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经济论文范文
正统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冲击
中图分类号：G6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1
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重点关注了制度这个以前被经济学家们忽视的要素，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假设、有限理性假设、个人主义的效用最大化假设、机会主义假设等假设的基础上对制度展开了经济分析，逐步发展了产权理论、组织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多个分支学科，它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传统历史学、社会学等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目前已经有人把它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并列为经济学的三大基础。它颠覆了传统理论学说，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一、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冲击
首先，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了冲击，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学术理论最重要的冲击。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但是现实经济必须在正交易费用和不完全信息的环境中运行，所以制度的经济分析是十分重要的。[1]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科学研究的方法就是他们所特有的“显微镜”[2]。新制度经济学运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制度。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理论的三大基础是天赋、技术和偏好。新制度经济学引进了制度要素，论证了制度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从而使得制度成为经济理论的第四个基础。新制度经济学改变了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设，用现实的人进行了代替。此外，新制度经济学还假设了交易费用为正，以交易费用比较各种制度的经济效率，这种种的努力使得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更加接近于现实环境，其重要的研究成果科斯定理揭示了交易费用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科斯于1937年和1960年分别发表了《厂商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论文，产生了著名的科斯定理，甚至被成为科斯革命。科斯第一定理：若交易费用为零，无论产权怎么确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有效率配置。科斯第二定理：若交易费用为正，不同的产权确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科斯第三定理：产权制度的供给是人们交易、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科斯通过分析大量实例来证明他的理论成果，虽然科斯定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他已经很贴近现实了，对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科斯定理认为交易成本为正时，法律制度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在进行权利初始配置时，必分考虑各种要素，运筹帷幄。政府应该通过权利的合理性配置改变收入分配，实现公平的目标。因此，新制度经济学起步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运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制度要素，极大地冲击了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堪称是一场大革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科斯也因此荣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世界主流经济学界对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认可和褒扬。
二、对传统的社会理论的冲击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的社会理论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国家的起源是传统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研究的热点话题，但是传统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的成果过于肤浅，难以取信于人，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介入使得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大飞跃，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着重发展了社会契约论和暴力掠夺论这两大理论。社会契约论者放弃了对国家的演技过程的研究，专注于理论逻辑的角度，他们认为：国家起源是人类为了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达成社会契约的结果。暴力掠夺论的学者则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的对立，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则提出“暴力潜能”分配论。他把国家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他认为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平等分配，就会产生契约性国家，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不平等分配，就会产生了掠夺性国家。诺斯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制度经济学与传统学派的区别在于，将效用最大化、交易成本分析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到国家理论。[3]新制度经济学把国家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框架，研究了国家的起源、作用和演变等一系列问题。总而言之，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冲击了传统的社会学科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
三、对传统的经济史理论的冲击
最后，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的经济历史理论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从制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人类的经济发展历史，造成了巨大的反响。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运用了假设演绎模式，用数学方法研究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这与传统的、偏重于历史材料罗列的经济历史学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一点，堪称是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巨大突破，把经济历史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新制度经济学家们重新解读了西方社会的兴衰，对奴隶制、庄园制有着独到的见解。除此之外，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还对“李约瑟之谜”进行了研究，罗斯托、埃尔文、林毅夫等经济学家通过对制度的考察解释了“李约瑟之谜”，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他们的这一结论发人深省，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的经济历史理论的冲击也是让人深思。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对制度展开经济分析，对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社会学、传统的经济历史学等学术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得经济分析的情景更加现实，也使得人们对社会、国家、历史的演进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它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停止，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1]胡乐明,刘刚.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正统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生态文明；工业文明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石山、刘国光等都认为，当今人类文明发展正在“进入生态时代”。“我所说的生态时代，是指人与自然、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的发展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可持续发展文明观正是人类文明发展从工业文明时代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必然的思想理论表现，其主旨是要解决当今世界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现在，可持续发展已成为21世纪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战略纲领。因此，2001年4月，由23名世界著名学者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可持续性学科》论文，将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升为可持续性科学，希望综合现有各学科及领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促进可持续性科学建设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观是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观，它的学理表述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或者说可持续性经济的理论形态就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这是人、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时代的必然的理论表现。随着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中国正在从非主流经济学科走向主流经济学科。本文就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建设谈几点意见。
一、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主要特征
2001年，我曾在《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与展望》一文中指出：“从世界经济学说史来看，20世纪末期传统经济学理论危机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是经济学的新兴学科的产生和原有新兴学科的发展，使新兴经济学理论获得的突破性进展，从经济理论危机中找到通往21世纪经济学发展的新道路。”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服务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以至网络经济学等一大批新兴、交叉经济学科开始产生与兴起，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则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形态。在国际上，20世纪中后期，美、日等发达国家学者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其中，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e·戴利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在1996年出版，影响较大。次年，笔者主编的中国第一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问世。目前，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已屹立于世界可持续性科学与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研究之林。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被不断赋予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此，本文强调三点：
(一)在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研究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理论体系，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兴的、交叉经济科学。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三点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与生态经济理论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观，不仅表现了可持续性思想，而且反映了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思想，即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了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观的先河，是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来源之一。
(二)立足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赋予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民族特色。“人口大国、资源小国、生态弱国”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此，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论著中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这种国情使我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生态基础很脆弱，是制约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态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支配和决定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生态经济基本矛盾发展尖锐和突出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长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在近些年来保持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使我国很快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不和谐、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困难和问题。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生态经济发展理论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着眼于解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面临的各种不可持续性经济社会问题，通过认真总结人民群众经济社会实践活动与他们协调自然生态相互发展关系的独创性经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同步进行与协调发展提供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指导。
(三)顺应当今人类社会经济“三重转变”的时展客观要求，赋予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时代特色。任何学说与学派都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与标志，并服务于时代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它有三个主要标志：即现代文明形式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现代经济形态由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我们把它称之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这是新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时代洪流。”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需要研究回答的问题。“21世纪必然是生态文明、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三位一体’的新时代”。站在这个新时代的高度，推进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科学建设，它的时代特色就体现为对“三位一体”新时代课题的回应和对这个新时代精神的把握，并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因此，坚持与时俱进，把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同“三位一体”新时代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今现代经济“三重转变”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解决“三位一体”时代课题，不断赋予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根源
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根源。20世纪的100年以来，极端的经济主义(又称极端发展主义)、贪婪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在世界各国的蔓延和泛滥，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像弗朗索瓦·佩鲁曾指出：当初穆勒用功利主义伦理学取代勤奋和义务伦理学的时候，是有各种高尚的道德意图的，但后来蒙受了真理衰退之难，被后人退化为把发财致富、追求物质享受作为目的的经济主义、粗制滥造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这就导致两个方面的苦果：一是在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观和发展观指导下，工业文明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和高消费、高享受、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即两者统一的人类的生存方式具有“反社会”和“反自然”的性质。这是当今世界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直接根源。二是工业文明发展到当代，在整体上已经堕入极端的经济主义、贪婪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标志着工业文明发展进入了衰落的阶段。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作为工业文明时代的理论表现的传统经济学，必然从兴盛走向衰落，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以适应当今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
经济第一主义、经济功利主义和物质享乐主义是与现实世界系统即“生态——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行为规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带来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严重结果，故可以称之为“不可持续发展陷阱”。所谓“不可持续发展陷阱”是指人们经济活动无限制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益与物质财富占有过程中，生态与经济、人类的个体与整体、部分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现在与未来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就是当人们经济实践的终极价值选择时，作出的决定依据是一种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只顾经济牺牲生态、只顾个人牺牲整体、只顾眼前牺牲长远、只顾现在牺牲未来的“路标”，如以自然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人的可持续发展，以生态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他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以整体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局部的可持续发展，以长远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眼前的可持续发展，即以后代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当代人的可持续发展。按照这种“路标”前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运行落入“不可持续发展陷阱”之中，使现代人类文明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有的人甚至断言，“人类正在走向自我毁灭”!
工业文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其深刻根源就在于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观与发展观及其指导下的极端经济主义、贪婪功利主义、腐朽享乐主义盛行，使当今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已在逼近地球承载能力的总量极限，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越了地球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的极限。时至今日，世界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发展行为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反自然”的性质，继续在朝着通向生态灾难的深渊飞奔。正如保罗·霍肯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去面对生态系统极限所提出的产出力的挑战，而是暂时地绕过了这个问题，用更快的速度掠夺资源……这样做不仅是借用了将来的资源，威胁到人类社会的长远未来，而且还对这些生态领域中依赖同样的资源生存的其他物种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而，“今天世界上的每个自然系统都在走向衰落。”这是传统经济学转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深刻根源，从而决定了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
三、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创新
21世纪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是经济系统的输入输出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转向输入输出受到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使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已从物质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因素的时代，进入到生态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的时代。因此，引起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几个重大理论的变革与创新。
(一)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提是地球有限论。过去所有的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是无限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存量取之不尽，可以无偿索取和利用，是不受限制的；自然环境消纳废物能力是无限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环境容量纳之不尽，也是可以无偿利用不受限制的。建立在这种地球无限论基础之上的工业文明发展，必然相信物质财富可以无限增长，经济可以无限增长，消费和人口可以无限增加。传统经济学理论就是为经济无限制增长指明道路和提供手段，整个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是在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所以，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形态，既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又是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
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是有限的，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存量不仅存在极限而且存在总量极限，对它的索取受到极限制约并给予相应的补偿；自然环境消纳废物能力是有限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环境容量也是存在着通量极限和总量极限，对它的利用受到极限制约并给予相应的补偿。建立在这种地球有限论基础上的生态文明发展，必然相信物质财富增加是有限的，经济增长是有限的，消费和人口的增长也是有限的，它们都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因此，我们可以说，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就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发展绝对不能超越地球或本国、本地区生态系统承载力极限的发展。所以，可持续性经济科学作为21世纪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形态，既是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进程中的产物，又是生态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
