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文化论文范文
当地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1.邯郸博物馆的相关介绍
邯郸博物馆，位于邯郸市中心。其文化主要包括磁山文化，赵文化，磁州窑文化，东魏茹茹公主墓文化几个主要部分。其中，磁山文化产生最早，大约在八千多年以前，早于韶山，龙山文化，在我国考古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赵文化产生于春秋战国，当时邯郸作为赵的都城，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赵文化，在邯郸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样，磁州窑，是我国北方一个巨大民窑体系，是全国瓷之一，子魏晋南北朝，绵延至今，对于研究北方的瓷器文化，美学文化，有着重大意义，所以，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话题，讨论至今。
2.邯郸博物馆的发展对于当地企业文化的影响
近几年，邯郸博物馆在领导们的带领下，以邓小平理论思想为指导，全力建设。始终把博物馆能够产生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努力应用各种手段，保存文物，重要的是，保存文化，精神，并致力于不断扩大这种民族文化，对本地区人民，企业产生良好的影响。
2.1爱国主义的影响
在此过程中，博物馆领导始终坚持，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发展的第一要义。通过对磁山文化，夏文化，商文化，赵文化，汉文化等文化进行整合，始终将一种对爱国主义的弘扬放在首位，对当地的企业，人民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对于本地区，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乃至由热爱引发的理解，指导行动，都使得邯郸本地企业文化中深深地有着爱国主义的烙印，使得企业在向外部发展的过程，始终能带带有一种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并且，在于当地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能保留有本地文化的特色，从而创造出，更加内涵丰富的企业文化。对于吸引合作者及创造一个内涵丰富的品牌，有着重要意义！
2.2临时性展出的影响
在对古代文明的发掘的同时，邯郸博物馆还不断地引进许多临时性展览。这些展览，深具教育意义，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香港回归图片展》，《中日美术作品展》，《恐龙科普展》等等，包括各种方面，各种文化，极大的活跃了本地文化舞台，为本地文化输送了大量的新鲜活血。
这些活动的举办，对于企业，不仅仅是一种知识面眼界的开阔，更重要的是，在接触各种各样文明的过程中，一方面，企业本身通过展览，丰富了自己的内涵，了解到相关地区的文明文化，对于向此地区的发展，做好了先头准备工作，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它更重要的是，再向企业传达着一种观念，一种视角，时刻关注外界，或许只是一个本地的中小企业，但是，仍然要具有，国际视野，通过展览，了解的世界文明毕竟只是一小部分，如古人所说，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必然要树立这样的观念，时刻关注世界，更新自我，如展览所示那样，世界文化，丰富多彩，取之有益，防之有害，提炼百家，最终形成自身独特的企业文化，从而，立足于不败之地。
2.3文化弘扬的影响
另一方面，博物馆的发展，与之相伴的必然有文化的弘扬，作为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在华夏的土地上，产生了无数灿烂辉煌的文化。这种发展和弘扬，带来的必然是一种本土文化的回归。在企业主们一次次的出国考察，学习，访问的过程中，本土文化的复兴，必然会影响到企业文化构建者们迷茫的心，使他们将头转回到自己所站的华夏土地上，深挖这种深蕴的东方哲理文化。这样，当企业文化的构建从外国文化的皮毛中回过头来，构建起具有中华特色的企业文化时，才可能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占得优势。同样，中华文明的魅力，更会深深吸引其他的企业，这些企业气质，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博物馆的发展，对于企业文化构建时，回归本土，意义重大。
同样，对华夏智慧的运用和思考，并将其融入到企业文化之中，使之自由的发挥作用，对于企业的发展，也有重大意义。如赵文化中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已经作为一种改革的典范，一种精神融入到了邯郸本地企业文化之中，使得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自主地将改革作为一种必然和途径，一种习惯，从而，企业本身处于一种时刻更新的最佳状态，在发展竞争中，占据优势。
当地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度假酒店； 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TU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项目简介
本项目位于素有“雪域江南”之美称的某地区。项目占地87255.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8385平方米（图1）。雅江度假酒店共设客房305间，其中双人房150间，单人房130间， VIP 套房20间，豪华套房5间；另设 20间别墅式客房，2间独栋别墅式客房，一个度假别墅接待（图2）。同时，酒店配套餐饮、会议中心、休闲中心、游泳馆、展览馆等，功能齐全，力求建设成某地区地区最高档的酒店、会议接待及休闲中心。
2.基地现状及规划布局
基地现状：用地北高南低，呈三级高差分布；北依高山，南接双拥路，东邻医院，西近小学；内部自然生态条件优美，古柳成荫，桃花成林；主入口位于双拥路上，交通便利。
功能分区：总体规划结合台地特征，将基地分为主入口广场区、客房区、休闲区、会议区、别墅式客房区五大分区。各个功能分区明确，联系紧密，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第一级台地南接城市道路，设计为主入口广场与绿化停车场，供市民休闲娱乐和临时停车，主入口广场利用轴线式规划布局，向城市展示主体建筑形象，整合城市景观，提升城市品质。在城市广场的东边，设有展览馆，便于各级领导及游人，参观学习某地区地区的科学发展成就。
第二级台地抬高6米，作为半开放性区域。迎宾楼、休闲中心及会议中心
第三级台地顺应山势抬高9米，成为一个完全私密的区域。本案在此布置了度假型别墅区，并通过园林景观将其与第二台地的普通客房隔开。使得尊贵的客人在远离外部干扰的同时，坐享自然美景。
流线分析：本案实行人车分流。人行中央叠水广场，迎水而上。机动车由广场两侧驶入，人车互不干扰。在城市广场两侧设有绿化停车场，方便酒店会议临时停车，同时可以绕过内部广场，由迎宾楼两侧驶入地下车库。酒店共设300个停车位，其中地下停车205个，地上停车位95个（含10个大巴停车位）。别墅区内院就近停车。
视线分析：建筑布局充分利用地形高差，依山就势，层叠而上，保证每栋建筑的视野开阔。迎宾楼主楼与VIP客房间距32米，中间利用现有柳树遮挡，使所有客房的视线良好、日照充足，处处有景观。别墅区位于最高的第三台地上，错落布局，间隔有序，避免视线干扰；利用原有天然景观树木，同时密植适宜树种，营造安宁、优雅的度假环境。
景观分析：以长达150米的叠水及规划西式园林为主轴线，贯穿主广场与迎宾楼。充分利用现有泉水与地形高差，层层跌落，塑造出气势非凡的建筑入口形象。
3.建筑单体设计
（1）迎宾楼：正对叠水广场，
坐北朝南。由客房部、宴会厅与VIP楼三大部分有机围合而成，呈院落式布局(图3)。客人由正对叠水广场的主入口进入大堂。在前台办理入住手续后，由电梯厅抵达各层客房。大堂左右分设西餐、商务中心、特产商店、美容美发等酒店配套功能。
穿过宽敞明亮的大堂，来到内部园林的水边。两侧的连廊将人流分别引至宴会厅和VIP客房。宴会厅在西边临水而立，两层通高，内设一个可供600人同时就餐的大厅，并在近古柳林的位置设有11个独立包间，让人们在波光树影间，开怀畅饮(图4)；VIP客房位于水景东侧，共三层，包含20间VIP客房和5间豪华套房。位置独立，景观视线优美。
（2）休闲中心：
休闲中心位于迎宾楼的西边。由一栋四层的娱乐健身楼和游泳馆围合而成。(图5)人流由酒店内广场西侧的道路进入，在门厅一分为二，南边是娱乐健身楼，北边是游泳馆。娱乐健身楼南边一、二、三层KTV。含一个两层通高的演艺大厅和38间包房；此外，我们还设有美容美发中心、娱乐中心等。四层设健身中心与茶艺室；五层设高尔夫练习场。桑拿中心位于地下一层，集水疗、休闲SPA、旱地温泉、推拿等功能于一体。游泳馆首层设有一个25×25米的室内恒温游泳池，馆内两层通高，屋顶采用钢架玻璃，能让泳者畅游在蓝天白云之下。
（3）会议中心位于迎宾楼东侧，是以接待大厅，大型会议室与会议讨论区三大
部分组合而成。三大部分联系紧密，却又相对独立。参与会议的人员，由内部广场东侧道路进入接待大厅。参会人员在前台登记稍作休息后，向左进入大会议室，右侧进入会议讨论区。贵宾由大厅直接进入贵宾接待室休息、等待。流线独立便捷，各行其道。
大会议室16米通高，设有可容纳600人的坐席区，可供50人就坐的舞台及满足小型表演的后台区，同时宽敞的侧席提供会议间隙的讨论及茶点供应；会议讨论区，首层设有100人与200人的中小型会议室各一间，新闻及媒体工作室；二、三层则设30~50人的研讨室9间，辅以办公用房。
大型会议室与会议讨论区都设有独立出入口、休息区与后勤设备区，避免人流干扰，有利于会议时段人流的安全疏散。
4.造型设计
藏式传统建筑有着十分优美且独特的风格，与雪域高原壮丽且神奇的自然景观浑然一体，给人以纯朴、自然、粗犷的美感。我们分析提炼出传统藏式建筑的构成母题，运用现代的设计手法和建筑材料，表达藏式文化的精髓（图6）。
（1）整体造型，结合现有地形与视线采光需求，横向展开，建筑轮廓线高低起伏，形体错落，以层叠起伏的建筑外形寓意某地区雪山林立的高原景观。
（2）立面设计，以当地粗犷石材、白色墙面、红色压顶勾勒出藏式建筑的大致轮廓（石材、墙体、屋顶图片），与纯净的大玻璃界面，轻质钢材，深远出挑的薄屋顶，金属透空板材等轻盈材质形成强烈的对比，将纯朴粗犷与轻盈现代完美融合，创造出时代感强而又不失藏族特色的现代藏式建筑。
（3）建筑色彩上：主要以大面积的白色墙面，当地原产石材作为主体，点缀特有赭红色檐口，与窗花等细部装饰，对比鲜明，形成简洁明快的整体效果。
当地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一、全球营销大势所趋
“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衡量企业（业绩）成功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国际市场占有率。成功的企业通常依靠在全球各地找到市场而获胜。”通用电气公司的前任CEO杰克·韦尔奇（JackWelch）这样说道。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市场，顾客也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消费者，所有的一切都是世界的，是没有国界的。所以企业只有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财富》杂志以营业收入为标准排序的2001年前500家最大的服务和制造公司中，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TT）虽然具有最高的市场价值，但其营业收入却排在第16位，利润则排在第129位。一个国家的“外部市场”的潜量是如此的巨大！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市场吸纳着全世界市场约为25%的产品和服务，由此可以考虑到，其余75%的市场存在于美国之外。对日本公司来说，尽管其本国市场的美元价值在西方国家排在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日本以外的市场要占世界市场潜量的85%。因此，走向全球，谋求更大的发展和发挥最大的潜能才是根本！“不能抓住全球机遇的公司可能最终会丧失其国内的市场，因为更强更具竞争力的全球竞争者会将他们挤出跑道。”
全球营销是指为了实现公司整体目标而集中组织资源，选择、开发国内与国外营销机会的过程。全球营销是一般国际营销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淡化了国家的界限，模糊了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强调各主要职能的全球分工与整合，倾向于使用标准化的策略来服务于全球的目标顾客。
二、跨文化管理，全球营销之必须
实行全球营销，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而全球的目标顾客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包括交流沟通的第一要素的语言不同、所处国家的风俗习惯不同、各个国家的历史不同导致的民族感情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导致的受教育的程度不同以及和家庭构成等不同，从而导致购买模式、生活方式等的不同。而且这些就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就是千差万别的，何况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呢？而这一切主要缘于各国的文化环境不同。
实行全球营销，跨国经营企业面临的是一个诸多差异之间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营环境，企业经营环境的跨文化差异是企业跨文化管理的现实背景。一般的说，跨国经营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其中文化因素对企业运行来说，其影响力是全方位的、全系统、全过程的。在跨国经营企业内部，东道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相互交叉结合，东道国和所在国之间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经理职员之间的文化传统差距越大，所需求解决的问题也就越多。在跨文化管理中，形成跨文化沟通和谐的具有东道国特色的经营哲学是至关重要的。
伴随着全球营销的发展，经济学家将文化因素引入了消费者行为模型，强调了文化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主流的购买行为模型将文化定义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关键因素，科特勒认为文化因素将对消费者行为产生最广泛最深刻的影响。主流的消费者行为模型，如恩格尔—考莱特模型对文化变量的重要性给予了证明。在EKD模型中，环境影响、个体差异和心理过程是塑造消费者行为的三个核心力量，对这三个力量影响下的因素分析表明，大多数因素是直接或间接的文化范围的变量，如社会阶层、家庭、动机、态度、价值、生活方式以及学习。因此,他们得出文化因素在分析消费者行为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华纳曾指出：“在跨文化管理中，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在某个特定的文化中有效的办法在另一个文化里可能没有效果。”因此，进行跨文化管理是实行全球营销企业管理的核心任务。
三、冲突管理，跨文化管理的核心
跨文化管理又称交叉文化管理，就是在跨国经营中，对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子公司所在国的文化采取包容的管理方法，其研究的是在跨文化条件下任何克服异质文化的冲突，并据此创造出公司独特文化，从而形成卓越有效的管理过程。，其目的在于如何在不同形态的文化氛围中设计出切实可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在管理过程中寻找超越文化冲突的公司目标，以维系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共同的行为准则，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利用企业的潜力与价值。
（一）跨文化冲突的特征
在进行全球营销时，跨国公司由于加入了另一种文化的观念，势必会造成文化冲突(Cultureshock)。跨国公司跨文化冲突的特征有：1、非线性不同质的文化像不同的水域，几片或多片水域的冲突与交融，常常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因而具有非线性特征。2、间接性文化冲突一般都在心理、情感、思想观念等精神领域中进行，其结果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需要通过较长的时间才表现出来。3、内在性文化是以思想观念为核心的，因此，文化的冲突往往表现在思想观念的冲突上。比如，对于美国人而言，任何超过50年的建筑物都可以作为国家历史圣地，因此，许多美国人并不为拆掉这样的建筑而代之以现代化的办公大楼而感到丝毫遗憾。而在欧洲，人们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圣地而感到自豪。这样冲突就发生了。1990年6月，麦当劳想在巴黎一家有180年历史而且毕加索和其他一些著名艺术家曾经驻足过的建筑物中设立一个餐馆，尽管他拥有位于香格里拉大街的建筑物某些特许权，但巴黎市民宣称城市的历史纪念地不容侵犯，麦当劳最后屈服了。4、交融性。文化冲突与文化交融始终相伴而行。跨文化管理的任务在于从不同的文化中寻求共同的能体现各种文化精髓的东西，这样才能在各种文化环境中生存。
（二）跨文化冲突的表现
跨文化冲突表现在国际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其中某些特定的管理职能对文化更加敏感些，主要表现在员工激励、协调组织、领导职权和人力资源决策等方面。
在激励方面，工资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关键因素，但各个国家由于文化不同而导致对工资的态度和政策不同。当美国的海外经理给东道国墨西哥的工人长工资时，却适得其反，墨西哥的工人减少了工作时间而去享受闲暇。这是因为美国人和墨西哥人对诸如工作这样的基本概念所持的态度因文化不同而不同。美国文化中人们对工作的态度是积极热情,而墨西哥人对工作的态度则是，工作仅是为了维持所期望的生活水平而采取的方法，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在协调组织方面，跨文化冲突从日本企业进军马来西亚的企业的苦衷可见一斑。在马来西亚时常发生工人“集体歇斯底里”的情况。因为区区小事，一个工人大喊大叫便会引发整个车间的骚动，造成停工。由于多数工人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还不习惯城市工厂的现代化劳动管理。这种心理压力增多就会发生歇斯底里现象。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只能请当地的巫师来驱邪加以解决。
在领导职权方面，中意合资企业迪玛公司陷入困境也是由于跨文化的冲突。这家拥有丝绸处理高新技术的企业市场前景是相当广阔的。但企业的中方董事长耐不住“大家长”脾气，对企业的产供销直接干预，甚至将企业从银行的贷款放在老厂的帐户上，终于将外方总经理气回国，企业陷入困境。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微软公司的原则是，需要人力时立即到市场上去找现成的，最短时间就能担当某个最具体的工作；培训5%的人员，另外的95%靠自学和在职“实习”；公司业务成长而员工没能“跟着成长”，就会被淘汰。其前任总经理吴士宏则主张帮助员工“跟着企业成长”，在中国市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策略。由于不能克服这种跨文化的冲突吴士宏辞职了。
四、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一）树立正确的跨文化管理的观念
首先承认并理解差异的客观存在，克服狭隘主义的思想，重视他国语言、文化、经济、法律等的学习和了解。当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到具有不同文化的东道国工作时，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反映了特有文化的语言、价值观念、思维形式等因素在跨文化管理中会形成障碍，产生矛盾，从而影响跨国经营战略的实施。理解文化差异是发展跨国文化管理能力的必要条件。理解文化差异有两层含义：一是理解东道国文化如何影响当地员工的行为；二是理解母国文化如何影响公司派去的管理人员的行为。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可以采用不同的克服措施。因管理风格、方法或技能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互相传授和学习来克服则比较容易改变；因生活习惯和方式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文化交流解决，但需较长的时间；人们基本价值观念的差异往往较难改变。只有把握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文化冲突的办法。
其次把文化的差异看成是一种优势而不只是一种劣势，恰当、充分地利用不同文化所表现的差异，为企业发展创造契机。西方有谚语：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文化给企业开展国际运营带来了机遇，但更多的却是巨大的挑战。广州本田汽车公司总经理门胁轰二先生曾说：“我们企业内部的矛盾颇多，但这也正是本田好的一面。我们在中国选择合作伙伴时，总是喜欢挑选一些与我们想法不同的合作者，这使我们经常发生意见的碰撞，这样不同思想的碰撞就会产生新的想法，从而创造出本田新的企业文化。”在广州本田看来，矛盾和冲突的正确对待，不仅不会形成障碍，反而会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企业创新的源泉。
第三，要充分认识到跨文化管理的关键是人的管理，实行全员跨文化管理。这是因为：1、跨文化管理的客体是人，即企业的所有人员。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就是要使不同的文化进行融合，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化，而这种新型的文化只有根植于企业所有成员之中，通过企业成员的思想、价值观、行为才能体现出来，才能真正实现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否则跨文化管理则流于形式。2、实施跨文化管理的主体也是人，即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跨国公司中，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可通过企业的产品、经营模式等转移到国外分公司，但更多的是通过熟悉企业文化的经营管理人员转移到国外分公司，在跨国公司的资源转移中，除资本外就是经营管理人员的流动性最强。由于跨文化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涉及到人，因此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中要强调对人的管理，既要让经营管理人员深刻理解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又要选择具有文化整合能力的经营管理人员到国外分公司担任跨文化管理的重要职责，同时要加强对公司所有成员的文化管理，让新型文化真正在管理中发挥其重要作用，促进跨国公司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三）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1、本土化策略。要本着“思维全球化和行动当地化”的原则来进行跨文化的管理。通常跨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就必须雇用相当一部分的当地职员。这主要是因为当地雇员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市场动态以及政府方面的各项法规，而且和当地的消费者容易达成共识，雇用当地雇员无疑方便了跨国企业在当地拓展市场、站稳脚跟。“本土化”有利于跨国公司降低海外派遣人员和跨国经营的高昂费用、与当地社会文化融合、减少当地社会对外来资本的危机情绪；有利于东道国在任用管理人员方面，主要考虑的是该雇员的工作能力及与岗位的匹配度，选用最适合该岗位的职员。但其缺点也是致命的。由于公司的各个成员都只重视自我的发展，无法形成一个集体价值的企业文化，使得企业对个体来说缺少长久的凝集力。全球营销种产品的快速创新和多样化，以及人类种族之间的空前交往和融合，“多向交叉文化”策略己经成为许多跨国公司采用的人事管理制度。在具体运用中，可采用以下的方法，来避免由于个体之间存在的巨大的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文化冲突”：（1）尽量选用拥有当地国籍的母国入；（2）选用具有母国国籍的外国入；（3）选用到母国留学、工作的当地外国入；（4）选用到当地留学、工作的母国入等。
2、文化相容策略。根据不同文化相容的程度又可以细分为以下两个不同层次：（1）文化的平行相容策略。这是文化相容的最高形式，习惯上称之为“文化互补”。就是在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并不以母国的文化或是开发国的文化作为子公司的主体文化。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却并不互相排斥，反而互为补充，同时运行于公司的操作中，充分发挥跨文化的优势。一种文化的存在可以充分地弥补另外一种文化的许多不足及其比较单调的单一性。美国肯德基公司在中国经营的巨大成功可谓是运用跨文化优势，实现跨文化管理成功的典范。（2）隐去两者的主体文化，和平相容策略。就是虽然跨国公司中的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两者文化的巨大不同也很容易在子公司的日常运作中产生“文化摩擦”，但是管理者在经营活动中却刻意模糊这种文化差异，隐去两者文化中最容易导致冲突的主体文化，保存两者文化中比较平淡和微不足道的部分。由于失去了主体文化那种对不同国籍的人所具有的强烈影响力，使得不问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在同一公司中和睦共处，即使发生意见分歧，也很容易通过双方的努力得到妥协和协调。
3、文化创新策略。文化创新策略即母公司的企业文化与国外分公司当地的文化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适应、融合，从而在母公司和当地文化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新型的国外分公司企业文化，以这种新型文化作为国外分公司的管理基础。这种新型文化既保留着强烈的母公司企业文化特点，又与当地的文化环境相适应，既不同于母公司企业文化，又不同于当地企业文化，是两种文化的有机整合。因为要从全世界角度来衡量一国或一地区文化的优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中间存在一个价值标准的问题，只有将两种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既含有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内涵，又能适应国外文化环境，从而体现跨国企业竞争优势。
4、文化规避策略。这是当母国的文化与东道国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母国的文化虽然在整个于公司的运作中占了主体，可又无法忽视或冷落东道国文化存在的时候，由母公司派到子公司的管理人员，就必须特别注意在双方文化的重大不同之处进行规避，不要在这些“敏感地带”造成彼此文化的冲突。特别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更要特别注意尊重当地的信仰。
5、文化渗透策略。文化渗透是个需要长时间观察和培育的过程。跨国公司派往东道国工作的管理人员，基于其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的巨大不同，井不试图在短时间内迫使当地员工服从母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而是凭借母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所形成的文化优势，对于公司的当地员工进行逐步的文化渗透，使母国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东道国员工逐渐适应了这种母国文化并慢慢地成为该文化的执行者和维护者。
