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农村；非正式金融；正式金融；发展前景

研究我国农村金融，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农村非正式金融。农村非正式金融，是指处于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监管之外，不受法律法规认可和规范的发生在农村地区的零星、分散的金融，是相对于正式金融而言的。2004年以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非正式金融市场融资趋于活跃。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民来自民间金融市场的贷款大约是来自正式金融市场的四倍。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福建、广东地区，民间借贷十分活跃。鉴于非正式金融的比较优势，对于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健康完善的有利作用，央行于近年已认识到非正式金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政策扶持。央行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一改往日对民间金融的抑制政策，对其作出合理的评价：“民间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减轻了中小民营企业对银行的信贷压力，转移和分散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一、非正式金融产生的原因及其必然性

1．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是非正式金融根植的土壤

在西方契约社会中，经济主体之间按照一定的制度、法律、规范办事，便于人们之间的交易范围扩大到陌生人群体之间。而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更依赖于彼此熟悉信赖的熟人关系网。这表现在信贷行为上，必然是先寻求人情信贷，其次才是官方信贷。缘于大家相互知根知底，在地缘范围内农户是非常讲信誉的，发生互相欺骗的概率极低。有一项调查显示非正式金融履约率保持在80％以上。信誉的出现是因为人们谋求长远利益而愿意放弃眼前利益的结果。如果只有一次交易，不论对方选择诚信还是欺骗，农户的最优选择都是欺骗。一次性博弈的当事人是没有建立其信用的激励的。因此这点可以解释当交易主体扩展到陌生人层次，或者说农户与正式金融之间的交易，原来诚信的农户就会不讲信誉。原因主要是与陌生人的交易在传统农户看来是一次性博弈，而一次性博弈最优的策略就是选择欺骗，从而使自己利益增加。对于一个地域内的农户，由于双方交易不止一次，而是重复博弈，农户如果在第一次交易就选择欺骗，就等于自断后路。乡土社会有着天然的信息优势，信息的传播速度极快，一次违约就会造成在未来达成交易的概率极低，欺骗的成本极高。他会因为欺骗给家族声誉抹黑，承受舆论打击、暴力和群体惩罚。

2．缺乏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形成非正式金融的制度性成因

正式金融基于交易成本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考虑，往往倾向于服务经济实力较好的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一方面有利于满足国家政策需要，同时也有利于自身经营目标的实现。而对于广大分散的农户，中小型民营企业，对其的信息收集成本高昂，缺乏合适的抵押品或担保，以及抵押品拍卖市场，风险较大，一般拒绝贷款。而对于农户而言，作为理性经济人，面对正式金融的贷款手续繁杂，门槛高等现实，基于交易成本考虑，也会转向民间借贷。相反，非正式金融对农户，中小企业的资信状况、偿债能力、资金投向等信息比较了解，可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对于那些信息交流不充分的客户，非正式金融会制定一个较高的市场利率（一般高于官方利率）来规避交易风险。

3．现有正式金融有效供给严重不足是形成非正式金融的“催化剂”

随着金融改革，迫于经营压力，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基本取消了县一级分支机构的放贷权，只保留了吸储功能。邮政储蓄之前只存不贷，大量资金流向城市，导致农村金融的资金支持减弱。农信社是主要为农业生产发放贷款的正式金融机构，挂着合作的牌子，实质上商业化运作，资金非农化倾向严重，有的成为地方政府的小金库，信贷资金财政化，加上历史上遗留的原因，自身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农信社亏损严重，支农效益低下，不能满足现存农村融资需求；政策性的农业发展银行只对国有粮棉油企业的粮棉购、销、储和粮棉流通的信贷资金服务，不存在对农户的直接服务。据调查，现在很多农户贷款主要为了满足非生产性需求，如嫁娶、建房等，这些资金需求很难从正式金融机构得到满足，从而转向非正式金融。另外，官方对正式金融的市场准入限制严格，实行利率管制，也造成了供给的不足。

4．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多层次性，客观上决定了金融制度的多层次性

如果统一搞政府认为是先进的但却不适合实际经济发展状况的制度，那样只会适得其反。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是铁的规律。非正式金融于正式金融是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不是一种短期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不会因为正式金融的发展而被取代。只不过在经济较发达阶段，其运作和管理水平更高一些罢了。在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中，相当一部分居民要通过小额信贷公司、私人借贷渠道融资就是明证。

5．充裕的民间资金成为民间借贷的供给源

由于经济的发展，很多农民收入得到很大提高，手头有了富余资金，需要追求较高回报率的投资，而银行存款利率较低，民间利率高涨，一些人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势、人情关系、声望，从事放贷活动，获得利润。在农村乡土社会结构，这种投资相对于投资私营企业、房地产、股票、债券等，贷款还款率高，风险要小得多，而且操作方便，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选择。

二、非正式金融的利弊分析

非正式金融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被官方认可和支持，说明它自身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它是在地缘小范围内进行金融交易，规模不经济，一旦扩大交易范围，原先具有的信息优势、信誉优势不复存在，资金供给方在收集对方信息方面成本加大，风险加剧。资金需求方也面临风险无法通过多样化投资来分散。服务品种单一，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一些民间投资人大量从正式金融机构贷款后又放贷，这种体系外的资金循环会对国家的货币政策产生不利影响。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约束，又处于国家的监管之外，民间的高利贷活动、非法金融，都会对金融秩序造成冲击，甚至引发社会安定问题。

这些负面问题是存在的，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是更应该去发展它，完善它。非正式金融自身包含的比较优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功效就是明证。一是非正式金融在广大农村地区为农户、中小企业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这种资金支持恰恰是正式金融所不能提供的，弥补了当地资金缺口，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是非正式金融不像正式金融那样要求有严格的抵押品和担保，这对于农户、中小企业缺乏合格的抵押品、担保的特点是天然吻合的，所以它更契合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三是非正式金融是建立在彼此熟悉的关系基础上的，信息传递速度极快，这种信息机制决定了民间融资的违约率极低。四是非正式金融的交易成本远远低于正式金融，没有庞大的机构和人员，经营成本低于正式金融，效率优势明显。五是非正式金融的产权关系明晰，减少了机会主义行为。六是非正式金融的利率随市场供求状况、交易对方的资信状况等自由决定，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金融风险，有利于正式金融据此制定科学的利率。七是非正式金融的存在和健康发展，会对正式金融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正式金融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进行金融创新，从而使整个金融体系得以完善。

三、发展非正式金融的政策和建议

1．制定规范非正规金融的法律法规，将其纳入国家监管体系内。明确对非正式金融机构的市场进入和退出、经营范围、财务制度等细则做出规定。降低农村金融组织进入门槛，鼓励外资、民间资本参与农村金融。加强对农村金融犯罪的执法力度，对高利贷可采取征收高税率的办法加以克制。科学鉴定民间融资与高利贷、非法金融的界限。建立以政府监管、行业内控、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

2．积极探索有效的信用担保体系和信贷担保的新途径。组建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专门为企业提供贷款信用担保，不从事其他金融业务。由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三者共同出资。还可以建立会员制的互助担保机构，互助担保、个人担保和企业担保相互结合。鼓励现有的担保公司业务向农村地区延伸，为农村地区融资提供担保服务。成立农民贷款协会。推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将农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同时要配套解决好农户不能还款的后续工作，解决其后顾之忧，组织农民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3．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分散金融风险。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建立完善农业保险体系。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各级财政对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鼓励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帮助农户参加农业保险。

4．进行金融服务、产品创新，金融机构创新，发展民间小额信贷公司、民间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6年2月13日，金融体系改革以来，内地首批民间小额信贷公司日升隆和晋源泰在山西平遥正式营业，集中向农户、中小企业提供贷款，随后各地纷纷效仿建立此类金融组织。这有利于民间金融逐步规范化。专家认为，小额信贷公司的成功运营，是为随后即将建立的民间银行探路。另外，农村非正式金融应保持适度规模，过大可能导致原有优势的丧失。

参考文献：

[1]孙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分析[J]．高校理论战线，2002，（3）．

[2]张杰．农户、国家与中国农贷制度：一个长期视角[J]．金融研究，2005，（2）．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民间借贷农村金融体系制度安排

近年来诸多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农民的信贷需求主要依赖于非正式金融。据农业部农村经济发展中心农村定点观察站的数据，2007年全国农户的户均借款中，来自银行及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只有29％，来自私人贷款则占7l％从地区结构看，东部地区农户83％的资金需求来自民间金融，中西部这一比例分别为74％和59％。韩俊对2005年29省市180村的农村金融需求调查表明，农民能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贷款的大约只有20％，而被调查的216个农村中小企业中，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只有30％。因此，非正规金融市场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正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一、理论综述

麦金农和肖(McKinnonandShaw，1973)的金融抑制观点认为，正式金融市场管制即金融抑制导致了非正式金融的存在，但他们忽略了金融市场中存在的结构问题。新结构主义学派对此提出了批评，并提出金融约束观点。他们认为，非正规金融有助于增加信贷总量，但对非正规金融运作秩序并没有更深刻的论述。霍夫和斯蒂格利茨(HoffandStigaliz，1990)认为，信息不对称和执行合约的高成本、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引起了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失灵。

国内近年也有同样的论述(周天芸，2004；刘民权等，2005；俞建托、刘民权与徐忠，2005)，这些专家学者认为，农村金融有文化嵌入性的特点，有信息完全的优势，有独特的利率决定机制，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借贷中可抵押的份额很小，大部分依靠血缘、亲戚、第三方信用来支撑；农村独特的抵押优势，如抵押品的甄别、关联契约和隐性抵押机制有效地防范了非正规金融的运行风险。这些研究都对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性提供了充分的解释和证明。

二、民间借贷的优势分析

1．信息对称优势

在农村的信贷活动中，信用社等正规金融组织面对分散的农户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往往带来农户的逆向选择同时农户资金需求由于农户经济体规模小、数量少，不能形成规模效益。于是信用社为减少逆向选择风险就会进行信息搜集与甄别、抵押等行为，而这又带来高昂的交易成本，阻碍农村业务的开展。但对非正规金融来说，这不成问题。因为，农村本身就是“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1973)。在这种农村的熟人社会里，由于人们长时间生活在一起。村民间信息对称。而民间借贷放贷者又大都是村里信用较高的“能人”，本身就是村庄的一大信息源，对村庄的情况更为熟悉，对借款人的信息更为了解。因此，可以说农村放贷人与借款人间信息对称，这基本避免了放贷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问题。

2．运作成本优势

在农村这种熟人社会网络中，几乎不需要耗费专门成本进行信息搜集与甄别，其抵押也因两人之间判断灵活而无需多少成本。而贷款后的监管，贷方可以及时催款和调整信贷政策，及时进行监督和管理以减小损失。基于村庄信息充分的把握，贷款人也可以较为灵活地判断、处理抵押物品。但正规金融在抵押品的判断时，却要进行评估，处理时也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耗费的成本极高。这保证了非正规金融运作的低成本特性，是正规金融不能比拟的。

3．风险控制优势

农村的社会生活网络天然存在信息对称的优势，大大降低了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各种风险。贷前，贷款人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充分了解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贷后了解借款人的资金投向、收益情况、还款意向等，这样既有利于借款人谨慎用款，积极运作，还有益于降低贷款人的放贷风险。

三、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资金互助社是在当前农村严重金融抑制、二元经济结构持续严重恶化的背景下产生的，是一种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过渡的组织形式，但是由于金融对人才、制度等的要求较高，而且它目前还处于发展初期，制度安排的本土化还没有完成，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各种问题。

1．资金互助社缺乏法律保障

目前，还没有一部适合的法律来保障互助社的权益。已通过的合作社法否定了农民的金融合作权，但是没有金融合作权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显然是不健全的，没有金融合作权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空间也将受到很大限制。在当前生产要素流出农村，而农业有利润的流通领域和深加工领域又由于进人门槛提高和集团利益化的原因，金融权利的利益部门垄断只会加速农村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流失，使农村高利贷盛行，加速农村的贫富分化，强化当前二元经济体制。这无疑与国家以民为本、统筹城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趋势背离。政策表明，农村金融全面开放迫在眉睫，全国人大立法会力排“利”议，通过合作金融法，给予中国九亿农民金融合作权。

2．资金互助社的制度安排有待于进一步本土化

在利率方面，由于农村金融供求矛盾及农业生产异质性特点，农村信贷必然表现为较高的利率。据2006年中央财经大学全国27个省份的抽样调查，民间金融的全国平均利率为16．4％，大约是正规金融的3倍。孟加拉银行及我国大量小额信贷实践也表明，高利率是民间金融机构得以生存和可持续运作的必要条件。但是国家目前对农村金融的利率浮动仍然有严格的管制。因此，国家有必要加大农村金融市场利率的浮动幅度，进一步推动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化。

从目前资金互助社的微观层面来说，互助社资金规模太小，根本不能维持自身的可持续性。

四、重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设想

1．以构建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为目标，统一调整对农政策

在前期，国家政策要向农村微观组织的建设倾斜，财政政策要向金融政策转移，以支撑金融体系的重建。

2．赋予合作金融“金融特权”

据奥尔森集团行动理论，庞大而分散的农民群体根本不可能与小而能量巨大的工商资本阶层争食农村金融蛋糕，没有国家政策支持，农村金融的开放很可能导致农村金融的工商业资本与特权资本垄断，使新农村建设的效果大打折扣，造成农村不稳定局面。因此，国家必须向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授予“金融特权”，提供金融低息无息财政贷款，鼓励社会资本与国家资本积极进人农村社区金融组织，给予合作金融利率浮动与存贷优惠等政策。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共同组成了农村金融市场，共同面对农村的金融需求，市场内需求与供给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

3．大力推动保险扩大农村市场份额，由国家出资建立农村存款保险公司

目前，国家已经取消了农业税，推行农村医保，进行教育“两免一补”，农村目前的情况已经大为改观，因此，大力推动保险行业在农村的市场份额，降低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风险。同时，由国家出资建立农村存款保险公司，以应对可能的挤兑风险，防范农村金融风险。

4．逐步推进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构建

在国家宏观金融政策调整的同时，以姜柏林资金互助社模式为范本，在进一步完善、规范的基础上，有层次、有步骤地放开农村金融市场，逐步推进以村社为单位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建设，最终形成以合作金融为主导，政策金融与商业金融为辅助，有农村保险支撑的农村金融体系。

5．实施农村大金融战略

(1)合理规范、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尽快确：农民合作金融组织的法人地位。农民合作金融组织法人地位的确立，不仅是眼前农民合作金融运作状况的需要，而且还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重构的长远需求。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历程和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人股村镇银行被拒的遭遇已经证明，农民金融合作权法律地位的缺失，是制约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造成农村信用社改革失败阻碍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尽管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提出要“规范民间信贷”，银监会并进行了农村金融试点，但是，确立其法律地位已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

(2)加快农村利率市场化进程，稳步扩大农村利率的浮动幅度与范围。农村信用社与非正规金融的金融实践证明，市场调节情况下，要想满足农区的金融需求，必须实行更具弹性的放贷利率。这不仅是弥补农业高风险的需要，更是吸引其他资本进入农村，优化资源配置和建立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的关键措施。

(3)修补体制漏洞，增加农村资本配给。国家一方面要制定相关政策与法律，规定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后的邮政储蓄和农村信用社支农信贷的比例，堵住二元经济体制造成的农村资本外流；同时，发挥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信贷杠杆作用，加大对农村基建领域投资。另一方面，要积极利用小额信贷组织、资金互助社(协会)等非正规金融组织的高效率资源配置的优势，稳步增加财政与政策性银行的资金配给，增加对农村资金的供应量，以提高财政支农的效率这也是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有效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措施。

(4)积极引导，大力鼓励建立社区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必须积极引导农村自有金融组织，建立合作金融组织，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自发秩序的优势。但目前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生成与发展面临着资金、人才、管理和规模效益等多方面的不利因素，同时，其在正规化过程中还容易出现内部管理与监督上的种种问题。因此，国家必须在人才培训、优惠补贴、注册以及内部的监督与管理上积极引导，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同时加强监管，鼓励农村社区型合作金融组织的建立与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1]刘民权．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李建军．中国地下金融调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5]戈登-塔洛克．寻租一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M]．李政军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3篇

一、论文题目

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研究

二、选题意义的研究

作为一种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金融形式，对其加以法律规制，既是现实问题，也是理论问题。30余年改革开放，非正式金融支持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缓解了农村地区资金的极度匮乏现象，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然则，长期以来，非正式金融在中国是个颇有争议的议题。一方面，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其内生性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长期体制外循环对社会经济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影响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对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影响。为此，我国政府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是较严苛的，但效果并不明显。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低迷，欧债危机持续不断，中国实体经济遭遇挫折、国内通胀压力不减、股市楼市财富效应暗淡的情况下，大量民间资金流向民间借贷行业有其必然性，借助民间借贷渠道，众多求贷无门的中小企业获得了宝贵的资金“输血”。但在实体经济盈利低下的情况下，巨额高息的民间借贷，无疑是“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浙江“跑路”潮恐是最好的实证。民间借贷如果演化为纯粹的资金炒作，没有实体经济做支撑，那只能是击鼓传花的游戏，风险终会爆发。面对如此现状，正视非正式金融成为必然，对其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是当务之急，近年来中央乃至地方相继对民间借贷这种非正式金融形式及其组织进行规范正是现实所迫，但就法律规范本身而言，目前对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位阶过低，多集中于部门规章与司法解释，这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民间融资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提出中国非正式金融契约治理与监管并行的规制路径，通过监管边界的设定，具体设计中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以希将非正式金融的风险控制在一个可承受范围内，并借此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变消极事后“管制”为积极“法律规制”和变“堵”为“疏”的理念以及监管边界设定的思路，全文贯穿着对非正式金融的宽容思想。文章创新之处在于将非正式金融的契约治理机制与适度监管结合起来，设定监管边界。

同时将司法系统长期以来在非正式金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加以疏理，对于浙江省通过司法“试错”来反应非正式金融的创新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为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提供了路径依赖，即便是在现有非正式金融立法环境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地方司法的改革来适应非正式金融不断创新的路径也是可行的；司法可以第一位次的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如民间借贷纠纷等。全文贯穿着实证分析方法，并在第四章中就契约治理机制的论述过程中，对于各种具体非正式金融行为的法律规制进行了具体论述，同时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监管制度进行了初步构建。非正式金融的研究不仅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同时对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也具有一定意义，弥补了法学领域对于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系统研究的不足。

