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医学论文范文
藏医学论文范文第1篇
1 语言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远古时代，随着类人猿共同生活及集体狩猎的需要，经过了千百万的锤炼，他们的口、舌、喉相互配合，渐渐地学会了利用简单的音符表达情感；利用大声吼叫传递信息，以此达到某种目的，当然也收获着由于语言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喜悦。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劳动不仅创造了语言，也创造了人本身”。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以及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人类的语言也逐渐从简单的发音传递信息、到结绳记事，进而发展为今天能表达内心情感及复杂心理活动的完整的语言文字体系，成为“人类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列宁语录)。可以说，语言文字的发展对于推动全世界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各个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也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技术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承载工具，这种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有力地推动着各民族自身独特文化的发展。
除了语言文字的发展外，另一种与人类起源一样久远的文明是医药学。在与大自然长期漫长的艰苦斗争中，远古人类在面对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时，逐步学会了从最初的被动祈天拜神等精神活动外，到偶然发现一些具有药用价值的矿植物，并主动寻找利用它们来疗伤治病的实践活动。随着斗转星移、年轮的增加和实践经验的提高、传承和积累，世界许多民族都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原始医药学。不难想象，语言文字和医学的发展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从远古的口耳相传，到中古的一代一代的著书传播知识，以至到今天的医学的高度发展，语言文字的发明、利用和提高，无疑对人类医药学的传承、交流和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青藏高原是人类文明产生较早的地区之一。根据近百年考古发现和历史学家研究，从阿里地区到康藏地区都已经发现了万年以上的石器遗迹。由此判断出，在距今5万年左右就有人类生活在这些地区。古代藏族人民不仅创造、发展了自己的语言文化，在与自然和疾病的长期斗争中，也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是药三分毒，有毒必有药”的说法，充分说明藏民族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原始的医疗，并且掌握了一定的药物学方面的知识。可以肯定地说，藏医学是勤劳智慧的藏族人民长期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逐渐形成的。虽然目前我们仍无法明确指出藏医学问世的具体年代，但据藏医学最早的文献―苯波教《大藏经》中顿巴・辛饶米沃切(公元前1917年)所著的医典《蹦耶》的资料显示，原始藏医学的萌芽距今已有三千九百多年历史了！在近四千年的藏医学的发展历史中，藏语言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特别是藏语文字的发明，极大地促进了原始藏医学的萌生和发展。以后，随着藏语、汉语、维吾尔语和蒙古语等多种语言在藏区的使用，藏医通过与内地和其他国家医学的交流，使藏医药文化不断发展，也使之成为中华传统医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2 纵观历史，藏医从最初的萌芽状态发展到今天具有完整体系的医药学，其中藏语言和文字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公元7世纪，藏文字的出现为藏医药的诞生和建立奠定了基础；公元11世纪以后，广泛的交流以及藏医药学校的成立，推动了藏医学人才和藏医药体系的逐步完善；20世纪中叶，和平解放以后，藏医药学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
2．1 藏语文的发明促进了原始藏医的脱胎换骨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着分化、统一的过程，而社会的统一总是要求语言的统一。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和激变时，语言一定会随着社会生活的步伐发生变化。当人类社会发展到新石器时代，随着人们日常交流的深入，刻字等符号已经不能满足人们保留思想意识的需求，因此逐渐发明了文字。在原始宗教―苯教的文献记载中，公元7世纪以前，苯教创始人顿巴・辛饶米沃切曾经使用一种“象雄文字”。这种文字并不完备，流行地区和使用范围也不广，主要是巫师、苯教徒用以书符、画咒、记述教义。当时在藏区，除了相当蒙昧的原始医学之外，相传在吐蕃第一任藏王拉妥妥日年赞时期，就有来自印度的吾西嘎西及其后裔的行医活动。
公元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强盛的吐蕃王朝。随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法律的颁布及文化交流活动的需求，创立藏语文的需求迫在眉睫。于是松赞干布派遣大臣吞弥・桑布扎去天竺学习梵文，并结合藏语言的特点创造了藏族拼音文字。藏文拼音文字的出现是吐蕃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藏语拼音文字的优点在于简便性和普及性，以30个字母为基础的藏文文字，经过以后若干年的修订、完善逐渐的能够表达藏民族生产生活的内容。藏文文字的发明，使得藏民族以前口耳相传的原始文化得以记录下来，实现了文明的积累和传承，便利了文化的交流和传递，极大地促进了藏族其他文化的发展。除外，藏文的发明也为后来藏医学与周边民族的医学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时，为了巩固吐蕃王朝与邻近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关系，松赞干布迎娶了尼泊尔的赤尊公主与唐朝的文成公主，她们带来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包括医学及其他方面的经典，其中有中医医典《医疗大全》、《头伤医治简述》，以及印度医生带来的《布夏母本、子本》等，还从邻国特别是从天竺迎请博学多识的专家、译师，极力翻译、整理佛学、医药书籍等。此外，天竺医生巴热达札，汉地医生韩维康(又称韩文海―笔者注)、大食国医生嘎林诺三人总结和借鉴三国医学精髓后，合编了七卷本的《无畏武器》。到了吐蕃第三十八代赞普赤松德赞时期，他还邀请汉地、天竺等九位知名医生，与当地众多藏医进行了广泛的医学研讨，并将多个民族的医学著作译成藏文，还设立了藏医学校。8世纪金城公主入藏后，又带来了《月王药诊》，由天竺翻译家摩哈衍那和比如扎那在藏族医生和翻译家的帮助下翻译成为藏文，该书无疑对藏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2 各民族医学的交流催生了独特的藏医学，并形成完整的医学体系 随着藏文的不断完善，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医学的交流。这一时期，藏王广泛地邀请汉地、天竺、尼婆罗、克什米尔等国在当时医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医药学者来访，藏族医学家同他们一起就医药学方法与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研讨，使得藏族医学家能够广泛吸收印度、中国各地的医学精华，为以后研究医学和著书立说、进一步丰富与发展藏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藏医药学在其形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曾涌现出了许多才华横溢，著书立说的杰出人物。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为“药王”的玉妥・云丹贡布(708年出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辞艰辛，为了发展藏医学，曾赴天竺等国三次，汉地五台山一次进行医学交流。他认真学习和研究了天竺、汉族等医药学理论，吸收其有利的医学精华，在与著名印度翻译家比如扎那共同探讨、翻译并传授释迦牟尼佛所讲授《四部医典》精华的基础上，编写了举世闻名的藏医学巨著―《四部医典》。《四部医典》有一百五十六个章节，涉及到生理解剖、病因病理，临床各科、诊断治疗、药材方剂、手术器械以及医学伦理等内容，是对藏医药学基本理论和具体临床实践的完整总结，标志着完整藏医学体系的形成。其中详细阐述了与西医的细菌学、胚胎学相近的论述，可见当时的藏医学已是符合科学精神的先进学术之一。这部藏医学的经典著作至今在国内外仍有较大影响，目前已有汉译全本和俄、英文译本，《四部医典》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医学财富。
吐蕃时期的藏医学文化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交流进入了空前盛世，为促进藏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试想如果没有藏王松赞干布时期创造的藏语言文字作为基础，藏医学的发展在当时决不会有如此的成果，许多藏族医学家在有关藏医药方面的著述立说也不能取得如此辉煌的造诣。
到了公元11世纪，在医学史上被视为第二药佛的新玉妥・云丹贡布翻译、借鉴并吸收了从汉地传来的《月王药诊》之精华，以及《月光》、《八支医要》等医著，结合地势气候，对《四部医典》作了大胆的补充、修订和整理，使得其内容进一步充实完善。此外，他还著有《大小八支医要集》等重要的藏医学历史巨著。公元17世纪，即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时期，为推进藏医学文化，在药王山设立了藏医学校，召集全藏知名医生，对于《四部医典》进行编撰、校订。当时的藏文典籍文献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进步，浩如烟海，功绩非凡，是对人类文化的重大贡献。幅员辽阔，是一个方言很多的地区，如果没有统一的语言文字支持，《四部医典》的校订工作必然有很大的难度，由此可见，藏医学的发展与语言的铺垫作用密不可分。
2．3 和平解放极大推动了藏医学走出 自和平解放以来，藏医学与内地乃至世界的交流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藏医学的长足发展，为藏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
1989年，大学藏医系与自治区藏医学校合并建立了藏医学院，成为独立设置的藏医药高等院校，有来自四川、云南、青海、甘肃、内蒙等地的学生来学习，为了帮助学生的藏医专业的学习，学校还专门开设了藏语、汉语和英语课程。1990年9月1日，拉萨市藏医院扩建为自治区藏医院的成立是藏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的又一标志。
2000年，自治区党委五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将藏医药列为自治区重点发展的六大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之一。同年，在拉萨成功举办了首届国际藏医药学术会议，来自德、美、法、俄、日等国的18名专家和中国国内包括台湾、香港地区的582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500多篇，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该藏医药学术会研讨了藏药业发展的现状和前景,促进了藏医药学术的交流和繁荣,扩大了藏医药在国内外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上,多国的医学专家对藏医擅长治疗的脑神经系统疾病、溃疡病、胃炎、心脑血管病、高血压、风湿和风湿性关节炎、肝炎等都有严谨的科学报告,标志藏医药的临床研究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本次大会上藏语、汉语、英语、德语、日语等语言都被频繁应用到，这次医学交流会是一次多语言的文化交流会，大会的圆满成功，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了语言文化的交流对于推动藏医学走向世界的桥梁作用。
2．4 如何借助语言文字，扩大交流，推动藏医药学走向世界
21世纪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交流化、知识多元化、全球同步化和市场经济化。但是，许多农产品商人和药品制造商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大量的使用化学成分较多的饲料和药品，给人类健康带来了危害。因此，人们对于传统医学、绿色食品和绿色药材的需求和青睐越来越迫切，人类健康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的主题，这为藏医药学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空间，给传统藏医学走向世界，为世界人民的健康服务提供了绝好的发展平台。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借助语言工具将藏医药发扬光大,走向世界造福全人类的健康事业,是藏医药发展的新课题。
藏医首先是文化，然后才是医学；自古以来，藏医药学为藏族人民的防病治病，以及整个民族的健康繁衍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现代医学已经进入以信息工程、基因工程和生物工程为代表的发展阶段，但是，具有3800多年悠久历史的藏医药依然魅力不减，受到越来越多海内外人士的青睐。在现代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发生重大变革的今天，藏医学的独特优势正引起医学界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正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藏医学走向世界，一方面需要更好的发掘原有的药材、药方，确认有用成分，减少有毒副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加强与世界医学的交流与学习。这一切都离不开语言这一辅助工具。
1959年民主改革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藏医药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进一步重视与大力支持，使其在、青海、四川、甘肃等各藏族聚居地区都取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在祖国内地也得到广泛的应用。近年来，一些与藏医药相关的典籍正被翻译成英、日、俄等多种文字，对推动藏医药学在全世界传播并得到世界的认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至今为止，一直没有全面系统地组织过相关的翻译工作。
总之，随着每一次科技进步，人类的语言都会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而任何文化的发展又都需要语言作为其交流工具；语言文字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和藏医药的发展也有着密切关系。我们也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藏医药学文献的英语翻译工作，促使她走出中国，更广泛地在国际上传播，从而提升民族医学以及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这一工作具有以下重要的意义：第一、可以促进藏医药学在世界范围传播，提升藏医学的国际影响；第二、通过系统翻译藏医学著作，可以使国际医学界更加了解和重视藏医学，促进未来合作、发展现代藏医学；第三、可以有效反驳西方编造的“文化毁灭论”。目前系统翻译经典藏医文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迫切性。因此，我们要积极利用语言文字这一人类交流的主要工具，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传播。继承、发扬、光大藏医学的理论精髓和实践经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参考文献
1 桑吉东珠・昂巴.《浅说藏医药学的兴起与发展》.
