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论文范文

摘要：因素在过去10年间，设计工程师和环保部门日益喜欢更多地用土工织物粘土垫层来代替密实的粘土层。由于它们的低导水率（Kw＜1010m／s）和廉价的成本常常用在铺盖或废物池的底部，以阻止废物的扩散.......

关键词：土工织物粘土垫层

1．简介

因素在过去10年间，设计工程师和环保部门日益喜欢更多地用土工织物粘土垫层来代替密实的粘土层。由于它们的低导水率（Kw＜1010m／s）和廉价的成本常常用在铺盖或废物池的底部，以阻止废物的扩散。除了在环保方面用做废渣地的垫层外，GCLs还用作运输设施（公路和铁路）和岩土工程的环保隔离带，诸如：用做防护层来最大限度地减少在公路交通事故中由于化学物品的溢出和渗流所造成的地表下污染。GCLs还用做加油站地下油罐的第二防护层来防止地下水污染，也单独用于渠道、池塘或地面蓄水设施。GCLs之所以如此受重视，源于两个因素：

①有关GCLs材料的特性更详尽的知识都可以在大量的现有研究文献中找到，以年为序，大致归纳如下：关于GCLs的VSEPA研究会（1993）。关于GCLs的国际谈论会Numberg德国（1994），有关GCLs试验和应用标准的ASTM座谈会，Atlanta；美国（1996）、GeoBento，巴黎，法国（1998）和土工织物及土工膜在GCLs中的应用专题讨论会（2000）。另外，大量以土工合成、土工技术、地质环境杂志和会议纪要等为参考，关于GCLs的论文已经出版。

②规划、设计者信心的增长。

这篇论文将总结在过去10年间的重要研究发现。

2．土工合成粘土垫层

自学会成立起，两年就举行一次研讨会，直至1980年代末。为了促进研究的开展和研究人员水平的提高，也为了扩大影响，1981年四川社科院出版了内部刊物《抗战文艺研究》。两年之后，也就是1983年，省委宣传部批准该刊全国公开发行。这个刊物前后共出了31期（1988年由期刊改为了丛刊）。1990年终刊。刊物的创办，无疑对抗战文艺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研究要用学术来回答。主攻方向在哪里？是“”时期的“文艺黑线”吗？不是。那不值一驳，随着“”的烟消，它也就云散。建国前后对这段文化有了的偏见，尤其是对国统区的抗战文学。偏见的结果就是被冷落，以至于整整一个时期的文学成了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原因何在？

茅盾等人结论为“右倾”。其论之影响，既深又远。建国后高校作为教材的几部现代文学史，在谈到抗战时期的文学时，均简而又略，且调子还压得比较低。“右倾”是评价文学优劣的标准吗？我们进行了反复讨论。苏光文首先著文进行了否定。以阳翰笙为团长的中国文联参观访问团来川座谈时也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一再指出，说右了是站不住脚的。右是政治概念，怎么能简单地移植过来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呢？其影响也同样既深且远。还有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全面否定论，视抗战文学为“凋零期”的文学，认为这种文学的出现不是表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而是倒退。认真研究之后，我们作了否定的回答。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经历是这样演变的：文学革命、革命文学与抗战文学。抗战时期的文学不仅没有“凋零”还更加灿烂，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上的第三个高峰。拿戏剧来讲，无论是创作还是演出，那繁荣，那辉煌，以前哪个时代能比？毫无疑义，是戏剧的黄金时代。不只是文学艺术，抗战文化也呈现的是这种状态。郭沫若是鲁迅之后文化界的旗帜。他长住重庆，活跃于国统区，影响遍及全国，乃至世界。他的政治导向，他的组织作用，他的艺术成就，他的历史研究，在文学、文艺、文化界中，综合起来看，未有能出其右者。对郭沫若的认识和评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国统区左翼抗战文学的认识和评价，并涉及到整个中国的抗战文学、抗战文化问题。为此，我们与乐山郭沫若研究学会共同组织召开了“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学术讨论会，充分评价了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成就和历史作用。抗战文学毕竟是文学，文学就应该有自身的准则。否定者多以为抗战文学缺乏艺术性、缺乏美学价值，从而将其入了另册。

到底抗战文学有没有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如何认识文学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的确是一个值得认识思考的问题。我们就“抗战文学的艺术性问题”举行了专题学术讨论会。与会者进行了热烈讨论，普遍认为艺术价值、美学价值与时代息息相关，不能抽象地谈论。抗战文学的艺术价值、美学价值不容否认。当然，宣传性比较突出，尤其是抗战初期，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

否定“右倾”论要用事实，驳斥倒退论要用事实，证明抗战文学的成就也要用事实。事实就是研究成果。这就需要跋涉，需要攀登。我们从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出发，走向了中国抗战文学；又从中国抗战文学研究出发，开始向中国抗战文化转移。不懈努力之后，果实也就相继摆上了案头。先后出版的编著、专著、资料集、工具书有《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与国统区抗战文艺》、《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史稿》、《抗战戏剧论搞》、《战火中的文学沉思》、《大后方散文论搞》、《大后方的通俗文学》、《抗战时期的郭沫若》、《火热的小说世界》、《大后方文学史》、《中国抗战文学概览》、《历史在这里闪光——抗战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作家战地访问团史料选编》、《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续一》、《抗战时期的郭沫若论文集》、《抗战文艺研究论文集》、《抗战文学纪程》、《抗战文学概观》、《大后方文学论稿》《文学理论史料选》、《小说研究史料选》、《诗歌研究史料选》、《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血与火的文化——中国抗战文化概要》等。研究在学术界引起了重视，也得到了鼓励。获得过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以及曹禺戏剧奖。

四川抗战文艺研究的影响走出了夔门。毋庸置疑，启迪和推动了其他省的抗战时期的文艺研究。国际影响也渐渐显现出来。多次与日本、法国、德国、美国、韩国等国的学者进行过学术交流。回过头来看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的研究成果，深感有许多不足。现在，在四川省委宣传部的指导和省社科院具体领导之下，拓宽了研究领域，由文学、文艺走向文化了。我们相信，能匡正原有之不足就不说了，定能有新的上台阶的研究成果问世。这次又是集体攻关，吹响的又是集结号。但是，这次的集结号是三十年后的集结号，理所当然的是集结号的新篇章。