(二)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首要问题是实现生态环境从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向内生变量的转化。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产生之前，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一个积习难改的特性，就是从不作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创新分析，生态环境一直被作为经济增长或发展过程的外在因素对待。而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基础作用，着重探讨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一般的协调发展关系，指出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这些就为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其创新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但还是没有将它作为决定经济发展及其可持续性的内在力量来对待。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才作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创新分析，从而将生态环境假定为经济系统运行与发展的内生变量而纳入经济分析过程，真正成为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因素。对此，通过世界经济学说发展史考察可以看到，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多次内生化的过程，现在只有确立生态环境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才能摆脱传统经济学的困境。从物质资本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到技术创新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再到制度创新内生化经济理论等，都是生态与经济相脱离的经济增长理论。生态创新内生化经济发展理论是过去所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的根本变革。’因为，长期以来，反生态环境决定论的传统理论，把生态环境从现实的世界系统中分割开来，对人类经济社会完全孤立地考察，把生态环境仅仅看成是一种“社会的世界”的外在力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外在因素，于是“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的发展史就好像是互不相干的东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工业经济时代的二三百年，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东方经济学，先是经济增长理论，后是经济发展理论，都把生态环境看作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外在变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这就是传统经济发展观念的“生态环境外因论”。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克服了过去所有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关于生态环境外生假定的根本缺陷，转向在生态环境内生假定下考察现代经济发展及可持续性的源泉，将生态变迁、生态创新这一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基础的决定因素视为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的内在力量，突破了当今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框架，形成了生态创新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它的核心内容是生态变迁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决定作用和生态创新内生化及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一起构成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三大支柱。事实表明，20世纪的生态灾难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生产力运行与发展的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不仅是现代生产力运行的外部环境，而且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因素，成为现代生产力稳定运行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关系，环境变迁、生态发展将日益决定现代经济发展模式、道路方向和发展趋势，使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这就是“生态环境内因论”。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确定，为把生态环境内化为独立的现代经济发展要素提供了基本经济框架，21世纪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将会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三)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内在统一。工业文明发展时至今日，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当代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都向人们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提供无限制地追求经济增长或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理论原则和实现途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所创立的地球有限论已科学地阐明了现代经济发展既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也不能超越地球资源环境承载力，要求人类经济活动与发展必须限制在地球资源环境系统的生态容许限度内，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换言之，人类经济活动和发展行为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强度不能越过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污染物排放量在生态系统的容纳能力范围之内，这样的经济发展就具有可持续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
(四)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关键是市场原则、技术原则和生态原则三者紧密结合与成功协调。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必须正确地把市场机制运行——技术进步推动——生态环境支撑三者紧密结合、有机统一、成功协调，充分发挥三大原则的协同作用，这是21世纪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缺陷是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的。因此，直至今日，国内外主流经济学仍只是强调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能够解决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极端相信市场原则和技术原则而否认生态原则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这是传统经济学的中心原则。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确实是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工具。但由于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都是把无限制地追求经济效率作为惟一目标，而忽视生态上的要求，这种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不仅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而且还成为当今生态危机的经济和技术根源。在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即使可以解决资源环境的某些具体问题，但它们最终都不能也不会克服地球资源本身的有限性，因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相互融合的大趋势下，对于环境修复或生态恢复方面，市场和技术只是个配角，必须依靠它们与生态原则的紧密结合与成功协调的协同作用，才能终止当今不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这是21世纪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也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最基本原则。“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就应该也必须首先遵循生态优先规律；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要根据生态系统安全优先的原则，构建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安全体系。”这就是说生态优先是生态发展和经济发展等一切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因此，必须尊重自然生态极限的原则。尤其是用生态原则矫正市场原则和技术原则导致的生态环境负效应，规范2l世纪现代经济的发展，使现代经济运行朝着生态化的可持续性方向发展。
(五)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假设是经济人向社会生态经济人的转变。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范畴或理论基石。所谓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间是在不断地变换自身存在的形态，但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个本质是不变的。因此，按照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设，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所有的行为主体惟一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实现当代人自身的经济利益，就可不惜牺牲自然的利益，牺牲他人或他民族的利益，尤其是涉及代际资源配置问题时，这一假设就只会起负作用，只能牺牲后代的利益，从而产生对自然、对他人或他民族、对后代的不公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当今不可持续发展危机是理性经济人造成的。换言之，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经济根源。这种经济根源反映了当今全球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竞争机制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在西方经济学演变和发展过程中，西方学者不断对理性经济人进行尖锐的批判，并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正。但因西方经济学天然存在着一个致命弱点，即不承认人的自然本质是生态人，忽视了人的生物性和环境性，错误地把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一个外生变量，是人的征服、掠夺和占有的对象，经济行为主体为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既可以无节制地消耗地球资源环境，又可以不计算生态成本和环境代价，也就必然形成“公有的悲剧”。哲学家余谋昌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当代环境问题是理性经济人造成的。”①美国生态后现代主义奠基人查伦·斯普瑞特奈克认为，“在经济领域，生态社会的视角拒绝把人看作‘经济人’，还反对把经济当作社会的核心焦点和驱动力量。”在10年前，笔者就明确指出，“鉴于经济人假定不仅在涉及代内公平问题研究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且在涉及代际公平问题研究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不应该将它视为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更不能作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因此，我们必须把新兴经济学理论引入现代经济发展理论，拓展和修正经济人假设与新经济人假设，确定社会生态经济人的新观念，将现代经济行为主体视为社会生态经济人，使其行为规范建立在社会生态经济人理论假设基础之上，推动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从经济人向社会生态经济人转变。
所谓社会生态经济人，是指现代经济行为主体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的偏好仍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但其在维护人的利益的同时必须同等地维护自然的利益，必须促进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相统一，必须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并不使后代人福利减少的代际公平获得实现。在21世纪的生态文明时代，经济人、社会人和生态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统一的。经济人是社会人，也是生态人，每个人在现实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是集多种生态、经济、社会关系于一身的，既是个体人同时又是多种生态、经济、社会关系主体，即人在经济系统中是经济关系主体，在社会系统中是社会关系主体，在生态系统中是生态关系主体，因而，在现实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现代经济行为主体就是生态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有机统一整体。只有这种有机体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因此，社会生态经济人假设是经济人、社会人与生态人假设的有机统一论，必然成为21世纪生态文明时代新兴经济学即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基本理论假设。
四、加强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综合的理论平台建设
(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是过去所有的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的非持续性，即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的无限性，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的无限性，地球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无限的，并把经济看作不依赖生态环境的孤立系统，是可以无限制增长的。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的非持续性，即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是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行为规范，必然造成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退化，极大危害后代的发展。三是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的非持续性，尤其作为发展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资源配置理论，它所关注的是在资源数量一定条件下，如何配置资源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即只是资源利用方式的优化配置，无视自然资源的稀缺与极限，甚至认为经济增长或发展不可能受到自然资源的绝对短缺所阻碍，也不会构成经济增长或发展的限制条件。四是当今主流经济学研究目标的非持续性，它们始终是以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及追求物质财富的无限增加为根本目标。因此，这种理论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是目的，强调以物为中心、以物为本，人和自然都工具化了，完全不符合可持续性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根本目的。
(二)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为代表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20世纪中后期经济学的新兴学科产生和原有新兴学科的发展，使非主流经济学理论获得突破性进展，这表现在对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对知识经济问题的认真探讨，成为21世纪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基本走向。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就作为可持续性经济学的典型学科，是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学的基本标志。它不仅在理论前提、基本理论假设、核心理论、研究目标等基本理论问题上都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它能保证现代经济发展和可持续性的内在统一，达到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发展的“双赢”目标。因此，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经济学科的产生与形成，完全可以称之为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变革的重大成就。它是对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的一种突破，是对现存的东西方经济学的一种创新，标志着工业文明时代传统经济学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重大转变，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正统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管理科学；发展方向；历史责任
改革开放30年间，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形成；同时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活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从封闭、半封闭到令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的伟大转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间接调控为主要手段的经济调节体系正在促使政府职能快速转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的提高；全民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正在深入；中国经济正在以一个崭新的开放体的形式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格局，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推动了社会制度改革，使我国综合实力有了本质性的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显著增强，消费结构逐步得到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有了极大的改善。中国的崛起对世界金融、产业和技术，以及对它们藉以运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都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也正是这30年，为我国的管理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思想、社会制度、经济运行模式等各方面宽松的成长空间，在这种环境下，管理学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和成就。30年后的今天，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变革以及更高的发展目标也给管理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科学在我国又迎来了一次新挑战，同时也孕育着一次新的机遇。
一、当今我国管理学所处的历史背景
1．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迎来了知识经济社会
科技进步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作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的根本力量，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给生产力带来了质的升华，并引领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时空。科技进步已经超越传统生产要素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通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科技进步不断向外扩展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可能性边界，并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优化产业结构的主导力量。知识生产要素化已经成为现实，一个技术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已经形成，世界已由工业社会进入知识经济社会。同时，信息的价值特征日益显现，它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已经成为生产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信息流的管理已经成为对物质流管理的主要手段。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企业运作方式，要求各种生产方式建立在高效率的信息基础上。
知识与信息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显著。知识经济的框架业已形成，并将人类带入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中，传统的资源如劳动力、土地、资本和自然资源支撑了经济的发展，而在知识经济中，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必定来自于对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积累、应用和管理。
2．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虚拟化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市场、组织和文化的全球一体化促使许多国家的多个社会经济单元，如金融、投资、制造、运输和通讯等，都已经打破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正在全球范围内逐步融成一体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体系正在形成。在这一点上，中国经济受益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而获得高速增长、全球经济也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中获益，同时美国金融风暴对全球经济的扩散型冲击都是明证。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生产、消费倾向、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参与者将其生产和市场要素在三维空间里的开放。此刻经济全球化所涵盖的生产要素和市场的总量是恒定的，且每个参与者所得到的平均份额与参与者的总数成反比，因此合作是表象的竞争是永恒的。而借助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经济虚拟化却将这种开放引入了更深远的四维空间。此刻由于信息可被复制的特性，参与者的市场和生产要素的平均份额与参与者总数呈正相关，自发的合作和追求帕雷托均衡的可能性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显现在人们眼前。
3．管理哲学思想的演变
人类的管理哲学思想及相应的实践活动正处于从经典的还原论向系统论和整体论的转变中，将复杂的系统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再通过求和来了解整体特性的还原论，因其机械性，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和科学的发展需求。而系统论和整体论强调不仅要注意系统的构成要素，更要了解系统的整体有机特性，同时将客观事物对象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对待，综合考虑内外部因素以寻求各子系统能更好地发挥协同作用的帕雷托均衡这种哲学思想的革新正在动摇还原论的根基。
这种思想的变迁体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最明显的就是社会生产分工的综合性趋势。分工曾经推动了人类社会步人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标志也是还原论发展到巅峰状态的表现。而系统论和整体论却表现为专业分工的综合化，因为越来越长的职业分工清单从本质上讲不是专业分工的详尽，而是不同分工间界限的模糊化，这也正是信息社会注重功能整合和整体效益、强调柔性管理和应变能力的组织形式上的表现。
人类社会及其思维的上述变化必然影响管理科学的发展方向，并反映在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上又体现为多学科的交叉渗透和不同学科理论的融合。一方面，管理科学向其它学科渗透，形成了管理经济学、工程管理学、教育管理学等一系列新的学科；另一方面，管理科学又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吸收成为自己的研究手段和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强调系统论和整体论并不意味着摒弃还原论，这是因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复杂的社会系统，一方面基于系统论和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尚不完备，而另一方面基于还原论社会学研究已经发展到了几近巅峰状态。发展基于系统论和整体论的管理学是我们的追求，但此刻就抛弃还原论会使我们失去手中现在最为有利的工具，同时也只有通过对基于还原论的管理学无以复加的应用所带来的思考与不满足才有可能形成实质性的突破。在这一点上，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观，须知任一高度的系统论可能是更高层次系统的还原论的构件，而任一层次完整的还原论都是该维度系统论的综合。
同时，本着“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则，管理科学存在将传统的理性管理理论与人性管理理论、当代西方管理思想和东方古代管理思想相互融合的趋势。
4．自然资源的短缺性
各种自然资源的短缺，特别是以石油为代表的传统能源的短缺正极大地制约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短缺和伴随而来的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达成可持续发展终极目标的巨大障碍，这也是以自然资源为经济增长推动力的工业经济发展到极致的自然表现。这种短缺呼唤狭义和广义两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其狭义一方面指的是对新能源和可替换能源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指为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而对“绿色”能源的追求。其广义指的是将知识和信息作为产要素引入生产过程而降低自然资源所占比重。
二、创建“中国模式”管理科学
管理科学从本质上讲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反映，是社会文化的结晶，且服务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管理科学在中国所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在不放弃既有的社会体制一基本价值体系一意识形态的综合体和管理科学传统观念的前提下，接受世界先进文明的优秀部分，即吸收自由市场经济方式，并使之高效率地服务于现有的社会经济系统，这是明智的选择，我们所面临的历史性的创造性变革给我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1．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
管理科学的诞生和发展一直和西方的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这个领域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鲜有中国的声音。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平衡，因此我们急需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科学。一方面我们要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营养源，充实和发展自己的管理科学；另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理论。从古代到现代，西方管理学强调的是效率以及所依靠的技术和设备等客观条件，追求的是更大的效益；而有浓厚东方色彩的管理学则更注重人文效果，追求天、地、人的共存与和谐。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这种东方管理理念的核心。30年前，有西方人士断言，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天敌，中国的改革必然会以失败告终。而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傲立于世人眼前。马戛尔尼勋爵早在1794年就说过：“没有什么事情比用任何欧洲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更为谬误的”。从中国的国情发，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将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总结提炼经验，并借鉴国外的先进思想、模式和方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决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是“中国模式”的第一次成功，也是我们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减然，这种求变也不是我国管理学的“专利”，西方管理学也存在由崇尚自由转为加强控制，由管理“行为”转为“人本”管理的趋势。这种综合的趋势体现在中国与西方经济实体间的相互关系正在转化。首先，中国经济依旧包含着严重的中央计划体制色彩，正缓慢而艰难地向市场经济转型，也正是受到保护和控制的银行及外汇体系使得中国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相反，美国和欧洲等老牌西方经济实体已经不得已迈不了加强政府控制的道路。这样中国与西方经济实体的最终日标有可能是一致的，即实行一定程度政府计划控制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可能在具体的操作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引起这种转变的原因依旧是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在巨大的外部扰动干扰下，任何经济实体也难以独善其身，而具体的措施不外乎摒弃原有的极端做法，吸收其它经济实体的可借鉴之处，兼收并蓄，加强相互理解，共渡难关。
2．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理论来源
管理学的两重性决定了其理论来源必然依其包括生产关系和文化传统在内的社会属性及其自然属性。相应地，中国管理学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是基于其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马列主义中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是我们创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石，其关于文化传统的理论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和提倡和谐的精髓。而其自然属性的来源是西方管理学中自由的市场经济对高效率和高回报率的追求。这其中，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基本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其平台，而西方管理学中有益的部分是其方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此者相辅相承，共同作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理论来源。
3．创建具备东方文化底蕴的管理科学
