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文化论文范文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体育课程文化；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选择；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G807.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2）03-0085-04
体育课程是一定的文化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文化学的观点认为，体育课程的发展历程总是伴随着对不同文化形态的选择与建构，我国自1903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级各类学堂须设体操科至今，历次体育课程改革都是一次体育课程文化的选择和变革，尤其是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促成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体育课程文化错综复杂，而由此引发的体育课程冲突也越演越烈。知识社会学者看来，课程文化存在着多种形态，总体上可分为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两种。主流文化是在文化竞争中形成的具有高度融合力、较强传播力和广泛认同的知识、信念等；亚文化指仅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或为某一社会群体特有的知识、信念等。与主流文化相比，它的适用面较小，但同样有着丰富的内涵。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形式造成了课程选择的两难，选择主流文化知识还是选择非主流文化知识成为倍受争议的问题，本文试图对体育课程文化选择中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问题进行探讨和思考。
1、体育课程文化选择的“主流文化”与“亚文化”
1.1 体育课程的主流文化选择 学校历来是学生社会化的主要场所，课程作为学校文化传承的载体，始终负有服务于国家“法定文化”的任务。课程的国家化、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是课程服从于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需要。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整个教育活动在某种程度上都应该服从国家所施加的影响。”我国自1903年颁发《奏定学堂章程》以来，体育课程的文化选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选择结果以及不同的价值取向，虽然每次体育课程文化的选择都将国家意志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我国体育课程的主流文化选择的现实却远比仅来自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1.1.1 体育课程文化选择中物质层面中西方体育文化的核心地位 体育课程的物质文化也就是体育课程文化的物质的实体层面，是人们在参与体育课程中直接被感知或者使用的物质成果的总和，是一种显性的体育课程文化选择。包括体育课程内容、教材文本、体育课程实施场地、器材等。
纵观我国体育课程发展的百年历程，无论是从“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的立场出发、无论是从前苏联引进的还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体育课程，就其内容选择来说，都以西方近现代竞技体育运动项目为主体内容，如田径类、体操类、球类等，以游戏和其它项目为补充内容。如我国在1956年颁发的《中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中规定初中和高中体育课程内容为体操（占总课时平均比例为45.9%）、田径（占总课时平均比例为35.3%）和游戏（占总课时平均比例为18.8%）。而且，在大纲说明部分提出“高中教材较着重与竞技运动”。再如，本次体育课程改革在《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中，以课程目标统领课程内容的形式出现了“七个系列”的学习内容选择范围，它们分别是球类、体操类、田径类、水上或冰雪类、民族民间体育类、新兴运动类和健康教育专题，虽然课程标准没有明确规定各个系列的教学时数分配和比例情况，但从这些选择内容中不难发现西方竞技体育运动项目在我国体育课程内容选择中仍然占据着无可动摇的核心地位。当然与课程内容相配套的体育教学场地、器材等显性的物质文化更是让人瞪目结舌，各级各类学校在争先恐后的建设标准田径场、足球场、篮球馆、体操馆等，购置各种现代运动竞技运动项目器材，而很少发现那所学校建有地方性或独特的体育运动场地和器材。
1.1.2 体育课程文化选择中行为层面上汉民族文化的主导地位 体育课程的行为文化是指人们在参与体育课程中所显现出来的各种行为方式的总和，是一种潜在的体育课程文化选择，包括体育课程和教材文本的呈现方式、体育课程实施、评价等所采用的行为方式和方法等。
首先，从体育教材所的使用方面来说，我国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采用“一纲一本”体育教材编审制度，全国不论地域、城乡、族群等文化差异，基本采取“一刀切”统一使用全国统编教材，即使有些省份编写教材也与全国统编教材的内容大同小异；其次，在编写教材和体育课程教学中所使用的语言方面来说，绝大部分的体育教科书和教材都使用汉语进行编写，体育教学中大多使用汉语教学，按照汉语使用规则和习惯表述大量的体育专业名词，相关体育的文献资料、图书（包括少数民族作者编著和编写少数民族体育方面的）几乎都是使用汉语来出版，由于少数民族传统语言文字、文化在学校体育课程中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课程的文化多样性日趋减弱”，有时会引起一些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感。所以，笔者曾设想过一个较为极端的场景：两位藏族学生身系消防安全带，在现代篮球馆进行“大象拔河”比赛，担任裁判的汉族体育教师喊着“Letgo！”的口令，周围的藏族学生用汉语喊“加油！”。我们可能一时无法评判这一场景中的孰对孰错，是喜是忧，但是我们在理论上却不能排除这一场景在我国藏族学校出现的可能性；再次，在体育课程实施中将汉民族的行为习惯、行为方式等几乎演变成为教学和课堂常规，而忽视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如我们在体育教学中，上课开始时的集合整队、师生问好等课堂常规，从表面上看是符合课堂教学规律和要求的，如果如果从这些常规的教育文化学视角去看，却发现它仍然体现着汉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强调集体，重视整齐和尊师文化在体育课堂教学中“话语权”。
所以，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民族教育作为普通教育的一个部分，忽视了其民族性。在强调科学教育的同时，轻视甚至忽视了人文教育，更为严重的是以汉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束缚民族教育的发展。我国体育课程文化选择在行为层面上存在着非常浓厚的汉民族文化，以至于将55个少数民族文化受到严重排挤而被弱化和边缘化。
1.1.3 体育课程文化选择中精神层面上国家意识形态文化的统治地位 体育课程的精神文化也就是体育课程文化的心理层面，是人们在参与体育课程的生活和互动中对体育课程产生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以及通过抽象的声音、色彩等表现出来的体育精神、意识形态等。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既以显性课程的形式存在，如体育课程目标，也以潜在课程的形式普遍存在于我国各时期的体育课程文化选择中，如课程实施中反映出来的思想、意识形态等等。
我国从1950年颁布的《小学体育课程暂行标准》（草案），指出体育教学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儿童健康知能，健美体格，以打好为人民、为国家建设而服务的体力基础”。1956年颁布的《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规定小学体育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少年儿童成为全面发展的新人，为将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保卫祖国做好准备”。由于当时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的社会大环境，本着无产阶级的路线和方针，对体育课程文化在精神层面上进行了“正本清源”，割裂了建国前存在已久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体育课程意识形态文化，对体育课程内容进行了删减和压缩，突出了阶级斗争这一当时蔚为主流的价值文化。至1978年历次颁布的《体育教学大纲》等文件中，都反映了体育课程与教学要为政治和社会服务的基本文化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也是一定时期内制度文化的体现，也正是这种制度文化进一步维护和加固着体育课程文化选择在各个层面上的文化“话语权”。
布尔迪厄提出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教育通过被构建为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文化而实现了文化再生产，教育体制所传播的文化与统治阶级的文化更为接近，统治阶级的习惯被转换成学校的一种想当然的文化资本。国内也有学者发现“现行小学课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培养对工业、城市与现代生活的向往与羡慕，这种内容面对乡村小学及其学生时愈发显得突出”。体育课程实现社会再生产的途径来自于它对主流文化的偏好，这种偏好造成了一批学生成功而另一批学生失败，进而维持了原有的社会分层。具体而言，体育课程选择了合法化了的主流文化，也就选择了垄断和享有该合法文化的人群，而这一群体主要是享有现代城市生活的社会上层学生；同时，体育课程也就对来自非主流文化地域和社会阶层的学生带来了话语或文化上的“断裂”，即“文化中断”。可以说，在课程主流文化倾向的主导下，将一样的教师、一样的教材、一样的教育资源条件提供给所有的学生，这虽体现了我国教育公平的理念。但是，发达地区和城市学生已习以为常的事物，对农村或偏远地区的学生来说却十分陌生。如我国目前体育课程中提出的“三维健康观”、学习常见的球类游戏和基本技术（如学习小篮球、软式排球、小足球、乒乓球等。）、以及在课程内容中提出的新兴运动项目、还有要求学生经常观看现场或电视实况转播的体育比赛（如观看足球、篮球、乒乓球、游泳、体操、武术等运动项目的比赛。）等等。对处于较高阶层家庭的孩子来说都属于从小教育知识和培养成的习惯，但对于处于较低阶层家庭和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孩子来说就比较陌生。而且这种体育课程文化再生产会随着我国体育中考制度的普遍实施而有加剧之势，所以有研究表明，这种强调主流文化和城市化的选择强化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再生产了原有的社会关系。
1.1.4 体育课程“主流文化”选择的认识 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到提出“五大类”科学知识最有价值的回答之后，我们承认，由于历史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体育科学发展确实落后于西方国家，理所当然，我们在学校要通过体育课程向学生传授体育文化知识，通过体育课程来培养人，就必须主要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体育科学文化，而且对于这一问题就像是存在于学校的一个“暗箱”，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怀疑。然而，自从迈克尔·w·阿普尔（Michael Apple）提出“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这一问题之后，我们才得以对体育课程文化选择进一步认识。我国学者郑金洲在所著《教育文化学》中指出“课程是主流文化的体现者。一般地说，理论总是体现一定社会或社会群体的主流文化的，是以社会主流文化的代言人的形象出现的。课程是从编制、出版、发行、审查、教师选择的各个环节，来保证课程的主流文化特征”，体育课程也不例外。
体育课程的单纯主流文化取向在近年来遭到了的抨击，一些研究者认为“主流中心课程”是以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优势民族）的经验、文化、历史、观点等为中心的课程，忽视了其他族群、种群及人群的文化和历史经验等。一方面，这样会给主流文化之外的学生带来极大的伤害，同时也会给享有主流文化的学生产生负面效应；另一方面，给社会成员造成一种文化优劣之分的心理，使主流文化之外的学生很难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属感。所以有人指出，单一的主流文化式教育内容使一些未能考上大学的农村孩子成了“孔乙己”式无法找到自己归属与认同的人。诸多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及异质文化（主要是主流文化）的冲击下，原有的古老的文化传承机制失灵，文化链断裂。这种情况在体育课程与教学中广泛存在，如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中央集权制的体育课程管理模式下，“一纲一本”的体育课程表现出刚性有余，弹性不足，完全忽视了其他民族、人群、地域的体育文化，以致在现实中出现了不懂自己民族体育运动，而现代竞技体育技能娴熟的少数民族“孔乙己”。随着批判教育理论的崛起及多元文化浪潮的冲击，人们对课程是主流文化的体现者的评价之声不绝于耳，为课程知识的多元化提供了一定的前提。
1.2 体育课程的亚文化选择 体育课程的亚文化选择主要是为了打破主流文化在体育课程文化选择中垄断的“霸权”地位，适应体育课程文化发展的多元化，满足各地方、学校、民族、人群等的亚文化发展需求而提出的。
单纯的亚文化取向也存在着弊端，它不利于弱势群体实现社会流动。如果弱势群体的学生不能够很好的接受国家法定的主流文化，将会极大的限制其向上层社会进行流动的可能性，也将某一亚文化陷入自我复制的泥潭之中而裹步不前，这更是文化主体不愿接受的局面。因此，社会上涌现出较为激烈的择校现象，而且这一现象表现出非常显见的单向流动性，即农村学生进城镇、城镇学生进城市、少数民族学生进汉族学校。随着我国体育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尤其是以地域、社区和学校文化为选择根基的地方课程、校本课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发之中，从表象上看，这样做确实对于我国体育课程实现多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来自我国台湾和内地的调查都极为相似地证实：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开发则加重了非主流文化群体的学生的学习负担，不利于他们的学业成功，相反，却更有利于主流文化群体学生的学业成功。而且，有学者更加尖刻地指出，在农村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开发只是一些生活在大城市、致力于保护地方文化的学者或官员的一厢情愿罢了。假如有一民族地区或学校在体育课程内容资源开发中全部选择当地民族体育运动项目和内容，而且体育课程的实施也有声有色，学生学习效果理想，对于接受这样一种体育课程亚文化选择的学生，我们肯定地认为，他将会在后续的学习和发展中受到体育课程主流文化的极大限制，进而影响其正常的社会流动。
2、以人为本，构建我国体育课程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以人为本”思想，继承了我国传统文化中人本思想的精华，吸收了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的养分，弘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所以此思想一经提出便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当然作为与人的培养密切相关的教育也不例外。近年来随着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的确立，体育课程文化选择也出现了人性化发展趋势。例如，我国《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明确了该课程“是一门以学习体育与健康知识、技能和方法为主要内容，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以发展学生体能和增进学生健康，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必修课程”。可以说，对体育课程的这一定性既解决了我国长期以来在体育课程与教学领域“手段论”和“目的论”之争，同时也将体育课程文化选择中的“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有机的统一到学生的健康和发展问题中来。
