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教育论文范文

母语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母语中华文化音乐教育

0.引言

自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音乐落后论”、“全盘西化论”等问题上展开了学术争论。为此,我国音乐教育界提出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本文就我国音乐教育中的母语教育方面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与大家共同探讨。

1.我国音乐教育现有体制的由来

中国音乐教育在清代以前占主体地位的是中国传统音乐。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的推行和西方音乐文化的侵入,我国音乐教育便走上了西化的道路。西化的表现可以概括为:引用欧美学校歌曲曲调作为唱歌教材、乐理采用西洋乐理体系、教学方法照搬西洋。这时候兴起的“学堂乐歌”便成为我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起点。

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西化”问题。中国近百年来的音乐教育有得也有失,正如福建师范大学王耀华先生所说,其“得”在于:引进欧洲近现代音乐教育体系,使中国音乐教育走上了系统化、规范化道路;提高了全民族的音乐水准;引进西洋近现代音乐及其理论,促进了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促使某些音乐形式的诞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音乐的发展。其“失”在于: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以欧洲音乐理论体系为基础对学生进行教育,忽视了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深入探讨和重建,不利于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弘扬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在专业理论方面,以欧洲音乐理论为普遍真理,而取代中国音乐理论;在音乐创作方面,以欧洲音乐体裁为效仿的楷模;在价值取向方面,重西轻中,以西否中。[1]

在对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得”与“失”思考的同时,也会引起对我国音乐发展的另一个问题——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主体性危机的思考。由于受西方工业文明价值观及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影响,我国一些人把东西方音乐关系纳入了古今关系,而不是把它作为人类音乐的成果来借鉴和接受。这样,也就使中国传统音乐的心理学、美学等价值被“削足适履”地纳入了西方音乐演进的轨迹。这一切都要求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整体的文化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评价与重构。

由此可见,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是一项严峻的课题,其历史必然性更不容置疑。

2.母语选择——中国传统音乐

所谓“母语”,就是指一个人最初学会的一种方言。[2]806本文这里说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中的“母语”,是借用了语言学的概念。美国语言学家布鲁克和特雷杰认为:“语言是使一个社会集团内部协调一致和任意的有声符号系统”。可以说,音乐也是人类社会“有声符号系统”的组成部分。音乐与母语有着密切的关系。声乐中的歌词本身就是语言,器乐也总是体现着母语文化的特征。另外,“一个民族的传统音乐必须要依靠民族某种具体语言和文字来交流、记录和传播,特别是没有文词依附的传统器乐曲,在民间仍然主要采用‘口传心授’的方法来传承”。[3]39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华民族在语言特色、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审美情趣、民族心理素质等方面在世界上都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本体、民族尊严、民族意识的标志。如“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品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等。虽然中华文化也含有封建性的糟粕,如君主专制主义思想、男尊女卑以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思想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因循守旧思想等,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母语,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华文化母体千百年来也孕育了传统音乐文化的成长和发展。

那么,今天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就应该指的是“以在中华民族历代生产斗争、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文化为深厚基础和广阔背景而进行的音乐教育”。[4]

当今中国音乐文化处于中国传统音乐、中国现代民族音乐、外国音乐三种体系多元共存的复杂状况。每一种音乐体系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人们的音乐生活中发挥着互相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各自的文化价值没有高低之分。它们都是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都值得保存和继承。但是,在世界各国,音乐教育首先应该担负起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构建。所以,最根本的“母语”选择应该也只能是中国传统音乐,正如当今一些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指出:“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是自信的危机,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ness)。”[5]梁铭越先生也曾经谈道:“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如若失去原生态演艺的存在,其传承也愈接近离失而无形中被埋没了。”[6]263也就是说,如果放弃中国传统音乐体系而选择其他音乐体系,则意味着否定了自我。那么,“弘扬中华音乐文化”就只是一句空话。所以,在“母语”音乐教育中,只能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为根本资源。当然,作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意味着排斥其它音乐体系,否定其它非母语因素。相反,还要把世界各民族的音乐文化知识列入普通教育的音乐课中。王耀华先生曾经指出:“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为根本,既注重继承,又重视发展,既继承一切优秀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使之得以弘扬,又重视对其他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借鉴、吸收。”[7]

3.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现实意义

当今,中国音乐教育界提出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要求把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作为基点,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音乐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中,起着并且至今仍然起着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支柱作用。若要让这灿烂的音乐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这一历史重任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到音乐教育的肩上。

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是增进中华民族情感交流、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进程的需要。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整体结构中,“乐”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的乐贵移风易俗观,荀子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记》更是充分肯定了“乐”的美育社会功能,可见音乐的民族凝聚力十分强大。同时,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也是增进中华音乐文化内部交流、继承发展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优秀传统的需要。如果没有把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保护好的话,就不能为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另外,在世界音乐教育界也出现了重视各民族传统音乐教育的趋势。面对这一世界音乐教育的共同趋势,我国的音乐教育要如何进行改革,不仅是音乐教育界,而且是整个音乐界应该重视的问题。

4.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困难和可能性

尽管对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充满着信心和希望,但是,这一体系的建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还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其一,要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必须摆脱西方工业

文明价值观及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影响,建立新的音乐教育价值观。

其二,必须改变中国传统音乐非系统化的现状,总结出适合我国音乐教育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作为教材。

其三,要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必须打破原有模式的约束,寻求新的教学方法。必须找到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方法和当今世界先进教学方法的契合点。

其四,必须培养具有中华文化意识的音乐教师。虽然存在这么多的困难和问题,但实现“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又有其现实基础。

在对历史的反思中,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已成为大多数音乐工作者的共识。通过大多数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奠基性的成就,比如,对古文献、古乐谱、古乐种的研究、整理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1985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35条,明确提出了“加强美育”,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1999年,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对“美育”又作了更进一步强调。这一切都将会对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实现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5.结束语

弘扬中华音乐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音乐文化传统,是我国每位音乐工作者的崇高历史使命。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是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弘扬中华文化仅仅依靠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建立将与西方体系形成一种平等的对话,为世界音乐文化沟通、互补与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王耀华.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得与失.音乐研究,1994,2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

[3]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4]王耀华.根深扎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乐府新声,1996,1

[5]管建华.重建比较音乐学.中国音乐,1995,1

母语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1．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现有的课程设置很难体现出母语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大部分高校大学英语所开的选修课，如《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等多集中介绍西方社会文化，而有关母语文化的一般性知识到系统整体学习的英语课程很少或者几乎没有。母语文化的课程多为大班授课以汉语讲授的选修课程，课时偏少，教学内容不够系统，且只关注母语文化，甚少涉及文化对比，学生缺乏中国文化英语表达的有效输入，影响了跨文化交际的准确性和流利性，尤其是在用英语表达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如，中医中药、佳肴菜系、传统民俗等话题时，常常无所适从，一头雾水，导致交际任务失败。

2．教材是学习和教学的主要依据，是文化教学内容的直接和重要来源，更为重要的是，教材内容隐含着一定的社会文化价值观，是“隐性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教材内容也是影响学生对母语文化认知和母语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材所选文章多部分来自英美报刊书籍，而与中国本土文化有关的语料却少之又少，这种只注重西方国家语言与文化的引用和介绍，缺乏对母语文化的导入和传播的教材内容，使母语文化长期处于一种被压制的状态，缺乏中国性和民族性，而学生因长期模仿和浸透英美文化，对英美文化的认同超越了对母语文化的认同，由于反映母语文化的英语教材材数量不多，且不够系统准确，使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不能学到有关母语文化的正确英语表达，从而产生文化误读，文化负迁移不可避免，长期积累就出现了英语教育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很多学生既欠缺中国文化知识，又欠缺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

3．测试是教学的指挥棒，指导着教学方向，对教学内容有反驳作用。目前，我国大学英语各级英语考试中，内容几乎都是考察英语语言和文化知识，虽然新版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内容增加了中译英翻译题，考察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表达能力，但这显然还不够全面，母语文化还没有作为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在英语考试的其他几个方面，如听、说、读、写几项技能中充分体现，这必然会减弱大学英语教学中传授中国文化的动力。

4．英语教师承担着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的双重任务，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是否能够有效地导入母语文化，教师的素质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大学英语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要设计者和引导者，教师对母语文化的认知，弘扬母语文化的意识和自身的文化素养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邓文英等(2005)、肖龙福等(2010)对中国高校英语教师的调查问卷显示，大多数英语教师对中国文化融入英语教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积极的态度，但他们的中国文化知识掌握情况不够乐观，他们应用所学语言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传播和弘扬民族文化的能力也不令人满意，因此英语教师必须尽快加强自身的母语文化修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大学英语教育中母语文化回归途径

1．我国大学英语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让学生了解西方文化，更要学生以此为媒介在跨文化的交际中，提高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认知并担当起祖国优秀文化的传播者角色，向其他民族介绍中国文化，并与其他民族进行平等交流，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因此，大学英语中国文化课程设置必须针对学生欠缺中国文化知识的现实，开设英文的或者双语的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化对比或者跨文化交际等相关课程，增加中国文化英语表达的输入，提高学生对中西方文化异同的敏感性。此外，还应充分利用学生的第二课堂活动，设置用英语表达母语特色文化或者中西方文化对比方面的任务，引导学生通过网络、课外阅读、专题讲座、电视节目、影视资料等多种形式，加深对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理解，或者组织学生表演英文版的中国故事，参加中国作品的英文翻译比赛，进行中西方文化的辩论或演讲等灵活多样的课外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两种语言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培养他们对中西方文化的逻辑思辨能力。

2．目前使用的原版英语教材虽然能促使学生掌握纯正的外语和了解西方社会文化，但不利于母语文化的传播和学生应用英语表达母语文化能力的提高，因此，要编写适合我国国情，顺应学生跨文化交际需求的教材。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要适当地调整教材的内容，加入一些中国文化和中西方文化对比的内容。鉴于用英文介绍母语文化的参考书工具书和课外读物，尤其是音像资料极其缺乏且许多中国文化特有的事物名词，翻译不够准确规范，应先组织专家展开研讨论证，做出规范和标准统一的英语表达方式，然后聘请专家加强对现有教材的分析研究，结合目前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交际需求，参考学生和教师的实际情况和诉求，编写出材料翔实、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针的规范的实用教材，并应尽可能的配备相应的音像、电子读物，以增加教材和读本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为大学英语中中国文化的导入提供参考依据和实践指导。

3．鉴于考试对教学内容的反拨作用，英语测试中除了考查学生的英语基础知识外，还应增加对中国特色文化的英语表达的考核，在不改变英语课程性质的基础上，加大有关中国文化题目的比重，使母语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得到足够体现。如在英语的各类测试中，尤其是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中，从听力、阅读和写作等方面增加有关中国文化的题目，同时在英语学期成绩考核中，可以考虑在期末考试作文部分加入对学生传统文化知识考查的内容，也可以鼓励学生在课上或者课下写或者说有关母语文化方面的内容或者参与文化对比的辩论，小品演出等活动，并把学生的表现作为平时考核成绩的一部分，这样通过测试评介，不仅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对有关母语文化英文表达的关注，引导他们比较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异同，从而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也能及时地检验大学英语母语文化教育的效果，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并为教育管理部门提供直接的教学成果反馈信息。

母语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族音乐音乐教育母语环境影响优化

我国有品种繁多的民族音乐，体现了中华各民族鲜明的音乐风格，凝聚着民族艺术的精华。尽管目前学术界和教育领域已经意识到民族音乐文化的珍贵与保存民族音乐的必要性，但在教学实践中还没有把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来。而解决民族音乐文化继承与发扬的关键是教育。

一、音乐教育母语环境的界定与分类

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音乐语言，这种不同体现在旋律要素、节奏要素，以及文化价值上，这是每个人在文化上的立足点。进行音乐教育的母语环境就是指在民族音乐的根基上创造音乐学习的民族文化背景，使学生从多层次的环境中接触民族音乐的优秀文化。一个民族以母语为音乐教育，让受教育者生活在整个民族音乐文化的大背景中，这是柯达依音乐教育理念的出发点，也是目前音乐教学的应有的原则。

教学环境在空间上涵括校内外各种因素，笔者将音乐教育环境分为相互交集的三个层次，它们相互影响，决定着学生音乐学习的喜好和学习效果。家庭音乐环境是指以学生家庭为中心的物质与经济状况，家长的音乐文化素质、音乐行为和观念，包括遗传因素等；学校音乐环境不仅包括课堂教学环境、教学设备等物质环境，还包括课间的音响环境、其他课堂上的音响效果、同学以及师生之间的影响等；社会音乐环境主要指学校和家庭之外对学生产生无意识影响的音乐文化氛围。

二、音乐教育母语环境对学生的影响

从音乐教育环境与音乐教学的关系来看，音乐的母语环境决定了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音乐意识和音乐行为；客观环境的一切因素，都对身处其中的学生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成为引起或消除学生音乐学习动机的重要原因。下面针对音乐母语环境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音乐母语感觉

目前一些学习音乐教育的学生，在演奏、演唱方面拥有一定的技巧性，但对自己的传统音乐却极其陌生，他们一味模仿西方的表达方式而缺少自己的民族风格。主要原因是没有在音乐学习初期建立起音乐母语的感觉，使用音乐进行表述情感的时候缺少一个文化根基、一个立足点，那就是民族音乐文化。我们尝试创设音乐母语环境，是让学生在潜意识中积累自己的民族语汇，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掌握中华民族音乐的意韵、风格，将自己的文化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环境对音乐教学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近代心理学的信息加工理论认为：“冗余度（熟悉程度）过低的刺激不易激发起主动的探究、操作行为。主动的期待和主动的探究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信息冗余度的基础上的。”①给学生创造设计一个民族音乐的教育环境可以提高学生对民族音乐信息的熟悉程度，继而对学生音乐母语的提高起到激发积极性和主动探究性的目的。

其次，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感性音乐能力

我国目前的音乐教学中，有些教师把音乐课的教学重点放在了音乐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上。从实施素质教育的角度来看音乐教学时，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力、审美力、表现力及创造力，在感悟中陶冶情操，才是学校音乐教学追求的目标。