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以追求丰富的物质为目的，基于“经济人”概念的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得到了大规模的研究和运用。在其“理性”的框架中，所注重的是计划、组织、控制和决策等管理职能的发挥，其目标是提升效益和效率。这在实现“温饱”的目标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在奔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征途上，这种较为机械的模式应该得到改进、完善和发展。我们应该摆脱“经济人”的头衔，去追求“以人为本”的梦想。汲取东方传统文化的精髓，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现阶段文化背景的管理科学理论势在必行。东方传统文化作为管理学社会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得到管理学界的重视。即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管理哲学而不存在管理科学，那么发展具备东方文化底蕴、适用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管理科学依然具有空前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此，选用“具备东方文化底蕴”这个表达方式，而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虚拟化要求我们所发展的管理科学必须具备跨文化、跨制度、跨地域和跨国度的特征，这同样也就要求我们对传统文化采用“批判地继承”的态度。不同文化和制度下的合作和竞争是人类赖以和平共存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所以将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管理和东方人本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要求我们必须具备跨文化、跨制度、跨地域和跨国度的感悟能力、理解能力、综合能力和运用能力。古今融合、东西融合，建立符合中国现阶段社会经济运行体制的管理科学势在必行。
4．踏实严谨的学术作风
管理学在中国经历的高速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一些带有地域特性和社会体制特性的鲜明之处，但无法否认，我们现有的管理理论的框架依然停留在描述性和启发性的层面上，缺乏非决定性和规范性的特性。现有的管理学研究成果还缺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层次的哲学支撑。空乏的理论构架由于缺少经验实证而无法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现有的管理学研究中存在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但凡开始实证性研究就全然不顾社会制度、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大胆照搬西方管理学的体系和方法；而一旦开始理论研究，又摒弃西方管理学的成熟范式，重起炉灶，自说自话。殊不知，只有通过新旧理论体系的充分碰撞，辅以严谨的方法论支撑和大规模的经验研究，才能使我们所要创建的“中国模式”管理科学具备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一致、强有力的物理解释能力和相当的预判性，以满足一个理论体系所应该具备的基本要求。
总之，“继承一融合一存疑一批判一探索”是我们创建“中国模式”管理科学应有的学术态度；定性与定量手段综合并用是我们的基本研究方法；实证支撑理论研究是我们的研究路径；在实践中升华理论，并用理论指导实践，寻求最大化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我们的目标。
5．中国管理科学需要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管理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具体表现之一。日益强大的中国要求我们必须肩负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应该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而不应该仅仅是规则的遵从者。这一点正在慢慢变成现实。美国《商业周刊》撰文说：“中国正在所有方面造成令人震惊的巨大影响……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她正在进入并改变着全球市场——在某些情况下它正在形成它自己的规则”。_42001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2000亿美元，2008年初的统计数据已超过14000亿美元，而同期石油价格却从30美元涨到了120美元。可见这一时间段内，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幅为700％，而其真实购买力的涨幅仅为175％。这种购买力黑洞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国对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全球货币体系的摒弃。可见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如果我们不能切实地对现存的框架体系做出有效的修正，如果我们不能提出并确立有利于我国也有利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我们快速增长的国力将会以几乎相等的速度消弭于无形。我们殷切地希望，能在世界管理科学理论及应用领域见证到与中国政治和经济相匹配的主动权和引导权。
最后，必须强调建立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的管理科学理论离不开具体的实际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管理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缺乏中国企业基于我们所发展的管理科学理论的成功经验和案例，只能使我们的理论研究成为空中楼阁。
三、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人员的历史使命
宋代学者张载有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撇开这句“宋明理学”纲领的正误不言，借用并重新诠释这句话，可以很好地说明我国管理学研究人员目前的历史使命及责任。
正统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公共财政论
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之上发展公共财政论(杨志勇,1998)。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注:本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主要限于交易费用经济学,故在下文中有许多地方将交易费用经济学等同于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挑战。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必然也会遭遇挑战。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公共财政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公共财政论。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贡献
新制度经济学从分析企业为什么存在入手,探讨了为正统理论所忽视的一些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科斯(1937)发现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而通过形成一个组织(企业),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新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在考察了企业出现的原因之后,科斯(1937)进一步探讨了企业规模扩大的几种情形。科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交易费用”这一概念,但在其论述中所指的那些成本,实际上就是“交易费用”。而在科期之前的经济理论忽略了交易费用因素,认为经济是在无交易费用的“无摩擦”的世界中运行的。科斯(1937)的理论得到真正的发展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
威廉姆森(Williamson,Oliver)为新制度经济学格局的转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威廉姆森将纵向一体化从未在价值理论中享有牢固地位归因于传统的对竞争性市场的运行成本为零的假设。他着重分析了资产专用性投资、不完全签约等问题。他重新定义了交易费用概念,将不确定性、交换频率及投资的交易专用性程度作为描述交易的基本点。同时,他认为,经济活动的有效组织必然要求根据交易特性有区别地使用规制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指出了交易费用如何和为何能以各自特有的方式于组织制度相匹配。他还重新给出经济学的行为假定。他认为,行为假定包括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
威廉姆森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主要在企业内部结构上。无论是对纵向一体化、经济组织,还是契约关系问题的讨论,都是如此。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克莱因、张五常等的贡献
克莱因(Klein Benjamin)认为,市场决定的契约关系的各种类型,较纵向一体化和市场交换简单选择的区分重要。一种根基于不完全契约存在(缘于不确定性和考核成本)的交易费用的特殊形式(套牢hold up存在的交易费用)也许是许多随意中止和排他性协商的契约安排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五常认为,强调交易费用并非要否认从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或生产的有效协作中可能获得的收益。他指出了企业规模的模棱两可,“事实是依照某个人的观点,一个'企业‘可能小到只是两个投入要素的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或者如果一系列的契约允许扩散,它又可以大到包容整个经济。”(陈郁,1996)因此,说“企业”取代“市场”是不十分确切的,而应说一种契约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
张五常的这种看法实际上蕴含着一种契约可以比另一种契约更为节约交易费用的观点。这也为我们在研究国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开拓了新的视角,即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政府和市场这两种制度的安排问题。当我们想到国家观时,更容易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典型的国家观有两种,一种将国家视为有机体,国家是整个社会的心脏;另一种将国家看作机械体,国家是人民的信托机构,政府官员是受托人,信托机构和受托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设立的。后一种观点表明个人是舞台的中心。(注:罗森(1992),第4-7页。)这一种观点实际上是社会契约论的表现。这也就表明这样的国家观与从契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问题显得更为自然。
契约安排理论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张五常认为,在价格理论领域中,经济学家传统上关心的是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忽略了契约安排及其对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影响,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这种方法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现实世界。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不完全签约理论的兴起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是交易,而交易是在契约的规定之下进行的。威廉姆森(1971)就对契约的不完全性作了分析。格罗斯曼和哈特在《所有权的成本和收益: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理论》(1986)(注:该文的中译文见陈郁编(1996),第270-314页。)一文中对不完全契约理论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订立契约的成本构成交易费用的一部分。不完全契约理论是对完全契约理论的发展。
完全契约是指交易各方所订立的契约能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都能作出相应的规定。而不完全契约不能穷尽所有事件。之所以契约是不完全的,是因为:“人们不可能事前预料到未来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或者即使预料到了,也不可能写出来;或者,即使写出来了,也由于法院无法证实和监督成本太高而无法执行。”(注:张维迎为费方域(1998)所作的序。)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给企业作了定义,认为“企业由其所拥有的资产(如机器、存货)所组成。”他们提出了一种有成本的契约理论,该理论强调契约性权利可能有两种类型,即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当在契约中列明所有对资产的特定权利代价高昂时,让一方当事人购入所有剩余权利为优。所有权就是购入的这些剩余权利。当一方当事人购入剩余权利时,另一方就丧失了这些权利,而且这必然会引起扭曲。”对作为供给者的被收购方的管理者而言,可能会对他们的行为造成扭曲,从而导致共同所有变得有害无益。“因此,当事人各方总是试图在契约中写明有关内容以在他们之间有效地配置剩余控制权”。(陈郁,1996)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指出:当当事人一方把他希望得到的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资产的某种权利详细界定的成本太高时,购入在契约中具体明确规定之外的全部权利可能是最佳的选择;所有权就是购入这些剩余控制权;纵向一体化是为了获得剩余控制权而购入某一供给者(或购买者)的资产。
他们所建立的模型强调了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所致的扭曲(这种扭曲妨碍了一方当事人通过事后获得的收益来补偿其事前投资),因此,一个企业的投资决策相对其他企业的投资决策特别重要时,一体化是最优的;当双方的投资决策都“相当”重要时,非一体化是可取的,契约的不完全性还会导致其他方面的扭曲。
他们还指出,如果由于存在交易费用或不对称信息而有碍事后重新进行谈判的话,那末剩余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事后剩余的规模及其分配。
哈特和穆尔在《产权与企业的性质》(1990)一文中,沿着不完全契约理论的道路继续行进,为研究交易何时应该在企业内部进行、何时应该通过市场进行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他们按照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的思路,依据企业财产受其所有者控制的情况对企业本质进行了识别。他们认为,一体化与非一体化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一体化时,可以有选择地解雇企业的工人(包括被收购方);而在非一体化时,只能“解雇”整个企业(即与整个企业中止往来)。他们利用这一思路来研究所有权的变化如何影响雇员以及业主——经理的激励。
用不完全契约理论来研究企业,是对早期有关企业的交易费用理论的重大发展。(注:钱颖一为费方域(1998)所作的序。)
四、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
交易费用经济学是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补充,摈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无磨擦”的假设,而专门讨论市场中“磨擦”——交易费用——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影响。(单伟建,1989)
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认为存在完全理性,这可以视为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资产专用性概念的提出对正统理论的挑战表现在,对新古典交易而言,当事人的确定无关紧要,与此相反,对维持长期的有大量投资的交易——专用性资产的交易而言,当事人的确定至关重要。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程序问题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一般的经济学家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这也可以视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理论的挑战。威廉姆森认为,程度效应远较正统经济学所承认的为细微和广泛,应在特定的契约关系研究组织的程度特征。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拓宽了正统理论的研究范围。正统理论将企业视为黑箱,而交易费用经济学打开了这一黑箱,讨论了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第二,新制度经济学比起正统理论的假设更为符合现实(注:这并不是说符合现实的假设就比不符合现实的假设更好,一个理论的预测能力才是判断理论优劣标准。交易费用经济学在更为现实的假设之上,对正统经济学原先涉及的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前者比后者更为可取。),使经济学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讨论更为深入。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这是因为,交易费用导致制度结构的选择的不同,而不同的制度结构必将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正统理论忽视了交易费用,不可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就资源配置而言,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较旧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忽略了交易的成本。事实上,交易的成本是因为交易要耗费资源引起的,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从而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并没有交易费用的位置。“在那里,交易发生在空间的一个点上,并且是在瞬间完成的;参加交易的人都是具有完善理性、全知全能的人;他们之间的交易一拍即合,并且从不翻悔……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是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确实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少便利,它使新古典经济学在形式化和数量化方面取得辉煌的进展,但同时也为之付出了代价——缺少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盛洪,1996a)“交易费用使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结合了起来,它使人们可以用前者的成熟方法去实现后者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从一个较为虚幻的世界走向了现实的世界,从市场的狭窄领域向社会的一切领域进军。”(盛洪,1996a)
第三,新缺席经济学中对不完全契约的讨论,以及剩余控制权问题的提出,使得制度安排的研究能够更加深入。
正统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关 键 词】经济决定论;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历史指认。
【作者简介】赵庆元,石家庄经济学院社会科学部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
虽然单从名称的创始来看,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提出至少可以追溯到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但经济决定论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演绎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议题却是一件相当晚近的事情,尽管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早在20世纪初期即受到列宁的激烈批判,并且这种批判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逻辑走向。其所以如此倒不是因为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所谓经济决定论的错误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而是因为我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受到伴随改革开放而传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强力影响,否则我们就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之前的几十年中却一直没有什么人提出过对所谓经济决定论错误的批评。但是,这样一件晚近的事情在一些人的思想上刻下了怎样深刻的印迹,它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造成了多么顽固的识见,从笔者发表于《求实》2009年第5期的《“经济决定论”的多重误识及其解析》一文所受到的来自于万平和李文峰《“经济决定论”的历史指认》(载《前沿》2011年第7期。以下凡引该文不再注明出处)一文的激烈批评即可见一斑。在这篇文章中,万平和李文峰指责笔者忽略了经济决定论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所形成的“特定理论内涵”,而仅仅局限于在“抽象的概念基础上的臆测与推断”。而这或许也正是论者文章标题中“历史指认”一词的真正所指。但是,通览《“经济决定论”的历史指认》的全文,我们却并没有看到论者在何处和怎样进行了对经济决定论的“历史指认”,而这方面在拙文中也的确存在着某些缺失。因此,笔者想在这里尝试对经济决定论做一点论者实际上也并没有做的补救性“历史指认”。而对于论者对拙文所谓的在“抽象的概念基础上的臆测与推断”的指责,鉴于论者使用了“论说相当精妙,运用的几乎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语言和逻辑”“在唯物主义的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大体上符合学术传统”以及“阐述的相当准确”“逻辑环节丝丝入扣”等词句,笔者在这里就不再做无谓的辩解了。
一
在文章的一开始,万平和李文峰就先入为主地确定了对于经济决定论的立论基调,这就是经济决定论在“学术传统上”的含义是“指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时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理解的片面化、教条化而产生的一种错误思想和观点。它从强调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起的决定作用,走向一个极端,即把经济因素看成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忽视甚至否认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个人意志等其他因素的重要作用”。但是,且不说所谓的“学术传统”是否意味着一种对经济决定论客观中立的终极判定,既然要在这里做一种基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的“历史指认”,接下来就自然应该是对被“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所片面化和教条化理解的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分析。但是,论者显然并没有做这样的历史指认。自然地,也正因为论者并没有做这样的历史指认,就给我们的思维留下了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理论空当。
正统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本文对计量经济学及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论文进行了综述、补充和总结，系统地从经济理论、统计学和科学性角度分析了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及其设定方式。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内容模型方法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理论、统计学和数学三者的结合。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主体是经济现象发展变化的数量规律，计量经济模型描述的是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这就决定了计量经济研究必须以经济理论和经济运行机制作为建立模型的理论依据。此外，由于计量经济研究过程是将经济理论与客观事实紧密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计量经济研究的结论反过来可以验证有关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即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因此，计量经济的研究成果又可以进一步充实，完善和发展经济理论。
数理经济学是一门以数学形式描述经济变量之间逻辑关系、运用数学符号和公式分析研究经济现象的学科。数理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区别只是表述形式不同，所以，有人称之为“理论上的空盒子”。但是，数理经济学对计量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却有着重大影响，因为它毕竟将经济关系数学化、公式化了，为计量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计量经济学家在此基础做了两点改进，一是在模型中加入随机误差项，使模型成为随机方程。二是利用统计资料和数理统计方法估计出模型的具体形式。所以，计量经济学时计量经济研究的基础，计量经济学时数理经济学的具体应用和发展，计量经济的研究结果在数理经济学的“空盒子”中填上了实际内容。
一、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科学性的研究
讨论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科学性，必须回答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计量经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广义的或者说完整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并不是一般认为的“只能检验，不能发现”，而是一个能够作出科学发现的研究全过程。计量经济学模型不是有人认为的“是归纳的”，模型设定阶段的演绎与模型检验阶段的归纳相结合，构成了完整的、辨证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认识论。
2．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体系的内在一致性问题。现代计量经济学包括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微观计量经济学、非参数计量经济学以及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等相对独立的分支。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内在一致性，是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重要体现。从计量经济学模型发展的角度，论述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科学性。
二、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统计学基础研究
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统计学基础相关的专题有3个，即模型类型设定对数据的依赖性、模型随机扰动项的源生性和假设检验的不对称性。“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数据的依赖性”全面地论述了计量经济学模型与数据的关系。从计量经济学模型类型选择、总体回归模型设定、模型估计和模型应用等方面分析了数据的作用，强调了模型对数据的依赖性。具体包括，计量经济学应用模型的类型依赖于表征研究对象状态的数据类型，不同类型的数据，必须选择不同类型的模型。
从检验对象的角度，计量经济学中的假设检验大体分为四类。一是关于模型设定的检验。二是关于分布的检验。三是关于样本数据的检验。四是关于模型结果的检验。从检验方法的角度，计量经济学中的假设检验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嵌套检验。在非嵌套检验中，既设定了原假设，又同时设定了备择假设，检验一次完成。绝大多数假设检验都采用非嵌套检验。一类是嵌套检验。在嵌套检验中，只设定了原假设，没有明确的备择假设，检验非一次完成。当原假设被拒绝，需要设计进一步的检验。
假设检验中充满着不对称性。假设检验的不对称性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的不对称性，属于经济学范畴；二是证伪和证实的不对称性，属于逻辑学范畴；三是犯第一类错误和犯第二类错误的不对称性，属于统计学范畴。正确理解假设检验的不对称性，对于正确认识和正确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都是十分重要的。
三、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设定理论的研究
在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应用研究中，直接依据经济学理论设定总体模型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通常被认为是先验理论导向的。以先验的经济学理论作为计量经济学模型总体设定的导向，至少存在两个主要障碍。第一，正统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和理性选择为其理论体系的基石，任何一种理论都建立在决策主体是理性的和决策行为是最优的基础之上。而计量经济学模型总体设定的目的，是建立能够描述人们实际观察到的经济活动之中蕴藏着的一般规律的总体模型，毫无疑问，实际经济活动既不是“理陛”的，也不是“最优”的。第二，正统经济学理论强调“简单”，认为只有简单的理论才能够揭示本质。而计量经济学模型恰恰相反，它强调“一般”，必须将经济活动所涉及的所有因素包含其中。所以，即使经济学理论是正确的，也不能据此设定计量经济学模型，因为它舍弃了太多显著的因素。所谓“统计检验必要性”原则，是对数据关系导向的批评。
计量经济学模型设定应该遵循“经济主体动力学关系导向”原则。以经济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动力学关系分析为基础和前提，基于该动力学过程生成的数据，以数据统计分析为必要条件，验证并确定经济主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正是计量经济学总体模型所要界定的因果关系。以这样的原则设定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实现先验理论导向和数据关系导向的综合。
参考文献：
[1]李芝倩.应用导向下的本科阶段计量经济学教学之思考.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12).