6、借助第三方文化策略。跨国公司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全球营销时，由于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而跨国公司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适应由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而形成的完全不同于母国的东道国的经营环境。这时跨国公司所采用的人事管理策略通常是借助比较中性的，与母国的文化己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第三方文化对设在东道国的子公司进行控制管理。用这种策略可以避免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发生直接的冲突。如欧洲的跨国公司想要在加拿大等美洲地区设立子公司，就可以先把子公司的海外总部设在思想和管理比较国际化的美国，然后通过在美国的总部对在美洲的所有子公司实行统一的管理。而美国的跨国公司想在南美洲设立子公司，就可以先把子公司的海外总部设在与国际思想和经济模式较为接近的巴西，然后通过巴西的子公司总部对南美洲其他的子公司实行统一的管理。这种借助第三国文化对母国管理人员所不了解的东道国子公司进行管理可以避免资金和时间的无谓浪费，使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活动可以迅速有效地取得成果。
7、占领式策略。占领式策略是一种比较偏激的跨文化管理策略，是全球营销企业在进行国外直接投资时，直接将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行注入国外的分公司，对国外分公司的当地文化进行消灭，国外分公司只保留母公司的企业文化。这种方式一般适用于强弱文化对比悬殊，并且当地消费者能对母公司的文化完全接受的情况下采用，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模式采用得非常少。
总之，全球营销企业在进行跨文化管理时，应在充分了解本企业文化和国外文化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跨文化管理模式，从而使不同的文化达到最佳的结合，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五、跨文化培训，一个有效的途径
在进行全球营销时很多公司都偏重于员工的纯技术培训，却忽视了对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的跨文化培训。而跨文化培训恰恰是解决文化差异，搞好跨文化管理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通常来讲，跨文化培训的主要方法就是对全体员工，尤其是非本地员，进行文化敏感性训练。
当地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农村电影的放映与当地文化相结合
文化建设不能像经济建设一样看到科技腾飞的发展，工厂林立的壮观；也不能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和增加老百姓的经济收入，但是要把文化建设搞好就必须要下功夫丰富农村业务文化生活更是要下功夫以前我们接收信息的方式和业余的文化生活只能是看看电影听听广播，随着社会进步我们的信息情况和收到信息的途径，多种多样而对于偏远一些的农村业余文化生活还是只能通过看看电影来丰富，在农村电影放映中，要与农村的环境相结合，放映一些爱国主义教育形式的影片，现代军事题材片，主要是多放映一些能够反映农村生活以及新鲜事物的故事影片，以及可以帮助农民进行科学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能够引导农民致富的科学教育片以及科幻片，主要是要结合当地的文化，以及当地的民生，民情，乡土文化，选择适合的影片，让农民能够有足够的积极性，快速的融入当中来，达到电影放映工作的目标。只要是于当地文化相融化在一起，也会对电影工作的放映起到更好，更快的发展，对农村电影放映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作用。
加强农村当地电影文化的建设
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是我们国家在对三农工作中的工作重点，更是重中之重，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村文化素质是我们国家在建立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是落实和建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与和谐社会的重内要容，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方面多方位，精神文化需求的更有效的途径，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基础和党的执行能力，促进社会发展和农村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从而实现三个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更是对农村的文化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农村电影的放映更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走好这一步，就会对未来农村文化的建设，起到很好的基础作用和发展意义。在农村电影的放映中尽量去结合现实中的人物，去感染和熏陶农民，如果是农业区，一定要多放一些关于科学种植业的影片，让农民去学会怎么样实现科学种田，实现产量的最大化，对于养殖地区的农民，多放一些科学养殖技术的普及，让农民能再业余文化中感受，业余文化所带来的启发和实惠。对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的地理情况，采取相应的方法，来丰富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
积极发展当地农村电影的放映
为了能让“2131”工程继续延续和发展，实现农村电影数字化的放映，加大专项资金的注入，因为也许对于发达一点的农村来说，放映电影可能说已经没有什么了，但是对于偏远一些的农村，农民还是会把电影的放映来当做信息传播的渠道，要做到多配送电影流动放映车，及时更新新的文化影片和信息，丰富农村电影片源，采取流动，定时，定点电影放映的多种形式，增加电影放映点，探索和研究农村电影放映的新模式和新的方法，促进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的规模化发展，逐步实现农村电影放映由流动向固定、由室外向室内的过渡。支持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电影放映工作，鼓励公平竞争，通过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培育发展国有、民营、集体、个体等各类农村电影发行放映新主体。使农民收到的信息可以更种类繁多，知识文化的提高更全面。加快电影放映工作的发展，最终能够让电影文化，广告和电视广告一样能为我们的社会和企业的发展带来一些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强大的社会影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
加快当地农村电影放映服务
加快农村电影放映的服务，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令人堪忧。给农村消极文化现象的产生、发展留下了极多的时间和极大的空间。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来自现代化和城镇化的理念极力要用都市文化来取代农村文化。能够及时传播给农民最迅速，可靠，真实的信息，让农民在其中受益才是最根本的目的，很多影片或者是信息在发达一些的地方，或许已经没有人看了，而偏远一些的地方，根本还收不到信息，不知道信息的情况，所以加快农村电影放映，及时传播最新的信息是现在所面对的关键问题之一，达到与发达地区一样，同样可以及时准确的接收最新资讯，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所以必须尽快发展农村电影放映服务。达到城乡一体的信息产业结构。让农民朋友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电影，看好电影，及时接收和传播一些有意义的信息。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表现出强劲的需求。伴随着经济的增强，广大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也日渐高涨，文化活动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喜人局面，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和进步。
当地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意大利女性 当代中国女性 变化 美化
人类从产生之初至今，经历过原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在这几个社会形态中，女性的地位也有着突出的变化。我们可以说女性随着这几个社会形态的发展，地位的提升也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文艺复兴带来了一次科技与艺术的革命，其影响遍及哲学、文学、艺术、宗教、政治、科学等知识探索的各个方面，拉开了欧洲近代历史的帷幕。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挣脱了中世纪的精神枷锁，而意大利人又先一步走向世界，倡导人本主义，个人主义兴盛开来。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本”的思想席卷至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也包括女性这一群体的变化。其中，以文艺复兴的中心城市――意大利的实例最能表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妇女的变化，主要是一个由内到外的过程，显现在思想、教育、性格以及服饰等方面。
一、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女性地位的变化
在思想上，意大利女性已将男女平等的观念根植于心。她们无所畏惧之前只有男人才敢想象的冒险和投机主义，她们勇敢的追求美和一种展现自我的力量。她们不再是一个只会依附他人的“寄生虫”，不再是一个只会伪装自己的“套中人”，也不再是一个只会修饰外在的“花瓶”。她们在文艺复兴时期更多的是追求自我人格的完满和个性的解放。她们希望自我价值能够在这个纷繁多杂的社会中得到实现，期盼自己能够依据自身的能力在社会中拥有一席之地。
文艺复兴时期，在教育上，在上层阶级中间，对于妇女和男人所进行的教育基本上是相同的。尤其在意大利，意大利人使儿子和女儿接受同样的文学乃至语言学的教育，让他们能够接受同等教育。从这可以看书，意大利人已经在思想上对男女的地位和教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男女平等，教育平度。就如同现在的中国社会，教育赋予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
在性格上，意大利女性显示出了强有的个性。教育的平等，为女性个性的张扬提供了蓬勃发展的土壤。在此时，意大利女性更多的表现出自己的美丽、气质、教育、美德以及虔诚。在某种程度上，她们被视为对当时有名人物施加影响以及节制男性冲动的“侩子手”。
意大利女性对于服饰的要求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文艺复兴时期，女性更多的追求自然，但却显示出“不自然”的效果。她们追求舒适、整洁和协调的效果和氛围，由此也看出了她们对简洁的重视。意大利的宫城和宅邸都有这样的讲究。当时的女人们用一切化妆所能提供的方法来改变她们的姿容。她们极为关注自己的外在表象，如：皮肤、容貌和头发等。甚至不惜以最明白晓畅的方式去展现自己对于美的追求。而在装饰品中，用得最多的就是假发，尤其是白色和黄色的蚕丝做成的。之所以喜欢金黄色，是因为太阳光照射在头发上就是这种颜色，但显示的效果却不是那么的自然。当时的意大利妇女，对青春有着美好的期盼，希望用改善外在去达到那样的效果。但是此时的妇女也存在着较为夸张的行为，如将香水用在所有能够与人接触的物品上。在十五、十六世纪的早期，美化和提高外在世界是该民族仅有的。由众多事件合在一起构成了那种我们所谓的舒适，是首先在意大利出现的。
二、当代中国女性地位的变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的进步，现代女性的地位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男女平等的概念已经被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和证实。在社会各界，女性的地位不断提高。以中国女性为例（以下皆以中国女性为例），她们的身影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在政治地位上，古时要求女性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根本没有任何社会政治地位。在现代，女性的各方面权益大部分得到尊重和保护。新中国建立后，在1949年颁布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中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这是在法律上首次正式针对女性权利作出的规定，实现了中国女性权利受法律保障的一个根本转折。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了保护女性权利的政策、原则和规范，其中涉及到地位和义务。
在经济上，女性与男性一样，拥有同样的劳动权。劳动权是由一系列权利所构成的权利系统（包括工作权、报酬权、福利权等），在这个系统中，按照一定的分工并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各种劳动权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因此，女性的活动范围已经不仅仅是家庭，而更多的是社会。这使得女性的人格独立有了经济层面的支撑。
在教育上，中国女性早已具有与男子接受同等教育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力。除此之外，为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了妇女的受教育权。女性教育工作的发展促进了女性教育体系的构建，进一步促进了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与发展，同时也为其社会地位的提高打下坚定基础。
在外在方面，中国当代女性对自我的定义极高，自我意识超强，自我修饰上更多的与自己的职业和身份相匹配，并不只是虚妄而毫无目标的去修饰自己。她们显示出应有的角色定位。在某种程度上说，当下社会提倡外在修饰靠内在提升，很多女性都通过内在的修养去完善自己我外在显现。
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女性以及当代中国女性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女性的地位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从美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时代的女性在人格的独立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人格在不断的得到完善。通过教育和人格的解放，他们的美在不断的外露。只是两个时代所追求的美有着一个质的区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女性追求的美更多的是外在的虚华。她们企图通过外在的修饰而达到个性解放的目的。但是她们根本不了解，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以及个人欲望是不同的概念。他们对外在的美化更多的表现出她们对于个人欲望的满足，而没有真正体会到个性解放的真谛，将个性解放泛化，追求自然，而又极其不自然，往往背道而驰。当代的中国女性，在地位上得到来自法律和道德上的认可，在经济上得到社会的支持，在生活上得到美的改造。此时的美不在仅仅是外在的，而更多的是提倡通过内在改化外在，达到身心的愉悦和社会的需求。当代中国女性对美的追求有了内化的改造，企图通过内在的美化使外在得到认可，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她们也不再简单地追求浮华的外饰，而是通过内在的提升达到自我真正的美造。尽管在思想上，两个年代，都突出了女性与男子的平等地位。但是对于美的追求有着不同的方向。当前社会更加推崇的是一个由内到外的过程。尽管这样，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两者都代表着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张猛，《试论文艺复兴时期美学思想的特点》，《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5年7月第25卷第三期。
［2］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出版，1979年7月(1997年重印)。
当地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5918（ 2015） 08- 0020- 02
doi：10. 3969/j.issn.1671- 5918. 2015. 08-010
[本刊网址]http：//hbxb.net
在经济、信息、科技日渐全球化的当下，受多元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趋向弱势，人们意识到传统文化的传承关系国家血脉的延续与民族精神的继承，并影响国家的未来。文化是指“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教育、科学、文艺等。”文学属于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地处川、陕、甘交通要道的广元，是一座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文学文化资源。本文旨在通过政策方针的解读、高校文化发展趋势及广元地方文学资源利用情况的分析，论述广元地方文学资源融入当地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及意义，以期为有关研究提供可能的参考。
一、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呼声日臻浓厚，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有关加强文化建设的政策，如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2年《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也相继出台。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和特有的文化积淀等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亚文化，是一定区域内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诸要素的综合，并与地域范围内的环境因素相结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可见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地方文化的传承是分不开的。近年来，很多地方也意识到不搞地方文化建设，发展就会遭遇瓶颈。广元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广元本土文化的深度挖掘，加强地方文化建设，打造“女皇文化”、“三国文化”、“蜀国文化”等文化品牌。
二、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被明确提及
高校作为教育系列的高层，是学生与社会的重要衔接口，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在推动优秀文化的继承上具有重要的作用。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他明确提出，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能。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为高校加强文化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依据。2000年初，已有学者认为未来校园文化将出现“在美美与共、多元文化的交融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未来高校校园文化将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更具中国特色。”的一大趋势。
三、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融入地方文化已成为共识
伴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力度加大和高校教育的普及化，很多地方高校普遍认识到，要办出特色，增强内涵，必须充分挖掘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地方性”内涵，除了在办学体制、专业设置上融入地方，还需要在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精神气质、工作作风诸方面与地方对接。而后者体现在校园文化方面。所谓校园文化是指“以社会先进文化为主导，以师生文化活动为主体，以校园精神为底蕴，由校园人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共同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学校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共同价值观、精神、行为准则，以及在其规章制度、行为方式、物质设施中的外在表现。”不少地方高校在办学区位、资源、内涵等方面的劣势，制约了学校的发展，师生的精神面貌不佳，进取心不足。近年来，地方高校在加大硬件设施与专业建设的同时，尤其是理工科院校，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力度不够，或者很重视，但特色不鲜明，效果不好。地方高校普遍认识到，要想增强内涵、办出特色，必须充分挖掘“地方性”内涵，显然，将地方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的建设中，学校的特色发展之路才能越走越宽。
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加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这说明了国家大力倡导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要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
四、广元地方文学资源及开发利用情况
文学属于文化的一部分，本文中的地方文学资源是指与地方作家、作品相关的物质与精神遗存，与作家相关的部分如故居（居住地）、纪念馆、宗祠、墓地及与其生前密切相关的事物等，与作品相关部分如作品的诞生地、作品内容的背景地、文学作品本身等。文学资源是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广元历史文学悠久，地理位置特殊，其地方文学资源也相当丰富。据记载，广元是巴蜀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封建时代杰出的政治家、热爱诗词创作的武则天的诞生地。还是清代女诗人杨古雪、清代翰林李榕等的家乡，由于这里有诸如朝天筹笔驿、明月峡、明月峡、翠云廊、昭化古城、皇泽寺、古栈道、先秦古蜀道、剑门关等集风光与人文的遗址剑门关等风貌雄奇的自然景观和遗址，这里留下了众多文学名家的足迹与笔墨，张载、李白、杜甫、白居易、岑参、骆宾王、陆游等都曾到此游历，并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300首以上。
当地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总体趋近西方现当代文论，带着引进、学习、借鉴和生发西方文论的明显痕迹，其中虽也包含某些民族化选择与追求，但尚不足以达成总体建构和价值主流，因而在与西方当代文论的比较中优势不明，在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与导引中话语欠韦‘提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人们往往被刻板的印象所左右，用简约表象的文化符号替代了原本鲜活生动、意蕴深刻的内涵。”川甚至在文学史中也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的习见的文学史着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 其结果，当人们使用“中国当代文学”一类概念的时候，所指其实并未真正涵容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把握实际上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它将精英化的汉语写作与区域化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区别开来，使人们心中形成一个传统化的既定的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概念，它约定俗成的内涵中一般并不包含多区域多民族文学实践。也就是说，由来已久的理解惯性已经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消减了理论应有的包容能力和普适渗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指范围因之缩小，结果致使中国多数民族文学分离而为一些孤立的文学范畴，一些与主流文学意识甚至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意识差异明显的文学范畴。
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是从本土化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构成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元素，还是继续在西化的理论思维中搬用现成的外来话语扩展理论领地?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的多样化写作的佐证与支撑。在理论层面，关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理论元素和规律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或可说，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中，是寻求当代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五“文化发展各具特点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因如果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已经体现出积极意义，那么，从多民族多区域文学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文学观念和实践姿态的调整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联系，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理论的本土特色与原创资源，以期拓宽文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建设路径，必然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诉求和理论空间。
