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经济论文范文

县级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一)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进步成长的现实要求党的十对惩治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提出了新要求。加强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就是要充分发挥审计监督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仅仅依靠纪律要求和道德约束是不行的，必须有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和强有力的外部监督，促使领导干部规范从政行为。因此，强化经济责任审计，是促使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现实要求，也是保障领导干部进步成长的现实要求。

(二)县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县委书记和县长是县域内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主要决策者。决策不民主、决策不科学，就会造成决策失误，就会给县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损失，甚至灾难性的损失。因此，加强对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不仅是增强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依法履职责任意识的需要，也是县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内在要求。

二、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对经济责任及其审计的认识不到位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对经济责任及其审计存在认识不到位的情况，从而导致审计项目难实施，审计质量不高，审计监督作用难发挥。有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经济责任审计，认为审计就是挑毛病、罚款，实施审计影响本地区、本部门工作正常开展;在审计过程中，消极配合，不及时提供完整的、全面的待审项目资料，甚至以领导出差和财务人员外出等为借口拖延乃至阻挠审计工作正常开展;有的县委书记和县长认为，审计就是审查财务账目上的问题，然后罚款了事;有的县委书记和县长认为，考核、监督领导干部，是组织、纪检监察机关的事，与审计无多大关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二)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难以清楚界定当前，有关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相关规定都比较宏观或不清晰，县委书记和县长的经济责任难以界定。实践中，县级重大经济事项甚至一般性经济事项都是由县委书记决策拍板，县长只是执行者。尽管许多重大经济决策事项经过领导班子集体决策，但主要领导又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决策权，一旦出问题，就很难认定是个人责任还是集体责任。另外，解决前任领导遗留的历史问题，也会给现任领导带来一定的经济风险。因此，明确区分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无疑成为经济责任审计的一大难题。

(三)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覆盖面不广调研中我们发现，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存在覆盖面不广的问题，表现为纳入审计项目内的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数量有限，另外就是开展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任中审计比例较低。究其原因，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任务重，责任大，而审计力量又不足，审计手段也有限，这就直接导致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难全面铺开，大部分审计都是在领导干部任期结束后进行，这种事后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和职责履行情况进行的监督，起不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而任中审计比离任审计的审计环境更为复杂，审计工作的难度更大，是因为被审计对象尚在领导岗位，掌握着一定的权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任中审计比例不高。

(四)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组织不规范调研中我们发现，在县级党政主要领导经济责任审计中，特别是在对县委书记和县长同步审计时，存在审计组织不规范的问题。表现在审计组织形式单一，审计组织体系不健全，从而难以实现审计力量的有效整合。比如，原来县级党政主要领导都是由市级审计，现在县委书记原则上由省上审计，扩权强县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原则上也由省上组织审计，而省上的审计力量又严重不足，市级审计力量却闲置浪费。

(五)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不完善调研中我们发现，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尚未建立，审计工作难以客观、准确、全面地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事项进行评价，特别是对于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县域内重大经济事项决策的审计缺乏较为系统、权威的评价体系，经济责任审计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指南，影响了审计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县级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1.审计标准不明确。目前，我国县级以下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没有明确的审计标准，使得经济审计工作难度增加，审计效率上不去，严重影响了审计质量。如我国某些乡镇单位同时设置两个并列职位，镇长和党委书记，二者并虽有详细的工作界定，但在行使经济审计工作时，权利出现严重交叉，进而导致审计工作模糊不清，出现相互推让的现象，从而使审计工作难度加大。为了提高审计效率，虽然制订了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召集学者专家进行研究探讨，但仍旧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首先，评价方法不全面，如只采用了归纳法，并没有采用其它统计方法，使得评价指标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其次，评价标准不统一，如在经济审计时，通常采用不同的评价指标，使得审计工作缺乏一般性。再次，评价方法不同，使得审计工作容易出现重复，从而增加了不必要的操作流程。

2.审计原则没有有效落实。我国大多数乡镇行政单位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在某领导离任之后才召集经济审计工作，而在此之前，并没有进行此工作。这明显违背了《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因为该规定要求，在政党干部离职之前，必须做好经济审计工作，在审计中如果发现问题，应明确交代清楚，才能离任，否则，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这种先离后审的审计方式很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如，如果前任领导在任时存在一些经济问题，但并没有及时查明，使其存在一些侥幸心理，而后任者由于前任的经济问题，负担加重，便会出现一种松懈心理，使得审计工作无法有效开展，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据调查，这种现象在一些乡镇单位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经济审计工作有效开展。

3.经济责任不明确。首先，由于县级以下行政单位工作具有长期性特征，如果出现一些经济审计问题，很难分清楚是上任的还是现任领导的。其次，镇长和党委书记的权利存在着交叉。根据规定，党委书记的工作主要是负责该镇管辖地区的宏观经济，同时主管责任。而镇长主要负责经济工作。这两种权利由于界定不清，使得经济审计量加大，同时削弱了其它人员的监督力度，使得廉政效果无法达到。再次，乡镇行政单位在经济责任方面缺乏统一标准，如在乡镇集体和被审个人的经济责任，缺乏界定标准，使得经济责任承担者不明确，进而导致经济审计工作无法有效开展。

二、提高县级以下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效率的措施

1.完善经济审计指标。由于经济审计工作涉及面广，再加上审计对象多样化，使得审计工作在开展上存在一定难度。以此，应遵照国家颁布的审计指标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制订较为统一的审计标准。在审计标准制订时，制订人员应当认识到，经济（责任）审计的目的不局限于纠正经济错误，而是实现有限资金高效使用。由于各地的经济情况不同，所以在制订时，需要着眼于当地的基本情况，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适合于该地区的经济审计标准。此外，还要考虑到行政单位的性质职能，考虑到它们的经济目标，再结合领导干部的工作情况，制订出一套合理的经济审计标准，使特殊性和一般性相统一。

2.处理好离任和审计之间的关系。目前存在着先离任后审计的审计弊端，使得出现的经济问题无法解决，也使先任领导存在侥幸心理，后任者有鉴于前任的事迹，也出现松懈心理，在工作中投机取巧，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效率。以此，县级以下领导干部在离任之前，必须做好严格的审计工作，才能做出离任决定。只有这样，才能对现任领导形成警示，让他们在就职期间做好当地的经济工作，才能让他们全身心的投入到当地的经济建设中去。另外，实施先审计后离任的原则，还会起到禁止违法乱纪的行为，对于廉政执政具有重要作用。此外，该原则还避免了先离任后审计所带了的弊端，使经济审计工作能够有效开展，提高了审计质量。

3.明确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首先，由于县级以下的经济工作具有连续性，并且时间跨度大，在较短时间内无法分清前任和后任的经济责任。所以，应聘请专业经济工作人员，采取专业的分析方式作出合理的审计方式，使各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得到明确划分，使他们在离任及就任时担负相应的责任。其次，做好领导者的责任划分工作，使镇长和党委书记两者的工作更加清晰分明；使审计个人和集体具有明确的界定，以免出现经济审计问题时，相互推卸责任。

4.提高审计效率。首先，由于县级以下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内容广泛，所以应合理使用当地的资源，才能提高审计效率。如在出现审计人员缺乏时，需要向上级部门申请增加审计人员，还可以专门聘请专业审计人员，使他们长期从事审计工作，此外，可以和相邻乡镇做好沟通工作，做好联合审计工作。其次，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一些县级以下的乡镇地区也呈现出繁荣景象，对审计人员也出现了较高要求。以此，这些乡镇审计机关应聘请专业审计人员，还应积极引进金融、会计专业的人才，以弥补审计方式单一、审计人员缺乏等不足。另外，还应做好审计人员培训工作，使他们专业技能不断提高，以适应现阶段的经济审计工作。

三、结语

县级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排挤效应；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面板门限回归；省直管县

中图分类号：D621；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6）05-0055-07

一、引言

我国行政层级较多，共有五级：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县（市区、县级市）―乡、镇（自治乡）。在五个层级中，历史地位最为尴尬的就是地级市，甚至在我国宪法中根本就没有“地级市”的概念，它是由过去的“地区行政公署”演化而来。实际上，在建国初期，我国实行市领导县（市管县）体制的仅有无锡、徐州、兰州三市。为保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城市的蔬菜、副食品供应，1959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自治县的决定》，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市领导县体制，并指出实行市管县体制是“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去年以来工农业生产的和农村化，密切城市和农村的结合，促进工农业的相互支援，便于劳动力的调配”。这一决定将市管县体制推向历史上第一个高潮，往后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虽然历经几次动荡，但在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中共中央（1982）51号文件向全国下达了全面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体制的指示，到9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这次市管县的推行主要初衷在于两点：一是通过“地（地区行政公署）市合并”或“撤地（地区行政公署）建市”的方式促进地方公共事务管理和地方民主政治的发展；二是通过市管县的方式将大中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统一划归城市领导，通过以城带乡，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

由于分税制改革并未规定省级以下政府的财政关系，市管县模式下，地级市往往倾向于收紧财权而下放事权，造成“饥饿财政”（孙学玉 等，2004[1]），同时偏向于市区经济的发展，通过“市卡县”“市压县”截留县的资源集中投放给市区（王庭槐 等，1995[2]）。它们带来的后果就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首先是过程上的，其次是结果上的。张毅（2010）[3]、李建豹 等（2011）[4]、林寿富（2011）[5]等学者的研究均认为县域经济单位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考虑到区县争利的严峻性，从21世纪初开始由点及面地在部分省份推行省直管县改革，这一改革将省-市-县的隔级传导模式变为省-县的直接传导模式，有利于保护市辖县在区县之争中的利益独立性。刘金东和靳连峰（2011）[6]、李兆友和陈亮（2012）[7]等研究者均认为，省直管县改革将成为县域经济差异冲高回落的分水岭。在本文看来，这一看法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根源在于政治权的不平等而非经济权的不平等，经济管理权限仅仅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属地化管理模式下，市级政府仍然保留了行政、人事等政治权力，获得了独立的经济管理权的县城在“政治锦标赛”制度下依然要服从于市级政府的管理，市辖县在区县之争中仍然将不可避免地处于被动地位。从这一点来看，省直管县改革非常类似于1994年中国的“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的同时却保留了政治集权，地方政府的发展依然要服从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大局。换言之，省直管县改革是一个并不彻底的分权改革。

针对省直管县改革对试点县的实效检验也得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结果。如刘佳 等（2011）基于六省2004―200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倍差法的分析结果显示，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政府财政自给能力的提升效应虽然存在，但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同时，省直管县改革对不同县级单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相比之下，县级市、富裕县和规模较大的县的政策效应更为明显[8]。利用同样方法，郑新业 等（2011）对河南省县级单位面板数据的结果发现，直管县在实施省直管县改革前后的经济增长趋势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意味着，省直管县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没有获得实证支持[9]。贾俊雪 等（2013）利用1997―2005年中国县级单位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有助于增强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实现县级财政解困，但却显著抑制了县域经济增长[10]。

以上研究虽然对省直管县改革的政策效应提出了质疑，但却没有找到解释这种谜题的关键。一方面，他们的研究过多偏重于财政自给率的过程公平，忽视了经济增长的结果公平；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没有针对改革前后县域经济差异的变化以及区县之间互动效应的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基于此，本文在三个方面做了创新：一是构建数理模型，指出县域经济体尤其是区县之间资源非对等竞争的排挤效应发生的内在动因在省直管县改革前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二是对全国县级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以人口为权重进行三阶嵌套分解，衡量了县域经济差异水平在省直管县前后是否发生显著变化；三是利用面板门限回归论证了省直管县改革后区县之间以及县县之间的排挤效应仍然存在。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模型讨论并定义市管县体制下县域经济发展的排挤效应，并讨论了省直管县改革之后排挤效应的变化；第三部分运用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衡量省直管县改革前后我国县域经济差异水平是否显著缩小；第四部分运用面板门限分析省直管县改革之后市辖县发展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有效性，论证了市县、县县之间仍然存在排挤效应；最后得出本文结论，认为政治权力下放的有限性是省直管县改革中期失效的根本原因。

三、县域经济差异在省直管县改革后缩小了吗？

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对省直管县改革做逻辑分析，而缺乏针对改革前后县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实证测算，省直管县改革前后县域经济差异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没有直观的数据来呈现，这本身就是研究的缺位。基于此，我们遵循由表及里的原则，这一部分将首先利用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来衡量改革前后县域经济差异的变化，从根本上研究者对“县域经济差异将随省直管县改革而缩小”的推断，然后在第四部分做深入的理论分析和验证。

