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经济论文范文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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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扩大内需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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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关注国际经济运行中的五大变数

 

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处在大洗牌、大兼并、大调整和大转型之中。世界经济运行之中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值得我们关注、研究和思考。特别是最近全球有五大动向构成了全球经济运行的五大变数，引起国内外媒体和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一、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

量化宽松政策是指在利率已经降到零或接近于零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通过购买证券的方式向市场大规模投放货币，运用非常规的手段来遏制通货紧缩导致的市场恐慌，刺激经济增长。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始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美国政府为了救金融、救经济，近3年来一直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一是超发美钞，二是实行低利率，由此向全球转嫁危机，向发展中国家输出通货膨胀。

2008年，美国政府加印了8400亿美钞直接注入银行，通过救银行来救经济；2010年11月初，美联储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继续向市场大量注入货币，又超发6000亿美元的现钞。无疑，这将进一步推动美元贬值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扬，并会干扰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由于美国一直在偷偷加印美钞投放市场国际贸易论文，加剧了美元在全球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一直在涨价。首先是石油涨价，价格超过100美元/每桶；黄金价格也在暴涨，突破1900美元/盎司；全球粮食价格也在上涨。这些都与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无关系。

当前，许多国家经济复苏尚未稳定，国际流动性过剩及输入性通胀使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现在全球出现两种发展态势，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出现通货紧缩进而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类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局面，特别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这类新兴经济体更是深受其害。所以应该说，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全球性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全球都在呼吁和敦促美国尽快淡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二、欧盟国家爆发大规模的主权债务危机

主权债务危机是以主权债务危机的形式出现――起源于国家信用，即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盟许多国家出现政府高赤字的主权债务危机，首先从爱尔兰开始，然后是希腊，最后波及到西班牙、葡萄牙。欧盟国家一方面实行社会高福利，另一方面财政高赤字，政府负债为民众提供高福利。金融危机之后，这个矛盾得以暴露和突显，使全球经济在后危机时代企稳回升的过程中出现众多的变数和动荡免费论文。

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有其历史、体制和自身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失去了“生产性”。 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其名著《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中曾意味深长的说，一个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产性”，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这就使得霸权国家有了生命周期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在希腊发生的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居民消费，导致经济下滑，货币高估使得出口始终较差，而没有灵活的货币政策，政府不得不依靠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赤字不断累积。赤字与出口下滑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希腊的主权信用风险逐步积累，并在本次经济危机中完全暴露出来。就欧盟而言，他们面临着科技很难水平短期内提升和币值要保持稳定的双重挑战。

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回升的势头并不稳固，也有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到目前为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没有结束，我们要深刻认识，保持警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来规避欧洲债务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严防W型二次探底的危机。

三、中东动乱引发全球性石油短缺和涨价

近半年来，北非、南欧等中东国家出现了连续不断的动乱事件。先是埃及，然后到突尼斯、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家都出现了动乱局面。深层次来分析这些动乱产生的原因国际贸易论文，从外因上看，美国和北约实行空中管制和飞机轰炸的政策，加剧了国内的动乱局面。从内因上看，一是这些国家的执政者长期实行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要把权力世袭传承给儿子接班，引起国内民众的反感。二是这些国家都是产油国，国家很富，但是两极分化很严重，贫富不均，年轻人就业很困难，贫困阶层人数很多。利比亚的反政府军规模就达到8万人，大多是就业难的年轻人和贫富分化中的穷人。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从而引发了社会动乱。此外，还有伊斯兰宗教背景等文化因素，导致这些国家出现了中东动乱的局面。其后果是这些中东产油国的原油产量下降，特别是美国的轰炸，使石油管道和石油设施得到了大面积破坏，导致产油量急剧下降，使全球石油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造成石油短缺、油价大幅度上涨。现在每桶石油价格已经突破115美元，创造了历史新高。

由于全球油价上涨，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变数，也给我国经济也造成很大的冲击。我国55%的石油需求依靠进口，而且还是第一石油消耗大国，国际油价上涨给国内带来了油价上涨的新压力。最近国内成品油价已上调了一次，汽、柴油每吨价格上涨300多元。如果中东战乱局势得不到平息和彻底解决，国际油价还会继续飘升。发改委还可能给中石油、中石化第二次、第三次上调油价的机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用油的企业和个人越来越多，油价上涨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也加重了民众的生活负担，成品油涨价对当前国内通货膨胀的局面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国内油价上涨与国际上中东动乱导致的石油短缺有直接的关系，也给国内扼制物价、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带来了新的变数和压力。

四、日本大地震和核辐射灾难拖累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3月11日，日本爆发9级大地震，地震海啸造成的损失很大，日本损失估计会达到4万亿美元以上，日本经济会减速低迷3-5年。巨大的灾害使刚刚有所恢复的日本经济蒙上阴影。自2010年秋天以来，日本经济整体都处于低迷状态。而大地震迫使很多企业停止生产，将直接影响企业经营业绩，导致企业效益下降，影响职工收入，降低消费意愿。本来2010年第四季度日本经济成长率就是-1.3%国际贸易论文，今年第一季度刚刚扭转为增长2.0%，主要依靠汽车、材料和半导体产品的出口拉动。有经济分析人士预期，这次地震可能会使日本全国GDP降低1%。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因大地震造成的经济影响也震荡着全球市场。鉴于日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地震造成的临时性出口中断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企业造成影响。另外，日本的债务负担已经是工业化国家中最为沉重的，其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已接近200%。因此，日本债市完全可能影响全球市场，造成连锁反应。对此，中国金融应该进入警戒状态。

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地震引发的核辐射灾难。日本是核电大国，全国共有55座核电站。核电发电占全国的30%以上免费论文。这次福岛4号核电站发生了爆炸和管道泄露，6万多吨被污染的海水直接排放到太平洋当中，估计损失要延续20-30年。由于核辐射的影响，很多国家拒绝进口日本产的蔬菜、水果、肉类和海产品等，这方面的损失会更大。日本的核辐射还引发了全球核能结构的反思。由于核能是可再生的清洁性新能源，全球都在谋划核电站建设，曾经一度出现全球核能热。这次核辐射的灾难，使大家重新反思核电站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我国已经全部叫停了正在筹建中的核电站，已经运转的核电站也加强了监管。所以，地震和核辐射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拖累和影响，也给全球能源结构的调整带来了新的反思。

五、“金砖五国”第三次峰会提出包容性增长

“金砖国家”携手的起点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从2009年的“危难携手”到2010年巴西利亚峰会探讨“合作共赢”，再到今年（2011年）“展望未来、共享繁荣”。一路走来的“金砖峰会”，从主题的变化上，就体现出了它们在经济危机之后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能力。如今，随着南非的加入，“金块的分量”也加重了。

4月14日，“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国家领导人在三亚举行第三次峰会，胡锦涛总书记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这是南非加入金砖国家以来的首次峰会，也是金砖国家领导人自2009年9月俄罗斯会晤以来的第三次会晤，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引起了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的共同关注。这次峰会在中国召开，增加了南非，由原来的四国扩大至五国，今后的队伍还将不断扩大，这是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不断发展壮大的标志。由于“金砖”国家队伍的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加深，提高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运行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这个影响力是深远而巨大的。

第三次峰会提出了共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新理念和新思路，新兴国家加大联谊、加大合作国际贸易论文，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包容性增长就是资源共享，利益互补，任何一方的经济增长不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包容性增长”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象征和形象，也是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恪守的价值观。通过“包容性增长”，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包容、人与人之间的包容、人与自然之间的包容。经济增长不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不以破坏环境、超耗资源为代价，真正地转变发展方式，深层次调整结构，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们新的执政理念扩展到全球，实现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让这个新理念得到全世界的认可，这是世界经济运行中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新动向和新走势。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关注国际经济运行中的五大变数

 

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处在大洗牌、大兼并、大调整和大转型之中。世界经济运行之中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值得我们关注、研究和思考。特别是最近全球有五大动向构成了全球经济运行的五大变数，引起国内外媒体和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一、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

量化宽松政策是指在利率已经降到零或接近于零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通过购买证券的方式向市场大规模投放货币，运用非常规的手段来遏制通货紧缩导致的市场恐慌，刺激经济增长。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始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美国政府为了救金融、救经济，近3年来一直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一是超发美钞，二是实行低利率，由此向全球转嫁危机，向发展中国家输出通货膨胀。

2008年，美国政府加印了8400亿美钞直接注入银行，通过救银行来救经济；2010年11月初，美联储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继续向市场大量注入货币，又超发6000亿美元的现钞。无疑，这将进一步推动美元贬值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扬，并会干扰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由于美国一直在偷偷加印美钞投放市场国际贸易论文，加剧了美元在全球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一直在涨价。首先是石油涨价，价格超过100美元/每桶；黄金价格也在暴涨，突破1900美元/盎司；全球粮食价格也在上涨。这些都与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无关系。

当前，许多国家经济复苏尚未稳定，国际流动性过剩及输入性通胀使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现在全球出现两种发展态势，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出现通货紧缩进而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类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局面，特别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这类新兴经济体更是深受其害。所以应该说，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全球性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全球都在呼吁和敦促美国尽快淡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二、欧盟国家爆发大规模的主权债务危机

主权债务危机是以主权债务危机的形式出现――起源于国家信用，即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盟许多国家出现政府高赤字的主权债务危机，首先从爱尔兰开始，然后是希腊，最后波及到西班牙、葡萄牙。欧盟国家一方面实行社会高福利，另一方面财政高赤字，政府负债为民众提供高福利。金融危机之后，这个矛盾得以暴露和突显，使全球经济在后危机时代企稳回升的过程中出现众多的变数和动荡免费论文。

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有其历史、体制和自身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失去了“生产性”。 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其名著《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中曾意味深长的说，一个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产性”，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这就使得霸权国家有了生命周期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在希腊发生的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居民消费，导致经济下滑，货币高估使得出口始终较差，而没有灵活的货币政策，政府不得不依靠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赤字不断累积。赤字与出口下滑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希腊的主权信用风险逐步积累，并在本次经济危机中完全暴露出来。就欧盟而言，他们面临着科技很难水平短期内提升和币值要保持稳定的双重挑战。

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回升的势头并不稳固，也有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到目前为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没有结束，我们要深刻认识，保持警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来规避欧洲债务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严防W型二次探底的危机。

三、中东动乱引发全球性石油短缺和涨价

近半年来，北非、南欧等中东国家出现了连续不断的动乱事件。先是埃及，然后到突尼斯、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家都出现了动乱局面。深层次来分析这些动乱产生的原因国际贸易论文，从外因上看，美国和北约实行空中管制和飞机轰炸的政策，加剧了国内的动乱局面。从内因上看，一是这些国家的执政者长期实行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要把权力世袭传承给儿子接班，引起国内民众的反感。二是这些国家都是产油国，国家很富，但是两极分化很严重，贫富不均，年轻人就业很困难，贫困阶层人数很多。利比亚的反政府军规模就达到8万人，大多是就业难的年轻人和贫富分化中的穷人。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从而引发了社会动乱。此外，还有伊斯兰宗教背景等文化因素，导致这些国家出现了中东动乱的局面。其后果是这些中东产油国的原油产量下降，特别是美国的轰炸，使石油管道和石油设施得到了大面积破坏，导致产油量急剧下降，使全球石油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造成石油短缺、油价大幅度上涨。现在每桶石油价格已经突破115美元，创造了历史新高。

由于全球油价上涨，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变数，也给我国经济也造成很大的冲击。我国55%的石油需求依靠进口，而且还是第一石油消耗大国，国际油价上涨给国内带来了油价上涨的新压力。最近国内成品油价已上调了一次，汽、柴油每吨价格上涨300多元。如果中东战乱局势得不到平息和彻底解决，国际油价还会继续飘升。发改委还可能给中石油、中石化第二次、第三次上调油价的机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用油的企业和个人越来越多，油价上涨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也加重了民众的生活负担，成品油涨价对当前国内通货膨胀的局面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国内油价上涨与国际上中东动乱导致的石油短缺有直接的关系，也给国内扼制物价、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带来了新的变数和压力。

四、日本大地震和核辐射灾难拖累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3月11日，日本爆发9级大地震，地震海啸造成的损失很大，日本损失估计会达到4万亿美元以上，日本经济会减速低迷3-5年。巨大的灾害使刚刚有所恢复的日本经济蒙上阴影。自2010年秋天以来，日本经济整体都处于低迷状态。而大地震迫使很多企业停止生产，将直接影响企业经营业绩，导致企业效益下降，影响职工收入，降低消费意愿。本来2010年第四季度日本经济成长率就是-1.3%国际贸易论文，今年第一季度刚刚扭转为增长2.0%，主要依靠汽车、材料和半导体产品的出口拉动。有经济分析人士预期，这次地震可能会使日本全国GDP降低1%。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因大地震造成的经济影响也震荡着全球市场。鉴于日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地震造成的临时性出口中断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企业造成影响。另外，日本的债务负担已经是工业化国家中最为沉重的，其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已接近200%。因此，日本债市完全可能影响全球市场，造成连锁反应。对此，中国金融应该进入警戒状态。

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地震引发的核辐射灾难。日本是核电大国，全国共有55座核电站。核电发电占全国的30%以上免费论文。这次福岛4号核电站发生了爆炸和管道泄露，6万多吨被污染的海水直接排放到太平洋当中，估计损失要延续20-30年。由于核辐射的影响，很多国家拒绝进口日本产的蔬菜、水果、肉类和海产品等，这方面的损失会更大。日本的核辐射还引发了全球核能结构的反思。由于核能是可再生的清洁性新能源，全球都在谋划核电站建设，曾经一度出现全球核能热。这次核辐射的灾难，使大家重新反思核电站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我国已经全部叫停了正在筹建中的核电站，已经运转的核电站也加强了监管。所以，地震和核辐射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拖累和影响，也给全球能源结构的调整带来了新的反思。

