理渗透；情理交融；身心统一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7-0007-02

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是大学生通过接受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和社会环境的熏陶，体现出的能力和方法，内化和外显出来的品格、气质修养，是人的精神的总和。而当代大学生良好的文化素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文理渗透。所谓文理渗透，是指打破文理的界限，改变学生单一、不健全的知识系统，使之建立起多学科、相互交叉的综合知识结构，为提高当代大学生的职业选择、转换能力、社会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英国剑大学生具有文理渗透的知识结构和较高的文化素质。文理渗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政治理论知识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阶级社会里，自然科学受到阶级的制约和影响。就人本身而言，存在着如何看待科学、为什么研究自然科学和为谁服务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世界观和对科学职能的认识，因此，受教育者必须具有熟知科学的技能和符合道德原则的修养，需要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技人才的指导，使之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第二是人文社科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的结合。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文明程度，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还是工程实践，抑或是社会活动，都必须首先回答这样四个问题：一是会不会做（是否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二是值不值做（是否经济合理有价值）；三是可不可做（是否合情合法）；四是该不该做（是否威胁人类生存和符合伦理道德准则）。仅仅靠自然科学知识是不可能做出回答的，还必须依靠人文社科知识和人们自身的文化素质。

人文社科知识包括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思想史、统计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等，对人的文化素质影响的较深的一般是指文学、哲学、历史、艺术等等。通过对人文社科知识的学习，可以培养大学生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正确地认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树立互助协作精神，是自己有毅力和勇气战胜学习、工作中碰到的困难，更好地掌握和运用自然科学知识，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这些知识还可以促进大学生思维的发展，提高其想象力和创造精神，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去开拓、进取、求异、创新。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不难发现文理渗透造就出许多杰出的人才。像20世纪的最优秀的数学家之一冯・诺依曼同时又是语言学家，具有划时代杰出贡献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同时又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小提琴家。

当然啦，文理渗透并不是文、理简单的相加，其根本在于渗透，宗旨是打通文、理、工相互隔离的屏障，强调知识的融合，方法的贯通，能力的互补和运用的相映。只有这样，文理渗透才能真正体现文化素质的精髓。当代大学生也才能真正成为新时代需要的合格的人才。

其次是情理交融。所谓情理交融，是指人的感情与理智在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中能够相互统一，并用于指导行动。它是一种成熟的心理状态和理想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在：

（一）责任感。什么是责任感呢？责任感就是自觉地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去努力做好的心理态度，也就是正确认识个人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的信念和意志。责任感能激发人们奋发向上的进取心，责任感强的人，会千方百计地动脑筋完成其责任范围内的任务；责任感又能促进人们自觉规范自己的行动，一些消极的情绪，诸如嫉妒、怨恨、意气用事等等，在责任感的驱使下，往往比较容易消除，从而使大学生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

（二）良心感。所谓良心，是指人们在履行道德义务时，对所服道德责任的内心感情和行为的自我评价能力，也就是人们对其道德责任的自觉意识。良心感是个人对社会的道德义务感，它使履行道德责任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行动。良心感还具有对人们道德行为的监督作用。凡是符合道德要求的情感、信你、意志、行为，良心感就可以给予激励和强化。同时，良心感的作用还表现在对履行道德责任的行为的评价上，道德责任履行的好与坏，除了接受社会伦理的评价外也受到自己良心的评价。有良心的人，只有当他对社会作出贡献时，他才会感到良心的满足；否则，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会感到内疚，也会促使他自醒，从而加倍地努力去弥补过去的不足。

（三）正义感。大家知道，所谓正义是对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言行的一种肯定的价值判断。而正义感则是一种精神力量。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人，他一定会具有疾恶如仇，大义凛然的义愤；对那些违背社会利益和人民合法权益的行为敢于仗义执言；对那些破坏法纪、以势压人的行为敢于见义勇为。富有正义感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具有的高尚品德的表现和完善人格的体现。当代大学生更应该具有高度的正义感，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说真话，为社会正能量的发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四）理智感。理智感是人对知识活动成就进行评价时所产生的情感体验。理智感与人的求知欲、认识兴趣以及追求真理的渴望相联系。人学习时的求知欲，探索未知领域的兴趣和好奇心，解决问题后的喜悦，对真理和科学的热爱，对谬误和偏见的蔑视等等，都是理智感的表现。理智与热情，是人类精神健全的两大支柱。由理智引导的热情和充满热情的理智，就像是催化剂一样，成为人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理智与个人的信念、行为准则、科学的世界观相联系。理智感的培养，就应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只有科学的世界观知道实践，才能不断地深入认识客观世界，人的理智感也就会随之而得到发展，这就又促进人们进一步认识世界。另外，还要坚持正确的判断信念。人们一旦对真理产生了百折不挠、坚定不移的信念，就会体验各种强烈的情感。还要保持行为准则的连贯性，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否则会一事无成，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五）荣誉感。荣誉是人们履行义务和对社会做出贡献后受到的赞扬、奖励和尊敬。社会给个人的荣誉，是对个人的社会价值的承认。当个人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并由衷地感到愉快时，这种情感机会成为激发人们奋发向上的一种精神力量。他能调整人们的道德行为，以保持尊严、荣誉和个性完美。荣誉感和义务是密切相联系的，它是个人出色的对社会尽了义务的结果，也是促进自己为社会尽更大义务的动力。对社会义务不感兴趣，而对个人荣誉孜孜以求，绝不是对待荣誉的正确态度。个人荣誉与国家、集体荣誉密切相关，个人荣誉之外，我们还要维护国家的荣誉，通过道德情感的修养，树立起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相统一的高尚的道德情操。

