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意识论文范文

危机意识论文范文第1篇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顶梁柱。在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中，他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们都在担忧，中国很快就要加入WTO了，国有银行能不能经受得起外来的冲击？

国有银行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坏帐累累，[2]缺乏创新机制和市场竞争能力，根本就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改革开放打破了一个又一个行业的垄断局面，逐步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唯独国有银行对金融行业的垄断，谁都碰不得。

中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金融体制改革，也不知道下过多少文件，作过多少决定，反复强调加强领导，精简机构，端正作风，整顿金融秩序，加强金融监管，反对，督促加速金融体制的改革。这些经年年念，月月念，天天念，念到了今天，金融业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了。确实，国有银行的改革是金融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二)国有银行的历史包袱

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当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历史包袱。这部分不良资产问题和国家当年的“赶超”战略有关。在建国初期，为了赶超世界先进工业国家，政府提出“以钢为纲”的方针，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赶超”战略给我们留下来一大批背负着政策性负担的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战略性政策负担。另一类是社会性政策负担。

许多国有企业属于能源、交通、原材料和基础产业，由于国家长期以来压低能源和生产资料的价格，使得这些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为了实现“自力更生地建设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一大批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不符合我国资源的比较优势，没有生存能力。还有一批国有企业在“备战”的口号下，钻进了深山老林，不具备正常的生产条件。这些企业背负了战略性政策负担，很难摆脱亏损。

在“赶超”时期，国家把大量资源投入了资本密集型行业，没有余力发展劳动密集产业。由于资本密集行业不可能大量提供就业机会，为了保障城镇居民就业，政府只好按“计划”叫国有企业安排就业。在许多国有企业中冗员比例甚至超过二分之一。除此之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必须承担职工的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福利。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到来，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越来越重。这些社会性政策负担把许多国有企业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些政策性负担必然增加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成本，导致利润低下，甚至亏损。国家只好采用各种方法扶持国有企业，其中包括直接对国有企业进行资金扶持。在实行了“拨改贷”之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扶持主要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的。[3]国有企业亏损的“责任归属”非常模糊，无论是企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负责人都不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因此，往往没有谁需要为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具体承担责任。毫无疑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必然转化为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负担。一方面，政策性贷款可能直接造成银行的不良贷款；另一方面，这种政策性负担同样加剧了银行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从而加速了国有银行内不良贷款的累积。

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当中另外三分之一来自于宏观金融政策的变迁，还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各级政府的行政干预以及银行自身的决策失误。[4]

如果西方的商业银行出现了不良贷款，处理方法比较简单，可以直接追究银行管理人员的责任，直到让这家银行关门倒闭。可是，很难处理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甚至找不到需要直接承担责任的肇事者。既然谁都不必为此负责，那还着什么急？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一年又一年地拖了下来，越积越多。

(三)国有银行改革的症结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症结是体制问题，说到底只有两条：

(1)政企分开

(2)通过市场竞争选择金融人才。

只有政企分开才能避免各级政府过度干预造成贷款坏帐。只有让优秀金融家来主持银行才能保证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这两个条件是改革国有银行的前提条件。第一条是政策环境。如果政府官员不停地干预银行业务，哪怕就是再优秀的金融专家也难以施展身手，甚至会被恶劣的经营环境逼走。第二条是说人的因素，在正常的经营环境下人的因素第一。尤其是在现代金融行业，千万不能让外行来领导内行。

有人说，那么多的经济学家都主张开放民营银行，为什么不先帮助国有银行搞好改革？经过好多年反复研究讨论，多数经济学家终于认识到，改革国有银行要比创建民营银行困难得多。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做到上述的两条。

政企不分使得国有银行的改革格外困难。国有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本身就是政府官员，无论是在组织上、人事上和心理上，国有银行的经理人员都必然高度依赖于各级政府。一方面他们忠实地执行政府的各项计划和意图，另外一方面，一旦国有银行遇到困难也必然会要求政府提供支援。政府提供的担保从根本上削弱和瓦解了国有银行改革的基础和需要。例如，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足，政府发国债筹资用于充实银行的资本金；[5]如果国有银行不良债权过高，资产质量低劣，国家则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在帐面上改善银行的资产质量。[6]正因为有政府的干预和担保，国有银行养成了相当严重的“道德危机”，补充资本金以后资本充足率又不断下降，债转股以后不良债权又迅速积累。政府的担保一方面破坏和瓦解着国家信用，另一方面则阻碍着民间信用的建立和发展，是债信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巨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银行商业化是化不了的。因为，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和国家财政是一家，政府、银行、企业紧紧地捆在一起，国有银行的改革没有需求，没有动力，没有基础，也没有条件。

如果国有银行能够找到优秀的金融企业家，并且他能够得到上级充分的信任和授权，顶住各种压力，政企分开，拒绝政府过度干预，那么，即使维持国有产权，也存在着办好国有银行的可能性。

可是，金融人才从哪里来？众所周知，只有通过金融市场的公平的竞争才能培养、识别、挑选金融人才。目前，国有银行的行长是由组织部挑选，由各级党委决定的，最后还要经过当地政府发个任命状。在这种体制下就很难避免双重扭曲：首先，组织部难免按照政府官员的标准推荐一些庸才。其次，就算凑巧蒙上一个人才，如果人事权控制在上级政府手中，怎么能够要求行长们做到政企分开？

在组织部推荐的人选中，就是按照概率分布，也会有几个比较好的人才。在这些人才当中，也会有几个能够和上级领导保持良好的关系，得到上级的支持。因此，国有银行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尽管大部分有问题，总可以找出几个较好的典型。正是由于存在着这些好的案例，使得许多人仍然对办好国有银行抱有很大的期望。可是，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有规则地选择合格的金融家来管理国有银行，如何才能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在现有体制下，要做到这两条非常困难。即使偶尔出现几个比较成功的典型，也不具有普遍推广的意义。

要搞好国有银行的改革，必须改变过去选拔干部的程序，通过公平竞争，从真正懂行的专家当中来选拔银行行长。行长的任命权必须交给银行的董事会，而不能由政府官员或者党委来决定。从理论上讲讲似乎很容易，真正做到，非常难。

由于目前没有公平竞争的环境，很难鉴别谁是金融人才。银行的董事会形同虚设，变成了退休老干部俱乐部，没有监督管理的能力。改变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挑选规则必然会涉及到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试图做到政企分开，必然会遭遇许多政府部门的反对。如果不做出重大的突破，想要让国有银行改革取得较好的成果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四)国有银行改革受制于国有企业改革

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金融体制有两个特点是不会改变的：以现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格局不会改变，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占绝对优势的局面也不会改变。因此，国有银行改革取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和直接融资体系的发展。

国有企业由于缺乏自我积累的能力，在改革过程中更加依赖外部资金的扶持。如果国有银行按照真正意义的商业银行来运作，经济效益普遍不景气的国有企业将遇到极大的融资困难。目前，国有企业占用了80%左右的银行贷款，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占绝对优势。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直接融资体系，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结构上，都难以满足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国有银行作为国有企业外部融资主渠道的地位。国有银行必须承担着整个金融体系的大部分功能，它无法完全按照自身改革的需要调整运作方式和业务范围。因此，国有银行能否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能否顺利走向商业化经营模式并生存下去，首先取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否顺利。

如果国有银行希望降低不良资产，无论是通过国家财政还是通过资本市场，只要一有动作就势必牵涉到国有企业。例如，通过“债转股”的方式来减轻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这原本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在西方工业国家中也经常这样处理企业债务。“债转股”的结果是让国有金融机构持有一部分，甚至相当大的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股权。假若国有企业的资产状况良好，那么持有这些企业的股份并不是一件坏事。银行可以定期分红，如果不想要了，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把股份转化为资金回收。可是，偏偏那些国有企业几乎都是老大难企业，往往早已资不抵债，连年亏损，哪里谈得上什么利润分红。既然连各级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改造都一筹莫展，让银行持有一些国有企业的股份就能拿出什么办法来吗？各级政府见了这些国有企业就头痛，银行作为政府的下属单位难道比政府的本事还大？倘若国有企业继续亏损下去，银行手中的股票早晚会变成“垃圾”。虽然在短期内银行的坏帐换了一个方式，作为整体来说，坏帐还是坏帐，国有银行肩上的坏帐负担并没有减轻。

国有银行正在推行股份制改革的试点，无论其产权无论如何变革，政府必然保持其主导地位。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必然要同时照顾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政府在处理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矛盾时，必定会从自身利益出发，确定优先顺序。对于那些经营状况比较好的国有企业，政府会站在银行这一边，执行金融纪律。但是，当一些国有大企业出现资金流动危机时，为了维护本地区的稳定，政府就不能不站到国有企业一边，干预银行的运作。如果不挽救国有企业可能马上就出乱子，弄得不好，各级官员要丢官罢职。对于各级政府官员来说，假若能够说服银行给企业一笔新贷款，就是出问题也不会在眼前。拖一天是一天。贷款到期之日，恐怕已在自己的任期之后了。出问题也是下任官员的麻烦。

如果国有银行从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出发，力图减少资产呆滞和被拖欠的风险和损失，势必会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国有银行收缩传统信贷业务将意味着整个社会融资总量的减少，大量储蓄沉淀在银行中而不能转化为社会投资。而银行自身在不能开展投资业务的情况下也同样难以发展。

无论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还是着眼未来的发展，国有银行改革都受制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制于直接融资体系的健全和发展。国有银行的改革在面对复杂的产权变革时，还要根据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程度和整个社会投融资体制的发展状况来调整自身的改革进程，从而增加了改革的难度。事实上，由于金融改革的一再拖延，国有银行已经大量聚集了来自于国有企业的风险。国有银行的改革难度越来越大。

(五)国有银行的产权矛盾

明晰的产权结构是现代商业银行的基本前提。

国有银行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银行，成为具有自主行为能力的市场经济主体。银行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首先要解决国有银行自身的产权问题。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国有独资的。国家作为抽象的、非人格化的所有者，事实上无法行使所有权，这就出现了产权主体虚置的问题。由于政府作为国家的人，行使国有资产的管理权，于是，在实践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将银行看作是政府的职能部门。从构筑现代商业银行所需的产权结构出发，为了实现政企分开，股份制改革是无法回避的选择。

在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过程中，能否通过资本市场引入非国有资产？这受制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在资本市场容量一定的情况下，国有银行上市必然会与国有企业争夺资金。如果国有银行大规模地进入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必然会增加国有企业直接融资的难度，反过来又增加国有企业向银行贷款的要求。因此，国有银行的产权变革必须与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相适应。

国有银行的产权变革还要面临现存的大量不良贷款问题。作为一种历史遗留问题，银行的不良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过去十几年改革的成本。在银行产权变革中必须决定如何分担这种改革成本。显然，由国有银行单独承担巨额改革成本既不合理也不可行，银行没有能力予以消化。比较可行的做法是通过社会化来消化这些不良贷款，这就必须通过资本市场来运作。这一过程受制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

(六)敷衍应付还是彻底改革

看到金融当局的困惑，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人物，清朝的李鸿章。他在满清王朝的末年出将入相，职掌大权。办洋务，练海军，办外交，也曾风光过一时。在他手上创建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开办了北洋水师学堂等新式学校。他在临死之前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罢，海军也罢，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补，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流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以何术能负其责？”[7]

李鸿章的这段话还有几分自知之明，活生生地刻画出了一个裱糊匠的心态。李鸿章把自己的所有作为都定位为一个裱糊匠。发现了窟窿，就拿张纸糊上，从表面来看似乎还挺漂亮，但是，只要风雨一来，就马上分崩离析，不可收拾。

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的某些金融官员的所作所为，也象是一个裱糊匠。在嘴上天天叫喊要改革金融体制，但是实际上只不过是“勉强涂饰，虚有其表”。金融体系和满清王朝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满清王朝病入膏肓，不可挽救。但是，中国的金融体制还不至于到那个地步。更何况，金融官员可以换了一茬又一茬，缺了谁，银行都一样要开张。金融体系的安危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绝非儿戏。

国有银行中的某些官员们已经习惯于垄断特权，他们甚至希望把金融改革也垄断起来。他们口口声声要改革金融体制，每年都提出一些改革方案。前几年，人们还很有兴趣，关注官方提出的各种改革金融体制的建议和计划。可是，一年又一年，金融体制的改革趑蹰不前，问题越来越严重。看起来，官方的某些研究机构也“江郎才尽”，提不出什么好主意来了。这些金融官员们在口头上也欢迎海外学者回国效力，欢迎懂得现代金融的专家参与改革，但是，当专家们提出改革金融的建议时，马上就暴露出他们“叶公好龙”的真面目。他们自知理亏，不敢就金融改革的政策正面展开研究讨论，于是，某些金融官员采取了拖延战术，千方百计，回避争论。当许多学者建议刊在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实现对内开放，通过建立民营银行实现金融体制的制度创新，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通过公平竞争逐步提高国有银行的竞争素质。实现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任务。本来应当动员更多的力量，齐心合力，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案。可是，有些金融官员只想当“裱糊匠”，尽量不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只求得表面上过得去，根本不考虑长治久安的制度建设。

在国有改革的问题上我们需要的不是几个裱糊匠。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并且有能力，有魄力对旧的金融体制实行大破大立的建筑家。

参考文献

[1]本章是在多次研讨中综合了林毅夫、光、曹远征等人的观点后写成的，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文中如有谬误则应由本人负责。

[2]有关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分析请参见本书第14章。

[3]这种扶持能否继续就要看国有商业银行能否继续其对金融资源的垄断。

[4]参见周小川，“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问题：原因与出路”，《大思路，专家论述：东亚危机和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第83页。

[5]在1998年中国政府通过增发债券一次向国有银行注入资金2400亿。

危机意识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在语言学分析框架中，“合法性”意味着评断事物的正当性需要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政府合法性问题的本质即是政府的正当性来源问题。在实践上，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具有正当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它能否说服公众，看它能否获得民意认同。

关键词：语言学分析；正当性；政府合法性

一、合法性概念的基本含义：正当性基础或来源

从语法层面看，“合法性”概念包含两个基本语义单位，即“合法”与“性”，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合法’之‘性质’”的逻辑意蕴。这就意味着，分析“合法性”概念首先需要弄清“合法”与“性”的基本规定是什么。

就“合法”一词来看，它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种是日常经验意义，“合法”即是“符合法律”(对应的英文为legal)，指的是人们对社会规则的遵守；另一种是普遍意义，“合法”即“具有正当性”，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认同，包含着理性的“必然性认知”、经验的“事实性接受”以及道德的“应然性评估”三个因素。从逻辑上看，经验意义上的“人们对社会规则的遵守”，本质上属于普遍意义上人们对社会存在认同的“事实性接受”的一种(例如，民众基于对国家暴力的屈服也是一种事实性接受)，所以，总的来说，“合法”的基本意义是“具有正当性”。那么，什么是“正当”呢?

