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政策论文范文

关税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的经济，只要是商业化保险公司，只要不同的市场主体的竞争优势是通过竞争形成的，没有行政垄断的成分，那么对于不同规模、不同组织形式、不同资金来源的公司应总体上同等征税，这也是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功能化的保险产业政策的要求。目前市场上占寡头地位的市场主体，如不是靠竞争获得的这种地位，则应在一个合理的税基上（如设定基本保费）加收特别附加税，以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并有利于国家税收的增长。如果说以前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是为了配合对外开放的大形势，那么在国家财政收入十分吃紧的情况下，考虑到外资进入中国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导向即我国的保险市场潜力很吸引人，现在完全没必要对即将对中资公司构成较大压力的外资公司在税率、税基、税种、退税和再投资免税上予以种种优惠。

目前市场上有很高呼声，要求对中小保险公司也像对外资公司那样减免几年税收，甚至将减免的税收转充资本金或准备金而不分红，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根本原因可能就是两条：一是在国外盛行对中小公司的扶持，二是中国目前的保险公司经营区域的规定、对外资的优惠办法、全国性的大公司具有的先天优势和不完善的市场体系，都对中小保险公司的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其实靠税收扶贫这种短期行为是不行的，重要的应是促进保险业形成良性的造血功能。如果对中小保险公司实行税收优惠，那也只能在目前有地税分享的营业税中由当地财政解决，否则就是从原来对中小保险公司从机构设置上的限制等不公正的一端转向对那些已享有这方面“实惠”的保险公司制造税收上的不公平。改革的出发点应是在有利于保险业发展的基础上对不公平现象根治，而不是制造新的不公平。

有人提出为防止市场垄断而对资本额和利润实行累进差别税率，对大公司征收高税，对小公司征收低税，笔者认为不妥，因为这不利于培育国际集团，也有违资本的逐利性，也不利于公平竞争。对市场垄断的防止，应通过包括市场份额的限制、反不正当竞争等内容的反垄断法予以解决。

二、改进征税方式，严打偷税漏税，为有利于保险业发展的保险税制改革创造条件

改进征税方式，严打偷税漏税，才能有效地解决保险业的高税赋和偷逃税并存的问题，减轻保险市场主体和消费者的税收负担，净化市场秩序，为有利于保险业发展的保险税制改革创造条件，促进保险业的发展。除免税部分外，原则上应以毛保费作为营业税应税保费，对储金返还和手续费、经纪费及退费，由保险公司代缴相关税赋；否则一经查实，由保险公司加倍代缴相关税赋。

三、调整保险税收结构，发挥保险税收的杠杆作用

由于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大幅对保险业减税。事实上，靠减免税提高保险业的偿付能力是不可行的，比如寿险和长期健康险是免税的，而寿险业的偿付能力不足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偿付能力的不足是保险业经营中的问题，也是保险业金融功能能不能有效发挥的金融制度安排产生的问题。为了使保险业的税收稳步增长，保险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税源的培育至关重要，为此必须进行保险业的税收结构调整，发挥保险业的税收杠杆作用。

1．调整所得税和营业税税基

在所得税税基方面，对各种准备金应制定合理的提取标准并严格执行，尤其是对保险保障基金、巨灾风险和长尾巴业务、财务再保险和非比例再保险及今后会发展的再保险证券化业务准备金的提取，这样既有利于不同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又可防止杀鸡取卵，增加保险业的税收负担；对于营业税税基，至少应扣除已决赔款部分中的自留部分。

2．分险种征收营业税，并实行部分险种的全免

建议按各险种从长远角度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大小和对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与国计民生的关系程度、是政策性保险还是半政策性保险（含国内实力难以办到的险种和部分再保险业务）、是否为强制性保险为界分险种确定不同的营业税率。同时在目前部分险种的营业税免税的基础上扩大免税范围，如地震险、洪水险、信用保证保险和强制性保险。

3．设置特别附加税，防止利润转移

加拿大对分出到国外的保费，一律征收特别资源税，这样既可防止保险公司尤其是外资公司的利润向国外转移而偷逃税，又可鼓励保险公司在保持财务稳定的基础上尽量分入业务和提高自留水平，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事实上，征收的特别附加税最后是会转移到国外再保接受人的，并没有加重国内保险业的负担，同时由于中国保险业有庞大的市场资源，并不用担心这样做吸引不到外资。

4．在功能性税收政策的大前提下谨慎地实施差别化的税收政策，促进民族保险业的发展

对保险业落后的西部地区保险机构实行优惠税收政策，但时间不能过长，其极限期限是西部市场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基本完善之时，同时这种差别化的税收政策应对各保险公司一视同仁。对拟破产或财务困难的公司的收购应可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为鼓励利润再投资到保险业以增强偿付能力和积累实力，对不分红的所得部分，可实行税收延缓计划或先征后返的政策。

5．调整对保户的税收政策、拉动保险需求

关税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税收政策；有效性；制度约束

企业所得税的两法合并与增值税的全面转型，再一次引起人们对税收政策问题的关注。但究竟什么是税收政策?什么是税收政策的有效性?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有没有制度因素的约束?本文拟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予以分析。

一、税收政策及其有效性的相关概念厘清

税收政策一词的使用频率颇高，但有关税收政策的概念却鲜有定义。本文有关税收政策的概念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并依据公共政策的含义给出。所谓税收政策是指国家以增进社会福利为目的，从全体纳税人取得税收收入时所坚持的原则和所运用的制度。所坚持的原则以一系列的非正式制度(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为约束条件，所运用的制度是法律、法规、规章等正式制度(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税收制度，包括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所谓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是指税收政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增进社会福利。

二、不同制度因素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不同的制度因素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是不同的。但由于制度因素的多样性，本文有关制度因素的选取只能是选择性的，同时由于制度因素的复杂性和非独立性，有关制度因素的分析会存在交集。下文将主要按照非正式制度、潜规则(兼有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双重特点)、正式制度的逻辑顺序，采用列举法来对一些制度因素及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予以分析。

(一)国家观及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　国家观

掠夺论(或剥削论)认为国家是掠夺或剥削的产物，是统治者掠夺和剥削被统治者的工具。诺思…指出掠夺论下，国家是一个集团或阶级的机构，其职能是代表那个集团或阶级的利益榨取其他选民的收入。掠夺的国家将规定一套所有权使当权集团的收入最大化，而不顾它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有什么影响。奥尔森的匪帮论指出国家是由流动匪帮向常驻匪帮的转变形成的。当一个流动匪帮选择一个地方驻扎下来，以税收代替抢劫并提供产权保护时，国家便出现了。

与掠夺论的国家观截然不同，契约论认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它要为公民服务。巴泽尔以霍布斯的丛林状态作为分析问题的起点，认为在此状态下每个社会成员都同时从事生产、保护和偷窃。个体间关于生产和交换的契约最初依靠个体间的自我执行机制，这种契约的执行缺乏保证，最终那些在暴力上拥有比较优势的个人或团体从中脱颖而出。这种提供保护和保证契约执行的机制就是国家。

掠夺论与契约论所说的国家都能在历史和现实中找到佐证，但它们均不能涵盖历史和现实中的所有国家形式，因而是不全面的。诺思提出了有关国家的“暴力潜能”分配论。该理论的国家观带有掠夺和契约两重性。指出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性的国家；若这样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便产生了掠夺性或剥削性的国家，由此出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即掠夺者(或剥削者)和被掠夺者(或被剥削者)。

关税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本文对财税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国内外文献做了系统概述，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国外文化产业财税政策研究现状；国外文化产业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国内文化产业财税政策理论及发展对策研究。本文的目的在于梳理文化产业财税政策研究的成果，为进一步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

文化产业；财政投入；税收政策

0 引言

文化产业是以创意为核心竞争力，以文化为内涵，以科技为支撑，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保障的知识密集型、智慧主导型、资源节约型产业。为了进一步研究的需要，也为管理者提供国内外的前沿理论和实践经验，本文首先综述了国外关于文化产业财税政策的理论成果，最后总结概述了我国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

1 国外文化产业财税政策学术研究现状

文化产业财税政策是各国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下面分别从财税政策的重要性及实施方式两个方面予以概括。

1.1 文化产业财税政策的重要性研究

Justin O’Connor通过深入分析文化产业与消费的内在联系，指出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消费具有重大的拉动作用，同时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完善的财税政策。David Throsby分析了核心产业要素的财政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指出一方面通过提供财政赠款，支持文化产业的资本营运及开支，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直接和间接的税收优惠，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

1.2 文化产业财税政策的实施方式研究

针对文化产业的总体发展，各国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财税政策实施对策建议。

Van Puffelen， Frank介绍了伦敦为保持其作为世界性文化大都市的地位，分析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改造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作为一座创意城市所具有的文化资本及要加大财政投入和实施差别税率政策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R1ehard Caves认为财政资金主要应投入到某些非营利机构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并且要采取财税等的间接方式引导和鼓励私人企业对文化产业的投资，不干预文化产业的市场化运作。

针对文化产业所面临的融资难题，各国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财税政策实施建议。

Nordicity 指出文化产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金融：缺乏必要的金融资本。如安大略省文化产业的发展，首先，得益于联邦和省级项目以及税收政策的支持。其次，得益于文化产业的融资环境，如股权融资。再次，得益于一个智能升级的金融机制。Billy Matheson提出多层次的文化产业投资战略，首先，加大联邦政府投资，其次，吸收非文化部门和外来投资，再次形成比较完善的融资体制。

2 国内文化产业财税政策理论及发展对策研究

2.1 财税政策介入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

1）文化产业属性研究

叶菊华对文化产品的“外部性”进行了分析，指出财政政策干预文化产品生产有利于文化产品外部性的消除，是财政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王德高、陈思霞、卢盛峰认为文化产品具有公益性，存在市场失灵现象，要求财政政策介入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弥补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

2）财税政策效应研究

廖冶寅、 陈爱东提出了财政政策具有乘数效应的原理，指出财税政策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必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柳光强运用税收的收入与替代效应理论说明差别性的商品税税率政策，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奚敏华运用杠杆效应理论指出财政资金的导入有利于发挥杠杆效应，构建完善的文化产业投资市场和融资体制。

2.2 文化产业财政投入研究

1）财政资金投入结构研究

周丽俭、蔡璐认为文化产业财政投入结构不合理，平衡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财政支持，加强文化娱乐行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并进一步优化财政文化投入结构。魏鹏举指出公共财政需要重点投入那些对培育国家文化生产力具有战略意义的环节，并根据文化产业发育、发展的不同环节，出台相应的、有针对性的财政投入措施。

2）财政资金投入方式研究

林青青指出应改变财政拨款方式、采用财政入股方式和整合财政专项资金等，推进文化企业经营机制体制改革。杨吉华指出在增加财政投入的同时积极落实国家关于非公有资本、外资进入文化产业的有关规定，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文化产业领域。张歆蕊指出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对文化产业投资经营，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逐步形成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相结合，多渠道、多元化的文化产业投入机制。

2.3 文化产业税收政策研究

1）减轻税收负担研究

马洪范指出文化产业税收政策应针对不同性质的文化企业实行差别税率、对捐赠个人与企业制定税收减免政策、降低文化企业的税收负担、完善文化产品或设备进出口税收政策和继续执行特种经营的减免税政策。尹利军、吴声怡认为，税收政策对中小型文化企业的重视程度不够，应给予中小型文化企业所得税抵扣、减免等优惠，减轻中小型文化企业的税收负担。

2）税率实施的差别性研究

兰相洁指出应根据文化产业各自的特征，对各种社会效用的文化产品、各种特点的文化企业采用不同的税率。张伟、周鲁柱指出从三个方面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一是降低税率；二是完善差别税率政策；三是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加大鼓励企业和个人赞助或捐赠。

3 总结

随着近年来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文化产业财税扶持政策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产业的特点与财政的扶持存在着某一项的联系，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财税政策支持。2）分析世界各国各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总结其不足借鉴其经验来指导本国文化产业的发展。3）提出财税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式和手段多种多样，如财政直接资助、设立专项基金、体制改革、税收优惠、差别税率等。4）寻求与财政支持相关的文化产业融资方式，如股权融资，文化企业贷款优惠及鼓励社会资本的投入等。

【参考文献】

[1]Justin O’Connor.The Defini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J].Manchester Institute for Popular Culture， 2008 （8）：16-20

[2]柳光强.完善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J].财政研究，2012（2）：43-50.