最后是身心统一。身心统一就是人的身体、心理等方面能够健康协调、和谐一致，全面发展。身心统一是当代大学生具备良好的文化素质的重要标志，具体地体现在：

（一）行为的适应性。适者生存是生物进化的普遍规律，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是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及其行为应该能够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为他人理解和接受。大学生接受的是高等教育，是社会高智能群体的一部分，行为的适应性应该是身心统一的基本特征。

（二）人格的健全性。它表现为人格的完整：自我感觉良好，情绪稳定，积极情绪多与消极情绪，有较好的自我控制能力；能保持心理、生理平衡，自尊、自爱、自知、自明，并能够接受别人的情绪，善于和人和谐处事。当代大学生人格发展的关键是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形成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定位。一般而言，大学时期青年的自我认知和评价、自我情感和情绪、自我意识和控制、自我计划与协调等等心理结构已经形成，保持人格的健全性也是对他们的最基本的要求。

（三）生活的进取性。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对未来总是充满希望，没有恐惧感，同时生活目标明确，切合实际，对事业富有责任感和进取精神。当代大学生更应该如此，对生活方向明确，目标明确，对自己充满自信，意志坚强，同时善于抓住机遇，顺应时代要求，富于开拓创新精神。

（四）人际关系的和谐性。人际关系和谐既是身心统一的特征，又是促进心理健康发展的条件，它主要表现为一个人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充分的安全感，能够与人和谐相处，在集体中受人尊敬，人们信任他、欢迎他。当代大学生要保持人际关系和谐，既要善于尊重别人的价值，容忍他人的不足，满足别人的需要，又要能不失时机的展示自己的魅力，博学多识，乐观自信，举止得体，文明礼貌。

（五）价值取向的社会性。在实现人生价值时，当代大学生要把自我的实现与祖国的命运、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奉献与索取的关系，把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充分地结合起来为社会贡献个人的力量。

总之，当代大学生具有了良好的文化素质才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当代大学生是当今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良好文化素质的体现，可以使国家，社会拥有更多的正能量，我们的社会发展也才能更加迅速。

参考文献：

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2篇

一、《长夜》——真实的“自传”

《长夜》是姚雪垠写于抗战时期的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一九四七年由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小说讲述了作者在一九二四年冬天到次年春天大约一百天的时间在土匪中生活的经历，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而且，“在写作的时候，为忠实于现实主义，我决定不将主人公陶菊生的觉悟水平故意拔高，也不将贫雇农出身的‘绿林豪杰’们的觉悟水平和行为准则拔高。”“忠实的反映二十年代河南农村生活的重要侧面和生活在那样条件下的人物的精神面貌，是我要写这部小说的中心目的。小说中当然反映了我的世界观和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决不背离历史生活的真实，故意加进去某些思想宣传。”豫西是有名的土匪世界，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追求写实的创作态度，使《长夜》为现代读者提供了一睹“真实”的土匪故事的机会。“从审美的角度发现‘真实的土匪’上。《长夜》可以和萧军的《第三代》并列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两部奇特的书。”

《长夜》的真实感主要源于复杂的人物关系和人物形象的写实性描写。“在这部小说中，我写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因没有生活出路而叛乱。我写出他们的痛苦、希望和仇恨；他们‘下水’(当土匪)后如何同地主阶级存在着又拉拢又矛盾的关系，其中一部分人如何不得不被地主中的土豪利用；我写出来杆子与地方小军阀之间的复杂关系；我还写出来杆子内部存在着等级差别：有人枪多，放出一部分枪支给别人背，坐地分赃；有人背别人的枪；有人当‘甩手子’，地位很低。小说中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人与人的关系，阶级关系，正是我在少年时代曾经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现实。”“一支人数较多的土匪武装，其阶级成分是复杂的：有真正的失业农民，有农村中的二流子，有离开军队的兵油子，有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还有曾经受过招安成了官军，因打败仗或不得意而重新下水的军官。”正是这种“人与人的关系”、“阶级关系”和土匪内部阶级成分的复杂性，为读者带来了五、六十年代阶级理论图解式的作品所缺失的“真实感”。复杂的人物关系描写是建立在复杂的人性、性格刻画的基础上的，土匪头目李水沫、薛正礼和土匪赵狮子、刘老义都是令人难忘的“强人”形象。赵狮子在与地主武装红枪会、地方军阀马文德的交战中彪悍勇猛；对待“肉票”和反抗的农民则透着凶残，尤其是攻打胡刘庄时将其大舅、二舅枪杀的细节更是令读者触目难忘；而面对土匪头目薛正礼的母亲、妻子，他在亲热和调皮中流露出对家庭温暖的渴求。强悍、凶残、讲义气、重感情如此复杂矛盾的个性合于一体，显示了作者对特殊家庭(赵五岁即沦为孤儿，他母亲被其舅逼迫下自尽)、社会(兵荒马乱，强人盛行)环境下形成的性格特点的精确把握。薛正礼则沉稳精明、强悍机警、善良义气。他劝同村青年不要做土匪而自己又不得不为，他眼见土匪烧杀奸淫劝阻不成而又任其所为，他是一个集农民的善良、宽厚和土匪头目的精明、强悍于一体的复杂人物。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部小说的叙事视角。作者自陈“因为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所以我在进行写作时，不追求惊险离奇的故事情节，不追求浪漫主义的夸张笔墨，而力求写出我少年时代一段生活的本来面貌”第一人称全知视角为自传最常用的叙事方式，而且也更有利于还原“生活的本来面貌”。对读者而言，由“我”来讲述“我”的故事和“我”所目睹的土匪故事更具可信度和真实感。但作者写作《长夜》时打算把它作为“三部曲”的第二部来构思，定名为《黄昏》、《长夜》、《黎明》的“三部曲”是旨在反映河南农村从清末至北伐近三十年历史变迁的史诗，由“我”来讲述显然难负其重。“由于《长夜》带有自传性质，最容易写，所以我先从《长夜》动笔。但是缺点也在自传性质上，局限了我，不曾写出来那个时代的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这种要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写“史诗”的雄心逼着姚雪垠选择第三人称视角，而对“真实感”的追求又要求他运用第三人称时不能时时处处“全知全能”，二者相互妥协的结果是第三人称眼知视角，这样既可保留真实感又扩大了社会生活描写的广阔度。“一九二四年的冬天，从伏牛山到桐柏山的广大地区，无数的田地已经荒芜。”“半个月以前，吴佩孚正指挥直系军对在山海关和九门口一带同奉军鏖战，不提防冯玉祥从察哈尔回师进入北京，拘留了大总统曹锟，断了吴佩孚后路。”——当需要将广阔的自然风貌和历史背景告诉读者时，叙述人几乎无所不知；而当进入具体的故事层面时，叙述人经常会不自觉转入主人公陶菊生的个人视角——“小说的主人公就是我自己”。这种叙事角度事实上是由两个“我”共同承担：一个是现在(写作《长夜》时)的“我”负责为读者交代故事的发展和背景，一个是过去的“我”(陶菊生)讲述不同境况下的见闻和感触，两个“我”不断交替换位，共同完成两个一直难于完全和谐的任务：自传和史诗。而陶菊生是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读过书，“思想进步”，但也不乏家乡的“强人”思想，“把冒险当作游戏和英雄事业”，而且又身兼土匪的“肉票”和土匪头目义子的双重身份。“肉票”和“进步”读书人的身份使他感到土匪杀人放火的恐怖、残忍，“强人”思想和义子身份让他看到土匪的勇敢、讲义气甚至人性的美好。由这两个“我”共同讲述的土匪故事，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是爱恨交织的复杂体验。