本文使用的泰尔指数（Theil index）最早由Theil（1967）[14]提出，相比基尼系数等不平等指数工具，它的长处在于能对差异值进行空间分解，Akita（2003）在传统的一阶泰尔指数分解基础上提出了嵌套分解方法，能够满足多个层次的空间分解要求[15]。由于中国经济分层涉及地带、省、市、县四个层级，这一部分拟运用泰尔指数对总体经济差异进行三阶嵌套分解，既能够测算和比较各个层级内的差异水平的绝对值，还能够测算和比较各个层级内差异水平对总差异的贡献率。

我们假设i、j、k、l，分别为地带、省、市、县的标号，Y为分地区生产总值，y为分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最终可以将泰尔指数分解为如下形式：

T=■■log■+■■■log■+■■■■log■+■■■■■log■（6）

这四部分依次为地带间差异、带内省间差异、省内市间差异、市内县间差异。

本文泰尔指数嵌套分解在1998―2006年阶段的计算数据均引用自刘金东和靳连峰（2011）的研究，而在2007―2009年的分解数据则是根据全国除直辖市之外的27个省、自治区合计2716个县级单位人口和生产总值计算得出。与刘金东和靳连峰（2011）一致，我们之所以剔除掉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是因为其行政级别太高，下属区县无法实现统一分解。本文中所有县、区、县级市均认定为县级单位，同时将市内高新区、经济开发区、工业开发区等常住居民人口与生产总值严重不符的同级单位剔除。所有的地级市包括15个副省级城市均被认定为市级单位，计算简便起见，将中部和西部地带合并处理，即只区分东部沿海地带和中西部内陆地带，其中东部地带包括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9省，其他均为中西部地带省份。2007―2009年全国县级单位数据均来自各年《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由于该资料目前出版更新较慢，只能将数据计算至2009年。

根据计算，1998―2009年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结果如下表1所示：

从我们计算出的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结果可以发现，中国总体区域经济差异水平不断扩大，地带间差异、带内省间差异相对稳定，在我国总体区域经济差异中的贡献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省内市间差异累年增加，2004年以来才有所减少，在我国总体区域经济差异中的贡献率最高，是地区经济差异的最主要因素。相比较而言，各市内县级单位之间的经济差异水平自1998年开始快速增加，在2002年达到近期最高值，此后出现小幅下降，从2004年开始又进入小幅上升趋势（见图1），在我国总体区域经济差异中的贡献率从最初的10.79%上涨到25.06%，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差异中不可小视的作用力量。

追溯历史的话，2002年是我国进行省直管县改革的转折点，浙江、湖北等省陆续启动了“强县扩权”改革，尝试将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重点县。2005年6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强调了省直管县的方向，明确提出“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试点”。随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明确要“减少行政层级”“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这意味着，2002年开始，省直管县改革进度越来越快，也走得越来越远。但对比上文中的县域经济差异变化，却表现出轻微下降后又轻微反弹的趋势，这意味着省直管县改革并没有有效缩小县域经济差异，其根源就在于，由于政治权力的存在，市级政府主导下的区县之争以及县县之争的排挤效应仍然没有被消除。

四、县域经济发展排挤效应的门限分析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推断，“以城带乡”策略的实现缺乏时效性保障，需要满足一定条件后，当市区发展出现饱和状态时才能自发达到，而这一点对我国大部分地级市来说尚难成立。而第三部分的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结果也已证实，省直管县改革并没有显著缩小县域经济差异，相反，县域经济差异在经历了短暂的小幅下降后重新进入上升轨道，这意味着前述研究者关于省直管县赋予县城经济管理权从而消除市县发展不对等的论断是值得怀疑的。回到本文的论点，经济权力不对等并不是市县发展不对等的根源，唯有从根本性解决政治权力不对等，消除市县发展、县县发展的排挤效应，才能真正缩小县域经济差异。为了使我们的论点更有说服力，第四部分将运用面板门限回归着重考察两点内容：一是省直管县改革后，是否仍然存在显著的排挤效应；二是直管县要实现自身发展是否需要满足一定的先决条件。

这一部分将使用Hansen（2000）[16]提出的新面板门限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该方面有两大优点：一是不需要预先设定非线性方程的形式，门限值及其数量完全是内生决定；二是该门限回归方法使用渐进分布理论和“自举法”估计门限值的统计显著性，估计过程更合理。除生产总值、人口、各项财政收支之外，其他的全国县级单位更详尽的数据无法通过资料全面获取，囿于此，本文第四部分只能选取山东省、安徽省共计32个直管县2009―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面板门限回归分析，人均生产总值等指标均整理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按照上述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思想，首先建立如下以市区人均生产总值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限模型：

LGSit=α0+α1HHIit+α2NEIBit+α3LFAit+β1LGUit・I（LGUit≤γ1）+β2LGUit・I（LGUit>γ2）+……+βn+1LGUit・I（LGUit

其中，GS为县人均生产总值，FA为固定资产投资，GU为市区人均生产总值，为缩小数量级之间的差距并使数据尽量平稳，对它们进行了对数化处理。HHI为根据各县行业生产总值计算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用以衡量各县支柱产业的规模化发展程度。NEIB为虚拟变量，NEIB为1表示该县与市区接邻，为0表示该县与市区不直接相邻。FA、HHI用来描述县自身具备的内部资源，而NEIB则作为工具变量体现县可以获取的外部资源，正如前文所言，一般靠近市区的县常常获得较多的发展机会，更容易进入地级市发展规划中的一级区域中，从而被赋予较大的经济发展权重。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μi为无法观察到的不随时间变化的省份虚拟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I（・）为指示函数，γ1，γ2…γn表示n个不同水平的门限值。我们选取的2009年之后的时期也是已经全面推行省直管县改革的阶段。

运用Stata10.0软件进行稳健估计，对面板数据检验以确定是否存在门限效应。为此，这里设置了200个网格搜寻点并进行2000次的“自举法”重复。表2中LM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表明，门限变量LGU存在至少3个门限值。在检验中，考虑到我们使用的面板数据时间长度有限，只有4年，在确定了两个门限之后，各时间序列长度越来越短，因此出于统计势的考虑，不再进行两个及两个以上门限值的检验。

表3列出了针对上述模型求到的门限值位置及其每个区间对应的估计参数。可以看到，HHI和LFA对应系数均显著为正，可见县域经济内规模化的支柱产业和固定资产投资对自身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NEIB系数为0.004，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接邻市区能为县域经济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这显示了县与县之间的排挤效应也是存在的。

对于门限变量的研究更为直接地揭示了市区经济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二者的发展呈现非线性趋势：当市区经济处于第一门限区间LGU≤9.782内，即市区人均GDP≤17 712元时，它对县经济的作用系数为-0.030，有显著的排挤效应；当市区经济发展到第二门限区间内，即市区人均GDP介于17 712元至45 652元之间，它对县经济发展的排挤效应略微趋弱，系数为-0.015，但系数显著性不足；只有当市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到第三门限区间时，即人均GDP高于45 652元后，它对县经济的排挤效应才消失，变为显著的促进效应，对应系数为0.011，而纵观我们研究的32个县级单位，仅有山东省青岛的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等少数几个市区能够达到。由上述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市区经济对县经济的带动作用是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一是在与之接邻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微弱的带动作用，二是当市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够带动县经济发展。但是，这种带动效应的条件是很难得到满足的，这意味着，大多数情况下，直管县的经济发展都会受到市区经济的负面排挤效应，这一结果更加验证了前文的论断。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了我国县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根源，认为政治权力的不平等而非经济权力的不平等是造成县域经济不对等发展的根本原因。市管县模式下的县要绝对服从市级政府的领导，有很强的经济发展动机，却缺乏相对独立的权限空间，在经济发展中一旦碰触到市区利益，就会受到自上而下的排斥。然而，这种排挤效应并没有随着省直管县改革的推进而消失，究其原因，在于省直管县改革并不彻底，仅仅局限于财权等经济权的下放，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区县之间的发展关系。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根源在于政治权的不平等而非经济权的不平等，经济管理权限仅仅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行政、人事权力依旧掌握在市级政府手中，获得了经济管理权的县城在“政治锦标赛”制度下依然要服从于市级政府发展规划，市辖区挤占县城发展空间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县域经济差异扩大问题将随着省直管县改革的推进而得到根本解决，但本文利用泰尔指数嵌套分解的结果却显示，无论是中国县域经济差异的绝对值还是其在总体经济差异中的相对贡献率，均没有随省直管县改革缩小，而是持续小幅攀升，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进一步对山东、安徽两省32个县的面板门限回归结果显示，即使在省直管县改革之后，市辖区对县城、邻近市区的县城对一般县城仍然存在显著的排挤效应，县城要发展自身经济，往往要依赖于支柱产业和固定资产投资。这意味着，省直管县改革前后，排挤效应并没有随之消失，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是促成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不降反升的重要原因。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现有的省直管县改革并不彻底，惟有实现包括行政、人事在内的全面性的政治权上移才可能缩小县域经济差异。

本文的研究还显示，只有当地级市的发展规划出现边角解即市区经济发展出现饱和时市区对县的排挤效应才会逐渐消失，这一苛刻条件无疑宣判了“以城带乡”政策的短期失效。市区经济在接近饱和时，市级政府会寻求将周边县“划区入市”继续专注于发展市区经济，原有的周边县与市区的外部矛盾成为内部矛盾，新的周边县与新的市区又开始新一轮的增长竞争。

注释：

①为简化起见，若无特殊说明，文中提到的“县”均包括一般县和县级市。

参考文献：

[1]孙学玉，伍开昌.当代中国行政结构扁平化的战略构想――以市管县体制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04（3）：79-87.

[2]王庭槐，卞维庆.市管县行政体制剖析及改革设想[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4）：15-22.

[3]张毅.中国县域经济差异变化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11）：15-25.

[4]李建豹，白永平，罗君 等.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变动的空间分析[J].经济地理，2011（3）：390-395.

[5]林寿富.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的趋同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1（7）：128-131.

[6]刘金东，靳连峰.基于泰尔指数嵌套分解的中国地区经济差异分析[J].税收经济研究，2011（1）：87-93.

[7]李兆友，陈亮.从“市管县”体制到“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一个文献综述[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52-56.

[8]刘佳，马亮，吴建南.省直管县改革与县级政府财政解困――基于6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1（3）：33-43.

[9]郑新业，王晗，赵益卓.“省直管县”能促进经济增长吗？――双重差分方法[J].管理世界，2011（8）：34-45.

[10]贾俊雪，张永杰，郭婧.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县域经济增长与财政解困[J].中国软科学，2013（6）：22-30.

[11]FRIEDMANN J.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 Cambridge[M].Mass.MIT Press，1966.

[12]FRIEDMANN J. A general theory of polarized development，in N. M. Hansen，ed.，Growth Centers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M].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2.

[13]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4]THEIL H. Economics and InformtationTheory[M]. Amsterdam：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1967.