作者：文天行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梁实秋身处的时代，中国社会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当时的文艺处于政治背景和时代环境的夹缝之中，必然要受到它们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无法摆脱的，文艺作为社会生活的产物，自然要反映政治和时代的诉求，至少主流文艺是担负着这样的职责与使命的。而梁实秋的自由主义文学观是从人道主义出发，融合了文人内心雍容典雅的美好理想，对美好人性的一种召唤，从本质上说，也是在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困境，而且不失为一剂良方，力求为文学发展寻找到一片纯粹的天空，可以净化和改良人性。只是这剂方子来得很慢，无法及时追赶和抚慰人们救亡图存、寻找新发展道路的焦灼内心。因此，梁实秋的文学观在当时并不能得到客观评价也在情理之中，撇开政治因素，也应当看到其自由主义文学观的独特而深远的价值，

一、政治与文艺关系的思想渊源

无论在何种历史阶段和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文学与政治历来是密不可分的，人们谈论文学的时候，其实都是将其置身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和文化氛围里，特定的政治背景之下来谈论。而关于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探宄，从来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精神和文明的成果，它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纯粹的“文学”这样的说法，它被集中概括为“人文”，包括了政治和文学两个部分，它在无形之中甚至成为了一种衡量中国古代文人的准绳。文人在参与文艺活动的同时自然也就背负上了家国天下的重任，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并无明确区分。这主要是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经世致用”的方法论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的感召，因为儒家从一开始便把一切都置于政治理想之下，人生的修养之资都旨在达成和服务于政治，对文学的评价和审美也因此带上了政治的眼光和色彩。首先，儒家文化强调“文以载道”，这就说明了文艺同时还具有教化的政治功能，文艺与政治是并行的，互为补充构成维持社会秩序的两条轨道。儒家一直强调经世致用，具有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引导和感召人们积极投身于现世生活，这似乎成为了当时士大夫的人生理想和信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成为了指导和形成他们人格与个性的最重要的理念。自然，这种影响也集中体现在文学创作上，使得他们的文学创作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李泽厚在《美学四讲》里谈到，文学是一种特定社会氛围的生活积淀，是时代、问题和力量的具体呈现，也就是说，它是时代和社会的结晶，是对它们的髙度总结和概括。童庆炳指出，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宄的是文艺和其他革命工作的关系，在当时的语境下，文艺完全没有被当作独立的个体，它和整个革命工作是连为一体的，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甚至可以理解为是党所领导的另外一支军队。从中国现、当代史可以发现，每次国内的政治运动都以文艺作为突破口，通过对某种文艺思潮的批判或者追随从而表达自己的政治观，文艺似乎成为了政治的代言。毫无疑问，文艺在政治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即使文艺有其独立、向人类精神生活纵深挖掘的部分，在不同的历史进程阶段，文艺难免受制于政治，并呈现出时代特色。包括曹雪芹的“凄凉之雾遍被华林”，托尔斯泰的“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折磨和苦难，卡夫卡的可怖的异化人生，都是一种特定社会氛围的生活积淀，将一种特定“氛围”渗入到了作品里。从古至今，文艺与政治都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

二、梁实秋的自由主义文学观

与传统儒家文化一脉相承，20世纪中国文学上空也始终笼罩着悬壶济世的氛围，拥有明确的政治导向，文学发展之根本目的是要救社会于水火，救人民于涂炭。其发端可以追溯到梁启超称之为文学革命宣言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国之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透过梁启超的这番话，可以看到，文学革命其实是担负着救亡图存的重要使命，在于启蒙人的心智，促进人的觉醒，文学革命与社会改良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文学革命也是一种变革社会的方法与手段，它甚至是政治的一部分。此时的社会正在经历剧烈的变革与动荡，文学也自然被当作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工具。这种巨大的使命感和压迫感使得文学承载了太多不该承载的东西。因而，对文学的态度和观点也不由自主地出现了偏颇，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站在文学的角度去评判和分析文学现象，而是带着社会和时代的“有色”眼镜去看待，包括对于梁实秋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想更是如此。梁实秋在留美学习期间广泛地接触到了西方现代文明，尤其是对自由主义的提倡和崇拜唤醒了他的个人意识，这也是他自由主义文学观的根本来源。他的文学观不单纯只是一种在文学领域内的文艺思想，从本质上看更是一种解救和改良社会的根本思想。在他看来，自由和法制是能够拯救整个民族的，文学只是实现它们的一个载体。因此，他极力推崇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价值观，认为应“赞成各种主义的信仰者都有充分的出版言论自由。”w他对西方现代自由主义有一种切身的体认，认为就中国当前的情境而言，思想自由也是不可少之一端，他在《副刊与我》中公开声明，国家是需要统一和团结的，但是思想却不必要统一。由此可以看到他思想中理智与自由的部分。但是，梁实秋深受中国古典主义和文学思想的熏陶，在他的身上又流淌着自己民族的精神与传统，这也使他形成了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不同理解，他的自由主义是古典的、节制的，带着中庸和平和的理想气质。作为白璧德教授的研究生，其老师白壁德所倡导的是这样的人文主义．？以传统古典主义补救现代文明给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在于重构社会秩序。梁实秋自然深受其老师的影响，当时的社会现状更是令他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和时代需要这样一种古典的回归，需要通过自我人格的塑造来改良中国社会，他自诩“古典头脑，浪漫心肠”。一方面受到西方自由思想的感召，一方面骨子里又受到中国古典精神的滋养，怀有理性主义原则。因而，他又说，“我向往民主，可是不喜欢暴行；我崇拜英雄，可是不喜欢专制独裁；我酷爱自由，可是不喜欢违法乱纪。”［2］由于受到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也形成了梁实秋在面对政治制度、文学观等精神向度上独特的视角以及内部的冲突与矛盾。在文学上，他的内心一直坚守着这样的理想，他认为作家应该是独立的，并且只遵从于自己的内心，只向着真善美而书写，只听从文学的感召，而不应该受到别的什么影响。他也一直在忠实地践行着这种文学理想，他的散文深受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他的雅舍笔法源于西方ESSAY（随笔），而文章中谈吐的气度，正如他晚年曾不无感触地说：“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大概就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的产物。”处处透露出深受华夏文明滋养的中国文人雍容之气，潇洒而沉迈，大有自然通透的气质。他批评左翼，批评“苏俄的文艺政策”和“唯物史观”，而他是主张“文学的性质在于普遍的永久的人性之描写，并无所谓‘阶级性’的。”［3］梁实秋历来反对文艺的阶级性而主张人性论，这也是他文艺观的核心。本着“即以人的自主独立为中心，以理性节制来调节制衡人的内心及人与外部之间的各种矛盾，使人在纵欲与灭欲、情感与理性之间获得一种平衡，从而达到和谐适度的中庸境界，实现社会与人的和谐发展”［4］这样的价值观与文学观，梁实秋在面对五四时期特殊的社会问题时，采取的是一种理性平和的态度，对社会改良之路拥有一种更加广阔和深远的视角，认为改良社会的真正良方在于人性的古典回归，并不仅仅在于人对自身生存状况的关注与对传统的盲目排斥，在他那里，当时的社会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解决当下的困境，而应当上升到对普遍人性的思考，文学在这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提倡文学是最基本人性的表现，“文学的根本性质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一成不变的，换言之，人的根本情感不变，人性不变”。在他那里，人性是构成文学以及其他一切的根本，文学创作要表现人性，社会现状也是人性的综合和浓缩，只有人性得到了真正的改良，整个社会才能朝着人道主义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处在一种低级的饱受困扰的状态，他一直怀有鲜明的人本主义精神。在他看来，“文学不能救国，更不能御侮，但健全的文学能陶冶健全的性格，使人养成正视人生之态度。”［6］对于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的揸击与交流，他既看到了其中应该学习的部分，也抱有一种客观理智的态度，而没有盲目崇洋，这和当时一味提倡推翻自己本国文化、学习西方文化与制度的潮流构成了矛盾，他似乎走在一条与主流思想和文学相悖而行的道路上。