三、课题的基本内容

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其中民营经济对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则，民营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并不足以说明其在正规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其中企业数量占比为99%的中小企业，占GDP比重为55.16%，占全国新增产值比重为74.17%，占社会销售额比重为58.19%，占税收比重为46.12%，占出口总额比重为62.13%，占城镇就业岗位比重为75%左右。

但只有极小数的中小企业可以从正规银行类金融机构获取所需资金，如同KelleeS.Tsai所言，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却缺失正规信贷，民营企业并没有直接受益于国有银行的信贷配置。同时，证券市场的门槛又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在无法从正规金融系统融入资金的情况下，多数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产能扩张期或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选择了非正式金融。

与此同时，中国广大农村出现了资金逆向流出现象，农村信用社及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农村吸收的存款，不断地输入到城市，如果农村信用社全部改制成商业银行，成为与大型商业银行类似的运营模式，可能会随着大型商业银行在农村的萎缩而逐渐缩容。面对此格局，在农村长期的金融体系中，非正式金融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民营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非正式金融，又如何陷入风波之中？非正式金融是否比正规金融体系更加脆弱，更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否则政府何以将绝大多数非正式金融视为非法，予以取缔而快之？基于一系列疑惑以及近年来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本文试图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范进行疏理，并采取历史、经济、比较以及实证的分析方式探究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及我国民间借贷纠纷大规模发生、非法集资手段不断推陈出新、非金融企业间借贷不断地变相发展的制度动因，同时通过对境外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实践经验进行疏理与比较，最终对我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进行思考。基于这一思路，全文的研究分为五章层层展开。

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根基，从非正式金融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着手，通过非正式金融生成逻辑的多维分析以及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为后文的法律规制确定理论基石。有关非正式金融内涵的界定是仁者见仁，但关键在于其是否受到监管、是否纳入政府金融监管体系，处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各种金融组织及各种资金融通活动统称为非正式金融。换言之，非正式金融是指不受政府对于资本金、储备金和流动性、存贷利率限制、强制性信贷目标以及审计报告等要求约束的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的总和。基于这一内涵的界定，非正式金融区别于民营金融、非法金融等，同时具体的非正式金融活动包括民间借贷、企业内部集资、非金融企业间借贷(文章并不赞成将其排除在民间借贷范围之外)、通过私人钱庄与合会进行的金融活动、钱中与银背等中介组织进行的金融活动、P2P网络信贷以及各类非法集资行为、影子银行的行为等等，只要满足其内涵均可以确定为非正式金融范畴。

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生成逻辑，文章从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的“父爱主义”入手提出非正式金融在当代中国生成的特殊环境，并且对于我国长期存在的金融抑制政策加以分析，同时对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进行深入阐述，非正式金融的变迁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权威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三方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最后通过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为非正式金融的存在与发展提供进一步的经济学基础。文章一方面强调非正式金融生成的逻辑机理，另一方面对非正式金融长期隐蔽运营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金融本身的脆弱性进行论证，从而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提供基石。

依照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理论，一旦不具备偿还债务能力的组织或者个人，只是通过不断举借新债偿还旧债时，随着这种非正式金融主体的增加，非正式金融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即极易发生危机，而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即有此等因素的作用。与此同时，金融市场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外部性及垄断问题，通过政府公权力的介入，初步是可以解决的，但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监管被俘获的问题，故而如何将这种公权力的介入控制在一定边界内，即对非正式金融的监管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适度地监管成为各界所关注的问题。作为外在制度的金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与内生演化而来的规则互补、金融法律制度的供给是否满足社会需求，这一系列问题亦成为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前提。

第二章就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现状加以阐释。通过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简要论述，引出中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此后对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寻找出如此管制强度之下，民间借贷纠纷泛滥、非法集资行为范围不断扩张的制度原因，进而为变非正式金融“管制”为“法律规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现实原因，也为后文“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规制路径的提出提供法律制度基础。

一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一般都会基于金融稳定、安全的考量，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确定具体的金融法律制度。为此，从1949年至今，我国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态度前后有所变化，从建国初期的提倡私人借贷到此后一段时间的绝对禁止，形成了非正式金融一度基本消失的状态。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而言，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经济赶超目标基本是不可能的，计划经济也就成为当时恢复经济的首要选择，这种强制性积累机制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政府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也有所松动，故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的投资过热现象，以及诸如沈太福、邓斌事件的发生，和1993年-1995年期间大量金融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又适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促成了新一轮金融严管政策。故而，在20世纪90年逐步形成了行政取缔与刑事制裁非法集资行为的规制模式，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亦成为非法金融组织。2005年，相关法律制度开始松动，中央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36条，同时促进了民间资本向金融领域的发展，而2010年有关民间资本36条的出台，更是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提供了决定性的法律基础，从而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有所松动。

现有规制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范多集中于金融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效力位阶比较低，甚至与其他基本法律相抵触。这种将民间借贷限制于自然人间、自然人与企业组织之间的借贷，排除非金融企业间借贷行为的规定，以及民间借贷利率四倍以上不受法律保护，同时又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规章将其确定为“高利贷”行为，却无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等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憱就了非正式金融管制的低绩效。文章通过规范分析方法阐述了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低绩效与严管制的现状，为第四章论述私人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路径提供逻辑基础。

第三章围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与经验，为后文的论证提供比较分析的基础。本章分为两部分，即发达国家，诸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有关非正式金融发展的经验，尤其是法律规制的经验，并且将对中国非正式金融发展的启示融合于其中；发展中国家则以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经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规制实践以及亚洲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成功发展为例，为我国小型金融组织的发展提供参考。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简要阐述为我国民间职业放贷人的规范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抑或是发展中国家的非洲诸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既重视非正式金融固有的契约治理模式，同时考虑差异化监管，并且非正式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法制的先行。

第四章围绕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新树立、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论证展开。金融监管强调安全、稳健、有效等理念，然而在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过程中，过分强调“管制”，造成自由与效率价值的忽视，甚至是公平的丧失，并不符合非正式金融规制现实需求，更不利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化健康运作，必须重新树立理念价值，客观地认识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法律规制的区别。强调效率理念：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自由理念：赋予公民、企业一定的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公平价值：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保障安全价值：需要适度监管；最终实现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

非正式金融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得以发展，除了具有多维度的生存空间，在缺乏有效的法律机制保护情况下，其特有的私人治理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无论是非正式金融的隐性担保机制(缘约文化)、基于长期合作与重复博弈形成的声誉执行机制，抑或是团体贷款中的连带责任(同行压力)，都是以社会资本和声誉价值为基础，其运作机理的关键在于交易者声誉信息的传递，以及对不良声誉惩罚的可置信性。但其受限于特定的社区范围内，无法应对规模化运营，对于超出血缘、地缘、亲缘关系的非正式金融，这种私人治理机制的效用不断弱化。同时，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信息不对称问题、交易不确定性问题依然会困扰非正式金融的正常发展，再加上长期在法律体系之外运营，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组织化程度较低的非正式金融而言，缺乏有效的风控机制，这些都对非正式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不利，为此，需要来自于第三方的法律治理机制来弥补这些治理空隙，并矫正这些私人治理机制失效的领域。

法律治理机制对于私人治理机制的弥合，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政府公权力的介入，需要有一定的边界，换言之，需要设定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为非正式金融的私人治理与政府监管提供一个可行的平衡点。对于监管模式的选择上，文中并不赞成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自律性监管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而是仍以政府监管为主，充分重视自律性监管及非正式金融领域存在的非正式制度。通过立法上一定程度地赋予非正式金融法律身份，从而为监管制度的具体构建提供法律基础，否则市场准入、退出及交易活动等监管制度的设计皆为惘然。

第五章探讨司法对非正式金融的保障。尤其是在现有法律规定不加以改变的前提下，对于体制外运营的非正式金融而言，在自身私人治理机制无法解决契约纠纷时，或者已经获取一定的法律身份的前提下，发生纠纷，司法机制也是其最后的保障，同时，司法能动性是回应非正式金融创新的最可行路径。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不仅有助于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持续走高问题，同时也可以弥合现有法律制度的粗疏与滞后性以及监管不足的现象。然则，完全依赖于司法规制并不是法律规制的应然之路，非正式金融阳光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尊重其自身固有的特性，更需要立法上予以承认其法律身份，并且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适时护航、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即形成全方位的规制体系。

四、课题的重点和难点

“存在即为合理”，行文伊始，笔者提到非正式金融的广泛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通过二元金融结构的分析、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分析，非正式金融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三者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也是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作用使然，这一系列制度经济学的阐释，为深入分析非正式金融广泛存在的正当性提供了依据。然而，非正式金融长期以来隐蔽经营，甚至是近些年的异化发展所引致的社会问题同样不可小觑。无论是从金融脆弱性角度、公共利益角度，抑或是法律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角度而言，更或是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状况而言，都需要对非正式金融加以进一步规制，将其引入规范化发展之路。如何既考虑非正式金融固有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又将法律、监管这些正式的治理机制融入其中，将二者完美的相结合，成为全文考虑的重心。

行文至此，本文已经初步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问题做出回答，即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适度金融监管，伴随以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树、金融监管模式的设定以及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领域路径的探析。具体而言，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非正式金融作为一种内生自发性金融形式，具有多种存在的制度动因，并不会因为政府的严厉打击而减少，近年来民间借贷规模的不断增长、非法集资手段的不断创新及其涉案金额与范围的不断膨胀、非金融企业间变相借贷形式的不断推陈出新，已然说明非正式金融的存在绝非是可以通过严刑峻罚来加以压制的，适当地承认其合理性与正当性是规范非正式金融的必要前提。

2.以尊重非正式金融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为基础的法律治理机制，进行适度监管是其法律治理机制的关键，尤其是在非正式金融监管缺位、管制过多的情形下，依照适度监管的理念构建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体制是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加以设定，从而为金融行政监管部门介入到非正式金融领域提供边界，进行适度地监管。

3.进行适度监管，并非是放松监管，而是正视非正式金融的特性，采取区别于正规金融监管的方式。考虑到监管主体的不同、市场自治程度、我国金融业监管传统、非正式金融发展现状等多方面因素，笔者认为，政府既要监管非正式金融，同时对相关监管者予以必要的限制，将政府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组织的自律性监管相结合。目前阶段并不适宜以行业自律性监管为主的模式，毕竟中国的自律性传统还不足以采取这种监管模式，非正式金融市场的行业自律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待其发展成熟，参与者的自律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可以考虑政府逐渐退出。为此，本阶段需要建立以政府的监管为主、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为纽带、非正式金融参与者的内控为基础、社会监督为补充的监管体系。

4.对于非正式金融监管的各种制度设计，其前提离不开法律对非正式金融的适度承认。而现有非正式金融的立法规定极其不完备，对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的规定过于粗疏，在规制实践中，司法机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法律规范也多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为主，这种法律规制现状无法调整非正式金融异化发展的现实。为此，部分地区通过地方司法“试错”的方式对非正式金融的不断创新加以体现，例如浙江省的高级人民法院，甚至是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性文件，作为处理非正式金融纠纷的规范性文件。但是对于这种先行先试，要有一定边界的限制，需要处理好与立法、地方行政的关系。

综上所述，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是一个综合规制的体系，既需要立法的确认，同时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维护，以及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从广义上而言，应该是在尊重非正式金融固有特性与契约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做到事前监测、事中监管、事后保障的全方位的非正式金融规制体系。

本文的研究尚有未尽事宜，譬如对非正式金融具体行为的规制论证，尤其是实证方法的运用，在文章中尚有所欠缺，虽则笔者在近两年多时间里几赴浙江省的温州市、丽水市、宁波慈溪市，江苏省的南通市、无锡市，山西省的临汾市等地市，就民间借贷问题进行调研，但仍囿于调研范围及深度，不能充分就文中相关观点进行论证，也不能完全确定自己提出的规制路径是否能够在非正式金融活动中得到完全验证，然而，对于源自于民间的非正式金融，笔者能够确定的是全文是基于大量实地调研收集的资料所进行的思考与写作，而且会继续这一本土化的“草根学问”。

五、论文提纲

目录

导言

一、问题的提出

二、选题意义

三、非正式金融研究文献述评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非正式金融及其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第一节非正式金融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一、非正式金融概念的厘清

二、非正式金融类型的界定

三、非正式金融的特性分析

第二节非正式金融生成逻辑分析

一、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父爱主义”

二、非正式金融：金融抑制政策使然

三、非正式金融：制度动因

四、非正式金融：交易成本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有利于竞争政策优化

六、非正式金融：个人与企业的选择

第三节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一、政治学基础：公共利益理论

二、经济学基础：金融脆弱性理论

三、法经济学基础：法律制度的普适性准则和制度的供给需求关系.

本章小结

第二章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实需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

规制的发展历程及其问题

第一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

一、1949-1978年：从提倡私人借贷到绝对禁止

二、1978年-1995年：适度宽松，但仍对非正式金融进行抑制的时期76

三、1995-2004年：非正式金融的严格管制期

四、2005-2010年：虽有限制但法律开始松动

五、2010年至今：进一步放宽非正式金融管制

第二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

一、非正式金融的法律地位

二、对非正式金融采取的管制措施与管制主体

三、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责任

第三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缺陷

一、管制强度高、绩效低

二、金融管制理念的偏差

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体系的不健全

本章小结

第三章境外非正式金融发展与法律规制实践及其启示

第一节发达国家非正式金融发展、法律规制实践及其启示

一、美国非正式金融向正式金融的成功转型：社区银行

二、充分尊重合作制本色的合作金融法制典范：德国

三、日本轮转基金组织的成功转型：无尽联合股份公司互助银行一般性商业银行

第二节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实践与启示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

二、小型银行典范：孟加拉格莱珉银行

三、强制替代的代表：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泰国

四、契约治理的典范：台湾

本章小结

第四章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构想

第一节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之重树

一、效率：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

二、自由：赋予公民、企业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

三、公平：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

四、安全：适度监管

五、合作：正式规范与民间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

第二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的契约治理

一、契约自由与契约治理

二、非正式金融契约治理机制现状

三、非正式金融契约的法律治理机制对私人治理机制的弥补与矫正

第三节非正式金融监管边界的分析

一、监管理论述评

二、非正式金融监管边界设定中的主要假设条件分析

三、非正式金融监管成本分析

四、非正式金融监管的供给强度边界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监管的需求边界分析

第四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制度设计

一、非正式金融监管模式的选

二、监管权限的设定

三、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制度的具体设计

第五章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径分析

第一节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各地民间借贷纠纷、非法集资案件持续走高

二、现行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制度的粗疏与滞后

三、监管有效与无效论下的司法介入

第二节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径选择--以“先行先试”和司法能动性为视角

一、地方司法“试错“的可能性

二、能动性下的地方司法

三、地方司法与地方行政的良性互动及司法能动性对立法革新的推动

第三节地方司法“试错”边界分析

一、地方司法“先行先试权”的授权合法性

二、地方司法“试错”主体的限定与时间、范围的限制及监督救济

三、司法的能动性不能取代立法

四、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应注意的问题

本章小结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间金融 界定 金融活动

在中国民间金融一直存在，而民间金融理论研究比其实践产生要晚的多。近年来，在农村，尤其是沿海地区农村，如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民间金融发展极快，甚至支撑起了当地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其速度之快，远远超过人们的想像，民间金融方显示出它的市场特征和比较优势，于是研究民间金融的文献才多起来，理论界和管理层也开始关注此问题。然而对民间金融所持有的态度，各类学术研究和官方言论、政策对此褒贬不一。究竟何为民间金融，迄今为止，对于民间金融这一概念尚未形成大家公认的定义。为了使政府能以市场化方法合理引导民间金融、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特征的科学的民间金融组织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民间金融的优势。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对民间金融进行合理的界定。

一、界定“民间金融”应该考虑的问题

讨论民间金融，首先厘清概念。一般来说，对于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活动，人们都会把它称作为“地下金融”、黑市金融、非正规金融或“草根金融”等，把它看做是一种要取缔的东西，但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是必然要走过的一种二元金融结构。因此，在本文看来，这些所谓的民间金融，它相对于有组织的金融体系来说，是政府金融管制、金融压抑外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融资关系。对“民间金融”这样的理解，这就使得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中性东西，没有正式与非正式、正规与非正规之分，更不是一谈到民间金融就坚决予以否认的问题，因此要界定民间金融就要考虑如下几点。

1.从事民间金融活动的机构或组织是否已经在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如浙江省曾有三家私人钱庄领取营业执照，但因金融监管部门认为非法而被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甚至被乡村政府直接控制，但没有得到当时的监管机构——中央银行的认可，处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为非法金融组织取缔了。

2.民间金融活动是否为非官方性质的。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融资活动的参与者是非官方的，即借贷行为是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在之间发生的；（2）资金的来源是非官方的，民间融资活动所有的资金都来源于居民个人或私人企业；（3）从事资金融通的组织机构的所有者是民营的而非国有的；（4）资金的运作是民营而非国营的，即民间金融应该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民营金融，它也涉及到所有制概念和经营机制。

3.民间金融活动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目前就民间金融按其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无组织无机构的个人借贷和企业融资；二是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融资会；三是政府没有认可的有组织有机构的各种融资形式，如私人钱庄、典当行、基金会等。也有学者把民间金融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临时的无组织融资的民间借贷为第一阶段；有组织、专业化的民营金融是第二阶段。

4.民间金融的正式与非正式性。许多文献文章认为民间金融是非正式（非正规）的，而官方金融才是正式（正规）的，本文认为采用中国人惯有的意识来分辩民间金融的“根正苗红”问题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因为民间金融活动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所以，政府必须反思对民间融资活动的政策，建立一个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而不是简单地禁止。公民有正当的需求，政府的制度供给就应该面向公民的正当需求，禁止民间融资活动在此意义上是与公民需求和偏好背道而驰的。此外，民间融资活动基于民俗、传统、文化，如果政府认为只要有它所一手创设的正式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就是哈耶克所批责的“理性的狂妄”。