学习音乐和学习母语一样，都是先听、唱，再慢慢体会学习的内涵。由人的感官本能去学习音乐，以学母语的方式来学音乐，而不是用认知的方式去学音乐。以民歌作为主要内容的是匈牙利音乐教育家柯达依教育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大量的民歌演唱更是让学生在亲身参与音乐活动中获得了民族音乐体验和了解相关传统音乐文化。

三、如何优化音乐教育的母语环境

上文在对音乐母语环境的界定中已经提到，音乐教育环境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家庭音乐环境、学校音乐环境、社会音乐环境。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如何优化音乐母语环境，调控教育环境对学生音乐学习的影响。

（一）营造家庭的母语音乐氛围

家庭是人的最初环境，对一个人母语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一个喜爱民歌的母亲会在日常生活中哼唱民歌，学生在无意识中接受这种隐性教育，逐渐熟悉民歌的旋律和风格，当这些民歌在音乐课堂上出现时，学生的学习兴趣会被强烈地激发出来。

父母对民族音乐的肯定，或者在观念言谈中流露出对音乐的正面见解会影响孩子音乐思想的形成。例如购买民族音乐资料，一定的音乐欣赏设备，给孩子一些精神上的指导、潜意识的正面影响和示范作用等。从父母延伸到家庭的外延，孩子的亲朋好友，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民族音乐氛围。

（二）优化学校民族音乐环境

学校是培育人才的主要基地，也是进行音乐教育的主阵地，学校环境有着其他环境无法比拟的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优化学校音乐环境，创造良好的民族音乐氛围是优化整个音乐教育环境的关键所在。营造有利于学生发展的良好音乐母语环境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端正学校音乐教育的大方向，用富于民族特色的母语音乐教育学生

目前，流行音乐、网络音乐充斥文化市场，民族音乐（包括严肃音乐）受到冷落。而民族音乐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出路在于基础音乐教育，从学校音乐教育入手，开展重视民族音乐教育课程的一系列建设工作，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灿烂的民族音乐文化，激发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从而达到爱国主义的教育目的，这是中国民族音乐以及中国音乐教育的出路所在。

2.充分发挥课间音乐教育的重要性

目前很多学校已经有意识地把铃声换成音乐的声音，并且在课间加播音乐，是个很好的尝试，对课堂音乐教学的影响也很明显。教学楼里的音乐家挂图多为西方音乐家，我们应该把导向目光更多地投向我们的民族文化。

3.加强和其他民族性课程的结合

音乐教育要注重结合文化，去了解和把握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更要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去考虑，从而加强学生的审美能力的发展。例如在书法艺术课上，老师有意识地播放民族音乐曲目，使学生无意识中提高对这些音乐信息的冗余度，给学生一个全方位的民族文化环境，有利于学生全面了解和掌握民族音乐文化精髓。

（三）优化社会音乐环境，形成正确的音乐舆论导向和良好的音乐风气

音乐教育与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社会环境对音乐教育的影响和制约主要是通过音乐舆论和音乐风气的影响来实现的。正确的音乐舆论导向和良好的音乐风气是优良的社会音乐教育环境的标志，同时也是音乐教育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

面对社会音乐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教师要善于指导学生正确选择。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拓宽和丰富自己的音乐信息；也可以从广阔的社会音乐生活里接受各种隐性音乐教育，包括广播、电视、书报杂志及互联网等各种媒体。但是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如何正确地去判断、接受音乐信息，使学生形成正确的音乐审美观。另一方面，社会要努力呈示一个健康的民族音乐氛围，一个良好的音乐母语环境。作为媒体的报刊、广播、电视，要努力造就民族音乐文化的环境，增强民族音乐的凝聚力，正确处理流行音乐和民族音乐的关系，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正确的音乐舆论导向。只有在健康积极的母语音乐舆论和音乐风气的影响下，才能更加有力地促进学生对音乐母语的感受和学习，才能为民族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奠定良好的基础。

总之，要建设良好的音乐母语环境，就必须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次的教育环境共同努力，只有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从整体上形成良好的音乐教育氛围，从而有利于民族音乐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有利于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和整个社会素质的提高。

综上所述，在基础教育中实施民族音乐教育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而是一个包括母语音乐教育环境在内的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因此，只有全社会参与，营造一个良好的母语音乐教育环境，民族音乐教育的实施和存在才有条件，素质教育的发展才能在民族音乐这个母语音乐教育的基础上立足与发展。

注释：

①许卓娅.幼儿园音乐欣赏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选自第一二届全国音乐教育获奖论文精选[M].中国音乐教育杂志社编，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4.

参考文献：

[1]田慧生著.教学环境论[M].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2]（美）贝内特·雷默著，熊蕾译.音乐教育的哲学[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3]袁善琦主编.音乐教育的基础理论与教学实践[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母语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长期以来，母语教育界陷入了一种非常狭隘的窘境之中。一方面，就教学的实然形态而言，本应由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和口语交际教学三位一体的课程模块窄化为以阅读教学为本的封闭小圈。写作教学沦为阅读教学的附庸：既没有研制相对独立、自成系统的教材，又无尊重学生语用心理发展的教学序列。口语交际教学则被边缘化：既不进入实际的教学流程，更遑论开发自身特色鲜明、形成自足内容的体系化教材。而且，所谓的阅读教学又囿于内容有限的“公共教本”，将五彩斑斓的汉语读物拒斥在课堂之外，即人为地将学习生涯分离甚至对立为所谓“课内”与“课外”，从而严重束缚了学习者的精神视野：内存的词汇量贫乏，词汇的组合更是惊人同质化。久之，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言语表达能力滞后于自身生命的成长，桎梏了其未来文化使命的践行和社会角色的担当。正因如此，那位被我国80后一代尊奉为“代言人”并被美国《时代周刊》票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的韩寒，坚定地认为惯常被视作行之有效的背诵和默写毫无意义，并无情判决语文“完全是一个束缚人想象力的课程”，甚至尖锐地怀疑语文课存在的价值：它“在教会人认字以及遣词造句以后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2]（pp.39-54）“韩寒们”的感受是具有普遍性的。

    另一方面，就母语教育的理论研究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育理论界曾出现过“思政中心说”、“语文工具说”、“知识中心说”、“语感中心说”等多种“接受为本”的片面观念。1949年到十年“文革”，思想政治教育成为语文教育的中心，异化了语文课程的本体性质。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叶圣陶等先生的“工具论”渐成主流观点，虽有回归语文本体的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模糊了作为“思想现实”的言语行为之本质，因其在客观上淡化了学生作为语用主体本应有的积极主动的表达功能而在历史新时期受到了语文教育界清醒的反思性批评①。与此同时，注重讲授系统化和静态化的语文知识、配以训练语言技能的“知识中心论”颇为流行，语文课误入语义教学、语法教学、语形教学的歧途。20世纪末，王尚文为代表的“语感中心论”异军突起，虽有纠偏贡献，但终因语感与语识分隔、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剥离、限于阅读本位等三大缺陷而遭到理论界质疑[3]（pp.168～175）。总之，这些在我国母语教育研究中曾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主流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偏颇的教育目标观：母语学习就是凭借“公共教本”使学生“接受”某些预设或既定的东西——或是某种政治观念，或是某种知识系统，或是某种役使工具，或是某种实用技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之所以产生这种不约而同的“接受性思维”，根因于母语教育的理论研究不自觉地笼罩在其后的一种更为深广的教育学思维背景中，即教育要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相“适应”，学校要培养“适应”既有社会伦理和文明规范的具有某些统一规格的建设者②。这种“适应论”的教育目的观其实是“前喻文化”的派生物，反映在语文教育领域内就是进一步助长了“以本为本”的“接受性学习”倾向，即表现为以公共的“母语范本”为中心、教与学双方围绕着它而展开以授受为特点的所谓“语文教育”活动，最后将本应由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三模块构成、相辅相成的母语教育应然形态，人为地窄化为、固化为自我封闭、日见狭小的接受性实然形态。

    虽然传统语文教学也强调培养学生在认知和理解基础上“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但实际上这种模糊的“运用说”后面隐含着明确的教育指向，其实是一种接受为本的“窄语用”。上个世纪60年代，理论界一位前辈的著名观点就颇值得琢磨：“语文教育”就是要养成学生“掌握语文这个工具”，要把“训练学生运用字、词、句、篇、章的能力”与“训练学生理解语文所表达的思想的能力”相结合。[4]这与“五四”时期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所提出的“表达说”形成鲜明对比：“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表达思想”[5]（p.303）。显然，与后者基于生命本位的“表达说”（上文已述，“五四”时期的叶圣陶也持此说）相比，前者留有明显的“被理解”、“被运用”的痕迹。这种涵盖言语的输入性和输出性两大功能的所谓“运用”，模糊了源于心灵“自由表达”的鲜明的个性特征，模糊了母语教育的终极指向即以“自由表达”为内核的言语表现力；而且，在当时我国的教育语境中，“训练”说隐含着学生是“被操控的学习工具”这种“适应论”的负面倾向。由此推论，传统“语文”课程与教学信奉的是偏颇的目标观。虽然，我们并不排斥学生对公共“母语范本”的认知、理解、鉴赏乃至全盘背诵和默写，但是这些接受性的言语实践活动理应无一例外指向其输出性的言语表达力，只有后者才是母语教育的目标所在——使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学会表达自己，并通过这种规范得体、明晰晓畅的表达来实现与世界的联系、达成一己的生命价值。最重要的是，生命本位的言语表达必然是富有个性特色和审美品格的，其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是以表现性语用为价值取向的，故“言语表达”的终极指向是“言语表现”——以“汉语”为名称的中国人的母语课程与教学旨在培养的就应然是基于接受的言语表达力、基于规范表达而超越其上的言语表现力。

    详而言之，以“汉语”指称的母语课程，其显性目标囊括以“思”为中枢，以“听、读、视”为基础，以“说、写、评”为指向的七字能力体系。显然，这个被重构的能力体系，不仅拓宽了学习者语用的广度，而且拓展了其语用的深度；不仅关注到学习者的输入型语用能力，而且重在强化其输出型语用能力；不仅重视诉之于眼、耳、口等感官的外部语用能力，而且高度强调心灵思维、想象、体验等内部语用能力（见图3）。

    而所谓积极语用是指表达主体基于独立人格和自由思维而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和审美表达等为形式特征因而富于创造活力的自觉完整的表现性言语行为。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积极语用=自觉语用（语用动机、激情）×全语用（完整语用能力）×深度语用（表现性语用）

    这种母语教育的新观念和新思维是基于正在蓬勃发展的国外语用学的理论视角，更是源自上文所述对偏狭表浅的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批判性反思，同时，也是基于对全球化背景下未来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前瞻性考量。积极语用教育观不是将输出型语用平面化地对应于输入型语用，而是强调“说写评”不能仅仅止步于语用主体的再现性复述，更不是从众化和同质化的“公共表达”，就价值取向而言，“说写评”的最高境界是基于规范表达的表现性语用——从言语内容到言语形式双重意义上的个性化、审美化和创意化。特别是将“评”与“说写”并列，是为了凸显语用主体在评论活动中所迸发出来的独立的思想力量，虽然“评”可以凭借“说写”的形式呈现出来，但“说写”未必就是一种有品味、有内涵的精彩评论。而且，受制于全预设、全封闭和全垄断的指令性课程范式，我国传统“语文”教学长期偏废对学习者思辨性语用能力的培养。这表现为：从输入型的阅读教学到输出型的写作教学和口语交际教学，普遍“缺席”洋溢个体生命语用活力和智慧的独立评论。与此同时，环顾世界各国的母语教育，高度重视培养未来公民必备的自我选择、自主判断和自由评说之能力——以致中外母语教育两相比较，不仅顿生究竟培养“语用人”抑或“语用工具”的深长感喟。仅以当前教育界高度关注的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进行的“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价项目”）大型研究项目为例，就其中阅读素养的测评而言，着眼于阅读素养的核心即基于书面和电子媒体的理解、运用和判断能力，鲜明指向语用主体的独立表达，既不要求从俗于主流观点，也不苛求面面俱到。③该项目已有整整十年研究进展，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对基于“深度阅读”、超越纯技术性认知、理解和复述的思辨性表达力的价值引导，无疑对我国母语教育走向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创新具有深远的警示：pisa将阅读精重号为引者所加）。直言之，母语教育欲接轨世界各国的普世价值，亟须言语表达的高级形式“独立评论”之回归——由此而全面启动中国母语教育的范式转换：从型塑“被表达”的“语用工具”到培育基于阅读后开悟、想象和创思而善于独立判断、自主表达的“语用主体”。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欣赏高中语文新课标所力倡的“鼓励学生自由地表达、有个性地表达、有创意地表达”之基本精神[6]（p.17）。即使是阅读教学，也要按照新课标那样来接轨全球母语教育的普世价值：“充分关注学生阅读态度的主动性、阅读需求的多样性、阅读心理的独特性，尊重学生个人的见解，应鼓励学生批评质疑，发表不同意见。”[6]（p.16）从而使阅读真正成为蓄养学习者母语表达力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由传统“语文”课程名称回归到名正言顺的“汉语”，这实质上是：唤醒中华民族的母语意识并使之更趋自觉，坚定母语教育界宏伟的使命感并使之日臻理性；进而促使母语教育价值重心发生一次革命性的深刻位移，即从机械、单一和偏狭的“接受本位观”转换到“表达本位观”乃至“表现本位观”，促使母语教育目标开始一次历史性的重要升华，即由重在养成认知、记忆、复述和平面化再现的语用能力提升到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审美表达直至创意表达为目标指向的表现性语用能力。这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传统“语文”教育从名到实的蜕旧更新，也是其独立设科百余年来名归实至的质的跃升。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向纵深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国外学界已提出以充满活力的“核心英语（nuclear english）”新概念作为全球多元文化博弈之核心竞争力的背景下④，我国母语教育以“汉语”重命名为逻辑起点和历史契机，将获得与世界各国母语教育的和谐同步：不仅仅是作为课程名称的一次形式归正，而且深层次上共享全球母语教育的普世价值，即通过养成表现性语用的“立言”来达成人格独立、思维开放之“立人”目标；而就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而言，我国以“汉语”为标志的母语教育，将开启一个新的教育历史时期，即以深刻、创新和高迈的目标意识为引领来炼就未来公民以“表现力”为内核的“言语童子功”，最终汇聚成象征东方大国空前文化创造力的强势汉语——这是全球化背景下语言强国战略的应然之义！