五、“金砖五国”第三次峰会提出包容性增长

“金砖国家”携手的起点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从2009年的“危难携手”到2010年巴西利亚峰会探讨“合作共赢”，再到今年（2011年）“展望未来、共享繁荣”。一路走来的“金砖峰会”，从主题的变化上，就体现出了它们在经济危机之后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能力。如今，随着南非的加入，“金块的分量”也加重了。

4月14日，“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国家领导人在三亚举行第三次峰会，胡锦涛总书记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这是南非加入金砖国家以来的首次峰会，也是金砖国家领导人自2009年9月俄罗斯会晤以来的第三次会晤，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引起了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的共同关注。这次峰会在中国召开，增加了南非，由原来的四国扩大至五国，今后的队伍还将不断扩大，这是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不断发展壮大的标志。由于“金砖”国家队伍的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加深，提高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运行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这个影响力是深远而巨大的。

第三次峰会提出了共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新理念和新思路，新兴国家加大联谊、加大合作国际贸易论文，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包容性增长就是资源共享，利益互补，任何一方的经济增长不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包容性增长”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象征和形象，也是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恪守的价值观。通过“包容性增长”，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包容、人与人之间的包容、人与自然之间的包容。经济增长不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不以破坏环境、超耗资源为代价，真正地转变发展方式，深层次调整结构，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们新的执政理念扩展到全球，实现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让这个新理念得到全世界的认可，这是世界经济运行中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新动向和新走势。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期间，我国逐渐成为一个贸易大国而非强国，根据相关资料显示，仅2013年我国进出口商品的贸易总额高达25．83万亿元人民币，使得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名至实归。

尽管如此，当前我国依然不能摆脱“贸易大国、定价小国”的困扰，在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影响之下，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而把一些高密地的劳动产业转移给我国，导致了我国高价进口原材料和低价输出产品，使得国际贸易中的利润转移，由此可见，这种国际贸易中的大国垄断现象恶化了我国贸易条件，不利于我国向贸易强国的迈进。

同样的，从2013年国际贸易规模和份额来看，虽然我国已经稳居世界第一的位置，但这种贸易大国地位不但没有为我国的国际贸易带来利润分配增长点，更甚者加重了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所以，大国垄断的结果为表面上显示的是中国的顺差，实则是国外在享受着丰厚的贸易利润。以资源的进出口为例，我国的稀土出口量占据了市场份额的百分八十以上，具备了大国垄断的明显特征，但在实际贸易过程中，稀土价格随着出口量的增加急剧下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石油等产品是我国大量进口的贸易商品之一，价格却非降反升。

造成我国经济贸易中的大国垄断问题的原因很多，从外部国际环境来看，我国的国际贸易还受制于旧的经济秩序，缺乏有效竞争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当中依然具有优势地位;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企业缺乏一定的规则意识、沟通协调和国际贸易运作经验，比如行业混乱、交易缺乏诚信、企业之间互相拆台，这些都成为国际市场逐渐萎缩的重要原因。

二、在国际贸易中提高应对大国垄断现象的思考

我国的对外贸易正植根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当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国际贸易已经让中国迈向更大的国际舞台。因此，面对着我国贸易中的“大国”事实，更多的是要进行一种冷静理性的思考，从而为实现贸易强国开辟新的贸易通道，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对大国垄断现象进行清晰准确地认识，这对于充分利用我国“大国”的身份开展国际贸易有着积极影响。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在国际贸易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我国作为国际贸易市场上的新兴力量，对于已经形成的国际贸易体系，还不具备对抗卖方大国垄断的能力，甚至还要受制于垄断势力的经济压迫，并且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重要战略商品，还会引发一些政治问题。

其次，要完善我国的贸易体制机制。虽然我国一直致力于国际贸易法律政策的制定与研究，为进行国际贸易营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但依然要重视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存在的各种不正当竞争问题，通过完善我国国际贸易的机制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从而克服国际贸易中审批难、税收重、成本高的缺陷。只有构建一套既符合中国特色，又适应国际经济发展的贸易投资体系，才可以为我国的“大国垄断”获得更多的利益分配。

最后，要依靠创新来增加我国进行外贸竞争的砝码。一方面，要运用现代技术，增加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商品的科技含量，使得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赢得国际市场的认可，这样在反垄断、反倾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对外加工模式方面要加以创新，取消一些对有悖于环保理念的外贸项目的扶持优惠政策，促进对外加工业务的转型升级，保证我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拥有自主品牌研发能力和活力。

三、结束语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200*年8月26日到9月4日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如何使环境保护与发展并行不悖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因为老牌发达国家早年依靠对外掠夺和殖民性移民已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对它们来说，今天面临的只是一个发展方式的转型问题；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一个生存问题，其次便是在一个有限的生存空间如何克服人炸、资源耗竭、环境恶化这三大难题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也是鉴于发达国家至今仍是环境污染的最大源头，发达国家理应对全球环境改善和缓解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承担更大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增强全球管理意识，转变发展战略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方面的举动对“全球管理”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现实，也许会严重制约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在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上的协调行动，理论上的反思和转型是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准确把握各国在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重要前提。

一

这里有必要先澄清生存与发展、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这样几个概念问题。生存是人类一种最基本的需求，只有在这样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之后才谈得上发展。亦即“当基本需要有了改善，经济进步使得国家以及这个国家中的个人有了较强的自尊意识，物质进步扩大了个人的选择范围，这时才是有了发展。”（注：A·P·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页。瑟尔瓦尔在作这一阐释时借用了古莱特(Goulet)的发展概念，但是在古莱特那里，生存(life-sustenance)与自尊(self-esteem)、自由(freedom)一起构成了发展(development)的三种基本要素或核心价值，也就是说生存不是与发展并列的概念，而是一个从属于发展的子概念。参见D.Goulet,TheCruelChoice:ANewConceptontheTheoryofDevelopment,NewYork:

Athenaeum,1971.）同样道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也是同生存与发展类似的两个概念，如果以某一时点为基点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导致人均福利水平的提高，那么就可以说是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比如一块10公斤重的蛋糕10个人分1个人可得1公斤，后来蛋糕做大到了20公斤重但却是20个人来分，1个人还是只能分得1公斤，虽然总量扩大了1倍但人均占有量并没有增长。这个例子还启发我们，谈论发展不能不考虑人口规模。而且人口的作用是长期的，它还会通过其结构和质量的变动对经济发展构成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些影响现代经济学特别是人口经济学已经作了全面的研究。

在马尔萨斯之前，主流的观点一直将发展与人口的增长相联系，以为人口数量的增长意味着劳动力丰富，生产的物质财富和上交国家的税收增多，从而国富兵强。工业革命发生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推广和物质资本地位的上升，人口作为劳动力的作用相对下降，而作为消费者的作用开始凸现出来。于是物质资料的增长能否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消费需求就成了理论界关注的重点。应运而生的马尔萨斯主义对此给出了悲观的看法，并把饥饿、失业等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归因于人口的增长。这一观点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被其继承者作了重新论证，仍然错误地用于说明战争的根源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现象。不过由福格特(WilliamVogt)、汤普森(W.S.Thompson)、赫茨勒(J.H.Hertzler)和埃利奇(P.R.Ehrlich)等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提出的“人口压力”(populationpressure)说和“人炸”(populationexplosion)说也为科学的“适度人口”(optimumpopulation)论补充了新的营养，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视野延伸到了人口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影响（注：威廉·福格特：《生存之路》，商务印书馆，1981年；W.S.汤普森：《人口问题》，1953年英文版；J.O.赫茨勒：《世界人口的危机》，1956年英文版；保罗·R.埃利奇：《人口、资源、环境》，1970年英文版。参见彭松建编著《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此后当人们认识到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资源和环境问题时，争论的焦点由人口增长转向了经济增长本身。20世纪70年代初曾经兴起了一场关于要不要经济增长的大辩论，以同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的福雷斯特(JayW.Forrester)和梅多斯(D.H.Meadows)及其他罗马俱乐部成员为代表的一方提出了增长极限论，认为如果维持现有的人口增长率和资源耗费率不变的话，由于粮食短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加重，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将可能发生非常突然和无法控制的崩溃。他们提出的药方是通过实现人口和工业投资的零增长来达到“全球性的均衡”（注：福雷斯特：《世界动态学》，1973年英文版；D.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商务印书馆，1984年。参见彭松建编著《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以美国伊利诺里大学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教授西蒙(J.L.Simon)和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康恩(H.Kahn)及该所其他研究人员为代表的一方对增长极限论提出针锋相对的反驳，认为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可供人类使用的能源和资源会越来越多，食物的增长也总是超过人口的增长，经济增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无限的空间（注：H.康恩等：《下一个200年》，1977年英文版；J.L.西蒙：《人口增长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参见彭松建编著《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场争论的最大收获便是激起了人们对传统增长方式的反思和对新的增长方式的探索，从而突破了以往将增长与资源环境对立起来的认识。

早在1972年联合国就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组织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强调人既是环境的产物，又是环境的塑造者，人类在计划行动时必须审视造成的环境影响，提出“合乎环境要求的发展”、“无破坏的发展”、“连续的和可持续的发展”等概念。80年代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逐步流行开来，198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这一概念的含义明确表述为“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同时不要超过支持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注：C.S.SmithandG.T.McDonald,1998,Assessingthesustainabilityattheplanningstage.

JournalofEnvironmentalManagement,52:15）将资源承载力和生态系统负荷能力纳入到发展的概念中来，意味着发展从一个代内的问题扩展到了代际的问题。1987年由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H.Brundland)主持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从发展的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三原则”出发，对可持续发展作出带有定义性的解释：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这一解释得到广泛认同，对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终于，到1992年有183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通过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高投入、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使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与会者宣言的形式确定下来。两年后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人口与发展的行动纲领》强调了人口因素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的观点，对《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作了重要的补正。

综上所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在人们对人口与经济、资源和环境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回到了人本身，因为发展的主体是人，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宣传《我们共同的未来》主旨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如今发展面临政策、市场和来自自然科学的三大危机，故而必须重新定义发展的内涵，亦即要通过社会资本的有效组织，扩展人类的选择机会和能力，以期尽可能平等地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同时不损害后代人的需要（注：J.Dales,1998,NewDirections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UNDP。）。学者们强调的维持或提高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完整性（注：M.MunasinghaandW.Shearer,1996,Anintroductiontothedefiningandmeasuring

sustainability.TheBiogeochemicalFoundations,NewYork,19-56.），其目的也正是为了在能够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会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注：戴维·皮尔斯：《世界无末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并且，在经济体系和生命系统的动态作用下，人类生命可以无限延续，人类个体可以充分发展，人类文化得以传承繁荣（注：M.MunasinghaandJ.Mcmeely,1998,KeyConceptsandtechnologyof

sustainabledevelopment.）。概括起来说就是：就可持续的发展观而言，一部分人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以另一部分人的无法生存和发展为代价，这一代人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以后代人的无法生存和发展为代价，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以非人类的无法生存和发展为代价，因此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性和可持续性一同构成了新的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二

自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以来，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及其已经明确了的相关原则已成为各国相约遵守的行动纲领和发展战略。新近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地球峰会汇总和充实各国自主实施的计划内容，将进一步增进各国和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但是真正贯彻实施这一战略目前还面临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一个障碍是理论落后于实践，缺乏成熟的理论作指导。首先，虽然经济学家们循着庇古(A.C.Pigou)的思路对众多的外部性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注：在西奇威克和马歇尔的开创性研究之后，庇古提出了静态技术外部性的基本理论；科斯解释了最初权利怎样以各种途径分配；阿罗解释怎样通过创造附加市场使外部性内在化；斯塔雷特曾指出经济非凸性的有关问题；麦肯齐提出了关于存在一个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均衡的第一个理论；沙普利和舒贝克研究了具有外部性的核心。参见：Sidgwick,H.,1887,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2[nd]end,London:Macmillan;Marshall,A.,1890,PrinciplesofWelfare.London:Macmillan;

Coase,R.H.,1960,Theproblemofsocialcost.JournalofLawandEconomics3.1-44;Arrow,K.,1969,Theorganizationofeconomicactivity:issuespertinenttothechoice

ofmarketversusnon-marketallocation.InJointEconomicCommittee,TheAnalysisandEvaluationofpublic

;Expenditures;thePPBSystem.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47-64;Starrett,D.,1972,Fundamentalnon-convexitiesinthetheoryofextemalities.JournalofEconomicTheory4,180-99;Shapley.L.andShubik,M.,1969,OnthecoreofaneconomicsystemWith

externalities,AmericanEconomicReview59,687-9.），并正确地将这些问题的存在归因于市场机制的缺陷，然而迄今为止的各种解说和内在化思路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其次，像人口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这些新兴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虽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可持续发展的部分原理，但尚未整合成一个利他主义或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理论体系来取代主流的利己主义经济学，因而指导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再次，沿用至今的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并不反映环境成本和资源耗减，而联合国倡导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尚未建立起来，这就使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缺乏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另一个障碍是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全球范围内的协调行动比较困难。经济发展的外部性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微观的经济主体之间，而且存在于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之间；不仅体现为当代人的环境污染，也体现为后代人将会面对的生态灾难。所以可持续发展本质上要求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但经济活动的分散性和经济主体利益的独立性使得彼此间的合作机制难以确立，“搭便车”的行为难以避免。如何摆脱“囚徒困境”，需要一种利他与利己相结合的制度创新。目前在克服南北对立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尝试。由于先进工业国是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排放者，过去100年中占世界人口20%的工业国制造了全球60%促使气候变暖的碳氧化合物，1990-1999年仅美国排放的碳氧化合物就占了全球总量的30%（注：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发展中国家和保护气候：领导还是僵局？》，2001年，华盛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理应在大气环境治理方面承担起主要责任，因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其后制定的《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程序作了不同的规定。2001年7月的波恩会议上，尽管遭到了美国的抵制，与会各方还是达成妥协就落实《京都议定书》的具体措施形成了一项政治协议，从而使各国携手解决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深刻理解外部性问题是理论界思考这方面制度创新的突破口。研究表明，对付外部性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而是要让政府更多地承担起责任。还是以控制能源消费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为例。首先，政府应当改弦更张，取消对矿物燃料庞大而又隐蔽的补贴，那些先进的工业国应当率先将“碳税”引入本国的能源消费领域，并严格禁止将污染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短期内可考虑通过碳交易的方式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技术援助；其次，政府必须发出明确的信号，加大对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吸引民间投资，推动相关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政府要引入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制定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说服企业和民众“不能仅仅因为房子还未被烧毁，就说买保险纯属浪费”。要想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变成各国企业和民众的自觉行动，就得使全球管理意识通过宣传和引导深入人心。