然而，本文认为在体育课程文化选择问题上，仅仅以宏观的课程理念和定性却显得微不足道，因为它无法解决在上文中提及的各种在体育课程文化选择中的主要问题，也无法争取到体育课程亚文化在选择中的真正“话语权”。为此，构建我国体育课程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显得非常必要，这种价值观以“健康第一”为指导，以“以人为本”为宗旨，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充满面向世界的现代体育文化气息，同时又引领和包容各种体育课程文化，形成东西（方）兼融、各地（域）兼顾、各（民）族兼并、各（阶）层共享的体育课程文化。它应当具体包括：关爱学生个体身心健康，提高学生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的体育课程“生本”文化；发展学生体能和增进学生健康，提高人口素质的体育课程社会文化；热爱祖国、热爱本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力，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平等互助、团结协作，求真务实、科学创新的体育课程精神文化；社会各群体民主参与、有机衔接的体育课程制度文化；体育课程相关组织和个人平等交流、多级决策的体育课程管理文化；各种形态文化多元共融、百花齐放的体育课程实施文化和科学合理、主一非（主流与非主流）兼顾的体育课程评价文化等。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字】主流文化；萌文化；青年亚文化；网络时代
一，“萌文化”的主体是否是青少年？
为了研究“萌文化”的主体，笔者对30位不同年龄的对象进行了访谈。其中，对于“萌文化”有了解的被调查者的年龄所占比例最多的是18岁以下的儿童，其次是年龄在18---25岁的青年，而对“萌文化”的含义认识准确的被调查者则集中在18-25岁的年龄层，其次是25-35岁的年龄层，18岁以下的儿童普遍认为“萌文化”值得是“彰显可爱的女孩文化”。另外，在感情倾向上，对“萌文化”报以正面倾向率最高的年龄群体也是18---25岁的成年人，达到了78%，而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对“萌文化”报以正面倾向的比例却只有61%，而且明显与性别具有显著相关性。根据访谈结果，儿童对于“萌文化”倾向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这是女孩儿们爱的东西，我喜欢（或不喜欢）”这一简单好恶的层面上。而18-25岁的成年人则会着重指出自己对于“萌文化”使用上的情感性取向（用来慰藉自己）亦或是工具性（用来参与社交网络行为）倾向。
由上述可见，对于我们所定义的“萌文化”，虽然18岁以下的青少年群体在对“萌”这一词语的接触上是接触率最高的群体，但实际上对“萌文化”作为亚文化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并对其发展具有主导能力，则是18-25岁的成年人士。
二，主流文化对“萌文化”的吸收使用是否会造成受众的反感？
为了调查受众对主流文化吸收“萌文化”的态度，在之后的研究中，笔者对10位受访者观进行了访谈。给受访者看了央视《你幸福吗》与《明年还缺啥》这两则报道，它们共同点是在视频中都有几处明显的“卖萌”桥段：前者是流传于网络的“你幸福吗―我姓曾”的对话；后者则有“你缺啥-我缺个男人”等“卖萌”桥段。在观看了这两则报道后，大部份的受访者表现出了一种愉悦，而非反感，当被问及“你觉得央视这样的主流媒体是否应当采用这样不严肃的形式进行新闻报道”时，仅仅有一位受访者表示：不应该。而当问到对“央视卖萌”的看法候，有八位受访者均表示“支持”，并且当被问及“当主流媒体用‘卖萌’的方式来宣传的时候，你会更加接受吗？”时，一半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接受”，其中一位受访者指出：这样给人情切感，比之前容易让人接受。
由上述可见，主流文化中的内容，且主要是正面内容，对“萌文化”的使用基本不会造成受众的反感，相反受众对此是持欢迎态度的。
三、受众能否较好的识别吸收了“萌文化”的主流文化内容？
为了研究受众是否能较好的识别吸收了“萌文化”的主流文化内容，笔者给参与访谈的受访者展示了各种微博“卖萌体”，其中关于雷政富事件的“十二秒反腐”等微博体例是主要研究对象。在对相关微博进行检索后的转发评论统计中，笔者发现至少有70%以上的为负面内容（约抽取了100条评论做出的统计）。
而在访谈中，对着 10名受访者展示完内容之后，有6名受访者表现出这些微博内容荒诞，不够严肃。其余的四人中，两名表示这些微博展示出的社会矛盾值得深思，而仅有一名抱着愤慨态度指出这“体现了社会群体的不满与悲哀”。由此，笔者得出，在微博上，对被吸收包装成“萌文化”的负面文化内容，虽然直接表示负面评价的很多，而报以观望态度和对此种微博所展现的“负面信息”不懈并不以为然的的受众，大多不会去主动再次转发此类微博。
可见，大部份受众实际上对吸收了“萌文化”的主流文化内容的区分识别度是不高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首先，“萌”文化的主体是18-25岁成年人。“萌文化”其实是所谓的“90后非主流文化”的一种延续与扩张，到“90后”开始在网络舆论环境中占优一席之地的时候，他们的“非主流”脱离了被嘲讽戏虐的“异端”的标签，上升形成了这种“亚文化”。在网络时代，由之前“90后非主流文化”所扩张演变形成的亚文化还有很多，如“吐槽文化”、“宅文化”，这些包含着、网络词汇的文化，和“萌文化”体现出了一样的网络时代的亚文化特征：话语方面反叛传统文化；行为方面追求新鲜事物；文化方面已形成传媒追逐、商业热捧的文化产业效应。
第二，主流文化中的正面内容对“萌文化”的使用基本不会造成受众的反感，相反受众对此是持欢迎态度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讲究本份秩序的“礼”，做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事情是“非礼”的，不守本分的行为，是礼教文化中的大忌，如果放到中国传统社会，那么“卖萌”就是一种 “非礼”行为。而在网络时代，这种传统文化中的“礼”却随着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吸收过程而在不断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央视新闻频道下面的滚动字体也在悄然间用硬朗的正式风格改为圆滑风格，变得“萌”了；各大官媒开始推出微博“吉祥物”，用可爱的口吻说着“卖萌”的话语，你来我往的互相评论与回复。
第三，对于主流文化中的一些负面内容，采取吸收“萌文化”的方法，过渡用戏谑、荒诞的方式与口吻传播，会使受众难以识别，陷入“归谬”的逻辑中。
目前传媒界存在的“新闻娱乐化”现象更是为这种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利用提供了便利：在如今的商品社会中，对文化的大规模生产和商业化形成了一个文化工业。虽然在亚文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主流文化看似正面临重大挑战，而实际上，“萌文化”等亚文化却早已被主流文化所吸收使用，被放进了“娱乐化”的范畴中去了，但由此带来的新闻过渡娱乐化风气却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
总的来说，“萌文化”的快速发展，并非是主流文化面临的巨大挑战。相反的，主流文化以及以“新闻娱乐化”为趋势的文化产业成为了这些亚文化快速兴起的最大受益者。这些新兴的亚文化生态体系实际上给了主流文化很大的机会。从第十放映室电影评论使用“吐槽体”，到央视故意把“恶意卖萌”的采访片段放出，如今，很多新闻内容不但具有主流文化层面的解读，更具有了亚文化层面的解读信息量，这将会是一种很好的文化发展趋势，但也需要我们始终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弘扬。
参考文献：
[1]刘树晟：《当代“萝莉”文化解读》，当代青年研究，2010（10）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在期求商业回报和受众认可的大潮中，坚持艺术方向，将情感作为艺术表现的核心，是主流电影进一步获取鲜明追求的钥匙。
主流电影应当多样化，但对于现实社会的表现，对于大众期望电影面对现实问题的心理满足，是主流电影首先应当注意的问题。
主流电影要积极塑造英雄人物、道德楷模的艺术形象，但需要采纳更为贴近大众的表现手法。
什么是主流电影？我认为主流电影概念包含了广义和狭义的差异理解。就广义而言，泛称我们时代潮流中具备主导因素的电影，对其包容何样类别创作也会有不同的定性理解，还需要认真讨论。但对于狭义的“主流电影”，我们其实有约定俗成相对明晰的认识，即以主旋律为中心的创作。即便对主旋律创作已经呈现出更为多样的表达，但主导指向应当是公认的，对此不妨借用“一种感觉、多种表述”来描述。本文对于主流电影的认识集中在狭义上，在我的表述中包括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可、国家政策倡导、主导文化价值观体现、情态表现积极向上、表现历史与现实健康的电影创作。显然，至少我们讨论的主流电影应该是以时代主旋律要求为中心的健康积极向上的时代艺术创作。
近年来，人们注意到以《云水谣》为代表的、公认属于主流电影的创作，在中国几大奖项中频频获得最高奖项的突出现象，它显示了电影艺术创作的重要走向。主流电影获得多样认同的事实，提醒我们思考其中的合理走向。
毫无疑问，主流电影的悄然兴旺，是和中国电影的整体兴旺相匹配的，而主流电影的相对成功，又是相对着三个并行的现象，即大片受挫却依然创作坚挺、小片难以担当市场支撑角色但还顽强生存、艺术性创作还缺乏大众呼应等，在这一背景下昂扬出头的主流电影，其获得的成绩实在值得赞扬。为了更好拓展主流电影，就需要研究主流电影的长远发展策略。这个策略是既能站在客观现实基础上，又能够超越现状而具有长远眼光的策略。我们需要为已经具有“良好”基础、却未必是“很好”状态的主流电影提供有益思考。
一、首先需要探讨主流电影身处的现实生存的观念变化，这也是主流电影创作得以进展和将来进一步发展所不可忽略的问题。不能不涉及全球化文化视野对于中国主流电影发展到底有何意义的判断。在探讨全球化给予主流电影利弊以及发展问题时，首先要判断前提，即全球化视野的本质何在？显然，目前主流电影的生存，已经不是西方侵扰与东方简单对峙的阶段，而进入互融、互包、互惠、互利，在竞争中寻找生机阶段。这是因主流电影具有生机的适应眼光而生发的判断，显然，和世纪初中国电影因为入世而多少有畏死而求生的排斥眼界大不一样。境界的扩大带来的创作姿态和心胸是主流电影自信的主要因素。这里的关键是观念，是取你死我活的对决观，还是取共生共荣或共济自长的发展观？实践证明后者导致的生存意识反而具有生命力：就是宽容看待文化世界而积极进取的发展壮大意识，以及自己做强做好向前发展的观念。于是：1、自身强大是第一位的生存条件成为主流电影踏出早期期望保护意识，以期实现反而不需要简单保护才可能获得进展的实绩。不依靠自身求取生存而只有简单的义愤，显然无益于自身生存，最终也会被无情的市场淘汰。但我们看到依然有一些电影在缺乏视野的卑弱中等待保护，而不是寻找强盛自身之道，这显然不能成为生存竞争的胜者。2、共生还要面对必然的抗争，本土艺术必须撑得住强大外敌的侵扰，于是，自身特色坚持是取长补短的必要基础，没有特色只能被利用而免不了被弃，也难以被生存大背景所接纳与被看重。3、全球化视野中的发展观也意味着必要的舍弃和一定的坚持，这是生死把握的重要因素。舍己之短或者暂时舍弃生存之短是必要的，一些影片奢谈狭隘的民族创作传统而其实缺乏现展意识，似乎保全了特色其实却丢弃了生存；而坚持本土策略，坚持自己国家利益与长远利益也是赢取最大价值的重要因素。但显然，这里的关键是什么需要保存什么可以放弃。《集结号》《云水谣》《张思德》等创作给予我们的启发就是：东方坚守情感的礼赞，主流大气精神的葆有，人性丰富性的把握，以及宣教意味的舍弃，直露教化语言的放逐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注重的。
二、在此基础上，关于主流电影的文化认同与发展问题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应该看到，目前一些主流电影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被观众冷落、被艺术看轻、被国域所隔的三种尴尬状态而进入新的文化认同阶段。前所述及，这一认同其实是主流电影创作观念的转变所至的结果。认同，既包括自身对于全球化视野的认同意识，扩展了主流电影的疆域；也包括外界对于主流电影改变后的开始认同，接纳了主流电影的影响力。而认同观是相互的，只有自身的开放观念与开放创作才能逐渐融入世界，外界看重接纳多少带有意识形态性状的主流电影，说明主流电影跃升到一个新平台，内涵与外延都上了新台阶，这是令人可喜的事情。
由此，在中国电影逐步爬升的历史机遇面前，已经具有开放视野的主流电影如何成为多样化和谐格局中的中流砥柱，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而如何促进主流电影上一台阶的关键，是主流电影能不能在内在观念上进一步转变。中国电影应该有更高的诉求，高扬主旋律也是明确的目标，于是，下述目标需要进一步思考：
1、文化诉求。电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招牌，文化诉求是主流电影发展的关键所在。能够在物欲横流、市场主宰的大潮中坚持电影的文化传播属性，就能够确立主流电影中心的地位。不打文化牌而打商业牌的危险，肯定先是主流电影丧失领地，接着是主流电影失去特色生存。电影文化的传扬如果被主流电影承担起来，生死问题也就无需担心。文化目的一定要成为主流电影的主心骨，诉求文化比诉求政策支持来得更为迫切、正经和长远。所以，主流电影到了确认自己文化传播使命的时候了，只有如此，主流电影的艺术生命才能长久。
2、情感诉求。前面已经提到，在期求商业回报和受众认可的大潮中，坚持艺术方向，将情感作为艺术表现的核心，是主流电影进一步获取鲜明追求的钥匙。《云水谣》已经显示了成效，《集结号》更进展了情感的丰富性。在情感上下功夫，让主流电影更为加深情感主流的魅力，主流的宽泛包容性就更为地道了：从政治主题主流外在符号层面进入人心主流影响的内在层面。所以，主流电影应该扬起高张时代情感大旗，在或细腻或磅礴大气的民族情感张扬上确立自己的诉求方向。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非主流现象；嬉皮士文化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198-1
当移动设备渐渐普及，当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被电子厂商成功转化为生产力时，网络与现实生活的对接愈发紧密，便捷的参与方式使得网络上的大小新闻、现象，公众无论身在何处都能随时参与讨论。在百家争鸣的局面下，似乎任何一件热点事件都能在短时间内形成一边倒的局势，有人占领道德制高点，就会有人成为众矢之的。就比如目前已经处于大热过后的“非主流现象”。广义上的非主流指不属于主流的事物，如文化上的次文化，宗教上的异端，人群中的异类等。非主流是相对于主流而存在概念。而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主流与非主流的都不是绝对的。如今我们所说的“非主流现象”，是一个狭义的概念，特指在中国大陆盛极一时的社会现象，与反叛、颓废、恶俗相关，在媒体、公众的声讨中被定义为一种特殊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肤浅社会现象。因此，我们需要分清的是非主流是一个概念下的两种事物：相对与主流而言的次文化，它可以是小众的鲜为人知的事物；还有就是根植于中国大陆的一种肤浅的社会现象。如果要把非主流作为中国的一种特色现象，那是不客观的，东西方文化差尚不至此。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号称“垮掉的一代”中也产生了一中非主流现象，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成为一种时代文化被广泛传播，影响深远。那就是嬉皮士文化。
嬉皮士，本来被用于描写西方国家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反抗习俗和当时政治的年轻人。这个名称是通过《旧金山纪事》的记者赫柏・凯恩普及的。嬉皮士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运动，它没有宣言或领导人物。他们用公社式的和流浪的生活方式来反应出他们对民族主义和越南战争的反对，提倡非传统宗教，批评西方国家中层阶级的价值观。他们批评政府对公民的权益的限制，大公司的贪婪，传统道德的狭窄和战争的无人道性。他们将他们反对的机构和组织称为“陈府”。而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近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和离经叛道的反抗态度，嬉皮士后来也被贬义使用，用来描写吸毒者。直到最近保守派人士依然使用嬉皮士一词作为对年轻的自由主义人士的侮辱。当时的嬉皮士想要改变他们的内心和走出社会的主流。远东形而上学和宗教实践和原著部落的图腾信仰对嬉皮士影响很大。这些影响在1970年代演化为神秘学中的新纪元运动。许多人认为嬉皮士滥用的程度被支持越战的人夸张。他们用这个借口来反驳嬉皮士反对越战的理由。但实际上的确有许多嬉皮士使用。他们尤其希望利用所产生的幻觉来达到内心的修养。尤其大麻和其它能够产生幻觉的药品如LSD和裸盖菇素。虽然也有许多嬉皮士不用，但往往被看作是嬉皮士的一个标志和他们不肯遵从社会守则的原因。
反观中国的“非主流现象”，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停留在那些隐晦的，颓废的文字中。在年轻的茫然中，非主流成为他们逃避社会责任，逃避自我责任的一种借口，换句话说，他们颓废的一塌糊涂。然而现实生活中，实在找不出能够让他们如此颓废的人或事物。而非主流所体现的深刻的观念也被曲解为颓废、伤感、痛苦等等一些现在部分年轻一代十分喜欢的字眼。
嬉皮士与“非主流青少年”在迷茫中反抗着世俗传统，对普世价值的抵制使得他们不为世人所接受，最初的嬉皮士是带有政治性的，他们经常参加和平运动，包括反越战的游行和争取人权的游行。青年国际党便是嬉皮士别政治活跃的亚群。而“非主流现象”，受限于参与人群的年龄多半是中国80、90后一代青少年，正值青春年少，心理上的叛逆在其中占据主导，尚未具备更进一步阐明自身诉求的条件。这也难怪乎在媒体公众的合力夹击下，被打上了颓废、恶俗等标签。
而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为数不多的“新兴事物”，我们也许应该给“非主流现象”一个更加良性的发展空间，毕竟在中国，它没有如嬉皮士一样涉毒、滥交、政治性明确。毕竟主流与非主流根本上只是人数的差距，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倾向于某一个潮流，人数非常多的时候，潮流即成为主流。潮流也同样受到地域、通信条件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两地距离遥远，彼此的潮流无法影响到对方，就不能将两地的潮流作对比，分出谁主谁非，这样做也没有意义。通信条件和文化的影响也类似。主流与非主流一定是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同一个区域内的。这也是它们相互依存的表现。
参考文献：
[1]谢冰倩，严洁.中国“90后”非主流与美国嬉皮士比较及对学生“成功”心态教育引导――由“凤姐成名”引发对中美非主流文化的比较研究[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1，（5）.
[2]唐雅君，郑丽莹.美国“60后”嬉皮士文化与中国“90后”非主流文化的异同比较研究[J].青年探索，2013，（11）.
