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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特色的主流文学”

“主流文学”是“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主流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社会倡导的、由多数人共同享有的思想方式和文化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语境中，“主流文化”有不同的显现方式。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里，“主流文化”被指认为是一种大众文化，也是流行文化。这正是近年来全球流行的《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3]一书的基本观点。基于“全球文化战争”的视点，该书作者直接把“主流文化”指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序言中，他引用“软实力”概念的发明者、美国克林顿时期国防部副部长约瑟夫•奈的话说，“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而非强权”。“软实力”需要通过价值观来产生影响，而负载这种价值观的正是极具国家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的流行文艺，也是一个国家的“主流文艺”。

仔细解读一下“主流文化”概念，可以发现它背后有四个关键词：大众、资本、文化精英、国家权力。大众流行文化居于最表一层，背后是政治、经济、文化各路力量。在资本的运作下，流行文化打造大众的“幻象空间”，在文化精英的导引下，将权力关系植入大众的情感—欲望结构。高明的“软实力”岂止是吸引力，甚至可以是媚惑力，“软”到几乎隐去一切“规训”“引导”痕迹，发乎于“人性本能”，止乎于“普世价值”，才具有真正强大的实力。在全球“主流文化”模式参照下，中国当下“文学场”的格局可谓独具特色。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文学体制和管理体制仍然完整存在并且有效运转，但以文学期刊的“边缘化”和“老龄化”为标志，“体制内”文学已经越来越“圈子化”，从而失去了大众读者[4]；另一方面，在资本运作下进入集团化的网络文学已经建立起来日益成熟的大众文学生产机制，不但拥有了数以亿计的庞大读者群，也建立起一支百万作者大军，然而，必须小心翼翼地接受体制管理，寻求体制接纳。在二者之间，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文学批评精英力量多年来与五四“新文学”传统脉络下的“严肃文学”“纯文学”共生，对骤然坐大的网络文学大都怀有疑惧态度，在一个“草根狂欢”的时代，与网络文学的关系基本是互不买账、各说各话。以中国“国情”来看，这样一种“文学场”格局，尤其是体制与资本两种力量的对峙和博弈将会长期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主流文学”的定义不能完全参照资本主义体系的“国际惯例”。因为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并不是那样一种“上下一致”的“社会水泥”——在政府高扬的“主旋律”与社会上下默默奉行的“潜规则”以及精英文学鼓吹的理想价值观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裂隙。在网络文学发出挑战之前，我们的“主流文学”一向被认为是“精英文学”，它不但是“体制内”的，并且承担着启蒙大众、引导大众的职能。这样一种格局是百年来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造就的。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在对传统的“旧文学”和新生的“俗文学”的双重对抗中建立起来的。“新文学”是一种典型的精英文学，“五四”先贤们迫于救国图存的压力，选择从西方舶来的现实主义创作法则为唯一正统，以之载道。由此形成了“新文学”/“旧文学”、“严肃文学”/“消遣文学”的等级秩序。“消遣文学”从文化趣味上和文体形式上看像是传统“旧文学”的延续，但其实已经开始发生现代性蜕变——伴随现代都市文化的发展、报刊业的发达，以及对西方类型小说的借鉴，逐渐发展为具有文化工业性质的大众文学（PopularLiterature）。如果我们一定要用“主流文学”、“非主流文学”的概念辨析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文学”的桂冠还是要戴在“新文学”的头上（当然称之为“主导文学”或“正统文学”更为妥当）。因为尽管这一时期“新文学”的读者数量远远比不上“俗文学”，但却牢牢掌握着“文化领导权”，因而把“俗文学”成功地压抑下冰山之下。精英的“新文学”一直致力于“大众化”，但一直力不从心。它对“俗文学”真正取得“压倒性胜利”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其“压倒性”并不仅在于政策上的压制取缔，更在于艺术上的转化吸收。特别是经由赵树理等“人民艺术家”的卓越努力，以及包括“样板戏”在内的“革命文艺”的创造性实践，将“旧文学”中有生命力的要素“批判地吸收”进革命文学，成为内化其叙述模式和快感模式的“潜在结构”。不过，“革命文艺”在其“民族化”、“大众化”实践过程中，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的吸取，主要偏重民间文化（FolkCulture），而对产生于文化工业的大众文化（PopularCulture），则作为“资本主义腐朽文化”进行严厉地批判、放逐。

“新时期”是精英与大众难得的“蜜月期”，“伤痕—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的主题是全民共同关注的，依托的现实主义手法（此时还遗留着一定的“工农兵文艺”模式），经过多年普及也是读者熟悉的。这个“甜蜜的婚姻”到1980年代中期出现裂隙，到1990年代基本解体了。伴随全球性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启蒙文化”的解体和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学无法再承担原有的意识形态功能。“体制内文学”虽然依然依托于社会主义文学体制，但开始“回到文学自身”，更多地以“纯文学”、“高雅文学”而不是“严肃文学”的面目标榜其精英属性，“主旋律”被心照不宣地“高高挂起”。读者则是大量转向了通俗文学，先是金庸、琼瑶的“迷”，后是好莱坞大片、英美日韩剧、ACG文化的粉丝。由于文化体制的限制，中国本土的通俗文学一直没有能真正发展起来，这就给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留出了空间。虽然媒介革命在全世界发生，网络文学却是中国风景独好，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通俗文艺百年以来的欠发达。进入网络时代，人们突然发现一个“自由空间”，各种“文青”来此嬉戏，资本闻风而至。随着资本的进入，网络类型文学爆炸性地发展起来。但是，这个“自由”时期显然不可能延续太久。政府管理部门几年前就开始关注对网络空间的管理，2014年的“净网行动”是一个明确的分界线[5]。从此，网络不再是“化外之境”，要像“体制内”新闻出版部门那样接受管理和规训，同时也将被纳入文化规划的大格局中[6]。

