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监管；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近年来，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迅猛发展使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加大了全球的金融风险，对世界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不仅出现了对金融机构行为准则一致性的要求，而且也出现了对金融当局监管行为一致性的要求。本文从国内外学者所论述的金融监管理论出发，结合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对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理论进行了简单归纳与评述。
2 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产生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2.1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
（1） 国家管辖权理论。传统的金融监管理论主要是在国家管辖权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核心是国家单独监管。国家单独监管源于国际法中国家管辖权中的属地管辖权，它是指一国对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人、物和事都享有充分、排他的管辖权。贺力平（2001）从传统国别金融监管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没有一个国别性的金融当局能单独对付发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系统风险。
从本质上说，是各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以及伴随这种相互开放而来的金融市场一体化和全球化带来了转变国内金融机构经营方式和经营行为的需要，以及转变金融当局监管方式和监管行为的需要。
（2）制度非均衡与制度变迁理论。建立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机制是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在金融监管领域，制度均衡是指金融监管制度中的所有监管主体均不具备改变现状的能力和动机，金融监管制度在总体上处于均衡状态。同样，制度非均衡在金融监管制度结构发展过程中也是常态，国家单独监管制度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加深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此时全球金融监管处于非均衡状态。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如果能找到一种新的金融监管制度能最大程度的实现国际金融监管的潜在收益，各行为主体就会推动直至实现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
2.2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现实基础
Kern Alexander（2003）对国际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认为只有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才能防止系统性风险。各国当局应该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建立全球协调一致的机制与体系。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竞争并存的背景下，各国监管当局只有选择长期的合作，才能将损失降到最低，获得国际金融监管的最优状态，而统一长效机制是获得最优监管结果的最好选择（李丽君，2010）。
国际金融危机凸显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必要性。全球化有利于全球资源优化配置，但也扩大了危机的传播范围，加速了危机的传导速度。目前，一系列体现世界向国际统一监管方向的努力已经开始，如IMF强调要加强政府金融监管部门间的协调；欧盟已开始加强成员国监管机构的合作；一些大型跨境金融机构还采取了监管团制度（杨文生、周立妍，2010）。
另外苏焱（2006）对区域金融合作进行了研究。随着区域性经济发展的日趋高涨，作为跟进配套服务的金融领域，同样也日趋凸现区域性的特点。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本质上说明了在国际化背景下，单个国家的银行监管法制在日趋扩大的金融活动中的缺陷，凸显了金融活动国际化和银行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
3 国内外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及简单评述
3.1 金融衍生品的国际监管合作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动荡，通常都会通过日益通畅的资金渠道迅速传递给所有关联国家。国际金融动荡及其迅速产生的波及效应，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国际金融组织，在市场抗衡中均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为了维护全球金融安全，促进金融发展，各国和国际金融组织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成为历史的必然。（潘晓岑，2010）
Lance Taylor 、John Eatwell（1991）提出创建一个拥有超国界监管权力的治理主体――世界金融监管局，并授予其在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中进行强制信息披露和惩罚违约主体的权力。谭艳芝（2009）提出建立一个由双边治理机制、多边治理机制、全球统一治理机制组成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的国际合作制度，以实现各国监管的合作与协调。陈欣（2006）认为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国际监管合作应该从规则性监管协调与应对危机的监管协作两方面着手，在统一监管目标的前提下，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加强监管合作。钟伟（2000）提出了一个国家监管和国际监管的合作协调框架，他认为在短期应该对国际金融组织进行有效监管，并对跨国金融机构实施统一监管；在中期则将金融监管区域合作作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微观基础；远期应该全球统一并账监管。上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多偏重于具体规则协调或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并没有把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的研究。如何围绕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国际合作这个主题，从构建制度和协调规则两方面出发，深入探讨现有国际的监管合作机制，可能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3.2 证券市场的国际监管合作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证券市场开放给传统的监管体制带来严峻的挑战，使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成为现实的必然选择（蔡佳秋，2008）。国内证券监管国际合作文献的研究思路主要是以下三种：
（1）就证券市场监管合作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如邱永红（1998）论述了相关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各国对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行为的法律监管与合作，建议从监管机构、监管依据和监管措施三方面加强对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的法律监管。
（2）从国际证券市场的监管与合作的角度展开论述。在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证券监管当局不断加强集中监管力度，强化市场一线监管者的作用，突出对证券发行、上市、交易等环节的全面监管以及信息的持续性披露。刘敢生（1997）对国际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的现状、成果及有关理论和实务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并从资本充足率、衍生产品、国际清算与结算、多国披露和会计报表等角度对国际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
（3）从我国证券监管机构国际合作的角度进行研究。在近年证券市场国际化向纵深发展的同时，我国证券监管机构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了与境外监管机构的监管合作与协调。然而我国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与缺陷，亟待改进与完善（邱永红，2006）。
上述文献从证券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及主要合作形式等角度作了深入的研究，但仍存在几点局限性：在内容方面缺乏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偏重于经济方法，缺乏法学的理论分析，几乎没有对监管机构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也很少有对证券监管国际合作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进行分析和构建。
3.3 国际游资的国际监管合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游资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对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促进国际金融市场和资金吸收国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相关国家乃至全球带来金融风险。
李嵬（2009）认为国际游资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经常能够逃避法律的约束和监督，英、美、日等发达国家主要采用自律性和集中型监管模式，但实践证明这些监管模式普遍存在监管滞后、监管失衡、监管成本较高等问题；阿根廷、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短期资本的监管较为严格，但由于缺乏监管经验，监管效果相对有限。
国际游资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双边监管合作和多边监管合作，但由于受到目前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金融霸权主义、金融全球化利益分配等的影响，国际游资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举步维艰。国际合作与协调这种协调性的间接监管必须与国家监管有效结合，才能形成有效的国际游资法律监管体系（石磊，2007）。
4 文献评述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是个全新的课题，上述研究绝大部分都认为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具有其基础，学者们从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主要机构、主要形式、具体内容、存在的问题等多方面、多角度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是目前国内金融监管理论主要是针对单个国家的金融监管，而很少涉及国际金融监管合作这个问题。同时这些研究大部分是从侧面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进行研究，对其正面研究则不多见。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对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相关文献的综述，个人认为未来的可能研究方向有：
4.1 创新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理论
对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应充分考虑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及其影响，特别是要结合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新特点、新内容，围绕国际金融监管的内在特殊性、必要性的这一核心理论展开。
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如何对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实践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如何通过数量模型进行模拟与预测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可能发展方向，如何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效结合起来，是值得学者们进行进一步地深入研究的。
4.3 法律分析与经济分析相结合
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进行分析和构建，理清国际合作的法律关系，利用法学的理论分析，对监管机构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蔡佳秋.证券监管机构国际合作的法律问题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8（12）.
[2]陈欣.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国际监管合作[J].法学，2006（3）.
[3]贺力平.全球化和金融监管理论的创新[J].中国经济信息，2001（19）.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双边金融合作 非对称性 合作动力
一、中缅金融合作国外研究评述
国外关于关于中缅金融合作相关研究文献几乎没有，国外对缅相关文献只是涉及到缅甸金融现状，缅甸金融体系，国际金融合作，而对中缅双边金融合作几乎没有文献涉及到。
在有限的文献里面，对缅甸的金融研究只是局限在缅甸金融体系现状的梳理和介绍范围内。具有国外学者对缅甸金融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马里兰大学Reinhart（2011）教授做的关于缅甸汇率史方面的研究，Reinhart梳理了缅甸的汇率史，具体从1937年英国殖民时期盯住英镑的汇率制度到2011年的双重的汇率制度都做了详细的论述，其中缅甸汇率制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盯住美元，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
二、中缅金融合作国内研究评述
国内关于中缅金融合作的研究相比国外丰富得多，主要集中在双边金融合作理论方面，主要从区域理论、基础条件、合作方式、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方面展开。对中缅金融合作概况得比较准确的是丁文丽，其在金融合作的定义、非对称性、国际关系、基础动力等方面进行了展开，贺圣达和段万春也对中缅金融合作动力和障碍做了具体补充。刘红忠和何帆在国际金融合作理论基础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包括合作开发性金融合作方式的创新与金融监管、金融市场方面的合作。
在中缅金融合作中研究中，丁文丽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她在金融合作理论和中缅金融合作方面都进行了很多尝试，并梳理了相关金融合作理论。关于国际金融合作方面，丁文丽（2009）认为国际金融合作是指个人、企业和政府及其相互之间的金融合作，以及为此而进行的政策的相互调整。关于国际金融合作理论划分方面，丁文丽（2009）把国际金融合作理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国际关系学者的观点，另一类是国际学者的观点。国际关系学者把国际关系理论划分为三大流派：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丁文丽也对三个理论流派做了梳理：现实主义认为合作的前提是霸权国的存在及其合作的意愿；制度主义者认为合作可以通过制度培育起来，即在没有制度的情况下，实际的合作常常比潜在的合作要少；建构主义者认为国家之间既可以是合作，也可以是冲突，关键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如何去建构他们之间的关系。国际经济学者对国际金融合作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国际货币合作，并用最优货币区理论（0CA）来解释国际货币合作，传统的OCA标准有：开放度、劳动力流动、财政缓冲器、冲击的对称性、接受邻国政策的政治意愿。在推进金融合作方面，丁文丽（2006）认为共同的政治愿望和共同的利益是推进次区域金融合作的核心因素。其次，其认为区域金融稳定机制，金融机构的合作，信息交流、共享和披露机制是区域金融合作的保障机制。在中缅金融合作方面，丁文丽（2006）做了突破性探索，把中缅金融合作跟传统的金融合作做了比较，中缅金融合作属于非对称性合作。并拓展了国际金融合作理论，把国际金融合作由对称性的合作拓展到非对称性的国际金融合作。并对非对称性做了划分，主要有国家实力的非对称性（大国与小国的合作）、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对称性（较发达与较不发达的合作）、社会制度的差异性（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经济体制的差异性（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合作）、信息的不对称性。在金融合作条件方面，丁文丽（2007）在研究大湄公河次区域金融合作基础条件中，分别从经济一体化程度、经济的开放度、区域内贸易一体化程度、要素的流动性、汇率政策的协调性进行了分析。基于此，双边金融合作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基础的。
关于中缅金融合作属性方面，中缅金融合作属于国际金融金融合作，对于国际金融合作定义方面，赵长峰（2006）认为国际金融合作是指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家以及各国家之间，通过相互间的信息交流、磋商与协调，在金融政策、金融行动等方面采取共同步骤和措施，达到减少金融体系风险、防止金融问题累积以破坏宏观经济效率、保护消费者、培育金融市场的有效机能以及预防犯罪分子和滥用金融体系的目的。这个定义跟丁文丽关于国际金融合作理论定义相比显得更为宏观，概况性更强，但是缺乏丁文丽相对关注的微观性，操作性欠佳。
卢鹏（2009）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金融一体化程度极大地制约了区域金融、双边金融合作的发展。其从区域一体化程度、区域相似性、区域对称性、利率相关线、协整检验、基于VAR的利率评价、欧拉方程法等方面论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对整个区域金融合作的影响。
在中缅金融合作动力与基础分析中，贺圣达（2005）分析了中缅地理上的邻近和传统的友好关系为两国经济金融合作提供大环境，认为经济上的互补和经济合作的互需是中缅双方经济合作的基础和动力。中缅金融合作障碍方面，吴萍，段万春（2008）对中缅边贸货币兑换障碍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从整个GMS国家贸易框架下进行，认为在中缅两国在货币兑换中缅甸的金融和外汇管制是导致货币货币兑换障碍的主要原因。针对中缅金融合作现状，作者提出在克服政策支持障碍建议方面可以通过完善出口核销管理法规、边贸结算法规、人民币出入境管理方法、非居民人民币账户管理方法、出口退税政策等跨越障碍；其次克服执行机构障碍方面，可以通过拓展国内商业银行积极向境外拓展业务，同时政府应对边境地区的商业银行给予支持；在结算体系障碍突破方面，扩大“河口模式”应用范围。
在合作方式创新中，何帆，徐奇渊，徐秀军（2011）认为中缅两国国际关系较好，但是缅甸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落后，两国在合作时可以采取开发性金融的合作方式，缅甸实行经济特区，通过开发性金融投资合作。其次，汪魏（2011）在探讨亚洲金融合作方式的框架中，提出可从着力打造亚洲金融峰会平台，改善亚洲开发银行的治理结构，不断扩大亚洲国家双边和多边货币互换规模，继续完善区域外汇储备库有效运行机制，推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加强亚洲国家之间的汇率合作等方面入手。在此框架下双边金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双边金融合作基于此展开。
三、关于中缅金融合作的简要评述
国外学者对缅甸金融和中缅金融合作的研究，关乎缅甸金融方面都只侧重于缅甸金融具体的某一个方面的研究，而没有对中缅金融合作做了相关研究。国内关于中缅金融合作研究方面，几乎没有学者对中缅金融合作进行系统性的研究，都是只对中缅金融合作中相关问题进行局部研究。尽管国内学者对中缅金融合作没有进行系统研究，但一大部分国内学者也尽力相关努力，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
参考文献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迄今为止，关于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较成熟的理论包括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和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前者强调法律渊源、法律传统是金融制度差异的核心影响因素；后者洞察了金融制度的内生性质、利益集团的组织能力对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两种理论的比较与引申，旨在创造性综合出一种金融制度差异或变迁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以期能够对金融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金融制度；“结构”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创造性综合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4－0016－04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个沉重的话题，尽管在1993年还有很多人对此存在怀疑，但现在几乎没有人会这样认为了(Zingales，2005)。在某种程度上，金融发展促进经济的良性增长成为一个公理性结论。不过，对金融发展现象的解释，迄今为止的所有相关文献都集中研究金融发展对GDP增长的影响(King和Levine，1993；Leville，1998，1999；Jayaratne和Strahan，1996)，个别的也涉及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既然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金融深化有赖于特定的金融制度安排(或特定的金融政策)，那么为何世界各国的金融制度类型多样，金融深化水平差异明显?换句话说，好的金融制度安排为何在一些国家迟迟不能出现?既有的制度安排向促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安排转化有何规律?在明确金融发展研究框架后，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从理论和政策角度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从理论角度看，只有理解了金融发展的原因，才能设计适当的工具变量来分析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从政策角度看，这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假如政策制定者不知道如何促进金融发展，而只知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关系，意义终归有限度。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引入我国的两种关于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解释理论进行比较与引申，以期能够对金融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启示。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介LLsV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第二部分，概述Rajan、zingales的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第三部分，对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两种理论的进一步思考与创造性综合，试图发展一种更为丰富的金融制度演进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
一、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
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the structural theories of financialdevelopment)由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拉・波塔(La Porta)、德烈・施莱佛(Andrei Shleifer)、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洛配兹・西拉内斯(Lopez Silanes)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维什尼(Vishny)(以下简称LLsV)1998年在“法和金融”(Law and Finance)一文中联手提出。在这篇奠基性文献中，近年来在法和金融领域十分有影响的LLSV组合以世界上49个国家为样本，考察了产权保护程度的法律及其实施质量与其法律渊源的关系，他们认为法律、执法机制和法律制度支配着金融交易。因为契约安排是形成金融活动的基础，与不支持债权人、股票持有者权利或不能有效执行契约的司法体系相比，保护投资者和履行契约的司法体系可能更激励金融发展。
