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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情况自1998起到2012年止,在这15年之中,保险服务的进口数额一直呈现着增长的态势,年增长率为17.81%;而保险服务的出口额度虽然有变动,但是也呈现着增长的趋势。这些数据可以体现出,在保险服务中,不论是进口额还是出口额,都在持续增长,但是明显进口额大于出口额,属于贸易逆差。相较于保险服务贸易,金融服务贸易在1998-2012这15年中进出口额增长变动趋势更大。如上表所示,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额由1998年的2696万美元增长到15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0.7%。进口额虽然历经起伏,但是同保险服务贸易相同保持增长。从该表中的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状况看出,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不断提高。
2.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分析基本而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内不论是商业银行还是保险行业都吸引了一大批的国外金融机构的进驻。与此同时,我国的银行业与保险业也同样接触机会向外扩张,将国内的金融服务等输出至国外。因此1998-2012这15年中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开放程度是不断扩大的,且扩大的规模与速度不断增加。随着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度也将进一步扩大。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则显得水平较低,比较落后。
二、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1.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金融发展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我国FOI与PRIVY之间高达138.122的数值可以看出我国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换句话说,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较低,因此金融市场发展潜力较大,前景广阔。由此可以看出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对金融的发展呈现着十分关键的影响。另外,再根据TRADE、PRIVY与SIZE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并且规模越大的话就越能够存进我国金融的发展。
2.中国金融增长促进经济增长根据相应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计算,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与PRIVY之间呈现正相关的状态,因而可以说是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受到金融增长显著的影响显著。但是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即我国经济增长虽然受到金融增长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程度并不大。实践证明,当一个国家的贸易水平越高的话,那么其国家的经济水平也就越高;此外当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也比较低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就会相应提高。除此以外,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发展水平的另一个指标就是DEPTH,也就是M2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该指标与前面提到的人均GDP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这两数据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DEPTH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较小。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预测,我国如果想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仅仅依靠促进金融发展的作用是十分微小的。总的来说,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表现为,首先由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再由金融发展为动力间接的推动经济的增长。一般来说,金融服务贸易对金融发展产生的影响较为明显,能够显著的推动金融的增长。但是实际情况上,因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情况,我国的经济增长受到金融增长的效应是比较小的,也就是说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推动作用较小。
三、总结
1.1规模经济与比较优势
在两国经济交流中,一国生产某产品时机会成本较低,则称该国在这个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规模经济指随着产量增加,单个产品的生产成本逐渐下降。若外部融资的规模效应能影响一国国际贸易的数量及结构,也会产生贸易收益。而高效的资金融通能力有利于企业克服流动性约束,降低交易成本,更好地发挥规模效应,增强比较优势。
1.2风险分散
在国际贸易中,风险是不可预知的,包括信用风险、汇率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政治风险等。国际市场上多种多样的金融产品能有效降低风险。国际金融产品的存在使风险承担者不再单纯是交易双方,而是有专业避险机制的金融中介机构,增强了安全性,贸易行为更易被进行。此外,国际贸易对避险性的高要求刺激了保险业的发展,对金融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1.3我国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总资产以平滑的态势稳定上涨,即使两次金融危机也未撼动增长趋势。2011年总值已经达到1326671亿,比起1994年的78241亿翻了接近20倍。SLR即储蓄投资转化率,是衡量储蓄与资本间转换能力的指标,数值越大表示金融效率越高,而我国SIR一直呈下降的趋势。