三、从理论走向看，重视多民族(或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创新，是当前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实践策略。人们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传统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注重文化多元多样的时代，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沃特森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它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困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 时代的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为我们思考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设置了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在这里有众多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国外看，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着在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层面上突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和价值;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多元文化问题》，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安东尼·D·史密斯的栓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乔治·拉伦的臆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的《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等着作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入手，彰显了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理解方式。美国学者洛德创立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则以口头史诗创造力量为起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把口头史诗提升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和科恩等学者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使多民族的不同区域的文学意义得到有力突出。在美国，族裔和种族批评正是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方法。边缘化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主流文论中逐渐浮现，使当代趋同、合流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思路，我们在特里·伊格尔顿的}}o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马克·柯里的垢现代叙事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等着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多元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所具有的价值。
在国内，人们越来越多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的。因此，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理论缺陷的反思越来越多，形成十分丰富的状态。像关纪新的忆。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刘大先的幻立缘的崛起》、《从想象的异域到多元的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新建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李晓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姚新勇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姚新建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思》，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杨志明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田泥的;佳在边缘地吟唱》等等，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前提。
四、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阔的学术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十分巨大。在当代中国，几乎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就整体构成而言，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困惑共生，边缘化与主流化交织……每一种选择取向中似乎都包含着与之悖反的价值因素。也正因此，在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之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深信，通过不断展开的意义追寻与审思，在其粗糙的硬度下面，必能发现精华与原创意味，一种本土化的理论成分，这将有补于过分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使之展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和本土意义。
以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较为突出的有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枪世纪》、彝族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布依族的《开天辟地》等等，中国56个民族中有近30个民族有创世史诗。它们发生于中国的自然山川，最为形象地保存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具有宏阔而神奇的民族色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铭〔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坞古斯传》、傣族的目》 ,《兰嘎西贺》等几乎都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巨制，它们在绵延的传唱中不断吸纳时代意义而日臻丰美。
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众多抒情与叙事作品，长期以来被界定为“民间文学”而少有论者问津，但这些作品大多保留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视野迥然相异，可以为理论提供少数族群甚至个人化的生存诉求、价值追索和艺术理想的多样性文学佐证。实际上这类作品中的精粹之作，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蒙古族的螟达梅林》、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与《召树屯》、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仰阿莎》、回族的绿豆妹与马五哥》、壮族的《特华之歌》、纳西族的《人与龙》等等，无不以鲜活的民间想象展示了独特的生存与反抗、向往与回忆，其中艰辛与美好交织、朴素与浪漫共存，景象独特意蕴丰厚，历史演进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保存，这绝非主流意识与西方视点所能简单囊括或随意改写的。在现当代，多民族多区域文学更为丰富多彩，有许多主流化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刘三姐》等也来自乡土民间传说。中国广阔的民间以原生态养分滋育了作家的灵感、想象与激情，使之找到民族化的写作之路。
现代性历程中成长期起来的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写作虽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主流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但其作品中依然流动着少数民族的意识与激情，其独特的感觉、领悟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如群星闪烁，使我们得以领略到时代之歌的不同魅力。维吾尔族诗人铁衣布江、藏族诗人饶介巴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彝族作家李乔、仇族作家董秀英、傣族诗人康郎英等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新的民族作家不断涌现，这个阵营在迅速扩大。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民族国家通过发展民族文学艺术以塑造国家形象这一文化策略的实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发展迅速，成就斐然，其丰富的整体构成绝对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片沃土，对它的沉潜与发掘，必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当地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旅游；社会文化；变化；影响
一、相关基本概念
旅游影响作为旅游研究板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内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旅游经济、旅游物质环境和旅游社会文化三大类别。其中对旅游社会文化的影响主要针对旅游者（客）、目的地居民（主）和主-客相互关系的影响三方面。本文重点注重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的探究。文中所指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的价值观、文化、民俗民风、种族信仰以及大众道德观念和生活质量水平所造成的影响。
（一）旅游目的地
旅游目的地是指以丰富的人文、自然景观为吸引力，具备一定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有目的地管理机构统一规划和管理，旅游企业可以从中获取经济利益，能够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的地区。
（二）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环境
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具有系统性，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单元，它所包含的范畴极其广泛和复杂：即在旅游的空间和时间系统范畴内所形成和存在的关于社会文化的实物形态和意识精神氛围的总和，他是旅游目的地的精华和魅力所在，是旅游目的地吸引力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重庆市的洪崖洞，以最具巴渝传统建筑特色的“吊脚楼”风貌为主体，依山就势，沿江而建，通过再现老重庆的真实写照，成为了重庆市亮丽的名片。一方面，展现了重庆市的山城文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地劳动人民的建筑智慧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内涵。
（三）旅游的社会文化变化
本文重点谈论的旅游社会文化变化是旅游在发展过程中潜移默化的一大现象，针对旅游社会文化的变化的主要论述对象是旅游目的地居民以及主-客双方的关系变化。
（四）旅游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变化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各领域的进步已不再是单一的链条形式，同样旅游发展也不例外，更重要的是旅游作为综合性极强的产业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旅游的本质来讲，旅游活动应当是文化性极强的活动，无论是旅游社自身观念与意识的改变还是目的地特有的价值观、道德观受到的冲击，这都是不可避免的。旅游活动的过程就是实现目的地与旅游者之间产品交换和消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两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对于目的地而言，则导致价值观和意识体系以及生活质量的变化，对本真的文化形态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旅游给社会文化带来变化的相关理论机制分析
旅游给社会文化带来变化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有机制的各种理论，其中发展阶段理论和涵化理论是影响比较大的理论。在本文的研究中另外还增加有社会交换理论，这一理论对旅游目的地社会变迁中诸多的新现象有较强的说服力。
（一）发展阶段理论
旅游发展阶段理论顾名思义就是指旅游目的地在旅游业的不同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阶段的阶段性变化，这些变化中包含目的地旅游者数量和相关旅游产业的变化，也有当地经济的变化。
最著名的就是巴特勒的旅游目的地的生命周期理论，在他的理论中，将旅游目的地的演变过程依次整理为：探查阶段、参与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衰落或复苏阶段。
然而与巴特勒不同的是，多克西和密丽根则是从当地社区居民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多克西利用自己在巴巴多斯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尼亚加拉湖区的案例调查，认为旅游给目的地带来的变化可以根据当地居民对目的地旅游发展的角度来划分不同的阶段，提出“愤怒指数”理论，从他的理论中可以得到，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是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广泛遵循着某种成递进的趋势。
（二）涵化理论
当一个社会和另一个在经济上都比较强大的社会接触时，其中处于弱势的社会经常要被迫接受另一个强势社会的许多的社会文化要素，以上所谈到的由于两种强弱关系而产生的广泛的文化假借过程，被称之为涵化。
旅游活动从本质上看就是一项跨文化交际的沟通，作为外来旅游者到异地旅游只作短暂的停留，从表面看两者只做表面肤浅的沟通，并不存在涵化。然而单一旅游者停留虽然短暂，众多旅游者则会形成一个整体，影响的效应不可小觑。当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发生接触时，双方就可以通过“借鉴过程”来缩减差异，这样的“借鉴”过程并不对等，但是接触的过程中会受到双方关系的性质，双方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双方数量差异等一些因素的影响。
针对以上所讲的“借鉴过程”，比较常见的就是位于经济比较贫困的地区，往往这样的地区拥有发展旅游的潜质。因此，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改变地区贫困的面貌，就会通过改造目的地来适应外来旅游者的需要，不可避免的要用外来价值观和态度，这种看似自发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妥协和无奈。所以，当目的地社会受到冲击时，当地的社会文化就会被外来的强势文化所同化。
（三）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是古典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将人与人之间互动行为看成是一种计算得失的理的社会学理论，它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互动都是为了追求最大利益的满足。
从这个理论，可以汇集一点就是人们的社会活动就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对于目的地而言，发展旅游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获取经济利益，社会、心理需求在他们看来则是次要的；而对于外来旅游者而言到目的地是为了获取精神的享受，美的新体验，至于其他的文化交流都不是他们所要关心的。无论是目的地居民还是外来旅游者一旦交换完成以后，他们则会对所产生的结果进行评价，如果发现收益大于付出则会继续保持交换，但如果交换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将会减少或是退出交换。
三、导致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变化的因素分析
（一）旅游相对数量对旅游地社会文化的影响
在多克西的研究中，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和游客数量的增加，当地居民与外来游客间的关系要经历融洽、冷淡、恼怒、对抗的过程直至最后阶段。众所周知，目的地发展旅游能够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并且可以增加当地经济收益。然而，更多的是旅游活动给目的地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之前所见到的环境影响是一方面，然而对于经过历史长期积累所形成的社会文化的损害无疑是一种伤害。
例如：游客相对数量的增加，旅游行为会侧面的影响到当地居民，来访的游客到目的地的大肆消费、以娱乐和游玩为目的的行为会让当地居民渐渐地产生享乐的思想，而影响当地长期传承的辛苦劳作的优良品德。人数的增多同样会影响当地治安的问题，更甚者则会提高目的地的犯罪率。
根据多克斯的发展理论可以得出，目的地的居民的心理环境容量会随着旅游地的相对人数增加与目的地人口最大容量的比列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动态的变化，当游客到访人数超过目的地的环境人口容量时，目的地居民就会产生厌恶的心理动态，从而导致整个目的地社会文化形态的变化。
（二）游客停留时间会导致当地社会文化的变化
游客到访目的地的游览时间是导致当地社会文化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目的地为满足游客游览过程的需要，当地服务人员将会受到比较固定化模式的培训，因为整体中体现出了一身的“僵硬化”、“模块化”的气息，久而久之本身所具有的道德意识将会慢慢变得商业化。另外一方面，从社会文化以及接受的形式来分析，有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所谓横向是目的地和旅游者在经济水平和所具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基本同等的条件下，那么接受形式就基本属于横向流动的，但如果两者在以上两个方面的状态处于高低不等的情况，经济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对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社会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就形成“强加性”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如果经济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带去比较先进的，新颖的社会文化，对于目的地来讲就是前进的契机；同时相应的一些游客的陋习和腐朽的思想、行为长时间的存在于目的地地区，无疑是一次社会文化的破坏。
（三）不同旅游类型构成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从游客的游览的目的分，科恩将游客分为五种类型：娱乐型、消遣型、体验型、试验型、存在型。娱乐型游客在旅游中寻求愉悦为主，不关心真实与否；体验型游客主要体验异地的不同生活和价值观念，主要寻求当地具有真实性的元素；消遣型与试验型，前者并不讲求真实性，属于娱乐和体验之间，而后者关心经历的真实性；最后的存在型一般属于生活中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旅游的目的是为了身份的彰显，讲求社会存在感。娱乐型的全身投入到游玩中，去享受游乐给自己带来的美的感受。这一类人会感染身边的人，带动身边的人，因此目的地居民受到观念的感染是存在的；消遣型与试验型一般会长时间的停留，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身的习性就会毫不隐藏的暴露出来，长期以来会给当地的居民正常的生活带来诸多的不便，影响他们本身正常的作息时间，游客的接受程度也随之降低。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游客，来到目的地都会与当地居民进行行为和思想上交流、互动，对于目的地居民而言，价值观和行为指向会受到游客的思想和行为的表现的影响。
四、目的地社会文化变化的控制原则和方法
旅游的开发和利用从最根本分析，目的是将一个地方独有的特色展现给社会，因此目的地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更多的应该保持原有的社会文化内涵和精华，尽量减少本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导致自身的变化。为此，对于旅游给目的地社会带来的变化的客观存在，在后期的发展中应当遵循一定的控制原则，采用相应的措施，保护目的地社会文化。如何解决旅游给目的地社会文化带来的变化，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控制指导原则和控制方法，两者都以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有计划、有目的，从整体着眼，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的有效措施。
（一）控制指导原则―坚持发展可持续旅游
可持续发展就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求在不损害其后展的需要的同时，满足当代人的生产、生活发展的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旅游要求充分利用旅游资源，提高利用率，保证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具体到控制旅游给目的地带来的社会文化变化，有如下的分类原则：
（1）全面原则：发展旅游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有机统一，充分考虑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尊重居民的信仰。
（2）参与性原则：发展旅游关键在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协作，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特别注重当地居民的参与性。
（3）保护性原则：旅游本身就是向外界宣传本地美的活动，同时为了发展的长远，必须切实地保护当地的社会文化资源，保证旅游质量的高水准。
（4）收益性原则：旅游的发展规划必须具有收益性，收益性是调动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的重要因素，从而有助于提高社会文化的质量。
（5）长远性原则：这是有效开展旅游的重要原则，从长远的目标出发能够延长旅游发展的生命周期，保证旅游的不断更新发展。
可持续发展作为旅游在发展过程中的指导原则，是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控制方面的指导思想。无论是维持或完善当前的旅游，还是进一步提升旅游的社会文化的质量都是长期不变的法宝。原则只能作为执行一项事项应当遵循的准则，更具体的解决目前的问题还需要相应的措施。
（二）控制方法―严格按照旅游社会文化规划开展旅游活动
旅游规划是在旅游开发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旅游开发的范围、步骤和措施等方面的计划。规划的制定有实地的调研，会吸收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旅游开发后社会文化的状况。旅游活动开展需要具有吸引力、凸显目的地个性、特征、文化，尊重当地的习俗和传统信仰。例如广西桂林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以山水圣地桂林山水美丽的阳朔风光实景作为舞台和观众席，以经典传说《刘三姐》为素材，集漓江山水风情、广西少数民族文化。集唯一性、艺术性、震撼性、民族性、视觉性于一身，是桂林山水的美再一次与艺术相结合的升华表现。一方面从视觉上把桂林山水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还深层次地挖掘出了壮族的民族文化。旅游地社会文化是当地发展的灵魂，致富的法宝，为文化能够保持本真，同时声名远扬，理应当尊重文化，顺应自然，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文化的保护。
五、总论
旅游是经济发展的朝阳产业，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旅游已不再是人们生活中的奢侈消费，因此旅游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较大的提升。然而旅游发展在给社会带来福音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不良的效应，两者同时存在于旅游中，并相互影响。为了促使旅游的发展更加健康、稳定和完善，还需要政府、各地旅游者、当地居民以及旅游企业的共同协作，共同监督管理；在旅游发展研究方面更应该通过深入、细致地调研和先进、创新的研究方法，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以期为旅游地的发展战略选择提供理论参考和理论体系。（作者单位：长江师范学院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刘振礼，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影响及对策，旅游学刊，1992，（3）.
[2]刘赵平，再论旅游对接待地文化影响[J]，旅游学刊，1998，（4）：30-33.
[3]刘赵平，社会交换理论在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的应用[J]，旅游学科，1998，（4）30-33.