对于“新文学”以来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梳理和对当下文化格局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流文学”的形态。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21世纪的中国已经置身于全球化体系之中，我们的“主流文学”不再可能是由文学精英和政治精英联手打造的精英文学的大众化版本，由精英启蒙、教育、引导大众的历史时期已经终结。未来的大众流行文学只能产生于文化工业，各种精英力量只能隐身其后发生作用。这就意味着几年前还被视为“主流”的“体制内文学”将难当其位，网络文学被历史性地推向前台。2009年初盛大文学CEO侯小强（此时盛大文学刚刚组建不久，号称“网络文学航空母舰”[7]）就曾对“主流文学”发出挑战，提出“网络文学走过十年之路，成为准主流文学”，他的主要依据是，网络文学是“主流的网络读者的选择”，“被读者认同的文学才是主流”[8]。但现代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拥有最广大读者的文学未必就可以称作“主流文学”，而是很可能被视为“消遣文学”见弃于大雅之堂，除非它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弘扬“主流价值观”的意识形态职能。网络文学可称当代中国最大的“幻象空间”，十几年的发展中甚至形成了一套“全民疗伤机制”[9]，但总体来说，更强调自己的娱乐性，对于“主流价值观”缺乏足够的承担意识。经过“净网行动”，相信网络文学将更自觉地接受“规训”，也会更主动地尝试将“主流价值观”移植进自己的快感机制——这是一件充满挑战性的事，但更具挑战性的是，到底什么是当代中国人“一致认同”的“主流价值观”？它与“主旋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传统文化”、“普世价值”，乃至无数网民个人的YY之间是什么关系？可以说，目前中国并没有一套上下认可、多数人共同享有的思想方式和文化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主流价值观”尚在模糊之中，它的建构需要文学想象力——需要层出不穷的类型文把身处剧烈转型期的中国人的欲望和焦虑以文学的方式塑形；需要涌现出超越“大神”层次的“大师”级的作家，在“第二世界”重新立法，将人们“爱与怕”引向对道德、信仰的思考，重建人们的道德底线和心理秩序；需要通过一部部饱受争议的作品（如《甄传》）汇集各种力量的交锋，进行多层面的商讨。也就是说，“主流文学”的建构本身是“主流价值观”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一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协商的过程，只有积极参与这一建构过程的文学才可以称得上是“主流文学”。

二、媒介革命视野下的“网络文学”

自网络文学降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观点称网络文学是一种“快乐文学”，能够供读者YY，满足其心理需求。在“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启动之后，这种论调尤其受到各方欢迎，“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10]。而以中国作协为代表的政府管理者一方则倾向于把网络文学指定为通俗文学[11]，这样既可以给网络文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合法空间，又可以将其自然置于“高雅文学/通俗文学”的等级制度下，在原有的文化秩序内接受管理。以上各种说法或许都有某种策略考量，但若单从学理层面讨论，都不免受制于既有文化模式的思维惯性。如果从媒介革命的视野出发，中国网络文学的爆发并不仅仅是被压抑多年的通俗文学的“补课式反弹”，而同时是一场伴随媒介革命的文学革命。“网络文学”概念的中心不在“文学”而在“网络”，不是“文学”不重要，而是网络时代的“文学性”需要从“网络性”中重新生长出来。在不久的将来应该不再存在“网络文学”的概念，相反会出现“纸质文学”的概念。除了作为“博物馆艺术”传承的“纸质文学”外，网络将成为一切主流、非主流文学艺术的平台。目前的“网络文学”以类型小说为主，但也不是铁板一块。随着2012年互联网进入“移动时代”，针对移动受众阅读时间碎片化的特点，一些主打“小而美”[12]的APP终端应运而生，如韩寒主编的《ONE•一个》，中文在线推出的“汤圆创作”，专门发表短篇小说的“果仁小说”，以及2011年底就上线的“豆瓣阅读”。此外微博、微信公共账号也是相当活跃的个人作品发表平台。这些“小而美”有很浓的“文青”色彩，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当年被资本“一统江湖”压抑下去的“网络文青”的复活。与此同时，传统文学期刊也开始进行“网络移民”，如由《人民文学》杂志推出的“醒客”[13]也于2014年7月上线。不过，传统文学要成功地实现“网络移民”不可能是原封不动地“穿越”，而是要经过脱胎换骨的“重生”。“内容一经媒介必然发生变化”，这是麦克卢汉那句“媒介即信息”断言的重要含义。尽管网络将成为一个汇集各种年龄、各种文化结构、各种文学趣味人群的“主流媒介平台”，但在这里占据主流还将是类型小说，这是由大众阅读需要决定的，也是由文化工业的性质决定的。在理想的状态下，类型小说是可以分层的。其实现在的网文“大神”中就有“小白”和“文青”之分[14]，“小白文”追求“爽”，“文青文”在追求“爽”的同时，还强调“文笔”和“情怀”。

一、基本情况

*，男，46岁，汉族，本科学历，小学高级教师，中共党员，现任*市*民族小学党支部书记、副校长。

二、主要专业技术工作

2009年度，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不断转变工作作风，改进工作方法，改正自己存在的缺点，工作上团结协作，方法上开拓创新。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不断完善自己。担任六年级安全与生活教学、学校党务、安全工作、群团组织和师生思想政治工作、法制学校创建、校园环境综合治理、*市卫生单位、*市文明单位，*省爱路护路宣传教育示范学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创建等管理工作，牢记宗旨，武装思想，保持先进，尽职尽责，严格自律，创新工作。

模范守纪，以身垂范。我认真坚持政治学习，不断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发扬奋发向上、勇于负责、勤勉敬业的精神，继续加强学习党的十七届

三、

四、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入学习和模范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爱岗敬业，热爱教育，热爱学生，诚实守信，团结同志，热心助人，热情服务，模范遵守社会公德，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树立人民教师的良好形象。

追求卓越，创新工作。不断加强学习业务知识，2009年4月，参加了“*省*市灾后重建幼儿园园长培训班”；2009年6月，参加了“*灾后重建幼儿园长高级研修班”培训；2009年7月，参加了“2009年西部十二省（*）中小学安全教育与安全管理国家级专题”培训；2009年8月，参加了“教育技术培训教程”培训；2009年11月，参加了“*省省级小学数学骨干教师”培训，不断更新观念，虚心向有经验的教师学习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向优秀管理人员学习现代科学的管理经验，在管理方面狠下工夫，思想政治工作耐心细致，安全管理，科学规范，做到制度保证，措施到位，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各类人员安全工作一岗双责制度，层层落实安全目标责任，与各类人员签订安全目标责任书，加强日常检查与督促指导，把安全工作抓紧抓细抓扎实，还和二分部教师一起指挥交通，对师生负责，为师生营造安全氛围，为学校发展保驾护航。

一、中国法学教育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学教育，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58年至1976年法学教育的挫折和停滞时期；1977年至1993年法学教育的重建和恢复时期；1994年以来的急速发展时期。

（一）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49－195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时全国53所高等院校设有法律系，有在校法学本科生7338人。[1]1952－1953年进行"院系调整"，对原有53个法律系进行整合归并，创设四所政法学院，即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和西北大学法律系，构成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四院六系"。在一举废除中华民国时期的全部法学教科书之后，代之以从苏联引进的各种法学教材，并聘请苏联专家担任主要科目的授课教师。至1957年才出版了新中国自己的第一套法学教科书。至1957年，全国累计招收法律本科生12569人，毕业法律本科生10856人，当年有在校法律本科生7954人。