    注解：

    ①对“工具论”的反思性批评甚多，意见甚丰富。代表性意见有李海林的《言语教学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30页～170页）、潘新和的《语文：表现与存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06页～111页）等。

    ②“适应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流行。90年代后，遭到教育理论界强烈的质疑和批评。详见鲁洁所著《超越与创新》，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8页～393页。相关论文有：鲁洁《论教育之适应与超越》（载《教育研究》1996年第2期），项贤明《关于“教育之适应与超越”问题的讨论》（载《教育研究与实验》1997年第3期），庞学光《论教育之超越》（载《教育研究》1998年第11期），李雁冰《教育的最高追求在于超越》（载《教育改革》1998年第2期）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强调实践主体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未来的创造，而不是简单满足于复制既有文明、适应现实社会需求。因此，可以推论：教育的超越性特征就体现在它能够培养出改造现实世界、创造理想世界的新人，换言之，赋予未来人以超越性的实践本质，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这样，教育并不是单纯使新人满足于“接受”人类积淀下来的既定文明，“适应”前人所早已预制的社会规范，更是在“接受”、“适应”的基础上为“超越”和“创新”而自主性学习。

    ③陆璟《pisa如何测评阅读素养》，见《中国教育报》2011年3月17日，《读书》专刊第5至第8版。“pisa”隐含着以“立言”来“立人”的重要价值导向，应该引起母语教育理论界和一线教师的高度关注。

母语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长期以来，母语教育界陷入了一种非常狭隘的窘境之中。一方面，就教学的实然形态而言，本应由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和口语交际教学三位一体的课程模块窄化为以阅读教学为本的封闭小圈。写作教学沦为阅读教学的附庸：既没有研制相对独立、自成系统的教材，又无尊重学生语用心理发展的教学序列。口语交际教学则被边缘化：既不进入实际的教学流程，更遑论开发自身特色鲜明、形成自足内容的体系化教材。而且，所谓的阅读教学又囿于内容有限的“公共教本”，将五彩斑斓的汉语读物拒斥在课堂之外，即人为地将学习生涯分离甚至对立为所谓“课内”与“课外”，从而严重束缚了学习者的精神视野：内存的词汇量贫乏，词汇的组合更是惊人同质化。久之，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言语表达能力滞后于自身生命的成长，桎梏了其未来文化使命的践行和社会角色的担当。正因如此，那位被我国80后一代尊奉为“代言人”并被美国《时代周刊》票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的韩寒，坚定地认为惯常被视作行之有效的背诵和默写毫无意义，并无情判决语文“完全是一个束缚人想象力的课程”，甚至尖锐地怀疑语文课存在的价值：它“在教会人认字以及遣词造句以后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2]（pp.39-54）“韩寒们”的感受是具有普遍性的。

另一方面，就母语教育的理论研究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育理论界曾出现过“思政中心说”、“语文工具说”、“知识中心说”、“语感中心说”等多种“接受为本”的片面观念。1949年到十年“文革”，思想政治教育成为语文教育的中心，异化了语文课程的本体性质。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叶圣陶等先生的“工具论”渐成主流观点，虽有回归语文本体的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模糊了作为“思想现实”的言语行为之本质，因其在客观上淡化了学生作为语用主体本应有的积极主动的表达功能而在历史新时期受到了语文教育界清醒的反思性批评①。与此同时，注重讲授系统化和静态化的语文知识、配以训练语言技能的“知识中心论”颇为流行，语文课误入语义教学、语法教学、语形教学的歧途。20世纪末，王尚文为代表的“语感中心论”异军突起，虽有纠偏贡献，但终因语感与语识分隔、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剥离、限于阅读本位等三大缺陷而遭到理论界质疑[3]（pp.168～175）。总之，这些在我国母语教育研究中曾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主流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偏颇的教育目标观：母语学习就是凭借“公共教本”使学生“接受”某些预设或既定的东西——或是某种政治观念，或是某种知识系统，或是某种役使工具，或是某种实用技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之所以产生这种不约而同的“接受性思维”，根因于母语教育的理论研究不自觉地笼罩在其后的一种更为深广的教育学思维背景中，即教育要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相“适应”，学校要培养“适应”既有社会伦理和文明规范的具有某些统一规格的建设者②。这种“适应论”的教育目的观其实是“前喻文化”的派生物，反映在语文教育领域内就是进一步助长了“以本为本”的“接受性学习”倾向，即表现为以公共的“母语范本”为中心、教与学双方围绕着它而展开以授受为特点的所谓“语文教育”活动，最后将本应由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三模块构成、相辅相成的母语教育应然形态，人为地窄化为、固化为自我封闭、日见狭小的接受性实然形态。

虽然传统语文教学也强调培养学生在认知和理解基础上“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但实际上这种模糊的“运用说”后面隐含着明确的教育指向，其实是一种接受为本的“窄语用”。上个世纪60年代，理论界一位前辈的著名观点就颇值得琢磨：“语文教育”就是要养成学生“掌握语文这个工具”，要把“训练学生运用字、词、句、篇、章的能力”与“训练学生理解语文所表达的思想的能力”相结合。[4]这与“五四”时期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所提出的“表达说”形成鲜明对比：“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表达思想”[5]（p.303）。显然，与后者基于生命本位的“表达说”（上文已述，“五四”时期的叶圣陶也持此说）相比，前者留有明显的“被理解”、“被运用”的痕迹。这种涵盖言语的输入性和输出性两大功能的所谓“运用”，模糊了源于心灵“自由表达”的鲜明的个性特征，模糊了母语教育的终极指向即以“自由表达”为内核的言语表现力；而且，在当时我国的教育语境中，“训练”说隐含着学生是“被操控的学习工具”这种“适应论”的负面倾向。由此推论，传统“语文”课程与教学信奉的是偏颇的目标观。虽然，我们并不排斥学生对公共“母语范本”的认知、理解、鉴赏乃至全盘背诵和默写，但是这些接受性的言语实践活动理应无一例外指向其输出性的言语表达力，只有后者才是母语教育的目标所在——使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学会表达自己，并通过这种规范得体、明晰晓畅的表达来实现与世界的联系、达成一己的生命价值。最重要的是，生命本位的言语表达必然是富有个性特色和审美品格的，其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是以表现性语用为价值取向的，故“言语表达”的终极指向是“言语表现”——以“汉语”为名称的中国人的母语课程与教学旨在培养的就应然是基于接受的言语表达力、基于规范表达而超越其上的言语表现力。

详而言之，以“汉语”指称的母语课程，其显性目标囊括以“思”为中枢，以“听、读、视”为基础，以“说、写、评”为指向的七字能力体系。显然，这个被重构的能力体系，不仅拓宽了学习者语用的广度，而且拓展了其语用的深度；不仅关注到学习者的输入型语用能力，而且重在强化其输出型语用能力；不仅重视诉之于眼、耳、口等感官的外部语用能力，而且高度强调心灵思维、想象、体验等内部语用能力（见图3）。

而所谓积极语用是指表达主体基于独立人格和自由思维而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和审美表达等为形式特征因而富于创造活力的自觉完整的表现性言语行为。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积极语用=自觉语用（语用动机、激情）×全语用（完整语用能力）×深度语用（表现性语用）

这种母语教育的新观念和新思维是基于正在蓬勃发展的国外语用学的理论视角，更是源自上文所述对偏狭表浅的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批判性反思，同时，也是基于对全球化背景下未来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前瞻性考量。积极语用教育观不是将输出型语用平面化地对应于输入型语用，而是强调“说写评”不能仅仅止步于语用主体的再现性复述，更不是从众化和同质化的“公共表达”，就价值取向而言，“说写评”的最高境界是基于规范表达的表现性语用——从言语内容到言语形式双重意义上的个性化、审美化和创意化。特别是将“评”与“说写”并列，是为了凸显语用主体在评论活动中所迸发出来的独立的思想力量，虽然“评”可以凭借“说写”的形式呈现出来，但“说写”未必就是一种有品味、有内涵的精彩评论。而且，受制于全预设、全封闭和全垄断的指令性课程范式，我国传统“语文”教学长期偏废对学习者思辨性语用能力的培养。这表现为：从输入型的阅读教学到输出型的写作教学和口语交际教学，普遍“缺席”洋溢个体生命语用活力和智慧的独立评论。与此同时，环顾世界各国的母语教育，高度重视培养未来公民必备的自我选择、自主判断和自由评说之能力——以致中外母语教育两相比较，不仅顿生究竟培养“语用人”抑或“语用工具”的深长感喟。仅以当前教育界高度关注的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进行的“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价项目”）大型研究项目为例，就其中阅读素养的测评而言，着眼于阅读素养的核心即基于书面和电子媒体的理解、运用和判断能力，鲜明指向语用主体的独立表达，既不要求从俗于主流观点，也不苛求面面俱到。③该项目已有整整十年研究进展，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对基于“深度阅读”、超越纯技术性认知、理解和复述的思辨性表达力的价值引导，无疑对我国母语教育走向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创新具有深远的警示：PISA将阅读精重号为引者所加）。直言之，母语教育欲接轨世界各国的普世价值，亟须言语表达的高级形式“独立评论”之回归——由此而全面启动中国母语教育的范式转换：从型塑“被表达”的“语用工具”到培育基于阅读后开悟、想象和创思而善于独立判断、自主表达的“语用主体”。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欣赏高中语文新课标所力倡的“鼓励学生自由地表达、有个性地表达、有创意地表达”之基本精神[6]（p.17）。即使是阅读教学，也要按照新课标那样来接轨全球母语教育的普世价值：“充分关注学生阅读态度的主动性、阅读需求的多样性、阅读心理的独特性，尊重学生个人的见解，应鼓励学生批评质疑，发表不同意见。”[6]（p.16）从而使阅读真正成为蓄养学习者母语表达力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由传统“语文”课程名称回归到名正言顺的“汉语”，这实质上是：唤醒中华民族的母语意识并使之更趋自觉，坚定母语教育界宏伟的使命感并使之日臻理性；进而促使母语教育价值重心发生一次革命性的深刻位移，即从机械、单一和偏狭的“接受本位观”转换到“表达本位观”乃至“表现本位观”，促使母语教育目标开始一次历史性的重要升华，即由重在养成认知、记忆、复述和平面化再现的语用能力提升到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审美表达直至创意表达为目标指向的表现性语用能力。这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传统“语文”教育从名到实的蜕旧更新，也是其独立设科百余年来名归实至的质的跃升。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向纵深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国外学界已提出以充满活力的“核心英语（Nuclear English）”新概念作为全球多元文化博弈之核心竞争力的背景下④，我国母语教育以“汉语”重命名为逻辑起点和历史契机，将获得与世界各国母语教育的和谐同步：不仅仅是作为课程名称的一次形式归正，而且深层次上共享全球母语教育的普世价值，即通过养成表现性语用的“立言”来达成人格独立、思维开放之“立人”目标；而就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而言，我国以“汉语”为标志的母语教育，将开启一个新的教育历史时期，即以深刻、创新和高迈的目标意识为引领来炼就未来公民以“表现力”为内核的“言语童子功”，最终汇聚成象征东方大国空前文化创造力的强势汉语——这是全球化背景下语言强国战略的应然之义！

注解：

①对“工具论”的反思性批评甚多，意见甚丰富。代表性意见有李海林的《言语教学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30页～170页）、潘新和的《语文：表现与存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06页～111页）等。

②“适应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流行。90年代后，遭到教育理论界强烈的质疑和批评。详见鲁洁所著《超越与创新》，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8页～393页。相关论文有：鲁洁《论教育之适应与超越》（载《教育研究》1996年第2期），项贤明《关于“教育之适应与超越”问题的讨论》（载《教育研究与实验》1997年第3期），庞学光《论教育之超越》（载《教育研究》1998年第11期），李雁冰《教育的最高追求在于超越》（载《教育改革》1998年第2期）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强调实践主体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未来的创造，而不是简单满足于复制既有文明、适应现实社会需求。因此，可以推论：教育的超越性特征就体现在它能够培养出改造现实世界、创造理想世界的新人，换言之，赋予未来人以超越性的实践本质，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这样，教育并不是单纯使新人满足于“接受”人类积淀下来的既定文明，“适应”前人所早已预制的社会规范，更是在“接受”、“适应”的基础上为“超越”和“创新”而自主性学习。

③陆璟《PISA如何测评阅读素养》，见《中国教育报》2011年3月17日，《读书》专刊第5至第8版。“PISA”隐含着以“立言”来“立人”的重要价值导向，应该引起母语教育理论界和一线教师的高度关注。

母语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长期以来，母语教育界陷入了一种非常狭隘的窘境之中。一方面，就教学的实然形态而言，本应由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和口语交际教学三位一体的课程模块窄化为以阅读教学为本的封闭小圈。写作教学沦为阅读教学的附庸：既没有研制相对独立、自成系统的教材，又无尊重学生语用心理发展的教学序列。口语交际教学则被边缘化：既不进入实际的教学流程，更遑论开发自身特色鲜明、形成自足内容的体系化教材。而且，所谓的阅读教学又囿于内容有限的“公共教本”，将五彩斑斓的汉语读物拒斥在课堂之外，即人为地将学习生涯分离甚至对立为所谓“课内”与“课外”，从而严重束缚了学习者的精神视野：内存的词汇量贫乏，词汇的组合更是惊人同质化。久之，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言语表达能力滞后于自身生命的成长，桎梏了其未来文化使命的践行和社会角色的担当。正因如此，那位被我国80后一代尊奉为“代言人”并被美国《时代周刊》票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的韩寒，坚定地认为惯常被视作行之有效的背诵和默写毫无意义，并无情判决语文“完全是一个束缚人想象力的课程”，甚至尖锐地怀疑语文课存在的价值：它“在教会人认字以及遣词造句以后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2]（pp.39-54）“韩寒们”的感受是具有普遍性的。