关税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资本市场；税收政策；股利政策；股东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6―0076―04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股利政策包含了多重信息，这也使它成为财务理论中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课题之一。一方面，股利政策涉及如何向股东派发股利，属于利润分配问题。对于股东来说，他们的收益来源于两部分：股票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和股利，这样，股利政策直接影响他们的最终收益，受到他们的关注。另一方面，现代企业运营过程中，内部融资是其重要的融资来源，股利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在股利派发与收益留存之间进行权衡，以满足公司发展对于资金的需求，这又使股利政策成为融资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股利政策实际上包含了管理者对于企业综合状况的分析与评判，因而会成为外部投资者投资决策的依据之一，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管理者的股利决策。当然，还有其他的外部环境因素会影响到公司的股利决策。这些利益相关者因素的汇集，就使得企业最终实施的股利政策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中国的资本市场建立于1990年，到目前为止仅仅发展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同发达国家成熟资本市场相比较，还是一个年轻的市场，因而许多法规仍不完善，上市公司行为也欠缺规范。这种条件下，完善资本市场法规，规范上市公司行为成为资本市场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国上市公司对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忽视与侵害是一个广受争议的问题，股利政策则是人们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主要出发点。我们已经提到，股利政策受包括企业外部环境、政策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在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中的作用，对于监管当局了解问题所在，采取相应政策，规范、引导上市公司的行为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2005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将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记人个人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相当于税率减半。理论上，该法规的出台会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产生影响。本文的目的就是分析该政策实施前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变化，从而为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借鉴。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设想

(一)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较为丰富，除经典的股利政策理论外，如股利无关论、“一鸟在手”理论、税差理论、顾客效应理论等，还有较多的实证研究结果，税收对于股利政策的影响是国外实证研究较多关注的领域。税收对股利政策影响的实证分析方面，国外的文献主要使用三类方法进行研究，一种方法是检验风险调整后的税前收益与股利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由于投资者的真实所得是税后收益，因而对于投资者来说，如果股利所得税率高于资本利得税率，相同的股利税后收益必然要求更高的税前股利派发，因而高股利个人所得税政策会使投资者有更高的税前期望收益率要求，从公司角度来说，要满足投资者的期望收益要求，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即支付更多的税前收益，因此，会抑制公司增加股利的考虑，这种方法的研究主要使用修正的CAPM方法。不过实际的实证研究结果却出现了差异很大的结论，Black和Scho-lcs(1974)、Miller和Scholes(、1982)的研究得出结论：股利与资本利得之间的税收差已不会影响权益的税前收益，Litzenberger和Ramaswamy(1979，1980)的研究则有较大差异，他们的研究得出结论：投资者的期望税前收益率与股利收益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从这些国外研究可以看出，税差对于股利政策的影响并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另一种方法是除息日股价行为法，该方法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在五个人股利所得税的条件下，除息日股价下跌的幅度应该等于股利派发额，否则投资者可以通过套利获得无风险收益。Elton和Gru-ber(1970)、Poterba(1986)基于此方法的研究发现除息曰当天，股票价格下降的幅度小于股利派发额，他们认为这是税收效应发生作用的结果，在剔除影响收益率的其他因素后，两者之间的差额受资本利得与股利之间税收差额影响。Karpoff和Walking(1988，1990)、Michaely(1991)等的研究对此结论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会限制投资者的套利行为，除息日股票价格的表现与交易费用及其他微观市场结构密切相关，Frank和Jagannathan(1998)以香港资本市场数据的研究也支持后者对于前者的质疑，因为香港市场不存在相关税收，但他们的研究也发现除息日当天股价下跌低于股利派发额。总体来说，这些矛盾的结论可能源于此种方法的缺陷，即以特定日的股价表现反映税收政策效果，该方法的有效性并不那么令人信服。

最后一种方法是事件研究法。该方法主要以税收政策调整时间为参照点，分析该时间点前后税收政策是否发生变化。Bolster和Janjian(1991)、Papa-ioannou和Savarese(1994)以及Casey(1999)均以1986年美国税收法案税率改革为背景，研究公司股利政策是否发生变化。Bolster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1986年后，随着股利所得税率的降低，实行高股利支付率的公司数量明显多于实行低股利支付率的公司。Papaioannou和Savarese(1994)认为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不仅有股利所得税率的降低，还有提高资本利得税税率的因素，从而基本消除了两者之间的税率差异。Blouin和Shachelford(2004)、Chetty和Emmanuel(2005)同样研究了2003年美国削减个人股利所得税政策对公司股利派发行为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得出了与Bolster等的研究基本相同的结论。针对不同时间节点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表明在成熟资本市场中，税收政策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

国内也有大量实证文献研究国内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具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如王化成和李春玲等(2007)、智宝月(2009)、刘银国(2008)等等。虽然在股利政策研究方面国内存在大量的文献，拥有较为丰富的相关成果，但涉及税收对股利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文献较为有限，王志强(2004)、刘利(2006)提供了有限的研究成果。王志强(2004)采用

2000―2002年的资本市场相关数据，借助修正的CAPM模型及除息日股价变化方法分析了税收对于沪、深上市税收政策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税前期望收益率与股利收益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存在股利政策的税收效应。刘利(2006)使用同样的方法采用2004年6月沪市分红派息公司的数据研究税收对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并认为通过改革相关税制，缩小资本利得和股利所得税的税差是提高上市公司股利发放水平的有效途径。

(二)本文的研究设想及创新之处

从国内相关研究来看，主要借鉴国外修正的CAPM模型分析税收对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实际上使用这种方法存在一些疑问，因为该方法的研究主要使用截面数据，并不反映税收变化时的状况，也就是在税收政策不变条件下的研究，而上市公司基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运营特点及不同传统会有不同的股利政策，因此这种方法所测度的税前期望收益率与股利收益率的相关关系，可能反映的仅仅是上市公司不同个体税收政策的差异。当然仅仅采用这种方法研究可能与研究期间中国股利税收政策并未有过调整有关。2005年中国调整了股利税收政策，个人投资者暂按减半额度征税，到目前税收政策的改变已有一段时间，这也使本文有条件来研究在此前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是否出现调整。

对于税收政策改变前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变化的研究，无论国内的研究还是国外的研究，大多采用时间节点前后对股利差异进行对比来反映股利政策是否发生变化，这种方法的缺陷是容易混淆不同因素的影响作用及时间变化的影响。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使用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并在引入税收政策虚拟变量的条件下进行回归分析，同时在回归方程中考虑其他主要的影响因素，以分离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回归系数更真实地反映税收政策变化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带来的影响。

三、研究指标、模型

股利政策最主要的体现是股利派发水平，这里我们采用多数研究的选择，使用股利支付率及其变化反映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调整。税收政策的变化通过虚拟变量反映，即股利个人所得税调整的2005年之前的年份赋值0，2006年及以后的数据年份政策虚拟变量赋值1。由于股利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减半征收，实际相当于税率减半，显著降低了股利派发的税负，原理上基于税负减轻及资本利得税和股利税之差缩小的考虑上市公司会增加股利派发水平，因而本文给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上市公司股利派发率与股利所得税税率负相关。

除了税收政策变量外，其他一些因素对股利政策的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本文选择了一些主要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根据经典的财务理论投资机会也会影响到公司的股利政策。当公司存在更多投资机会的时候，会需要更多的资金以满足相应资本预算的需求，内部融资由于不需要额外的筹资费用，并且不需要繁杂的程序，成为公司筹集资金的首选来源，因此，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公司就会有减少股利派发的倾向，即留用更多的利润。营业收入增长率越高，表明公司处于更高的成长阶段，也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本文使用营业收入增长率反映投资机会，基于此给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2：上市公司股利派发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负相关。

外部筹资成本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利率的高低对于资本成本的高低，特别是债务成本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外部资本成本总体水平上升时，会增加上市公司资金成本支出，因而会抑制公司对于外部资金需求，并使用内部资金进行替代，从而减少股利的派发。本文使用利率作为外部融资成本指标，并给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假设3：上市公司股利派发率与外部融资成本负相关。

从公司内部财务指标来说，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越高，其资产的流动性就越好，相对于低短期偿债能力状况时期，公司有提高股利派发的倾向。反映短期偿债能力的财务指标有多种，由于现金流量是反映短期偿债能力的最直接的指标，这里使用现金流量与流动负债的比率反映短期偿债能力，因此给出本文的第四个假设。

假设4：股利支付率与短期偿债能力正相关。

考虑税收政策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并加入控制变量，给出如下的实证模型：

GL=C+a,SS,+a2了Z,+a3I,+a4CZ,+u　(1)

其中GL,为相应年份的股利支付率，反映上市公司股利政策，SS,为税收政策虚拟变量，TZ,为营业收入增长率指标，反映上市公司总体投资机会变化，I，为利率，反映外部融资成本，CZ,是现金流量与流动负债的比率，反映短期偿债能力，C为常数项，、a3、山为相应变量的系数，u，为随机误差项。

四、数据说明与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研究中使用的财务指标数据来源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CSMAR资本市场数据库，利率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各期，并且使用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利率指标，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有多种期限，并且各年份利率期限长短也存在不同，为保持利率期限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本文选择120日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数据，并取当年每月的加权平均值，然后按年度得出每年的平均值。由于自1996年才有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数据，因此，我们的研究数据从1998年开始，区间选定为1998―2007年，考虑从1998年开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中国资本市场建立于1990年，初始期限过早，则上市公司数量有限，代表性不足。最终模型使用的财务数据是样本中上市公司相关数据的平均值，考虑在整个研究区间数据的一致性，我们以1998年为基期初选上市公司，并且有下述情形的上市公司将会被从样本中剔除：(1)期间曾经暂停上市或已经退市的公司；(2)未分配利润连续三年以上为负数的公司；(3)数据缺失的公司；(4)1998年上市的公司；(5)数据中出现明显偏大或偏小值的公司。剔除后，样本中共包含463家符合要求的上市公司，然后依据这些样本公司的相关年度数据计算各相关财务指标的年平均值，表1为相关数据的描述行统计。

(二)实证分析

将上述指标代人模型(1)得到如表2所示的回归结果。

表2显示的回归结果表明，模型回归的R平方为0.73左右，调整后的R平方也达到了0.51左右，表明方程总体上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因此，整体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分因素分析首先检验本文的假设Ⅱ。税收政策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并且t统计量在5％以内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股利所得税税率降低的政策并没有提高上市公司股利派发水平，相反显示了反方向的影响，也就是否定了本文的假设1，这与经典财务理论相悖，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的上市公司并没有主动的股利政策，或者说，上市公司治理结

构不合理，回报股东的意识并不强，更多的是一种在资本市场圈钱的意识，因此股利派发水平对所得税税率变化并不敏感，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证监会强制规定，上市公司分红是其获得进一步融资资格的先决条件之一。而之所以回归结果显示相反的影响，可能基于这样的显示：中国资本市场从2001年起经历了四年多的下跌，2005年所得税税率的下调，可能更多反映的是监管当局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取向，更多显示的是政策信号的作用。2006年及其后中国资本市场的巨幅波动，又使投资者忽略了股利派发对自身投资收益的影响，而上市公司在这种环境下也就缺乏股利派发的积极性，

利率的回归系数约为－1.6，并且t统计量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高利率将会抑制上市公司提高股利派发水平，而低利率环境对上市公司增加股利派发水平有正面影响，这印证了本文的假设4。说明外部，特别是外部债务资本成本的高低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债务资本越高，上市公司越倾向于使用包括留存收益在内的权益资本，从而减少股利派发水平，相反则会提高上市公司股利派发水平。研究期内，中国的市场利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因而对股利派发水平的提高具有正向影响。营业收入增长率和现金／流动资产比率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两个因素并没有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调整产生影响，因而否定了本文的假设2、假设3，从现金流的角度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由于创造现金流的能力普遍偏弱，因而一定范围内相关指标的变动并不能显著改善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因而股利政策也就不会对该指标敏感。

关税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一、企业研发的相关理论

按照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①在Frascati手册中对R&D的定义，R&D是指为增强知识储备和发明新产品而进行的创造性的系统工程。这个工程关系到企业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科技研究活动。