当地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人们所面对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丰富多采的。不管是从本原物的意义上讲，还是从人造物的意义上说，物种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的。
任何一个时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每个民族的社会结构、意识结构和文化结构同样呈着多元、多极、多维、多向度和多层次的格局。这种多元化的格局又总会不同程度地这样那地表现出主元、主导、主流、主脉、主调、主旋和主潮。尽管各种文化和文论之间存在着差异、矛盾、冲突，乃至可能酿成激烈的文化纷争，但各种文化和文论的多元并存、多元共生、多元相激、多元互补和多元发展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不争的事实。思想领域中的问题必须也应当通过特殊的精神途径去解决。各种文化和文论的兴衰浮沉，只能通过对话、交流和竞赛的方式来实现。
现当代的文化和文论思想必然是多元的。从社会形态看，同一时代的多元社会形态必然引发出多元的文化形态和文论形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个别地域里带有浓郁的原始公社痕迹的这些不同的社会形态，一定会产生判然有别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从民族来说，每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都会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从地域来说，不同地域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总会表现出多样的民间风情和地域色彩。即便是同一时代、同一历史条件、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同一地域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也会大异其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交流、撞击和激荡，势必会打破某种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所固守的防线，面临着通过竞争求生存、求发展的冲击和挑战。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应当正视全球背景下和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选择、融合、改制和重塑。面对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之间的对峙和渗透，使正确理解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多元和主元的关系，成为一个不能躲避的冷峻而又重大的课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同样是多维、多极和多元的。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必然反映到文化和文论中来；社会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相混杂；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文化选择和价值观念不尽相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共生并存；“国学”、“西学”和“马学”的冲突和纷争越演越烈。所有这些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意识结构的格局中的成分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多元并存和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将成为事实上不可改变的精神存在。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既是多元的，又是有主元的。文化和文论的多元和主元是相对相融、相辅相成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二）对多样文论的鉴别与分析。
应当说，各式各样的文论思想都是有道理的，而各种文论道理所蕴涵的道理的质态和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却是很不相同的。
关于文论的大道理和小道理。人们对艺术真理的认识总是从局部开绐的，往往通过观察和抽取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从而形成片面的甚至是十分深刻的真理。这些局部性的文艺观念不可能对艺术真理作出总体性的把握，往往显得偏执和模糊。但真理终归是对事物的全方面和全过程的规律性体认。“片面的深刻的真理”虽然只具有相对真理的意义，但作为发掘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的宝贵的学术成果，同样应当得到尊重和珍惜。既没有理由拒斥这些“片面的深刻的真理”，又要防止把这些“片面的深刻的真理”随意提升为涵盖一切的文艺观念的总的文艺观念。这样做可能会以小充大，以偏概全，难免和甚至产生“一叶障目”、“坐井观天”和“瞎子摸象”的迷误。
关于文论的新道理和旧道理。凡是揭示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的新的文艺观念都是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阻碍文艺发展的陈腐的背时的旧道理，是必须舍弃的。但传统意义上的旧道理不能一概认为是旧的，其中一些传统的，诸如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审美学意义上的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仍然具有蓬勃的生气和活力。同理，推进和激发文艺发展的特别是那些带有原创性的新道理是应当大力倡导和弘扬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凡是时兴的东西都是一定是“新”的。那些打着“新”的旗号出现的艺术也可能是迷乱、颓废而又腐朽的。最近出现的某些“行为艺术”作品，如在流血的胳膊刀口上栽树，让把被缝在牛肚子里的男性的再重新钻出来，吞吃烤焦了的女婴的肉等等，都只不过是以花样翻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旧。旧者有旧，但旧者不全旧；新者有新，但新者不全新。对新道理和旧道理，应当从性质和功能上进行认真的审视。
不管是文论的大道理、小道理，还是文论的真道理、实道理和新道理都必须确立一个判断和衡量的标准，即应当以是否具有先进性、科学性或真理性作为权威性尺度。
为此，应当正确理解“诗”与“思”的关系，即诗学与科学的关系。海德格尔强调通过审美和艺术手段实现对人生的诗化和美化，达到和融入“诗意地栖居”。这种浪漫的诗学幻想以特殊的魅力，征服了不少学者的心灵。当代西方兴起的语言诗学、文化诗学和政治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称为“文化诗学”或“政治诗学”的新历史主义已和传统的历史主义很不相同。这实际上是一种文本学和解释学意义上的历史主义。理解和处理历史与人文的关系时，与其说是回归历史，倒不如说是注重和强调解释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与扩张，通过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和解构，达到改写和重塑历史的目的，以便使历史更加适合于解释主体的意志和愿望。读者从中国当代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影视作品的虚写和戏说中，可以比较强烈的感受到随意把历史人文化、主体化、意志化、情感化的倾向。尽管机械的历史观念是偏狭而又错误的。历史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对历史的客体性、实在性、规律性和真理性可以进行诗化，但不能够从根本上加以改变。非人文的历史固然不可理喻，非历史的人文同样无法体察。因为既不存在无人的史，也不存在无史的人。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既悖立又互补。“诗”与“思”是人们感受和掌握世界的两种互渗互融的思维互方式。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倡导无“诗”的“思”或无“思”的“诗”的实际效果都是通过否定对方来否定自己。“诗”的激情往往是“思”的动力和先导，“思”又往往是“诗”的基础和诱因。两者的矛直、冲突和对立只是暂时的、局部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机制引发的。如果“诗学”是完全反科学、反理性、反真理和反规律的，那么，势必使这种“诗学”的人文价值受到局限。诗学精神应当尊重人的科学精神并有助于人的科学精神的培育和发扬。即便是现代解释学中最有影响的伽达默尔也对他的老师海德格尔的“诗学”观念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他尽管提出了“视野融合”的理论，但毕竟肯定“艺术真理”的存在，同时认为“历史是真理的源泉”。伽达默尔的见解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必须正确理解信仰与真理的关系。信仰是自由的。真理是对客观的对象世界的规律的反映。信仰是各式各样的，有明智的，有昏味的。真理尽管是相对的，但相对中包含着绝对的因子。人们可以从各种视域观察事物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取得对真理的多方面的认识和感悟。绝对的相对主义会造成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信仰是可以选择的，而对真理的选择带有必须认同的服从性质。只有信仰真理或只有选择对真理的信仰才能获得人的真正的自觉和自由。文艺和文论对信仰的追求和阐释应当有益于对真理的发现和弘扬。
应当正确理解文化与规律的关系。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不一定都能把握对事物的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某些精英文化，如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文化和带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某些特性的创作和作品意在解构所谓的“伪理想”、“伪崇高”、“伪真理”、“伪权威”的时候，连同理想、崇高、真理、规律、主导、中心、权威和秩序也一并抛弃和后掉了。这些学者和作者强调文化的批判精神的同时，也确乎批判了不应该批判的东西。还有一些以娱乐功能取胜、可以批量生产的大众文化，淡化了文艺的理想精神，消解了文艺的批判功能，削弱了大众的自觉意识，隐去了变革现实的启蒙思想，遮避了对不合理的社会体制和机制的理性审视。如果一种文化不能体现人们对客观规律的真理性把握，那么这种文化很难被称为先进文化，也不可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这里，我们应当有意识地重提、倡导和呼唤实践理性的概念。 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都属于精神话动。这种社会的精神实践话动，既不能等同也不能直接地作用于一般的社会实践。但社会实践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文论的思想和观念也是从文艺实践中抽取、提升和概括出来的。社会实践是历史和人生的舞台。文艺只有表现社会实践，才能集中地反映社会、历史和人生。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改变社会环境，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历史转折，才能相应地获得人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求得人自身的全面的自由发展．因此，文艺家和文论家必须强化和优化实践理性的自觉意识，通过审美手段和对文本语言的解释途径，启示和诱导人们感悟和体认只有依靠社会实践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态和命运的伟大真理。现当代的西学文论中颇有影响的诗学、语言学、解释学、文化学等等学科都在自身所属的学科领域内，取得了突出的实绩和可喜的成果，但似乎也存在着一个带有根本属性的缺欠，即一定程度上转向语言王国来躲避和疏离社会实践的倾向。文艺虽然是一种精神话动，但不能把文艺所反映出来的关涉社会和人生的重大问题完全转移到并停留在精神领域。企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符号和文本的阐释和解构来介入和批判历史，这可能从舆论层面上对改变社会环境和人生状态有所助益，但文化批判、语言批判、诗学批判都不能取代对现实的实践批判。企图通过解构和颠覆文本的语言结构和叙述程序来达到解构和颠覆社会历史结构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这些崇拜语言的解构和批判的学说和观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势必都带有假定、空幻的迷彩和乌托邦性质。因此，应当高举实践的旗帜，树立实践的权威。实践是发现真理的重要途径，同时又是捡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包括精神实践和文艺实践，不仅有助于解决社会和人生的根本问题，而且能够切实有效地揭示文论的大道理、小道理、真道理、实道理和新道理；鉴别文论的真道理和假道理、实道理和虚道理、新道理和旧道理；有助于协调和解决“诗学”与“思学”的关系，信仰与真理的关系，文化与规律的关系；尽可能地涵盖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认知理性、人文理性和社会理性，才能整合和包容人文价值、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才能完整地体现文艺的人文精神、历史精神和美学精神。因为，所有这些理性价值和价值理性都是依靠实践来发现和实现的。
人们所面对的客观对象可以划分为自然物和人造物两个世界。对自然物而言，实践本体沦的观点未必妥当，但对人造物来说，实践无疑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人的劳动改变了世界，创造了美，同时不断相应地完善自身。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概念和意志主义、存在主义所理解的实践理性的根本区别在于不是脱离事物的客观规律性来单纯孤立地强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在尊重对象世界的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更加有效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对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来说，实践拥有至高无尚的权威，实际上扮演着造物主的角色。人所改变和创造的一切实际上都是通过各种方式，其中包括审美方式呈现出来的新的实践理性的物化形态。这种被物化了的新的实践理性既蕴涵着新的认知理性、社会历史理性和人文理性，同时又往往是人文价值、社会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感性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实践理性是一个带有母元意义的观念范畴。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理解的“新人”实际上是指能够掌握和实施新的实践理性的新人、即能够自觉地从事变革现实的伟大的社会实践的新人。这种“新人”，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被称为“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被称为“改革者”、“创业者”或“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马克思把这种新人形象誉为“有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即能够比较自觉地掌握和实施新的实践理性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曾把能否能通过掌握和实施实践理性去“改变旧境环”和推动社会进步，视为区分“新人”和“旧人”的重要标志。不愿改变和安于旧环境，不管声称自己“多么不愿再作‘旧人’以及他们是多么不愿人们再作‘旧人’”，但这种人“依然是旧人”；“只有改变了环境”，并“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人“才会不再是旧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4页），才配称成为能够凭借“使用实践力量”“改变旧环境”的“新人”。新时代的文艺应当为培养和造就能够掌握实践理性、拥有实践力量的新人做出更大的努力。增强与新时代的现代化的伟大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意识，不仅关系到文学家的艺术生命，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艺术道路。新时代呼唤、感召和期待着塑造千千万万能够掌握新的实践理性和具有实践力量的新人形象。这种新人形象既以解放全人类作为伟大的历史使命，又能逐步地实现自身的全面的自由发展
尼采悲叹：“上帝死了！”罗兰·巴尔特惊呼：“作者死了！”弗洛姆喊叫：“所有的人都死了！”加缪宣称：理想和理性的人死了，而“一批非理性的人站起来了！”实际上“非理性的人”是站不起来的，团为这种“非理性的人”缺乏理性的神经和脊梁。旧理性已经陈腐，非理性软弱无力，新理性催人觉醒，而只有掌握新的实践理性才能使人获得新生。
（三）对主导文论的鉴别与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始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确认一种文论是否应当占据指导和主导的地位，主要考察其是否具有学理上的先进性、真理性和科学性。
实事上，不管什么时代，都有一个建设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和主流文论的问题。所谓无主元、无主潮、无主导的观点不仅从学理上说不过去，而且不符合一定历史条下的思想存在的实际情况，究竟什么样的文论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文论，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归纳起来，无非有三种意见：西学文论中心论，国学文论中心论和马学文论中心论。从这三种文论的实际上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来看，现当代的西学文论爆热走红，较而言之，国学文论和马学文论处于冷寂状态。国学文论中的一些核心范畴，甚至像形神、风骨和意境这样的概念也很少被运用。
文论是科学。科学是真理的理论形态。文论学者们同样要靠真理吃饭。追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应当成为一切文论学者的良心和天职。凡是包含着真理因子的思想和观念，作为理论的资源库和学术的生长点，都应当得到尊重。真理是相通的，沿着真理的道路，学者们必然会走到一起。只有当一些人把自己所掌握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中的真理上升为文艺的总观念，想统摄、压倒和吃掉相关的或者本来是互补的学术观点时，才发生文论方面的交战。文论方面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对话同样应当以追求、发现和服从真理为前提为目的。要推动和激励西学文论、国学文论和马学文论的平等的对话与竞赛。允许和提倡西学文论中心论者、国学文论中心论者和马学文论中心论者，从自己所熟悉和擅长的学术领域进行新的拓展，取得新的实绩。
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理应不断从回答严峻的挑战中求得发展的机遇，随着历史变革、社会转型和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只有通过交流和对话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元性和主导性。处于社会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交流和对话成为解决国际范围内的政治纷争和学术竞赛的重要手段。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应当通过学术对话求得自身的充实、丰富、深化和发展。(1)通过与当代西学文论特别是当代西学文论尤其是西方的马学文论的对话，吸取批判精神和关于审美经验和审美形式的理论营养，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人类性和世界性；(2)通过与国学文论的对话，选择有价值的文论范畴和文论思想进行现代阐释，促使中国古代文论的观念话化和当代生成，以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民族性；(3)通过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的对话，对有时代感的文艺现象作出理论提升和学术总括，以显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性；(4)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用现代眼光，发掘和阐释蕴藏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那些富有人类性、世界性、民族性和当代性的理论资源，建构和重铸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面貌和新质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只有通过交流和对话，发挥自己的学理优势，才能取得主元和主导的地位。交流和对话理所当然地应当坚持“为我所需”和“以我为主”的原则。以开放的心态和“拿来主义”的眼光，从人类的一切精神财富中吸取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东西，用来丰富和充实自己，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集中体现当今世界文论思想的精华，靠自身的学理的先进性和系统而又严谨的科学性，显示出强健和蓬勃的生命力。
（四）确立合理有序的文论格局
当地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文化理论；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4-0176-02
文化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质规定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生活样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文化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相同，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层面上理解为经济基础上纯粹的精神意识形式，广义上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明形态。从概念界定上来讲，它包含文化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深刻认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奠定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根本与核心是实践
毫无疑问，从文化的根本与核心来看，它就是人为主体的实践对象化活动，是人从文化方面认识和改造世界自觉行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文化认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概念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为中心，就由主体实践，客体认知后以及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发展而来的文化总体概念。但文化又并不能完全与实践的自觉及文化认识画等号，只有主体对课题正确、客观、能动的反映才是正确的文化实践，相反，它只能被摒弃，不能被保留。所以说，文化的根本与核心就是主体对客体、能动、正确的反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根本，准确揭示了文化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伴随着强烈的现实感和批判性推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革命胜利后，以同志为代表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者，都高度重视发挥先进文化，并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根本的文化理论的深刻理解，把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主体的文化培育和新文化建设视为社会主义重要的建设任务之一。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和历史进程上
同志曾经指出，文化本身集中反映了某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并对某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产生一定的作用。一定的文化理论是这个社会在政治和经济观念上的极大升华，他的这个观念深刻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相关理论，是对马克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所以，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另一个基点在于不能孤立地研究和把握文化现象，要把文化放到人类社会历史运行中加以理解。一方面，应当在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中把握文化的历史地位、作用和特点；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文化的独立性和能动反作用，不能孤立、片面地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来生搬硬套，不能单纯地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的作用和表现形式不同，只有在以物的依赖关系为主的社会形态中，这种“决定”才会强制性发挥，而文化的概念是随着人类自觉活动的提升和知识的积累，逐步来引领社会的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虽遵循历史唯物史观，但它又有其特殊性。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是适应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思想指导下的文化制度
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心得科学发展主题，产生了新的发展需求，明确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文化理论的发展也理所当然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基本原则，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体制建设。要认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就要充分认识一系列的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和政策，打造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可持续发展体系。还要把握“文化制度”与“文化体制”的关系，最大程度地探索出一条文化体制的道路。同志指出：“要一手抓管理，一手抓繁荣。”他提出，繁荣必定是文化发展亘古不变的主题，而管理是文化健康发展的有效保障。这一席话突出了形势，新发展下文化制度在文化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每一个成体系的理论都有其物质载体，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文化产业，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管理和繁荣都要同时抓的新态势下，发展文化产业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效手段。要发展文化产业就要重视文化的根本属性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要在认识同志指出的市场管理与繁荣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有效地发展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坚持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同时也要发展公益性文化产业。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及指导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和原则，是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理论又一个重要基点。
四、充分认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意义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思想指导下的文化制度是它最现实，最真实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反映。深刻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建设当代先进文化的必行之路，它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当代先进文化发展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文化理论界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基本观点之上建立起来的、适应历史社会发展的文化思想。同志的文化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它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所产生的文化思想，对现代历史的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而由新时代的领导人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文化理论的再一次继承和发展，他们共同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使命。它们的形成及建立让当代的社会文化问题得以解决，从而实现当代社会的和谐文化建构，并培育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让先进文化建设有章可循。
（二）给当代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理论界具有极强的丰富性及多样性，它主张多样化文化并存。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围绕中国近年来的历史事实、历史主题，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创新和实践探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社会文化指导思想的经验，如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以“拿来主义”学习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具有正确的指引方向的文化指导思想等，极大地丰富了历史文化领域的建设。同志曾经提倡，艺术的不同形式和风格是可以自由发展的，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要反对强制一种风格，禁止另一种学派的说法及做法。可以看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未来我们在发展多样文化和当今社会创新文化方面提供了新的建设可能性。
（三）为当代文化的文明发展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同时曾指出并强调，新时代文化建设要以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核心。“文化”与“文明”是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当代文化建设的关键是创新，文明的发展关键则是文化的长期积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的总方向。同志曾经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筑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2014年的五四青年节，考察北京大学，与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促膝长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并发表主题为“尊重文明多样性 守护文化民族性”的讲话，指出：“作为民族之根、民族之魂，中华文明是华夏子孙必须继承、守护、光大的瑰宝。”可见，文化和文明是紧密相连的，中华的历史悠久文化推进着中华文明发展，而中华文明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
（四）对当代文化事业及文化产业具有非常重大的经济意义
不论在哪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产业及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产业及事业是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文化产业，而文化又是上层建筑意志力的体现。所以，文化对经济具有重大影响也可以理解为政治对经济的重大影响。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是提高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2015年11月，“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基本理念中明确指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同时指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对于地方来说，“十三五”期间山西省也了《山西省“十三五”服务业发展规划》，在肯定了近些年山西省在文化产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同时，为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行动纲领，纲领中明确指出到2020年，山西省要基本实现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文化产业将成为山西省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文化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程度，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充分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必须在文化本质上强调其本源性，即实践和认识的理论；必须结合其发展的社会历程，分析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还需正确认识并坚持社会发展的指导政策方针。还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当前社会所带来的重大意义，才能够真正地推动当代社会文化发展进步，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当地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论现状的考察，指出未完成状态下的当代文论建设所面临的困境，着力探讨传统文论现代性转化的可能途径，并对当代文论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思考。