进一步对此概念进行语法解析，不难发现，“正当”意即“正确”与“应当”的合成。何谓“正确”?在一般意义上，“正确”即是符合客观规律，是一种“求真”，是关于事物发展的科学性判定问题。因此简洁说，判断事物“正当”与否的首要条件，就是看事物发展是否具有必然性(科学性)。而何谓“应当”?这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基于主体需求的应该性评价，体现的是一种“向善”尺度，也就是说。“应当”与否，主要看的是能否满足人们的需求，能否符合人们总体的道义预期。所以总的来说，“正当”与否，取决于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和“道义标准”。而这两种标准的综合就是人们在实践上所表现出的“事实性接受”程度。由此可见，“合法”概念所展示给我们的观察框架就是：如何评价存在“正当”与否，可以通过两个尺度进行，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此其一。

其二，就“性”这一概念来看，在“合法性”概念中，意即“性质”，它在哲学层面具有两层意义。一层是指“根据”、“属性”，表达的是事物之所以称之为该事物的规定性，一般在形而上意义上使用。另一层指“源泉”、“基础”，一般在具体语境中使用，如合理性、现代性等。一般来说，具体意义是抽象意义在具体语境下的运用，是对概念抽象含义的经验化，所以，在经验层面上，“性质”范畴表达的就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和事物具有某种属性的根源，即“……的基础或来源”。相应地，关于“合法”的“性质”问题(即“合法性”问题)，也就是关于“‘合法’的‘基础或来源’”问题。

总而言之，综合“合法”与“性”两个概念的分析，关于“合法性”概念，其基本含义就是：关于事物所以具有“正当性”的“基础”或其“来源”问题。再结合“正当”概念的内在意义(真理性与道义性)。我们可以这样完整理解“合法性”概念的逻辑框架：它表达如何评断事物正当性问题；它提供两种评判尺度(真理标准、道义标准)；真理标准要求正当性的获得必须具备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道义性尺度意味着正当性的获得必须具有道义的支持(心理的、伦理的、信念的认同等)；两种尺度的统一体现为实践上公众的“事实性接受”程度。这也是“合法性”概念的语法结构所提供给我们的基本分析进路。循此进路，笔者进一步对“政府合法性”问题进行分析。

二、政府合法性的获得：历史根据、民意认同、说服能力

什么是政府合法性呢?依据上述关于合法性问题的分析框架，政府合法性问题也就是关于“政府正当性的基础或来源”问题。同样地，依据合法性问题的一般逻辑结构，政府合法性问题也包括这样三个方面：正当性的获得必须具备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正当性的获得必须具有道义的支持；两种尺度在实践上怎样统一。以此为框架，笔者对政府合法性问题作些分析。

合法性概念的一般意义表明，事物合法的基础或者来源可以表述为：两个基本原则(真理性与道义性)、三个具体因素(历史必然性、道义预期性、事实接受性)。相应地，关于政府合法性，也就是要求政府的存在与运行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两个基本原则，这意味着政府的存在与运行要具有正当性必须具备这样的基础。首先，该政府的建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至少不违背历史发展的趋势。例如，现代政府绝不会实行奴隶制度。其次，该政府的发展满足了社会公众的基本价值需求，符合整个社会基本的道义预期。例如，现代政府，至少不会剥夺公众基本的知情权和表达权。

三个具体因素，这意味着政府要想持续性发展，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件，这就是：不断拓展政府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持续增强政府的事实上的可接受性，及时跟进公众对政府的道义预期。其中，拓展政府正当性的历史根据，是保持政府合法性的根本性条件；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事实接受性，是维护政府合法性的关键环节；而不断跟进公众对政府的道义预期，则是推进政府合法性的必要步骤。何以如此呢?原因就在于，上述三个基本因素在政府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就拓展政府合法性的历史根据来看，其本质是不断探寻政府之所以具有正当性的历史必然性，即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方面寻求政府正当性的来源与依据。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对政府合法性的历史必然性的探究形成了这样几种观点：暴力来源观、社会职责观、公共服务观。暴力来源观，即认为政府正当性的依据来源于暴力，也就是说，政府(国家)是在人类社会自身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状况下的一种次优选择，其目的是为了使社会不至于在阶级冲突中毁灭。所以。以国家形态所展现出来的最早的政府，其存在的正当性来源于国家暴力对社会的保护。社会职责观，即认为政府存在和运行之所以正当，除了具有阶级统治的合法性之外，还因为其是一种社会公共机构，即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政府是与市场体系相对的一个社会系统，体现为市场体系是一种私人领域，政府体系则是公共系统。作为公共系统的政府其职责就是进行社会管理，所以政府行为具有正当性。公共服务观，则是在现代公民社会语境下人们对政府正当性的又一深入思考，其基本要义是：在市场经济崛起的背景下，现代社会分化为三种领域(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国家领域)，其中，国家领域的存在源于整个社会公众对它的契约性认同，即国家是全民共同签订的合同，该合同以公民纳税为保障，以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为回报。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政府的正当性来源于它的契约性，体现为它要提供公共服务。

如何看待上述三种观点呢?深入看，上述三种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体现出这样的历史发展线索，即：前市场经济时期——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暴力维持具有必然性；市场经济初期——私人领域扩展，私权扩张，国家逐渐显现其公权底色。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责具有必然性；市场经济发达时期——公共领域崛起，社会出现私域、公域、国家三者鼎立的局面，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凸显，通过提供公共服务获得正当性支持成为政府获得合法性的优先选择。由此可见，关于政府合法性来源的历史必然性，其演进具有这样的规律性：它根源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前市场经济时期、市场经济初期和发达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一般规律是，暴力基础——社会管理成效——公共服务程度；其历史演进所内含的逻辑是，阶级冲突严重，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市场经济崛起，私人领域形成，政府社会性凸显——公民社会生成，私域、公域、国家三足鼎立，政府契约性增强。这也是我们考察政府合法性之历史根据的一个真理性尺度。

其次，就及时跟进公众对政府的道义预期来看，其本质是提高政府在满足公众价值预期方面的能力，即看政府尽了多大努力来满足公众的预期，满足到什么程度(看实际中公众对一种新的制度的预期程度和现有政府对该预期的宽容程度，两者之间是否具有不可承受的差距)。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历史显示。如果一个政府没有及时跟上社会公众对一种新的体制的价值预期，那么，政府的合法性也将面临危机甚至丧失。这里主要揭示的是现代语境下，民意选择在政党政治中的重要性。

现代政党政治的核心是政党执掌国家权力，政府运作体现为执政党的组阁，其执政基础来源于社会民意的选择与支持。在这里，民意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公众的价值体系，该体系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即理性的认知、非理性的体验、心理预期。相应地，在民意体系中，既有社会公众的理性判断的确定性，也有感性选择的不确定性。既有对现有状况的体验。也有对未来趋势的预期。如果说，传统政治理论认为，民意的选择是理性的选择。那么这是合理的，但这并不是民意的全部。事实上，现代实证性研究表明，民意的主要部分是非理性的，是感性的，是对未来的心理预期。这就意味着，在现代语境下，公众对政府的认同主要来源于他们的主观性感受与潜在心理预期。所以，这就意味着，政府要想获得公众的支持，形成公众对政府的心理认可，必须时刻跟上他们的预期，弄清公众在价值上有什么需求，他们的感受如何。

而从理论上看，公众心理感受与预期来源于社会的教育体系，但同时又不全是，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教育微不足道。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教育体系提供的是理性能力，而感性、非理性来自于社会的日常生活。换句话说。感性、非理性的内容来自于生活中的电视广播，来自于耳闻目见，来自于同事朋友，来自于邻居聊天，来自于道听途说，等等。这些点点滴滴最终形成一个社会成员的感受、体验并进而影响着他对未来的预期。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政府何以获得民意支持，关键不在于花费多少气力进行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说教，而在于能否判断出公众的心理，进而在此基础上提供满足和提升其需求。

危机意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风险意识;危机意识;危机管理

一、引言

企业是一个与外界环境有密切关系的开放系统,其经营与发展不仅受到内部条件的影响,更主要受外部环境的制约,尤其是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经济竞日趋激烈,许多不可预知因素导致企业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危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危机不断出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危机爆发不仅会给企业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会损害企业的形象,甚至会导致企业的倒闭。“中国制造”危机、华为7000人“辞职门”事件、三鹿集团的倒塌……都为企业,乃至全社会敲响了警钟。如何预防、避免危机,正确应对发生的危机,成为企业界和理论界非常重视的问题。目前,理论界对危机管理的研究多是从“危机”管理本身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如通过危机预警系统的建立,危机管理组织结构的设计,来预防危机的发生,减轻危机产生所造成的危害,并尽早从危机中恢复过来,并希望通过危机管理“转危为安”。如罗伯特・希斯提出的危机管理“4R”模型即缩减(Reduction)、预备(Readiness)、反应(Response)、恢复(Recovery);诺曼・R・奥古斯丁提出的危机管理的6个阶段,即危机避免、危机的准备管理、危机的确认、危机的控制、危机的解决和从危机中获利;高民杰、袁兴林在其编著的《企业危机预警》一书中,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企业危机的成因和预警方法。我国的许多学者也对危机管理的有关问题也进行了研究。1999年佘廉著作的《企业预警管理理论》、《企业组织预警管理系统探讨》及《企业预警管理实务》3部专著拉开了我国危机管理研究的序幕。然而,企业进行的危机管理,实际操作上只是设立一个危机管理的职能部门,很多中小型连危机管理的职能部门都没有设立,在日常管理当中缺乏有效的实际管理行动来预防和化解未知的危机,而当面对危机时,企业则措手不及。如果企业能够把管理众多一些原理、理论和意识应用到危机管理中,树立未雨绸缪的危机意识,及时根据环境的变化先知先觉,提前预防,超前管理,将是危机管理的高级境界。而预防、处理危机的根本,是危机的意识塑造,如何进行危机意识的塑造呢,本文认为应从加强风险意识,树立危机战略、建立柔性化组织结构、强调“危机型”企业文化的建设四个方面进行危机意识塑造。“人为”创造一种危机氛围,使组织的全体员工产生一种忧患意识,产生危机感和责任感,居安思危,不断进取,从而使组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力,控制危机于危机产生之前。

二、我国中小型企业危机意识塑造必要性

21世纪,中小企业面临着国内外贸易战的激烈竞争,尤其是在当前金融风暴下,必将对中小企业的经营产生巨大的冲击。据国家发改委负责人透露,2008年上半年,我国有6.7万以上的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倒闭,其中80%以上的是中小型企业。另有数据显示,长三角重地江苏省中小型企业亏损面达16%,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亏损额同比增长56.5%;浙江中小型企业亏损的有10007家,亏损达19.6%;珠三角企业也难幸免,珠三角有6000多家中小企业企业倒闭或转移,首当其冲的是玩具、鞋业、五金等。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5%以上,它们在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扩大出口、技术引进和创新等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是最活跃的经挤增长点,但在发展中存在较多弊端。由于中小企业多是单一业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企业,势单力薄,难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运转能力,此外,经营机制不灵活、管理不善、资金紧张、技术设备老化等问题也是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阻滞因素,但其关键原因还在于中小企业普遍缺乏预防企业危机的意识和策略,其主要表现为缺乏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

三、我国中小型企业危机意识塑造构想

在企业进行危机意识塑造,主要可以通过引入危机意识,具体讲可以从以下途径入手:

(一)加强企业的风险意识

风险与危机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目前,国外理论界关于风险的理解有以下方面:第一种观点认为风险是不利事件出现的可能性。事物以出现不利结果可能性大小来反应风险程度的大小,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海因斯(Haynes),法国学者莱曼在1928年《普通经济学》中将风险定为“损害发生的可能性”。第二种观点认为风险是不利事件所产生的损失程度的不确定性。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梅尔,其在所著的《保险管理》中提出的“风险即损失的不确定性”。第三种观点认为风险是实际与预期结果之间可能出现的差异。持这一观点代表人物是美国阿瑟・威廉穆斯,他在《风险管理与保险》提出了这一观点,另外,德国的学者普莱恩也持类似观点:“风险是企业的目的所不能实现的可能性。”从以上观点我们可以得出风险与不确定性、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存在密切的联系,用不确定性和损失来解释风险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危机的含义,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危机”有两种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危险的根由,第二层含义是严重困难的关头。日本企业危机研究会会长龙泽正雄在其所著《企业危机管理》一书列举了危机的多种解释:一是事故;二是发生损失的不确定性;三是事故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四是危险性的结合;五是预期和结果的变动。可见,上述对危机的理解和风险有许多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有两点相似,即不确定性和损失。正是因为风险与危机有高度的相关,因此,人们较早对危机管理的研究从风险管理开始的,1956年,《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拉塞尔・格拉尔的(Gallagher)《风险管理――资本控制的新时期》标志着风险管理的兴起(刘新立,2006)。所以,曾姆斯・林认为:唯一能代替风险管理的是危机管理,只是危机管理耗时,耗资要大得多。危机管理成为企业界所关注的热点是20世纪80年代的“泰诺投毒事件”后的事。所以,企业要树立危机的意识首先就要加强企业的风险意识。

(二)树立危机战略管理

要把企业的危机管理纳入企业的战略管理之中。企业的战略管理是事关企业的全局,长久发展的问题,是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核心任务。而危机管理成败的关键是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重视程度和全体员工的参与意识。高层管理能力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企业危机管理能力来反映。企业危机发生往往需要一个特定的引导事件,而这一引导事件多是突发性的紧急事件,企业对这种突发性的紧急事件的处理能力――应急能力,无疑应纳入到企业能力范畴之中(罗贤春,2009)。胡昌平(2004)指出“企业的应急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危机管理依赖于信息交换能力和危机管理者依据收集的信息制定有效行动方针的能力”(Robort Heath,2004)根据以上学者的分析,企业的危机管理能力的大小其实也反映了企业整个管理能力的大小。企业进入21世纪以来,如何整合以知识和智力为核心的各种资源,已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首要问题,根据新经济、新时代的特点和企业经营的实践,以及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一些管理学者又提出了许多新的战略理论,如战略同盟理论,企业核心能力理论,战略再造理论和知识经营战略理论等。这些理论实施的目的都是企业为了获得持续经营发展。而企业的持续经营发展都是在企业不断的防范、克服各种危机下进行的。所以,塑造危机型战略是当今企业实行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

(三)建立柔性化的组织结构

危机需要打破企业原有的管理模式、组织边界,灵活地调动企业的各种资源,这种跨组织的行为,指出了企业组织结构随着危机管理的需要改变的要求。而组织的柔性化正是适应这一要求的组织结构。组织柔性化管理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哈特(1937)等人关于经济周期的震荡对企业影响的关注,研究主要集中在快速变化和不确定的环境中组织柔性的重要性问题。20世纪80、90年代,人们开始从企业家创新、学习、时滞、组织成长等层面理解组织柔性化问题。在这些研究中,学术界关于柔性的内涵界定并不一致,例如Grewin(1987)、Gupta(1991)认为柔性是指企业有效地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Hager认为柔性短期是指利用现有的资源和设备适应变化的能力,而长期则反映了企业使用新资源、新发明、新方法,并整合融入到目前生产系统的一种能力。而Volberda(1996,1997)则从管理能力与组织控制力平衡的视角对柔性进行了定义,认为柔性是管理控制力和组织控制力相互影响的结果,是刚性和过度反应之间的中间过程。我们借助于这些研究的成果和结论,认为柔性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企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面对外在环境和自身条件变化而采用的一种灵活的反应策略,它本质上是组织决策反应能力、实现反应能力、适应性、协调平衡等所表现出来的综合能力。是企业综合能力的体现。企业柔性化建设的核心要素是组织学习和组织变革。组织学习用于拓展能力,使企业在复杂的环境和激烈的竞争中能面对变化,调整策略,应对危机,形成企业全面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组织变革是指组织依据外部环境和内部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并完善自身结构和功能,以提高其适应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应变能力。企业危机是在短时间内调动企业的一切资源,采用灵活的方式对其进行处理,这是一种突变的调整过程。危机情景的复杂性、危机处理的紧迫性和跨组织协作要求企业组织总体上要满足柔性化的需求。

(四)强调“危机型”企业文化建设

每个企业其经营和发展中,都要形成自己的独特的企业文化,因为企业文化能够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竞争力。企业文化之所以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是因为它在企业管理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和发挥特殊的作用。即具有导向、约束、激励、凝聚和辐射功能和作用。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将危机意识纳入企业的文化建设中,即企业要强调“危机性”企业文化的建设。企业要具有“三全”危机管理意识,即全员的危机管理、全过程的危机管理、全方位的危机管理。日本国情顾问竹内伦树曾提到了一个“死亡曲线”,其意是任何个人、企业甚至国家的上升到了一定程度后,可能就是衰落,这是企业本身的生命周期,而不是市场的周期在发挥作用,谁将自己过去赖以成功的经验延续下去,谁就将面临死亡。圣吉在其著作《第五项修炼》中也提到过,企业今天的成功经验可能就会导致企业明天的失败。企业只有不断创新、不断变革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这就需要企业塑造居安思危具有危机感的企业文化。微软的“我们离破产只有18个月”,松下的“水坝原理”,海尔的“每走一步都战战兢兢”,华为的“冬天”管理、小天鹅的“末日管理”等为我们树立危机型企业文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参考文献:

1、罗贤春.企业危机管理的信息机制研究[M].科学出版社,2009.