[2]吴国新,余宇新.基于主体可计算模型的服务外包生态系统研究综述.国际商务研究.2010(06).
正统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技术观；和谐技术观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6―0015―06
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技术观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动力。但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有很多负面影响。因此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重新审视技术的作用，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切合时代要求的技术观。
技术观是指某一时期人们对技术的总体评价，它涉及到人们对技术发展的总体看法，对技术功能的认识，技术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技术观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技术观。技术观在具体的技术实践活动中形成，同时技术观又对人们的技术实践活动起指导作用。现代技术观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技术决定论(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部分条件论(包括生态技术论、文化主导技术观和、技术人文化和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条件总和论(包括适用技术论)。工业技术观在带给人类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给自然、社会和人的存在造成了破坏性，局部甚至是毁灭性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对之进行反思、批判，重新审视技术与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技术决定论的批判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技术决定论的修正，这方面大体上沿着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两条线路展开，在重新审视技术与自然的关系中，逐渐形成了生态技术观；在重新审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中，逐渐形成文化主导论和技术人文化等理论。另一方面是对技术决定论的完全否定，形成了适用技术论。这些技术观虽然各自适应了不同发展观的需求，但都割裂了技术系统与经济、自然、社会系统的有机联系，与科学发展观的目标系统有一定差距。
二、现代技术观评析
(一)技术的三维角度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技术与经济、自然、社会四个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大系统。技术是直接的社会生产力，技术系统对经济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作用是直接的、明显的和巨大的。为了清楚有效地分析现代技术观的演进，我们尝试以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为三个轴向，在x轴经济系统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受到经济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在y轴自然系统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受到自然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带来的自然效应；在z轴社会系统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受到社会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带来的社会效应。这样便形成了不同组合的八个卦限：第1卦限(x正，Y正，z正)、第Ⅱ卦限(x负，Y正，z正)、第Ⅲ卦限(x负，Y负，z正)、第Ⅳ卦限(x正，Y负，z正)、第V卦限(x正，Y正，z负)、第Ⅵ卦限(x负，Y正，z负)、第Ⅶ卦限(x负，Y负，z负)、第Ⅷ卦限(x正，
Y负，z负)。如图1所示。x正、Y正、z正分别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分别受到经济、自然和社会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产生的经济、自然和社会正效应；x负、Y负、z负分别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不受经济、自然和社会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产生的经济、自然和社会负效应。由于技术应用导致的效应的不断变化，人们对技术的形成、发展看法不断发生变化，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技术观。下面我们从这个角度评析现代技术观的演进。
(二)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是一种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认为现代工业技术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相同的社会后果，无论其社会环境如何，技术规则决定一切，任何社会一旦做出发展现代工业技术的决定，则社会后果的模式就将由技术规则所决定。技术是人类无法控制的一种力量，技术的状况、影响和后果不会因为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而改变，相反，社会制度的性质、结构秩序和人类生活的质量等，均要单向地、唯一地决定于技术的发展、推断和控制。技术决定论是现代西方世界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社会思潮，按其对技术应用的效应评价与预测上划分，又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和观点：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
1、技术乐观主义
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技术本身是消除社会弊病、造福人类的法宝，尽管技术的发展可能出现消极后果，但这些消极后果终将再为技术所消除。技术乐观主义强调新技术革命能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矛盾，消除大工业生产造成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技术异化等现象。从图1来看，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技术应用不管从哪一个卦限出发，最后都会回到第1卦限(x正，Y正，z正)。西蒙的“没有增长的极限”、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就是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
2、技术悲观主义
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是导致社会灾祸、危害人类的根源，把一切自然、社会的问题都归罪于技术，认为技术对人类的统治是不可抗拒的，技术的发展必然造成文明的殁落。为了消除技术的消极后果，只能阻止技术本身的发展。从图1来看，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应用不管从哪一个卦限出发，最后都会回到第Ⅶ卦限(x负，Y负，z负)。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里夫金的熵世界观和法兰克福批判主义学派的“单向度的人”理论都是这种观点的杰出代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技术的社会效应问题，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的共同缺点是：它们只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问题，把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极端地夸大为唯一的、决定的统治力量，极端地看到了技术的积极后果和消极后果。
(三)部分条件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对技术决定论进行反思、批判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大体上沿着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两条线路展开，在重新审视技术与自然的关系中，逐渐形成了生态技术观；在重新审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中，逐渐形成文化主导论、技术人文化等理论。
1、生态技术观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和能源危机的出现，人们开始对传统的经济模式和技术范式提出质疑，并逐渐演变为一场全球范围内的环保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断反思技术与自然的关系，探索一种新型的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技术观，生态技术观就是这一探索的结果。从图1来看，生态技术观强调技术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受经 济系统制约外，还要受自然系统的制约；同时技术的应用在取得经济效应的同时，应以不破坏环境为前提，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和第V卦限(x正，Y正，z负)。生态技术观指导下的生态技术是指遵循生态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节约资源和能源，避免、消除或减轻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负效应最小的工艺和产品的总称。
生态技术观突破了技术决定论的封闭性、垄断性、排他性、征服性，追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平衡发展。生态技术观是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作为根本目标，科学地利用开发和保护资源的技术价值观。
2、文化主导论
技术决定论从人的物质需求与满足的过程出发研究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得出了现代技术统治人类社会的片面结论。而文化主导论认为技术是一种文化现象，技术是整个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即技术文化仅仅是亚文化系统，同时技术又是整个文化环境的一种结晶，是人类在对自然客体的考察和认识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文化主导论侧重于从社会文化把握现代技术的价值、意义及其发展趋势，突出了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文化传统等精神因素在现代技术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默顿(RobertI(ingMerton)在谈到新教对科学的刺激时说：“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思想感情，属于那些永远影响着科学发展的文化变量。”从图1来看，文化主导论强调技术的形成、发展除了受经济系统制约外，还要受社会系统中文化因素的制约；技术的应用在取得经济效应的同时，文化效应应为正值，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和第Ⅳ卦限(X正，Y负，Z正)。
文化主导论否定技术的自主性，强调文化传播、观念文化在推动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先导性。现代技术的发展方向、发展动力从根本上说是由价值观念决定或提供的。文化主导论不再把技术作为出发点，去定位现实世界，不再用技术来左右人的思维准则和价值取向，而是把它限制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日本著名技术评论家森谷正规曾对日、美、欧的技术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每一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技术的长处就是它来自日本的环境和日本民族的特性，与本国的文化、生活方式和环境联系在一起。“每一个国家的技术或制成品，全都是该国文化的产物”。因此不同的地域环境及与此相关的文化地理性质决定了技术效应的差别。
3、技术的人文化
技术人文化主张技术的发展要把人置于核心地位，强调科技与人的融合，从而克服技术的无人与无视人的状态。把技术完全建立在人的基础上，始终围绕人的个性自由、现实生存、未来发展为目的，使技术复归于人的生活世界，并真正成为人的技术。从图1来看，技术的人文化强调技术的形成、发展除了受经济系统制约外，还要受社会系统中人的制约；技术的应用在取得经济效应的同时，要以人为中心，社会效应应该为正值，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和第Ⅳ卦限(x正，Y负，Z正)。
科技史之父乔治・萨顿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没有一种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他们，除非任何一种有效方案都必须有科学的人文主义化。“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故而，科学的人文主义化并没有消解科学、贬低科学，相反则使它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技术人文化的实质就是追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主张一切合乎人性的技术才是人类最需要的技术。
在制约现代技术发展的诸种环境因素中，自然、文化、人和社会因素的作用与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否则，就不可能全面地把握技术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生态技术观、文化主导论和技术的人文化在解决技术决定论所导致的某一方面的负面效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部分条件论的缺陷也很明显，完全否定技术的自主性，片面强调某一类限制条件的重要性，无法使技术与自然、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有机地统一起来。
4、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
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是通过批判技术决定论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荷兰人比克和美国人平齐于1987年主编的《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一书标志着社会建构论技术研究的开端。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认为技术是社会建构物，社会因素决定技术内容，技术的发展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情景，技术活动受主体的经济利益、文化背景、价值取向等社会因素决定，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整合中形成技术的价值负载。技术不仅体现技术价值判断，更体现广泛的社会价值和技术主体价值。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分为强社会建构论与弱社会建构论，弱社会建构论认为科学技术只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强社会建构论认为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内容也是由社会建构的，对技术的成功和失败不能简单地根据其效用或内在结构做出功能主义的说明，而需要用社会因素来解释，这意味着技术所以是这样而非别的什么，并不是技术的内在性质，而是社会建构的。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和技术的有效性并非来自于自然，而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从图1来看，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强调技术的形成、发展除了受经济系统制约外，主要受社会系统的制约，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和第Ⅳ卦限(x正，Y负，z正)。
(四)条件总合论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和技术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只研究技术系统与经济、自然、社会系统关系的某一方面或某一侧面是不够的，现代技术的形成和发展是各种经济、自然和社会条件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条件的总和构成了制约技术存在、发展的技术环境，决定着技术活动的选择空间和发展方向，因而，研究技术环境的整体性质是正确把握现代技术发展特点、趋势及其规律性的重要前提条件。从图1来看，条件总合论强调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受到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制约；技术的应用应取得经济、自然和社会综合效应，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适用技术理论是条件总和论的代表理论。
适用技术是指能够切合于一定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具体条件，自身具有合理的动态结构，取得最佳的效益以保持与人类和自然持续协调发展的技术系统。印度学者A・K・雷第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适用技术归结为三个目标。(1)环境目标。尽量节约能源，循环使用各种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以促进各地区生态环境的协调。(2)社会目标。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最基本要求，提供富有创造性和引人入胜的工作，能与文化传统相互交融，促进社会和睦。(3)经济目标。消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采用地方资源并生产地方消费品，把经济引向分散经营。
条件总和论的出现，根源于现代技术系统同经 济、自然和社会系统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织、一体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反映了现代技术日趋复杂化、系统化、综合化的特点与趋势。条件总和论有助于全方位地考察技术系统与经济、自然、社会系统的关系，纠正技术决定论、生态技术论、文化主导论和技术人文化的片面性倾向。条件总和论重视了技术环境对技术发展的客观制约性，却忽视了技术实践主体适应和改造技术环境的能动性，不能揭示技术与技术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辩证发展过程。
三、和谐技术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的技术理论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目标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还包括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等。经济、自然、社会和人的发展等诸多社会发展子系统构成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系统，现代技术观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系统。
构建新的技术观，必须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评价技术在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在人类历史上，真正把技术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放到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经济关系中去加以系统研究的是革命导师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了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但同时也认为技术只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但它不能直接决定社会制度和国家的基本性质，不能单独直接地通过技术去说明哲学、政治法律观念、宗教和艺术等的本质特点。同时，技术能否得到顺利发展，技术的成果被用于什么样的用途，均要受到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制约，技术应用的消极后果的防治和治理程度，也要受到社会的控制。在批判、借鉴现代技术观的基础上构建和谐技术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和谐技术观是指以人为本，强调技术与人、经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协调均衡、互动中实现各子系统及整体和谐的技术价值观。
(一)和谐技术观的特征
和谐技术观通过对各种技术观的扬弃，提出多目标的价值取向，它在内涵、原则、目标上体现了与和谐社会要求一致的契合性，这就决定了它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手段和有效途径。和谐技术观之所以能在与工业、生态技术观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代表着文明演进的新趋向和时展的新潮流，这些新趋向和新潮流，又是通过和谐技术观的特点体现出来的：
1、随目标的变动性。相对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不同的企业或部门，在不同时期、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不同条件下，所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在取得最佳效益的总原则下，和谐技术对于不同的目标或更注重节约能源，降低原材料消耗；或更关心扩大劳动就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或更强调维护生态平衡，消除环境污染；或更注重提高劳动者素质，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等。
2、时变性。和谐技术只能在一定时间内存在，并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它有一定的时效期，具有鲜明的时变性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环境改变了，和谐技术也要发生变化。
3、区域性。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的不平衡性及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不同，使得和谐技术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和浓厚的地方特色。
4、高效性。和谐技术的高效性，不仅指高效率，而且更是指高效益。高效率是对和谐技术高效性的量的要求，高效益则是对和谐技术高效性的质的规定性。和谐技术的高效性，正是高效率与高效益，量与质的辨证统一。
5、生态性。和谐技术的生态性是指它能够服从自然生态发展规律，维护生态平衡，与自然环境保持协调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和谐技术是一种生态技术，是一种环保技术。
6、人文性。在“人――技术――自然”大系统中，和谐技术不仅能够适应自然界的发展，而且还能够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满足人的心理、生理和精神等各方面的需要。
7、协调性。和谐技术可以调节好经济、自然、社会和人的生存与发展效益之间的关系，可以实现这些子系统的互补互进。
(二)和谐技术的功能