中国当代文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构成：从时问之维审视，它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从地域区分而言，它同时包含西方理论和本土话语；而从理论结构来看，立场各异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这种杂语化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代不少文论读本中，包括由童庆炳先生主编、影响广泛的《文学理论教程》。细加考量，会发现这一现状产生的原因来自于文论书写传统，因为可供当代文论书写者选用的理论传统本身就具有多重性：既有中国古代文论①传统，又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文论传统(以苏俄文论为主要理论资源)，加之西方文论传统，共有三种理论渊源。以三种理论资源为不同的坐标参照系，可以衍生出大量互相交织、形态纷呈的文论作品。虽然当代文论资源丰富，理论著作亦浩如烟海，但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仍处在进行时中，尚未形成严整有序的理论形态。对当代文论的全面梳理并非本文可以胜任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仅在于，为何在中国文论的当代话语系统中随处都不难发现对西方文论资源的借用，而中国传统文论资源的丰富内涵却未得到足够体现?因此，本文力图探究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论如何在他者的强大影响下获得本土特质，从而实现价值重建与风范再铸。
1当代文论建设面临的困境
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社会形态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转型，由此带来的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的深刻变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也不同于以往的时代。有学者在论及当代文艺的切身处境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在文学走向杂语和杂体的过程中，中心意识形态话语失去了权威性，民族语言失去了神圣性，审美话语不再雄踞于其他语言之上，艺术也不再有固定的法则，等级制语言关系在走向解体，生活与艺术既有的联结和界限在断裂。一切都在由中心走向边缘。”处身于此种文化背景中的当代文艺理论，亦不可避免地发生一系列转向：研究主体开始由意识形态变为形式结构进而到观念解构，研究对象从单纯的文学性、审美性演进到(大)文化性、社会性。哲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不同学科的互融互渗，使得当前的文论写作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言说品格一那种非独断的、非个体中心化的特征极为鲜明。
以上情势，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身处的全球化语境息息相关。新时期以来，大量西方文艺作品、文艺论著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国内，从作家创作到文论建设，可以说都处于西方思想(潮)的深刻影响之下。当代作家余华曾坦言，“我们这一代作家开始写作时，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翻译小说，古典文学影响不大，现代文学则更小。”推及至文论领域，荫蔽之风更甚。因而有偏激者称，中国没有文艺理论，通行的概念和范畴，没有几个不是洋化了的，2O世纪的文艺理论不过是西方文论罢了。
诚然，20世纪西方学者在文论领域成就卓越，委实不可小觑，学界也曾公认上个世纪为西方文论的世纪。因此，在过去的20多年里，即从上世纪8O年代开始，西方文论主潮便轮番进人中国当代文论的书写中。在作家、作品、读者与社会四个维度上，法国传记批评、精神分析与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文论、解释学文论、接受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后殖民、新历史、女权主义、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等等都在文论界占据一席之地，学界不仅有多种译著出版，同时也产生了相当规模的研究著作和论文。
先哲有言“过犹不及”，因理论缺失而导致的异域理论直线乃至长线输入，造成了一个颇令学人尴尬的局面：长久以来，在中国当代文论界，处于学术前沿的往往不是本土原创性理论，而是西方新近盛行起何种主张，便译介何种理论，举凡弗洛伊德、荣格、拉康、什克洛夫斯基、韦勒克、沃伦、罗兰·巴特、巴赫金、德里达、胡塞尔、伽达默尔、姚斯、马尔库塞、福柯、杰姆逊、哈贝马斯、赛义德等等西方学者的身影随处可见，充塞于各种译著与专论之中，几乎湮灭了传统文论原本就极微细的声音。
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频频引进西方文论资源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文论界革新与超越的愿望，但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中国当代文论书写者自身的文化弱势心态与言说焦虑。上世纪8O年代初，国门大开，随着经济改革的风生水起，文化专制的坚冰开始裂破——学界引发了第二次大规模外国作品译介热(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当时，不少文学理论工作者在反思同时，深感我国文学理论的落后，“文学理论落后于文学创造，这在各国的文学史上，都不少见，但像我国近半个世纪来的落后状态，实属罕见。”。因此，在又一次的西学东渐之进程中，学者们面对大量西方文论典范，欣喜若狂，继而不假思索的统统“拿来”，丝毫未考虑到可能产生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可以说，是自身的匮乏导致了资源引进时的盲目和之后的“消化不良”。因为2O世纪文学理论复杂多样，学派纷呈，分立于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二条主线之列，并由此形成迥然不同的文学理论。更为关键的是，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是一道永远也无法填满的鸿沟，再新颖再坚实的西方文论体系都不可能成为解读中国文学的万能钥匙。忽略了本土文化问题，避而不谈全球化与本土文化的内在冲突，一味追“新”逐“后”，理论跟风，话语模仿，在看似热闹的众声喧哗里遮蔽了自身亟待解决的问题，无疑是不明智的。
是故，我们认为，只有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发现差异价值，才能导向正途。因此，首先理应破除心理上的误区，耐下性子总结本土经验而不是一概“拿来”。种文化只有回归到民族本位，才不至于患上“失语症”。由此而论，当代文论建设者至少要有勇气面对双重压力：一方面维系起本土文化命脉，传承传统文化精粹；另一方面重新接受一整套西化知识体系，在迥异的思维方法、叙述习惯之间找到合乎当代品格的言说风范。正视当代文论所经历的种种曲折，坚持本土文化立场，在吸纳他方文化先进成分的过程中发挥本土资源优势，使中国文论改变单纯受动方的位置，增强本土的、当前的问题意识，增添理论的原创度，在民族意识和全球视野中构建与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关系，才不失为长远之计。虽然现有的庞大文论体系和纷繁的各派学说已经建构起一个漫无际涯的公共知识场，然而并没有哪种权威话语能够独占唯一的合法地位。既有理论框架无法阐释并穷尽纷杂的文学现象，文论写作主体也不再可能寻求到唯一的“真知”，而是力图创造从多种角度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各方碰撞和交往中不断吐故纳新，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实为当务之急。
2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
“当代文论建设到底如何进行?在我看来，我们还得在原有的文化、文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意识到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论的民族文化身份诉求之后，当代文论的书写势必转向传统文论领域寻找再生资源。当然，我们首先要了然于心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与意义是否还依然熠熠生辉?那些蕴含着无数情思的妙悟是否仍具有理论的合法性?令人欣慰的是，答案是肯定的。中国传统文论中那种开朗宽阔的包容心态、有无相生的辨证思维和流转如意的审美境界都是当代文论建设不可多得的宝贵品质。然而，对比当下，我们看到的却是传统文论的边缘化处境：一方面它是当代文论创生的资源之一，亟待开发；另一方面它在当代文论书写中只是被零星引用，尚未内化为有机的组成。作个不恰切的比喻，宛若一个纨绔子弟拥有祖上广漠田产，却不思经营终日求乞般讨生活。这样的情形着实令人哑然，发人深思。
因而，如何有效地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成了学界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那种试图仅仅依靠传统文论的既有概念和范畴来构建当代文论框架的想法已不切实际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秉持双向的开放心态，向中国传统和西方新知同时敞开，才不致失于偏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恰恰呈现互补的状态，那么为何不融会东方智者的禅心妙悟与西方哲士的新锐视角，在古老的概念范畴中注人现代新义，汲取异域有效理论内涵，扬弃艰涩的语言外壳，实现中西合璧、优势互补?在这一点上，曾有学者提出通过中西互补来把“评点妙悟”式的古典形态转换成“理论批评”的现代形态，也有学者提出诗学模式转换，即“由传统认识论诗学向语言论诗学转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然而，只有在对古代文论范畴进行原意阐释、语义澄清之后，才能为其注入新意，所以原典校勘、版本考证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对文论典籍的创造性诠释是传统文论转换的重要步骤和基础性工作。在现代诠释的文本新解中，至为重要的是用现代眼光筛选与现代知识的阐释。即在现代意识的统摄下重新估定古文论中有价值部分，加以现代化阐释，达到与当代文论的沟通互证。在传统的训诂、考证的实证性研究之外，避免平行比较的牵强比附，既不固守中国传统文论的本位，也不把西方新学说当作理论出发点。不惟古，不惟洋，在经由现代眼光打量之后，发掘二者的相通之处，以期实现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在对话、交流中，显示双方各自理论品格的高低上下，继而确定各自在总体理论格局中所处的层次与地位。
勿需赘言，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让中国传统文论资源成为新的知识积累，让其在获得现代阐释之后介入当代文论的书写背景，更重要的是要使古代文论成为有效的精神资源，浸染文论写作者的精神气质。钱中文先生就认为，文学理论的创新，应该面向人的精神建设。中国传统文论中所体现出的生命热情、智性表述和知性体验理应在当代文论书写中被激活和苏生。依照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每个民族的文化深层结构里，都蕴藏着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是来自个人经验以外的，通过遗传、继承，以原型的方式成为第二精神系统的部分。可以断定的是，某些独特的文化记忆，只能是属于一个民族的。
张少康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贯穿始终的最突出思想就是：建立在‘仁政’和‘民本’思想上的、追求实现先进社会理想的奋斗精神，在受压抑而理想得不到实现时的抗争精神，也就是‘为民请命’，‘怨愤著书’和‘不平则鸣’的精神，它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坚毅不屈、顽强斗争的性格和先进分子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论所不能提供的，它们是我们伟大民族的精神瑰宝，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区别于他者的标识符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深厚基石。
另外，中国古文论话语系统属于文人修辞，清丽晓畅，不仅具有理论思维层面上的意义，本身也蕴含丰富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一些代表性著作如《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在艺术性和审美价值上，几可等同于文论作品本身，鱼跃鸢飞，羚羊挂角，诗意禅心，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将传统文论进行现代转换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将之作为完整自足的体系呈现出来。在古代文论的整体构成中，除了少量文论专著有着相对完整谨严的逻辑性架构之外，绝大部分都散落在诗话、词话、序跋、信札、书论评点当中，如脱线的珠玉，散落各处。事实上，中国文学理论在干余年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具有民族传统的、代表东方美学特色又与西方极不相同的潜在的理论体系，只可惜在“五四”以来的八十多年里被中断了。当然，传统文论的体系化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需要当代文论书写者展开积极思考和反复论证，限于主题和篇幅，这里不作展开讨论。
当地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人们所面对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丰富多采的。不管是从本原物的意义上讲,还是从人造物的意义上说,物种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的。
任何一个时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每个民族的社会结构、意识结构和文化结构同样呈着多元、多极、多维、多向度和多层次的格局。这种多元化的格局又总会不同程度地这样那地表现出主元、主导、主流、主脉、主调、主旋和主潮。尽管各种文化和文论之间存在着差异、矛盾、冲突,乃至可能酿成激烈的文化纷争,但各种文化和文论的多元并存、多元共生、多元相激、多元互补和多元发展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不争的事实。思想领域中的问题必须也应当通过特殊的精神途径去解决。各种文化和文论的兴衰浮沉,只能通过对话、交流和竞赛的方式来实现。
现当代的文化和文论思想必然是多元的。从社会形态看,同一时代的多元社会形态必然引发出多元的文化形态和文论形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个别地域里带有浓郁的原始公社痕迹的这些不同的社会形态,一定会产生判然有别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从民族来说,每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都会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从地域来说,不同地域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总会表现出多样的民间风情和地域色彩。即便是同一时代、同一历史条件、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同一地域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也会大异其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交流、撞击和激荡,势必会打破某种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所固守的防线,面临着通过竞争求生存、求发展的冲击和挑战。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应当正视全球背景下和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选择、融合、改制和重塑。面对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之间的对峙和渗透,使正确理解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多元和主元的关系,成为一个不能躲避的冷峻而又重大的课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同样是多维、多极和多元的。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必然反映到文化和文论中来;社会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相混杂;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文化选择和价值观念不尽相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共生并存;“国学”、“西学”和“马学”的冲突和纷争越演越烈。所有这些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意识结构的格局中的成分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多元并存和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将成为事实上不可改变的精神存在。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既是多元的,又是有主元的。文化和文论的多元和主元是相对相融、相辅相成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二)对多样文论的鉴别与分析。
应当说,各式各样的文论思想都是有道理的,而各种文论道理所蕴涵的道理的质态和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却是很不相同的。
关于文论的大道理和小道理。人们对艺术真理的认识总是从局部开绐的,往往通过观察和抽取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从而形成片面的甚至是十分深刻的真理。这些局部性的文艺观念不可能对艺术真理作出总体性的把握,往往显得偏执和模糊。但真理终归是对事物的全方面和全过程的规律性体认。“片面的深刻的真理”虽然只具有相对真理的意义,但作为发掘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的宝贵的学术成果,同样应当得到尊重和珍惜。既没有理由拒斥这些“片面的深刻的真理”,又要防止把这些“片面的深刻的真理”随意提升为涵盖一切的文艺观念的总的文艺观念。这样做可能会以小充大,以偏概全,难免和甚至产生“一叶障目”、“坐井观天”和“瞎子摸象”的迷误。
关于文论的新道理和旧道理。凡是揭示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的新的文艺观念都是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阻碍文艺发展的陈腐的背时的旧道理,是必须舍弃的。但传统意义上的旧道理不能一概认为是旧的,其中一些传统的,诸如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审美学意义上的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仍然具有蓬勃的生气和活力。同理,推进和激发文艺发展的特别是那些带有原创性的新道理是应当大力倡导和弘扬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凡是时兴的东西都是一定是“新”的。那些打着“新”的旗号出现的艺术也可能是迷乱、颓废而又腐朽的。最近出现的某些“行为艺术”作品,如在流血的胳膊刀口上栽树,让把被缝在牛肚子里的男性的裸体再重新钻出来,吞吃烤焦了的女婴的肉等等,都只不过是以花样翻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旧。旧者有旧,但旧者不全旧;新者有新,但新者不全新。对新道理和旧道理,应当从性质和功能上进行认真的审视。
不管是文论的大道理、小道理,还是文论的真道理、实道理和新道理都必须确立一个判断和衡量的标准,即应当以是否具有先进性、科学性或真理性作为权威性尺度。
为此,应当正确理解“诗”与“思”的关系,即诗学与科学的关系。海德格尔强调通过审美和艺术手段实现对人生的诗化和美化,达到和融入“诗意地栖居”。这种浪漫的诗学幻想以特殊的魅力,征服了不少学者的心灵。当代西方兴起的语言诗学、文化诗学和政治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称为“文化诗学”或“政治诗学”的新历史主义已和传统的历史主义很不相同。这实际上是一种文本学和解释学意义上的历史主义。理解和处理历史与人文的关系时,与其说是回归历史,倒不如说是注重和强调解释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与扩张,通过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和解构,达到改写和重塑历史的目的,以便使历史更加适合于解释主体的意志和愿望。读者从中国当代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影视作品的虚写和戏说中,可以比较强烈的感受到随意把历史人文化、主体化、意志化、情感化的倾向。尽管机械的历史观念是偏狭而又错误的。历史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对历史的客体性、实在性、规律性和真理性可以进行诗化,但不能够从根本上加以改变。非人文的历史固然不可理喻,非历史的人文同样无法体察。因为既不存在无人的史,也不存在无史的人。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既悖立又互补。“诗”与“思”是人们感受和掌握世界的两种互渗互融的思维互方式。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倡导无“诗”的“思”或无“思”的“诗”的实际效果都是通过否定对方来否定自己。“诗”的激情往往是“思”的动力和先导,“思”又往往是“诗”的基础和诱因。两者的矛直、冲突和对立只是暂时的、局部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机制引发的。如果“诗学”是完全反科学、反理性、反真理和反规律的,那么,势必使这种“诗学”的人文价值受到局限。诗学精神应当尊重人的科学精神并有助于人的科学精神的培育和发扬。即便是现代解释学中最有影响的伽达默尔也对他的老师海德格尔的“诗学”观念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他尽管提出了“视野融合”的理论,但毕竟肯定“艺术真理”的存在,同时认为“历史是真理的源泉”。伽达默尔的见解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必须正确理解信仰与真理的关系。信仰是自由的。真理是对客观的对象世界的规律的反映。信仰是各式各样的,有明智的,有昏味的。真理尽管是相对的,但相对中包含着绝对的因子。人们可以从各种视域观察事物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取得对真理的多方面的认识和感悟。绝对的相对主义会造成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信仰是可以选择的,而对真理的选择带有必须认同的服从性质。只有信仰真理或只有选择对真理的信仰才能获得人的真正的自觉和自由。文艺和文论对信仰的追求和阐释应当有益于对真理的发现和弘扬。
应当正确理解文化与规律的关系。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不一定都能把握对事物的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某些精英文化,如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文化和带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某些特性的创作和作品意在解构所谓的“伪理想”、“伪崇高”、“伪真理”、“伪权威”的时候,连同理想、崇高、真理、规律、主导、中心、权威和秩序也一并抛弃和后掉了。这些学者和作者强调文化的批判精神的同时,也确乎批判了不应该批判的东西。还有一些以娱乐功能取胜、可以批量生产的大众文化,淡化了文艺的理想精神,消解了文艺的批判功能,削弱了大众的自觉意识,隐去了变革现实的启蒙思想,遮避了对不合理的社会体制和机制的理性审视。如果一种文化不能体现人们对客观规律的真理性把握,那么这种文化很难被称为先进文化,也不可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这里,我们应当有意识地重提、倡导和呼唤实践理性的概念。
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都属于精神话动。这种社会的精神实践话动,既不能等同也不能直接地作用于一般的社会实践。但社会实践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文论的思想和观念也是从文艺实践中抽取、提升和概括出来的。社会实践是历史和人生的舞台。文艺只有表现社会实践,才能集中地反映社会、历史和人生。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改变社会环境,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历史转折,才能相应地获得人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求得人自身的全面的自由发展.因此,文艺家和文论家必须强化和优化实践理性的自觉意识,通过审美手段和对文本语言的解释途径,启示和诱导人们感悟和体认只有依靠社会实践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态和命运的伟大真理。现当代的西学文论中颇有影响的诗学、语言学、解释学、文化学等等学科都在自身所属的学科领域内,取得了突出的实绩和可喜的成果,但似乎也存在着一个带有根本属性的缺欠,即一定程度上转向语言王国来躲避和疏离社会实践的倾向。文艺虽然是一种精神话动,但不能把文艺所反映出来的关涉社会和人生的重大问题完全转移到并停留在精神领域。企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符号和文本的阐释和解构来介入和批判历史,这可能从舆论层面上对改变社会环境和人生状态有所助益,但文化批判、语言批判、诗学批判都不能取代对现实的实践批判。企图通过解构和颠覆文本的语言结构和叙述程序来达到解构和颠覆社会历史结构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这些崇拜语言的解构和批判的学说和观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势必都带有假定、空幻的迷彩和乌托邦性质。因此,应当高举实践的旗帜,树立实践的权威。实践是发现真理的重要途径,同时又是捡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包括精神实践和文艺实践,不仅有助于解决社会和人生的根本问题,而且能够切实有效地揭示文论的大道理、小道理、真道理、实道理和新道理;鉴别文论的真道理和假道理、实道理和虚道理、新道理和旧道理;有助于协调和解决“诗学”与“思学”的关系,信仰与真理的关系,文化与规律的关系;尽可能地涵盖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认知理性、人文理性和社会理性,才能整合和包容人文价值、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才能完整地体现文艺的人文精神、历史精神和美学精神。因为,所有这些理性价值和价值理性都是依靠实践来发现和实现的。
人们所面对的客观对象可以划分为自然物和人造物两个世界。对自然物而言,实践本体沦的观点未必妥当,但对人造物来说,实践无疑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人的劳动改变了世界,创造了美,同时不断相应地完善自身。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概念和意志主义、存在主义所理解的实践理性的根本区别在于不是脱离事物的客观规律性来单纯孤立地强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在尊重对象世界的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更加有效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对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来说,实践拥有至高无尚的权威,实际上扮演着造物主的角色。人所改变和创造的一切实际上都是通过各种方式,其中包括审美方式呈现出来的新的实践理性的物化形态。这种被物化了的新的实践理性既蕴涵着新的认知理性、社会历史理性和人文理性,同时又往往是人文价值、社会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感性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实践理性是一个带有母元意义的观念范畴。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理解的“新人”实际上是指能够掌握和实施新的实践理性的新人、即能够自觉地从事变革现实的伟大的社会实践的新人。这种“新人”,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被称为“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被称为“改革者”、“创业者”或“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马克思把这种新人形象誉为“有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即能够比较自觉地掌握和实施新的实践理性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曾把能否能通过掌握和实施实践理性去“改变旧境环”和推动社会进步,视为区分“新人”和“旧人”的重要标志。不愿改变和安于旧环境,不管声称自己“多么不愿再作‘旧人’以及他们是多么不愿人们再作‘旧人’”,但这种人“依然是旧人”;“只有改变了环境”,并“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人“才会不再是旧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4页),才配称成为能够凭借“使用实践力量”“改变旧环境”的“新人”。新时代的文艺应当为培养和造就能够掌握实践理性、拥有实践力量的新人做出更大的努力。增强与新时代的现代化的伟大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意识,不仅关系到文学家的艺术生命,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艺术道路。新时代呼唤、感召和期待着塑造千千万万能够掌握新的实践理性和具有实践力量的新人形象。这种新人形象既以解放全人类作为伟大的历史使命,又能逐步地实现自身的全面的自由发展
尼采悲叹:“上帝死了!”罗兰·巴尔特惊呼:“作者死了!”弗洛姆喊叫:“所有的人都死了!”加缪宣称:理想和理性的人死了,而“一批非理性的人站起来了!”实际上“非理性的人”是站不起来的,团为这种“非理性的人”缺乏理性的神经和脊梁。旧理性已经陈腐,非理性软弱无力,新理性催人觉醒,而只有掌握新的实践理性才能使人获得新生。
(三)对主导文论的鉴别与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始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确认一种文论是否应当占据指导和主导的地位,主要考察其是否具有学理上的先进性、真理性和科学性。
实事上,不管什么时代,都有一个建设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和主流文论的问题。所谓无主元、无主潮、无主导的观点不仅从学理上说不过去,而且不符合一定历史条下的思想存在的实际情况,究竟什么样的文论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文论,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归纳起来,无非有三种意见:西学文论中心论,国学文论中心论和马学文论中心论。从这三种文论的实际上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来看,现当代的西学文论爆热走红,较而言之,国学文论和马学文论处于冷寂状态。国学文论中的一些核心范畴,甚至像形神、风骨和意境这样的概念也很少被运用。
文论是科学。科学是真理的理论形态。文论学者们同样要靠真理吃饭。追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应当成为一切文论学者的良心和天职。凡是包含着真理因子的思想和观念,作为理论的资源库和学术的生长点,都应当得到尊重。真理是相通的,沿着真理的道路,学者们必然会走到一起。只有当一些人把自己所掌握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中的真理上升为文艺的总观念,想统摄、压倒和吃掉相关的或者本来是互补的学术观点时,才发生文论方面的交战。文论方面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对话同样应当以追求、发现和服从真理为前提为目的。要推动和激励西学文论、国学文论和马学文论的平等的对话与竞赛。允许和提倡西学文论中心论者、国学文论中心论者和马学文论中心论者,从自己所熟悉和擅长的学术领域进行新的拓展,取得新的实绩。
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理应不断从回答严峻的挑战中求得发展的机遇,随着历史变革、社会转型和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只有通过交流和对话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元性和主导性。处于社会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交流和对话成为解决国际范围内的政治纷争和学术竞赛的重要手段。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应当通过学术对话求得自身的充实、丰富、深化和发展。(1)通过与当代西学文论特别是当代西学文论尤其是西方的马学文论的对话,吸取批判精神和关于审美经验和审美形式的理论营养,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人类性和世界性;(2)通过与国学文论的对话,选择有价值的文论范畴和文论思想进行现代阐释,促使中国古代文论的观念话化和当代生成,以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民族性;(3)通过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的对话,对有时代感的文艺现象作出理论提升和学术总括,以显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性;(4)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用现代眼光,发掘和阐释蕴藏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那些富有人类性、世界性、民族性和当代性的理论资源,建构和重铸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面貌和新质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只有通过交流和对话,发挥自己的学理优势,才能取得主元和主导的地位。交流和对话理所当然地应当坚持“为我所需”和“以我为主”的原则。以开放的心态和“拿来主义”的眼光,从人类的一切精神财富中吸取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东西,用来丰富和充实自己,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集中体现当今世界文论思想的精华,靠自身的学理的先进性和系统而又严谨的科学性,显示出强健和蓬勃的生命力。
(四)确立合理有序的文论格局
当地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一、怎样评估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所走过的路?