2、李伯圣.企业财务危机管理[M].社会科学文选出版社,2005.

3、王满仓,王伟,佘镜怀.企业危机所要求的组织柔性化策略[J].当代经济科学,2004(6).

危机意识论文范文第4篇

由系统控制危机到社会规范危机的转换过程上文中我们肯定了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尽管这一根源对于他的危机理论来说似乎无足轻重。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哈贝马斯“危机”概念的真正内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危机理论的实质。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开篇之处是这样论述“危机”范畴的:“我们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4］可见，哈贝马斯一开始就是从控制与规范之间关系开始构建其危机理论的。哈贝马斯首先介绍了社会科学范畴的系统论危机概念，从这一角度讲，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但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系统控制危机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也就是社会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破坏时，才会形成社会危机。因此，哈贝马斯强调:“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该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关系。”［5］为此，哈贝马斯引进了“生活世界”这一范畴，并将生活世界与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起来。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蕴含着一个社会的规范与价值，生活世界规范结构的正常运行，服务于社会整合，又依赖于社会认同;而系统仅仅关注于社会系统自身的控制机制与原则。因此，“危机分析要求一个能够把握住规范结构与控制问题之间关系的分析层面。”［6］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危机就是控制机制对社会规范结构的破坏，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让我们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看看系统控制危机如何转换成社会规范危机，也就是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具体内容。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不是政治性的阶级统治，而是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经济系统同时承担着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双重功能，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系统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依然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政治系统为避免经济系统的功能失调，用整体计划调节经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机制。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被转化成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不同组织原则、不同控制手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行政行为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会使政治系统自身陷入危机，经济危机转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机。哈贝马斯借用经济学的“投入”与“产出”模式来分析政治系统危机倾向:“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7］因此，“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8］哈贝马斯阐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计划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根源还是在于经济系统自身的“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简单的说，就是国家行政手段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入系统。”［9］行政行为一旦介入经济危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经济系统的诉求马上转移到政治系统上。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机会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丧失，意味着国家行政行为无法维系原有的合法性规范。如果说行政合理性危机指的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缺乏理性，行政行为无法满足经济系统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机则是指，行政行为在干预经济危机时所作的各种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坏了原有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生所谓的“动机危机”，无法再提供满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识形态和规范价值体系，社会主流价值与制度受到质疑，大众忠诚丧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系统控制到社会规范这一危机的转换过程。哈贝马斯从经济系统的控制原则入手，但其理论落脚点却是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机，而合法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哈贝马斯危机理论重点不在于经济危机，他更无意于探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经济危机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而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意味着，行政行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无法确立或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无法从社会文化系统汲取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资源，无法对行政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论证，则必然会陷入合法化危机之中。合理性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却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机，是合理性危机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是系统整合危机向社会整合危机的转换。“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10］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危机表现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与家庭职业私人性原则是最重要的动机模式，对政治系统与经济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正是这两个模式遭到系统的破坏，形成动机危机，进而影响社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整合密切相关，对社会整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即受到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手段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系统以不同的机制和原则破坏了生活世界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出失调，规范结构无法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据，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合法性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为政治系统意义储备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需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和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11］因此，“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12］在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范畴中，“认同”或者说“承认”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危机”是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认同”则是其理论的落脚点。现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众的认同原则，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同时，他对于合法化危机实质的剖析，也为危机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构，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从而消除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深化经济改革，避免产生危机的结构性矛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价值规律在市场资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础性作用。但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矛盾不断积累。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支配的资源过多，过分主导资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问题未解决，抑制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一句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13］哈贝马斯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时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还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倾向，这就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14］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机，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行为未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我国目前体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更理性地为经济和市场服务，这也是转型期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系统的危机具有自发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期性规律。而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危机的干预，使危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发展与保持稳定，但不能以发展与稳定为托词而拒绝深化改革，这样只会削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稳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转变与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有效防止政府行为对经济的过当干预。否则，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使经济的问题诱发政治的问题，造成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政府行为甚至于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并进而引发哈贝马斯所谓的“行政合理性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危机根源于其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结构性矛盾，而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明显，例如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与失业问题，市场投资过热与购买力低下问题等同时存在。生产要素结构性的矛盾不仅会导致生产的不平衡性与经济滞胀，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经济领域结构性矛盾越积累越严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发展才能解决。只有理顺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以及社会各系统之间关系，不断调整与完善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得利益的阻挠与反对，使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各种危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积极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又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劳动与资本有效的结合方式。一句话，只有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才能得到缓解与避免。

危机意识论文范文第5篇

作者简介：张晓芹（1982.3-），女，湖南醴陵人，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湖南中医药大学讲师，湖南中医药大学社科部近现代史教研室讲师，湖南长沙含浦科教园湖南中医药大学社科部，张银华（1979.3-）， 女，湖南醴陵人，博士在读，湖南中医药大学讲师。

【摘要】当前大学教育中对危机意识培养尚处于起步阶段，青年学生的危机意识普遍不强。针对这一现象，本文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视角剖析进行青年大学生危机意识培养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并提出在高校思政课程中进行危机意识教育的方法。

【关键词】大学生；危机意识；思想政治教育

著名社会学家罗森塔尔在1989年曾提出，“所谓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1]青年大学生由于社会阅历浅、独立性弱、生活环境相对单一、交际圈相对单纯，因此危机意识松懈，甚至根本没有树立健全的危机意识。

1 对当代大学生进行危机意识教育的重要性

危机意识的培养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时代进步对人们特别是对青年学生提出的新要求。

社会发展的客观环境决定了危机意识培养势在必行。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有道理的，所以危机教育应该是全民的。以高校大学生为切入点，更加具有代表性。因为，就目前整个中国的教育状况来说，大学教育已不再是精英教育，越来越多的公民将接受高等教育。在高校中培养学生的危机意识，将成为培养社会公民危机意识传播链中最重要的环节，借助大学生的影响力来普及社会危机教育是可行的。全民危机意识的培养，将提高一个民族的应急能力、创造力、创新能力。在充满挑战的国际竞争中，没有预知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国家是很难立足的。同样，一个个民族如果没有创新能力，是发展不起来的。因此培养公民危机意识，是促进社会各方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要求。

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危机意识培养迫在眉睫。当代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大都是90后的独生子女，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造就了这一代人特殊的成长环境。由于物质条件优越，使得这一代学生对生活的艰辛和不易认识不足；独生子女的特别身份使得他们成为家庭的核心，倍受宠爱，生活独立能力相对较弱；网络讯息的高度发达使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增多，而性格成型期的大学生对信息的好坏甄别能力并不高，受不良信息影响的风险随之提高。这一代人的权利意识强于义务感和责任感。加之市场经济的客观环境，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钱权交易现象严重、公平正义受到挑战、人情大于法理、就业压力等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凸显。大学生对社会的认知程度不深，自身认知能力也有限，造成对社会现实的认同片面化，进而使其行为走向极端化。所以，危机教育对成长在物质富足年代的年轻人来说十分重要，既可以培养他们的对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又可以培养自身抗挫折能力，为自己的人生未雨绸缪，从而激发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大学教育是大部分人跨入社会所接受的的最后学校教育，因此大学教育不仅仅应该停留在教授学生知识，也应该教授学生、生活的本领，以及适应社会的能力。危机教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积极有效的危机教育将有助于提高人的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

2 大学生危机意识培养纳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目的看来，大学生危机意识培养与之存在一定的有机联系。

危机意识教育是符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目的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内容，其目的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培养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危机意识的培养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教育，将其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从理论体系上讲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危机意识的内容也包括国情危机，公共危机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危机教育就是提高学生预测、应对、解决国家和个人危机的能力。通过教育使大学生理性认识危机的客观存在，懂得危机的来源、掌握一定应对危机的方法。也就是说培养大学生正视危机和抗击挫折的能力，形成健全的人格，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培养其社会责任感。

危机意识教育有利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实效性，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质量提供新思路、新方法。目前全国高校课程的设置中普遍可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但是这一课程的教学现状并不乐观。很多学生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出于政治需要，是一种“洗脑”教育，是一门空谈理论、与现实脱节的学科，与将来自身发展和就业没有太大关联，因而学生主动性不够，学习热情不高。但是，事实上，关于危机意识的培养与社会现实联系紧密，因为危机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学生应对危机的能力，这是属于方法论的范畴。因此，这是一项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它与学生的个人学习、生活乃至以后的事业都息息相关。

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设置特点看来，危机意识培养也与此密切相关。

目前中国大学教育的课程设置是以专业为划分标准。还未设置危机意识教育的相关专业和专门的课程。从性质上看，危机意识教育实际上是普遍能力的要求，相当于常识的普及，强调的是对危机意识培养的普遍性，所以从学科设置上看，开设相关的专业也是不合理的。而在大学中有这样一类课程是面对全体学生的，那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它十分符合危机意识培养具有普遍性这一特点，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中进行危机意识教育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它符合我国高校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

3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进行危机意识培养的方法

（1）重视专门性的理论教育，建议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增设专门的危机意识教育的课程。

意识形态的教育非常重要，只有从思想上重视了，学生才能在行动上体现出来。目前，我过高校对危机意识培养没有作出量化的规定，所以很多高校往往只注重校园的安全稳定，却缺乏安全文化教育，大多数高校的危机意识教育流于表层，往往是发生事故造成损失后才进行亡羊补牢式的教育。现有的高校危机教育也比较片面，一般以水灾、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发生的逃生自救为主要内容[2]，缺乏政治、社会和心理危机的内容。因此，开辟专门的危机意识教育课程非常有必要，只有这样才能从体制上保障危机教育的开展。专门课程的设置，需要配备专门的教材、专业的师资和专门的场地。教材内容不仅要介绍各种危机类型及其表现形式，危害结果使学生能够正确的辨别危机的类型，同时要建立健全的预警系统，更重要的是把危机应对措施放在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的位置。教材不仅要不断完善，而且要根据不同的地区进行有针对性的编撰。师资至关重要，学校应培养专门的进行危机教育的理论教育教师和危机应对技能教育的教师。只有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两手抓，才能达到危机教育的效果。

（2）加强渐进性的教育方法，建议危机教育应贯穿于整个大学教育阶段，并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从家庭呵护到独立走向社会的过渡阶段，也是个人价值观的成型阶段。应根据不同时期，大学生对客观世界本质认识的程度进行不同层次的教育。大一的学生，刚刚离开家庭，社会阅历不深，交际圈相对狭窄，他们的危机意识尚浅处于萌芽阶段，对他们可以进行危机意识的普及及简单的防范知识教育。大二、大三的学生应加强危机应对技能的训练。毕业班的学生面临的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马上步入社会，社会责任加大，对公共安全、政治安全的要求提高，另一方面面临恋爱、就业等的压力相对较大。因此这个阶段的危机意识教育应是全面广泛的，也是最高级别的。教育过程中不仅要求学生认知危机，还要有危机预警能力、并熟练掌握危机处置技巧。

（3）建立实效性的教育基地。危机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应对危机，因此纸上谈兵的教育方式是行不通的，必须建立具有实践功能的危机教育基地。 基地建设必须能够还原危机发生的模拟场景。通过情景演习、角色扮演、游戏辅导等方式让学生直观地面临危机、真正感受危机，并且在基地中组织必要的训练和演习，锻炼青年学生应对危机事件的策略和意志力的磨练。基地教育是，教授可行性危机应对方式的良好手段，它能使应对危机的方式不能拘泥于理论，结合实际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4）不忽视特殊个体教育的针对性。除了进行普遍教学外，危机教育也要注重“因材施教”，尤其是要注重对特殊个体的教育。特殊个体通常包括学生中的弱势群体，譬如残障学生、单亲家庭学生、甚至是贫困家庭或贫困地区学生等。危机事件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对弱势群体要尤其关注、单独辅导。如自然灾害来临是，残障人士的抗灾能力可能比正常人弱些，因此要教会适合个体的特殊抗灾手段。这是一个细致的工作，但也是我们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危机意识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危机意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危机传播；网络；突发事件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158-02

危机传播是近十年来在中国逐步发展起来的研究论题，笔者以“危机传播”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统计历年相关论文数为：

出现2003年从无到有以及2009年成为研究热点的两个分水岭。

2003年的研究集中例证，2009年例证研究占7.2%；“网络”传播研究量增加，数量从2008年的4.2%，增加到11.5%；从这年开始研究视域扩展到金融危机、公共危机等多个方面；理论研究扩展到意见领袖、形象修复理论、符码博弈、风险传播趋同效应等方面。所以本文的研究对象锁定在危机传播研究密集的2009-2012年近500篇文章中。

一、危机传播理论研究

“符码博弈”。危机传播实际就是个编码解码的过程，编码者十分细小的错误就可能导致解码者产生大的误读，同时解码者在“既有政治倾向”的影响下也会更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思维和逻辑去解读事故，而不是被动接受媒体信息。在受众接受的信息不完整或者和自己“愿意”产生对立时，受者就会转化为传者，参与到信息的传播中。而这个过程极易出现意义的曲解，成为谣言、流言散播的有利土壤[1]。

“受众心理”。危机的不同影响群体其应激反应和信息需求各不相同，蔡静将心态不同化为四类：一是危机遭遇者；二是与危机遭遇者密切相关的群体；三是危机事件的规避者；四是关注和同情的社会公众。基于此，得出危机传播中应关注两方面：一是满足信息饥渴，信息的公开畅通是安定人心的关键；二是寻求心理缓释，不论是寻找“危机制造者”，还是寻求“危机解决者”[2]。

“意见领袖”。有学者认为对“意见领袖”的管理是决定信息扩散的关键。一是主要依靠其在网络中的中心性和中介性两个指标辨别“意见领袖”；二是在危机事件发生后，加强与“意见领袖”的双向互动和沟通，沟通秉持“主动、快速、真实、真诚”原则；三是加强培养“意见领袖”，促成传播中的关键群体向人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的转化[3]。

另有学者归纳出官方和非官方的公共危机传播模式，同时发现了值得关注的双重话语空间的互动现象：一是在“议程建立”过程中不时出现民间话语空间影响官方话语空间的现象；二是西方传播理论的“议程设置”和“沉默螺旋”等传播效应在中国出现明显的逆反现象；三是新媒体为非官方话语空间提供更大的议题讨论空间与近用权[4]。

“阶段传播”。根据1986年斯蒂文・芬克提出的危机阶段分析理论认为，危机事件的发展有四个阶段：危机的潜伏期、突发期、蔓延期和解决期，及美国学者Sturges提出的有效的危机传播需要使所传播的内容满足公众在危机不同过程中的需求。王志永得出网络危机传播的基本原则：一是内化期：未雨绸缪原则；二是关键期：时效第一原则；三是推进期：客观公开原则；四是善后期：公共利益至上原则[5]。

“传播有效性评估”。王洋建立了模糊神经网络模型，提出有效性评估的主因素是：参与人、硬件设施、管理水平、环境条件；次因素是：知识水平、安全意识、思想素质、完备性、通达性、敏捷性、实时性、教育培训、安全组织、规章制度、预备演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这是仅有的对危机传播有效性进行评估的研究，为其定量研究提供了思路[6]。

“真实信息―伪信息对抗模型”。伪信息的传播增加了危机传播的“噪声”，仿真结果表明：群体接受伪信息概率越高，伪信息的传播速度越快，传播范围越广；真实信息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介入，对控制伪信息的传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群体真实信息接收概率越高，越有利于对伪信息传播的控制[7]。

“批判取向、主题意识、话语理性”。苏蕾提出危机传播不能只是通过危机的解决来加强对这个世界的维护和美化，而是要彻底暴露危机中隐含的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压抑，使人们意识到现实世界异化的严重程度，帮助人们超越异化的现实和日常生活经验，使人的感官和精神重新得到解放。对社会认同性危机，哈贝马斯主张应通过建立“理想的话语环境”加以解决，而建立的方法则是普遍遵守话语交往的有效性，即真实性、规范性与真诚性[8]。