三

中国政府为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早在1994年中国政府就率先推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议程》共20章，可归纳为总体可持续发展、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5个组成部分，70多个行动方案领域。同年7月，来自20多个国家、13个联合国机构、20多个外国有影响企业的170多位代表在北京聚会，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用实际行动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此后，中国又将《中国21世纪议程》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内容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在2001年通过的“十五”计划中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放在了更为突出的位置，这说明中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尚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今后在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面临的困难更为艰巨，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具有更加突出的意义。

讨论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现有的资源条件究竟能够维持多少人口的生存？一个是现有的资源条件究竟能够保障多少人口的发展？就第一个问题而言，重点需要说明的是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的平衡问题。研究表明：地球上的潜在可耕地已经非常有限，现有的耕地生态环境趋于恶化，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日渐突出，因而未来粮食生产的增速将会有所放慢，但是总体上看食物供应的增长仍会超过人口的增长；只要人口增长和耕地减少处于可控制的状态，只要确立起公平合理的农产品贸易机制，只要发展中国家保持政治稳定并且为农业生产提供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那么由人口增长与谷物增长在地区上的不对称引致的局部人口的营养不良现象也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的食物保障问题备受人们的关注。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目前我国是在用世界7%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养活世界21%的人口，而从目前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形势和未来可能的粮食进口量来判断，对我国的食物保障前景依然可以得出比较乐观的结论。不过粮食毕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和战略物资，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确保食物安全，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同时还要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自己的农业。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尽管经济适度人口仍然是一个难以准确计量的抽象概念，但适度的人口规模一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只是这种境界只能是社会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从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践来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同样能够有效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缓解人口增长给资源和环境带来的压力，并使现有的人口能够分享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增长果实。但是，一方面，人口增长有很强的惯性，另一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城市与乡村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并不平衡，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适度人口规模的理想境界还需要付出很长一段时期的努力。

传统观念认为“人多力量大”，以为人口多，劳动力数量就多，从而生产总量就会相应扩大。殊不知，只有与资本相匹配的劳动力资源才能形成实际的生产力，而资本不足恰恰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对未来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形势进行的预测表明，中国就业岗位不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将长期存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显性的、隐性的失业人口数量巨大，而且由于经济体制的快速转型和人口总量的惯性增长，这一现象在若干年内会变得愈发严重起来。应对这种形势，政府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网，以使这些失业人口不致对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二要确保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满足新增的就业需求。从趋势上看，未来可行的扩大和深化就业的途径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1)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疏导非正规就业部门，拓展服务业就业领域；(2)调整产业结构，推动民间投资，大力扶持和发展中小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3)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和利用生物技术，尽可能地消化农村隐性失业人口；(4)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5)开放劳动力市场，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6)加强学校教育和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建立职业介绍信息网络，强化公共就业服务。以上途径多管齐下，可望将失业率控制在尽量低的水平。不过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失业率并不是越低越好，特别是忌讳通过减少就业市场的刚性来解决就业问题，因为由此实现的比较高的就业率可能会牺牲工作质量。有许多理由要求逐步改善职工的劳动标准，至少应通过大幅度提高失业人员和城镇贫困人口的补助金标准，来确保现有的已经显得过低的劳动者福利水平不致因越来越激烈的就业竞争而降低。

人口作为一种抽象，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不过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具有劳动能力、劳动愿望、就业岗位并符合法定的劳动条件；但人口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们的消费能力也是与生俱来的，任何社会形态下都必须生产满足可供全体居民需要的消费资料，都必须使消费资料生产同生产资料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研究表明，人口众多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消费潜力，单是这一点就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是发生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时中国能够一枝独秀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目前还受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居民收入水平的严重制约，过低的消费率使得在国内市场商品已经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难以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是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其次是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超出了国际警戒线；第三是居民收支预期发生了变化，影响了收入在消费和储蓄间的分配；第四是消费品价格持续下跌和加入世贸组织后预期的供给面的变化，助长了居民持币观望的倾向；第五是消费环境欠佳，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欲望或者限制了居民的消费；第六是人口基数不断扩大，制约着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和投资是一对矛盾，投资率过高会缩小消费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不利于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且在消费品市场已经明显供大于求的条件下，盲目的投资扩张无疑会造成更多的产品过剩，进一步激化市场的供求矛盾，甚至导致企业出现大面积的亏损、经济陷入萧条局面。然而投资增长率过低又势必影响景气的回升、居民的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可能导致消费和投资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有鉴于此，政府应当提高投资效率，拉动民间投资，引导投资流向有需求前景的地方。在消费方面，要因应居民消费呈台阶式增长的客观规律，摒除消费限制，改善消费环境，引导消费预期，推动消费升级。要在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在分配上进行调节，缩小收入差距。我国三分之二左右的居民生活在农村，但受收入水平的制约，这部分居民的消费能力在社会总消费中占的比重尚不足四成，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农村市场，对扩大有效需求意义重大。为此，一是要适应市场需求，加快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二是要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引导农民从非农产业获取收入；三是要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四是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通过适当的政策给予农业必要的扶持和保护。总之，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长期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是我们应对全球化时代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的最有效措施，而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扩大国内需求的重点在于以消费带动投资的增长。当然，至此为止我们讨论的消费还仅限于生活消费本身，这对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还应涉及与此相关的副产品、负效应，并且将话题由生活消费延伸到生产消费领域，因为生产领域在贡献了消费品的同时也消费了大量的能源、消耗着资源并带来了环境污染。着眼于人类的长远发展，从现在起就必须选择那些既有益于人类健康、又不影响资源永续利用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在一个社会中，消费者的数量总会超过生产者的数量，人口学将尚未进入或已经退出生产领域的那部分人口称作从属年龄人口。很显然，这部分人口的比重越大，社会负担水平越高，越是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由于人口增长率降低、死亡率下降、人口预期寿命延长，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总的趋势是少儿人口比重降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以致社会抚养比的变动也主要体现为老年人口负担系数不断提高。中国在20世纪末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一是速度快，从成年型结构到老年型结构的转变，西方发达国家大约用了50-100年的时间，而中国完成这一转变仅用了20年的时间；二是呈加速推进之势，2010年后老年人口增加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三是达到的水平高，1995-2050年人口年龄中位数中国比世界平均水平从高出2岁会扩大到高出近6岁；四是绝对量大，未来半个世纪中国将一直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五是城市快于乡村，东部快于西部。总之，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高收入国家遇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其所拥有的资金只及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如何配置好资源创造性地建立起适合自身国情的养老保障体系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何况就连西方发达国家也都在为如何避免退休金制度陷于崩溃而大伤脑筋，为了摆脱财政困难，也是为了改善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以欧洲为主的发达国家、包括拉美国家，上个世纪80年代就掀起了一场全球性的养老金改革风潮，这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目前中国正在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障模式，但是新体制的顺利推开还有待于政府切实解决转轨资金缺口问题，从而使个人账户名副其实。同时还需要开源节流相结合，真正做到低水平、广覆盖、可持续。“开源”就是要寻求新的筹资渠道不断充实社保基金，还需要以企业和私人养老金计划、家庭养老和老年人自养等多种养老方式作补充；“节流”就是要因应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适当提高职工退休年龄。

如果说中国的人口类型转变是用30多年走完了发达国家逾百年的历史的话，中国人口就业结构的转换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并表现为人口城乡结构较之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落后了十几年至几十年之久。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按GDP水平衡量，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人均GDP水平较低时与国际标准模式基本处在同一水平，此后与国际标准模式的走势出现了一定的差距，但差距并不大；若按工业化水平衡量，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同国际标准模式在工业化初期也是比较接近的，但是此后随着工业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化的走势与国际标准模式出现了较大的背离，即与工业化水平相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同国际标准模式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迅速推进工业化的，工业比重的提高与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相分离；其次是因为中国全力推动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第三产业不发达，而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上升并未带来该领域就业比重的同步提高；第三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限制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口城乡结构之间，就业结构是个中介环节。就业结构随着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人口城乡分布就比较合理；就业结构不能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变动，人口的城乡分布就会陷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在中国，城市化滞后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导致就业结构发生扭曲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它也会通过以下途径作用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使这个发展中的社会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化异常困难，并直接影响到该经济的可持续能力：一方面，第一产业会因冗员过多而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进而农民受比较利益低下的制约收入增长困难，农村市场贡献的能力也会因此而降低，而且农村社区的生态环境还会在日益增大的人口压力的作用下不断恶化；另一方面，第三产业因缺乏载体而长期得不到发展，直接影响全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城市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正常情况下，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推进的必然结果。但以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以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主导，因而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国际经验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有力印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一方面是由于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预计这一趋势会一直保持到本世纪中叶。目前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是我国的城市化究竟是应该走以大城市为主导的路子，还是走以中小城市为主导的路子。力主以大城市为主导的观点强调城市的规模效益、集聚效应和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相反的主张则强调城市化的成本和所谓“大城市病”。事实上城市规模的扩张很少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各种规模的城市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从中国人多地少、城市化水平低、转移农村剩余人口的任务特别重的现实出发，有必要在积极发展大中城市的同时，合理规划小城镇，力争形成一个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完善的集约化的全国城镇体系。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扩大消费内需持续稳定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而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府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中国抓住了历史发展的机遇,利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出口加工业,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13亿人口告别了短缺经济,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经济实力大幅提升。

在中国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出口生产严重依赖外部消费能力。经济脆弱性增强,风险不断加大。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全球市场急剧萎缩,出口形势急剧恶化,2008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下滑。中国政府随后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以保持经济8%增长率,在政府投资的拉动下,2009年,中国经济开始回升,出口也略有好转,但在美国巨额贸易赤字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下,出口已难以恢复到次贷危机前的水平。在保增长保就业的前提下,政府开始着手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结合起来,中国经济又一次艰难的转型开始了。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解决了温饱问题,第二个十年解决了产能问题,第三个十年解决了收入水平过低问题,那么第四个十年重点解决的应当是民生和社会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如何尽快启动国内的消费内需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能否继续持续增长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我们究竟能否改变目前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呢?我们先看一下如下一组统计数据:

2009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2.13万亿美元,2009年我国GDP为33.5万亿元,人均GDP突破了3000美元。截止2008年11月,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达到61.1万亿元,是1978年的323倍。银行业的不良资产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抗风险能力大大加强,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从2003年8家增加至193家,占整个银行总资产的99.5%。金融业整体比较健康,银行业资本充足率达历史高点。此外,政府资产负债表也比较健康。截至2008年末,中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仅为22%。同期,美国为71%。我国居民的储蓄存款超过20万亿元,而他们的贷款很低,一共3.7万亿元。中国居民的负债率水平相当低,消费潜力很大。

综合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无论国家还是个人,生产和收入水平整体上已大为提高,尽管我们目前面临诸如投资增长过快,消费增长相对落后,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等诸多结构性问题,但我们的经济基础还是很牢固的,只要政府应对得当,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在了解过去,认识现在,面向未来理清思路的基础上,政府要注意优化财政投资的路径与作用机制,给社会投资留出适当的空间,避免产生财政投资排斥社会投资的“挤出效应”。政策与制度选择上要集中解决当前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瓶颈问题,改善民生、扩大内需,为今后较长时期的经济发展铺平道路。最终化解消费长期滞后投资的问题,使巨大的消费潜力真正转化为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性动力。

构建促进消费增长的新格局要从制度安排、政策选择、具体措施三方面着手。形成短期、中期、长期相衔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由简到难,从微观到宏观的方法和路径。具体如下所述:

一、正确的制度安排是启动消费内需的基础

我们知道,收入分配不公平是制约家庭消费,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调查显示,我国一些地区,20%的居民手中持有80%的银行存款,政府应当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的调整力度,综合运用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平衡收入分配,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是启动消费内需的关键。

中低收入消费者对未来预期不明确也是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政府应当在涉及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加大资金投入,在保基本、广覆盖、可持续的原则下加快健全并完善医疗卫生、养老、失业救济、义务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消费信心,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加强财政投资资金监管,防止重复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果。财政投入应重点投向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设施项目,如铁路、公路、机场、电力、能源、生态保护以及保障性安居、农村经济发展辅建设等方面,为扩大消费内需创造有利条件。

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改善区域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私人直接投资,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使用的效果。带动当地经济持续发展。

二、政策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引导和辅助作用是扩大消费内需的保障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来达到扩大消费内需目的,需要协调好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服务产业和进行城镇化建设三者之间关系。三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保证三者之间步调一致,才能更好地带动经济持久的繁荣。