二、《林海雪原》：新英雄的“革命式”传奇

《林海雪原》是五十年代著名的传奇性革命历史小说。这部小说是依据作者在四十年代的剿匪经历写成，“这几年来，每到冬天，风刮雪落的季节，我便本能地记起当年战斗在林海雪原上的艰苦岁月，想起一九四六年的冬天。”作者在扉页上注明了写作的主要目的：“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同时，将之传给人民教育后代则是作者的现实考虑。可是如何将英雄的故事讲给“人民”以及“后代”而又让他们喜欢听，作者不得不在叙事的诸多层面加以思考。“在写作的时

候，我曾力求在结构、语言、人物的表现以及情与景的结合上都能接近于民族风格，我这样做，目的是要使更多的工农兵群众看到小分队的事迹。我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名著，其中人物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英雄主义的气概曾深深地教育了我，它们使我陶醉在伟大的英雄气概里。但叫我讲给别人听，我只能讲个大概，讲个精神，或者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可是叫我讲《三国演义》、《水浒》、《说岳全传》，我就可以像说评书一样地讲出来，甚至最好的章节我可以背诵。”同时作者又要站稳阶级立场，“爱谁，恨谁，爱什么，恨什么，歌颂什么，打击什么，都不容许有一点含糊。”可是作者如何在“阶级立场”、“新英雄”故事与自己的经历之间保持平衡，必要时三方怎样作出让步——这都是作者写作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林海雪原》是在“敌”(匪)、“我”(解放军)对立分明的叙事结构中完成革命历史的讲述任务的。和《长夜》相比，《林海雪原》只保留了“官”(解放军)和匪的对立冲突，至于“官”的内部和土匪内部以及官匪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拉拢、相互转化的错综关系基本上被忽视和改写。可以说，《林海雪原》是对《长夜》的叙事结构进行减法的结果。与此对应，作者还要在敌我的阶级来源和双方形象的塑造上进行调整。我方人员杨子荣、少剑波、高波等人皆为“无产”阶级出身，他们身上也都凝聚着各有差异但同为美德的品质：杨子荣的“大智大勇”，少剑波的“机智多谋”，栾超家的“诙谐乐观”……敌方则成分复杂，“伪满官吏、警察宪兵、地主恶霸、盗寇惯匪、流氓大烟鬼”以及国民党残余军队，但他们的品质一律都有问题：凶残、狡猾……——这样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形象和中国古代的“土匪”小说《水浒传》极其相似，只不过将“官”(以高俅等人为代表)和“匪”(梁山好汉)的行为和品质进行了置换。《水浒传》中梁山好汉行侠仗义，政府官兵则趁火打劫，于是官逼民反；《林海雪原》上则是人民军队处处为群众(林业工人、贫农、猎户)着想，土匪对群众凶残无比，于是官方胜利剿灭土匪。可以说，《林海雪原》就是改装版的《水浒传》。但这样的叙事结构必然带来对现实复杂性的排斥：“英雄们的事迹也绝非四十万字所能写完，有许多事情我把它删掉了，没有写进去。最近我见到过好几位当年一同参加过林海雪原斗争的战友，他们总是问我，某某事你怎么没写进去，某某事又为什么没有写进去?可见我还远没有把林海雪原的斗争表现得更完整更充分。”到底是什么事情令当事人难忘而又不便于写进英雄的故事里哪?战友的责问显示了曲波在阶级立场(政治考虑)、动人故事(读者考虑)和个人经历之间牺牲了后者、成全了政治和读者。