LISV组合首先基于研究需要按照不同的法律渊源将49个国家分为不同的组别，确立了横向比较的对象。数据回归得出的结论是，正是各国的法律渊源不同，决定了各国对投资者产权保护程度的差异，从而最终导致了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即好的“法律渊源、金融有关制度安排”决定了一国金融发展的水平。拉・波塔等发现，在金融发展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与法律和监管基础设施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而法律和监管基础又源于各国的法律渊源(拉・波塔等，1997)。他们的推论是：要发展外部融资，投资者需要得到法律和监管的保护。这一推论又得到后续研究的支持。例如，迪克和津加莱斯(Dyckand Zinialas，2003)的研究表明，在具有完善法律和监管的国家，内部人控制的私人收益比较低，这意味着外部的投资者得到更有力的保护；具有更低内部人收益水平的市场更为发达；保护外部投资者的投资收益的法律与监管机制有利于金融发展。
从法律渊源上来看，LLSV组合认为，历史上英国普通法传统偏向私有财产所有者，所以英国普通法成为平衡国家权力而不是国家权力实施的工具。这种法律渊源激励了私有产权，因而鼓励了金融的发展。而大陆法民法体系下的法国和德国，强权政府通常会制定法律、政策和规章来限制私人部门的交易，从而制约了金融发展。
从资本市场具体运行来看，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程度的不同会通过影响企业在资本市场上以股票或债券融资的能力而影响到资本市场的发展。一家企业发行股票或承担债务的意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获得外部融资的条件。好的法律保护机制保证了市场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在某种程度上使投资者愿意以优惠的条件投资于企业。如果条件适合，企业会发行更多的股票与债券。在那些能给企业提供较好融资条件的国家，证券的价值较高，企业容易获得外部融资，具有发达的资本市场。LL5V(1997，1998)指出，拥有较好法律保护的国家，应该拥有较高价值的证券及发达的资本市场。LLSV的回归数据分析显示，对股东法律保护较好的国家比保护较差的国家拥有价值更高的证券市场、更多的人均上市企业数目和更高的首发额。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LLSV(1998)在对49个国家所有权集中情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认为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水平与所有权集中程度之间是呈显著负相关的。在投资者保护方面，普通法系(Common Law)国家保护水平最高，大陆法系的法国、民法系(French Civil Law)国家保护水平最低，而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民法系国家则处于中间水平。对应于不同法律保护质量的国家，公司治理的所有权集中程度呈现出很大差别，越集中的所有权对应于越薄弱的法律保护。关于为什么薄弱的法律保护会导致所有权的集中这个问题，LLSV等提供的解释是，一方面，在公司内部，法律对投资者保护不力，则经理阶层可能攫取股东利益，如要有效限制经理阶层的攫取行为，所有者将留下大股权以便监督管理者；另一方面，缺乏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大股东要在金融市场上分散自己的所有权将非常困难，因为中小投资者将由于大股东的攫取而没有兴趣用金融投资去换取公司的股权。LLSV(2002)在《投资者保护和公司价值》(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Valuation)一文中，利用世
界上最富有的27个国家数千家公司的数据，构造模型进行检验，用托宾Q测定公司的价值，用国家的法律起源及其特定的法规指数测定投资者保护的程度，研究了投资者保护和控股股东的所有权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除了在投资者保护很好的国家，几乎所有的企业多为家族和国家所有，由金融机构或分散股东拥有的企业非常罕见。该研究的一个关键结论是，在全球大公司的委托问题中，约束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攫取，比对经理无视股东利益醉心于建设自己的王国进行约束更重要，公司治理的“关键机制是保护外部投资者”。由此得到的一个隐含的政策含义是：把金融市场放在一边不闻不问，不是推进公司治理改革的好方法。而金融市场改革应当重视加强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这些保护来自法院、监管机构或者市场参与者本身。
二、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
尽管LLSV组合提出的观点得到了实证支持，但这些证据又引出另一问题：为什么好的法律和监管没有在所有国家得以采用?LLSV组合把其原因归为法律渊源、法律文化不同，认为正是这些社会结构因素塑造了不同国家的金融制度安排。问题是，法律和监管的不同并不能归因于法律起源的不同。因为，如果存在政治意愿的话，民法国家同样可以很容易地复制这些法规。显然，或者那些法规根本不是金融发展差异的原因，或者问题在于政治意愿的缺乏。另外，来自经济发展中的例证表明事实也并非如此。Rajan和Zingales(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在1913年，法国的民法典对投资者的保护并不充分，可是当时法国股票市场的资本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78％)是以对投资者保护充分著称的美国(39％)同期的两倍；这一对比在1980年代则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此时法国的这一比率(9％)不足美国的1/4；不过到了1999年，两国的上述比例已经变得较为接近(法国：117％，美国：152％)。对于法国和美国的股票市场在近乎一个世纪里出现的这种波浪式发展态势，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显然对此无法提出系统的解释。Rajan和zingales认为，要解释两国金融发展的这种“特异”现象，需要注意到同期美、法两国金融和非金融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金融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随后，Rajan和Zingales(2004)以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银行业的发展历程为例，阐述了金融发展呈现显著差异的内在原因：金融业和其他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采取种种限制措施强力阻挠金融发展。20世纪早期，为了保护本州银行既得利益，美国很多州禁止外州的银行在本州开设分支机构。这一限制银行间竞争制度安排使本州银行的经营规模偏小，风险承受能力低下，无力举办高风险的农业信贷业务。美国的金融业发展也因此处于低谷。20世纪70年代，美国部分州的银行尽管还是不能在外地开设分支机构，但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成熟和大量投入应用，使银行可以向异地的客户提供借贷服务，实质上冲破了这一制度约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各州银行业的既得利益集团被迫纷纷取消限制外州银行在本地开设分支机构的法规。美国国内陆续有35个州先后通过准许银行控制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ies)把银行的附属公司合并为分支机构以及在全州范围内开设新的分支机构，从而放松了以往在不同州之间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随着1994Riegle－Neal州际银行设立和分支机构开设效率法案(Riegle－Neal 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Efficiency Act)的通过，银行业分支机构设立的管制放松达到高潮。于是，在20世纪末，我们目睹了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阻碍作用的削弱所带来的美国金融业飞速发展。
基于对美国与法国金融发展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实证考察，拉詹和津加莱斯(Rajan和zingales)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系统地阐述了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与LLSV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不同，Rajan、zingales认为，来自金融业和其他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所采取的阻挠金融发展的措施成为各国金融制度呈现显著差异的内在原因。
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尽管是从实证中归纳而来，不过，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最有可能行动的是一些有“共容利益”的小集团)恰恰解释了上述小集团稳定存在的可能。金融发展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一个很明确、很集中的小群体，具有足以影响政策的能力。他们具有限制金融的能力，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那些可以从金融发展中获益的人(潜在的经济竞争者)通常比较弱小、贫困、缺乏组织，而信息封闭分散的大众一则不了解事实的真相，二则由于搭便车问题，行动的能力几乎为零。首先，该理论强调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一套系统的制度安排，而经济现实定的金融制度兼具生利性和分利性，成为界定利益格局的装置；其次，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分化成集体行动能力差异较大的利益集团；最后，金融利益集团和其他产业利益集团的出现阻碍金融市场的自由发展，同时政府的角色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内生于利益集团权力博弈之中。“政府可以做好事，并不等于它愿意做好事”(Rajanand zingales，2004)。拉詹和津加莱斯的理论主要是来自民主国家的金融发展实践，然而，其对中国国有银行金融制度变迁的规律性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对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两种理论的引申与综合
(一)对LLSV组合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的引申
尽管LLSV组合发展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成为当今解释制度差异的经典理论之一，然而，从上文的分析中，LLSV组合把法律起源指标作为工具变量，并在同一时段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横截面分析。这一方法的不足是不能观察一个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段金融市场发展的具体情况。
从法律渊源的角度理解问题，LLSV组合设计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中金融制度的演进显然具有路径依赖特征，恒定性较强，因为一国的法律渊源与法律文化是相对稳定的。按照La Porta等为代表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具有普通法渊源的国家对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更为充分，从而具有更为发达的证券市场。上述结论的一个显然的含义是，给定一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因素(如LLSV组合强调的法律渊源和文化等)将在较长的时期保持不变，将不可能出现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然而，理论与实践的“悖论”至少表明他们对功能多样的金融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发展的国家差异的解释不够完全，尽管不能由此判定结构理论是不正确的。
这里的真正问题是，法律渊源是影响社会权力结构重要变量吗?LLSV对投资者法律保护差异的研究侧重于各国法律渊源的不同，从而得出普通法系国家比民法法系国家给予了投资者更强的保护这一结论。问题是法律渊源的不同造成对投资者
保护的差异应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如果是体现在法律条文上，而实际的回归结果却表明法律渊源变量比各项权利指标更具说服力，可见法律渊源变量决不仅体现在条文上，其实法律渊源与法律条文之间的联系已不断淡化。例如美国是案例法国家，其证券法却是成文法的形式，而且规定得十分详尽；转型经济国家则更典型，它们在转型中既采纳西方国家的法律(没有考虑渊源)，又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政治环境制定相关的法律。可见法律条文不仅与渊源的关系在淡化，而且法律的内容也并非完全外生于经济过程，尤其是转型经济中的法律并不是外生于政治经济过程的，它的制定与该国经济政治是相关的，制度之间是互补的(青木昌彦，2001)。比较法学者们认为，法系之间的不同主要是表现在法律的历史、立法过程和法律文化，而不是法律内容。
另外，LLSV组合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考察金融深化(发展)问题的重要切入点是对法律制度对投资者所有权的保护，侧重于个体金融合同的制定、履行情况分析明显是一种微观视角。然而，金融制度安排承担着复杂的功能，生利性与分利性以及二者的具体配置与转化情况内置于特定的社会权力结构中，而权力结构不仅是一个微观问题(个体主义的问题)，更是一个群体主义的问题，采用集体主义的方法论有其优势。
(二)对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的几点引申
拉詹等人的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是从历史逻辑中归纳而来，因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弥补了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的缺陷。然而，作为一种理论，还是需要形成一种推理严密的理论逻辑框架。在此，本文对该理论做几点引申。
第一点，金融发展、金融自由竞争制度的形成是一个社会整体理性的过程。如果这个社会是一个“原子”社会，个人的经济理性在经济实践中会趋近于社会整体理性。然而，个人首先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人、制度环境下的个人、一定的利益关系下的个人。从“原子”个人的经济理性过渡到社会整体理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期间要经历个人的差异理性、实践演进理性、集团理性(社会关系理性、制度理性)等诸多环节。根本上在于社会中的个人是非同质的，在经济交往中会形成不同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在实践理性与关系理性的作用下，会形成一些稳定的利益系(利益集团)，具备了集体行动的组织能力。而各个利益系维系组成规模、关系紧密程度差异较大，其行动的能力差别较大。这又导致政府(本身也是一个特殊的利益系)主导下的社会权力结构必然是失衡的。金融发展所依托的金融制度安排从表面上来看是中性的，任何一个利益系都要在其规制下组织经济活动。而金融制度安排却不是集体选择的结果，从制定到实施依托于特定的权力结构。因此，正是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化规律决定着金融制度的演进。
第二点，本文考察两种关于金融发展的因素决定理论，得出的一个基本的逻辑主线是金融发展需要一种特定的社会权力秩序。其不仅有利于创造充分竞争的权力结构，而且本身也内置于特定的社会权力结构之中。在既定的金融制度下，隐性分利小集团的出现(隐形集体行动)，尤其是原来的生利集团转化成分利集团中一分子，也会使生利性的制度安排慢慢变成分利性的制度安排。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压力、货币的外生冲击、技术进步及其扩散、生利性利益集团的成长等都是社会权力转化的重要因素，又催生着金融制度的创新。
最后一点，关于金融发展中政府经济行为的分析问题。从拉詹和津加莱斯的著作中，他们专辟一章“驯服专制政府”，考察的是立宪制政府组织形式(至少是西方意义上代议制政府)的形成过程和随后的金融发展情况。因此其理论的“特殊性”“案例性”色彩是难免的。问题是非代议制政府国家金融发展又有何规律，应当如何假设非代议制政府模型?政府这一社会特殊组织在金融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在既有金融制度下政府总成本收益的变化如何影响政府的理性形式?内生于社会权力结构中的政府收入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与各利益集团之间是何关系?本文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肯定会完善金融发展的现有理论。
(三)金融发展的社会经济动力学
本文对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与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比较与引申，根本目的在于在两种“理论”基础上创造性综合出一种金融制度差异或变迁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侧重在法律渊源、法律传统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突出作用，把其设定为核心影响因素；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洞察了金融制度的内生性质、利益集团的组织能力社会权能的作用，但正如上文所述，“作为一种理论，还未形成一种推理严密的理论逻辑框架”。实际上，金融制度这一研究本体决定了其必须是“非决定性的、演进的学说”(Non－determinism Evolu－tionary Theory)，只可能存在“过程的、演进的均衡”(Processingand Evolutional Equilibriums)(Nelson，Winter，1982)。制度动力学研究的前沿理论表明，“所有的变化都是作为某一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结构之结果出现的”(拉齐斯基，1996)。目前，一些重要新制度经济学家如诺思、奥尔森等，前者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后者提出了集体行动的经济学理论、压力集团的成长理论，他们的研究正日益转向到制度经济学的整体演进范式上来。现实的金融制度均衡只是一种静态均衡，社会权力结构、利益结构的演进过程决定着制度演进的过程，而金融制度安排的演变决定着金融发展的水平。文化、法律渊源只是影响社会结构及其变动的一些因素，外来冲击、特殊事件、利益集团、政府与社会组织性质、技术进步的变化都会导致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从而影响着制度安排及其实施。本文认为，金融制度演进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可大大丰富对金融发展问题的认识，尽管我们的研究尚十分粗浅。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生态；面板数据；实证评估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137-04
1.引言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对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起着重要的“杠杆效应”和“中枢效应”。而金融市场量的扩张和质的改善离不开其所处环境的支持，所以，金融生态就成为金融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就西部地区而言，金融生态的改善不仅可以优化西部金融体系的筹资用资功能、资产流动与重组功能、企业融资的风险约束功能[1]，而且可以很好地促进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缓解西部地区发展的资金约束，改善西部产业结构，从而进一步提高西部企业在规模经济、产业结构、技术层次、内部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发展水平。
本文首先拟对金融生态水平的衡量建立评估指标体系，然后对1997～2005年西部十二省区的金融生态状况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最后对西部地区金融生态水平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文献回顾和研究目的
金融生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来自于金融现实的发展，随着全球范围内经济货币金融化的迅猛发展，国内外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理论日益关注，在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成果。
2.1 西方学者对金融生态理论形成的贡献
金融生态是一个仿生概念,它的理论来源是生态经济学。英国生态学家A.G.Tansley于1935年生态系统学，极大地丰富了生态学的内容，为后来生态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基础. 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Mekenzie首次把首次把植物生态的概念与动物生态学的概念运用到人类群落和社会的研究，提出了经济生态学的名词，主张经济分析不能不考虑生态学过程。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Boulding在其重要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正式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2]。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Ronal McKinnon和Edward S・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3]，其主导思想是取消政府对金融系统的一切干预和管制，让货币金融系统按照市场机制自发运行。金融深化理论纠正了传统经济理论中对货币金融因素的忽视，更加注重金融系统的内在机制运行，从而形成了金融生态学的萌芽。
20世纪末, 演化经济学获得了里程碑式的发展。演化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的演化看作一个渐进的变化和发展过程, 认为选择机制是演化机制的一个关键性部分[4]。金融体系作为经济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也会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优化的演进过程。不断深化的生态经济学为我们从生态角度透视金融环境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2.2 国内学者对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成果
胡章宏（1998）采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 将金融体系视为有机系统, 提出了金融质性发展和良性发展的概念。这些观点跳出了传统经济学对金融内生发展研究的理论范式, 开始用系统学的观点审视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并注意到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而为金融生态环境理论的提出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目标指引。白钦先教授（2001）较早注意到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业发展的约束作用, 首先提出 “金融生态环境”这一概念。他当时所刻画的金融生态环境, 是特定的金融生态环境以其环境容量和 “净化”能力对经济活动会产生的约束性影响。兰州大学高新才教授（2004）针对西部落后地区如何谋求经济发展，如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的问题，提出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问题[5]。
2004年11月，央行行长周小川博士在经济学50 人论坛上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申到金融领域，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等改进金融生态环境的途径来支持和推动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发展[6]。随后，其他学者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苏宁（2005）研究认为, 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 它不是指金融业内部的运作, 而是借用生态学的概念, 来比喻金融业运部环境。韩平（2005）认为, 金融生态是指影响金融业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徐诺金（2005）把金融生态概括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 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 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 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
通过比较以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差异和所考察对象空间纬度和时间跨度的不同，其对金融生态的研究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笔者认为，目前的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还有以下三点不足之处：一是缺乏对金融生态水平的评估指标的研究；二是对金融生态的定量化实证研究不足；三是对金融生态的作进一步的区域化考察较少。正是本着弥补上述不足，本文试图结合西部十二省区的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的金融生态水平进行定量化的实证研究。
3.金融生态水平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金融生态是一个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它由许多子系统构成。各个子系统均从不同方面对金融市场中的经济主体产生影响。一般而言，这些子系统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孕育水平、法制健全水平、信用体系建设水平、市场服务和监管水平等五大部分。