另一方面，就母语教育的理论研究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育理论界曾出现过“思政中心说”、“语文工具说”、“知识中心说”、“语感中心说”等多种“接受为本”的片面观念。1949年到十年“”，思想政治教育成为语文教育的中心，异化了语文课程的本体性质。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叶圣陶等先生的“工具论”渐成主流观点，虽有回归语文本体的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模糊了作为“思想现实”的言语行为之本质，因其在客观上淡化了学生作为语用主体本应有的积极主动的表达功能而在历史新时期受到了语文教育界清醒的反思性批评①。与此同时，注重讲授系统化和静态化的语文知识、配以训练语言技能的“知识中心论”颇为流行，语文课误入语义教学、语法教学、语形教学的歧途。20世纪末，王尚文为代表的“语感中心论”异军突起，虽有纠偏贡献，但终因语感与语识分隔、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剥离、限于阅读本位等三大缺陷而遭到理论界质疑[3]（pp.168～175）。总之，这些在我国母语教育研究中曾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主流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偏颇的教育目标观：母语学习就是凭借“公共教本”使学生“接受”某些预设或既定的东西——或是某种政治观念，或是某种知识系统，或是某种役使工具，或是某种实用技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之所以产生这种不约而同的“接受性思维”，根因于母语教育的理论研究不自觉地笼罩在其后的一种更为深广的教育学思维背景中，即教育要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相“适应”，学校要培养“适应”既有社会伦理和文明规范的具有某些统一规格的建设者②。这种“适应论”的教育目的观其实是“前喻文化”的派生物，反映在语文教育领域内就是进一步助长了“以本为本”的“接受性学习”倾向，即表现为以公共的“母语范本”为中心、教与学双方围绕着它而展开以授受为特点的所谓“语文教育”活动，最后将本应由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三模块构成、相辅相成的母语教育应然形态，人为地窄化为、固化为自我封闭、日见狭小的接受性实然形态。

虽然传统语文教学也强调培养学生在认知和理解基础上“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但实际上这种模糊的“运用说”后面隐含着明确的教育指向，其实是一种接受为本的“窄语用”。上个世纪60年代，理论界一位前辈的著名观点就颇值得琢磨：“语文教育”就是要养成学生“掌握语文这个工具”，要把“训练学生运用字、词、句、篇、章的能力”与“训练学生理解语文所表达的思想的能力”相结合。[4]这与“五四”时期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所提出的“表达说”形成鲜明对比：“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表达思想”[5]（p.303）。显然，与后者基于生命本位的“表达说”（上文已述，“五四”时期的叶圣陶也持此说）相比，前者留有明显的“被理解”、“被运用”的痕迹。这种涵盖言语的输入性和输出性两大功能的所谓“运用”，模糊了源于心灵“自由表达”的鲜明的个性特征，模糊了母语教育的终极指向即以“自由表达”为内核的言语表现力；而且，在当时我国的教育语境中，“训练”说隐含着学生是“控的学习工具”这种“适应论”的负面倾向。由此推论，传统“语文”课程与教学信奉的是偏颇的目标观。虽然，我们并不排斥学生对公共“母语范本”的认知、理解、鉴赏乃至全盘背诵和默写，但是这些接受性的言语实践活动理应无一例外指向其输出性的言语表达力，只有后者才是母语教育的目标所在——使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学会表达自己，并通过这种规范得体、明晰晓畅的表达来实现与世界的联系、达成一己的生命价值。最重要的是，生命本位的言语表达必然是富有个性特色和审美品格的，其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是以表现性语用为价值取向的，故“言语表达”的终极指向是“言语表现”——以“汉语”为名称的中国人的母语课程与教学旨在培养的就应然是基于接受的言语表达力、基于规范表达而超越其上的言语表现力。

详而言之，以“汉语”指称的母语课程，其显性目标囊括以“思”为中枢，以“听、读、视”为基础，以“说、写、评”为指向的七字能力体系。显然，这个被重构的能力体系，不仅拓宽了学习者语用的广度，而且拓展了其语用的深度；不仅关注到学习者的输入型语用能力，而且重在强化其输出型语用能力；不仅重视诉之于眼、耳、口等感官的外部语用能力，而且高度强调心灵思维、想象、体验等内部语用能力（见图3）。

而所谓积极语用是指表达主体基于独立人格和自由思维而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和审美表达等为形式特征因而富于创造活力的自觉完整的表现性言语行为。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积极语用=自觉语用（语用动机、激情）×全语用（完整语用能力）×深度语用（表现性语用）

这种母语教育的新观念和新思维是基于正在蓬勃发展的国外语用学的理论视角，更是源自上文所述对偏狭表浅的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批判性反思，同时，也是基于对全球化背景下未来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前瞻性考量。积极语用教育观不是将输出型语用平面化地对应于输入型语用，而是强调“说写评”不能仅仅止步于语用主体的再现性复述，更不是从众化和同质化的“公共表达”，就价值取向而言，“说写评”的最高境界是基于规范表达的表现性语用——从言语内容到言语形式双重意义上的个性化、审美化和创意化。特别是将“评”与“说写”并列，是为了凸显语用主体在评论活动中所迸发出来的独立的思想力量，虽然“评”可以凭借“说写”的形式呈现出来，但“说写”未必就是一种有品味、有内涵的精彩评论。而且，受制于全预设、全封闭和全垄断的指令性课程范式，我国传统“语文”教学长期偏废对学习者思辨性语用能力的培养。这表现为：从输入型的阅读教学到输出型的写作教学和口语交际教学，普遍“缺席”洋溢个体生命语用活力和智慧的独立评论。与此同时，环顾世界各国的母语教育，高度重视培养未来公民必备的自我选择、自主判断和自由评说之能力——以致中外母语教育两相比较，不仅顿生究竟培养“语用人”抑或“语用工具”的深长感喟。仅以当前教育界高度关注的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进行的“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价项目”）大型研究项目为例，就其中阅读素养的测评而言，着眼于阅读素养的核心即基于书面和电子媒体的理解、运用和判断能力，鲜明指向语用主体的独立表达，既不要求从俗于主流观点，也不苛求面面俱到。③该项目已有整整十年研究进展，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对基于“深度阅读”、超越纯技术性认知、理解和复述的思辨性表达力的价值引导，无疑对我国母语教育走向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创新具有深远的警示：pisa将阅读精重号为引者所加）。直言之，母语教育欲接轨世界各国的普世价值，亟须言语表达的高级形式“独立评论”之回归——由此而全面启动中国母语教育的范式转换：从型塑“被表达”的“语用工具”到培育基于阅读后开悟、想象和创思而善于独立判断、自主表达的“语用主体”。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欣赏高中语文新课标所力倡的“鼓励学生自由地表达、有个性地表达、有创意地表达”之基本精神[6]（p.17）。即使是阅读教学，也要按照新课标那样来接轨全球母语教育的普世价值：“充分关注学生阅读态度的主动性、阅读需求的多样性、阅读心理的独特性，尊重学生个人的见解，应鼓励学生批评质疑，发表不同意见。”[6]（p.16）从而使阅读真正成为蓄养学习者母语表达力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由传统“语文”课程名称回归到名正言顺的“汉语”，这实质上是：唤醒中华民族的母语意识并使之更趋自觉，坚定母语教育界宏伟的使命感并使之日臻理性；进而促使母语教育价值重心发生一次革命性的深刻位移，即从机械、单一和偏狭的“接受本位观”转换到“表达本位观”乃至“表现本位观”，促使母语教育目标开始一次历史性的重要升华，即由重在养成认知、记忆、复述和平面化再现的语用能力提升到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审美表达直至创意表达为目标指向的表现性语用能力。这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传统“语文”教育从名到实的蜕旧更新，也是其独立设科百余年来名归实至的质的跃升。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向纵深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国外学界已提出以充满活力的“核心英语（nuclear english）”新概念作为全球多元文化博弈之核心竞争力的背景下④，我国母语教育以“汉语”重命名为逻辑起点和历史契机，将获得与世界各国母语教育的和谐同步：不仅仅是作为课程名称的一次形式归正，而且深层次上共享全球母语教育的普世价值，即通过养成表现性语用的“立言”来达成人格独立、思维开放之“立人”目标；而就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而言，我国以“汉语”为标志的母语教育，将开启一个新的教育历史时期，即以深刻、创新和高迈的目标意识为引领来炼就未来公民以“表现力”为内核的“言语童子功”，最终汇聚成象征东方大国空前文化创造力的强势汉语——这是全球化背景下语言强国战略的应然之义！

注解：

①对“工具论”的反思性批评甚多，意见甚丰富。代表性意见有李海林的《言语教学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30页～170页）、潘新和的《语文：表现与存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06页～111页）等。

②“适应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流行。90年代后，遭到教育理论界强烈的质疑和批评。详见鲁洁所著《超越与创新》，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8页～393页。相关论文有：鲁洁《论教育之适应与超越》（载《教育研究》1996年第2期），项贤明《关于“教育之适应与超越”问题的讨论》（载《教育研究与实验》1997年第3期），庞学光《论教育之超越》（载《教育研究》1998年第11期），李雁冰《教育的最高追求在于超越》（载《教育改革》1998年第2期）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强调实践主体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未来的创造，而不是简单满足于复制既有文明、适应现实社会需求。因此，可以推论：教育的超越性特征就体现在它能够培养出改造现实世界、创造理想世界的新人，换言之，赋予未来人以超越性的实践本质，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这样，教育并不是单纯使新人满足于“接受”人类积淀下来的既定文明，“适应”前人所早已预制的社会规范，更是在“接受”、“适应”的基础上为“超越”和“创新”而自主性学习。

③陆?《pisa如何测评阅读素养》，见《中国教育报》2011年3月17日，《读书》专刊第5至第8版。“pisa”隐含着以“立言”来“立人”的重要价值导向，应该引起母语教育理论界和一线教师的高度关注。

母语教育论文范文第7篇

按照的讲话精神和教育部《纲要》的明确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高校相关课程体系中势在必行，“大学语文”尤其要担当重任。但实际情况却是，“大学语文”逐渐被边缘化，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种权威地位，也没有外语课程的强势现实需求，处境越来越尴尬。若要改变这种不利现状，就须牢固坚定地确立“大学语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中华民族精神的课程定位；同时，也要解决好课程自身建设层面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母语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机构成

“大学语文”的本质属性是母语高等教育课程，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各级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大学教师等的共有理念。语言影响思想，语言就是思想本身。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文化深层编码，都蕴涵在母语中。母语是构成民族文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母语里有文化的故乡，母语就是祖国，母语承载着民族凝聚力。保护母语，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首选要件。换言之，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最具生命力的语言系统之一，是中华民族身份的首要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载体。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这句话的理论内涵是在表明：母语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符码。因此，在我国当下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中，怎样强调母语教育都不过分。而“大学语文”，就是高校完善汉语母语教育的最佳课程平台。汉语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语言。从母语教育的角度看，汉语的形意特点使之具有工具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等多重属性。其中，文化性是衔接工具性与审美性的桥梁和纽带。汉语“说”与“写”的表情达意功能要得到完美发挥，必须借助文化蕴涵来融通工具与审美的语用效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定一个人“有文化”或“没文化”，主要依据是他的说（口语表达）和写（书面表达），意即所谓“汉语能力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强化大学语文课程的母语教育性质与学习效能，是提升中华民族母语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扬民族精神、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

（二）“大学语文”学科化有利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在《中国教育报》评选的2013年度中国高等教育10大热点问题中，大学语文的问题位列第8，几十年来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争论仍在持续。同时，大学语文课程的边缘化现状也仍然是醒目的存在。之所以被“边缘”，除了不具备或较少具备外语课和其他技能通识课的现实功利性之外，还有课程自身学科归属性的原因。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大学语文”属于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和“大学体育”等课程同类。也就是说，与专业性的中文课程不同，“大学语文”在学科归属上已经被“边缘化”。这也成为大学语文课程定位模糊的主因。事实上，早在1986年，匡亚明、徐中玉等先生就呼吁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的学科。目前，“大学语文”学科化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根据的讲话精神及国务院、教育部颁布的各项包括《纲要》在内的法规性文件要求，大学语文课程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密切相关，这是其他公共课没有的课程优势。其次，母语高等教育是高校各个专业课程教育的基础，提升母语教育的水平与质量迫在眉睫，这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再次，自193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开设“大一国文”以来，迄今已近80年，“大学语文”可谓历史悠久。虽然建国后一度停开，但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构架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最后，大学语文课程已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和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是课程自身发展的内在基础。如果能如“汉语国际教育”那样成为独立的学科，“大学语文”的教学地位就能获得法理上的保证，其独有的课程功能就可以得到全面发挥，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更为便利和顺畅。自然，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所有争议与无奈，也会随之消失。

（三）大学语文教师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者和引领者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大学语文”，在教学理念、知识储备、教学能力和方法等方面对大学语文教师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导群体，“大学语文”的师资队伍建设是落实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目标的重要环节。大学语文教师要具备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和传播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在知识结构上，大语教师一要有良好的母语运用能力，听说读写的水平较高；二要有基本的专业背景，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的某一方向有所长；三要专业基础扎实，学术视野开阔，有辩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理论判断和分析能力。如近年来，某些学校包括高校教师让学生穿“汉服”，对孔子像行跪拜礼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把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形式化、简单化和粗鄙化。“汉服”与“汉朝之服”都分不清楚，既蒙蔽了学生也降低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应有水准。在教学能力和方法上，大学语文教师首先要成为本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者，以研究促教学，会有力地提高教学的水平和层次。其次，教师不搞一言堂，既不能故弄玄虚，也要避免肤浅单调。应以互动式教学为主。以教材为依托，可以设计文化专题研讨，也可组织经典文本讨论，引导学生联系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激发和培养学生自主研读、探究的兴趣与能力。同时，也要借助新媒体技术使教学手段丰富和多元。再次，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考试方式，制订以撰写研究论文、读书报告、调研报告等为主要形式的多元化考核原则。当然，各个层次的高校因课程目标的具体差异，会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有所取舍，但无论怎样，都不能背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宗旨。第四，大学语文教材是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导向性资源平台。