与《长夜》相比，《林海雪原》故事结构的改变紧连着叙事视角的转移。《长夜》的叙述方式虽为第三人称叙事，但与常规的第三人称叙事有所不同：叙述者在空间上虽然完全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出入人物的内心，但作者却有意将叙事的任务交给“我”(小说主角，早年的作者)，而“我”的特殊身份造成了既站在土匪立场表达对他们的钦佩和同情，又不时游离土匪立场讲述他们的残忍和无情。《林海雪原》仍然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方式，但将叙事任务的权利交给了“我方”。除了保持叙述者在时间上完全受到限制，按事件的发展作顺时态叙事以保留传奇的“悬念”外，叙述者在空间上也是有所限制。对于“我方”和土匪方的外部行为，以“我方”为主，而且叙述者只在“我方”人员的内心出入。而让土匪一方保持内部的“沉默”状态。这样的叙事视角更易于将读者的心拉向“我方”，以达到宣传英雄事迹、教育人民大众的目的。

三、《红高梁》：关于“我爷爷”的后设叙事

一九八六年《红高梁》发表后，评论家雷达在《文艺报》刊文称赞它“救活了革命历史题材”，言下之意革命历史题材已经奄奄一息。同时，更多的评论家注意到它和美洲作家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人作品的联系，惊叹其艺术上的革命和探索。稍后，张艺谋电影版的《红高粱》更是推波助澜，莫言及其小说《红高粱》红透了中国文坛。《红高粱》何以“发红”、何处“探索”，并用什么救活革命历史题材?

《红高梁》用来救活革命历史题材的“药方”主要有三个：一是叙事结构上将土匪故事放在国、共相争和打“日本鬼子”的历史背景的中心；二是叙事方式的巧妙运用；三是叙事语言上两种语汇系统的交错运用。通过如此多方面叙述“技巧”的调整，《红高粱》传达了对于民族的骁勇血性的那种理想状态的寻找。

故事的主线按照顺时序讲述“我爷爷”带领“土匪”伏击日军并几乎全军覆灭的过程，其间不断穿插“当事人”意识流的往事回顾和“我”(土匪后裔兼叙述人)站在“当代”(和读者同一时代)的事后评价。土匪头目“我爷爷”是纯正的贫农出身，其手下的“匪徒”们也都是穷苦出身。虽然叙述人一再提醒他们的“土匪”身份和“杀人越货”的行径，但“故事”却极少透漏他们是如何杀人并越货的细节。唯一详尽叙述的是“我爷爷”如何杀劫匪、抢劫“我奶奶”并与之高梁地里“野合”、杀死单扁郎父子夺其家产的过程，但都因为劫匪和财主自身的“不仁”(前者欲劫财劫色，后者利用财势为麻风病人“强”娶农家美丽女子)消解了“我爷爷”的凶残。而“我奶奶”高粱地中欢快的“呻吟”和之后与“我爷爷”的明来暗往也进一步“告诉”读者：“我爷爷”并非强霸民女。通过“我父亲”和“我奶奶”不断回顾和“我”的补充、评价，在读者心中逐渐确立、丰富了“我爷爷”的土匪英雄本色。与之相比，国民党军队冷支队则充当了事后打劫的角色。在国、共和日本人三方较量的历史背景中，将土匪放在叙事结构的中心，再利用“我”这个特殊身份的叙事人和“我父亲”、“我奶奶”等叙事视角的不断介入，从而完成了“我爷爷”这个连接《水浒》英雄传统的民间英雄形象。可以说《红高粱》是站在土匪的角度。重新讲述“中国抗战史”。

《红高粱》之所以让读者感到“焕然一新”，还离不开“后设叙述”的技巧更新。香港学者许子东详尽地分析了这种技巧：“一是叙述时间上的‘后设’，即在讲述往事历史时处处有意凸现今天(或‘后来’)的叙事角度，或干脆打断故事的顺时态进程，突然插入一段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式的句型：多年以后，当主人公回想起那一瞬间……这种提前出现的结局就逼使读者的兴趣，从故事‘后来怎样发展’转到‘怎么会发展到这样’。二是叙述态度上的‘后设’，即在叙述者叙述故事的同时或前后，另有一个叙述的声音在旁边解释和评判叙述者的叙述行为。在《红高梁》里，这两个叙述者都是‘我’，于是我们一面看到‘我’在讲述‘我父亲’当年目睹的高梁地伏击战，一面又看到‘我’怎么去家乡查县志访老人找史料，以及为什么‘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去祭奠先人英灵。”在这部作品中“后设叙述”成

了“有意味的形式”，逼着读者不时从“现场”的精彩剧目中回头反思历史。

叙事语言也是《红高梁》引人注目的原因之一，它和“后设叙述”一起完成了对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解构。评论家季红真曾经很精辟地分析过《红高粱》的两套语汇系统：奶奶、槐树、高粱……一系列渗透着宗法文化和泥土气味的语汇，和性解放、抗日先锋、妇女自立的典范……一系列现代文明的词汇。这两种一旦混合起来，便产生了奇特的阅读效果。如“我奶奶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就是由两套不同的语汇系统组成：“我奶奶”代表家族宗法文化血缘，“个性解放”则是现代城市语言体现现代文化观念，两套语汇系统的并置产生了城与乡、今和昔对照下的张力。

四、《青木川》：“民间格格”关于“土匪”的多角度立体影像

当代著名作家叶广芩是皇宫的“格格”降临民间，这是不得不提前说明的问题。《北京姑奶奶叶广芩》在介绍这位风格独异的著名作家时这样说：“闺秀气、姑奶奶派、陕西婆姨劲儿，被叶广芩糅合于一身，那叫一个和谐!”叶广岑是清朝皇亲叶赫那拉的直系后裔，二十世纪初的革命浪潮虽将其家族赶出侯门深院，但贵族文化血统却并未断绝。1968年革命的浪潮再次席卷已经落入四合院的叶家，19岁的叶广芩从此迁出皇城根到了黄土高原，可谓真正落草为民。家族兴衰的历史记忆与民间疾苦的现实感触，孕育着叶广芩独特的文化个性，也为她反思自身的文化传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基础。她说：“人活着，什么时候都别装，活一个自然，活一个真。”，那份洒脱里就透着“陕西婆姨”与皇家“姑奶奶”融合而成的率真与自信。这样一个有着丰厚民间文化基础的“皇家格格”讲一个土匪的故事，自然会透露出与风格迥异的文化色彩，这在其著名作品《青川木》中彰显无疑。