三、文学与政治关系探究

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观点表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从属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的，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本雅明也提出“艺术政治化”的主张，他们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作家都是一定阶级的一员。因此，一定要站在一定阶级的立场上写作。卢那察尔斯基也认为“任何作家都是政治家”。“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都将政治和文艺的关系视为重要议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关系是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要适应物质发展的阶段，生产方式决定着精神世界，在马克思文艺理论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平等的、影响是相互的。”［7］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还有一种极端的看法即“远离论”，高行健认为“文学要超越政治的干扰，回到对人及生存困境的见证，首先要脱离意识形态，没有主义，回到个人。”在梁实秋身处的年代，我们应该看到政治对文艺的过多介入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甚至可以说政治对文艺有一种统率作用，文学失去了为自己发声的权力，而仅仅只是从属于政治，文学不代表自己，而是代表政治。当时出现了这样的情形，由于政治的介入，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钳制了文学发展，许多知识分子受到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以及浪漫主义的影响，纷纷提出了“文艺自由论”的口号，认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绝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8］强烈表明了文艺坚决不能妥协与从属于政治的文学立场，也就是说文学与政治是根本对立的关系。昆德拉也提出他选择以作家的身份参与政治，远离政治中心的漩涡，对政治坚持着一种“诗意的对抗”。到现代，可以看到很多文学作品实际上已经呈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倾向，诗人食指对余秀华的诗歌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一个诗人，对人类的命运、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他认为余秀华诗歌丧失了正统诗歌规训中所包含的公共性与家国情怀，食指所认为的家国情怀，其中包含着一种政治立场，认为文学应当为政治“发声”。对此也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文学是否一定需要与大时代、大叙事紧密相连？文学的本质是否一定要在这样的大时代描写中才能得到体现？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时期，文学与政治的联系也并不相同，但文学总是不能脱离政治而单独存在。正如鲁迅批评“超时代”文学家的那句话“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即使政治没有以强势的姿态介入文学，但它已经渗入到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里，渗入到我们的生活里。正所谓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本身已经包含了独特的历史语境，而这些都以政治环境作为它们的生存土壤。梁实秋的自由主义文学观正说明了这一点，当时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梁实秋一直执着于恢复中西传统的健全的人文精神，倡导一种和谐而全面的人性，以一种中西结合的古典审美原则以及现代文明的眼光来看待人性的转变以及社会的进步，这种眼光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甚至从人类文明的眼光来看，都是一种远见卓识。他企图以这样的价值观念来建构和影响中国的现代化文学，倡导文学应当远离政治，文学应当听从作家内心的召唤，然而，当时中国文学传统的贯性和社会的巨大矛盾给了他当头一棒；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他的文学观也在为中国社会找到一条真正的改良道路，而且是更深层次上的思考与指引，只是这条道路需要漫长而艰辛的等待与积累，对当时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来说，颇有“远水不解近渴”的意味。50这使得文学政治化和工具化的倾向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梁实秋对自由主义文学思想的坚守也就成为了一种历史时空上的错位。应该说，文学与政治上的亲密关系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所形成的，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面对梁实秋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想，也应当持有客观公正的评价，看到其在改良人性和致力于文学发展上的远见卓识，看到其背后蕴藏的深刻价值。

作者：田诗琪 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蒲松龄研究》2018年第1期

内容摘要：丁玲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中国现代小说追求新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最新收获，它在50到70年代经历了由肯定到否定、由赞扬到批判的过程。其历时性评价反映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前的发展轨迹是不断趋向激进和畸变的。具体表现为作为当代现实主义的选择和新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逐步政治化和教条化。在经历了畸变和沉沦后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最终也得到了回归和复苏。

关键词：现实主义;思潮;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小说追求新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最新收获，后来也为她赢得了国际声誉，但随着当代社会政治情况和文学历史的变化，50到70年代文艺界对这部作品的评价经历了由肯定到否定、由赞扬到批判的过程，而这些评价总是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即“现实主义”。通过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当代的历时性评价的分析和研究，可以探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前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到其不断走向激进和畸变的过程。