二、特定区域的危机传播研究

“框架分析视野下”。在危机传播过程中，政府作为消息来源的报道存在紧急救援框架、灾后生活框架、哀悼总结框架和重建发展框架，在这四个框架背后还有一个更宏大的框架―大爱框架。政府在进行危机传播的过程中，利用框架为危机定性及解释和澄清危机，进行道德评判，并提出解决方案[9]。

“议程设置模式下”。新媒体出现，形成了新的“议程设置”模式：“即网络（BBS、博客、播客或手机等）提出议题―媒介关注―全社会参与―政府行为的模式。”应遵循以下策略：一是合作而非对抗；二是遵守信息的3T原则：快速、全面、主动；三是引入第三方信源，尽快消除公众的信任危机；四是重视议题管理，加强舆论引导；五是强化对危机事件的研判和预警[10]。

“政府形象建设视域下”。吴佳妮提出对危机传播的有效控制和提高公共危机应急反映能力是政府形象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是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政府危机决策的信息机构管理制度；二是实现政府议程和新闻议程的融合，促进政府和媒体构建良性互动关系；三是增加技术投入和资金投入，提高信息传播控制系统的预警、应急、联动能力；四是加强危机信息传播控制人员的培养与培训[11]。

高校研究成果有：罗倩通过中国高校和美国高校应对危机的对比，提炼出美国高校危机传播的经验供参考：一是及时向校内外传播信息；二是准确信息；三是统一信息；四是保持坦白负责的态度；五是较强的沟通意识和公关意识。杨乐认为校园危机传播应一是先入为主，控制信息；二是初步表态，防止谣言；三是统一口径，组织通稿；并建立高校新闻发言人制度[12]。

三、危机传播实证研究

我国危机传播的开始研究就是伴随着公共危机事件的爆发开始的，研究的热点起伏和危机事件及新媒体自身发展不无关系，从实例出发在历年危机传播研究中都占有很大比重。

综观例证研究，有的提升到理论层面，钱晶晶以“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指导的危机传播策略：一是把握受众文化心理，掌握话语和行动的“双主导”；二是根据情境，“支援型”可占危机传播策略的主流；三是“留后路”思维是具有新时期特色的政府危机传播思路；四是危机传播策略与危机管理的策略应当保持同步[13]。

有的以传播方式为切入点，吴建建立了危机事件中传统传播和大众传播结合的模型图，强调国土、气象、水文、政府之间横向传播和各部门内部上下的纵向信息传递网相互结合[14]。

有的通过研究危机事件处理的经验总结得失，余霞提出基于受众心理视角的传播策略：一是疏通信息流：第一时间回应，新旧媒体整合出击；二是减弱影响流与噪音流：权威信息，培养意见领袖，修复品牌形象[15]。

四、危机传播新途径研究

手机短信。随着手机用户量激增，手机短信在危机传播中起的两面性作用越来越明显，因其私有性和快传性导致一方面成为留言滋生和传播的温床，另一方面又是官方辟谣引导的有效阵地。王淑兰提出应对策略：一是政府权威信息，加强政策监管；二是公民强化危机意识，提高媒介素养；三是运价商提供技术支持，承担公益责任[16]。

微博。中国社科院在2009年12月出版的《社会蓝皮书》中，将微博定义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钱■将微博危机传播特点概括为：一是负面信息的更为即时和便捷，迅速引发危机；二是负面信息的聚合力更强，危机扩散更快；三是衍生新的负面信息，危机不断升级[17]。

网络的文化折扣现象。文化折扣借用于经济学概念，草根文化、道德极化和审丑心理成为网络媒体文化的关键词。董媛媛认为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网络危机传播的“文化折扣”现象。一是适应新媒体环境变化，构建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体系；二是增强主体认同感，尊重网络群体的文化；三是完善网络立法体系，加强网络媒体自律[18]。

2003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通知》及2005年颁发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应急预案》，已比1989年和1994年相关规定更具有科学性。综观近年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理论的触角越来越广泛，例证涉及的案例也越来越广泛，媒体和政府在处理危机事件中趋于成熟，但是不难发现，危机传播作为一个较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还没有宏观的框架结构，现有的理论研究还停留在“点”上，或者学者经常从别的领域基础理论中借道过来论证，例证重复现象较明显，研究的对策结果还较为浅显。

参考文献：

[1]陈涵.“符码博弈”：微博时代政府危机传播的新困境[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8）.

[2]蔡静.公共危机中的心理需求与流言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J].当代传播，2011，（4）.

[3]薛可，陈■，王韧.基于社会网络的品牌危机传播“意见领袖”研究[J].新闻界，2009，（8）.

[4]何舟，陈先红.双重话语空间：公共危机中的中国官方与非官方话语互动模式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0，（8）.

[5]王志永.阶段理论视角下的网络危机传播[J].传媒观察，2012，（4）.

[6]王洋.评估危机信息传播有效性的模糊人工神经网络方法[J].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报，2010，（8）.

[7]沙勇忠，史忠贤.公共危机伪信息传播影响因素仿真研究[J].图书馆学理论研究，2012，（3）.

[8]苏蕾.建构危机传播的批判取向、主体意识与话语理性[J].编辑之友，2012，（6）.

[9]温琼娟.框架分析视野下的政府危机传播策略[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9）.

[10]谢耘耕，裘一娜.“议程设置”模式下的危机传播与应对[J].新闻与写作，2010，（11）.

[11]吴佳妮.政府形象建设视域下公共危机信息传播控制研究.[J].中国出版，2012，（4）.

[12]罗倩.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中美对比看高校应对危机传播[J].新闻大学，2010，（2）.

[13]钱晶晶，史安斌.从乌坎事件看政府危机传播在中国的本土化尝试[J].新闻大学，2012，（4）.

[14]吴建，张力.论危机事件中传统传播与大众传播方式的结合[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11）.

[15]余霞，张术娟.危机传播中的受众心理与品牌传播策略――以2010年乳业“诽谤门”事件为例[J].新闻知识，2012，（2）.

[16]王淑兰，吴婷.浅析手机短信在危机传播中的应用[J].传媒观察，2012，（7）.

危机意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管理观；“易”文化

【中图分类号】 F2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8-181-1

一、中国危机管理观起源于传统“易”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真正把危机管理理念理论化并有据可循的是我国的经典巨著《周易》。《周易》一书的原功能就是用于防患于未然。比如《易经》上经第一卦乾卦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说君子白天小心谨慎，晚上反思警醒，就不会有什么灾难降临到自己身上。这是从个人的角度来断定吉凶征兆。梁韦弦先生在其著作《易学考论》中说道：“《周易》虽是卜筮之书，但它绝不是天书，而是人间的产物，不能不蕴含着人们从社会生活中得来的关于吉凶祸害、利害得失的看法。而《易传》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它揭示并弘扬了《周易》的思想内容，使之开始摆脱卜筮形式的束缚，成为一部反映中华名族祖先理性思维成果的宝典”。

陈来先生在其著作《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中说道：“春秋后期社会充斥的暴力、混乱、失范、篡逆、和不公正，激发了这一时代贵族有识之士的革新意识和忧患意识。”这种危机意识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其后果是强化政治秩序的努力和政治改革的出现。春秋时代以前，古人对于卜筮活动与卜筮结果有一种几乎迷信的信仰，但这种信仰在越来越理性思考的春秋时代渐渐衰落。而《周易》的卦爻辞也在春秋时代逐渐变成独立于筮占信给的文本体系，并在脱离占筮行为的意义上经历了文本的经典化过程。

二、中国文化中危机管理观的文化载体

（一）经典著作体现

早在殷、周时期，我国古代许多知名的著作就体现了危机管理的思想，《周易》和《孙子兵法》这两部中国的经典著作最能够体现中国古代的危机管理思想。

甚至有人认为，世界危机管理研究的源头就是在中国，起源于我国现存最早的已有3000 多年历史的文典《周易》。古人把卜筮当作是预测危机的必要手段和重要方法，在现代人看来固然是不科学的，但古人对危机预测的重视，又是值得后人学习的。纵览《周易》，无论是《易经》十篇或是《易传》十翼，处处饱含着危机管理的理念，表达了深重的危机意识。除此之外，《孙子兵法》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兵书，其中也充满了忧患意识和危机理念，蕴藏着博大精深的危机管理思想。

（二）歌辞赋表达

在整个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对民族命运的忧虑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当是文人志士们的优良传统。而宋代是我国危机文化史上一个相当突出的时期。冯天瑜先生的《中华文化史》中说道：“朔方冲击的文化效应之一，是在两宋文化系列中引发出一种极为深重的忧患意识。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生的忧患，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交织在一起，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

三、中国文化中危机管理观的特点

（一）预防为主的危机管理观

如前所述，从最广泛意义上说，危机管理包含对危机事前、事中、事后所有方面的管理。既然危机管理是对危机事件全过程的管理，中国人认为危机的事前管理是危机管理中最重要的环节。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预先防范，有备无患。

（二）主动面对的危机管理观

中国人在应对危机时不逃避、不退后，这取决于一个良好的心态――主动面对。《周易》说：君子以作事始谋。意思是说君子做事情是始于谋的，也就是始于主动去面对。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是说做事情最后成不成功要看上天，但一定要先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好这件事。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下，不畏惧，不退缩，相信“人定胜天”，这就是一种积极乐观、主动面对的精神。所以，主动面对的危机管理观就是敢于负起责任，积极主动应对危机。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危机管理观的特点之一。

（三）全局至上的危机管理观

一般情况下，一个危机可能是由某个局部的突发事件引发的，但是危机的危害影响会扩散到全局。因此，在处理危机时，不能只考虑眼前的、局部的利益，而应该顾及长远的、全局的利益。

诸葛亮在隆中决策时，既分析了敌、我、友，考虑了天时、地利、人和；又区分了优势和劣势因素，规划了分阶段的目标和整体的战略目标。这里有个如何认识和处理全局和局部关系的问题。全局是由一个个不同层次的局部组成。全局制约局部，而局部又影响全局。在局部和全局发生冲突时，要能果断地舍弃局部，以抓住重点，保证全局；在局部可能导致全局失败时，又要高度重视局部，步步落实。

参考文献：

[5]何海燕，张晓.危机管理概论[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6]梁韦弦.易学考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危机意识论文范文第8篇

古人有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因此，当前要根治全球性的人类危机，其前提是必须要实现三个方面的跨越：一是要确立跨越人性弱点与歧见的人类危机意识；二是要建立跨越学科界限的人类危机学研究体系；三是要树立跨越两制关系壁垒的全球治理观念。

一、确立跨越人性弱点与歧见的人类危机意识

当前要根治全球性的人类危机，其前提之一就是要确立跨越人性弱点与歧见的人类危机意识。何为人性？人性是人类与生俱来所具备的基本精神属性。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皆是人性的基本反映，人有理性，亦有本能和欲望。从人的自然属性来讲，人生来如同白纸一张本无善恶之分，人的本质也无优劣之别。但从社会属性来讲，人会随着环境、时间、事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不同的情况下，人的善恶也会有所不同。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人性、人格、人品或升华、或堕落、或净化、或扭曲。人们在选择的时候，总会出现左手是天堂，右手是地狱的情况。

暂且不论人性的善，这里着重论及人性的弱点。黄彦编审在书中列举出人类人性中共同的十弱点，并对其作了详细的分析。人性的弱点对家庭、民族、国家、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危害。对家庭而言，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等人性弱点不仅难以做到父慈子孝、家庭和睦，甚至会出现手足相残的局面。对民族而言，攻击性强、宽容心微等人性弱点则容易引起利益纷争。在人类历史上，为了争夺资源或其他某种利益引发的民族或种族之间的斗争、冲突乃至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可谓是屡见不鲜。对于国家而言，同类相残、灭绝人性等人性弱点容易造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仇恨。在人类历史上，国家之间因纷争造成民众数量锐减，致使一个家庭、一个村庄、甚至一个城市的人口被屠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曾造成无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惨剧。对自然界而言，肆意掠取、鲜施救赎等人性弱点，驱使人类对自然界过度开发和利用，完全不顾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对世界生态系统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害。同时，人类自以为是的人性弱点，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危机，动辄争论不休、恶言相向，难以达成共识。

现如今，在危机面前，世界各国人民已经愈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危机意识有了相当程度上的增强。一方面，在西方社会，诸多团体、党派、组织和学者围绕着人类危机展开了讨论与研究。另一方面，危机意识理应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更应该敢于居安思危、正视危机、谈论危机和挑战危机。虽然说人性中有诸多弱点，致使人类对共同命运缺乏清醒的认识，相互间仍是杂乱无序的状态，未能达成共识，更无建立共同的应对危机举措。但人性是可以改变的，有着改善自身、挽救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来自于人类对自身和周遭危机的深刻认识。正如西方谚语所讲：正因人性向善，民主是可能的。套用之，就是正因人性向善，认识危机和克服危机是可能的。

因此，极为有必要确立跨越人性弱点与歧见的人类危机意识。《危言》的作者以高度的危机意识和心忧天下的历史担当，精心构思、多角度论述了人性弱点及其造成的危机，高度呼吁人类要敢于直面危机和树立危机意识。唯有跨越人性弱点与歧见，趋利避害，才有化解危机的可能。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无不表现出作者胸怀博大和立意高远，深刻精辟，独树一帜，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二、建立跨越学科界限的人类危机学研究体系

有效的应对和化解人类危机，就必须建立跨越学科界限的人类危机学研究体系。《危言》一书的作者著述颇丰、编书更是无数，经历丰富，视野开阔。因此，他凭借着扎实的理功底，丰富的人生阅历，高深的研究能力，敏锐的观察能力，独立创新的视角，系统论述了建立人类危机学大系的重要性。作者深刻感到，不对人类思想与理论进行一番深刻的变革，不对人类本身进行一场革命性改造，人类则逐渐从进步走向衰落，不断从成功走向失败。尤其是当今世界，问题愈发严重，但人类的相关理论体系愈发显得不配套，远远落后于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因此，人类绝不能停留在感性认识上，面对着生死存亡，亟需一种真正理论上的自觉。从该著作所涉猎的学科来讲，全书涵盖了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四个大的学科门类，其中又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社会心理学、宗教学、人类学等诸多个分支学科。可谓是一本运用多学科视角打造出的包罗万象、精彩纷呈的智力成果。有论有据、合情合理。本书作者以心忧天下为己任，发出建立人类危机学大系的呼声，既是对人类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也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向，理应引发世人的高度关注与深思。

人类危机学是一门大学问，鸿篇巨制，博大精深。因此，建立这样一门全新的危机学科，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更不是一两门学科就能够担当和完成的，这就需要诸多学科协同共进。作者谦虚地讲到提倡创建这门学问，并非意味着该体系已经形成和完备，只是表达了一种呼吁和心愿、一种决心和一种开端。人类危机学是一门全新的危机科学。要建立如此庞杂且前所未有的学科体系，就必须继承和吸收人类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一切科学的精华和研究成果，总结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它将打破学科间的界限，打碎一些形而上学及一切反科学方法的枷锁，去透视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历史。

作者强调指出，危机学并不完全是危机出现之后的应景科学，更不是急求药方，而是一门真正的科学，指导认识和解救危机只是其中要义之一，更在于培养人的忧患意识，做到“未雨绸缪”。作者呼吁，中国理应担当起创建人类危机学的大任。从中国传统文化上来讲，中国具备创建人类危机学大系的优势。从政治上来讲，发表一系列讲话，反复强调要具备危机意识，要居安思危。社会各界纷纷学习讲话精神，危机意识有所加强。因此，中国率先倡导和建立人类危机学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时这一举动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榜样和示范性作用，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极大发展。