（二）法学教育遭受挫折和停滞时期（1958－1976）

1956年开展所谓"整风反右"运动，强调阶级斗争和否定法治的左的思潮泛滥，凡是主张法治和主张法律具有继承性和社会性的法学教师均受到批判并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导致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急遽萎缩和衰败。1959年撤销了主管法学教育的司法部。四所政法学院被下放地方，并压缩招生规模。

196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各政法院系师生被分批编入四清工作团（队）深入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至1966年5月，"四清运动"升级为""。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课，称为"停课闹革命"。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被撤销，称为"砸烂公、检、法"。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1966年，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止招生，1968年政法学院和综合大学法律系被撤销，仅保留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两个法律系。中国法学教育出现了长达10之久"停滞期"。

（三）法学教育的恢复时期（1977－1993）

[论文关键词]文论重建；“中国化”“民族化”原则；“中国化”文论的重要资源；应用价值

[论文内容摘要]全书的关键词是“中国化”，那么，重建一个具有中国化、民族化特色的新的文论体系，应是这一课题研究中颇值得参照的核心理念或方向。吴家荣教授在书中隆重推介并表述了自“五四”以来“中国化”文论的产生及其建树，弘扬了一批早期共产党人和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文艺观及其文艺思想的精华所在。这些无疑都是重建“中国化”文论体系的重要资源。然而，对当下文学现象及经验的全面总结、对西方理论的合理“引用”和有节制地“拿来”，对中国古代文论中仍然富有生命力的某些精华进行现代转换，都是构成“中国化”文论体系不可或缺的资源。资源或许是丰富的，取之不尽的，但“中国化”、“民族化”这根金线却必须贯穿始终，唯有符合中国国情、文情、学情，重建的文论体系才有应用价值，才会走得更远一些。有关传统文学理论体系已经“瓦解”，新的文论体系亟待重建的讨论乃至争论，是文论研究领域近两年来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尽管人们对传统文论体系已经“瓦解”说的意见或看法不尽相同，但对于文论体系需要重建的倡言及其论证，却在不谋而合中达到一种共识。然而，究竟应该重建一个怎样的新的文论体系，似乎又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难以匆匆作答的问题。而吴家荣教授的论著《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恰在这时出版发行，无疑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有所观照，也有所启悟。

滞后的文学理论已经跟不上当前文学实践活动的步伐和要求已是不争的事实。围绕这一事实展开讨论甚或争论是有必要的，但争论之中应当警惕形成新的“话语霸权”，即在众语喧哗之中突然冒出个什么“权威”——犹如老鹰入林，从而导致文学理论何去何从成为一“权”之言。在这场尚未终结了争论中有一种声音是值得关注的，这就是主张重新建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体系。这显然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文学实践活动发展了，变化了，文学理论也要跟上这个发展与变化，那种早已显得疲惫不堪、了无新意的文学理论体系势必要打破重来，这是当前摆在文学理论界同仁面前的一个最为迫切的任务。倘若这能成为大家的一个共识，少一些无谓的争论，多做一些文论重建的实事，才是重振昔日文学理论一度拥有的衣袂飘飘或飞天之姿的有为之举。当然，文论重建是一条复杂而艰辛的长途，对于每一个有志于斯的文论研究者来说都是一次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苦旅。不过，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并且已经做出成绩来的学者比参与这场争论的学者多，他们写出来的理论文章或专著虽然不能说能成为文论重建的范本，但起码可以为文论重建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理论资源或文学经验资源。不久前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再版的安徽大学中文系吴家荣教授的著述《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就是一部颇有参考价值的书。

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文学理论是否已经“瓦解”的争论屡屡见诸报刊，一时间众语喧哗，异声四起，以致文学理论界的各路“神仙”纷纷冒出“山林”参与这场争论。从“瓦解”说者有之，斥“瓦解”说者有之，不从不斥乃至另立一说者有之，时下还远远没算划上句号。尽管那种认为文学理论已经全盘“瓦解”的观点未免偏激，但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是早已渗透在我们血脉之中的文学理论即便是当下大学课堂还在继续讲授的一些文学理论命题，究竟对当前呈多元走势的文学实践活动还有多少实际的指导意义？这无疑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吴家荣教授长期从事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斐然。前些年我曾认真拜读过他的另一部著述《新时期文学思潮史论》，受益匪浅，于是在教学中就直接把这本书当作讲授新时期文艺思潮课的第一手教材来用，竟然很受那些专升本学员的欢迎。在那本书里，作者虽以史为金线，但特别之处却在于全书以金线串“双珠”，这双珠就是“文学理论珠”或“文学实践珠”。作者站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制高点上，俯瞰或梳理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活动在各个时间段里所迸发出来的浪花乃至急流，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对理论思潮和创作思潮进行了相得益彰的把握与探讨，比较客观地总结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活动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双重发展的轨迹与格局，让人对新时期文艺思潮的发展脉络一目了然。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熔理论思潮和创作思潮于一炉，将两者综合起来加以研究，支撑起来的是新时期文艺思潮发展情况的整体构架，显得全面、完整而不失之于偏颇。吴家荣教授对新时期文艺理论的来龙去脉以及文学创作潮流的风云变幻是十分熟悉的，可见他在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及其文学创作活动的研究与探讨中，走的是自己认定的中国化的路子，注重对本民族文学理论生成之根的守望与挽留，而不像时下某些学者总是跟在西方学者的屁股后面拾人牙慧甚至不惜蹈空袭虚弄出一些花拳绣腿的东西。此一类所谓学者往往吃里爬外，动辄搬来一些吓唬人的东西在那里虚张声势故弄玄虚故作高深，以图“技压群芳”，“独树一帜”。吴家荣教授是务实的，他始终把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活动当作自己研究与探讨的目标，坚持遵循本民族的文化背影和文化特色去考察各个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活动的发展与变化，所以他的探索与尝试总是事半功倍、收益多多，为圈内众多同仁所看好。如果说他的《新时期文学思潮史论》仅仅是他中国文论研究之路中的敲门问路之作，那么这部《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便是他在走中国化文论研究之路中修得的一枚正果、硕果，它们虽远近大小各不同，但在中国化这一立足点上，却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一书仍然保留了《新时期文学思潮史论》一书的本色，在“中国化”这一根本思想的指导下，从文学理论和文学创造活动两个方面展开探讨和研究,从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学观的形成到新时期某些文学理论命题的确立，都贯穿在“中国化”这一纲领之中。应当说，文论中国化的倡导由来已久，但进入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里，西方文论或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卷入，加之国内某些研究机构和某些学者又不惜照搬照抄以致当作自己的看家本领，使得“中国化文论”一度变得暗淡无光，似乎成了时尚文化边缘的一道“农家土菜”,自然不被那些以“文论西化”为时尚之流所青睐。当前，文论重建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强调文论中国化民族化的声音也不只是一蝉之鸣，多数学者在这一原则立场上是一致的，对重建中国化文论体系是充满信心的。尽管我们已经承认原来的文学理论体系已不适应当前的文学创作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已经死了，不能更新了，再喧闹再活跃再广泛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终究不能替代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自有它存在的文化基础和各种理由，只要文学不会消亡，文学理论就不会消亡，文学批评就不会消亡，那种认为文学行将消亡的看法或叫嚣不过是一种“青光眼视力”所致，不必加以理会。人的存在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文学的存在是文学理论存在的理由，中国化文学创作活动的存在是中国化文论存在的理由；因此可以说，人是一种永恒；文学是一种永恒，文学理论也是一种永恒。西方文学和西方文论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文学的殿堂里熠熠生辉，就在于它们具有西方化或本土化特征；那么中国文学和中国文论要想在世界文学的殿堂里流光溢彩，我们就要坚持走中国化的文学创作和中国化的文论重建之路，唯有如此，我们的文学和文论才能成为世界文学乃至文论之林中的一枝奇葩。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特色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528页）。文学创作是这样，文论建构也是这样，而文论重建的核心问题也正是要体现出这一点。