目前，我国企业R&D投入的动力不足，R&D投入强度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公司水平。自1985年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科技创新的激励政策。例如，2006年2月国务院制定了《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以下简称《配套政策》），从科技投入、税收激励、金融支持、政府采购、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等10个方面提出了60条政策。2008年国家税务局出台了《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该政策指出，企业从事《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公布的《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07年度）》规定项目的研究开发活动，其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实际发生的八项研发费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规定实行加计扣除，扣除比例共为150%。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不但受到税制设计的影响，也受到政策执行环境的影响。通常政策本身具有很好的指导性，但往往执行力度不足，效果不佳。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是国内外学术界、政府部门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迄今为止的研究获得了一些经验证据，但结论并不统一。而囿于数据难以获得等方面原因，对我国企业研发税收激励政策的定量分析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在研究方法、研究深度、研究对象细化等方面、均有待深入，相关的实证研究亟待加强。

二、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R&D投入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R&D投入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研究主要是从税制的角度出发，集中于税收优惠政策是否有效及有效程度如何等方面。

1.国外文献

按照Hall（1993）的观点，对R&D投入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评估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方法：一是衡量R&D税收优惠是否能够增加社会的R&D活动并使其达到私人收益等于社会收益时的最优水平；二是比较增加的工业R&D所带来的收益和税收损失的大小，即采用成本效益方法；三是比较私人R&D支出方面与政府补贴。通常第一种方法难以实施，第二种方法比较常用。

国外关于税收优惠政策对于R&D投入有效性的研究如下：

（1）税收优惠政策对R&D投入具有正面效应

Mansfield and Switzer（1985）采用加拿大55个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发现R&D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面效果，但是其激励效果不大。在R&D税收优惠政策下，约有1%-2%新增的R&D支出，且政府税收比率在0.3-0.4之间。

Bernstein（1986）利用1975-1980年27家公司的一组集合的典型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使用生产结构模型考查加拿大R&D税收优惠政策（包括R&D投资税收抵免和特别研究津贴）对R&D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实际范围内，税收支出每增加1美元，将会为企业带来多于1美元的新增R&D投入。同样，Kenneth，Pittman and Reed（2004）比较了多个国家的R&D税收优惠及其影响后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对于R&D投入具有更加积极的促进作用：即每1美元的税收优惠额能够带来约2.96美元的R&D投入。

Berger（1993）同样采用价格弹性估计法，发现1981-1988年美国的263家企业的价格弹性为-1.10到-1.5，表明税收激励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的R&D投入。Hall（1993）第一次以大量样本数据对美国公司R&D投入的效果进行评估，表明税收激励的R&D弹性效果大于1，即税收支持产生的支出能够带来比支出更多的R&D投入。

Bloom，Griffith and Reenen（2002）采用OECD中9个成员国1979-1997年数据进行分析，同样发现，税收优惠对于企业R&D支出有一个负的价格弹性②，表明税收优惠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的R&D强度。企业的R&D投入水平受税收改变的影响弹性不高（刚超过-0.1），但就长期而言影响作用会更大。税收减免将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实质性影响，10%的税收优惠将导致1%左右的短期R&D额外投入和10%左右的长期R&D额外投入。OECD（2002）的实证研究同样表明，企业R&D投资对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企业R&D投资给予税收优惠，其收益将远远大于政府与企业付出的成本。Russo（2004）也发现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极大促进企业对R&D的投资。

（2）税收优惠政策对R&D投入无显著效应

Mansfield（1986）使用美国1981-1983年110个企业数据得出R&D价格弹性只有-0.04到-0.18，认为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效果并不明显。Mansfield则利用一个小型样本数据，结合访问调查，也认为R&D税收激励政策的效果不明显。

关于垄断市场上的R&D税收优惠的激励效果，Inci（2009）研究表明，通过直接资助不会达到期望的研发强度。政府对R&D行为征税的结果不理想。因此，在高溢出效应的垄断行业中，R&D直接补助一般与较低的销售税有关；相反，在低溢出效应的垄断行业中，R&D税收优惠一般与较低的销售税有关。

总体而言，国外绝大多数的实证研究认为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R&D支出。

2.国内文献

（1）税收优惠政策对R&D有正面效应

蒋建军、齐建国（2007）使用数量经济模型对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的R&D税收激励效果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对R&D支出的价格弹性系数为-0.617，激励效果比较显著；该价格弹性系数相对于部分发达国家处于中等水平。

吴葵英（2010）选取2005-200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果。结果显示，所得税改革对于不同行业的激励效果不同。其中，医药、生物制造业正相关，机械、设备、仪表制造业、石油、化学、塑胶、塑料制造业负相关，金属、非金属制造业效果不明显。

杨路明、李智敏（2010）主要从企业的内在驱动力（企业取得盈利以确保生存发展）与外在驱动力（技术推动力、市场需求拉动力、政府体制环境等）这个特殊的角度，说明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R&D投入的作用。

我国的科技激励政策主要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这两种政策对企业R&D投入影响的比较，一直都是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问题。

赵维荣（2009）选取2007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除了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以外的财政收入与企业R&D投入具有正相关关系，表明除了所得税、增值税以外的财政收入越高，越有效刺激政府加大补贴力度，从而利用杠杆效应，促使企业加大R&D投入；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与企业R&D投入之间具有负相关性，表明所得税、增值税优惠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加大R&D支出。

马伟红（2011）以2007-2009年中小企业板67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了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资助和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的R&D投入都具有促进作用，税收优惠政策比政府资助对企业R&D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大。

我国的部分学者对某项具体的研发税收优惠政策效果进行了分析。比如，陈华（2011）分析得出，2009年浙江省软件十强企业的净利润从享受税收优惠前的29.55亿元上升到享受优惠后的40.52亿元，增幅为37.11%；净利润率从19.43%上升到26.64%，增幅为7.27%，从而表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00〕18号）对软件业的R&D活动和自主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软件产品具有智力化、无形化的特征，无形投入在增值税环节中无法抵扣，增值税激励政策对软件业减负力度明显不足，并且部分中小型企业无法享受相应的所得税优惠的原因在于，它们不具备软件企业认定资格。税收优惠政策未能够有效地激励软件行业上游的研发环节，原因在于政策没有对具有高风险的研发过程给予优惠，过分关注于研发成果。

宋河发、穆荣平、任中保（2009）通过调查发现，技术开发费150%税前加计扣除政策首先有效促进了企业R&D投入的显著增长及新产品开发。企业不满足享受该政策的条件是其未能够享受该政策的首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第三则是政府执行不足。因此，建议统一使用“研究开发费”代替“技术开发费”；给予企业选择享受该优惠政策的更多权利；各级地方政府应积极建立政策落实的专家会商机制，简化审批手续。

沈肇章、魏朗（2009）主要从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和企业自身特征这一全新角度分析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该文采用东莞市347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问卷数据得出：企业组织特征（包括企业年龄、资产规模、员工规模和素质、会计机构的设置）、政策信息传递（政府部门对政策的宣传与辅导）、企业对税收优惠政策的认知水平与R&D投入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正向关系。

（2）税收优惠政策对R&D无显著效应

刘涛（2009）对2005-2007年研发行为较密集的行业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研发投入价格弹性为-0.137，说明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R&D支出具有正向激励效应，但由于企业R&D的投入对税收优惠政策带来的成本变动的敏感性不强，激励效果并不十分显著。

孔淑红（2010）结合2000-2007年度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税收优惠政策总体上没有对科技创新起到明显促进作用，且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研发创新指标的影响程度具有显著不同。在我国中部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对技术市场成交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邓晓兰、唐海燕（2008）和张济建、章祥（2010）同样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激励作用有限。

以上学者主要对我国现有税收优惠政策的整体效果进行了分析。由于税收优惠政策一般选取的税种是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所有也有部分学者积极研究了这两种税优惠政策的作用，具体如下：

卜伟、王稼琼（2007）实证检验增值税对我国企业R&D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现行税制影响了R&D投入，且只有增值税对R&D投入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所得税对R&D投入没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不能够有效激励企业加大R&D投入。卜伟（2009）指出，与其它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相比，我国装备制造业大中型企业的总体税负水平和增值税税负水平均不高；在设定条件下，装备制造业业增值税转型对其加大R&D投入的影响也不大。

夏长杰、尚铁力（2006）通过1996-2003年对企业R&D支出变化率与企业所得税变化率之间的关系找出其散点图规律，得出以下结论，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企业R&D投入具有激励效应，但并不显著。税收优惠政策存在覆盖范围小、R&D支出是费用化还是资本化等问题，并且事后所得税优惠对企业加大R&D投入的支持力度不足，从而影响了我国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热情。

总体来说，国内己有很多学者从事税收优惠政策对R&D投入的激励效果研究，但是绝大多数仍属于政策介绍性的，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实证研究或者进行理论论证的文献不多。

三、总结与结论

综合以上回顾可以看到，国外大多数文献从税制角度进行实证分析，选取税收激励价格弹性作为研究对象来衡量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R&D的激励效果，即政府牺牲1元钱的税收额是否能换来企业超过1元的R&D投入。Bernstein（1986）、Kenneth，Pittman and Reed（2004）、Hall（1993）等人的研究表明，税收优惠能够明显促进企业加大R&D投入。

国内大多数文献则选取R&D投入、研发强度作为因变量，检验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关系。蒋建军、齐建国（2007），戴晨、刘怡（2008），宋岩（2009），吴葵英（2010），马伟红（2011）等人的研究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R&D投入有显著影响。

总的来看，大部分文献指出税收优惠对于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具有正面影响。但是，也有文献认为其对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并没有发挥显著作用。由于数据较难获得，目前对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和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果尚缺乏较为全面的评价，因此更深入的研究亟待展开。

注释：

①OECD著.弗拉斯卡蒂丛书——研究与发展调查手册[M].新华出版社，2000.

②税收激励价格弹性为私人R&D支出变动的百分比与税收变动的百分比的比值，即：税收激励价格弹性=私人R&D支出变动的百分比/税收变动的百分比.

参考文献

[1]卜伟.我国装备制造业R&D税收优惠激励政策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9），Vol.26 No.18：35-37.

[2]邓子基，杨志宏.财税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11（5）：5-10.

[3]范金，赵彤，周应恒.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依据及对策[J].科研管理，2011（5），Vol.32No.5：141-148.

[4]科技部发展计划司、中国科技指标研究会.OECD研究与发展调查手册（第5版）弗拉斯卡蒂丛书[M.新华出版社，2000.

关税政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生态产业；财税政策；研究展望

一、研究现状

近年来，学界对财税政策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相关的问题的研究给予了极大关注，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态产业有关概念与定义的研究。关于生态产业的定义，目前国外学者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外学者往往根据个人研究的需要，主要从产品生产与服务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的角度来对生态产业进行界定。经合组织与欧盟统计署（Eurostat）1999年的《环境物品和服务产业：数据集合河分析年度报告》把生态产业界定为生产某种物品和服务的活动，这些物品与服务是为了进行测量、预防、限制、最小化、或矫正对于水、空气、土地等的环境损害，以及为解决废物、噪音与生态系统相关的问题。这种生产活动包括减少环境风险以及使污染和资源利用最小化的技术、产品与服务；2006年恩斯特和扬（Ernst}Young）把生态产业划为两大类：污染管理和资源管理；2009年10月荷兰ECORYS咨询公司把生态产业界定为核心生态产业和相联生态产业，把核心生态产业界定为那些可识别的部门，一些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或处于生态供应链上的产业被称为“相联生态产业”。国内学者对生态产业的界定也不统一，学者们主要根据掌握的资料和研究的需要以及自身对生态产业理解来给出生态产业的定义，主要从生态经济角度出发引申出生态产业。韩玉堂（2009）认为生态产业是基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以生态经济学为原理和指导，模拟自然生态而建立的人工生态系统。李周，杨荣俊，李志萌（2011）认为生态产业的发展是从生态农业开始的，生态产业的核心是构建一个基于“被利用资源能持续成为再生资源”的生态工业体系，而将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结合起来的生态服务则是生态产业最有前途的增长点。发展生态产业的主要手段有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结构优化、生态技术开发、资源循环利用和污染全面控制等。李慧明（2012）认为生态产业主要包括与气候治理有关的所有生产与服务活动，也包括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生态建筑。马建平（2013）认为生态产业是按照生态经济原理和知识经济规律组织起来的基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且具有较高效的生态过程及和谐的生态功能的集团型产业，生态产业是绿色产业的一部分，循环产业是生态产业的一种类型，且生态产业覆盖范围更宽。吴琼（2014）认为生态产业是继经济技术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发展的第三代产业。生态产业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