为了方便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我们将本着数据的可得性、易量化性和简洁性等原则来选取相关的评估指标。本文中，笔者选取金融生态系统内的五大部分共16个评估指标来衡量某一区域的金融生态水平。具体指标如下：
3.1 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①GDP增长率
②金融业投资比例＝金融业投资额／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3.2 金融市场孕育水平指标
①经济的货币化程度＝M2／GDP
②金融业内主要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
③金融从业率＝金融业从业人数／全部就业人数
④本地金融机构资金流入与流出状况
3.3 法制健全水平指标
①金融案件结案率＝金融案件结案数量／金融案件案发数量
②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出台数量
③金融交易规范化程度
3.4 信用体系建设水平指标
①金融市场交易主体诚信意识、诚信文化的文明程度
②本地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比例＝本地不良贷款额／全国不良贷款总额
③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④本地间接融资比例＝本地贷款总额／全国国内贷款总额
3.5 市场服务和监管水平指标
①金融中介总数量（包括会计和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信用担保和资信评估机构）
②政府相关部门的行政效率和监管效率
③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的完善
当然，经济体系内还有其他指标对金融生态系统起着作用，但是考虑到建立模型的需要和指标的重要程度，其他因素不予考察。尽管上述各项指标可以很好的在总体上反映某一区域的金融生态水平，但是对其中的一些难以量化但是对金融生态有着重要影响的指标，如金融交易规范化程度、政府相关部门的行政效率和监管效率等，我们在建立模型时对其进行虚拟变量的等级量化。还有一些可以量化但是数据却很难获得的指标，如金融案件结案率、金融中介总数量等，我们将其进行剔除。这不会对整个评估体系产生根本上的影响。简化后的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修正后的金融生态评估指标体系
4.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4.1 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
我们对西部金融生态的研究使之所以选用Panel Data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因为影响金融生态的因素非常多,再加上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将有关变量纳入到计量经济模型中来，而Panel Data可以很好的避免造成遗漏变量所导致的误差（omitted variable bias）[7]。
在模型中，我们把西部金融生态的状况作为模型的因变量，用Y表示，将其划分为三个等级：较差、一般和良好。同样，我们也把法制健全水平和市场服务监管水平两个虚拟变量指标划分为上面的三个等级。金融生态的各个评估指标：GDP增长率、金融业投资比、经济货币化程度、金融从业率法制健全水平、企业资产负债率、本地市场主体间接融资比、市场服务监管水平等分别用GDP、INVEST、MONEY、JOB、LAW、DEBT、LOAN、SERVICE来表示。从而，根据经济理论和Panel Data的分析方法，我们建立如下的初始计量经济模型：
其中，Y、LAW、SERVICE都是虚拟变量，它们的取值如下：
Y、LAW、SERVICE ＝ 1 较差2 一般3良好
4.2 模型框架的说明和数据的来源
模型(1)中μit表示随时间变化，不可观测到的因素对金融生态水平的影响，也即随即扰动项。αi 则表示在时间上恒定的条件下，不可观测到的因素对金融生态水平的影响。根据Panel Data的相关理论，αi假设的不同，初始模型(1)又可分为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三种情况。如果各个截面的αi 都相等为α0，模型(1)为混合估计模型；如果αi 与其他自变量存在相关性，即Cov(Xitj, αi )≠0，t=1,2,...T,j=1,2,...K。则模型(1)为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如果αi 与其他自变量不存在相关性，模型则为随机效应模型。由于不同的模型具有不同的估计方法和估计值，我们首先应用统计结果作Hausman检验，来确定应该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然后，再应用相关的F统计量检验，来分析混合估计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8]。
数据来源：根据1997～2005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测算得出。部分数据根据各省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测算得出。
注：MONEY＝M2/GDP指标中的各省份的M2数据较难获得，这里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来代替。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JOB指标中的金融从业人员数量用各年末金融业从业职工数量来表示。同时为了更好地衡量各地的信用状况，DEBT指标用“三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来表示。
为了使模型更具一般性和代表性，也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在选取西部十二省数据的基础上，又选取了北京、上海、天津三个金融生态较好的东部地区作为样本数据。本文所选用的数据大部分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为了保证各年省级层面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准确性，我们对相关指标数据作了变通处理，但这并不影响对评估指标的解释能力。对于模型中虚拟变量具体值的选取，我们是根据相关材料和各省份具体的经济表现而确定的。表1提供了样本中各省份的自变量平均值（mean）的时序变动情况。
4.3 估计结果和模型检验
我们对模型(1)分别进行了混合估计模型估计；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具体估计结果见表2.
针对上表中的三个模型的分析结果，我们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利用Eviews5.1可以直接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Hausman统计量H＝34.758364 >x20.01(8)＝20.09。所以模型存在固定效应，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其实在Panel data分析中，随机效应模型是针对当个体成员单位是随机地抽自一个很大的总体时来考察总体的情况而设立的，由于本文是考察全部西部十二省的金融生态状况，所以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再来比较混合估计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情况。我们根据F统计量的取值来分析：
F＝[(SSEr-SSEu)/(T+k-2)]/[ SSEu/(NT-T-k)] （2）
其中，SSEr，SSEu分别表示混合估计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um squared resid）。N为截面数，T为年数，K为解释变量。根据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知：SSEr＝14.0057，SSEu＝3.142874，带入（2）式可得，统计量F＝27.18983725 >F0.01(8,118)＝2.66。所以拒绝原假设，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我们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作为我们分析的依据，着重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测度西部各省份的金融生态水平。
5.西部地区金融生态水平的评估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实现了大幅度的提高，同时在资本市场的建设与完善、金融制度的创新、金融环境的改善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西部各省区的金融生态水平到底在什么样的水平上？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金融生态建设的差距又在哪里？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可以得出西部地区未来进一步加强金融生态水平建设的着力点。本文将根据前文中论述的金融生态评估指标体系，利用西部各省区在1998～2006年的评估指标的平均值来，测度各省区的金融生态水平，然后我们再进行各省区的比较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重庆、四川、陕西三省市的金融生态水平Y值介于2和3之间，说明这三个省份的金融生态状况比较良好。2007年第三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将西安评价为西部金融生态城市高速发展的引擎[9]。另外，2007年重庆市政府提出要用13年时间把重庆打造成西部金融中心[10]。本文的数据比较好的支持了这两种观点。甘肃、内蒙古、广西、新疆的金融生态水平Y介于1和2之间，但接近于2，说明金融生态状况正由一般向良好发展，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而宁夏、云南、贵州、青海、几省的金融生态指标值Y较接近于1。这些省份的金融生态状况不容乐观，必须予以重视，应大力加强金融生态水平的构建与优化。从固定效应模型的系数值和西部金融生态的差距来看，西部地区金融生态水平建设应该从以下两点加以考虑：一是要大力强化法制健全水平的建设，因为法制水平的作用在模型中表现特别突出，同时也是西部金融生态水平的软肋。二是要优化本地区的信用体系水平，加强金融市场的中介服务建设，以吸引金融人才和金融资本的大量进入。三是要着力培育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深化度，特别是要加强资本市场的建设，注意用金融的杠杆作用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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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代金奎,腾春强.金融生态问题研究综述[J].济南金融,2007，(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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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金融大典[EB/OL]. news.省略/zhuanti/2007032201.
[10]重庆金融宏图：13年建成西部金融中心[N].第一财经日报,2007.4.9.
［作者简介］宁文娟(1982- )，女，西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现代西方金融发展理论、西方金融结构理论。
韩占兵(1982- ), 男, 西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现代西方金融发展理论、西部产业发展研究、西方经济学。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数学 投资组合
一、金融数学相关理论
（一）投资组合理论
该理论是于1952年由马尔柯维茨提出的，其主要通过利用方差来对投资组合风险进行计算，即投资组合理论主要是指在特别时间内的方差最小点与最大点之间集合，同时指明当无差异曲线能够与某投资组合有效边界发生相切时，那么其选择的投资组合决策为最佳，反之，则最差。
（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
该理论是由著名专家学者夏普、林特纳以及默顿经过多年探讨所得，其主要以投资组合理论为根本，研究和提出证券投资回报率与投资风险之间存在必然关联，进而根据研究分析提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当投资者在证券交易市场上选择适合的股票时，其所选择的股票应能够通过相关理论分析所得函数与证券走向线相切，而所得相关切点值和市场线中的斜率是取得最佳资本资产定价的重点，也是资本资产定价的核心。通过金融产品选择对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应用，使其能够在证券选择、投资估算、资本预算以及投资风险分析等方面都有显著成效。
（三）B-S期权定价公式
B-S期权定价公式是在1973年由布莱克和斯科尔斯提出的，其通过多经研究与努力证明了期权的合理价格并不依赖于投资者喜好，且与当前值和未来预测相关，并根据研究总结提出能够计算期权定价具体公式，称其为B-S公式。B-S公式的提出为期权风险管理和套期保值发展提供了依据，并由于该理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使其被广泛应用于金融证券产品开发与定价。与此同时，著名专家默顿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股票支付红利期权定价公式和看涨期权、看跌期权的定价公式。
二、金融数学理论研究在我国的新进展
（一）随机最优控制理论
上世纪60年代末期，各国为了更好的解决和优化金融产品可能带来的相关随机问题，进而将随机最优控制理论应用于其中，且通过利用测度理论和泛函分析方法概括得出随机最优控制理论。直至上世纪70年代时，通过对该理论的应用和分析发现其是连续时间内解决最优投资问题的重点内容。因此，在随后的应用中对其进行深化的研究，并发现其在假设连续型交易条件下会随着交易的变化而发生连续变化，这是其在实际环境中进行证券投资的典型差别。同时，为了能够更好的弱化连续变化下最优控制理论存在的相关问题，致使随机最优控制理论产生。我国在随机最优控制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专家彭实戈经过不断研究，使得我国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研究处于领先地位。
（二）鞅理论
当前世界各国在金融理论方面研究和应用都以鞅方法定价理论为基础。鞅理论提出在证券金融市场有效假设的条件下，证券价格等价于一个随机鞅过程。同时，各专业学者在以等价鞅测度概念为前提条件下，制定了一套用于解决金融衍生产品定价问题的方法，有效规范了金融市场的定价计算和良行运作。我国郭文旌等著名专家也对鞅理论进行了系统化研究，并在该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三）最优停时理论
最优停时理论是概率理论中应用性较强的内容。随着该理论在概率方面的广泛应用，我国一些专家学者也开始投入其中，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应用，加快了我国金融行业和产品的发展与完善。通过合理化应用和分析最优停时理论，有效解决了由固定交易费用证券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相关问题，概括归纳出投资决策简化算法，同时将最优停时理论与投资组合等理论相结合，优化理论理念，简化方式方法。
三、金融数学的发展存在问题及展望
（一）金融数学新问题
金融数学模型建立在以假设为根本的前提条件之下，而这些前提条件可能与当前实际情况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同和不合理现象，因此，这些假设前提的存在就变得极不合理，并且需要通过利用金融数学理论方面内容对其进行完善和优化。由于各国金融背景和经济形势都明显不同，其普遍根据自身国家的金融情况来明确金融模型和方式方法。同时，即使这些假设条件能够与实际相符合，顺应各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其金融产品和社会需求也随之创新和变化，进而所出现的问题也各有差异，金融理论和数学方面出现的问题也越多。
（二）明确实证研究方向
实证研究主要强调数据的重要性和真实有效性，即所选择数据应由金融市场现实数据信息所得，通过金融类型建立有效的金融数学模型，以该模型为分析基础，总结得出相关数据信息存在的规律性，最后对所得数据信息与现实数据进行比较。假如数据并非金融市场中实际存在的数据信息，仅仅是根据研究人员专业角度出发，根据其专业经验来确定数据信息内容，或者根据研究人员逻辑推理所得，而这些数据分析难以准确地、客观地揭示出金融市场真实发展规律。
（三）金融数学研究展望
当前金融系统普遍由多元化、不确定性等多元素构成，因此，其对金融数学有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当前金融市场行业发展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一方面，金融市场出现突发事件、信息不对称、波动等情况都要通过利用金融数学来解决。金融市场上的波动情况主要是体现在随机方面，而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则能够有效解决波动现象。除此之外，随机最优控制和随机微分方程这些方式也在不同的金融领域中被广泛推广和应用。另一方面，突变理论和冲击理论也同样应用于金融行业之中。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人们难以通过数学理论来对其进行处理，但一些对策理论能够很好的与金融行业应用相结合，比如：统计学和计算机学已在金融数学中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从此可以发现，金融数学的全方位研究和应用能够更快的推进国家经济形势发展以及创新金融产品类型。
四、结束语
在当前的金融理论和金融实践过程中，金融数学并不是万能的，但其又是必不可少的。随着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对金融数学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并把金融数学研究和金融管理发展作为当前国家大事、要事来抓，我们坚信其一定会在我国金融行业发展中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孙宗岐，刘宣会.金融数学概述及其展望[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29（6）：24-27.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三角关系；分析工具；金融消费者保护；综合性法律机制
目前，全球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的理论与实践都已经趋于成熟。理论上，研究者运用经济学理论、法学理论等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分析；实践上，以美国为首的很多国家已采取诸如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和进行金融消费者立法等保护举措。但是这些理论和实践一般过于分散，从某个侧面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阐释，没有从用系统化的全息视角梳理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导致金融消费者保护片面化、碎片化。
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以主体为基准，金融消费者、金融提供者、金融监管者天然构成一个三角结构模型，这个模型有其自身的逻辑平衡。金融消费者为政府监管提供政治支持与援助；政府监管又必须符合消费者的利益并限制金融供给者的不当行为；金融提供者必须遵守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契约并保有自身的声誉。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主体三角平衡
（一）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工具分析：经济主体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因此其决策和行为都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金融消费领域来看，金融消费者专业知识的有限性和金融机构垄断性地位导致金融供给者的信息优势明显。部分金融机构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可能用虚假的信息误导消费者，从而实现掠夺性的金融交易。信息搜寻是解决金融消费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有效途径，但由于金融产品的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使金融消费者的信息搜寻成本过高。为了解决金融消费者为信息买单的问题，需要引入必要的政府监督机制，对金融机构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
（二）从委托-理论工具分析：委托理论研究委托人如何使人努力工作以实现委托人的最大利益。激励问题是委托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当签订合约后，人面临着道德风险，需有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包括显性激励机制和隐性激励机制。显性激励机制是让人与委托人承担部分风险，将风险与收益挂钩。在金融消费市场，金融提供者与金融消费者签订的金融合约中要包括金融机构收益获取和其服务质量应挂钩，达到奖勤罚懒。隐性激励机制认为，没有显性激励合同，人也会积极工作，因为人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在金融市场当中，金融机构一旦知道其声誉受损将带来严重的损失，就会努力维护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约定。这样，金融服务供给者在显性和隐性的激励机制下有可能重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信守与消费者之间承诺。
（三）以父爱主义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工具分析：个人或家庭在金融消费市场通过选择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实现个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这是自由主义的体现。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和外部性等因素制约了市场效率的实现。父爱主义理论是指采取阻止自我损害，增进利益来提升当事人的福利、需要和利益。这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监管政策来对金融消费市场进行规制。同时，公共选择理论为金融监管者进行规制提供了更深层次的理由。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政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金融消费者作为理所当然的选民，其必然要用选票选择自己认为最佳的政府监管机构和政策法规制定机关，保障自己的救济方式和救济程序。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的供给、需求、监管
（一）金融需求方作用：在金融消费市场，金融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迫切需要的是信息和知识。金融消费者作为单个个体，其信息不对称几乎不可避免，金融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组织建立可以消减个人的弱势地位，同时良好的救济机制同样必不可少。
（二）金融供给方作用：金融机构在只考虑短期利益下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来增加自身利益。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为金融消费者的侵权提供了动力，一些金融中介机构与金融产品的提供者形成一种代售关系，代售行为的薪酬结构与佣金模式激励金融中介机构给予消费者不恰当的购买方式。金融机构的创新对金融消费者构成威胁，过分复杂的衍生品交易，加剧消费者的信息劣势。但是，从长远来看，金融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利益相关者，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利益是一致的。为了实现金融行业的长久发展，金融行业的自律对保证行业发展必不可少。
（三）金融监管方作用：自从泰勒提出“双峰理论”，政府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中扮演重要角色已基本为各国监管当局认可。政府通过管制和干预，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同时金融消费者保护要适可而止，复杂的监管体系会让金融消费者无所适从，造成监管困境。
三、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路径分析
（一）行业自律：自律监管的好处在于自律的灵活性可以弥补执法和司法对抗产生的缺陷：僵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成立诸如银行业协会、证券业协会、保险业协会，加强自身的行业规则制定，更多考虑到消费者的保护和行业的长远利益而不是单家机构的短期利益。内部控制也是金融主体行业自律的一部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机制可以减少不法行为的产生。
（二）消费者自治与救济：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以有效对消费者进行教育。救济方面，国外金融ADR制度是非诉救济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设计，非诉讼救济比诉讼救济具有廉价省时的特性。诉讼救济方式的前提是有一个好的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的立法文本，然后有保障程序实施司法手段。
（三）政府监管：金融交易结构日益复杂，金融产品日益创新，如何创设适应金融综合化经营的法律监管机制有赖于金融监管理念转变。金融监管要保持平衡，要适当监管，消除负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金融垄断等市场失灵功能，同时避免监管乱用。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要构建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机制。
所以，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从主体、供需、保护路径来看，呈现三角金字塔结构。三角结构中的三角关系是动态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割裂三者之间关系的做法和行为会导致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的断裂。（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赵煊，魏 建.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述评[J].东岳论丛，2012（3）.