二、总结

母语教育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母语　中华文化　音乐教育

0.引言

自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音乐落后论”、“全盘西化论”等问题上展开了学术争论。为此，我国音乐教育界提出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本文就我国音乐教育中的母语教育方面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与大家共同探讨。

1.我国音乐教育现有体制的由来

中国音乐教育在清代以前占主体地位的是中国传统音乐。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戊戌变法的推行和西方音乐文化的侵入，我国音乐教育便走上了西化的道路。西化的表现可以概括为:引用欧美学校歌曲曲调作为唱歌教材、乐理采用西洋乐理体系、教学方法照搬西洋。这时候兴起的“学堂乐歌”便成为我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起点。

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西化”问题。中国近百年来的音乐教育有得也有失，正如福建师范大学王耀华先生所说，其“得”在于:引进欧洲近现代音乐教育体系，使中国音乐教育走上了系统化、规范化道路;提高了全民族的音乐水准;引进西洋近现代音乐及其理论，促进了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促使某些音乐形式的诞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音乐的发展。其“失”在于: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以欧洲音乐理论体系为基础对学生进行教育，忽视了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深入探讨和重建，不利于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弘扬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在专业理论方面，以欧洲音乐理论为普遍真理，而取代中国音乐理论;在音乐创作方面，以欧洲音乐体裁为效仿的楷模;在价值取向方面，重西轻中，以西否中。[1]

在对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得”与“失”思考的同时，也会引起对我国音乐发展的另一个问题——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主体性危机的思考。由于受西方工业文明价值观及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影响，我国一些人把东西方音乐关系纳入了古今关系，而不是把它作为人类音乐的成果来借鉴和接受。这样，也就使中国传统音乐的心理学、美学等价值被“削足适履”地纳入了西方音乐演进的轨迹。这一切都要求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整体的文化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评价与重构。

由此可见，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是一项严峻的课题，其历史必然性更不容置疑。

2.母语选择——中国传统音乐

所谓“母语”，就是指一个人最初学会的一种方言。[2]806本文这里说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中的“母语”，是借用了语言学的概念。美国语言学家布鲁克和特雷杰认为:“语言是使一个社会集团内部协调一致和任意的有声符号系统”。可以说，音乐也是人类社会“有声符号系统”的组成部分。音乐与母语有着密切的关系。声乐中的歌词本身就是语言，器乐也总是体现着母语文化的特征。另外，“一个民族的传统音乐必须要依靠民族某种具体语言和文字来交流、记录和传播，特别是没有文词依附的传统器乐曲，在民间仍然主要采用‘口传心授’的方法来传承”。[3]39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华民族在语言特色、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审美情趣、民族心理素质等方面在世界上都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本体、民族尊严、民族意识的标志。如“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品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等。虽然中华文化也含有封建性的糟粕，如君主专制主义思想、男尊女卑以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思想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因循守旧思想等，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母语，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华文化母体千百年来也孕育了传统音乐文化的成长和发展。

那么，今天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就应该指的是“以在中华民族历代生产斗争、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文化为深厚基础和广阔背景而进行的音乐教育”。[4]

当今中国音乐文化处于中国传统音乐、中国现代民族音乐、外国音乐三种体系多元共存的复杂状况。每一种音乐体系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人们的音乐生活中发挥着互相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各自的文化价值没有高低之分。它们都是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都值得保存和继承。但是，在世界各国，音乐教育首先应该担负起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构建。所以，最根本的“母语”选择应该也只能是中国传统音乐，正如当今一些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指出:“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是自信的危机，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ness)。”[5]梁铭越先生也曾经谈道:“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如若失去原生态演艺的存在，其传承也愈接近离失而无形中被埋没了。”[6]263也就是说，如果放弃中国传统音乐体系而选择其他音乐体系，则意味着否定了自我。那么，“弘扬中华音乐文化”就只是一句空话。所以，在“母语”音乐教育中，只能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为根本资源。当然，作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意味着排斥其它音乐体系，否定其它非母语因素。相反，还要把世界各民族的音乐文化知识列入普通教育的音乐课中。王耀华先生曾经指出:“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为根本，既注重继承，又重视发展，既继承一切优秀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使之得以弘扬，又重视对其他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借鉴、吸收。”[7]

3.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现实意义

当今，中国音乐教育界提出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要求把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作为基点，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音乐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中，起着并且至今仍然起着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支柱作用。若要让这灿烂的音乐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这一历史重任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到音乐教育的肩上。

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是增进中华民族情感交流、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进程的需要。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整体结构中，“乐”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的乐贵移风易俗观，荀子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记》更是充分肯定了“乐”的美育社会功能，可见音乐的民族凝聚力十分强大。同时，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也是增进中华音乐文化内部交流、继承发展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优秀传统的需要。如果没有把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保护好的话，就不能为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另外，在世界音乐教育界也出现了重视各民族传统音乐教育的趋势。面对这一世界音乐教育的共同趋势，我国的音乐教育要如何进行改革，不仅是音乐教育界，而且是整个音乐界应该重视的问题。

4.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困难和可能性

母语教育论文范文第9篇

系统比较研究中美两国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有助于修订完善中国语文课程标准、改革创新中国小学母语写作课程并提高其实效。综合梳理我国这方面现有文献，对其作简要评述，并归纳出已有成果的特征、总结其存在的不足，对继续深化研究提出了具体思路。

关键词

中美；课程标准；小学；母语写作；比较研究

课程标准是课程改革的起点和核心，直接影响一般的课程设置与管理，直接影响课程的发展与变革以及课程实施的成效。高质量的写作课程标准对写作课程的编制、实施与评价等均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有关中美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的比较研究尽管较少，但是仍有一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对这方面研究作一综述，以利于肯定成绩、发现不足，厘清思路、智性前行。

张承明的《中外语文教育比较研究》作为国内第一部较系统地进行母语教育比较研究的专著，主要研究母语教育的基础教育阶段，具体介绍时几乎都是中学母语教育的内容；写作方面，设有《中外作文教学比较》专章，从指导方式、独创性表达、训练起点等7个视角切入比较，大体上局限于教学方面，而课程方面内容基本上是空白。

专注于中外小学母语研究的专著，目前只有吴忠豪的《外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该书对英、法、美、俄、日、新加坡等国家关于母语教育规律的认识，以及母语课程的实践作了比较科学的研究。不过，写作仅是其中一部分，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的比较研究较少，而且研究国外较多，反观国内较少，仍有较大的深化细化优化的空间。

从研究内容方面看，集中研究国外写作教学的，比较少。专著方面还是20年前李志强的《国外小学作文教学》。主要介绍美、苏、日、英、法、德、新加坡等国小学写作教学在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写作原理、练习形式、测评手段等方面的成果。限于当时条件，相关资料不够丰富，存在的问题与教训分析介绍颇少，而且也没有以课程标准为整体比较对象。孙建龙主编的《小学写作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小学写作教学的改革、发展与研究状况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其中《国内外写作教学的实验与模式》专章具体例说作文分步训练等国内6种写作教学实验，简要介绍观察指导模式等4种国外写作教学指导模式，但是，内容单薄，范围较窄，没有涉及中美两国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的比较研究。

张聪慧的论文《中美课程目标·写作目标部分比较》从写作课程目标的表述上、认识上两个维度分析了中美写作课程目标存在的差异。

康海燕、谢利民的论文《中美母语课程标准评价体系比较》从在呈现方式，结构、内容、表述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比较了中美两国的母语课程标准评价体系。但没有具体分析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的内容。

佟彦君的硕士学位论文《中美语文课程标准比较》对中美两国语文课程标准（教学大纲）进行比较。在借鉴两国语文课程成功的教育理念和经验的同时，也从两国语文教育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语文课程标准及改进语文教学。其中第三部分对比分析中美语文课程目标（内容）。主要从口语交际、阅读和写作目标三方面来进行对比，归纳其共同点与差异，并作进一步的分析。

王志凯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外母语课程标准中写作目标的比较研究》，对中美母语课程标准涉及有限，而且比较对象仅限于写作目标。傅蔚的硕士学位论文《中美基于课程标准的写作评价比较研究》虽然具体比较了中美课程标准，但是只涉及课程标准中的写作评价比较，而且没有具体细分到小学。

董蓓菲主编的《全景搜索：美国语文课程、教材、教法、评价》涵盖美国母语教育诸多重要领域和重大问题，设有专章介绍美国语文课程标准，虽然涉及课程标准小学写作方面的内容，但是线条较粗，仍有继续细化研究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缺乏与中国母语教育的分析比较，以及由此而反观我国语文教育各方面现状，评析成绩、问题及建设性对策等缺乏深入、细致、系统的研究。

戴前伦的专著《中美语文教育比较研究》着重比较研究中美语文教育的主要内容：先宏观比较中美语文教育的理念，再微观比较中美语文教育的教材、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和听说教学；意在探究中美语文教育的目标、内容、原则、方式和方法的异同及其原因，以提供我国语文教育改革的具体借鉴。没有具体论述中美两国母语课程标准写作部分的内容。

姜敏的《中美语文课程标准比较谈》通过我国《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与美国国家、宾州和加州英语语言艺术标准中的相关条目及标准制定的对比，从课程标准的阅读内容、目标方面有待系统化补充，阶段目标制定与表述过于笼统，课外读物的范围过于狭窄，课程标准缺少一份规范概念的术语表四方面来综合探讨、评价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标准。

孙婧的硕士学位论文《美国佐治亚州高中英语语言艺术课程标准与我国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比较研究》以美国佐治亚州语文课程标准和我国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为例，比较两者的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语文教材、课程评价，目的在与分析两个课程标准的差异性。

张晓光的硕士学位论文《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研究——基于中美比较的视角》对中美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历史发展、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等进行全面研究，并比较中美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在学习目标、学习主体、学习方式、学习评价方面的主要异同。

白玉波的硕士学位论文《我国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与美国（麻萨诸塞州）〈英语语言艺术课程标准纲要〉的比较》，该文从理念、结构、目标、策略和评价等五个方面对这两个课程标准作了分析比较，而写作仅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方帆的论文《中美语文课程标准的初步比较》就中国和美国旧金山高中的中国语文课程标准中的阅读要求作了简要比较，没有涉及写作部分。

许萍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小学五、六年级写作标准特点分析———兼与我国课程标准作比较》和王芳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小学三、四年级写作标准分析》比对分析了中国和美国加州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的异同。

较为全面研讨、比较中美两国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的论述，集中收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编写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解读》、董蓓菲主编的《全景搜索美国语文课程、教材、教法、评价》、吴忠豪的《外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张聪慧的论文《中美课程目标·写作目标部分比较》、佟彦君的硕士学位论文《中美语文课程标准比较》、王志凯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外母语课程标准中写作目标的比较研究》等著述中。

综上所述，我国语文教育界专门比较中美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的文献并不多。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呈现如下特征：一是大都着眼于宏观比较，从教育政策、课程标准制定、教育理念层面比较的多，而且比较偏重现象的罗列、往往分析不够、现象背后的原因追索几乎都是点到即止、一语带过。二是所有的比较都没有涉及课程标准文本质量，而以标准之标准去衡量中美课程标准文本质量，更能从繁琐、芜杂的现象罗列中超，有助于深入探究那些隐匿于现象深处的本质和规律。

顺着这一思路前瞻，本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聚焦于中美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比较细致地比较我国《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和美国国家《英语语言艺术标准》，以及以加利福尼亚州英语课程标准为代表的地方母语课程标准，分析异同之所在，比较各自课程标准的文本质量，这样才能够为我国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小学母语写作课程的改革创新提供可资借鉴的建议。比较的目的不是比高低、论输赢，而是在比较的基础上分辨、选择和借鉴，从更新更广的视野加深对写作课程标准的内涵认识，更好地改进我国小学母语写作课程，增强其实效。

参考文献

[1]董蓓菲.全景搜索：美国语文课程、教材、教法、评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解读[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3]吴忠豪.外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4]王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小学三、四年级写作标准分析[J].基础教育研究，2010（2·B）.

[5]王志凯.中外母语课程标准中写作目标的比较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教

母语教育论文范文第10篇

一、母语教育的本质是文化传承    

在跨语际文化交流越来越深入的今天，我们需要回到母语教育的层面去重新认识语言教育的主旨与依归。只有母语才能真正唤醒我们对语言的原始情感，而且母语教育也是语言教育中价值论、知识论与方法论皆以朴实著称的一个领域，她可以守护我们纯朴真诚的语言品格。母语作为天然的文化财富，在其文化个体从孕育到出生、成长和发展的历程中，它都担当着哺育者和引领者的使命。    

母语教育对于它的个体安身立命而言，具有与自然生命同等重要的文化价值，这是人的社会属性所依存的基础，它具有朴实天然的品质。    

人类学上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狼人命题”，可以作为我们分析母语教育价值的重要材料。“狼人命题”讲的是人的可塑性:人类个体自出生之时起接受狼的哺育，在长期的狼群生活中获得了“狼性”，其人的特征则逐渐褪化。