从20世纪末到 目前 ，有两个说法值得重视：一个是“失语症”论，一个是“全盘西化”论。这两个观点之间也有密切联系，正因为认为当代文艺学是“全盘西化”了，才会推断其患了“失语症”。对此我已发表过文章对它们提出不同看法，这里再稍作补充。
先看全盘西化论。这种观点认为，“”以后我国文艺理论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性西学东渐，人们争先恐后、毫无保留地 学习 、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从而导致“文论失语症”；不仅如此，这种情况贯穿于20世纪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所以，百年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总体上是“全盘西化”的过程。
对这种全盘西化论我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我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绝不是全盘西化的过程，而是既不同于古代传统文论、又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生成过程。这个新传统离不开20世纪整个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这一大的系统工程，是这一系统工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能离开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孤立地看待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诉求及其 历史 建构，不应该将之从这个大系统中割裂出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实践过程，而不是全盘西化过程。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和学科建设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现代文论，其构建过程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因而不可能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中国的现代文论在生成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同时又不断学习、借鉴西方文论的经验和理论 内容 ，并在大的 政治 气候和 时代 背景下，关心中国现当代的文学问题，从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文论的新传统。在此，是不是全盘西化，关键要看是否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是否为了解决本国的现实问题，而不在于是否学习和借鉴了西方。而全盘西化论者却恰恰是在这里将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另外，全盘西化论者把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历程说成是“毫无保留地学习、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过程，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百年中国文论的演进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借鉴、运用西方现代文论，从来都是从我们现有的期待视野出发有选择地进行的。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就是针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小说地位不高，而现实生活中小说在唤醒民众方面又具有超出其他文学体裁的优越性这一现实才提出的。“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的主张，就既是文化革命的策略，也是现代文论的主张，都立足于现实中国的现实问题。至于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突破“人性论”的、“文学是人学”主张的重新确立，一直到用“审美意识形态”来概括文艺的本质特征，鼓吹文学重振人文精神、体现人文关怀等等，更是直接针对现实的文学现象。这种建立在始终直面中国文学、文化现实问题的现当代文论传统，虽然不断有对西方的学习、借鉴，却很难说它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全盘西化论不顾事实的说法是很难叫人接受的。
再说“失语症”论。其倡导者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和特有的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学术规则，是谓“失语”。
在我看来，虽然失语症论者意在反对西方中心论，要为中华民族文论在整个世界文论格局中争取一席之地，其用心无疑是好的。但实际上它仍然没有跳出以西方话语的习惯视野来看待、衡量当代
二、如何看待 中国 当代文艺学学科的深层 问题 ?
失语症论也好，全盘西化论也好，其实都反映了当代文艺 理论 的困局。如何才能走出这个困局呢?在我看来关键之一是要解决当代文艺学学科内部构架的失衡问题。
当前文艺学学科的三大基本构件中，文艺理论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存在着不和谐。由于种种原因，90年代的文艺学建设的重点不在文学理论上，而在文论批评史上，中国古代文论史和西方 现代 文论史取得较大的实绩，超过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也与文学理论脱节，独立行走。这种情况表明，文艺学学科中，作为主体部分及文论史和批评基础的文学理论处于话语权缺乏的尴尬地位。
这种学科内局部失衡的情况说明，我们的文学理论既对中外文论的 历史 和现实缺乏审视、 总结 、概括、吸收，也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现实状况关注、参与不够，因而文论史和文学批评这两个部分就与主体部分的文学理论缺乏互动、交流和相互吸收，也使文学理论缺少新的生长点和强大的活力。
所以，文艺学学科的深层问题在于其中文学基本理论缺乏与“史”和批评的互动、互通，由此既缺乏吸纳传统文论并实现现代转换的内在动力，又缺乏吸纳当代新的西方文论并加以中国化的消化能力，还同与文艺现实联系较为紧密的文学、文化批评有所隔离，因而造成文学基本理论在文艺学学科体系中的降格和孤立。造成这种现象的除非学术原因外，就理论本身而言，在于缺乏现代性的视野。事实上，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突破，除了在学术界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90年代形成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文艺观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外，我主张应该有多方位的新的突破，并能够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得到认同。这个多方位的突破包括文学本质论的突破、文学创造论的突破和文学接受论的突破。就文学本质论的突破而言，新世纪文论已从反映论文学观进入价值论和主体论文学观，又达到文学审美意识论的高度，已经形成了突破。但在文学创作论方面，对中外文学创作的新鲜成就和经验关注较少、总结不多，尤其是在创新的文学创作形式和手法面前束手无策，更谈不上理论的提炼、概括和对创作的指导，理论与创作实际严重脱节，从而沦落到许多作家认为理论可有可无的地步，这是值得深思的。中国古代的文论、诗话、画论名著，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但都与当时的文艺创作紧密联系，因而获得了理论的生命，有些至今读来仍觉得大有深意。这对我们当代文论的 发展 和推进是很有启示的。再就文学接受理论而言，也存在着与实际脱节的问题。我们当前面对每年正式出版1400多部的长篇小说和绝大多数小说少有读者问津的尴尬局面。巨大的 经济 利益和 社会 效益之间的反差，原因是什么?出路在哪里?都迫切希望得到理论上、特别是现代接受理论的回答。而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要充分认识到，文学理论上的全方位突破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建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几声呐喊和尖刻的几篇批评就能奏效的。相反，当代中国文论走出困局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或必由之路，仍在于立足于如何解决当前中国文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并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达到理论、批评、文论史三方面的协调和统一，形成整体突破。
总之，我认为，中国当代文艺学走出困局的关键恐怕还在于我们所有文艺学学者共同下功夫，走自己的路，努力在文艺学学科三个部分互通、互动、加强交流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解决现实的问题，这样才能够达到对文学基本理论的全方位创新和突破。
三、当代中国美学有无自己的传统?
随着20世纪80年代几部中国美学史类著作的问世，中国美学似乎已经横空出世了，若再要问有没有中国美学，就显得十分可笑。但在当代美学 研究 中，学者们并非都能如此看待。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美学的“断裂说”有之，“重建说”亦有之，意在否定当代中国有自己的美学，同时更是否认有自己的美学传统。我对这个问题的总的看法与我在前面对当代文艺学的看法一致，即认为不仅中国有自己的美学，而且已经形成了与古代美学传统相对的现代美学传统。但这个新的美学传统与当代文论的传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这个异则表现在都具有对古今中外审美理论的兼收并蓄，也表现在对自身发展的不断反省上。这个不同却表现在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关心 政治 、关注现实相比，现当代美学理论却受审美超功利性特点和形而上特点的制约，相对地离现实较远，离技术和 应用 较远，更多地关注审美活动自身的研究。
当地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摘 要 近年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众说纷纭,兴起了讨论研究古代文论“热”。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我们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在知识全球化的今天,仅有的西方文论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学人们都希望我们在“拿来之余”还要“送出”,这不仅是当代知识分子民族自尊心上扬的使然,同时也是当下文学发展的必然。然而,对于我国古代文论“如何更好地转换”、“转向哪里”、“怎么转”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的讨论莫衷一是。本文的写作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一些探讨。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论 现代转换 语境 现实认同
21世纪的今天,文化已经是一个全球视野下的公共财产,为了求得它应有的一席之地,它必然要求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尤其在当下中国国力提升、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日益深远的背景下,讨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意义重大。“中国古代文论,是世界三大文论体系(中国、印度、欧洲)之一,在数千年的文学艺术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韵味独特的理论话语系统。”概言之,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即是“使传统面向现代而开放其自身,这便是古文论向着中国文论的转换生成,亦即众说纷纭的‘古文论的现代转换’所要达到的中心目标。”
一、语境的缺失
中国古代文论本身既自由(自然)又陈腐(陈旧)――自由(自然)是指中国古代文论常常是文人诗论作品的一部分,有些则直接是诗人、词人的作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就常常是诗赋、骈散文合化。至于通过文学作品来表现其文学批评思想的就更是俯拾即是:戴复古的《论诗十绝》,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等等。它们既像随笔,又像札记,往往寓艺术的深刻见解于其中;陈腐(陈旧)则指由于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我们的阐释绝大部分是以“儒家经典”(主要内容是要求积极入世,团结友爱、与人和善等等)为轴心,然而,它又未形成像西方文论那样有其缜密、完整的思维体系。更重要的是,古今时空的隔离,往往导致对话的困难。正如清代学者陈澧所云:“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
正因为它本身的语境体系,所以我们称之为“古代文论”,同时也说明我们已经承认这种文论的话语体系是“古”而非“今”的,是有别于我们今天的,甚至思维体系、思维模式也会有差别。“古”话语作为我们优秀文化的载体,传承了一代代的民族精神,但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今”的话语体系中,这样必然会给我们理解阅读“古”文论造成相当的困难,因为“语言所传达的乃是事物特定的语言存在”。当然我们又不能生硬地强调“复古”,这样违背历史潮流。况且,我们在很多情况下使用“今”话语,已经导致了包括“古”文论、“古”文学在我们这一代的“阅读缺失”――简单地说,就是读不懂、不愿读,甚至在一些时候,但凡带“古”的标签,我们内心已经有相当的抵触心理――所谓的发自内心的把它“崇高化”、“经典化”。如何创建一个更好的阅读氛围,创建一个适合阅读,能阅读,能读懂的文本,已经迫在眉睫。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来以引起我们的重视。文化(学)的现代性不能等同于社会的现代性(化),社会的现代性(化)更多的是要求社会的平等、公正、和谐,而文化(学)的现代性则更多的是探讨一种与时俱进的自觉融入现有话语体系。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脉络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所以无论从史学的角度,还是从继承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才有了西方文论不可比拟的长处。而且,经过几千年的沉积,不断地继承、发展,它才有了今天的博大精深。对于以“推陈出新”见长的西方文论而言,无论是它的经典性,还是多义性,都不能追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魅力,“现代转换就是一种理性的分析,目的在于使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古代文论部分,获得现代的阐释,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古代文论话语极为丰富,可以构成自己的话语系统和理论体系。”这也是我们当下急切地寻求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原因之一。
二、外来力量的强大攻势
西方文论在我国的“热”似乎还没有一个世纪,但是由于“五四”以来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和最终白话文的普及流行,再加上古文论本身阅读的困难等原因,我们已经离它越来越远了,它仅仅成为在专业领域少数学者运用的工具了。相反,西方文论在我国20世纪文论史上的待遇则似乎是反客为主了,不但我们热衷于翻译、运用,而且国家层面也在发文鼓励借鉴。
我国近代以来主要有两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五四”时期,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这两次“西学东渐”的发生都有一个共同原因――由于历史的使然,中国面临着重大变革的背景,我们迫切地需要外来文化(文论)冲击我们过时的、腐朽的文化。当然,这是客观原因。前面说到,阅读难的问题,在当下的研究文论界,即使是专家学者,若没有相当的古文功底,一手拿着工具书,一手捧着文论,阅读起来也还是有相当困难的,如《尚书》、《周易》等等佶屈聱牙的作品。
相对而言,现代文论(更准确的说是西方文论)在这方面就没有或很少这样的问题。对于西方文论,我们可以直接阅读,然后进入思考空间,如果可以用来说明某些文学现象、剖析文学缘由,我们往往毫不犹豫地把它“拿来”。它避开了一个由“古”话语(文字)转到“今”话语(文字)的两种不同语境的合理对位。或许有人会质疑:“西方文论毕竟是西方文化、西方思维的衍生物,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和思维模式,阅读西方文论同样需要一个‘共同(共创)语境’的磨合过程……”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现在能读到的西方文论基本上都是由华人――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或有此背景的炎黄子孙翻译的,他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已经“不自觉”地为我们预设了一个“中国语境”。而且,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白话文体系,某种意义上还是从西方话语体系中蜕变过来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古”文论仍然保持着几千年来的“古”文思维模式,这必然就导致了阅读的困难。
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也是西方强势文化的一种“殖民扩张”。西方文化(文明)从起源开始就是一个不安骚动的“异质分子”――它活泼、动力十足。若追本溯源,西方从15世纪中期起,伴随着对商业资本和财富的渴望而走到了“扩张时代”,通过新航路的开辟,开始向世界大规模扩张,同时伴随而来的就是“文化侵略(文化扩张、文化殖民)”。对此,杰姆逊明确指出:“在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等领域无处不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且文化也有了不同的含义。”因此,“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失语”。“所谓‘失语’,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指她没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
三、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现实可能性
笔者认为,借鉴外国文化、文学理论阐释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现象作用不会很大。退一步来看,即使转换成功,这也仍然是仅属于少数人的“精英文化”――它的预设理想读者既要求有一定的西方文学(文论)知识,又要有不少的中国文化常识。这里同样会涉及到中西两种语境的磨合交汇,因此必然会带来一定的阅读困难。“事实上,要挽救中国文论,就应该以古代文论的基本话语为主,讲意境、滋味、气韵、风骨、虚实相生、有无相成、言外之意、味外之味、言有尽而意无穷;而不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这样的话语。从接受的角度来讲,要‘妙悟’、‘目击道存’、‘点到即止’,而不是辩证体系、格式塔心理、异质同构等。”[8]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似乎定义为“转型”更为恰当。“转换”是改变、改换,而“转型”则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型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它是主动求新求变创新的过程。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每一个概念都是源远流长,我们或许可以对它进行“硬分”,即仿照西方文论各成体系的思维模式,把各核心概念追本溯源,各立章节,甚至各成一本书,由此组成一个大的系列。这样,既能让阅读者对某一概念有全方位的把握,从而形成比较清楚的认识,又能摆脱中国古代文论“散、乱”的弊端。有人会质疑这种“硬分”方式,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千丝万缕的某些核心概念相分离,但这只是目前我们普及文论知识的一个尝试。我们的设想是对这些概念各个击破,在普及了一些核心概念以后,实现点面结合,融会贯通,最终达到全面掌握、运用的效果。而且我们也知道,一个成功的体系、模式是需要不断地被打破、重构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它的最完美结构。“五四”时期白话文的成功普及推广就是一个可参考的例子。文人们身体力行,自觉地把白话文运用到写作教学中去,把它的优势充分体现出来。央视《百家讲坛》中的一些成功节目如《三国》、《论语》之所以能“热”,人们爱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们通俗易懂,能联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觉得它们“有用”。
同时,我们充分利用媒体等机构,加强在生活中对古文论常识的普及;政府扶持、民间团体的配合,引导人们关注、阅读。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文化本来就是由无数个有价值的个体组成的复杂体,我们在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时同样要深刻地注意到这个问题。对经、子、史、哲等的梳理、校对,以至普及运用推广;对古代名人传记的合理撰写考据;对古代文化常识,文学典故的整理、推广,等等,都将有助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普及推广。并且,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中如何恰当地注入现代因素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论应用时应同时注重‘说什么’和‘怎么说’,唯有如此,才能创造性地承续已被中断近一个世纪的文论传统。”[9]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属于世界文学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理应发挥其应有的重大作用,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让它在提升人类思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的为全人类服务。因此,对于推动中国古代文论如何实现其更好更快的现代转换(转型),当下学人责无旁贷。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2).
[2]陈伯海.从古代文论到中国文论――21世纪古文论研究的断想.文学遗产.2006(1).
[3]陈澧.小学.陈澧集第二册•东塾读书记(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15.
[4][德]瓦尔特•本雅明.论原初语言与人的语言.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李茂增,苏仲乐译.2009:4.
[5]钱中文.再谈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文艺研究.1999(3).
[6]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45.
当地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在后殖民批评意义上大量论述中国文论的“失语”并引起国内学术界普遍关注与讨论的，是曹顺庆先生及其弟子的一系列文章。《东方丛刊》1995第3期(总第13期)发表了曹顺庆先生的《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可以说是他的“失语”论的前期纲领。此文的核心关切与问题意识可以概括: 21世纪将是中西方文化多元对话的世纪，然而中国文论话语近代以来却“全盘西化”，我们应该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以便在世界文论中有自己的声音?曹顺庆指陈中国文论“失语症”的症状是:“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等)表达、沟通(交流)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而“一个患了失语症的人，怎么能够与别人对话?”“对话”是他的最强烈欲望，而对话的第一步则是“确立中国文化自己的话语。”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作者的这种振兴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与启示却是得自于一个美国白人理论家拉尔夫·柯恩主编的西方学者的论文集《文学理论的未来》，①他重点征引的那篇黑人理论家盖茨的文章就发表在这本书里。另外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作者一方面在文章的开篇大谈文化对话的重要性，另外方面又认定:“不同的文化之间，有着不同的规则，因此不同的话语之间，常常难以相互理解，这是话语规则不同使然。”比如，作者用“风骨”为例说明西方文论话语无法对于它进行有效阐释。问题是:既然西方文论不能有效解释中国文论，而我们“五四”以来的文论“基本上是西方的”，那么我们的最后选择只能是“以古释古”，而这种以古释古怎么能够叫“现代转换”呢?作者自己也意识到这点，于是开出了这样的药方:选择一些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涵盖面广的理论“原命题”，“同时用中西方文论对这些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进行阐释。……人们将会惊异地发现人类智慧的共同之处。”一方面作者断言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话语是完全不同的，无法相互阐释;另一方面又认定可以“相互阐释”，而且可以发现“人类”智慧的“共同处”。既然已经说了西方文论不能解释古代文论，那么，它又怎么能够对于从古代文论中选择出来的“原命题”做出阐释呢?曹先生一开始就说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是属于不同文化类型中产生的不同的论文类型，相互阐释是何其难啊!