5.民间金融非法与合法性。本文认为当民间金融合法时，国家才能提供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使其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纳入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范围之中。“民间金融跟地下钱庄没有任何关系”，两者的区别，亦可从央行下发的文件中窥得究竟：民间金融是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融资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央行特别强调，民间金融是游离于官方金融机构之外的、以资金筹借为主的融资活动。据此定义，民间金融是合法的，而地下钱庄（地下金融）是非法的，属于国家依法取缔或打击之列。

二、“民间金融”的界定

从以上的分析中得出，民间金融既不是指地下经济中没有注册的、非法的、无组织的民间资金融通活动，也不单是指有组织的或已经注册了的民间的资金融通，本文认为应该有如下的定义：民间金融泛指一切非官方性质的（即不由官方出资或官方经营），非国有制性质的，主要业务发生在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符合法律规范或道德规范的资金融通活动的总称。当然这一定义自然排除了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对社会有害的从事非法洗黑钱活动的黑色金融。理由如下。

1.“金融”，即资金的融通。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就必然存在金融。金融本身不带有任何制度色彩，但金融的具体形式是随着客观经济条件或经济形式的演变而不断发展的，任何金融形式的出现和存续都会有其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只有形式的高低级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分，而没有正规与非正规之分，假如有的话，也只能是人为的制度或者体制的设置的结果。如果说民间金融是非正规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的，即在正规金融体制外运作的金融机构体系，通俗地讲就是不合理或者不合法的金融。这种称谓实际上就是一种人为的制度歧视。

2.民间金融的定义规定了其合法性，排除了非法的融资活动。即把所谓的地下金融（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排除在外，因为研究民间金融旨在将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管理机构常规管理系统的金融活动，应该为民间融资活动设计一种法律框架秩序或者央行监管制度，使得民间金融活动走出灰暗地带，使得公民放心、政府放心，使得我国民间融资组织与活动与现有官方金融结构并存，从而形成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性金融秩序。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5篇

从以上的分析中得出，民间金融既不是指地下经济中没有注册的、非法的、无组织的民间资金融通活动，也不单是指有组织的或已经注册了的民间的资金融通，本文认为应该有如下的定义：民间金融泛指一切非官方性质的（即不由官方出资或官方经营），非国有制性质的，主要业务发生在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符合法律规范或道德规范的资金融通活动的总称。当然这一定义自然排除了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对社会有害的从事非法洗黑钱活动的黑色金融。理由如下。

1.“金融”，即资金的融通。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就必然存在金融。金融本身不带有任何制度色彩，但金融的具体形式是随着客观经济条件或经济形式的演变而不断发展的，任何金融形式的出现和存续都会有其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只有形式的高低级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分，而没有正规与非正规之分，假如有的话，也只能是人为的制度或者体制的设置的结果。如果说民间金融是非正规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的，即在正规金融体制外运作的金融机构体系，通俗地讲就是不合理或者不合法的金融。这种称谓实际上就是一种人为的制度歧视。

2.民间金融的定义规定了其合法性，排除了非法的融资活动。即把所谓的地下金融（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排除在外，因为研究民间金融旨在将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管理机构常规管理系统的金融活动，应该为民间融资活动设计一种法律框架秩序或者央行监管制度，使得民间金融活动走出灰暗地带，使得公民放心、政府放心，使得我国民间融资组织与活动与现有官方金融结构并存，从而形成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性金融秩序。

3.民间金融产生于官方金融的边界地带，当国有银行对民营、个体等非国有经济融资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时，民间金融应运而生。加之它的供求关系、运行机制、交易行为与契约治理具有市场化特征，又与民营经济有着“天然”的体制姻缘，在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今天，民间金融作为一种过渡性金融安排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

从上面的分析中看出，我们应该排除那种对民间金融完全否定的看法并允许其在适当的空间内获得发展，同时，应该看到这些金融形式毕竟是与落后的经济方式和经济条件相联系的，是落后的金融形式；而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产物的银行系统，是先进的金融形式，代表着未来民间投融资的方向，它对前者的替代是历史的必然。

二、界定“民间金融”应该考虑的问题

讨论民间金融，首先厘清概念。一般来说，对于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活动，人们都会把它称作为“地下金融”、黑市金融、非正规金融或“草根金融”等，把它看做是一种要取缔的东西，但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是必然要走过的一种二元金融结构。因此，在本文看来，这些所谓的民间金融，它相对于有组织的金融体系来说，是政府金融管制、金融压抑外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融资关系。对“民间金融”这样的理解，这就使得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中性东西，没有正式与非正式、正规与非正规之分，更不是一谈到民间金融就坚决予以否认的问题，因此要界定民间金融就要考虑如下几点。

1.从事民间金融活动的机构或组织是否已经在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如浙江省曾有三家私人钱庄领取营业执照，但因金融监管部门认为非法而被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甚至被乡村政府直接控制，但没有得到当时的监管机构——中央银行的认可，处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为非法金融组织取缔了。

2.民间金融活动是否为非官方性质的。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融资活动的参与者是非官方的，即借贷行为是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在之间发生的；（2）资金的来源是非官方的，民间融资活动所有的资金都来源于居民个人或私人企业；（3）从事资金融通的组织机构的所有者是民营的而非国有的；（4）资金的运作是民营而非国营的，即民间金融应该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民营金融，它也涉及到所有制概念和经营机制。

3.民间金融活动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目前就民间金融按其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无组织无机构的个人借贷和企业融资；二是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融资会；三是政府没有认可的有组织有机构的各种融资形式，如私人钱庄、典当行、基金会等。也有学者把民间金融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临时的无组织融资的民间借贷为第一阶段；有组织、专业化的民营金融是第二阶段。

4.民间金融的正式与非正式性。许多文献文章认为民间金融是非正式（非正规）的，而官方金融才是正式（正规）的，本文认为采用中国人惯有的意识来分辩民间金融的“根正苗红”问题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因为民间金融活动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所以，政府必须反思对民间融资活动的政策，建立一个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而不是简单地禁止。公民有正当的需求，政府的制度供给就应该面向公民的正当需求，禁止民间融资活动在此意义上是与公民需求和偏好背道而驰的。此外，民间融资活动基于民俗、传统、文化，如果政府认为只要有它所一手创设的正式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就是哈耶克所批责的“理性的狂妄”。

5.民间金融非法与合法性。本文认为当民间金融合法时，国家才能提供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使其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纳入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范围之中。“民间金融跟地下钱庄没有任何关系”，两者的区别，亦可从央行下发的文件中窥得究竟：民间金融是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融资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央行特别强调，民间金融是游离于官方金融机构之外的、以资金筹借为主的融资活动。据此定义，民间金融是合法的，而地下钱庄（地下金融）是非法的，属于国家依法取缔或打击之列。

[摘要]迄今为止，对于民间金融这一概念尚未形成大家公认的定义。为了使政府能以市场化方法合理引导民间金融、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特征的科学的民间金融组织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民间金融的优势，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对民间金融进行合理的界定。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民间金融 界定 金融活动

在中国民间金融一直存在，而民间金融理论研究比其实践产生要晚的多。近年来，在农村，尤其是沿海地区农村，如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民间金融发展极快，甚至支撑起了当地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其速度之快，远远超过人们的想像，民间金融方显示出它的市场特征和比较优势，于是研究民间金融的文献才多起来，理论界和管理层也开始关注此问题。然而对民间金融所持有的态度，各类学术研究和官方言论、政策对此褒贬不一。究竟何为民间金融，迄今为止，对于民间金融这一概念尚未形成大家公认的定义。为了使政府能以市场化方法合理引导民间金融、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特征的科学的民间金融组织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民间金融的优势。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对民间金融进行合理的界定。

一、界定“民间金融”应该考虑的问题

讨论民间金融，首先厘清概念。一般来说，对于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活动，人们都会把它称作为“地下金融”、黑市金融、非正规金融或“草根金融”等，把它看做是一种要取缔的东西，但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是必然要走过的一种二元金融结构。因此，在本文看来，这些所谓的民间金融，它相对于有组织的金融体系来说，是政府金融管制、金融压抑外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融资关系。对“民间金融”这样的理解，这就使得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中性东西，没有正式与非正式、正规与非正规之分，更不是一谈到民间金融就坚决予以否认的问题，因此要界定民间金融就要考虑如下几点。

1.从事民间金融活动的机构或组织是否已经在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如浙江省曾有三家私人钱庄领取营业执照，但因金融监管部门认为非法而被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甚至被乡村政府直接控制，但没有得到当时的监管机构――中央银行的认可，处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为非法金融组织取缔了。

2.民间金融活动是否为非官方性质的。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融资活动的参与者是非官方的，即借贷行为是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在之间发生的；（2）资金的来源是非官方的，民间融资活动所有的资金都来源于居民个人或私人企业；（3）从事资金融通的组织机构的所有者是民营的而非国有的；（4）资金的运作是民营而非国营的，即民间金融应该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民营金融，它也涉及到所有制概念和经营机制。

3.民间金融活动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目前就民间金融按其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无组织无机构的个人借贷和企业融资；二是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融资会；三是政府没有认可的有组织有机构的各种融资形式，如私人钱庄、典当行、基金会等。也有学者把民间金融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临时的无组织融资的民间借贷为第一阶段；有组织、专业化的民营金融是第二阶段。

4.民间金融的正式与非正式性。许多文献文章认为民间金融是非正式（非正规）的，而官方金融才是正式（正规）的，本文认为采用中国人惯有的意识来分辩民间金融的“根正苗红”问题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因为民间金融活动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所以，政府必须反思对民间融资活动的政策，建立一个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而不是简单地禁止。公民有正当的需求，政府的制度供给就应该面向公民的正当需求，禁止民间融资活动在此意义上是与公民需求和偏好背道而驰的。此外，民间融资活动基于民俗、传统、文化，如果政府认为只要有它所一手创设的正式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就是哈耶克所批责的“理性的狂妄”。

5.民间金融非法与合法性。本文认为当民间金融合法时，国家才能提供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使其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纳入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范围之中。“民间金融跟地下钱庄没有任何关系”，两者的区别，亦可从央行下发的文件中窥得究竟：民间金融是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融资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央行特别强调，民间金融是游离于官方金融机构之外的、以资金筹借为主的融资活动。据此定义，民间金融是合法的，而地下钱庄（地下金融）是非法的，属于国家依法取缔或打击之列。

二、“民间金融”的界定

从以上的分析中得出，民间金融既不是指地下经济中没有注册的、非法的、无组织的民间资金融通活动，也不单是指有组织的或已经注册了的民间的资金融通，本文认为应该有如下的定义：民间金融泛指一切非官方性质的（即不由官方出资或官方经营），非国有制性质的，主要业务发生在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符合法律规范或道德规范的资金融通活动的总称。当然这一定义自然排除了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对社会有害的从事非法洗黑钱活动的黑色金融。理由如下。

1.“金融”，即资金的融通。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就必然存在金融。金融本身不带有任何制度色彩，但金融的具体形式是随着客观经济条件或经济形式的演变而不断发展的，任何金融形式的出现和存续都会有其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只有形式的高低级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分，而没有正规与非正规之分，假如有的话，也只能是人为的制度或者体制的设置的结果。如果说民间金融是非正规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的，即在正规金融体制外运作的金融机构体系，通俗地讲就是不合理或者不合法的金融。这种称谓实际上就是一种人为的制度歧视。

2.民间金融的定义规定了其合法性，排除了非法的融资活动。即把所谓的地下金融（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排除在外，因为研究民间金融旨在将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管理机构常规管理系统的金融活动，应该为民间融资活动设计一种法律框架秩序或者央行监管制度，使得民间金融活动走出灰暗地带，使得公民放心、政府放心，使得我国民间融资组织与活动与现有官方金融结构并存，从而形成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性金融秩序。

3.民间金融产生于官方金融的边界地带，当国有银行对民营、个体等非国有经济融资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时，民间金融应运而生。加之它的供求关系、运行机制、交易行为与契约治理具有市场化特征，又与民营经济有着“天然”的体制姻缘，在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今天，民间金融作为一种过渡性金融安排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本文总结了关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垂直连接的研究。国外方面，该创新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研究较少，才刚刚起步，但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进行了关注。

一、国外研究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部门的垂直合作属于典型的金融创新，该创新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金融市场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对非正规金融带有偏见，认为非正规金融服务太窄、零碎和无效率。

Bouman（1977；1979）的非正规金融市场研究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农村金融小组，就发展中国家对私人和机构性的非正规金融中介的许多诽谤给予了纠正（Adam，1977；Adam和Ladman，1979）。Adam和Fitchett（1992）、Bhatt（1988）提出，适宜的非正规金融市场，作为金融服务项目创新的一种来源，能够服务于穷人金融的金融需求。20世纪80年代起，有意义的努力是将非正规金融机构结合到正规金融项目中去。例如，马拉维的Lilonwe土地发展项目、津巴布韦的储蓄发展基金会、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印度尼西亚的PHBK（连接银行和自助小组的项目）等。Fuentes（1996）的研究为通过直接的补偿计划把货币放贷人和银行联系在一起，货币放贷人的工资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变化。研究还表明，治理乡村生活的规范和准则有助于约束人可能的策略行为，从而帮助金融机构。Varghese（2004）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考察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筛选、监督和状态核查问题以及执行问题，通过对银行自己发展发放贷和银行与非正规贷款人联结起来发放贷款所得的收益的比较，得出了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联结的激励相容条件。条件表明银行应当根据货币放贷人的机会成本和信息贡献补偿货币放贷人。

二、国内研究

左臣明，马九杰(2006)提出在农村金融抑制背景下，要正视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关系，前者有成本优势，而后者有信息优势。正式提出将二者连接起来为农村金融服务的设想。

武翔宇（2007）在综述中总结道，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有三种联结模式。第一、正规金融雇佣非正规人，如私人放贷者、合作社、资金互助社或小额信贷机构等，由其代为筛选、监督借款人以及回收贷款。非正规人贷款的条件、佣金水平等由正规金融决定。第二、转贷。即正规金融向非正规机构贷款，非正规机构再将从银行所得到的贷款转贷给农村借款人。非正规机构向农户贷款利率、贷款条款等不受正规金融干涉。第三、正规机构隐含的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信息。如正规金融通过“信贷配给”来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信息，非正规贷款人通过提供贷款给非意愿违约的好借款人，使其能继续获得银行贷款，并与其共享未来的盈余。并说明了金融联结的两个主要研究方向：联结条款的设计和联结的效果。并通过构建模型，研究了银行雇佣乡村中介筛选和监督借款人以及回收贷款时补偿方案的设计。提出我国农村可能作为联结中介的主体有以下几种一是金融类乡村中介，如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区发展基金、信贷协会、互助会等；二是村庄资源如村庄的供销社、卫生所、村干部等；三是生产性的组织，如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四是非政府组织。

邵兴忠（2008）以浙江省为例进行了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对接研究。提出了水平连接和垂直连接的几种模式。他认为，垂直连接主要有三种方式：正规金融与专职放贷者的连接：正规金融与捆绑信贷（商品信用）的连接；正规金融与小组金融（合会、小额信贷）的连接。

杨福明、黄筱伟（2008）以温州为例，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具有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协作的关系，并将其定义为协同性。从金融生态的角度出发，认为这种协同性是金融生态体系自我调节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主张把民间金融看作是金融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生态主体，在对民间金融的改革和规范过程中，要考虑金融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

吴成颂（2009）提出了我国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进行水平连接和垂直连接的几种模式构想，在相关的制度安排上建议让非正规金融合法化、加强金融监管、完善服务体系。在制度安排上提出，以利率是否符合民法所要求的不超过商业银行贷款利率4倍为标准。只要合法的放贷者和金融小组就近简单备案，就可以进行放贷活动，以实现垂直连接。

刘杰（2008）对垂直连接的前提条件、效率、可行性进行了完整的理论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互补”关系是实现“垂直连接”的前提。并找到了影响“互补”关系形成的相关因素。另外，“垂直连接”的效率与农村信贷市场的非正规金融市场结构有关。非正规金融市场结构既有可能形成竞争也会造成合谋。竞争的局面是“垂直连接”所愿看到的。进一步放宽假设的情况是，我国大多数地区非正规金融表现为垄断市场结构特征。“垂直连接”的剩余可能会被垄断者完全占有，但同时加大了农村资金的供给，其代价是加剧了农村的不平等。而我国的农村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是非常重要的非正规金融垄断组织形式，而这些组织并不会完全占有剩余，所以应当被视为“垂直连接”的重要参与主体。总之，“垂直连接”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可行的，但是这种可行是有条件的。因而在实施过程中应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立各自的政策预期，不能搞一个模式。农民组织化程度越高，商业化程度越高，“垂直连接”越有效。

万川川（2010）以辽宁农户家庭为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存在着协同效应，两者通过‘垂直连接’是能够增加农村金融供给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想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垂直连接’采取的模式，认为我国正规金融可以考虑跟商品交易互联以及和自有资金放贷者和金融小组的合作。

参考文献

[1] 武翔宇.我国农村金融联结制度的设计.金融研究.2007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本文总结了关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垂直连接的研究。国外方面，该创新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研究较少，才刚刚起步，但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进行了关注。  

一、国外研究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部门的垂直合作属于典型的金融创新，该创新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金融市场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对非正规金融带有偏见，认为非正规金融服务太窄、零碎和无效率。 

bouman（1977；1979）的非正规金融市场研究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农村金融小组，就发展中国家对私人和机构性的非正规金融中介的许多诽谤给予了纠正（adam，1977；adam和ladman，1979）。adam和fitchett（1992）、bhatt（1988）提出，适宜的非正规金融市场，作为金融服务项目创新的一种来源，能够服务于穷人金融的金融需求。20世纪80年代起，有意义的努力是将非正规金融机构结合到正规金融项目中去。例如，马拉维的lilonwe土地发展项目、津巴布韦的储蓄发展基金会、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印度尼西亚的phbk（连接银行和自助小组的项目）等。fuentes（1996）的研究为通过直接的补偿计划把货币放贷人和银行联系在一起，货币放贷人的工资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变化。研究还表明，治理乡村生活的规范和准则有助于约束人可能的策略行为，从而帮助金融机构。varghese（2004）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考察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筛选、监督和状态核查问题以及执行问题，通过对银行自己发展发放贷和银行与非正规贷款人联结起来发放贷款所得的收益的比较，得出了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联结的激励相容条件。条件表明银行应当根据货币放贷人的机会成本和信息贡献补偿货币放贷人。 