这一命题讨论了三个关键问题:其一，人的后天环境至关重要;其二，人与其他生物在自然属性上具有可沟通性的关键联系;其三，人的语言及其文化行为能够被消解。上述三个关键问题除了人类学本身的意涵之外，其实都与母语教育有关。教育学意义上，胎教学的有效实践告诉我们，生命在母体之中即具有后天的母语学习能力仁’〕。生命科学意义上，基因学的巨大贡献让我们明白，人的先天性就是人继承父母基因的先在规定性，它与后天学习无关川。胎教学与基因学的研究成果都让我们对人的先天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先天是人出生之前的一种生命孕育环境，也是人获得生命、终其一生的基因品性。“狼人”后天学习的母语是“狼语”，文化习得也随之发生变化，虽然他的先天性为“人”，但是后天的母语教育及其文化适应改变了“先天性”的实现路径，由此可知母语教育的重大意义。就人与其他生物在自然属性上可沟通的规律而言，正是因为母语的社会属性的缺失，人与生物沟通才得以实现。或者说，母语教育发挥着守护人的天然性与催生人的文化能力的关键作用。另外，人的语言与文化能力的可消解性，只有在母语教育完全退出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它反衬着消解者与母语教育的冲突，实证了缺乏母语教育将面临的可怕后果。“狼人命题”是对母语教育的强调与反证，突显了母语教育对于人的个体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在人的成长历程中，母语是第一个文化元素，它既是个体与母体的重要纽带，也是个体步入社会的必要前提。母语具有高度亲和、营养精致的文化功能，它对初入人生的个体饱含天然的融合本性。首先，母语帮助个体思维正常发育和健康成长。母语在沟通个体之间的情感时具有沉浸式的意味，它不是外在的、置入的媒介，也不是简单的工具化过程，它是个体内在的文化元素，兼具形式与内容的职能。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发现母语比之外语而言有着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内蕴。其次，母语细致入微地与人交融，并将伴随其中的情感与信息准确、深刻地照映于使用者。母语是一种文化复合体，除了语言内部的语音、词汇和相应的语法，它还承载了特定传统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文化情感、知识信息、社会经验，这种特定性恰好形成了母语的文化个性与艺术魅力。我们常常在使用外语或其他不同系统的语言时，总有辞不达意、言不由衷的尬尴，其根源即是外语缺乏母语的文化复合能力。另外，母语作为接纳个体进入母语文化系统的“使者”，具有纵深开放与横向圈层的网格特性。这种网格，也可称之为“文化之网”。母语在个体初入人生的时序中，它无处不在，无所不明。它是整个母语系统接纳个体、养育个体的“文化使者”，不仅要让新生的个体逐渐习用日头的听说能力，还要协助个体热爱和掌握复杂的母语知识。更重要的是，母语所承续的社会关系也是母语教育的社会关系，初入人生的个体所建立的一切社会关系共同形成了母语文化传播者与交流者，让其徜徉在母语的文化之网，每时每刻都在接受母语和本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因此，这张“文化之网”虽然内涵广博，但其本质是“母语之网”，给予单薄的个体生命以全方位的呵护。    

母语是温馨而真诚的文化使者，由于其天然地建立了个体与传统的关联，它所影响个体的力量也就朴实而坚定。从语言教育的外在功能出发，不断面向个体的文化养成产生积极影响，因而母语教育的本质，是培养文化情感和民族价值观的文化传承。

二、跨语际教育的主旨是跨文化交流    

跨语际教育是当代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过程，极大地推动了跨语际教育的发展，以语言文学学科为基础的跨语际教育已成为国际性的热门学科，其不仅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而且也形成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产生了较有价值的跨语际教育成果川。青年一代的语言学习能力与多语言素养正在成为新时代的一个文化标识。   

区域性和全球性的跨语际教育机构的设立，标志着频繁而数量众多的跨语际交流方兴未艾。随着旅游观念的增强和旅游产业的强盛，跨语际旅游也成为生机蓬勃的文化产业。跨语际教育逐渐形成良性的开放机制:一方面，跨语际教育已经积累较为稳定的师资队伍和后备人才，课程体系与教育方法拥有了较成熟的经验;另一方面，面向大学生留学深造的跨语际教育发展较快，面向劳务市场与经贸交流的跨语境教育规模大，形式灵活，未来前景可观。如果从语言教育本身的目的来看，跨语际教育只是一种多语言交互的语言教育类型，为那些有跨语际交流需求的人们提供语言学习的机会。但是如果从就业和文化理解的角度分析，跨语际教育所承担的使命就显得非常重要，它不仅以语言教育为手段，而且还要在语言教育中融入文化观念与知识内容。

语言调查有这样一项个案:    

外语学习动机调查，被访者:Luechai(列差)，国籍:泰国，年龄:14岁    

问:为什么学习汉语?    

答:我很喜欢中国，我热爱中国文化。中国人很热情，我想通过学习汉语帮助我认识更多的中国朋友。我的孩子在泰国现在也学习汉语，我想让他以后来中国留学，在中国找工作川。    

从这个访谈我们非常清晰地了解到，外国人的汉语学习与中国文化具有直接的关系。中国文化的外在形式是人的热情，是中国人可以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此，跨文化交流是跨语际教育的旨归，也是持续的、深入的跨语际教育所应坚持的方向。    

母语教育论文范文第11篇

一、双语教育的认知论基础

对儿童双语现象的系统调查和探索始于近100多年前。典型的当属Ronjat(1913)的研究。但多数早期研究都是由门外汉完成的，而且往往将自己的孩子及其语言习的经历作为对象Meisel(2004)。直到二十世纪60年代，由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主导形成的双语研究成果才真正面世。近25年来的研究证明，儿童完全可以同时学会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且质量不亚于母语学习。双语儿童在学习每一种语言的时候，都可以同样的进程获得该语言的语法能力，这和单语儿童学习母语的情形相同。换言之，双语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与单语儿童习得母语相比没有本质区别。至于两种语言是否相互影响，目前尚无定论，但Meisel初步认定，如果儿童分别在不同环境学习两种语言，那么，他们对特定语言结构的掌握就可能加速或者延迟，或者说就可能增加或者减少特定语言结构的使用频率。

Perl 和 Lambert(1962)指出，先前一系列有关双语教育的研究在方法上欠妥，比如：研究人员对参试双语者和用于测试的语言心存偏见。在修正了研究方法以后，他们发现在双语和智力发育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自此以后，关于双语能力对儿童在语言和非语言方面的认知和元认知的正面影响得到反复确认。在得出双语能力对儿童认知具有正面影响的研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选择两种语言能力比较均衡的双语者作为测试对象。只要一个双语者具有均衡的双语能力，那么，比起单语者来，他在学习方面获得的优势就更大。

与双语教育认知论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母语对第二语言(外语)的影响。在行为主义鼎盛时期，人们普遍认为语言学习就是语言习惯的形成过程。行为主义语言学家假设，学习者的母语习惯会妨碍其第二语言(外语)习惯的培养。学习过程中所犯错误反映了学习者母语的语言结构。但从二十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者的观点发生彻底的改变。他们似乎觉得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很多第二语言错误难以用母语习惯迁移加以解释。但即便这样，也不能断定母语对第二语言学习完全没有影响。

Lessow-Hurley (2000)在总结双语教育理论和实践成果时指出，就添加性双语教育(母语+第二语言)来说，基础研究已经证明，双语教育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1.学生在一种语言里学会的概念和技能会迁移到另一种语言之中；2.学生母语能力的发展有助于第二语言的学习；3.学生认知性语言能力会得到正常发展；4.两种语言能力为学生成才创造了更好的机会。

二、双语教育有效论

讨论双语教育效果，必须厘清两个基本概念，一是双语计划实施的成败，二是双语教育的教学效果。二者虽然关系密切，但前者侧重点在双语计划的管理，后者则强调双语教学大纲的执行情况。这里所说双语教育效果，指的是后者。一些美国的研究者总是喜欢将二者混为一谈，在一系列双语计划失败之后，他们匆忙作出结论，认为双语教育在实践中是无效的。这种看法显然失之偏颇。美国有关双语教学效果的研究仍然没有取得最后结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效果研究总是与政治、文化问题纠缠在一起。双语教育效果研究至今未能获得突破的另一个原因是技术难度太大，变量太多。尽管如此，稍加浏览最近几年的从众多研究，还是能够从中看出某些端倪。

首先一些学者建议准确定义“成功”的概念。成功的双语教育能够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引导他们取得学业进步，并培养其社会文化整体意识。每一种语言提高的水平，由双语教育的目标决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多数学校要么仅仅以标准化测试，要么以学生在真实生活中的表现来检验双语教育效果。社会文化整体意识涉及到学生在主流社会和非主流社会发挥作用的能力，可是，双语教育效果测试基本不考虑学生在少数民族社区的生活状况，这个因素甚至连变量都不算。如果把学校的作用再做一点延伸，双语教育效果还应该包括这种教育对学生家庭的影响程度。公正和准确性是衡量双语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国外双语教育，特别是美国双语教育的理论研究比较成熟，一些理论研究方法和具有共性的研究成果值得参考和借鉴。但是，理论来源于实践，语言教育涉及到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基于不同国情的双语教育实践及其理论是不可能照搬的。我国在实施双语教育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探寻符合中国实际的双语教育理论。

参考文献：

[1].Brisk，M.E.(1998).Bilingual education：from compensatory to quality schooling(A)，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Hamers，J.F.and Blanc，M.H.(2000).Bilinguality and Bilingualism (M).2nd edn.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母语教育论文范文第12篇

（一）母语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机构成

“大学语文”的本质属性是母语高等教育课程，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各级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大学教师等的共有理念。语言影响思想，语言就是思想本身。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文化深层编码，都蕴涵在母语中。母语是构成民族文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母语里有文化的故乡，母语就是祖国，母语承载着民族凝聚力。保护母语，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首选要件。换言之，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最具生命力的语言系统之一，是中华民族身份的首要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载体。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这句话的理论内涵是在表明：母语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符码。因此，在我国当下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中，怎样强调母语教育都不过分。而“大学语文”，就是高校完善汉语母语教育的最佳课程平台。汉语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语言。从母语教育的角度看，汉语的形意特点使之具有工具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等多重属性。其中，文化性是衔接工具性与审美性的桥梁和纽带。汉语“说”与“写”的表情达意功能要得到完美发挥，必须借助文化蕴涵来融通工具与审美的语用效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定一个人“有文化”或“没文化”，主要依据是他的说（口语表达）和写（书面表达），意即所谓“汉语能力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强化大学语文课程的母语教育性质与学习效能，是提升中华民族母语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扬民族精神、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

（二）“大学语文”学科化有利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在《中国教育报》评选的2013年度中国高等教育10大热点问题中，大学语文的问题位列第8，几十年来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争论仍在持续。同时，大学语文课程的边缘化现状也仍然是醒目的存在。之所以被“边缘”，除了不具备或较少具备外语课和其他技能通识课的现实功利性之外，还有课程自身学科归属性的原因。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大学语文”属于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和“大学体育”等课程同类。也就是说，与专业性的中文课程不同，“大学语文”在学科归属上已经被“边缘化”。这也成为大学语文课程定位模糊的主因。事实上，早在1986年，匡亚明、徐中玉等先生就呼吁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的学科。目前，“大学语文”学科化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根据的讲话精神及国务院、教育部颁布的各项包括《纲要》在内的法规性文件要求，大学语文课程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密切相关，这是其他公共课没有的课程优势。其次，母语高等教育是高校各个专业课程教育的基础，提升母语教育的水平与质量迫在眉睫，这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再次，自193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开设“大一国文”以来，迄今已近80年，“大学语文”可谓历史悠久。虽然建国后一度停开，但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构架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最后，大学语文课程已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和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是课程自身发展的内在基础。如果能如“汉语国际教育”那样成为独立的学科，“大学语文”的教学地位就能获得法理上的保证，其独有的课程功能就可以得到全面发挥，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更为便利和顺畅。自然，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所有争议与无奈，也会随之消失。

（三）大学语文教师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者和引领者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大学语文”，在教学理念、知识储备、教学能力和方法等方面对大学语文教师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导群体，“大学语文”的师资队伍建设是落实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目标的重要环节。大学语文教师要具备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和传播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在知识结构上，大语教师一要有良好的母语运用能力，听说读写的水平较高；二要有基本的专业背景，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的某一方向有所长；三要专业基础扎实，学术视野开阔，有辩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理论判断和分析能力。如近年来，某些学校包括高校教师让学生穿“汉服”，对孔子像行跪拜礼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把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形式化、简单化和粗鄙化。“汉服”与“汉朝之服”都分不清楚，既蒙蔽了学生也降低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应有水准。在教学能力和方法上，大学语文教师首先要成为本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者，以研究促教学，会有力地提高教学的水平和层次。其次，教师不搞一言堂，既不能故弄玄虚，也要避免肤浅单调。应以互动式教学为主。以教材为依托，可以设计文化专题研讨，也可组织经典文本讨论，引导学生联系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激发和培养学生自主研读、探究的兴趣与能力。同时，也要借助新媒体技术使教学手段丰富和多元。再次，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考试方式，制订以撰写研究论文、读书报告、调研报告等为主要形式的多元化考核原则。当然，各个层次的高校因课程目标的具体差异，会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有所取舍，但无论怎样，都不能背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宗旨。第四，大学语文教材是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导向性资源平台。1979年至今，已经出版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近2000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徐中玉主编本、王步高主编本、夏中义主编本、温儒编本和陈洪主编本。这5种教材从内容到体例都各具特色，对大学语文教材的完善和创新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示范作用。但是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教材中，还须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更新教材编写的理念、内容和体例。在教材的编写理念上，要明确大学语文绝不是中、小学语文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里的内容延续，也不是文学专业知识对非中文专业学生的普及化，更不是单纯的工具性技能的补偿和提升，而是对基于母语教育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固本强基的系统工程。在教材的内容选择上，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串连起不同时代、不同人文领域的经典文本；也要精选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代表性文化典籍。在此，世界性是对传统经典性的对照和融通，能够促进学生由“学”到“思”、由“思”到“智”，以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在教材的体例设计上，宜采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经，以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科技、民俗等学科模块为纬———经纬纵横的单元式体例，既利于显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导向性，也体现开放性和系统性的教学资源格局。

二、总结

母语教育论文范文第13篇

一、 国内外母语音乐教育历史及其现状

母语音乐作为本民族自身文化的产物，逐渐受到各个国家的青睐。国内音乐教育界的相关学者大都发现，在面对西方和音乐文化的同时，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在哪里?1995年的“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专门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为题进行了研讨。到会的民族音乐理论及表演艺术方面的专家、学者就中华文化为母语音乐教育的意义与界定、母语音乐教育的困境及建构、规划、实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如王耀华教授曾提出“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应提供大课堂(社会的民族音乐环境)、中课堂(学校课外民族音乐活动)、小课堂(民族音乐各种课的教学)的结合。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应包括中国音乐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美学、形态学、价值观念等。”李妲娜认为:“中华文化为母语的国民音乐教育应把体现民族文化气质和民族音乐形式的曲目纳入音乐教材”等等。