一.选择与新解

当代中国文学选择了“现实主义”，但对现实主义作了新的理解，使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注入了适应时代政治需要的新因素。这种新的理解又是同苏联文学对现实主义的理解相联系的，甚至就是直接来源于苏联文学对现实主义的解释。①这个新的选择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早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明确表示，“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因为中国还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个概念在40到50年代初并没有被广泛使用，而是以“革命现实主义”的说法出现。但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我们目前对于文艺创作的要求也是吻合的”②，这一点从当时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肯定评价就可以看出。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到1957年反右斗争以前，是对作品的肯定评价阶段（在肯定中虽然也有一些问题的提出，但总体来说还是肯定的），尤其是在1952年获得斯大林奖金二等奖后。当时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作品在反映中国农村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语言及叙述、描写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陈涌说：“中国伟大的运动给文艺创作带来了无限丰富的内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便是最初出现的反映这个运动的长篇小说。”③而冯雪峰则直接称“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初的比较显著的一个胜利”，并从作品的真实性和艺术表达能力等方面详细地阐述了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的主要表现。这一分析和评价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是基本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要求为标准来评判的。直到1953年9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才明确提出确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扬、茅盾等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包含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两个基本要义，也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要求：一.功利目的与世界观的先决性。二.浪漫主义的纳入与创造新英雄任务。④从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出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评论者也并未否定作品中反映的现实的问题，如陈涌认为作品中表现的运动中的错误和偏向是合适而必要的）和第二次文代会上对概念化、公式化和教条主义的批评与清算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虽然在这时被定为“最高准则”，但并不是以一种绝对的、唯一的、僵死的模式来规范一切创作和批评。但这种已经显露出来的政治功利性却预示着它越来越向上述的模式发展从而畸变为独尊的一元。

二.激进与畸变

1954和1955年对胡适、胡风等人的思想批判，尤其是对胡风的关于现实主义的某些正确、合理的解释作为“反动”思想予以简单化批判和否定助长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扩张。为了缓解这种紧张的气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长期、基本方针。这一方针大大解放了作家的思想，也可以说大大解放了强加在现实主义身上的种种限制和束缚，使作家能够暂时摆脱教条而独立思考、大胆探索，因而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真正体现现实主义精神，大胆描写现实矛盾、表现爱情婚姻家庭复杂状态的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宗璞的《红豆》等。然而这样的情况如昙花一现。1957年1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时间激起了对批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杂文的非难；那些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都被当作毒草对待，使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双百方针是一个先“放”后“收”、有“放”有“收”的策略手段。⑤这一年半的松动之后，1975年的反右运动更是一场疾风骤雨，在“左”的思潮的挟持下，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不断走向激进和畸形。

内容摘要：丁玲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中国现代小说追求新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最新收获，它在50到70年代经历了由肯定到否定、由赞扬到批判的过程。其历时性评价反映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前的发展轨迹是不断趋向激进和畸变的。具体表现为作为当代现实主义的选择和新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逐步政治化和教条化。在经历了畸变和沉沦后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最终也得到了回归和复苏。

关键词：现实主义；思潮；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小说追求新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最新收获，后来也为她赢得了国际声誉，但随着当代社会政治情况和文学历史的变化，50到70年代文艺界对这部作品的评价经历了由肯定到否定、由赞扬到批判的过程，而这些评价总是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即“现实主义”。通过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当代的历时性评价的分析和研究，可以探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前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到其不断走向激进和畸变的过程。

一.选择与新解

当代中国文学选择了“现实主义”，但对现实主义作了新的理解，使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注入了适应时代政治需要的新因素。这种新的理解又是同苏联文学对现实主义的理解相联系的，甚至就是直接来源于苏联文学对现实主义的解释。①这个新的选择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早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明确表示，“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因为中国还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个概念在40到50年代初并没有被广泛使用，而是以“革命现实主义”的说法出现。但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我们目前对于文艺创作的要求也是吻合的”②，这一点从当时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肯定评价就可以看出。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到1957年反右斗争以前，是对作品的肯定评价阶段（在肯定中虽然也有一些问题的提出，但总体来说还是肯定的），尤其是在1952年获得斯大林奖金二等奖后。当时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作品在反映中国农村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语言及叙述、描写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陈涌说：“中国伟大的运动给文艺创作带来了无限丰富的内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便是最初出现的反映这个运动的长篇小说。”③而冯雪峰则直接称“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初的比较显著的一个胜利”，并从作品的真实性和艺术表达能力等方面详细地阐述了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的主要表现。这一分析和评价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是基本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要求为标准来评判的。直到1953年9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才明确提出确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扬、茅盾等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包含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两个基本要义，也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要求：一.功利目的与世界观的先决性。二.浪漫主义的纳入与创造新英雄任务。④从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出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评论者也并未否定作品中反映的现实的问题，如陈涌认为作品中表现的运动中的错误和偏向是合适而必要的）和第二次文代会上对概念化、公式化和教条主义的批评与清算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虽然在这时被定为“最高准则”，但并不是以一种绝对的、唯一的、僵死的模式来规范一切创作和批评。但这种已经显露出来的政治功利性却预示着它越来越向上述的模式发展从而畸变为独尊的一元。

二.激进与畸变

1954和1955年对胡适、胡风等人的思想批判，尤其是对胡风的关于现实主义的某些正确、合理的解释作为“反动”思想予以简单化批判和否定助长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扩张。为了缓解这种紧张的气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长期、基本方针。这一方针大大解放了作家的思想，也可以说大大解放了强加在现实主义身上的种种限制和束缚，使作家能够暂时摆脱教条而独立思考、大胆探索，因而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真正体现现实主义精神，大胆描写现实矛盾、表现爱情婚姻家庭复杂状态的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宗璞的《红豆》等。然而这样的情况如昙花一现。1957年1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时间激起了对批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杂文的非难；那些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都被当作毒草对待，使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双百方针是一个先“放”后“收”、有“放”有“收”的策略手段。⑤这一年半的松动之后，1975年的反右运动更是一场疾风骤雨，在“左”的思潮的挟持下，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不断走向激进和畸形。