三、树立跨越两制关系壁垒的全球治理观念

根治危机，必须跨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壁垒，确立“一球家园”的理论，各国协同共进以加强全球的综合治理。众所周知，自社会主义运动产生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就一直存在，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后，这种对立就变得更加直接和严峻。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处心积虑地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而社会主义国家也一直对资本主义国家心存芥蒂和积极防御。在国际共运史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往往处在高度地紧张状态。如同志就在一次论述世界形势的时候这样讲道，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利益的考量，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夸大两者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势必会“泼掉了脏水也丢掉了孩子”，不利于双方相互学习和借鉴，更不利于双方相互尊重与合作。

当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企图完全抹杀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也是极其危险的。但将此视为两者确立“一球家园”理论、加强全球综合治理的阻碍，是极其短视和愚蠢的。当前，人类危机在全球蔓延，人类日益成为了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曾经断定资本主义体系垂死和腐朽，资本主义危机日益严重，最终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但并未预见到还存在着超越两制关系壁垒的人类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炸和老龄化、森林破坏和沙化、耕地和粮食锐减，人类生存空间的污染、教育倒错、贫富差距扩大、传染病与犯罪等屡见不鲜。这些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绝不是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所能囊括的，因为这些危机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存在。在全球危机面前，人类必须将全球共同利益放在首位，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对立的传统观念。唯有如此，才能协同共进，才能化危为安，化危为机。现在各国领导人开始顺应历史潮流，促和平、求发展，意识到了人类日益成为了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地球村”也日益成为了世界的共识。

但需要指出的是，今还有许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够。西方对社会主义的敌对态度仍然存在，而中国理论界仍有人高谈“两个阵营”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期望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类似于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彻底资本主义，以求得危机的彻底解决。但问题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很多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属品，而是人类世界共同的危机。因此，作为一名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做到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树立跨越两制关系壁垒的全球治理观念。只有全世界人民不分民族、国家、信仰、阶级和制度，树立全球性的治理观念，协同共进，必能根治危机，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

危机意识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想政治教育 突发性危机事件 实施方法

中图分类号：G6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09-0133-02

一、概念界定

突发事件的本质是一种对社会有危害性的负面事件，它可以由自然、社会等多种因素所引发。概括来说，突发事件一般具有产生的瞬间性、爆发点的偶然性、发展趋势的危机性，以及其后果对主体与社会具有危害性等特征 。由于主体的特殊性，高校突发危机事件具有以下特征。

1.突发性

高校突发危机事件首要特征是突然性。其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在转化的过程中，学校的决策、教师的行为等问题，都可能导致危机事件的发生或成为导火索，是学校和老师措手不及。诸如2008年11月14日，上海商学院学生公寓发生火灾，由于学生缺乏正确的应对知识，遇事慌张，不冷静思考，4名女学生慌不择路，从6楼纵身跳下，4人当场死亡，酿成近几年我国高校中最惨烈的校园意外事故。

2.传播性

高校文化组织元素具有开放性、人文性，高校主体是意识独立、知识广泛的热血青年，其思维敏捷、求知欲强，有着超强的新信息接受能力，关注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动态。21世纪，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借助网络的信息传播与沟通得到普及。当高校发生突发危机事件，事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扩散出去，触发某些有心理疾病的学生，后果将会更加的严重。基于事件的突发性，对突发危机事件的整体情况把握有限、极易形成盲目、从众行为，导致，使突发危机事件的传播迅速扩展，造成意想不到的危害。

3.破坏性

突发危机事件的本质是一种对社会产生危害性的负面事件，具有破坏性。一旦突发危机事件在高校中发生，不管性质如何，教师、学生都易产生强烈的情绪波动，特别是青春后期的大学生，辨别真伪的能力缺乏、做事易动感情、人生阅历不够深厚，遇事慌张。学生可能群聚在一起，共同关注事件的发展态势，这种群聚行为从宏观上说会扰乱整个学校的秩序、教学管理等，还会波及社会，对外界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冲击，破坏强度是极大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预防高校突发性危机事件中的作用

1.建立预防教育法

建立预防机制，防患于未然。处理突发性危机事件，重在学校进行预防教育，建立预防机制。十六届六中全会把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写进党的文献，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在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中的功能的强调与重视。 在突发危机事件发生之前，做好提前预防、防范措施，建立学校预防机制，且出现突发危机事件苗头的时候，学校就应建立预防机制，避免学生参与，阻止突发事件的发生、扩大。健全学校的教育预防机能，一是发现问题，及时、准确的公布有关信息，借助媒体设备健全信息公布机制。二是建设校园文化，校园文化，文化场地、文化活动建设，同时健全学校监督机构，及时反映危机问题，以便第一时间处理。

2.预防认识的偏差

高校突发性危机事件屡见不鲜，危害极大。学校组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定期对大学生进行各项教育，应把突发性危机事件的教育知识作为重点教育内容，要从多方面开展，如危机避免，防范意识，处理危机意识等应急教育，提高大学生应对突发性危机事件的敏感性。一是讲授法，构建学生法律法制观念，讲授法律和法规，使学生对法律形成一定的认识，避免在认识上发生偏执，在处理突发危机事件的时避免违法违纪。二是心理治疗法，心理治疗的对象是因为家庭原因、遗传因素，青春后期学生心理转变等，潜伏在心理的困扰，得不到释放和得不到帮助的学生。因某些突发危机事件的发生，成为下一突发事件的“导火线”。三是加强学生忧患意识的教育，忧患意识教育会被忽视乃至长期搁置，树立忧患意识刻不容缓，它是克服危机心理的助推器。

三、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

1.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德育的功能

为有效预防高校突发危机事件的发生，应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预防作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的教育是其预防途径之一。“思政课”是大学一年级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目前来说，这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高校进行“思政课”教育的目的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修养和素养，帮助大学生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人生发展方向，增强其危机意思、忧患意识、责任感，预防校园危机的发生，提高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免疫力和应急能力。诚如宣传教育，通过对已有典型案例的宣传，可观分析引起事件的原因、产生的后果及处理解决的办法，也可通过模拟突发危机事件的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还可举办宣传栏、宣传日。

2.制定预测与预控措施

当今，高校突发性危机事件频频发生，学校应加强学生思想动态预测。入学要对特别的学生群体进行交流。如家庭原因，遗传，潜伏的心理疾病进行调查，建立备案机制，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时刻关注潜伏的群体。进行思想动态预测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避免各种突发性危机事件发生。如组建理论研讨会，教师要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针对已经发生的突发危机事件，组织小组进行讨论，分析其中的原因，在小组的讨论中必须注意教师的引导作用，进行正面引导，进行宣传预防教育。

3.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

校园文化影响着学生的生心发展，对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至关作用。采用多种方法和手段对学生进行引导教育。例如舆论、制度等手段对学生的行为进行约束，预防突发危机事件的发生，良好的校园舆论与正面的积极引导，能够帮助学生分辨是非、扬善抑恶不可或缺的力量。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思想的约束要宽，行为的约束要高。

参考文献

危机意识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危机管理；防控

一般而言，校园暴力是指在学校及周边发生的，针对师生生命、安全或财产进行的威胁或伤害，容易引发学校管理危机行为。近年来，在众多独立学院等民办高校频频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及时、有效地防控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已成为学院管理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运用危机管理理论，就如何更加有效地防控独立学院校园暴力略抒已见。

一、危机管理理论

危机管理是冷战的产物，最初并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随着企业经济运行环境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危机管理理论逐步形成并被率先运用到企业管理中。目前，“危机管理”已成为现代管理理论和世界范围内企业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与内容，并且逐步渗透到学校等组织对危机事件的处理过程中。综合国内外的研究，笔者认为，危机管理是指为避免、减轻危机事件所带来的严重威胁、重大冲击和损害，而制定和实施系统的预防、应对策略和措施的活动和过程。

二、运用危机管理理论防控独立学院校园暴力的基本要求

危机管理理论对于学校危机管理，特别是对独立学院校园暴力事件防控的启迪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在坚持危机管理理论所倡导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作为防控独立学院校园暴力的基本要求，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应当引起学院管理者的重视。

1.树立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危机意识――实施危机管理的前提

危机管理理论特别强调对危机事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相结合的动态管理。其中，事前管理的基本要求就是克服常态管理中经常出现的消极应对的心理，转而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危机事件多具备双方当事人以年青人居多、群体攻击现象比较普遍、暴力的发生会对双方当事人造成严重损害、社会影响大等特征，因此，在防控校园暴力时，独立学院管理者更应该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变的心理准备，这是实施危机管理的前提。正确的校园暴力危机意识应当包括独立学院管理者积极防范危机的意识、对学院内外环境(含“重点”学生的社会网络关系等)的监控意识和对师生的安全教育意识等诸多方面。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危机意识建立的最佳状态是全员危机意识的建立并渗透到学院管理和教育工作的各个环节。

2.建立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危机预警系统――预防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危机的关键

“预则立，不预则废”。独立学院多数的校园暴力事件在发生前都会出现某些征兆，因此学院可以通过建立预警系统来捕捉这些暴力事件的先兆，从而避免暴力事件的发生。建立预警系统的工作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建立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危机管理小组。危机管理小组的成员一般由院长、教师代表、家长代表、学生代表、学院的法律顾问或法制副院长组成。危机管理小组成员应该具有反应敏捷、善于沟通、严谨细致、理智镇静、亲和力较强等素质，以便能够通览全局、迅速、有效地组织各种资源和力量，高效地处理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危机事件。(2)建立危机信息监测系统和自我诊断制度。建立危机信息的监测系统和自我诊断制度，有助于在暴力事件发生前捕捉其先兆，从而保证多角度、全方位地对学院管理进行检查、剖析和评价，找出薄弱环节、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从根本上减少乃至消除发生校园暴力事件的诱因。此外，还要定期召开各种汇报会，分析学院各个管理部门的运行状态，找出薄弱环节，及时做出整改措施，预测以后可能会产生的问题，以便制定相应的应对方案。(3)建立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危机应变预案。对于校园暴力危机事件的预警固然重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事件是在意想不到或者不可抗拒的状态下发生的，因此，防控校园暴力还需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应对计划，即危机应变预案。

危机应变预案是提供应付、处理紧急事件所需要的人力、组织、方法和措施的一整套方案。美国的危机处理专家菲克将危机应变预案比喻为“手电筒”，它可以帮助我们有条不紊地处理暴力事件。根据学校危机的一般特点，危机应变预案包括暴力事件发生后的即时准备、现场处理、时候处理、预防工作、整体性跟进工作和注意事项等六个方面。应变预案应围绕“假如发生某种情况，应该怎么办?”的思路，最大限度地提出可能发生的各种暴力事件假设和拟采取的行动。例如，假如学院发生一起与他校学生的团伙斗欧事件，造成多人伤亡，应首先做什么，接着做什么，具体怎么做，每一步都要尽可能详尽地提出行动指南、关注到暴力事件的各个细节。最好能在各种校园暴力危机应变预案的基础上，结合其它校园危机应变预案，形成独立学院校园危机处理手册，以便有效地指导学院管理者和师生员工在不同暴力事件发生时，理性地应对和妥善进行处理。而这方面的工作，正是我国多数独立学院所缺乏的，为此，应引起学院管理者的足够重视。

三、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危机事件的善后――处理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危机的必要环节

危机意识论文范文第11篇

追溯最早的危机话语,古尔德纳给这场危机划定了一个地理边界,认为这是“西方”社会学即将到来的危机。在回应古尔德纳的时候,柯林斯甚至认为即便是“西方”也是不准确的,它覆盖的范围太广泛了,古尔德纳描述的危机仅仅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的危机,并且这场“到来”的危机也太晚了,因为现在(1973)社会学已经发展出了现象学、历史比较方法和冲突理论[1]。根据科林斯的论述,这场危机应该发生在十年前,那时候的社会学才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天下。此外,结构功能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的成功虽然使得欧洲社会学也具备了美国特点,随着帕森斯理论大厦的倒塌,各种反叛理论的崛起固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局面带来的后果却是“不可救药的混乱”,20世纪80年代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便是在这个意义上试图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一次重构[2]。由此可见,社会学的危机从一开始便存在一个地理上的边界,它是古尔德纳所言的“西方”,柯林斯所言以北美为中心的“结构功能主义”,也是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作为欧洲社会理论对危机的一种回应。这种地理边界意味着危机话语对非西方的读者而言,始终具有一种“他性”。不仅因为社会学自始便是一门应欧洲现代性计划召唤而生的学科,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危机话语存在对社会学进行制度诊断的内容,它是西方社会学共同体对自身制度性情境遭遇困境所做出的直接反应,最为直接和明显的体现了危机话语的他性,对非西方的社会学而言,始终缺少一种在场的体验。1999年美国《社会学研究》(SociologicalInquiry)发起的“拯救社会学”专题讨论,其中一个重要情境就是华盛顿大学和罗彻斯特大学社会学系的取消,前者也是古尔德纳曾任系主任的大学。

当然,社会学理论本身的他性也不容忽视,虽然社会理论在非西方通常被冠以一个西方或者国外的前缀用以推介,但是它依然具有相当程度的隐蔽性。社会理论的普遍主义价值取向,隐藏了其本身所具有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虽然很多时候,这种普遍主义即被认为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回顾社会学的古典时期,西美尔的形式社会学、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研究,它们不是对于某个特定社会的研究,均是脱离具体历史情境的理论建构,旨在探寻社会背后所蕴含的普遍主义法则。韦伯描述了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同时也论述了新教伦理之外的文明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个事实。帕森斯在20世纪70年代曾裸的表示出西方对非西方的关注: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运用自身资源和发展可能性,无法过渡到现代阶段的地区。“我们”以韦伯的视角来对待这些社会,为什么他们没有发展出在现代西方出现的现代化事物[3]。在以保守着称的结构功能主义那里,社会被结构化为承担具体功能的组成部分,社会变迁是出于结构系统因均衡打破而出现的分化。帕森斯将非西方的不能(disable)置入他的理论框架中,用以考察非西方社会的进化历程,作为一种西方现代性的反证。

如果将结构功能主义的危机视为其对20世纪70年代社会危机的反映,可以发现社会学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随着阐释者与被阐释对象之间的符合程度而不断调整。遵循这种理解,社会学的危机话语可以追溯到这门学科的发端时期,发生在欧洲的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带来的危机后果,迫切需要一门阐释和诊断社会[！]的学科。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有学者甚至断言社会学处在一种永久性的危机状态中,因为它本身便是从这场产生了现代性的“大危机”中再生出来的学科[4]。类似的表述,瓦格纳(Wagner)认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对一系列政治制度危机的反应,社会学在历史上存在三次重大的理论调整:第一次是19世纪古典社会学的诞生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困境,一方面是个体主义的崛起,另一方面又渴望秩序和意义,这是第一次现代性危机;第二次是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进一步巩固,被视为可以为战后社会提供理性重组的学科;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的瓦解,这是第二次现代性危机[5]。这里存在一种由社会学的危机过渡到社会危机的范式转移,并且二者的互动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因而,考察学科危机的时候,无法脱离对产生它的具体社会历史情境的讨论。对学科危机话语的理解,也不能单纯限制在理论和知识层面来讨论,社会不仅是社会学阐释的对象,同时还提供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制度化学科赖以存在的空间。因为社会本身存在地理和文化上的边界,社会学的危机话语虽然在世界范围传播,并开启了反思实践的空间,但是危机话语并不能掩盖其自身的地理界限。

二、危机话语的两个维度:知识与制度

社会学危机自古尔德纳的滥觞,已成为社会学话语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场讨论并没有停止,并且体现出一个在时态上延续古尔德纳讨论的意味。1970年古尔德纳以社会学“到来的危机”[6],宣判结构功能主义的破产;1980年布东讨论“危机中的社会学”为社会学的认识论寻找新出路[7];1995年勒默特在“危机之后”的社会学中尝试将道德回归视为社会学的生存之道[8]。2005年布若维提倡的“公共社会学”在措辞上并没有延续学科危机的讨论,但是他对社会学的公共定向仍可视为是对社会学危机的一种回应[9]。一方面,我们看到社会学危机业已成为这门学科一个持久的话题,并且体现出在时态上存在延续的特点;另一方面,危机话语随着社会学理论的传播,已经超越了西方和北美,扩散到世界范围,一个显着的现象就是反思性话语在全球社会学领域的崛起,“反思”成为一种学术趋势,诸多命题都被加以一个反思的前缀。