在此基础上，各高校也都有了母语音乐教育的实践尝试。如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开设了侗族大歌班，呼伦贝尔学院音乐系设立蒙古长调大专班、云南民族学院民族艺术系也对本土音乐文化的传承进行探索，福建师范大学与泉州师范学院正在开设的南音演唱传习班，江西赣州学院和梅州嘉应学院先后将客家山歌和广东汉乐引进课堂等等，我国的《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标准》也做出了“弘扬民族音乐”等明确的规定，各地中小学也在不断的开发适合本地区的校本课程。诸如此类的实践尝试无疑都是很好的开端。

然而，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实施母语音乐教育不会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模式，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母语音乐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各种不尽相同的困难与处境。云南这一地处祖国边陲的多民族省份，在母语音乐教育实施的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了诸多的现实困境。

二、 云南实施母语音乐教育的现实困境分析

1、云南音乐文化多样性难以有效阐释的困境

云南有26个民族，2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风俗民情是一个活的历史博物馆。每一个民族的衣、食、住、行及婚恋、丧葬、生育、节典、礼仪、语言、文字、图腾、宗教、禁忌、审美莫不结撰为丰富多彩的文化链。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大理的白族文化、傣族的贝叶文化、彝族的贝玛文化……泼水节、刀杆节、插花节、火把节莫不独具特色，深邃而幽远。伴随着这些节庆、仪式的是丰富而富于特色的音乐舞蹈。因此，云南又被誉为“歌的故乡，舞的海洋”。世世代代的人们把整个生命的意义都投入到美妙的歌声和神秘的舞蹈当中，那里承载着他们祖祖辈辈与天斗、与地斗、与人处的生命历史信息，是他们的历史、生命、精神外化的结晶。

云南母语音乐文化的形式不可谓不丰富。从一方面来说，这些都为母语音乐教育提供了可滋利用的潜在文化资源，但另一方面，这些多样化的音乐文化艺术形式在当今的主流音乐教育中，又由于其复杂多变而缺乏一种便于推广、传承的有效途径。从现代教学论的角度来说，一种缺乏自身阐释能力的教育资源是不能被有效的用于学校教学过程当中的。因而，在我们的学校音乐教育中，当面对云南丰富多样的教育资源的时候，往往会显得束手无策。

2、 云南母语音乐教育在西方音乐中心论影响下的困境

20世纪中国的音乐教育基本上经历了四次大的历史变革，这四次大的历史变革影响到了中国各个地方的音乐教育，云南亦不例外。在这四次大的历史变革中，强势一方以科学、高雅、先进等符号标签长驱直入，而弱势一方则以心理上的顶礼膜拜，行为上的被动接受，不折不扣的全盘接收。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这种文化惯性的影响下，大多数师生形成了西方音乐文化是先进的文化，而中国的音乐则是落后的粗俗的、不科学的文化观念，以致我国学校的音乐教育难以摆脱西方殖民文化的后殖民怪圈。

云南虽处我国西南边陲，但同样受此影响。如何摆脱西方音乐中心论的影响，是云南构建母语音乐教育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

3、 汉族传统音乐文化对云南母语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影响

按照文化渗透理论来说，强势文化会伴随着经济、政治等相关强势媒介逐渐渗透、改变弱势一方。而我国汉族文化以其海纳百川之势，不断影响着少数民族的文化。学术界对中国音乐的研究也更多的是从汉族音乐的角度进行的。譬如中国音乐史、中国乐理、中国传统音乐等教材的编写、课程的教学更多的都侧重于汉族音乐知识、理论的梳理总结。虽有各少数民族音乐志的编撰、整理工作，但并没有有效地纳入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这也不能不说是音乐文化多元传承中的缺失。

云南由于处于祖国的边陲地带，经济相对落后，且又以少数民族文化多元并存，无疑会受到汉族文化影响。这又是云南在实施母语音乐教育时所面临的困难。

无论困难再大，从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角度来说，各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价值，正是这些不同的传统文化才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而不是现代文化使然。因此，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些萌发自不同传统而又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三、 云南实施母语音乐教育的理论对策

1、 以各地州音乐文化特色为背景、地州师范院校为依托，构建本民族音乐学科理论

云南母语音乐教育的实施之所以困难重重，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种多样化的音乐文化形态缺乏强有力的自身阐释能力，在当今的主流音乐教育环境下显得难以梳理归纳，进而在其自然传承难以有效进行的当今社会中，学校的传承也显得羸弱无力。

要解决此一问题，地、州师范院校音乐系科就要通力合作，充分发挥其学术高地的作用。云南共有8个地级市和8个自治州，各地市州基本都设有师范学院或师专学校，这些院校的音乐系科作为“工作母机”正可以充分依托自身区位、文化优势，立足本土，充分调动一切可兹利用的资源(如与文化馆等研究单位、本地知名艺人加强沟通，刚刚颁布的第二批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名录中，就有文山铜鼓舞传承人陆孝宗、黄正武的名单)，深入研究本乡本土的音乐文化资源，从一种音乐理论的研究逐步过渡到一种音乐学科理论的构建，进而反过来指导音乐理论的再研究，以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循环机制，从而为母语音乐教育的实施奠定自身坚实的基础。

2、 从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角度重新审视中西音乐文化之价值，打开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殖民枷锁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在1992年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大会发言中提出“将音乐作为文化来传授”的观点(管建华:《音乐民族学与世界音乐的教学中国音乐》(增刊续集)，1995. 4.);20世纪70年代，德国音乐教育对音乐的理解也开始由“音乐艺术作品”转向“文化中的音乐”(金经言:《德国音乐教育中的若干新动向》，《中国音乐》，1996第2期);澳大利亚音乐学家彼得·邓巴·霍尔认为音乐是“文化的一种产品……不同类型的音乐，属于、代表、事实上解说着不同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桂勤编:《关于音乐教育中多元文化主义的界定》，《中国音乐》(增刊续集)，1995. p67)。上述这些对音乐本体的界定反映出了一些相同的学术人文思想——音乐是一种文化，对音乐的理解必须放到具体的“情境”(Context)之中方能得出准确的阐释。因而，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过去被认为是圭臬的东西其实也是人为构造出来的，过去可以不加思考不用证明的公理，现在如果自上而下地强加在丰富多样的地方性现实之上，就难免有虚妄的嫌疑了”。(叶舒宪:《谁破译了达芬奇密码?》，《读书》，2005年第1期)

从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角度出发就有了多元文化并存的需求。在2004年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大会上，与会专家发出了关于各级教育部门进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倡议书，从学科和学术方面来讲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音乐教育学科的转向，是学术视野转向全球视野的反映。有助于打破西方音乐一元中心论的影响，使我国的音乐教育真正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管建华:《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12月)

云南的音乐教育应该趁此东风，迎头赶上，以开阔的胸襟，理解、容纳多元的音乐文化，以此打破西方音乐中心论的后殖民影响。

3、 正确处理少数民族母语音乐教育与汉族传统音乐教育的关系

母语教育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本土母语音乐 校本课程开发 课堂教学 实验报告 红河

一、问题的提出

1.国内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并进入实施阶段。2001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颁布,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动拉开了序幕,而《课程标准》及新教材的编写和试用标志着课程改革已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改革力度最大、国家投入资金最多的一次课程改革,涉及培养目标的变化、课程结构的调整、国家课程标准的制定、课程实施与教学改革、教材改革、课程资源的开发、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师资培训以及保障支撑系统等,可以肯定此举必将牵动整个基础教育的全面改革。

2.我国素质教育全面推进和三级课程管理制度正式实行。以校为本的“关注学生实际发展需要、关注教师专业研究能力、关注学校办学特色构建”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校本课程开发”应运而生,并将成为我国今后至少三十年内课程改革的重大课题。以此为契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音乐教育发展方向应立足于本区域的母语音乐,其核心动力及培养目标应着重放在本土情感的回归上,并通过课堂教学体系的长期探索与不断完善推动母语音乐教育的发展进程。

3.真正发展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新体系。毋庸置疑的是,早在1995年12月广州召开的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上提出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新理念,就是要把学校基础音乐教育作为少数民族本土母语音乐传承的主要基地,在少数民族地区着力发展本土母语音乐教育,以推行这一新理念的具体实践。只有这样,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音乐才能得以有效挖掘、整理和研究。然而,这些少数民族本土母语音乐在当前学校基础音乐教育中的发展地位和课堂教学如何,是问题提出的关键因素。

4.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民族音乐是世界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我国民族音乐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本土母语音乐则是汉族音乐之外的重要音乐存在。从当前的相关情况看,汉族音乐因其人口等多方面的因素在传承上占据着绝对优势,而各少数民族的本土母语音乐却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传承逐步断层,情感不断流失”的尴尬局面,并伴随着失传或正在失传的危险,即使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保护起来也是有局限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成为没有发展的传承。

5.新世纪对人才的挑战。以人为本的国家发展战略首先重视的是人才,人才的培养除借鉴外部力量外,最终还是要立足本国本民族的传统和创新。飞速发展的信息社会强烈地冲击着世界各国各个民族本土母语音乐的传承与发展,而中国因受“欧洲音乐中心论”和“汉族音乐优势论”的影响,致使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本土母语音乐正面临“沙漠化”的严峻挑战,其形势的紧迫性已刻不容缓,故而探讨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问题已形势紧迫了。改观这一形势的有效途径是鼓励和探索学校基础音乐教育不同民族区域实施不同民族音乐校本课程开发模式。

二、指导性思想

1.彰显人文内涵。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建立是以弘扬本土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为核心内容的,汉族之外55个少数民族的“本土母语音乐”则正是这一核心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将其融入学校音乐教育,使之得到更广泛、更深入的传承与发展,通过“校本课程开发”则是其彰显人文内涵最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2.聚合教育资源。课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而校本课程问题正成为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焦点。无论是作为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音乐学科,还是作为推进素质教育教学目标的音乐学科,在我国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民族环境下“本土母语音乐”进入“校本课程开发”的范畴是必然的。而本土母语音乐的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也正是将弱势的本土文化整合、聚集并融入课程和引入课堂的过程。从学校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层面看,聚合教育资源是改观这一局势的最佳选择。

三、理论性依据

1.从“本土母语音乐”与“校本课程开发”的本质内涵思考,二者之间有着不同的社会需求功能,前者承载着强烈的社会情感功能,而后者则承载着浓厚的社会教育功能。事物的最终发展取决于实践与理论的互动效应,“本土母语音乐”与“校本课程开发”的结合本身就内涵着实践与理论的一种互动关系,其效应将直接促进“本土母语音乐”与“校本课程开发”的共同发展与繁荣。对于我国以“校本课程开发”为重点的课程改革和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而言,音乐课程改革下的本土母语音乐将直接促进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音乐教育主导下的本土母语音乐也将直接推动音乐课程的改革进程。

2.新世纪是以知识的创新与应用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尤其创新人才的培养已成为影响整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应对这种挑战则迫切需要基础教育加快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步伐,并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促进素质教育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环节,而基础音乐教育课程改革则是关键中的关键。通过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这一举措,在音乐实践活动中,逐步培养学生的民族审美情趣和独立的民族自主创新意识,并潜移默化地增强学生的民族情感意识,最终达到素质教育音乐课堂教学所应有的整体效益。

四、实验准原则

1.教育与情感相结合原则: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塑造人的情感主体意识。音乐教育是情感的教育,母语音乐教育则是培养民族情感的重中之重。

2.审美与实践相结合原则:让学生在音乐实践活动中树立正确的审美趣向,在本土母语音乐的熟悉过程中激发人文主体情感,发展音乐创造力和培养音乐实践能力。

3.知识与技能相结合原则:教学实验要侧重民俗学与音乐学的融合,深层挖掘本土音乐文化的内涵结合音乐技能训练,探求音乐实践能力的综合培养。

4.因材施教与面向全体原则:实验过程既要关注全体学生发展的共同规律与特点,又要承认和关注学生个体差异而不忽略学生个性发展、不放弃学生“慢性”发展。

5.寓教于乐与快乐课堂原则:音乐教学的课堂一定要快乐,避免死硬的说教和枯燥的灌输,通过优美感人的音乐艺术形象唤起学生的求知情感,在快乐中自愿自然地接受美,学习从聆听开始。

6.科学系统与循序渐进原则:音乐是一门学科,音乐教育则是一门科学,其课堂教学有其内在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无论是母语本身的含混不清还是音乐本身艰涩难懂,都需要循序渐进。

五、方法与过程

音乐教育的主导在于音乐教师的教学,而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因地制宜地将本土母语音乐全面引入课堂教学时,其教学的关键则在于确立并完善一套科学的建立在本土母语音乐内容基础上的教学模式。本土母语音乐素材的教法研究是重中之重,其核心在组织原则上是对音乐教学模式的研究。查有梁在《教育建模》一书中说:“模式是一种重要的科学操作与科学思维的方法”,它是“处于实践和理论之间的中介方法”。通过教学模式的构建,能把教学实践上升为教学理论,反过来又给实践以指导。实验过程就是构建教学模式的过程,应遵循“教学有法,教无定法”的原则,应遵循“教学有模,教无定模”的规律和要求给音乐课程改革提供反馈信息,从而加快音乐课程改革的进程,加大音乐教育改革的力度。

本土母语音乐与校本课程开发的内在联系以及二者在结合过程中所产生的实践应用层面上的灵活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问题,是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主题之所在。相关教学实验以红河区域音乐素材为例――

1.第一阶段――实验课前准备阶段:一方面收集并分析“校本课程开发”的相关政策及理论,教育学提供的相关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将有效地解决“校本课程开发理论”中的疑难问题;另一方面把握当前形势下红河区域本土民族的母语音乐课程资源之挖掘、整理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尤其是彝族和哈尼族的民间音乐通过走出去实地采风和请进来学习艺人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2.第二阶段――实验课堂模式探索: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在模式上是不固定的,但有一个基本模式观念是:开发内容要因地制宜,内容设置要因人而异。

一方面要注重内容与形式的两相融合:红河区域有10余个世居民族,其本土母语音乐多彩纷呈,当然其繁杂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从课堂教学的适用对象考虑,可以从红河区域的哈尼族和彝族的代表性民族歌舞素材音乐入手,以校本课程的简约灵活为框架,结合音乐学“雏形原型变型无型”的“传统与创新”方法开展课堂教学,具体素材选择如红河建水彝族民歌《采花行》、《郎采合》等,当然使用民间小调如《螃蟹歌》、《鲜花调》等也是不错的选择。总之一个准则:优美、熟悉、简练。校本课程开发的表层模式在于把“音乐学中的本土母语音乐资源”和“教育学中的校本课程开发理论”进行内容与形式的两相融合,其实质是音乐教育学效应。