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除了把一批作家、理论家划为“右派”分子，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对文艺思想及代表性论点和触及现实生活矛盾的作品的批判。丁玲和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都没能幸免。丁玲本人在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被批成“集团”、“党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而在具体论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作者的立场、观点、感情、倾向以及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表现时，也大多推翻了此前对作品的肯定评价，尤其是把之前评论者的“右派”、“集团”问题掺杂到作品的评价中去，如王燎荧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品》基本推翻之前的评价，称“关于这部作品的好处，我们过去看见的几篇评论文章，都是加以夸大了的”，而“冯雪峰那篇有名的谈论它‘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的文章，现在看起来，那不过就是向自己的好朋友借机献媚之作”⑥。否定者们认为这部小说“主要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一部具有严重问题的作品”。这种否定评价很显然不是对作品的实事求是的艺术分析得出的结论，而是基于斗争需要从政治上上纲上线的结果。“反右”运动中对所谓“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清算，剥夺了作家在“百花齐放”中刚刚得到的一点直面现实的艺术权利，从理论上造成了一种唯教条和政治是从、不容怀疑与探索的氛围，使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和阐释变得机械、狭隘，重新回到了教条主义的老路上。在一片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高调中，这个定义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多少现实主义内涵的政治口号。而在反右派运动后风风火火到来的“”运动在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使得文艺工作出现了严重的浮夸和“左”的偏差。这时候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两结合”创作方法，到1960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被认定为“最好的创作方法”，取代了原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种“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的口号，实际上强调的是“浪漫主义”，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主观意志膨胀了的“浪漫主义”。“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⑦，创作中回避矛盾、粉饰生活、拔高人物、神化英雄的倾向愈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完全被“左”的思潮所支配，从激进走向畸变。

尊敬的各位家长、老师们：

你们好！在此，我首先代表全校师生，向多年来一直理解、关心、支持我校发展的各位家长，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谢意。

今天，我们聚集一堂召开由学生家长和老师们共同参加的座谈会，其目的是为了沟通和交流教育子女成才的经验，拉近家长、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增进理解，共同分析子女在学习成长中的各种积极因素和不利因素，制订目标，采取措施，家校结合，齐抓共管，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的合力，实现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让每一个学生都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健康成长，成为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才。在此，我首先代表全校师生，向多年来一直理解、关心、支持我校发展的各位家长，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谢意。

近几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在各位家长的大力支持下，我校围绕办学目标，抓实教学常规，积极开展教育教研活动、不断优化教师素质，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教育教学又取得了优异成绩。在综合荣誉方面，我校先后获得泉州市体育工作先进单位、、*课程改革先进单位、*文明学校等荣誉称号。

在教学成绩方面，近几年我校高考成绩年年不断提高，升学人数和升学率连续几年夺得好成绩。*年，我校高考上线*人，首次突破百人大关；*年，*年，*年我校高考连创佳绩；*年我校高考再创佳绩，参加高考学生*多名，上线*名，上线率达到*。在单项活动方面，在各种学科竞赛中捷报频传，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我校有许多学生在市级学科竞赛中获奖。我们学校积极开展各种文艺活动，我们发现我们的学生很有艺术天赋，学生的舞蹈、器乐、歌唱、绘画都有很好的特长等；体育方面成绩斐然，在*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上我校获得好成绩。在教师方面，我校教师有不少教育教学论文在各级报刊上发表，yp中学教育教学成功的做法，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学生家长的普遍认可。优异的成绩来自每一个教师的辛勤教育，来自每一位同学的刻苦努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家长朋友都很关心自己的子女一年多来在延平中学的学习情况，关心延平中学、关心初二年段的学习风气。家长朋友，您把孩子交给了我们，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孩子教育成人、成材。孩子既需要成绩，也需要成长，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尊重教育规律，对孩子一些不良的习惯，需要给我们时间来进行转化，家长心情可以理解，我们的心情也和您一样。为了所有孩子的未来，为了每个家庭的嘱托，我们肩负着光荣的使命，我们深知身上的担子的分量，尽管我们用心、用心、再用心，但是我们的管理中可能还会有许多疏漏，还会存在有许多问题与矛盾，今天的家长会，我们就是要请广大家长朋友们来帮我们“会诊”，给我们提意见或建议，我们一定会虚心接受。同时，我们也要树立一个新的观念，在对孩子教育的问题上，家长应当成为我们教师合作伙伴，家庭教育也是学校教育的延伸。现阶段我们看到了一些不良好的现象给学校教育带来一定的影响。下面我列举一些现象，希望能够引起家长朋友的重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现象之一：不关心孩子在学校的生活、表现。有个别家长因为忙于自己的工作和事务，而对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不闻不问，甚至有的家长以为缴了学费，就把全部责任推给了学校，连孩子在哪个班级、班主任是谁都不知道，对学校的教育要求以及对学生的要求不了解，不过问。

现象之二：为孩子佩带手机。初中会少一点，高中就不少。学校三令五申不准在校学生佩带手机，可是，总有些家长置学校制度于不顾，主助长了学生中的攀比现象。家长，请您想想孩子是来学习的，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要如此呢？

你们好！在此，我首先代表全校师生，向多年来一直理解、关心、支持我校发展的各位家长，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谢意。今天，我们聚集一堂召开由学生家长和老师们共同参加的座谈会，其目的是为了沟通和交流教育子女成才的经验，拉近家长、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增进理解，共同分析子女在学习成长中的各种积极因素和不利因素，制订目标，采取措施，家校结合，齐抓共管，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的合力，实现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让每一个学生都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健康成长，成为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才。在此，我首先代表全校师生，向多年来一直理解、关心、支持我校发展的各位家长，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谢意。

近几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在各位家长的大力支持下，我校围绕办学目标，抓实教学常规，积极开展教育教研活动、不断优化教师素质，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教育教学又取得了优异成绩。在综合荣誉方面，我校先后获得泉州市体育工作先进单位、、南安市课程改革先进单位、南安市文明学校等荣誉称号。