曹先生此后的文章进一步具体化了他的论题，但是一些前期暴露出来的问题仍然没有消除，而且我发现他个人写的文章与他和学生合写的文章在对于“失语”的解释上存在差异。“失语”与“话语重建”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中国文论话语是否已经“失语”?如何判断它的“失语”?“失语”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克服失语，也就是如何重建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
曹先生非常明确地断定:中国文论失语了。他判断这个问题的角度与标准不是中国文论是否还在生产着，而是它是否是中国的。这表明他一直是在代表中国说话。他的论述单位不是个人，而是民族—国家。至于中国文论的“失语”的原因，曹先生在《文论失语与文化病态》[1]中认为是“五四”以来西方文化冲击以及我们一味“学习、模仿”西方的结果，而我们模仿西方又是“外力强迫下的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并非中国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使然，因此必然是一种非正常的文化发展，或者说是一种病态的发展。”这里说这种“学习”是“不得已”或许是正确的，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的”。①但是说它是“非常态”、“病态”则大可商榷。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文论)所采取的发展道路常常取决于各种复杂因素，有些因素是非常偶然的，很难说哪些发展道路是“正常的”或“常态的”，哪些是“不正常的”、“病态的”。是否像中国古代社会那样连续几千年且基本上在同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框架中缓慢发展就是“正常的”，而像“五四”那样采取了激进反传统方式的发展就是“病态的”?或者在一个文化自身传统中自发的、内部促动的发展就是“正常的”，而源于外来异质文明影响冲击的发展就是“不正常的”?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发展动力的确来自西方(所谓“不得已”)，但是所有的现代化后发国家都是这样，它们的发展、它的文化也是“病态的”?再说，“病态”显然不是一个纯描述性的概念，它更是一个包含价值判断的规范性概念。也就是说，传统是不应该断裂的，“五四”导致了传统断裂，所以是不足取的。这里判断“病态”与否的标准实际上是民族主义或民族本位的。也就是说，它没有考虑这个传统的延续在超民族的立场看是否是可欲的。离开超民族的立场谈一种传统的延续是否可欲是很成问题的。比如某些民族共同体的“传统”在整体上看可能很糟糕，可能本身就是病态的，那么打破这个传统到底正常呢还是“病态”呢?结合中国的情况，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决不是概不足取，但它在整体形态上显然是前现代的，是与传统中国的小农社会及王权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它在总体上说与现代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文化价值存在本质差异，不对它进行“整体上”的改造恐怕很难创立适合现代社会新文化价值系统。①坚持传统延续的曹先生却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这个“基础”的表述如果是指在整体上保持传统文化的延续，那么，所谓“现代转换”只能是在传统整体框架内部的零星变化，它不可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这篇文章还把“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与“文革”时期的文化大破坏进行类比，认为两者“一脉相承”，都是“偏激心态的大泛滥”，区别只是前者是文化自卑心态，而后者是文化自大心态。这样的类比应该说即使有一点道理也是十分皮相的。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五四”的激进反传统即使偏激，却是在追求现代的“民主”、 “科学”、“自由”、“个性解放”，而“文革”却完全相反，是对于民主、自由、个体生命价值与精神独立性的极大践踏。仅仅从所谓“心态”角度把如此价值取向如此巨大的不同社会文化运动简单类比、轻易地忽视了两者的根本差异，不能不说是十分轻率的。激进的行为或心态可以有不同的目标也有不同的“革命”对象，我们不能把一个意在推翻专制制度的激进运动与意在镇压民主自由的激进运动等同起来。
在《“话语转换”的继续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3]一文中，曹先生较为具体地谈到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问题。他坚决否定了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概念术语(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内容、形式、风格等)来阐释古代文论(如“风骨”、“神韵”等)的所谓“帖标签”方法，而是应该“从传统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入手，发掘、复苏、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问题是:拿什么样的理论去激活古代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既然曹先生认定西方的文论话语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格格不入、不能用以“阐释”中国古代文论，而中国现代当代的文论又“全盘西化”了，不幸我们手头有的又只有这些洋文论或洋化的中国当代文论，我们用什么去“激活”呢?因为即使是“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作者选择这样的术语，是为了避免谈论单个的中国论文范畴)，也是由古代文论的具体术语、概念以及思维方式构成的，是存在于语言中的，它之被“激活”同样只能依赖、使用语言，而我们已经“失语”!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怎么激活?即使像作者在其他文章中提出的“虚实相生”这样的“原命题”或“意义生成方式”，其具体的阐释或激活也同样是需要一套现论话语的，而作者认定所有的现论都是西方理论，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文论这种“拼贴法”不但不能激活、而且只能导致更严重的失语。那么，出路在那里?当作者激动地说:“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的有影响的文论体系，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中争妍斗丽!”“这种‘失语症’已经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我们不仅在西方五花八门的时髦理论面前，只能扮演学舌鸟的角色，而且在自己传统文论的研究方面也难以取得真正有效的进展”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情绪(我相信是真诚的)而不是切实的、可操作的解决方法。在曹顺庆与李思屈合作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4]和《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5]，我发现他们论述最后选择只能是“以古释古”，而这种以古释古怎么能够叫“现代转换”呢?作者自己也意识到这点，于是开出了这样的药方:选择一些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涵盖面广的理论“原命题”，“同时用中西方文论对这些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进行阐释。……人们将会惊异地发现人类智慧的共同之处。”一方面作者断言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话语是完全不同的，无法相互阐释;另一方面又认定可以“相互阐释”，而且可以发现“人类”智慧的“共同处”。既然已经说了西方文论不能解释古代文论，那么，它又怎么能够对于从古代文论中选择出来的“原命题”做出阐释呢?曹先生一开始就说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是属于不同文化类型中产生的不同的论文类型，相互阐释是何其难啊!
曹先生非常明确地断定:中国文论失语了。他判断这个问题的角度与标准不是中国文论是否还在生产着，而是它是否是中国的。这表明他一直是在代表中国说话。他的论述单位不是个人，而是民族—国家。至于中国文论的“失语”的原因，曹先生在《文论失语与文化病态》[1]中认为是“五四”以来西方文化冲击以及我们一味“学习、模仿”西方的结果，而我们模仿西方又是“外力强迫下的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并非中国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使然，因此必然是一种非正常的文化发展，或者说是一种病态的发展。”这里说这种“学习”是“不得已”或许是正确的，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的”。①但是说它是“非常态”、“病态”则大可商榷。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文论)所采取的发展道路常常取决于各种复杂因素，有些因素是非常偶然的，很难说哪些发展道路是“正常的”或“常态的”，哪些是“不正常的”、“病态的”。是否像中国古代社会那样连续几千年且基本上在同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框架中缓慢发展就是“正常的”，而像“五四”那样采取了激进反传统方式的发展就是“病态的”?或者在一个文化自身传统中自发的、内部促动的发展就是“正常的”，而源于外来异质文明影响冲击的发展就是“不正常的”?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发展动力的确来自西方(所谓“不得已”)，但是所有的现代化后发国家都是这样，它们的发展、它的文化也是“病态的”?再说，“病态”显然不是一个纯描述性的概念，它更是一个包含价值判断的规范性概念。也就是说，传统是不应该断裂的，“五四”导致了传统断裂，所以是不足取的。这里判断“病态”与否的标准实际上是民族主义或民族本位的。也就是说，它没有考虑这个传统的延续在超民族的立场看是否是可欲的。离开超民族的立场谈一种传统的延续是否可欲是很成问题的。比如某些民族共同体的“传统”在整体上看可能很糟糕，可能本身就是病态的，那么打破这个传统到底正常呢还是“病态”呢?结合中国的情况，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决不是概不足取，但它在整体形态上显然是前现代的，是与传统中国的小农社会及王权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它在总体上说与现代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文化价值存在本质差异，不对它进行“整体上”的改造恐怕很难创立适合现代社会新文化价值系统。①坚持传统延续的曹先生却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这个“基础”的表述如果是指在整体上保持传统文化的延续，那么，所谓“现代转换”只能是在传统整体框架内部的零星变化，它不可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国文论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中国的古代文论当然有自己的价值，但是它在整体形态上同样是前现代的，如果要想对现代当代的文化与文学发言，就必须进行整体性的转换。这种转换以后的中国文论可能依然保留了一些古代文论的成分，但是它的整体形态却不能不与古代文论存在结构性的差别。[2]
这篇文章还把“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与“文革”时期的文化大破坏进行类比，认为两者“一脉相承”，都是“偏激心态的大泛滥”，区别只是前者是文化自卑心态，而后者是文化自大心态。这样的类比应该说即使有一点道理也是十分皮相的。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五四”的激进反传统即使偏激，却是在追求现代的“民主”、 “科学”、“自由”、“个性解放”，而“文革”却完全相反，是对于民主、自由、个体生命价值与精神独立性的极大践踏。仅仅从所谓“心态”角度把如此价值取向如此巨大的不同社会文化运动简单类比、轻易地忽视了两者的根本差异，不能不说是十分轻率的。激进的行为或心态可以有不同的目标也有不同的“革命”对象，我们不能把一个意在推翻专制制度的激进运动与意在镇压民主自由的激进运动等同起来。
在《“话语转换”的继续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3]一文中，曹先生较为具体地谈到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问题。他坚决否定了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概念术语(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内容、形式、风格等)来阐释古代文论(如“风骨”、“神韵”等)的所谓“帖标签”方法，而是应该“从传统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入手，发掘、复苏、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问题是:拿什么样的理论去激活古代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既然曹先生认定西方的文论话语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格格不入、不能用以“阐释”中国古代文论，而中国现代当代的文论又“全盘西化”了，不幸我们手头有的又只有这些洋文论或洋化的中国当代文论，我们用什么去“激活”呢?因为即使是“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作者选择这样的术语，是为了避免谈论单个的中国论文范畴)，也是由古代文论的具体术语、概念以及思维方式构成的，是存在于语言中的，它之被“激活”同样只能依赖、使用语言，而我们已经“失语”!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怎么激活?即使像作者在其他文章中提出的“虚实相生”这样的“原命题”或“意义生成方式”，其具体的阐释或激活也同样是需要一套现论话语的，而作者认定所有的现论都是西方理论，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文论这种“拼贴法”不但不能激活、而且只能导致更严重的失语。那么，出路在那里?当作者激动地说:“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的有影响的文论体系，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中争妍斗丽!”“这种‘失语症’已经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我们不仅在西方五花八门的时髦理论面前，只能扮演学舌鸟的角色，而且在自己传统文论的研究方面也难以取得真正有效的进展”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情绪(我相信是真诚的)而不是切实的、可操作的解决方法。
在曹顺庆与李思屈合作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4]和《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5]，我发现他们论述“失语”与“重建”问题的思路有了一定变化:开始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而不是传统来思考文论转换的问题，并对于原先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他们虽然认为中国文论中断了传统，但又指出传统中断的内在学理原因在于“传统的学术话语没有能够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及时得到创造性的转换，因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失去了精神创造能力，活的话语蜕变为死的古董，传统精神的承传和创新也就失去了必要的手段，这就是当今文论的严重‘失语症’”。[5]这段话重要性在于:不再只局限在中西的框架中寻找“失语”的原因而且兼顾到了古今。中国文论的“失语”似乎是时间问题而不只是空间问题。这应该说把问题推进了一步，即认识到中国古代文论已经与我们的当代生活脱节，“如果不经过必要的转换，就不足以担当言说我们丰富复杂的艺术人生体验的任务，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基本事实”。[5]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作者的立场明显地由原先的传统文化本位转化为了民族存在本位，承认古代文论的原来形态不能言说当代人的存在。这样，问题的要害就是:中国的文论
如何对我们当今的生存状态说话?由于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古今问题常常是与中西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曹先生的思路也就在古今中西之间滑动。一方面，他把当今文论的“失语”归结为古代文论没有能够“创造性地转换”，因而“蜕变为死的古董”，认为应该“把传统文论从故纸堆里解放出来，并运用到现实的文学批评之中”，“这将是中国文论走向生活，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是将一个古老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不断创生的必由之路。”[4]但作者没有从传统文论为什么不能有效阐释当代现实(古今问题)这个思路上继续思考下去，而是话题一转回到了中西问题:古代文论不能“创造性转换”的原因在于:我们一直是套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古代文论，而这两者本属于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作者断言:我们“五四”以来的文学理论因为“西化”而不能言说我们的存在:“直到今天，尽管我们已经明显地感到借来的鞋总难合自己的脚，别家的话语难以言说自家的存在，尽管我们能够体察到自己的存在，却无法说出自己的存在，一旦离开了别人的基本理论范畴，我们就无法思考，无法言说了”。[4]他们认为，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文论的人“过分看重了西方理论范畴的普适性，把某些西方文论概念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了，而对文化的差异和任何一种理论范畴都具有的先天局限性重视不够。”[5]思路又绕回到中/西上去了。作者的理想是建立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文论话语:“既不简单地回到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传统话语体系中去，也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学现象。”[5]这使得作者反对对于古代文论的“考古式”的整理而是要激发其活力而使其介入当代生存，就是所谓“现代化转型。”这个理想好是好，但是在实施的时候却依然难以回避主次问题。虽然曹先生表示要“立足于中国人当下的现实生存样态，潜沉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复兴中华民族精神，吸纳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的成果，融会中西”，[5]好像面面俱到，无懈可击，但是骨子里依然是回归传统。到底是以中国当今的现实为基础还是以中国的传统文论为基础来判断中国文论是否失语以及如何重建，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也是我与曹先生的最大分歧所在。中国自己的当代形态的文论建构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它必然受到各种力量的牵制，利用各种可能的资源，但是其中最重要的资源恐怕是中国的现、当代的文化与文学现实。我们既不能照搬古代文论，也不能照搬西方文论来替代阐释中国现、当代的文论，这是因为它们都与中国的现、当代文化与文学现实存在隔阂。西方的文论产生于西方的现、当代文化与文学语境，这个语境与中国现代当代文化与文学的语境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同样不必讳言的是:相比于中国古代文论，西方现代当代文论在解释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时要相对合适一些，这是因为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后出现的文学，与西方的现、当代文学存在更多的近似性。比如西方的小说理论(叙事学、符号学等)在解释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时，恐怕要比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更有效一些。这样，我们的文论重建之路恐怕更多地只能借鉴西方的理论，而同时在应用的时候应该从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的现实出发加以不断的修正和改造。(详见本文“结语”部分)
在这两篇文章中作者还提出了在中西文论的对话中进行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的问题。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中，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只有在与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中才能实现“现代转化”。所以，如果说曹顺庆的多数文章都在强调中西方文论的差异与不可通约性，那么，这篇文章却重在论证相通性与对话可能性。但“平等对话”之说已成老生常谈，问题是如何实施对话?对话的基础的什么?由于作者原先一直认定中国与西方的文论差异甚大乃至不可通约，所以对话的基础或前提就非常重要。在此文中，作者提出的理由是:中西方文论尽管在言说方式上存在重大的差异，但是“话语所指涉的对象和话语的功能是大体相同的。”这里的问题很多。中国文论的“对象”与“功能”与西方文论相同么?中国的什么文论?古代文论还是现代文论?西方的什么文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我认为，文章有一个未加充分反思的假设是:古今中外的文论具有一个共同的对象也有共同的功能。这是一个本质主义的界定。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文学理论，只有具体的文学理论，而具体的文学理论的对象只能是具体的———特定历史条件与地域环境中、带有特殊性的文学活动，因而不存在抽象的文章所谓“文学艺术现象”、“艺术”、“人生”的。“文学艺术现象”也好，“人生”也好，都因其具体的文化与历史环境而带有明显的特殊性与差异性。《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
基本路径及其方法》一方面认为中西方的文学理论所扎根的东西方人的“生存样态”和“体验”是不同的，而其作为“人”的“存在论基础上的根源”却是相同的。作者举例说，作为艺术的本质论或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论，西方的模仿论、表现论和中国的“虚实相生”论虽然内涵存在差异，却是可以“对话”的，因为它们都是对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的探讨。这样的观点其实早就体现在比较文学中的所谓“平行研究”中。如果内涵不同而只是有共同的论题———“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这样的“对话”不知道有什么意义。而且把“虚实相生”纳入“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范畴，不是犯了作者一直批评的以西(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是西方文论一直谈论的话题)释中(“虚实相生”)的弊端么?而且我以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之所以成为西方文论的重要问题，是因为西方哲学有关注认识论的传统，而这个问题在注重道德伦理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上不成为中国文论家的重要关切。我们也许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中西方的文论的差异进行“横向的比较”，但是却无助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作者随后举出的所谓对话中的“互照”、“互译”、“互释”法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它搞得不好很可能成为作者自己曾经否定的那种“贴标签”法。①即使是比较成功的“互照”、“互释”，在朱光潜、宗白华等一辈学贯中西的学者那里，早就存在并取得一定成绩(当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以西释中”的问题)，如果这就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那么，“失语”之说就无从谈起。作者自己也承认这点，所以，问题只是在文论“互译”上“以西译中多而以中译西少”，在互释上是“基本上是以西释中，而少有以中释西”。这样，问题被转换成了数量问题而不是性质问题，似乎只要多一点“以中释西”就可以扭转乾坤。这又把中、西方文论对话的艰巨性低估了(在曹的别的文章中则把“对话”之难绝对化为不可能的)。曹先生所向往的综合古今中西的文论大概只能是他自己所说的“杂语共生态”，即把它们糅合在一起，这不是真正的融合或转化而是拼凑。对此我同意季羡林先生的观点:“这是完全办不到的。因为东西方两方面的文论话语来源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季先生因而主张“就让这两种话语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下去吧。”季先生根本否定有与西方文论进行互译、互释的必要，因为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在思维方式上存在“根本差异”(西方是“分析的”，中国是“综合的”。[7]