2 第司・桑吉嘉措.《蓝琉璃》.(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91-93.
3 达莫・洛桑却扎.《色金》(手抄本).自治区藏医院图书馆，62-64.
藏医学论文范文第2篇
目前国内外发表于各类不同期刊的藏、汉、英文藏医药学术期刊有26种，论文约有32000篇。由于大多均为纸质版，存在语言障碍、出版周期长、读者面狭窄、传播途径窄、信息传递速度慢、论文资源散乱等问题，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藏医药学术研究与交流需求。
藏医药学术的继承、创新，始终是藏医药事业发展的核心任务，是藏医继承工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继承是为了更好地创新，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藏医药学术论文是藏医药学术价值、应用价值的重要凭借，是藏医药工作者在藏医药基础理论或原理应用实际上取得新的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的科学总结。也是真实、全面、系统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和传播学术信息的主要载体。代表着藏医药学术和临床发展的最高水平。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在世界的普及，电子期刊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电子期刊具有体积小，存贮密度高，信息量大，传播范围广泛，利用率高，检索方便快捷等特点，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有效途径。国内已建立的大型期刊数据库有维普、中国知网、万方等，由国家统筹建设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药数据库有《中医药期刊数据库》、《中药数据库》等，在满足中医药信息需求方面起着主导作用。藏医药数据库建设相对滞后，为适应国际和国内活跃的藏医药研究在网络化时代的需求，我们拟借鉴成熟的学术期刊数据库开发与应用技术，引进先进的信息网络设备，结合藏医药的特点和优势，自主开发基于信息网络技术，藏汉英互相兼容的藏医药学术期刊数据库，深度整合国内外藏、汉、英文相关藏医药学术论文资源，对藏医药学术期刊进行数字化研究，建立方便、快捷、准确和具有检索功能的藏医药学术期刊数据库，形成面向国内外藏医医疗机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生产和销售企业及国内外医学界、文化界、学术界和广大患者的信息共享平台，通过网络实现藏医药学术论文资源的广泛覆盖与快捷检索，为藏医药的长远发展与重点突破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有效满足国内外对藏医药学术论文信息资源的迫切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藏医药事业取得快速发展。目前，我国现有藏医药医疗机构近4000家、科研院所120多家、大专院校50余家、藏药生产和销售企业80余家，藏医药产业已经成为、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藏区特色支柱或优势产业，为促进藏区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随着国际上绿色化学、环保产品、回归自然与可持续发展的提倡，国内外医学界、文化界、学术界和广大患者对藏医药深入了解和研究需求日益迫切，项目实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青海省藏医药研究院主办的《中国藏医药》杂志是2007年通过青海省藏医药研究院的不懈努力，在全国期刊审批基本冻结的情况下，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我国首部面向国内外藏医医疗、藏医药科研、藏医学院校、藏药企业广大藏医药工作者公开发行的藏医药学术专业期刊，由青海金诃藏医药集团主管，青海省藏医药研究院、青海省藏医院、青海大学藏医学院主办，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北京等省市19家藏医药骨干单位协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截止2016年，累计出版发行杂志40期，收稿1355篇，596篇，总发行量达46000册，办刊质量和水平逐步提高，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展示和传播藏医药最新研究成果，代表国内外一流藏医药学术水平、有丰富文化内涵、珍贵史料价值和鲜明使用价值的藏医药学重要学术期刊，为传承和弘扬优秀藏医药文化，促进藏医药学术繁荣与进步，推进国内外藏医药学术交流与合作发挥着积极作用。数据库开发与应用技术日趋成熟，在现代信息网络社会得到广泛应用。藏医药数据库开发与应用起步较晚，至今国内外尚无藏医药专业学术电子期刊数据库。项目拟借鉴成熟的学术期刊数据库开发与应用技术，深度整合国内外藏医药学术论文资源，结合藏医药自身的特点和优势，自主开发中国藏医药电子期刊数据库，通过网络为用户提供藏医药学术论文资源的广泛覆盖与快捷检索，实现藏医药学术资源的有效整合与高度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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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藏医药；发展；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7）08-0008-03
Abstract：Tibetan medicine has entered the period of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has entered the best period of development， but how to embody the times and maintain the national character in the development is indeed a considered problem. Tibetan medicine and Tibetan Buddhism， philosophy， astronomy， phenology， folk customs and other cultural ties， with its unique national character. Therefore， its development should “always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the Tibetan cultur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Tibetan medicine theory， unique Tibetan medicine processing， regional medicine use， take advanced treatment methods”. We should take its essence andabandon its dregs， maintain the heavy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let the Tibetan medicine can be a practical medicine for modern Tibetan.
Keywords：Tibetan Medicine； Development；Nationality
民族性的基础是文化认同，包括语言、文字、历史等[1]。藏医药的理论体系与藏传佛教、天文、物候、民俗、哲学等文化门类联系紧密[2]。藏医药虽属于医学体系，但透过它的文化内涵和发展过程，它更是藏文化的结晶。因此，当代藏医药的发展必须保持其独特的民族性，民族性认知是藏医药的基础，它引导和预示着藏医药学的未来。
1藏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沿革
据《玉妥・云丹贡布传》记载，最早在地区流行的医学被称为“本医”，当时还没有出现系统的理论，仅使用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例如放血疗法、涂摩疗法、火疗法等。公元4世纪，来自天竺的著名医学家碧拉孜和碧棋嘎齐开始在地区传播五部医典，对“本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吐蕃王朝时期最杰出的医学家玉妥・云丹贡布（708-835年），是藏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他博采多家医学之所长，并结合自身所学，编著了30多部医学论著，初步建立起藏医学的医学体系[3]。相传玉妥・云丹贡布编著了藏医学的主要医典《居悉》（即《四部医典》），标志着藏医的“三因W说”、“人体七大物质”和“三种排泄物”等基本理论体系、治疗体系的形成[4]。
在五世达赖时期，为使藏医药文化得到发展，第司・桑吉嘉措等众多藏医药先辈们在拉萨药王山创建了专职的医学教育机构，名为“药王山医学利众院”[5]，学院主要负责传授藏医药理论和进行医疗临床实践。为支持各寺庙教授医学，地方政权制定了相关的扶持政策，为喇嘛开展医学教学活动创造了条件。在七世达赖的重视和支持下，药王山利众院制定了教学纲要，明确了有关教学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公元1916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创办了“医学星算利众院”，明确了以藏医理论、医药制剂、医疗技术、语言文化及天文历算为主要教学内容。创立了一整套规章制度，专门建立了门诊制度，并特意设立“帮仓”，相当于现代的住院部，用于收留救济贫苦病人[6]。公元1925年，确立了藏医药教育与临床医疗的分工，初步形成了藏医药教育与医疗分设的格局。在此期间，藏医药逐步走向规范，获得到了较大发展，但藏医药知识和技术仍主要掌握在喇嘛和极少数藏医学家手中，主要为统治者服务，并未走向普通民众，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藏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现代化对藏医药民族性的挑战
挑战是必然，融合是趋势，如何既融合又保持特色，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藏医学的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短短的20年间现代医学急剧发展，大量的新内容和新知识冲击着传统的藏医学，而这一剧增仍呈加速度态势发展[5]。相对于此，藏医学仍在2000多年的理论体系中徘徊。随着交通的迅速发展，与外界的交流增多，诊断清楚、治疗明确的西医学正在渗透和侵蚀着藏医学。面对时代的挑战，藏医学应在吸收新知识的同时保持独特的民族性，在发展的过程中保持自我。
在藏药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下，作为藏医治疗疾病主要手段的藏药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虽然其理论没有根本性突破，但藏药作为一种治疗疾病的物质，对其化学、药理、临床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且一部分研究已与现代药学融为一体。可以说，作为藏医治病防病主要工具的藏药已经渐渐融入现代科学和技术之中，藏药现代化已经起步，并正加速发展。藏医如不守住根本、力图发展，藏药现代化发展的结局，有一种可能就是药兴医废。
现代藏医药多数已脱离寺庙，藏医药发展的主体，已经历史地落在藏医院。藏医药发展专业化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西化的倾向已经出现，特别是一些藏医院，大量引进西医方法、手段、药物，没有很好地保持藏医药主体发展方向。一些现代藏医，使用藏药少、使用藏医治疗手段少，主要治疗手段、医疗收入来自西药、西医，这种现象对于藏医药的发展存在很多不利。
3当代藏医药的发展必须保持民族性
31藏医药理论必须保持完整性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只有保持藏医药理论的完整性，临床治疗才不会偏离轨道。有自身完整医学理论体系的医学，才能称得上是一门医学，否则只能算是医术。没有系统理论指导的用药，只能是民间单验方、经验用药。
藏医药的发展必须在藏医药学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切忌出现藏医西医化和中医化的现象。做好藏医药基础性理论研究工作是保持藏医药民族性的关键。藏医药文化的历史积淀非常深厚，但是面临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由于历史及传统思维的定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发展，所以加强对藏医药基础性工作研究尤为关键，如藏医药基础理论的规范、藏医药医疗诊断规范、藏药标准化规范、道地药材研究规范等[7]。
32藏药的制作发展必须保持独特性当下要使藏医药走下高原、走向世界，获得进一步的认同和发展，就要在保持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规范处方加减的原理和方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和方法来分析研究藏药的成分、炼制过程、作用机制及疗效评价，进一步研制、开发以及推广藏药成药，以逐步实现与现代医学的有机衔接。
藏医在药物炮制方面，具有许多值得研究的、科学的、实用的东西，特别在重金属、矿物药物的使用方面独具特色。比如：奶制寒水石[8]，使用复杂的方法去水银毒，黄金及宝石的加工及成品的检验，沙棘膏[9]、渣驯膏的制作等，都是藏医独特的药材加工方法。
藏医在药物的配伍上，有自己的经验。比如仁青系列药物的配方及珍宝药物中左塔的使用理论及经验[10]、解乌头等毒性的方法[11]等，其用药和思路充满藏族的文化特色，凝聚了藏族发展历史长河中的智慧。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能故步自封，独特的炮制加工方法仍然需要不断发展。比如加工左塔[10]，使用的时间、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都需要进行科学的论证。合理地运用现代技术分析藏药配伍、炼制过程的物理、化学反应，不H省时省力，还简化了藏药成药的程序，为进一步开发以及推广藏药成药提供了便利的先决条件。