所谓文论重建要中国化，就是指文论重建要有中国特色，这既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南的指导作用，也不排斥外来文学理论的有益补充，而强调中国特色就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土壤、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遗产，将我们血液里流淌着的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精神融入到新的文论体系之中，并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为我们所适用的部分熔为一体，同时也不妨有选择有鉴别地引进外来文论中的有益成分，如此，重新建构起来的文论体系就不再是那种全盘“马克思化”或那种动不动就冒出来一些吓唬人的土不土洋不洋的东西。重建中国化文论体系，就是要在充分研究中国当前文学创作的潮流和发展潮流的基础之上进行，全面总结和概括当前中国化文学创作活动的新经验新方法新流派，解决文学理论一度甚至当下仍然无法解释或无法面对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勇敢地面对西方各种文论和思潮的挑战，大胆地将“中国化”这张王牌打出去，让西方文论制造者们能从中看看中国化文论的新面貌和新风尚，从而能够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乃至民族精神的独特魅力。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吴家荣教授的《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中受到一些启发和激励。

吴家荣教授以“中国化”为这部文论专著冠名，就是要体现中国化文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要强调中国化文论的价值和意义，就是要面对西方文论的挑战捧出一道属于中国化的“文化热菜”；不仅如此，这部文论专著是正值文学理论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面世的，它的出现很及时，也正顶用，它既是坚持中国化文论建构的一个有益尝试，也是为当前文论重建如何体现中国化民族化特色开启了一个敲石问路之举，不说为文论重建鸣锣开道，但完全可以说为文论重建壮胆壮识，它启示我们：走中国化文论重建之路，才是当下处于苟延残喘之中的文学理论的最终出路。虽然《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不能更多地解决和回答文论重建进程中可能遇到的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但它把一种路数交了出来，这个路数就是一个铮铮作响的字眼：中国化。只要扎扎实实地在“中国化”这一纲领上做文章，文论重建就会旗开得胜，如得神助，就能健康地走出重围，终将获得“柳暗花明又一村”。进一步说，文论重建除了要坚持中国化民族化的原则立场外，还当从两个方面确立其价值标准，一是新的理论资源，二是新的文学经验，二者缺一不可。没有新的理论资源，文论重建只能是一张图纸；没有新的文学经验，理论资源也就无从谈起。所以重建中国化文论体系，就要从总结新的文学实践经验及其成果入手，以便从中获取新的理论生成因素。当然如何把古代文论加以改造使之转化为当前适用的文论体系也是开发新的理论资源的重要一环。

论文关键词：湿地；生态；景观；生境

论文摘要：群力外滩湿地是哈尔滨松花江沿线重要湿地之一，对调蓄松花江江洪水、涵养水源、候鸟与湿地多样性保护等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哈尔滨经济发展，湿地保护、恢复已刻不容缓。文中在对群力外滩湿地主要生态功能、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该湿地生态保护的对策。

1引言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和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湿地具有抵御洪水、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净化水体、维持生物的多样性等多种生态功能。在各种类型的生态系统中，湿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最高。

群力外滩是哈尔滨市区唯一的自然状态湿地，经过城市不断的向外扩展以及人口的增加，并受人为因素干扰，部分已被开垦为农田，湿地机能遭到严重破坏。为了促进城市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对该湿地的保护、恢复工作已刻不容缓。

2国际经验比较与借鉴

2.1德国莫海姆市湿地保护

他们以“让河流做自己的事”为理念，用更自然化的手段来达到防洪、环境改善、生态修复等多重长效作用。通过重建缓冲带、增设与河道垂直的开口、鼓励小规模泛洪、控制洪水淹没范围等手段，不仅可以培育河滨生境，逐步实现河道半自然化；而且可以减低洪水累计风险，减少洪水危害。该项目由堤防后退1.3km获得2.02km2圩田，作为泛洪用地，并在圩田内开辟了3.5hm2林地，提升了滞洪空间的景观和休憩价值。

一、陆羽和《茶经》研究助推名茶快速发展，效益显著，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富裕美