县级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省管县 分权 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

引言

本文基于浙江省2002年强县扩权的改革，研究了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对于地区（改革县级市区县所在地级市）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地方行政区域划分为省、地、县、乡四级。这种行政体系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既有许多的历史原因，又有现实需要。但随着市场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的发展、行政治理环境和手段的变化，因层级过多而导致的问题日益显现。以至于“省直管县”成为近几年来行政管理体制中备受关注的改革模式。

行政管理权限的集中与分散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话题在学术上一直争议较大，并没有得出众所公认的一致结论。现有研究大多数集中于财政分权问题上，这也是下放权力的主要内容，如Zhang、Zou（1998）、Lin、Liu（2000）和Jin等（2005）。从实践的经验来看，地方放权的改革不只是下放财政权力，与此同时还包括许多经济管理权限的下放，而这种一揽子权力下放才是我国分权改革的主要形式。史宇鹏、周黎安（2007）通过对中央对于计划单列市的研究，认为从总体上，放权确实有助于计划单列市提高其经济效率。本文中研究的强县扩权改革措施是一种一揽子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的政策。

与本文研究较为相近的是袁渊、左翔（2011），该研究利用浙江、福建两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对扩权强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扩权强县对浙江省县辖企业的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上述研究不同，本文关注的不是进行改革的县级行政单位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而是考虑这种改革行为所带来的外部性。具体来说，本文研究的是，将经济管理权限从地级市下放至县级市区县之后，该地级市的经济发展状况。

为何研究省管县改革对于地级市的影响很重要？如果单从实行改革措施的县级市县区来看这次改革措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结果可能是相对较为片面的。一方面，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地方政府很有可能不能容忍改革失败的出现，会通过各种手段来帮助改革的县区市。这就会使得进行改革的县级市县区由于政治因素而获得更好的发展，而这些政治因素是我们实证研究无法捕捉的。

另一方面，由于同一地级市内，分别有改革的县区市和未改革的县区市，那么改革县区市的存在对于未改革县区市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也不得而知。从这个角度来讲，即使得到强县扩权对本县级市区县的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结果，这也有可能是牺牲周边未进行改革县级市区县利益而得到的。比如说，或许存在这种可能，企业认识到进行改革的县级市区县受到了上级政府的重点关注，更易于获得更多的资源，而将经营重心或者注册地从未改革县级市区县转移到改革的县级市区县。基于这种看法，可以设想，如果某个地级市的所有县级市县区都进行了强县扩权改革，那么这个改革效应也就不存在了。

浙江省2002年强县扩权改革概述

浙江省直管县体制核心是三个方面：首先是财政意义上的省直管县体制；其次是县（市）委书记、县（市）长由省里直管的干部管理制度；再次是四轮“强县扩权”所赋予县的社会经济管理权限。

虽然浙江在1992年、1997年就分别将一些地方经济管理的权限下方到部分县级行政单位，但这些管理权限的范围相对而言较小。在2002年，省委、省政府实行新一轮的强县扩权政策，按照“能放都放”的总体原则，将313项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17个县（市）和萧山、余杭、鄞州3个区，主要涵盖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大类。这次改革措施无论从范围还是深度上讲，都是具有较大影响的。

2002年的这次改革措施造成了浙江的县级行政单位具有不同的经济管理权限的局面。即20个改革县市区具有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而其余的近70个县市区的经济管理权限则依然控制在地级市中。这给本文研究强县扩权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自然实验平台。可以来识别这些改革的措施是否真正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数据及计量方法选取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历年的《浙江统计年鉴》。时间区间为1995-2009年。本文主要关注的改革措施发生在2002年。

为了区分强县扩权改革与其他因素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必须控制各个地级市所特有的地方属性。本文所使用的计量方法为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从而可以控制地级市不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特征。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1）

上式中，下标i表示地区，下标t表示时间。yit为各地级市在各年份的人均GDP，rit为改革的虚拟变量，如果该地级市所属县在2002年中成为了改革县，则在2002年及以后年份取1，否则则取0。2002年以前则均为0。xit为其他控制变量向量，包括人均资本存量对数、全社会从业人员对数、每万人中技术人员人数、非农业人口比例、外资占社会总投资比，以及年度控制变量。αi是各个地级市不随时间变化的其他个体特征。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强县扩权改革虚拟变量rit的参数β1。β1度量了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如果β1显著为正，则说明省管县改革提高了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

为了研究改革措施的动态效果，本文设计了如下的计量模型：

（2）

其中，rjit，j=1，…，8，分别为八个虚拟变量，表示该地区在当年是否有所属县区市成为了改革对象，本文称2002年为改革当年，以后分别为改革第二年，…，第八年。如r4i，2005=1 则表示该地区在2004年是其进行改革的第三年。r3i，2005=0 表示在2005年该地区并不是改革第三年。自然在2002年以前，该虚拟变量均为0，所有未改革地区的该虚拟变量亦均取0。

本文采用文献中通行的永续盘存法来计算城市人均固定资产存量。按照通常的做法，将1995年的起始资本存量定义为为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10倍，然后按照“下期资本存量=本期资本存量×（1-折旧率）+下期社会投资额”的公式进行求解。本文设定资本折旧率为10%。

强县扩权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强县扩权改革措施对所在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是否具有整体效应。本文想要确认放权措施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在地区间使用行政权力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政府刻意重点发展某些进行改革了的县级市区县，而使其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

在浙江2002年的这次强县扩权改革中，浙江十一个地级市中有七个地级市发生了改革，把部分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部分县级市区县中，而其余四个地级市则仍然执行省、地级市、县的原有行政管理体制。这就为我们区分经济发展中强县扩权的政策影响与其他因素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表1为模型（1）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回归结果。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控制了所有相关变量之后，2002年的改革措施对于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所有四列回归均表现出参数β1在1%显著性水平上的显著性。说明本文的结果是具有稳健性的。这说明，通过省管县改革之后，地级市的整体全要素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通过省管县改革，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了约3.9%。即强县扩权改革措施对所在地级市的经济发展具有整体效应。对县级市区县进行行政放权之后，促进了地级市整体经济的发展。

表2为模型（2）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回归结果。从回归的结果来看，首先，改革措施在改革的当年及次年（即2002年和2003年）对于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这个结果在四个回归中都显示出显著性，说明是很稳健的。平均而言，省管县改革在改革当年提高了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月5.4%，而在次年提高了约4.2%。其次，当控制了所有的相关变量之后，这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从第三年（即2004年）开始便不是很明显，具体表现为：一是回归系数不断减小，二是从2004年开始所有的改革虚拟变量参数均不显著。

故此，本文认为从时间上看，改革措施在改革所在当年及次年对于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改革的第三年起，改革措施对于进行改革县级市区县所在的地级市的经济发展不再有进一步的刺激作用。

结论

本文基于浙江的强县扩权政策来研究强县扩权政策对于地级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浙江的强县扩权政策一般也被称为“浙江模式”。不同于其他地区财政上的省县直管，浙江的改革措施是将一揽子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部分县级行政单位，给予其很大的自力。

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本文控制了地区间无法观测的个体差异，这使文章的结论更具有可信性。通过静态与动态模型分析，文章得到了三个结论：第一，从整体来看，强县扩权的改革对改革县级市区县所在地级市的经济整体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从时间上看，改革措施在改革所在当年及次年对于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从改革的第三年起，改革措施对于进行改革县级市区县所在的地级市的经济增长刺激作用开始不再明显。

参考文献：

1.Jin， H.， Y. Qian and B. Weingast， 2005.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9-10）

2.Lin， J. Yifu and Zhiqiang Liu， 2000，“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 49（1）

3.Zhang， T. and Zou， H， 1998，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7（2）

4.史宇鹏，周黎安.地区放权与经济效率：以计划单列为例.经济研究，2007（1）

5.袁渊，左翔.“扩权强县”与经济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世界经济，2011（3）

县级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县级政府；县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454-01

党的十提出了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因此对于经济落后地区，发展县域经济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部分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呈现出畸形发展的轨迹，本文就此作一些浅显的分析。

县域经济虽然在近年来获得了较快较大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较大冲击，县域经济面临的困难较多，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角色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亟需解决的重点和难点。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定位问题，可以说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一、县级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和企业决策

目前我国的县域经济还处于初期探索发展阶段，县级政府应该在维持市场的正常秩序，改正市场发展偏差，营造比较优势的投资环境等方面作出自身的努力。但这也使一些县级政府产生了一种认知上的偏差，感觉政府是万能的，可以取代市场来配置经济资源。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中，市场通过价格杠杆等经济关系进行的资源调节是接近市场信息相对对称状态，符合经济运行合理轨迹的。县域经济作为县级区域的局部经济，它的信息传递过程应该是与外部大的经济运行环境保持一致，它的波动也应该与外部经济运行轨迹保持统一的轨道。只有这样，县域经济才能正常顺畅地从外部市场经济运行中获得经济发展信息，在市场经济中吸收发展资源，获得摆脱县域经济市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机遇。如果经济运行机制长期被政府政策公文所控制和把持，那么其自发性进行资源配置的作用将无法体现，县域经济也无法与大的经济运行轨道实现正常对接，外来的经济投资也会看到这里的经济运行机制不规范而放弃投资计划，甚至本地的经济资金也会因此外流，这样一来，当地的县域经济只能慢慢萎缩，甚至走向消失。

对处于县域经济运行重要地位的企业来说，如果县级政府一味从政府自身角度出发长期干涉其生产经营决策与计划，这样很可能造成企业决策的非科学性与盲目性。另一方面，县级政府从县域经济发展初期探索阶段保护企业，扶持其发展的角度出发，过多地干涉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将使企业形成依赖习惯，丧失脱离政府保护独立发展的动力与能力，进而彻底地失去市场竞争力，最终被市场的大潮所吞噬，从而导致县域经济走向濒临崩溃的边缘。

二、县级政府对吸收外部资源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力度不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资源的配置，尤其是资金、人才、信息等稀缺资源配置更多地倾向于县域以上经济区域。同时县域经济在宏观经济规划中处于第三梯队的角色（东中西部――大型都市经济圈――县域经济圈――基层农村区域），由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将高附加值的资源配置到层级更高的地域，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县级政府又在吸引外部投资资源推动本地县域经济发展的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较差，很多县级政府很少拿出或根本拿不出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发展特色推向市场，也不善于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主动地融入到更高层级地区为核心的经济产业圈中去获取发展资源。某些县级政府的领导者观念过于陈旧，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层出不穷。这些因素使得县域经济面临边缘化的危险。

县级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县域经济 实践探索 发展视觉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10－0137－02

［DOI］CNKI:22-1010/C.20111011.1333.001

自秦置郡县以来，“县”就是我国行政区划中的一个基本单元，成为整个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因此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目前已成为政府和理论界的重要课题，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一、县域经济的提出及其实践探索

（一）县域经济的理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才开始使用县域经济这一概念，90年代后半期，县域经济的研究逐渐走热，开始出现许多县域经济的专著。1998年12月，有“中国县域经济研究第一所”之称的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成立。1999年《经济日报》开设“县域经济”专版，同时还成立了中国县域经济研究中心。除此之外，2002年7月6日，《经济日报》专门创办《中国县域经济报》，极大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宣传和研究。全国一些地方政府和知名的高校此时也陆续创建了区域经济研究类机构，其中大多涉及到县域经济的研究。从此，研究县域经济步入规范化、应用化的重要阶段。

虽然十六大以前，文件中一直也在使用“县级经济”这一概念，但直到十六大，“县域”和“县域经济”概念才首次被写进党的正式文献中。之后历次人大重要会议，都曾在其报告中提及县域经济发展，这从政策面来说，极大推动了大众对县域经济的研究和关注。

（二）县域经济的实践探索

80年代初期中国进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使农村经济获得了短暂的较快发展。中后期开始将城市纳入改革的视野。从1984年开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至今，城市改革开放经历了从试点到全面展开，从重点发展到城市集群推进的多层次改革发展步伐，经济能量蓬勃凸显。相对而言，以农村经济为主的县域经济发展却缓慢了，拉大了城乡差距。最近十年，县域经济的发展面临三大背景：一是经济“区域化趋势”加剧；二是政府“服务型功能”强化；三是经济“生态型特征”凸显。

在管理体制上，许多省，如辽宁、河南、湖北、安徽、浙江、福建均实行了“强县扩权”的改革尝试，主要是将其中原本权属地级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力直接下放给县级政府。同时，一些省份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缓解日益突出的市县矛盾，为县域经济发展突破体制障碍，突破80年代以来的“市管县”体制，实行“直管县”，这意味着“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传统区域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将逐渐实现转向，县域经济将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伴随着2004年9月总书记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号召，以及中央政府做出的新农村建设的决策，农村经济发展获得了更大的支持力度和政策倾斜、资金投入，迎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县域经济的新阶段。