在教学成绩方面，近几年我校高考成绩年年不断提高，升学人数和升学率连续几年夺得好成绩。年，我校高考上线114人，首次突破百人大关；年我校高考连创佳绩；年我校高考再创佳绩，参加高考学生300多名，上线243名，上线率达到80%。在单项活动方面，在各种学科竞赛中捷报频传，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我校有许多学生在市级学科竞赛中获奖。我们学校积极开展各种文艺活动，我们发现我们的学生很有艺术天赋，学生的舞蹈、器乐、歌唱、绘画都有很好的特长等；体育方面成绩斐然，在南安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上我校获得好成绩。在教师方面，我校教师有不少教育教学论文在各级报刊上发表，中学教育教学成功的做法，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学生家长的普遍认可。优异的成绩来自每一个教师的辛勤教育，来自每一位同学的刻苦努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家长朋友都很关心自己的子女一年多来在延平中学的学习情况，关心延平中学、关心初二年段的学习风气。家长朋友，您把孩子交给了我们，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孩子教育成人、成材。孩子既需要成绩，也需要成长，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尊重教育规律，对孩子一些不良的习惯，需要给我们时间来进行转化，家长心情可以理解，我们的心情也和您一样。为了所有孩子的未来，为了每个家庭的嘱托，我们肩负着光荣的使命，我们深知身上的担子的分量，尽管我们用心、用心、再用心，但是我们的管理中可能还会有许多疏漏，还会存在有许多问题与矛盾，今天的家长会，我们就是要请广大家长朋友们来帮我们“会诊”，给我们提意见或建议，我们一定会虚心接受。同时，我们也要树立一个新的观念，在对孩子教育的问题上，家长应当成为我们教师合作伙伴，家庭教育也是学校教育的延伸。现阶段我们看到了一些不良好的现象给学校教育带来一定的影响。下面我列举一些现象，希望能够引起家长朋友的重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现象之一：不关心孩子在学校的生活、表现。有个别家长因为忙于自己的工作和事务，而对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不闻不问，甚至有的家长以为缴了学费，就把全部责任推给了学校，连孩子在哪个班级、班主任是谁都不知道，对学校的教育要求以及对学生的要求不了解，不过问。

现象之二：为孩子佩带手机。初中会少一点，高中就不少。学校三令五申不准在校学生佩带手机，可是，总有些家长置学校制度于不顾，主助长了学生中的攀比现象。家长，请您想想孩子是来学习的，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要如此呢？

现象之三：默许孩子穿名牌服装、穿奇装异服、男生留长头发、染发、佩带金银首饰等。个别家长对孩子的过分要求不能加以正确的教育和引导，禁不住孩子的软磨硬泡，孩子要什么给什么，什么流行穿什么，要穿什么就买什么，把孩子打扮的不像个孩子的样。

现象之四：不太关注孩子的书包、口袋装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家长应该经常检查一下孩子的书包、口袋里装些什么，凡是与学习无关的物品是不应该带来的。对孩子抽烟、上网大游戏听之任之，结果越陷越深。

作为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的基本要素，如何确立一套自己准确、实在、有效的标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什么是标准？标准就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具体活动中，通过对现象和经验的提炼、概括和总结，透过纷繁复杂的文化事象，形成的公认的规律性的观念和看法。尽管如此，对于标准问题，仍然有很多不同层面的分解。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由于人的经历不同、认识能力的高低以及观察角度的差别，对不同事物或现象背后的本质会产生很大差异，显示出较明显的主观性，但被认为是客观的；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人往往从自己的阶级地位，文化立场、民族个性和利益得失等方面划定自己的标准，从而把标准问题看成文化的生存意义。标准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总是在时代的流变中显示出它的特色，就是人们常说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从实用的角度讲，标准还具有个体性，群体性，局部性。这些都给确立公认的范型带来了难度。但是，不管怎么说，任何认定和判断，任何价值的评判和给予，还是需要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标准，这样才能对对象出合理的评价。因此，我们在论及文学批评范型这个范畴时，首先要明确的是，范型是一种相对稳定，而且又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批评范畴。范型具有操作性！

一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最早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五相夺伦，神人以和”（1），表明诗歌是言志的，诗歌与音乐、舞蹈三位一体，这里既说明了诗歌的本质和功用，又说明了评价诗歌的标准是看它是否表达了思想、意愿或者感情等。孔子是最早明确提出诗歌批评标准的理论家，“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2）他评价《诗经》的标准是，思想内容上要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和民生的安稳，在艺术形式上要体现“中正平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以说，孔子最早从政治意识上确立了诗歌作为载物的本体地位，开启了意识形态批评之门。作为对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孟子，进一步提出“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修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3），“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4）。这是从读者的判断立场和依据作者的社会身份来评定作品价值的批评方法，虽然谈到了文辞方面的问题，但主要还是以作品的内容确定其价值，属于社会历史批评的范型。受儒家诗学和文学社会学文学批评思想的深刻影响，汉代文学批评的基本范型仍然是从内容方面来考察其文学存在的历史价值的，同时由于儒家思想被统治阶级当作治国安邦的理论依据，随着儒家的政治化，文学批评的哲理基础确立下来了。《毛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序》继承了《尚书》“诗言志”的观点，实际上与《尚书》所言的“志”已经有很大的差别，前者的“志”是指做诗者的愿望，理想和情意等等，上古时期诗歌都是属于集体之作，诗歌所表达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群体的愿望和民间的意愿，因之是元生态的文化心里，与草根文化的历史背景相对应。而《诗序》的“志”，已经确立为知识分子和国家话语的意志。尽管《诗经》本质上属于民间之作，但被解释者主观化，赋予了主流文化的理念内涵。《关雎》本是一首优美动人的民间爱情诗，描写了妙龄男女之间那种微妙细腻的求偶心理，诗歌的句式相互对仗，音韵铿锵悦耳，而在毛诗解释者看来，“《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也，用之邦国也。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5）。诗歌被纳入政治教化的轨道。那么批评诗歌和其它文体的重要标准就是是否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哪怕那些描写爱情、乡物、风土、民情和抒发内心感受的作品，也要加以伦理、宗法、政治等制度上层建筑的误读或曲解。从汉代开始，已经基本奠定了社会政治批评的理性基础。这样，文论上史所谓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标准，大多涵括、容纳了“国家主体”立场的尺度。司马迁“网罗天下旧闻，考之行事，稽成败兴坏之理……以究天人之际，成今古之变，成一家之言”，“叙往事，思来者”（6），著史作文的目的，时时刻刻不忘的仍然是家国民族的大事。