（二）关于支持生态产业发展财税政策选择的研究。由于生态产业的界定没有统一，专门就支持生态产业发展方面来探讨财税政策选择和财税体系的构建方面的研究很少，学者们主要从节约使用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宏观角度来研究构建生态税收体系。已有的研究较多的从与生态产业相关的如环保产业、生态旅游业的角度探讨生态产业财税体系的构建问题。如曲顺兰（2004）建议在税制的设置中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因素，生态观念贯穿于税制建设的始终，对企业生产、消费者行为、资源利用等各方面征收一系列税收，从而在税收体系中形成独立的出于生态目的的税种体系。曲顺兰（2004）、李志远（2005）建议生态税收体系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直接作用于生态目的的税收，如进行资源税改革、推进“费改税”，开征污染税、能源税等；二是间接作用于生态目的的税收，如完善流转税、企业税以及关税等措施来构建我国生态税收体系。李周等（2011）认为建立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创新体系主要是从促进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促进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以及促进科技进步的财税政策三个方面来构建，其中促进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主要从财税扶持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重点支持环保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建立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以及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财税支持体系来实现。贾康（2013）认为，国家对于环保产业税收优惠力度还不够，建议进一步完善对环保企业在企业所得税、房产和土地使用税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

（三）关于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运行效应的研究

国外学者主要从财税政策对生态产业影响绩效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探讨，主要侧重于财税政策对微观主体――企业行为的影响。如Canton（2006）在《Which Role for Eco-industri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一文中研究了寡头垄断生态产业情况下政府如何制定最优排污税，其研究表明，最优排污税的制定取决于厂商的市场力量，纳什均衡同样存在于寡头垄断市场。Shibli，Markandya（1995）在《Industrial

Pollution Control Policies in Asia： How Successful are the Strate

gies》一文中通过分析中国生态产业发展现状，认为征收排污费存在人为因素，对控制污染缺乏有效性，因为收费只是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而Moledina（2003）在《Dynamic Environmen

tal Policy with Trategic Firms： Prices Versus Uantities》中则认为企业由于要缴纳排污税，因此可能会通过削减产量来达到减少税赋的目的，而对于许可证制度，企业可能会故意提高价格以期在未来获得更多的许可证。Wang，Wheeler（1996）在《Water

Pollution Abatement by Chinese Industry Cost Estimat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一文中对中国省际数据研究表明，排污收费制度既不是武断的又不是缺乏效率的，地区间规制手段产生效果不同，主要是由于环境损害的评价以及执行力方面的差异。国内的有关研究主要侧重于从宏观层面上探讨现行财税政策的节能减排效应，并没有从生态产业的角度出发探讨财税政策对生态产业发展的影响。如张磊、蒋义（2008）用我国单位GDP能耗作为解释变量，用与节能减排相关增值税、消费税以及资源税等三个税种各自的税收收入占当年税收收入总和的比重作为自变量，对促进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进行研究，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增值税对节能减排效果显著、消费税和资源税则效果不显著。朱迎春（2012）采用Engle――Granger协整检验方法，对我国节能减排税收政策效应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各种税种减排效应差异较大，增值税的节能减排效果显著，但仍有改善空间，而消费税和资源税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关于促进生态产业发展财税政策的实践情况。在实践方面，欧洲国家普遍采用环境税来控制企业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从而达到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目的，而美国只用排放许可证交易制度来进行环境管制，促进生态产业发展。国内有关生态产业发展的税收的实践现状：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环境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1978年以前有关政策处于空白，这一阶段没有涉及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第二阶段（1978――1994年），将环境保护定位基本国策，开始实施排污收费制度，并制定了有关辅的税收措施。如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第三阶段（1994年至今），政策工具逐步丰富。如对利用废物企业的税收减免，对节能治污等环保技术和投资的税收优惠，对污染型产品和项目征收消费税等。我国目前建立的税制体系，五种与生态产业发展有关的税――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以及土地使用税，其税收收入总和占总税收的8%左右。财政支出方面，自2004年起，中央财政预算设立了清洁生产的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清洁生产的规划、培训和技术标准的制定，以及冶金、轻工、纺织、建材等污染相对严重行业中的中小企业清洁生产示范项目的建设。

二、总结与评价

通过对已有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发现，财税政策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研究和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生态产业的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当前学术界和国家政府部门对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支持体系的研究从概念、体制以及实践管理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但是，从力所能及的文献研究中也发现，生态产业尚属于较新的概念，关于生态产业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初步研究阶段，有关生态产业的基本内涵、具体内容以及基本特征等方面尚存在不同的观点。目前关于生态产业理论研究还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对生态产业的定义和特征的研究，主要停留在一般性的描述方面，从理论上没有厘清其基本内涵，也没有提出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由于目前理论界和实践层面对生态产业没有统一的界定，相关数据库尚未建立以及前人学者研究成果缺乏，有关数据的搜集存在一定的困难，影响了对财税政策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宏微观政策效应在实证方面的分析与研究。二是，对于促进生态产业财税政策体系系统化构建的思路和具体实现路径等方面仍缺乏系统研究。财税政策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影响路径、影响方式及影响效果等许多关键问题尚未进入深入有效研究。我国现行的财税体系中的部分财税政策与生态产业发展有一定的关联，从理论上和实证角度分析其对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激励（约束）效应进行分析还有所欠缺。三是，在实践领域，我国目前的财税政策体系中，虽然财税政策与促进生态产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关联，但主要是围绕环境保护政策展开的；许多政策也只是大方向上的、简单的规定，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

三、未来研究展望

一是，财税政策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方法和思路需要更新。未来的研究应研究综合运用生态学、经济学、财政税收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理论分析和实践探讨两个层面展开研究，在理论分析方面，未来的研究应遵循“生态产业及财税政策效应基本理论――财税政策影响生态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及影响路径――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支持体系系统化构建”思路。通过运用现代公共财政机制有关原理，设计适应促进我国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机制，对于实现我国生态产业发展，建立生态文明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二是，生态产业的生态产业的概念、内涵、特征和有关内容需要进一步明晰。只有在明晰生态产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系统阐明财税政策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为系统化构建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支持体系提供依据。三是，现行财税政策在促进生态产业发展方面的政策效应需要实证分析。现行财税体系在促进生态产业发展方面还存在某些不尽人意之处，只有通过归纳概括现有的与生态产业发展相关的财税政策及相关政策的运行现状，并从理论上探讨财税政策对生态产业发展的影响路径、影响效应等，重点分析相关财税政策（如所得税优惠、增值税抵扣优惠、资源税以及消费税等），对生产和消费生态产品和服务的厂商和消费者行为选择的影响。从宏观层面上采用Engle―Granger协整检验方法，对我国现行与生态产业发展相关财税政策，对生态产业发展发挥的政策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侧重考察财税政策的经济效益、社会效应以及环境效应。从微观层面上探讨，与生态产业发展相关的财税政策，对企业主体行为选择的影响、对企业生产效益的影响等。将生态产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企业投入/产出作为被解释变量，消费税税负、企业所得税税负、增值税税负以及政府环保支出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收集一定数量的样本数据，用Eviews6.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实证结果。只有通过实证分析，才能详细准确评价我国现行财税政策在促进生态方面的政策效应，从而从完善财税政策角度加快我国生态产业发展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四是，现行的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未来的研究通过从宏观跟微观层面上实证分析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变动对生态产业发展的影响，得出相关结果，并以此为基础，分析现有财税政策在促进生态产业发展方面的不足之处，提出进一步完善现行财税政策，系统化构建新的财税体系促进我国生态产业加快发展，重点从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两方面着手建立可操作性、系统性的现代财税体系。

参考文献：

[1] OECD，Eurostat，“The Environmental Goods and Services Industry： Manual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1999.

[2] Ernst &Young，“Eco-industry，Its size，Employment，Perspectives and Barriers to Growth in an Enlarged EU”，Report fo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2006.

[3] ECORYS，“Study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U Eco-industry”，Final Report-Part 1，2009.

[4] 李周，杨荣俊，李志萌.产业生态经济：理论与实践――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绿色发展探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0.

[5] 李慧明. 气候政策立场的国内经济基础――对欧盟成员国生态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J].欧洲研究，2012，1.

关税政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企业年金 税收 政策

尽管企业年金计划是企业的自愿行为，但是，政府的财税优惠政策的宽松程度是影响企业年金制度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为了使我国企业年金计划能够健康发展，我国应该尽快出台相应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明确企业年金计划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和要求，积极推广企业年金计划的税收优惠政策。本文就我国企业年金税收政策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做了简要分析。

一、我国企业年金税收政策现状分析

1、缴费环节个人所得税的征免规定

对于养老金收缴环节是否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问题，我国的现行做法是，无论是企业为职工还是个人自己向年金计划缴费，只要进入个人账户的资金就作为即期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

2、投资环节的税收征免规定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出台针对养老金和企业年金投资收益的税收优惠政策，换句话说，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收益是应税的。

3、养老金领取环节税收征免规定

目前，我国对企业年金的领取环节没有任何税收优惠，必须交纳个人所得税。

由于我国目前企业年金投资渠道狭窄，资金保值增值较困难，从长久来看，通货膨胀是养老金资产积累面临的重要风险。再加上我国的企业年金采用缴费确定制而非收益确定制，职工退休时按个人账户养老金本利和计发而不与物价指数和工资指数挂钩，这样，如果再对其养老金全额征收个人所得税，对退休职工领取的养老金无疑是雪上加霜。

但是，在我国的实际生活中，退休职工领取养老金收入一般是没有征税的，也就是说，虽然税收规则要求对养老金领取额征税，但是实际上没有征税。

二、我国现行企业年金税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认识到税收优惠政策是企业年金的“引擎”，企业年金的发展需要政府税收政策的支持。但是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年金发展政策环境相比，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的政策瓶颈亟需突破。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具体分析，我国现行企业年金税收政策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企业年金的税收政策不统一

我国企业年金的税收政策基本上是体现在政府的政策性文件之中的。无论是从国务院和国家职能部委的政策性文件，还是各地方政府有关的政策性文件来看，企业年金计划的税收政策在内容上存在着差异，是不统一的。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政策性文件与国务院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政策性文件中，关于企业年金政策的不一致性。例如，关于企业缴费的免税额度:2000年国务院《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国发[2000]42号)中规定企业向企业年金缴费部分在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4%以内的，可以在成本中列支，而湖北、浙江、安徽等省规定企业向企业年金计划缴费在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5%以内可以在成本中列支。二是，国务院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政策性文件的不一致。国务院在国发[2000]42号文中明确规定，在试点地区企业向企业年金缴费在额外负担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免税，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2004年出台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中却没有说明企业向企业年金计划缴费可以在企业经营成本中列支，只是规定了向企业年金缴费的最高限额。三是，各地方政府对企业年金计划的税收优惠方式也不统一，这不仅表现在各省之间，而且还表现在同级省政府不同地区之间:如，对企业年金的缴费，有的优惠多，有的优惠少，有的干脆没有。

2、缺乏税收优惠政策与税收优惠不足并存

缺乏税收优惠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政策规定上看，2000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试点方案》规定，企业向企业年金缴费在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4%以内，可以税前列支，但试点工作目前仅在辽宁省、吉林等省和极少数试点城市进行；少数非试点地区(如上海、深圳、大连、浙江、安徽)也出台了地方性税收优惠政策，而全国大多数地区尚没有正式出台针对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二是，从涉税环节上看，企业年金的税收涉及三个环节:缴费阶段——涉及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投资运营阶段——涉及增值收益税；养老金领取阶段——涉及个人所得税。从国际看，绝大多数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免税)体现在前两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一般均纳税。在国务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及各地方政府的有关企业年金计划的税收的政策性文件中，对投资运营阶段，没有税收优惠政策，相应的投资收益仍需纳税；对缴费阶段中的个人缴费基本上也没有税收优惠，个人的缴费仍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向企业年金的缴费也不是都免税。

税收优惠不足主要体现在现行税收优惠中的最高免税比例过低，且灵活性太差。首先是税惠比例不统一，各省从3%到10%不等，缺乏较为合理的规范标准，各个地方各行其是，给监管带来不小的难度，也给不法之徒留下了违规操作的制度空间。其次，上述各地的税收优惠比例以5%居多，但实际情况是该比例明显偏低，无法激起企业参加企业年金的积极性。

3、税收优惠规则层次不高、权威性不足

目前，我国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规则是以政府的《决定》、《通知》、《复函》、《试点方案》、《试行办法》等政策性文件的形式出现的，国家的立法机关及税务机关对企业年金的税收政策并没有专门的规定，更不用说有专门的法规。而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在收入法典中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显得层次不高、权威性不足，缺乏严肃性。