[2]呼建光， 毛志宏.金融消费者保护：经济理论与法律形式 [J].社会科学，2013（2）.
[3].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制度困境及其完善，上海经济，2012（4）.
[4]张蕴萍.信息不对称与金融消费者保护 [J].学习与探索，2013（1）.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农村产权，农村金融生态结构，农村金融体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深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如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要，制度建设是关键，尤其是要建立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但是，就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来看，改革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其突出表现为: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原本给农村“输血”的金融机构却演变成从农村“抽血”的主力军，同时，农村中非常活跃的非正规金融却不断受到打压。如何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提高农村金融资产质量，化解农村金融风险，深化农村金融，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金融论文，尤其是金融生态成为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
一、农村金融生态的基本理论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诸多基础理论分支中，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和C．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在传统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扩展而来的法经济学，是对农村金融生态运行最具解释力的理论。
（一） 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交易费用理论。
理性人、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然而现实的农村金融生态中，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农户、农村企业和县乡政府等)都是有限理性的，并且因为有限理性的存在导致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后果是金融交易费用大幅增加。当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发现进行金融交易的费用太高或超过收益时，就会选择停止交易。在放贷之前，农村金融机构必须要调查农户的信用状况和经济状况、借款用途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贷款进行时，要发生谈判、签约费用;贷款发生后，放贷者要跟踪借款项目的实施情况和监督借款投向等。而且农户以小额信贷居多，单位产品金融机构要付出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庞大的信息费用构成了金融交易中的巨大成本。当这种费用成本过高时，交易将无法进行。
制度的有效运作又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作用旨在节约交易费用，人们对制度进行选择与改革的动因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在农村金融生态中，作为金融生态主体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行为是在特定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下进行的，不同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会产生不同的金融主体行为，农村金融信用环境的相对落后使得与农业金融支持相关的制度安排无法实施，即推广农业金融支持的制度成本极高，导致农村金融生态主体资金供给缺乏，而由于农村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一旦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资金供给缺失，农村金融发展就会无所适从，反过来也影响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发展，整个农村金融生态恶化也就在所难免，信用缺失的背后是信用制度的缺失，由此引致农村资金来源与资金需求之间的制度缺失，也是农村金融制度的供给和制度需求出现失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对制度的需求源于经济主体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制度供给则是经济体系出现制度安排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并不存在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的制度均衡，突出表现为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制度供给不足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制度需求过剩金融论文，这种制度供需的失衡是制度变迁的强大动力，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制度变迁的路径论文格式范文。
（二）农村金融生态中的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部分，林毅夫首先提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概念，他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及实行，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历史来看，强制性制度变迁一直居主导地位。上世纪50年代，信用合作社在政府推动下开始兴起;60年代，国家指定当时的人民公社接管信用社;80年代，信用社划归中国农业银行管理;90年代，又实行行社脱钩，实行在国家管理下的自主发展的合作金融发展模式。然而，合作金融的框架虽已确立，但远未达到农民广泛参与的合作金融宗旨。从表象来看，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管制是规范农村金融市场，维护农民切身利益和降低金融交易风险的一些必需的制度安排，事实上这种强制性制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广大农户的投资冲动，大大减少了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交易数量，导致了农业金融支持的弱化，政府是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政府行为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一股独特而重要的力量，对金融生态主体的影响往往是根本性的。
制度因素作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变迁受诸多因素影响，也直接决定了农村金融生态运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金融领域一改计划经济时代农村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单一的局面，农村金融生态主体逐渐多样化，如四大国有银行尤其是农业银行开始在农村开展商业化经营金融论文，国家建立了农业政策性银行等，在农村并未逐步建立起一个基本上能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落后的小农经济，典型的苟元结构购统窍绶指钍沟门褰鹑谥贫戎秃笥谂寰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农户，农村企业和农村政府从非正规金融生态主体中寻求金融产品和服务实为无奈的选择，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勃兴也就水到渠成。因此，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成为农村经济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农村非正规金融或者民间金融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制度供给的不足，但带来的新问题是民间金融缺乏制度的规范而可能隐藏金融风险。
二、关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思路
建立高效的农村金融体系是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落脚点。要跳出农村金融供给制度陷阱，必须加强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一）完善农村产权制度，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抵押物，成为中国农民贷款难的最主要原因，长久以来，中国农民最大的资本———耕地，以及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因为没有与城市一样的产权，均为抵押禁区。因此，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应从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着手:一是赋予农民完整的财产权。建议将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改革为土地使用权，由国土部门发给土地使用证，使之具有土地的收益权、买卖权、抵押权和继承权。而农村房产也应该与城市房产一样拥有完全产权，可以自由流转，尤其是对城市居民的流转。二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一方面要完善农村土地市场的交易机构。健全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运作的立法、执法和仲裁，保护农村土地市场的正常运作。在进一步明晰产权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法的自由交易。三是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相关法律制度。尽快出台农村土地产权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出让、继承出租、人股等流转形式。四是建立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修改现行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使之可以进入市场，完善房产权属登记、发证、流转制度。要建立城乡统一住宅市场，使农民住房资产资本化，可用于抵押或交易变现，改善农村融资难的现状。目前对国有和私有的物权、产权边界已经比较清晰，唯独对于集体物权、产权界定、计价、流动和配置方式尚不能确定，导致巨额的物权不能定价、流通，置身于经济货币化的进程之外金融论文，成为顾拉沟淖什，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使农民与农村的资产可以有较好的表证。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要逐步建立农村生产要素计价、流动、配置体系。长期以来，我国产权制度按照国有、私有和集体三种方式界定。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
（二）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适度发展，构建符合国情的农村金融体系。首先要正视和承认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改变对其持有的漠视和敌视的态度，并认真研究其特有的发展规律。民间金融不完全等同于非法金融，要尊重民间金融，客观认识民间金融，注意学习和研究民间金融，依法对民间金融进行合理的引导和管理，可能更有利于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合理竞争和良性互动。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通过使民间金融购戏ɑ沟姆绞嚼垂娣睹窦浣鹑冢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们要积极鼓励正常的农村民间金融活动，给民间金融以合法的空间，以使规范意义的信用合作拥有温床和土壤。
三、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结构的建议
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基础性工作是搞好农村地区的产权建设，农民财产权的建设与发展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无产权则无金融，只有做好这个基础工作才能使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可持续发展论文格式范文。但是我们不能等到农村的产权有了彻底的改革之后才发展农村金融，而是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不断改善农村金融的生态结构。
产权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内生性变量，已直接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完善的产权制度可以有效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增强农村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功能，有利于降低金融活动的交易费用，提高金融交易效率;有利于缩小农村金融生态主体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信息差距，促进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信息交换和资金循环;有利于改善农村司法环境金融论文，保障农村债权人利益，农村金融兴则农业兴，农村金融活则农业活。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央行和银监会就下发《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提出农民增收的来源要发生改变，关键是有财产性收入和创业性收入。通过土地流转，抵押、入股、融资，增加农村财产性收入。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金融数学；产生；发展；理论
一、概述
金融数学，又称分析金融学、数理金融学、数学金融学，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数学与金融学的交叉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金融市场上风险资产的交易，其目的是利用有效的数学工具揭示金融学的本质特征，从而达到对具有潜在风险的各种未定权益的合理定价和选择规避风险的最优策略。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朔到1900 年，法国数学家巴歇里埃的博士论文“投机的理论”。该文中，巴歇里埃首次使用Brown 运动来描述股票价格的变化，这为后来金融学的发展，特别是为现代期权定价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过他的工作并没有得到金融数学界的重视。直到1952 年马科维茨的博士论文《投资组合选择》提出了均值――方差的模型，建立了证券投资组合理论，从此奠定了金融学的数学理论基础。在马科维茨工作的基础上，1973年布莱克与斯科尔斯得到了著名的期权定价公式，并赢得了1997念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它对于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答案，即为欧式看涨期权寻求公平的价格。后两次发现推动了数学研究对金融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金融数学。
金融数学是在两次华尔街革命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数学与金融学相交叉的前沿学科。其核心内容就是研究不确定随机环境下的投资组合的最优选择理论和资产的定价理论。套利、最优与均衡是金融数学的基本经济思想和三大基本概念。在国际上，这门学科已经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特别是近些年来，在许多专家、学者们的努力下，金融数学中的许多理论得以证明、模拟和完善。金融数学的迅速发展，带动了现代金融市场中金融产品的快 速创新，使得金融交易的范围和层次更加丰富和多样。这门新兴的学科同样与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有紧密的联系，而且其在我国的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二、金融数学的发展
早在1990年，法国数学家巴歇里，在他的博士论文“投机 的理论”中把股票描述为布朗运动。这也是第一次给Brown运动以严格的数学描述。这一理论为未来金融数学的发展，特别是现在期权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这一工作很长时间并没有引起金融数学界的重视。金融数学这一学科名称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出现。它是马克维姿的证券组合理论（H.Kowitz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和斯科尔斯―――默顿的期权定价理论（M.Scholes-R.Merton.1997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次华尔街革命的直接产物。国际称其为数理金融学。
金融数学源于20世纪初法国数学家巴歇里埃在他的博士论文《投机的原理》中对股票价格用布朗运动的刻画。虽然1905年爱因斯坦也对此做了研究，但这一新做法当时还是没能引起更多人的注意，直至1950年，萨寥尔通过统计学家萨维奇终于发现了这一作法的巨大意义，并开始对金融数学做全面的研究，由此金融数学终于迎来了发展的全盛时期，现代金融学由此正式掀开了帷幕。
现代金融数学是在两次华尔街革命的背景中成长发展起来的。第一次革命的成果体现在静态投资组合理论的研究上。1952年马尔科维兹提出了基于均值-方差模型的投资组合问题，该理论把投资的风险和回报做了可量化的刻画，从而开创了用数理化方法对金融问题进行研究的先河。然而他的模型中要计算各个风险资产价格的协方差问题，这个计算量很大。第二次华尔街革命从静态决策发展到了动态决策。1970年布雷顿森林协议，浮动汇率取代了固定汇率，许多金融衍生工具比如：期权，期货都随即产生，这些金融衍生工具的引入主要是为进行金融风险的管理，而要对风险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就需要对衍生工具进行科学的定价。巴歇里埃的布朗运动模型促使了一对双胞胎：连续时间的随机过程数学与连续时间的期权定价的金融工程学的诞生.数学工具的引入主要是为进行金融风险的管理，而要对风险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就需要对衍生工具进行科学的定价。此后不久，默顿用另一种严格的数学方法推导了该定价公式，并予以推广。期权定价公式给金融交易者及银行家在金融衍生资产品的交易中带来了空前的便利，期权交易的快速发展很快就成了世界金融市场的主要内容。布莱克，休斯，莫顿的这一理论成为近代金融经济学的里程碑人物，直到现在也仍然是现代金融理论探索的重要源泉。
三、金融数学的理论方法
金融数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应用大量的数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金融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实际应用问题和一些金融创新的定价问题等，由于金融问题的复杂性，所用到的数学知识，除基础知识外，大量的运用现代数学理论和方法（有的运用现 有的数学方法也解决不了）。主要有随机分析，随 机控制，数学规划，微分对策，非线性分析，数理统计，泛函分析，鞅理论等，也有人在证券价格分析中引进了新型的非线性分析工具，如分形几何，混沌学，子波理论，模式识别等，在金融计算方法与仿真技术中也逐渐引入神经网络方法，人工智能方法，模拟退火法和遗传算法等。
金融数学是利用近现代数学的优秀成果来度量和刻画金融、经济、管理等问题的“高科技”工具，其主要的基本理论表现在三个方面。
金融数学理论的新进展有随机最优控制理论，随机最优控制理论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在控制理论中应用布尔曼的最优化原理，并结合测度论和泛函分析方法发展起来的解决随机问题的理论方法。国外的研究者很快就把随机最优控制理论运用到相关的研究中来，从70年代初莫顿运用该理论对连续时间最优消费投资问题进行了研究，布洛克和米尔曼还研究了不确定条件下连续时间的最优增长问题。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相依风险 Copula理论 金融业 证券市场风险
一、金融市场的关联性及金融风险相依研究的缘起
世界金融体系的形成和构建与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同步，经受过多次经济危机，业已相对成熟。改革开放后，国内金融市场在加入WTO的同时日渐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内在结构逐渐实现国际化同构，有由里到内均和国际市场融为一体的趋势和倾向。也就是说，海内外金融市场的关联性或者说相关性越来越强，研究某地域或某方面的金融现象必须有相对系统的观点来关照。
在金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是管控各种金融风险，其重要前提是金融风险的量度和预测问题。在金融市场关联性和相关性越来越强的情况下，各种金融风险的相关性也逐渐增强，其具体的风险量度问题也应该充分考虑相关风险的系列情况，即联合风险或者说是相依风险的度量问题。
基于对风险相关即风险相依具体复杂内在情况的认识和估量不足，早期开展金融风险相依研究的主导思路是线性相关系数分析法或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方法。另外，VaR风险价值的计算方法以其较强的操作性及相对的准确度为综合风险度量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框架，被大量金融机构接受，成为后者研究综合风险或者相依风险的主导计量方法。
二、Copula理论的内涵及其对金融相依风险研究的推动维度
Copula本是数学统计范畴内的一种理念方法，其核心是利用样本数据和各种风险资产收益率的边缘分布近似确定其联合分布。Copula理论发展成熟于海外，2002年张尧庭撰文其在金融领域应用的可能性后，Copula理论随着金融市场的关联性、金融风险的相关性、证券市场风险相依等顺序和逻辑不断深入，逐渐成为风险相依研究的主流，从多方面推动了风险相依风险研究的发展。
（一）克服了传统风险度量方法的缺陷，推动了相依风险度量预算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交易活动及工具的不断增长变迁，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日趋激烈，基于正态分布假设的传统风险度量方法及线性相关系数指标面对复杂的金融风险相依实务的时候本身缺陷尽显，导致出现了实务层面和研究层面的双重困境。而Copula理论以其不变性导出的系列相关性描述指标比线性相关系数更切合风险实务，Copula通过对相关结构和边缘分布分别建模的灵活性可构建出比多元正态分布假设下更合适准确的多元分布，比传统方法有明显的优势，推动了相依风险度量预算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二）推动优化VaR风险价值的计算，提升风险度量预算的准确度
VaR风险价值的计算方法虽然有操作性强且相对全面的优势，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践实务增多其在不同模型计算结构差异及尾部损失信息反映等方面的缺陷也逐渐被人意识到。对此，马艳民、谢赤、罗付岩等部分学者探索构建基于Copula理论的VaR模型，提炼基于Copula函数的VaR与CVaR算法，通过将Copula融入VAR中优化VaR风险价值的计算，构建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模型，进而得出与实际分布更为近似的联合分布或者说相依分布。
（三）以对尾部相关性的敏感优势，推动证券相依风险研究的长足发展
对于证券市场风险而言，尾部相关性因其在市场大跌时的强烈反应对预防、管控股市重大风险非常关键，但是相对简单的线性描述不能够充分展现复杂而多变的尾部相关性，限制了其对证券风险相依研究的力度。对此，Copula以其刻画相关性的全面而灵活的优势，可充分地展现尾部相关的全部信息。基于此，Fre、马艳民、任仙玲、司继文等海内外学者陆续利用Copula的这个优势深化研究证券相依风险，并使Copula理论之成为证券相依风险研究的主导理论。
（四）以其较强的普适度，Copula理论扩大了金融风险度量的论述研究范围