二、国内研究 

左臣明，马九杰(2006)提出在农村金融抑制背景下，要正视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关系，前者有成本优势，而后者有信息优势。正式提出将二者连接起来为农村金融服务的设想。 

武翔宇（2007）在综述中总结道，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有三种联结模式。第一、正规金融雇佣非正规人，如私人放贷者、合作社、资金互助社或小额信贷机构等，由其代为筛选、监督借款人以及回收贷款。非正规人贷款的条件、佣金水平等由正规金融决定。第二、转贷。即正规金融向非正规机构贷款，非正规机构再将从银行所得到的贷款转贷给农村借款人。非正规机构向农户贷款利率、贷款条款等不受正规金融干涉。第三、正规机构隐含的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信息。如正规金融通过“信贷配给”来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信息，非正规贷款人通过提供贷款给非意愿违约的好借款人，使其能继续获得银行贷款，并与其共享未来的盈余。并说明了金融联结的两个主要研究方向：联结条款的设计和联结的效果。并通过构建模型，研究了银行雇佣乡村中介筛选和监督借款人以及回收贷款时补偿方案的设计。提出我国农村可能作为联结中介的主体有以下几种一是金融类乡村中介，如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区发展基金、信贷协会、互助会等；二是村庄资源如村庄的供销社、卫生所、村干部等；三是生产性的组织,如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四是非政府组织。 

邵兴忠（2008）以浙江省为例进行了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对接研究。提出了水平连接和垂直连接的几种模式。他认为，垂直连接主要有三种方式：正规金融与专职放贷者的连接：正规金融与捆绑信贷（商品信用）的连接；正规金融与小组金融（合会、小额信贷）的连接。 

杨福明、黄筱伟（2008）以温州为例，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具有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协作的关系，并将其定义为协同性。从金融生态的角度出发，认为这种协同性是金融生态体系自我调节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主张把民间金融看作是金融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生态主体，在对民间金融的改革和规范过程中，要考虑金融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 

吴成颂（2009）提出了我国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进行水平连接和垂直连接的几种模式构想,在相关的制度安排上建议让非正规金融合法化、加强金融监管、完善服务体系。在制度安排上提出，以利率是否符合民法所要求的不超过商业银行贷款利率4倍为标准。只要合法的放贷者和金融小组就近简单备案，就可以进行放贷活动，以实现垂直连接。 

刘杰（2008）对垂直连接的前提条件、效率、可行性进行了完整的理论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互补”关系是实现“垂直连接”的前提。并找到了影响“互补”关系形成的相关因素。另外，“垂直连接”的效率与农村信贷市场的非正规金融市场结构有关。非正规金融市场结构既有可能形成竞争也会造成合谋。竞争的局面是“垂直连接”所愿看到的。进一步放宽假设的情况是，我国大多数地区非正规金融表现为垄断市场结构特征。“垂直连接”的剩余可能会被垄断者完全占有，但同时加大了农村资金的供给，其代价是加剧了农村的不平等。而我国的农村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是非常重要的非正规金融垄断组织形式，而这些组织并不会完全占有剩余，所以应当被视为“垂直连接”的重要参与主体。总之，“垂直连接”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可行的，但是这种可行是有条件的。因而在实施过程中应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立各自的政策预期，不能搞一个模式。农民组织化程度越高，商业化程度越高，“垂直连接”越有效。 

万川川（2010）以辽宁农户家庭为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存在着协同效应，两者通过‘垂直连接’是能够增加农村金融供给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想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垂直连接’采取的模式，认为我国正规金融可以考虑跟商品交易互联以及和自有资金放贷者和金融小组的合作。 

参考文献： 

[1] 武翔宇.我国农村金融联结制度的设计.金融研究.2007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农户融资制度；制度变迁；融资瓶颈；政策主张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8）09-0062-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在农村金融领域进行了多次重大改革，但迄今为止，始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金融浅化、农户贷款难的现象仍然存在并且呈逐渐加强的趋势。那么，农村金融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如何改革现有的融资格局和制度，使农村金融名副其实，使农户的正常融资需求得到满足？理论界从农村金融的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出发，围绕以上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本文在回顾农村金融理论和农户融资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就农户融资状况、农户融资瓶颈的原因及改革主张等理论研究成果作一综述，并对已有研究作简要评价。

一、相关融资理论回顾与简评

（一）“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论

自二十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走上了金融改革与发展之路。但是，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却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借鉴，因为世界主流学派的货币理论以及建立在这些理论基础上的主要货币政策手段都隐含着一个基本的假设：一国经济已发展到相当水平，货币金融制度比较完善。而现实情况却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货币金融领域存在着许多不正常和不合理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各国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二十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I・麦金农和爱德华・S・肖从不同角度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群体的融资状况给予了高度关注，进而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

1.“金融抑制”论的核心内容。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鲜明特色主要表现为特权借款者和非特权借款者的同时存在，对于非特权借款者而言，“有组织的银行业在向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渗透上，在为一般的农村地区、特别是为小额借款人服务方面，是很不成功的”，若要获取外源融资，则“必须由放债人、当铺老板和合作社的不足的资金来满足”。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某些“飞地”特权借款者的融资特权：“银行信贷仍然是某些飞地”的“一个金融附属物”，这些受保护的公司和企业常常可以“预先占用存款银行的有限放款资源”。不仅如此，由于通货膨胀率奇高而利率很低，银行从这些特权部门获取的收益往往是负数，结果导致储蓄者减少货币持有量，使货币持有量大大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最终结果是货币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极低。

肖指出，经济落后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这些经济落后国家虽然“存在着大量的具有高实质收益率的机会”，但却“缺少作为投资来源的储蓄”，而所以形成此种局面，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实施了抑制的金融政策：价格操纵。价格操纵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直接的压制措施，如对存、贷款利率进行管制等。二是间接的压制措施，即通过“税收法案和管理机构限制储蓄者和投资者利用金融交易”。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由于麦金农和肖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因此金融抑制的含义也有所区别。麦金农所指的金融抑制主要是指在发展中国家融资领域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供给型压制，是一种事后的、静态的描述；而肖则主要从融资过程中政府的不恰当干预―价格压制入手，不仅肯定了供给型抑制现象的存在，而且提出了需求型抑制的概念，认为需求型压抑是供给抑制的连锁反应。当然，两者的聚焦基本是一致的：不恰当管制的存在使弱势群体在金融市场中更加弱势，这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恶性循环的不可小视的金融原因。

2.“金融深化”论的政策主张。麦金农指出，要消除金融抑制，必须“通过资金市场自由化来使利率高到足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并消除通货膨胀”，但实施高利率还要掌握一定的尺度。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是“必须而且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求得资金资助的”，此外，“金融自由化必须与贸易自由化、税制合理化和正确的政府支出政策相配合”。肖则对金融深化的尺度、指标以及深化的目标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认为金融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货币体系的改革与深化；将场外市场（即民间的非正规金融市场）纳入正式运行的轨道；鼓励银行等中介机构充分竞争；扶植长期金融等。总之，肖认为，金融深化“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均意味着一种寻求经济自由化的倾向”，“市场中的自由化决策能增进经济福利”。

（二）金融约束论

金融约束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莫多克和斯蒂格利茨于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基于战后日本及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奇迹而提出的又一金融理论，其核心思想是：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地对金融市场进行适当干预，干预的主要手段是利率管制、特许经营权管制以及限制资产替代，以达到在民间部门（尤其是银行）创造租金机会，进而激励金融机构为获取“租金”而实施进取型经营战略，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但政府应如何实施相机抉择的调节政策，提出者并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因此，金融约束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建议是模糊的，可操作性不强。

（三）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领域的三个代表性理论及其政策主张

1. 农业融资理论。农业融资理论是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金融领域占主流地位的学说。该理论认为，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困阶层）没有储蓄能力，农村面临的是资金不足的问题，而农业的产业特性又决定了商业银行不可能向其融资，因此，有必要建立非盈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资金，实行低利率政策。但实践证明，根据该理论而进行的实践是失败的，到二十世纪80年代，该理论被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所取代。

2.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与农业融资理论相反，该理论非常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农村居民（包括贫困阶层）是有储蓄能力的，没有必要由外部向农村注入资金，低利率会抑制金融发展，高利率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该理论主张，农村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尤其应进行储蓄动员；在利率的决定上，应承认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必要实行专项目标贷款制度；承认非正规金融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在国际金融领域频繁出现，这表明在农村金融领域单纯实行市场化改造是行不通的，相应地，农村金融理论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学者们认为，要培育稳定的和有效率的金融市场，减少金融风险，仍需要政府不同程度的干预，但政府到底应该在农村金融领域起什么样的作用，目前尚未形成明确的认识。

二、我国农户融资制度的改革

（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实质与特点

从我国农户融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来看，历次改革大都只是机构设置的变化，没有真正触及融资制度，更没有设计出一个针对广大小农户的具体融资制度。

1.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农村金融业的控制，以便于实施向城市倾斜的金融战略。周立认为，由于经济改革和转轨要求中央政府必须有强大的动员和支配资源的能力，在农村支持城市、农业让位于工业的发展理念下，在农村建立了强大的、自上而下的、由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网络，结果使得长期金融发展让位给短期经济增长，农村金融取得的是量的扩张而非质的飞跃，农村金融机构仅仅扮演了为城市工商部门积累资金的角色。

2. 采取了机构观的改革范式。从历次的改革来看，追求金融机构的多样化是农村金融体制变迁的主线（何广文，2004）。农村金融的每一次变动，基本上是围绕着金融机构的调整来展开的，所谓改革，无非是根据现有的金融机构赋予其相应的功能，并为其建立各种法律法规，这就必然导致虽然改革的举措不少，但固有的问题总得不到有效解决（曹华，2004）。

3. 改革陷入了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涉农金融机构寻找出路的怪圈，陷入了商业化改造与为“三农”服务的矛盾之中。为了扭转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后面临的显性亏损，1996年以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出台的实质并不是为了构建一个新型的为农民服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而是力图缓解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在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之间寻找一个利益平衡点。而推动农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则与“三农”固有的特性冲突，使为“三农”服务的目标落空；放纵农村信用社盲目进行商业化的改造又进一步使唯一与农民联结的金融纽带松懈。

（二）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与路径依赖

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既是在原有金融体系基础上的改革，同时又是在政府主导下的改革，这就决定了改革特有的路径及路径依赖：改革不能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必须在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中权衡利弊。在农村缺乏金融服务的背景下，改革由增设机构并由政府控制入手，形成了供给主导型的农村金融体系。为了保证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利益不受到侵蚀，政府通过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利益来维持城市金融的稳定，农村资金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下大量流向城市。然而这样一来又违背了整个经济市场化的大趋势，企业在“国家亏损由国家买单”的庇护下，不讲求经济效益，资金的利用效率低下，而与此同时，农民贷款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已在改革中逐步引入了市场机制，启动并加速了金融市场化改革，通过窗口指导的形式要求农村信用社守住农村阵地，为农户提供小额信用贷款，但农村信用社迫于风险压力以及尚未消化的亏损包袱，在仿效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中“走向了商业化倾向的改革之路，与农户经济不可能对接，农户融资又一次被忽视”（李春来，2004）。

三、农户融资状况的实证研究及主要结论

（一）研究范式与研究内容

针对农户融资难的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从近期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

1. 就研究范式来看。理论界在关于农户融资的问题上遵循着机构范式和功能范式两种模式，机构范式注重的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形态，认为应从机构改革出发来解决农户融资难的问题；功能范式则重点讨论农村金融机构应具备什么样的为农服务的功能，从功能的完善来探讨农户融资问题。

2.就研究内容来看。绝大多数学者（如温铁军、史清华、曹力群）主要围绕农户融资的来源、动机、数量、成本、融资意愿等方面展开研究，虽然选取的样本不同，但得出的结论却大致相同。

（二）主要结论

1. 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县域金融萎缩。对农村资金采取机构计算法表明，农村的资金大量流向城市，农村资金总量供给不足（温铁军，2001；何广文，2004；谢平，2004）。流失的渠道除了通过大量存差“农转非”外，主要是通过邮政储蓄实现的。

2. 非正规金融表现出顽强的生存能力和长久的生命力。温铁军的调查表明，我国的民间借贷极具普遍性，发生率高达95%。沈明高在分析了全国10省4237户农户5年的面板数据后发现，从非正规金融渠道借贷的农户数量是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贷款的农户数量的1―2倍。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通过对全国20个省份地下金融进行实地抽样调查，测算出2003年全国地下金融的绝对规模在7405亿―8164亿之间，但各地利率却呈现较大的差异。

四、对农户融资瓶颈长期存在的原因诠释

（一）交易成本高

多数学者认为，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融资的交易费用高昂是导致农户融资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周脉伏、徐进前（2004）运用信息成本理论和契约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金融机构距离农户较远，获取借贷农户信息的成本高昂，同时导致农户自履约机制的缺乏，因此，出于防范风险的需要，正规金融机构不会向农户提供贷款。刘朝晖、徐丽（2005）关于贷款成本的研究则更进了一步，不仅考虑了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交易的高信息成本，而且还考虑到了与农户交易所要发生的高运营成本。过高的运营成本一方面源于每笔贷款的额度过小，形成不了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主要来源于农村金融领域薄弱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借贷在克服成本高昂的问题上却具有相当的优势：借贷双方都比较熟悉，获取贷前信息的成本低，贷后的监督成本也低，因此，民间借贷绝大多数没有严格的抵押担保条件，有的甚至连书面合同都没有（李命志，2004）。

（二）金融歧视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农村金融歧视政策，走的是“重城市，轻农村”的金融发展道路（谢平，2004），实行的是农村资金补贴城市的“以弱补强”政策（周立，2004）。不仅如此，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国有银行相比，始终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1996年与农业银行脱钩后，大量的高风险贷款强制转给了信用社，使信用社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都使得信用社对农户的贷款积极性受到打压。

五、打破农户融资瓶颈的政策主张

（一）从农户的真实需求和负担能力出发来改革农村金融制度

大部分学者主张从农户的真实需求和负担能力出发来改革农村金融制度。温铁军认为，国有金融机构与小农经济不可能对接，因此在农村只能搞互质的合作金融；李春来则认为我国农户基本上属于“道义小农”的范畴，也主张给农户提供互助合作制的信贷制度；何广文则从金融的“功能观”出发，认为农户的金融需求是多元化的，在农村应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而不仅仅局限于农村信用社；李剑阁和张杰认为，在中国的一些贫困地区，其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资金流量和经济效益根本无法支撑商业性的金融机构运行，而只能靠政策性金融或者国家农贷支持来解决。但也有学者与李剑阁和张杰的看法相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刘文璞研究员认为，农产品的资金回报率几乎可以和一些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大工业企业相比，农村低收入阶层可以接受商业金融。

（二）充分利用和改造现有正式金融

1. 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的垂直合作方案。周立（2004）的观点与多数学者的看法相同，也认为金融体制的改革应该突破以农信社为主和供给主导型思维，建设“需求追随型”的农村金融体系，但解决的方案别有创新。他认为目前最有效的做法是通过某种机制的设计，使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由水平竞争走向垂直合作：即正式部门对非正式放贷人放贷，非正式放贷人再向农村的信贷需求者或其他的中间人放贷。

2. 改造现有正式金融方案。李命志认为，通过对商业金融的政策和法律引导，可以打破农户缺乏抵押品这一硬约束，从而使商业金融与农户贷款对接。如通过税收等政策鼓励，引导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入；适当修改商业银行贷款制度，如对支农信贷实行单独考核；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商业银行用于本社区信贷投入的比例等等。

（三）充分利用和改造现有非正式金融

由于非正式金融在农村有着极大的成本优势，因此学者们对此种信贷方式给予了较好的评价。温铁军（2001）认为，在改造民间金融方面，可以借鉴“东亚”经验，即通过市场内部化的办法改造已经普遍化的民间金融，使之规范化为社区合作金融。周立（2004）通过分析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四大问题后得出结论：非正规金融解决农村金融市场四大问题的能力远远大于正式放贷人，非正式金融安排在农村的生存发展，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即使在一些政府努力向农村扩大信贷的国家，非正式信贷市场仍十分繁荣。

六、研究中尚存在的不足

第一，假设前提不科学。没有客观、科学地界定农户的类型，简单地用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代替了农户融资行为选择的复杂的假设前提，农户的信贷偏好、农耕文化、农户之间的差异等等均被忽视，而这些恰恰是影响农户融资意愿和行为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第二，主要停留在现状描述阶段，对农户融资的个案研究较多而理论研究缺乏。

第三，没有跳出“就金融论金融”的研究范式，仅从金融学的角度来探求答案，因此也就没有彻底打开农户融资难的“黑匣子”，对农户融资难的成因没有给出全面的的解释。

参考文献：

[1]罗纳德．I．麦金农（美）：《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

[2]爱德华．S．肖（美）：《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3]何广文：《中国农村金融转型与金融机构多元化》，《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2期。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G20 机制化建设 复合机制模式 金融稳定理事会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3-0006-13

在G20机制化建设进程中，有三个时间节点特别重要：1999年12月，在柏林召开首届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标志着G20机制“诞生”；2008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首届G20领导人峰会，标志着G20机制“升级”；2009年9月，在匹兹堡召开的G20领导人第三次峰会，确立了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Premier Forum），标志着G20机制开始“转型”，即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机制向世界经济的长效治理机制转型。那么如何理解“首要论坛”的含义？G20机制如何才能成功转型为长效治理机制？换言之，新时期G20应选择何种机制化建设的路径？