二、县域经济的内涵和基本特点

“县域经济”的内涵界定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关于县域经济常见提法很多、很乱，不够统一，有诸如农村经济、县经济的提法，也有县区域经济和县级经济的提法。胡福明与孙学文是最早出专著研究县域经济的学者，他们认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国家政策为引导，以市场为导向，以乡镇私营企业为载体。[1]刘志澄、余汉新（1988）指出县域经济是国家宏观经济这一大系统之中最基础的一个层次，因此认为发展县域经济必须以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为前提，遵循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分工规律，重视资源的基础地位，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以提升科技含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使城乡生产要素配置得以优化，同时各系统相互协作，实行农工商一体化经营。[2]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后，县域经济的研究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拓展。王长远（1993）、王怀岳（2001）把县域经济定位为区域经济，认为县域经济是县域的各个部门以及再生产的各个环节的一系列运行机制所构成的一个综合系统，是国民经济结构中最基础的一个层次。[3]谢自奋、凌耀初（1996）从多角度界定了县域经济的涵义：从政治方面看，县在我国行政建制上属于最基本的政治单元；从经济方面看，县域经济存在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大系统之中，属于一个囊括县城经济、集镇经济和乡村经济的区域性经济子系统，是按行政区划认定的区域经济，并依靠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所凝聚的内在张力向外部区域扩展、渗透。[4]张金山（1997）则将县域经济界定为一种具有开放性的、自具特色的、不平衡发展的行政区划经济，并且认为县域经济具有“系统性、中介性、开放性、多样性的特点”。[5]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2000）撰文指出，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基础层次的行政区域经济，且具有综合性和相对独立性的特点。[6]朱舜（2001）也撰文指出，县域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基础经济单元，和其他经济单元区别在于，其运行相对独立，且具有综合性、区域性的特征。[7]陈锡文（2001）把县域经济界定为一个复合的概念。他认为，从县域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布情况看，县域经济是城镇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复合体；从县域经济所囊括的产业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互有包含；从县域经济的所有制性质看，既涉及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也涉及大量混合所有制经济。[8]刘福刚、孟宪江(2002)认为县域经济是功能比较完备且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区域经济。[9]李小三、徐鸣等（2000）从县域经济的运行范围、运行机制和结构维度界定了县域经济的内涵，认为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县作为其区域运行范围，独立财政运作，县城、集镇等各层级市场要素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具有了整体的经济系统。[10]陈清（2004）立足于国民经济大系统，认为县域经济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演变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县级行政区域经济，是构成国民经济有机体的一个重要细胞。[11]刘俊杰（2005）从县域经济运行空间角度界定县域经济，认为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区划县为空间运行场域的空间经济体，它的内涵涵盖“行政区经济”和“市场区经济”，具有复合经济空间的特点。[12]

闫恩虎（2005）从县域经济的特征出发界定县域经济的内涵，认为目前我国县域经济首先要体现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即城市经济、乡镇经济和农村经济三元并存；其次要体现传统中国社会所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即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再次要体现县域经济的核心是“三农问题”，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13]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县域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区域经济，它既有经济结构功能，又有行政结构功能。县级政府在我国行政序列中不仅直接面对治下之民，代表着基层国家威权，而且由于县级政府组织完善，权力完备，对县域经济发展有直接的“干预”能力，因此，其行为决定着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胡福明.中国县域经济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11；孙学文.中国县域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7.

[2]刘志澄,余汉新.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的认识[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88(9).

[3]王长远.县域经济发展战略[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1)；王怀岳.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实论[M].人民出版社,2001.

[4]谢之奋,凌耀初.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5]张金山.县域经济导论[M].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2).

[6]厉以宁.区域发展新思路――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与对策[M].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03.

[7]朱舜.县域经济学通论：中国行政区域经济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1.

[8]陈锡文.发展县域经济，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EB/OL].省略.

[9]刘福刚,孟宪江.中国县域经济年鉴(2004卷)[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

[10]李小三,徐鸣.关于县域经济的理论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0(3).

[11]陈清.关于县域经济问题的若干思考[J].学术论坛,2004.1.

县级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从1994年我国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随着中央一级财力的不断扩大，与之对应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逐渐下降。中央政府也相应地作出了一些调整措施，比如说加大税收返还力度，以及实施转移支付制度。但是，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一级政府仍然面临着关切民生的、艰巨的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与此对应却没有能够相匹配的足够财力。学术界根据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和财政联邦制的发展，结合我国现实情况不断提出有关于财政体制创新的思想，而省直管县就是财政体制创新的一个典型代表。

省直管县不仅在理论上符合减少政府级次的要求，在实践中，浙江省在实施省直管县的体制下，县域经济发展迅猛。在全国百强县所占数量中浙江省独占鳌头。2009年7月，财政部颁布了《关于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这次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总体目标。从此，省直管县逐渐由理论上的探讨，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现阶段各省份所实施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找出规律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本文正是基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

二、省直管县理论源泉

财政分权理论最早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作为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特别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与职能分配的问题，它成为公共经济学界主要关注的一个课题。本文所讨论的省直管县是财政分权理论中的典型代表，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脉络。

所谓财政分权（fiscal decentralization）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财政分权理论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蒂布特（Tiebout）与1956年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标志着对财政分权理论的正式研究，在此之后又有诸如奥茨（Oates）和马斯格雷夫（Musgrave）等人，他们和蒂布特被后人称为“TOM”代表的传统的财政分权。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也被称作财政联邦主义（thetheory of fiscal federalism）。他们认为，由于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免费搭车者现象，公共品的供给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效率的水平，因此只有通过政府来提供才能避免出现的公共品供给水平的不足。但是古典经济学在分析政府行为时却将政府视为一个整体，而没有考虑现实中存在的不同级次的政府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蒂布特等人认为，由于公共品按所享受地区不同可划分为全国性公共品以及地区性公共品，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在本地居民偏好方面又具有信息上的优势，所以地方政府在提供地区性公共品方面比中央政府更具有效率。通过一定的财政分权和职责分工，由中央政府提供全国性公共品而地方政府提供地域性公共品，有助于增进社会总体福利水平。

而随着制度经济学等新兴经济学分支的发展，有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对传统的财政联邦主义开始提出质疑。当然他们赞同财政联邦主义中的大多主张，不过对传统理论中关于政府的规范行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现实中政府不可能是完全的“仁慈”和“高效”，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政府官员个体也会追求其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完全地忠于自己的职守而自动地按照公众利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不太合理的假设。所以针对这一缺陷，由钱颖一（Qian）、温加斯特（Weingast）和罗纳德（Ronald）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便产生了。他们认同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思想，但他们也充分肯定政府官员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在缺乏有效的约束情况下，他们很可能为自己的相关利益而进行寻租行为。因此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将政治因素和机制设计等观念引入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讨论中，在承认政府和政府官员本身有激励机制的同时，认为一个有效的政府结构应该实现政府官员和地方居民福利之间的激励相容。

在此之后随着世界各地区纷纷开展的财政分权实践，财政分权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化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主要集中研究在了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以及财政分权与其他各种社会问题，比如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公共服务支出问题、环境问题、社会公平问题和腐败问题等等。当然财政分权体制与这些社会实际问题都存在着显著的关系。

三、我国实施省直管县的现状

现阶段我国大部分省市都在开展实施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改革，其中不乏有如浙江省、海南省等取得明显成果的省市'当然也有不少省份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

（一）实施效果明显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首先是“浙江模式”的省直管县。考察省直管县实施效果相对最好的浙江省，可以发现其具有省域面积小、辖县数量少的先天优势。浙江全省陆域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除去先天优势以外，浙江省是实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探索实践最早省份。早在1992年，浙江省率先在全国扩大县（市）政府经济管理权限，提出“还财于县、藏富于民”，连续五次下放给县（市）行政审批权328项，占全部省级行政审批权的52.6%。浙江省分别在1992年、1997年，2002年2006年进行了四轮的强县扩权改革，在暂不涉及行政区划和行政层级的情况下，将部分原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经济强县（市），以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在这些强有力的财政支持下，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强有力地带动经济，促使浙江省一跃成为我国经济实力雄厚的省份之一，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浙江现象”。当然这与浙江省民营经济以及浙江省内传统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敢想敢干精神分不开的。但是县级政府角色的不断加强以及政府间管理模式的不断创新才是造就“浙江现象”的根本因素。长期倚重体制外经济增长的发展格局，鲜明的市场化、民营化的体制创新取向，以及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形成的政府与民间市场主体的良性互动机制，使浙江的地方政府角色转变及运行机制创新，呈现出了相当突出的内源性规定和自生自发的内生演进逻辑。这对浙江省经济的发展居功至伟。当然正是由于存在着先天优势条件以及本土文化“浙江”模式只能独属浙江一省，不大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其次以京、津、沪、渝以及海南省为代表的一类模式。四大直辖市作为财政省直管县的改革试点地区，也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四大直辖市作为区域经济的龙头，对经济的发展带动作用明显，对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辐射效应。另外直辖市行政区划和省级政府相比要显得相对精简，辖区范围面积较小，辖区内县较少。有条件能够减少一些行政层级，使得市县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而海南省全省陆域面积3.54万平方公里，全省2个地级市、6个县级市、4个县和6个民族自治县都是独立的经济单元，所以同样具有地域上的优势。海南从1988年建省开始就没有实行市管县，海南省共有20个地、市、县、开发区、办事处等单位，地、市、县等都是由省直接管理，是独立的经济单元，不存在地级市对县的行政管理的隶属关系。

从上述描述中可以看出实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效果比较明显的省份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同的地理优势条件，另外都是通过放权给一定的县级政府，对市县平等对待。通过一定的行政省直管县配合财政省直管县的实施，所以省直管县的成效也较为明显。

（二）实施效果并不明显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除了上述的浙江省、海南省及四大直辖市外，我国其余的实施省直管县的省份虽然也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我国现有27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含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平均每个省级行政单位辖73个县，最多的如四川省下辖138个县，河北省下辖136个县。加上地级市，平均每个省级单位要管辖85个下级单位，四川则达到159个之巨，下辖单位超过60个的有22个省份。要对管理如此众多的下级行政单位，对省级政府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过长的委托链条，更加不对称的信息等等都使得省直管县效率低下。也正是基于这点考虑大部分省（特别是辖县众多、省情差异较大的省）并没有直接全面实施改革，而是以“扩权强县”的名义，通过选择一部分县进行试点来逐步推进的。但是，“扩权强县”毕竟只是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中的一个阶段，在面对现行的基本行政体系制度下，自然暴露出不少的矛盾与问题。

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实施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思路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热情高涨期”后，面对县域经济的发展瓶颈以及出现的地方政府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博弈，大多数省份实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似乎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没有立竿见影地出现类似浙江、海南等省市那样的经济效益。在实施相同的改革前提下，这一现象的出现值的我们思考。通过对现阶段改革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归结其中原因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首先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进程出现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带来各级政府间利益的重新分配。正是这种经济利益博弈致使市级政府采取消极应对措施，这使得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成果大打折扣。如果一味地推进省直管县的改革而主观忽视对这一利益博弈的解决，那么无异于掩耳盗铃。因为这种强制地切断市、县之间的联系对市级政府而言无论是财力还是权利都会大大损失，因为市级政府面临的是一种零和博弈。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成为了解决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效率的关键一步。

其次客观上由于实施了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改革，省级政府管理难度加大。县级政府相关的人事调动、项目审批都将由省级政府来直接管理，这无形中加大了省级政府的日常管理难度。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观察实施效果比较好的省份如浙江、海南，都容易发现其具有的一项共性那就是省域面积较小，管辖范围内县级政府数量较少。反观我国大部分省份，由于辖区面积较大，县级政府数量众多，导致在实施省直管县过程中，对省级政府办公能力提出了不少挑战，同时大大加深了省级政府的行政成本，这也可以从某一程度上反映出现阶段我国在推广实施财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上面临的瓶颈。

最后财政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步调不一致。政府间事权财权关系的规范化是省直管县财政和行政改革面临的更深层次挑战，往往在财政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双管齐下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改革的发展，但是现实中我国在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上一直含糊不清，不能明确地提出事权或财权的划分标准，县级人事变动主要取决于上级市，所以即使实施财政省直管县，也只能局限于财政方面，而行政、人事等关键要素仍然保持省、市、县的模式管理。在这种状况下，本来由财政、行政“两条腿”来走路变成了只由财政“一条腿”走路来进行改革，所以现阶段的行政体制制度，对省直管县而言不是助推器，反而是障碍，阻止财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我国财政省直管县现阶段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解决。

首先强化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行政推行力度，减轻市级单位阻力。由于客观存在对市级单位财力削减的情况，所以在现实推进过程中存在着市级单位消极应对，放权不彻底的情况，由于复杂的利益关系导致省、市、县三级政府面临着利益博弈问题。由于缺乏相关的配套措施，加之处于信息劣势一方，所以省级政府很难高效地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为确保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现既定政策意图，建议必要时出台效力层次更高的官方指导文件，以增强省级政府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行政效力，以行政命令方式强力推行。

县级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撤县设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双重差分