2.我国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的实证分析
2.1指标选取和数据处理
金融规模指标(FIR)即金融资产总量与GDP的比值,用于衡量金融中介整体发展水平。金融效率指标(SLR)衡量金融中介结构商业化运作程度和整体配置效率的指标,用我国储蓄资本转化率来测算。贸易依存度(OPEN),即进出口总额和GDP的比值,适用于贸易开放程度较低的国家,可作为衡量我国贸易开放度的指标。为消除时间序列计量分析中的异方差现象,将指标取对数,分别记为LFIR、LSLR和LOPEN。
2.2结果分析
从相关系数表看来,贸易开放指标和金融规模及效率指标呈正相关,而贷存比则与贸易开放负相关。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长期和贸易开放度之间有稳定的线性关系。金融规模变动1个百分比时,长期贸易开放情况平均相应变动1.011个百分比,金融效率变动1个百分比时,长期贸易开放情况变动1.464个百分比。金融中介规模是贸易开放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我国金融中介规模的发展对贸易开放起着推进作用,金融规模扩大更能够支持贸易中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贸易开放没有促进我国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大发展,可能是由于受到国外金融市场的挤压,导致本国金融产业萎缩。而金融效率和贸易开放之间没有明显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近期储蓄投资转换率的下降趋势不符合长期发展规律。就协整关系来看,金融效率和国际贸易开放程度呈反比,表明我国金融行业对愈加开放的贸易市场更为谨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性不够,自身金融体系不够完善的特点。
3.政策建议
美元购买力的转移
数据显示,有60%的美元在海外流通,或以储备形式为其他各国持有。原则上,这60%的美元应该对应60%的美国商品的购买力,但是,非常复杂的原因使之不能成为现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制造了许多不合理的贸易保护主义规则。比如,禁售所谓危害国家安全意义上的科技产品。实际上,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意味着美元已没有真实的购买力对应,而后来发生的产业转移,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经济与之发行的货币规模对应的缺口。
作为全球贸易的清算和结算货币,各国都会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与其他国家进行商品贸易。实际上,这是用其他国家生产的商品转移了美元购买力,而且,无非是把一国美元储备的购买力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一国的美元储备减少,另一国的美元储备增加,并不意味着购买美国商品的美元购买力最终消失。
金融市场虚拟美元购买力
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发展,特别是当金融衍生品从防范风险的工具摇身变成投资工具的时候,投资性产品的虚拟价值成为美元商品购买力的替代品,疏导了巨额美元购买力。通过对华尔街金融产品的投资,美元重新流回美国,资本账户的顺差平衡了美国的国际收支,也不会在商品市场上造成“挤兑”危机。没有金融投资品虚拟价值产生的美元购买力的转移功能,美元本位就要受到极大挑战。
在美元本位的框架下,美国国债也承担了美元商品购买力的替代职能,成为众多金融证券投资品的最后替代品。此次危机印证了这一点,当虚拟价值的泡沫破灭,金融市场崩溃,美国国债的最后替代属性凸显。这也是美元本位的最后防线。
金融全球化的大格局下,美元贬值、全球通胀也是美元购买力的出路。当美元发得太多,全球流动性过剩,超出全球经济总量所能承受的范围,美元购买力就会贬值,全球就会爆发通货膨胀。随着美元贬值和全球通胀,美元的部分购买力就随之消失了。其他的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美元储备的购买力,或者说价值也就流失于无形之中了。
分离贸易金融和虚拟金融
遭遇这一轮危机以后,针对美元本位,亚洲的货币互助基金、南美洲各国的贸易结算货币协议等区域性防御体开始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也开始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如何推进?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提法,似乎使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与美元本位借助华尔街的思路一脉相承。如果是这样,可以预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将建设一个金融产品交易中心,建立一个虚拟经济的交易平台,来吸纳“过剩人民币购买力”。这里有几个问题要特别注意。
首先,美国经济名义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5%,中国经济名义GDP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7%。如果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主体,也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0%。美国经济尚不能支持其发出货币的购买力,中国的难度更大,所以借助其他方式释放购买力压力在所难免。
其次,如果人民币国际化按照“美元方式”借助金融产品平衡购买力矛盾,要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防止将中国市场成为国外金融产品的倾销地,把在本国不能销售的“有毒产品”拿到中国市场倾销。
第三,不能采取美元换人民币参与交易的方式,必须直接用人民币交易。也就是说,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的机构所在国必须把人民币作为其本国的外汇储备。否则,有违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初衷,而中国的金融市场完全可能变成维护美元本位所必需平衡的虚拟购买力的海外基地。这里产生的问题是,如果美国不愿接受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美国的金融机构就不能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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