以降，这种以社会内容和儒家思想主导的外在批评范型，在移变和转换中，影响和规范着创作与批评。“建安风骨”，多慷慨悲凉之气，“正史文学”言哀伤婉叹之歌，汉魏乐府，蕴家仇国恨、离伤别绪之音。南北朝，批评内质的核心字眼由“志”，转化为“道”了。即是说，衡量文章的观念看它是否承载了“道”。“道”有广义和狭义两层意思，广义的“道”，指宇宙万物及其表现形式，与宇宙的“文”的意义相近，狭义的“道”，是指具体的儒家政治之道。魏晋理论家把“道”与文章写作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时，又将之看成“德”的实现，即“仁”和“礼”的外化。《文心雕龙•原道》开篇“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继之又云“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以敷章……故知道沿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这样就将“道”作为文学创造和文学批评的本体。从而抨击了空想主义似的萎靡之音了。

古文运动理论家吸收现实主义的合理思想，针对南北朝、隋唐初期空洞的文章格调和过于追求形式主义的弊端，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强调文章的内容要言之有物，就必须从实际出发，“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将社会政治和伦理作为文章内容的本源。韩愈对人说“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文乎？”（7），柳宗元对自己的创作体会和主张更加明确：“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明道……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远乎近乎？”（8），说到自己文章的思想源自于《诗》、《书》、《礼》、《国语》、《春秋》等古代文化经典，并且灵活地融入到了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对现实社会加以针砭和讽喻：“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喻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用”（9），名作《捕蛇者说》，通过对捕蛇者身世和心理的叙述，讽刺了“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对下层民众的同情以及希望统治阶级减轻人民负担的愿望。应该说，古文运动理论家确实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达到了目的，承前启后，对后来的文章写作和文学批评开一代之风气！新乐府诗倡导者白居易，诗学批评标准更为激进，提出诗歌应该达到一种功利目的“文章或为时而著，诗歌或为事而且作”（《与元九书》），“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这就把儒家之道对文的渗透做了一种社会学和实用主义的绝对规定，把诗引申到“救济人病，裨补时政”的高度，以致评论）文章的唯一标准是它的社会实用性，正是对文章“有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10的具体发挥。白居易的诗学标准虽然单一，但是它在强化诗歌的社会作用，继承文以载道传统，引导诗歌往现实主义道路方向发展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通过唐代文学家的努力，中国古典文学通过写实反映社会问题，表达民生疾苦，参与社会政治方面的风格正式确立下来了，从而使文学写实变成为忧患意识的一种表达方式。这样文学批评的标准话语经由“志”的萌芽—“道”的确立—“事”的移变和转换，最终塑造了社会政治批评的范型。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在中国古代悠远的文学和文化地图中，除了儒家哲学体系一极的影响、渗透，形成中国文学精神之外，道家思想的熏陶和“干预”同样是十分强烈和深远的。道家思想对中国古典文学书写和格式的划定，构建中国文学批评标准范型的另一极——审美自由的超验批评范型具有重要作用。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来说，本来是一个“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它是综合的。每一个文学文本中，都有各种思想的融合，只是看哪一种思想在意象层面上显示更明显一些就确定是受到哪一种思想的影响。

侧重于写实，对社会历史做对应的反映和表现的，就说是现实主义，自然用社会政治批评的方式来解读。侧重于抒情，表达内心感受，以想象为主，通过暗示、幻觉、象征、变形和意识流等手段与方法来表达的，就说是浪漫主义，自然用审美自由的超验批评范型来读解。另外，其它哲学思想、宗教观念、地域和民族性、外来文化的浸润等等，都对中国文学版图的构成产生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影响，成为这个整体文化书写背后的心理因素成分。这就可以从其它侧面，用其它文学批评方法进行阐释。在这里，我们再对中国文化精神影响最大的道家思想及其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批评范型——审美自由的超验批评的确立、移变和转换作些考究。道家文学思想早于儒家文学思想，孔子是老子的弟子，自然《论语》成书的时间要比《老子》晚得多。但是由于《老子》更多的是哲学的角度探讨宇宙和人生的奥秘的（《老子》的另一名称为《道德经》），可见此书具有更多玄言的味道，乃是一部思辩哲学的书，它很少具体谈论教育、社会制度、人伦、文学、历史等问题，不像《论语》那样以对话和语录体来明确表达儒家在文化领域各个方面的思想，因此在文学方面的彰显不及《论语》。事实上，《老子》蕴涵了丰富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它为文学创造和批评奠定了真正本色的哲理基础。《老子》全书的中心范畴是“道”。“道”有以下几层意思：①“道”是原始混沌。“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十五章）；②“道”是“无”和“有”的统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徼”（《老子》第一章）；③“道”是没有意志，没有目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二十五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第五十一章）；④“道”产生万物。“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第四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⑤“道”自己运动。它永远处于永恒的“逝”、“远”、“反”的反复循环运行之中（11）。由“道”开始，一切都在一种玄妙的空壳中演绎，老子提出了“有无相存，虚实相生”的辨证分析思想。在对“道”的审视过程中，要排除一切实用的干扰，在一种极为纯洁的心胸中悟道，即“涤除玄鉴”。老子思想对于文学的启示在于：文学的本体不是源自于生活，而是悬置起来的“道”；文学是超越的，要到达对美的把握，就要达到空灵，无为的境界，没有任何的功利性。那种无法把握又在把握中的不可控状态。