单一机制模式与复合机制模式是目前关于G20机制转型的两种基本思路。持单一机制观点的学者主张G20要成为长效的治理机制，就必须由非正式国际机制转变为正式国际组织，包括签订组织，建立常设秘书处，采用投票制的决策程序，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等，实际上G20就变成了类似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全球经济理事会”。持复合机制模式观点的学者则主张G20可以维持非正式国际机制的总体框架不变，但在总体框架内的具体问题领域，可以利用正式国际组织来发挥作用，采用“可变几何路径”，从而构建出“非正式国际机制+正式国际组织”的机制复合体。在有的问题领域，已经有了正式国际组织，但效率不高，G20的作用是推动其改革，提高其效率，而不是取代它，如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领域IMF所发挥的作用。G20是要推动IMF改革，而不是取代IMF。但在另外一些领域，没有正式国际组织，G20的作用就是推动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如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推动建立了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从这两种思路来看，本文认为，复合机制模式是G20机制转型的更为可行的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G20是否要签组织、建常设秘书处的传统争论。

从现实意义看，本文认为G20如何转型将不仅关系到该机制的生命力和未来发展，还将影响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新兴市场国家能否真正地以“平等身份”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与此同时，以往的国际机制研究往往对正式国际组织关注较多，如联合国、IMF、世界银行、等，而对G8、G20等非正式国际机制进行了有意无意的忽视。非正式国际机制如何开展机制化建设？是否非正式国际机制的机制化建设就意味着非正式国际机制必须要转变成正式国际组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进一步丰富非正式国际机制的理论研究。

一、复合机制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新趋势

国际机制研究的著名学者奥兰·杨（Oran Young）指出，“大部分研究国际机制的学者都把国际机制作为独立或单独的实体，把它们相互孤立开来进行分析，这种方法对于理解国际机制的基本性质，提高对某项国际机制的分析能力无疑具有可取之处，但这种方法也存在严重局限性。正如我们承认思考问题之间的联系对于理解集体行动的动力非常重要一样，思考国际机制之间的互动和关联对于我们理解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约翰·彼得森（John Peterson）也认为，“机制之间的链接（Linkage），而不是机制本身，已变成许多社会科学家分析关注的焦点。”

相对于这些研究倡议而言，复合机制（Regime Complex）概念的出现为分析国际机制“之间”的关联提供了一个更易操作的研究议程。美国学者卡尔·罗斯提亚拉（Kal Raustialia）和戴维·维克特（David Victor）较早提出了“复合机制”（Regime Complex）的概念，认为复合机制是指管理某一特定问题领域的相互交错的、无等级的一系列国际机制的总称。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则提出，当我们讨论复合机制时，不妨设想出一个机制排列的连续谱系：谱系的一端是单一机制，意味着只有一套整合的、等级制的、全面的规则体系，谱系的另一端是高度分散的、彼此之间毫无关系的规则体系。而“复合机制”处在这两个端点之间，既不是单一的、等级制的规则体系，也不是分散的、毫无关联的系列机制。在此基础上，维诺德·阿格瓦尔（Vinod Aggarwal）将复合机制分成三种不同类型：平行机制（Parallel Institution）、重叠机制（Overlapping Institution）和嵌套机制（Nesting Institution），平行机制是指各机制之间不存在正式的、直接的交错；重叠机制是指在一个问题领域内具有多个机制且彼此并不排斥；嵌套机制是指各个机制彼此嵌套在一个同心圆内，类似于俄罗斯套娃的结构。

在当前的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中，非正式与正式国际机制相结合的嵌套型复合机制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核安全峰会等非正式国际机制逐渐成为嵌套性机制的内核，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筹建中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中的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国际原子能机构等正式国际组织逐渐成为围绕这些内核机制开展工作的机制。一般来讲，正式国际组织都是功能性的，由本领域的技术专家组成，按照组织章程开展活动，专业性较为明显，而非正式国际机制往往以领导人峰会的形式展开，且强调要发挥峰会的引领作用，政治性较为突出。

二、复合机制模式与G20机制化建设

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 Lipson）指出，非正式国际机制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包括：非正式国际机制的声誉效应要大大低于正式国际组织，因而国家选择非正式机制可以避免正式的或有形的保证；非正式机制可以绕开国内立法机构的批准程序，从而为政府行政部门参与国际合作减少了阻碍；在合作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非正式机制能够更加容易地进行重新谈判或修正原来谈判达成的协议；最后，非正式机制中成员国能够更迅速地达成协议。正因如此，英国首相卡梅伦强调指出，为什么在国际金融危机最为严峻的时刻，世界主要大国的领导人没有借助于正式国际组织开展国际合作，而是发挥了G20这个非正式平台的作用，主要是因为G20能让他们更快、更灵活、更有效地达成了关于合作的政治共识，摆脱了正式国际组织“刚性约束”的制度架构。

但另一方面，肯尼思·阿伯特（Kenneth Abbott）和邓肯·斯奈德（Duncan Snidal）认为，非正式国际机制的这些优势同时也会给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带有一些负面的影响。非正式国际机制由于没有建立成员国之间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且没有经过国内立法程序的批准，其法律地位得不到国内政治制度的有力保障，因而其违约成本和退出成本都较低，这使成员国可以在遵守或不遵守机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遵守机制的决策上，保持较高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各国就无法对其他成员国的互惠性合作行为形成稳定的预期，最终降低了该国际机制的可信性（credibility）。

灵活性与可信性是国际机制形式选择的两难，非正式机制比较灵活，但缺乏可信性，而正式机制具有可信性，但缺乏灵活性。因而，在G20框架内，通过“非正式机制+正式国际组织”的复合机制模式，可以通过G20的非正式性有效提高机制灵活性，再通过G20框架内的正式国际组织做出具体决策并采取具体行动，从而保证所做出承诺的可信性。这样的话，G20的机制化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G20框架自身的建设，保持非正式性和领导人战略引领的特征；二是G20框架内正式国际组织的建设，将G20领导人所达成的政治共识转化成具体政策承诺并加以落实。具体来看：

1 加强G20框架自身的机制化建设

《中美二十国集团改革研究小组报告》对G20自身框架改革和机制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建议，包括：在机制性质和定位方面，G20应该继续增强它作为一个非正式的、由世界各国领袖引领（leaders-led）的进程的比较优势；在机制成员构成方面，尽管G20成员代表性存在缺陷，但近期仍将维持稳定，G20应邀请联合国、非盟、东盟领导人参会，并在特定议题领域内，将非G20国家以及重要利益攸关方纳入讨论的成员范围内，在G20内可以逐步更新成员构成以保持其合法性；在机制议程设置方面，其核心议程应是全球经济增长、国际金融监管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三项。G20的声誉主要取决于其在这些核心议程上能否取得更多成果，其他议程必须与核心议程相关联，且必须有“日落条款”，有些议程可以交由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会议讨论，领导人峰会应更多讨论他们认为当今世界最紧迫的挑战。在机制成果方面，峰会公报应尽量简洁，集中谈那些需要领导人来强调的重要问题。在机制成果落实方面，G20应建立更好的问责机制，首先应该落实2010年领导人峰会达成的关于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方案。

《卡梅伦全球治理改革报告》也对G20自身的机制化建设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峰会应腾出更多时间让领导人在一起进行非正式的互动和讨论；峰会的召开应该更加机制化，每年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点；如果全球经济面临重大而紧迫的挑战，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以及G20协调人会议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峰会主席国“三驾马车”（上届主席、本届主席以及下届主席）之间应加强联系，在每年初、每年第一季度、每年年中或每年峰会前以及每年峰会后召开数次会议，以确保峰会议程的延续性；G20应充分利用各国协调人组成的网络，邀请协调人对峰会的成就与不足进行评估，协调人还应该与研究G20的学者召开会议，以获取更多的外部智慧；G20对于召开新的部长级会议应秉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对于建立新的工作组应设有时间期限，如果使命完成，应解散工作组；G20应对部长级会议工作效率进行定期评估；G20应加强与非成员国的互动，轮值主席国应委派专门的官员负责听取非成员国的意见；G20每次峰会后应一份非常简洁的《峰会公报》，列举本次峰会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以及之前峰会成果的落实状况，以进一步增加G20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

2 加强G20框架内正式国际组织的机制化建设

G20框架内的正式国际组织应发挥功能性作用，这样可以将G20的精力更多地放在制定大战略上（broad strategy），G20应成为世界经济的指导委员会或者说是董事会，而不是一个负责执行或微观管理的具体机构。G20讨论的问题越是细致，它就越有可能丧失成员国所赋予的权威，同时也越大程度地侵蚀正式国际组织的作用。

在各种正式国际组织中，IMF显然已经成为G20领导人的高级别政治顾问。尤其是在2008至2009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它对全球经济形势的分析已经成为G20领导人采取宏观政策协调行动的基础。在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上提出IMF改革的“一揽子协议”，要求IMF内部的治理结构做出一定的调整。2012年6月G20洛斯卡沃斯峰会讨论对IMF进行增资，补充IMF的资金资源，同时也要求IMF进一步改革，其中关于建立IMF部长理事会的呼声日益高涨。显然，如果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以IMF部长理事会理事的新身份坐在一起讨论全球经济治理，那么IMF以条约为基础（Treaty-based）的正式国际组织所具有的合法性以及选区制所带来的代表性将会给G20注入前所未有的合法性。

根据IMF的章程，IMF部长理事会的构成是一种动态更新的机制。那些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将会在IMF每隔五年一次的份额调整中获益。当成员国在份额调整中投票权上升时，其在部长理事会中的话语权也会上升。各国选拔进入部长理事会的标准必须是透明和普遍适用的，且部长理事会的变动必须与IMF治理框架的变化保持一致。总体而言，G20框架内IMF体制机制的改革实际上已经成为G20整体机制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案例分析：G20、FSB与金融监管领域机制化建设

G20在维持自身非正式性总体框架的同时，不断推动具体议题领域内正式国际组织的建立、改革和完善。其在金融监管领域的表现就是推动建立了金融稳定理事会，或者说是实现了金融稳定论坛（FSF）从一个非正式国际机制向着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这一正式国际组织的转变。

FSF在1999年4月由G7财长央行行长倡议成立，具有典型的非正式机制特征。论坛没有章程，缺乏组织机构的支撑，达成的协议对成员国没有法律约束力，成员构成也基本是发达国家。2008年11月15日，G20在华盛顿召开“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通过了《G20领导人华盛顿宣言》和《行动计划》，其别指出，“金融稳定论坛存在着代表性缺乏问题，应进行扩员，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2009年3月，金融稳定论坛开始了代表改革，吸收了G20中未加入FSF的新兴经济体成员进入，结束了金融稳定论坛作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历史，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FSF非正式性的问题。2009年4月2日，在G20伦敦峰会上，与会领导人达成一致，创建金融稳定理事会，作为金融稳定论坛的继承性机构。峰会后的《G20领导人公报》和《增强金融体系宣言》中用专门的篇幅对金融稳定理事会的职能和运作机制进行了阐述，赋予金融稳定理事会“会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各国财长执行峰会达成的各项行动计划的情况”，并表示将认可和实施金融稳定理事会有关薪酬的最新原则，充分体现了G20领导人利用金融稳定理事会来增强和完善国际金融体系的决心。2009年9月25日，在G20匹兹堡峰会上，G20领导人通过了《金融稳定理事会章程》。至此，金融稳定理事会正式化的进程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章程》对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宗旨、职能、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这标志着金融稳定理事会作为一个正式国际组织的雏形已经基本确立。时任美国财长的蒂莫西·盖特纳将FSB称为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三大正式国际经济组织之后的全球经济治理“第四根支柱”。

根据肯尼思·阿伯特、安·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邓肯·斯奈德和罗伯特·基欧汉等学者的界定，正式与非正式国际机制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义务性（obligation）、精确性（precision）和授权性（delegation）三个方面。其中，义务性是指成员国在机制中的承诺是否是国际法上的义务，或者说是否具备国际法上的约束力（legally binding）；精确性是指成员国在机制中做出的承诺是否足够清晰、明确，是否以不带歧义的语言写进了机制协议的文本；授权性是指成员国在机制中的承诺是否授权给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实施，由第三方机构对承诺内容进行解释和执行，包括提供遵约的信息和对违约进行惩罚等。当成员国在国际机制中做出的承诺义务性由弱变强、精确度由低到高、授权程度由浅入深时，就表明国际机制的属性在由非正式国际机制向正式国际机制转变。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机制化建设刚好经历了这个转变，其义务性、精确性和授权性都有明显提升。

在义务性方面，金融稳定理事会对不遵守国际金融标准的成员国和非成员国进行惩罚、将接受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作为成员国的一项基本义务体现了该机制对成员国的约束力增强。2009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领导人要求各成员国和非成员国遵守税收、反洗钱、反恐融资等方面的国际标准，并要求FSB针对那些可能不合作的国家设立一个对策工具箱（a toolbox of measures）。2009年9月的G20匹兹堡峰会上，领导人在肯定了打击不合作国家所取得的成绩基础上，还要求FSB向国际社会通报不合作国家违反国际标准的信息，将国际合作与信息交换作为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一个主要措施。并强调，如果有些国家继续不合作的话，FSB将会制定出一份不合作国家成员的“黑名单”，这在金融市场对各国政府披露的信息异常敏感的条件下将会对不合作国家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另一方面，FSB将接受“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作为一项成员国的基本任务。199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推出了“金融部门评估规划”，目的是填补当前国际金融监管的空白，提高防范金融危机的能力，同时推动各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正如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于2009年首次接受FSAP评估时所言，FSAP是中国金融体系首次接受国际组织进行的独立评估，实际上是从国际视角对我国金融体系和制度框架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稳健性“体检”，是我国金融稳定自评估的重要补充。但实际上，在FSF框架下，FSAP是自愿的，美国、印尼、阿根廷等很多国家都从未接受过FSAP，印度、巴西等国接受过FSAP，但没有公开评估结果。而在FSB框架下，要求所有成员国每五年必须接受一次FSAP，并公开评估结果。这也体现出FSB对成员国的约束力和义务性明显增强。

在精确性方面，除了将IMF和世界银行主导的“FSAP”作为成员国的一项基本义务外，FSB自己还对成员国开展两种类型的评估：一种是“主题评估”（thematic review），监督成员国对某项具体国际金融标准的遵守状况；另一种是“国家评估”（country review），监督某个国家对国际金融标准的遵守状况。如果说FSAP是一项制度性的“全面体检”的话，“主题评估”和“国家评估”则是对单个国家单项标准的落实状况进行监督。FSB还会具体的评估结果，根据成员国的遵守状况，打出“完全合格”、“基本合格”、“基本不合格”、“完全不合格”四个等级的分数，精确性大大提高。

在授权性方面机制正式性的加强主要体现在独立第三方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不断提升，即FSB秘书处建设和组织架构不断完善。FSF没有专职的秘书长，FSB设立了一个专职的秘书长，三年为一个任期，可以连任一届。FSF只有一个全体大会及其下属的五个工作组，而FSB的组织架构则不断丰富。2009年FSB刚创立时，只有四个组织构成：全体大会、指导委员会、秘书长、秘书处。2011年戛纳峰会后，新增常务委员会、工作组和地区咨询小组。其中，常务委员会又下属四个专门委员会：评估缺陷常务委员会、监管合作常务委员会、标准执行常务委员会、预算和资源常务委员会。戛纳峰会《领导人宣言》强调“要赋予FSB国际法律人格和更大的财政自”。2012年洛斯卡沃斯峰会后，FSB对其授权进行了更新，主要是在标准设置、监管能力、机构成员关系、机构外部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改进。FSB与其他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如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等）合作，根据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需要，制定新的国际金融标准；FSB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通过监管执行、同行审查以及点名批评（naming and shaming）的方式推动成员国及非成员国遵守国际金融标准；FSB成员国之间应发挥协同作用，继续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来参与制定国际金融标准；FSB应与企业和公众建立良好的对话关系，通过圆桌会议、听证会、网站等适当方式来加强与社会各行为体的沟通。

总的来看，从FSF到FSB的制度变迁，有力地提升机制的正式化程度，表现在义务性、精确性和授权性三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G20不断地提供政治推动力，来完善国际金融监管领域的体制机制。

结语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农村民间金融； 法律规制； 法律与金融

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二元分割，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功能错位，农村民间金融受到严重压制。农村民间金融主要包括民间借贷，各种合会、台会、标会，以及钱庄、基金会、储金会等形态，可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农村民间借贷，包括互无息借贷与有息借贷，二是以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为中介的融资活动。

农村民间金融具有人格性与社区性，也具有层次性与共存性：一是人格性与社区性，农村民间金融是基于一定的人缘、地缘和血缘关系的互相合作。农村民间金融多是熟人间的金融往来，基于彼此信息的畅通与人身信任，充分利用农村地区的“圈层社会"，利用社会网络中的人际信任和社会排斥的非正式制裁机制，具有地方性、内生性与信息对称性的特点。二是层次性与共存性，经济落后的地区以民间借贷为主， 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则出现民间金融组织的运作。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变迁表现出层次递进性，即由低市场化、低组织水平向高市场化、高组织水平方向的演进，并且不同层次、位阶和组织形式的农村民间金融表现出混杂的 为什么长期以来，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金融组织与金融行为渗透了农村金融的各层 面？为什么农村金融需要游离于正式法律制度之外的非正式规则？“法律与金融”理论为此提供了 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分析视角。

二、农村民间金融的“法律与金融”视角

“法律与金融”理论以法律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为分析视角，认为法律变化并非总是锁定在已有的法律框架中，而是取决于本土机构的需求，以及改变是否适应现有法律体制下的机制设定。法律是功能性的、反应式的、适应性的，而非标准化制式。法律不是政治、经济中立的机制，而是各方利益参与者的博弈。“法律与金融”研究关注法律的供给与需求，从研究法律与金融静止的、线性的关系发展到关注法律与金融动态的、非线性的互动。[1]

“法律与金融”理论重视正式法律制度与非正式规则的对抗、博弈、共生等互动关系。 有学者研究和比较了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的正式法律、金融制度与可选择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认为基于私人信用、合同联系和企业联合的制度和以民间信用和传统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可选择的融资渠道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经济与金融的增长。[2]

尽管“法律与金融”学说与理论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但其分析视域、分析模型与量化研究为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研究的基准与分析框架，使后来的法律与金融研究者在此基础上不断地质疑、对话、解构与生成，亦为研究中国语境下的农村民间金融法律制度供给、正式法律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博弈均衡、金融管制权与民间自治权的对抗与博弈等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视域与分析框架。