国内学者对社会学危机话语也有探讨,认为学科危机源于社会学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误解,它是伴随着科学主义退潮的必然结果,随着正统社会学的合法性地位丧失,恰恰为社会学的多元化开启了空间[10]。然而,对非西方的读者而言,社会学的危机话语虽然开启了反思的空间和可能性,但是相对于西方社会学自身发展的连续性而言,学科的危机话语始终存在一个“他性”。在中国语境下这种他性表现得尤为突出,结构功能主义盛行的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在国内面临缺场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以危机话语宣判结构功能主义大厦崩塌的时候,又恰逢国内社会学的重建。学科危机在中国情境之下,并不是某种理论合法性的丧失,而是社会学的缺场和重建的困境。

在强调“本土立场”和“学科自觉”的前提下,本文尝试为理解社会学危机话语提供一种制度分析的模式,将学科危机话语分为理论知识和制度危机两个维度。目前已有的文献,大部分都是对社会学理论和知识危机的讨论。上述西方社会学的危机话语经历了一个完整时态上的讨论,大多将危机的诊断对象限定在理论方法和价值取向上,而制度层面的诊断仅是作为一种背景性因素来讨论,不被作为重点。本文认为制度诊断为非西方社会学理解学科的危机话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路径:一方面它尝试缩小非西方社会学在理解危机话语时,因他者身份所带来的距离感。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而不是社会学理论知识本身,有助于缩小这种距离;另一方面它也在强调这 种距离,即危机话语对与非西方社会学而言所具有的他性。社会学的欧洲性随着现代性在全球范围的展开和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而消解了自身的他性,但是学科的危机话语不管是作为一种知识危机还是对社会危机的反应,它都源自西方,并且是对西方的阐释。

将危机话语分为知识理论和制度两个维度,是一种类型学意义上的尝试。二者本身的互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社会学知识和理论对制度的阐释以及制度对阐释的能动作用决定了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吉登斯以“双重阐释”来描述社会学知识和社会的互动过程[11],社会学知识作为行动者持有的观念,会反过来重新进入形成它们的行动领域,这也是其结构二重性理论的一个重要内涵。但是,相对于双重阐释和结构二重性这种对于社会的普遍主义和一般化描述,危机话语在七十年代的发端,本身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后者是一个冲突取代了均衡,现实取代了乌托邦的历史时期,社会理论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为危机话语提供了迫切的可能。为了解构社会学的危机话语,本文尝试拆开(disentangle)知识理论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侧重从制度层面的危机和诊断入手,而不是重新回到理论和知识的探讨,盲从与附和过往的讨论。这里有必要对制度再做进一步的阐释,制度在此文中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广义的社会层面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它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知识来源,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学危机便是源自理论与理论解释的现实之间的不适;其二是狭义的社会学知识生产与实践的制度,古典时期之后的社会学在大学校园中找到了稳固的位置,学科本身在经历制度化的过程,并受制于这一过程。两者构成了社会学存在的场域,社会学之于社会,在当代表现为一种制度化的在场。

三、制度诊断:社会学的异化

理论和知识的危机与制度的危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境之下,西方社会学采取了侧重不同的解释策略。如前所述社会学和社会之间阐释与被阐释的双向互动过程,二者并非是各自孤立的领域。制度上的危机可以归咎为社会学知识生产上的偏差和无能,而知识上的危机也可能将原因归咎为制度上的不理想。对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的分析与批判,属于元社会学的范畴,是社会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对社会学的制度分析和诊断,社会学被视为一个实体,一个特殊的组织部门。如果考虑对理论和知识的诊断生产出关于理论的理论,容易陷入阐释的循环和自我指涉的困境,那么对社会学制度的诊断显然更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不同于前者对文本的侧重,它来自社会学对自身生存状况的体验和反应,为非西方社会学理解这门学科在其他情境中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对学科制度进行诊断,发生在社会学的古典时期之后,它完全合法化为一门学科,在大学校园中获得了稳固的位置,并被委以重任,为战后西方社会的理性重组提供依据。在社会学危机话语被开启之前,米尔斯比古尔德纳早十年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批判,其中对社会学科层气质的描述和分析,堪称社会学制度诊断在早期的一个经典范例。在对科层气质论述中,米尔斯首先揭示了抽象经验主义后果,社会学实践本身也被科层化了,社会调查的合理化和标准化,研究过程的集体化和系统化。随着这种社会学实践的效率和实用目的的提高,不但印证了科层制形式对现代社会的主导,还揭示了社会学实践中面临无法折衷的价值困境。一方面社会学强调自己道德上的客观,另一方面社会学研究又依赖于各种组织部门,如基金会和财团。在经费上受制于人的时候,社会学显然无法为公众发言,社会学领域的“公众”已经被具有特殊目的的“客户”取代了[12]。韦伯对西方社会理性化进程的研究,以“铁笼”为隐喻,来揭示一个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之后的世界;米尔斯提供的并不是社会理性化的后果,而是社会学理性化的后果,随着科层气质的广泛传播,进入文化道德和知识生活领域,背叛了社会科学最初的承诺。

再回到20世纪70年代,古尔德纳开启了这门学科的危机话语,主流社会学被贴上了保守主义的标签,帕森斯作为结构功能主义大厦的奠基人成为首要攻击目标,因为社会被想象成了一个可以自发做出调整的结构系统,这种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理论,无法为20世纪70年代尝试将理念转化为行动的激进分子所欢迎。但是,李普斯特(Lipiset)作为20世纪70年代的亲历者,为我们提供了另一幅画面,根据他的考察,美国当时大部分社会学院系都不是保守的,甚至包括帕森斯本人,虽然他不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但也会对法西斯和麦卡锡主义发表评论,而不是一味建构系统化的宏大理论。正是因为社会学这个特点,它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发生在欧洲和北美的政治运动中,领袖大多来自社会学系的学生。因而,社会学在20世纪70年代表现出的特点不是保守,而是激进。作为后果,很多大学的社会学系陷入内斗中,前述华盛顿大学和罗彻斯特大学的社会学系被取消,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最为激进的两个院系;犹他、耶鲁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社会学也曾被提议取消。对此,李普斯特将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学概括为“一门自毁的学科”[13]。2004年,布洛维依然使用“社会学正在向左,而世界正在向右”这样的措辞以描述社会学在当代社会的不适[14]。

布洛维并没有使用北美、欧洲或者西方作为前缀,但是对非西方的社会学读者而言,面对这种“向左”的他性,仍需保持足够的理论自觉。李普斯特的制度诊断提供了社会学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意识形态争论的后果,这已经不是社会学理论和知识上的冲突与混乱了,它造成了社会学生存环境的恶化,乃至社会学院系的存废都成为问题。进入20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之争降温,政治焦虑开始被另一种焦虑取代,那便是社会学面对市场化的冲击,无力履行自己最初的道德承诺。柯林斯在1980年对社会学的诊断并没有把中心放在社会学家的政治立场和价值选择上,他提供了一种比米尔斯更为具体的组织分析,认为社会学在当前(1980年)的不适与危机,是因为20世纪60和70年代社会学家数量飞速增长导致的后果。“二十年前的社会学家在两千和三千之间,今天却已经超过了一万”[15]。它不仅导致了社会学的就业问题,还加剧了社会学专门化的竞争,定量研究和反实证主义者皆生产自己的意识形态,导致了接下来的元理论纷争。关于社会学的就业市场,布莱克(Black)揭示了美国社会学在20世纪90年代面临的另一种困境。社会学系在美国大学里地位不稳固,是因为受到了来自市场压力。一方面社会学存在批判者的敏感和改革者的冲动,另一方面它又受学校市场驱动的影响。并且,社会学对市场的归顺,意味着社会学对公共性的背叛[16]。市场或者资本主义对公共性的侵蚀,这种状况作为一个理论前提,蕴含在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话语中。事实上,公共社会学背后含有一个社会学和社会互动的逻辑,布洛维借鉴了波兰尼(Polanyi)的“大转型”理论。资本主义市场化对社会的侵蚀在历史上表现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的社会学都面临对自身任务的重新调整,作为对三波市场化后果的反应:第一波市场化发生在十九世纪初期,社会自身在抵御市场化的侵蚀,这也是社会学诞生的时期;第二波市场化发生在十九世纪末期,在国际贸易背景下,国家发挥调控功能,社会学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政策问题和福利国家的研究;第三波市场化发生在当代,市场化已经横扫全球,将不能商品化的东西也商品化,社会和国家本身已经失去了抵抗力[17]。这也成为社会学的使命,即布洛维所谓第三波社会学的到来,需要将公共社会学制度化,成为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的理性化是社会学古典时期的重要内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韦伯的科层制铁笼都描述了理性化追求的非人格化后果。在当代的诊断中,西方社会学发现自身也存在异化的风险,甚至社会学实践已经异化了。早期关于社会学价值中立、量化研究方法 滥用、社会理论自我指涉和混乱的讨论,仅从一个侧面反应出社会学实践面临的困境。当理性化在社会学内部实施的时候,它造成了米尔斯所谓学科的科层化。这种学科的科层化,本身也是现代社会理性逻辑运转的后果,它并不会随着某种社会理论的崩塌而发生改变。另一个例子来自瑞泽尔,瑞泽尔对麦当劳化社会的分析,继承了韦伯对理性化进程的研究,认为麦当劳化是理性化进程在当代社会的主要范式。瑞泽尔还将麦当劳化社会作为分析框架,应用到对美国社会学的分析上来,认为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麦当劳化的特征,当社会学像麦当劳一样,追求效率、控制、预测和计算,将导致理性之非理性与去人性化的后果[18]。理性化固然能带来积极的一面,但是消极的后果是社会学的异化。李普斯特和柯林斯等人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学对自我的诊断,发生了一种由知识到制度的转移,虽然仍属一种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但是诊断的对象已经不是理论和知识的状况,而是转移到社会学作为一种制度性组织,对其内部结构和外部生存环境的诊断。

四、结论

危机意识论文范文第12篇

一、危机话语的地理边界

追溯最早的危机话语，古尔德纳给这场危机划定了一个地理边界，认为这是“西方”社会学即将到来的危机。在回应古尔德纳的时候，柯林斯甚至认为即便是“西方”也是不准确的，它覆盖的范围太广泛了，古尔德纳描述的危机仅仅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的危机，并且这场“到来”的危机也太晚了，因为现在（1973）社会学已经发展出了现象学、历史比较方法和冲突理论[1]。根据科林斯的论述，这场危机应该发生在十年前，那时候的社会学才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天下。此外，结构功能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的成功虽然使得欧洲社会学也具备了美国特点，随着帕森斯理论大厦的倒塌，各种反叛理论的崛起固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局面带来的后果却是“不可救药的混乱”，20世纪80年代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便是在这个意义上试图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一次重构[2]。由此可见，社会学的危机从一开始便存在一个地理上的边界，它是古尔德纳所言的“西方”，柯林斯所言以北美为中心的“结构功能主义”，也是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作为欧洲社会理论对危机的一种回应。这种地理边界意味着危机话语对非西方的读者而言，始终具有一种“他性”。不仅因为社会学自始便是一门应欧洲现代性计划召唤而生的学科，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危机话语存在对社会学进行制度诊断的内容，它是西方社会学共同体对自身制度性情境遭遇困境所做出的直接反应，最为直接和明显的体现了危机话语的他性，对非西方的社会学而言，始终缺少一种在场的体验。1999年美国《社会学研究》（SociologicalInquiry）发起的“拯救社会学”专题讨论，其中一个重要情境就是华盛顿大学和罗彻斯特大学社会学系的取消，前者也是古尔德纳曾任系主任的大学。

当然，社会学理论本身的他性也不容忽视，虽然社会理论在非西方通常被冠以一个西方或者国外的前缀用以推介，但是它依然具有相当程度的隐蔽性。社会理论的普遍主义价值取向，隐藏了其本身所具有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虽然很多时候，这种普遍主义即被认为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回顾社会学的古典时期，西美尔的形式社会学、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研究，它们不是对于某个特定社会的研究，均是脱离具体历史情境的理论建构，旨在探寻社会背后所蕴含的普遍主义法则。韦伯描述了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同时也论述了新教伦理之外的文明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个事实。帕森斯在20世纪70年代曾裸的表示出西方对非西方的关注：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运用自身资源和发展可能性，无法过渡到现代阶段的地区。“我们”以韦伯的视角来对待这些社会，为什么他们没有发展出在现代西方出现的现代化事物[3]。在以保守著称的结构功能主义那里，社会被结构化为承担具体功能的组成部分，社会变迁是出于结构系统因均衡打破而出现的分化。帕森斯将非西方的不能（disable）置入他的理论框架中，用以考察非西方社会的进化历程，作为一种西方现代性的反证。

如果将结构功能主义的危机视为其对20世纪70年代社会危机的反映，可以发现社会学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随着阐释者与被阐释对象之间的符合程度而不断调整。遵循这种理解，社会学的危机话语可以追溯到这门学科的发端时期，发生在欧洲的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带来的危机后果，迫切需要一门阐释和诊断社会的学科。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有学者甚至断言社会学处在一种永久性的危机状态中，因为它本身便是从这场产生了现代性的“大危机”中再生出来的学科[4]。类似的表述，瓦格纳（Wagner）认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对一系列政治制度危机的反应，社会学在历史上存在三次重大的理论调整：第一次是19世纪古典社会学的诞生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困境，一方面是个体主义的崛起，另一方面又渴望秩序和意义，这是第一次现代性危机；第二次是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进一步巩固，被视为可以为战后社会提供理性重组的学科；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的瓦解，这是第二次现代性危机[5]。这里存在一种由社会学的危机过渡到社会危机的范式转移，并且二者的互动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因而，考察学科危机的时候，无法脱离对产生它的具体社会历史情境的讨论。对学科危机话语的理解，也不能单纯限制在理论和知识层面来讨论，社会不仅是社会学阐释的对象，同时还提供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制度化学科赖以存在的空间。因为社会本身存在地理和文化上的边界，社会学的危机话语虽然在世界范围传播，并开启了反思实践的空间，但是危机话语并不能掩盖其自身的地理界限。

二、危机话语的两个维度：知识与制度

社会学危机自古尔德纳的滥觞，已成为社会学话语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场讨论并没有停止，并且体现出一个在时态上延续古尔德纳讨论的意味。1970年古尔德纳以社会学“到来的危机”[6]，宣判结构功能主义的破产；1980年布东讨论“危机中的社会学”为社会学的认识论寻找新出路[7]；1995年勒默特在“危机之后”的社会学中尝试将道德回归视为社会学的生存之道[8]。2005年布若维提倡的“公共社会学”在措辞上并没有延续学科危机的讨论，但是他对社会学的公共定向仍可视为是对社会学危机的一种回应[9]。一方面，我们看到社会学危机业已成为这门学科一个持久的话题，并且体现出在时态上存在延续的特点；另一方面，危机话语随着社会学理论的传播，已经超越了西方和北美，扩散到世界范围，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反思性话语在全球社会学领域的崛起，“反思”成为一种学术趋势，诸多命题都被加以一个反思的前缀。

国内学者对社会学危机话语也有探讨，认为学科危机源于社会学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误解，它是伴随着科学主义退潮的必然结果，随着正统社会学的合法性地位丧失，恰恰为社会学的多元化开启了空间[10]。然而，对非西方的读者而言，社会学的危机话语虽然开启了反思的空间和可能性，但是相对于西方社会学自身发展的连续性而言，学科的危机话语始终存在一个“他性”。在中国语境下这种他性表现得尤为突出，结构功能主义盛行的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在国内面临缺场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以危机话语宣判结构功能主义大厦崩塌的时候，又恰逢国内社会学的重建。学科危机在中国情境之下，并不是某种理论合法性的丧失，而是社会学的缺场和重建的困境。