1.优化产业结构

在我国经济结构中,消费占GDP的比重大约为50%,城乡消费严重失衡。占人口比重70%的农村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不到30%,城乡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差距达3倍以上。2009年我国GDP为33.5万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3.5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5.6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4.2亿元。产业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尤为突出。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一环。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互补性强,跨地区的投资、并购和产业转移有利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使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例结构更加科学,从而使经济运行质量上到一个更高水平。为此,应当继续加强第一产业基础建设和提高补贴水平,提高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和农产品竞争力,提高农民种地收入;扩大第三产业比重,降低第三产业税费,有效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就业水平,促进产品升级换代,从而提高第二产业竞争力;继续加强节能环保建设,淘汰落后产能。新技术创造新需求,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老旧产品升级换代提出迫切要求,淘汰更新老旧产品不仅有助于扩大消费需求,而且有利于减轻其对资源和环境产生巨的大压力。同时刺激进一步的技术创新。此外,我们应加快对中小企业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大力发展中小银行,给予中小企业产业升级良好的资金支持。

2.提高服务性消费比重

居民消费结构中服务性消费比重是反映生活质量和消费预期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大约为40%,仍处于偏低水平。鉴于城市居民对吃、穿、用等商品性需求趋于饱和,相比之下,服务性消费是我国居民未来消费支出的重点。目前,人们的消费结构已逐渐从物质消费向文化、休闲等非物质消费为主转变,人们渐渐开始关注服务质量。服务消费将越来越追求享受、方便和舒适。具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

提高居民服务性消费比重可以有效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服务业就业弹性大,能够吸纳各种不同素质的劳动者就业。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越来越依赖便捷而快速的服务性消费产品,这将增加居民对服务产品的需求,从而带动服务产业快速发展,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很大作用。

因此,应当加强服务性行业规范,改善公共服务供给,引入市场竞争。加快服务产业的升级和改造,积极拓宽新的服务领域,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和消费热点,创造诚信的服务消费环境。大力发展教育、信息、休闲、旅游、文化娱乐、医药保健、社区服务等居民需求潜力大的产业,实现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

3.稳步推进城镇化步伐

稳步推进城镇化进程,以扩大消费内需。测算表明,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会有1000多万人进入城镇居住和生活,拉动最终消费增长约1.6个百分点。而截止到2008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45.7%,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城镇化为服务产业输送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扩大了服务产业的供给。因而,加快城镇化发展是未来扩大内需、提升消费的重大战略。但是,城镇化是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且不简单等同于发展房地产业。这一点应特别加以注意。

三、扩大消费的措施是消费内需可持续性的关键

2007年我国总消费率约为48%,而国际平均水平在70%左右,居民消费占比仅为37.1%。和世界大多数经济体相比,中国消费增长迅速,但整体消费支出规模仍然较小。相对国民消费的增长,投资的增长速度更快,国民消费增长的步伐落后于投资及出口。使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呈现走低的趋势。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持续上升到2008年的74.4%。而农村消费支出比重持续下降到2008年的25.6%。据统计,农村人口每增加1元的消费支出,将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2.3元,而城市居民每消费1元,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只有1.1元。因此,产业调整过程中,应重点解决好城乡均衡发展问题,特别是东部与西部的地区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应加大政府投资来带动民间资金与社会资本投入乡村与西部建设。

通过改革税制,加大对城乡弱势群体扶持力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增加城市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通过增加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与收入增长渠道来缩小收入差距。加大建设农村的基础教育、乡村道路和供水供电等农民急需的基础设施。加强农村环境治理、农村公共卫生医疗。继续推进农村税费和金融体系改革。改革农村税费,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促进农民减负增收。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端环节,对经济增长起到极为重要的拉动作用。消费促进生产,新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模式对生产调整和产品升级起着指向作用。消费的升级和转型能带动一个新兴产业的成长。另一方面,消费也受到产业发展状况的制约。因此,应充分发挥金融对于结构调整的支持作用。加强金融和生产行业互动。特别是保持资本市场对创新方向把握的敏感性与支持,不断创造内生性与可持续性的消费需求。同时,加大政府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扶植和保护力度。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指导和协调,及时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努力解决企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促进企业调整生产结构,及时淘汰落后产能,保持企业的运行效率。

实现扩大消费的途径就是要促进有效需求的提高。寻找各个阶层消费的增长点。针对不同消费群体,应合理制定相应政策,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大力发展服务业,简化审批程序,不同性质的服务业采取不同的工商和税收管理政策。满足不同收入群体的不同住宅需求,落实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对商品房要在税收、土地出让金、贷款等方面给予优惠,以鼓励人们改善居住条件,进而拉动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在处理好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发展汽车消费。要在税费、停车场地等方面给予购车者大力支持以增加人们购车的欲望。发展旅游消费,强化旅游服务,加强中介监管,刺激广大民众的旅游与休闲消费。要关注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差异以及他们的消费观念与消费倾向的变化对消费市场走向的影响。年青人在电子产品,3G服务,互联网,信息通讯,电子商务和网络购物方面得消费需求旺盛,其成长空间和潜力巨大。信用消费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信用卡透支额仅为美国的1/60,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以充分利用小额消费信贷,信用卡等金融工具鼓励和刺激消费,促进消费升级换代。

综上所述,我国正处在消费的上升期,扩大内需的措施应具有非一过性的稳定持续性。如果措施得当,消费的发展潜力至少可以保证未来二十年经济增长的需要。

四、消费、投资、进出口的均衡发展是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根本

“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是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任务。因此,我们应坚持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协调发展,加速服务产业发展,提升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稳步推进城镇化步伐。在保持投资,消费,进出口均衡发展的前提下加大促进国内居民消费的力度。应当加大对出口行业的扶持力度,大力发展国际区域经济,逐步实现区域内人民币贸易结算,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同时,在实现共赢的基础上,一方面加大战略性资源储备投入,另一方面加大国内严重依赖进口的稀缺资源和能源的产业内收购或参股力度。在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均衡发展的同时,最终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参考文献: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民国；经济思想史；人物经济思想研究；期刊论文；专题研究；理论框架；学科体系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89-06

一、引言

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大波动、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因而经济问题和矛盾相当突出与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思想也相当活跃与丰富。但在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表了少量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成果；真正开始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此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呈现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热潮。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从通史型研究开始的，然后在专题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通史型学术成果中，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打开了当代学者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大门；此后，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也阐述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专题型学术成果相对略多一些，如郑学益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钟祥财的《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叶世昌和施正康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等。此外，一些研究人物或群体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也涉及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内容，比如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和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专门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严清华和邹进文的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专题型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1]，此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如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邹进文的《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宋丽智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和张霞的《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等。

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回顾其研究状况的综述型论文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些成果包含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内容。比如郑剑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2]、刘甲朋和魏悦的《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3]、程霖的《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4]、付志宇和缪德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5]、张亚光的《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6]、朱鸿翔和孙的《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7]、苏全有的《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

近些年来，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因此有必要专门对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而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重要的展示平台，其刊载的论文能够充分展现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状况。鉴于此，本文以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展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以目前已有的成果为基础，也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二、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

本文选取的考察对象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由于中国知网并没有对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进行单独的分类，因此本文选取期刊论文的方法是首先在中国知网页面精确搜索全文中既包含“民国”也包含“经济思想”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期刊论文，的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1年①，满足上述条件的论文总共有2 530篇；然后根据这2 530篇论文的内容，筛选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总共589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学者发表过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比如赵靖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但是论文数量极少，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大规模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延续，集中探讨“五四”之前的经济思想，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没有出现广泛的扩展。因此，本文未将1979年以前发表的期刊论文纳入考察范围不会对整体性统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文章所含词汇搜索论文的方法难以搜集到本领域所有的论文，在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肯定存在一定不足。但是，对“民国”和“经济思想”两个词汇的搜索应该能够囊括大部分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了尽可能消除589篇论文的样本误差，本文只将经过考察得到的显著统计结果作为期刊论文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阐述。

（一）人物经济思想是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论文中，427篇论文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1979―2011年，每年发表的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当年所有发表期刊论文的比例，除了2004年和2008年为40%～50%，其余每年均超过50%，详见图1。因此，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427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中，179篇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占据41.9%的比例。赵靖的《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先驱――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可清的《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王功安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赵靖、陈为民和郑学益的《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珍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曹旭华的《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吴景平的《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严清华和李蓉丽的《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钱津的《论孙中山建国大纲的经济思想》，《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辨析》，周建波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评议》，孙智君和严清华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钟祥财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层面》，赵泉民的《孙中山的合作经济思想论》，孙智君和朱凯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研究》，张亚光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实业计划〉释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是中国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之一[9]，以此为基石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并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深远的研究价值。

（二）专题研究期刊论文的增多

经济思想史通史型著作基本以人物或者学派的思想为线索进行编撰，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期，为了配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专题研究“将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全貌割裂开来，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专题研究也“能给读者对每一专题有一个系统的理解”[10]。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更加系统地把握同一个专题内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中，专题研究的论文总计143篇。由于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当年所有中的数量占比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大幅波动，这会对趋势判断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通过计算累计占比使统计结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滑，以此清晰地显示趋势的变动。累计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累计篇数。1979―2011年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结果详见图2。图2清晰地显示，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增多。

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经济专题。刘方健的《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在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期刊和经济研究机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最多的七个领域进行了简要论述。在研究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论文中，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朱华雄和李俊的《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都是研究用力深厚的作品。张秋雷的《中国农村土地经济思想研究概要（1924～1949）》、邹进文和王芸的《国民政府时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研究》、程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彭立峰的《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思想述评》、程霖和毕艳峰的《近代中国传统农业转型问题的探索――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视角》，都对民国时期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统制经济”思潮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过广泛争论，因此当代学者对此的研究也相当丰富。黄岭峻的《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及其与杨宁一起撰写的《“统制经济”思潮述论》、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钟祥财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是其中的代表作。民国时期的“立国之争”也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专题之一，钟祥财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和《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都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其他的专题领域也出产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比如赵晓雷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王同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赵泉民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和《民国时期的工业区位思想》、黄岭峻的《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宋丽智的《国民政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阎书钦的《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徐敦楷的《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邹进文和李彩云的《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

（三）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研究较多

由于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样的结构分析相当必要。民国经济思想的主体绝大部分来自于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于是本文将期刊论文研究的具体人物按照上述三个群体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但是当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将会对其当前的思想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群体分类模糊的人物，本文以其在民国时期主要从事的工作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比如张謇，他既有知识分子的背景，也有过显耀的仕途经历，但是在民国时期，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大生纱厂，因此本文将其划归到商界人士之中。

在本文考察的427篇研究人物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288篇论文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77篇论文研究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68篇论文研究商界人士经济思想。②每年发表的所有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分别以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及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情况详见图3。③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发表的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论文占比始终不少于另外二者的占比。

由此可见，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政界。除了孙中山，一些研究学者对其他政界人士的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学民和汤可可的《朱执信的财政金融思想》、姚家华的《略论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经济思想述评》和《廖仲恺的中国贫富论》、吴传清的《论宋教仁的经济发展思想》、严清华和杜长征的《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张霞的《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都是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探析的优秀成果。

（四）对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经济思想研究的增多

在分析知识界和商界人士论文占比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趋势变化，本文采取与分析专题研究论文占比同样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或者商界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研究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的结果。图4显示了1979―2011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期刊论文累计占比情况，图中的曲线说明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知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1997年以来，其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始终处于上升之中。虽然图3说明民国时期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以政界人士为主，但是图4展示的趋势表明，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学者增加了对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研究民国时期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叶世昌和苗欣宇的《陈翰笙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孙智君的《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和《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吴传清的《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蔡志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和《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和《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都是非常优秀的成果。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祥财的《穆藕初农业思想略探》和《穆藕初后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的《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吴传清的《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赵泉民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赵波的《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论略》，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上述论文中所探讨的商界人士，普遍在知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业经营。张謇是清末状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穆藕初与董东苏翻译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的原理》，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传入中国贡献很大；薛仙舟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对国外的合作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各自知识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同时知识和实践的互动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另外，近些年来，除了单个人物之外，群体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不少佳作。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颜敏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周建波和颜敏的《“中国农村派”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探微》及阎书钦的《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分别对某个知识界群体的经济思想或者整个知识界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展望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学者仔细探究、深入挖掘的经济思想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风气的逐渐开明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本文所考察的589篇期刊时间的分布来看，200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不少于20篇，而且2004―201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篇数之和接近总篇数的一半。随着近些年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所选取的期刊论文，总结和归纳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进一步深入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并且面对社会大变革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民国经济思想以政策化的经济主张为主。于是，在当代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以政策化经济主张为表现的政治人物经济思想占据较大比重。而且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有过仕途的经历，比如马寅初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大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何廉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行政职务。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依然有着不少政策化经济主张的内容，这些内容受到了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得以创立，当时的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民国经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研究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当代学者开始重视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叶世昌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娟和梁捷的《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王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孙大权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都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此外，杨永华的《20世纪中国经济学回顾》、林毅夫和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也有相当篇幅对民国经济学发展进行了追溯。

（二）考察视野的不断扩展

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考察视野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考察视角的扩展方面，民国经济思想史考察的视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人物著作和人物讲话为主，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去解读民国经济思想，挖掘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王欣瑞的《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民国时期期刊的视角来分析民国的乡村建设思想；吴传清的《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史料钩沉》对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挖掘，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视角丰富了经济思想史料的搜集；张亚光的《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和《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分别以民国时期的金融出版物、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为视角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另外在考察的内容方面，虽然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农业、土地、工业化道路、国际贸易、金融、财政和战时经济为主，但是考察的内容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扩展。杨兵杰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毕艳峰的《20世纪20～4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评析》、周建波和马亦欣的《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学分析》，分别对工资制度思想、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剖析，这些内容在2000年以前很少被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