和谐技术观下的和谐技术是指适应于该国或该地区的内外部环境，能与当地的经济、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在互动中实现最佳综合效益的技术系统。和谐技术不是一个封闭孤立的系统，而是社会、经济、环境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谐技术有以下功能：
1、促进自然系统的科学发展，即适应本地的自然资源，有利于综合利用本地的资源、能源，发挥资源优势，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
2、促进经济系统的科学发展，即适应本地的投资水平，产品有市场，有明显的经济效益；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形成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实现技术经济一体化。
3、促进文化系统的科学发展。即能与本地的文化变迁互为补充，能与文化信仰、习俗等融为一体。
4、促进教育系统的科学发展。即能与本地的教育形成良性循环，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
5、促进技术系统的科学发展，即有利于促进整个技术体系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本地的科学技术水平，使其逐渐达到技术自立。
6、促进人口系统的科学发展，即有利于不断增加就业机会，减少人口就业压力，逐步消除社会不公。
上述六个功能是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和谐技术正是为了寻求最佳的“结合点”，促使经济、自然和社会系统之间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实现。和谐技术的功能如图2所示。
四、“恭城模式”：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技术理论的成功探索
我国很多地区运用和谐技术观指导实践，积极探索，已初见成效。如“恭城模式”。广西恭城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山光、地瘦、人穷，是广西49个贫困县之一。但是，恭城独辟蹊径，通过探索和实践，提出了大力发展沼气建设的思路。随着沼气技术的推广，恭城县找到了一条适合该县发展的和谐技术系统，走出了一条以沼气技术为纽带，带动种植业和养殖业发展，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科学发展的道路。经过20年的生态农业建设，探索出了“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简称“恭城模式”)，催生了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旅游业的发展，正在形成“养殖一沼气一种植一加工一旅游”五位一体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恭城被农业部、科技部、环保总局等国家部(委)、局先后授予了“部级生态示范区”、“部级可持续发展试验区”、“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全国水果无公害生产示范基地县”、“全国园艺产品出口示范区”、“中国月柿之乡”、“中国碰柑之乡”、“全国科普示范县”、“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等称号。
恭城和谐技术系统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沼气技术系统发展阶段(1983―1988)，大量发展沼气池；二是养殖一沼气一种植技术系统发展阶段(1989―1994)，“一池带四小”(即一个沼气池带一个小猪圈、一个小果园、一个小菜园和一个小鱼塘)的庭院经济在全县迅速推广；三是养殖一沼气一种植技术系统成熟阶段(1995―2000)，形成了“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模式，即“恭城模式”，生物防治技术、无害化生产技术、农业节水技术、水果改良技术、储存保鲜技术等得到应用；四是养殖一沼气一种植一加工一旅游技术系统发展阶段(2001至今)。到2005年，恭城沼气入户率达88％，并建立“规模养殖、集中建池、统一供气”的示范点，还实施了农业科技人户示范工程项目，包括推广水果新品种、新技术、提供信息服务、做好物化技术服务等内容。
正统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对立还是统一
王小锡教授从分析经济伦理的重要范畴——经济自由概念入手，认为在科学、理性的自由观视阈下，经济自由应该是人的理智与深层心理相统一的真正的经济意志自由，是在经济行为主体各自认同公共自由并坚守规律、规章、法律基础上的真正的经营自由；并在借鉴刘湘溶教授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实现经济自由与环境保护是内在统一的，认为作为经济主体——企业的清洁生产就是理性生产，高效生产，是负责任的生产，这体现了真正自由的经济境界。
陈泽环教授阐述了经济应该由道德和政治来领导是钱穆经济文化观的基本要义。他指出，中国传统经济文化观不仅注重以德导利、以义制利的经济伦理精神，而且注重“天人相应”、“物我一体”的生态伦理精神，追求“天长地久、福禄永终”的生态道德境界。传统经济伦理与传统生态伦理是内在统一的，在当今人们物质欲望强烈、国际经济竞争激烈的世界中，我们要坚持把经济繁荣富强作为社会公正和谐、精神文明崇高、生态平衡协调的手段，走一条更合理、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卢风教授从拷问“科技创新和循环经济能确保大量消费吗”开始，通过一系列实证分析与理论佐证，得出了“为走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我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必须大幅度减量”的科学结论，紧接着又对“市场经济可否自然导致经济非物质化”问题进行了道德发问，通过详实而具体的数据材料论证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人们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观念并没有改变，迄今为止的全球经济仍然是物质经济。最后，他论证了生态文明的经济结构应该是：稳态的、清洁的、生态化的物质经济+逐渐增长的非物质经济，得出了只有“走向生态文明才会有健康的非物质经济”的科学结论。
二、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该负哪些生态道德责任
乔法容教授认为企业是循环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生产要遵循“减量化”、“洁净生产”、“再循环”、“再利用”、“生态化”等道德要求。
王建明教授认为企业是地球生态共同体的重要成员，既是经济繁荣的发动机，又是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制造者，同时也是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主要责任者。它对公众、社会和自然均负有不可推卸的生态道德责任。
王小锡教授在指出实现经济自由的路径时也强调企业要确立经营责任意识，认为企业应肩负清洁生产的生态道德责任。
郭建新教授认为，企业的道德责任可分为基本道德责任、条件道德责任和崇高道德责任三个层次，其中基本道德责任要求有害的“三废”排放不能超过《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标准，条件道德责任要求有害的“三废”不应排放或在《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标准内最小量地排放。
三、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路径
郇庆治教授认为中国环境现状中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对经济主义“发展”至上性或超价值审视的误判或短视，正是这种无原则或价值中立的“发展”已经并且正在带来诸多的生态、社会与文化问题，要走出这种时代困境，必须从确立发展的边界开始‘寻找一条真正属于中国的绿色道路，即进行伦理重建、促进社会政治主体的意识觉醒及其变革、强化环境政治及作用。
曹孟勤教授认为，现代人在征服、控制和支配自然的同时人为地破坏了物的自由，导致了生态危机。他运用诸多近现代西方哲学家关于“自由”的经典论述，指出“人自由也让物自由”是人之为人的必由之路，认为应从实现人的真正自由的深层路径去探寻解决人类生态危机的良方。
包庆德教授则从分析“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人手，认为消费“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最主要也是最具时代特征的异化现象，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最现实具体的根源，克服异化消费的出路是建立一种积极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并实行适度的消费方式。今天的生态危机需要对人类改造自然活动特别是消费行为进行生态约束、引领和规范。
田松教授认为在工业文明的社会框架下，资本是一切的核心。把自然充分还原成一个个基本构件，对自然进行严格的操控，是最高效获取利润的方式，也是最高效破坏自然主体性，从而导致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的方式。而在有机自然观中，世界是由生命构成的，这些生命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共同演化的。鉴于此，他指出现代性所遵循的机械自然观导致了人对自然的主宰与滥用，机械的自然观只有向有机或整体的自然观转化，才能确立生态伦理和经济伦理的基础。
周林霞教授认为农村城镇化有效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广大农村不得不承受着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沉重代价。她指出，理想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应该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强调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生态伦理的构建必须体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城乡统筹等社会发展的价值原则，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机构、企业组织和公民个体的生态伦理规导机制。
四、经济学中的“价值中立”能否成立，转基因技术对环境有何影响
孙春晨研究员通过对弗里德曼的经济学“价值中立”辩护观点的逻辑分析，不但发现了其内在矛盾，而且从中找到了经济学离不开价值判断的有效论据，并结合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事实，充分论证了“经济学的价值中立”观点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肖显静教授认为当今的转基因技术破坏了生物的完整性，对人类的机体与生活构成了不确定性，有可能造成相应的环境影响，并蕴藏着损害环境的巨大风险，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有悖于生物中心主义，而其应用则又有悖于生态中心主义，与环境伦理学的要旨相背，应该警惕。
正统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本文基于对周大伟先生在《西部法学评论》2008年第5期发表的《经济法：一道困扰中国法学界的难题》一文的理性批判，本着学术商榷的态度，进行理论论证，以消释类似周先生之人对经济法的质疑，使其得到进一步的澄清。
读周先生之文后，领其要义可知如此结论：经济法之所以成为困扰中国法学界的难题，归结起来就在于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民商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平处同位，也即经济法的地位问题。结合周先生之文，笔者做以下理性批判和几点说明：
一、传统的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存在问题，从而引起对经济法地位独立性之争
前苏联法学界有一个经典的唯物主义法学命题，即法律调整的对象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和性质上的差别，则是法的体系及其分门别类的客观依据。同时，无论按照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还是按其性质来划分法的部门，又都必须结合法的调整方法。于是又引出另一个经典型的命题，即：必须将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和法律调整方法结合或者统一起来，作为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或依据。这些都被我国法学界毫无保留的接纳了。[3]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和法律实践的不断发展，其理论上的缺陷性逐渐暴露出来。著名经济法学家史际春先生曾针对此有专门论述，他认为传统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或依据的主要缺陷在于：1、传统理论基本上把法律部门的划分归结为法对社会关系的机械映照，即虽然突出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但却忽视了人类认识过程的能动性和创造性；2、传统理论把法律部门看成是不同板块之间的关系，而法律体系不过是一个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界限分明的拼盘。然而实际并非如此；3、在形式逻辑上，传统理论违背了按分类对象自身特点进行分类的逻辑要求，从而走向了自己的悖论。
正是由于传统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存在以上论及的理论缺陷，从而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力，不能够解决我国目前法律部门的现实情况，使经济法部门法的独立性屡遭质疑。因此，重新研究和确立更为合理的法律部门划分依据，对于进一步充分论证经济法的独立性地位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从经济法目前的发展的现实情形和将来趋势来看，其作为一个法律部门而独具的独立性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理由如下：
（一）经济法具有其独特的任务
人类近百年的经济发展成果和发展教训，都无可争辩的确认了经济法的特殊任务。经济法具有其独特的任务，即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从公共利益出发，以社会为本位，全面宏观的调整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和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经济关系。经济法的产生晚于其他部门法的原因就在于产生经济法的土壤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时期。在这样的"土壤"里，传统的私的交往和政府的经济职能都具有了全新的社会意义。突破了传统的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所不及的功能缺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经济法具有独特的理念和价值追求
经济法对再生产过程中具有直接社会性和国家意志性的经济利益关系进行调整，有其独特的理念和价值追求。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对这类关系也进行调整。但民法对此调整的理念和价值在于意思自治，私权神圣和私权利保护；行政法对此调整，着眼于公权之间及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平衡，消极的进行平衡与协调。而经济法，对此调整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以社会为本位，追求秩序（经济秩序）、正义（社会正义）、自由（自由竞争）、公平（市场主体间和机会的平等）和安全（经济安全）。正是经济法独具的视角、理念和价值，使其成为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法律部门之一，屹立于法律部门之林而不逊。
（三）经济法法律部门的形成与发展符合法律部门发展的一般趋势
一个新的法律部门的形成，总是在社会发展特别是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法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以后，在已有的大量的法规存在的基础上形成的，即旧的法律部门无法容纳这些新的法规时，才必然出现一个新的法律部门来容纳这些新的法规。[4]经济法正合此形，作为一个新增法律部门出现是其他法律部门所不能容纳的新法规前途的福音和法律部门发展的盛事。
二、曾经否认经济法法律部门独立性的观点在学界已得到澄清
周先生之作引用的观点大多来自于经济法其法律部门独立性尚未得到学界和官方认可时期。在今天经济法独立性得到澄清的情形下，仍然便搬出过时的观点，掏过时观点的衣兜，意义何在？
对经济法地位独立性澄清的主要代表观点主要有以下出处：江平和陶和谦：《谈谈民法和经济法的划分问题》，《经济法论文选集》（北京政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编），第76-78页；郑立：《试论经济法》，《经济法论文选集》（北京政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编），第61-63页；杨紫煊：《经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6页；李昌麒：《经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9页。等等众多，兹不赘述。
综上两点，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是确定的。同时其独立性是其他部门法所不能替代的。经济法对与中国法学的繁荣，功不可没，哪何谈"困扰"二字呢？
三、尊重一国的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周先生在其文章中一再提到国外对经济法的研究很少，甚至于绝迹。其说法首先是有违客观事实的。其次就一些国外情况来推出我国经济法研究和法律部门存在是没有必要这样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法律文化是指每一代人从其生活环境、尤其是前人的经验中学习而来的有关涉及法律的知识。与其相联系的就是法律传统，它指的是世代相传，辗转相承的有关法的观念、制度的总和。[5]法律传统构成了法律文化的精髓。中国也有自己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同时更有自己的法律国情。我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基于最大的客观实际----法律国情。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利益单一到利益多元，这一切迫切召唤经济法的出现来予以调整，以保障和完善国民经济的发展，确保经济的安全，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正统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本来是党校的优势。随着国际苏东巨变和国内改革开放，传统基础理论已经无法很好地解释和指导现实了，党校的理论优势逐渐失去。科研变成了被动应对现实，教学变成了被动应对学员。理论的视野由基础理论层面降低到了应用理论层面，说理不深、不透、不系统，从根本上制约着党校作为理论武装的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之作用。扭转这一局面的根本办法，是创新基础理论，使其重新获得新的解释力和指导性。
要区分基础理论（认识性理论）与应用理论（实践性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影响到人们对其的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
一、正本清源：基础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苏联模式”包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有些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过去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就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例如，他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是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以后逐渐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说。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质是“单线发展”论，即认为人类社会都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模式发展的理论
“单线发展”论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事实不符，造成许多牵强附会。它不能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却最先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单线发展”论提出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的观点。但是，如果说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进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不是要被打破吗？可见，“单线发展”论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实际上只意味着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实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跨越”历史阶段，一跃而进入到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但是，按照“单线发展”论，社会主义只能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照搬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于现实。本来，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了，它的起点比后者低，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时没有这样做，仍然坚持了书本上的“高”定位，照搬了书本上更“革命”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导致长期犯 “左”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及指导思想方面，之所以长期出现“左”的倾向，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定位不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看成是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并且要代替它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和先进，从而不敢正视自己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敢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为了不使自己的社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多次发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阻滞了生产力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长期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按照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一争论就必然要否定改革开放，迈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子。那是一个在没有基础理论指导（甚至可以说是突破、“违背”传统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摸索的过程，结果却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看不见路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过了“河”（最起码是快要看见“河”对面了），就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看清楚我们实际上走的是哪条路？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及“三个代表”等规定性，允许私人企业主入党，“全民所有”资产更名为“国有”资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了。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照搬西方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但是却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来进行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用文明类型来解释和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二、实事求是：创立文明类型理论