33藏医的发展必须保持民族性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许多疾病只出现在藏区，这就保证了藏医药存在的独特性和必要性[12]。藏医治病的手段很多，仅《四部医典》，就记载了包括药物、器具（如各种灸法，熨法，烙法，针法，放血等等）、独特的自然疗法（如温泉、奶酪等）等各式各样的治病手段。
藏医的发展要保持民族性，就要维护并发展传统的特长、优势，比如在白脉病、培根病、风湿、类风湿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上，应考虑充分利用藏医特色疗法等。随着藏区与外地的交流增加，许多疾病流入藏区，针对新出现的“现代”疾病，藏医的治疗手段也应该随之改变，在传统治疗方式的基础上，研究探索出针对新出现的疾病的现代藏医药治疗手段。同样的疾病，如果藏医治疗和西医治疗疗效接近，应首选藏医的治疗方法。
藏医治疗的工具，在保证使用效果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借用现代技术改进，比如皮肤、关节疾病使用的烙法，可以改为使用电加热；独具特色的藏药蒸，可以使用现代的蒸洗机器，在温度、时间、药物浓度上都便于调节[13]。
4保持民族性的手段
41传承和教育为保持藏医药的民族性，传承和教育是重点，培养藏医学人才是关键。目前，很多综合性民族院校设立了民族医学院，已经建立起以本科教育为重点，包括研究生教育、成人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的人才培养体系，为培养高层次藏医药人才搭建了良好的教育平台。但在院校教育中，应以藏医药学习为主，西医学习为辅，其他民族医学作为各家学说，并注重在教授过程中融合藏医药与其他民族医药的相异性，区分藏医药与其他民族医药的相似性，克服培养高层次藏医药人才周期长的困难，培养出更多高学历、高职称的藏医药人才。
藏医药的发展与藏文化和宗教密不可分，在大力开展院校教育的同时，不能忽略寺庙教育传承的重要性。对于寺庙医药学，也应积极鼓励继承和发展，如对德格印经院、八蚌寺等寺庙的佛学书籍和医学书籍都应投入资金进行整理出版，对口耳相传的寺庙教育展开调查和研究，尤其是这种口头医药知识的各种诊疗经验与技术，对于丰富藏医药临床的诊疗方法、丰富藏医药学知识具有重要意义。
规范化行医国家标准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是国家教育的指挥棒，也是藏医药发展的指挥棒，因为在法制国家，即便是少数民族的医生，也要取得执业资格，否则就是违法。国家的藏医执业医师考试，笔者建议能否根据藏医药学专业理论与临床的实际情况，只考藏医药理论、基础、应用基础和临床，而西医部分，只需要考试解剖、生理、检验，不考西医诊断知识，为藏医药的特色保持、提高藏医临床疗效把好关口。另外，根据中医师带徒和有一技之长特殊人员行医管理的经验，可以直接对寺庙教学或以藏医药专家师带徒方式培养的藏医药人员进行单独考试，让他们作为一技之长的医师，取得区域性或限制性的行医执照，以传承藏医技术，造福藏族民众。
42吸取教训藏医药在探索发展的过程中，要吸取某些中医医院发展的教训：挂中医医院之名，行西医之实，中医特色不浓、中医优势不显、中医疗效不彰、中医人员不多，个别中医医院甚至基本“西化”。藏医医院的发展一定不能重复这些中医医院走过的路子，在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坚持藏医理论主导、发展藏医技术、使用藏药配伍，以主要治疗手段是藏医、主要特色是藏医、主要优势是藏医、主要药物是藏药为核心，为藏民族留下宝贵的财富。
43保护资源高原地区生长的藏药不能过度开发，使用尽量做到区域性。因为藏药生长与地理、气候、环境有很大关系，而高原藏区的生态和环境对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气候、物候、生物多样性有很大影响，如青藏高原的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恢复的难度很大。而高原地区野生的藏药，产量并不大，不适宜现代化、规模化生产，人工种植还没有完全成功的实例，使得自然资源保护已成为严峻的问题。藏药供应地区使用问题并不大，因为人口少、消耗小、破坏程度低，如果全国、全世界都使用某种藏药，其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是惊人的。中医药已经有惨痛的教训，历史的经验必须注意，藏药不能重蹈覆彻。
5小结
发展藏医事业，是我国卫生工作的一件大事，也是维护稳定团结的重要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藏医药本身应该有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下要准确、全面认识藏医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原则的指导下使藏医既有厚重的藏医药民族特色，又有浓郁的时代气息，让藏医药真正成为藏族的实用医学，进一步造福各个民族。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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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学论文范文第4篇
藏医药临床科研水平得到提高研究报告显示,自治区藏医院在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肝胆疾病、风湿疾病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对慢性胃炎的研究,按严格的科学要求做了对比观察,结果表明,其疗效显著,大大降低了由于慢性萎缩性胃炎长期不愈而发展为胃癌的发病率。这项研究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这也是卫生战线上首次获得的最高部级奖励。不少藏草药及藏成药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由青海金诃藏药集团和青海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共同完成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民族医药攻关课题——“七十味珍珠丸药效及作用机理研究”成果通过了专家鉴定。传统经典藏药二十五味松石丸是藏医临床治疗各种肝胆疾病,特别是乙型肝炎的必备药品[2]。二十五味珍珠丸也是一种传统的藏药,对多年的中风、偏瘫、脑血栓等心脑血管疾病效果极佳,不但被藏民誉为溶解血栓的“疏通机”,而且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此外,还有很多传统藏成药的药理和应用也得到进一步研究。如仁青常觉、仁青芒觉、二十五味珊瑚丸、坐珠达西、九味牛黄丸、智托洁白丸、藏汴宝补肾丸、七味散、冰片九味散、檀香八味散、诃子十味散、熊胆七味散、石榴八味散等。当前,还有大量药方散落在寺院和民间,既无标准也不规范。很多藏药研究开发机构先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远赴牧区、民间、寺院,搜集挖掘、整理藏药秘方、验方、组方,积极抢救保护传统藏药的民间宝藏,但仍有许多未发现的药方,值得进一步发掘。
存在的问题
临床研究基础薄弱,名词、术语缺乏规范从现有的文献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藏医药的名词、术语、诊断等缺乏规范,导致沟通、交流的困难和研究结果的公信度较低。研究层次和水平偏低藏医药的疗效显著,凝结着藏族人民的智慧,对藏族人民的健康和繁衍昌盛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藏药浴疗法、尿诊法、高原藏药等在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病、皮肤病等方面作用显著,深受群众欢迎。但由于藏医药形成的文化背景、区域环境等的复杂性,藏医药临床研究基础薄弱,藏医药临床研究论文很大一部分属于个案报道或未进行随机对照研究[3-4]；部分设随机对照的文献没有记载具体的随机方法和组间基线的情况,即使个别有记载也过于简单,甚至将随机、半随机和随意混淆。多数没有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甚至部分没有诊断标准和疗效评定标准。疗程不规范、缺乏统一性、样本含量小、可控因素差、缺乏正确的统计学方法等问题的存在,常干扰藏医药临床研究的可靠结论,影响进行系统评价和提供最佳证据,阻碍了藏医药临床医学治疗性研究水平的提高。临床特色技术缺乏规范藏医特色医疗技术作为藏医临床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藏族人民群众乃至一些特殊人群的欢迎,确实解决了一些难治性疾病,为患者减轻了痛苦、延长了生命、提高了生存质量,解决了现代医学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的问题,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如火灸、油脂擦涂、放血、金针、药浴、敷缚、藏医熨敷、药蒸等疗法,这些藏医特色核心技术为藏医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其中不少技术由于缺乏规范的操作规程,其推广应用存在困难,极大地限制了藏医药走出藏区,服务海内外。现行的临床指导原则有悖藏医药理论特性目前,藏药尚无基于藏医药理论制定的藏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只能参考现行《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来制定藏药成方临床试验方案,而这种做法在藏药研究实践中造成了诸多矛盾。①藏医在长期的医药实践过程中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医药理论体系,在药物认识和用药习惯上与中医药存在很大的差异；②藏药的药性理论及功效主治与中药有许多不同之处,特别是一些药物的独特效用与中医药认识完全不同；③按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设计的研究方案和套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评价藏药临床疗效严重违背了藏医理论体系,也无法完全用所得的试验数据验证藏药临床的治疗作用。没有藏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藏药的发展只能削足适履,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藏医药研究方法思考
藏医学论文范文第5篇
古代藏族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从古代流传的“有毒必有药”的说法，充分说明藏族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原始的医疗。人类历史上一切知识的产生和发展，都和生产劳动有着密切的关系，都是在人类同大自然作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勤劳智慧的藏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逐渐形成并确立了原始的医疗体系，到公元八世纪藏医药学历史名著《四部医典》的出现，标志着藏医药学作为独立的医学理论体系最终形成。
（二）
藏医药学在其形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曾涌现出了许多才华横溢，著书立说的杰出人物。
相传藏王拉妥妥日年赞时期。藏区就有来自印度的吾西嘎西及其后裔的行医活动。藏王南日松赞以前，藏族民间就有酥油熔液用于止血，以青稞酒糟治外伤等简易的治疗方法。公元七世纪，藏王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强盛的吐蕃王朝。创造了藏族文字，尔后该藏王下令从邻国特别是从印度迎请博学多识的专家、译师，极力翻译、整理佛学、医学及其它方面的经典。其中《药诊大典》《无畏武器》最负盛名，是两部较系统、较完整的医学巨著，现已失传，这两部医学巨著的失传，实为藏医学及藏族文化之一大损失。有关史籍对此有这样的记载；“《药珍大典》是文成公主进藏时带至西藏的。由名叫马哈德瓦和达尔摩高恰所译。《无畏武器》是由印度医生巴热达札，汉地医生韩维康（又称韩文海—笔者注）、大食国医生嘎林诺三人总结和借鉴三国医学内容后合编而成；共有七卷”。（《智者喜宴》1518页和第司桑吉嘉措《藏医史》150页）
公元八世纪赤德祖丹在位时，金成公主入藏带来《月王药诊》，由和尚摩哈衍那和比绕札那译成藏文。有人认为，此书虽从汉地传至藏区，但其内容并非汉族医学。比绕札那是藏族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他豁达，开放，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融合做出不朽功绩。他还和达瓦傲嘎合译原始《四部医典》。
那时藏医广泛的医疗实践活动，为《四部医典》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为人体生理、病因机制，诊断施治以及药味性能等诸方面的解释提供了依据，相对充实了藏医药学内容，使其理论化和系统化。《四部医典》经历代名医的修改和补删，渐趋完善。现存的《四部医典》有一百五十六个章节，涉及到生理解剖、病因病理，临床各科、诊断治疗、药材方剂、手术器械以及医学伦理等内容，是对藏医药学基本理论和具体临床实践的完整总结，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目前已有汉译全本和俄、英文节译本。成为全世界的医学财富。