一、引言

在我国地区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中，资源较充裕、地理位置较优越、政策扶持力度较大的中心城市往往得到了充分发展，而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方面，从优化中心城市产业布局的角度，“撤县设区”作为一种将乡村地域型政区转化为城市型政区的行政区划调整手段，可以在短时间内扩大中心城市的发展空间，使城市产业布局与发展模式更趋合理有序，从而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张蕾，张京祥）；另一方面，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撤县设区”将原属于县的行政区域划归市一级管辖，并同时将县政府的部分财权、事权收归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行政壁垒，缓解了县市之间由“行政区经济”（刘君德）造成的隔阂，有利于市政府对区域产业布局的统筹规划，加速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实现，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然而我国的“撤县设区”是主要由政府主导的过程，有可能与市场规律相悖。一些学者（张京祥、吴缚龙）关注到，“撤县设区”将权力集中于市级政府有可能损害地方发展的积极性、灵活性；城市空间的无序蔓延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效率也会导致“撤县设区”地区发展成为城乡“二不像”，引起“虚假的城市化”；“撤县设区”进程中政府的角色仍在分权与集权之间循环，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可能的制度创新环境。因此，“撤县设区”政策能否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仍有待实证检验，这也是本文的核心研究动机。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

要研究“撤县设区”对地区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比较被撤县在政策实施前后两个时间段内的产业经济的增长变化。因此，采用经济学中专门分析政策效果的双重差分方法构建模型如下。

lnYit=β0+β1revoci+β2timet+β3revoci・timet+β4Xit+μit（1）

lnY’it=β0+β1revoci+β2timet+β3revoci・timet+β4Xit+μit（2）

我们用Y，Y’分别表示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设虚拟变量revoc反应所关注的县是否是被撤并的县，如是则取值为1，如否则取值为0；设虚拟变量time反应政策实施的进程，于“撤县设区”政策实施的当年及以后取值为1，否则为0；设revoc・time为revoc和time的交互项。考虑到第一、二产业发展还可能受其他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故本文在参考相关文献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引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为分析和讨论的方便，本文将集中研究2000―2004年发生的“撤县设区”案例，在此时间段内该政策集中发生，五年内发生案例数量达58例，其中有效案例数量45例，占比77.6%。在本文研究的有效案例中，东部地区案例达35例，中部地区3例，西部地区7例。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1996年《中国县域年鉴》、2000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概要》、2001―2012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2013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由于样本跨越时间较长、涉及县区较多，难免出现数据缺失。出于研究的严谨性与科学性，本文将行政区域土地面积（area）的数据缺失按前一年补值，并删除了其他缺失数据的样本，对未通过3检验的异常值进行了均值替代，样本剔除占比为15%。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策略及数据，这里将采用近似于自然实验的双重差分方法对2000―2004年集中发生的“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估计。借鉴主流研究，OLS估计方法被采用，并采用稳健标准差，其整体检验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因素对产业增长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引入年度虚拟变量i.year，其回归结果在表1中略去）回归结果显示，以控制了一系列因素后较为稳健的模型（2）、模型（4）为准，“撤县设区”平均能够使该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减少23.0%，使该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增加42.2%。这种巨大的反差在一定程度说明，伴随着地区从乡村型政区向城市型政区的转变，地区产业经济结构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对于第二产业的迅速增加，可能的解释有二：其一是撤并地区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唐为和王媛），“撤县设区”本质上是对原县行政体制、财政体制、组织体制等的改革，经由“撤县设区”，县区间的市场融合、行政壁垒和资源分配等问题得到改善，政府效率的提高和区域市场融合促进了城市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同时，城市规模扩大产生的集聚经济效应也能够提升企业生产率；其二是中心城市与撤并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上世纪70―80年代传入我国并经由我国经济学家发展的梯度转移模式理论能够较好地贴合我国国情解释这种产业转移现象：一国国内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技术发展是不平衡的，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经济技术梯度，这种梯度的存在正意味着产业的空间推移，具体来看，这种呈梯形的产业转移和升级，将由劳动密集产业逐步向资本密集产业、技术密集产业的方向演进，从高梯度地区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逐渐向低梯度地区转移。

第一产业增加值的降低也不容忽视：由于大量包括劳动力资本在内的生产资本被投入附加价值更高的第二产业生产，承接中心城市第二产业转移的撤并地区将势必损失部分第一产业产值增加值，从而使该地区产业经济结构得到调整和升级。

四、结论

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对我国1995―2012年的县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足够多的相关变量后，“撤县设区”平均能够使该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减少23.0%，使该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增加42.2%。“撤县设区”将符合条件的县转变为中心城市的市辖区，在一定程度上将部分权力划归市级政府，有利于市级政府从总体上统筹规划，政府效率的提高、区域市场融合与集聚经济效应均能促进工业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使第二产业增加值大幅增长。与此同时，伴随着由乡村型政区向城市型政区的转化，撤并地区也承接了中心城市第二产业的转移，由于相关投入的转移，撤并地区第一产业的增长减缓。因此，整体来看“撤县设区”是能够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举措。

参考文献：

[1]唐为，唐媛.行政区划调整与人口城市化：来自撤县设区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5（9）

[2]张蕾，张京祥.撤县设区的区划兼并效应再思考――以镇江市丹徒区为例[J]. 城市问题，2007（1）：36―40

[3]刘君德.中国转型期凸现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分析[J].理论前沿，2004（10）：20―22

[4]张京祥，吴缚龙.从行政区兼并到区域管治――长江三角洲的实证与思考[J].城市规划，2004（5）：25―30

县级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行政区划 县域经济 规模经济 河北省 江苏省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合理的政府规模关系到行政系统的正常运转，决定着行政费用的消耗和行政效能的提高，如何化解县乡财政困境成为中央和省级政府面临的巨大难题。除了调整分税制结构扩大地方税源，改革“市管县 ” 体制等途径外，另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改革县级行政区划，以规模效应降低行政成本。本文将对江苏、河北两省的行政区划和财政效率做实证分析。

二、样本方法与数据

本文选择了2011年河北省136个县或县级市、江苏省51个县或县级市（均不包括市辖区）作为样本来验证关于规模经济的和财政效率的假设和对比分析。本文涉及数据来自《河北经济年鉴》以及《江苏省统计年鉴》。本文回归分析通过建立如下三种回归模型，来判断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是否存在着 U 型或 L 型曲线关系。

直线型：，其中Y是i县的t时间官员比重或者财政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i县市t时间总人口数，表示i县市区域面积。

U型：Y=a+b+c+d+e，若b为负数，c为正数，表示县规模达到某一人口数之前，有规模经济存在，超过这个人口数，则呈现为规模不经济现象。

L型：Y=a+b+c+d，参数 b为大于零可证明规模经济的存在，反之则为规模不经济。

虽则本文采用三种模型 ,但最终会通过比较拟合优度对模型进行取舍。本文选用区域面积作为控制变量。综上在回归分析中我们将对数据进行六次回归。

三、分析和讨论

（一）回归分析

江苏省数据回归表

由上可知，在江苏省，人口平方与财政比重呈显著的负相关，有显著的规模经济存在，但是GDP与财政比重存在正效应。可以通过合并县级行政区划从而达到减小财政负担的目的，但财政支出的小对于GDP的增加并无好处。我们通过公式算出江苏省最适宜的县级行政区划面积为81.5万，该人口水平基本在县域行政区划人口规模的中位数，说明江苏省的县域行政区划较为合理，基本都围绕在最优县级行政区划的适当范围内，偏离最优行政区划较远的县市不多，行政区划较为合理，发挥了规模经济的效应。

同理，根据F支，各变量的t值以及拟合优度等计量指标来分析河北省的面板数据，可以判断出选择U型曲线作为最后的方程曲线，并得出：财政比重和人口的平方成正比，和人口成反比，与面积呈反比，与人均GDP呈反比。规模经济效应在河北省是存在的，可以通过扩大县级行政区域的规模从而减小政府的规模，进而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根据二次曲线的性质求出河北省县级行政区划的最小行政单位为-b/2c，用本回归中的系数求得为84.57万，大部分县市的人口规模都低于这个水平，可以说在河北省存在着严重行政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的情况，县级行政区划存在着极大的合并和扩展的空间，合并县级行政区域有利于河北省减小政府规模，提高行政效率，推动经济发展。

（二）比较分析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进行下对比，并且得出如下结论：

1、河北省的财政比重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与人口呈明显负相关，而对于官员比重的回归不明显;江苏省则是官员比和财政比都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与人口明显呈负相关。而对于官员比重的回归拟合程度不够高，并且两个省份对于财政比的两个回归都遵循了U型曲线。我们通过两省的数据发现，无论在发达地区还是在欠发达地区，县域行政区划的规模经济都是存在的，各省可以通过减少县级行政区划的数量，增大县级行政区划的人口和规模，从而减少财政负担，提高行政效率，推动经济发展。

2、对比河北和江苏，我们发现，江苏的县级行政区划的财政比和官员比大部分都高于河北省，河北省县市林立，小县，贫困县众多，过多的行政区划明显不利于河北经济的发展。而江苏省显然在行政区划的设置上较为合理，每个县和市的人口和面积规模分配较为合理平均，对财政支出比达到较优的数量起到有效作用。

五、结论

县级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市管县 省管县 体制改革

“市管县”在我国已有二十多年的主导地位,其跨越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形态,从根本上说“市管县”上层建筑是诞生在计划经济经济基础之上,它服务于计划经济体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管县”存在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市管县”矛盾负面凸显。目前社会各界积极探索新的行政管理体制,“省管县”终于在曲折中成长起来,目前,比较成熟的有浙江模式和海南模式,湖北、安徽、江苏等省也在相继试行。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高层,都在鼓励“省管县”,来看“省管县”将会是未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趋势。但“省管县”势必对原有市级中心城市发展产生影响,获得权限的县(市)可能出现不良竞争和市场分割,远离省级监督机制的县(市)容易出现腐败现象。本文对“市管县”和“省管县”体制存在的重点问题进行分析,并就解决问题提出探讨性意见。

一、“市管县”的弊端

1.中心城市辐射作用低微,城乡差距拉大。“市管县”的初衷是城乡合治,极化发展中心城市,同时发挥中心城市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县乡,实现城乡共同发展。但“市管县”并没有在普遍意义和真正意义上达到极化发展中心城市从而带动周边县乡发展的预期目的,却加大了城乡差距。很多地级市的第二、三产业不够发达,其本身辐射作用低微,很难有力量帮助县乡发展。再者,很多地级市经济增长靠的是盲目的招商引资、粗放的投资形式以及对所属辖区低端要素的简单吸引支配,由此造成中心城市增长极功能发育不完善,中心城市没能通过集中高端要素资源形成相互匹配的服务于周边地区的生产体系。在没有中心城市高端要素服务支撑的情况下,下级县(市)无论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用现代技术和现代管理改造传统产业,还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附加值,都缺少必要的技术、人才、信息、金融服务等支撑,导致县(市)只能局限于县域范围内有限的要素资源配置,产业发展长期处于低水平重复格局。更有甚者,在“市管县”下,大部分地级市的经济实力不足以维持城市运转和建设需要,为保自身快速发展,利用行政权力优势汲取下属县的各种资源,导致“市卡县”、“市压县”现象屡见不鲜。“市管县”带来资源机会不公平和城乡差距拉大现象与当今社会提倡公正公平、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的价值取向格格不入。

2.“市管县”加剧职责同构重叠。科学划分不同级别政府间的职责权限,上下级政府各司其职,互不干预重叠,这样的职责划分才能使政府行政达到高效廉洁。中国在纵向间政府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职责同构”, 机构设置左右对口,上下对齐,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事权不明,职责不专。然而管理最忌讳上下一般粗,职责重叠同构,必然导致争权夺利和推诿扯皮现象同时并存。我国宪法明确地方行政区划为省、县、乡三级体制,但目前实行的却是四级行政体制。在原本上下级职责同构的情况下,人为再增加个地级市,加剧了政府间职责同构重叠,带来的可能是行政成本成倍增加和行政效率明显下降。这里有个典型例子,安徽省某县在审批土地指标上遇到省市之间相互推诿现象,市认为县应该从省国土局获取指标,省却说指标已经下发到市里,两级政府相互推诿,导致这一年该县几乎没有一份土地指标。