三、农村民间金融法律供给的异化

中国农村民间金融法律供给存在严重的异化，主要表现在：

一是农村金融的法律供给与需求存在极大的不均衡。一方面，农村正式金融远远不能与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多层次性和多样性相匹配，农村金融需求与格局日益边缘化。因政府功能的错位与不当干预，单一化和垄断化的无效率市场，所有权主体缺位与产权缺失下的金融交易行为扭曲，农村非正式金融受到严重压制。[3]金融与法律的正式制度供给往往不能适应农村金融交易的内在需求，出现了正式金融和非正式金融的功能错位，加剧了金融管制权与民间自治权的内在紧张；[4]另一方面，农村民间金融合理的发展得不到相应的正式制度的支持，民间融资、社会集资、非法集资的法律界限模糊，出现农村金融管制权与民间自治权的对抗与博弈。

二是正式金融机制、法律制度与农村社会内生规则的不契合。“法律与金融”研究指出，正式制度越能与非正式制度处于兼容而非冲突的态势与格局，制度的运行越显现出对环境的有效性与适应性。根据LLSV范式，法律是外生的，外生性的法律体系可以导致制度博弈参与者的利益等发生变化，从而有可能制约参与者的行为，但法律自身并不是“制度"，而是对“制度"施加影响的一种存在。日本学者鹤光太郎（2003）提出的“内生性法律理论（endogenous law theory）"认为，法律制度并非是不变的、外生性的要素，它以民间行为主体自我约束性的博弈均衡形式内生地生成，并对上述均衡与行为模式加以强化、巩固。[5]

目前的正式金融机制和法律制度与农村社会内生规则（习俗）存在相当严重的偏离。现代金融规则与乡土社会严重疏离，传统沉淀下的借贷互助和“会、社”融资形式在广大农村有强大的生命力。[6]长期演进中形成的以人缘、地缘和血缘关系互相合作的关系本位社会结构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特殊信任结构深深地影响着金融主体的行为范式。[7]正式法律制度对农村金融市场潜规则的回避与不回应，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使得农村民间金融生态环境的有效性和适应性失衡。

四、农村民间金融与非正式规则的制度变迁

（一）交易主体合作的类型比较：人格化合作与非人格化合作

农村民间金融作为关系型治理，依赖于非正式规则的运作，是一种人格化合作，而农村正式金融作为规则型治理，则属非人格化合作。关于人格化合作与非人格化合作的不同特质，可以交易成本结构、信息结构、社会异质化与同质化、合约自我执行机制为分析框架，进行比较。[8]

1交易成本结构：固定成本与边际成本。非人格化合作交易固定成本大，但边际成本小。非人格化合作需要较大的固定成本投入：制定法律，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制衡机制。但是一旦建立，则与陌生人的交易建立信任机制、因而边际成本降低；而人格化合作交易固定成本小，但边际成本大。人格化合作的固定成本投入很小或没有，交易依赖于由亲戚朋友组成的较小的交易圈，而边际成本较大。

2信息结构与交易“锁定”。人格化合作中，由于存在筛选和验证交易伙伴的高成本和高风险，使交易关系被“锁定”，难以退出。此外，关于交易伙伴的私人信息的“地方性知识”，因其难以验证而难以向其他人传递。而且，为防止潜在的竞争者，交易方有隐匿交易伙伴私人信息的动机，以避免其交易关系被“解锁”，使交易信息流动缓慢，阻碍交易方的进入与退出。缺乏流动的进入与退出机制，是纳什均衡的结果；而非人格化合作中，信息是可观察、可验证、可传递的，交易关系存在流动的进入与退出机制，更易形成大规模市场。

3社会异质化与社会同质化。同质化程度高的社会，交易规模较简单化，且多为关系型合约，依赖私人监督与声誉机制而运作，为人格化合作；异质化程度高的社会，交易规模呈现扩大化及复杂化，流动性强，为非人格化合作。

市场规模的扩大与金融的深化加速了社会的异质化，增加了对法律的需求。[9]当异质化程度越来越高时，基于“声誉”的市场将为第三方机构的监督机制所代替。

4合约执行机制。 道格拉斯·诺斯（1990）认为，在缺乏正式合约执行机制的发展中国家，“自我执行”（ self-enforcement）机制是交易的核心。[10]（133）阿维纳什·迪克西特（2004）指出更复杂的交易要求更多、更复杂的信息，以支持“自我执行”机制。合约“自我执行”机制分为两种：基于重复博弈的双边与多边声誉机制和基于关联博弈的社会声誉机制。[11]（156）基于重复博弈的双边与多边声誉机制是指，建立一个双边和多边的关系契约，确保交易者声誉信息的传递，以及对不良声誉惩罚的可置信性。基于关联博弈的社会声誉机制是指，市场经济中的交易是嵌入在参与人的 “社会网络”，社会网络中的社区规范和文化可以有效地约束经济博弈中参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12]交易主体合作的类型合作类型人格化合作（农村民间金融）非人格化合作（农村正式金融）治理机制关系型治理规则型治理交易成本结构（固定成本与边际成本）固定成本小，但边际成本大固定成本大，但边际成本小信息结构与交易“锁定”信息隐匿、流动缓慢；交易关系被“锁定”，难以退出信息可观察、可验证、可传递；流动的交易关系社会异质化与同质化同质化程度高，交易规模较简单化，私人监督与声誉机制异质化程度高，交易规模复杂化，第三方监督机制合约执行机制合约“自我执行”机制：基于重复博弈的双边与多边声誉机制和基于关联博弈的社会声誉机制正式合约执行机制（二）制度变迁

一方面，当金融市场规模小、参与人数有限时，与正式金融的非人格化合作相比，农村民间金融的人格化合作更易提供信息、执行与监督机制，形成稳定的博弈均衡。农村民间金融利用农村地区的“圈层社会"，基于彼此信息的畅通与人身信任，建立了声誉保证机制和动态激励机制，开发和利用了信息、关系、社区法则等各种地方性知识，化解了因资源稀缺和信息不对称的制约。正如青木昌彦（2001）所说，每个博弈均衡要求不同的激励约束条件，当两个或多个博弈组成关联博弈时，会使得在独立条件下所要求的苛刻激励约束条件变得较为宽松。当交易双方放弃短期机会主义选择，而诚信地接受激励时，交易契约的有效性便得到提高。[13]非人格化合作的固定成本投资较高且耗时多、见效慢，而市场交易范围小时，因人格化合作中的交易信息可观察和可验证，以及“以牙还牙”的交易策略得以奏效，成为组织的稳定策略，因而人格化合作的非正式金融更易发展且迅速壮大，具有相对优势，形成子博弈完美均衡。[14]

另一方面，在市场范围有限、分工程度低的农村民间金融中，交易主体会更多地采取自我实施的人格化合作；在市场范围和分工程度都比较高的农村民间金融中，交易主体会更多采取依赖第三方实施的“正式合约”的形式。[15]非人格化信任超越家庭、宗族、村落、种族。非人格化信任越高，交易成本越低。非人格化信任对复杂的社会组织与大规模经济发展极重要。[16]（33）随着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参与人数日益增加，市场分工深化，面临更多陌生人间的交易，农村民间金融的关系型治理下的边际成本不断增加，与农村正式金融的规则型治理下的交易方相比，缺乏有效的竞争力。当关系型治理的人格化合作平均成本超过规则型治理的非人格化合作平均成本时，关系型治理下的经济难以与规则型治理下的经济竞争。此时，就会出现人格化合作（关系型治理）向非人格化合作（规则型治理）转型的转折或变迁。[17]

人类社会发展正是基于合作能力、公共产品与集体行动，是人格化合作与非人格化合作的共存。当一个社会从基于个人关系和人格化交易向基于非人格化关系和非人格化交易转轨过程时，基于制度的信任取代非制度的信任，法治作为转轨的一部分就会逐渐显现。事实上，确立法治分别需要两个制度变迁：提供法律的制度，以及一系列保护前一种制度并确保它们得以维持的可置信承诺。[18]

非正规金融规则在中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变迁进程中至关重要，其产生和发展具有明显的制度变迁的导向作用。农村金融法律在正式制度层面的建构性变迁亦被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和演化所约束。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变迁，本身就是从非正规金融制度逐步向正规制度演化的过程。

五、农村民间金融法律规制：政府、市场与自治的博弈

1厘清金融管制的边界，克制金融管制边界的移动。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史表明，现代金融制度的出现无不是私人金融交易在不同经济、社会制度与文化背景下的内在制度长期演化的结果。但随着金融交易的深度与广度的扩展，政府的制度供给成为必然的需要。大规模的、非人格化的金融交易与金融市场要求更深层次的制度供给。[19]但与此同时，金融发展也在不断改变着市场与政府间的边界。政府因其自身利益的局限出现制度扭曲与政府功能错位，即善于运用全局知识的政府过度参与市场运行，从而压抑了善于运用局部知识的商业性、合作制和民间金融的功能发挥。[3]农村金融的有序运行，需要政府公权力与民间私权利实现良性互动。政府对农村民间金融应扶持，而非限制，应引导，而非直接干预。一方面，政府的功能是建立与维持一个自由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秩序框架，进行公正而透明的监管，为市场提供制度支持与监管架构，而非直接参与或介入农村金融机构的组建和日常运作。另一方面，政府的金融规制应存在一个合理的边界，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农村金融管理模式，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目前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变迁仍然是政府在起决定性作用，但显然政府已经不是金融法律制度变迁的唯一力量。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特征，但过多的自上而下的影响和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反而会在一定程度阻碍市场的发展。因此，在建设中国金融市场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市场，尊重市场发展的规律，要把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博弈均衡有机地结合起来。[20]

2关注“地方性知识”和“本土资源”，尊重中国农村金融“共时性”语境。当下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进程呈现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近现代工商业生产方式甚至后现代信息经济的“共时性”混存。这种渐进改革背景及其“共时性”语境就必然会使得当前中国的金融规制面临复杂的格局和错杂的问题。[21]

法律和市场间的关系是在行动和战略反应间的一种高度重复的过程。法律和市场活动之间是滚动的关系——并不是单一地由法制制度指向市场活动。将这种关系看成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很重要，因为它将使问题的焦点从法律制度的“渊源”转变到法律制度如何变化和它们将去向何方。[22]

不完备法律理论认为，由于法律是不完备的，所以法律应根据各国的国情、习俗不断进行适应和演进，而非生硬地移植。[23]此外，由于法律不完备，因而产生剩余立法权和执法权的分配问题。我国目前对于农村民间金融法律规制的权力主要分配给了法院和行政机关事后行使严厉的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缺乏事前的监管机制与预警机制。

农村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应充分关注农村金融市场的“地方性知识”和“本土资源”，充分尊重中国农村金融“共时性”语境，尊重市场机制与民间社会，将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博弈均衡有机地结合起来。[24]

3农村民间金融自治。构建中国农村民间金融的法律制度，要避免落入制度理性的陷阱，应从非均衡的、演化的、系统的视角研究金融法律制度变迁。对于中国的金融法律制度变迁来说，市场自生自发的扩展使金融制度被设计的成分逐渐弱化，自我实施程度逐渐加强。金融法律制度构建的成功与否，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共同体内部的非正式规则约束的兼容性。[25]

农村金融的金融管制权与市场自治权两权之间在对抗之外存在更多的共生和合作空间， 农村民间金融法律规制的有效构建，关键在于尊重市场差异性、多元性与民间自治权。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大量的地方性知识，需要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来发现和利用分散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地方性知识，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农村金融需求，建构农村金融的多元化格局与模式。[3]

建立农村民间金融的自治机制，完善农村民间金融的多元治理机制。支持、引导农村金融相关行业协会的设立，实现行业自律监管，保持其民间性、非盈利性、独立性的属性，实现政府监管与自律的互动。鼓励创设自治性相互监控安排，利用地方性知识来监控、分散风险，成为对监管的部分替代。如组建借款人连带保证小组以及组织借款人互助合作，鼓励同类金融机构（如信用社）之间建立互保险基金。[3]

4农村民间金融法律规制的路径依赖、约束条件与本土化选择。“法律与金融”学说不断修正与丰富自身理论与研究范式，认为法律与经济、金融的关系是非线性的、长期的并相互作用的。并指出传统的理念与研究视角中，法律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是静止的、线性的正相关关系，即良法良好执行=良好经济发展，而事实上，法律与经济、社会是动态的、非线性的关系，而非以“良法+有效执行=良好经济发展”的简单等式来表达的观点。[26]

正式金融机制对农村金融市场地方性知识的回避与不回应，正式金融机制与法律制度与农村社会内生规则（习俗）存在的严重不契合与偏离，使得现行农村民间金融法律供给制度的运行缺乏多元化和开放性。

金融法律制度依赖的基础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成熟程度。正式制度安排从总体上看是对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理性肯定，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私人非理性又从微观上逐渐地排斥和否定正式制度安排的社会理性，二者之间总是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的制度博弈。因而，对法律规则的运行方式及变迁路径仅作逻辑上的推理和理论上的论证是片面的，必须关注中国农村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的路径依赖、约束条件与本土化选择，只有如此，才能构建一个本土化的农村民间金融法律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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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1]Curtis J. Milhaupt：“Beyond Legal Origin： Rethinking Law's Relation ship to the Economy—Implications for Polic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 ve Law，（9）2009.

[2]Franklin Allen， Jun Qian， Meijun Qian：“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7）2005.

[3]冯兴元，何梦笔（德），何广文.试论中国农村金融的多元化——一种局部知识范式视角[J].中国农村观察，2004（10）.

[4]李志刚.经济法上的两权对抗及其消解———以国家对民间融资的法律管制为视角[J].法学，2006（1）.

[5]鹤光太郎.用“内生性法律理论”研究法律制度与经济体系[J].比较，2003（8）.

[6]李志刚.经济法上的两权对抗及其消解———以国家对民间融资的法律管制为视角[J].法学，2006（1）.

[7]张建伟.法与金融学：路径依赖与金融法变革[J].学术月刊，2005（10）.

[8]John Shuhe Li：“Relation-Based Versus Rule-Based Governance： An Exp lanation of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Miracle and Asian Crisis”， 11 Rev. Int'l Ec on.651，651（2003） .

[9]Curtis J. Milhaupt and Katharina Pistor， law and capitalism，P42，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10]Doulgass C. North，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Avinash Dixit，Lawlessness and Economics： Alternative Modes of Governa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贾生华，吴波.基于声誉的私人契约执行机制[J].南开经济研究，2004（6）.

[13]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14]王永钦.互联的关系型合约、内生的制度与经济发展[J].学术月刊，2006（11）.

[15]王永钦.互联的关系型合约、内生的制度与经济发展[J].学术月刊，2006（11）.

[16]Ralph L.Bayrer，Free People， Free Marke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17]John Shuhe Li：“Relation-Based Versus Rule-Based Governance： An Explanation of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Miracle and Asian Crisis”， 11 Rev. Int'l Econ.651，651（2003） .

[18]巴里·温加斯特.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如此抵制法治[J].比较，2010（2）.

[19]张杰，尚长风.我国农村金融结构与制度的二元分离与融合：经济发展视角的一个解释[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5）.

[20]Franklin Allen， Jun Qian， Meijun Qian：“Law， finance， and economi 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7）2005.

[21]李志刚.经济法上的两权对抗及其消解———以国家对民间融资的法律管制为视角[J].法学，2006（1）.

[22]Curtis J. Milhaupt：“Beyond Legal Origin： Rethinking Law's Relati onship to the Economy—Implications for Polic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9）2009.

[23]卡塔琳娜·皮斯托，许成钢.不完备法律（上）—一种概念性分析框架及其在金融市场监管发展中的应用（上）、（下）[J].比较，2005（3）（4）.