[3]彭斌，杨艳莹.论网络非主流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22）.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主流文化；翻译；翻译策略
1.引言
翻译促使两个不通语言的国家、民族之间能够相互交流。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为了使译作能被读者所理解并接受，译者必须考虑诸多因素。特别是在如今全球化的时代，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从一种文化的语言表现形式到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表现形式的转换过程，文化和语言表现为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因此，在翻译时，译者永远与主流文化以及社会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因为译者所选择的翻译策略会受到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2.文化、意识形态与翻译
翻译是译者有关原语的再创作。这种“再创作”往往受到有关语言，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文化的制约作用表现更为明显。这是因为，语言中承载着文化，语言体现反映文化，同时语言又是民族文化的浓缩与象征。语言在其形成和不断发展过程中，深刻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同时映射着某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故翻译语言的过程，也不可能只是字字对应，词句对应的机械转换。不同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积淀，这使得他们彼此之间的转化过程变得非常复杂。
刘宓庆先生指出：“文化翻译的理论研究之所以特别重要，还由于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差异很大，忽视这种差异，必然有损于文化的双向交流（刘宓庆，1990：127）。”作为一种涉及文化的语言活动，翻译促进了沟通，有助于传播文明。它具有多重属性，如文化方面、交际语言方面等。诺德指出，翻译说到底是一种多层面的“跨文化交际活动”（Nord，1991）。文化翻译既需考虑历史、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又要注意那些承载文化内涵的词语，典故。译者在处理翻译时，应头脑灵活、思维敏捷，既要兼顾语言表层含义的微妙差别，同时也要了解文化深层的内涵。例如，在中国文化中，“红”大多数情况是“褒义”，代表喜庆，欢愉、祝福，如“红包”，“红盖头”，“满堂红”，“红红火火”。而英国人却视“in red”（汉译：“红”）为“赤字，亏空”。这起源于《圣经》，圣经中记载，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让十二门徒喝下他的血，最后耶稣遇难，钉于十字架上被处死。因此“红”在西方就与“血腥，杀戮”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对西方文学艺术的影响源远流长，影响着西方人文艺术的方方面面。哲学、宗教是社会的最高指导思想。”（张岱年，1995：433）因此中世纪时期的西方，哲学和宗教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译者在处理翻译时没有遵循这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那么他的译本就会遭到无情的压迫和蔑视。由此可知，每种文化都有其主流的意识形态，文化也必然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不同文化的交流实质上就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和摩擦。因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必然会受到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支配和操控。
3.关于归化与异化策略的概念和功能
对于译者而言，在翻译过程中，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在目的语中恰当地体现具有原语文化的概念、词汇和一些地道的表达。另外，译者还需跨越文化差异的障碍，合理处理原语中的文化要素，尽可能忠实原文，将原文完整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于以上问题，翻译界处理的策略大致分为两派，即异化派和归化派。
以Nida（奈达）为代表的归化派认为：翻译原语文化因素要以目的语文化或原文作者为归宿，使译文的表达方式趋于自然，并尽可能地把原语行为模式纳入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郭建中，1998：2），从而使读者正确理解原文。
以Venuti（韦努蒂）为代表的异化派认为：异化这种翻译策略，着重强调原语或原文作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尽最大努力使译文的表达保留原文的特色，忠实于原文，体现原文的独到之处，并尽可能促使译文读者接受原语文化。
4、翻译的策略取向
勒弗维尔（著名美国翻译学家）认为，控制翻译和文学创作的因素：即意识形态与诗学。意识形态和诗学会同时在文学家和翻译家运用话语时，在他们的意识中起作用，影响他们的“创作”或“改写”、“决定翻译家的策略”（王东风，2003：3-6）。归结到翻译的问题上，影响翻译家翻译策略的主要有两个因素，即“翻译家的意识形态和当时文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诗学”。（Lefevere，2001：14-41）
因此，受主流文化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同时也从译语的可理解性考虑，译者一般会采取以下翻译策略：
4.1归化法
所谓归化法，就是在翻译过程中，把一种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另一种文化的内容，而转化的内容能被译文读者所接受、理解，并能使译文读者领会到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妙处。
上世纪40年代，美国作家埃文・金（Evan King）在翻译老舍名著《骆驼祥子》和《离婚》时，采用了归化译法，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是出于对当时美国意识形态的考虑，把《骆驼祥子》的悲剧结尾翻译成了圆满的结局，而把《离婚》中讽刺民族懦弱的部分翻译成了轻浮的闹剧。
其原因在于当时的主流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那时二战还未结束，美国整个民族处于矛盾激化的紧张状态，所以社会民众需要轻松的娱乐方式来缓解当下的压力。另外，美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大力发展工业机械化生产，人们面临着紧张忙碌的工作，闲暇时也需要轻松的娱乐，由此大众文化开始兴起。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这一文化强调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通过掩饰现实的激烈矛盾和各种复杂冲突，让读者内心感受到虚幻的和谐和圆满。
4.2 异化法
所谓异化法，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把原语文化部分以非常接近原貌的形式转换成目的语的形式。这种方法往往能让目的语的语言成分以及表达形式呈现全新的面貌。
例如，时期，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古老的中国慢慢开始睁眼看世界，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也随之面临严峻的挑战。当时，中国的文化地位面临严重危机。按理，受主流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在处理翻译时应主张异化的策略。于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采用异化的方式从事翻译。他们认识到封建文化的不足，敢于直面惨淡落后的现实，积极学习先进文化，勇敢地用异化的翻译方式引进介绍西方文化。他们希望用西洋文学挽救中国及中国文化。
4.3 零翻译
“零翻译”的概念是由邱懋如教授提出的，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可译性问题。采取零翻译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主流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的，当然与译者的个体意识形态、文化修养、语言功底和翻译态度也密切相关。
例如，《鸳鸯刀》是金庸笔下的武侠小说，在译成英语时，有译者译成“Blade-dance of the Two Lovers”，这里把“鸳鸯”译成“two lovers” 是为了达到可译的效果，采取了零翻译的策略。这是由于在中国文化中，“鸳鸯”指的是一种水鸟，经常雌雄一起在水面上嬉戏，成双入对，相亲相爱，悠然自得。因此“鸳鸯”常常用来比喻“成双成对”“夫妻和鸣”。而在西方文化中却并无此寓意，因此翻译时不能忽略词语所加载的文化意义。
5、结语
总而言之，在翻译学术活动中，文化研究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这将成为翻译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文化的角度，翻译是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活动或跨文化交际。这一角度为翻译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它不同于只强调语言在翻译中的地位，它将语言和文化联系起来，共同作为翻译研究中必须考虑的要素。
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取决于其自身所处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自从翻译不可避免地进入文化领域后，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文化之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几乎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一“文化政治实践”（Venuti，1995：19）的操纵。
但在当今中国，我们在基于主流文化意识形态，讨论译者翻译策略取向时，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探讨研究，理论只有与实际案例相结合，才能解决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2003（5）：3―6.
[2]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归化与异化[J].外国语，1998，（2）.
[3]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4]张岱年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433.
[5]李霞.权力话语、意识形态与翻译[J].西安外国语学报，2003，（2）：67.
[6]邱懋如.可译性及零翻译[J].中国翻译，2001，（1）.
[7]Nord，Christine，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M].Atlanta GA：Amsterdam.1991.
[8]Venuti Lawrence，“Rethinking Translation”[J].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2.
[9]Lefevere，A.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rame.Lond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拍客 非主流 价值取向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08.041
所谓拍客，是指在互联网时代，用各类相机、手机和数码设备拍摄的群体。不分年龄，不分职业，更无需专业技巧，只要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就能随时随地将身边发生的点点滴滴，用图片和视频形式记录下来，然后到网络上与大家分享。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草根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作为新兴的传媒方式，互联网为人们带来了无限发挥个性的空间。而草根文化由于拥有个性为先、网络为本、充满娱乐、伸张正义、日日创新的特性，迅速为大众价值观念包容融汇，同时又创造出新的大众文化方式和内容。拍客的产生必然有其相关的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和技术条件。
一、拍客产生的社会因素与技术条件
随着法制的普及，社会的公开和民主化，人们相比过去更了解维护自己的权利，更敢于展示自我，更敢于表达自我的看法。这是拍客产生所需要的一个社会心理因素。
拍客的产生还必须具备两个技术条件：私人的拍摄装备、互联网的支持。
拍客，并不是主流媒体，而是民众自发创作形成规模而产生的人群，可以说他们是一种非主流文化。他们产生的原因是数码产品的迅速普及以及互联网的传播。原先拍摄设备只是社会主流媒体的专利，而普通民众鲜有机会接触。随着近十年数码产品的飞速发展，其质量不断提升的同时价格更加廉价，这使得大多数普通百姓可以获得一台拍摄设备，他们拥有了一种新的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与之同步的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十年来网络迅速覆盖中国，人们得到信息的同时，也有了一个新的展示自己的平台。互联网是拍客作品得以传播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拍客作品的分类和价值取向
拍客们总是不忘在工作之余，在生活中，在旅行中，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所见所闻。拍客的作品形式也丰富多样，体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取向。
这其中主要有两种拍客作品形式。第一种是有剧本有剧情的对生活的再创作的DV剧形式作品。第二种是直接记录生活的DV作品。在如今的中国拍客中主要分为DV剧拍客和社会拍客。
1.DV剧拍客及价值取向
DV剧是创作者根据真实生活改编的有相对完整内容的剧目。它们截取了不同社会生活的视角，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一种思考。
（1）校园剧――对青春的珍藏
校园DV的鼻祖目前被定义为清华大学2002年的《寝室夜话》。这部作品主要内容是几位大学生的犀利而幽默的谈话，拍摄手法是普通的长镜头拍摄，几乎没有专业影片制作的影子。但是这部简单拍摄出来的具有校园生活特点的短片却因为上传于网络在校园内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之后许多校园DV越来越多地被搬上网络，继而众多高校相继开展校园DV大赛，甚至如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还举办了每年一届的校园DV大赛。中国校园DV剧，目前主要指中国大陆大学生原创性质的自拍DV“电影”，表现的是所有创作者们的热烈愿望。此类作品的一大特点在于主创人员在生活中的感悟和情感的表达，并希望该作品成为日后的一份回忆。它们都具有相对集中的剧情，是对生活的再创作。
校园DV以其强烈的本校色彩、校园生活和爱情主题，表现着它强烈的青春气息和对于美好青春年华的珍藏的价值取向。校园DV一方面展示的是作者的个人阅历，如西安交大的《我的黄金时代》，这部作品虽然也是描写校园情感，但是更多地突出了大学生们在校园里成长的每一步，是对青春的一种回顾；另一方面则是直白地阐述青春的情感，例如华东交大的《E线情缘》，主题简单明了――校园爱情，主人公们在大学里体验者青春与爱情，虽有泡沫剧之嫌，但毕竟是普通大学生自己创作的一股青春的泡沫。这两部校园DV作品只是近年来诸多校园作品的代表，但是这股校园影视创作潮流已经影响了一代中国青年的成长。
（2）社会剧――张扬小人物的奋斗精神
除了校园DV剧之外的DV持有者们也有很多在进行剧本创作和拍摄，他们所拍摄的作品，主要目的在于：反映社会现象、完成个人拍摄“电影”的梦想、获取珍贵影像资料留作回忆。例如最近风靡网络的11度青春系列DV作品，最典型的代表作是筷子兄弟的系列作品中的《老男孩》。它的主题是追忆逝去的青春，感慨世事变迁，年华老去。影片中所有角色在学校里一步步成长，随之步入社会，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体验过沧海桑田的人事变迁后，在一个可以圆梦的舞台唱起了曾经的岁月。这一幕让无论片中还是片外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一夜间《老男孩》在80后这个逐渐脱离青春的人群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这种以社会生活为主的DV剧作品，主要是反映在社会底层打拼的人们的艰辛、疲惫、困惑，但仍然坚韧前行的励志故事。这类作品的价值取向是张扬小人物的奋斗精神。
2、社会拍客及价值取向
社会拍客是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记录，有对平民生活的珍藏，有对社会突发事件的记录、还有对社会不良现象的监督等。一个对生活和他人充满爱心的人，一个对社会充满正义和责任感的人，他们用自己手中的手机、相机或DV记录生活，这就是拍客。他们并不是对摄影技术高的人群的称呼，做拍客是一种眼界，更是一种积极的、主流的、社会公德的态度，这种态度比技术更难能可贵。
（1）平民生活――草根也动人。
社会拍客的作品其中很大一部分讲述的是生活的最真实一面，内容质朴，是对平凡生活的诠释和记录，是一种平民化风格的作品。平民化，顾名思义来自普通群众。这一点让它和主流媒体区别开，他们不是胶片拍摄的电影，不是官方的新闻报道，们只是普普通通的草根一族。他们最平凡的生活片段，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留存甚至流传。这种作品的代表作有江南大学的拍客陈妍拍摄的《无锡路上》、拍客王悠拍摄的《享受生活每一天》、拍客王鲁拍摄的《宝宝困了》。这些作品取材和反映的故事都是最普通的生活，体现的是普通家庭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亲情的温暖。还有一种拍客，记录了生活中的奇遇，造就了平民生活的奇迹。例如线永京在西单地铁通道遇见了一个女孩在弹唱《天使的翅膀》，惊讶于她的歌声，线永京将自己拍摄的西单女孩的视频传至网络。从此西单女孩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原本平凡的两个人的普通的相遇，因为其中一个人是拍客，整个故事的结局发生了改变。拍客，其实无意间也成为了一种伯乐，将草根的一些闪光点放大，然后带给社会一个不一样的震撼。
在平民生活作品中观众看到的可能不是自己生活的地方，但是总有种熟悉的感觉，这是因为作者其实就是一个和观众一样的普通百姓。这份亲切感让很多人热衷于拍摄平凡的生活，与他人一同分享。这种自然、质朴、真实的特性和平民拥有的才华，具有强烈的亲和力和动人的力量。草根也动人正是他们的价值追求。
（2）社会事件――人人都是记者
还有一种拍客，除了发现平凡生活中的美好之外，还能第一时间发现并传播社会事件。2008年的汶川地震，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有拍客在事发两分钟后就将灾区第一现场上传至优酷网站，让全国人民几乎是第一时间了解到了灾区情况。在央视大楼火灾事件中，第一个发现并进行报道的是一位路过的网民，他第一时间将自己拍摄的照片发至网络。可见在信息时代，拍客能够利用网络和手中的拍摄工具第一时间对身边发生的社会现象进行报道。还有一种拍客的作品体现的更是公民对各种社会中的不正之风的舆论监督。通过影像纪录，履行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例如广西电视台《新闻在线》栏目的“拍客在线”板块，经常报道汽车超载、乱扔垃圾等不文明现象。2009年2月17日的节目中，拍客通过手机拍摄了南宁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对广西翔吉企业噪音扰民一事进行检查时，遭遇该企业暴力抗法的全过程，为日后的举证提供了有力证据。拍客在这次事件中充分地承担了监督者的角色，体现了拍客纠正社会不正之风的社会责任感。这种公民新闻的崛起，对主流媒体“舆论一律”传播格局产生了冲击，使得主流新闻媒体在之后的报道中将更加理性和客观。
人人都是记者，使得突发事件和灾难事件的真相不可能被掩盖，使得不正之风无处藏身，公民能够充分地享有知情权，使社会更加的公开、透明，从而从根本上推进了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人人都是记者正是社会事件拍客的价值追求。
三、拍客产生的社会影响
拍客这一特殊人群正被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关注，而他们造成的影响也逐渐扩大。正如所有新鲜事物的兴起都有其必然原因，拍客的出现的原因在于它让大众得到了表达自己情绪的一种方式。正如约瑟夫•博伊斯先生的时代宣言：没有人不是艺术家。他认为：“随着大众文化和文化产生相关的事业的发展，随着摄影、电影、动画等机械媒介形式艺术的普及，传统社会里面关于‘艺术家’的神话逐渐破灭了。”拍客的出现是对他的设想的最好论证，如今数字媒体和网络的出现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而拍客带给社会的影响来自于拍客本身和主流社会。
对于拍客自身而言，这种创作本身来源于情绪的积累和表现的欲望。如果没有被现实触动，没有积累已久的情绪，就很难有作品出现。当作品出现，表现自身就是最后一步。其实这是人类潜在欲望的发泄，拍客一边创作一边享受这份过程。对于结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关注，因为他们只用把作品上传至网络，好坏任他人评论就是。而他们的这种创作也在互相感染，带动更多人去尝试成为一个拍客。这无形中对主流社会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对主流社会而言，拍客的出现让他们聆听到了草根的心声。平民文化被主流群体所关注。一方面主流群体了解到了最真实的平民们的想法和生活；另一方面拍客所代表的非主流群体的力量正在逐渐强大，受到的关注逐步提升，这对于主流群体的冲击力可想而知，主流群体在无形中感受到了压力。拍客的出现也是对主流社会的一种监督和鞭策。
小结
从拍客的出现，我们看到了主流与非主流的碰撞。一方面，非主流指不属于主流的事物，如文化上的次文化，人群中的异类等。另一方面，非主流是相对于主流而存在的概念。一个事物既可以从非主流变成主流，也可以从主流变为非主流；一个事物在某个环境是主流，到了另外一个环境就有可能变成非主流。因此，没有绝对的主流，也不会有绝对的非主流。而主流与非主流究其本质并无优劣之分，二者只是方式、形式、立场或者位置不同而已。所以拍客作为一种非主流文化的代表，它不一定非要变成主流文化，它完全可以以非主流的姿态出现在这个社会。拍客，有他自己植根生长的土壤，有他自己独有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颜格 拍客用影像定格生活[J]上海信息化2010年（12）：第76页。
[2]马海江 公民新闻视域下的拍客发展走向 [J]青年记者 2010年（4）：第51页。
[3]线永京 网络拍客线永京的成名史 [J]风流一代 2010年（7）：第31页。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 键 词:清教主义;主流文化价值观;美国
Abstract:Puritanism originated from England and manifested itself in many ways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Although they formed essential elements of religious norms for behavior， “justification by grace through faith”， “the idea of calling”， “a city upon a hill”， the core convictions of Puritanism， dispelled to a large extent the bondage of the tradition of mainstream church on the mind and deed of people. They quickened the process of social secularization， promoted inpidual emancipation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helping to establish modern ideas about labor， occupation and wealth， sketch the goal for the nation to pursue in future with religious ideal.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WASP cultural values， they molded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today's America.