虽然，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抛开经济史的背景，对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利用现代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特定经济环境的影响。学者不应该仅仅以理性重构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中的绝对真理，还应该充分考虑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人物的立场，以历史重构的方法探究经济思想在当时产生的相对合理性[11]，这就需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经济史的背景。

经典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国富论》问世于工业革命的初期；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发展和辉煌的年代正好是欧洲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如果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界主流学派的时间或许会推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经济问题的产生和经济思考的广度、深度，而且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史不但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而且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互动。鉴于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将经济史研究融入其中。徐建生的《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程霖和韩丽娟的《论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王的《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张忠民的《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影响》、王和熊金武的《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宋丽智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都是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融合的优秀论文。

（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借鉴人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以此有助于为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找到正确的解读，为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对策。世界在发展，但是没有人否认历史存在重演的可能性。当现在和未来呈现出与过去某种相似的客观条件时，过去的经济思想也许可以给当前的经济研究者提供思维上的启发。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就给凯恩斯带来过这样的作用[12]。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期刊论文都在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经济政策提供借鉴，但这些论文的主要着力点是论述思想。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现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而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作用并不突出。如果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更多有益的启发或者合适的建议，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在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由于经济发展主线决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因此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13]。当然，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民国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之间的区别。研究者们只有扎实掌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刻思考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准确把握当前与民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区别，才能够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给予当代中国经济有价值的借鉴。比如马涛的《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及现代启示》阐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货币锚问题，即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以此对我国当前货币无锚滥发的现状提出借鉴；熊金武和王的《“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通过对孙中山先生“涨价归公”思想的探讨，给予了当今中国扭转土地财政困局一定的借鉴。

四、结语

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从本文以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进行展开，不过学者们进行专题研究越来越常见；研究的人物对象虽然以政界人士为最多，但是对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从近些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这将丰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另外，研究视野会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扩展，这将有利于学者们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重视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思想，有助于提升民国经济思想生命力的持久性；最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将增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当代期刊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也不够明显。不仅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同样“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4]。由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但是作为学者，应该在保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特色和继承老一辈学者肯坐“冷板凳”、刻苦钻研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手段，“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15]，以此更加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品质。并且，民国时期作为距离当代最近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思想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素并不少见。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尝试合理、合适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对于期刊论文的搜集工作截止于2012年2月23日。由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时间较发表时间存在滞后，因此本文未能包括所有2011年发表的论文。

②有些论文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因而在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③为了在占比计算中不影响作为分母的论文总篇数，因此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此统计为这两个群体各计0.5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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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农耕经济思想文明；工商经济思想文明；西方经济学；移植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6-0052-06

一、两大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汇

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形态，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农耕文明；二是工商业文明。农耕文明历时数千年之久，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国家正在经历这一转型。工商业文明开始于欧美的工业革命，迄今不过两百多年。农耕文明下，经济受自然条件的约束，增长缓慢，是一种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这种经济形态下市场机制不发达，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也较少，不需要复杂的经济理论指导；工商业文明下。经济是一种具有自我膨胀机制的形态。运行非常复杂，波动剧烈，需要在复杂、高深的经济理论指导下才能很好地驾驭。就两种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乃至精神财富包括经济思想文明成果来看，仅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工商业文明大大超过了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耕文明。伴随着世界文明由农耕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演进，经济学异军突起，逐渐从人文社会科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甚至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

在农耕文明时代，世界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多中心的，如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及黄河流域文明，这些文明都曾经创造过世界农耕文明的辉煌，它们的文明成就各有特点，难分伯仲。受当时技术条件特别是交通条件的限制，农耕文明的各个中心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因而文明形态体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异质性。与农耕文明的发展相伴随，必然有农耕经济思想文明的相应发展，这些经济思想受当地经济社会的影响，也体现出地域性、异质性。但由于除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一直绵延不绝外，其他几种古老农耕文明都在上古时代就灰飞湮灭，除了留下物质文明遗存之外，精神文明包括经济思想文明传世者甚少。从世界范围来看，比中华文明晚出的欧洲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文明是唯一能够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文明媲美的经济思想文明。

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科学，经济学家对重大经济现象的解释越透彻，其理论贡献就越大，经济学中心总是与经济中心如影相随的。与工商业文明的单向度发展相适应，世界经济思想文明演进的地理路线，也是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首先在经济思想方面突破农耕经济思想的藩篱，产生了与农耕经济思想文明异质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诞生了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开创的比较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19世纪中叶，随着德国经济在欧洲的崛起，后起的德国不满足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产生了主张国家干预的历史学派和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学派不仅影响欧洲，而且对美国、日本的经济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继英国之后，成为世界新的经济霸主。世界经济思想中心也渐次由欧洲大陆转移到了美国。

当世界工商业文明浪潮席卷欧美之际，古老的还陶醉在农耕文明的美梦之中。19世纪中叶，西方的坚船利炮粉碎了清王朝的武装力量，打开了作为农耕文明帝国的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西方的现代工商经济思想文明乘势而入，中华大地上从此展开了古老的农耕经济思想文明与现代工商经济思想文明的冲突与交融。这两大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汇改变了中国经济思想文明演进的方向与道路，也改变了世界经济思想的图景，工商经济思想文明开始侵染占当时世界人口百分之三十的古老东方帝国。西方工商经济思想文明与中国古老的农耕经济思想文明的冲突与交融既是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里程碑，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变迁的划时代的巨变。

二、移植性变迁：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演进路径

中国古代创造了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经济成就。与经济文明的发展相适应，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也在17世纪以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经济思想文明在公元5世纪以前与当今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罗马的经济思想文明相比，各有特色，未遑多让。公元5世纪以后，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西方文明逐渐衰落，之后长达一千年左右处于教会统治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相反，东方的中华文明却渐人佳境，到公元7世纪，中国迎来了辉煌的唐宋文明，成为当时世界文明的最高峰。与文明演进的步幅相一致，中国经济思想文明在7—13世纪也发展到顶峰，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思想文明体系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其经济思想成就在长达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内遥遥领先于西方。这一伟大的经济思想文明以其巨大的历史张力波及世界，影响世界经济思想文明的进程。中华经济思想文明不仅在东亚地区直到19世纪一直占据支配地位，成为整个东亚经济思想文明之根。而且它还影响到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发展，如近代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就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的深刻影响，从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成为其思想渊源之一。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也极有可能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①。

由于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思想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只有纵向的传承，没有横向的比较、借鉴与吸收，缺乏与其他国家互动式交流，缺少异质文明的竞争与刺激，在东亚地区只有经济文明的单向输出，致使这一植根于农耕文明和专制中央集权文明体系之中的经济思想文明在本质上处于千年未变的封闭状态。这一状态，在近代中国被迫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使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和传统经济思想的局限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与此同时，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突飞猛进，经济思想文明日新月异。从17世纪开始，中国经济思想文明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并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两大文明落差的形成带来经济思想文明的传播路径发生逆向转移：从由东向西传播转向由西向东扩散，特别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后，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交汇大大加剧了经济学西学东渐的进程。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演进有别于西方现代经济思想的诱致性变迁方式，它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和经济思想中“内生”的，而是从西方舶来的，是一种典型的移植型变迁，是移植西方经济思想文明的结果。

鸦片战争以前，中西经济思想是在中国和西方各自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两种经济思想文明处于隔绝状态，缺乏交流，特别是中国经济思想缺乏对西方的了解。鸦片战争打破了中西文明交流的壁垒，中西经济思想两大文明体系出现交汇与碰撞。由于西方经济思想文明在当时中西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汇中处于强势的地位，而文明的传播总是由强势文明向弱势文明传导。因此，这一文明的交汇必然造成西方经济思想文明向东方中国经济思想文明的浸染，从而改变了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固有运行轨迹，中国开始了以移植西方经济思想文明为路向的经济思想发展历程。中国农耕经济思想开始脱离原有的轨道，蹒跚迈上工商经济思想文明的新途。

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虽然其中也交织着中国先进人士的不懈努力，但作为早期东西方文化沟通桥梁的传教士却充当了重要角色，甚至是主角。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就通过创办中文报纸（如1815年8月5日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创办于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翻译西书（如郭实蜡1839年在新加坡出版的《制国之用大略》和1840年出版的《贸易通志》），向中国介绍近代各种经济现象与经济常识，以期改变清人认知，反映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的现实需求，维持西方国家在华商业利益并改善传教环境。鸦片战争前夕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办报刊、翻译西书零星传播近代经济知识，为后来清人对西方经济政策、西方经济学说的理解与接受奠定了一定的认知基础，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大规模的引入作了铺垫，它是中国经济思想近代化的先声。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包括受众的局限、传播主体（传教士）本身的局限及社会经济土壤的局限，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传播的经济知识仅仅局限于经济现象与经济常识的层面，还没有深入到系统的经济政策，特别是经济学的层面。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汉译西方经济学著作，有的还担任中国新式学堂的经济学方面的教习。中国最早在学校开设“理财学”（经济学）课程的是京师同文馆，于1873年前后开设此课，担任该课程教习的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年），1880年该课程的讲义——英国人福西特（H.FawceU）186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指南》（Manual of Political Econmy）由同文馆毕业生、后任同文馆教习的汪凤藻译、丁韪良校，于1880年以《富国策》书名出版；1886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Edkins，1823-1905年）翻译的边际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7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由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1889年，英国人布莱德著、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年）口译的银行学著作《保富述要》出版，傅兰雅还于1873年4月创办季刊《西国近事汇编》，报道了大量财政、金融及贸易方面的信息；1895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Richard，1845-1919年）口译、蔡尔康笔录的《泰西新史揽要》中也有大量关于古典经济学思想的介绍，在国内影响较大，李提摩太还在1893年撰成经济学著作《生利分利之别》连载于《万国公报》。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随着中国留学运动的兴起和新式教育的发展，近代留学生群体开始取代传教士，他们对中国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发展起了极其关键的中介和先锋作用，占据了中国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核心地位。自此以后，在传播西方经济学的舞台上，传教士越来越变为配角。当时数以万计的青年学子负笈海外，其中不少人选择经济学作为留学专业，接触了当时国际上一流的经济学家和世界经济学的前沿，他们在带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完成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实现了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转型。

西方现代经济思想文明，既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体系，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体系。大体说来，20世纪以前，西方现代经济思想文明的东渐，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文明。尽管西方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产生开始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并存局面，但在20世纪以前，中国的先进人士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清朝末年中国经济知识体系就在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下开始发生近代转型。但这一转型的初期，中国主要是引进西方经济学常识。更多的是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有创见的自撰经济学论著较少。民国以后，经济学的西学中渐，开始由翻译西书为主转向国人自撰经济学论著为主。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者无论在应用经济学还是在理论经济学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20世纪初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才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通过东（日本）、西（欧美）、北（苏联）三条路线传入中国。民国初年，中国开始出现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潮流。此时，中国传统农耕经济思想由于不能说明和解决中国当时现实的经济问题，在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对决中刚刚完全败下阵来，在中国经济思想的舞台上，又出现了西方经济思想文明两大体系——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激烈交锋，可以说，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舞台上，传统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思想、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两方对垒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呈现出错综复杂、异彩纷呈的景象。

在世界近代史的舞台上，中国是出场很晚的角色，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也是相当晚的。但是，若从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传人中国后传播之广泛、深入，信仰之坚定，运用之成功和发展之巨大来看，却又后来居上。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武装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且依据中国特殊的国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了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学说及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中国近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由于诸多国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近代经济具有从传统的农耕经济向现代工商业经济持续、缓慢过渡的特点。经济基础的这一过渡性特质决定了中国经济思想亦必然具有由传统经济思想向现代经济思想持续过渡的特点。在这一持续过渡中，中国经济思想一步一步趋向于进步，中国人的经济学视野一步一步不断拓展。但是，这一变革又是非常艰难的，特别是在一个传统经济思想具有极长久的历史而地域又相当辽阔的国家里，这一过程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结束。在西方经济学方面，中国近代处在引进各种外来经济学说的由浅入深的学习过程，在20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思想只是传统经济思想的反刍与外来经济观点的复述。20世纪以后，才逐渐有自己的新经济观点出现，民国以后中国开始有少数经济学家跻身世界学术前沿，甚至在某些领域引领世界经济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中国人学习、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一个由不会到比较会，从比较生疏到比较熟练，由困难、挫折、失败，到较为顺利、较为成功的曲折过程。可以说，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的艰巨性、曲折性在世界大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其内容是异常丰富、多姿多彩的。

三、中国近代引领世界经济思想潮流的经济思想

中国近代虽然在经济发展方面与西方的差距巨大，但在经济思想方面却取得了不少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研究成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经济知识体系亦开始发生近代转型。但这一转型的初期，中国主要是引进西方经济学常识，更多的是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少有有创见的自撰的经济学论著。其中最有影响的成果有二：一是严复翻译、南洋公学译书院1901-1902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译名《原富》）；二是留美经济学博士陈焕章191 1年撰写的英文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特别是《孔门理财学》一书，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剖析中国儒家经济思想，被认为是构建东方经济学的开端②。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评述《孔门理财学》一书的文章，认为“在陈焕章博士这本博学而令人愉悦的书中，有大量的内容人们将会引述，比如孔子的优生原则，关于劳工流动的规定，或是写得极好的中国税制史。”