藏族医药学史上的著名藏医学家老宇妥·云丹贡布便是整理编纂《四部医典》的主要成员之一。据有关资料，老字妥诞生于公元729年，族世业医。老宇妥一贯持“自视当知其短，以师必得其长”的严谨治学态度。曾邀请汉地、印度、泥婆罗、克什米尔等国的在当时医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医药学者，同他们进行对医药学理论的广泛而深刻的学术探讨，汇取各家之长，删繁存要。不辞艰辛，本着求实精神，曾赴印度等国三次，汉地五台山一次，认真学习和研究了印度、汉族等医药学理论，并吸收了合理有益的医学思想，为以后研究医学和著书立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高超的医技和精湛的医理，深得藏王赞普的敬重，被任命为赤德祖赞，赤松德赞两朝太医，为当时藏族九大名医之首。还相传曾为尼泊尔及克什米尔国王治过病，被后人推崇为“医药佛陀重临人间”。卒年125岁。
诞生龄十一世纪的新宇妥·云丹贡布被认为是老宇妥之十三代后裔。他借鉴或吸收了从汉地传来的《月王药诊》之精华，以及《月光》、《八支医要》等医著，辨析前人之说，对《四部医典》作了大胆的补撰整理，使得其内容进一步充实。他好学不倦，医术精深，贯通群论，行医惠民，名垂青史。卒年77岁。著有《大小八支医要集》等重要的藏医学历史巨著。对藏医药学的发展功著誉盛。
藏王赤德松赞，非常重视医学之发展，他时常将医生请到王宫内，就座龄辅有九层锦缎的座席上，以示对医学、医生的尊敬，使医生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藏医药学在他的时代有了空前的发展。
（三）
随着藏医药学的不断发展和提高，一些医生由于所处环境和医疗实践的基础不同，积累了不同的实践经验而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见解。到15世纪中期，藏医药学出现了对药物的不同识辨及对《四部医典》的某些理论学说有异见的两大学派，即项瓦（北方派）和赛尔（南方派）。学术争鸣的出现、标志着藏医药学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项瓦学派以项瓦·南木杰智藏为代表，他通晓显密宗佛教，尤精藏医。在西夏，印度医学界享有较高声望。晚年应明朝廷之邀赴汉地并任大司徒官职。有《八支集要·如意宝珠》等著作。
赛尔学派以赛喀瓦·娘木尼道吉为代表，娘木尼道吉博览医书，医技亦精，敢龄创新，重视实践，不畏艰险，亲临野外采集各类药物标本，专心应诊和研究药物，广泛开展学术研讨，丰富和发展了藏医本草学的内容，为后来问世的《晶珠本草》奠定了基础，促进了藏医本草学的发展。他著有《医典广注》、《医诊千万舍利》、《本草鉴识》等。其后裔赛喀瓦·罗主杰吾，自幼剃度出家，对医学讲、辨、著无所不精，他继承赛尔学派理论，对藏医药伦理和医史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并对一些错误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和纠正。著有巨著《医典注释·祖嘱》（前部），该书与第司·桑吉嘉措的《兰琉璃》在当代藏医学中占有相当位置，被认为是最权威性的《四部医典》注释本，是广大藏医工作者必修之本。他还根据宇妥手抄本对《四部医典》进行了大量的校改，并动员囊索·牙加巴集资刻了《四部医典》最早刊刻的札唐版。
章迪·华尔旦措悉，十三世纪生於章迪地区。从小笃好医学，善放思考，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深受病人敬仰。曾任元世祖忽比烈国师八思巴之御医。著有《医学大纲》等医学著作八十余本。
公元1653年，在藏族政教史上深具影响的著名历史人物，第司·桑吉嘉措，生放拉萨北部郊区。1679年任第五世达赖喇嘛之第司（摄政王），管理西藏的政教事务，建树颇丰，对天文、历史、医学等方面造诣很深，并各有专著。他虚心好学，把自己的著作，寄送各地学者，征求意见，力求使作品完善化。医学方面的著作有《医史概论》、《四部医典注释·兰琉璃》以及医学图谱七十余幅，还校堪整理过《四部医典》等等。另在药王山（拉萨布达拉宫西南）创建藏族第一所藏医经院。
生赞公元十世纪的达尔摩曼热巴·洛桑曲智，从年轻时即跟随第五世达赖和第松·丹增达尔吉等学者学习佛经和医学。后任五世达赖御医，曾为达赖喇嘛行眼科挑拔手术，怡疗老年性白内障成功；并协助第司·桑吉嘉措创办并执教药王山寺医学院，门徒甚多；奉五世达赖之命补充完成了《四部医典注释·祖嘱》后半部的编写工作。还写有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论文和著作。达赖喇嘛也非常器重他，称他是“医药之王”。
迪玛格西·旦增彭措生聆公元十八世纪。自幼习医，精通群说，擅长藏医本草学，在从事多年的医学实践和收集药材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前人医学经验。撰写了《晶珠本草》详细叙述了药物的分类、性味功效，形态描述、药物异名和鉴别方法等，本书收录的药物有二千二百多种，纠正了一些本草学家的错误，为藏医用药、鉴别以及研究藏医药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
藏医学对我国少数民族有很大影响，如蒙古族医学、维吾尔族医学。从十三世纪中叶以来，藏族与元朝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藏医药学也随之传播到了蒙古等地区。成书于1835年的耶喜巴勒登《蒙古政教史》记载：“自蒙古各地盛行佛教后，蒙古大德赴卫藏求学之风盛极一时。在藏求学圆满后，复还蒙古地方讲经修道，弘扬佛法，书贤能圣者甚多。”毫无疑问，这求学讲经自然也包括求藏医药之学了。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藏医巨著哎四部医典》等大批医书，被蒙古学者咱雅班第达等陆续译成蒙文。从此，出现了不少蒙古族藏医学者及论著。在蒙医药学的发展过程中，他们虽然吸收了当地医学及其他民族医学之精华并有所创新，但其理论基础仍不出藏医药学的理论范畴，藏医名著《四部医典》至今仍为蒙古族医生唯一的理论依据。
藏医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中医伦理文化；藏医伦理文化；传统医学；比较研究
医学伦理文化是在医学领域范围内形成的，指导医务工作者的行为应该如何规范和规范在医务工作者身上形成的职业伦理。中医藏医伦理文化的发展历史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零星到完整，从萌芽到成熟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医藏医伦理文化丰富，都有浩瀚的医学典籍，历代医家辈出。国内学者对中医伦理文化较多，研究藏医伦理文化的学者较少，可借鉴的成果匮乏，比较研究有相当的难度。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医藏医伦理文化的比较研究，来继承和发扬传统医学伦理文化，为我国各民族传统医学间的比较研究积累一些经验。
1中医藏医伦理文化比较研究内容
中医和藏医伦理文化的比较研究包括三项任务：寻找相似；发现差异；从相似之中发现差异，在差异之中寻找相似。在具体比较研究中应该结合中医和藏医文化的相似和差异的背景下来讨论相似点，重视两者的差异。藏医伦理文化反映了藏族社会特有的文化及其形成的医学伦理文化特色。我们在比较研究中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比较研究要全面，通过全面比较研究来说明问题。比较中医藏医伦理文化不仅要比较其历史发展进程、文化背景，还要利用文献资料对其医学伦理文化的共性和差异进行比较研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指出：“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来比较，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他方面。”这样可以保证可比性，而“暂时地或有条件地撇开其他方面”，则不能忽略其他方面，要做到客观、全面、准确地把握比较的事物或概念，使比较得出客观和科学的结论。其次，比较研究要始终贯彻公正原则。科技史学家汉斯・波塞尔指出：“科学史关心的是某一科学理论的历史变化，至于这些理论用今天眼光看来是对是错，有用与否，则无须管它，关键是在思想上这些理论是怎样形成的。同样主要的是，当时采用的是何种方法，至于方法今天看来是不是恰当亦不是研究的中心问题。”在研究藏医伦理文化时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要克服两种倾向，一是民族虚无主义，认为藏医学的理论是吸收中医和印度医学的，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一是妄自尊大，不切实际地夸大某些文化特点与优越性，避开其缺陷和历史局限性。我们必须明确藏医文化在吸收中医和印度医学的先进医学技术的同时也有自己的独特理论和技术传承，有其历史的、民族的改造。最后，比较要合理，不合理的比较是没有可比性的。
通过对中医藏医伦理文化的文化背景、发展史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既有其相似的一面，也有不同的地方，总的来说是大同小异。它们的相似性是民族传统医学伦理文化的共同发展要求，也是中医和藏医文化交流的结果。中医藏医伦理文化都遵循救死扶伤，有利，无伤，公正，人道和重生原则。它们的差异是地理因素，历史因素，文化因素决定的。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宗教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藏医文化的特殊性。宗教文化和医学伦理文化的密切结合，是藏医伦理文化的一大特色，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虽然宗教文化具有唯心性，但其“慈悲、平等”的伦理观念，是可以被医学伦理文化所接纳的。中医和藏医伦理文化在各自历史文化土壤中发展，文化背景的差异是影响了医学伦理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在当代医学文化背景下，对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医学伦理文化作了一些思考。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满腔热情，深入细致，有则有之，无则无之，多则多之，少则少之，不轻易否定，不随意拔高”的态度，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传统医学文化。
2研究方法
从总体而言，中医藏医伦理文化的比较研究应该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不仅要从现象本身去认识现象，还要从现实社会关系去研究现象，必须具有科学思维能力和使用科学的方法。为了更好的学习和研究我国的传统医学伦理文化，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资料法和文化比较研究法。
文献资料法是搜集、分析和研究相关文献资料，从中选取资料分析和使用，以达到某种调查研究目的的方法。所运用的资料主要有各类历史著作、书籍以及相关资料。文献资料法适用于历史文化研究。
文化比较研究法是利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作为样本，对其资料进行比较研究，探求他们的相同点和相异点，来发现事物本质的研究和学习方法。这种方法在理论和实际中都具有重大意义。例如对不同民族的医学伦理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医学伦理文化的异同，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3研究中医藏医伦理文化的意义
中医藏医伦理文化在我国传统医学及相关专业学科中有极高的地位，中医藏医文化的发展是我国传统医学发展的必然要求，研究中医藏医伦理文化有助于培养德术兼备的医学人才，有助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有助于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有助于构建和谐卫生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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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学论文范文第7篇
1. 您自己怎么看待藏医？
藏医学是藏族祖先长期在高原自然环境下生活过程中，与各种疾病进行斗争，结合本民族的文化和对自然界的认识，逐步形成的比较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了几千年的应用，至今仍然能为人类战胜疾病提供有力的武器。
2. 您当初为什么学藏医，是祖传的还是自己有兴趣？
本人从小生活在青藏高原，虽然不是藏医世家出身，但从小对藏医学有极大的兴趣。后来刚好也得到了学习藏医的机会，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健康能够做一点贡献，选择藏医作为终身职业。
3. 藏医和中医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藏医和中医最大的区别我认为是基本理论的不同。藏医学以三因学（龙、赤巴、培根）和五源学说作为认识疾病、诊断疾病和治疗疾病的根据，而这些理论在中医理论中基本上是没有记载的，与中医的阴阳五行说是完全不同。当然藏医也有“五行”学说，与中医的五行学说有相近之处。
4. 您知道中西医怎么看待藏医？
以前由于不了解藏医，很多中西医医生只是感到好奇，近几年来由于藏医学在很多常见病和疑难杂症方面的突出疗效，学习和研究藏医、藏药的中西医医生越来越多。
5. 外界对藏医都有种神秘感，为什么呢？
藏医基本上流传于藏民族比较集中的青藏高原，历史上由于交通不方便等原因与其他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相对较少，再加上藏医典籍《四部医典》等的内容不容易被其他民族读懂和理解，使外界对藏医本身得不到了解，因此产生某种神秘感。
6. 学藏医怎么从理论到实践？
这一点基本上与中医的学习方法类似。以《四部医典》的内容为基础学习藏医理论知识，然后跟一个临床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用口传心授的方式学习实践。
7. 我们听说很多人在买珍珠七十，为什么？还有其他哪些名药可以介绍给我们的读者呢？
珍珠七十是由七十味藏药组成，其中含有许多珍贵材料，如：虫草、珍珠、藏红花等等。这些药材的炮制和加工工艺非常严格。在心脑血管等疾病方面具有非常好的疗效，另外健康人平时少量服用也具有保健功效。随着藏医学的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购买藏药的人员的急剧增加。除了珍珠七十之外，还有二十味沉香、六味能消、八味蒂达等藏成药。