结束语

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是实际上实行优惠税收政策亦表明政府在养老金计划中承担的部分责任，我们应该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同时，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给予企业导向，促使企业年金向政府既定的方向发展，比如保护职工的利益，这将有助于促使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公平，促使资本市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关税政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纳税主体；博弈论；征纳关系

一、博弈论简述

博弈论，也译作对策论，是当今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极为重要的一门理论学科，它利用数学工具对种种社会经济选项进行深入地规范分析，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它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在利益相互制约下策略选择时的理及其相应结局。

二、税收征纳关系论概述

税收征纳关系是随着税收的产生而产生的。税收的产生，源于广泛的剩余产品、经常性公共需要、独立化的经济利益主体和强制性的社会公共权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劳动逐渐出现了剩余产品，出现了私有财产制度，并产生了奴隶制国家。国家出现以后，国家为了行使其职能，就必须相应地建立一系列的专门机构及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行政管理机构。自从有了税收，就有了征税方和纳税方，征纳双方的关系也就产生了。

三、税收征纳关系的博弈分析

（一）税收征纳关系的完全理性分析

税收征纳关系博弈分析的前提假定是“理性假设”，来源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通常认为在确定条件下对理性的描述表现为经济行为效用最大化，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表现为经济行为预期效用的最大化。税收征纳主体双方各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和行动逻辑，各有自己在指向上相似而在形态上各异的价值取向。

（二）税收征纳关系博弈模型分析

执法服务型模式是以纳税人是否遵从为假定前提，强调税收征纳关系统一性的一面，税务部门在执法的同时也强调服务的功效，并以此为税收收入赖以实现的主要手段，征纳双方在征纳过程中地位平等，共同推动税收实现的模式。

设T为征税主体在纳税主体“依法诚信纳税”（纳税遵从）的情况下，采用“不查”策略的得益。C为征税主体采用“稽查”策略的成本。C1为征税主体采用“稽查”（监管）策略时的税收流失。V为纳税主体在征税主体不稽查情况下，采用“纳违规”策略的得益。B为纳税主体在征税主体采用稽查策略时，采用纳税违规策而被惩罚的成本（外部成本）。n为纳税主体采用不遵从策略的概率。1-n为纳税体采用遵从策略的概率；m为征税主体采用稽查策略的概率，1-m为征税主体采用稽查策略的概率。征纳双方的收益如表1：

可以推断，较小的n值和m值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利的，因为n值小，意味着纳税主体违规行为的概率低，而m值小，意味着征税主体采用稽查手段的概率低，从而节约稽查成本。

从均衡结果可以看出，如果要降低纳税主体违规的最优概率n，就必须采取两种办法：（1）增大C2-C1，（稽查能够为国家挽回的损失尽量多）。（2）减少C（降低征税主体的稽查成本）。如果要降低征税主体稽查的最优概率m，可以采取四种方法： （1）增大A（增大纳税主体采用“纳税违规”策略的成本）。（2）减少V（降低纳税主体 “纳税违规”的超额得益）。（3）增大B（加大对纳税主体违规的惩戒力度）。（4）增大U（提高纳税主体的信用收益）。

四、对税收征纳关系的政策建议

通过对税收征纳关系的博弈论模型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修正税收征管目标，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理念

好的税收征管目标不仅能保证税收收入的及时、足额入库，更能促进税收执法的规范，有利于实现税收征纳关系的和谐发展。

（二）优化征税流程，降低纳税人遵从成本

优化征管流程必须把握好法制、绩效、便民、责任四个原则。强化岗位责任意识，按照谁受理谁审核，谁审批谁负责的要求，进一步简化内部审核审批环节。结合行政许可法简化审批、强化监督的原则要求，税务部门应转变业务管理的方式，从原来以审批管理为主，转向以监控检查为主，充分利用信息集中共享的优势，切实加强对授权审批事项的事后监控、检查和考核。

（三）优化服务手段，提高服务水平

完善纳税服务体系。积极为纳税人拓宽纳税申报和税款缴库渠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金融支付结算工具。积极探索实施多种人性化服务。通过口头敦促、电话通知、文书公告、服务热线、手机短信等方式，提醒纳税人按期申报纳税、缴销发票、纳税自查，正确执行税收政策，避免纳税人过失受罚。积极探索预约服务、办税绿色通道等个性化服务。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钱宝荣.税收征收管理[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11

关税政策论文范文第9篇

（1）保障财政性教育投入增长的资金安排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重视教育投入问题，我国的财政教育投入逐年加大。在2006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加大教育投入，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从2008年和2009年来看，我国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已连续两年达到了3%的水平，公共教育服务的水平逐渐提高，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目前教育财政的投入总量与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距4%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应该看到，为了保障公共教育支出，我国政府在每年教育财政预算安排中，一些与教育有关的税费收入直接负担了财政的教育支出成本，如教育税收优惠政策、教育费费附加等。但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单独的教育税体系，教育类税收综合机制也没有形成，所以税收保障公共教育财政资源的作用亟待挖掘。而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财产税一直是国家公共教育财政的主要来源，大约75％的财产税被指定运用于教育。此外，税收优惠政策还是各国教育类税收的普遍做法，如教育所使用的土地、建筑的税收减免部分，成为公共教育投入的有效补充。

世界银行还在《教育部门援助战略》（WorldBankSupportforEducation）别强调：“公共财政是教育改革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教育投入、教育收费、税收以及资金使用效率都与学校的管理和融资密切相关”，这充分体现了教育类税收对于公共财政资源的重要性。

我们试图从教育的直接税、税式支出及税收管理三个方面入手，分析我国教育财政的税源基础及其机制，提供有利于缓解全社会教育经费需求压力的财政收入方案，保障财政性教育投入的增长。

（2）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税体制的需要。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了财政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支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和任务。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都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放在重要位置。公共教育是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我国公民无论居住在哪个地区，都有平等享受基本受教育的权利。而包括税收在内的财政职能是政府全面履行职责和加强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体制保障和政策手段，在推进公共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服务均等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责无旁贷，也大有可为。虽然于凌云、安体富等强调转移支付机制是公共教育均等化的重要体制保障，但丁元竹指出税收均等化、财政需求均等化等内容同样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需要对我国将建设何种财政能力均等化体制进行研究，要从完善财政体制的角度加以认识。可见，建立有助于公共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税收体制机制，对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体制有着积极作用。

（3）完善教育财政学理论的需要。目前，教育财政学已经融合了财政学和教育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成为公共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廖楚晖在《教育财政学》的研究展望中，提出可以进一步从政府教育支出成本分析的角度，对教育财政的税收分担问题进行研究。应该指出，不同国家的财政管理体制不尽相同，造成了教育类税收理论研究的背景也不一样，如联邦制的美国，州和地方政府承担的教育财政责任大，与教育税收理论研究一般是在州和地方政府层次上进行；而不同国情的国家，其受教育人口、人均受教育水平及公共教育需求等千差万别，财政教育负担也各有差异，教育税收理论研究的复杂程度也不相同。而其中与教育相关的税收机制研究更少，也不成体系。因此以我国的教育税收机制为研究对象，将其融入到完善公共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研究之中，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在国内外教育财政学研究领域中具有学术创新和推广价值。

2国内外研究现状

通过“educaition”、“tax”或“taxreform”等关键词在中英文图书数据库（包括《PublicEconomicReview》、《EconomicsofEducationReview》及《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等重要国外刊物）、世界银行网站（worldbank）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网站进行文献查阅，我们发现：第一，近年关于教育税收理论研究的文献很少，只有早期少数文献针对教育、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目前主要从税收优惠政策或者单一税种的角度，来研究一国教育财政经费来源的问题；第二，运用教育类税收数据进行教育财政的实证研究实为罕见。

2.1国内外理论研究

2.1.1国外理论研究

国外早期相关研究与增长理论相关，如GerhardGlomm运用理论推导解释了税收、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税收和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而学习时间对税收的变化反应迟钝。此外，较早的文献还对税收优惠与教育投入进行了分析，如Auten，et.al.提出采取相关的教育税收优惠措施，鼓励个人和团体捐资助学，拓宽教育资金来源，从而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而近年来的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针对单一的税种或政策对于教育筹资的影响。关于工资税与政府教育支出，Strauss、PanuPoutvaara等研究认为，受教育者应该向资助他们教育的地区缴纳工资税，这样可以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这些税收又可以转移作为政府教育支出的来源，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于财产税与公共教育提供，HilberandMayer、Wallis的研究指出，美国早期的财产税主要用于地方道路建设和学校筹资。地方纳税人之所以愿意支持财产税，是他们拥有的财产价值随着本地区公共服务（包括教育）的改善而提高，这就为征收财产税筹集教育资金提供了可能。关于累进税与民办教育筹资，EwijkandTang指出，政府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办教育的决定，因此政府应该采取较高的教育补贴和累进税政策，增加财政收入，相应提高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的部分，支持教育的发展。

2.1.2国内理论研究

国内也针对单一的税种或政策对于教育筹资的影响进行了理论研究。关于教育费附加改为教育税，吕道明等、席卫群和宫肖愿认为要拓宽税收筹集教育经费的主渠道，我国应该在选择合理税基的前提下，参照国外设立教育专门税，将教育费附加改为教育税，以达到解决现阶段地方教育经费的短缺，提供更优质教育的目的，满足学生和市场的需求，更好地体现“投资－收益”的原则。关于税收优惠与教育筹资，廖楚晖则专门针对高校后勤问题，提出了持续对该领域进行税收优惠扶持政策的一些思路；关于建立单独教育税体系的构想，张伦俊等对建立我国教育税制体系提出了一些构想：一是教育类税收的税基只能对流转额征税，才是最合适的选择。二是教育类税收的课税依据是商品的销售收入额与劳务的经营收入额之和。三是关于教育的税种归属，宜将教育税划作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划归地方财政的教育税收入用于对地方教育，包括义务教育、中等教育和其他形式的教育投入。关于财产税与教育筹资，郑磊等以美国为例，对以财产税筹集教育财政资金的模式进行了比较和借鉴，发现以财产税为教育筹资，可以部分缓解中国基层政府财力不足的窘境，具有一定的效率优势。

2.2国内外实证研究

2.2.1国外实证研究

国外与教育税收有关的实证研究不多，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关于财产税与教育筹资的研究，如Herber研究了美国以财产税作为中小学教育资金来源的筹资模式，他指出之所以选择用财产税为中小学教育筹资，主要是因为财产税是美国地方政府的一项稳定且大宗的收入来源，这种制度安排保证了地方政府有足够且稳定的税源，从而有足够的收入用于教育财政支出。关于差别税收政策与教育选择，BoothandColes运用美国和瑞典的样本，分析认为对劳动力市场收益征税但是对家庭生产不征税这种不对称待遇会影响教育选择和劳动力供给，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的性别差别进而造成全国范围内教育总量的差别，强调了税收对教育财政支出和教育资源分配的重要影响。关于税收减免对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效应研究，LoebandSocias对美国教育基金的税收减免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在联邦制国家，一般容易忽视了中央政府在教育财政方面的主导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地区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现象。因此应该充分重视中央政府在教育财政方面的作用，中央政府应该通过税收优惠的政策机制，促进地区间教育资源的均衡。

2.2.2国内相关实证研究

国内关于教育税收的实证研究少量见于教育税收优惠和教育财政成本核算的文献之中。关于教育税收优惠与教育筹资，王法忠通过数据，分析了我国目前在教育方面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指出其存在对教育机构的优惠多、对受教育者的优惠少，对财政拨款学校优惠多、对民办学校优惠少，对校办企业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弊多利少等问题，提出要以增加财政资金的方式支持教育事业改革，规范现行教育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于教育财政成本核算中的税收探讨，廖楚晖等分别从我国教育财政成本分担角度以及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角度，将教育资助主体分为政府资助、个人资助和社会资助三类，来核算税收在教育财政中的份额。

2.3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已有的文献从教育税收的必要性、经济理论意义以及经验借鉴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总体而言，实证分析分析很少，实证研究仅能就某类教育税收制度安排进行相应的政策探讨，存在着一系列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税收机制的概念、成因、特点及范围等研究不足。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教育税收制度或机制进行概念界定，有关研究不是介绍传统或现有的与教育有关的税收制度，就是在国与国教育税收政策方面加以简单的比较和借鉴，对于不同国情的教育税收成因、特点及使用范围的研究也不足。