民国以后，经济学的西学东渐开始由翻译西书为主转向国人自撰经济学论著为主。中国经济学者无论是在应用经济学还是在理论经济学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果。杨汝梅1926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无形资产论》（C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详细分析、归纳了当时西方学术界关于无形资产的各种见解，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无形资产的性质，提出了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原则和方法，对当时西方学术界尚无定论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22年美国著名会计学家、曾任美国会计学会会长的派登（W.A.Paton）教授主编了在美国会计学界享有盛名的《会计师手册》（Accoun-tants’Handbook），在其1933年出版第二版时，所撰第十四部分“无形资产”就全面地接受了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中有关商誉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以其观点为主体对无形资产和商誉问题进行了多层次介绍，特别是在‘商誉的性质和持续价值’这一核心内容中着重讨论了商誉性质、销售商誉、制造商誉、理财商誉以及持续价值等相关问题，由此而对《无形资产论》中有关商誉理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④此后，杨汝梅在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阐述的有关无形资产的观点一直为西方会计学界所推崇，其博士论文成为驰誉世界的会计学名著。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林霖，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为《美国联邦储备货币》。1937年3月，林霖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世界顶尖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27卷第l期上发表《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该刊物同期还刊登了林霖撰写的仅有两页的短文《格雷厄姆教授关于准备货币及百分百货币的提议》。《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对货币理论贡献很大。1929-1933年大萧条引起美国银行体系、货币体系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的变革。其中，Lauchlin Curries便是积极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专家之一。他是一名货币交换媒介论者，认为只有那些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替代物才是货币，他在《货币供给与调控》一文中将货币直接等价于“支付手段”，认为货币只包括现金和经过调整后的活期存款。在此基础上，他采用1929-1933年的一系列数据，得出了货币供给与货币借贷之间没有关系的结论，并提出了一个改革措施——取消所有定期存款准备金。林霖在《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中对Lauchlin Curries货币定义及其改革措施提出了质疑。他从现代银行和金融体系的角度，通过理论证明和数据列举，重新定义货币，将定期存款纳入货币供给体系之中。他认为，截止到1932年以前，部分定期存款是可以随时支取的，应该如同活期存款一样，属于货币。而且，定期存款是银行间及银行内存款的复制品或互补品，他构建了一个简易模型进行推理、论证，通过比较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政府债券的异同，明确了定期存款应包含在货币供给之中，并且提出了定期存款准备金应与活期存款准备金要求相同的建议。

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在货币理论方面，凯恩斯提出了流动偏好理论，颠覆了传统货币理论：“这种货币理论打破了世代沿袭的传统，即主要是从其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来理解货币。凯恩斯以前的几乎每一位货币理论家都信奉这种传统，其特点可以说是对货币的‘流量’分析。相比之下，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则是‘存量’分析”⑤。存量分析方法强调货币的价值贮藏功能，认为货币是资产持有的一种形式，货币数量的变动是资产组合的重新配置，因此，货币均衡就是货币存量的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并决定市场均衡利率。留学期间的蒋硕杰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向权威挑战。早在1943年，他就在《经济学刊》上发表《论投机与收入的稳定性》一文，开始对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进行批评。在该文中，他对凯恩斯有关投机性货币需求如何能够使投资冲击转化为支出波动的说法提出挑战。他认为要使该项说明在逻辑上前后一致，就要坚决转回到流量分析，特别是转回到经由银行系统产生的威克塞尔货币调节机制。其明确含义是，凯恩斯的收入一支出理论不应该和流动偏好的货币与利息理论结合在一起，而应和罗伯逊式的可贷资金理论联系起来。在该文中，他采用20世纪20年代大繁荣时期和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时的美国统计资料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此外，蒋硕杰还于1956年9月在著名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流动偏好理论与可贷资金理论，乘数分析与速度分析的一个综合》一文批评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该文作为《美国经济评论》第46卷第4期的领头文章刊出，可见其份量。正是由于蒋硕杰在货币理论方面的杰出关系，他成为“所有各种形态的凯恩斯货币存量分析法最有说服力的评论家之一，也是流量分析法的最高成就者之一”。

赵逎抟致力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1924年在导师密契尔的指导下完成硕士论文《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rcantilism and Physiocraey），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并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转向制度学派的研究，在导师塞利格曼的指导下重点研究英国经济学家理查，琼斯（1790-1855）的经济思想。琼斯的活动年代介入李嘉图和小穆勒之间，多为学者所忽视，材料不大丰富。赵遁抟为了研究琼斯的经济思想四处搜罗，搜集到琼斯的著作16种，研究琼斯的书籍74种及论文52篇，还有大量书信。其搜罗文献之勤、所得之富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他“不仅找到了人所共知的琼斯的一般经济学著作，而且在文学类书架上找到了很少为人所知的琼斯的《文献存稿》。这部书是琼斯的密友维威尔博士在琼斯逝世四年以后，于1895年编辑出版的，其中有不少琼斯生前未曾发表过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在写作《剩余价值理论》一书时，曾设有专章分析琼斯的经济思想，可是他当时并没有看到这部《文献存稿》。”⑦正是在大量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赵遁抟于1929年撰写成博士论文《理查·琼斯：一位早期的英国制度经济学家》（Richard Jones：An Early English Institutionalist），对琼斯的经济思想的渊源和体系作了深入的探讨和阐述。该论文是琼斯经济思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被国际上有名的《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列为研究琼斯的第一部参考书。

费孝通的博士论文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江村经济》（Kaihsienkung：Economic Life in a Chinese Village）。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novski）在该书英文版序言中认为此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要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E·丹尼森·罗斯认为“没有其它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由于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费孝通人类学最高奖——赫胥黎奖。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成为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在此之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关心和研究落后的农业国家和殖民体系下的殖民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问题。20世纪40年代以前只有经济发展思想，没有专门研究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经济学。张培刚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运用了当时国际上最前沿的经济理论，如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张伯仑的“垄断竞争理论”、哈伯勒的“投入一产出”理论及里昂惕夫的工业化理论及一般均衡理论和局部均衡理论等分析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使该书对农业国工业化的一般规律的探讨极具理论色彩。该论文在中外学术界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好评如潮。获得了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大奖——哈佛大学威尔士最佳论文奖，1949年列入哈佛经济丛书出版，1951年被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刊行。1969年在美国再版。曾被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一些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大学列为教材，“实为发展经济学的首创著作”。张培刚也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一、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现代经济学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中“内生”出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及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近代留学生群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学术思想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独特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缺乏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经济思想的系统深入研究，留学生经济学学术成就迄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该书以中同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为切入点研究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思想，重点研究留学生博士论文对经济学的贡献。作者论述了留学生博士论文在理论经济学、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农业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工商管理理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方面的学术贡献，是一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二、挖掘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史料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该学科一百多年来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运用中文文献资料，外文文献资料少有运用，存在文献收罗不足的问题，导致中同近代经济思想特别是民国经济思想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许多经济思想没有系统加以研究。比如民国时期的刘大中、蒋硕杰、林霖、何廉和方显廷等的经济思想都没有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甚至没有列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创新，也要有史料的新发现。作者利用从欧美各国收集到的英文、法文及德文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留学生在欧美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两方学者在欧美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等，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变迁，其中大多数资料是第一手资料且第一次运用。

三、提出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观点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的客观必要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既是认识、理解、尊重进而吸收国外经济理论的科学内容或合理成分的过程,同时也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推向世界,让世界各国认识、理解、尊重进而吸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的过程。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攻坚阶段,面对各种社会经济思想相互渗透和相互碰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打破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和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

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不仅表现在经济理论的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措施和国际经济交往规则之中。在经济理论学术研究领域,是否符合西方经济理论范式,成了衡量经济理论规范性的重要标准;是否符合西方经济理论话语体系,成为国际社会经济学人进行平等对话和检验经济理论研究水准的重要标准。每年评选的代表国际社会经济理论研究最高水平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主要以西方经济理论范式作为评判依据和衡量标准,其中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都是西方经济学家或秉承西方理论思潮的经济学家。西方经济理论还不同程度地被许多国家用于寻求实现国家经济繁荣的理论支柱,甚至被看成是摆脱经济危机和医治经济病痛的灵丹妙药。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凭借其经济政治强权地位,依照其经济理论原则确立了一套逼迫国际社会被动接受的国际行为规则。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根植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建设实践沃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取得重大突破,并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然而,国际社会中存在的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走出去”严重滞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十分有限,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外经济学界研究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度。据《美国经济评论》的数据显示,在世界各国两万多名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中,仅仅只有50余名学者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经济,仅占0•25%。[2]1不仅如此,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还体现为对中国经济学界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对国内许多经济学者来说,言必谈西方经济理论及思潮成了一种时尚。客观地说,西方经济理论的引入和对其合理成分的借鉴,在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不加以去伪存真,简单模仿和照抄西方经济理论,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不仅难于避免使中国经济学术沦为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学术殖民地”和“马前卒”,而且将影响和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探索和发展,从而进一步削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正如打破西方的经济霸权,实现中国经济腾飞和扩大中国经济的影响力需要国际化一样,打破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并从根本上打破国际社会经济理论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也需要国际化。当今的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机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既要主动吸收和借鉴能够反映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合理元素,又要努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走出去”,积极对外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主动同国外经济学者就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展开平等对话,激发国外经济学家关注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热情和兴趣,促进世界各国政界、学界乃至普通民众熟悉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不仅有助于打破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影响力,而且有助于促使国内经济学者自觉破除西方经济理论的教条主义迷信,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感召力。

(二)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认识误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经济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是要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和“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然而,国际社会(包括国内部分人士)由于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了解和把握,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等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不少误区。其中,不少人错误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实际上就是现代西方经济理论,错误地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甚至错误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澄清国际社会的认识误区,需在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加快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步伐,让国际社会全面和客观地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属性。之所以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看做是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仅研究的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问题,而且直接引入和吸收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已有成果。产生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源,主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缺乏全面和深入的理解,他们看到的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某些表象或形式上的相似之处,而没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内在的和本质的区别。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全面、系统和深入地向国际社会介绍和传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内在属性,不仅能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及学说,实践基础是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建设。[3]而且可使国际社会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等有关理论的理解,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的根本区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活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是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中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因此,要准确把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性质,就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实质。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误读和误解,特别是有意或无意地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曲解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错误理解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除受制于根深蒂固的西方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外,最根本的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熟悉或不理解。因此,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让国际社会深刻理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破除,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和颠覆,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滑入资本主义轨道。由此就能深入理解到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绝不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

(三)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断繁荣发展并使之充满生机活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不仅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需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积极主动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个资源,充分发挥国际分工和协作优势,而且作为国家经济建设实践活动重要理论支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同样需要对外开放,走国际化的发展路子。当今世界,经济理论的传播和发展已呈现出国际化网络趋势,如果一个国家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发展游离于国际化网络之外,闭锁于本国文化情境之中,拘泥于本国传统规范和情节,将难以在封闭的本国土壤中结出丰硕果实。开放性向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注定了不可能成为离开人类文明大道而自我封闭的理论。当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理论品格使然,而更重要的是它能有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断繁荣发展,并充满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是达到某个顶点而成为供人信仰的绝对精神,而是来源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并在经济建设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动态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生机和活力,不仅在于它能够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国内经济建设现实环境,而且在于它能够不断从外部获得滋生自己的丰富营养。“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有在国际交流和彼此的丰富中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国际化。不但作为其理论源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学说本身包含着外来的因素,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学习和借鉴了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以及产生于西方社会的经济学术思想的合理内容。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各国门户的敞开为经济理论的交流和丰富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通过经济理论的国际交流汲取丰富的营养,能够有力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并不是生吞活剥、唯西方经济理论马前是瞻的所谓“与国际接轨”。应当看到,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特殊的历史条件、价值体系和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总结,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某些一般规律。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过程中,如果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某些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特征和利益表达的经济学术思想,不顾其产生的制度背景、政治动机,不加分析和鉴别地照搬照用,就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学术表现出强烈的依附性,进而丧失自身的特色,迷失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遮蔽真正的中国自身问题。因此,通过国际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不能抛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不能偏离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能离开中国的具体情况。“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最终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形态、自然环境等因素构成的国情”。[4]也就是说,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我们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合理地借鉴并吸收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某些科学成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逐步奠定了世界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的地位。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影响力远不及中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当今国际社会,无论是经济理论的学术研究,还是院校的经济理论教学,抑或经济理论的政策应用,西方经济理论几乎牢牢掌控着话语权。为了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繁荣发展,需要采取必要措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

(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首先需要学会使用国际规范的学术话语,提高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准。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理论的学术研究和交流已形成某些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国际规范学术话语。如果不熟悉和遵从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规范学术话语,就易在经济理论的国际学术研究交流领域被拒之门外,从而丧失学术交流和平等对话的机会与权利。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国际规范学术话语等同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范式,也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学术话语的国际对接理解为对西方经济理论范式的简单模仿和照搬。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化过程中,我们既要学会使用国际规范学术话语,同时还必须继承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其中,“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是进行科学经济分析应遵循的共同规范”。[5]目前,中国学者在国际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发出的声音还十分微弱,这既有西方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化霸权因素影响的原因,也有我们主观努力不够和研究水准不高的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化,中国经济学者既要提出目前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前沿话题,还要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水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化,还需努力拓展国际性学术研究交流渠道。近年来,尽管国内有关单位组织国际性经济理论学术研讨交流活动,以及国内学者走出国门参与的国际性经济理论学术研讨交流活动日趋频繁,但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专门研讨的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并不多。另外,国内学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成果也主要在国内发表,能在国外发表的成果较少。即使少数在国外发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成果,也主要在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或左翼刊物上发表。而国外学者研究的中国问题的经济理论,或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解,也相当片面和不深刻。为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能受到各国政界、学界和普通民众的关注,并使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比较深入和客观的认识,国内有关机构需积极组织国际性的学术交流研讨活动,或积极主动参与国外有关机构举办的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同国外学者进行对话和交流。同时,积极鼓励和支持国内学者在国外刊物,特别是有较大影响力的权威刊物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成果,并鼓励国内刊物发表国外学者客观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有关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承担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的重要使命,是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需要有一大批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国际化人才队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可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对包括某些热点、难点问题交换学术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形成的学术优势,可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深刻阐述和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同时也应当承认,国内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的学术研究,同现代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要求有一定差距,通常很难和国外经济学家进行平等对话。因此,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需要加大培养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型研究的国际化人才队伍力度。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型研究人才,既要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又要接受良好的现代经济理论训练。他们能够融入到国际学术研究交流领域,可在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客观、准确地向外国学者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前沿及学术热点,能帮助外国学者消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误读或误解。