《青木川》的主线是退休干部、当年(1952年)的解放军三营指导员、剿匪英雄——冯明重回故地青木川寻找当年的历史足迹和失落的一份爱情，与他同行的是女儿也是作家的冯小羽，以及女儿的同学——一个留日的历史学者钟一山。至于土匪魏富堂当年如何为匪又怎样被剿灭的故事则组成小说的另一半内容，也是小说的另一条线索。小说采用了与众不同的叙事方式，这种叙述方式我们在福克纳的小说中已经看到。土匪魏富堂的故事是通过四个不同的视角展开的：一、第三人称但并非全能的叙事角度；二、冯明——《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与作者曲波——的回忆；三、许忠德、青女等人的追忆，他们都是土匪魏富堂当年的下属现在的平头百姓——这有点类似于《红高粱》中讲述“我爷爷”“我奶奶”中的“我”；四、省城作家、冯明的女儿冯小羽，她感兴趣于一个历史上失踪的女人，于是查阅文献、寻访当事人——一个中立的叙事视角。其中一、四两个视角客观中立，它们承担的任务是讲述魏富堂生在何种家庭、如何倒插门入赘当地地主家、又怎么做了土匪……等故事的主干，展示了魏富堂为环境所迫、令人同情和理解的一面；至于解放军如何进入青木川、冯明的未婚妻如何被-土匪剖腹身亡等故事细节，则通过冯明的回忆展开，冯明——少剑波——的视角带给读者的是一个残酷狡猾的土匪魏富堂；许忠德与青女等人则补充魏富堂为民修建大桥、兴办学堂、迎娶大小李、谢静仪校长如何办学等细节，这一视角带给读者的是开明绅士的魏富堂。这四个不同的视角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构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矛盾复杂的土匪魏富堂——其叙事效果类似于《长夜》中的“真实”土匪。

《青木川》与前面论述的三部小说比较，最大的创新是“过去”(历史)的故事与“现在”(现实)的故事的并置，在对比的故事结构中显示了作者完全不同的历史感受。其中，冯明——少剑波——的还乡与追忆解构了《林海雪原》的阶级文化的主题：第三人称讲述冯明还乡的历程，其中一些细节颇能显示为民除匪的冯明早已远离人民沦为“官僚’’；冯明对历史的回忆既呈现英雄当年的壮举，也构成了自我的反讽——解放大众还是台升自我?许忠德、青女等人关于魏富堂兴教育、修桥梁的回忆与文革中筹建青木川阶级教育纪念馆、现今镇政府为发展旅游业将魏家大院作为文物保存，展示个人历史如何在新的时代下被重新解释、重新措置的无奈现实。与之相比，《长夜》、《林海雪原》是依照时间顺序讲故事，艺术效果是带给读者以强烈的“现场直播感”，让读者跟着故事走；《红高粱》则以后设叙事的方式打破当年的故事，但叙事人只告诉读者后来的结果却决不讲述现在的故事；《青木川》则依靠历史与现实“镜头”的不断切换与转移，让两个故事(现在与过去)启发读者思考历史复杂的复杂性与现实的各种纠葛，而这正是目前各种文化理论所反复探讨的主题。

故事结尾，青木川镇修建了三个墓碑，其碑文透露出民间“格格”叶广芩的历史文化态度。土匪魏富堂的碑文：“民国中期，政乱匪患，父亲草创地方武装，发展经济，捍卫家乡。历任民团团长、司令等旧职务。父亲一生建宅众多，高楼栉比，工技精美，规模壮观。又临河建桥，取材建校，堂构凌空，工程浩大，邻无左右。后开办富堂中学，聘校长，延名师，博收群秀培植人才。其重教兴学之精神意志，树当时之典范。父致力地方二十年，建青木川一方之特殊局面，不泯其建树前功，后辈刻石事迹，是为志略。”革命烈士林岚的碑文：“林岚，陕西米脂人。1947年参加革命，194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历任文化干事。师文工团演员队副队长。1949年12月，陕南全境解放，解放军171团三营进驻青木川地区。宁羌西部，‘反共地下游击队’司令姜森部李树敏及妻刘芳(特务)拒向我解放军投降，隐藏在深山密林中，负隅顽抗。1950年6月2日，李树敏匪伙包围区公署，广坪街一度被占领，林岚随区干队抵御，在激战中不幸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坚强不屈，英勇就义，时年22岁。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用生命换来了青木川人民翻身解放，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个墓碑是当年青木川校长谢静仪的：“水磨坊的旁边也立了一个碑，简单朴实，没有碑文也没有多余的点缀，碑面上除了‘谢静仪长眠之地’几个字之外再无其他，本地的青石本色的字，那些字甚至没有用漆描过，但是刻得很深。”土匪魏富堂的碑文由许忠德——当年受土匪资助谢校长看重，后来力助土匪投共——代魏的女儿撰写；林岚的碑文由剿匪英雄冯明撰写；谢校长的碑文则没有交代撰写人，但是由民间资助建成。从这些简单的墓碑叙事中，作家向我们揭示了立体的“土匪”历史影像，其复杂性由民间与官方、参与者与叙述者的多角度历史文化立场的复杂纠葛而彰显无疑，同时在艺术的呈现方式上也富有深度与强烈的现实感。而叶广芩借助了其自身复杂的家族历史变故，在“陕西婆姨劲”与“皇家姑奶奶派”的融合中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多视角的、不仅仅由于现实的复杂性更由于叙述者的多元立场而善恶难辩  