（2）教育财政成本分类不清晰使得教育类税收研究框架模糊。财政的成本是税收，教育财政的成本也不例外。目前针对政府教育财政的细分方法却十分罕见，仅有廖楚晖等少数文献对教育财政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主要指教育的税式支出）等行了简要分类。由于教育财政成本分类不清，教育的税收研究框架容易引起争议，学界的结论对于决策部门而言，也缺乏应用价值。

（3）教育财政经费中的税式支出核算不全面。一个国家的教育投入水平往往用该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而这一指标并没有将一些教育财政的间接成本纳入核算的范围，如我国每年对教育用土地、设备、社会办学以及校办企业的税收减免等，都属于一种税式支出补贴教育经费，这些收入如果全部缴入财政国库，再用于支付教育，则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政府公布的水平，因此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足所引发的各种争议，是教育类税收无法清晰地核算，还是公共教育的税收配置效率问题？这些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和研究。

关税政策论文范文第10篇

（1）保障财政性教育投入增长的资金安排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重视教育投入问题，我国的财政教育投入逐年加大。在2006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加大教育投入，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从2008年和2009年来看，我国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已连续两年达到了3%的水平，公共教育服务的水平逐渐提高，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目前教育财政的投入总量与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距4%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应该看到，为了保障公共教育支出，我国政府在每年教育财政预算安排中，一些与教育有关的税费收入直接负担了财政的教育支出成本，如教育税收优惠政策、教育费费附加等。但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单独的教育税体系，教育类税收综合机制也没有形成，所以税收保障公共教育财政资源的作用亟待挖掘。而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财产税一直是国家公共教育财政的主要来源，大约75％的财产税被指定运用于教育。此外，税收优惠政策还是各国教育类税收的普遍做法，如教育所使用的土地、建筑的税收减免部分，成为公共教育投入的有效补充。世界银行还在《教育部门援助战略》（WorldBankSupportforEducation）别强调：“公共财政是教育改革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教育投入、教育收费、税收以及资金使用效率都与学校的管理和融资密切相关”，这充分体现了教育类税收对于公共财政资源的重要性。我们试图从教育的直接税、税式支出及税收管理三个方面入手，分析我国教育财政的税源基础及其机制，提供有利于缓解全社会教育经费需求压力的财政收入方案，保障财政性教育投入的增长。

（2）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税体制的需要。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了财政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支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和任务。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都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放在重要位置。公共教育是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我国公民无论居住在哪个地区，都有平等享受基本受教育的权利。而包括税收在内的财政职能是政府全面履行职责和加强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体制保障和政策手段，在推进公共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服务均等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责无旁贷，也大有可为。虽然于凌云、安体富等强调转移支付机制是公共教育均等化的重要体制保障，但丁元竹指出税收均等化、财政需求均等化等内容同样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需要对我国将建设何种财政能力均等化体制进行研究，要从完善财政体制的角度加以认识。可见，建立有助于公共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税收体制机制，对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体制有着积极作用。

（3）完善教育财政学理论的需要。目前，教育财政学已经融合了财政学和教育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成为公共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廖楚晖在《教育财政学》的研究展望中，提出可以进一步从政府教育支出成本分析的角度，对教育财政的税收分担问题进行研究。应该指出，不同国家的财政管理体制不尽相同，造成了教育类税收理论研究的背景也不一样，如联邦制的美国，州和地方政府承担的教育财政责任大，与教育税收理论研究一般是在州和地方政府层次上进行；而不同国情的国家，其受教育人口、人均受教育水平及公共教育需求等千差万别，财政教育负担也各有差异，教育税收理论研究的复杂程度也不相同。而其中与教育相关的税收机制研究更少，也不成体系。因此以我国的教育税收机制为研究对象，将其融入到完善公共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研究之中，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在国内外教育财政学研究领域中具有学术创新和推广价值。

2国内外研究现状

通过“educaition”、“tax”或“taxreform”等关键词在中英文图书数据库（包括《PublicEconomicReview》、《EconomicsofEducationReview》及《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等重要国外刊物）、世界银行网站（worldbank）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网站进行文献查阅，我们发现：第一，近年关于教育税收理论研究的文献很少，只有早期少数文献针对教育、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目前主要从税收优惠政策或者单一税种的角度，来研究一国教育财政经费来源的问题；第二，运用教育类税收数据进行教育财政的实证研究实为罕见。

2.1国内外理论研究

2.1.1国外理论研究

国外早期相关研究与增长理论相关，如GerhardGlomm运用理论推导解释了税收、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税收和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而学习时间对税收的变化反应迟钝。此外，较早的文献还对税收优惠与教育投入进行了分析，如Auten，et.al.提出采取相关的教育税收优惠措施，鼓励个人和团体捐资助学，拓宽教育资金来源，从而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而近年来的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针对单一的税种或政策对于教育筹资的影响。关于工资税与政府教育支出，Strauss、PanuPoutvaara等研究认为，受教育者应该向资助他们教育的地区缴纳工资税，这样可以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这些税收又可以转移作为政府教育支出的来源，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于财产税与公共教育提供，HilberandMayer、Wallis的研究指出，美国早期的财产税主要用于地方道路建设和学校筹资。地方纳税人之所以愿意支持财产税，是他们拥有的财产价值随着本地区公共服务（包括教育）的改善而提高，这就为征收财产税筹集教育资金提供了可能。关于累进税与民办教育筹资，EwijkandTang指出，政府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办教育的决定，因此政府应该采取较高的教育补贴和累进税政策，增加财政收入，相应提高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的部分，支持教育的发展。

2.1.2国内理论研究

国内也针对单一的税种或政策对于教育筹资的影响进行了理论研究。关于教育费附加改为教育税，吕道明等、席卫群和宫肖愿认为要拓宽税收筹集教育经费的主渠道，我国应该在选择合理税基的前提下，参照国外设立教育专门税，将教育费附加改为教育税，以达到解决现阶段地方教育经费的短缺，提供更优质教育的目的，满足学生和市场的需求，更好地体现“投资－收益”的原则。关于税收优惠与教育筹资，廖楚晖则专门针对高校后勤问题，提出了持续对该领域进行税收优惠扶持政策的一些思路；关于建立单独教育税体系的构想，张伦俊等对建立我国教育税制体系提出了一些构想：一是教育类税收的税基只能对流转额征税，才是最合适的选择。二是教育类税收的课税依据是商品的销售收入额与劳务的经营收入额之和。三是关于教育的税种归属，宜将教育税划作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划归地方财政的教育税收入用于对地方教育，包括义务教育、中等教育和其他形式的教育投入。关于财产税与教育筹资，郑磊等以美国为例，对以财产税筹集教育财政资金的模式进行了比较和借鉴，发现以财产税为教育筹资，可以部分缓解中国基层政府财力不足的窘境，具有一定的效率优势。

2.2国内外实证研究

2.2.1国外实证研究

国外与教育税收有关的实证研究不多，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关于财产税与教育筹资的研究，如Herber研究了美国以财产税作为中小学教育资金来源的筹资模式，他指出之所以选择用财产税为中小学教育筹资，主要是因为财产税是美国地方政府的一项稳定且大宗的收入来源，这种制度安排保证了地方政府有足够且稳定的税源，从而有足够的收入用于教育财政支出。关于差别税收政策与教育选择，BoothandColes运用美国和瑞典的样本，分析认为对劳动力市场收益征税但是对家庭生产不征税这种不对称待遇会影响教育选择和劳动力供给，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的性别差别进而造成全国范围内教育总量的差别，强调了税收对教育财政支出和教育资源分配的重要影响。关于税收减免对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效应研究，LoebandSocias对美国教育基金的税收减免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在联邦制国家，一般容易忽视了中央政府在教育财政方面的主导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地区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现象。因此应该充分重视中央政府在教育财政方面的作用，中央政府应该通过税收优惠的政策机制，促进地区间教育资源的均衡。

2.2.2国内相关实证研究

国内关于教育税收的实证研究少量见于教育税收优惠和教育财政成本核算的文献之中。关于教育税收优惠与教育筹资，王法忠通过数据，分析了我国目前在教育方面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指出其存在对教育机构的优惠多、对受教育者的优惠少，对财政拨款学校优惠多、对民办学校优惠少，对校办企业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弊多利少等问题，提出要以增加财政资金的方式支持教育事业改革，规范现行教育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于教育财政成本核算中的税收探讨，廖楚晖等分别从我国教育财政成本分担角度以及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角度，将教育资助主体分为政府资助、个人资助和社会资助三类，来核算税收在教育财政中的份额。

2.3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已有的文献从教育税收的必要性、经济理论意义以及经验借鉴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总体而言，实证分析分析很少，实证研究仅能就某类教育税收制度安排进行相应的政策探讨，存在着一系列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税收机制的概念、成因、特点及范围等研究不足。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教育税收制度或机制进行概念界定，有关研究不是介绍传统或现有的与教育有关的税收制度，就是在国与国教育税收政策方面加以简单的比较和借鉴，对于不同国情的教育税收成因、特点及使用范围的研究也不足。

（2）教育财政成本分类不清晰使得教育类税收研究框架模糊。财政的成本是税收，教育财政的成本也不例外。目前针对政府教育财政的细分方法却十分罕见，仅有廖楚晖等少数文献对教育财政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主要指教育的税式支出）等行了简要分类。由于教育财政成本分类不清，教育的税收研究框架容易引起争议，学界的结论对于决策部门而言，也缺乏应用价值。

（3）教育财政经费中的税式支出核算不全面。一个国家的教育投入水平往往用该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而这一指标并没有将一些教育财政的间接成本纳入核算的范围，如我国每年对教育用土地、设备、社会办学以及校办企业的税收减免等，都属于一种税式支出补贴教育经费，这些收入如果全部缴入财政国库，再用于支付教育，则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政府公布的水平，因此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足所引发的各种争议，是教育类税收无法清晰地核算，还是公共教育的税收配置效率问题？这些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和研究。

关税政策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关税政策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写作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关税政策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　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 目前 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 社会 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 企业 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 政治 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 发展 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 现代 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 理论 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 自然 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 方法 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　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 影响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 影响 。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 企业 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 经济 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 分析 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 中国 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 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 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 理论 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 发展 规律 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 研究 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 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 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 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 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 2004年达到39. 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　总　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 文献 :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 金融 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2]林毅夫. 现代 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关税政策论文范文第14篇