文明类型研究继承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遗产和遗愿，借鉴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对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了不同文明内在机制上的差异--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差异。所谓主导性整合要素，就是在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分化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以后，能够给社会以秩序的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关系。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只有三种力量或关系，才可以成为最基本的主导性整合要素，这就是：宗教的力量或关系；政治的力量或关系；经济的力量或关系。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世界现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导型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导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宗教精神与政治、经济一体化）主导型文明，俄罗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
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但是，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道路由其文明类型来决定，经历的社会形态体现出不同特征。马克思所描述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即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宗教主导性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是：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
建国开始，我国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完成的突破，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加了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成分，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回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它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也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中国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受到西方的攻击，认为中国“不民主”，“侵犯人权”，等等。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与之不同的文明，如果照办了，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整合机制的削弱甚至解体，使国家分裂、社会陷入混乱，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助性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
任何文明类型都有优势和劣势两个方面，因而，各种文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容易出现人治和腐败的问题。经济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资本家和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形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使全球气候变暖，危害人类生存，影响可持续发展；容易出现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不顾社会效益的偏向，导致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容易出现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使人际关系趋向冷漠，自然亲情趋向淡化。对于每一种文明类型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的情况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和对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种文明出现了与其他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缺陷和问题，就全盘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观念，甚至就断定其社会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现的偏向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容易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曾经兴盛过的文明也会衰落甚至消亡.
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三、明确方向：创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新学科
文明类型理论为构建适应现代中华文明发展需要的、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西方的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反映和服务于这一文明；中国的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这些都需要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来加以总结和揭示，反过来指导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这就是从整体出发，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这一特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方面，应当主要以复合性学科为基本学科，如：唯物辩证法哲学，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国民经济学，自然与科技哲学，辩证逻辑，政治与伦理，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党史与党建，政策、法律与法规，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中国与世界历史，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下面对几个与党校教学密切有关的学科的内容作以初步探讨。
1、社会历史文化哲学。文明类型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研究的对象由“社会”扩展为“文明”。“文明”不仅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还包括文化、宗教、生态环境等“软实力”及环境因素。广义的文化（包括宗教）是一种对社会起长期作用的要素。不同文化传统塑造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特征。文化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从“文明”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与用传统的“社会形态”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会更加全面，会对人类在过去所创造的文化和精神的成果（如宗教、儒家思想等）给予更多的肯定。文明类型理论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原理，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实现了基础决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与整体决定（文明类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一元论与多样性的统一，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文明类型理论是最贴近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哲学理论，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哲学学科。
2、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其基础理论部分要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创新，概括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其应用理论部分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解决容易出现的问题，重点是“国”与“民”的关系，如国家与市场、“国营”与“民营”、政府财政与民众福利的关系和容易出现的问题--这就是叫“国民经济学”而不叫“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国民经济学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经济学科。
3、政治与伦理。这应当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上升到政治学理论的高度而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在理论提升的过程中，要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借鉴国外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中，政治和伦理密不可分，伦理是政治的合法性和生命力，政治是伦理的承担者和推行者。西方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制度和权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和个人修养，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创建中国现代的“政治/伦理”学，使其成为学员提高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的基础课程。
4、政策、法律与法规。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权力运行讲得是“法、势、术”的统一。从现实看，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三权分立”，所以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策、法律和法规同样起作用的机制。对这种机制要进行研究，并加以规范，使其逐渐合理，不留盲区。这一学科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学员的法治意识和政策观念，在工作中处理好有关关系，减少失误和矛盾。
5、中国与世界历史。过去历史学科的划分，世界史不讲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不放在世界历史中讲。这样不利于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进行历史的考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中国与世界历史”这门新学科要解决这个问题，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回顾和反思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给学员以启示和戒示。当然，这一学科的建立并不代替和排斥对中国史、世界史等历史分门别类考察的原有学科。
正统经济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唯物辩证法 经典博弈论 演化博弈论 经济学革命
一、博弈论与辩证法
1.辩证法要义
辩证法，源出希腊文，含义是进行谈话、进行论战。这一术语在哲学史上曾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其历史发展经历了古代的朴素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等三个阶段。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概括革命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新成果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他们认为，世界“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唯物辩证法就是对这一生动画面的概括和反映。从内容上看，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包括对立统一（矛盾）、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大基本规律，以及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五对基本范畴。总体上看，唯物辩证法是对客观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这一基本特征的揭示和反映，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
2.博弈论的内涵及其发展阶段
博弈论作为数学的一个分支，本身不涉及经济问题。这种理论是一种分析工具，它研究怎样以数学模型模拟决策者之间的冲突与合作。由于冲突与合作的结果依赖于所有人所作的选择，每个决策者都企图预测其他人可能的抉择，以确定自己的最佳决策。如何合理地进行这些相互依存的战略策划便是博弈论的主题。
博弈论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思想萌芽阶段。1838年古诺简单双寡头垄断博弈、1883年伯特兰和1925年艾奇沃奇思研究了两个寡头的产量与价格垄断、2000多年前中国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代孙膑利用博弈论方法帮助田忌赛马取胜等等都属于早期博弈论的萌芽，其特点是零星的、片断的研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很不系统。
二是经典博弈论形成阶段。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提出的标准型、扩展型和合作型博弈模型解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奠定了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1950年和1951年纳时发表了《n人博弈的均衡点》和《非合作博弈》两篇关于非合作博弈的文章、1950年Tucker定义了“囚徒困境”；60年代，泽尔滕将纳什均衡的概念引入了动态分析，提出了“精炼纳什均衡”概念、海萨尼则把不完全信息引入了博弈论的研究；80年代，克瑞普斯和威尔逊研究了动态不完全信息博弈。总体来说，经典博弈论主要关注纳什均衡的形成，以及当纳什均衡存在多重性时，如何通过不断地精炼来寻找最终的结局。
三是博弈论在当前的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博弈论、博弈学习理论、行为博弈等研究成为博弈论的最新发展，主要从博弈论的角度探索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形成与演变、通过实验来检验和修正有关经济人的行为理论等问题。
二、博弈论对西方经济学的改良
首先，传统西方经济学对寡头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和市场失灵问题的研究是苍白无力的，这使得传统西方经济学解释现实的能力并不像其宣扬的那样完美。博弈论作为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正好弥补了传统西方经济学的这一缺陷。正如克雷普斯在《博弈论与经济模型》一书中所作的评价：“我认为博弈论最成功之处在于使一望而知的直觉认识规范化，从而使人们了解这类直觉认识怎样应用于新的形势，以及在较为复杂的形势下怎样获得这种直觉认识。”“博弈论提出的问题正是那些‘在理论上难以解释’的合乎情理的直观行为，非合作博弈理论只是应用数学理论提供了分析这类行为的简单工具。”
其次，“博弈论在经济学获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它提供了模拟和分析动态性竞争互动的技术手段。”互动结构是一种社会结构，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试图理解个人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H·培顿·扬在《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认为：“经济制度和行为模式可以被解释为很多个人决策的产物或者说结果……那么，有哪些特征能将‘演化’的观点与经济学中的古典观点区别开来呢？一个是符合均衡的状态，另一个是符合理性的状态。”H·培顿·扬是演化博弈论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上述这段引文清楚地表明了新古典研究传统的两大缺陷：一是没有动态分析，尤其是没有关于复杂情况下的动态分析；二是脱离现实太远的强经济人假定。演化博弈论将经济运行理解为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并认为经济人并不是强理性的，而是适应性理性的。在动态演化的过程中，经济人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提高理性程度，进而实现最优决策，这无疑推动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
上面我们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博弈论给西方经济学带来的变化，但不能据此就认为博弈论给西方经济学带来了革命。第一，博弈论并没有从整个体系上改革西方经济学，只是对其进行修修补补，将西方经济学原本不能解决或解决不好的问题给予改良。第二，新兴起的演化博弈论虽然为西方经济学的动态演化分析提供了工具，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对西方经济学提出了挑战。“随着一组新的分析工具特别是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出现和越来越明显的经验证据表明，瓦尔拉斯模型存在缺陷，经济学教学和实践的方式正在发生改变。经济参与人不再单纯与自然或是其他环境参数打交道，而是有策略地与其他经济人交往。”经典博弈论（如非合作博弈论中的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静动态博弈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静动态博弈）为经济人的互动决策建立了模型，从而部分解决了上述问题。然而，非合作博弈论在基本模式上依然遵循均衡模式，只不过将范围从瓦尔拉斯的单个经济人拓展到相互影响的两个人或多人之间的均衡。经济社会运行是一个不断从均衡走向非均衡，又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的动态演变过程。这与瓦尔拉斯传统所宣扬的一般均衡是不相容的。如果说以非合作博弈理论为代表的经典博弈论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对西方经济学进行补充的话，当演化博弈论兴起以后，瓦尔拉斯传统就再也无法自圆其说了。但由于西方经济学本身固有的辩护性，它不会允许新理论去触动传统理论的核心，与上述引文出自同一本书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许多经济学家和其他学科学者贡献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关于个人行为与经济制度如何相互作用产生总体效果，以及两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变化的理论。”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博弈论改良了西方经济学，但却没给其带来革命。一方面，博弈论本身体现着辩证思维，其与传统西方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相比，更符合真实世界的运行，因而能在一定意义上给西方经济学带来改变，使其科学性稍稍加强；但另一方面，博弈论又囿于西方经济学本身的辩护性，作为一个工具它的应用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无法给西方经济学带来革命。只有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与博弈论相结合，使其具有唯物辩证法所具有的革命性，才有可能为经济学带来一场革命。
三、改造博弈论的设想及借鉴意义
我们设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博弈论进行批判性的吸收和改造，以便为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所用。
1.“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演化博弈论之所以在当前蓬勃发展且应用前景广泛，其根本原因在于其突破了经济人的超理性假定，如果再向前走几步，其科学性会大大增强，指望西方经济学家来完成这项工作是不可能的，只有马克思和马克思经济学者有这样的革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演化博弈论中学习着的人正在向马克思实践的人靠近，也为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工具。
2.将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原理与演化博弈论关于经济社会动态演变的理论分析结合起来。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原理是唯物辩证法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它们的运动形成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也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是在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中上升的。这一原理体现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发展造就了替代自己的新的共产主义制度，同时，每一制度下的各种上层建筑又由构成其经济基础决定的。演化博弈论主张用从均衡到非均衡、再由非均衡到均衡动态演变方法来分析社会制度的形成、驻存和演变，这一点与马克思的分析有着相通之处，可以用马克思的思想对其进行改造。