另一方面要注重实践与理论的两相互动:事物的最终发展取决于实践与理论的互动效应。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深层模式是在对各个区域民族“本土母语音乐”了解与把握和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校本课程开发”学习与研究的双层基础上拟行展开的,是实践与理论的两相互动,是探索适合不同区域民族特色的校本化音乐教育体系的构建基础。这一构建过程,将逐步提高我们对民族母语音乐文化的认知水平,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民族本位意识,并对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以及当代先进文化的建设都将有着非常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随着实践与理论的互支互动不断深入,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在基础音乐教育课程改革中成熟起来的方法基础,又可为艺术教育的其他姊妹学科的校本化课程建设提供宝贵的研究经验。

3.第三阶段――实验课后完善阶段:主要是教师课后的自我评估以及学生的信息反馈,当然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教师完善的课堂设计和课堂教学上。我们注意到音乐教育改革中,课程改革是音乐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少数民族地区音乐教育应着重发展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特色音乐教材,致力于实施富有本区域民族特点的本土母语音乐教育,其教师除具有基本的音乐知识和技能外,同时还应具备与本土母语音乐教材建设相适应的“教学手段和教学理念”以及“教学风格和教学心理”等,这些素质的培养途径大多需要在“职后继续教育”中实现,任重而道远,但前景可观。

六、实验数据链

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着力点在于如何结合校本课程“关注学生实际发展需要、关注教师专业研究能力、关注学校办学特色构建”上,这“三个关注”的实际成效最终还是要落实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本次教学实验重点放在红河本土主体民族哈尼族和彝族母语音乐“课堂教学应用谱例”的开发和设计上,其方法与过程按照上述第二阶段实验课堂模式探索,在内容与形式的融合上,采取“欣赏学习从聆听开始情感认知从素材入手”的启蒙式课堂,逐渐进入“单素材多变多素材组合”的兴趣式课堂,进而呈现“改编综合”的创新式课堂,这样一个从“启蒙兴趣创新”的课堂过程即是本土母语音乐与校本课程开发在实践与理论互动中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民族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过程。由此,我们的实验数据链设计如下图:

本实验数据链的设计项目均为变量数据参考,不存在固定值因素,即从“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课堂过程到“创新意识”的目标培养不受上图“九个点”的绝对比例影响,而是由课堂主体（包括不同年级不同程度班级与相同程度班级不同程度学生）和课堂主导（包括不同程度专业教师）决定各因素影响浮动比例,进一步讲这一课堂过程的目标培养不局限于学生共性和教师个性。从长远看,这种实验数据链的比例是多变的,是全体学生发展、教师个体发展和学校特色发展的核心因素数据链。

本实验数据链对教师的课堂教学及教学课型（包括专项课和综合课）不要求有固定的教案,但一定要有丰富多元的教案设计,不仅要有教学内容的共性体现,还要有教学对象的个性表达。这一长期的摸索过程对教师的执教素质和学生的学习品质都是双赢的。事实将证明:本土母语音乐的校本化建设是音乐学科教育发展的有效途径。限于篇幅,详细内容与动态数据恕不细述。

七、面临的问题

对于一项极富创新意识的教学实验而言,其过程出现一些困扰和疑惑在所难免,但俗话说“办法总比问题多”,作为新时代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我们相信,以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以及对民族音乐文化的浓厚兴趣和不遗余力的创新热情,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从“强化意识”到“规范过程”再到“目标实现”,虽任重而道远,但展望前景令人卓然欣慰。在本实验过程中我们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

1.实验过程中对本土母语音乐从民族音乐学角度展开研究的知识欠缺。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主要采取“专家讲座和实地采风”相结合的办法解决,依靠民族音乐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开展讲座以及与民间艺人直接贴身感受。

2.实验过程中对校本课程开发理论在广度和深度上的理解偏差。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主要采取“独立钻研与集体研讨”相结合的办法解决,依靠积极主动的个人主观能动性和集体奋发向上的团队精神解决实际问题。

3.课堂教学实验阶段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有可能造成执教者失去信心、思维混乱。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主要采取“教学模式与理性反思”相结合的方法解决,在课堂上善于发现新问题并不断革新教学具体模式,在课下善于反思新情况并理性看待教学实际效果。

八、实验准结论

实验结果是实验预期目标的最后回应,但需要说明的是,本实验客观地讲只有准结论而没有定结论,艺术学科不是所有的教学实验都必须要有定结论。本实验结果之所以存在“准”的定性,在于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在课堂教学应用层面上可能缺乏操作上的灵活性,从时间上可能也难以完成预期方案,其教学的有效性有待更大范围内更长时间的教学实体进行尝试。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只能“具体对象具体分析具体应对”地摸着石头过河,依靠不同学校的不同条件借鉴其理论的不同角度的不同理解,在教学过程中用最小的资金投入争取最大的教学成效。本实验的准结论是:①传统音乐教育培养出来的师资基本不具备本土母语音乐的从教能力,通过本实验明显改观,主要表现在民俗民风的母语文化方面;②大多数学生从独钟现代流行音乐到关注本土母语音乐的兴趣意识大为改观,主要表现在对本土情感的回归上。

九、反思与展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因需要和欲望而产生,一件事情如此,一项事业更是如此。中国音乐教育必须走民族化道路毋庸置疑。在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中,无论教师和学生,这种兴趣在心理上和课堂上都实际地经受着“作品聆听困难,美感认知模糊,情感体验受阻”的三重障碍。但随着必要的硬件设施如音响资料和教学设备等投入力度加大所带来的课堂氛围将得到改善,以及在必须的软件需求如大到教师的在岗培训和小到教师的教案设计等方面下大功夫、下真功夫,这三重障碍必将突出重围。

参考文献:

[1]戴定澄．音乐教育展望[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刘 沛．音乐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3]曹 理．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4]查有梁．教育建模[M]．广西: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

[5]鱼 霞．情感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6]杨恩寰．审美教育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78．

[7]崔允．校本课程开发:理论与实践[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母语教育论文范文第15篇

一、 国内外母语音乐教育历史及其现状

母语音乐作为本民族自身文化的产物,逐渐受到各个国家的青睐。国内音乐教育界的相关学者大都发现,在面对西方和音乐文化的同时,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在哪里?1995年的“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专门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为题进行了研讨。到会的民族音乐理论及表演艺术方面的专家、学者就中华文化为母语音乐教育的意义与界定、母语音乐教育的困境及建构、规划、实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如王耀华教授曾提出“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应提供大课堂(社会的民族音乐环境)、中课堂(学校课外民族音乐活动)、小课堂(民族音乐各种课的教学)的结合。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应包括中国音乐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美学、形态学、价值观念等。”李妲娜认为:“中华文化为母语的国民音乐教育应把体现民族文化气质和民族音乐形式的曲目纳入音乐教材”等等。

在此基础上,各高校也都有了母语音乐教育的实践尝试。如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开设了侗族大歌班,呼伦贝尔学院音乐系设立蒙古长调大专班、云南民族学院民族艺术系也对本土音乐文化的传承进行探索,福建师范大学与泉州师范学院正在开设的南音演唱传习班,江西赣州学院和梅州嘉应学院先后将客家山歌和广东汉乐引进课堂等等,我国的《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标准》也做出了“弘扬民族音乐”等明确的规定,各地中小学也在不断的开发适合本地区的校本课程。诸如此类的实践尝试无疑都是很好的开端。

然而,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实施母语音乐教育不会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模式,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母语音乐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各种不尽相同的困难与处境。云南这一地处祖国边陲的多民族省份,在母语音乐教育实施的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了诸多的现实困境。

二、 云南实施母语音乐教育的现实困境分析

1、云南音乐文化多样性难以有效阐释的困境

云南有26个民族,2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风俗民情是一个活的历史博物馆。每一个民族的衣、食、住、行及婚恋、丧葬、生育、节典、礼仪、语言、文字、图腾、宗教、禁忌、审美莫不结撰为丰富多彩的文化链。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大理的白族文化、傣族的贝叶文化、彝族的贝玛文化……泼水节、刀杆节、插花节、火把节莫不独具特色,深邃而幽远。伴随着这些节庆、仪式的是丰富而富于特色的音乐舞蹈。因此,云南又被誉为“歌的故乡,舞的海洋”。世世代代的人们把整个生命的意义都投入到美妙的歌声和神秘的舞蹈当中,那里承载着他们祖祖辈辈与天斗、与地斗、与人处的生命历史信息,是他们的历史、生命、精神外化的结晶。

云南母语音乐文化的形式不可谓不丰富。从一方面来说,这些都为母语音乐教育提供了可滋利用的潜在文化资源,但另一方面,这些多样化的音乐文化艺术形式在当今的主流音乐教育中,又由于其复杂多变而缺乏一种便于推广、传承的有效途径。从现代教学论的角度来说,一种缺乏自身阐释能力的教育资源是不能被有效的用于学校教学过程当中的。因而,在我们的学校音乐教育中,当面对云南丰富多样的教育资源的时候,往往会显得束手无策。

2、 云南母语音乐教育在西方音乐中心论影响下的困境

20世纪中国的音乐教育基本上经历了四次大的历史变革,这四次大的历史变革影响到了中国各个地方的音乐教育,云南亦不例外。在这四次大的历史变革中,强势一方以科学、高雅、先进等符号标签长驱直入,而弱势一方则以心理上的顶礼膜拜,行为上的被动接受,不折不扣的全盘接收。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这种文化惯性的影响下,大多数师生形成了西方音乐文化是先进的文化,而中国的音乐则是落后的粗俗的、不科学的文化观念,以致我国学校的音乐教育难以摆脱西方殖民文化的后殖民怪圈。

云南虽处我国西南边陲,但同样受此影响。如何摆脱西方音乐中心论的影响,是云南构建母语音乐教育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

3、 汉族传统音乐文化对云南母语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影响

按照文化渗透理论来说,强势文化会伴随着经济、政治等相关强势媒介逐渐渗透、改变弱势一方。而我国汉族文化以其海纳百川之势,不断影响着少数民族的文化。学术界对中国音乐的研究也更多的是从汉族音乐的角度进行的。譬如中国音乐史、中国乐理、中国传统音乐等教材的编写、课程的教学更多的都侧重于汉族音乐知识、理论的梳理总结。虽有各少数民族音乐志的编撰、整理工作,但并没有有效地纳入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这也不能不说是音乐文化多元传承中的缺失。

云南由于处于祖国的边陲地带,经济相对落后,且又以少数民族文化多元并存,无疑会受到汉族文化影响。这又是云南在实施母语音乐教育时所面临的困难。

无论困难再大,从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角度来说,各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价值,正是这些不同的传统文化才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而不是现代文化使然。因此,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些萌发自不同传统而又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三、 云南实施母语音乐教育的理论对策

1、 以各地州音乐文化特色为背景、地州师范院校为依托,构建本民族音乐学科理论

云南母语音乐教育的实施之所以困难重重,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种多样化的音乐文化形态缺乏强有力的自身阐释能力,在当今的主流音乐教育环境下显得难以梳理归纳,进而在其自然传承难以有效进行的当今社会中,学校的传承也显得羸弱无力。

要解决此一问题,地、州师范院校音乐系科就要通力合作,充分发挥其学术高地的作用。云南共有8个地级市和8个自治州,各地市州基本都设有师范学院或师专学校,这些院校的音乐系科作为“工作母机”正可以充分依托自身区位、文化优势,立足本土,充分调动一切可兹利用的资源(如与文化馆等研究单位、本地知名艺人加强沟通,刚刚颁布的第二批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名录中,就有文山铜鼓舞传承人陆孝宗、黄正武的名单),深入研究本乡本土的音乐文化资源,从一种音乐理论的研究逐步过渡到一种音乐学科理论的构建,进而反过来指导音乐理论的再研究,以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循环机制,从而为母语音乐教育的实施奠定自身坚实的基础。

2、 从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角度重新审视中西音乐文化之价值,打开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殖民枷锁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在1992年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大会发言中提出“将音乐作为文化来传授”的观点(管建华:《音乐民族学与世界音乐的教学中国音乐》(增刊续集),1995. 4.);20世纪70年代,德国音乐教育对音乐的理解也开始由“音乐艺术作品”转向“文化中的音乐”(金经言:《德国音乐教育中的若干新动向》,《中国音乐》,1996第2期);澳大利亚音乐学家彼得・邓巴・霍尔认为音乐是“文化的一种产品……不同类型的音乐,属于、代表、事实上解说着不同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桂勤编:《关于音乐教育中多元文化主义的界定》,《中国音乐》(增刊续集),1995. p67)。上述这些对音乐本体的界定反映出了一些相同的学术人文思想――音乐是一种文化,对音乐的理解必须放到具体的“情境”(Context)之中方能得出准确的阐释。因而,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过去被认为是圭臬的东西其实也是人为构造出来的,过去可以不加思考不用证明的公理,现在如果自上而下地强加在丰富多样的地方性现实之上,就难免有虚妄的嫌疑了”。(叶舒宪:《谁破译了达芬奇密码?》,《读书》,2005年第1期)

从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角度出发就有了多元文化并存的需求。在2004年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大会上,与会专家发出了关于各级教育部门进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倡议书,从学科和学术方面来讲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音乐教育学科的转向,是学术视野转向全球视野的反映。有助于打破西方音乐一元中心论的影响,使我国的音乐教育真正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管建华:《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12月)

云南的音乐教育应该趁此东风,迎头赶上,以开阔的胸襟,理解、容纳多元的音乐文化,以此打破西方音乐中心论的后殖民影响。

3、 正确处理少数民族母语音乐教育与汉族传统音乐教育的关系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也正是各民族相互团结、求同存异才使这个大家庭绽放出五彩缤纷的花朵。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恰恰是单一的生活方式和审关疲劳,正是不同的各民族艺术物象才使得我们生活的土地变得丰富多彩,而决不是现代文化使然。因此,在当今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这种文化个性差异的维系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