8. 您觉得藏医药能继续传承吗？
任何一种能为人类健康地生活提供某种方法或者理论，不论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年代或区域如何，我认为都能够被人类接受和学习。而藏医学就是人类在与疾病斗争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的医学体系，至今仍然为人类的保健和防治疾病作贡献，当然能够继续传承。传承的方式上需要继续加大和重视各藏医学院的承办，还要加强国家正在实施的名老藏医经验传承制度。
9. 现在有多少人在学藏医？
学习藏医的具体的人员数据不太清楚，但是和青海等省区有专门的藏医学院，另外国外也有藏医学习班，估计人数也不少。
10. 藏族百姓怎么看待藏医的呢？
藏族百姓非常相信藏医的疗效，可以说90%以上藏族患者服用过藏药。
藏医学论文范文第8篇
藏医药魅力何在
尽管现代医学已经进入以信息工程、基因工程和生物工程为代表的发展阶段，但是，具有2000多年悠久历史的藏医药依然魅力不减，受到越来越多人士的青睐。国际藏医药学术会议提供的信息表明，最近20多年间，中国已经逐步建立起适应现代社会的藏医医疗、教学、科研和藏药生产体系。有20多个国家设立了藏医学研究机构。藏医药学的经典专著《四部医典》、《晶珠本草》等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出版。
藏医药何以在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今天日益引人注目？出席此次学术会议的中外学者提交的500余篇论文集中展示了藏医药的独特魅力。藏医药起源于青藏高原，是藏族人民在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中，通过长期丰富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博采中医学、古印度医学和古阿拉伯医学之长，逐步积累、完善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传统医学体系。
著名藏医药学家强巴赤列说，藏医药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人们或许无法想象，藏医早在公元8世纪就揭开了人体胚胎学的奥秘。”北京藏医院副院长、心血管病专家仁旺说，藏医强调人体的整体调理，所用药物大多采自高海拔、大温差、强日光的高原地带，其有效成份和生物活性大大高于其他同类药物，在治疗消化道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疾病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疗效。这是藏医药吸引患者的又一显著优势。
来自印度的达师博士毕业于德里大学藏医系，在印度和意大利开了五家印度医院和藏医诊所。他认为，藏医药的独特魅力还在于藏药产自号称地球四大超纯净地区之一的青藏高原，几乎没有污染，不会产生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符合当前人们追求健康、崇尚天然药物的时尚。藏药主要取材于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青藏高原共有2000多种植物、159种动物和80余种矿物可以入药，这是世界上任何其它民族医药都难以比拟的。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诸国本认为，藏医药的另一诱人之处是它的文化内涵。他说，藏医药是熔古代哲学、天文历算学、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于一炉，并同藏传佛教紧密结合的人文医学。“这是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医学领域的反映” 。
揭开人体奥秘的藏医“唐卡”
会议期间，中外专家在西藏藏医学院图书馆里看到了一幅数百年以前绘制的描述人体胚胎发育的藏医“唐卡”。
藏医院院长占堆说，这是古代藏医为解说形成于公元8世纪的藏医药经典著作《四部医典》而绘制的80幅彩色挂图之一。它形象地描述了人体受孕、妊娠反应、胎儿发育过程中出现的“鱼期、龟期、猪期”的顺序，与脊椎动物、鱼纲、爬行纲、哺乳纲和人类的进化顺序相一致。“古藏医对胚胎学的认识，比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还要早1000多年。”占堆说。印度藏医学专家达师博士在观看了这幅绘制精美的唐卡后，不由得感叹：“12世纪就用图画形式介绍藏医药理论体系和实践技术，不但在中国医学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在世界医药史上亦属罕见。”形成于青藏高原独特的藏医藏药，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有毒就有药”的防病治病知识和用酥油治疗外伤的临床实践。在此基础上，公元8世纪藏医鼻祖宇妥·云登贡布在总结藏族本土医疗经验时，广泛吸取和借鉴了当时中医、古阿拉伯医和印度医的发展成果，编著了较为完整的藏医藏药理论巨著《四部医典》。
《四部医典》分《总则本》、《论述本》、《秘诀本》、《后续本》，共156章，系统地论述了藏医药学的理论基础、人体构造、生理功能、病因病理、诊断治疗、药物种类、服用方法，以及饮食起居、卫生保健、行医道德等，首次揭开了雪域高原人体的奥秘和防病治病方法。
从公元12世纪到17世纪，一代又一代藏医名家先后绘制了80幅《四部医典系列挂图》，成为藏医药学的形象化教科书，使藏医藏药在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地的藏区广为流传。根据第36幅彩图中的描绘和西藏历史博物馆珍藏的100多件精制的外科手术器械推测，当时藏医的外科手术十分发达，可以进行刀伤、烧伤、骨折等各种外科治疗。占堆说，有些传统的藏医手术，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在沿用。他说：“我的爷爷和父亲都是有名的白内障手术藏医，他们可用一根金针挑拨白内障，使患者重见光明。”这种古老的藏医眼科手术，一直延续到在西藏实施现代医学眼球晶体浑浊摘除手术。
古老藏医药插上现代科技翅膀
自古以来就凭望、触、问等方法诊断病情的藏医如今普遍用上了听诊器、血压仪、B超、CT等现代医疗器械，世代相传的藏药作坊也正被现代化的藏药生产线所取代。
现代科技的导入不仅弥补了藏医药在诊断等方面的不足，而且揭开了一系列有关藏医药疗法的难解之迷，消除了国内外许多人对民族医药科学性的怀疑，使古老藏医药的发展如虎添翼。我国目前已有20多种藏药正式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336种藏药载入部颁标准。全国不仅建立了57所藏医医院，而且有36种藏药被300多家中西医医院普遍采用。专家们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对放血等藏医药的一些独特疗法作出了科学的解释。1994年，由国内知名藏医、针灸和解剖专家组成的攻关组经过两年临床研究，对77个放血脉位进行了层次解剖，不仅确定了原有脉位的确切位置，而且增加了24个新的放血脉位，使这一传统疗法在理论上更加完善、临床上更易操作。
有关部门还组织专家对1000多种藏药药用植物的名称、种属、药理成份、功能作用、用法用量等作了定性和定量分析，使藏药生产走上了标准化、科学化的轨道。 从喇嘛到部级医疗专家
藏医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社会历史；文化；迪庆；藏医药
【中图分类号】R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3）10-0005-02
藏医药是迪庆起源最早的医学体系。从德钦县境内的永支、纳古、石底一带的石棺墓文物资料证实，早在新石器时期，藏族的先民就已分布在德钦县境内。在同大自然及疾病斗争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藏医药的原始疗法“苯医疗法”。从最早的“苯医疗法”至今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藏医药与中医药学、天竺和大食医药学不断碰撞涵化，在公元7世纪初到8世纪逐渐形成藏医的理论体系，于元朝时随藏传佛教的传播进入迪庆，流传于中旬、德钦一带。迪庆藏医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藏传佛教和苯教的影响。
1、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7世纪初，松赞干布在拉萨建立了吐蕃王朝，其势力约在此时扩张到滇西北地区。唐初，佛教传人藏区，并发展为有自身特色的藏传佛教。吐蕃势力南到南诏，藏传佛教随之传到迪庆，并在迪庆设身川都督府，迪庆大部分地区脱离了吐蕃的统治。元朝时期，蒙古蒙歌汗“元跨革囊”，通过迪庆腹地，进入大理。元朝统一中国后，大力推行土司制，明王朝大力扶持木氏土司，希望通过木氏钳制迪庆。此举成功的阻止了势力南下云南。形成了藏汉、藏纳西等各族文化交融的局面。清朝，迪庆归滇和改土归流的政策，使迪庆人民接触到更多的内地文化。
1660年开始，迪庆属于地方政权的管辖下，由于在1653年顺治帝将的宗教权交给五世达赖，故有规定，迪庆大寺院的喇嘛名额由达赖奏请清帝确定；喇嘛若要取得高等学位（例如“哈郎”和“格西”），必须要在拉萨三大寺学习和考试。这些制度成为连接内地和的政治军事文化枢纽。特别是迪庆归滇后，清朝结束了硕特部蒙古势力对迪庆行政和军事的管理，开始了清朝直接管理的历史，并划分、四川和云南的地界，将中甸、德钦和维西归属云南。
迪庆地区也是连接内地和的贸易枢纽。1688年达赖经康熙批准在中甸互市。迪庆经济以农牧为主，还有金沙矿业。但是农产品勉强自给，可供交换的只是皮革、山货、药材和金银。经贸结构与此相似，对内地货物的需求也与迪庆地区一致，主要是盐、茶、糖、绸、布和金属制品。中旬的中心镇从那时起就成为滇藏之间的商品集散地，并在季节性的贸易中孕育出特有的房东制度和驮运行业。经济因素影响了藏民的生活质量、藏医的发展水平以及其对外交流的程度，促进了藏医学同中医学和其他民族医药的交流、吸收和借鉴，使其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
迪庆在归滇和改土归流之前，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与保持一致，但在其之后，迪庆藏医药就融入了更多云南内地的其他民族医药和汉族医学的特色。迪庆归滇是的迪庆历史上的又一重大转折点，也是迪庆藏医药发展的一大转折点，是造成迪庆藏医药文化多元性的一个重要条件。
2、藏传佛教的影响
藏族宗教文化中的苯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公元7世纪左右佛教传到，在雪域高原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与藏族原始宗教苯教相互斗争、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形成富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对于藏民的重要性和关键性在于，从某种意义上讲，藏传佛教是藏民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它对藏民族自身发展壮大始终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地处滇、藏、川结合部的迪庆藏族全民信教，宗教问题具有更为突出的长期性、复杂性、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明、清时代，藏传佛教在迪庆境内进一步传播，“白医法”、“黑禳法”、“华寿法”等有关藏医学及养生方法的论著随之传入。故不管是地域的便利，还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宗教的联系，迪庆藏医学的理论体系和藏医学体系一脉相承，但又具有“和而不同”的特点。
藏传佛教与藏族医生医德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四部医典》把医方（学）称作“是无须诵经即可获得的护身符，是迫使勾命鬼畏而远离的转，是消灭一切病魔的英雄汉，是人体康泰的保持者。”它对医生的身、言（语）、心（意）三界之德做出了具体的要求：要终生之业尽其身界，备齐药物，为患者尽责；尽其言界，准确指出所患疾病，并好言劝阻患者；尽其心界，深入分析思考。医生在身、言、心三方面，都要为众生做出榜样。对此，李晓林作了如下推论：宗教竟然成为了一种后来世俗化的职业界定的道德规范。在这里，宗教和医学如此完美的结合起来，带给人精神和身心的慰藉和关爱。
3、苯教的影响
关于藏医的起源问题，学者甄艳认为藏族最早的医学著作是苯教文献中的《医学九经四部》（朵古崩习），而辛饶米沃且的弟子之一杰普赤席实为藏医的鼻祖。南卡诺布先生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四部医典》中祗请仙人之名和医疗咒语均原封不动地保持了象雄语。可见，这些咒语来源于苯教是可信的。据《宇妥·元丹贡布传》记载：“藏区最早流行的一种医学叫‘本医’，它与藏区的原始宗教‘苯教’非常密切，如‘苯教’仪式中的‘祛病延寿’仪式，由苯教巫师首先对藏王的丧葬进行仪式开始，逐渐发展到为病人举行献祭驱病仪式，祈求疾病早日痊愈。”藏族民间最早流行在原始医学与原始宗教“苯教”的流传有关，故称“苯医”。
在迪庆地区，高僧用佛教咒语劝解病人静养、排杂念、自身调节的“项夺”疗法：把金汁或上等墨汁写成的经书烧毁后用水冲服，有安神、凉血作用，称“项撒”疗法；还有以药物与矿水配制的“项赤”疗法（又称“佛水”疗法）等。
藏医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古老的香雄苯教史籍记载，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即佛祖释迦牟尼时代）或更早的年代，苯教祖师辛绕・弥沃切降临人间，著作医典，创立医药学，其长子章松・西文赤血将父业发扬光大。另有记载，藏王聂赤赞布首抵雅隆河谷时的“苯教十二智者”中，有专职“资益药术”的孜拉・嘎玛跃德答复赤六疑点时，说“有毒就有药”。22代藏王拉托托日年赞（公元254年生）在位时有最早的藏医学家董格托角坚，对传播医学很有贡献；31代赞普达日年苏，生而盲，后由吐谷浑医师治愈复明，开眼见达莫山上的盘羊而得名。由此可知，藏族先民掌握医药知识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当时虽无系统的医学体系，但动、植、矿物的药用和各种防病的民间知识很为普及。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高原，制订文字后，以与李唐、尼泊尔联姻为契机，邀请邻近印度、中原、大食各地医师来藏交流医学经验，传授医药技术，组织各国专家翻译中医《医法大论》，合作编著7卷本《无畏之武器》，赞普还尊称医师为“济世太医”，深受尊重，加快了藏医药学的发展。赤德祖丹迎请金城公主后，藏医发展很快，出现了《月王药诊》等多部编、译、著作。《月王药诊》阐述了藏医独特的隆、赤巴、培根“三因学说”，对人体生理功能、胚胎形成、骨骼构造等多方面作了详细论述，还提出562种药物类型。当时的医书《渡母本草》收录了250种药材和265种配方，《文殊本草》收单科药材170种、139种配方。赤松德赞还邀请四周各地国王九太医及四方名医，探讨、普及医学理论和实践，藏医药学得到空前发展，吐蕃藏医九圣等名人辈出。宇妥宁玛・云丹贡波（768年－832年）代表了当时藏医学的最高成就。