二、“省管县”的问题

1.“省管县”对市级中心城市发展造成短期消极影响。在“市管县”中地级市可以利用行政权力支配调度地方资源,这为市级中心城市的极化作用增加了一股行政力量,有利于市级中心城市极化发展。但“省管县”的实行,取消原有地级市对所属县(市)的财权和事权,意味着地级市中心城市发展不能再靠行政力量支配县(市)资源,这无疑会消弱市级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有学者认为,虽然“市管县”部分牺牲了县域经济利益,但长远来看,建立在工业化所需资本积累基础上的城市工业发展,在进入发达阶段后自然会实现城市工业反哺农业,进而以此为基础发挥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本文不对“省管县”取代“市管县”的时间早晚做任何论断,但是,按照上述学者观点以及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发展四级段理论,我国很多城镇正处于极核发展阶段和集聚―扩散阶段,处在此种阶段的中心城市正在完成自身结构极化提升,城乡差异拉大也是此阶段需要经历的事实。此时以“省管县”取代“市管县”势必会对市级中心城市的发展造成短期内消极影响。

2.获权县、市可能出现不良竞争和市场分割。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在逐步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政府职能转换也在同步行进,但是,政府转型步伐显然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需求。政府替代市场、管制取代交易的现象仍然屡屡可见。一直以来我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面对市场经济日益建立,需要政府及时转变职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候,旧的行政惯性表现的尤为突出。在条件上政府拥有对行政和公共资源等的垄断权力,在动机上政府有足够的投资冲动和政绩冲动,再加上以“省管县”等形式对地方县(市)放权让利,地方政府在国家经济建设洪流中表现出强烈主导、追逐利益的特征,原本应该是服务型政府却在实质上更像企业型政府。“省管县”必然会使各级地方政府相互独立,原有地级市在引导和协调县际竞争协作上力量甚微。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往往不顾资源配置整体效率,表现出明显的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这时的县(市)行政区划演变为资源空间流动的壁垒,从而导致县(市)之间不良竞争和市场分割。

3.远离省级监督机制的县(市)容易出现腐败现象。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试点型改革,很多制度设计不能一下子到位,新旧体制磨合往往带来很大的成本付出。此次“省管县”体制改革,首先是财权下发,然后下放慢慢事权,在此过程中有很多配套性制度没有确定。向来由上级市领导的县(市)突然获得下发权力,在没有配套权力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县(市)滥用行政权力不可避免。这里以海南省为例,由于没有配套权力监督机制,2005年到2007年海南省临高县原县委书记吴光华、屯昌县原县委书记徐清学、文昌市原市委书记谢明中,皆因、贪污受贿落马。“省管县”同时遇到的障碍是省政府管理半径过大,原本由地级市管理的事情一下子推给省政府,导致省政府管理负担过重。按量化标准来说,省直管县的有效半径在40―50个,超过一定规模后必然导致管理难度上升和管理效能下降。我国很多省区的县(市)数量较多,全国32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最多的四川省下辖181个县,河北省下辖172个县,河南省下辖159个县,平均每个省级行政单位下辖89个县,如此多的县(市)在“省管县”中将给省级政府带来很大管理难度。此外在空间距离上,我国很多省地域面积大,下辖县(市)离省级管理单位较远,在空间感受上给县(市)级政府一种“山高皇帝远”的心理。缺乏配套监督机制,过宽的管理幅度,远离省级政府,导致“省管县”在短期内极容易出现腐败现象。

三、解决上述问题的探讨性建议

1.正确处理地级市中心城市与县(市)的关系。两者关系在行政管理模式上应由以前的城乡合治变为现在的城乡分治。现代经济发展到今天,城市地位越来越重要,城市承载着有别于县(市)的产业结构和资源流动,其所对应的管理模式也与县(市)有很大差别,与“市管县”相一致的“城乡合治”的地域型政区已经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管理需求,应运而生的是“城乡分治”管理模式。二十多年的“市管县”使得地级市中心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含义,其是满足城市地区城市事物的专门管理需要设置的城市型建制,所承担的责任是为更集中的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并且吸纳各种高端要素,构建可服务于周边地区的生产体系。而县(市)是以农、林、渔等产业或者其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人口分散的广域型行政建制,其所承担的责任是维系本地区健康运转。在经济关系上原有地级市和县(市)应在共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下保持平等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县(市)在获得更加自由的发展空间后应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参与到地级市产业扩散的分工协作当中,切实培育自身的产业格局。对于地级市中心城市应该将政府管理体系的精力从领导县(市)的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到本级城市发展的科学规划上,努力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培育城市现代服务业和现代消费方式,更好的发挥中心城市在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方面的作用。

2.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积极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不到位,公共型服务政府的构建没有完成,必然导致“省管县”下的不良竞争和市场分割。未来的“省管县”要规避上述现象,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积极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各级政府应该牢固树立现代公共服务理念,明确自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地方经济所扮演的角色,快速跳出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增长政绩的误区。积极构建“有限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让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一个提供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后勤服务者”。同时要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严格的经济发展质量监控机制和合理的行政激励措施,让政府在主观上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看齐,同时在客观上也使公共服务职责行为得到有效支撑和控制。

3.健全“省管县”配套制度,加大行政思想剖析。面对“省管县”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在制度设计上应该建立健全“省管县”配套制度。科学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责权限,尽量避免出现各级政府职责同构重叠。省级政府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或者成立专门派出机构对获权县(市)进行监督。改革地方治理,积极推进民主和权力监督体制改革,保证立法权威,司法公正和行政独立。在文化思想上,传统的封建官本位思想尚能见诸于行政环境,“省管县”将权力下放到地方,增加了地方县(市)行政自主性,同时也可能为各种落后腐朽思想创造了生存空间。对于此,应该积极培育现代公民意识,深刻剖析行政思想,达到行政公民参与、行政自觉廉洁。

参考文献:

[1]何显明:《省管县体制与浙江模式的生成机制及其创新》,《浙江社会科学》,2009.11。

[2]赵世磊、李卷:《我国建立省直管县体制的配套措施》,《.理论与当代》,2008.5。

[3]戴军:《省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原则》,《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5。

[4]张京祥、吴缚龙、马润潮:《体制转型与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建立一种空间演变的制度分析框架》,《城市规划》,2008.6。

[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6]赵世磊、李卷:《我国实行省直管理县体制的可行性分析》,《理论与当代》,2007.7。

县级经济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 县级政府;财力培育;湖南

近年来,在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发展和国家财政收入连年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县乡财政困难越来越突出。这主要是由于农业、 农村 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增人增支刚性增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滞后等体制性、政策性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城乡分割和地区间经济非协调发展在县、乡财政上的集中反映。

一、湖南省县级政府财力困难的主要表现

(一)县级财政收支差额与赤字

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国家清费立税改革相继出台,县乡预算外收入急剧下降,县乡财政的包袱大大增加。县乡政府作为一级政权机构,有其必须履行的政府职能,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但由于县乡财政巨大的财政赤字和财政负担,大多数的县乡财政很难支持一级政府的正常运转,影响县乡政府职能的实现。

以长沙市县级政府为例,2003年财政赤字为41 502万元,2008年达到166 097万元,扩大了4倍。不仅如此,县与县之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差距也呈扩大趋势。在同一市内,以长沙县与望城县为例,2003年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分别相差15 925万元和19 728万元,2008年分别达到37 021万元和47 953万元。不同市域,差距就更大了。以长沙市长沙县与湘潭市湘潭县为例,2003年财政收入湘潭县为长沙县的37.51%,财政支出则为40.88%,2008年分别为25.97%和51.91%。可见财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相对缩小,故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即财政赤字的差距不断扩大。

(二)文教体卫经费支出严重短缺

目前, 工业 化、 现代 化的进程确实使

可以根据“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基本原则,考察各地实际职能需要与财力因素,配备工作人员,避免出现人多反而不办事、办不好的情况。并且,政府的编制也应该考虑一定时期内的财政情况,在集中财力求 发展 的时期可以适当缩减编制,等到 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才时,再适当引进,以达到比一开始人员臃肿时更事半功倍的作用。

(二)推进乡财县管

自从实施税费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税等政策后,绝大多数乡镇已经失去其主要的财源。农业税在整个湖南省的财政收入中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在绝大多数没有自主产业,仅仅依靠农业税等税费收入取得财政收入的乡镇对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吃饭财政”的现状都难以持续。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逐步撤消乡镇财政,推进“乡财县管”也是必然趋势。采取预算共编、账户共设、集中收付、票据统管的管理模式,逐步取消乡镇财政。

(三)提高农民在土地转让过程中的分享比例

在现行征地制度下,除乡镇 企业 用地、 农村 公共公益事业用地、农民宅基地外,所有新增建设用地需要占用农用地的,无论是出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目的的需要,还是出于房地产开发等私人目的的需要,都借助国家土地征用权来实现农地转用,征地的服务范围超出了公共利益的界限。同时,国家 法律 规定的征地补偿标准过低,在征地补偿中对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就业保障未予足够的考虑,特别是对于本来就很低的征地补偿费用,集体经济组织又要截留、分享,因此农民实际得到的补偿更低。征地后失去土地的农民由于缺乏非农就业所必需的专业技能等原因,很难在短时期内找到合适的非农就业岗位,而货币形式的社会保障体系又很不完善,致使一部分农民的基本生活和就业都受到了影响。在土地用途管制下,农民承担了耕地保护、国家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公共利益的代价,却不能全面分享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不能得到应有的公共财政上的支持和补贴,农民的土地权益事实上集体性地受到了侵害。

(四)改革土地流转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

要创新土地流转制度,一是要打破国家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允许集体非农用地直接进入市场,对经营性用地实行市场定价;二是明确界定“公共目的”的内涵和外延、明确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权限和征用范围,提高农民转让土地的分享比例;三是建立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土地资源价格、资源成本和社会保障价格的 科学 的地价评估体系,对批准入市的土地进行全面的定价评估,为征地补偿提供价格依据;四是在充分考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土地发展补偿、未来收益补偿、社会保障补偿以及劳动力安置等因素的基础上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五是对于有长期稳定收益的公益性占地,允许农民入股,允许经批准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以租赁形式转化为工商业用地。

四、 总结

县级财政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财政问题,因此在讨论县级财力建设时,不再局限于就财政而论财政,就经济而论经济,而是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辨证地分析县级财力的“经济——财政

——经济”的发展模式。具体来看,其主要体现在发展县域经济与培育财源、财力资源投入与县乡尤其农村经济发展上。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是源与水的关系,但我国现阶段下,财政投入支持县乡尤其农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因此,应辩证矛盾统一、长短期相结合来看待财力培育与现阶段财力困境问题。

【 参考 文献 】

[1] 宋立根.乡镇机构改革的难点与对策[j].财会研究,2002(3):20-25.

[2] 张光.规模经济与县政区划:以江西省为例的实证研究[j].时代财经,2006(8):20-25.

[3] 曾海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财政投入分析[j].农村经济,

2006(8):20-25.

[4] 洪磊.探析我国“ 工业 反哺农业”的必然性[j].集团经济研究,2006(23):3-6.

[5] 邓子基.公共财政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j].福建 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7):25-31.

[6] 吴朝阳.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途径:多予、少取、放活[j].价格月刊,2003(3):20-25.