(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传播渠道国际化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离不开一定的理论思想传播渠道。这方面,我们既要“借船出海”,积极利用国际学术会议、国际期刊、互联网等渠道,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更要“造船出海”,努力构建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专用渠道。如何充分利用好国际性的传播渠道,构建和拓展自己的国际化传播渠道,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面临的重大课题。为加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传播国际化的领导、规划、统筹的力度,帮助国内有关机构和人员“走出去”进行交流和合作,可考虑成立部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专门机构。比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部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学术研究协调机构,承办或组织协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性学术研究交流活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优秀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在教育部成立部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教学培训管理机构,指导和扶持国内机构和人员走出国门,对国外相关人员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培训,吸引国外有关人员到中国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培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形成了丰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包括党的文献、学术著作、学术论文等。在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难以形成同其应有地位相称的影响力,这其中有个境外出版发行渠道不畅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理论学者在把国外尤其是西方经济理论学术思想及著述翻译成中文,并向国内进行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翻译成外文并向世界传播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为此,中国经济理论学者需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外文翻译、境外发行和国际行销的自觉意识,不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向外传播的力度,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走向世界,还需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的国际发表,特别是要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在公认的国际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著作等,要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研究跻身国际主流学术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还需要推进国内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学术期刊是发表学术研究成果和进行学术研究交流的重要渠道,具有时效性强、前沿性强和成果量大等特点。推进国内学术期刊的国际化,需要鼓励国内期刊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使之由单纯国内学术交流平台上升为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由于语言文字、研究范式、论文体例、运作资金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国内“走出去”的学术期刊,特别是能对国外学者和普通读者产生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期刊非常有限,以至于国外学者和普通读者很难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现状。因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就需要推进国内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使国内期刊成为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前沿成果现状,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动态的重要窗口。推进国内学术期刊的国际化,需要实现编辑惯例、文章体例、语言文字国际化,可适当邀请部分国外经济研究领域享有盛名的专家担任编委或审稿专家,创造条件进入国际检索系统,加大学术期刊网络信息化建设力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和高水平的国际名刊,从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传播的国际化提供重要渠道。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11篇

据我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日本《国家学会杂志》上先后发表了高桥作卫《王安石财政政策》1890年、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年、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年等；中国的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1896年、《[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年等。进入20世纪以后，作为本学科先驱者的梁启超，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济学说史；同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文中，提出“余拟著一《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接下来，陈焕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著作（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观点提问，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较早露头角的就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1）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发端的中心时期(2)，这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在这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这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大量问世，同时在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都是没有的。如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自序》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3)又如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未续下卷）就是作为大学教本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4)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再如侯外庐自述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上参加论战。”(5)据上可知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已普遍开设。

当时，在西方的学者则主要进行典籍如《盐铁论》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书，似乎直到1936年才有S.Y.李的《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大纲》，这在J.A.熊彼特（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本编的计划”中提到，同时也提到了陈书，但认为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又说“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观，何况其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这比后来美国人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6）已是进步了。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是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年）、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1935年）和小岛佑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年）等专著的问世。尤值重视的是，田岛锦治先生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并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专著即后学整理汇编之讲义。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于东洋史学或经济史学等学科之中。不过，其后学本庄荣治郎等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的开拓者。

这一时期国人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陆续问世，主要如熊梦《墨子经济思想》（1925年）、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年初版）、李福星《孟子经济思想》（1926年）、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年）、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年初版）、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年初版）、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年）、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说》（1935年初版）、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年初版）、黄汉《管子经济思想》（1936年）、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1939年）等等，这在此前未见；1949年以前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问世的。(7)

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其自序为学目的是“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 “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的努力。该书有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任，“固舍君莫属也。”(8)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9)

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西方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10）。日本著名经济史家泷本诚一1931年出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11）当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唐庆增本人即是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的。那时，国人不满足仅仅“引进”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创始的重要基础。（12）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此研究的中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而非历史学，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我认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主要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研究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振兴中华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材料中爬梳、收集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但到30年代末期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破坏等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前期的系统性代表成果（发展后期的代表就是《通史》），就是胡寄窗先生的专著《中国经济思想史》3卷本，从1962年至1981年出齐，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1984年另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出版。此外，1964至1966年间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3卷本陆续出版，作为高校的授课教材（此后多次再版）。与此配套的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3卷本，因“”而停顿，到1982年才面世。“”后系统性的著作如叶世昌等《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也是3卷本，同样作为高校教材自1978年至1983年出齐，研究时段拓展至“”前（此书近年也在修订再版）。到此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很大发展，成果中专题性、类别性、断代性的著作逐渐多了起来，资料的发掘也有很大发展，如巫宝三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从先秦至明清共分5卷先后出版，配套的系列专著已出版“先秦卷”70余万字，其余待续。另外许多成果问世，汇聚而成1980至9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后期的高峰。（13）

更为重要的是，多所大学逐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本科教育以外，从60年代起北京大学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到70年代末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是最早设有博士学位的学科点之一。全国有4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学术堡垒”，即以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为主要学科带头人的学科点，他们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全国四大博士点的开山人（胡、巫两位均以九旬有余的高龄回归道山）。1980年代即已培养出了一批本学科最早的硕士和博士，此后更有大发展。近年，在教育系统中国经济思想史又与外国经济学说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合并为经济思想史，成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多所大学具有经济思想史博士点。

上述四个学科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又形成了各自的学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颇有成就）；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复旦大学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着简明扼要突出重点，个人专史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贯通。

透过本学科长年的研究历程和学理分析，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以抽象概括出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也要求“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中国学”（亦称“汉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对“中国学”有着特殊意义。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在世界经济史学中独具优势，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跨学科性质，且更年轻、更有理论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或文化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这是颇受广泛重视的问题），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将成为新世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总结和提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的基础性质，在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并有总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作用。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的意义。众所周知，经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代化发展起著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上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奠定理论基础，也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历史和经验借鉴。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约80年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也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而中华文明的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之长，不仅有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价值，而且有着诸多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以作用于深化企业改革、创新企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14）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的努力；尽管基础研究工作在现今确有很大压力，但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将越来越得到证实。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色与发展前景的学科，企盼更多的学者投身本学科的学习与研究，共同推进本学科及中国经济史学以至理论经济学的新发展。

注释：

（1）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6页。

（2）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等。

(3)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4)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5)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6)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巫宝三、胡寄窗、赵靖等人的著作中对此都有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成果予以有力回击，《通史》就是最好的证据。

(7)据我统计解放前相关论文约五百余篇，多为1925年以后问世。

(8)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赵序》、《李序》。

(9)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第362页。

（10）《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11）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应当说明，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认为“那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12）据我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等。此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及中国人的自着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英文版“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Social Sciences in China,No.4,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12篇

考察。文章试图进行初步的学理阐述，基于大约120年以来中外相关的发掘梳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又及、文化诸领域，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历史及其。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著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

、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

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著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著、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 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著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

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著《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著、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著《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

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学术基

————————

① 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拙作

：《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

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著《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著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李大钊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著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著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祐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著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著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著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著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① 甘乃光：《先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 唐庆增：《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著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而有较大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著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

、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已不鲜见，

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

，后留学哈佛大学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著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

① 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著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 同上书，第36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

，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

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文革”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文革”前）。

从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著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著述，可以认

————————

① 有关此可重点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

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宪政》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文革”，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著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著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著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文革”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著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版著作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迺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著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著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

）、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王毅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著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著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著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

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著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著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著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

已有著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王毅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敏主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 ）》（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

、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著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著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时期，既有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

、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 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

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

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

，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思想史的学理价值与发展优势。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这一独具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13篇

一份十大中国经济学家的榜单近期出炉，在学界引起关注，并公认这是一份具有说服力的名单。

这十大中国经济学家榜单顺序是：张五常、钱颖一、郎咸平、林毅夫、邹恒甫、吴敬琏、张维迎、李稻葵、陈志武、田国强。

这份榜单把学术影响力看做是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同时也引入全球知名学者的评价。《华尔街电讯》表示，他们想以此斧正被妖魔化的经济学家，肯定他们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

经济学家须有创造力

《华尔街电讯》送出的这张引人注目的榜单，十人中，只有吴敬琏一人是中国本土培养的。其他学者如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张维迎，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李稻葵等都在国外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

据调查，在中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约有6000人，然而，能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的经济学者只有大约100人。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在全球经济学界和财经媒体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非常有限，他们的观点仍然处于边缘状态，全球主流媒体很少关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华尔街电讯》董事会主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教授指出，“评判一名经济学家是否合格主要有两点：第一，他对经济到底了解多少?第二，是否有创造力?有很多人有一流经济学的教育背景，但他们没有创新思维，这也是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经济学家的。”

学术影响权重占70％

《华尔街电讯》评选经济学家的指标包括三个方面：学术影响(70％)、经济影响力(25％)和社会影响力(5％)。学术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在国际国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和被引用的次数，经济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对经济增长、经济改革和产业政策的影响，社会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的社会责任感、社会知名度以及话语可信度。

《华尔街电讯》总编辑丁海森说：“和第一届评选相比，学术影响力的权重已经从60％提高到70％，以后这个权重还会持续增加。”

蒙代尔表示，中国有很多名牌大学经济学系，但没有一个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经济系前列，无法与麻省理工、哈佛、耶鲁、剑桥、牛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世界名校相提并论，这也是制约中国经济学家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经济学是一门非常专业、非常严肃的学科，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才可能出结果。”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十大经济学家的身世：

张五常1935年生于香港；1959年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跟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学习；1961―1962年攻读硕士学位；1963一?967年攻读博士学位；1967年到芝加哥大学跟从科斯作博士后研究；1969年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82年至今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

张五常教授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张五常教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1997年张五常教授当选为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第一次将该职衔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

钱颖一　生于北京，祖籍浙江。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专业；1981年本科(提前)毕业，1982年获学士学位，毕业后留学美国；198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1984年获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1999年任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1999－2001年任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2001年至今任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组织和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以及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

郎咸平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博士，长江商学院(首席)教授，2003年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搜狐首席经济顾问，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受中小投资者赞誉的“郎监管”，1990年金融学论文引用率排名全世界第一，畅销书《公司治理》的作者。

在大众心目中，郎咸平是位观点鲜明而且具有世界级学术成就、在中国博得极高知名度的大师级学者。郎教授曾于1998―2001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课题。在东亚地区，此项研究尚属首次。其论文在美国最负盛名的《2000年金融经济学期刊》、《2002年美国金融学会期刊》发表，被专业学者、研究人员及《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等知名媒体广泛引用，并且被收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林毅夫　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毅夫生于1952年10月，籍贯为台湾省宜兰县；1971年，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8年，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82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1987―19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主要作品有《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等。

邹恒甫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司经济学家，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

他在国外主要杂志上发表740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由于他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所作的突出贡献，在去年年初全球10多万名经济学家和5500名著名经济学家的大排名中名列世界第247位。根据2000年国内文献情报中心的SSCI检索结果，仅仅由于邹恒甫一个人所发表的文章，就把武汉大学在这一领域的排名从全国第十几位上升到了第三位。

吴敬琏　1930年1月生，江苏南京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曾师从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阿―毕尔曼。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1979年开始，吴敬琏教授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比较研究方面，是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他在国内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市场经济论”和“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坚持市场化改革而被称为“吴市场”。其不同时期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如建设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等，在理论上始终一贯，在实践上推动了中国改革事业的前进。

2000年以来，吴敬琏教授先后对基金黑幕和中国股市进行抨击，引发了学界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争论。

张维迎　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84―1990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期间，在部级杂志上发表数十篇有广泛影响的论文，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

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据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维迎教授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

李稻葵　曾任美国安娜堡密歇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并兼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变迁研究；长期受聘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并任该校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学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访问学者；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经济学)学位。

现兼任(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美国密歇根大学威廉戴维森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经济学通报》、中国《经济研究》、香港《中国评论》等学术杂志的编委；国际比较经济研究会执行理事；南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曾兼任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研究项目顾问；国际《比较经济学杂志》编委；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转轨经济学、公司金融、国际经济学、中国经济。

陈志武　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普纳思经济管理研究院联合学术主席，国际著名金融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美国价值引擎公司创办人，华尔街Zebra对；中基金公司的首席投资经理，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有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获得过美国默顿・米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重大奖励。

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市场监管、风险管理、资本市场、公司治理、现代金融理论、资产定价和投资管理、公司财务、期权定价模型和套期保值、资产证券化的运作等。

陈志武先生在核心财经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大量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论文，涉及从股票定价和期权定价理论到有关外汇、资本市场发展、公司治理、基金管理和投资战略的研究。最近几年，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发展和其他新兴资本市场问题。

陈志武先生的著作常被《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远东经济评论》等杂志所引用，也常发表于许多香港和内地的报纸和杂志上。陈教授的学术思想常被实业界和政府高层领导所采纳。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全球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7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的排名为第202位。陈教授还是许多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的主编或副主编等。

田国强湖北省公安县人，1956年生。1977―1982在华中理工大学数学系就读、任教，1982年获数学硕士学位。1983－1987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并获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14篇

中国文化是中道文化，“中”可作四声的动词解，“符合”的意思，“道”就是自然规律，所以中道文化就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文化。中道文化包含科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是没有科学那种因为分科而产生的局限性，所以中国的中道文化是贯通文化，其天然具有的开放性，可以吸收、融合、纠正和容纳各种外来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会和外来文化产生创造性的转化，最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都是对自然的本质真相和终极真理的追寻和贴近。每当此文化观念发生创造性转化之时，都会对当时的中国历史产生重大的影响。