的土匪故事，而这种文化历史感的强烈复杂性正是我们从未彻底解决的关于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复杂的难于理清的困惑。

五、“土匪”的叙事与“土匪”的角色

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土匪——因其自身的复杂性而在社会、文化中呈现着不同的面目，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何“看”土匪，则体现出“看”的人(作者与读者)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和“看”的时代不同的文学风气与意识形态要求。将《长夜》、《林海雪原》、《红高粱》、《青木川》四部小说放在一起阅读不仅可以凸现现代文学史不同阶段的变迁，也透露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裂变的过程。

《长夜》体现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彷徨不定”的文化心态：一方面是他们以文救国的雄心壮志，所以姚雪垠将《长夜》放在后来并没有完成的“三部曲”中加以构思，其“责任感”直追杜甫的“史心”、鲁迅的“呐喊”、巴金的“家”的控诉。但另一方面，“文人”的情致仍不免让他们“为文学而文学”，所以鲁迅“呐喊”之后有“野草”，姚雪垠在“长夜”中欣赏土匪的“义气”、追求艺术的“真实”。目的和过程分离，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小说家的艺术感受产生了矛盾。《长夜》的不同一般在于作者的艺术体验占了上风，但它的不为人广知也在于此。之前作者的成名作《差半车麦秸》讲述一个“缺心眼”的农民在民族危难中从“老婆、孩子、热炕头”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进步”，作者“为抗战服务”的责任感也清晰可辨，但《长夜》的“真实”感模糊了至关重要的两点：农民为何成为土匪?土匪是残害无辜还是“替天行道”?姚雪垠六、七十年的另一个更为著名的“土匪”小说《李自成》则消除了《长夜》的“模糊”立场，将“官逼民反”的立场贯彻到底，李自成作为“伟大”的农民起义者和《长夜》的土匪头目李水沫、薛正礼已经截然分明。

和《李自成》产生于同一时期的著名“剿匪”小说《林海雪原》则将土匪的形象简化为“官方”眼中的“反动”形象，其背后的社会政治寓意简单明了，但文化的内涵却耐人寻味：知识分子的启蒙呐喊立场和“官方”的政治立场已经合流。《李白成》站在“匪方”和“官方”(明政府)对抗，《林海雪原》站在“官方”(共和国)剿灭“土匪”，看是立场迥异，实则共建了共和国的意识形态。陈思和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由知识分子“广场”文化、官方政治文化和民间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林海雪原》则是借“民间大众文化”传达“官方政治文化”的好例。由此回看四十年代毛泽东延安讲话的“大众化”口号和树立赵树理作为文艺方向的文学史实，则不难理解其背后的政治动机：借助民间大众文化(读者审美情趣)传达官方政治文化。对于知识分子的一次次思想“洗澡”运动和《兄妹开荒》式的民间艺术形式的改造和利用，都是出于服务官方文化的政治需求。虽然曲波远没有赵树理运用民间艺术的身手，更不具备其根深蒂固的民间立场，但革命队伍出身训练出来的政治立场使《林海雪原》在五十年代的革命氛围中成为了红色经典。《红高粱》将《林海雪原》的“官方”看“土匪”置换成“民间”看“土匪”。余占鳌无法无天的张扬个性和红高粱一般的民族血性在八十年代中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之所以引人注目，首先得益于读者几十年红色经典阅读的“口味”需求：坐山雕变成了余占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睡女人、打日本，中国读者熟悉的梁山好汉李逵、鲁智深重回二十世纪的抗日战场。而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派技巧实验和两种语汇系统的大胆运用不仅为新版“水浒”故事增色添彩，而且也显示了八十年代读书界对“洋派”推崇和历史反思的时代风气。现代派技巧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文学背景，民间立场的复活更少不了日益宽松的社会文化布景。莫言重拾土匪题材并花样翻新，显示了延安以来的文化政策开始了新的裂变。

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3篇

一、当前高职院校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内外因素的挤压下学科魅力在消弱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逐渐呈现出“边缘化”和“世俗化”,“疏离文本”的现象尤其严重。近年来,很多高职院校都倾向于以单纯的“职业能力”来定位学生的价值,因此,这些学校对于像中国现当代文学这样的理论性强、与就业关系不大的课程不够重视,削减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课时量,严重阻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发展。

(二)课程教学中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不突显

当前,大部分高职院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方法还是传统的讲授法,教师占据着课堂的主体地位,学生只能够被动接受教师所灌输的知识,即教师把握着整个课堂,学生在课堂上缺乏与教师的互动,参与性不够,学生只是在被动的接受知识,而不是主动的去吸收。即便是现在很多院校引进了多媒体技术,教学采用了多媒体教学,但是仍然改变不了以知识灌输为主的授课方式。在这种教学模式之下,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无法得到提高。

二、高职院校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改革

(一)构建专题化教学模块,突出作品的深度阅读与欣赏

不可否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功利性不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门课程没有应用性,事实上,对应用性人才来说,并不需要掌握过多的理论知识和文学史,而是要通过学习文学史,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品鉴能力和对问题的思辨能力。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应该适当的简化思潮论、流派论和作家论等等一些内容,应该侧重展开对作品的深度理解和欣赏。高职院校可以组织教师进行研讨,构建专题化的教学板块,淡化文学史,强调赏析作品。例如,可以构建“鲁迅作品阅读”、“沈从文作品阅读”、“张爱玲作品阅读”等等教学专题,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结合教学的具体要求,对这些文学作品进行整合,把教学重点放在对文学作品的赏析上,着重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学生对每个不同的专题进入深入学习,这样就能够得到系统的训练,不仅学习到了相关的理论知识,还训练了他们对作品的感知能力,提高了其分析能力和品鉴能力,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才是具备实用性的,而这种复合型人才正是社会所需要的。