在引入Copula理论之前，基于当时国内金融风险管理实务的局限及传统风险度量方法及指标的缺陷，论述范围一直比较有限，主要以相对西化的理论分析欧美成熟市场的金融现象为国内提供借鉴意义。引入Copula理论之后，论述范围有所扩大，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把视角转向沪深股市甚至以韩国、台湾为代表的东亚金融市场。
三、Copula理论应用的局限及金融相依风险研究未来走向探讨
风险相依研究引入应用Copula为确保为金融风险管理提供更切实有效地基础信息，同时研究者和实务负责人员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Copula理论应用的局限、难点和先天不足。
首先，Copula理论本来属于数学统计范畴，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需要克服跨学科和领域的界限，不同学科和领域的某些内在实质差异会影响Copula在金融领域的应有深度和效果，即风险相依研究引入应用Copula理论要克服不同学科的异质性特点、
其次，国内风险相依研究或金融市场研究引入应用Copula理论的借鉴参照是海外的相关研究和实务开展。对此，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和关注开始于1999年前后，到2008年的时候已经比较成熟了，不过依然没有拦住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这说明海外相关研究和探索本身在整体上不能算是成功的经验，或者说Copula理论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本身存在先天性不足。
最后，从传播流程上说，风险相依研究或者说金融市场研究引入应用Copula理论属于舶来品，存在着本土化路径探索的问题。虽然着国内金融业在融入世界金融市场方面的深度不断增大，不过基于政治制度和监管体制等原因，国内金融市场有其自身的独特性，目前在转型期间的成熟度也相对不足，海外的相关经验在国内的适用度比较有限。
总之，国内风险相依研究引入运用Copula理论面临着跨学科异质性难点，其本身还要有借鉴失败探索进而本土化成功转型的难点。在这种情况下，国内风险相依研究：一应该清醒意识到这些不足和难点，避免绝对盲从和不假思索地肯定和盲从；二应该立足国内现实，强化国内实务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索应用路径；三应该引入多种相似理论和方法进行对比博弈，扭转以Copula理论为绝对主导的局面；四应该将Copula理论量度和预测风险相依与相依风险的管控相结合，利用前者为管控风险提供方便，利用后者的效果倒逼证实风险量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参考文献
[1]刘琼芳.基于Copula理论的金融时间序列相依性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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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易文德.基于Copula理论的金融风险相依结构模型及其应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5月.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最优金融结构 “倒U”型 非线性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戈德史密斯首次提出金融结构理论，认为金融结构即为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并认为金融结构的变迁即为金融发展，建立了一套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然而其理论中关于最优金融结构方面内容却未提及。最早比较详细地论述“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是林毅夫（2006；2009；2011），认为“最优金融结构”即金融体系中各种制度按比例构成以及其相互关系需要与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产业、技术结构和企业的特性相互匹配。并认为“最优金融结构”要有效地实现金融体系的基本职能，促进经济发展，是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应具有与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是内生的、客观的，也是动态的，随着该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企业规模和风险特性的变化而演变。林毅夫也阐述了一国的政策、法律、文化以及国际环境等各种因素可能会影响该国金融结构偏离最优。
以往学术界采用所谓的“两分法”来划分金融结构，他们将寻求最优金融结构转化为研究两类金融结构的优劣即银行与市场的优劣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随着时间、经济环境等的变化而有所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前许多学者认为德国、日本等银行导向的金融结构优于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结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长期经济萧条，大量的研究成果又偏重于认为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是较优的。实际上，不同国家金融结构的形成有其历史、经济、政治及社会传统根源，不同的金融结构在公司治理、风险分担、资源配置以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功能方面各有优劣。到最后也未有统一定论。
为何要把银行发展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分开来研究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与金融市场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者之间既是竞争的关系，又具有互补的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并不能完全分开，那么银行与市场的组合将会提供一个更加有效的金融服务，只是银行与市场这一组合的比例存在着差异，各国银行与市场组合比例即金融结构是不同的，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着使得经济发展实现最大化的最优银行与市场的组合点即最优金融结构。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在新的视角下，以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论证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是否存在最优点，以及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倒U”型关系。
经济发展中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一）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金融结构的组合主要由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构成，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存在着不同的融资需求组合，将金融资源分配到这两种结构或者方式中的比重是不同的。接下来本文将分析在既定的金融资源之下实现最优经济发展水平的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最优组合比例。首先构建一个经济增长函数：
根据假设，函数中的Growth表示等产量线，银行部门发展（间接金融）用Bank来表示，Stock表示金融市场发展（直接金融）。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国的金融资源将会面对一定的预算约束即金融资源禀赋约束，金融资源约束线方程为：
Bank代表银行发展，Stock代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R代表金融资源禀赋，d1与d2代表的是一国金融资源分配到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难易程度，d1越大，表示金融资源分配到银行部门的难度越大，则会将资源转而分配到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将有更大的发展；反之，d1越小，则资源更容易进入银行系统，银行部门发展会更快。这里的d1与d2主要受到政府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国内外经济环境、科学技术、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等因素影响。
在长期，假定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之下，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金融结构组合都是可变动的，一国用于分配这两种方式的金融资源R是既定的，金融资源主要分配到银行部门与金融市场中。如果该国要以既定的金融资源获得最优的产出，那么它应该如何选择最优的金融结构组合呢？即如何选择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最优组合比例。
将等产量曲线与相应的约束线画在同一个平面坐标中，就可以确定一国在既定金融资源之下实现最大产量的最优金融结构组合点即金融结构最优点。在图1中，横轴代表银行发展（间接金融），纵轴代表金融市场（直接金融）发展，首先画出一条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以及三条等产量曲线Q1、Q2、Q3。由图1可见，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与等产量线Q2相切于Z点，该点为均衡点即银行发展（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组合的最优点。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相交于Q1曲线的a、b点虽然也是银行与金融市场的两个组合点，但是所代表的产出比较低，并不是最优点，而代表更高产量的Q3线与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无交点也无切点，既定的金融资源之下无法实现Q3曲线所代表的产量，所以Z点才是既定金融资源之下，银行与金融市场组合的最优点，即证明了金融结构最优点的存在。在科学技术、法律制度、经济金融环境、金融管制政策、经济体制等影响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一国金融资源禀赋发生变化，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发生平移，平移的CD线就会与其它等产量线形成相同的切点，而形成的一系列切点均为新的金融结构的最优点。d1与d2由于其影响因素发生变化时，则约束线CD将会发生转移，转移的CD曲线会与等产量线形成一个切点，达到一个均衡，这个均衡点将会是新的金融结构最优点。当由于其他金融结构的影响因素的作用，此阶段的CD曲线与等产量线没有相切，即没有达到均衡点位置，例如目前的处于a、b、f点的位置，则表明此状态的金融结构没有达到最优，偏离了最优，a、b、f点处的金融结构点虽然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未能使经济获得最大化的增长。
（二）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的“倒U型”关系假设
根据前面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在既定金融资源下实现经济发展最大化存在着最优金融结构即银行（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最优组合比例，当金融结构处于最优值时，经济处于高水平的发展状态，金融结构未能达到这个最优值或者偏离最优值时，经济发展将会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状态。Asli Demirguc-Kunt， Erik Feyen， and Ross Levine（2011）认为各国的金融结构实际值与金融结构最优估计值之间的偏离值称作“金融结构缺口”，通过各国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金融结构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随着金融结构缺口缩小，经济不断增长，随着金融结构缺口扩大，经济发展不断降低。从经济学角度以及学者们的理论实践的结论可以发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已经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金融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的最优金融结构可以认为是金融结构的临界值或阈值，金融结构趋向于金融结构的最优值时，经济不断增长，金融结构偏离最优值时，经济增长下降。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理论假设：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
如图2所示，横轴代表金融结构，纵轴代表经济发展，图中“倒U”型曲线L代表的是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Z点代表实现经济发展最大化的最优金融结构点，P点代表实现最优经济发展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表明金融结构的发展，经济增长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在金融结构在Z点以前，经济增长呈现增长趋势，在金融结构达到Z点时，经济发展达到峰值点P，金融结构在Z点以后，经济增长呈现下降的趋势。那么曲线中的Z点为使得经济发展达到最大值时的金融结构值，而此时的金融结构Z点，被称之为最优金融结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与Levine等人（2011）得出的金融结构缺口与经济发展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的结论是一致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用函数表达式的形式表示如下：
当这里的α2为负值，并且α1为正值时，该函数曲线为“倒U”型曲线。根据以上理论得出两种假设：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最优金融结构；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着“倒U”型非线性关系。
结论
根据前文分析所得结论如下：一国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最优金融结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不是线性的，而是存在着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说明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非简单的促进与抑制作用，其作用还取决于金融结构的水平，即取决于金融结构的最优值或者阈值。当金融结构的水平高于最优值时，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银行发展与金融市场发展的组合比例中，直接金融比例的下降或者间接金融比重的提高都将会对经济增长发展产生负效应，将使得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状态，不利于经济发展，此时可通过优化金融结构提升直接金融比重使得经济发展程度提升到高水平发展状态；当金融结构水平低于最优值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在银行发展与金融市场发展的组合比例中，直接金融比例的下降或者间接金融比例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促进其经济发展，此时可以通过提升间接金融比重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结构的最优临界值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割成以上两种一正一负的非对称关系状态。
在现实中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并非时时刻刻保持最优状态，因为一国或地区的金融结构受到要素资源禀赋、法律、文化、制度、经济政策、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科技水平、财富、经济金融环境、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金融结构可能偏离其最优临界点或者最优区间，因此可以通过金融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整去促使金融结构趋向其最优状态，从而使得该国的经济处于高水平发展状态。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J].经济研究，2009（8）
2.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埃斯里·德米尔古克-肯特，罗斯·莱文.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银行、市场和发展的跨国比较[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劳平.融资结构的变迁研究[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5.白钦先.论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兼论传统金融观与现代金融观的变迁[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3（5）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金融深化论；金融约束论；可持续发展理论
所谓金融发展理论，就是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各种金融变量及制度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何种金融制度体系能够使经济得到更好地发展。
一、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最早是在西方首先对金融的发展进行研究的，并对金融相关内容展开研究。后来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最后形成现在的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发展理论最早是由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著作里提到的，并第一个对金融发展给出了明确定义：金融发展是指一国金融结构(包括金融工具(金融资产)和金融机构)的变化。并采用金融相关率对金融进行了定量的描述。讨论了金融相关比率在近百年来变化趋势及原因。但只是从实际出发，没有过多的理论。
从分析的基本条件和结论来说，金融深化理论对发展中经济的金融发展的指导意义，远远超过传统的货币理论。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们的观点中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即完善的金融产权配置和金融市场的存在、功能，在发展中经济中是很难具备的，如何构造和完善，他们并没有提及。确定的金融产权配置是有效的金融市场交易的基础，产权配置残缺必然导致预算约束软化，交易的成本或收益的溢出，反过来扭曲市场供给和需求，使市场交易失去效率。市场是揭示经济主体需求和供给、经营效率信息的机制，是保证交易合同平等签订、执行和违约仲裁的规则，也是建立竞争配置资源的基础。这两者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是为外生给定的因素，但在发展中经济里，却不是必然存在的，这是金融发展理论应该充分考虑到的。
二、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
赫尔曼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在“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的基础上，做出总结分析，在金融发展理论模型中引入一些不确定因素，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该理论更好的符合了中国金融发展战略、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外在条件。
莱文等人提出了实证金融发展理论，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入手研究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寻求建立包括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一般金属发展理论，设计了计量金融功能的指标。其中最重要的贡献一是在于衡量了金融功能在经济增长的作用，尤其是令人信服的证实，金融功能的确定对决定长期增长率的主要生产力具有显著的贡献。为日后金融发展理论和复兴奠定了基础。
金融发展理论提出后的近三十年间，金融危机就接踵不断，目前多发生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1997的亚洲金融危机，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无计可施。由中国学者白钦先提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向21世纪新的金融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金融理论的融合与升华，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扬弃与创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是对传统金融理论的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
三、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
目前金融发展理论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研究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机制：第一，制度因素与金融发展，制度因素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基于正式制度的金融发展理论强调一个国家的正式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对金融发展的决定作用；金融发展的正式制度理论突出了一个国家的正式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对于金融发展的重要性，前者就是法与金融学理论；后者就是新政治经济学理论。而非正式制度理论则强调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但该理论尚未成型。第二，资源因素与金融发展，资源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该方面理论主要有社会资本理论和自然理论。
从金融深化论到金融约束论直至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构建，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已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但我们也必须看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还远未完善，面向21世纪新的金融发展观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尚处在初级阶段，其体系的严密性和理论的深度有待精密的论证和深刻的阐发。