Key words:Puritanism; mainstream cultural values; America
清教主义发端于16世纪下半叶宗教改革时期的英国。国教会中的激进派成员，笃信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学说，不满国教改革的不彻底性，要求“纯洁”(purify)教会，彻底摒弃天主教旧制和烦琐仪式，清除国教内的腐败现象，提倡简朴生活，故而被国教的捍卫者讥讽为“清教徒”(Puritans)。他们的观点、看法、理念和主张被称为清教主义(Puritanism)。
大批清教徒不堪忍受英国君主和国教会的迫害，背井离乡，逃避厄运。据不完全统计，自1630至1640年间，逃往国外的清教徒约6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畏艰险，飘洋过海，移居仍是一片荒凉的北美大陆，陆续在新英格兰等地建立殖民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时，13个殖民地的260多万居民中，至少有75%的人是在清教家庭中长大的［1］。清教徒由于人数众多，受教育程度高，具有宗教凝聚力，对殖民地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并逐步成为美国主流文化族群，即WASP(笃信新教，具有英格兰血统的白人)。他们把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grace through faith)、天职思想(the idea of calling)、山颠之城(a city upon a hill)等核心清教理念带到了北美，在这片荒芜和陌生的土地上实践着自己的信念和理想。
宗教是社会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之一。所谓价值观，通常是指社会成员用于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中选择自己追求目标的准则。当某些价值观为一个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时，它们就构成了该民族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主流文化价值观是一种体系性存在，产生于一定民族的社会实践和历史积淀，表现为民族文化心态和思维定式，代表该民族的规范性判断，奠定其文化体系中的核心要素和灵魂。
萌发于殖民地时期的WASP价值观，孕育于清教主义，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十分突出的美国特色，代表着当代美国文化的主流，在美国思想意识形态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WASP价值观的主体成分，如个人主义、职业与财富观、使命观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上溯到清教主义的本源。梅里亚姆认为:“清教徒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在美国国民特征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一个强大的力量。”［2］作为美国文化的一个独特源头，清教主义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社会，奠定了美国文化的基石，铸就了美利坚民族的灵魂。“没有对美国清教思想的了解，就不可能理解美国社会。”［3］
本文旨在追溯清教主义的历史渊源，分析因信称义、天职思想、山颠之城等清教主义核心理念在促进美国早期社会世俗化，推动个性解放，促成建立现代劳动、职业和财富观，以宗教的理想勾勒国家未来追求目标中的作用，探讨它们在今日美国主流文化(WASP)价值观念形成过程中所奠定的基础和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 “因信称义”与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作为美国主流价值观的核心，源自于清教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渗透到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张扬自我，突出个性，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尊重他人的隐私，崇尚自我奋斗，自力更生和主观能动性，勇于探索和标新立异，蔑视权威，看重平等，包容多样性同时直率表达不同意见和看法，所有这些都是个人主义在美国日常生活中的体现。
美国历史学家戴格勒指出:“个人主义是遗留给后代的清教主义的核心，……如果说美国人今天是个人主义者，那么清教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主要根源。”［4］诞生于英国宗教改革时期的清教主义，受欧洲大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思想影响，极具反抗权威、抵制特权的精神和强烈的突出教徒个人、彰显自我的意识。其理论来源是“因信称义”的新教主张。
按照“因信称义”的新教理念，《圣经》是信仰的唯一准绳，信徒不必依靠教会或神职人员，而是依靠自己就可以阅读、理解并按照个人的体会阐释《圣经》，凭借信仰就能与上帝直接进行沟通，获得神恩，拯救自己的灵魂，得到精神的解脱与安慰，成为上帝承认的义人［5］。
无论是从宗教角度还是从世俗层面看，“因信称义” 在当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的英国，虽然经历了初步的宗教改革，国教会和罗马天主教并没有太多实质性差别，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君主取代了教皇成为教首，同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牢牢地控制着教会。教会内等级分明，一如既往。教徒个人仍位于教会的底层，个人对上帝的信仰和灵魂救赎，必须依赖教会作为媒介才能得以实现。教徒个人的作用十分被动，思想、意志、尊严既不受重视，也无法体现。“因信称义”的新教理念动摇了这一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人文主义在基督教信仰领域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也可以被视为人文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冲破了森严的教阶体制的桎梏，降低了教会和神职人员在信徒个人救赎中的中介作用，排除了人神之间的阻隔，从而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神学的要害。从世俗的层面看，这种信仰个人主义肯定了个人的良心与判断，假上帝之名保障个人自由，提高了个人的地位与价值，使个人的思想与灵魂获得更多的空间和解放，个人的意志具有了独立性和神圣性。它直接挑战封建等级观念，为个人主义奠定了宗教和哲学基础，从理论上提供了合法性。
作为传统教会的抗议和叛逆者，清教徒为了追求宗教自由，实现宗教生活个性化，坚持教徒个人和上帝直接进行交流和沟通的权利，体现了教徒要求个人作为思想和行为主体争取独立自主、个性解放的精神。他们把这种精神带到了北美。按照“因信称义”的理念，清教徒在新大陆实行“公理制”(congregationalism)，由教徒自愿组成教会，自己选举牧师，实行自治管理。教会内取消森严的等级制度，没有主教、副主教、宗教法庭以及教阶组织。凡是教会内的重要事务，如接受新教友，训斥、宽恕教会成员或将其开除教籍等，都不能由个别牧师决定，而必须由教会成员共同裁决。
为了使教徒人人都能够自己阅读《圣经》，并逐步有条件成为合格的教民，清教徒还十分重视教育，以此落实“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马萨诸塞殖民地于1642年通过一项法令，要求其公民履行教育自己子女学习教义问答手册的义务。清教徒还克服困难，兴办各种形式的学校。1647年，该殖民地通过了一项被称做“老骗子撒旦法”(The Old Deluder Satan Law)的法令，要求50户或50户以上的村镇必须聘请一位教师教孩子读书识字，居民达到一百户的村镇必须建立一所文法学校。教师的薪酬由孩子的家长或村镇的居民支付。违反者将被课以罚金。这项法令成为美国公共教育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1636年的第一所学院，即哈佛学院(哈佛大学的前身)，到1769年建立的达特茅斯学院，美国独立前所创立的九所大学中大部分为清教徒兴办。
作为西方平等与民主观念的源头之一，清教主义为个人主义在美国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土壤，成为美国个人主义重要的思想来源，为殖民地人民逐步接受世俗的个人主义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正是这种敢于挑战权威，不安于现状，渴望主宰自己命运，极力抗争，不屈不挠的开拓、进取、冒险精神为美国的国民性注入了个人主义的精神和活力。
二、 “天职”思想与职业和财富观
清教徒肩负神圣的使命来到北美大陆，定居在一个与欧洲截然不同的陌生世界，旨在建立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基督教社会。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生存与发展拼搏的过程中，他们不得不克服重重困难，解决各种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往往都和神圣与世俗、超越与现实、宗教与经济等二元对立矛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般地说，宗教通常把现世看做罪孽的渊薮，充满诱惑和欲望的苦海，因此对其往往持否定和消极的态度。为了不使信徒彻底绝望，多数宗教都向他们应许一个“虚无缥缈”的美好“天国”。按照传统的天主教观点，教徒要使自己的灵魂得救，进入天国，就要尽可能抵制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物质与肉体的诱惑，远离尘世，追求永恒的彼世。修道院里冥想式的灵修方式是走近上帝的最有效途径。然而，宗教是超验的，“天国”的理想境界从未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过，人们也就无从以自己的实践验证其是否存在。
和天主教一样，清教的终极关怀也是彼世。但在对待现世的看法上，两者却截然不同。天主教推崇“出世”修行的灵魂拯救方式，清教的主张则带有明显的“入世”特征。它主张信徒在追求永恒的彼世时不必也无法回避现世，不但视现世为通向彼世的重要桥梁，而且强调现世在教徒个人救赎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突出以现世的实践追求彼世的理想的教义。对于信奉新教的清教徒来说，在另一个世界的拯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改变现实世界的成功程度。
从信仰的角度看，这种价值取向的转向使清教徒摆脱了传统信条的束缚，把他们从支撑自己的神圣理想与世俗物质世界之间的矛盾中解放出来，从而将关注的焦点从天上转移到人间，从务虚的精神活动向务实的现实生活转变［6］。它把受到天主教唾弃的工作—赚钱过程同灵魂救赎紧密联系在一起，赋予其宗教意义，使其合法化，从而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清教“天职”思想。
“天职” 思想主张，现世中每个人所从事的劳作和职业是上帝所作出的安排，赐予每个人的天职。上帝应许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要他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每个人完成他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的责任和义务，任何人在现实世俗生活中都不应该逃避它们，唯有在尘世中恪尽职守、勤奋努力、爱岗敬业才能荣耀上帝，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从中获得拯救。否则，即使是一生在神学院修行的僧侣也无法获救，甚至可能为此反遭天谴。按照“天职”观念，职业无高低贵贱之分，一个人不管是做工种地，还是为官执政，经商赢利，放债收息，积蓄私产，都与宗教活动一样神圣，在上帝那里都具有同等价值。信徒应当永远接受和安于上帝安排给他的身份、地位和职业，把自己的世俗活动限制在生活中既定的职业范围内［7］。
在清教徒看来，一种职业是否有用，能否博得上帝的青睐，关键要看它为社会所提供财富的多寡和私人获利的程度。对于清教徒来说，一切生活现象皆由上帝设定。如果他赐予某个选民获利的机缘，他就必定抱有某种目的。所以虔诚的信徒应该服膺上帝的召唤，尽可能利用这种天赐良机，合法地谋取更多的利益［7］。人们只有以务实的精神才能致富，尘世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功是一个人成为上帝的选民而不是弃民的最有力证据。财富不是万恶之源，而是上帝祝福的标志。就这样，发财致富已经具有天意，意味着一个人履行了职业责任，能够得救进天堂。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和必须的。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财产所有制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为经商获利性提供了制度保证，那么，新教则为其提供了道德伦理上的保证和神圣合理性。
三、 “山颠之城”与使命意识
长期以来，使命意识一直是美国社会文化价值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上帝赋予他们神圣的使命，要他们以自己的追求、实践和事业为全世界树立榜样，向人类传播自由和正义的理念，引导人类脱离罪恶的渊薮，走向“希望之乡”。这种拯救世界脱离苦海的使命意识始终伴随着美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强烈地影响着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追根溯源，有不少学者认为，这种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肇始于清教主义的“山颠之城”的理念。
清教徒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把美丽富饶的北美洲赐给他们，作为他们的世居之地，宗旨就在于让他们把这片土地建成新的耶路撒冷，追求信仰自由的新伊甸园。他们对人类的历史发展承担着一种神圣的使命。1630年，在前往北美洲的航程中，清教主义的领袖人物温斯罗普引用《圣经》中的典故，作出了这样的预言 :“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颠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如果上帝不再像今天那样帮助我们，我们将成为世人的笑柄”。
在清教徒心目中，北美所肩负的上帝赋予的使命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温斯罗普所说的“样本”功能， 强调美国是“世界各国的北斗”［8］。关于这层含义，莱门·比彻表达得更为充分和透彻。他写道:“毋庸置疑，革命和运动是在全世界实现文官政府和宗教状况变革的必要条件。……要完成这项伟业，需要一个世界公认的榜样，它将激起人们的希望，调动并集中人的力量。但是，从哪里能找到这样的国家呢?必须创造这样的国家，因为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国家。现在回顾我们先辈的历史，注视着上帝的杰作，一个已经彻底确立了公民和宗教自由的强大国家。……它将唤起人们的渴望，希望和努力去发动革命，推翻政权，直到全人类解放。”［9］在这里，比彻把美国标榜为世界自由、民主国家的榜样，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旗手。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发生的那不勒斯革命、葡萄牙革命、西班牙革命和希腊革命都是美国的光芒射向天堂后反射到大洋彼岸的结果［8］。
清教使命观的第二层含义，是指美国负有解放被压迫民族的神圣使命，要在世界各地传播和建立基督教文明，消除贫困、愚昧、疾病和落后，使整个世界获得自由［8］。用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的话来说，就是美国负有充任人类文明使者和监护人的使命。
强烈的使命意识成为清教徒开拓新大陆的精神动力。正是基于这种动力，他们要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一个为世人所景仰和效仿的“上帝之城”。 这种使命观滋生了美国人唯我独尊、不可一世的民族精神，同时指引他们脚踏实地地埋头于制度上的创新，经济上的进取，为在全世界树立榜样而倾其全力。诚然，这种观念的初衷更多的是基于宗教的理想而不是现实的考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民族理念的提升，“这种使命意识融进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成为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的美利坚民族的重要特征，并呈现于建国后的美国外交之中”［10］。
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随着国力的强盛，美国利用其在各个领域的实力，在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通过军事打击、政治干涉、经济援助或制裁等诸多手段，对许多国家进行渗透，输出和推行其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美国文化价值观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自苏联解体后，美国更加公开地强调要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念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此外，在“使命意识”的驱动下，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从越南战争，到海湾战争，直至今天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固然有其政治与经济方面的考虑，但使命意识在美国外交中无可否认地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四、 结语
清教徒把清教主义自英国带入北美洲。 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清教徒奋力拼搏，不断进取，艰苦创业，奠定了美国的雏形。他们以自己的宗教哲学开辟了一个新世界。康马杰指出:“虽然清教神学思想的重要性在18、19世纪的漫长岁月里逐渐消失，但其许多道德和政治思想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两个世纪的沧桑变化并没有使我们失去对这些遗产的继承。”［11］这是因为，清教主义的基本思想已经渗入美国社会，奠定了美国社会意识形态基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对美国人来说，清教主义不但是一种宗教信仰理念，而且是一种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正是它铸就了美国主流社会文化价值观和美利坚基本民族性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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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流浪；寻找；现代主义小说
“流浪”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永恒的母题，由此衍生出了无数的优秀文学作品。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就是其中一个。
在西方文学中，“流浪”主题常常和“探险”主题相联系，产生另一类小说变体――“探险”小说，比较经典的有《金银岛》《鲁滨孙漂流记》等。早期此类小说虽然也记述主人公的流浪生涯，但重点却是借叙述者的眼光来发现世界。作者往往通过一个亲历者的眼睛去观察、了解世界。十五六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上升，地理大发现的产生，大量殖民地的开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外部世界，表现了人类渴望征服自然的信念。正像有人注意到的那样：“地理意识在西方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地理探险是西方近代文化的标志。”［1］它和西方文化中的求实用、重功利的现世文化是密切相关的。对于探险者本人来说，此类小说往往塑造的是一个“行动的”英雄，表现的是人类的独立意识。这样看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产生无疑渊源由此。神秘的密西西比河、沿途居民的奇风异俗等内容也许是读者在未开卷之前所期待的，这些也是长期的“流浪―探险”小说所培养的逐渐固定的阅读期待！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谈到另一部伟大的“流浪”小说《唐•吉诃德》时说：
“一切统治着宇宙、为其划定各种价值秩序、区分善与恶、为每件事物赋予意义的上帝，渐渐离开了他的位置。此时，唐•吉诃德从家中出来，发现世界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在最高审判缺席的情况下，世界突然显得具有某种可怕的暧昧性；惟一的、神圣的真理被分解为人类分享的成百上千个相对的真理。就这样，现代世界诞生了，作为它的映象和表现模式的小说，也随之诞生。”［2］
昆德拉把上帝的缺席、真理的散失作为现代世界诞生的标志，并以此断言了“现代”小说的诞生。