宇妥宁玛一生巡游考察五台山、印度、尼泊尔及藏区各地，学通印、中、大食、藏各门医学，并通过长期的实践检验和潜心研究，45岁编撰完成藏医学宏篇巨著《八支精要甘露骨秘续》即《四部医典》，构造了藏医学的框架，完全奠定了藏医学的基础，独树一帜的藏民族医药体系自此形成。人们因他的博学誉其为“药师佛降临人间”。该著作通过十一位、十五品、四部、一百五十六章、八支详述医学基本理论，集当时中外医学之精华，收录单科药材911种，治病配方在《秘诀续》中收2826种，《后补续》中录630种。
这部综合性藏医经典著作，有人赞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藏医临床实用百科全书，可视为科学领域一个无价之宝，至今作为藏医经典教科书进行传授、实践。自此，藏医学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1042年，阿里西敖选派聪慧弟子到印度、克什米尔学习先进文化，尊者重礼聘请阿底峡，致力于受朗达玛迫害的藏族佛教与文化的复兴。阿底峡不仅著《灯炬论》等改进和宏扬藏传佛教，还在聂塘讲授《八支》等医学理论，编著《补精壮阳甘露秘方》、《头部伤痛固定治疗》等医书，并由藏族医师译为藏文，医学成为历代藏族佛家、学者必修课目，日益受到上层知识分子的重视。大译师仁钦桑布等也致力于宏扬医学知识，译定帕奎著《八支精要》，培养医学后继力量，为补充完善藏民族的医学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阿底峡与仁钦桑布所传八支医承，均传于宇妥宁玛的第十三代后裔宇妥萨玛・云丹贡波。宇妥萨玛周游邻近各国，学贯各门医承尤其熟通《四部医典》，撰写《大本草》、《体腔经络图》等许多著作，并对《四部医典》做补充修订和注释。萨迦・扎巴坚赞于1147年著《药诊・国王宝库》，阐述了病根“培根”，病佐为“隆”、病毒为“赤巴”，藏医三因学趋于成熟；噶玛・让琼多杰著《药效汇总・药名之海》，对830种左右药效一一说明，对宝石、木药、草药、动物药等分类明释；昌迪・班丹措杰著作颇多，其《后续配药图解》将各药材大小形状等用图画表述；另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松顿・益希松、宗喀巴・洛桑扎巴等大师学者精通八支，著书立说，宏扬藏医，学习、研究、应用藏药的风气不断得到推崇。
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藏医学不断发展、完善，15世纪分别由强巴・南吉扎桑（1395－1470）和苏喀・年尼多杰（1439－1475）分别创立藏医北方学派和南方学派，形象解释人体构架与解剖等的稀世珍宝藏医药学彩色挂图――曼唐也随之产生，达莫・罗桑曲扎（著《箴言百函》）、第司・桑杰嘉措（著《四部医典注疏琉璃》）、洛扎・丹增诺布、帝玛尔・丹增彭措（著《晶珠本草》）、钦绕诺布、措日・次郎等数以千计的藏医药学者为开展医学交流，制作医药挂图，传播医学知识，创办医学教学、研究、治疗机构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使藏医药学至今作为世界医学领域的一颗明珠灿烂夺目，光芒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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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学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藏族文化；印度文化；影响融合
中图分类号：K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3-167-02
从古至今，人类文明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更而不断创造和发展。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讲，由于人类的基本需求和价值取向是相一致的，所以有时往往会在相同的自然环境中，出现类似的社会环境，进而创造出相似的文化现象。如此一来民族文化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就逐渐地被人们所忽视，人们将一切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现象解释为“文化共生”物，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对的，至少有些偏颇，因为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民族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任何民族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都将直接或间接、积极或被动地与异族文化发生某些冲突，进而受到某种影响。民族文化的内涵越丰富、发展历史越悠久，与异族文化的联系就越频繁、越活跃，受到异族文化的影响也就越大、越深刻。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乃至融合异族文化的某些成分，绝非是民族文化的耻辱和不幸，相反，这种融合是富有生命力的一种表现，是民族文化不断得以发展进化的先决条件。“如果一种文化仅仅满足自身的前进而缺乏文化的参照与交融，那么它就只能在白身的模式定型之后，逐渐的衰退，甚至消亡”①。藏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颗“启星”，它历史悠久，并且具有灿烂的文化。藏族先民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积极地吸收周边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内容，从而不断的丰富和完善藏族文化的内涵，由此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藏族传统文化体系。
公元七世纪初期，藏王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后，大力提倡印度佛教在吐蕃的传播。为了弘扬佛法，他先后派了很多王宫贵族的子弟去印度求学，学成归来后在进行大规模的传教活动。从藏王的这些行为和举动来看，古印度文明是伴随着佛教的传人而传进了大地，在和本土文化进行斗争、吸纳、融合之后，逐渐形成了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藏族传统文化。从文明发展的视角来看，象雄地区和雅砻地区是早期文明的两个发祥地，其中象雄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印度文明的影响，而不断地充实、完善它的内涵，而雅砻文明一直延续到公元七世纪后，伴随着佛教的传入而逐渐与印度文明相融合，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它的内涵。
印度（藏语称为“伽噶”，汉文古籍称为“天竺”）与地区毗邻，长期以来，两地居民相互往来，互通有无，促进了文化交流。纵观印藏文化的交流史，藏民族从印度引进了许多东西，对藏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依据多数藏文经典，藏民族对印度文化的借鉴及吸收主要表现在宗教艺术、文学、医学、天文历算等几个方而。关于佛教在藏区的传播以及发展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宗教源流史与高僧大德的大小传记中发现，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的一个支派，它是印度佛教与藏族本土宗教长期斗争、融合的产物。尽管其中吸收乃至融合了大量的苯教及原始自然宗教等成分，但基本理论体系则源于印度佛教。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藏族先民翻译大量佛教经典的史实中得到佐证。在藏族历史上，藏族学者们究竟从印度翻译了多少经典著作现在很难得到确切数字，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数量很多，仅德格版藏文
一、文学方面
吐蕃王朝第二十二代藏王松赞干布执政时期，伴随着佛教在藏区的传播和大规模的译经运动，一些印度的文学作品、天文历算、医学等方而的书籍也被译成藏文，并且在藏区慢慢流传开来，这一举动对后世藏族文化的发展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印度文学对藏族文学创作乃至某些文学体裁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藏文《大藏经・修身部》收入了印度的七部格言诗作品，它们分别是：龙树的《百智经》《修身论智慧树》《修身论众生养育点滴》，尼玛白巴的《颂藏》，却色的《百句颂》，遮那伽的《修身论》，摩苏罗舍的《修身论》。这些格言作品成为藏族文学创作的滥觞。白此以后，藏族学者纷纷效仿，创作出大量的格言诗作品，如萨迦班智达的《萨迦格言》⑨、贡唐？丹白准美的《水树格言》、班钦索南智巴的《甘丹格言》等作品。印度文学对藏族文学的影响，首推佛经故事，在《本生论》《百缘经》《撰集百缘经》等许多佛经中的故事中，都吸收了大量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被译成藏文，在藏区广泛流传。公元9世纪前后，蚁蛭仙人的《罗摩衍那》④被藏族学者翻译成藏文，此书的翻译在藏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公元13世纪，藏族翻译家洛顿多吉坚参在印度班智达拉恰噶日的协助下翻译了《诗境》之后，学习《诗境》便在藏族知识界蔚然成风，并且对后来的藏族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藏族历史上，积极著书立说且潜心研究者数不胜数，只要对早期藏族学者的许多著作加以考察，则不难发现，印度文学的思想颇为深刻。在《大藏经・声明部》中，共收入的文论著作达37部，其中有些是印度学者所著，如檀丁的《诗境》、月宫的《字经》、宝作仗的《韵律宝生论》等作品。
二、天文历算方面
藏族天文历算是藏族及其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不断探索，反复实践之后得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当然也吸收了外来国家的天文历算学的知识，其中也有印度天文历算的成分。随着佛教的传入，大量经典被翻译为藏文，印度天文历算学已经对藏族文化产生了影响。印度天文历算被藏族文化真正接受，则是公元11世纪以后的事情了。据相关文献记载，公元11世纪，印度班智达达哇贡波和藏族译师卓希绕扎将印度《时轮根本经释》译为藏文，之后，《时轮摄略论》《时轮经义疏显真论》《时轮经注释》等印度天文学典籍亦相继被译成藏文。据《布顿佛教史》⑤记载，藏文《大藏经>中收入有关《时轮经》的梵文著作译本竟多达43部，诸如：龙树的《缘起所生学术真实论》、舍利子的《八种星算占卜》、寂天的《星占术》等等。11世纪以后，藏族采用以时轮历为基础的新历法，即以“饶迥”⑥纪年。
三、医药方面
藏族医药学亦渗透着印度医药学的成分，据藏文文献记载，早在吐蕃王朝之前，属于喜马拉雅文化圈的藏族先民和印度就有了文化上的交往。拉托托日年赞执政时期，两名来白印度的医生曾任赞普的御医，并传播医学知识。吐蕃王朝之后，印度医学对藏医的形成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了，松赞干布曾请印度等地的医生为其治疗，印度的巴惹达杂与汉地、大食等地的医生共同编写了7卷本医学名作《无畏武器》，这些著作成为了当时吐蕃从医者的必修典籍。赤松德赞执政时期，印度的兴底噶巴成为了赞普的“九大御医之一”，与其他人共同撰写医学著述，招收弟子，传授医术。随着佛教的传播，兴起了大规模的佛经经典翻译运动，这一运动使得许多印度医学典籍被译成藏文。诸如：龙树的《合力》《医命经》、父役的《八分心要略》《八分心要医方解》、朋喜的《八分形解词义月明论》等等。另外，藏族学者纷纷赴往印度等地求学，作为一代名医的老宇妥曾经二次赴印度等地，投师班钦・辛陀罗比、姜旺、米哲扎德哇等，广习《医学补篇珍珠》《医续目录明灯》《续部一千零一》《医术十万》《医续晶签》《先人耳传》等医学典籍，为流芳百世的医学名著《四部医典》的撰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小宇妥则一生六次赴印度，在孔行度母巴登丞瓦，仙人杂惹伽等处广习《八支》《宝积》《石药密方》《六十五续》等典籍，返回吐蕃后，积极实践，反复探索，撰写著述，广收弟子，对藏医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凡此种种表明，藏医药学中渗透着印度医学的成分，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古印度文明对藏传佛教以及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随着时间的发展，古印度文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已经渗透到了藏传佛教及藏族文化的方方而而，比如：文学、天文历算、医学等方而，这些方而的影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并且也是最能体现出古印度文明的强大动力及影响的。没有这印度文明对藏族文化的影响，就不可能会有今天灿烂多彩的藏族传统文化和历史，也不可能会有名扬中外的藏传佛教，更不可能会有如此多娇的藏民族！
注释：
①傅道彬.文化参照选择的而律背反[J]中国文化书院学报，1988（3）
②甘珠尔是藏文（ bkah-h！ gyur），意译为教敕译典，为所编有关佛陀所说教法之总集，包括经藏与律两大部门。
③萨迦班智达.萨迦格言[M]王尧，译青海民族出版社，1981.