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论基础是系统科学理论，社会、经济、金融是一复杂的复合巨系统，系统科学的新老三论、混沌理论、拓扑分析、模糊数学、灰色系统、人工神经网络及遗传算法等非线性方法是值得借鉴的思路和方法。然而必须强调的是金融资源有其特殊性，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金融分析有其社会科学的属性，采用实证分析、制度分析、搏弈分析、及金融创新分析等来研究金融发展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都是值得肯定的方向。具体来讲，建立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确立一套判断金融发展是否超前或滞后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特别是加强金融效率的研究等都是关系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内容。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已初步形成，站在前人的臂膀上，面对未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憧憬金融发展理论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格利·肖：金融理论中的货币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复合型金融人才； 能力构成； 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1）05－0059－04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信息化的发展，使得重大社会经济问题， 特别是金融问题的解决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 从而对金融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要求越来越高， 迫切需要高等金融教育适应经济金融发展的新趋势，培养出复合型金融管理人才。笔者在对我国金融教育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界定了复合型金融人才的概念， 提出了复合型金融人才的能力要求， 并就构建我国复合型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思路。
一、我国金融人才培养现状
金融服务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金融人才的质量是现代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我国金融服务业呈现出金融监管机制日趋成熟， 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 金融服务产品不断创新，金融业务范围持续拓展的蓬勃发展局面，金融业正处于向专业化、信息化、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我国金融人才的培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总体而言， 与金融业发展趋势及我国金融业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还有较大差距。目前，仍然沿袭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培养模式， 主要依托相关高等院校财经专业进行培养， 培养方案主要以理论知识灌输、 金融专业技能课堂训练和少量业务实践锻炼为主 [1] 。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人才定位目标单一、模糊与金融发展多样化、实务化和全能化的人才要求不相适应； 较为单薄的能力塑造与金融业对人才全面的能力要求不衔接； 依托相关高校进行学院式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与金融行业实际业务需求难以契合； 填鸭式理论灌输的人才教育方法与人才发展规律严重背离。
鉴于我国金融人才培养与金融业和现代金融学科的发展要求相脱节的现状， 有必要借鉴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理论对其培养模式进行全面审视， 研究满足现代金融人才专业化、 信息化和国际化要求的“复合型金融人才”的能力结构， 以培养符合时展要求的金融人才， 同时为我国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优化提供理论参考和思路借鉴。
二、复合型金融人才及其能力构成
复合型人才（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最早起缘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博雅教育观（Liberal Education）。一般认为，复合型人才是精通一个专业，并熟知多个相关专业或者通晓多个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多个学科知识交相融通、结构合理，且在分析解决具体问题时能够利用多学科知识和技能进行综合审视和创造性思考， 具有较强的知识迁移能力和适应社会能力的人才 [2] 。
自1945年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发表《自由世界的通才教育》积极倡导复合型人才培养以来，随着现代科学门类的不断交叉融合和技术发展的不断多元综合，市场对人才能力要求的不断全面化和立体化，复合型人才培养逐渐成为国际教育界的主流教育模式。美国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英国剑桥大学的综合教育以及日本大学中盛行的交叉学科教育等， 都是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典型模式 [3] 。
囿于计划经济时代采取的苏式重专业、偏理论、窄口径的教育模式的影响， 我国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都起步较晚。 将复合型人才培养理论应用到金融人才培养领域， 直到进入21世纪我国金融制度日臻成熟以及金融服务业迅速发展对人才提出专业化、信息化和国际化新要求后，才逐渐受到关注。黄达（2001）在对金融、金融学和金融学科建设等金融人才培养问题进行论述时， 较早地触及了复合型人才培养理论在我国高校金融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4] ；中央财经大学“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项目（2005）率先对我国高校金融学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进行了集中式的研究讨论 [1] ；曾康霖（2005）对当代金融学科与其他科学交叉融合发展做了全面梳理， 对复合型金融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有益参考 [5] ；彭建刚（2006）针对金融学专业硕士生培养提出优化课程设计、改进教学方法、 进行研究性培养等举措以提升硕士研究生金融人才的知识整合能力 [6] ；王东升（2009） 对基层复合型金融人才的培养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改革培养方案、加大校企合作等改进措施 [7] ；徐学峰等（2010）分析了金融危机后我国金融人才培养面临的新问题，给出了宽口径、复合型、应用型金融人才培养发展的具体建议 [8] ；廖宜静（2010）从我国高校金融专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等方面对金融人才全面综合能力的培养做了系统论述 [9] 。然而，纵观已有金融人才培养文献， 在谈及复合型金融人才培养时，往往只是泛泛提及，不但对复合型金融人才定义模糊，而且鲜见对其能力体系的全面刻画。笔者将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与实践思考， 对复合型金融人才及其能力构成做出系统解析。
复合型金融人才，可以认为是以金融学为专业，能够从事金融相关研究、管理或一般性工作，精通相应金融领域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同时谙熟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经济法学、心理学、 金融外语等与其具体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与业务技能，具备扎实的自然与人文科学基本素养，具有较强的交流沟通能力、 理解学习能力、 知识迁移能力、工作适应能力、自我调控能力，能够对具体问题进行创新性综合分析与解决的各层次金融专才的统称。 复合型金融人才根据培养层次可以划分为基础业务人才、中级管理人才、高端决策人才以及研究与技术专才。 各类人才根据其对应工作层级和具体工作情况， 均应具备相应的以本专业知识和本职业务为主、 相关专业和相关业务为辅的多专业理论知识与多业务技能构成的知识与能力结构， 并在基本科学素养和职业修养上素质过硬， 掌握必备的信息化技术，具备国际化视野和外语沟通能力，能够创新性地解决具体问题。 各个层次的复合型金融人才具体能力结构根据其工作内容和业务要求有不同侧重。 具体各层的能力构成如表1所示。
复合型金融人才作为涉及到诸多不同的具体金融工作、专业领域和市场类型的一大类人才的统称，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其具备足以胜任本职工作需要的复合知识与能力结构、良好的专业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知识积累和能力积淀。当然，就具体工种和职责而言， 复合型人才因工作的具体内容和要求而具有不同的内涵， 这些个性化的复合型能力要求需要在对特定市场需求和工作特点进行深入把握后进行个性化的设计， 从而使得金融人才培养能够着眼实际，发挥出金融人才的最大效用。
三、复合型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在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方面， 可借鉴的国际经验较多，美国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斯坦福大学的实用教育、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性教育、英国剑桥大学的综合教育以及日本大学中盛行的交叉学科教育等，都是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典型模式。国内清华大学“停、转、并、改”的教改探索，南京大学的教学、能力和科研“三位一体”教改实践，以及西安交通大学的“宽口径、厚基础、严要求”的教学实践等，也为我国复合型人才培养和教育改革提供了思路参考[10] 。但在金融这一具体专业领域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相关探讨还很不充分。 通过对我国金融人才培养既有模式及其存在问题的思考， 并在对适应我国新时期金融业以及金融学发展要求的复合型人才知识结构和能力进行具体分析基础上，我们认为，有必要从根本上转变我国现有的金融人才培养模式， 应明确将培养复合型金融人才作为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之一， 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复合型金融人才培养新模式。 在具体构建中， 应着重把握以下几点。
1. 构建复合型金融人才培养的目标体系。 结合我国现有本、硕、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现状，以及复合型金融人才不同层次能力构成特点， 对我国现有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各组成部分具体培养任务进行明确分工。 本科教育以培养基层复合型金融业务人才为主要目标， 硕士研究生教育以培养中级复合型金融管理人才为主， 而高端的复合型金融决策和研究人才主要由博士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后流动站进行培养。同时，在对各个具体层次、具体领域的复合型金融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内容设定上， 应进行广泛的事前市场人才需求调查研究， 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要始终做到以实用主义为指导， 充分贯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原则。
2. 设计科学的复合型金融人才培养方案。 复合型金融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设计培养方案时， 要改变我国既有课程设置过度强调专业理论的窄口径范式，注重写作、数学、信息科学等基础性教育，加强基本科学素养的培养，同时切实安排相关研究性课程和实践训练内容， 强化学生的创造力与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 在具体学制安排和学习形式上，要在现有双学位制、第二学位制、联通培养制（即本硕连读、本硕博连读等形式）、主辅修制度、选修课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学分制，加大学科交叉培养的力度，创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学制和途径 [11] 。此外，在设计培养方案时，还应充分考虑当代大学生金融人才自身的成长规律以及他们由学校等培训机构向职业机构过渡过程中的特殊需要， 通过教学内容创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通过模拟实践教学等强化学生对实际工作的适应力， 通过挫折教育和心理辅导等增强学生承受人生挫折和抵抗生活压力的能力。
3. 完善复合型金融人才培养的方法手段。 金融人才培养的方法和手段直接影响到培养对象对传授知识的接受程度和能力锻造的实际效果。一方面，要不断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和形式， 广泛借鉴美国等教育发达国家采用的讨论会、工作坊、研究小组等方法， 充分调动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切实将应试式、 填鸭式理论灌输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师、学生自我驱动的新型学习方式。重新审视和改进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体系， 建立重在过程考察、 重视能力表现的以学习能力为标准的考核体系。在课外教育上，要鼓励学生参与各种专业和分专业的兴趣小组，通过文化节、演讲比赛、知识竞赛、志愿服务等多种途径，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此外，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科技，特别是因特网， 对学生进行全天候的跟踪培养和教育熏陶， 使得学生在接受专业训练的同时掌握基本信息技能。
4. 优化复合型金融人才培养的师资队伍。 虽然我国金融人才培养的师资队伍已经符合基本的教学需要， 但现有师资队伍限于既有知识结构和成长时代的局限，对信息技术、国际动态以及西方金融学、经济学主流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把握不够充分，运用不够熟练，形成了金融教学中的障碍。要改变这种局面，一方面，应加大教师的专业知识技能培训力度，增加教学经验交流， 严格教学激励与惩罚机制； 另一方面，应努力吸引谙熟目前金融业发展、通晓金融学理论、 洞悉金融学前沿的金融专才加入到金融人才培养的师资队伍中来。
5. 健全复合型金融人才培养的机制体系。复合型金融人才本身就是着眼于人才市场需求提出的概念。因此，在进行复合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应从学校培养、 在职培训和业余培养等整个金融人才成长过程入手， 将人才培养工作延伸到金融人才成长发展的全过程中， 不断增强其复合能力构成的广度和深度。通过校企合作兴办学生实习基地、金融俱乐部、企业员工培训班、 学校企业联合研究中心等多样化形式， 一方面根据企业等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量身培养人才， 另一方面不断充实企业员工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同时，还应建立学校与企业之间关于人才培养效果的通报和反馈机制， 不仅使学校的人才培养进展和人才成长情况能及时传递到用人单位， 还能使企业的人才需求和用人意见能及时反馈到学校，使金融人才的供需双方达到有效互动，共同推动符合我国金融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金融人才培养工作。
四、总结
复合型金融人才是应用复合型人才理论结合金融业发展的人才要求催生出来的新型人才。 从对我国金融人才培养现状和金融人才需求状况分析出发， 对其能力构成进行了设计， 并就我国现阶段转化既有金融人才培养模式， 构建合理的复合型金融人才培养新模式，从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培养方法、培养师资和培养体系等多方面提出了培养具备专业化、 信息化和国际化特征的复合型金融人才这样一种较为系统的思路建议， 希望对我国现阶段明确金融人才培养改革方向和进行改革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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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范式转变；金融危机；国际金融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087-04
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环境持续动荡，发达经济体系纷纷陷入衰退境地而难以自拔。危机后人们开始对审慎监管理论进行全面反思，这种全面反思和彻底自省亟须我们运用科学的理论体系，追问制度设计的理念建构和价值选择的基本定位，甚至需要对监管的范式作出有力的回应。
一、范式：金融监管变革的深层理念
“范式”（paradigm）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用语，最早于1959年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他的《必要的张力》一书中首次提出来，在其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大量使用，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范式是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所共享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系列成型的价值评判标准和一套话语体系。在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中，它具有普遍的认同性和合法性；它不表现为具体的理论本身，而是不同理论所组成的理论群内在共性的抽象。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要在一定的范式制约下认识世界，要在过去承继下来的知识背景和学术传统的限制下进行创造。
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思维框架，体现这种思维传统的就是范式。范式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单个事实通常不能证实或一种范式。只有当出现更好的范式替代它，并成为某一学科所具有的共同信念时，才会出现新旧范式替换的局面。范式通过对科学中关键性、全局性的问题的解决，重新描述关于世界整体的图式。所以，范式的变革不是个别概念或定律的转换，而是世界观的变化。整个社会就是在这种不断地自我否定中推进和发展的。
科学革命实质上就是范式的转化和更替。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列举了科学史上的三次重要的范式转换：一次是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中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托勒密体系，一次是18世纪下半叶化学领域中拉瓦锡的氧化学说取代燃素说，一次是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进一步发展了牛顿力学。
库恩的范式理论，不但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而且对说明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征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范式”条目中就确认了经济学也是一种范式。范式概念的引入在研究对象、研究方向、研究手段和评价标准等方面对经济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性质而论，金融监管范式同其他实验科学领域的范式并无任何不同。在监管活动中，必然也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一种总的观点或框架去统摄、解释客观而零乱的风险面相，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手段和方法。正是由于运用了现有范式所包含的理论信念及其衍生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才使得监管者得以精细深入地研究金融风险的各个部分。实际上，由于监管理念的形成、选择和最终被共同接受的过程都涉及大量的人文、社会等因素，因此，在金融监管的发展形态中运用范式概念甚至要比在其他学科中运用更为契合。
需要注意的是，有人往往会滥用“范式”这个概念。范式不是方法，而是构成理论的方法之方法。如果对监管活动本身的逻辑结构和内涵缺乏认识，则往往不能在恰当的逻辑层次上合理地运用这个范畴。范式不同于模式，不是对所有的理论问题的回答，而是对一种知识体系的思想逻辑的回答，尤其是对作为一门学科的逻辑基石的价值论的思考。任何学科思想体系在历史过程中的形成和发展，总是首先在价值理论的逻辑层次形成主流的判断或规范，然后再在一般理论、分析方法中构成变革和发展。一旦某种价值理论问题的公理性基础假设得以确立，它就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支配学科思想的常规发展。所以，凡是不能够深入到价值论逻辑层次的思想，都不应被视作范式问题。
二、世界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呼唤监管范式的转换
引起范式转变的最切近的基础是实践的发展。在当代经济金融社会生活的巨大发展中，无论是金融现象还是作为其理论表现的金融学在内容、题材、方式和性质等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在这种形势下，监管方式、应对政策甚至监管范式也都要相应改变。
1.对金融监管范式的视阈拓宽根植于对现代金融的深刻理解和对金融理论模式宏观背景的考察。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大特点是，它完全放弃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不去探讨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不去研究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有制的质的区别，千方百计去分析具体经济现象，甚至把经济问题归结为烦琐的数学公式。根据马克思的认识，社会财富增加的唯一途径就是产业资本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只有在促进产业资本扩大和效率提高的时候，才有正面的作用。而当金融资本过度挤占了生产资本的利润率和生存空间的时候，其自身的存在基础自然会受到动摇。一旦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则会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现有金融监管范式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本矛盾。此次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学者纷纷对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解释，如金融创新过度、资本家的贪婪本性、金融监管不力等等。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爆发的历次金融或经济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都采取了金融危机的形式，此次金融危机无疑再一次暴露了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如果人们只是把矛头对准金融体系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而不是针对金融体系本身，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只有自觉地反思、检讨当代整个文化、价值系统存在的病症，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危机的本质并找出相应的、有效的对策。否则，人们关于危机谈论得越多，离开危机的真相和本质就越远。
3.对金融发展的目的和目标的重新界定呼唤新的范式引导以重构金融价值体系。在过去三十年，金融业的自我发展逐渐背离了其真实本质。在许多时候，我们是为了发展金融而发展金融，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形式当成了内容。过度金融化使得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向金融部门转移，金融资产的增速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脱离了实际需求。另外，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市场行为与金融监管目标也往往是矛盾的。现有的金融监管方式和技术手段只能把“内在的统一性”理解为“抽象的同一性”，无法把事物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外部表现正确地归结为事物本质自身中的内在矛盾，因而难以达到对本质的真正理解和把握。这样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根本不可能真正揭示出社会经济运动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