转贴于 总而言之，作者在这篇文章似乎意识到自己前先的观点有点偏颇绝对，所以试图变得辨证;但实际上却走向折中。强调中国古代文论的差异性、独特性会导致不可对话的结论;而强调中西方文论的对话性、互释性则又走向拼凑和折中。这是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论者至今没有解决的困境。在《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作者似乎又从“杂语共生”退回到了民族本位。他反复强调“返回家园意识”。它的含义有二:一是返回语言之家，返回“中国固有的言说方式”;二是返回传统的“意义生成方式”。有趣的是，作者一方面说要返回“中国固有的言说方式”，同时又强调这个言说方式不是“文言”，文言早已不是汉语的主流形式，白话才是，而且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汉语口语也是“母语”的组成部分。这样，我就不明白“返回”“中国固有的言说方式”或者“话语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母语的主流恰恰是现代汉语，那么，“母语”或者“固有的言说方式”不是本来就一直被人们言说着么?何谓“返回”(“返回”“复活”的前提是我们的母语已经“死了”)?而且作者不是一再说中国的现代汉语已经“西化”了么?它怎么又可以作为我们的“家园”了呢?至于“精神返家”或者“返回我们民族特有的意义生成方式”，作者除了重复“日日新，又日新”外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新见解。这样，所谓文论“重建”之路，前者(返回母语)自相矛盾，而后者(返回民族特有的意义生成方式)则笼统无当。尽管试图作到逻辑周延但最终还是不能周延。①1998年第3期的《文艺争鸣》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标题下发表了曹顺庆等人的笔谈。其中李清良的文章《如何返回自己的话语家园》十分典型地表现出两个对于“失语”论与“重建”论者来说十分典型的思维方式:一是在口口声声声讨西方文论霸权导致中国文论“失语”的同时，又不断地援引西方理论，比如海德格尔、现象学等;其次是把中西方文学理论的问题彻底还原为文化侵略与反侵略、文化霸权与反霸权的问题，其他的评价标准已经被完全放弃或转化为民族主义话语。前一个问题显示了“失语”“重建”论者的悖论:在批评“失语”的同时自己陷于“失语”;第二个问题表明了更严重的价值混乱:在民族的标准之上没有更高的文化价值标准。文章基于中国文化已经没有“精神家园”而提出了“话语返家”，并把它当成了一个自明的前提，然后把中国的现代当代文论史完全描述为一个“他者化”的历史:“一般来说，近代以来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话语丧失，是以强大的军事、经济优势为其支撑的西方文化霸权的结果。”具体到中国，作者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被西方征服的屈辱历史使我们将其军事、科技、经济等优势等同于其文化的优越，而将中国的落后等同于中国文化的低劣。这样的论述所存在的问题是:首先，西方的军事、科技与经济的优势是否可以与它的文化脱离?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同样，中国经济、军事上的落后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紧密相关的(这些都是“五四”以来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已经充分论证的，这里不做赘述)。中国现代的启蒙知识分子虽然的确是从经济军事的失败作为动因开始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但是却不能由此认定中国文化本来是没有弊端的，是完美无缺的;其次，如果完全用军事与科技上的失败来解释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批判，那么，就会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文化与文论本来是没有一点缺憾的，只是因为中国在经济、军事上的原因，才使得中国的文化处于西方文化的霸权之下从而被中国知识分子自己抛弃的。当文化与文论的得失问题完全被转化为中国与西方的文化权力斗争问题以后，就没有了超越于权力之上的评判标准了。这必然导致价值的混乱，或者走向民族虚无主义，但更可能走向对抗性的立场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逻辑。因为我们对于中国的和西方的文化都失去了普遍的价值评判标准而只剩下对于其民族出身的鉴定。其实，“失语”论之所以能够引起为数不少的文论界人士的共鸣，其感召力主要在于它的民族主义立场，它迎合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民族主义(至少是文化民族主义)情感。这大大地影响了他们在思考中国文论建设时的思维空间与学术态度，主要是不能建立起超越民族主义的普遍性标准，也忽视了对于文论内部问题的学术考察。总体看来，“失语”与“重建”论是20世纪90年代普遍的民族主义倾向在文论领域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关于“失语”的言论中，谈得最多的是“怎样才能抵制西方文论霸权”、“如何把中国的文论传统发扬光大”，而不是“文学理论到底应该如何发展”。①这种民族主义诉求不可能不影响论者的学术立场、态度乃至具体的观点。
二
在引起广泛的争论，同时也遭到不少质疑以后，肖薇与支宇发表文章从另外一个理论层面捍卫“失语”与“重建”论。他们的文章《从“知识学”高度再论中国文论的“失语”与“重建”———兼及所谓“后殖民主义”批评论者》[7]指出，从知识学的层面讲，“失语症”具有“话语学”与“存在论”的双重内涵。“失语症”的批评论者只看到其“后殖民主义”的表层意义，而对其在“知识学”和“存在论”上的内涵则并未有所领悟。文章认为:“失语”论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前提———汉语文化的知识学问题。“失语症”和“重建论”的倡导者认识到汉语文化的百年来的“现代转型”“不是细节性思想、观念乃至语言方式的变化，而是中西知识谱系的整体性切换。”这主要表现在“知识质态的变化”和“知识谱系背景的切换”两个方面。其主要含义是，中国文化从“感悟型知识质态”整体切换为逻辑分析性的“理念知识形态”。[8]但是肖薇与支宇又认定:中国文论的知识谱系虽然已经被“整体性切换”，但中华传统文化在生活方式层面上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断裂(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思维特征和行为方式等仍然有着自己的特殊性)。所以只是在“知识学”或者说“知识质态”的层面上，汉语文化才真正产生了根本性的断裂。中国传统文化从“知识质态”上讲，是一种“感悟型知识形态”，是一种与西方“理念知识”迥然不同的知识形态。它从不像西方“理念知识”一样在现代学科体系的逻辑构架中分门别类地展开，并不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紧随中国文化“知识学”转型的必然是汉语文论和诗学相同的“知识学”转型和断裂。在他们看来，汉语文化与诗学的全面“失语”状态，正是上述“知识质态”的整体切换(而不是单个范畴的消失)造成的。这就是所谓“话语学”层面上的“失语”(另外一个是“存在论”层面的“失语”)。在文化对话中，“自身传统话语”或“文化身份”的丧失，也意味着“话语权力”和对话地位的丧失。“话语”与文化对话中的“权力”和“身份”紧密相关，没有自己的“文化身份”也就没有了对话的“话语权力”。这样，从“话语”层面上讲，“失语症”是在中西文化对话中汉语文化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寻找，是在后殖民主义批评语境下对“话语权力”的争夺。
在上述分析中，除了二元对立的逻辑设定与中西对抗的斗争意识表现得非常突出以外，①学理上的问题同样突出:中国古代知识形态(感悟型)的丧失或许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失语，却不见得是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当代中国文论是否失语的标志不是它是否不同于传统文论，而是它能否言说中国人当今的生存状态，这是曹先生与李思屈的文章中本来已经提出的看法，可惜在这里反而丢失了。事实上，现代型的文化(包括文论)在主导方面已经不可能是感悟性的而必然是理性—逻辑型的，这不是什么中西的问题，而是古今的问题。肖薇与支宇的文章还从“存在论”意义上分析了汉语文化与诗学的“失语”。他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在“存在论”的视野下，将人与世界理解为“天人合一”的境界。人生在世，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人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纠缠在一起”。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人生是一个“情景合一”的审美“境界”，而不是“现象”与“本质”相互隔绝的“此岸”;人是“知行合一”的活生生的生命存在，而不是冷冰冰的“认知理性”。上个世纪以来，在西方近性文化的冲撞之下，中华传统文化更加快速地由“存在论”转型为“知识论”。于是世界、人性分裂了。“知识论”式的汉语文化与诗学再也无法关切“存在的诗意”，再也不会“敞亮”和“引领”出“世界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知识论”的意义上，在汉语走想逻辑分析和认知理性的同时，作为我们原初语言的“母语”，汉语才真正“失语”了。——作者引。用吴兴明先生的观点指出:“所谓‘失语’，并不是在知识论或信息交流的意义上‘无话可说’，……失语只发生在人们呼唤为‘人文精神’的那些学科，……在信仰、道德形而上、文学、艺术、人生的意义价值等相关涉的文化领域。一句话，失语是本民族20世纪末的内在事件，它的核心是存在诗性即意义的失落。只是因为内在的意义失落了，外在的言谈才不得要领。仅就文学理论而言，当前并不缺少各式各样的主义、观点和流派，只要不关涉对存在真相的揭示和内在诗性的通达，照样可以谈吐如云。”[9]
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失语”论与“重建”论显然是在努力为“失语”论注入存在哲学的内涵。它把论述言路从民族话语———中国文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失语，引向文化哲学与存在哲学话语———我们的“诗性生活方式”的丧失。如果在 “失语症”的第一重含义即“话语学”层面上，“失语症”尚只是针对世界文化对话中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只有中国文化才 “失语”)，西方文化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力”，它并未“失语”;那么，在“失语症”的第二重内涵即“存在论”上，“失语症”同时也针对西方文化，或者说针对整个现代人，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在“存在哲学”看来，西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长期以来遗忘了“存在”。这一致命的错误使得他们无法领悟“世界之意义”并通达“本真存在”。从而，汉语文化与诗学发生的由“感悟体验型知识质态”向“理念知识质态”的现代转型，使得它处于与西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完全一样的困境。正是在“存在论”意义上，现代汉语文化与西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一样处于全面的“失语”状态。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对于“失语”论的一个巧妙的挽救努力。但这里的问题是:这个生存哲学的言述方式实际上不过是民族主义话语的改头换面的表现形式。因为在作者看来，中国古代的文论与文化本来处于“存在论”视野下的，它达到了“天人合一”、“人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纠缠在一起”(海德格尔)的境界。只是在上个世纪以后的西方近性文化的冲撞之下，中华传统文化才遗忘了“存在”而转型 “知识”。于是世界、人性分裂了，于是中国文化与文论失语了。可见，生存哲学意义上的“失语”说到底还是西方文化惹的祸:在(西方的)逻辑分析型知识对(中国的)体验感悟型知识的整体切换过程，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与文论、也是整个世界的文论不能通达存在的诗性意义。西方现代性害了中国文化不算还害了整个世界文化(包括西方人自己的文化)。而重建中国(同时也包括西方)的文论话语的唯一道路仍然是回到中国的“天人合一”传统这个思路令人想起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以及当代新儒家的陈词滥调: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可以拯救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文论语言是可以抵达“诗意生存”的，而西方的硇灾饕逵镅栽虿荒堋0所以，返归诗意的家园只需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即可。由是之故，我以为它仍然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思路。
实际上，“诗意”生存(以及感悟性知识)的失落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它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这种“失落”源于工业化或现代性工具理性的扩张，不能把这个问题转换为西方文化导致中国文化的诗意的失落，从而也不能开出通过恢复传统文化即可以返回“本真”的药房。这个药房显得过于廉价而不切实际。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包括西方人)能否以及如何处理现代性导致的“天人分裂”的状况。我们显然不可能完全摧毁已经成为现实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与制度环境，我们所能够做的是反思现代性并在保持现代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克服它的问题。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资源不仅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正如我们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西方的就算我们承认西方的理性主义(逻辑分析型知识)的确不能言说生命本真，我们也不要忘记西方也有悠久的生存论哲学传统不能把西方的文论简约为理性主义文论比如“失语”论者反复引用的海德格尔(此外还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人名)，它对于所谓逻辑分析型的知识传统形成了强大的制约力量，我们若要寻找返诗意生存之家的语言，也不能只把眼睛盯着自己的祖先而不提西方的大哲。实际上，中国现当代鼓吹中国的传统智慧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哪一个不是受到伯格森、海德格尔等西方思想界内部反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或存在哲学的启发?
最后，在如何处理两种知识质态，即“逻辑分析型知识质态”和“体验感悟型知识质态”之间的关系上，他们一方面认为:“汉语诗学”不是简单地偏向任何一种知识形态，而是要在两种知识质态的基础上，致力于“知识质态”的重构，好像非常辨证;但同时又认定:当代人文思想已经证明，现代西方式的“逻辑分析型知识”根本无法通达存在的诗性意义。这使得自己陷入矛盾。更严重的是作者承认:“体验感悟型知识”虽有诗性言说的特质，但又为当代繁杂的社会生活所累。中国传统式的知识系统也无法担当言说当代人生存真相的重任。这等于一方面认为中国的传统感悟性知识能够表达“诗意”存在，另一方面又自我否定地认为它现在不能担当言说当代人生真相的使命。
三
在学术界许多学者痛陈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并致力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或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时，也有一些学者对“失语”论提出了反对意见。这里我们结合介绍这些批评，把我自己的意见简要加以总结。
关于中国文论是否失语问题，高楠认为，20世纪中国文艺学发生了三次转换，但它从未发生“断裂”。“中国文艺学所以经本世纪三次转换而仍为文艺学，在于它未变其根;中国文艺学无论怎样受西学影响而仍为中国文艺学，也在于它未变其根。”而这个中国文艺学的“根”表现为人伦本体的价值观、知行统一的实践理性以及整体思维方式。从这个角度出发，高楠先生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并未失语”。西方文论进入中国后大都被中国文艺学同化了，“即是说，本世纪的文艺学转换中，思想总是被及时地组织为话语，话语也总是被及时地转化为思想。中国文艺学始终在说着历史要求它说的话，时代要求它说的话，它说出了自己的思想理论，它并未‘失语’。”[10]
这个判断遭到了肖蔚和支宇的反驳，他们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文论是中西(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冲撞、对话中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还存活于现代文化与文论当中。但又认为:虽然中国现代文化与文论的确是中西文化有机融合后形成的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成果，也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的某些甚至是重要的因素，然而，“从‘知识学’的眼光看，中国现代文化与文论在整体上与传统文化与文论截然不同。在知识形态上，现代文化与文论主要是一种逻辑分析型的‘理念知识’，而传统文化与文论是一种重经验的‘直觉感悟知识’。而这一判然有别的两种知识样态的存在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汉语文化与诗学在‘知识学’意义上的的确确产生了‘断裂’。”[7]
我认为肖薇和支宇所说的“断裂”现象是存在的，但却是古代文论方式向现代文论方式的转换中必然要产生的，这是现代文论与古代文论两种形态的差异。“风骨”、“气韵”等概念之所以难以说清，是因为它们与现代文论形态存在表述方式与知识—文化质态上的结构性差异。用现代的文论去“翻译”或“阐释”它均将失去至少是部分失去其本来的“韵味”。但这不意味着这种“翻译”、“阐释”是完全不可能的。绝大多数有生命活力的古代文论范畴都有其再阐释的空间，而再阐释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将使得原先的范畴在失去某些东西的同时又获得某些东西，绝对忠实的再阐释是不存在的(除非我们甘愿让这些范畴真的寿终正寝或躺在博物馆里供人瞻仰)。换个角度说，用现代文论话语去阐释古代文论范畴，恰恰是激活它的有效方法，也是古代文论能够参与当代文论建设的惟一途径。在充分意识到中西方文化与文论差异的基础上进行相互阐释的成功例子也不是没有(如叶维廉，宇文所安等)。关于重建什么样的中国文论话语问题，绝大多数参与“失语”问题讨论的人都认为:我们要建设的文艺学应该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两者缺一不可。这个观点是1997年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主导性倾向。[11]比如杜书瀛先生不赞成回归古典儒家传统，理由是:儒家传统虽然有积极因素，但是“与现代社会又有矛盾”，它在政治上维护专制制度，经济上维护自然经济，道德上提倡忠孝节义。[12](P23)这样的观点不是孤立的，毋宁说是受过“五四”启蒙主义洗礼的学者的普遍看法。又如蔡仲翔先生一方面说:“古代文论含有及其丰富的理论资源，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如果丢失了这份宝贵的遗产，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时紧接着指出:“古代文论毕竟存在着历史和社会的差别，古代文论主要是中国封建时代文艺创作实践的总结，它不能涵盖西方和现代的文艺创作实践，……用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来建构当代文艺学的框架是不切实际的。”[12](P51)
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紧张，这种紧张实际上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形式”讨论与50年代的“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中已经引起重大争论。问题是如何协调好两者的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切中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困境: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紧张: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冲击下启动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西方化，这使得现代性进程不仅表现为对传统的冲击，而且也表现为西方对于中国的冲击。具体到文论，中国自己的传统文论不是现代形态的，而其现代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西化色彩，从而文论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也呈现深刻的紧张。如何建构一个即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文论与文化形态，是苦恼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世纪之久的文化问题。
我的理解是: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是存在的，但却不是不可化解的。一方面中国现代人的生活样态、知识—文化样态文论样态等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断裂”)，这个断裂以后产生的现代文论当然存在浓重的西方色彩，但却不能说与中国的现代文化完全格格不入。因为既然同是“现代型”的文化—文论，它们就必然分享一些基本的共同点。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坚持文论“重建”的民族现实本体论那么，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已经受到西方现代化的影响正因为这样，我并不认为西方的现代文论完全不能阐释中国现代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与文化状态。20世纪80年代文艺的主体性、自主性等来自西方的理论不是比较恰当地阐释了中国新时期的文化与文学么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论不经过现代文论的再阐释，与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的隔阂远甚于西方现当代文论(比如:我们怎么可能直接用“神思”“意境”等来阐释今天的大众文化?)。这同样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现实在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而逐渐地进入了现代，用中国古代文论来阐释中国现代当代的文化与文学现实反倒显得极为隔膜———因为生活现实发生了基础性、结构性(而不是零星的、局部的的变化。问题在于:我们切不可认为现代文论是西方的，所以这种再阐释或转换就一定是不可能的(比如徐复观、叶维廉顾彬等西方学者，宗白华、童庆炳等中国学者的古代文论研究，就是用西方现代的文论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成功例子)。“失语”论者自己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指出的那些机械套用西方文论(拼贴法)只是一些不成功的例子，从中不能得出西方文论不能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结论。
注释
①
此书的中文版199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②
比如著名美国汉学家史华兹的“冲击-回应”说。
③
其实在鲁迅这样的思想家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病态”的。
④
可以补充的是，“贴标签”的方法即使是大家有时候也很难避免，比如王国维用叔本华的理论解释《红楼梦》就是“贴标签法”。
⑤
作者最后指出，重建以后的中国文论话语特点是“杂语共生”。它不是对于西方话语的排斥，而是“并存”。但作者所希望的“中西并存”并不是目前我们见到这种“并存”，因为目前的并存方式在作者看来是以西(方)释中（国）———理论框架是西方的，只是选择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范畴概念“点缀其间”。那么，怎么才能不“以西释中”?“以中释中”行么?我们古代已经有浩如烟海的以中释中的文论，但是它们依然是属于古代文论的范畴，以中国古文论解释古代文论显然无法达到“现代转换”的目的。
⑥
比如《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开篇就指出:“在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文化能否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呢?我们能否贡献出具有世界影响的文论家，和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理论?这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摆脱代洋人立言的失语症状，摆脱目前这种‘除却洋腔非话语，离开洋调不能言’的尴尬局面，取决于我们能否为世界贡献一套新世界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取决于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是否能够做到以本民族的话语言说本民族的存在，从而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的学术代言人。”
⑦ 文论话语的重建背后强大的文化心理动力实际上是对于自身身份的焦虑。虽然我们不否认文学理论话语建设与文化身份建构之间的确存在紧密关联，但是文学理论话语依然具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与自身规则，过于强烈的文化身份焦虑与对抗心理必然极大地影响与阻碍在文学理论研究在学理层面的深入。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文论失语与文化病态[J].文艺争鸣，1996，(2).
[2]陈洪，沈立岩.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J].文学评论，1997，(3).
[3]曹顺庆.“话语转移”的续继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J].文艺争鸣，1998，(3).
[4]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J].文艺研究，1996，(2).
[5]曹顺庆，李思屈.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J].文学评论，1997，(4).
[6]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J].文学评论，1996，(6).
[7]肖薇，支宇.从“知识学”高度再论中国文论的“失语”与“重建”————兼及所谓“后殖民主义”批评论者[J].社会科学研究，2001，(6).
[8]曹顺庆，吴兴明.替换中的失落———从文化转型看古文论转换的学理背景[J].文学评论，1999，(4).
[9]吴兴明.谁能够返回母语————对重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策略性思考[A].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辑[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