④（印）蚁垤.罗摩衍那[M]季羡林，译.译林出版社，2002
⑤布顿大师.布顿佛教史[M]郭和卿，译.民族出版社，1986.
⑥“饶”是藏文（ rba byung），汉译胜生周，因胜生周相当于火土年（丁卯年），又称为“丁卯周”是藏族使用时间较长，现在仍然运用的普及性藏历。
参考文献：
[1]更登群培更登群培全集（藏文版）[M]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
[2]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上、下）[M]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
藏医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四部医典》是继《医学大全》、《无畏的武器》、《月王药诊》等代表名著之后的一部藏医学经典著作,藏文原名《华丹据悉》。全名为《甘露要义八支密决窍续》、《四部医典》系原著简称,意即全书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总则本》共六章,有彩色挂图4幅,它概括论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论断及治疗。第二部《论述本》共31章,有彩图35幅,主要论述了人体生理解剖病因和规律,诊断方法和治疗原则,药物的性味功效。第三部《密决本》共92章,有彩色挂图16幅,专门论述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第四部:《后序本》共27章,有彩图24幅,主讲脉诊和尿诊,药物剂型配方和功效。这是一部古代藏医药学巨著,治用至今是藏医药人员的经典读物。
《四部医典》是公元8世纪著名藏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等所著。他们吸收了《医学大全》、《无畏的武器》(均失传)和《月王药诊》等著作的精华,并总结了藏医药的临床经验,亦吸收了中医药学,天竺和大食医药学的内容,用了10年的时间,于公元773～783年著成。《四部医典》全书156章,原著是用9个字一句的藏文写成的韵体文,全书内容丰富,篇幅较多,但归纳起来有5个方面:①基础理论;②生理和解剖;③疾病的诊断方法;④治疗原则和方法;⑤药学基础理论和用药原则。
藏医学基础理论:藏医理论认为,人体内存在三大因素:“龙”(气),“赤巴”(胆),“培根”(涎);七大物质基础;即:饮微,血、肉、脂肪,骨、骨髓,精;三种排泄物,即:大便、小便、汗。三大因素支配着七大物质基础及三种排泄,即:大便、小便、汗。三大因素支配着七大物质基础及三种排泄物的运动变化。在一定条件下,上述三者保持相互协调,维持人体正常的生量功能活动。
生理功能和活动:《四部医典》中关于人体生理解剖方面记载得比较详细。对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胃、大肠、小肠、胆、膀胱、精府),肌肉、脉络(血管和神经)的位置、数目均有记叙和绘图,在生理方面,主要对月经周期,胚胎发育、分娩、神经和消化系统的功能等作了详细论述。
疾病的诊断方法:藏医的疾病诊断方法是问、望、切三诊。问诊:所包含的内容和中医问诊相同。望诊:除与中医相同外,还特别注意鸟诊,尿诊是藏医观察病症极为重要的手段之一。切诊:切诊的部位和方法基本上与中医相同,即寸、甘、恰(系寸、关、尺的偕音)。
藏医诊病除问、望、切外,还有药物试诊法。总之,根据三诊诊断得到的印象,加以综合分析和归纳,从发病原因判断病症的性质,从症状和体征判断疾病的类型,这与中医的诊断方法基本相似,从而说明藏医学与中医学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病症的治疗原则和方法:藏医学理论认为一切病症的起因有内外两种因素,内因是三大因素失调,外因是起居不适,生活不当及环境变化。病证有404种,其中101种需经药物治疗而愈,101种经药物、手术等治疗而愈,101种不需治疗而自愈,101种治而无效。病症的种类归纳起来只有热性和寒性两大类。龙、培要病属寒性病;赤巴、血病属热性病。
藏医学论文范文第13篇
在美国当代的研究范围内试图对藏医进行了解的想法，是在公众为寻找一种替代或“补充”医学的条件下开始的。在为了研究其临床疗效的众多“民族医学”中，较普遍的替代医学是中医以及以“四部医典”为基础的藏医学。那些由生物医学文化背景下演化出来的其他替代医疗技术，它们应用生物医学的解剖学、生理学、效应（如螯合术、维生素、捏脊疗法），与此不同，民族医学由于其与生物医学极为不同的理论的作用，对生物医学工作者提出了特殊的挑战。研究者为了使研究和一般资料能简化进行以证实其疗效之有无，并克服这些困难，他们转向方法学的“结果”，这种结果研究应用标准的生物医学研究准则，基本上集中在治疗的临床结果，而避开阐释为什么这些方法有效或无效的问题。这样一来，理论的问题（如解剖学、生理学、治疗机制）基本上都被忽略了。例如，对于针刺术，就只研究对特殊疾病的好处，并没有标准的对照组（对这患者是按中医认为有益的治疗），然后与那些用有效方法治疗的患者进行对比其结果）。在替代医学临床研究中，另一创新之处是那些从事治疗垂危病症的病人做替代医学的临床研究（这种方法是由艾滋病流行而引发的），对这些生物医学束手无策的垂危病人，迅速进行了替代医学的研究。也就是说应用非西方制剂，而不是用通过完事而昂贵的，并由联邦食品药品局（FDA）批准（有时需时数年）的试验来治疗；这是经临时批准的，目的是对生物医学认为无可救药，即生物医学认为没有把握的病人来进行的。
对于把民族医学的好处融入生物医学中，对结果的研究是重要的第一步。然而，这种对结果的研究从长远观点看也有一种简化论和排队性的问题，他对于亚洲医学体系及其医者们，包括藏医在内是不利的。这里的简化认是指一种步骤，他把医疗理论原则和实践加以忽略，或者简化成在生物医学临床中得以容易实践的简单的技术；而排队性则是指这种替代形式的知识，如埋藏在对解剖学、生理学和治疗学中的藏医学方法，被用盛行的西方或美国框架加以排除或替代了。
我将在六个人种学方面的例子中阐述这些步骤，以阐明对临床疗效研究的复杂性。
1、翻译诊断法的复杂性
①在最早对临床疗效研究的复杂问题之一是如何在生物医学框架中找到与藏医诊断一致的翻译疾病的方法。如我本人在研究藏医妇人疾病时，收集了一般妇人病的资料。在一般的问题中，一种叫“mngalnadmkhrisrgyu”的是最普遍的，如果从文字上对译成妇女子宫与胆有关的病症，仅以病名而论，生物医学中并无与此相同的病症，在门诊中，每年要治疗3040个这类病人。另一种常见病是“子宫内肉赘”（shaskranphembo），我从资料中看到，也听说藏医对此病疗效很好，在对藏医治疗这些疾病的疗效进行观察研究时，我要向生物医学的医生们请教，以便决定这些病相当于生物医学的何种病。
②在确定临床疗效的努力中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在藏医学与生物学中好几种病症，反之亦然。例如：“妇女子宫与胆有关的病症”可相当于生物医学一类疾病，包括盆腔炎、性病、严重霉菌感染、月经不调及子宫内膜炎。就藏医学而言，生物医学诊断为盆腔炎症的可以有不同的诊断，如mngalnadmkhrisgyu或mngalnadrlungrgyu等。而在子宫内赘生物（shaskranphembo），是否相当于一种特殊的子宫内可认定的新生物则尚不清楚，有别于血液的新生物（tragskran），后者可以或不能相当于生物医学的一种疾病。就生物医学而言，医学对子宫肿瘤、癌症、囊肿和子宫内膜炎——这些可引致子宫和生殖管道中新生物是否能进行鉴别，也不得而知。
③另一个有关的复杂问题是，当对不同医学体系进行翻译时，在一个系统中称为症状者，在另一系统中可能称为疾病，反之亦然。因此，月经不调在生物医学中是一种疾病，而再加上一些其他症状在藏医学则有可能是一种症候。这与以下事实有关，即藏医学对一种“疾病”的确定，是基于对体内某些模式的失衡，意味着鉴别一种症候群或模式的紊乱，它可对全身产生有症状的影响。反之，生物医学则把注意力集中于把疾病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它可以作为体内一种独立的病症加以处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经常听到说藏医治本，而生物医学则治标（症状）。新晨
④最后，藏医依据经验把证据按疾病的严重程度把它分成原发病与继发病，这种把不平衡和疾病加以精细的模式造成了一种情况，即患有同名的原发病的患者，可能也患有一组不同的相关的继发病。换言之，藏医学对任何一种有名的疾病可以有较多的不同的内部（或近似的）病因。例如，原发的mngalnad可以与胆失衡、风或痰有关，造成同一疾病具有三种不同的变化情况。或者说，患有mngalnadmkhrisrgyu的妇女可能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继发病，如tragtshab或rlungtshab。。由于藏医考虑每个人的体液体质不同，每一个病人可能有同一基本疾病而各有不同的诊断，而这些不同可以影响其治疗。
⑤鉴于这些复杂情况，探寻一下对当代关于结果的研究如何进行将是有益的。一般说，结果研究从生物医学的一种疾病，而不是从民族医学系统中的一种疾病开始。然后，利用生物医学诊断技术对疾病的生物医学诊断加以确定，最后用民族医学的方法来治疗，以决定其疗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问，从生物医学的疾病分类出发是否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由于生物医学对藏医学的精细变化无法驾驭，对病因方面和治疗方面差异的研究可能失去方向，而能够在疾病诊断中包容不同变异的藏医对结果的研究很可能产生可观的结果，这将加强对藏医学的认识。然而，这又需要比从一个简化的“结果”模型出发走得更远些。必须把藏医的医学理论也考虑进去，而不只是实践的问题。
藏医学论文范文第14篇
在美国当代的研究范围内试图对藏医进行了解的想法，是在公众为寻找一种替代或“补充”医学的条件下开始的。在为了研究其临床疗效的众多“民族医学”中，较普遍的替代医学是中医以及以“四部医典”为基础的藏医学。那些由生物医学文化背景下演化出来的其他替代医疗技术，它们应用生物医学的解剖学、生理学、效应（如螯合术、维生素、捏脊疗法），与此不同，民族医学由于其与生物医学极为不同的理论的作用，对生物医学工作者提出了特殊的挑战。研究者为了使研究和一般资料能简化进行以证实其疗效之有无，并克服这些困难，他们转向方法学的“结果”，这种结果研究应用标准的生物医学研究准则，基本上集中在治疗的临床结果，而避开阐释为什么这些方法有效或无效的问题。这样一来，理论的问题（如解剖学、生理学、治疗机制）基本上都被忽略了。例如，对于针刺术，就只研究对特殊疾病的好处，并没有标准的对照组（对这患者是按中医认为有益的治疗），然后与那些用有效方法治疗的患者进行对比其结果）。在替代医学临床研究中，另一创新之处是那些从事治疗垂危病症的病人做替代医学的临床研究（这种方法是由艾滋病流行而引发的），对这些生物医学束手无策的垂危病人，迅速进行了替代医学的研究。也就是说应用非西方制剂，而不是用通过完事而昂贵的，并由联邦食品药品局（FDA）批准（有时需时数年）的试验来治疗；这是经临时批准的，目的是对生物医学认为无可救药，即生物医学认为没有把握的病人来进行的。
对于把民族医学的好处融入生物医学中，对结果的研究是重要的第一步。然而，这种对结果的研究从长远观点看也有一种简化论和排队性的问题，他对于亚洲医学体系及其医者们，包括藏医在内是不利的。这里的简化认是指一种步骤，他把医疗理论原则和实践加以忽略，或者简化成在生物医学临床中得以容易实践的简单的技术；而排队性则是指这种替代形式的知识，如埋藏在对解剖学、生理学和治疗学中的藏医学方法，被用盛行的西方或美国框架加以排除或替代了。