4.对实在论的反思要在范式层面上对金融研究方法进行总体性把握。目前我们的监管方法主要还是科学主义的，而科学主义的实质就是实在论，其主要表现为还原论、二元论、独断论等形式。当代金融学走向了一个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演化发展路径，以至大多数金融学家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数学语言来表述和构建，似乎一旦没有了这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证明形式，就不足以使人信服。但现实世界往往要比这些“完美”的模型复杂得多。金融危机是经济学主客二分和数理崇拜的代价，而所有这些弯路正是由于人们追求所谓“通天塔”的确定知识所造成的。
总之，要达到对当代金融的批判性理解，停留在西方金融理论的水平上是不行的。对我们来讲，转变金融监管范式是从理论理性走向实践理性的历史实践和逻辑演进的真实反映。只有诉诸对既有学科范式的批判性改造，建立起新的理论范式，才能实现真正的监管目标。
三、金融监管新范式转换的时机已经成熟
监管范式是通过思想、观念的力量来影响和控制监管活动的。正确的金融监管范式能够推动金融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方法论支撑。同样，落后的监管范式也会给金融监管带来消极和保守的影响。
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型是对现代主义赖以成立的哲学基础进行重新认识和批判，以建立一种回归现实世界的、更具开放性和生动性的新的意识形态。显然，这种转型不仅是一种停留于过去范式下的修修补补，而是它呈现出了一种根本性、整体性批判和反思的理论态度，并标志着一种人类全新的价值取向和致思模式的确立。
现有的各种监管模式（如自由主义和管制主义等）表面上针锋相对，但它们讨论的却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因为它们所支持或反对的所谓监管方法都是一系列具有共同特征的制度化要素。而我们这里讲的监管范式的转变是对各种现有监管模式的层次上的超越，以达成更高的视野和境界。
传统的监管方式可以称之为结构主义方式。这种方式预设了一种理想状态，通过监管行为来使监管效果不断接近这一目标，这就难免简单化、机械化。结构主义方式强调技术与效率，忽视社会结构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互动对实践效果的影响，忽视金融现象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特征。而新的监管方式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融合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范畴体系。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归根结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他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构建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人的存在方式截然不同的新的存在方式。我们也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当代范式转变的伟大意义。只要社会制度不改变，人们还将不得不继续生活在这个金融资本的逻辑中，现有的生活方式就不会有根本上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金融学研究发生了一定变化。为了修正长期以来经济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设带来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偏差，金融学家尝试引入新的研究变量来解释金融现实。在行为经济学方法中，从个体到群体的选择，既包含着个体由于有限理性认知能力的界定，又包含着群体的社会网络复杂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演化中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对人类行为选择的限定。行为主义认为金融行为是通过主体的理解而社会地建构的。该方法修正了机械简单的决定论，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行为的社会性，加深了人们对金融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认识。随着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又出现了一些研究复杂系统或体系的方法，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需要监管范式的转型，而范式转型也符合新时期中国构建和谐金融的客观需要。当前，中国正面临金融转型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需要深刻反思监管范式的问题，推动监管思路和范式的转变。
诚然，中国的金融监管在标准化、精细化、信息化、国际化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领域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借鉴其先进方面，同时也要注意其根本性缺陷。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金融成长，国际金融监管界已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转向中国，以全面丰富金融监管的理论体系，同时也使东西方监管文化更好地兼容。世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中国提供新的借鉴，也只有中国才有能力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有意义的东西。中国的金融监管必须从此前的“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范式转型”的新阶段，即“引领创新”的阶段。显然，这种范式转变是中国金融监管自主性的必要要求，它在根本上要求中国金融监管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竞争，进而推动中国金融监管走向世界并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
然而，要真正实现范式转型，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中国金融业，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当然，这个“重新发现”绝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监管措施，而是主张我们要有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发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进而构建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关系体。为了重新发现这个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金融业，我们必须在相关论题上作出我们的努力。
四、当前中国金融监管新范式转换的路径选择
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比基本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的确定更深层更重要。新的金融监管范式必须有效推动市场运行，并尽可能利用市场机制来实施监管政策和保护措施。无论从国际经济金融背景，还是从金融自身演变趋势和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发展角度看，监管范式的转换都具有战略意义。
监管新范式的确立应坚持三个标准：一是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分析金融现象，全面认识金融活动的价值和意义。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用辩证发展的眼光把握时代脉搏，主动应对新形势、新发展。三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倡经世致用的态度，推动监管工作有效提升。为此，我们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转变思维方式并认真加以研究：
1.对金融本质和监管行为进行深刻反思，树立科学的监管理念。转换监管范式只有真正落实到转变监管理念上才能使监管发挥其应有作用。范式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创新的演进过程。我们要在坚持“制度―社会结构―历史”的分析框架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实现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在采用多元的方法论的时候，一方面要广泛借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提倡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另一方面要在充分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监管成果的基础上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价值目标。金融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不变的状态。因此，金融监管必须是动态监管。新的金融监管范式不再是全球普遍适用的监管模版，而是针对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的有针对性的监管模式，即便是在一个国家内，也可能根据其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而进行相应调整。
2.加强对人和人性的理解和关怀，加深对监管方式的行为主义理解。金融监管是调节生存状态的艺术和科学，带有特定的社会属性和价值使命。新的监管范式应以社会相关成员的共同实践为准则，只有当它成为共同接受的价值信仰，才能真正发挥其革命性的作用。监管应努力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特别是对投资者权益的“适度保护”。监管者必须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所以要在监管者的目标中更加凸显精神目标的价值，防止市场逻辑支配整个生活方式和破坏人的生存环境。要重构监管者与企业之间的治理关系，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酿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监管者队伍要加强自身建设和监管文化建设，强化监管者的责任和伦理，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团队。
3.加快金融体制和其他配套制度改革，从整体上构筑持久的安全应对体系。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绝不仅仅是顶层设计和加强监管的问题，而是一个牵涉到市场效率、法律环境、监管模式等全方位的改革。良好的监管政策的实施取决于宏观经济结构和市场基础设施等外部前提条件。没有良好的金融生态，几乎不可能有良好金融机构的存在。除了金融部门自身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和健全风险管理制度等之外，未来来自更广泛的各类非金融环境，如法治意识、行政干预、政策性安排以及社会信用环境、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等等，都可能对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带来各种影响。因此，应当从政策引导的角度去研究金融的发展定位问题，如何实行业态功能管理和统合监管模式，如何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和增强金融活力。
4.进一步发挥公共监督和自律约束的作用，推动协同治理机制形成。监管部门要破除对干预主义的依赖，回到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本原导向，增强金融机构的自觉意识和自愈能力，增强实质性公众参与。要改变传统行政管理中自上而下的单一向度治理模式，建立监管部门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最大限（下转96页）（上接89页）度地吸引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过程，参与监管行为的监督与检验，在平等对话、共同磋商基础上，加强彼此意向交换、信任协作，推动和谐共生的多元化治理模式的形成。要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提高市场透明度，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逐渐形成统一、集中、高效的金融信息来源，从而保障监管工作顺利进行。进一步强化监管工作的独立性，防止外界其他因素对监管工作的影响，保证监管机构和监管人员依法、公开、公正实施监管职责。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金融信息化；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4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2－0060－05
一、导言
金融是一种典型的虚拟经济，其经营、管理和决策过程几乎不涉及物流活动，所以金融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信息处理活动，金融业因此也是国民经济中信息技术应用最早和最深入的行业之一。基于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的各类金融信息系统已经成为金融业创新业务、 管控风险和处理数据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其竞争力的重要保障。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金融信息化首次被纳入国家规划 [1]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提出了“智慧星球”的概念，并发表了《智慧星球赢在中国》的研究报告，智慧银行是六大智慧行动方案之一。
根据诺兰模型 ① ， 我国金融信息化正处于集成向数据管理迈进的过渡阶段，处于以计算机技术应用为主向以信息技术与业务融合为主的转折点，其特点是信息技术与金融业务的高度融合。这一阶段需要的是大量既掌握信息技术又精通金融业务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2] 。金融信息化教育及其人才培养质量就成为金融信息化的重要保障之一。
本文在对金融信息化人才培养的现状与问题分析的基础上，界定了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的概念、知识结构和能力要求。并尝试设计一种以学历教育为主的、多层次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期间，既学习相关计算机应用知识，培养计算机应用能力，同时又掌握并精通基本金融理论和业务，成为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
二、金融信息化人才培养的现状与问题
欧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重视金融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培养分为两个体系：一是高等院校中的学历培养模式；二是作为职业技术的一种证书培训 [3]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简称UCL）是欧美发达国家金融信息化人才学历教育培养的典范 ② ，该学院从本、硕、博三个层次培养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重点是硕士层次。根据学历背景的不同，设计了两个硕士方向：第一学历是非计算机专业， 培养目标为通才（generalist）；第一学历是计算机或者相关专业，培养目标是专才（specialist）。这两个方向的毕业生都可以选择攻读博士学位或者直接从事金融服务领域的技术工作。 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花园大学与伊斯坦布尔交易所合作办学，采取证书教育，进行模块化教学。
我国目前的金融信息化人才主要来自于理工科院校计算机、软件工程、电信工程等专业，这些学生一般不懂金融理论与实务知识， 适应金融信息化工作的时间较长； 还有原中国人民银行所属院校的信息类专业，如原陕西财经学院、西南财经大学等。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计算机及其应用能力又明显不足，也无法完全适应金融信息化的要求。
进入21世纪， 随着金融信息化在金融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金融信息化人才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国内一些重点院校开始探索金融信息化人才的培养。 西安交通大学于2000年设立了金融信息工程专业，覆盖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北京大学于2005年成立了金融信息工程系；随后大连理工大学、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相继成立金融信息工程专业（或专业方向），以学历教育的方式培养金融信息化人才。但由于受到学科的限制和制约，培养的人才虽然对金融信息化的适应能力有了较大的改善， 但仍然无法满足金融信息化对人才知识结构和能力的要求。
此外， 金融信息化人才的培养还有以下问题：（1）定位问题，与其他金融人才定位的混淆，知识的重复，如金融工程、金融数学等。（2）培养模式问题，应该以学历教育为主，还是以社会培训为主。（3）学科背景问题，第一学历应该是金融专业、信息技术专业还是复合型专业。（4）教师队伍问题，应该是复合型，还是多专业的组合等。 这些都是在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培养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的知识结构与能力要求
（一）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的概念
我国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对应于美国的“通识教育”和“实用教育”、日本的“世界通用人才教育”。目前绝大多数的教育都是基于这种形式的培养模式， 侧重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复合。 相同学科或者不同学科的不同领域的复合型培养模式在很多高校也有尝试， 一般采用设置复合型专业、双学位制、第二学位制、联通培养制、主辅修制、选修课制等方式。金融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则以设置复合型专业为主。浙江工商大学李金昌（2011）提出全面开放实验室， 建立综合性实验中心培养经济类复合型人才。 上海金融学院信息管理学院院长元如林（2011）提出适应智慧金融需求，培养金融信息化人才。 但是， 纵观已有的金融信息化人才培养文献，往往对金融信息化人才的界定不清晰，而且关于其知识和能力的研究几乎为空白。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张成虎（2011）提出复合型金融人才的概念，并刻画了其能力体系。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的概念，界定其知识结构和能力构成。
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 是指掌握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知识，熟悉金融理论与实务，能够在金融服务与业务创新、 金融风险管理及金融数据管理等信息化工作中从事需求分析、开发、测试、管理及其他相关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二）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的知识结构
人才成长一般经历知识的被动接受和应用、创造新知识、发展新知识三个阶段。学校教育（博士以下） 以第一阶段为主， 也就是知识的接受和应用阶段。因此，首先必须明确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的知识结构。 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要求的知识结构横跨多个领域，根据知识构成及构成的比例不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方向， 把所有的方向和业务领域综合，就可勾勒出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各个高校推行培养方案时可以对某些学科有所偏重， 避免人才培养同质化，也可以突出自己的特色，但是整个学科的知识结构应该是相同或者相近的。 为了便于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和创新，按照接受知识的顺序和内容，可分模块进行归纳。
1. 微观金融知识 [4] 。一般包括金融市场或者金融机构主要业务流程和机构设置等金融市场运作知识；金融市场中金融工具与工具创新、价值评估、风险管理和资产组合、资本资产定价、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市场运作机理知识； 金融风险管理框架与计量方法等知识。
2. 宏观金融知识。 一般包括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货币均衡与市场均衡、利率形成与汇率形成等基础知识；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金融危机、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金融震荡、 货币政策及其与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 金融的制度安排与宏观政策的协调等国际国内金融制度安排知识。
3. 计算机技术知识。 一般包括计算机运行基本理论的硬件知识；主流程序语言（如C++语言、JAVA语言等）及其应用、管理软件生产过程、管理信息化、常用软件的使用等软件知识；数据库基本理论、数据库设计与数据库建设、 数据库应用系统开发等数据库知识；网络架构（建设、维护计算机物理网络）、网页制作、web程序设计等网络知识。
4. 统计计量知识。 一般包括对金融活动内容进行分类、量化、数据搜集整理以及描述、分析，反映金融活动规律性的应用统计知识； 将管理的相关问题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研究包括金融在内的各种运行系统中所发生的各种复杂问题， 为决策提供科学支持的运筹知识； 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统计资料为基础， 运用数学、 统计学方法与计算机技术，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为主要手段，定量分析研究具有随机性特性的经济变量关系的计量经济知识。
5. 金融信息化复合知识。 一般包括网络金融的理论与实务知识；由金融业内部信息系统、金融业之间的信息系统（FEDWIRE、BOJ－NET、CHIPS、SWIFT等）、金融业与客户之间的信息系统构成的金融信息系统的分析与设计知识；金融数据仓库的建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金融数据挖掘和联机事务处理的知识；数据仓库+联机事务处理+数据挖掘的金融决策支持系统的知识。
（三）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的能力要求
本文根据我国金融信息化的特点及其对人才知识结构与能力的要求，设计了如图1所示的金融信息化人才知识结构和能力传导关系图。一般来说，我国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应具备如下几点能力：
1. 基于服务创新、 产品创新的金融业务流程再造的开发和应用能力。 创新是金融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目前金融业绝大多数的创新依赖信息技术。而我国在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保障和改进金融服务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简称CME）正是由于其Globex电子交易系统而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交易服务和流动性提供商， 树立了在全球所有金融和商品期货期权产品领域电子化交易市场的领先地位，并成功收购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简称CBOT）。因此，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金融客户的需求在不断发生变化，能不断开发出低转换成本的、既便利又安全的、与时俱进的基于金融信息技术的金融产品， 金融企业就可以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 占据市场的领导地位。具备基于服务创新、产品创新的金融业务流程再造的开发和应用能力的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可以帮助金融企业做到这一点。