同样，对具有丰富的地理知识的现代读者来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恐怕要令怀有“探险”期待的读者失望了。对这部书，海明威曾评论到：“一切现代美国文学来自一本书,即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这是我们所有书中最好的。一切美国文学来自这本书，在它之前或在它之后，都不曾有过能与之媲美的作品。”［3］他对此书不吝词语的推崇，或者包含有这样的判断：它开启了一个寻求真理的时代。我们显然不能以单纯的“流浪―探险”小说来片面解读它。从表面看，这部小说以哈克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流浪经历为线索，串联起了一系列的人物和故事，客观上反映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纷繁复杂的社会：有黑奴问题(人权问题)、人性问题(善与恶)等，还有属于社会的其他的问题，但它本质上反映的是“人”自身的困惑和迷惘，是真理散失之后对真理的追求，是对“自我”存在的观照。这种观照也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重要方面。“从人类意识最初萌芽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4］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真正意义的“现代”小说。“流浪―探险”模式因此在现代又衍生出一个“寻找”的模式(“寻宝”小说的变体)：寻找人生的真谛和价值。这部小说以外在的历险来表现人对自身生存意义的探求。整部小说，表现了人类为了寻找精神家园而进行的不懈追求。哈克在河流上漂流的过程，其实就是对精神家园的寻找过程。从哈克逃离父亲开始，到最后哈克继续自己的漂流结束，其基本模式就是“寻找”。对家园的追寻正是“现代”小说的基本精神特质。陆地象征了“家园”，河流象征了人类漂泊无定的命运。哈克从河流的上游一路漂来，经过一个个的村镇，一件件事情，认识到了家园的虚┩――家园并不存在(虽然在哈克的世界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积极的因素)。陆地上的荒诞事件：道格拉斯寡妇不厌其烦的教育，家族的连环仇杀，骗子大行其道，白人对黑人的压迫等证明的是世界的整体性荒诞。所以哈克不得不一次次回到河流上，也只有在河流上，哈克才感到了安全。相对于陆地的“恐怖”“荒唐”经历，小说以哈克的口气抒情般地写到河流：“ 两三个昼夜过去了；我想不如说是流过去了，它们那么宁静、平安、甜美地滑了过去。(十九章)”对河流的赞美之词溢于言表，河流给了他无穷快乐的感受。这种感受，无疑是陆地所不能给予的。陆地对于哈克来说，意味着限制和束缚，对于黑人吉姆来说，甚至是恐怖的地狱。但是，河流并不是永恒的伊甸，它只是哈克暂时的避难之所。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视野的开阔，关于“自然”探险的小说对读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小，而许多“探险”主题更多涉及对人类自我创造的社会的认识：之所以仍然是“探险”，表明了人类对异化问题的警惕，对异化的本能的反抗，内在的，还包含有对理想社会寻找的意图，因此，“流浪―探险”是和“流浪―寻找”分不开的。
现代著名作家卡夫卡的小说《城堡》就是以“流├恕寻找”为模式的。这部小说的主题正像他的格言所说的那样：“目标是有的，但是没有路，我们称之为路的，其实只是彷徨。”卡夫卡从抽象的意义上说明了人的孤独与恐惧以及人生的荒谬，这正是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精神实质。主人公K对进入城堡之路的探寻，既是对已经变异了的社会的探险，又是对人生之路的追寻。
有学者指出，所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实质是指，“‘上帝死了’之后，因为落入了现代性的孤独而有了对文学的现代主义的理解，中国的文学家则是在‘圣人死了’之后、因为落入现代的孤独而有了对文学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解。”［5］
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以“流浪―探险”模式表现“上帝死了”之后、人类的精神困境之时，中国优秀的小说家表现的也是自己的信仰失却之后的生存的尴尬。但是，由于中西作家精神、文化背景的差异，“流浪―探险”小说模式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
中国人长期存在的自我中心观念影响了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探求，相比于西方，“流浪―探险”类小说在我国并不发达。但我国一向不缺乏“记游”的文学作品，所以“流浪”在我国是以“记游”的方式出现的。由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的影响，早期“此类作品中的‘自我’在作品中都不是那么浪漫主义地突出”。但是研究者发现，“在明末的小品文和清代的小说中，又逐渐产生了另一种倾向，即普实克称之为‘主观性和个人性’探索自我的倾向。”［6］71这种倾向和西方近现代对自我的探索是一致的。
在近代的奇书《老残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漫游者的形象“老残”，小说通过老残来带领读者游历四海，观察社会，批判社会。许多人因此把《老残游记》视为“谴责”小说，这是比较笼统的。实际上，作者是抱着美好的想象去揭露当时的现实的。小说第一章写“蓬莱阁”，蓬莱，是中国文化中对仙境的想象。这正表明了作者对未来的信念。刘鹗的时代，虽然封建社会日趋衰微，但士人并未完全失却信心。同样，《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哈克目睹了社会的种种弊端，他像老残一样，仍然对社会怀有温情的想象：在哈克和吉姆的交往中，不时有人性的闪光，“正义”“忠诚”“友谊”等无处不在。在“国王”和“公爵”冒充威尔克斯先生诈骗钱财的时候，全村人对他深信不疑，只有一个罗宾逊医生指出了他们的真实面俊―“罗宾逊医生代表的是人类的理性因素，这是马克•吐温越来越强烈认同的一个因素。”［7］在故事结束的时候，沃森小姐良心发现，给黑人吉姆以自由。“逃亡”失去动力，哈克继续流浪，故事戛然结束。也许有论者认为，这样的结尾表明作家社会批判意识不够彻底。试想作家生活的时代尽管有各种问题，但资本主义仍然处于上升时期，怀有美好的想象也属正常。所以，鲜明的现代主义的主题不是一开始就在中西小说中自然地出现的，它必然要经过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要经历认识深化的过程。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矛盾的进一步暴露，理性因素与正面价值在此类小说中就愈发稀薄了。20世纪初，是中国“圣人死了”以后，新的信仰还没有建立的时代，一代知识分子苦苦求索救国道路而不得。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在中西文化的合力影响下，出现了“流浪―寻找”这一变体。哈克在大河上的游历具有明确的目标，一是逃离社会对自己的束缚(教化)，二是帮助黑人吉姆逃亡。它内在地是关于个人“自由”的言说。现代中国的一些“流浪”小说，人物的旅行更像是没有目标的漫游，他们的毫无目标的漫游其实是面对残破的国家无计可施的绝望情绪的外化。郁达夫的小说就是如此。它的很多作品都是以“流浪”为叙述模式的，如《南迁》《中途》等。李欧梵评论说：“郁达夫的旅行却只是在偶然地、无益地寻求着这意义，而且往往是在途中停止于无意义之中，相比之下，郁达夫的独行旅客是真正孤独的，他浮沉于一个他所不能理解的紊乱的世界之中。”［6］75鲁迅的经典小说《故乡》也是“流浪”模式，钱理群先生以“离去―归来―离去”模式［8］分析这篇小说，剖析了一代知识分子彷徨苦闷的生存现实。这个模式其实就是“流浪―寻找”模式的不同的表述：知识分子辗转漂泊无非是要寻求“真理”――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过去士人所信奉的“圣人圣言”已经不再，而新的流行的种种“主义”也殊可怀疑，留在心头的只有迷惘与彷徨了！鲁迅之所以是伟大的作家，甚至是伟大的思想家，在于他已经看到了新价值理想的虚妄，但并不因此而菲薄：“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种反抗绝望的精神特质固然令人崇敬，但他不得不独自承担这沉甸甸的重量，承担这“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王晓明语)
“流浪”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模式，它表征了人类对世界的不懈探索，由它衍生的小说话题是说不尽的。我们从哈克的流浪谈到了余华小说中“我”的旅行，其目的无非是要在社会变动的背景下，揭示出“自我”主题的历程。早期的“自我”中的理性的存在，到后来小说中自我的迷失；西方现代小说对“形而上”的追求到中国作家对社会一以贯之的责任感，巨大鸿沟的背后是历史和文化所造成的内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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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艺术家的社会角色被异化，艺术在变异。究竟是现存的主流艺术有缺欠，还是消费文化的走向需要质疑?对各种社会需求是顺从、迎合，还是无视、对立?抑或调理性的满足?这需要双向的反思和沟通，以求在终极目标上殊途同归。
关键词:主流艺术与消费文化;角色定位与功利诱导;不同的优势和弊端
一、艺术的社会角色在分化
艺术的萌芽来自人类的需要，来自民间自娱自乐，艺术本是人类最早的交流方式之一。人类早期并没有什么艺术家，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出现了艺术职业。职业化至少带来两种变化:一方面，可以使技艺和研究更加精专，从此有了专业化的追求，也逐步建立起艺术的行规尽管行规也在随时代变化;另一方面，也因此有了职业生存和社会尊重的需要，产生了艺术圈子和社会团体。换句话说，艺术家从此开始着意扮演社会角色，并且有了内部的结盟和社会竞争，艺术问题开始变得复杂了。
试想，此时的艺术行为还能像原生艺术那样单纯吗?价值或名望还可能只属于艺术吗?任何社会角色都会根据生存和功利的需要而变化，政治家是如此，艺术家也是如此，不为实利驱动的只是少数。历史上的宫廷画和宗教画在题材、内容、风格演变中都有职业与功利的影响，现实中也随处可见被社会异化的痕迹。
在政治对文艺绝对控制的年代，对艺术最有影响的异化力量是政治功利。过去，“文艺战线、文艺战士”曾以它十足的火药味表明其特定的政治功能，风靡一时的政治化形象至今令人记忆犹新。时过境迁，在市场经济中，利益的驱动取而代之，逐渐上升为重要的社会异化力量。如今，功利的目标更为多样，出现了种种戏剧性变化，艺术打出的旗号更是五花八门。
在艺术活动的背后不难发现功利的身影在闪动，无论推举艺术为高雅脱俗之物，还是俯身于民众的喜闻乐见，都有社会功利的影响。夹在政治和经济这两种强势社会影响之间，艺术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状态:有时依附时政去邀宠，有时转化为浓妆、媚眼以示爱，这两种看似不同的性质，趋利避害的功利性完全相同，所谓的艺术追求已经服从了适者生存的法则。
对此，马克思关于社会异化的理论得到进一步证实，法兰克福学派对艺术的社会学分析更能说明问题。他们揭示了社会对人的异化、对艺术的异化现象，其中，艺术家的社会角色所追求的功利目标影响极大。现在的艺术理论对这些社会功利讳莫如深，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高调一直令人疑虑，这正是本文要从社会角色的角度分析艺术的原因所在。
如今的社会变革已经使艺术体制的一统天下开始分化。
一种是在原有社会基础上的艺术体系，它在文艺界占有主流地位，具有职业化和半官方性质。它表现在有组织的美术展览和评选上，体现在社会承认的“正统途径”上，表现在学院派的教育体系中，如此等等。另一种是并不依附现有艺术体制的大众消费文化。它同经济的联系多于对体制的依赖，它不愿接受体制的约束，不大遵从现有的艺术规范和价值观，社会需求和利益驱动使它走向大众，走向消费领域。当然，在这里只能是大致区分，二者之间很难有“在朝”和“在野”的截然分界，由于他们在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也在接受不同的功利驱动，其艺术行为对社会的利、弊、损、益值得特别关注。
为什么大众消费文化能够迅速发展?为什么大众对专业化的主流艺术反应冷淡?为什么社会对主流艺术扶植有加，却加而不强(就社会影响而言)?我们需要了解大众消费文化的成因，也需要了解主流艺术自身的缺欠，对其中的合理或不合理的因素需要重新辨析，其目的是为了探讨有益社会的价值取向。
二、大众消费文化在世俗化、
商业化中的利弊“消费文化”是一个外来概念，归属大众消费的范畴。大众化是一种泛阶层的倾向，表现为广泛参与社会和贴近世俗生活。由于对民众的迎合与沟通，也由于对文化的消费性质，无论你肯定还是否定，作为新兴的文化形态，它对民众的生活、情感、审美观的广泛影响已经不容忽视。
大众消费文化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
社会机制的变革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时引发了社会心理和文化结构的改变。例如，由于社会矛盾、社会阶层的分化引起的社会心态失衡;生活富足和生活闲暇带来的休闲需要;信仰的缺失和精神空虚需要得到填补;现代人的紧张、忧虑以及种种心理压力需要放松或宣泄;等等。为此，大众消费文化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应运而生，迅速成为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
首先来认识大众消费文化盛行的合理因素。
大众消费文化卸掉社会教化的面孔，崇尚感性的、轻松随意的艺术形式和生活方式，因而更容易融入民众;它追逐审美时尚，对流行变化及时做出反应，因而具有时尚色彩;它不避世俗，贴近人的情感，追求视听享受，敢于挑战艺术经典，因而走出了艺术的狭小殿堂。大量的美术作品、时尚艺术、流行歌曲出现在展览厅、歌舞厅、电视、晚报和通俗刊物上，还有铺天盖地的互联网影响，这些文化快餐借助现代大众媒体得以迅速推广，其影响远远超出传统艺术的范围。
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对审美观影响极大，尤其对青年更具吸引力。
大众化的艺术一反常规、常态，创作手法灵活多变、无拘无束，甚至离经叛道，这对于故步自封的艺术是一种突破。听多了字正腔圆的歌声，沙哑地喊唱显得别致;看多了程式化的舞姿，会觉得恣意扭动很痛快;抛开艰涩的技法要求后，近于游戏的画法使人感到轻松。投其所好，率性而为，艺术变得“好玩”起来，起码具有调节心理的价值。
例如，波普艺术摒弃传统艺术的技法，把生活元素直接用于艺术。东北的“二人转”打破舞台表演的套路，把秧歌、小品、杂技融为一体。它在客观上扩大了艺术语言，开辟出一片艺术新天地。艺术的反常态也令人惊异:原来可以这么干!干得不好就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自生自灭，所以并不可怕。
然而，上述特点恰好是主流艺术中的缺欠。
大众消费文化是满足大众的娱乐文化和商业文化，艺术世俗化、人欲商品化的负面影响也在所难免。
满足世俗需要可以实现效益最大化。在利益驱动下，消费文化瞄准人欲的软肋，适应并满足非理性的欲求，精心制造精神幻觉和虚拟现实，使人沉迷其中;它崇尚享乐主义，追逐眼下的快感，官能刺激受到重视。弗洛伊德所担忧的文明与本能的心理冲突似乎借此得到缓解。就像王菲在《诱导我》中唱的歌词那样:“挡不住的诱惑，豁出去的快活，我不再受折磨”。还有一幅名为《丽都》的作品，画面上大肆张扬的纵情场面，弥漫着欲望的气息，堪称世俗文化的一个写照，其中的负面效应显而易见。
刺激欲望、消费情感，甚至兜售色情都成了文化消费的内容。在互联网上，身体和色情可以像货币一样流通。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出了“功用性美丽”、“功用性色情”的概念，“身体被出售着，色情被出售着”，这一切都遵循着所谓“快感的正式原则”［1］。影视技术再现美女的一颦一笑，一曲一扭，放在广告上，贴在包装里，摆在商品中。一些女装的广告令人疑惑:它所诉求的对象究竟算消费者，还是被消费者?把美丽和色情转化为消费功用，女性的社会角色在无形之中被扭曲，人的社会价值被贬损，在感官刺激的背后，还有对社会心理更深层的负面文化影响。
我们并不以传统卫道士的态度来看待问题，相对于禁欲主义和非人性的说教来说，正视人性需要还是一个进步。大众消费文化着意感官刺激，满足非理性欲望。然而，在欲望的世界里永远没有满足的尽头，无度的追求还会带来痛苦，欲望的泛滥会导致心理失衡和社会失衡，从而引发新的问题。文化艺术的影响，显然不能降低为世俗消费，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弊端。
三、主流艺术在体制内的问题
相比之下，由体制供养的艺术家本可以更多地研究艺术规律，更容易归复以人为本的艺术价值观，更能有益于社会，然而现实并非完全如此。
如今文艺政策并没有以狭隘的政治目的限制艺术，主流艺术也在多元发展。有的在追逐新的艺术流派、风格，有的固守在僵化的老套路上，有的在苦练技法和功力，有的偏重写实或抽象。理论家在闭门谈论着符号、解构、后现代，或是禅宗和道法。在社会体制的庇护和包容下，部分艺术家已经出现疏离社会与民众，远离生活感受的倾向。职业化的艺术追求虽然在业内很热闹，却更像是象牙塔中的幻境。当艺术高雅到大家都说不清时，洋教条或老八股就再次显露出浮华加贫乏。
无视民众的喜闻乐见，就只能在圈内的展厅和刊物中露面，难以对大众产生影响。民众对这类艺术并不关心，隔膜感日见其深，这使得主流艺术的社会影响十分有限。
艺术本是生活的伴随物，它与真性情有关，与技艺有关。职业化的闭门造车有可能缺失真情实感，技艺成为专业圈子内的把玩之物。长期在“业内”生成的行情、行规也令人担忧。由于技法或形式追求日益脱离生活感受，一些莫名其妙的“专业功力”令人费解，不被民众欣赏的原因未必就是曲高和寡。
还有一种以观念创新为前导、以新主义为招牌的艺术，它忽略视觉艺术的直观效应，远离与生活感受的联系，缺少情感与心灵上的历练，无视受众心理反应，把简陋的视觉效果和虚玄的观念结合在一起，艺术成了蓄意晦涩的炫耀之物。这种神化、神秘化的做法并不能拔高艺术，相反，观念加主义的文字游戏已经令人生厌。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艺术家从不力图把他们艺术的原材料加工制作成可传授的形式，或者他们至多满足于和自己小圈子的人分享它，这是真正的反沟通主义。至少他的一些表现总是任性的、刚愎自用的以及蓄意朦胧的。……艺术倘若成为某种像法律那样的博学专家的所有物的话，那将不是一件好事。”［2］14－15如何形成健康的主流艺术，在艺术教育中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十分重要。然而，如果把程式化的套路代替普遍规律，把臆断的观念作为通用知识，这种狭隘的、规范化的学院教育可能会培养出“文化的呆子”。问题仍然出在缺乏对自然与生活的真切体验上。不能适应社会需要，不符合人性特点，游离在生活之外的专业追求，必然与社会要求格格不入。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标榜，既不能有益于社会，也当不成精神贵族。
在我国有一支庞大的艺术专业队伍，多数受到体制的供养，这本来是难得的优势。然而在体制内恰恰正在失去活力，社会的变革已经提出许多新问题。虽然我们无力改变社会机制和评价体系，但起码要有正确的导向和价值观，可以寻求理想的选择。
四、重新思考艺术的选择
前面已经提到，主流艺术和大众消费文化只是相对划分，难以有绝对的分界线，但是，在面向社会需求、融入生活、寻求理解和沟通，还是故步自封、自产自销、自我陶醉在体制的庇护中，却是两种明显不同的走向。
大众消费文化要自谋生路，在面向生活的过程中走出了可喜的一步，但却面临着商业化的扭曲;主流艺术保持着“正规军”的优势，却在自我陶醉中渐失活力，正视这些问题可以得到取长补短的基本共识。
艺术附属于人与生活，生活不但比艺术重要，而且是艺术唯一可靠的来源。脱离生活来空谈艺术价值观，就像空穴来风一样无着无落。艺术如果远离民众，远离人性，远离良性的视觉感受，无论是在专业上的修行悟道，还是在理论上的高深莫测，都可能沦为“狭隘的职业癖好”，难以有良性的社会影响可言。
大众消费文化满足非理性的感情，满足心理欲求，接近世俗需要，因此也更接近艺术本身的性质。它没有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高雅面孔，看上去就像“邻家女孩”一样具有亲和力。把世俗生活感受加工之后回馈民众，这是艺术重返生活的有效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的通俗化和大众化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贴近生活不等于媚俗，提高艺术品位也不一定要与大众对立。所谓审美距离不应该影响沟通和共享，艺术的隔膜感是人为造成的。有趣的是，这种隔膜感反而使一些人找到了专家的感觉，仿佛是象牙塔内的特殊修行者。汤因比曾尖锐地指出:“当艺术家仅仅为自己小圈子的好友工作时，他们鄙视公众。反过来，公众则通过忽视这些艺术家的存在对之进行报复。由此造成的真空被走江湖的庸医一样的冒牌艺术家做了填充。这既无益于公众也无益于艺术家。”［2］15当我们看到某种高雅艺术自闭在狭隘的圈内，而劣质艺术又流行于世时，更感到此话的深刻性。
对待人的欲望有两种态度或方法:一种是升华、平衡和转移，另一种是放纵、激发和宣泄。正视人欲不等于纵欲，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艺术作品满足感官的需要，是在一种高度升华的方式下进行的。艺术具有一种净化制怒、感性认知的功能，应该成为美的和真的替代物。贴近生活不等于抹杀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如果没有精湛的艺术形式，也就无所谓艺术作品。艺术对精神的满足、调理、化解和升华作用，可以多途径、多层次地有益于社会，社会文明要求我们具有把握社会平衡与心理平衡的智慧。
认识主流艺术与大众消费文化中的利与弊，可望寻求到理想的艺术方向。在感性和理性之间、在感官和心灵之间、在放纵与制约之间、在个性和社会性之间、在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之间，这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需要在二者之间通融与调节，艺术可以在相消相长中取长补短、多元发展，站在一端来反对另一端的态度不足取。物极必反，迷途知返，二者可以在有利于社会文明、有利于人性、有益于生活的目标上殊途同归。
参考文献: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图书馆；数字资源；整体建设；推广使用
数字资源是人类社会科学技术进步，信息资源不断更新增加的产物，具有方便、快捷、高效的特点，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数字资源作为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基本信息物资储备，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体现为易存取性、易检索性、易管理性、易更新性。海南省图书馆作为全国最年轻的公共省级图书馆，在建馆之初就较为重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并将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作为本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点工作。本文就如何建设好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这一个课题加以分析、探讨。