作为老子思想的继承者，庄子进一步发展和阐释了老子开创的道家文化思想，为道家学派的最终形成确立了根基。与老子不相同的是，如果说老子基本上站在形而上哲理的高度审视芸芸众生的话，那么庄子是用寓言和形象的言说方式表达了道家十分抽象的理念，同时庄子有意把道家思想从哲学演化为美学和文学思想，《庄子》既是文学作品，也是美学和文学批评文集。这意味着道家文学批评范型在庄子时代就已经定型下来，并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中最重要的仲裁方式。庄子核心的表述言词是“自由”。①以“道”作为观照的本体，“道”即是宇宙中最真实、绝对的存在，“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12）庄子明确把“道”与美联系起来，“道”转化为美，美就是宇宙万物的外在形式，而对美的观照，应采取静观的态度。②审美观照不参杂任何先念和功利，在一种超溢和飘然的状态中游弋，即“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3）。同时要求观照主体和创作主体必须“心斋”和“坐忘”，以达审美的极致。何谓“心斋”？“气也者，虚而待物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14）；何谓“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此谓坐忘”（15）。不仅如此，庄子规定，“心斋”和“坐忘”的对象务必是自然而然存在的，无丝毫人为的改造与做作，要“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16），为文艺创作中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审美标准和艺术创造原则立法；③以“技”显“道”，“道”与“技”完美结合，实现最充分的自由，达到主体与自然同化的天生化成的层界。在“庖丁解牛”、“轮扁斫轮”、“梓庆削木为锔”、“津人操舟”、“吕梁丈夫蹈水”等一系列寓言故事里，形象地说解了这种思想；④“言意分离”、“得意忘言”、“意在言外”，庄子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传书”（17），“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18）。这样，庄子把语言只是作为载意的媒介，本身没有价值，强调超验的审美。因之，庄子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规范上，建立了一种超越尘世、自由的标准。构造了“虚静”与“无为”、“心斋”与“坐忘”、“言意”与“形神”、“外丑”与“本美”、“绝对”与“相对”等辨证美学范畴。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玄学的盛行、禅宗、外来佛教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一个艺术自觉的时代，艺术批评观念回应这种情况，对老庄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发扬光大，从某种程度上说，一度中断了儒家文艺批评的主宰地位，使道家在批评历史上大发异彩。这个时期，道家的许多批评范畴得以延伸和扩充，更加表现了文艺本体的审美特征，显示了审美自由的超验批评明显的移变。文艺本质的情感论、文艺创作的体验论、作品欣赏的顿悟论和艺术技巧的自然论都具有总结的性质了，“情感”、“直觉”、“想象”、“品鉴”、“传神”、“气韵”、“意象”等概念成为关键词汇。情感是文本的内容：“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19），“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现”（20），“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之舞泳”（21）；想象是创作的原则：“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以典坟……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

精骛八级，心游万纫”（22），“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23），“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25）；直觉、感悟是欣赏的基本方法：陆机指出，对诗歌艺术美的评价，应从“应”、“和”、“悲”、“雅”、“艳”五个方面的标准去衡量，钟嵘的“滋味说”确定了诗歌的美质，顾恺之认为“一象之明珠，不若悟对之通神也”（26），宗炳“澄怀味象”、“澄怀观道”更是在更高基础上对老庄的复归。沿着魏晋之道，隋唐至明清，老庄审美自由的超验批评标准逐步发展，转换成中国独特的意境理论，作为中国文学特色最高的美学概括。要言之，“意境”的创造，是主体和客体在“妙”和“静”的交流中产生的，苏轼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27），严羽则在创造和欣赏两个方面，把“妙悟”作为重要的方法和标准：“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28）；作品图式的构成上，“意”与“境”融为一个整体，所谓“但见性情，不赌文字，盖诗道之极也”、“情在诗外，旨冥句中”（29），“象外之象，景外之景”30），“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31），同时情景交融也是意境的一个重要特征。“意境”构造了一个多层次和结构阐释体系。清代，王国维《人间词话》则对中国文学的意境进行了系统总结，把审美自由的超验批评范型发展到古典诗学的最高峰。有必要指出，两种主要的批评范型都把“道”作为最高本源，但是涵义差别很大。社会政治批评的“道”是一种强力意志本体，因此这种批评范型的轨迹始终是意识形态性的，而审美自由的超验批评范型的“道”指宇宙人生本位，它指向生命的存在。中国古代长期单一的宗法制社会形态，决定了个体心灵和主流文化始终存在着对抗，也就是生存和生命的对立。中国文学和批评理论体现了这个特点。古典批评范型的确立、流变和转对应了这种情况。

二随着封建制度的动摇和瓦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而艰难的转型。社会的巨变，对文化和人们心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它的直接后果是迫使人们去寻找新的精神支柱，重塑新的民族性，开辟新的理论资源，创建新的理论话语。新的文化建设来自两方面的动力，首先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其次是对外来文化的引进、借鉴和吸收以及批判和吸收中所发生的激烈碰撞引发的论争。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就是在“西方近代文学思潮的影响和引导下，逐渐走出古典主义的封闭体系，不断寻求自身现代化并走向世界的一种过渡转型期文学现象。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不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自然流变或自然进化过程，无论是其哲学基础或文学观念，它都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和超越意识……29世纪文学批评也不是西方近现代文学批评体系的简单移植”，“传统的与西方的、近代的与现代的、外在的与内在的等等矛盾因素的对立组合，便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性质和显著特征”（32）。这种状况决定了20世纪文学批评范型既不是对传统文学批评范型的简单移用和外来文学批评模式的照搬照抄，而是对剧烈变动的中国20世纪社会情势和文学图景做出的及时应答，由此构建起以历史性、时代性、政治性、文学性、人性、外来性等核心因素对撞作用下的批评范型，表现为一元为主、多元并存；一元分化、多元融合；一元、多元混杂对语的情形。依中国20世纪特殊的革命历史性状，社会学批评范型确立了它的主导地位；依人的存在和文学审美的特征而言，人文和审美艺术批评范型占有重要一极；依外来文化和文学思潮的译介、引进和吸收而言，西方文艺批评范型在中国开花、落地、结果，而且各类文学批评范型的确立、流移和转换恰好反映了20世纪文学现代性进程的复杂、多变而有相对稳定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