(二)创新教学方法,努力践行“学导互动”模式

传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学采取的是“三主式”教学方法,即以教师讲授为主,课堂教学为主,知识传授为主。这样的教学丝毫提不起学生的兴趣,其教学效果显而易见,不尽人意。因此,我们需要改革创新教学手段,践行“学导互动”模式,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着力于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有机穿插影视片段,加强阅读延伸,做足“助学”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有些教学内容比较枯燥,学生学起来可能会感到很乏味,所以,教师应该想方设法的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影视片段就能够帮助教师解决这一问题,影视片段对于学生来说有很强的的吸引力,它通过带给学生视觉和听觉上的极大冲击,能够帮助学生培养其文学审美能力。影视片段所带来的各种信息,不仅满足了学生对学习的要求,还弥补了学生历史经验的不足,因为有些历史事件是学生无法通过文字真切的感受到的,而影视作品通过对当时的情景再现,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一目了然。这样就很容易得到学生的情感共鸣,使得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更为透彻深入。例如,在教学巴金的《随想录》时,教师需要向学生介绍这部文学的中心思想和作家的情感基调,但是如果我们“刀枪直入”式的讲解,可能会让学生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所以我们需要为学生播放一段辅的视频。这里教师可以选用电影《活着》中的几个片段,比如说,富贵大炼钢铁的片段、富贵的女儿凤霞生孩子时因没有医生难产而死的片段等等,学生通过观看这些视频,就能够对“”时期有一个更详尽的了解,能够得到真实的体会,再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去分析作者巴金的创作意图,去欣赏作品的背后内涵。精心组织课堂讨论,加强小组合作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需要教师要精心组织课堂,安排必要的讨论环节,可以采取小组合作的学习的模式,最大限度地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话题讨论,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可以安排学生以5~7人为一小组,以小组的形式参与讨论。教师要充分结合授课内容,在需要进行讨论的时候引进一个新鲜的话题,让学生积极的进行讨论,然后将讨论结果公诸于众,与众人分享本小组的讨论结果,也可以吸取其他小组的结论。例如,当教师讲述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作品时,就可以安排这样一个导学环节:每个小组选择一个作家,对其进行解读,教师给予一些思考题,各组员自己去探究,总结出自己的观点。最后在课堂上以演讲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教学过程,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创意思维能力和自主探究能力。

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4篇

    一、当前高职院校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内外因素的挤压下学科魅力在消弱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逐渐呈现出“边缘化”和“世俗化”,“疏离文本”的现象尤其严重。近年来,很多高职院校都倾向于以单纯的“职业能力”来定位学生的价值,因此,这些学校对于像中国现当代文学这样的理论性强、与就业关系不大的课程不够重视,削减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课时量,严重阻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发展。

    (二)课程教学中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不突显

    当前,大部分高职院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方法还是传统的讲授法,教师占据着课堂的主体地位,学生只能够被动接受教师所灌输的知识,即教师把握着整个课堂,学生在课堂上缺乏与教师的互动,参与性不够,学生只是在被动的接受知识,而不是主动的去吸收。即便是现在很多院校引进了多媒体技术,教学采用了多媒体教学,但是仍然改变不了以知识灌输为主的授课方式。在这种教学模式之下,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无法得到提高。

    二、高职院校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改革

    (一)构建专题化教学模块,突出作品的深度阅读与欣赏

    不可否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功利性不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门课程没有应用性,事实上,对应用性人才来说,并不需要掌握过多的理论知识和文学史,而是要通过学习文学史,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品鉴能力和对问题的思辨能力。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应该适当的简化思潮论、流派论和作家论等等一些内容,应该侧重展开对作品的深度理解和欣赏。高职院校可以组织教师进行研讨,构建专题化的教学板块,淡化文学史,强调赏析作品。例如,可以构建“鲁迅作品阅读”、“沈从文作品阅读”、“张爱玲作品阅读”等等教学专题,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结合教学的具体要求,对这些文学作品进行整合,把教学重点放在对文学作品的赏析上,着重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学生对每个不同的专题进入深入学习,这样就能够得到系统的训练,不仅学习到了相关的理论知识,还训练了他们对作品的感知能力,提高了其分析能力和品鉴能力,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才是具备实用性的,而这种复合型人才正是社会所需要的。

    (二)创新教学方法,努力践行“学导互动”模式

    传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学采取的是“三主式”教学方法,即以教师讲授为主,课堂教学为主,知识传授为主。这样的教学丝毫提不起学生的兴趣,其教学效果显而易见,不尽人意。因此,我们需要改革创新教学手段,践行“学导互动”模式,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着力于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有机穿插影视片段,加强阅读延伸,做足“助学”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有些教学内容比较枯燥,学生学起来可能会感到很乏味,所以,教师应该想方设法的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影视片段就能够帮助教师解决这一问题,影视片段对于学生来说有很强的的吸引力,它通过带给学生视觉和听觉上的极大冲击,能够帮助学生培养其文学审美能力。影视片段所带来的各种信息,不仅满足了学生对学习的要求,还弥补了学生历史经验的不足,因为有些历史事件是学生无法通过文字真切的感受到的,而影视作品通过对当时的情景再现,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一目了然。这样就很容易得到学生的情感共鸣,使得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更为透彻深入。例如,在教学巴金的《随想录》时,教师需要向学生介绍这部文学的中心思想和作家的情感基调,但是如果我们“刀枪直入”式的讲解,可能会让学生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所以我们需要为学生播放一段辅助性的视频。这里教师可以选用电影《活着》中的几个片段,比如说,富贵大炼钢铁的片段、富贵的女儿凤霞生孩子时因没有医生难产而死的片段等等,学生通过观看这些视频,就能够对“大跃进”时期有一个更详尽的了解,能够得到真实的体会,再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去分析作者巴金的创作意图,去欣赏作品的背后内涵。精心组织课堂讨论,加强小组合作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需要教师要精心组织课堂,安排必要的讨论环节,可以采取小组合作的学习的模式,最大限度地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话题讨论,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可以安排学生以5~7人为一小组,以小组的形式参与讨论。教师要充分结合授课内容,在需要进行讨论的时候引进一个新鲜的话题,让学生积极的进行讨论,然后将讨论结果公诸于众,与众人分享本小组的讨论结果,也可以吸取其他小组的结论。例如,当教师讲述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作品时,就可以安排这样一个导学环节:每个小组选择一个作家,对其进行解读,教师给予一些思考题,各组员自己去探究,总结出自己的观点。最后在课堂上以演讲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教学过程,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创意思维能力和自主探究能力。