我国自唐代以来，形成了以陆羽为首的茶文化研究队伍，并自觉地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和奉献。尤其是现当代的茶文化工作以陆羽精神为引领，研究《茶经》，考察茶事，创新发展茶叶，贡献十分显著。湖州市的茶文化工作者在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成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以来的22年间，从事陆羽和《茶经》研究的队伍日益扩大，工作内容不断拓展，各项研究成果累累，对于当地名茶的开发、创制、推广、普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白茶中的多种氨基酸含量特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很好的保健功能。安吉白茶之所以能够名扬全国并走向世界，还因为2003年11月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与安吉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了“《大观茶论》与安吉白茶研讨会”。《大观茶论》是继陆羽《茶经》之后，由宋代皇帝赵佶撰写的关于茶的专论，成书于大观元年(1107)。全书共二十篇，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其中“点茶”一篇，见解精辟，论述深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我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也为我们认识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就白茶文化之源、白茶文化底蕴、白茶文化之路宣读了观点鲜明又很有见地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并通过研讨，明确了:(1)安吉白茶就是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指出的白茶;(2)当代各地生产的白茶，是直接或间接地由安吉引种去的，说“安吉白茶”是“白茶之祖”当之无愧;(3)安吉白茶品质优异，为其他绿茶无与伦比，说安吉白茶为“绿茶之王”是有根据的;(4)常饮白茶，更能提高人体免疫力，其作用之大，为常茶所不能及。也由于当年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进一步发展白茶生产，怎样挖掘白茶文化内涵，如何开发白茶生产等方面提出的许多建设性和指导性的意见，以及关于成立安吉白茶研究中心的提议等，为此后进一步弘扬白茶文化，发展白茶生产，促进白茶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茶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促进茶经济的发展。10年来，湖州市白茶的发展速度很快，目前全市已有白茶基地茶园15．8万亩，为茶农增收超过14亿元，白茶产业已成为湖州市丘陵山区农民致富的摇钱树。再如“茶中三绝”另两绝的顾渚紫笋、莫干黄芽，也是在长兴县和德清县茶文化研究人员卓有成效的工作下，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产量和质量不断攀升，影响日益扩大，成为农民致富的重要来源之一。宋昌美作为浙江省安吉县女子茶叶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兼社长，是安吉县首位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是十八大代表中唯一的农民茶业合作社社长。2013年11月6日，她告诉人民日报记者:2003年4月9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在安吉调研时到过她的茶园，称赞道:“一片叶子成就了一个产业，富裕了一方百姓!”如今的安吉有着108万亩竹林、10万亩白茶，不仅生态醉人，还富了农民的钱袋子，而安吉白茶正在全国风行。目前安吉白茶产量已达1270吨，产值达到13．7亿元，全县农民单从白茶里获得的人均纯收入就达3914．28元，她们的女子茶叶合作社2012年的销售收入也达到了7000多万元。湖州的名茶中，安吉白茶荣获国际茶叶博览会金奖，顾渚紫笋等2只名茶荣获国家级名茶称号，安吉白片等3只名茶荣获国家级名牌农产品称号，莫干黄芽等3只名茶荣获省级名茶证书，温山御、三癸雨芽等15种名优茶在省级各类名优茶评比中获奖，另外还有26种湖州地方名优茶在市级评比中获奖。如今湖州市名优茶产量达2357吨，名优茶产值超16亿元，名优茶产量仅占总产量的20%，名优茶产值却占到茶叶总产值的90%。因而名优茶已成为湖州市茶业的拳头产品，使闻名遐迩的湖州名茶更加芳香，《茶经》故里的茶业更加昌盛，使湖州人民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朝着实现富裕美的目标跨进了一大步。

二、陆羽和《茶经》研究助推茶历史遗迹重建和农家乐发展，有利于实现生态良好环境美

陆羽与湖州长兴的顾渚山曾有密切的关系。正是陆羽的推荐，唐朝皇室才确定湖州剌史负责向皇家进献顾渚山产紫笋贡茶和金沙泉水。因此，位于湖州市长兴县的大唐贡茶院，在茶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唐贡茶院在吉祥寺内，始建于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专门为朝廷加工茶叶的“皇家茶厂”。诸多湖州刺史在顾渚山监制贡茶的活动，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茶文化的内涵，也扩大了湖州的影响。随着唐代紫笋贡茶的兴起，历代在顾渚山区修建了许多楼、堂、轩、阁、亭。根据记载，在顾渚山东南虎头岩建的吉祥寺，是从武康吉祥寺移额于此。寺东廊设贡茶院，院旁有清晖轩，寺前错落有致布有息射亭、枕流亭、忘归亭和金沙亭。金沙泉侧有木瓜堂，植木瓜于庭，引泉入焙。顾渚山顶有仰高亭，大官山上有披云亭。明月峡有清风楼，斫射有茗理楼，啄木岭有境会亭。水口建有磨茶所、涵晖阁等。自唐大历五年(770)至大中五年(851)，历时81年，共有40位湖州刺史亲临顾渚山监制贡茶。当时顾渚山一带烘焙加工场所有100多处，采茶工人3万余人，制茶工匠超千人，每逢春季，顾渚山立旗张幕，太湖里画舫遍布，盛况空前。此后一千多年间，中国的贡茶一直延续、发展，在茶文化和经济史上影响深远。20世纪末迄今的10多年间，经过调查、动议、论证、重建，如今的大唐贡茶院包括吉祥寺，已经成为名扬四海的湖州市、长兴县的标志性形象建筑和重要经济支柱之一。

三、陆羽和《茶经》研究助推名胜景区建设和旅游产品开发，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生活美

湖州是陆羽的第二故乡，有许多陆羽生活和茶事活动的遗迹和传说。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时任市政协主席的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第一任会长董淑铎就带领学者对妙西杼山、栖贤寺等地的茶文化历史遗迹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并主动、积极地向市、县领导提出报告，促成在妙峰山择地重建陆羽墓、皎然塔等，使之成为湖州新的文化景点，并促成有关部门开辟茶文化旅游线路，增添湖州旅游休闲文化内容，带动当地农民致富，助推和谐社会构建。湖州市茶文化研究者持续不断地考察、研究唐代杼山文献及其历史地位，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同时，也根据实际和旅游发展的需要，把妙西妙峰山、栖贤寺等一带开发、建设成为适合当代人旅游休闲的茶文化景区。他们在《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茶博览》、《茶周刊》等报刊发表了大量论文和调研考察报告以及有关文章。多年来，国内外和省市的许多重要茶文化活动都在妙峰山茶文化旅游景区举行，国内外的许多茶文化代表团和旅游观光团体多次在妙峰山陆羽墓、皎然塔前缅怀、瞻仰、祭拜，细读陆羽墓和三癸亭的《茶经》，畅谈唐代陆羽、颜真卿、张志和等人对湖州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茶文化论文、报告和文章及茶文化活动引起了湖州市、吴兴区和旅游部门领导对建设妙峰山茶文化景区及其他旅游景区的高度重视。湖州市委、市政府和吴兴区主要领导都在每年的两个大会、经济工作会议和旅游工作会议上，多次提出并要求采取措施，加大投资，加速发展妙峰山—西塞山茶文化旅游景区建设。例如2012年初，为了进一步弘扬湖州茶文化，壮大茶产业，扩大湖州《茶经》故里的影响，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和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一起认真研究撰写并由文史委报送提出的《关于举办陆羽茶文化节活动，促进茶产业和旅游业发展的建议》第332号提案，在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被列为专题提案之后，市旅游局作为主办单位，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专门成立工作班子，认真进行研究部署，结合湖州实际，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征求听取提案单位意见和建议。市政协提案委也多次召开主办单位(市旅游局)、会办单位(市建设局、市文广新局、吴兴区政府)负责人会议，认真分析、反复商讨提案中反映的情况和建议，最后形成了初步的办理方案。2012年12月13日，湖州市政协在市旅游局召开了第332号专题提案办理工作汇报会，市政府分管市长出席。会议决定湖州市将进一步挖掘茶文化内涵，着力推动妙峰山陆羽茶文化景区开发，努力将陆羽茶文化景区打造成融茶文化观光、度假、养生、乡村旅游于一体的省级湖州妙西茶文化度假区。进一步整合茶产业商品，培育“茶中三绝”等特色优势品牌。争取经过5至10年努力，在湖州陆羽茶文化度假区建设和茶文化旅游培育取得成效的基础上，精心策划举办大型的茶文化与旅游节庆相结合的活动。同时，在2013年举办好公祭茶圣陆羽活动，更好地弘扬湖州茶文化、发展壮大茶产业、塑造茶文化圣地形象。再如2013年4月8日，举行了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支持，湖州市旅游局、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主办，湖州“天下湖品”旅游商品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承办的“《茶经》故里‘茶中三绝’”商品信息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发展促进部、湖州市政协、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市旅游局、市农业局及市级机关有关部门、市级大型企业和重点社区负责人和茶企业代表参加，充分肯定并大力支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和旅游局联手推出《茶经》故里“茶中三绝”商品，一致认为“茶中三绝”新品的开发问世，对于弘扬湖州茶文化，唱响《茶经》故里，实施茶品牌战略，振兴茶产业，造福种茶人、饮茶人，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谐，是中国茶文化的灵魂。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自由、热爱和平的伟大民族。中国人的性格如茶，总是清醒、理智地看待世界，不卑不亢，执着持久，强调人与人之间相助相依，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由陆羽和《茶经》开创、形成的中国茶文化，深深地刻下了中华民族的这一性格烙印。和谐，已成为中国茶文化的不朽灵魂。而旅游既是经济活动，也是文化活动，更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休闲活动。诗曰:“休闲观光好，旅游人生乐，和谐社会善，美丽中国美。”以陆羽和《茶经》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茶文化工作正以大力助推旅游经济的拓展，促进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确保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生活美，在美丽中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陆羽和《茶经》研究助推陆羽精神弘扬和思想道德建设，有利于实现精神富有心灵美