我将在六个人种学方面的例子中阐述这些步骤，以阐明对临床疗效研究的复杂性。
1、翻译诊断法的复杂性
①在最早对临床疗效研究的复杂问题之一是如何在生物医学框架中找到与藏医诊断一致的翻译疾病的方法。如我本人在研究藏医妇人疾病时，收集了一般妇人病的资料。在一般的问题中，一种叫“mngal nad mkhris rgyu”的是最普遍的，如果从文字上对译成妇女子宫与胆有关的病症，仅以病名而论，生物医学中并无与此相同的病症，在门诊中，每年要治疗3040个这类病人。另一种常见病是“子宫内肉赘”（sha skran phembo），我从资料中看到，也听说藏医对此病疗效很好，在对藏医治疗这些疾病的疗效进行观察研究时，我要向生物医学的医生们请教，以便决定这些病相当于生物医学的何种病。
②在确定临床疗效的努力中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在藏医学与生物学中好几种病症，反之亦然。例如：“妇女子宫与胆有关的病症”可相当于生物医学一类疾病，包括盆腔炎、性病、严重霉菌感染、月经不调及子宫内膜炎。就藏医学而言，生物医学诊断为盆腔炎症的可以有不同的诊断，如mngal nad mkhris gyu或mngal nad rlung rgyu等。而在子宫内赘生物（sha skran phembo），是否相当于一种特殊的子宫内可认定的新生物则尚不清楚，有别于血液的新生物（trag skran），后者可以或不能相当于生物医学的一种疾病。就生物医学而言，西藏医学对子宫肿瘤、癌症、囊肿和子宫内膜炎——这些可引致子宫和生殖管道中新生物是否能进行鉴别，也不得而知。
③另一个有关的复杂问题是，当对不同医学体系进行翻译时，在一个系统中称为症状者，在另一系统中可能称为疾病，反之亦然。因此，月经不调在生物医学中是一种疾病，而再加上一些其他症状在藏医学则有可能是一种症候。这与以下事实有关，即藏医学对一种“疾病”的确定，是基于对体内某些模式的失衡，意味着鉴别一种症候群或模式的紊乱，它可对全身产生有症状的影响。反之，生物医学则把注意力集中于把疾病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它可以作为体内一种独立的病症加以处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经常听到说藏医治本，而生物医学则治标（症状）。
④最后，藏医依据经验把证据按疾病的严重程度把它分成原发病与继发病，这种把不平衡和疾病加以精细的模式造成了一种情况，即患有同名的原发病的患者，可能也患有一组不同的相关的继发病。换言之，藏医学对任何一种有名的疾病可以有较多的不同的内部（或近似的）病因。例如，原发的mngal nad可以与胆失衡、风或痰有关，造成同一疾病具有三种不同的变化情况。或者说，患有mngal nad mkhris rgyu的妇女可能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继发病，如trag tshab或rlung tshab。。由于藏医考虑每个人的体液体质不同，每一个病人可能有同一基本疾病而各有不同的诊断，而这些不同可以影响其治疗。
藏医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藏医，养生旅游，甘肃省
一、藏医养生文化和藏医药产业的发展
藏医养生文化起源于青藏高原，具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藏族人民在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中，通过长期丰富的生产和生活实践，逐渐积累，不断完善而形成的，是藏族先民留给世界的宝贵遗产之一。目前藏医药已用于某些慢性病和疑难杂症的治疗，国际上对藏医药的认知逐步形成。藏医药产业即将进入黄金发展期。藏医养生旅游的发展，更是藏医药产业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二、甘肃省藏医养生旅游的发展优势
（一）资源优势
甘肃省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文化、浓郁独特的藏民俗文化和高原绿色生态资源，构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也使自身的藏医养生旅游资源类型多样，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发展空间，
（二）产业优势
1、 特色的传承模式--"曼巴扎仓"
曼巴扎仓的建立源于藏传佛教的寺院教育， 它以寺院教育的独特方式培养了一大批既有理论造诣、又富实践能力的藏医药人员，其中成就卓著的名家学者层出不穷，这为甘肃省藏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实践基础。
2、在传统中创新的藏医院
甘肃省于1978年创建了全国第二所全民所有制藏医院，藏医院科室齐全，人才济济，自制藏药有300余种，不少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36种藏成药及9种单味被收入六省区《藏药标准》。
（3）藏医药服务网络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甘肃省藏医药事业在科研、临床、制剂研发等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果，陆续建成36所藏医药机构，累计培养了400多名藏医药专业技术人员，藏医药科研水平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藏医药对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影响力不断扩大，当地的藏医药服务网络基本形成。
三、存在问题与制约因素
（一）市场认知度低，对藏医养生认知存在偏差
中国的养生旅游起步较晚，虽然近几年发展速度较快，但与国外相比，只是一种粗放式的发展状态，虽然养生游的热潮席卷中国，但人们对养生旅游的认知度并不是很高，大多数人对藏医养生的基本知识和原理的认知有限，使人们对藏医养生缺乏信任。
（二）缺乏相关配套设施及整合资源的有效途径
以藏医养生为主题的酒店、饭店在市场上还属空白，藏医养生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开发还都处在萌芽状态，其服务设施的相对欠缺和滞后。虽然开发藏医养生旅游为资源的整合提供了良机，但如何借助政府力量和市场的杠杆，来突破行政壁垒对资源整合的负面影响，这一问题悬而未决，也会制约甘肃省藏医养生旅游的有序发展。
（三）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和专业人才的培育
目前藏医养生旅游的理论研究还少有涉及，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甘肃省藏医养生旅游的发展势必会受到限制。在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的同时，甘肃省还面临着专业人才严重短缺的尴尬局面，大部分从业人员都不具备专业的藏医养生知识和和旅游服务技能，这直接影响了旅游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四）行业标准不健全，法律法规不完善
藏医养生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产业化规模尚未形成，更没有相关的行业标准，这会严重影响藏医养生旅游的健康发展。若无完善的法律法规为其保驾护航，一旦产生纠纷，不管是旅游者还是旅游经营者，其权益都将无法保障。
四、甘肃省藏医养生旅游开发对策与保障措施
（一）整合优化藏医养生旅游资源
为了加快甘肃省藏医养生旅游发展的步伐，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在原有旅游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调研，对自身的藏医养生旅游制定一个系统的发展规划，相关政府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支持与保障措施，旅游企业要积极响应、全面配合，多管齐下，将甘肃省藏医养生旅游的发展提高到全省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
（二）加快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甘肃省藏医养生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是实现养生旅游设施的转型，要从居住设施、康体理疗服务设施、生活服务设施等细节入手、层层突破，最终解决藏医养生旅游目的地建设中环境氛围营造、服务设施升级等问题。
（三）大力培养藏医养生旅游专业人才
加强人才队伍培养，是发展甘肃省藏医养生旅游极其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除了加强对现有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培训和大力引进相关的专业人才之外，相关院校也应顺应趋势，积极与有关藏医药企业合作，共同商议人才培养方案，建立起一支既精通旅游业务，又谙熟必备语言和藏医养生知识的专业人才队伍，这是解决夏河县藏医养生旅游人才匮乏的有效途径。
（四）提升藏医养生旅游的社会认知度
提升大众对藏医养生旅游的感知度与认可度，具体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一是对政府和企业的宣传，其目的是让他们知道藏医养生旅游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重视并加强这方面的规划与建设；二是对旅游者的宣传，其目的是让他们知道藏医养生旅游除了具有旅游活动的一般功能外，还具有养生与保健特殊功能。
（五）加强藏医养生旅游资源的保护
原生态的藏药材资源是发展藏医养生旅游的根基，开展甘肃省藏医养生旅游就必须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首先要通过宣讲和立法，提高当地居民保护生态坏境的意识。其次是加强对藏医养生旅游从业者的生态保护教育。再者要加强对游客以及潜在游客的生态保护教育。
五、结 语
随着人们健康理念的日渐提升，养生观念的不断加强，藏医养生旅游作为养生旅游的一种新形式，有着广阔的开发潜力和市场前景。甘肃藏医养生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但由于缺乏整合及规划，其资源价值没有充分体现。本文分析了甘肃省藏医养生旅游的发展优势，也指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制约因素，对甘肃省藏医养生旅游的开发对策和保障措施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抛砖引玉，让藏医养生旅游受到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2.连续出版物
[1] 李俊林.简述甘肃甘南藏医药学发展史[J].光明中医 ，2011（7）：1493-1494
[2] 杨睿.夏河地区藏医药现状调查研究--以拉卜楞寺曼巴扎仓为例[D].兰州大学，2010
[3] 朱琳.西峡中医养生旅游开发研究[D].河南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