3.利用西方社会科学正以博弈论为基本分析工具走向融合之路的契机，可以在改造后的博弈论框架下批判吸收西方相关社会科学发展的成果。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各学科在大量地应用博弈论对本学科进行改写和发展，呈现出各社会科学统一的趋势，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如果能将博弈论这种分析工具融入马克思的分析中，那么将为马克思理论批判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一个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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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戴维·M．克雷普斯著，邓方译.博弈论与经济模型.商务印书馆，200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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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经济论文范文第12篇
一、计量经济学实际教学效果和问卷调查说明
1.长江大学经济学院计量经济学最近四届教学效果。长江大学是湖北省二类本科,除了台湾省,生源覆盖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学院《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基本能反映地方高校的教学质量。根据近四届学生课堂教学效果抽样来看,2005级(包括经济30501班、经济30502班)、2006级(包括经济30601班、经济30602班和农经30601班)、2007级(包括经济30701班、经济30702班和农经30701班)和2008级(包括经济30801班、经济30802班和国贸30802班、国贸30803班)各年级实际计量经济学考试平均成绩及其分布见图1、2。由图1、2可以看出,从2005级至2008级,学生计量经济学考试平均成绩略有上升,但总体水平维持在70分左右。优良率在逐年递减,而中等水平和及格率从2006级开始在逐年增加。成绩的最高分为97分,而最低分仅为6分,离散程度非常大。2006级学生的不及格人数和不及格率都最大。从学生毕业论文中所使用计量模型来看,运用计量模型的比例仍然偏低:2005级比例为26.8%,2006级为29%,2007级为29.4%,2008级为31.6%;而从模型的正确使用来看,比例也不高,正确率分别为:53.2%,51.3%,40%和50%。由上述统计数据可以得出,目前普通本科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知识掌握程度还较低,对计量模型的运用能力仍不够。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学时的减少造成的:2005级为64学时;2006、2007级为56学时;2008级为48学时。另一方面,我们可能有必要深入分析教学方面的原因。
2.统计抽样说明及结果。本文使用的统计数据是建立在2007~2011年对长江大学经济学院2005~2008级学生的随机抽样得到的。四年共发放问卷190份,其中,2005级40份,2006级50份,2007级40份,2008级60份。从问卷调查表中,我们剔除了回答不完整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171份,其中:2005级34份,2006级44份,2007级37份和2008级56份。占抽样年级人数的比例,分别为:2005级41.46%,2006级为41.12%,2007级为34.26%,2008级为36.36%。
二、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1.理论模型建立和变量说明。由于问卷调查全部是定性问题,因此,我们建立如下虚拟变量模型:cji=a0+αsexi+βsubi+14j=1Σγjwji+μi,i=1L171其中,cji为第i个学生计量经济学的实际考试成绩;sexi=1L男生0L女Σ生;subi=1L理科0L文Σ科;wji=1L回答为优+良0L回答为中+Σ差
2.实证分析结果及解释。利用问卷调查所得到的数据和学生计量经济学实际考试成绩,运用本文所建立的虚拟变量模型,在EViews6.0软件环境下,得到回归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学生性别和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在10%显着性水平下,对计量经济学的考试成绩有显着影响;课堂板书与课件之间协调在5%,显着性水平下,对考试成绩有显着影响;而文理科别、对先修课程的掌握程度、课件质量和课堂板书在1%,显着性水平下,对学生计量经济学考试成绩有显着影响。由于计量经济学涉及到较多的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统计学和概率论的基础知识,其先修课程包括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统计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数理统计等,具有一定的难度。如果先修课程掌握不牢,势必会对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产生影响。相对于女生而言,男生或理科生逻辑抽象思维较强,成绩相对而言会高。同样,课件质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学生课堂听课的思路,进而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如果课堂上仅仅依靠课件,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对很多问题又无法深入理解。因此,老师的课堂板书对帮助学生加强知识点的理解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基本结论与提高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的途径
正统经济论文范文第13篇
内容摘要:我国是一个国情独特的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学术界基于我国国情的不同认识,不断反思与超越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框架,先后提出“三元”、“二元半”、“四元”、“环二元”和“网络结构”等不同论断。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概括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各有其合理性,但也各有其缺陷。另外,本文还就当代“三元”论与近代“三元”论作了简要的比较和评价。
关键词:二元经济 超二元经济结构 当代“三元”论 近代“三元”论
研究背景
“二元经济”是经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乃至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部门,一种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传统维生部门;一种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现代部门。二元经济理论问世后,一直经历着正反两个方面的深入探讨,有人根据实证资料对其假定前提和结论提出疑问,如舒尔茨、D•威尼斯、迪恩等。刘易斯本人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则对模型进行补充和扩展,使它成为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变迁、城乡关系、技术选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理论框架。本世纪以来,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成熟,目前主要依据已经成熟的大框架进行了扩展研究,不仅运用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新问题进行应用研究和扩展研究,还用来分析发达国家前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史。
超二元经济相关理论综述
我国是一个国情独特的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学术界基于我国国情的不同认识,不断反思与超越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框架,先后提出“三元”、“二元半”、“四元”、“环二元”和“网络结构”等不同论断:
(一)“三元”论
托达罗模式认为,在城市中,除了正规部门(城市工业部门)之外,还存在一个非正规部门,共同构成了所谓的“三元经济”。
从国内来看,“三元”论有当代“三元”论和近代“三元”论之分。
当代“三元”论者,如,吴伟东等(1988)、(1991)、陈吉元(1994)、张朝尊(1995)、赵荣祥(2000)等人认为,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我国自近代开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已不复存在,以农村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经济已经成为了与农业经济及城市工业经济相并列的国民经济中的一种独立经济形式,强调我国出现的并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而是一种特殊的“三元经济格局”,即由农业部门、农村工业和城市部门所构成的经济体系。
近代“三元”论者仅为少数,主要以吴承明、林刚等为代表。
近代三元结构是指传统农业部门、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以及具有两部门共同点的新型农村商品性工副业共同构成的三部门结构。其中,新型农村商品性工副业部门被称之为三元结构中的“中元结构”。
综上所述,不管是当代“三元”论者,还是近代“三元”论者,他们关注的都是现代部门无法吸收庞大的传统部门劳动力前提下的经济发展问题,认为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补互动。通过三元结构,我国经济现代化途径不是单向的现代部门取代传统部门,而是多方向的、特别是通过传统部门自身的现代化来消化劳动力,通过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协调发展提高全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在理论观点上,当代三元结构论与近代三元结构论有相当大的不同。两者在对我国传统经济的认识、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和关于我国现代化的目标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分歧(林刚,2000)。
(二)“新三元”论
事实上,关于三元结构定位的文献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各有所侧重,差别主要体现在何谓“第三元”的界定上。郭勇、乔根平、陆海沧、孙芳伟(2002)等人认为,随着信息化的发展逐步出现了信息产业,信息化推动了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效率的提高,为二元结构的转型准备了物质基础。但信息产业的存在引发了结构的变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二元结构逐步演变成三元结构。其他关于三元结构的提法还有:城市工业、小城镇产业和农村农业(毛锋、张安地,2007;赵秀玲,1995,1996);城市经济、农村经济和出口经济(有的叫外向型经济)(黄真,2006);农村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卞凤玲,2005);前现代经济、现代经济和后现代经济(即由信息化带动的经济)(姜奇平,2006)。此外,李宝民(1994)还把小城市、镇及国有农场作为第三元经济;徐明华则等把第三元定义为城市农民工等等,不一而足。张培丽立足于知识经济部门的出现,试图对二元经济理论在新的背景下进行扩展,提出超越二元经济理论的新分析框架。通过分析刘易斯把工业经济作为经济结构中独立一元的原因,判断知识经济部门是否符合二元经济结构划分的逻辑。通过研究发现,知识经济部门完全可以成为经济结构中独立的一元,从而将二元经济理论扩展到“三元经济”,在比较二元经济理论假设前提、内在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三元经济理论的新分析框架。三元经济新的分析框架是二元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顺应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三)“二元半”论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我国“三元经济”结构模型中的“第三元经济”―或者是农村产业经济即通常所说的乡镇企业,或者是信息产业经济等,都还不太适合成为能够与前二元经济―农业部门、工业部门经济相同地位的一种经济部门,即还不太适合使用“元”字(郑文兵、陈艳,2006)。因此,三元经济结构论的提法值得商榷,如,乡镇企业虽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是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交叉,既有传统部门的性质,也有现代部门的特征,不能作为独立的一个经济元,只能算半个经济元。
(四)“四元”论
“四元经济”的提法,徐庆、谭崇台、朱农等学者都曾使用过。陈宗胜、徐庆等人从经济发展的同质化目标出发,批评了以产业类别相区分的二元和三元经济结构论,认为它们忽略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模糊了经济发展同质化的方向,必然会导致片面工业化、扼制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同质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其经济结构也是多元化的,我国由于其转型经济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四元结构:城市现代部门、城市传统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与此酷似,有的学者认为四元经济应是:城市的正式部门、城市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农村正式部门、农村非正式部门或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行业和城市非正规行业这四个部门经济(谭崇台,1999;赵勇,1996;汪段泳、刘振光,2005)。还有学者认为,“四元经济形态”应该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再加上生态经济。我们认为:我国经济在由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十分独特的四元经济结构,包括传统农业、乡镇企业、城市不发达部门和城市现代部门,四个单元之间的矛盾使得国民经济流程难以合理,经济结构转换受制于二元社会结构,流程合理的关键是城乡的适度通开。
(五)“环二元”论
吴天然、胡怀邦、俞海等人认为,我国经济不仅仅是一般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环二元经济结构:在总体上存在着城市及工业和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相互区别的“经济元”,而各个“经济元”内部又存在着两个相互区别的“微经济元”,并且还可以将“微经济元”再细分,整个国民经济形成了大小不等的二元的环的重叠。
(六)“网络结构”论
周天勇(2006)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从封闭的乡村和城市结构向开放的、互联的城市网络结构的转型,这同刘易斯在分析的时候只存在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工业部门两个部门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同时,他力图把发展经济理论简单的二元结构转型改造成为分散和隔离结构向集中的节点和网络结构转型的状态,进而形成发展经济学以“转移―聚集―网络”为架构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全新结构转型框架。形成一个发展经济学“传统社会的分散、隔离状态――转移带来的经济性――集中和聚集的经济和不经济――人口集中后企业规模结构与就业及公平的关系――现代城镇集中节点和网络相联系的网络结构”的分析框架。他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人口等各种生产要素、企业等各种组织、基础设施、信息、市场等各种交易媒介在地理上集中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结构变动的过程。经济发展就是从隔离状态向网络结构转变的过程,二元结构转型本质上是从分散和隔离结构向集中的节点和网络结构的转型,转移是经济发展动力。在此基础上,他运用网络经济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网络结构变动对聚集经济和转移经济的影响,得出在网络条件下,城市规模和经济组织规模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不断变动的。
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概括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各有其合理性,但也各有其缺陷。我们认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仅仅揭示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般特征,而没有揭示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三元论、新三元论、二元半论、四元经济论虽然看到了我国二元经济的特殊性,但与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衔接得不够,缺乏逻辑论证;环二元经济结构论和网络结构理论更好地揭示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复杂性,但环二元经济结构论没有探究这种特殊的经济结构的形成原因,也没有说明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动力机制。网络结构理论说明了经济结构转化的动力机制,却没有说明现代大城市在空间上出现集中的趋势后又为何呈现相对扩散的新的回归倾向(如,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出现的“郊区化”趋势)。三元论、新三元论、二元半论、四元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的共同缺陷还表现在,城乡空间结构转变是其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空间变动过程,但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变动绝不是单一维度的,它是一个多维的变动过程。要素在空间上的转移,不仅包括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且还有各种要素在城市之间、区域之间、农村之间的空间转移模式。同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城市与城市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比如,我国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甚至跨国之间的劳务输出)对生产要素的竞争,要超过同一区域农村与城市对生产要素的竞争(周天勇,2006)。另外,我们认为,各种超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不足还表现在过于倚重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不足,在构建多元经济发展模型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值得一提的是,与当代“三元”论相比,近代“三元”论者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我国的现实,其观点与政策趋向令人耳目一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与深刻的启示。如:重新审视传统部门在实现现代化中的重要价值,传统经济并非一文不值;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完全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两者是相互适应、相互补充、“谁也离不开谁”的有机互动关系;我国经济的现代化不是必须通过现代部门“消亡”传统部门,通过农民工人化、城市化,农业工业化的途径来实现,而是有可能通过三元经济结构的途径,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前进;传统经济中包含现代性的基因,传统农业并非一成不变的,其发展前途应是现代农业,这是其他包括二元经济理论在内的所有多元经济理论所无法回答的问题(其实,近代“三元论”者的思想与恰亚诺夫(1925)有异曲同工之处。如:后者提出的农业生产是“纵向一体化,而不是横向一体化”等命题与前者的一些观点极易产生勾连)。不过,令人深思的是,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尽管我国传统部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被现代部门的吸收与消化需要较长的时间,可是,这难道就应当成为我们否认工业化、城市化一般规律的充分理由吗?难道我们现代化的最终途向却是经济结构多元化,而不是一元化吗?就此而言,近代“三元”论者从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来反思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代性无疑是正确的。进一步讲,把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有机联系和共同繁荣、共同发展视作我国最终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必经的过渡阶段,也是差强人意的。可是,如果过分夸大近代“三元”论的价值,可能会误入歧途,难免让人不认为它有反工业化、反城市化等反现代化一般经济规律的嫌疑,从而使之颇有几分乌托邦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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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经济论文范文第14篇
一、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的现有理论述评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威胁论——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第四，鉴于东亚经济的特殊表现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以东亚为个案对文化变量和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研究亟需进行，以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战略指导和保驾护航。
二、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我所指的东亚概念不是纯粹地理意义的，而是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一种结构概念，尤其是指一种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精神气象的文化结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联性变迁而变迁。因此，东亚概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儒佛道三教文化区，也包括东南亚的儒佛文化区，甚至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区，当然整个东亚在文化传统上最大的共同点是一个儒佛文化区，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东亚不应该忽视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未来澳洲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东亚化而在文化变迁上进一步向东亚接近，这殊难意料。但我认为东亚概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意义和政策意义上讲是动态的。