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学；人文精神教育；现状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29-256-01

众所周知，高考是我国社会环境下相对公平的选拔手段。但随着应试教育之风越刮越烈，随着语文分值的增加，高中语文教学渐渐走入误区，陷入了人文性缺失的困境。

一、语文教育理念走入误区，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

在统一、刻板、功利性的应试教育的阴影下，为了与严格的考试训练相适应，有些高中的语文教学依然偏重知识技能的训练，重视培养训练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视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忽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忽视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从而使语文工具性特点更加突出；忽视了语文人文教育态度，削弱了它的人文属性，导致语文学科人文内涵及文化底蕴的缺失，使语文这门充满人性之美、人文底蕴极为深厚的学科，沦为了一种应试的技艺之学。

目前，虽然在形式和理论上人们的认识是比较先进的研究性学习、合作教学、对话教学等，然而，实际操作却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依然是热衷于归纳总结教学方法、教学程序和教学模式，轻视道德教化和思想修养；重视智育，轻视美育；重视机械操练，轻视思维开拓；重视短期分数提高，轻视学生全面发展的“应试教育”的倾向。在语文教学中，学生的人文精神教育被彻底忽视。

二、语文课程安排欠缺合理性，人文思想缺失严重

在高中课程的设置中，语文这门学科尽管课时并不少，但内容主要被语言、文法、修辞等“理性”内容和八股式写作技巧的枯燥训练所占据。学生被框在课堂里，框在语文教材里，学生缺乏必要的生活积累和生活常识，远离了生活实践。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到：“不观于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于深渊，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于海上，何以知风波之患。”[1]作为社会交际工具，语文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语文源于社会生活，并且运用于社会生活，一旦离开了社会生活，也就丧失了生命力。把学生关在教室里而忽视了生活实践，这无疑是“小学而大遗”。

因此，语文教学需要开放的课程体系，需要由教室的小课堂走向生活的大课堂，唯有如此语文教学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三、语文教学严重唯科学化，课堂失去人文光彩

深入到现实的高中语文教学中，会发现唯科学化早已深深地植根于有些教师的教学意识当中，广泛地存在于课堂教学的实践中。一言以蔽之，高中语文课堂教学唯科学化倾向已经表现得越来越严重。

在教学目标上，知识本位的物式目标成为教学目标。有的学校甚至把大学中文专业有关语法、修辞、逻辑、文学的知识系统，压缩以后放进高中语文课程。有些教学材料也是以语文知识系统为编写起点，过于加强理性知识的传授，削弱语言的积累和语感的培养。

在教学方法上，有的语文课堂依然以全盘讲授的物式灌注为主。课堂始终是以教师为主体，教师讲，学生听，把学生当作装知识的容器，把过多而又无用的知识灌注给学生。长期处于被动学习状态造成学生自学能力缺乏，生活能力缺乏，思想自律能力缺乏。

这种“唯科学化教学模式”使最具人文性、人情味、人性美的语文教育逐渐成为语言文法的训练和写作技巧的操练。

四、语文教学评价方式单一，人文精神培养发生偏差

目前，由于整个社会对知识的重视，考上大学成为学校、家长和学生的目标。

在家长看来，考上大学预示着学生未来的工作有了保证；在学生看来，考上大学就完成了学校和父母的任务；在学校看来，高考的升学率是学校未来发展的直接保障。语文因为直接与考试息息相关而受到了重视。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以分数论成败，以成绩定优劣是教学评价中最常见的现象，“三好”的标准往往为“一好”所代替。

在现实的教学中，教育主管评价教师、教师评价学生好坏的唯一标准是考分的高低，只要成绩好，考分高，其它的一切都掩盖了。着名教育评价学家斯塔夫尔比姆指出：“评价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2]简单的评判标准抑制了学生多维度的思考和个性化的体验、理解、表达，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放弃了语文作品对学生的熏陶感染作用。

五、语文教师缺乏人文精神，教学个性化被程式化

由于传统语文教学的影响，很多语文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并没有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对新的教材所蕴含的人文精神还缺乏一种新的认识。从时代背景到作者简介，从内容分析道写作特色，教师大包大揽、教师劈章斩句地加以语法分析，庖丁解牛一样进行逻辑推演，却很少引导学生体味作品的情趣、理趣、景趣、意趣，很少提示学生设身处地、身临其境地加以思考、辨析、探讨，忽视了对新教材中所拥有的人文精神的挖掘和体验，不能有效传递语文教学中最重要的审美情感、人性感悟。学生始终在作品与讲授的，教师只能采取“组织教学”这种原始的方法逼迫其参与。这种僵死的模式不仅使学生丧失了语文学习的热情，同时也使学生丧失了课堂这一特殊生活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