[7] 王庭栋.多予少取放活增加农民收入[j].山西农经,2004(1):

县级经济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省直管县”；政府；文化职能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029-02

一、关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目前主要表现在“强县扩权”改革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两个方面。1992年开始，中央在浙江、河北、广东、河南、安徽、江西、吉林、湖北等省份推行“强县扩权”。政府赋予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更大的经济社会管理权力，经过多轮的扩权强县、县级拥有了自，调动了县级政府发展县域经济的积极性，县域经济发展迅速。

2005年6月，总理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改革乡财政的管理方式，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管县’的改革试点。”[1]2006年，中央1号文件：“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快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的体制的改革”。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指出：“减少管理层级，在有条件的地区推进省直管县，乡财县管等管理方式”。《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省直管县的体制。”[2]

省直管县可以克服“市管县”体制上存在的弊端，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增强县市的积极性。李春认为，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推行分权模式是我国政府管理的突破口[3]。精简行政层级，提高行政效率。发展县域经济是财政体制，“强县扩权”的重要目的之一。省直管县体制的确定，对于基层政府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4]。实行“省直管县”体制后，县级政府直接接受省级领导，自扩大，大大提升县级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有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张占斌认为，目前县域经济发展存在很多问题：县域经济及产业层次低，劳动力素质不高，财政问题突出，上级对县级的投入不足，各部门之间政策不协调，行政效率低下，绩效下降。实行省直管县体制以后，打破了体制上的限制，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5]。

“省直管县”体制有助于缓解县乡财政压力。“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使县和市在财政拨款上属于一个行政层级，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是对县级地位的一个提升。这样减少了行政层级，规范了财政关系，提高了县级的政治地位，减轻了市级的财政压力[6]。直管县体制改革还有利于缓和解决目前比较突出的三农问题，县域经济的发展，县级财政市里的壮大，使县域政府可以着力解决三农问题。这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变革是继农业税之后农民的又一福音[7]。

“省直管县”体制提出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转折点。这种体制改变了行政机构臃肿复杂的各种问题，实现了行政组织的扁平化，以便加强省级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8]。郑伟充分认识到“省直管县”改革的复杂性，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逐步推进，不能一刀切。我国幅员辽阔，行政层级复杂，“省直管县”改革涉及各个省市及基层政府，行政人员的合理分配等实际情况，因此，必须把握各省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科学决策，否则在大的行政规划上出现混乱，将会抽空我国中等城市发展成长的血液，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也造成区域分工和合作的不到位[9]。

二、国外关于文化职能的研究探讨

文化职能是政府职能体系中的基本职能。国外的学者对文化职能的研究起步早，基本是从文化政策角度以及当代公共行政和管理理论的角度来研究。国内在政府文化职能的转变过程中引用了不少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思路和做法。

1.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文化的影响

公共选择理论在公共文化中的运用，是在政府和市场调节的相互影响下发挥作用，通过政府的财政支出预算，引入市场调节，政府和社会各司其职，从不同的方面去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最早的公共改革起源于英国，英国政府调整了对艺术和文化部门的资助和管理，在保证了政府的对公共部门的财政支出外，英国政府也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公共文化部门进行资助，以便更好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公共服务。法国和美国也开放了市场，在政府的支持外，也希望通过市场经济规律，鼓励私人企业投资文化事业，政府只是无形的手，不直接干预。

2.新公共管理对公共文化管理的影响

新公共管理关注的重点是政府公共部门内部，通过外部环境的影响调节和改善政府公共组织。在资源合理配置以及注重公共文化部门平等，效率和效益的基础上，将国有公共文化部门的经营权分散给社团，企业或个人，使公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与公共文化经营权部门在根本上分离开来，从而改变国家文化行政系统管理与公共文化经营系统之间独立和互补的关系，建立较为合理和适应发展的公共文化管理体制模式。

3.新公共服务对公共文化管理的影响

公共文化管理中引进新公共服务理论，使得实行过程公民选择再次凸显“平等性”“民主性”成为公共文化行政追求的目标。近几年，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和对象的多样化，政府也开始追求平衡与公众的交流，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公民的思想，明白公民的诉求，设计贴切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公众，同时也鼓励公众参与公共文化事务，表达对工作的建议和观点。新公共服务对政府的提出先服务而非“掌舵”，强调“公民本位”。

三、国内对于文化职能研究现状及主要观点

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的主体来分析。杨建新（2005）认为，党和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要负责人，应该把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作为工作的重要考核，并且进入政府文化部门的责任考核制。李少惠（2007）认为，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主体，企业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竞争参与主体，非政府组织是重要主体，社区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层主体。王大为（2007）认为，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作用，在公共文化事业中应该起领导作用，从宏观层面把握管理和建设方向，制定管理制度，规范发展，从而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王霞（2007）认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体系应该分开，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和政府兴办的公共文化事业单位的职能应该具体而确定，三者共同经营管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和政策制定，公共文化事业单位是构建的主体。

从政府文化职能概念的界定来分析。学界主要有两种倾向：一个是夏书章、黄大强代表的“学科派”，他们都是站在行政管理学科的角度来定义政府的文化职能，都把文化职能作为政府或行政主体最基本的职能之一，但是黄大强把文化职能定义为行政功能，夏书章则定义为行政职能[10]。另一个是金太军教授的观念，他明确指出政府文化职能从性质讲是政府职能，但是他将文化职能作为政府职能的二级下属职能[11]。

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来分析。王钦鸿认为，政府应该改进主导，机构适度调整，职能有进有退，分清职能[12]。徐艳梅认为，政府应该找准自己的定位，转变发展观念，统筹安排，转换政府职能，改变政府管理模式，制定新政策，兴办文化产业，引导文化市场，依法规范市场，完善相关机制，做大做强文化产业[13]。黄斌认为，政府在文化产业中的角色和管理方式的转换很重要，政府要从以前的主导转变为服务，要从以前的直接控制，直接经营转变为单位调控为主[14]。

从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方面来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公共财政对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下，使得公共财政的职能也发生了转变，资金是政府开展一切活动的重要基础。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立足国情，采用政府和市场混合提供的方式。齐勇锋提出，转变公共财政的投资机制，强化投资绩效考核和国有文化资产与资源管理，以公共财政投资为主，综合运用多重投资方式和财税优惠政策，引进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15]。张少春认为，公共财政在一定的情况下影响了公共文化体系的发展，并认为公共财政应该重点扶持公益性文化设施的内容建设，功能建设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16]。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理念、意义、目的和具体方法的研究都比较完善，但都停留在基本理念和论证上，在实际的研究和现实的实践方面都缺少调研的基础。国内学者主要是从农村公共文化的宏观方向，政府相关的财政支出和文化建设的主题方面研究，以及一些独特视角研究，而从政府主体的职能方向研究缺少。公共文化体系应是政府、社会以及个人共同参与，政府不应垄断公共文化服务。在“省直管县”体制下，政府行政权力的下放还存在局限性，并没有完全发挥县级政府的职能，还缺乏对农村居民公共文化需求现状和趋势的量化分析，还没有形成科学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政府的文化职能的定位和做法缺乏相关政策、有力的科学依据、操作性强的具体内容。

参考文献：

[1].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积极稳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5-06-08.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0-10-28.

[3]李春.省管县体制：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突破口[J].发展，2006，（4）.

[4]姜秀敏，戴圣良.我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阻力及实现路径解析[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5]张占斌.省直管县改革与县域经济的发展[J].学习月刊，2005，（11）.

[6]田发，周琛影.地方财政体制变革下的县乡财政解困[J].经济体制改革，2007，（4）.

[7]张学勤.“省直管县”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又一福音[J].瞭望，2005，（40）.

[8]张旭霞，陈晨.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前景分析[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8，（5）.

[9]郑伟.我国地方行政层级改革与省管县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09.

[10]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54-55.

[11]金太军，赵晖，等.政府职能梳理与重构[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15.

[12]王钦鸿.论转型期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职能[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13]徐艳梅.文化产业与政府定位[J].群众，2004，（1）.

[14]黄斌.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产业与政府职能转变[J].学术研究，2001，（11）.

县级经济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县域经济 云南 增长动因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973 (2010) 02-145-02

1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从以下八个方面入手,结合云南县域经济的特点与现有的统计数据,构建了云南县域经济增长动因的指标体系。

下面对指标体系做简要的说明:

自然资源,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由于农业和旅游业是云南县域产业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两个产业的发展,都需要自然条件的依托,所以这里的3个指标主要考察这两个方面的自然资源;

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当前云南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基础设施薄弱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软肋。这里选用4个指标来衡量基础设施水平。

资本存量,资本是基本的生产要素。这里主要从资本存量的角度来考查,加快资本存量积累可以提高城镇化率,促进国有和集体企业产权改革,盘活国有、集体存量资产,提高企业竞争力,进而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人力资本,劳动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劳动力的质量与数量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里选用4个指标对劳动力进行衡量。

技术与科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技术和创新能力决定着县域经济未来发展的潜力和持久性。这里主要从专业技术人员数、农业科技与服务单位个数、科学支出三个方面来衡量技术与科技水平。

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映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反映出县域经济的规模和价值,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县域经济实力的好坏。比值越高,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越强,反之,越弱。随着社会产业结构将从农业为主的投入,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化,城镇化进程也会加快和提高。这里分别用两个指标来衡量。

2数据的处理及结果

本文以《云南省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统计年鉴》、《县(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表》为数据源。

2.1数据处理过程

(1)对数据进行标准化。为了使数据能够克服单位的限制,具备可比性,我们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

(2)用spss软件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以指标体系中的20个指标为自变量,以各个县的GDP为因变量,求得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以及对应的双边显著性概率。如果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小于0.1或双边显著性概率大于0.05,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我们对这样的变量予以剔除,应当剔除的变量有,X3、X7、 X8、X10、X14。

(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各个县的GDP为因变量,以剩下的16个变量为自变量,用sps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如下:

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791,但考虑到影响县域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并且县一级的统计数据相对缺乏,这个解释度还是可以接受的。通过回归系数可以看出,X5境内公路里程和X9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值的系数较大,明显高于其他变量,表明基础设施水平和资本存量是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性要素。下面我们就这两个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3基础设施和资本存量对县域经济的作用

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没有争议的。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速贸易发展,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结构效益,推动经济增长。

现实中来说,云南县域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云南94%以上是山区、半山区。铁路和水运也不发达,以公路运输为主,然而云南公路坡陡弯急,通过能力小,抗灾能力弱,难以适应汽车运输向大吨位、高速度发展的需要。云南地区通讯基础设施也不容乐观,通讯基础设施不仅总体落后,而且内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很不平衡。

对于资本存量,这里的资本存量主要侧重于物质资本。所谓的物质资本是指长期存在的生产物资形式,如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交通运输设施等在内的,由有形的“物质投资”所形成的物质生产要素。

资本存量对云南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分析。云南县域经济按资源的丰富程度来划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县,一种是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县。对于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县,要想实现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发展县域工业是必有之路,县域工业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物质资本急剧膨胀,物质资本对工业化进程,进而对于县域经济的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县也需要一定的资本才能获得良好的发展。这说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替代形成了巨大的资本需求。

4对策及建议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从数据与理论两个角度分析了,基础设施和资本存量对县域经济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的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4.1提升基础设施水平

(1)要多种方式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可以考虑运用国际融资、民间融资、金融融资,发行债券,建立基金等多种方法,改革投融资体制,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2)县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到基础设施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省政府要出台相应规定,明确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中县级政府、各相关部门的职责。(3)要加强省内公路建设。尽快建设等级公路主骨架,并在此基础上辅之以其它县乡道路的建设和改善,以充分发挥公路网的整体功能。(4)省政府要加大对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通过设立建设资金,实行资金补贴等方式重点提高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

4.2多种方式提升资本存量,解决资金问题

(1)应有省政府出面加强和改善国有银行对县域经济服务的意识。国有银行要客观评价信贷风险,积极发掘信贷增长点,合理配置贷款权限,给予县级金融机构一定的信贷自,扩大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投放。(2)各级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要尽快建立中小企业担保服务体系,给予中小企业担保机构政策和资金支持,帮助这些企业尽快发展起来,增强实力。(3)县级政府要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和域外资本,建立多元化的投人机制,拓宽县域经济融资渠道,加快县域资本存量的提升。

(基金资助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编号: 08co151,2009年度云南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

参考文献:

[1]王怀岳.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实论[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县级经济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县域经济 政府行为 竞争 地方保护主义

一、引言

俗话说：县为国之基。也就是说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属于基础经济，占有重要的地位。“由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来看，依靠外贸出口的中心城市经济受到较大冲击，大量的农民工返回县域，有很多农民工就地安排工作，那时，有很多县域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缓冲区域，从中可以看出县域经济发展为解决‘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基础。”[1]

在目前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政府行为的合理定位和正确系统的行为导向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对县域经济竞争中的政府行为进行研究，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可以从个人和体制两个方面来更加透彻的探寻问题根源，并提出几点自己的看法。

二、文献综述

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和论述，在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中有较多研究，主要在理论分析方面。

“国外关于县域经济增长理论的阐述主要有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不平衡发展理论。”[2]实际上我国现在不仅仅在县域经济上存在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而且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也存在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只是两者包含的层面不同罢了。不平衡发展理论比较符合中国县域经济目前的发展方向，从全国比较成功的县域经济发展实例来看，县级政府确实采用了这种发展策略。

“国内关于县域经济的专门研究要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说起，开始主要基于一些调研和工作报告，后来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和着重强调，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于是就形成了县域经济学分支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向，”[3]尽管如此，县域经济在发展中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亟待解决，理论在指导实践方面显得捉襟见肘，所以对县域经济的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