研究东亚区域内传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东亚区域内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究竟有无关联？倘若有关联，则是何种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关联？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即文化——经济间的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有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可操作？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该如何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除了要考虑儒家文化因素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价值观因素对经济发展有无影响？尤其是弥漫东亚的佛教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影响和有多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及发生作用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可否建立某种指标或指标体系以考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障碍？柯德尔——霍夫亨兹难题（东亚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至其他国家简直无法模仿）该如何解决？福山悖论（力主“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满足了人们最美好心愿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何最后又担心“自由民主制度”导致出现“最后的人”和“东亚的挑战”？）说明了什么？东亚的战后的经济增长是在殖民主义结束、国家独立和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下获得的，这与东亚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更新有没有关联以及有多大的关联？文化变迁是否与制度变迁一样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是否可以假定经济自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短期作用，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起中期作用，而文化变量将对经济发展起长期作用呢？东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否从东亚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发展中吸取智慧、灵感和从中受益？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延绵不绝是否隐含着某种深刻的发展智慧？东亚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是否与西方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同样有效的普适价值？是否东亚经济发展有助于两种文化在东亚的阴阳和合，而这种和合产生更快的经济发展或更有价值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完美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一个美好社会的出现，在此，东亚文化对经济发展将作什么贡献？鉴于此，东亚文化究竟该如何更新？东亚发展模式该如何估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格，物质文化是其果实，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哲学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精致品和活的灵魂，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促进或阻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挡）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具有对经济进行反馈和反思的功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有用的发展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再次强调地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经被打破，第一，西方殖民统治业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第二，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第三，非西方社会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第四，主要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因此，本土文化对于决定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自然就更为重要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
我认为非西方的现代化包括西方化和非西方化两面，是西方的普适性与非西方的本土性的融合。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其偏狭的观念，完全无视比较文化研究方法，发展研究正在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其中发展伦理学正在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式发展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主张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战略的文化品位。亨廷顿认为，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目标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文化对发展的影响要求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我认为，从东亚经济发展和创造奇迹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层次的政策因素（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等）和经济自变量，中层次的制度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等）和结构变量，深层次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宗教伦理、社会心理、习俗等）和文化变量，都会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而且三层次之间也发生关联和反馈作用。
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第一，正如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著名演讲中所言：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精神制动，包括精神支持或精神障碍。我们必须寻找驾驭和创造这种精神制动的方法。
第二，对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具有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建设意义。
第三，借鉴离我们国门最近、而文化传统又最相似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和文化建设经验。
第四，以东亚地区为个案，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动因、经济发展与精神支持、经济发展与精神动员、经济发展与文化更新（或者说文化变迁）进行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协调发展以及更快的发展速度。
第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该研究将对此提供智力支持。
第六，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推动他们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具有以上三重含义，方为完美。
进行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的发展上，另外就是对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类型学和结构上（机制上）的分析。
实际应用价值体现在：一是借鉴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了解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以及这种结构性力量中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从而自觉地利用这种力量去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二是体现在政府的发展战略制定上，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相连带的社会稳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得到协调发展，即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人文代价，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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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正统经济论文范文第15篇
一、经济法与司法能动学说
司法能动(或称能动司法)属于法理学的重要学说之一。对经济法的法理基础探析不能仅停留在立法层面———经济法必须与司法能动相结合,对经济法积极地调整经济活动,存在重要的意义。经济法、民商法中的许多制度,如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等,都是靠法官在经济领域的司法能动,行使自由裁量权形成的。国内有的学者受西方“三权分立”思想的影响,认为司法权应当是被动的、保守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事实上,西方也有学者认为司法能动是自由的保障。在美国,司法能动在保障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保护弱势群体,以及规范政府权力的运用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积极作用。[4]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前首法官沃伦先生,就是司法能动的实践者之一。
具体到我国,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同志在2010年5月“致人民法院能动司法论坛”的信中,可看出司法能动对经济法实现的促进。王胜俊同志指出,“前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考验,同时也赋予人民法院新的历史使命,为研究和实践能动司法提供了契机……正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对中国特色能动司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当前,全国政法系统正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这对人民法院坚持能动司法提出了新的重大课题……各级人民法院必须深入研究、继续坚持能动司法,努力在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中做出新的成绩”。[5]
王院长的指导对我国经济领域的司法活动具有积极的意义。研究法理学中司法能动的理论,有助于对经济案件的科学处理,进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二、经济发展权与法理学中发展权学说
经济发展权是指国家、组织和个人参与、从事经济建设,并能享受这些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6]经济发展权以法理学上的发展权为基础。
经济发展权的成立,必须以法理学意义上的发展权的成立为前提。法理学上一项权利的成立必须有特定的权利内容。“一项权利之所以成立,是为了保护某种利益。一项权利之得以确立,也是由于利在其中。”[7]根据一些学者的分析,“发展权是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展开的全面的变化与上升。这种变化与上升是发展权对人的特殊利益所在,也就是发展权的权利内容”。[8]法理学上的发展权是成立的,那么具体到经济法中,经济发展权也是成立的。从现在立法的主要情况来看,经济发展权属于一项应然的权利。虽然《物权法》第三条规定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在经济领域肯定了发展权的存在。《物权法》的第五章存在大量国有所有权的规定,为国家经济发展权的实现创造了条件。但是经济发展权的制度构建仍有待加强。夯实经济发展权的理论基础,有赖于法理学提供理论指导。权利包括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分析经济发展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必然会涉及法理学的观点。
法理学还对经济发展权的制度构建存在指导作用。美国的部分学者已肯定类似经济发展权的概念在法理学上的地位。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庞德指出,经济发展的社会利益在法律上早已得到认可,并以多种方式(如普通法的财产自由、买卖和使用不受限制、贸易自由反垄断、产业自由和鼓励发明等政策)对其给予保护。[9]笔者认为,这是经济发展权在外国法律中的体现之一。我国经济法学人也要在法理学的指导下,进一步探讨经济发展权的制度构建方案。
三、经济法与自然法、软法学说
自然法与软法都属于法理学的学说。这两个概念都与经济法有一定的联系,对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软法”的概念最先在国际公法中产生。《国际公法百科全书》对软法的界定非常谨慎,认为软法———本身就是个存在疑问的概念,包括那些不具有严格的约束力,同时又不是完全没有法律实效的规则(如果存在这样的规则的话)。人们可以在国际组织的会议文件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中找到软法。[10]许多学者认为具有代表性的软法的定义是1994年弗朗西斯·施尼德(FrancisSnyder)的定义:“总的来说,软法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可能产生实际效果的行为规则”。[11]
自然法的概念争议很大。它以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为基本特征。有学者指出,它是建立在人类相一致的本性———理性和社会性———的基础上的,反映人类共同的本性和规律的共同的法律。[12]有学者认为,“自然法是界于理性与信仰、自然与恩典以及最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某种东西。”[13]
对软法来说,自然法学派的卢梭的思想能够阐明软法和硬法的共同基础。[14]从自然法的角度还可以说明软法为什么能够被遵守。[15]对经济法来说,经济法的目标之一是要界定国家权力与市场交易的相互边界,而自然法思想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国家权力,尤其立法权是有限的、受约束的———从德国学者海因里希·罗门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中的论述可知,当统治阶级不再能够借助于公共福利的名义证明其正当性,却利用实证法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时,致力于革命或改良的集团就会诉诸自然法。[16]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在摩莱里最初提出“经济法”概念的时代,经济法还“不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科学概念,而只是一种唯理论为基础的自然法构想”。[17]
此外,软法、经济法和自然法在理论界的“命运”相似。软法被一些学者所否定,但软法的价值将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其存在的必要性。经济法曾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在夹缝中生存”的法,但国际金融危机等困境的出现让人意识到经济法的不可或缺。自然法曾在19世纪被实证法学派和历史法学派的学者非议,但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让人重新认识自然法的价值。
那么,经济法、软法和自然法这三种属于不同理论体系的概念是否存在某种契合性?从自然法的观念,甚至推导和运作中能否发现经济软法的理论价值?经济领域的软法又可否从自然法发展和流变的过程中得到启发,找到理论上的立足点?这些都是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四、经济法与法制系统工程学说
系统工程理论由科学界泰斗钱学森提出。在法学界,吴世宦等学者提出“法制系统工程”的概念,使“法制系统工程”成为一个法理学学说。“法制系统工程”在法理学上的含义,简单来说,主要是指把科学技术、科学思想引入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在法理学上对引入法制系统工程的必要性存在一定的争论。一方面,法学是一种社会科学。立法、执法、司法都要注意情理法的结合。依赖科学技术、科学思想,可能会造成法律条文与法律活动的僵化。但是另一方面,法制系统工程又具有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立法、执法和司法擅断,保障立法的科学与执法、司法公正的作用。笔者认为,应当把科学结论作为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的一个参考。法律对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既要利用,又不依赖(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笔者认为,经济法领域的“法制系统工程”比法理学中的相关理论含义更广泛。“所谓经济法制(法治)系统工程,实际上就是把现代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经济法制(法治)建设的实践,综合解决经济领域的法律问题。它反映了经济法制(法治)的内容,又表现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法律技术。”[18]在经济领域研究法制系统工程,对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既把科学思想引入经济法制理论,创新了经济管理体制,又把现代科学技术引入经济法律实践。
比如,经济法制中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在实施过程中就通过多次召开相关论坛、开设网络专区的形式,较为广泛地吸收公众意见。之后,海关按照《纲要》的要求展开工作,这更有利于实现海关法治目标。如在经过广泛讨论后出台的《纲要》要求全面推进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一体化,着力增强城市群整体竞争力。以广州、佛山同城化为示范,积极推动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经济圈建设。那么,围绕珠三角三个经济圈的发展开展区域对比分析,积极推动珠三角三个经济圈建设,就成为广东海关落实《纲要》赋予海关统计分析新的工作任务。
五、经济法与功利主义法学学说
功利主义法学属于法理学的一个流派,其代表人物边沁的思想源自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许多学者都把它与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笔者认为,经济学是经济法理论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将功利主义法学的思想纳入经济法总论的研究,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思路。
功利主义得到较多学者认同的定义是:“功利主义原理是指这样的原理: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少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我说的是无论什么行动,因而不仅是私人的每项行动,而且是政府的每项措施”[19]26。
有学者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论证英国的共产主义。马克思通过空想社会主义与边沁的功利主义有着间接的联系”。[20]空想社会主义者与马克思对功利主义理论的运用,一定程度上在为经济法提供了功利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
功利主义法学主张政府的职责是增进社会的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判断是非的标准。[21]这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的理念相吻合。经济法对整体利益比民商法更关注。有功利主义法学者认为“关涉一个国家的评判一切事物的圭臬是‘这个国家中的成员即多数成员的善与幸福’”。[19]132这正符合经济法高屋建瓴的视野。
以现代法律观念来看,功利主义的理论也存在应当加以改善的地方。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前者是指给予每位公民一个公平的资源份额,后者是指维持属于每个人的份额、交换正义要求任何人不得以使他人蒙受损害的方式取得利益。[22]经济法同时保障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如劳动者的工资分配体现分配正义,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体现交换正义。但是,功利主义法学更多地考虑社会总体福利的提高,不着重考虑分配正义;并且,功利主义法学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个人利益,而经济法较注重于保障社会中的个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如对生存权、工作权的保障。经济法理念可以对功利主义法学理论进行补充,二者相得益彰。
经济法理念对功利主义法学理论的补充可能即将在实践中得到体现。第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审议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全会的公报提出,必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3]。这些追求目标的变化也将反应在相关经济法律政策中。有别于传统的功利主义法学思想,经济法律政策将更加重视经济分配正义,促进我国人民的共同富裕。
六、经济法与本土资源学说、比较法学说
“本土资源”说属于法理学的重要学说之一。比较法学说是法理学的一个分支。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应当接受“本土资源”学说与比较法学说的指导。
经济法律制度的政策性非常强。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和特殊问题各不相同,各国的政策也存在很大差异,经济法律制度具有突出的本土化特性与国别性,[24]主要属于“地方性知识”,“地方在此处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25]126这些地方性知识“不但具有解决问题的功能,而且秉有传达意义的性质”。[25]54“中国应当而且可能在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方面对世界现代文明作出较大的贡献”[26],对中国本土法律资源的研究,有利于中国经济法制理论对世界经济法制理论作出贡献。综上所述,研究经济领域的中国本土法律资源,存在着重要的意义。重视经济领域的“本土资源”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如果过于强调本土性,就会形成所谓“制度之墙”①[27],与国际上先进的经济法律制度相隔离。正如霍姆斯大法官所说,“我们也需要……学会超越我们的信念,让有序的法律变化去废除我们曾经珍视的东西。”[28]“我们强调法律的多元化和不同法系、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的平等性,并不意味着非西方国家的比较法研究可以不再关注、研究和借鉴西方的法律,一味沉湎和陶醉于法律的‘地方性知识’或‘本土资源’,而是意味着在研究西方法律时,进行平等和自主的解读与分析,理性和批判地评价及借鉴,而不应被动或被迫学习、理解或接受。”[29]我国应当在遵循国情的基础上积极地学习外国的法制。通俗地说,就是遵循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有选择地“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