陆羽作为《茶经》的著作人，与其他有成就的中国历代文人一样，竭尽平生精力，对中国儒家学说悉心钻研，精心造诣，但又不为儒家学说所拘泥，而能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把深刻的学术原理融于茶叶这种物质并提升到精神文化境界，从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茶文化，深刻地影响、广泛地泽惠世代茶人和社会各界民众。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迄今20多年来，湖州市在研究陆羽及《茶经》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方面是陆羽《茶经》中的属于自然科学的茶叶品种、种植、制造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茶叶生产、制造和经贸活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是陆羽生平事迹和陆羽思想、精神、人格、品德等研究和《茶经》中属于人文科学研究的成果，对推动改革开放和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州市陆羽茶文化研究会是1990年成立的。22年来，研究会团结广大会员，坚持以研究陆羽和《茶经》、弘扬茶文化、造福湖州人民为宗旨，从1993年至2013年上半年，在湖州举行纪念陆羽和《茶经》问世和有关茶文化的重大活动就有:

摘要:“文气”与“妙悟”二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均有其深刻的哲学渊源。陈忠实先生借鉴与沿用古代文论中的范畴、逻辑预设以及评论模式，对“文气”说及“妙悟”说进行现代解读，并积极付诸文学评论实践。这种评论实践不仅显示出陈忠实先生丰富的传统文化积累以及他对古代文论背后的传统文化的认同，也为当下重建本土话语工作提供了现成的实践经验。

关键词:陈忠实;传统文化;文学评论

引言

陈忠实先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艺理论家，他没有专门的文艺理论专著。但这并不妨碍先生成为一名文学评论家。他的文艺理论主要就是从他评价他人作品的文艺批评文章中总结出来的，其中除去评点绘画、戏剧等其他艺术形式的文章及谈论自己的写作经验，剩下的评论他人作品的文章大概有200篇之多。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陈忠实先生特别关注现当代作家，时常用一些个人的传统的观点笼括全文，谈及自己对作品的感受，但也不乏对文学作品作结构分析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评论文字。其评论策略是中国式的，吸纳和借鉴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同时也有选择性地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相结合，有借鉴、有沿用，也有革新，表现出独到的学术视界和批评技巧。

1陈忠实文学批评对古代文论的借鉴与沿用

陈忠实先生使用中国古代文论评论当代文学作品，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古代文论中逻辑预设、思考模式的借鉴及沿用。在评论作品时，陈忠实先生沿用了古代文论中“气”范畴背后的逻辑预设。如评论周瑄璞的小说《多湾》时，陈先生说:“一部好的长篇小说，其首要的承载是语言，是审美。周瑄璞的语言，已经在多年的摸索与训练中形成了流畅自如、华美磅礴、甚至是出神入化的鲜明的个人风格……我们能感到来自一个健康肌体的有力的脉搏、均匀的呼吸、轻盈的行走，以及因身心协调和体能自信而呈现的专注凝望、悠长吟唱、沉静思索”［1］这段评论将语言风格同创作者的个人成长相联系，虽然没有提及“气”，但这种带有古代文论特征的评论逻辑却是显而易见的。在评论邢小利的散文《做一个简单的人》时，陈忠实先生从邢小利的绰号“邢直白”说起，突出邢小利为人“说话直白”的一面。接着，谈到阅读散文的体验时，陈忠实先生写到“简单直白”是邢小利散文随笔的主要特征，并从文学的言语层面进一步说明邢小利之“气”在文章中的显现:“(邢小利的文章)言说的方式是简捷明快，以至语言都很少有形容词的修饰，凸显出来的印象便是直白。”［2］陈忠实先生将邢小利文章的语言风格与其为人性格相联系，表现出陈先生对古代文论中作者个性之“气”与文学作品风格特征间关系的认同。在文章《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中，陈先生也表现出对这种逻辑预设的认同:“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路遥用自己的整个创作生命书写了这句至理名言。我们习惯说陕北路遥和路遥的陕北，那是他的生身之地，体验是直接的;更难得的是他在个人身份发生变化之后依然扎根立足陕北，从乡村到县城，从窑洞到矿井，继续着他的体验，这种直接的体验无疑是路遥独得独有的，也是成就他创作的独特风景的关键。”［3］其中，陈先生认为路遥“从乡村到县城，从窑洞到矿井”所获得的体验是形成路遥创作风格的关键之物。虽然在这篇文章中，陈先生的评论逻辑不甚清晰，但依旧可以通过梳理得出这段语言背后的逻辑:陕北的生活给予了路遥独特的个性品质，这种个性品质又促使他创作出包含此特征的小说———《平凡的世界》。这种隐而不章的评论逻辑实际上同古代文论中古人使用“气”范畴进行评论的逻辑预设有相似之处，显示出陈忠实先生对中国古代传统文论的积极应用。“气”最早被用于文学理论，是在魏代曹丕的《典论•论文》里。