[24]Franklin Allen， Jun Qian， Meijun Qian：“Law， finance， and economi 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7）2005.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金融可得性；融资成本；法律实施；信任

由于跨时期交易潜在的机会主义和不对称信息下的道德风险，融资方事后可能利用各种方法直接或间接侵占出资方的利益，这将大大减少出资方的“可保证收入”，因此，出资方可能事前就不愿意让渡资金的使用权，这将降低融资方的金融可得性。当融资方试图提高回报率吸引投资时，一方面会增加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会面临逆向选择约束。好的投资者保护有助于约束融资方事后损害投资者的行为，反过来有助于融资方事前更好的融资，并降低融资成本。Ld Porta、Lopez-de-silolcs、Shlcifer和Vishny发现普通法系国家较好的有关投资者保护、债权人保护的立法和法律实施有助于缓解融资方事后的掠夺行为，从而能够很好地解释其发达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

当人们接受了法律显著影响融资的命题以后，就不难理解法律会影响到公司治理、股权分散程度和公司价值的大小；法律会影响到企业融资成本的高低；影响到银行存贷利差，影响到一国的信贷规模；影响到企业的融资能力，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增长率和企业的规模。

在LLSVV等的影响下，沈艺峰等利用国内的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先后讨论了中国的投资者保护对证券市场发展、企业资本结构、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姜付秀等讨论了投资者保护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陈冬华等讨论了在法律保护不力时，证监会的准入管制对法律的隐替代；张健华等讨论了法律保护促进融资，却可能影响银行的贷款规模和风险。

但是Allen等的研究却认为LLSV的结论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为在中国转型期间较弱的投资者保护下非正规金融起了很大作用，79.63%的融资来源于银行以外，非正规金融依赖的运行机制是长期关系和声誉，而法律在长期关系中作用较小；卢峰和姚洋进一步认为，在当前金融压抑的背景下银行贷款存在倾向国有企业的歧视性偏好，而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的许多融资却是非法的，特别地，国有企业的金融资源漏损成了民营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如果他们的观点是对的，那么，在中国加强法律实施要么对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影响是不显著的（法律对非正规金融影响有限），要么不利于企业融资环境的改善，特别是那些参与金融腐败的企业（法律会不完全替代已有的长期关系网络，法律会打击违法融资），我们就应该放缓而不是加快市场经济的法治化进程。

一、研究样本与变量说明

本文主要使用2005年世界银行对中国120个城市共12400家企业的调查数据，该调查所覆盖的城市包括中国大陆除外的所有省份，占到中国GDP总量的百分之七八十。除了4个超大型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各抽样了200家企业以外，其他每个城市各抽样100家企业。所调查行业不包括受政策限制较多的金融服务业，共有31个行业。每个行业中的企业被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每一类型企业占到该行业全部收入的1/3。然后再从每一类中选取同等数量的企业，且每个企业至少有10名雇员。

同时，为了研究非正式实施机制在企业融资中的作用，我们以信任度作为长期关系和声誉的变量，使用了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0年有关各省信任度的调查结果，该调查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一）司法（无）效率与司法公正

问卷中包括司法效率的指标有企业与其经销商或零售商之间发生纠纷后采取法律诉讼方式解决所需要花费的时间t1，与原材料供应商之间发生纠纷后法律诉讼所需要花费的时间t2，使用它们可分别得到司法无效率衡量的两个指标，本文主要使用t1这个指标。问卷中关于司法公正的指标可以由被问及发生商业纠纷时企业对当地司法系统公正裁决的信心来衡量。为了剔除主观调查所产生的随意性，我们可以将所有回答中最低5%和最高5%作为极端值剔除；同时，为了免除后面研究司法效率、司法公正与企业融资之间关系的内生性困扰，可以将企业的回答分城市加以平均，得到当地企业对120个城市司法无效率和司法公正的评价。表1给出了描述性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一个商业纠纷平均耗时6.74个月，最短可在一个月内解决，最长则可达三年。尽管少数企业对中国的司法公正完全没信心，但平均而言，国内司法系统的公正性还是得到大多数企业认可的，信心超过了70%。而且，司法公正与司法无效率有较弱的负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36，对一些案件处理较快的城市，办案速度并没有影响到公正。

（二）金融可得性（access to finance，后文简写为ATF）与融资成本（financing cost，后文简写为FC）

问卷中调查了一些因素是否对企业的运营和增长构成制约，如通信、电力、交通、税收管理、习俗、工人技能、地方保护等，包括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答案分为五个等级：非常严重、严重、中等、有点影响、没影响。后文在没有歧义的情况下把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对企业发展的障碍直接表达为金融可得性的难易和融资成本的高低。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的情况分别见表2和表3。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大部分企业都认为金融的可得性（65.72%）和融资成本（60.32%）对企业的运营和增长构成了制约。特别地，我们注意到金融可得性的严重程度要大于融资成本（回答金融可得性问题非常严重和严重的比例都大于回答融资成本的相应比例），这说明企业难以通过提高投资回报率来吸引资金，因为这会面临逆向选择的约束。

（三）金融腐败

在金融压抑的背景下，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之间有很大差距，这制造了寻租空间。中央银行研究局2003年做过一个调查：企业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除了支付正常的利息（包括浮动利率），每年还得花费贷款的5%来维持和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良好关系，并且申请到一笔贷款还得额外支出4%。

当企业无法正常获得融资时，很可能参与金融腐败。问卷中企业被问及是否曾经向银行或其他贷款机构职员做额外支付以获得贷款，有807家企业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也有企业拒绝回答此问题。这为我们考察腐败的参与、法律实施对腐败的影响、法律实施对参与非法融资企业的影响创造了条件。

（四）信任度

为了讨论非正规融资的实现机制，我们引入张维迎和柯荣住的信任指标，以此作为长期关系和声誉的变量。该指标是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0年对全国15000多家企业问卷调查的结果。信任度的测度是根据总样本中认为该地区最值得信任、第二信任、第三信任等的人的比例来确定。他们发现，是否剔除本省的样本对第一信任排序几乎没有影响，故采取它作为各省信任度的测度相对更加稳健。本文也使用该指标对企业（或城市）所在省份的信任度进行赋值。

（五）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的年龄、用企业的雇员总数表示的企业规模对数、2004年的利润对数、销售额的对数、净固定资产对数。近年来企业的政治关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目的包括发送盈利状况的信号，获取相应的资源。问卷中政治关联的变量包括总经理是否由政府任命，税收部门、公共安全部门、环境部门和社会与劳动部门对企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官员比例，我们将后四个变量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为一个政治关联变量。另外，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也许还受到所有权性质影响，我们把企业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其他。最后，再设立119个城市虚拟变量。其描述性统计见表6。

二、计量分析

首先使用全部样本讨论法律实施与企业金融可得性融资成本的关系；接下来讨论哪些企业更可能参与金融腐败；最后使用容易参与腐败的企业和已经参与腐败的企业作为分样本，讨论法律实施是否有助于这部分企业融资环境的改善。

（一）司法效率、司法公正与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

如前所述，尽管法律实施有助于企业改善融资条件，但对于中国转型时期，该命题是有争议的。我们这里采用微观的企业数据验证法律的有效实施，包括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是否有利于企业的金融可得性以及融资成本的降低。根据表2和表3的制约严重程度，令金融可得性或融资成本等于0表示非常严重，等于1表示严重，等于2表示中等，等于3表示有点影响，等于4表示没影响。我们使用ologit模型，假定潜变量Y*由下式决定：

同样，融资成本与此类似。回归结果详见下表。

从表6可以看出，无论是否控制其他变量，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均显著影响到企业的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司法越有效率，司法越公正，企业的金融可得性越好，融资成本越低。而且，控制住城市虚拟变量以后，司法效率、司法公正的影响大得多。企业高管由政府任命会降低企业的金融可得性，提高其融资成本。企业的政治关联在没有控制城市虚拟变量的时候看起来有助于改善企业的金融可得性、降低融资成本，但是一旦控制住城市虚拟变量，它们的影响却不再显著。因此，我们对政治关联影响企业融资的假说表示怀疑。企业性质会显著影响企业的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外资企业的金融可得性更好，融资成本更低；而民营企业的金融可得性差，融资成本更高；国有企业的金融可得性也比较差，而融资成本则不显著。这可能说明银行商业化后比较注重贷款风险，民营企业可能通过后文讨论的腐败手段获得融资，而国有企业相对不会，所以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更高。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对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都有有利的影响，但以雇工人数衡量的企业规模，以及企业的净固定资产却不利于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这不符合我们回归前的预期，原因可能是规模较大的企业有相对更大的融资需求。

（二）谁参与了金融腐败

如前所述，我国的金融市场并没有完全放开，官方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排队，还会有寻租，租金实际上也成为企业融资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当企业无法正常获得信贷，在现行金融制度安排下，企业可能会给予金融机构某些雇员非正式支付以帮助企业获得贷款。我们预期融资困难的企业更可能参与金融腐败，而且企业性质也会影响金融腐败的参与。国有企业即使面临融资困难，相对而言，参与腐败的动机较小，原因可能是人不愿意为企业发展承担额外的违法风险。首先忽略那些拒绝回答的企业样本，运用Probit模型回归；最后一列则考虑样本选择问题，运用Heckman两步法进行回归，其中选择方程协变量为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我们的设想是法律实施越好，参与金融腐败的企业回答可能越有顾忌。

以上回归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融资越困难，参与腐败的动机越强烈；民营企业更可能参与腐败，外资企业更不可能参与金融腐败，国有企业参与腐败与否不显著。司法公正有利于，而司法效率影响则不显著。

法律实施对于融资困难的民营企业，特别是参与腐败的企业的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是否有帮助？这个问题在没有数据支持以前是难以回答的。因为法律实施一方面保护投资者利益，从而有利于企业融资；另一方面它又在金融压抑的背景下打击了非法融资，不利于这些企业融资。以下回归结果给出了相应的答案。

单独对民营企业做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的回归，在控制城市变量以后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而且是有利的。尽管这里法律实施的作用是复杂的，存在相互抵消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民营企业主要依赖Allen等强调的非正规金融，还有卢峰和姚洋强调的非法金融漏损，以及本文强调的违法的金融腐败。考虑所有正负影响以后，本文的证据再次支持法律有利于融资命题的有效性。不仅如此，甚至单独对那些参与金融腐败的企业做回归，结论依然不变。

三、法律与信任

如前所述，现有文献强调中国企业对非正规金融的依赖，前文对不同样本进行回归，检验法律对那些依赖非正规乃至违法机制的企业是否依然有效，这里则检验直接引入非正规金融实施机制以后法律的作用是否依然显著？如果我们以信任作为非正规金融实施机制的变量，引入信任与法律的交叉项还可以考察法律与信任的作用是互补还是替代。一般地，这属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关系的讨论，有关的文献很多。已有理论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既有互补也有替代的作用。互补表现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不同的运行机制，有各自的优势，分别适用于不同的领域；替代表现在本该正式制度作用的领域，如果正式制度缺位，非正式制度就会建立并发挥作用，即使这种作用是扭曲的，如Hay等对俄罗斯转型期法治缺位时黑社会替代执法的描述，替代还表现在正式制度建立初期，会摧毁原有非正式制度作用的基础。本节以信任作为长期关系和声誉或非正式制度的变量，考察法律在Aucn等所说的中国以非正规金融为主要融资方式的经济中，控制了信任以后法律的作用是否依然显著，以及法律与信任在企业融资过程中究竟是替代还是互补的关系，从而检验前面结论的稳健性。为了节省篇幅，这里不再列出控制变量的系数，只列出关键变量。

以上回归表明，信任对企业融资很重要，既有利于企业的金融可得性，也有利于企业融资成本的降低。在控制了信任以后，法律实施同样重要。在当前的环境下，法律实施与信任对投资者或许起到了双重的保护作用。问卷中关于企业是否与上下游厂商签订正式合同的答案表明，90.34%的企业回答与经销商和零售商签订了正式合同，87.56%的企业回答与原材料供应商签订了正式合同，这表明即使在中国的商业交往当中非正式的机制起了很大作用，企业仍然很重视正式法律的互补作用。有意思的是，第二节的相关系数矩阵表明，信任与法律实施好坏负相关，说明二者存在一定替代关系，即法律保护差的地区信任会发挥更大作用，但这里交叉项的符号表明，法律在信任度更高的地区对企业融资作用更大，二者有相互增强的互补作用。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13篇

[论文摘要]本文从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背景和发展现状出发，对其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了引导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良性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背景

（一）正规金融供给不足

在我国农村地区，正规金融供给不足是非正规金融蓬勃发展的外在原因。其中，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服务不充分等问题普遍存在，资金供需缺口不断扩大。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撤并县以下金融机构，农业发展银行仅在农产品收购方面发挥政策金融的作用，农村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农村信用社成了唯一能向农户提供资金借贷的正规金融机构。而农村信用社由于规模不大、不良贷款率高、亏损严重，为三农融资能力有限，远远无法满足农户的融资需求。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调查资料显示，2003年20842个样本户中，农户贷款总额为2947.92万元，其中银行、信用社贷款为769.16万元，仅占26.09%。

（二）非正规金融的优势

费孝通把中国农村社会称为乡土社会，即以族缘、地缘、血缘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非正规金融交易正是建立在族缘、地缘、血缘关系基础上，人们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活体验，面临着大致相同的现实社会问题。他们相互熟悉，因而相互欺骗的概论极低，从而有效避免了正规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降低了贷款中的道德风险。

二、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现状

（一）发展规模

改革开放之初，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明显。从1986年，非正规金融的规模开始超过正规金融的规模，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关闭后，农村非正规金融更加活跃。

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294个农户的常规调查表明，2000年农户贷款来源中，有68.4%来自私人借贷。2002年，这一比例上升到72.3%。从地区分布看，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从非正规金融借贷的比重越高；从融资用途看，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非正规金融主要用于非生产方面，而东部较发达地区则主要用于生产和经营活动。

（二）趋势特征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我国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主要表现在：

1．公开化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府对非正规金融活动的打击措施比较严厉，处于萌芽期的非正规金融活动较为隐蔽，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盈利性质的非正规金融活动逐渐被人们接受。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开始认识到农村民间借贷对地方经济的积极作用，并逐渐放松对民间借贷的打压措施，使得农村非正规金融由隐蔽逐步转向一定程度的公开。

2．组织化

过去，农村非正规金融借贷的主体绝大多数是个人，现在一些村镇集体和企业也参与到非正规金融的借贷活动中。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借贷主体由传统的个人行为向组织结构发展。

3．规范化

以往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多以口头信用约定为主，符合人们文化水平较低的现实。现在，随着人们风险意识的加强，出现了以存单、债券、房地产等抵押、质押的情况。农村非正规金融交易活动逐步规范化。

三、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虽然在弥补正规金融不足和促进金融机构改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其自身内在缺陷的存在，使得它存在诸多问题。

（一）规模和范围上存在劣势

农村非正规金融只能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才有效率，这导致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在规模和范围上的劣势。农村非正规金融在活动范围和规模上的劣势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范围和规模的狭小使得小范围内的经济主体面临的风险无法通过多样化进行有效分散，导致了较高的关联风险；其次，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范围狭小，资金的转移只能在小范围内实现，不利于资金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有效配置，造成了效率的损失；再次，金融是一个特别追求规模效益的行业，然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小规模经营会使得单笔金融业务的运作成本无法通过规模的扩大进行分摊。

（二）内部经营管理混乱，经营风险较大

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制度不规范，内部经营管理较为混乱，大部分非正规金融机构没有建立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没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及审计稽核制度，其筹资、征信、信用审核、授信、风险承担等能力低下。同时，由于大多不提取存款准备金和呆帐准备金以抵御风险，经营风险较大。

（三）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是一种自发、盲目、分散的信贷活动，交易方式相对简单，借款手续不规范，极易引起债权债务纠纷和集资欺诈等问题，严重时甚至引起暴力犯罪。在欠债不还的情况下，不少债权人通过暴力收回借款，民间也因此出现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追债公司，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四）不利于国家对农村经济的宏观调控

农村非正规金融分流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能力，从而削弱了正规金融贷款的能力，进而影响金融的宏观调控效果。一些不符合农村经济宏观政策的项目由非正规金融为其融资，结果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引导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良性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明确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地位

从经济学角度看，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是由于正规金融供给不足造成的，我们可以在加强引导、监督并纳入法制管理的前提下，适当给予发展空间，发挥其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补充和辅助作用。此外，应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使早已利率市场化的非正规融不再有违法之嫌。

（二）实施分类监管

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我们应采取分清类别、区别对待的原则，对其进行分类监管。一些运作相对规范，资本实力较强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应加以引导和发展，条件成熟时可将其改组为正规金融机构，逐步纳入国家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中，加强监管，避免因其金融供给不规范而诱发金融风险，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冲击。

那些暂不具备转化为正规金融机构的非正规金融，政府应加强监管，鼓励其向着规范化方向发展。其中对经济生活有害的非正规金融活动则要坚决取缔。如地下经济活动以高利率为诱饵的非法集资、金融诈骗活动，进行洗钱活动的地下钱庄和地下外汇兑付店等。

（三）完善相关法规

为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国家可以针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形式制定相关法规，以法律形式明确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契约要件等交易规则，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完善相关法规并不是将农村非正规金融全部纳入政府监管范围，而是给其提供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减少它对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周丽莉：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金融与经济，2006（9）：79-80

[2]卓凯：非正规金融契约治理的微观理论[J]财经研究，2006（8）：112-113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农村非正规金融；民间金融；地下金融市场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3-0008-05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在美国学者麦金农(1973)的金融发展理论中，曾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二元式金融结构，即一部分是以商业银行等为代表的有组织的现代化金融组织及金融市场，另一部分则是以私人借贷、合会、钱庄等为代表的传统金融组织和金融市场。对于麦金农所说的传统金融市场部分，许多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也相应地提出了不同的概念，尤其国内研究更是如此。称谓亦是多种多样，如有非正规金融市场(Informal Financial Market)、灰黑色金融市场(Gray and Black Finance)、地下金融市场(Underground Finance)、民间金融(Folk Finance)等。这些概念的研究对象大体一致，但其侧重点和观察的角度又有所不同。其中国内普遍使用的是非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两个概念，为了避免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及研究的需要，在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相应区分。

一、非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概念辨析

非正规金融概念与正规金融相对应，在国外文献中使用的较普遍，有时也将二者称为非正式金融和正式金融，而民间金融概念在国内学术界以及媒体中使用得较为普遍。事实上非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因经济交易的需要，由下而上自发形成，即都具有内生性。而区别则表现在对其概念界定的角度不同。首先，从相关的文献上看，正规与非正规金融主要是从法律或者政府监管的角度进行分析，即某一金融组织是否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而国有(官方)金融与民间金融则主要从所有制的角度进行分析，即由某一金融组织的产权主体归谁所有进行界定。其次，两者的差异与国内外的习惯用语有关，在国外主要是从“法”的意识上界定；而在国内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原有的意识形态成分即“所有制色彩”，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意识中国有(官方)与民间是一个鲜明对立的概念，非国有的则就是民间的，如我们在经济体中有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称谓，因此相对应地在金融领域就使用了国有金融与民间金融的概念。

因此非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概念实际上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界定，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逻辑关系，从具体的金融组织形式上看，两者在大部分情况下是重合的，如私人借贷、钱背、合会、互助会、私人典当、私人钱庄等既属于非正规金融又属于民间金融。但两者又存在不一致之处，如民生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从所有制或产权角度上属于民间金融，但是它们已被官方承认，并纳入了官方的监管范畴，因此它们又属于正规金融组织；而如20世纪90年代我国商业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形成之初的行为，初期并没有纳入官方的监管范围，属于非正规金融活动的范畴，但是它们又不属于民间金融，因为其行为主体本身是以国有形式存在(如四大国有银行)。

按照以上思路，我们认为非正规金融并不代表就是民间金融，同时正规金融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国有金融，两者之间概念不存在等价关系。为了保持与国际上的学术惯例相一致，以及避免公有或私有等国内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我们运用非正规金融这一概念。在本文中我们把非正规金融理解为由于市场主体交易需要，在经济体内部由下而上自发形成，但不被监管当局所认可，并以隐蔽的方式进行经营活动来取得收益的金融中介组织及其行为活动。对于参与、贩毒、洗钱等地下违法交易活动的黑色金融活动既不能得到现行制度规则的许可，更不具有经济合理性，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演变分析