一、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概况
（一）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现状
海南省图书馆现有数据库15个，年平均访问总量达70万次，可在馆内上检索、下载所需文献，其中部分数字资源还开通了馆外登录使用功能。本馆数字资源从资源功能上可将其分为学术型数据库、经济型数据库、多媒体型数据库、教育考试型数据库、电子图书型数据库等几大类别，其中电子图书型数据库与学术型数据库的读者年访问量为最高。读者可通过馆内的数字阅览室及其它阅览室的检索机免费使用本馆数字资源。
（二）海南省图书馆数据库存在的问题
1、年购置经费不足
与国内其他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购置经费相对较少，购置数据库数量较少，读者数字资源多样化需求未能得到满足。本馆数字资源年度采购经费预算中，已购置数据库的年度更新费用占据绝大比例，甚至是占用全部采购经费，而用于新增数据库的采购经费较少，甚至是没有经费预算比例。
2、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
与国内知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海南省图书馆建馆时间较晚，读者人数还没有达到一定规模，加上读者对数字资源的了解和使用有一定的局限，造成读者对本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oclc于2005年出版的《对图书馆和信息资源的看法，致oclc成员的报告》结论部分指出：“自从互联网的出现，信息用户越来越少去图书馆；绝大多数信息用户没有意识到图书馆拥有大量的电子资源，也没有去使用这些资源”，与此同时，网上信息资源更丰富更便捷，相对本馆的数字资源更具有自身优势，也是造成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的重要原因。
3、数字资源宣传力度不足
本馆数字资源对外宣传方式单一，手段不灵活，让社会公众对本馆数字资源的自身独有的专业性认识不足。另外，数字资源宣传周期过于短暂，未能达到应有社会影响力。
二、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整体建设建议
“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图书馆事业，使之开始了一场最为重大的变革。100年前基本成型的传统图书馆形态已经面目全非，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与数字化、网络化信息技术相适应的新的工作方式与服务方式”。而作为图书馆馆藏资源媒介形式，也将由传统纸质馆藏文献为主过渡到传统纸质馆藏文献与数字信息文献并驾齐驱的阶段，更甚转变为以数字信息文献为主的媒介形式。为适应未来图书馆事业发展与读者使用图书馆需要，需从海南省图书馆的实际出发，整体规划设计建设自身独具特色的数字资源馆藏，按对内整体建设与对外整体建设两种建设方式，对本馆数字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建设。
（一）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内建设
对内建设主要是针对图书馆自身数字资源建设的方式，主要包括有对数据库产品的采购与构建本馆特色数据库。数据库产品的采购是本馆数字资源量化建设的主要方式，可快速增加本馆数字资源的种类和数量；而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是本馆数字资源建设质变的有效方式，可使本馆数字资源整体质量得到改观。
1、数据库产品的采购
本馆数据库产品的采购需遵循的原则：（1）读者需求至上的原则，满足读者的数字资源需求是本馆数字采购配置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本馆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立足点；（2）科学规划原则，目前国内有众多数据库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本馆应制定数字资源馆藏发展目标和体系结构标准，科学合理地挑选既能丰富本馆数字资源种类，又不超出本馆财政购置支出能力范围的数据库产品；（3）合理配置原则，在已开通数据库中存在部分数据库的子库重复采购的问题，需对现有的数据库的子库进行重新挑选，合理采购配置，避免重复建设，节约购置经费。
数据库购置的方式，目前数据库提供远程访问与镜像访问、个人用户访问等使用方式，其价格相差较大，为了更好的建立建全本馆外购数据库资源种类，可针对数据库产品分别采用不同购置方式，一些价格较高而利用率不高的数据库及外文文献数据库可采用个人用户访问方式予以采购，并通过图书馆的参考咨询为读者提供库内数字文献；一些价格不高而利用率较高的数据库，则可通过采购远程访问与镜像访问两种方式相互补充；一些价格不高而体系严密的数据库，则可通过购置镜像访问方式。
2、特色数据库的构建
特色数据库是图书馆特色馆藏之一，省内各家图书馆建立特色数据库的数量不多，为充分发挥省馆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联合其它省内图书馆建立起具有海南特色的地方文献数字资源，另一方面可以与数据库公司进行多种方式联合建库，
（二）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外建设
互联网信息资源规模日趋增大，图书馆在保持信息同步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为此需通过与外部合作建设数字资源。主要包括联合采购与信息资源导航建设两个方面。联合采购可以避免采购经费不足与数字资源重复建设的问题，通过联合采购，资源共享的方式，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文献资源；信息资源导航建设，主要是通过图书馆馆员利用互联网上权威信息，构建网上信息分类整理与导航。
三、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推广使用
（一）加强图书馆数字资源宣传途径
利用互联网及多种媒介宣传报道本馆数字资源，并在一定的周期有计划的强化宣传频率，提升本馆数字资源的知名度，并在图书馆首页内添加各数据库的简介和使用指南，方便读者使用。
（二）提高读者数字资源检索技能
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数据库检索技能培训班及各种数据库的检索讲座，方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各个数据库的功能与使用方法，进一步提高读者使用数据库的能力。
（三）定期举办检索技能大赛
与省内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赞助商或者与数据库公司合作，定期举办本馆检索技能大赛，这样不仅提高本馆数据库的知名度，也有利于读者更好的使用本馆数字资源。
（四）主动提供数字资源信息服务
图书馆馆员要转变传统信息咨询服务方式，由被动提供数字资源信息服务转变为主动出击，主动创新提供多种数字资源信息服务，抢占数字资源信息服务高地，使更多读者接受图书馆专业数字资源的服务。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论文关键词：图书馆；数字资源；整体建设；推广使用
数字资源是人类社会科学技术进步，信息资源不断更新增加的产物，具有方便、快捷、高效的特点，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数字资源作为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基本信息物资储备，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体现为易存取性、易检索性、易管理性、易更新性。海南省图书馆作为全国最年轻的公共省级图书馆，在建馆之初就较为重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并将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作为本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点工作。本文就如何建设好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这一个课题加以分析、探讨。
一、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概况
（一）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现状
海南省图书馆现有数据库15个，年平均访问总量达70万次，可在馆内上检索、下载所需文献，其中部分数字资源还开通了馆外登录使用功能。本馆数字资源从资源功能上可将其分为学术型数据库、经济型数据库、多媒体型数据库、教育考试型数据库、电子图书型数据库等几大类别，其中电子图书型数据库与学术型数据库的读者年访问量为最高。读者可通过馆内的数字阅览室及其它阅览室的检索机免费使用本馆数字资源。
（二）海南省图书馆数据库存在的问题
1、年购置经费不足
与国内其他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购置经费相对较少，购置数据库数量较少，读者数字资源多样化需求未能得到满足。本馆数字资源年度采购经费预算中，已购置数据库的年度更新费用占据绝大比例，甚至是占用全部采购经费，而用于新增数据库的采购经费较少，甚至是没有经费预算比例。
2、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
与国内知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海南省图书馆建馆时间较晚，读者人数还没有达到一定规模，加上读者对数字资源的了解和使用有一定的局限，造成读者对本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OCLC于2005年出版的《对图书馆和信息资源的看法，致OCLC成员的报告》结论部分指出：“自从互联网的出现，信息用户越来越少去图书馆；绝大多数信息用户没有意识到图书馆拥有大量的电子资源，也没有去使用这些资源”，与此同时，网上信息资源更丰富更便捷，相对本馆的数字资源更具有自身优势，也是造成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的重要原因。
3、数字资源宣传力度不足
本馆数字资源对外宣传方式单一，手段不灵活，让社会公众对本馆数字资源的自身独有的专业性认识不足。另外，数字资源宣传周期过于短暂，未能达到应有社会影响力。
二、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整体建设建议
“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图书馆事业，使之开始了一场最为重大的变革。100年前基本成型的传统图书馆形态已经面目全非，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与数字化、网络化信息技术相适应的新的工作方式与服务方式”。而作为图书馆馆藏资源媒介形式，也将由传统纸质馆藏文献为主过渡到传统纸质馆藏文献与数字信息文献并驾齐驱的阶段，更甚转变为以数字信息文献为主的媒介形式。为适应未来图书馆事业发展与读者使用图书馆需要，需从海南省图书馆的实际出发，整体规划设计建设自身独具特色的数字资源馆藏，按对内整体建设与对外整体建设两种建设方式，对本馆数字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建设。
（一）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内建设
对内建设主要是针对图书馆自身数字资源建设的方式，主要包括有对数据库产品的采购与构建本馆特色数据库。数据库产品的采购是本馆数字资源量化建设的主要方式，可快速增加本馆数字资源的种类和数量；而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是本馆数字资源建设质变的有效方式，可使本馆数字资源整体质量得到改观。
1、数据库产品的采购
本馆数据库产品的采购需遵循的原则：（1）读者需求至上的原则，满足读者的数字资源需求是本馆数字采购配置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本馆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立足点；（2）科学规划原则，目前国内有众多数据库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本馆应制定数字资源馆藏发展目标和体系结构标准，科学合理地挑选既能丰富本馆数字资源种类，又不超出本馆财政购置支出能力范围的数据库产品；（3）合理配置原则，在已开通数据库中存在部分数据库的子库重复采购的问题，需对现有的数据库的子库进行重新挑选，合理采购配置，避免重复建设，节约购置经费。
数据库购置的方式，目前数据库提供远程访问与镜像访问、个人用户访问等使用方式，其价格相差较大，为了更好的建立建全本馆外购数据库资源种类，可针对数据库产品分别采用不同购置方式，一些价格较高而利用率不高的数据库及外文文献数据库可采用个人用户访问方式予以采购，并通过图书馆的参考咨询为读者提供库内数字文献；一些价格不高而利用率较高的数据库，则可通过采购远程访问与镜像访问两种方式相互补充；一些价格不高而体系严密的数据库，则可通过购置镜像访问方式。
2、特色数据库的构建
特色数据库是图书馆特色馆藏之一，省内各家图书馆建立特色数据库的数量不多，为充分发挥省馆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联合其它省内图书馆建立起具有海南特色的地方文献数字资源，另一方面可以与数据库公司进行多种方式联合建库，
（二）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外建设
互联网信息资源规模日趋增大，图书馆在保持信息同步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为此需通过与外部合作建设数字资源。主要包括联合采购与信息资源导航建设两个方面。联合采购可以避免采购经费不足与数字资源重复建设的问题，通过联合采购，资源共享的方式，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文献资源；信息资源导航建设，主要是通过图书馆馆员利用互联网上权威信息，构建网上信息分类整理与导航。
三、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推广使用
（一）加强图书馆数字资源宣传途径
利用互联网及多种媒介宣传报道本馆数字资源，并在一定的周期有计划的强化宣传频率，提升本馆数字资源的知名度，并在图书馆首页内添加各数据库的简介和使用指南，方便读者使用。
（二）提高读者数字资源检索技能
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数据库检索技能培训班及各种数据库的检索讲座，方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各个数据库的功能与使用方法，进一步提高读者使用数据库的能力。
（三）定期举办检索技能大赛
与省内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赞助商或者与数据库公司合作，定期举办本馆检索技能大赛，这样不仅提高本馆数据库的知名度，也有利于读者更好的使用本馆数字资源。
（四）主动提供数字资源信息服务
图书馆馆员要转变传统信息咨询服务方式，由被动提供数字资源信息服务转变为主动出击，主动创新提供多种数字资源信息服务，抢占数字资源信息服务高地，使更多读者接受图书馆专业数字资源的服务。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摘要：当今人类已经走入“地球村”时代，人类之间的交往已经关切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历史课教学不只是学史.鉴今，而且还要弘扬人类历史文化与文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新的理念，因此，历史课教学以和平文化为主流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当代中学历史课教学应以和平文化为主流的必要性
1,是中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
学史鉴今是历史课学习和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目前在中学历史课教学中的基本现状似令人忧虑，多数教师只是泛泛讲述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就事论事，对于该历史事件有何深刻的内涵与现实影响，或给中学生以怎样的启示等方面做得很不够；相反，有的教师即使想挖掘历史事件的现实意义，但是不正确的教学论、世界观给中学生以极大的伤害与误导。如在对“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这一历史事件的讲述和现实愈义的挖掘上，以不同的语言和观点来处理，就会对学生产生不同的后果。
一种讲述是片面强调联军罪行，这会使学生形成狭胜的爱国主义观点和民族复仇主义，盲目排外。这不但影响当前的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不利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
第二种讲述是片面强调外国实力强大，这会使学生形成崇洋的观点。中学生的鉴别力较差，听了这种论调的讲述，容易在心里造成妄自菲薄，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衣、食、住、行都讲究洋化丧失了民族自茸心和自信心。
第三种讲述：八国联军侵入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痛恨战争，希望和平；同时，我们更要深刻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才能不被欺辱，才能维护世界和平”。这第三种讲述，较客观，教学观也较正确，会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爱国激情、位憬和平、向往美好的情感，培养中学生的和平发展观点。这才是我们所倡导的主题思想。
在历史教学中，弘扬和平文化的主旋律和理念，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从上面列举的三种讲述不难看出，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以不同的教学观去讲述，会使学生形成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对他们身心成长起着积极或消极作用。一个历史事件有不同的层面，对于中学生来说，很难全面、准确把握某一事件的性质、影响，而且他们世界观尚未成熟，分析、观察问题的观点极具易变性，如果以一种片面、消极的教学观去引导他们，在其抵制错误力极低的情况下，他们会毫无防范地接受这种片面观点，一旦这种观点被他们所接受，在他们个体中产生的影响又是很深远的，因为中学时期又是他们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因此，当前中学历史课教学必须以和平文化为主流。
2,是当前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要求
中学历史课教学要强调和平文化，以和平文化为主旋律，不但是中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而且更是当前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要求。在《教学的使命一一面向21世纪的教育宜言和行动纲领)一书中指出：“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倡导国际理解教育，导通过全面教育来促进和平与民主，重申了“和平文化”的思想，反对战争和暴力，并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过去那种“只教权力史而不教知识史，只教战争史而不教文化史”的局面。又指出“和平文化是一种广泛的、多层面的和总的概念，它意味着要有各种文化、意识形态和信仰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接受的精和平文化是信息的集合体，是一种道德，一种个人和集体的精神状态，是一种为人处世和作出反应的方式。
3、是我国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当今世界已是“地球村”时代，国际关系已不是单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关系，而是全人类的问题；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不只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与自然界的关系，而是全人类的问题。因此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应尽责任和义务，也是涉及每个地球人生存与发展的前提。
二、如何弘扬中学历史课教学的和平文化
1、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更新中学历史课教学内容，树立和平发展的历史观，以历史的“和平文化”为主流。如果我们不顾及中学生的实际认识情况，不顾及当今人类和平发展的现状，大讲特讲权力之争、暴力战争等一些所谓“斗争文化”问题，那么就势必在中学生圣洁的心灵上打下暴力、复仇、争斗、、尚武等烙印，这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都是不利的，他们会用一种不健康的手段和观念来搞宗派、搞权术、搞争斗等，不利于形成和谐与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同时对中学生本身来说也不能形成健康的心理品格。特别是在当今改革开放接纳外国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成果时，以及国际间团结协作谋求共同发展时，强烈的民族复仇心理会对此造成极大的心理障碍，这与当前经济发展、和平共处的国际大气候相违背。