曹丕讲“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4］60他认为作者的个性气质同作品的风格特征是相契合的一组概念。后来清人方东树在曹丕“文气说”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气”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他说:“诗文者，生气也。若满纸如剪采雕刻无生气，乃应试馆阁体耳，于作家无分。”［5］25这段话中，方东树认同曹丕所说的作者个性气质影响文学作品风格的观点，并认为作为作者个性气质代表的“气”是区分文学作品风格的关键所在:只有灌注了作者生活体悟的作品，才可与毫无趣味可言的科举应试文章相区分。正是由于古代文论家认同文学作品中透露出的作者之“气”与文学作品风格间的关系，所以古代文论家在评论他人文章时，经常将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同创作者的独特生命体验相联系。宋人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以“专以气胜”［6］194评价杜诗，就是使用此种逻辑预设来评价的。从魏至当代，历代文论家、评论者都各取所需地沿用由曹丕提出的“文气说”，作为评论者的陈忠实先生也是如此。除“文气说”外，陈忠实先生还借鉴了古代文论中的直观感悟式评论方法展开文学批评，只不过陈先生将这种直观感悟式的评论方法另起他名，称之为“阅读直感”。另外，陈先生还积极吸纳西方具有逻辑性、分析性特征的文学评论模式，中西结合，使文学评论更具客观性、科学性。在谈到阅读小说《西榴城》的感受时，陈先生说:“形成‘横空出世，非同凡响’的直接感受。这是少有的阅读感受，即使有个人偏爱可能产生的偏颇，然而却是真实发生的阅读直感，颇为强烈。”［7］虽然陈忠实先生提到此种从整体分析文章的方法只是迫于文章篇幅、笔墨限制的压力，但这篇只谈阅读感受、不提写作技巧的评论文章，仍可以看作是直观感悟式评论方法在当代文学评论中的精彩应用。应当注意的是，传统的直观感悟评论方法具有主观化、缺乏理论等弊端。陈忠实先生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选择综合中西方评论模式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弊端。在阅读《走向混沌》之后，陈忠实先生提及自己的阅读直感:“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的阅读直感，应是惨不忍睹。从维熙写得很平静，通篇文字里都是一种平静，平静的文字愈让我感受着惨不忍睹。”［8］仔细阅读这段文字，可以发现陈忠实先生在评论此文时，首先是“向后站”:从大的角度、整体的层面对作品进行阅读，谈及自己的阅读直感是“惨不忍睹”;其次再“向前站”:进入作品，从小说的结构入手，谈及从维熙《走向混沌》这本书的语言层面所带来的“平静”的感受;最后写到引起陈先生阅读感受的原因所在:“平静的文字愈让我感受着惨不忍睹。”在评论《走向混沌》的文章中，陈忠实先生向我们展示了其文学评论里中西结合的一面。但在这一面里，中国直观感悟式的评论方法占得比例较多，对西方具有分析性、逻辑性特征的评论方法的应用只是寥寥几笔。而在《精彩到堪为经典的细节》一文中，陈先生对自己的阅读直感谈之甚少，反而对作品《槲叶山路六十年》中精彩纷呈的细节描写情有独钟。文章之初，陈先生首先提到他自己的阅读直感:“我想先从董淑珍《槲叶山路六十年》精彩纷呈的生活细节说起。

尽管明知这是不合文章章法的事，因为大凡评说一部著作，多是总体印象的概括论说，再条分缕析。我之所以先说《槲叶山路六十年》的细节，确属情感驱使，那些密集到让我目不转睛的生活细节，确实太精彩了。”［9］之后，陈先生对作品中的细节进行了仔细剖析。小说中家道富裕的外祖父不仅为灾民供给粮食，还为灾民提供修河堤的工作。有人不解外祖父这一举动，外祖父解释道:“给寻些活干，他们吃饭就觉得应该;要不，整天给他们管饭，他们心里也觉得不自在。”陈先生读到这里，心中不免感动，他说:“惊奇乃至震撼我的正是他的这两句话，他被迫道出的施舍义举的主观意图，不仅要让濒临死亡边沿的饥民获得救助，而且还要让他们不失受济时的人格尊严，也避免了受济者通常都会发生的感恩情感的负面阴影，同时获得作为受济者的自尊。”这段文字中，陈忠实先生从仔细品读文学作品中人物语言出发，谈及了自己的阅读感受。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陈忠实先生在评论作品时，对中西两方评论方法的借鉴:如果说文章标题中“精彩到堪为经典”是陈忠实先生读完《槲叶山路六十年》的阅读直感的话，那全篇针对小说中细节描写进行分析的文字，正是陈忠实先生使用西方特有的评论方法对其阅读直感的条分缕析。应该说，陈忠实先生在评论他人作品时，先以中国古代直观感悟概括文学作品整体，再用具有西方文论特征的方法对文本进行条分缕析的综合评论方法，不仅使文学评论摆脱了中国传统古代文论中主观化的弊端，还使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文学评论中与西方文学评论相结合，焕发出新的生机，实在是为中国文学理论界带来“老树抽芽”般的惊喜。中国古代文论中采用直观感悟评论方法的传统由来已久，具体体现在形式上，其多采用诗话、词话的形式;内容上则从文本出发，对文本的意境、带给读者及评论者的感受进行整体性评论。唐人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里这样讲述诗作中的“悲慨”风格:“大风卷兮，林木为摧。意苦若兮，招暂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大道日往，若为雄才。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露雨苍苔。”［10］152在这里，司空图没有从言语层面谈文学作品中语言该如何组合、选择能够使得文学作品呈现“悲慨”的艺术风格，也没有从意象层面谈文学作品该如何甄选意象，才会使作品令人读来深感“悲慨”;而是从宏观整体的文学意境层面谈及书中举例的六种意境会带给读者、评论者悲慨的直观感受。除司空图之外，诸多评论者都有应用这种评论模式点评他人作品的经历，可以说这种直观感悟式的评论方法主导了上千年中国古代文论的潮流。通过以上对陈忠实先生文学评论进行梳理，笔者认为陈先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忠实拥护者，他乐于使用中国古代文论点评当代作品。不仅如此，先生还是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的积极实践者，热衷于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合时宜的革新。

一、学术期刊专栏策划与出版的形式特色

期刊作为知识信息传播和交流的重要载体，能够快速报道国内外学科领域的前沿思想、发展动态和新型成果，而刊物专栏和专辑策划则是全面展示国内重大项目研究进展和系列性学术成果的最佳途径。近年来，随着空间科学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测绘遥感领域学术期刊紧跟学科发展态势策划并出版了100多期影响力较高的专栏。其中:《中国图象图形学报》40多期，其主要特点是通过举办或参与计算机图像图形领域的大型学术会议报道新理论、新方法和研究成果产业化应用实例。《遥感学报》出版的30多期专栏学科特色鲜明、时效性强，充分体现了期刊传播知识、传承文明和先进导向的社会功能，例如2013年第4期的《灰霾遥感》专栏，利用遥感观测数据和气溶胶模型科学评估了灰霾污染对公众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受到科研人员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近3年该专栏9篇论文被引频次高达87次;此外，《玉树地震遥感应用》等专栏篇均被引频次均在10次以上。