在强调“本土立场”和“学科自觉”的前提下，本文尝试为理解社会学危机话语提供一种制度分析的模式，将学科危机话语分为理论知识和制度危机两个维度。目前已有的文献，大部分都是对社会学理论和知识危机的讨论。上述西方社会学的危机话语经历了一个完整时态上的讨论，大多将危机的诊断对象限定在理论方法和价值取向上，而制度层面的诊断仅是作为一种背景性因素来讨论，不被作为重点。本文认为制度诊断为非西方社会学理解学科的危机话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路径：一方面它尝试缩小非西方社会学在理解危机话语时，因他者身份所带来的距离感。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而不是社会学理论知识本身，有助于缩小这种距离；另一方面它也在强调这种距离，即危机话语对与非西方社会学而言所具有的他性。社会学的欧洲性随着现代性在全球范围的展开和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而消解了自身的他性，但是学科的危机话语不管是作为一种知识危机还是对社会危机的反应，它都源自西方，并且是对西方的阐释。

将危机话语分为知识理论和制度两个维度，是一种类型学意义上的尝试。二者本身的互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社会学知识和理论对制度的阐释以及制度对阐释的能动作用决定了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吉登斯以“双重阐释”来描述社会学知识和社会的互动过程[11]，社会学知识作为行动者持有的观念，会反过来重新进入形成它们的行动领域，这也是其结构二重性理论的一个重要内涵。但是，相对于双重阐释和结构二重性这种对于社会的普遍主义和一般化描述，危机话语在七十年代的发端，本身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后者是一个冲突取代了均衡，现实取代了乌托邦的历史时期，社会理论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为危机话语提供了迫切的可能。为了解构社会学的危机话语，本文尝试拆开（disentangle）知识理论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侧重从制度层面的危机和诊断入手，而不是重新回到理论和知识的探讨，盲从与附和过往的讨论。这里有必要对制度再做进一步的阐释，制度在此文中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广义的社会层面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它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知识来源，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学危机便是源自理论与理论解释的现实之间的不适；其二是狭义的社会学知识生产与实践的制度，古典时期之后的社会学在大学校园中找到了稳固的位置，学科本身在经历制度化的过程，并受制于这一过程。两者构成了社会学存在的场域，社会学之于社会，在当代表现为一种制度化的在场。

三、制度诊断：社会学的异化

理论和知识的危机与制度的危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境之下，西方社会学采取了侧重不同的解释策略。如前所述社会学和社会之间阐释与被阐释的双向互动过程，二者并非是各自孤立的领域。制度上的危机可以归咎为社会学知识生产上的偏差和无能，而知识上的危机也可能将原因归咎为制度上的不理想。对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的分析与批判，属于元社会学的范畴，是社会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对社会学的制度分析和诊断，社会学被视为一个实体，一个特殊的组织部门。如果考虑对理论和知识的诊断生产出关于理论的理论，容易陷入阐释的循环和自我指涉的困境，那么对社会学制度的诊断显然更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不同于前者对文本的侧重，它来自社会学对自身生存状况的体验和反应，为非西方社会学理解这门学科在其他情境中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对学科制度进行诊断，发生在社会学的古典时期之后，它完全合法化为一门学科，在大学校园中获得了稳固的位置，并被委以重任，为战后西方社会的理性重组提供依据。在社会学危机话语被开启之前，米尔斯比古尔德纳早十年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批判，其中对社会学科层气质的描述和分析，堪称社会学制度诊断在早期的一个经典范例。在对科层气质论述中，米尔斯首先揭示了抽象经验主义后果，社会学实践本身也被科层化了，社会调查的合理化和标准化，研究过程的集体化和系统化。随着这种社会学实践的效率和实用目的的提高，不但印证了科层制形式对现代社会的主导，还揭示了社会学实践中面临无法折衷的价值困境。一方面社会学强调自己道德上的客观，另一方面社会学研究又依赖于各种组织部门，如基金会和财团。在经费上受制于人的时候，社会学显然无法为公众发言,社会学领域的“公众”已经被具有特殊目的的“客户”取代了[12]。韦伯对西方社会理性化进程的研究，以“铁笼”为隐喻，来揭示一个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之后的世界；米尔斯提供的并不是社会理性化的后果，而是社会学理性化的后果，随着科层气质的广泛传播，进入文化道德和知识生活领域,背叛了社会科学最初的承诺。

再回到20世纪70年代，古尔德纳开启了这门学科的危机话语，主流社会学被贴上了保守主义的标签，帕森斯作为结构功能主义大厦的奠基人成为首要攻击目标，因为社会被想象成了一个可以自发做出调整的结构系统，这种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理论，无法为20世纪70年代尝试将理念转化为行动的激进分子所欢迎。但是，李普斯特（Lipiset）作为20世纪70年代的亲历者，为我们提供了另一幅画面，根据他的考察，美国当时大部分社会学院系都不是保守的，甚至包括帕森斯本人，虽然他不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但也会对法西斯和麦卡锡主义发表评论，而不是一味建构系统化的宏大理论。正是因为社会学这个特点，它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发生在欧洲和北美的政治运动中，领袖大多来自社会学系的学生。因而，社会学在20世纪70年代表现出的特点不是保守，而是激进。作为后果，很多大学的社会学系陷入内斗中，前述华盛顿大学和罗彻斯特大学的社会学系被取消，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最为激进的两个院系；犹他、耶鲁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社会学也曾被提议取消。对此，李普斯特将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学概括为“一门自毁的学科”[13]。2004年，布洛维依然使用“社会学正在向左，而世界正在向右”这样的措辞以描述社会学在当代社会的不适[14]。

布洛维并没有使用北美、欧洲或者西方作为前缀，但是对非西方的社会学读者而言，面对这种“向左”的他性，仍需保持足够的理论自觉。李普斯特的制度诊断提供了社会学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意识形态争论的后果，这已经不是社会学理论和知识上的冲突与混乱了，它造成了社会学生存环境的恶化，乃至社会学院系的存废都成为问题。进入20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之争降温，政治焦虑开始被另一种焦虑取代，那便是社会学面对市场化的冲击，无力履行自己最初的道德承诺。柯林斯在1980年对社会学的诊断并没有把中心放在社会学家的政治立场和价值选择上，他提供了一种比米尔斯更为具体的组织分析，认为社会学在当前（1980年）的不适与危机，是因为20世纪60和70年代社会学家数量飞速增长导致的后果。“二十年前的社会学家在两千和三千之间，今天却已经超过了一万”[15]。它不仅导致了社会学的就业问题，还加剧了社会学专门化的竞争，定量研究和反实证主义者皆生产自己的意识形态，导致了接下来的元理论纷争。关于社会学的就业市场，布莱克（Black）揭示了美国社会学在20世纪90年代面临的另一种困境。社会学系在美国大学里地位不稳固，是因为受到了来自市场压力。一方面社会学存在批判者的敏感和改革者的冲动，另一方面它又受学校市场驱动的影响。并且，社会学对市场的归顺，意味着社会学对公共性的背叛[16]。市场或者资本主义对公共性的侵蚀，这种状况作为一个理论前提，蕴含在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话语中。事实上，公共社会学背后含有一个社会学和社会互动的逻辑，布洛维借鉴了波兰尼（Polanyi）的“大转型”理论。资本主义市场化对社会的侵蚀在历史上表现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的社会学都面临对自身任务的重新调整，作为对三波市场化后果的反应：第一波市场化发生在十九世纪初期，社会自身在抵御市场化的侵蚀，这也是社会学诞生的时期；第二波市场化发生在十九世纪末期，在国际贸易背景下，国家发挥调控功能，社会学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政策问题和福利国家的研究；第三波市场化发生在当代，市场化已经横扫全球，将不能商品化的东西也商品化，社会和国家本身已经失去了抵抗力[17]。这也成为社会学的使命，即布洛维所谓第三波社会学的到来，需要将公共社会学制度化，成为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的理性化是社会学古典时期的重要内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韦伯的科层制铁笼都描述了理性化追求的非人格化后果。在当代的诊断中，西方社会学发现自身也存在异化的风险，甚至社会学实践已经异化了。早期关于社会学价值中立、量化研究方法滥用、社会理论自我指涉和混乱的讨论，仅从一个侧面反应出社会学实践面临的困境。当理性化在社会学内部实施的时候，它造成了米尔斯所谓学科的科层化。这种学科的科层化，本身也是现代社会理性逻辑运转的后果，它并不会随着某种社会理论的崩塌而发生改变。另一个例子来自瑞泽尔，瑞泽尔对麦当劳化社会的分析，继承了韦伯对理性化进程的研究，认为麦当劳化是理性化进程在当代社会的主要范式。瑞泽尔还将麦当劳化社会作为分析框架，应用到对美国社会学的分析上来，认为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麦当劳化的特征，当社会学像麦当劳一样，追求效率、控制、预测和计算，将导致理性之非理性与去人性化的后果[18]。理性化固然能带来积极的一面，但是消极的后果是社会学的异化。李普斯特和柯林斯等人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学对自我的诊断，发生了一种由知识到制度的转移，虽然仍属一种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但是诊断的对象已经不是理论和知识的状况，而是转移到社会学作为一种制度性组织，对其内部结构和外部生存环境的诊断。

四、结论

危机意识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混沌理论　高校图书馆　危机管理

[分类号]G251

1　引言

高校图书馆作为开放性的信息服务中心，除了肩负文化传承、推广教育的任务外，确保所有读者能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下使用各项图书资源与服务，亦是所有图书馆的责任。因此，居安思危，加强危机管理，是图书馆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面对危机爆发与演化的复杂性，传统图书馆管理理论对其还不能做出圆满解释和有效预测，研究结论常常与现实情况存在较大偏差，给传统管理理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危机本质是一类非线性的复杂演化过程。混沌理论是关于非线性系统及其演化的一门新兴科学，对于社会现象的认识有着不同于传统科学的思想，其揭示了复杂现象的内在规律性，有助于辨识出危机复杂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为研究危机管理提供了新的范式。混沌理论与危机管理理论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在图书馆危机管理中应用具有独特优势。

本文运用混沌理论研究高校图书馆危机的混沌特征及其发生动因，力求进一步完善图书馆危机管理机制，树立图书馆人员的危机管理意识，从而实现图书馆管理水平的提高，使图书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最终实现图书馆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2　高校图书馆危机管理的内容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图书馆危机管理已经引起了图书馆界的普遍重视与关注，成为图书馆必修课之一。

2.1　图书馆危机管理的含义

图书馆危机管理是对图书馆运行中出现的危机因子和危机事件从发生到消亡全程全面监控处理的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图书馆危机管理是对图书馆危机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全面全程监控处理的连续链条，是一个系统工程。图书馆作为社会组织之一，在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经济、文化、自然以及内部因素等的影响，高校图书馆危机管理就是针对各种影响因素，对可能给图书馆带来的各种现实威胁与潜在威胁进行预防及管理。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图书馆危机的预防与控制，力图使图书馆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2.2　图书馆危机管理的危机类型

在图书馆危机管理系统中，由于其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不断变化与发展，对图书馆总体目标的实现和读者利益构成威胁而引起的现实危机和潜在危机，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按照危机成因可以将图书馆危机分为以下几种：

2.2.1　资源危机 文献信息资源是图书馆提供文献信息保障能力的物质基础，也是读者利用图书馆的根本所在。我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相对有限，图书馆经费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造成资源短缺，硬件条件相对落后难以进行深层次技术开发和服务创新，最终可能导致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能力下降并危及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产生资源危机。

2.2.2　人才危机 目前图书情报学专业的研究生生源有所增加，但他们拿到学位后并不优先考虑从事图书情报方面的工作，导致图书馆专业人才流失。与此同时，在中国急剧向信息社会发展的转型阶段，急需大量高素质的图书情报专业人才，未来图书馆将可能面临严重的人才危机。

2.2.3　服务危机由于缺乏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服务态度恶劣，服务手段落后，效率低下而造成图书馆无法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信息需求，最终可能导致读者流失的危机。

2.2.4　形象声誉危机 图书馆的形象与声誉影响着图书馆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认可度，影响着图书馆的社会竞争力，图书馆形象声誉一旦遭受破坏，就会给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带来灾难。

2.2.5　安全危机现代图书馆是一个人员密集、知识密集和设备设施密集的地方，任何可能导致图书馆的馆舍、读者、文献资源和设施遭受重大损失的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图书馆的安全危机。另外在数字化环境下，现代图书馆还面临黑客攻击、数据非法访问等网络安全问题。

2.2.6　政策法律危机我国图书馆行业的立法薄弱，《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是指导预防和处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规范性文件，对图书馆危机管理政策的制定具备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图书馆危机有着自己的行业特点，很有必要制定图书馆危机管理的相关政策法律。

3　高校图书馆危机的混沌特征描述

近年来，混沌理论被广泛应用到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诸多领域，成为一门影响深远、发展迅速的前沿学科，混沌理论主要包括4个方面：①对初始值的极端不稳定性。混沌行为具有“蝴蝶效应”，初始条件的细微变化能够导致系统未来长期运动轨迹之间的巨大差异。②混沌系统具有自我控制性。在秩序与混乱的交界点即混沌的边缘，系统既有维持稳定的吸引力，同时又有一种张力，使其聚变、演化。当系统脱离平衡到一定程度时，以自组织方式自发地走向更复杂的模式。③混沌行为具有内随机性。内随机性产生的根源在于个体间的非线性随机作用。④混沌行为存在有序性。混沌运动所表现出的通常意义下的非周期性和非对称性，并不能说明混沌运动是无序的。相反，却表现了一种混沌序，这是一种整体稳定、局部不稳定的运动状态。

由于混沌理论广泛的适用范围和独特的数学手段，因而能更加全面、准确地揭示和描述客观世界的属性及其复杂的规律性。高校图书馆危机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从危机的性质来看，图书馆危机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扩散性、隐蔽性和突发性等特征，这表明图书馆危机及其演化具有明显的混沌现象特征。高校图书馆危机内在的混沌特征包括：

图书馆危机系统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开放系统。图书馆是一个不断地与外部环境交换信息的开放系统，高校图书馆服务管理环境中不缺少诱发蝴蝶效应的初始条件，如关键的领导者、图书馆员与读者关系等。网络化、全球化的态势更加剧了这种敏感性。蝴蝶效应的存在使得长期预测、战略等变得不够可靠，向金字塔组织结构以稳定、平衡为目标的传统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正是因为图书馆危机具有如突变性等非线性系统的一般特征，才成为图书馆危机发生的诱因。

图书馆危机的不确定性是混沌现象内在随机性的表现。对于图书馆管理系统来说，系统内部充满了非线性的关系，作为基本组织单元的个体――馆员之间以及馆员与管理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总的说来，图书馆危机管理系统就是一个由自由个体通过一定的固定规则和复杂关系构成的耗散结构系统。

图书馆危机的突发性是混沌现象的结果对初始条件敏感依赖性的表现。混沌理论认为，在非线性

系统中，在一定的条件下，输入的微小误差将导致输出的巨大漂移。在现实系统中，由于系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界的干扰，初始时刻的“差之毫厘”的偏差将随时间指数放大，以至无法把握系统的未来行为。系统对初始值的敏感依赖性是指微小的初值变化就会造成系统状态的巨大变化，这也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这种情况在高校图书馆危机管理中大量存在着，比如高校图书馆在为高校师生教学、科研服务项目的设计、实施中，如果个别图书馆馆员个人服务意识淡漠或者服务态度恶劣，这种看似微小的失误，极有可能造成读者对图书馆的不信任态度，造成读者流失，引起图书馆服务危机。

4　图书馆危机实例分析

4.1　案情简介

2007年7月21日，云南省图书馆阅览室二氧化碳气体突然外喷，并向馆内蔓延，使图书馆陷入慌乱，造成图书馆危机，直接威胁图书馆工作人员与读者的生命安全。根据现场清查，气体泄漏共造成39人中毒。危机爆发后，图书馆高层领导针对危机及时做出部署，在第一时间启动了紧急预案，在最短的时间内，39名受伤人员被抢救出来，同时将馆内近千名读者平安、有序地疏散到了安全区域，并及时上报主管部门。当危机得以控制时，云南省图书馆领导层，又紧急召开现场会议，并配合相关部门召开了新闻会，将危机爆发、处理等情况客观、真实地向媒体进行了通报。7月22日，云南省图书馆共接待读者3 557人次，并且当天还按原计划举办了讲座，整体服务情况良好。云南省图书馆对二氧化碳泄漏事件的处理，是图书馆危机管理实践中的成功案例之一。