2、我们应在历史教学中适应时代需求和中学生身心发展实际，加大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知识史、文化史和发展史的含呈与比重，并贯以和平发展的理念，让广大中学生了解到我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和优良的革命传统，了解到世界各国的文化文明和科学技术推动人类历史的进程，以及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这样不仅充实了广大中学生的知识含量，而且还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激情、热爱人类文明的激情、热爱和平的激情，从而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青年； 青年流行文化； 特征； 发展趋势； 引导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4-0032-04
青年流行文化是青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青年文化在现代商业社会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张同道在《当代流行文化与电视的合谋》中对流行文化评价道，流行文化宛如任性的小姑娘，荒唐而美丽。流行文化的精灵在于跟风——没有思考，没有判断，没有抉择，仅仅是失去抵抗的接受，以一种物质性标志昭示意识形态方向，从而升入一个精神范畴，抽离原来从属的文化领地，仿佛灵魂洗了个澡。虽然青年流行文化形式多样，丰富了青年生活，但也有诸多的消极因素。因此需要把握青年文化特征以及发展趋势，加强正确引导。
一、青年流行文化内涵及其特征
青年流行文化是指在青年这一特定群体中按一定节奏、以一定周期，在一定地区或全球范围内普遍流行的时装、产品、话语、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念的总和。就青年流行文化的生成过程而言，呈现如下一般特征：
1.同辈性与封闭性
青年流行文化是由年龄、地位、兴趣爱好大体相同的青年构成的文化消费现象，理应属于青年群体同辈文化。2005年《北京大学青年流行文化调查报告》分析了“同辈文化”对青年成长的意义：“青年要逐步地走出家庭，疏远父母的权威，寻求较大的社会独立性。同伴群体可以为这种努力提供一种温暖的支持。同伴之间的交往更为自由，更能为青年个体提供发展角色技能的机会，而青年流行文化恰恰为同伴性的青年群体提供了这种行为方式和价值典范。青年们由此获得共同的话题、话语，分享共同的情感与趣味，并借此获得一定的身份认同。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德也说，青年期独特的“同伴文化”特点，决定“向同伴学习”或“同辈之间互相模仿”成为青年社会化的重要内容。正是“同伴文化”的模仿性特点，使流行文化往往发端于青年。
同时，青年流行文化也具有相对群体内的封闭性。美国发展心理学家罗杰斯曾经说过，“在某种意义上，青年同伴群体是一个封闭的公司”，所有这些群体共同组成的同伴文化，有着自己独立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对于其他年龄群体则相对陌生。例如跳街舞的一般都是年轻人，而在青年群体内部也因兴趣爱好、价值观念的不同形成样式多样的青年亚文化群体。在西方青年文化理论中有些学者也认为青年文化是作为遮掩与自主的统一体的文化现象，很多内容对成人社会来说是保密的或是不被理解或看透的。从而使青年流行文化相对仅局限在能够理解它的小范围的青年群体中，从而使其具有相对的封闭性。
2.易变性与不确定性
“求新求变”是流行文化基本特征，对待同样的一类事物，青年的口味偏好更是极易变化的。从青年流行文化发展的整体看，青年流行文化总是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呈现短命的周期性。曾经流行一时的崔健的摇滚，罗大佑的歌等现在已经不为年轻人所喜爱，曾经流行的男长发、喇叭裤、贴着商标的墨镜等时尚，也只在表现那一时代的影视作品中偶尔出现；至于“盖了帽儿”等流行语，恐怕现在的青少年已经不明所以。在偶像崇拜中也发生了变化，据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与对策研究”课题组2002年6-7月，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昆明及3个地级市、3个县城，对12所大学、21所中学的2710位大、中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当代青少年偶像崇拜已经更换。从“某某英雄”到“某某新偶像”、从“某某家”到“某某星”甚至到“某某姐”……而青年们使用的流行用语就更是如此。因而“青年流行文化似乎没有质的规定性，透过这样的文化现象，也难以找到一种统一的方向和目标。”①曾经流行一时的都市抱抱团、都市快闪客，带给人们除了惊讶就是无厘头。这种不确定性特征也给青年流行文化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不可预测。
3.娱乐性与生活性
当代美国学者与思想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大众流行文化是—种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文化，它不再和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成就相关，而只关心享乐和消费。他借用麦克唐纳的话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高兴。”②缺乏娱乐性、远离青年生活，是不会引起青年兴趣更别说受到追捧。“芙蓉姐姐”、“凤姐”、“犀利哥”、“艳照门”等网络名人和众多明星都成了青年尤其是大中学生群体茶余饭后调侃的谈资。且相对于社会主流文化追求整体功能与稳定秩序，青年流行文化则借助市场力量将其流行策略、流行价值和精神指向渗透到了青年的日常生活中。
青年流行文化的娱乐性与生活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受到当代哲学思潮的影响。当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转向对青年流行文化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一般地把生活世界转向看成是当代哲学的主题转变，即从传统的抽象理念世界向现实生活世界的转变，从传统的本体论的追问向认识论转变，从宏大的哲学叙事向丰富的生活叙事转变。回归生活世界是现代哲学变革的主旋律，作为一种极具生命力且影响深远的哲学思潮，是对近代以来科学主义和工具主义忽视人的价值的重新发觉，现已触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的生产、制作和消费也是如此。流行文化的日常生活性，是指青年流行文化紧紧地同当代青年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以至于流行文化已经成为青年的一种生活方式。……青年流行文化不仅是青年在社会生活和交换中的一种普通消费行为，而且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风格。
二、青年流行文化发展趋势
1.生成方式呈自发性与建构性趋势
青年流行文化的自发性与建构性是从青年文化的生成方式描述的，青年流行文化的生成离不开具有独立人格的青年自发的参与创造。青年流行文化是群体识别的主要标志，是青年特殊年龄群体结成的青年同辈文化。只要稍微留意下现代青年的生活，便不难发现以群体的形式出现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如常见于网络论坛或微博中的征友启示：寻志同道合的“驴友”、“车友”、“影友”、“歌友”……但是青年非正式群体的结合往往呈现出一定的自发性和随意性，青年流行文化对于创造主体青年来说，没有固定的场所，也没有固定人员策略，某种意义可以称之为随意发挥。这些主要指涉青年非正式群体的文化制造。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现在流行的快闪族，一群互不相识的人，通过因特网相约在指定时间和地点集合，然后一起做出一些无意义的动作，例如拍手掌、叫口号等。在中国很多城市，都可以见到快闪族的身影，以及他们类似于行为艺术的表演或娱乐。
青年流行文化也是社会建构结果。青年文化不仅仅是由青年自发创造的，某种意义上说更是生意人的发明。青年文化的建构性主要是放置市场经济背景下，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文化市场悄然形成。文化成了大众可以消费的产品，文化的生产商们通过专门的技术和部门以及渠道打造出迎合青年偏好的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当文化产业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点和国际竞争的朝阳产业的时候，各级政府、青年组织、青年个体、文化企业都在参与制造青年文化，青年文化某种意义已经不再是青年自发的无厘头的狂欢，而成了商家必争之地。青年文化生成方式的建构性转向在青年流行文化中表露无遗。
2.传播范围呈全球化与国际化趋势
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大众传媒的发展，文化传播也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在经济全球化今天，文化俨然成了国际竞争的软实力。而流行文化因其商业化、产业化，而附带了巨大的商业价值，更是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内容，也是商家必争之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都在努力推出有本国特色的民族文化产业，流行文化的生产贸易消费都呈现出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就拿西方的情人节和圣诞节来说，在中国早已不是新鲜的事情，而成为全球青年共享的文化盛典。当然这一主导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趋势主要还是以外来文化为主。2011年2月18日，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的《文化软实力蓝皮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2010）》显示，我国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的份额不足4%。③
3.生产消费呈商业化与产业化趋势
按照传播社会学观点，流行文化并不一定与商业运作绑定在一起，但是受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动，流行文化的生产者不会无视青年流行文化。精于成本核算和收益获取的生产商们，用各种可能使用的手段，尽可能地满足大众的文化娱乐需求，并以此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现代化传播媒介和科技手段更使得流行在短期内迅速蔓延和扩张。因此，青年流行文化已经“商味”十足，呈现出产业化的发展趋势。青年流行文化、科技手段和文化产业形成了联盟，使青年流行文化具有了市场价值和产业价值。比如互联网、手机及手机短信等增值业务，从青年消费群体角度，获取了不菲的利润。许多网络公司、电视台和赞助商，为了谋求经济利益而加入青年流行文化的阵营中来，其真正的目的不是发展文化事业而是获取经济收入，但他们在获得收入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推动了青年流行文化的发展。在这个“同盟”过程中，文化产业对青年流行文化发挥了导向和推动作用，同时，青年流行文化的商业化性状凸现出来。从时尚消费物品到流行行为方式再到青年群体认同的价值方式，处处都能看到商家的影子。青年流行文化更多是商业化和产业化运作的结果，是商家、媒体一起打造的。有钱赚就努力推，如情人节、圣诞节超级女声……商家制作、媒体推广，瞄准了青年的消费喜好和心理需求，创造出大量青年喜闻乐见的新奇事物。
三、青年流行文化引导的主体方略
1.提升青年主体的文化品位和文化辨别力
青年流行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主体是青年，我国青年群体的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14～35周岁。对于18周岁以上的青年要提升其文化品位，对于14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的文化鉴别力相对较弱。引导提升文化的品位要靠青年的自觉修炼，也更需要教育引导。
文化的品位关乎雅俗之分，提升青年主体的文化品位要求青年主体在创作和消费青年流行文化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于感官的刺激与享受，而更应该追求和挖掘文化的深厚底蕴了，不能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流行文化的商业化运作，批量生产流行文化未加过滤地流入消费领域，商业利润下所操纵和诱导的一些青年流行文化有些并不是其所需求的，甚至是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意识和虚假需求。马尔库塞认为，这些需求的满足也许对个人是不错的，但要警惕这种幸福和满足被用来扼杀我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也是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因此要适度引导青年流行文化的正确发展方向，使其真正成为青年生活的有益补充，避免恶俗、低俗侵蚀青少年的头脑。
文化的辨别力关乎正与邪、美与丑。对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特殊的成长时期，生理、心理的不成熟，凭一时激情，感情用事，缺乏辨别力。加之涉世不深，社会经验不足，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在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价值观的碰撞中诞生的一代，对于社会上和网络中一些流行文化产品的选择和消费以及流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缺乏理性的分析和鉴别，容易湮没在凡俗的诱惑中。比如对时下青年们流行的网络游戏、网络偷菜行为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冲击。经常玩网络游戏的人，变得越来越懒散，越来越失去自我，越来越不关心集体，一款偷菜的游戏甚至让部分大学生道德水平直接受到影响。因此，提升青年主体的文化辨别力和品位，积极引导青年尽可能多贴近先进流行文化。
2.重点引导青年流行文化产业良性发展
文化产业是21世纪最朝阳的产业之一，代表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已经构成未来人们生活的一种方式，且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和文化竞争力的龙头产业。青年流行文化产业是青年流行文化最大的生产主体。引导青年流行文化产业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其一，在青年流行文化产品制作上，注重形式多样与精神涵养统一。对于政府和生产商来说，只有抓住青年的喜好和需求创造出更多青年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获取利润。市场经济使青年流行文化日益商业化和产业化，为获取巨额利润，一味迎合青年口味，文化产品的生产、制作、加工不免会偏离主流的价值观，流于低俗性甚至恶俗，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青年流行文化制作上要提高产品的精神涵养，只有隐含精神涵养的流行文化尤其反应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经典文化产品，才可以深刻影响青年的成长。
其二，在青年流行文化产品效益上，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如今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而文化产业尤其是青年流行文化产业则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各个国家都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通过文化产业发展为本国创收，带动经济快速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其经济效应。目前从总体上看，我国文化产业规模还较小，经济效益也不十分理想。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文化和相关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而发达国家普遍达到10%左右。因此，加快发展我国文化产业，不断提高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努力实现理想的经济效益，是实现科学发展、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客观需要，但与此同时不应忽视青年流行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效应。
《现代汉语词典》对社会效益的解释是：“各种经济活动及科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等在社会上产生的非经济性效果和利益。”“非经济性效果和利益，是指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所带来的非经济性效果和利益。”④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总之，发展青年流行文化产业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这也是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方针。
其三，在青年流行文化产品创意上，兼顾民族经典和时代特色统一。青年流行文化产业的发展，产品创意决定其市场和国际竞争力。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要“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开拓国际文化市场”。“目前我们‘走出去’的文化产品还偏重于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和流行文化方面的传播力度不够，特别是缺少能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具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优秀图书、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导致国外民众对当代中国情况缺乏全面准确的了解。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加以解决的。”⑤因此，发展青年流行文化产业需要兼顾民族经典的同时体现当下时代特色，即把传统的、民族的、地域的特殊性和现代的、科技的、全球的一般性结合起来，打造具有民族风格、传统意蕴、地域特征的青年流行文化产业。这是增强文化产品感染力和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文化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最后，在青年流行文化产品传播上，弘扬主旋律和正确的价值引导统一。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社社长刘俊彦说：“流行文化是大众文化最表层的东西，是一种时尚文化，变化快，缺乏时间的检验，虽然不排除今天的流行变成明天的经典的可能，但是刚出现的时尚文化，没有经过社会系统的过滤，容易对青少年造成误导和伤害，而经典的文化作品可以缩小选择的成本和风险。”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加入世贸组织后，域外文化源源不断地冲刺进来，占据了巨大的市场份额。虽然拓宽了青年的视野，但是也有一定的风险。有学者就指出，当下的青年流行文化消费表现出一定的媚洋性。“这种媚洋性认为‘洋’就是新与时髦的表现，洋节、洋衣、洋酒、洋狗等都会使其得意，而国内的东西无论多美多新，都属于‘余孽’，不能放出新奇的光芒。”⑦但是正如一位华裔留学生说，“西方文化的精华存在于那些真正能帮助人了解西方社会的文学、历史、艺术类书籍和影视作品，而现在很多西方影视、书籍、动漫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商品进入中国，是一种流行文化，是典型的国际化产物”，“通过在外求学的经历，我学会了一种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和负责任的生活态度，但是，绝大多数不是通过那些流行文化获得的。那些流行文化产品更注重娱乐价值。”⑧因此，对于域外流行文化传播需要保持一颗批判的头脑，而不是一味的崇洋。域内的青年流行文化也是，良莠不齐。青年流行文化传播过程中，弘扬主旋律和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很重要。
注 释
①⑧汪 慧.青年文化学[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231，227.
②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北京：三联书店，1989：91.
③人民网[EB/OL].[2009-06-20]..
④新华网[EB/OL].[2008-01-30].http：///politics/2008-01/30/content_7527032.htm
⑤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2011年7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讲话[EB/OL].[2011-07-06].http：///gn/2011/07-19/3192039.shtml
⑥新华网[EB/OL].[2005-07-06].http：///newmedia/2005-07/06/content_3180464.htm.
⑦南方网[EB/OL].[2005-07-06].http：///news/community/shzt/children/education/200507060296.htm.