在查阅国内外关于县域经济竞争中的政府行为的研究文献和理论时，“大部分对政府行为的研究都处于静态的规范的研究，例如对政府职能的转变研究、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研究、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和分工的研究等，”[4]而对政府行为的研究并不多。那么从理论分析上看，由于地方政府之间具有独立的管辖范围和独立的决策权力，并且可以享受到竞争所获得的收益，所以政府间在发展各自县域经济时出现竞争成为必然，而从现实来看，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确实存在，综合两个方面考虑，对县域经济竞争中的政府行为研究很有必要。

三、县域经济竞争激烈

“十二五”时期县域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发展观”赋予“郡县治，天下安”新的历史性内涵。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激烈的竞争法则不仅要在企业和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中得以贯彻，而且也必然要在区域之间竞相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在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市场经济法则也无处不在。

（一）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结果显示县域间竞争激烈

为了更好的了解全国县域经济的综合发展情况，我国自2000年就对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开展了评价工作。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关注县域经济的区域经济属性，根据各县域的优劣势做出判断，评价结果揭示的是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现象，考察的是县域经济发展的规模大小、速度快慢在很大程度上与县域的资源秉赋、地理区位、人文历史、发展基础甚至外部政策相关联，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全国两千多个县（市、旗）都被囊括其中，根据总量、均量、速度和效益四类14个指标对其进行具体评价，每年评价一次，从县域经济网相关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每年的排名都有所变化，这说明县域之间为了提升自己的基本竞争力和综合实力，都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和解决民生问题，彼此之间竞争激烈。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的意义在于积极引导了全社会对县域经济的关注，为全国各省（市、区）以及县（市、旗）提供了一个动态的、相对的参照坐标，为探索县域经济发展规律提供非常有益的帮助。

（二）地方保护主义是县域经济竞争的手段及结果

在我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既要为提高经济绩效又要为争取政治晋升机会而竞争，处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竞争压力下，采取一些极端措施也就在所难免，地方保护主义就是县域政府追求地方利益产生的不良结果。其主要表现为对当地优势资源及商品和服务供求市场实施封锁、在招商引资和人才引进方面形成恶性竞争、为了增加税收提高绩效形象工程比比皆是、对污染企业只见例行管理不见实际成效等。

从对地方造成的危害来看，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封锁市场，人为阻止当地企业参与市场分工和竞争，缩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形象工程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严重浪费，而且重复建设不利于县城的长远发展；对污染企业的包庇和纵容，更是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且与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背道而驰。从对全国造成的危害来看，地方保护主义破坏了全国的统一市场，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区域间分工与合作不协调，最终导致我国企业整体竞争力不强。

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行为表现

对县域经济竞争中的政府行为做研究时，我们不能仅考虑到县域地方政府的行为，因为县域政府的行为是在中央政策方针指导下进行的，那么就要首先分析中央政府对县域经济的指导方针和政策目标，在这种要求和引导下，再研究县域政府的行为会更加透彻和全面。

（一）中央政府提出要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政府对县域经济的发展目标做了明确定位，提出要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扩大县域发展自，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建立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制度，增加对县级财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逐步提高县级财政在省以下财力分配中的比重。“依法赋予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小城镇在投资审批、工商管理、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行政管理权限。”[5]发挥县域资源优势和比较优势，科学规划产业发展方向，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向县城和中心镇集聚，推动形成城乡分工合理的产业发展格局。

由上可见，中央政府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做了具体规划，这表明中央政府在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基础上，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已引起足够重视，明显意识到县域经济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进一步完善确立市场经济这些经济发展目标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具体化，这对县域经济竞争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起着导向作用。

（二）地方政府面对激烈的竞争对县域经济的指导

地方政府不仅要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方针进行贯彻和落实，认真执行国家的经济政策，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还要在地方经济之间展开激烈的相互竞争。目前政府间的竞争已经在地方政府行为选择中占据重要地位，具体表现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县域政府围绕吸引具有流动性的要素展开竞争，以增强本县域的竞争优势。“在这两种相互作用下县域政府的行为就是根据县域范围内特定的地理空间、人文历史和资源禀赋使各地经济发展具有特色化、多样化。”[6]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面对竞争时，一定要将当地具体的区位特点和人文环境与中央的经济政策和指导方针结合起来，寻找有地方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之路。

五、竞争中的政府行为给县域经济带来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因为本文研究的重点是竞争中的政府行为，从第三部分分析来看这主要涉及的是县域政府间的竞争行为，所以本文接下来着重分析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给县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后果，并紧接着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为下铺垫。

（一）县域经济在竞争中的政府指导下产生的问题

城乡发展差距扩大，二元结构亟待解决。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体制，造成县域经济发展空间较小且缺乏自主性。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工业的崛起和迅速发展使各县域的城镇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由于分布不合理，盲目追求效益，不但导致县域经济城乡发展差距扩大，而且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建设方面都留下来一系列隐患。

三大产业发展不协调，产业分布结构不合理。县域地区农业基础薄弱的现状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靠天吃饭的农业发展模式占有很大一部分，缺乏农业发展所需的新技术和科学指导方法。虽然县域政府比较重视发展工业，“但不少地方还是以生产原材料和提供半成品为主，产品科技含量不高，工业附加值低。第三产业发展也比较落后，只有一些比较基础的服务部门，而且基础设施不完善，功能不齐全，难以满足社会需求。”[7]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升级，进一步加强第一、二、三产业之间关联度。

县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除了存在城乡发展“二元结构”问题，县际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问题也十分突出。进入百强行列的强县(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部及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相比之下显得较落后。由于县际经济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产业结构趋同，竞相争取引进外资等多方面冲突，地方保护主义在县际间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样一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分析

盲目追求政治绩效，导致缺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前瞻性思考。“在我国地方政府官员主要由上级政府任命，所以就会造成一种错觉，下级政府主要对上负责，期望获得上级的肯定和提拔，从而获得更高的职位与更大的权力，加之我国对政府官员政治绩效的考察越来越依赖于经济绩效的表现即，地方政府官员提升与否主要看其在任期间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如何，”[8]这两者的作用下，地方政府官员对当地经济的长远发展并没哟一个很好的规划，即使有良好的规划，也很难得到下一任的继续贯彻和落实。

建设市场经济缺乏经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落后。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但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任务还依然严重，尤其是走建设市场经济这条道路没有前车之鉴，我们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的，同时以前的计划经济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明显不符合，这就要求政治体制也要有相配套的改革和完善，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及力度不足，对县域经济指导的地方政府行为难免存在问题，也给地方经济以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后果。

六、县域经济竞争中的政府行为界定

在经济建设方面，地方政府确实大有可为。但政府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明确哪些行为是必需的。重要的是政府做好自己权责范围内的指导和监督工作，为市场经济充分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运行机制，剩下的交给市场去做，依靠市场机制和要素分配原则自由开展经济活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首先，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完善政治体制改革。面对激烈的竞争，地方政府始终明确自己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不是生产者、控制者和干预者，而是指导者和领导者，其制定的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机制应该是为了确保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充分和机会均等，保证起点公平，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到义务教育的权利和拥有平等的工作机会。

其次，促进三大产业合理发展，优化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工业化不但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重要衡量指标，也是现代县域经济的重要标志。要继续大力发展工业，坚定的执行“十二五规划”中一再强调的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大力发展商业、电信、金融等第三产业，提升第三产业在县域经济中所占比重，加快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建设，加强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三大产业合理发展，优化县域经济产业结构，提高县域经济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协调县际经济平衡发展。[9]要想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新格局，就要加大城镇化建设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充足资金，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优越的环境。协调县域经济平衡发展就要避开产业结构趋同这一经济现象，结合当地的人文地理，民族风情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开展因地制宜的竞争，打造当地特色产业。只有走特色发展之路，才能使县域经济间具有竞争力和差异性，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最终促进彼此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石磊.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2008，(5).

[2]杨荫凯，韩冬梅.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J].经济纵横，2005，(8).

[3]杨荫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4]王一鸣.对发展县域经济的几点认识[J].宏观经济研究，2002，(12).

[5]段安石，胡小红.对地方保护主义的经济分析和制度分析[J].求实，2003，(1).

[6]王青云.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周克瑜，转轨时期我国地方政府的作用和经济行为的优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2).

[8]牛冬梅.政府竞争理论与地方保护主义[J].理论学刊,2006,(12).

县级经济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文化建设；县域文化

国家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了新的目标，其中文化建设不仅能够反映出社会的文明程度，同时也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为了更好的发挥我国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在县级党校工作中，也必须要更好的加强对文化建设的学习，从而更好的发挥我国基层党校在文化大发展中的作用。

一、提高文化建设在县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我国针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建设不仅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同时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着非常大的影响，而在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对于文化建设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也开始有了更多的追求。在新时期，文化建设需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目标发展，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也要依赖不同区域文化的繁荣，因此在县级城市的文化发展中，也需要更加重视县级文化建设的发展。

文化不仅是一种精神象征，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我国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也有所不同，而地域文化也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风向标。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出，在地域发展过程中，文化建设作为一种软实力，也将发挥出更多更重要的作用，对于地区的长远发展也将产生更大的影响。而县市级区域建设需要以乡镇为纽带，以农村为腹地，保证城市和农村的文化建设相结合，保证促进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相互结合，这样也能够更好的促进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衔接，将不同地区以及历史文化等科W的结合在一起，从而保证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能够更好的相辅相成。目前，从我国很多地区县发展来看，拥有强大的文化底蕴也能够更好的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在很多领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的问题和不足，如果忽视了地区的文化建设，那么在发展过程中也将会遇到更多的瓶颈。因此，保证县区域经济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才能够更好的提高自身的实力，以便保证地区综合性的发展。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必须转变自身的发展方式，不断的推动我国的文化建设发展，在发展中寻找更大的动力，从而集中力量，降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摆正社会发展的方向，从而构建起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相辅相成的新格局。

二、县级党校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党校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县级党校建设能够更好的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势和特色，通过党校来提高文化建设也能够更好的发挥文化建设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党校在文化建设中具有突出的政治优势。党校姓党，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之下，党校教育以培养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德才兼备的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人才为目的。特别重视对干部学员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政治理论、执政理念、执政能力、党性修养等方面的培养和培训，其中，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更是党校的核心课程。培训的目的之一是在政治上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保证全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高度统一性。

2、党校在文化建设中具有与时俱进的思想优势。党校在思想上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在各个历史时期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干部教育和培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党校在文化建设中具有优良的传统优势。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党校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贯彻对党员的高标准、严要求，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校、从严施教、从严管理的方针。

4、党校干部在党校工作中也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党校党员要更好的加强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和学习，通过集中培训的方式来提高党员的整体素质和文化水平。党校也要在培养的过程中做好文化建设平台的搭建，通过凝聚人心、激发活力来更好的提高党员干部的创造力和战斗力，将党校文化建设作为重要的文化宣传基地来打好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

三、发挥自身优势，促进县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找准自身定位，努力发挥县级党校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1、充分发挥对十七届六中全会、十报告精神的宣传解读作用。三台党校利用党校干部教育阵地作用，认真开展“道德讲堂”活动，广泛普及文明礼仪知识，弘扬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和现代精神文明成果，紧紧围绕十、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宣讲主题展开宣讲，迄今，共宣讲53场次，听众达7千多人次。通过参与县委宣讲团宣讲的活动方式，充分发挥了党校在文化体制改革中的宣传解读功能，把中央发展文化、繁荣文化的决策部署传达到了广大干部群众当中，在农村、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逐渐营造出了良好的文化氛围，通过发展和繁荣文化起到了凝聚社会共识，不断实现县域经济和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2、在建设先进文化和和谐文化中发挥主阵地作用。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党校必须发挥教育、引领、示范作用，加强对广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培训，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认识，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模式的规范化运行机制，努力在促进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中发挥主阵地作用。大力培育和谐的文化精神，倡导和谐的文化理念，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力量、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努力在和谐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发挥作用。

3、在推进文化强县建设中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己任，进一步总结我县在经济、文化建设中所取得的经验，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方面，协助相关部门开展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调查研究，出谋划策，多出成果，努力发挥县委县政府参谋助手作用。

4、在促进文化繁荣中加强党校自身文化建设。党校要靠文化建设立校。同志在延安时期给党校题写了著名的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这就是党校文化。三台县委党校历届班子十分重视党校的文化建设，我们要在十精神的引领下带头学习，带头搞科研，带头示范，从文化建设的各个不同侧面选择专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形成课题报告；党校的主体班培训既要针对不同的领导干部搞好专题讲座，又要指导他们引领社会风气，率先垂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