【论文摘要】：税收法定原则的实质是要求征税权由立法机关保留，但税收调控权不应由立法机关垄断，因此，税收法定原则不应笼统地适用于所有有关税收调控的立法行为。行政立法可以规范消费税的基本制度，以及仅涉及部分行业、部分地区的税收调控措施。同时，应当设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宏观调控委员会，负责审查和批准税收调控中的所有行政立法，并且在宏观调控基本法中明确规定税收调控中行政立法的前提条件、行政立法中可选择的调控措施及调控幅度。 【论文关键词】：税收法定原则 征税权 税收调控权 一、问题的提出：行政立法在税收调控中的作用 近年来，为了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我国政府频频出台宏观调控举措，其中税制调整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2007年5月30日和2008年4月24日的两次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调整，2007年7月1日开始的大范围出口退税率调整，还是2008年11月10日公布、并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修订后的《增值税暂行条例》，都对经济运行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上述税制调整都是以行政立法的形式做出的。根据《立法法》第8条，对于财政、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予以规范。《立法法》第9条并规定，上述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何为税收制度中的“基本制度”，何为可以授权国务院先行制定行政法规的“部分事项”，《立法法》并未明确。因而如学者所言，上述规定无疑为国务院争取税收立法权预设了缺口，构成行政立法大范围介入税收调控的制度背景。 问题在于，依“税收法定”原则，税收要素只能由法律规定，并依此确定纳税主体纳税义务的有无及大小。行政机关不得以行政法规对税收要素作出规定，部委规章更不得越雷池半步。因此，学理上首要面对的是“通过行政立法来实施税收调控究竟是否具有正当性”？需要澄清的是，不应将“对税收调控中行政立法的评价和控制”等同于“调控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的问题。这是因为我国规定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更重要的是，司法机关不应对宏观调控决策的正当性予以实质性审查。因此，期望通过司法来评价税收调控中的行政立法，是不切实际的。可行的研究路径是，厘清税收调控中的行政立法与税收法定原则的关系，并基于规范论立场来分析行政立法介入税收调控的适当范围。 二、为税收调控中的行政立法正名 （一）税收目的之拓展与国家的双重身份 我国目前的税法体系中，除《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三部法律之外，其余均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部门规章等效力层级较低的规范性文件。这是行政立法介入税收调控的制度背景和重要表现，另一方面又被学者指责为税法体系背离税收法定主义的典型例证。作为一项闪耀着法治主义思想光芒的宪政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的价值历久弥新。因为税收是现代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故而必须预防和避免国家滥用征税权力、侵犯公民的财产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政国家确定税收法定原则是限制国家对公民私有财产无度征收的重要措施。 然而，现代国家的税收早已非仅限于财政收入之目的，而是在此基础之上承担起经济目的和社会目的。后二者甚至反然超越财政收入目的而成为某些税收之主要目的。例如，早期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认为社会政策或经济政策只是租税之附带目的，租税之主要目的仍为收入，如果超出此种界限，而以税法之外形行干预市场经济之实质时，即为法律形式之滥用，应为违宪之宣告。但随着现代工业社会之发展，德国联邦法院转而承认租税须扮演国家社会经济政策之积极角色，只要其具有充作一般收入之目的，纵为附带目的，亦不失为租税。与上述观念转变相呼应，1977年修正之德国《租税通则》第3条，在税捐要件中“以收入为目的”之下附加了“亦得仅为附带目的”。 由此可见，现代国家在税收关系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作为收入的获得者，通过获取无对价的金钱给付来满足自身开支需求；而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通过规范和调整税收行为来进行宏观调控，这正是国家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这两种身份固然具有内在统一性，但也存在明显差异、甚至是矛盾。在税收调控中，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国家须不惜牺牲自身收入。例如在经济衰退时实行减税政策，即是以税收收入减少为代价的。就此，有学者甚至认为， 财政政策上引入过多经济政策目的之租税优惠，加深了税收的短缺，导致国家债务失去控制之事实。 （二）国家职能演进与行政立法扩增 如果说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的角色定位古已有之，那么宏观调控则是国家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所特有的职能，是国家经济职能演进的历史产物。由此，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机关也就无可选择地承担起具体实施宏观调控的职责。这是由行政机关自身的定位所决定的，因为在分权制衡的宪政结构中，立法权构建制度，行政权负责将制度推向实践、获得效能，因而被认为是一种执行性权力。行政权的执行性特征，使其最直接地连接着社会，而现代化所引发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问题的复杂多变，都要求行政权力具有较高的效率和实际功能，要求行政主体总是积极、主动、及时、实效地把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以实现行政目的。此即行政权力的“效能性”。在此意义上说，对于政府宏观调控和对于宏观调控正当性的诉求，正是行政权力效能性的要求和体现。 虽然对于宏观调控应当实行“规则之治”抑或“相机抉择”，经济学理论上仍存有争议，但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关于“固定规则与相机抉择”的争论可以归纳为：灵活决策的优势是否会被由自由决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滥用权力的潜在可能性所抵消并超越。由此可见，无论基于何种理论主张，宏观调控的本质均在于灵活决策，而绝非简单的执行。至于“固定规则抑或相机抉择”的理论分歧，则仅仅影响到决策的自由程度。故此，为了使得行政机关能够有效实施宏观调控，行政权力就不应被严格地限定于狭义的法律执行，而是必须获得适当的规则制定权。 事实上，如果说行政权力本身的效能性是现代社会中行政机关越来越多地介入经济运行的理论根源，那么在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关系及行政事务的复杂化，迫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改变了对行政权执行性的理解，执行法律不再局限于采取具体行动，而是包括制定次级的抽象规范及政策，立法机关的工作方法开始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执行工作。[11]于是，授权立法（行政立法）开始大量涌现，而行政立法在税收调控中的积极作用，实际上正是此种趋势的一个缩影。 （三）税收立法权之归属—基于征税权与税收调控权的区分 1．征税权与税收调控权的区分。从宏观理论视野来看，国家权力的总量是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不断扩增的。权力总量之所以会不断增加，是因为现代化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化、人与人关系的复杂化，具体表现为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务的剧增，而理性化则在客观上要求这些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务应得到有序的安排。因此，权力作为一种管理能力，其扩增就成为一种合理的客观需要。[12] 在此意义上，征税权这一古老的权力类型本与国家相伴而生，其理论基础可以从两个层面来阐释：首先，公民基于社会契约而向国家让渡部分自然权利（财产权）。其次，在特定时期内社会财富总量恒定的前提下，公民的财产权益与国家的财政收入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二者博弈的结果是必须对公民个人和国家的财产权予以界分（其本质是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前者即作为私权的公民财产权，而后者则体现为国家的征税权。正因此，征税权是从国家“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体现的。征税权的权力内容是决定公民税收负担的多少。但是，国家通过税收实施宏观调控的权力则是在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和广度不断扩展的前提下产生的一种新型权力，笔者谓之“税收调控权”。它出现的现实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总需求和总供给的非均衡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且市场自身无法解决。其理论基础在于此种背景下，国家与人民之间所达成的具体的宪政契约，即全体人民授权（而非让与）国家代表他们行使调控经济的权力。[13]这种宪政契约在我国《宪法》上有明确体现—《宪法》第1条第2款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该条款构成税收宏观调控的法律依据。与征税权不同，税收调控权是从国家（或政府）“运用”或“调整”财政收入以影响经济运行的角度来体现的。税收调控权的内容是判断税收调控的目的是否正当合理、拟采取的税收政策与目的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2．税收立法权的归属。征税权与税收调控权在理论基础和性质上的差异，决定了在确定税收立法权的归属时应遵循不同的原则：如果税收的作用主要是国家获取收入，那么税收立法权须由立法机关所保留。因为财产权乃是宪法所确认的基本人权，宪政制度实施以来，私人财产权一直被作为划定政府权力的合法范围与受保护的个人自由之间的 界限。[14]税收法定原则（即税收立法的法律保留）从本质上说即意味着征税权必须由立法机关保留（或曰垄断）。但是，如果税收的主要作用在于调控经济运行，那么，如何合理、有效地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效应，则是确定税收立法权归属的主要考量，惟其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维护和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如前所述，行政权力在宪政结构中的定位决定了行政机关总是最为直接地连接着具体社会，并负责感知和回应经济形势的变动。如果说税收调控直接来源于特定的经济或社会政策，那么行政机关正是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订者和实施者。所以，只有行政机关最能够判断税收调控的目的是否正当合理、税收政策与该目的的关系是否符合比例原则等。为此，由行政机关直接行使有关税收调控的立法权实属必然。事实上，我国《宪法》赋予国务院以较大的经济调控权，根据《宪法》第89条第6项，国务院负有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的职权；《立法法》第56条同时规定，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除了基于执行法律之需要外，还可基于《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由此，税收调控中的行政立法，是行政机关行使税收调控权（非征税权）之表现。 综上所述，“税收法定原则”的实质在于要求“征税权应由立法机关保留”。但是，基于税收调控权自身的性质及其与征税权的区别，税收调控权不应由立法机关垄断，行政机关应直接参与税收调控，并享有有关的立法权。因此，税收法定原则不能用来一概否定税收调控中的行政立法。 三、税收调控中的行政立法之规范 （一）行政立法的调整范围 从理论上说，如果税收行为以获取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那么应当通过狭义的法律来予以规范，而如果税收行为以经济调控为主要目的，则宜于通过行政立法来规范。但是问题在于，无论对于何种税收而言，即使其主要目的在于调控经济，但终究须以国家收入为附带目的。否则，如果仅具有经济管制诱导性目的，而与国家收入目的无关者，即非为税收。[15]且在多数情况下，财政收入目的和经济调控目的乃是水乳交融，难以廓清。因此，如何在整个税收法律体系中界定法律与行政立法各自的调整范围，亦即行政机关介入税收调控的范围与方式为何，就成为学理上亟待解决之难题。 笔者认为，虽然税收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其实现方式具有多样性，但总体来说，税收政策对于经济的调控作用可以归结为宏观和中观两个层面：从宏观层面上看，税收政策可以通过调整政府财政收入、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来影响国民经济运行。[16]这主要是通过调整所得税、增值税等主体税种的各项税收要素来实现。例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税率的调整，以及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的改革等。从中观层面上看，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对特定产业、特定区域、特定社会群体的税负予以调整，进而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影响。这种调控方式的实施又可经由以下两种路径：其一是针对某种消费品开征、停征或调整消费税，进而影响该种消费品背后的相关产业。其二是在特定产业、特定区域减轻或加重所得税、增值税或营业税等税种的税负来实现经济调控目标。例如，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制定了《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从2011年7月1日起，在东北地区部分行业率先推行增值税制度转型，允许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税金予以抵扣，从而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 相对而言，前一种税收调控方式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具有根本性和普遍性，全体纳税人均受其约束，也正因如此，该种税收调控会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减产生直接的、重要的影响。第二种税收调控方式虽然也关乎纳税人的财产权利，但由于其调整范围较窄，从其影响上看仅涉及特定产业、特定地区或部分纳税人，且调制受体也可以通过放弃从事特定行为来规避税收负担的加重（或通过从事特定行为来享受税收优惠），从而充分体现出税收调控“管制诱导”的功能。基于此种考虑，笔者认为，有关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等主体税种基本制度的立法应以避免无度征税为第一要务，同时须考虑由于税率单一所可能造成的税制不公平现象。为实现以上目的，相应的立法权应由立法机关保留；至于财产税等其他财政收入目的较强、调控意义较弱的税种，其基本制度自须法律规范；有关消费税基本制度之立法应以贯彻实施特定的经济社会政策为首要考量，因而相应的立法权宜由行政机关享有。既然消费税的基本制度由行政立法予以规范，那么利用消费税进行经济调控自然得通过行政立法之制定、修正或解释实行。而所谓其他税种的基 本制度应当由法律规范，则意味着从原则上说，相应的税收调控行为须由立法机关以法律修订的形式实施。但尤为重要的是，即使对于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等主体税种，如果仅涉及在特定产业、特定地区的税收优惠或重课，亦可认为属于前述中观意义上的税收调控方式，因其管制诱导性目的、且影响面较小而可通过行政立法来实施。当然，由于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等税种的基本制度由法律规定，因此即使行政立法仅针对特定产业或特定地区来调整课税对象、税率、减免税等税收要素，也须法律授权。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通过未来之宏观调控基本法或产业政策法，对行政机关在特定产业、特定地域实施税收调控的权力予以授权和规范（下文详述）。 （二）对行政立法的制约 对于通过行政立法实施税收调控的批评，来自于“税收中性原则”。该原则要求在市场能自我调节时，税法制度不能超越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而对市场运行施加不当干预，而税收调控法恰恰就是要保障国家通过税收去干预市场。因而二者间看似存在矛盾。[17]税收中性原则直接关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自由的根本理念：如果说市场和政府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那么，通过税收政策实施宏观调控，必然是以压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比重为代价。因此，过度或不适当的税收调控，可能窒息乃至扼杀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损害经济自由，最终可能动摇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基础。然而，何为税收调控的“适当程度”？如何实施正确的税收调控？对于上述问题，无论在经济学理论抑或实践层面均无法达成完全一致的观点，因此，期望通过法律制度来确保税收调控达到预期效果，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以及政府在干预经济中的有限理性，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永恒话题。只是由于宏观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决策者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风险，使宏观调控的复杂程度远胜于微观的市场规制措施，进而使“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由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并不能取得预期的积极效果，这就使税收调控中的行政立法似无合法性基础，或者说，政府在税收调控中的“试错”应受到必要限制。 1．宏观调控委员会对税收调控的审查。在美国，根据《充分就业与平衡增长法》( Full Employmentand Balanced Growth Act of 1978)，在总统每年度向国会所作的经济报告（the Economic Report）中，须对经济发展的短期目标、中期目标、实现方式进行分析，[18]应包括以下评估，即现行税率、财政支出政策、规制政策、国际贸易政策、科技发展支持政策等方面的政府政策对于商业投资的影响。[19]国会在收到总统报告之后的30日内，先由参众两院的常务委员会、参众两院中具有立法管辖权的各专门委员会，以及国会各联合委员会分别阅读报告，并向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提交建议。然后由联合经济委员会在每年3月1日之前向参、众两院的预算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内容包括对总统经济报告中确定的各项短期和中期经济目标的分析和政策建议。[20]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报告是美国国会决定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是否有必要进一步制定法令（包括有关税收的法令）的最重要依据。由于总统经济报告须接受国会各委员会的审查，而国会各委员会的成员均来自参众两院，尤其是参议院的议员代表着各州的利益，因此，对于总统经济报告的审查体现了广泛的代表性和各利益团体的博弈，而审查结果将直接关系到国会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税收调控。在德国，根据《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第2条第2款，联邦政府如欲采取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中的相关措施来调控经济，事先须同时向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会说明理由。该法第18条规定，在联邦政府设立国家经济增长委员会。委员会的组成包括：联邦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每个州的一名代表；四名来自乡镇和联合乡镇的代表。委员会负责对实现调控目标的一切经济政策措施进行定期咨询。[21]可见，虽然美、德两国行政机关在利用税收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但二者均须受制于本国立法机关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整体判断，均须接受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专门委员会的审查。 对于行政立法的此种制约，自然是以促进税收调控的科学性为题中之意：首先，通过广泛的代表参与、听取各方面意见，可以拓宽决策所依据的信息获取渠道，避免“以偏概全”，起到汇集民智的作用；其次，民主决策和监督机制有助于防止 政府借宏观调控之名行自身利益扩张之实、或被特定利益集团所“俘获”；再次，从经济学理论上说，过于频繁和随意的行政立法，将会打破法律制度的稳定性以及社会公众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最终很可能导致宏观调控由于“动态不一致”而偏离预期的目标—这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就其本质而言是灵活的，然而这就产生了政策前后不一致的问题。如果社会公众无法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形成稳定的预期，他们就很有可能选择不相信政府的政策，或者不按照政府的政策引导从事，从而导致政府调控目标落空。[22]所以，只有通过限制政府权力、控制税收调控中的行政立法，才能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但在另一方面，应当承认，立法机关的决策较之行政机关而言，并不见得更为理性，或者更有效率。之所以强调立法机关对于宏观调控的决定性作用，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人们一般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在民主体制中，代议机构代表了公民与公众的利益，由代议机构确定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符合民主精神。[23]在人类智识有限的前提下，在政府常常不得不使用“试错法”来补充理论上的严重不足和选择宏观经济政策的现实语境中，民主决策、法律授权的机制同时又是赋予宏观调控决策以“合法性”的最佳途径。 综上所述，我国未来的宏观调控基本法应在全国人大的框架内组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宏观调控委员会。行政机关在税收调控中的行政立法，无论是通过行政立法来规范特定税种之基本制度（包括开征新税种），还是其余税种的局部调整，均须就其目的和必要性向宏观调控委员会说明。非经委员会审议通过，不得实施。鉴于税收调控的时效性，委员会应为常设机构，随时接受相关的审查请求。 2．法律对税收调控的授权与规范。德国《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第2条第2款授权联邦政府在一定条件下采取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的措施。而德国《个人所得税法》第51条则对政府的调控措施、幅度及其前提条件分别做出了具体且明确的规定，即联邦政府在获得联邦参议院和联邦议会的同意后，被授权可以条例的形式规范，对个人所得税作出最高不超过10％幅度削减、或最高不超过10％幅度提升的决定。所得税削减的前提条件是，存在干扰整体经济平衡的因素或者有倾向表明，营业额或者就业量已经产生持续性走低的后果或者预期性，特别是投资产品、建筑服务或者消费产品的需求出现明显衰退；提升的前提条件是，存在干扰整体经济平衡的因素或者有倾向表明，已经出现明显的价格攀升或者预期性，特别是投资产品、建筑服务或者消费产品的需求出现实质性的上涨。[24]德国《企业所得税法》第23条第2款同时规定：个人所得税如果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第51条第3款的规定被授权削减或者提升，企业所得税将参照其作相应的减少或提高。[25] 与德国立法异曲同工的是，我国台湾地区通过“促进产业升级条例”（性质上为产业政策法）对行政机关在特定条件下实施税收减免予以授权和规范。[26]该“条例”尤其注重列举政府可采取的调控措施（例如加速折旧、投资抵减、五年免税等），及其适用的条件。依本文之构想，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等主体税种的各项税收要素均应通过法律来规范，行政立法原则上不能予以改动，但是，如果税收调控的影响仅涉及特定产业或地区，则行政立法可以对主体税种的部分税收要素进行局部性调整。同时，行政立法可以规范消费税的基本制度。为此，极有必要借鉴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在宏观调控基本法或产业政策法中对于行政立法的调整范围、前提条件、调控措施及其幅度等问题予以明确规定。这既是对行政机关实施税收调控的授权，又对行政机关在税收调控中的自由裁量构成必要的约束，同时也是对行政立法调整范围的限制。 四、问题的实质：税收调控权的分配 依本文观点，税收调控中的任何一项行政立法，均须经由全国人大宏观调控委员会的审议和批准，从而使其与我国现有的行政立法存有不同。再结合关于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等主体税种的基本制度须由法律规范的观点，就得出结论：税收调控权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全国人大宏观调控委员会和国务院共同行使。然而这就使得对于税收调控权的定性颇费思量—很难将其界定为行政权抑或立法权。笔者认为，这恰恰揭示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所谓税收调控权，并不是立法权或行政权的下位概念，亦非与传统三权相并列的另一种权力类型，而是以一种“横截面”的视角来展开的。正如凯尔森所指出，即使在宪法明文规定分权原则时，立法职能也是分配给几个机关的，只不过仅给予其中之一以“立 法机关”的名义，但这一机关也决没有创造一般规范的垄断地位。[27]这就是说，“国家”只是法学理论上的抽象概念，国家权力总要由特定的国家机关来行使，因而权力划分的本质在于对国家权力的分配。如果说税收调控权是现代国家权力总量扩增和行政机关工作方式扩展的体现，那么所谓税收调控权之共同行使，亦即意味着将该种权力依据一定规则在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进行分配。 在此意义上，可看到行政法与经济法的交融。如果说早期的税法本质上即为行政法，以限制政府无度征税为主要考量，那么随着税收目的之拓展和国家角色之扩充，税收关系同时被纳入经济法的调整范围。而经济法之要义在于科学运用国家干预来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所谓“税收调控中的行政立法”，恰是经济法与行政法调整之交错处，本文即是面对限权与行权的紧张关系，提出征税权与税收调控权之界分，以及税收调控权之合理分配方案，以期探求政府运用税收政策干预经济运行之适当方式。 刘剑文、熊伟：《财政税收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页。参见刘剑文：《财税法专题研究》（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191页。桑斯坦教授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司法最低限度主义”：因为社会系统是极为复杂的，法院往往缺乏必要的能力去进行干预，一次简单的司法干预，往往会带来一系列无法估量的坏结果。参见桑斯坦：《就事论事—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泮伟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我国学者则专门针对司法机关在宏观调控中的被动消极角色进行了研究。参见鲁篱：《论最高法院在宏观调控中的角色定位》，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6期。王世涛：《税收原则的宪法学解读》，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1期。参见葛克昌：《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参见葛克昌：《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参见汤在新、吴超林：《宏观调控：理论基础与政策分析》，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页。参见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现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释》，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参见［美〕曼昆：《宏观经济学》（第5版），张帆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9 - 376页。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第17版），萧琛主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年版，第317页。[11]参见季涛：《行政权的扩张与控制—行政法核心理念的新阐释》，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12]参见季涛：《行政权的扩张与控制—行政法核心理念的新阐释》，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13]在一种较为完善的政治哲学体系中，应存在两种契约：一种使国家产生（社会契约），另一种调节其统治方式（宪政契约）。宪政契约是人民与政府订立的授权契约，它将社会契约所产生的政治权力的行使主体、目标和运行以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款表现出来。参见〔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14]〔美］詹妮弗·内德尔斯基：《美国宪政与私有财产权的悖论》，载于埃尔斯特主编：《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潘勤、谢鹏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97页。[15]参见葛克昌：《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16]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现代商品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运行的数量关系及信号传递过程表现为三个层次，分别为宏观经济变量、市场运行变量和企业微观经营变量。而宏观经济政策的直接调整对象，是内在地连接市场运行变量但又高于市场运行变量的宏观经济变量。参见魏杰：《宏观经济政策学通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第1 -2页。[17]参见李刚：《论税收调控法与税法基本原则的关系》，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18]See Sec. 1022b of Full Employ and Balanced Growth Act of 1978.[19]See Sec. 3117（b) of Full Employ and Balanced Growth Act of 1978.[20]See See.3132 (a)（c) (d) of Full Employ and Balanced G rowth Act of 1978.[21]参见吴越：《经济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91、39页。[22]以法律规则确保宏观调控措施在时间序列上保持动态一致性的必要性，已经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所证明。See : Kydland＆Prescott，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ournal ofPolitical Economy 1977 ， 85 : pp. 473~491。[23]岳彩申：《论经济法的形式理性》，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24]§ 51 Abs. 3 des Einkommensteuergesetzes.[25]§ 23 Abs. 2 des K? rperschaftsteuergesetzes.[26]参见葛克昌：《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27]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年版，第303页。