《遥感技术与应用》《测绘学报》《地球信息科学学报》《国土资源遥感》《测绘通报》等均出版了10～20期专栏，例如《时空大数据公共卫生应用》《山洪/泥石流灾害遥感监测与数值模拟》《全球卫星气候遥感数据》等专栏［2］，均体现出科技期刊服务国家经济建设、支撑领域学科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宗旨。测绘遥感领域学术期刊专栏策划兼顾内容的学术性和形式的灵活性，既有不固定期次的单期专栏，也有从创刊以来精心策划的系列性专栏，后者已凝练成具有深远学术品牌效应的特色栏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的《院士论坛》专栏，从创刊以来每期均有院士执笔阐述学科发展的宏观态势和前瞻观点，仅2016年上半年就出版了10篇文章。从中国知网数据库统计得出，李德仁院士为刊物贡献107篇文章、刘经南院士75篇、李清泉院士近60篇，地学领域80%的院士发文量在30～70篇。李德仁院士在该刊的被引频次为466次，下载次数高达1万1225次，李清泉院士分别为292次和6000余次［2］。院士论坛的高影响力也为该刊遴选进入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和EI、Scopus、美国剑桥科学文摘(CSA)等国内外重要数据库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该专栏加速了学科体系创新性建设发展，加速了学术知识的交流和传播，提升了刊物的学术水平和品牌效应，从宏观和微观2个层面对测绘遥感学科领域青年读者和作者的学术科研能力起到了带动和辅助作用。

类似系列性专栏还有《测绘学报》的《博士论文摘要》栏目，也为测绘科学技术领域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会议是知识传播和信息交流的桥梁媒介，也是期刊提高学术影响力和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测绘遥感领域学术期刊举办会议的规模和能力在进一步增强，会议形式有国内外期刊联合办会、期刊集群平台加盟期刊轮流办会、同领域期刊学术研讨会等，而通过学术会议征集和出版的专栏有力推动了科技创新研究和学术成果转化，提升了刊物的社会效应和市场效应。《中国图象图形学报》多次承担学科领域国内外大型学术会议的论文集及其出版物工作，策划出版了20多期会议专栏，例如第6～8届《数字电视与无线多媒体通信国际论坛》专栏、第7～10届《中国计算机图形学大会》专栏等。《遥感技术与应用》通过举办和参与“全球水遥感技术与应用专题研讨会”以及历届甘肃省遥感学会年会等出版了多期会议专栏。《遥感学报》出版了2期《海峡两岸遥感论坛》专栏，《测绘学报》出版了多期《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青年优秀论文》专栏。此外，学术会议也为刊物争取国际稿源、强化约稿工作、扩充审稿专家库和优秀作者群建设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二、学术期刊专栏策划与出版的内容特色

学术期刊专栏策划不仅注重选题的前瞻性和热点性，而且注重时效性和应用性［3］。主题的精心策划对于专栏和当期刊物的内容组织起着提纲挈领、贯穿全文的作用。测绘遥感领域学术期刊已出版专栏的主题涵盖学科多个研究方向，在理论探索、技术创新和模型验证的基础上，注重报道科研成果在深空探测、地矿资源、水文与水资源、气候变化与环境、灾害监测与评估、能源与安全、农情监测、信息服务以及工程建设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例如《嫦娥三号遥感制图与定位》《气溶胶遥感观测》《SARS疫情时空分析与空间辅助决策支持研究》《全球农情遥感》《出行信息服务与民航数据库》等专栏，均体现出学术期刊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学术期刊论文数据的出版和共享成为国内外新的研究热点，测绘遥感学科也面临着数据共享和再利用的发展前景。《遥感技术与应用》编辑部联合寒区旱区科学数据中心共同策划并出版了第1期《资源环境科学数据论文》专栏，得到读者和作者的广泛关注。《遥感学报》《地球信息科学学报》等也相继出版了《遥感大数据》《全球卫星气候遥感数据》《遥感大数据协同计算理论与实践》等专栏，积极探索科学数据与期刊关联出版的多种模式，推动了学术期刊内容传播和知识服务的进程［4］。

科技期刊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映我国科技水平、引导创新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先进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5］。测绘遥感领域的学术期刊结合不同阶段国家发展战略和国民经济建设需求策划并出版了多期专栏，全面体现出学术期刊服务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价值。一方面，通过持续追踪学科领域重大课题和科研团队的研究进展，对其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凝练和梳理，对其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性探索和预见进行深入报道，例如《遥感学报》出版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题和《国产卫星应用报道》系列专栏，《测绘学报》组织的《北斗/GNSS卫星精密定位与位置服务》专栏以及《遥感技术与应用》策划的《微波遥感》专栏等。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刊物与高校、科研单位、企业之间长效互动的合作关系，报道其高新技术、新型产品及应用案例等，突显出刊物服务于行业生产、地理国情监测和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作用，以及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潜在价值和发展方向，例如中欧合作的《龙计划》，以及《SAR海冰图像分割与分类技术》《陆表遥感数据产品的分析研究》《黑河综合遥感联合试验》《徕卡测量新技术应用》等专栏。

测绘遥感领域学术期刊通过专栏建设为学科领域作者和读者搭建了一个交流学术思想、传播科研成果和合作创新共发展的开放平台，凝聚了优秀作者的学术思想，满足了专业读者的阅读需求，拓展了审稿专家库和核心作者群范围，全面推进了学科体系发展和刊物整体建设。其中，应用性专栏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栏，不仅体现出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而且为学科建设和社会发展起着政策导向、技术支持、经验借鉴和预警监测等作用［1］。例如《遥感学报》2008年出版的《四川汶川地震遥感监测评价》专栏，从不同角度精心汇聚了测绘遥感领域14位院士及专家的学术观点，及时向国家相关部门提供翔实、可靠的影像数据和灾情评估数据，为灾后重建及今后中国广大西南地区的灾害预警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2013年中国科学院据此了汶川震区5年遥感动态监测和评估结果。2014年《遥感学报》又策划了《汶川地震灾后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专栏，综合评估了区域森林植被恢复状况，并提出了未来该区域生态环境恢复重建的若干建议。类似兼具学术价值和社会服务效应的专栏还有《国家基础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时空大数据公共卫生应用》《京九沿线地区遥感应用》等专栏。因此，刊物发展既要重视内容为王，服务于学术交流和读者与作者，也要充分体现出社会服务功能和作用，推进国计民生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