我国非正规金融活动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且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依据各种形式出现的历史时间先后顺序，相对应的组织化程度，以及与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功能演变，农村中非正规金融经历了民间自由借贷、各种合会、钱背、钱庄等由简单组织到复杂组织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变迁的过程中，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两种功能属性即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地位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在民间私人借贷阶段，其起源于农村乡土社会，主要表现为亲戚、朋友之间的交情借贷，这种借贷方式几乎没有利息。可以认为在私人借贷方式中，交情借贷是源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最原始意义，这个阶段的借贷需求基本上是以平滑生活需求为主，生存性借贷是其基本要义。因此这个阶段，刚从农村乡土社会中脱胎而产生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其社会属性远远高于它在高利贷所表现出的经济属性，其社会属性是其主要表现形式。

但伴随着农村经济逐渐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开始以合会形式出现时，其经济属性日益突出，而且开始超过原有的社会。在这个阶段，合会分成了两种不同模式，一种是互质如轮会等，这实际上是从民间私人借贷中的社会属性发展而来。另一种是以赢利性为主要目的抬会等形式，这种形式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区，其规模影响越大，如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这意味着随着市场规模扩大，农村非正规金融逐渐脱离了原来“乡土气息”的社会属性，经济属性日益重要。

当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大多数交易者将倾向于节约人情成本，更愿意通过支付利息的商业行为来完成交易，于是原先的友情无息借贷逐渐向有息方向发展。因此当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到钱庄形式时，原有的社会性属性已基本上不存在，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性组织。所以农村非正规金融变迁的历程是其从乡土社会中产生，由最初的社会属性为主导，然后从其社会属性中衍生出经济属性，最终又脱离原始的社会属性演变成为具有经济属性的金融组织。

同时伴随这一过程，也是信用类型发生变化的过程。在起初，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中所表现的只是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交易基本以口头协议为主，我们可以把这种信用类型理解为简单的关系型信用。当农村非正规金融以合会的形式出现时，由于市场交易规模扩大和其经济功能逐渐增强，原来依托于社会属性的“简单关系型信用”将难以保证交易任务的完成。于是出现了一些简单、松散的章程安排，原来的口头协议也逐渐转变为签字协议，与原来的相比，可以理解为“复杂的关系型信用”。当其进一步发展到钱庄等形式时，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属性已经主要表现为经济意义上的属性，在这一

属性下形成的信用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今天金融现代信用所具有的功能，可以认为是“准契约型信用”。因此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化的进程中，实际上是其属性由以社会属性为主，发展到社会属性与经济属性并存，最后转变为以经济属性为主；信用类型从简单的关系型信用，到复杂的关系型信用，再到准契约型信用的过程，具体如表1所示。

三、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规模分析

由于非正规金融交易活动具有隐蔽性等特征，使得对其资料和数据的搜集十分困难，因此其真正的市场规模也就难以确定，目前大部分数据主要是通过调研获得。表2显示了亚洲发展银行和世界银行在1990年的一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农村非正规金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各国农村金融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非正规金融主要存在于农村和中小城市，尤其在沿海地区如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更为普遍，国内学者大部分通过案例调查的方式进行，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推算，近年来部分学者的调查情况如表3所示。

此外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3)对全国20个省份的实地调查，发现全国地下信贷的绝对规模在7450-8300亿元之间；若按照郭沛(2004)年估计，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从1997年到2002年，按窄口径计算大致在1802亿元至2001亿元之间，按宽口径计算规模大概在2238亿元至2750亿元之间。我们根据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可以得到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的一个更为长期发展状况，如图1所示，从中可以发现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在不断加强。

上图中反映了自1986年以来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趋势，从地区差异上看，可以发现非正规金融在农户整个借款比重中，东部地区的比重最高，中部次之，西部较低，而且从1989年开始东中西部各地区所占比都已超过了一半。从全国趋势上看，农村非正规金融呈现出递增的趋势充分反映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平滑农户的消费与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显示出其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在分散化的农村金融市场中，非正规金融基于在信息和履约机制上的相对优势，使得它与正规金融相比更能节约交易费用，降低违约率。在一定程度上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有利于农村社会资本的形成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正如IFAD(2001)指出，在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信贷机构的四倍，对于农民来说，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正规金融市场。

四、政策选择分析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变迁的三种可能方向

从各个国家和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经验来看，大致有三个可能的演化方向(姜旭朝，2004)。第一种方向是一部分非正规金融组织继续保持其互助合作的“原始形态”，如以轮转会等形式，作为一种临时性松散组织，只在约定的时期内存在。这主要是由于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现代主流正规金融组织不愿进入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而国家实施的政策性金融尚不完善，使得这些具有传统互质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得以存在。

第二种方向是由互组织演变为非法的地下金融，以诈骗或洗钱等为目的的各种合会，则其形成机制和背景较为复杂。这种形式在经济发展较快而政府金融监管缺乏效率的地区比较普遍。严格地讲，这种形式属于本文定义中的广义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形式，已经脱离了经典意义上的非正规金融，属于非法范畴，不是本文讨论的对象。

第三种方向是从具有合作性质的非正规金融逐渐演变为带有商业性质的正规金融组织。其运作机制在转变过程中也会发生较大变化，如从轮转模式(Rotating)转变为非轮转模式(Non-rotating)；从短期金融组织转变为永久性金融机构；从只存不贷变为存贷结合；从定期运营转变为每日运营等(Seibel，1999)，这种存在形式有如日本的“无尽”、韩国的“契”、中国台湾地区的合会公司等。

(二)政策选择

中国的金融制度变迁历程已经告诉我们，其并不是简单的遵循节约交易费用和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路径，而是与按照政府的偏好密切相关。显然政府的介入要么推动金融制度向更为有效率的方向演进，要么阻碍这种进程(官兵，2005)。因此，政府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变迁方向。与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变迁的三种方向相对应，政府亦有三种政策性选择。

第一种是政府采取放任自由政策，在农村非正规金融演进中充当无为之手，无所作为。在这种政策下，政府完全不干预，任其自由发展。但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基于特殊信任基础上的，当其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就会存在社会资本“失灵”现象，如发生的各种倒会风潮，都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由于这种形式长期得不到法律认可，交易契约又不能受到政府有效保护，这使得农村非正规金融很可能被一些食利者或金融诈骗分子所利用，偏离其原有的发展轨道，严重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

第二种政策选择是采取强行干预政策，无所不为。事实上，这种强行“拔高”做法亦会中断农村非正规金融原本正常的演进方向。经典的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农村中兴起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合作基金会曾在缓解农村资金紧张等方面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在1990-1996年间全国农村基金合作会的支农资金合计达63.2％，远远高于农行、农信社同期支农的比重，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强行行政干预导致了其最终失败(温铁军，2000)。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地方政府强行介入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行为，打断了农村非正规金融演进的正常路径，正是这种不正当干预造成了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最终衰弱。

第三种是政府采取有所作为的政策。前面分析了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变迁，政府采取“不作为”或“无所不为”的政策都不能使其从“关系型信用”演变成“契约型信用”。因此，政府应当意识到既然执意打压非正规金融和任其自由发展都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可考虑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状况，适当降低市场准入条件，引导并扶持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各种不同形式的农村非正规金融交易给予法律上的有效保护。将其信用关系纳入到正式制度的调节范围，使其最终成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

五、结论性评语

农村金融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的脱节。现在农村金融组织机构中遇到的问题是：已有的正规金融组织由于产权的模糊性，难以有效行使所有权、控制权与监督权；同时非正规金融组织的产权虽是独立完整的，但却得不到法律应有的保护，而正是因为这种不被认同使得这种组织只能以非正规或地下的形式进行隐蔽活动，这种不规范的交易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中的交易成本。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民间金融；非正式金融；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民间金融内涵的再思考

收录日期：2016年3月17日

在我国关于民间金融的研究颇丰，但是对民间金融内涵及外延的界定各不相同，而且存在争议。定义时既有交叉重叠的地方，又有未涵盖的真空地带；不同的文献对此的定义既有相矛盾的地方，又有错误之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条分缕析，标准化它的内涵和不同层面的统计口径，以便后来的文献能从不同的口径上进行计量和分析，这样使得不同的研究将具有可比性。

一、民间金融的再定义

1997年世界银行对非正式金融（Informal Finance）作了定义并进行了分类，即把非正式金融定义为监管当局没有控制到的金融行为或金融机构，同时把它们归为三类：一类是专业性质的金融机构和金融组织；二类是既不发放贷款也不吸收存款业务的机构；三类是金融市场上的中介机构。当前很多文献把民间金融与非正式金融等同起来，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民间金融”内涵与国际上的“非正式金融”概念能完全重合吗？

首先我们剖析几种典型而又公认的民间金融形式，把握它们的本质特征，这对于我们归纳出它的涵义具有提纲振领的作用。

（一）民间借贷（或民间自由借贷、民间直接借贷），主要是指民间个人或家庭自发的资金借贷、企业间的资金拆借等。其资金主要为自有资金，不通过其他中介，通常发生在比较熟悉的社会关系或亲友之间。其中，有的是以亲缘、地缘或业缘为纽带的无息借贷，带有援质，因此民间金融不一定以盈利为目的，并不是“所有以盈利为目的”（秋慧，2004）的金融活动。多数情况下，借贷双方之间没有协议或仅为口头协议，只是在金额较大时才有借条，借贷关系靠信用来维系。中国人民银行对民间借贷的干预仅为借贷利率不得高于正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利率的四倍。

（二）合会，这是一种流行于民间的自发性的集体金融组织，无须注册和登记，具有互助合作性质。一般由会首邀请具有地缘、血缘的亲朋好友自发组成一会，每位会员以自有资金定期缴纳定额会金，并按某种方式预先确定顺序依次得到一期会金并支付当期利息。借贷关系靠人脉和道德来维系，通常不以盈利为目的。如果会员多到一定程度而超出信任边际也会出现金融诈骗和倒会，因此我国目前将规模较大的合会界定为非法活动。我们有必要对那些对地方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合会进行改造，若将其发展成小额贷款公司（Micro finance）将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抉择路径。

（三）私人钱庄，主要是将自有资金作为信用保障，为借贷双方提供担保，从事存贷款业务、外汇交易和结算的一种金融形式。信用关系是建立在社会人际网络基础之上，一般采用股份制或私人合伙制，所有者以其出资承担有限责任或以其私有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其业务活动不接受金融当局的监管，也不为政府所认可，运作缺乏规范性。随着1986年《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的颁布，我国的私人钱庄一部分登记为城市信用合作社，另一部分则成了地下非法钱庄。

（四）典当行，俗称当铺，典当是指当户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或将其财产权利、动产作为当物质押给典当行，并缴纳规定的当费获得当金，然后约期归还当金、支付利息和赎回当物的行为。从本质上讲，典当业务相当于一种小额抵押贷款。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管和法规，多头审批，造成畸高的费率甚至其成为销赃之所。虽然目前典当行已实行注册制并接受监管，但法律上把它归为工商类企业，并未接受金融当局监管。因此，“正规金融是指……典当业等正规金融部门所进行的交易活动”（杜伟，2008），认为典当业属于正规金融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直到后来颁布了一系列管理办法对其加以规制，典当业才成为我国多元化融资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纵览以上几种民间金融形式，我们可以窥见它们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征：

第一，民间金融存在于官方监管体系之外，是“游离于正式金融体制之外的金融活动，不受中央银行管制和国家信用控制”（Anders Isaksson，2002），资金处于正规金融机构体系外循环。也就是说，“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一般由中央银行调控，非正式金融则是除此之外的金融活动”（lvan & Michelle，2001）。这是民间金融内涵的必要条件。例如农村合作基金会，地方县、乡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它的运作和监督，其并不接受金融当局监管，因此属于民间金融；相反，农村信用社现归农业银行管理，接受金融当局监管，属于正规金融的范畴。鉴于此，李丹红认为八种形式的民间金融包括农村信用社，笔者不敢苟同。

第二，民间金融的参与主体多为个人与私人企业，属于民间非国有经济，带有私人性，金融活动一般在企业、家庭和个人之间进行，这是民间金融的充分条件。“孙莉等认为民间金融是由民营金融机构（如股份制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的总和”，这种观点与民间金融的本质相去甚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金融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民间资金逐渐向国债及股票市场流动，“民间金融……借贷资金不能跨市场流动”（Atieno & Rosemary，2001）不是民间金融的本质特征，这也说明民间金融的内涵是发展的。

第三，民间金融依靠道德约束、民间信用和人脉关系来维系。正式金融依靠社会法律体系来约束，但是我们不能以该金融行为是否合法作为民间金融的评判标准，更不能认为违法金融就是民间金融。就是在正式金融机构中也存在违法行为，我们就不能据此认为该违法行为就是民间金融。再则，民间借贷中的零息友情借贷无疑是合法的。因此，“在法律上，民间金融不为法律所认可”（李伟，2008）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传统意义上将民间金融归于非法金融或黑色金融也是不对的。

上述三个特征对我们领会民间金融的内涵不无裨益。鉴于此，我们可以把民间金融界定为：它是处于官方金融监管之外的、由非国有经济主体为民间经济进行资金融通而自发经营和投资的、通过道德约束或民间信用维系的金融行为和金融组织。“处于官方金融监管之外”是相对于正规金融体系而言的，其具有非监管性，从而与正式金融划清了界限；“非国有经济主体”说明了民间金融的供给者和参与者并不是经注册和审批的机构或组织；“为民间经济进行资金融通”说明其经济本质在于满足投融资需求，是为社会经济服务的，最终会为法律所认可的，从而与地下非法金融划清了界限；“自发经营和投资”说明其内生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内生性和自发性，不为政策所引导；“通过道德约束或民间信用维系”说明它以业缘、血缘、地缘为纽带，以横向信用为基础，能比较优势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金融行为和金融组织”说明其本质是一种金融，隶属于金融范畴。

在把握民间金融的内涵时，我们有必要甄别以下几对范畴：

1、民间金融和民营金融。民营金融是与国营金融相对应的概念，其中的典型代表是民营银行。关于民营银行的概念一直存在纷争，曾康霖（2002）和姜波克、蒋冠（2002）等学者都曾经定义过，这些争论不外乎三类：治理结构论、资产结构论和产权结构论。不论他们是强调经营模式还是注重产权模式，民营银行都为法律所认可并接受金融当局监管，都经过严格的审批，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各项数据指标持续符合规定。它不符合非正式金融的国际定义，它属于正式金融的范畴，把民营银行放到民间金融中来讨论（秋慧，2004）是不妥的。

2、民间金融和非法金融、地下金融。非法金融是一种金融违法犯罪行为，是一国法律所禁止的，那么也就是一国的金融监管当局无法监控到的金融行为与活动，它符合非正式金融的国际定义。非法金融不但包括非正式金融中的金融犯罪如金融勒索、欺诈、洗钱、非法集资等，也包括正规金融机构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地下金融一定是非法金融，如果该金融行为是合法的，那么就没有必要隐藏于地下，也就无所谓地下与地上了；而民间金融应是非正式金融中的合法部分，或者暂时不合法只是时间的问题，由于民间金融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其“经济本质在于满足融资需求，且借贷资金大多用于生产性投资和消费”（陈硕，2015），最终会通过立法使其走向合法化；而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如金融诈骗、洗钱之类，将永远被各国法律所禁止，不属于民间金融的范畴。

二、民间金融的外延

纵观民间金融的发展历程，根据其正规化、制度化程度不同可以对其进行分门别类，每一大类又可以分为若干子类，这样就可以做到冈张目举，便于后续研究者从不同的口径和层面上进行统计、计量和研究，同时使得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再则便于立法，使哪些类别的民间金融合法化，同时应当取缔哪些种类的非正式金融。

（一）较为完全意义上的非制度化、非正规化的形态。首先，民间借贷是民间金融的原始形态，按利率水平不同，民间借贷可分为白色借贷、灰色借贷和黑色借贷；按参与金融交易主体不同，民间借贷可分为企业间借贷和私人间借贷；按履约形式的不同，民间借贷又可分为书面约定型和口头约定型。其次是合会，按取得资金的方式不同其可分为标会、摇会和轮会。合会中具有敲诈投机性质的抬会，其会首采取滚雪球的方式来扩大资金规模，以牟取暴力为目的，从而散失了合会本来的互助功能，应依法予以取缔。合会按参与人数可分为三星会、六合会等；按转会或收会的期限可分为年会、季会、月会和旬会等；按组织形式又可分为单线型合会、团体型合会和混合型合会。再次便是私人钱庄，它们由银背和信用中介发展而成，集团型、合法公司型和家族型是它的三种基本类型。

（二）由非制度化、非正规化的形态向制度化、正规化转化的形态。首先有民间集资，它是由民间借贷向专业化演进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依据集资形式其可分为联营集资型、专项投资型、入股投资型和以劳带资型等；其次是银背，即借贷中介人或经纪人；再次是私募基金，依据组织形式不同，其可分为合同型投资基金、合伙型投资基金和公司型投资基金。依据投资对象不同，其可分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又称作私募股权投资”（刘慧敏，2014）是不确切的。其中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又包括创业投资（VC）和私募股权（PE），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又包括民间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自有资金的投资公司、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和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然后是小额信贷公司，按照性质不同其可分为制度性和福利性两类。制度性小额信贷公司又可分为商业性制度和公益性制度小额信贷公司。其他的还有诸如融资性担保公司、农村合作基金会、互助会、储金会等。

（三）目前，已经制度化、正规化并以新的形态出现了的有典当行。

三、界定和理解民间金融时还应虑及的因素

（一）民间金融的定义是动态的、历史的和发展的。对非正规金融的界定体现了一个国家所处的金融发展阶段，在某一时期为非正规金融，而在另一时期则可能为正规金融。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体制转型、制度变革具有跳跃式的国家更应考虑到这一点。

（二）对民间金融的界定还有意识形态和国家意志的因素。在推行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意识形态上就排斥非公有制经济，民间金融自然没有合法的空间。如在解放初期，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得从事金融活动，这体现了国家意志对民间金融的排斥。在那时，民间金融是违法的，即“黑色金融”；后来中央分别于2004年和2005年颁布了《一号文件》允许“社区金融机构”之类的民间金融，这时期民间金融处于半合法状态，因此也就有了“灰色金融”一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金融日渐成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已是不争的事实，逐渐健全这方面的立法只是个时间的问题，最终将使民间金融合法化。

主要参考文献：

[1]World Bank.Inform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in Four African Countries[J].Findings：Africa Region，1997.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