关税政策论文范文第15篇

伴随着当代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服务业应运而生，并且在整个经济活动中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近年来，我国现代服务业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现代金融保险业、现代物流业、科技研发等主要现代服务业都保持较好的发展势态。但从总体而言，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与国际一般水平相比，仍存在整体规模小，发展水平低，增加值比重轻、税收负担重等不足。

一、绪论

1.研究背景。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社会化程度和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黑龙江作为中国内陆省份之一，市场经济较为落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化解压力，推动经济健康持续增长，对黑龙江来说既是机遇，也是当务之急。

2.研究目的及意义。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制定和完善税收政策，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以达到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分析黑龙江省现代服务业的现状并提出促进其发展的税收政策和制度对策，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及实践意义。

3.研究内容与方法。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理论基础、现状与问题分析、经验借鉴和税收对策等。

本课题主要以实证研究为手段，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层次分析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资料收集与实地调查相结合，以及由特殊到一般的归纳演绎研究方法。

二、现代服务业发展与税收激励政策的基本理论

1.拉弗的税收激励理论。20世纪70年代，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拉弗提出了税收激励理论，其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减税来激励企业经济活动，并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

2.马克思的税收分配环节理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把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生产决定其他环节，其他环节对生产有反作用。

3.凯恩斯的税收作用理论。凯恩斯认为，税收不仅是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政府用来调节经济和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

三、黑龙江省现代服务业税收激励政策的现状与问题

黑龙江省服务业的税收负担与其他一些省份相比，税负相对较重。2008年黑龙江省服务业税收负担为10.35%，高于吉林、山东和湖南等省份的服务业税收负担水平。如此高的税负不利于黑龙江省服务业对外的竞争力，阻碍其健康发展。因此，采取必要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黑龙江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迫在眉睫。

资料来源：《中国税务年鉴2009》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和湖南统计年鉴2009》整理所得。从黑龙江省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税负比较来看，现代服务业的税负高于制造业。国家为扶持现代服务业发展对其实行轻税的效果并不明显。

四、国外现代服务业税收激励政策的经验和借鉴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增值税征税范围包括商品零售和服务业。但是在我国商品零售增收增值税而服务业征收营业税，导致税收政策不合理、不科学。要制定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应该借鉴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和经验，将建筑业等与生产相关的经营性劳务服务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发挥增值税的内在制约作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现代服务业的良好发展。

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要突出重点，具有针对性。首先，税收优惠政策目标应该要重点强调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也不能忽略对传统服务业的扶持。因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提高服务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传统服务业又是吸纳失业人员、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其次，要根据各类现代服务业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的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例如对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应从促进其技术研发的角度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应从鼓励吸纳失业人员的角度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经营风险较高的服务业应从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的角度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总之，税收政策要目标明确，具有针对性，才能使我国的现代服务业在税收政策的引导下科学、合理、快速的发展。

五、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激励政策

1.调整和完善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调整营业税征收制度，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降低服务业宏观税费负担水平。

2.不同类型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激励政策。现代公共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激励政策。为促进现代公共服务业的发展，国家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时，应一视同仁。

现代金融保险业发展的税收激励政策。应根据行业特征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实行亏损抵回与亏损抵后相结合政策，将证券交易印花税改为从卖方单边征收，鼓励投资者长期持有证券，减少短期投机行为。

现代物流业发展的税收激励政策。完善营业税相关的税收政策，完善企业所得税相关的税收政策，完善其他税费的税收政策。

技术创新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激励政策。增值税方面，准予抵扣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技术转让费用等无形资产以及科技咨询费用的投入；营业税方面，对企业的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培训取得的收入免税；企业所得税方面，对科研活动使用的先进设备、专用装置实行加速折旧。允许企业在研发中发生的损失冲抵应纳税所得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