参考文献
[1]朱清孟，杨德东.新中国青年文化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论文关键词：水仙花；文化意识；“一家人”社会
水仙花(suisinfar)，本名埃迪斯·莫德·伊顿(edithmaudeeaton，1865—1914)，是一位具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欧亚裔作家。她是第一位用英文描写在美华人经历的华裔作家。她的代表作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里面收录了她的37篇小说，被公认是第一部反映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经历以及华裔妇女为争取合法权益而斗争的作品。她的作品大多以异族婚姻、文化冲突等为主题，文笔清新雅致，飘逸自然。创作的故事多以华人移民生活为背景，语气亲切，叙述性强，描绘出一幅幅详尽的画面，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华裔社会的方方面面。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而深邃的笔触，以其过人的才华和敏锐的洞察力，塑造了许多丰满逼真的人物形象，为我们讲述了～个个欢笑与泪水交织的海外华人生活的日常故事，获得了当时美国主流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一致赞赏。随着时光流逝，与她同时代的其他华裔作家都被人们逐渐遗忘，而水仙花的作品，却散发着永久的魅力。
然而，水仙花作品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文学艺术上的成功。当时华人在美国属于少数民族，被推向远离主流文化中心的边缘。184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更是把美国主流文化中对华人的歧视与压迫推向高潮。“黄祸”一词凸显出白人对华人的敌意与排斥心结。北美主流文学中经常出现对华人形象的歪曲描写。在许多作家的笔下，华人野蛮、奸诈、愚蠢、迷信，身上集中了人性最丑陋的品质。在美国主流文化忽略并扭曲华人形象的大背景下，她作为一个具有欧亚裔血统的人本可以装作白人享受白人应有的优越生活，但却选择了捍卫中国人和劳动妇女的事业，用犀利的笔锋发出美国华裔文学的第一声呐喊：“我们需要中国人站来为中国人的事业伸张正义!”。。怀着对母国人民的赤诚爱心，她用朴实无华的文章为华人的权益大声疾呼。
她的作品大多围绕着男女平等、相互尊重、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文化传统的继承等主题，贯穿着作者的爱华情结，突破了当时美国主流文学只描写华人社会“光棍”而忽略为数不多的妇女人口的文学程式，成功地在婚姻、家庭这一主题范围内向读者讲述了她对妇女特别是华人妇女所面临的种种困难等的看法，表现了对华人妇女疾苦之关切。对于华裔作家来说，他们由于同时受到中西方两种文化的侵染，很难对自己的族裔性——文化身份进行界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何水仙花文化身份的界定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如果按时问顺序，结合其生平经历，分析她先后发表的作品，就不难发现她的文化意识发展经历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正如她在《一个欧亚裔人的回忆书柬》中写道：“我一手伸向东方，手伸向西方，希望他们不会完全破坏这微不足道的桥梁。”…话语表现了作家对自己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从早期的英国妇女“埃迪斯·伊顿”到后来的中国女人“水仙花”，再到最后的“没有国籍”的“欧亚人”。最终，作家在经历了文化身份上的“东方”与“西方”的痛苦徘徊与游离之后，她眼中的原本对立的“两个世界”逐渐走向融合，其文化意识发展经历了两次大的飞跃，社会文化思想已经日趋成熟。纵观水仙花的一生，我们把她文化意识的发展分为以下三个时期来进行分析。
一、早期作品创作时，水仙花认同自己为埃迪斯·莫德·伊顿，在作品的创作中。常以局外人的身份去观察东方
水仙花的创作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加拿大蒙特利尔时期(1888—1898)、美国西部时期(1898-1909)和美国东部时期(1909—1914)。水仙花创作早期在自我文化身份的界定上，认同自己为一个英裔加拿大人。她在写作时常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去观察东方，因而作品中不可避免地留有一些“白人眼光”的痕迹。因此她早期发表的作品像《赌徒》、《自由之土》、《坐马车旅行》等署名大多仍使用她的真名“埃迪斯·伊顿”。
水仙花的华人意识源于她和母亲亲密的关系。作为长女，她经常帮助母亲干家务活儿，从母亲那里，她了解到了很多中国的风俗文化知识。但水仙花在北美长大，一生从未去过东方。从童年时代起，她接受的是英式的学校教育。尽管体内涌动着的那一半来自母亲的中国血统使她在文化意识形成之初就与东方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水仙花早期作品中对于华人的描写大多处于想象的阶段。对中国及其文化极其有限的了解这个前提决定了这一时期水仙花对东方的认识不可能非常深入，在文化身份的认同上她也还并且只能处于“一个英国妇女”的阶段，不可避免地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来审视东方人及其文化。这一立场明显地表现在她早期的作品中。她早期的作品多多少少表现出来一种倾向：故意营造出强烈的异国情调，以此来吸引读者。比如说她习惯用“quaint”这个词来形容华人，在此影响下，她早期的一些小说，虽都以中国或中国文化为背景，但相比她以后的作品而言，她并非想通过背景来表达某种文化含义，而是源于她对中国文化的新奇与向往。比如像她的两篇小说《东方爱情故事一则》和《中国世仇》的情节设计上很有几分类似西方的经典浪漫爱情故事，将东方文化背景引入西方爱情经典中的创作手法使故事染上了一层神秘的东方色彩。她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识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水仙花在成年之前一直生活在白人社会，接受的完全是英式教育，就连她身边唯～的中国人——她的母亲也是从小接受英式教育，她不可避免地会吸收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一些东方主义观念和术语，即便她长大后有了自省能力和批判意识，华裔种族意识日益强烈，其潜意识里也难免存有东方主义的残余。
作为一个欧亚裔混血儿，水仙花仍属于弱势群体的一员，同样遭受着种族歧视与欺凌，生活非常艰辛。尽管这个时期她还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一半的中国血统，潜意识里以“一位英裔加拿大人”自居，但特殊的家庭背景以及对母亲的热爱使她在写作中并没有像有些作家那样将东方“妖魔化”，而是对华人抱以同情态度来进行创作，对华人命运非常关切。在作品中，她打破了中国人失语的现象，让华人成为故事中会说话的主人公，通过他们自己的言行展现他们的生活状况，因此其笔下的华人成了有血有肉会思考的活生生的人，形象要丰满得多。她力图纠正在主流文化的歪曲宣传下，一般人心目中华工的陈腐愚昧，不道德、不自重的刻板形象，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正直、勤劳，强壮、健康”，“他们虽然远离家乡，远离他们的孩子和妻子，但是他们安分守己、自尊自强”。作品中所反映的作者强烈的“中国情结”预示着她自身文化发展中的第一次飞跃即将到来。
二、文化意识发展的第一次飞跃——公开承认自己的华裔血统
1897年的牙买加之行是水仙花文化意识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牙买加的记者生涯加剧了她对白人文化霸权与种族优越感的厌恶，历经一个痛苦的文化身份的探寻与构建过程后，水仙花不再掩饰自己的中国血统，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华裔身份，从而实现了文化意识的第一次飞跃。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她在作品中不再以代表她“英国妇女”身份的“埃迪斯·伊顿”署名，而改用“水仙花”这个中国名字。笔名往往反映了作者的某种目的和关注的某种事物，她以水仙花的英文译音suisinfar来作为笔名，强调的是她的华人民族意识。在中国文化中，水仙花代表“高贵典雅”以及“对故土的眷恋”，所以她对水仙花这个笔名的选择，最大程度地表明了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时，她创作的题材也由最初的散文、加拿大浪漫爱情故事等转到华人故事上来，而其中很多是以华人妇女为主人公，讲述她们在爱情、婚姻、家庭等问题上的两难选择。创作题材和署名的变化无疑揭示了水仙花在身份定位和文学诉求上向华人靠拢的过程。
文化身份的这一转变使她的创作态度更加踏实，不再靠刻意地创设异国情调去吸引读者，她想要做的是记录并阐释华人作为少数族裔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因此，她不断深入到唐人街华人日常生活中。在水仙花的笔下，唐人街不再是粗鲁可怕的“单身汉社会”，里面有男人与女人、大人和小孩，有可爱的动物，还有欢笑与歌声，这是一个与其他种族聚居区一样的生气勃勃的社会。
我们看一下她的作品《新世界里的明智之举》中的一段场景描写：
大街上拥挤的人流中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女人们的歌声一阵阵地从小巷深处的阁楼里传来，而那些阔太太们却不屑于这些歌女的姓名。肥胖的理发师正开心地看着一个喝醉酒后跌进水沟里的白人；一个干瘪老头提着鸟笼，站在街角处，乞求路人驻足让他算命；几个孩子在路边燃起木块，迎面走过体格健壮的中华会馆老板，正津津有味地与寺院里的黄袍大师聊天。一个穿着新潮美国服装的华人与一个金发女郎放肆地大笑着，一起走进一家中餐馆。在各种各样的喧闹声里，还夹杂着电车的叮当铃声和车轮轧过地面时发出的刺耳声响。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论文关键词：水仙花；文化意识；“一家人”社会
水仙花(SuiSinFar)，本名埃迪斯·莫德·伊顿(EdithMaudeEaton，1865—1914)，是一位具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欧亚裔作家。她是第一位用英文描写在美华人经历的华裔作家。她的代表作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里面收录了她的37篇小说，被公认是第一部反映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经历以及华裔妇女为争取合法权益而斗争的作品。她的作品大多以异族婚姻、文化冲突等为主题，文笔清新雅致，飘逸自然。创作的故事多以华人移民生活为背景，语气亲切，叙述性强，描绘出一幅幅详尽的画面，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华裔社会的方方面面。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而深邃的笔触，以其过人的才华和敏锐的洞察力，塑造了许多丰满逼真的人物形象，为我们讲述了～个个欢笑与泪水交织的海外华人生活的日常故事，获得了当时美国主流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一致赞赏。随着时光流逝，与她同时代的其他华裔作家都被人们逐渐遗忘，而水仙花的作品，却散发着永久的魅力。
然而，水仙花作品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文学艺术上的成功。当时华人在美国属于少数民族，被推向远离主流文化中心的边缘。184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更是把美国主流文化中对华人的歧视与压迫推向高潮。“黄祸”一词凸显出白人对华人的敌意与排斥心结。北美主流文学中经常出现对华人形象的歪曲描写。在许多作家的笔下，华人野蛮、奸诈、愚蠢、迷信，身上集中了人性最丑陋的品质。在美国主流文化忽略并扭曲华人形象的大背景下，她作为一个具有欧亚裔血统的人本可以装作白人享受白人应有的优越生活，但却选择了捍卫中国人和劳动妇女的事业，用犀利的笔锋发出美国华裔文学的第一声呐喊：“我们需要中国人站来为中国人的事业伸张正义!”。。怀着对母国人民的赤诚爱心，她用朴实无华的文章为华人的权益大声疾呼。
她的作品大多围绕着男女平等、相互尊重、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文化传统的继承等主题，贯穿着作者的爱华情结，突破了当时美国主流文学只描写华人社会“光棍”而忽略为数不多的妇女人口的文学程式，成功地在婚姻、家庭这一主题范围内向读者讲述了她对妇女特别是华人妇女所面临的种种困难等的看法，表现了对华人妇女疾苦之关切。对于华裔作家来说，他们由于同时受到中西方两种文化的侵染，很难对自己的族裔性——文化身份进行界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何水仙花文化身份的界定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如果按时问顺序，结合其生平经历，分析她先后发表的作品，就不难发现她的文化意识发展经历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正如她在《一个欧亚裔人的回忆书柬》中写道：“我一手伸向东方，手伸向西方，希望他们不会完全破坏这微不足道的桥梁。”…话语表现了作家对自己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从早期的英国妇女“埃迪斯·伊顿”到后来的中国女人“水仙花”，再到最后的“没有国籍”的“欧亚人”。最终，作家在经历了文化身份上的“东方”与“西方”的痛苦徘徊与游离之后，她眼中的原本对立的“两个世界”逐渐走向融合，其文化意识发展经历了两次大的飞跃，社会文化思想已经日趋成熟。纵观水仙花的一生，我们把她文化意识的发展分为以下三个时期来进行分析。
一、早期作品创作时，水仙花认同自己为埃迪斯·莫德·伊顿，在作品的创作中。常以局外人的身份去观察东方
水仙花的创作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加拿大蒙特利尔时期(1888—1898)、美国西部时期(1898-1909)和美国东部时期(1909—1914)。水仙花创作早期在自我文化身份的界定上，认同自己为一个英裔加拿大人。她在写作时常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去观察东方，因而作品中不可避免地留有一些“白人眼光”的痕迹。因此她早期发表的作品像《赌徒》、《自由之土》、《坐马车旅行》等署名大多仍使用她的真名“埃迪斯·伊顿”。
水仙花的华人意识源于她和母亲亲密的关系。作为长女，她经常帮助母亲干家务活儿，从母亲那里，她了解到了很多中国的风俗文化知识。但水仙花在北美长大，一生从未去过东方。从童年时代起，她接受的是英式的学校教育。尽管体内涌动着的那一半来自母亲的中国血统使她在文化意识形成之初就与东方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水仙花早期作品中对于华人的描写大多处于想象的阶段。对中国及其文化极其有限的了解这个前提决定了这一时期水仙花对东方的认识不可能非常深入，在文化身份的认同上她也还并且只能处于“一个英国妇女”的阶段，不可避免地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来审视东方人及其文化。这一立场明显地表现在她早期的作品中。她早期的作品多多少少表现出来一种倾向：故意营造出强烈的异国情调，以此来吸引读者。比如说她习惯用“quaint”这个词来形容华人，在此影响下，她早期的一些小说，虽都以中国或中国文化为背景，但相比她以后的作品而言，她并非想通过背景来表达某种文化含义，而是源于她对中国文化的新奇与向往。比如像她的两篇小说《东方爱情故事一则》和《中国世仇》的情节设计上很有几分类似西方的经典浪漫爱情故事，将东方文化背景引入西方爱情经典中的创作手法使故事染上了一层神秘的东方色彩。她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识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水仙花在成年之前一直生活在白人社会，接受的完全是英式教育，就连她身边唯～的中国人——她的母亲也是从小接受英式教育，她不可避免地会吸收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一些东方主义观念和术语，即便她长大后有了自省能力和批判意识，华裔种族意识日益强烈，其潜意识里也难免存有东方主义的残余。
作为一个欧亚裔混血儿，水仙花仍属于弱势群体的一员，同样遭受着种族歧视与欺凌，生活非常艰辛。尽管这个时期她还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一半的中国血统，潜意识里以“一位英裔加拿大人”自居，但特殊的家庭背景以及对母亲的热爱使她在写作中并没有像有些作家那样将东方“妖魔化”，而是对华人抱以同情态度来进行创作，对华人命运非常关切。在作品中，她打破了中国人失语的现象，让华人成为故事中会说话的主人公，通过他们自己的言行展现他们的生活状况，因此其笔下的华人成了有血有肉会思考的活生生的人，形象要丰满得多。她力图纠正在主流文化的歪曲宣传下，一般人心目中华工的陈腐愚昧，不道德、不自重的刻板形象，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正直、勤劳，强壮、健康”，“他们虽然远离家乡，远离他们的孩子和妻子，但是他们安分守己、自尊自强”。作品中所反映的作者强烈的“中国情结”预示着她自身文化发展中的第一次飞跃即将到来。
二、文化意识发展的第一次飞跃——公开承认自己的华裔血统
1897年的牙买加之行是水仙花文化意识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牙买加的记者生涯加剧了她对白人文化霸权与种族优越感的厌恶，历经一个痛苦的文化身份的探寻与构建过程后，水仙花不再掩饰自己的中国血统，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华裔身份，从而实现了文化意识的第一次飞跃。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她在作品中不再以代表她“英国妇女”身份的“埃迪斯·伊顿”署名，而改用“水仙花”这个中国名字。笔名往往反映了作者的某种目的和关注的某种事物，她以水仙花的英文译音SuiSinFar来作为笔名，强调的是她的华人民族意识。在中国文化中，水仙花代表“高贵典雅”以及“对故土的眷恋”，所以她对水仙花这个笔名的选择，最大程度地表明了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时，她创作的题材也由最初的散文、加拿大浪漫爱情故事等转到华人故事上来，而其中很多是以华人妇女为主人公，讲述她们在爱情、婚姻、家庭等问题上的两难选择。创作题材和署名的变化无疑揭示了水仙花在身份定位和文学诉求上向华人靠拢的过程。
文化身份的这一转变使她的创作态度更加踏实，不再靠刻意地创设异国情调去吸引读者，她想要做的是记录并阐释华人作为少数族裔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因此，她不断深入到唐人街华人日常生活中。在水仙花的笔下，唐人街不再是粗鲁可怕的“单身汉社会”，里面有男人与女人、大人和小孩，有可爱的动物，还有欢笑与歌声，这是一个与其他种族聚居区一样的生气勃勃的社会。
我们看一下她的作品《新世界里的明智之举》中的一段场景描写：
大街上拥挤的人流中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女人们的歌声一阵阵地从小巷深处的阁楼里传来，而那些阔太太们却不屑于这些歌女的姓名。肥胖的理发师正开心地看着一个喝醉酒后跌进水沟里的白人；一个干瘪老头提着鸟笼，站在街角处，乞求路人驻足让他算命；几个孩子在路边燃起木块，迎面走过体格健壮的中华会馆老板，正津津有味地与寺院里的黄袍大师聊天。一个穿着新潮美国服装的华人与一个金发女郎放肆地大笑着，一起走进一家中餐馆。在各种各样的喧闹声里，还夹杂着电车的叮当铃声和车轮轧过地面时发出的刺耳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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