4.2　“二氧化碳泄露”事件中的危机管理混沌特性分析

通常，一个管理系统的动态行为受到3种力的作用：系统内力x、政策力c和随机力R，即有一般管理系统方程可表达为x=f(x，c，R)。考虑到对图书馆危机系统状态变量的统计常常是离散的，因而一般根据危机系统在前一个统计周期的状态变化来调整系统的序参量，当统计周期相对很短时，危机管理系统就可以表述成这样一个离散的动态系统：xn+1=f(Xn，Cn，Rn)。其中，xn+1是系统的时间序列状态向量，c。是人为可以控制的政策向量，Rn是人为不可控制因素向量。

图书馆危机系统作为非线性系统，其危机混沌产生的原因可能来自3个方面：①系统结构条件下的系统固有混沌，例如因高层管理者的认识能力有限，造成管理不当等内部原因而形成的危机。②可控政策作用的结果，如像经济增长方程那样，当不同的经济政策满足一定的组合条件时，系统就是混沌的。③外在不可控制的随机因素作用的结果，如高校外部政策、文化等环境的变化超出图书馆实际控制能力而导致的危机。上述3种力对系统的作用是同时的，当状态是混沌时，就不易分清是受到哪种力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哪种力的作用。这样，一般系统方程就可转化为广义的动态系统方程：xn+1=g(xn)+εn+1。表明图书馆危机状态的发生就是系统内在动力和外部扰动作用的叠加。

图书馆危机系统的混沌可以解释为是系统内在的一种本质特性，并不一定是外部连续不断冲击作用的结果。所以真正的危机在于图书馆内部管理的危机，是图书馆内部管理出现了问题，只是通过不同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云南省图书馆在二氧化碳气体泄露危机事件后迅速举办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l和安全用电知识培训，对危机中暴露的图书馆管理中的不足与缺陷也进行弥补。

4.3　危机事件过程中的混沌管理原则

云南省图书馆危机事件的爆发，再次证明了危机混沌的突发性、破坏性及其随机性。在现实中图书馆危机并不是一个线性系统，它依赖于诸多复杂因素，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混沌管理的目的就是根据图书馆危机的演化机制，控制危机混沌发生的条件或规模，改变危机系统的动态行为，以化解危机，转危为安，实现高校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4.3.1 正确调控图书馆危机的混沌吸引子 在混沌理论中，对于已知系统的吸引子域而言，可以通过调整初始条件使系统的运动进入预定的吸引子中。当图书馆发生危机时，只有改变吸引子在状态空间的位置和吸引子的类型，才能最终改变系统的终极状态。所以要改变图书馆的运行状态，就要对危机混沌吸引子设法加以控制。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吸引子是由“图书馆文化”决定的，即高校图书馆要拥有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处于危机状态中的图书馆，应该迅速查找危机的根源，果断地采取措施。对于图书馆内部原因造成的危机，图书馆在处理过程中要勇于承担责任、承认错误。一旦危机发生，图书馆管理层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危机产生的原因等表达坦诚，争取做到信息真实、公开与畅通，及时对危机进行处理。云南省图书馆高层领导正确对待危机的态度与对危机的快速反应是现代图书馆领导者应该具备的素质。

4.3.2　要重视图书馆危机中的初发细微情节 根据混沌理论中的“蝴蝶效应”，可以得出图书馆危机管理中的任一偶发事件或对图书馆服务目标的微小偏离，都可能给图书馆服务管理系统带来巨大变化。图书馆在出现危机时，首先要把公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开道歉。图书馆只有最大化地维护公众利益，积极采取行动，表明自身对待危机的诚意与态度，才能维护图书馆的形象以及长远利益。云南省图书馆在发生危机事件后，在第一时间启动了紧急预案，并及时上报云南省上级主管部门，同时争取110等力量的援助，开通绿色通道，对受伤公众及图书馆工作人员进行及时抢救治疗，避免了更大的人员伤亡。云南省图书馆对此次危机事件中细微情节的成功处理，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增加了公众对图书馆的信任度，有利于维护图书馆的形象及巩固图书馆的社会地位。

4.3.3　构建图书馆危机管理系统中协同一致的原则

通过混沌理论，可以看出混沌的发生并不要求系统所有因素同时发生混乱，其中几个因素的协同作用就能导致危机产生。图书馆危机的发生也并不需要图书馆各个部门或环节同时发生混乱，可能只是其中部分单位混乱的结果。因此，要打破锁模现象，就得从系统单元之间的联系性和协同性着手。图书馆进行危机处理时，必须协同一致，分工负责，才能成功化解危机。首先，图书馆对外宣传解释要口径一致，达成共识；其次，图书馆管理层要及时应用危机预案，对危机处理尽快形成统一的解决方案，避免因意见分歧而延误对危机的处理；最后，图书馆处理危机时，各部门要充分配合，处乱不惊，积极发挥各部门的作用，尤其是要充分发挥公共关系的作用，团结馆员，凝聚力量，形成处理危机的稳定氛围。

危机意识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危机管理；技巧培训；门诊护理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meaning of crisis management training for out-patient nursing. Methods： Choosed 280 cases from Nov. 2013 to Nov. 2014 as controlled group with routine nursing， and choosed 290 cases from Dec. 2014 to Dec. 2015 as study group with crisis management in nursing. Compared the effect of thes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controlled group （p

Key words： crisis management training， out-patient nursing

【中图分类号】R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01（2016）05-0002-02

门诊作为医院医疗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门，能够与患者产生直接性的联系，其所接待的患者较多且杂，在治疗时对护理人员的护理水平有着极高的要求[1]。然而如今的门诊护理人员工作能力却与当前的门诊护理需要极不相符，如何提高门诊部门的护理水平，提升护理满意，减少医疗纠纷，已成为现阶段门诊护理人员的工作重点。危机管理作为一种较为新型的管理理念，能够针对潜在危机制定出相应的针对性措施，从而将危机消除于萌芽中，亦有部分医疗机构将其应用于日常的门诊护理工作管理中去。此次研究特选取本院门诊部2013年11月-2014年11月所收治的280例患者及2014年12月-2015年12月所收治的290例患者为对象，以观察危机管理技巧培训在门诊护理中的应用意义。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门诊部2013年11月-2014年11月所收治的280例患者为本次研究对照组，其中男171例，女109例，年龄15-71岁，平均年龄（44.1±11.8）岁。选取本院门诊部2014年12月-2015年12月所收治的290例患者为本次研究的观察组，其中男167例，女123例，年龄16-72岁，平均年龄（42.7±12.3）岁。此两组在性别与年龄等资料上无显著差异（P>0.05）。

1.2方法

给予对照组（2013年11月-2014年11月所收治的280例患者）以常规护理。自2014年12月起，对门诊护理人员进行危机管理培训，将危机管理应用于观察组（2014年12月-2015年12月所收治的290例患者）的门诊护理中。具体如下。

1.2.1危机管理技巧培训

自2014年12月起，组织门诊部护理人员参与危机管理理论知识的学习并展开技巧培训，每周一次，每次时间以2h为宜，总培训时间为8周。在进行理论知识学习时应组织护理人员进行讨论，包括理论知识在日常临床护理实践中的应用及各种医护纠纷的协调处理等，将讨论结果进行汇总，从而提高理论知识的实用性。

1.2.2危机信号采集

门诊护理人员在其日常护理实践中应注意收集患者不满事件，并将其汇总，经小组讨论以确定具体解决措施。由于门诊护理人员与患者的接触较为频繁，因此可以将通过交流谈话来收集和听取患者的意见与建议，并将这些意见反馈在小组讨论上，另外亦可在门诊部的各区放置护理意见本或是为患者发放护理满意度评价卡，由专人负责收取，并在小组会上讨论。

1.2.3危机处理

护理工作应当以患者为重心，同时提高护理人员的危机意识，使其能够使其能够及时发现潜在危机即工作缺陷及患者不满等。而对于已经发现的危机则应及时且正确的处理，以减少损失，不可互相推诿。对于事件当事人，应当遵循重防轻治的原则，惩罚并非主要目的，要注重今后该类事件的防治，同时要避免护理人员因惧怕惩罚而故意隐瞒危机事件的情况。对于护理中所潜藏的危机，应当以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处理。

1.3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以我院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表进行护理满意度调查，包括十分满意、较为满意及不满意三种。总满意度=（十分满意+较为满意）/组例数×100%。

1.4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数据均以统计学软件SPSS18.0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 ±s）表示，以t检验，计数资料以x2检验，以P

2.结果

2.1患者投诉率对比

在本次研究中，患者的投诉项目以分诊错误、缺乏沟通、就诊程序繁杂、发药错误及不良反应等为主，在投诉率上，观察组远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2门诊护理满意度对比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在护理满意度上远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门诊作为数患者首要就诊之选，护理人员每天都会接待很多来自社会各界不同层次的患者[2-3]。其中大部分都有尽快就医的期盼心理，同时门诊科室较多，患者疾病种类广泛； 因此护理人员既要根据患者病情安排就诊，又要对患者不良情绪进行安抚，工作任务繁重[4]。此种情况下，通过危机管理，树立护理人员的危机意识，掌握危机管理技巧，并应用到平常的护理中，以门诊护理人员应具备高度的危机意识，在危机管理理论知识的指导下，正确处理患者的不满，从而使护理人员意识到正确处理患者不满事件的意义。各门诊区的负责人员应当对当周的患者不满事件进行统计分析，并组织区域人员进行讨论，在确定具体处理措施后可将其推广于其他各区。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在患者投诉率上远低于对照组，在门诊护理满意度上远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危机管理技巧培训对门诊护理工作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护理人员进行危机意识的引导培训，可有效提升其危机意识，提高护理质量减少护患纠纷，提高门诊护理满意度，可在门诊护理中大力推广。

参考文献：

[1]王露莹. 危机管理技巧培训在门诊护理中应用的效果评价[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12， 28（27）：82-83.

[2]吴海燕. 危机管理技巧培训在门诊护理中应用的效果评价[J]. 健康必读旬刊， 2013， 12（8）：246-246.

危机意识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文化危机 马克思主义 范式革命

针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关系,曾有过精辟概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读马克思主义,已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P534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替代中国文化,造成文化传统的断裂,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和转型――促使本土文化成为现代性生长的文化母体。

一、危机中的文化重建诉求

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导致中国文化出现危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坚定的自信心和优越感,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殷海光将其概括为一种“天朝模式的世界观”:“自我中心的”,“不以平等看待外国”,“在过去,中国人认为凡与中国有密切接触的其他文明都是从中国文明传衍出来的,而且照中国人看来,那些文明不及中国文明”[2]P1-23。这种文化观表现在中西文化关系上就是“西学中源说”的盛行。“当时,中国文化并无所谓“危机”一说,也没有文化重建之诉求。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给中国带来沉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也同时发生。中国社会看待中西文化关系的态度由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由“西学中源”演变为“西学东渐”,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动摇了,中国“天朝模式的世界观”破碎了,中国人在深受肉体折磨的同时也经受着精神的挫折。中国人在痛苦中觉醒,开始“开眼看世界”,这是认识西方以及反求诸已的自我觉醒过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逐渐深入过程,认识到文化的差异是导致中西方发展不同境遇的根本原因,从而得出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危机本质上是一场文化危机的结论。这种观点逐步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如殷海光说:“近一百二十多年来中国一切重大困难都是从文化出了问题衍生出来的。”[2]P18贺麟也说:“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3]P2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中,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挑战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民主政治挑战中国的专制皇权,经济与制度层面的挑战最终都折射在民族伦理精神与价值信仰的文化层面上,文化危机产生的最深层根源则在于中国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彻底颠覆。

既然发生了文化危机,自然就需要寻求拯救之道。西学东渐以后,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就离不开西方文化这个强大的参照系,文化拯救之道也正是从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中寻求。中国人在认识并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时,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学者往往提出了不同的重建文化途径,如主张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西体中用论和综合创新论等。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其文化意义也正是这一文化拯救之“生存”意识的具体体现。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在于文化发展的“范式革命”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启蒙的最终选择,是西学东渐思潮所带来的一次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层次变革,实质是文化的范式革命。“范式”概念是托马斯・库恩在谈科学革命的结构时提出来的。他认为,“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4]P9,指的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规定了他们的共同的基本理论、观念和方法和共同的信念,以及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什么是科学革命?库恩讲:“科学革命在这里是指科学发展中的非积累性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的范式所取代。”[4]P85科学革命的实质是范式革命,是一种全新的范式取代旧有的范式,是一种新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行为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基本理论、观念、方法和信念等取代旧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行为方式,以及旧有的基本理论、观念、方法和信念的过程。

将“范式”引入文化研究领域,用以分析文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和历史演变,则“范式革命”强调的正是文化中最深层的内核――哲学思想的根本转型。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意义在于实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次深刻的“范式革命”这一点,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明确地论述,他在解释“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时说:“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1]P697-698可见,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一历史事件具有文化意义,它实现了根本意义上的文化变革。

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发展之历史与库恩所描述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非常相似。库恩在分析为什么会出现科学革命时指出:“科学革命起源于科学共同体中某一小部分人逐渐感觉到:他们无法利用现有范式有效地探究自然界的某一方面,而以前范式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是起引导作用的。”[4]P85中国文化变革的出现,也正是因为一部分进步分子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根源在于文化危机,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有范式已经不能有效的探索和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以及引领一条有效的社会发展道路,因此他们提出了一套新的文化范式用来取代旧有的文化范式。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文化西化,主张以西方倡导民主和自由的启蒙理性文化取代中国传统的儒家封建文化,是这样一种“范式革命”的文化实践。而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列宁思想传入中国更是文化的“范式革命”的具体实践,五四时期流行的“全盘西化”的文化建设范式被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建设范式――即的文化思想所取代。从中国传统文化到五四新文化再到马克思主义,文化范式伴随着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而相应地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说的文化理论本质上是一场“范式革命”。

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理论成为传统文化重建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哲学。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现实的所有因素彼此依存,既然在分析中强调运动及其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合乎逻辑地在‘整个生产方式’――一种总体的社会过程――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5]P359这是一种基于唯物史观的文化分析理论,其核心是“经济”与“文化”的辩证发展关系,其中经济作为基础,决定了文化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带来文化的变革,而文化的变革反过来又会推进经济基础的变革,作为总体的社会变革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部分:经济基础的变革和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变革。正是基于这一理论来分析“人的文化创造性活动”问题的,所以他说:“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他们服务的。”[1]P699

林毓生曾经指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同二十世纪初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之间,尽管存在着许多差异,但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专心致志的却是一个有共同特点的课题,那就是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的思想意识着手。如果没有能适应现代化的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思想意识,以前所实行的全部改革终将徒劳无益,无济于事。这种观点与那些强调政治权力、社会条件或经济生产方式的社会改革理论相比,则是强调思想和文化的改革应优先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6]P43林毓生把这种认识称之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事实上已经不自觉地点出了的文化危机拯救之路和其他人的文化危机拯救之路的最主要区别: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主张认为要振兴中国,解决中国的社会危机最根本的是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入手,而则认为要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和危机最根本的是从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入手,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决定了思想和文化的变革,只有先实现了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然后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变革和重构,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社会危机。因此,在讨论文化问题时,强调我们不能忘记“唯物史观”的文化分析理论。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么,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1]P664

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既是实践的问题,更是理论建构的问题,当我们把民族危机归结为文化危机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就是中国文化危机的拯救之道,其核心是通过会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概念、范畴、价值理念,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理念来重新理解和解释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实现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超越,这是重建中国文化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A].贺麟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美]托马斯?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