2. 基于信息技术的决策能力。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 传统的以经验为手段的决策因欠缺精确性、及时性、全面性和科学性，已经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 取而代之的是利用各种信息技术辅助进行决策。 因此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应该具备基于信息技术的决策能力，针对决策的相应过程，包括获取数据、整理数据的能力，正确、恰当地描述数据的能力，简单分析数据的能力，应用各种决策方法和技术分析数据的能力，深层挖掘数据进行分析的能力，运用信息技术实现以上决策过程的能力 [5] 。
3. 防范信息技术风险的能力。 风险管理是金融管理的核心，在不少金融机构中，操作风险导致的损失已经明显大于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操作风险的正式定义是： 由于内部程序、人员和系统的不完备或失效，或由于外部事件造成损失的风险。 由于信息技术的不完备所导致的操作风险应该占据重要地位。 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应该具备防范信息技术风险的能力， 掌握软硬件方面的安全保障措施， 最大限度地避免金融信息技术设施各类不安全的因素。
4. 要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 不管是信息技术还是经济金融，都是更替很快的行业。美国的商业银行电子化经历了50年历史，其中每10年左右，信息技术就会在高层次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和游戏规则进行重构。 西方的一些“标杆”银行运用信息技术来探索和实施先进的管理思想，具有鲜明的个性，从而总是能领先竞争对手两到三年时间。 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应该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 不断关注技术动态和金融发展前沿， 对市场中需要的或者同行新出现的业务做出迅捷的反应， 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开发和应用，尽快抢占市场。
四、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的培养
（一）培养的层次
根据金融信息化对人才知识结构和能力的要求，以及高等院校学科专业的特点，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既可以在理工科院校的计算机、软件工程、电信工程等相关专业培养， 也可以在财经类院校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培养。
理工科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金融理论与实务的基本知识，掌握计算机应用的“专才”；财经类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掌握金融理论与实务知识，具备计算机应用能力的“通才”。
由于知识体系的交叉，涉及经济、金融、统计、计算机等多个领域的知识， 所以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应该以硕士培养层次为主， 以面向应用的专业硕士为主。除此之外，还可以在基层、本科、博士等层次开展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的培养。详见图2。
1. 基层培养复合型金融信息化操作人才。 采取社会培训或者单位技能培训的方式， 对金融业从业人员进行计算机知识及其操作能力的培训， 使其可以基本掌握金融业所涉及的信息系统的操作方法和主要功能。
2. 本科层次培养复合型金融信息化应用型人才。采取学历教育的方式， 通过复合型金融人才的通识教育（侧重微观金融）和金融信息化相关课程的传授，使其基本掌握金融信息技术， 能从事金融信息化的系统开发、维护、管理、升级工作，少部分可以从事金融信息系统的开发、测试等工作。
3. 硕士层次培养复合型金融信息化高级应用型人才。采用学历教育的方式，根据学生学科背景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培养方式。 本科已经具备复合型金融信息化知识的学生， 硕士培养阶段应该侧重于宏观金融知识、 经济计量知识和信息技术知识的传授与应用实践；本科是非信息类专业，硕士阶段应该以培养金融信息化管理型人才或者具备信息知识的业务人才为主；本科是信息类专业，硕士培养阶段应该加强宏、微观金融的教学，使其对金融市场的发展具备敏锐感知力， 以培养金融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应用人才为主。
4. 博士层次培养复合型金融信息化研究型人才。通过本科和硕士阶段的教育，学生已经基本具备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要求。博士阶段应该以培养掌握本专业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与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能够在金融信息化的理论和实践领域做出创新的研究型人才。其中，掌握宽广的基础理论，能驾驭（洞察）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具有运用信息技术创新产品、控制风险等能力，是最基本的要求。
（二）培养的方法与途径
1. 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应该采取以学历教育为主，社会培训和单位技能培训相结合的、多样化的培养模式， 培养过程中注重金融实务与计算机应用的实践。
2. 要构建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的实践教学体系。高质量人才的培养重点在于复合性和创新性，而实践教学环节对于创新性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要构建完整、连续的实践教学体系，并制定从学生入校到中期实践， 再到最后的毕业实践等相配套的考核制度；其次，要搭建学科交叉、复合型的实验教学平台；最后，要重视实训基地的建设，真正实现产学研的统一。
3. 要设置更多的复合型课程， 使复合型专业从“交叉”走向“融合”，最后走向“渗透”。目前已经出现了很多复合型的教材和课程， 但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培养的需求。
4. 要注重“案例式、项目式”教学在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培养中的应用。 案例教学从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 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育方向的一种成功教育方法。 在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努力收集金融信息技术案例，开发设计新的金融信息技术实验项目， 并体现在具体的人才培养过程中。
（三）师资队伍建设
复合型师资队伍是培养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的关键因素之一， 如果没有一支既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具有丰富的计算机应用经验，又具备金融理论与实务的基本知识，能在教学环节把计算机和金融理论与实务知识紧密结合的师资队伍，其人才的培养质量就难以保证。因此，可以通过业务培训、 深入金融信息系统开发和测试等企业进行学习和实践等方法， 进一步加强教师的金融信息技能的培养。
五、结论
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是应用复合型人才理论结合我国金融信息化人才要求提出来的新型人才。本文通过对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及其培养模式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之间存在着相互独立、相互融合和层层递进的关系，所以文中采用了模块化、分层次的构建方法。
2. 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应该以学历教育的硕士层次为主， 重点在于培养应用型金融信息化人才。 各个高等院校在设置该专业时可以突出特色，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多领域、多层次的金融信息化人才结构。
3. 在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的培养过程中， 一支具备复合型金融信息化知识的教师队伍是关键，复合型的实验平台和校企合作的实训基地则是重要保障。
通过本文的研究，希望为我国复合型人才、金融信息化人才的培养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当然，本文尚有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如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的能力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对应关系， 这样就可以把知识、能力、需求之间进行完整架构；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人才培养方案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师资队伍、教学环境及其软硬件保障设施的建设等问题也需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周志丹. 基于服务创新的金融信息化人才需求变化与培养途径探索［J］. 高等理科教育，2009（6）：88-91.
［2］元如林. 智慧金融与金融信息人才培养［J］. 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1（1）：53-57.
［3］汪宜丹. 后危机时代的金融信息化人才培养策略研究［J］. 现代管理科学，2009（11）：99-101.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15篇
[摘要]：本文说明了国内高校金融学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在介绍和分析国外高校金融学教育特点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国内高校金融学教育理念，学科建设，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思考和建议。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金融学是一门具有特殊地位的学科，具有极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随着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全面开放,中国金融业不但面临着外资金融企业在国内的强大竞争压力,还必须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显然，当前形势下国家必须加大培养适应未来需要的金融人才的力度。未来的金融业从业人员不仅要懂现代金融实务,熟悉国际金融市场惯例,而且要懂得金融投资管理和金融企业管理，能够进行金融创新产品设计,通晓英语、计算机、法律、电子商务等相关知识。金融网络化与工程化的发展,给新世纪的人才培养带来了挑战。我国的金融教育是一种建立在传统金融产业，特别是传统银行业基础上的金融教育,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将原目录中的“货币银行学”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合并为“金融学(含:保险学)”专业，既反映了这样的认识，也是当前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而现代金融学教育的开展还面临着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师资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高校培养的大多数金融人才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和国际竞争的需要，最终必将影响我国金融业的业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因此,我们的高校迫切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的金融学教育模式，在和国际接轨的同时改革金融学教学方法，根据自身情况探索和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学教育体系。
一、国外金融学教育的特点
尽管西方各国不同高校的金融学本科教程在培养目标上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亦有共同点，例如都十分强调培养学生宽广而扎实的理论基础(既包括通识教育的知识，也包括专业理论基础)，同时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特别是面向实际工作的能力，强调本人学识和能力的增加与对经济和社会做贡献两者的结合。西方高校的金融学教育特别强调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的需要相结合,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就直接以“所培养的学生满足社会上各种组织不同层次的需要”或“能够在争取良好的职位时有足够的竞争力”作为培养的目标提出来,这其实真正体现了高等本科教育的实质目的。而反观我国高校的金融学教育，正是由于这个目标不够明确，才会过多的给学生灌输一些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脱节的无用的知识，而学生走上社会工作岗位以后也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实现自我价值。
多数西方国家的大学都认同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是一种专业基础教育,因此,它们的教学计划都十分注重通识教育,即培养学生广泛的文化意识,这当然也会反映在金融学这样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学科中。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会要求金融系学生在头连年里学够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类的基础课程,甚至还需要学习文学、写作、数学、生物和物理。然后才是是公共核心课程部分和金融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主要由经济学类、金融类、会计类、管理类及市场营销类等课程组成，其金融学专业课程包括金融会计、公司金融、投资学、衍生证券和金融中介机构等。这样的教育模式强调基础和能力的培养，辅以良好的教学，就能把学生培养成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与国内金融学教育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国外大学的金融学专业都是以微观金融，即金融市场、投资和公司财务为主，而不是以宏观金融，即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为主的。
国外高等学校金融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大体上都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进入专业课学习之前,一般均有十分严密的前导课程安排,以保证学生在修学高级课程之前已经掌握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前导知识。比如,在学习金融经济学课程前,一般都要求学生修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学习公司理财课程之前,学生一般都要将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等课程修学完毕；学习金融工程之前，必须学完投资学等，这既能保证每门课的授课质量和教学要求的严格贯彻,又能指导学生在种类繁多的课程中进行选择。(2)专业课程设置十分丰富多采。国外高校在金融学课程的设置上一般分为两个层次：专业必修课一般只有3到4门。尽管课程的命名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货币经济学，金融市场，公司金融，投资学和期货期权这几个方面。而专业选修课可以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和本校在金融学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特长设置。这些课程有的紧密联系实际,有的紧紧扣住金融学前沿理论的进展,有的课程国际化色彩浓厚,都可以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为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专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非常有益。(3)国外高校金融学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的内容,一般都会涉及该课程应该涵盖的金融学理论和知识点,这一点对于保证金融学本科生完整的知识结构至关重要。但是与每一门专业课程所具备的广度相比,其所涉及的有关理论的深度则是参差不齐的,有的课程紧紧围绕现代金融学前沿理论,例如资产定价理论。而一般的课程,由于其出发点主要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因此这些课程往往重介绍轻分析、重实践少理论，例如固定收益证券，房地产金融等。(4)在国外高校所有的金融学专业课程中,都十分强调实践环节。最为简单的就是强调通过课程作业，包括作文、小课题、案例分析等，强化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还会安排金融和统计软件的学习和练习，案例研究，学生讲述，乃至社会调查等。比之课堂讲授，这些方式的优点都是强化对知识的理解和培养能力。与国外高校相比，我国高校的差距是明显的，课程体系不合理，教材陈旧，教学手段僵化，都是急需改进的地方，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对金融学这个学科的内容和办学目标的认识问题。
二、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思考
我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将在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下,直接与国外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的竞争，同时，我国的宏观金融监管也必须走向国际化,融入国际金融协调、监管过程中。这就需要高等教育部门顺应时代的呼唤,培养出既熟悉本国金融运行的特点和规律,又通晓国际金融规则和惯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竞争、国际合作需要的金融人才。高校金融教育的改革可以说势在必行，根据以上分析，这里提出以下几点改进建议:
首先，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须在对照国外教学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培养目标上实现突破,才能保证金融学教学改革的成功。具体而言,就是在教育观念上要实现以传授知识为主到以能力培养为主的转变,在培养目标上要实现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到以培养综合素质以及能够适应社会各种需要的金融学通才为目标的转变。
其次，全面与国际接轨，以现代金融学为核心规划金融学教育体系。彻底转变我国金融学科以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为主的教学思路，突出微观金融学为主的办学方向，强化微观金融类课程建设。根据金融学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的特点，在注重金融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使学生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建立起全面的金融知识结构体系的同时，建立起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让学生不仅仅是学到多方面的知识，而且能培养出优秀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为未来个人发展和工作打下厚实的基础。
第三,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面对金融全球化、网络化、技术化的趋势,金融学本科教学必须做到与法学、数学、外语、计算机等多门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既是金融学科发展所需,也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知识再生能力。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调节市场运行和交易行为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是法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背景下,学法、懂法、用法、守法,对培养金融人才尤为重要。金融活动通常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缺乏较高深的数理知识,不仅很难登其堂奥,更不用说去设计和开发新型金融工具。金融的高科技化又使得传统方式进行的融资和支付业务,为电子化、信息化、系统化、工程化的现代金融所取代,使金融学科成为了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的新型边缘科学。外语和计算机更是跟随金融学科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性技能。知识再生能力指的是一种学习能力。我们不可能在本科教育阶段解决学生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能,重要的是在向学生传授基本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知识学习能力。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使学生文理交叉,理工结合,知识结构合理化,有利于提高他们走向社会后的再学习能力,增强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
第四,革新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考虑到金融学科更具有实证和实用的特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理论解释,而应更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对于像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保险学等宏观类课程,可在着重讲授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的基础上,通过组织课题讨论、撰写小论文和学术报告等形式,提高学生的思辩能力,开阔学生的视野;对于像公司融资、金融机构经营与管理、投资理论等微观类课程,应突出其应用性、操作性和前沿性等特点,可通过案例教学、聘请业务人员授课、模拟实验等手段,增强学生对业务知识的感性认识、理解应用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最后，高质量的金融学教育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作为保证。由于现代金融学的引进是很晚的事情，国内高校金融专业的师资队伍不是很完整，水平更有待提高。从事金融学教学的教师，需要对各种金融经济理论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同时对社会对各类金融人才的需求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正是通过教师与社会及学生之间的直接交流,各种符合实际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才能得以酝酿并付诸实施。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需要从海外引进人才，更应该立足于师资的培训，以及通过加大高水平的研究的支持力度促进师资队伍的整体进步。
参考文献
[1]张亦春蒋峰，中外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比较及启示，高等教育研究，2000/5，pp69-73.
[2]王聪，提高金融学科教学水平的思考，暨南学报，2001年6月，pp9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