新中国建国60年以来的经济建设，概略言之，前30年主要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念作为指导，后30年主要借鉴以《国富论》为发端的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理念进行经济改革。两种实践都证明了生硬地照搬西方经济学理念，结果只能差强人意；反而在融会贯通的自主转化之后，经济实践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在融汇古今中外的经济理念基础上，中国逐渐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走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中国模式”。

当我们以“中国模式”的理论基础来源之一的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状时，我们会发现她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实现了经济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完成了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基因相契合的转化过程。

历史地看，这一转化过程分四个阶段：

一是经济理念传入时的吸收和学习阶段。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先是以政治思想在中国传播，直到20世纪30年代郭大力、王亚南翻译出版《资本论》三卷全译本（郭伟伟：不应遗忘的《资本论》翻译者，北京日报2012年5月14日），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全面传播阶段，这一阶段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

二是在中国实践过程中遇到问题和反思阶段。新中国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获得了全面实践的机会。但是阶级斗争的思想和计划经济的模式使国家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穷则思变，其中的问题和反思贯穿了1949年到1992年前的中国政治经济实践活动；

三是总结经验教训开始创造性转化的阶段。从1992年到2008年，从经济实践上看，一方面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环境破坏、贫富悬殊、社会阶层分化、分配不公等问题。从经济理念上看，人们几乎出现了抛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念，而一边倒地投向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怀抱；

四是对转化的初步成功进行检验和总结确认阶段。2007年至今，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领导层和学术界开始全面反思向西方学习的心态、内容和方式，开始提倡本民族文化在借鉴当今世界先进文化基础上的复兴，并明确提出“中国模式”的理论概括。

二、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从走“俄国人的道路”到走“中国自己的路”

由于苏联和中国革命的成功，马克思学说的有效性被推到极致，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价下，《资本论》就成了至高无上的经济学指南。所以，计划经济成为必然选择，苏联的模式就成为经济建设的样板。其实当时的领袖也很清楚，中国走的是“俄国人的道路”（语），结果中国经济走向了崩溃的边缘（任登第，牛淑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载《大家都学弟子规》，世界经济出版社2012年4月第14版，第63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选择走“中国自己的路”（邓小平语），30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经济成就。中国《易经》云：“与时偕行”，中国的经济实践已经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完全转化为中国人自己的智慧结晶。“就是说，我们党奉行的已经不是马克思社会主义，而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同富裕社会主义。邓小平社会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中华文化为主导。”（同上，第48页）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真正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事业的经济理念，是经过本国人民创造性地发展和转化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念，而不是马克思写在专著里的那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经济学奉为圭臬的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难以自拔的危机，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越来越严重的挑战，使各世界经济体都在寻找稳妥的变革道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价值和借鉴意义，甚至是指导价值受到了一种恢复性的尊重。

三、自信者人恒信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发展出“中国模式”是逻辑必然

“中国模式”首先不是理论概括出来，是先在经济实践中确立起来的，而后被理论界认识到的。从1979年开始，中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经济结构和质量显著改善，到2010年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成就之际，“中国模式”的说法开始被提及并在国际上获得认同。提出“中国模式”，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正地融入了中国的经济建设。被尊为西方经济学经济史大家的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认为：马克思推断资本主义灭亡的方式是错误的，但是预言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却是对的。

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如果有其他解决的办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经济学中呈现的逻辑结果也不一定是革命性的结论。就如我们国内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的那样：两种不同主义和不同制度的国家，有由过去完全对抗逐步转向互相兼容、互相合作的趋势。《资本论》发表以后的150年里，许多实践都已经突破了马克思当年所能够设想的界限。例如，中国实行的“一国两制”，就是在尊重历史、尊重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作出的正确选择，两种制度各司其职，各行其道，同样保持了经济的繁荣稳定。如果教条地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没有这样的论述，如果辩证地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获得了新生，成为她自己的“中国模式”实践。

历史表明，任何优秀的外来文化最终都会在中国文化中升华为与本土文化水融的新模式，这一点恰恰同时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和中国《易经》揭示的自然变化规律。由于中国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那么中国的经济建设必定呈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念特征。而这些实践经验一旦理论化，就必然要呈现中国特色。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模式”发展问题，是一个必然的逻辑结果。

四、经济理念实现创造性转化的路径：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本土经济学的融会贯通

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已经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甚至在经济危机期间带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之不相匹配的是，中国经济学界仍然在国际上没有什么作为和发言权，因为她还拿不出“自家的东西”，还处在对西方经济学“人云亦云”的阶段。可是，当我们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模式”时，可能这种尴尬的局面会迅速改观。“中国模式”不是根据外来理论或者经济制度样板模仿构建的经济政策和规则，而是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在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实践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经济制度，她已经被预先概括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者会把这一事件在学术上概括为“内生性制度安排”。

在理论总结的关键时刻，我们应当回顾和借鉴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创时期作者的经验，或许能够为我们更好地提炼、总结和创新中国模式的经济理念提供帮助。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当前的现实中，通称“西方经济学”或者“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1723年生于苏格兰，长期生活在格拉斯哥。格拉斯哥是当时工场手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斯密得以详细观察和亲自感知了分工带来的效率，劳动分工理论就成为他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石。由于斯密本人更加注重“道德情感论”，阿玛提亚·森（1998年的诺贝尔纪念奖得主）认为斯密之后的学者忽视经济的伦理因素导致了西方经济学的伦理分裂和理论上的贫困。国内学者钟永圣认为应该把斯密的《道德情感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同时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开创之作，这样才是完整的斯密经济学，才能把“他利”和“自利”圆融地结合起来，使西方经济学的贫困得以弥补（钟永圣：《关于财政的本质》，《财政研究》2009年7月号，第7页）。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雄冠世界。在世界各地拥有广阔的殖民地。为了亲历和研究最典型、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变迁，马克思由德国迁往英国，在大英博物馆查阅了大量的有关英国经济的研究资料，最后完成了规模巨大的《资本论》手稿，构建了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理论。与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需要经过众多学者的丰富和完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建仅仅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完成的。

中国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实践，为经济学者研究、发展和创新经济理论提供了历史机遇。近水楼台的中国经济学者如果能够把已有的经济理论结合中国的经济实践进行创造性地转化，最有可能对经济学作出原创性贡献。其实，30年来的实践表明，在中国领导层和社会现实层面，经济理念已经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只是滞后的中国经济学术界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或者意识到后还没有拿出合乎国际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

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总结和出现，给因为经济危机而显得茫然无对的经济学界打开了另一条思路。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学者，眼界局限于时代所提供的现实机会，常常忘记了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运用过人类最根本、最彻底的经济学理念。也就是说，当下的中国，在将要形成“中国模式”的经济理论总结的时候，如果忽略了“学究天人之际”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存在，很难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行讲话以后，奉亚当·斯密为鼻祖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大行其道，高等财经学府中的有关“计划经济”的专业几近消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事实上被贴上“过时”的标签，或者因为其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而被西方经济学者抓住把柄。攻击其“统治性”远胜过“科学性”，留学欧美的西方经济学博士们在国内获得了压倒性的经济学话语权，几乎全民都被西方经济学理念“洗脑”，人都是在局限条件下自利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成为尽人皆知的“经济学常识”，也成了市场经济中见利忘义的挡箭牌，市场的经济资源配置功能被奉为金科玉律推向神坛，鼓吹竞争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等观点，不一而足，充斥媒体荧屏。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随后欧债危机泥足深陷，一筹莫展，解说无由的西方经济学家才稍稍回头反省自身理论体系的缺陷，苦苦寻求补救的方案。

世界经济史已经表明，无论是市场失灵寻求政府拯救，还是政府经济计划的僵硬寻求市场经济活力，都是半斤八两的水准，如果不能有一个摆脱这种左右摇摆、五十步笑百步的经济理念，就难以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经济危机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关键在于领导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时候遵守了邓小平同志独立自主的主张，对经济理念的把握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教条，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

就在这百年一遇的历史时刻，新近出版的著作表明，中国本土经济学已经涅槃重生了（钟永圣：《中国经典经济学——对中国本土经济学关于自然、人生和财富的本质及其关系的贯通式总结》，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深深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现代表达，或许更适合中国经济实践。这一新的理论构建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物理学的研究成果两个方面论证表明：经济学是人通过完善道德行为达到幸福的学问，“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制度上无论如何完善，技术上无论如何先进，如果市场中的人不遵守诚信，不遵守天道伦理，不遵守五伦八德，就不可能有持续、稳定、和谐的经济发展结果。而中国人的经济理念是自利利他的；市场的动力不是竞争而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政府和市场同样是自然秩序的产物；政府要履行伦理自觉的责任，恪守“治道之要，贵在不扰”；市场要保持自己的伦理自由，通过自律达到自由。

由此可见，摆在我们面前可供借鉴的理论成果，有三个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亚当·斯密开创的西方经济学和根植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忽弃哪一个体系，其经济理念都很难服众，其经济理论都很难不受诟病，只有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才能有一个适合当代国情的经济理念及其体系。

五、结论

综合以上所述，本文结论如下：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拥有“中国模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理论总结会有差异。不同的阶级立场、利益目标、知识结构和现实条件，会产生不同的版本。

2.中国的经济实践已经对马克思的经济学作出了时展，和亚当·斯密开创的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接受后来杰出研究者的时代贡献甚至是相反的论证，才能生生不息，不断发展。

3.当代指导中国实践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是已经创造性转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她对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分配关系、经济理念等的解释，都已经具有“中国模式”的特点。

4.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土壤，也是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借鉴。

5.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总结和出版，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提供了第三种视角，为彼此的反省和完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镜鉴。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15篇

    年终总结(43)过去一年的成绩(26)下一年的任务(17)过去一年的成绩(26)学科建设（5）教学(8)科研(4)学术交流(4)其他(5)学科建设（5）在张培刚教授带领下，整合经济学院资源,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重大成果：1.成功申报并取得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2.成功申报并取得西方经济学湖北省重点学科3.西方经济学研究生教育连续第二次被人民网公布的“中国大学评价评”为全国第一4.与国贸系共同申报并取得世界经济硕士学位授予权5.与其他院系一起,组织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教学(8)承担了本专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学和指导任务,教授、副教授、讲师的工作量都达到或超过规定要求,承担本科生教学的教师，评分都在75分以上，多数在80分以上（宋德勇、姚遂在组织安排本专科各环节教学工作方面，成绩突出）张卫东、徐长生分别讲授高级微观、宏观经济学（硕士生）和微观、宏观经济学文献选读（博士生），使用英文原版教材，为提高经济学院的教学水平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丁际刚获得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硕士生王皓获湖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西方经济学1999级博士生3人、XX级博士生26人、XX级博士生2人（共31）人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硕士研究生21人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网络研究生104人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费剑平在组织研究生各环节教学工作和科研管理工作方面，成绩突出）罗传建、张玉英指导的本科生论文获校优秀论文奖张玉英获教学质量二等奖方齐云获研究生院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科研(4)科研工作取得较大成果：湖北省第三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一项、出版著作3部、科研经费9.4万元：徐长生获湖北省第三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张卫东出版微观经济学教材、彭代彦出版专著一部、费剑平出版译著一部张培刚教授获校文科基金重点资助1万元、获湖北省社科基金资助0.7万元、徐长生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5.2万元、彭代彦副教授获校文科基金资助0.5万元、罗传建获横向课题经费2万元近60篇，其中权威期刊论文10余篇，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英文论文2篇，其他期刊和会议论文20余篇。其中，彭代彦、费剑平在发表权威期刊论文方面成绩突出学术交流(4)组织了2次学术研讨会，张卫东、彭代彦交流了研究成果；在校庆50周年学术报告中，徐长生、张卫东、宋德勇、汪小勤交流了研究成果徐长生访问美国哈佛大学归来宋德勇圆满完成在日本的博士后研究回国彭代彦、汪小勤论文入选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徐长生、汪小勤参加了中国经济学年会；张培刚教授带领5人参加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提交会议论文5篇;此外,还参加其他各种学术会议8人次其他(5)张玉英、费剑平、姚遂获得博士学位，师资队伍的博士化程度达到70％汪小勤、宋德勇晋升博士生导师、罗传健晋升副教授姚遂获三育人标兵称号、方齐云获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在学院反映良好,吴大庆在组织经济系元旦文娱活动方面作出了贡献组织生活和政治学习制度化,取得良好效果（张玉英在支部书记工作中成绩突出）下一年的工作(17)学科建设（6）教学（2）科研（4）学术交流（2）其他（3）学科建设（6）积极参与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和学术交流工作,继续努力争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积极准备申报世界经济和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积极准备申报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硕士点积极做好西方经济学湖北省重点学科的建设工作,积极准备申报西方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做好博士后流动站的第一次招生工作积极准备创办发展经济学研究杂志,进一步扩大发展经济学研究在国内的影响教学（2）进一步加强和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准备建设西方经济学精品课程，形成优质的西方经济学专业三级课程体系科研（4）完成张培刚教授申报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重大课题研究在发展经济学、农业及农村经济、制度与产权经济学、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研究方面形成特色，争取获得重要研究成果，在国内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积极组织申报国家和其他各类课题,力争多获立项,争取在课题和科研经费方面有所突破积极发表科研成果,争取更多成果获奖学术交流（2）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特别是鼓励参加中国经济学年会、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讨会以及其他各类国际国内高层次学术会议，进一步扩大学术影响进一步办好双周学术研讨会，争取取得较大成果其他（3）启动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的对外运作，进一步扩大基金会的学术影响考虑引进年龄在30岁以下，具有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教师1－2名正在读博士和硕士学位的教师,争取早日毕业，并晋升高一级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