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论文范文

［摘要］新课改背景下的中学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历史小论文的写作集论述、考证、评析于一体，对学生的思维锻炼与学生创新意识的提升有重要的帮助。此外，撰写历史小论文的过程需要学生完成资料收集、团队合作以及课外实践等任务，可以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那么，如何有效地指导高中生撰写历史小论文呢？本文结合自身教学实践，首先介绍了高中历史小论文的类型，然后论述了撰写历史小论文对高中历史课堂的意义，并提出了指导高中生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高中历史；历史小论文；指导方法

著名历史学家李维曾说过：“研究历史是医治心灵疾病的良药。”历史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十分重要，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历史在整个中小学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与其他学科也关联密切。为了提高历史教学的有效性，开展历史小论文教学是高中历史教师必须要做的工作。近些年来，撰写历史小论文已经成为高中历史课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并且也在历史高考中以新题型的形式呈现。撰写历史小论文可以锻炼学生的基本能力和相关思维，还可以提高学生运用史料的能力。历史教师要充分认识到撰写历史小论文的重要价值，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有益的指导。

一、高中历史小论文的类型介绍

首先，我们要了解历史小论文的概念。“小论文”是针对专业的论文而言的，一般来说，小论文的字数较少，也并不像期刊论文或者学位论文那样规范。它是学生在历史教师的指导下，结合相关史料，运用所学知识就某些历史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加以论证的文章，要求学生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应用到新的历史情境中，通过恰当的描述来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我总结了三种历史小论文的类型：第一类是陈述性小论文，要求学生在总结教科书内容和初步查阅资料的基础上，陈述一个特定的历史场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比如“如果你是生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人，请你用日记描述自己的生活”。第二类是论证性论文，要求学生针对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历史事件、某一历史人物，利用所学知识、查找相关的资料进行论证，并得出相应的结论，比如“论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这一观点”。第三类是评论性写作，它的要求比较高，也相对自由，是指让学生自由评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观点等，通过自主构建历史框架，形成独立客观的历史认识，着重培养学生“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能力，这类论文对锻炼学生的创新能力有着很好的帮助。

二、撰写历史小论文对高中历史课堂的意义

撰写历史小论文对高中历史课堂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首先，撰写历史小论文可以推进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改革。在新课改背景下，教师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使历史课堂具有生命力，教给学生有活力的历史内容。撰写历史小论文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学生在资料收集、设计选题以及论证思考的过程当中，全程都在扮演学习中的“主角”，教师退居次席，这种历史课堂模式是良性的，既可以减轻教师的负担，还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其次，撰写历史小论文有利于提升教师的水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历史论文的写作有着一套严密规整的体系，需要大量的史料作为基础，这就需要教师不断加强自身的学习，既丰富自己的历史文化知识，又能够学习写作历史小论文的相关理论和知识，这样才能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指导。最后，撰写历史小论文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撰写历史小论文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要求学生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在写作前期还需要学生进行资料搜集，在写作过程中需要学生运用历史语言来写作，对史料进行加工和分析的过程就是学生进行创新的过程。

三、如何指导高中生撰写历史小论文

一

在辛亥革命时期新旧交替的总体格局之下，学术文化领域也呈现出一种新陈代谢的活跃场面。如果说洋务运动和时期近代学术新潮还处于萌芽状态，那么，20世纪初期的10余年间则破土而出，初步勾画出了近代学术文化的风貌，为后来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其间最突出的表现：一是许多学者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对西方学术文化的一般宣传和介绍，而是身体力行，以近代的新型学术理念去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并试图融合中西文化；二是在中国传统学科不断创新的基础上，产生了“史学革命”、“文学改良”，同时创立了一批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新的学科，在学科分类上逐步和西方接轨；三是进一步发挥了鸦片战争以来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热衷于解决辛亥革命时期的实际问题，使学术研究涂上了很强的功利色彩；四是涌现出像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和王国维这样的学术大家，提升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水准。这四个方面的交织运作，使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多变、多元、求新，而较少传世的经典佳作。

晚清的学者多具有较强的反传统意识，对固有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常持批判态度，而注重吸收和应用从西方传入的近代新学去从事学术研究。上海《广益从报》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无一真切实用”，尤其是宋明理学，“空谈心性”，“塞民之智，弱民之力，使天下之士，悉出于空疏无用之一途”。“西儒之言曰：非正义无以谋利，非明道无以计功，此天下之公理也。而董仲舒则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后世泥其说者，至薄事功而不言，浸淫既久，遂开宋学空谈之先声”。所以，要振兴学术，首先要学习西方，抛弃空谈，“倡明实用之学”。[1]（第68号）严复则利用他在学术界的影响，一面大力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介绍西方的研究方法，一面批驳旧式的学术传统，呼吁改革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在严复看来，无论是讲义理的宋学还是重考据的汉学，都缺少科学性，于事无补。他尖锐地批评中国学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他认为，“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2]（第1册，P45）为了传播西方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严复在辛亥革命时期翻译了8部欧美学术名著。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则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努力更新自己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他讲他在日本所汲取的新知，如临山荫道上，“应接不暇”，甚至不得不“以今日之我去攻昨日之我”。1902年后，梁启超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开始以近代学术大家的姿态驰骋于中国学术界了。章太炎和王国维同样深受西学的影响，而且善于创造性地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中国化，并实际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去。总之，历史推进到20世纪初年，有头脑的学者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更新自己的学理。鸦片战争后60年间那种关于是否应引进西学的激烈论争已经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怎样引进西学以及如何在融合中西学术的过程当中创造新的学术。对此，王国维在1911年《国学丛刊》的发刊词中有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言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未尝知学者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讲授之西学也”。[3](P72-73)

王国维在这时强调的是，中西、新旧之争已经毫无意义，中国学术只有在中西贯通和融合中才能有新的发展。这表明，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学术界，只有学贯中西的学者才可能是时代的弄潮儿。王国维等人正是看到了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西学素养的同时充分发挥其深厚的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优势，以西方新理论和新方法诠释中国古典文化，从而使中国传统学术具备了近代气息，焕发出新的生机。梁启超关于中国学术变迁大趋势的思考以及对先秦诸子和古代学术的研究，成为20世纪初年学术界中一大亮点。章太炎以近念重新研究古代经学，对《春秋》、《左传》、《易经》、先秦诸子学以及汉学、玄学、宋明理学都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他在日本办国学讲习班，新论迭出，使鲁迅等一批热血青年为之倾倒。王国维接受叔本华等西方学人的哲学观点和新的治学方法后，在哲学、红楼梦、教育学、古代诗词等领域的研究中成果卓著。严复虽然较少有关于古典文化的学术专著，但他在翻译西方学术经典时所写的许多按语中，提出了不少新观点。辛亥革命时期出现的这种以新观点、新方法重新考察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新动向，不仅使当时的学术研究面貌一新，而且影响久远。五四时期胡适等人的学术研究以及30年代的新儒家等，基本是沿袭着这个套路走过来的。

中国传统的学科分类是经、史、子、集，基本服务于传统的文史研究。1840年鸦片战争后，不仅单纯的历史和文学研究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文史子集的分类也遇到了挑战。随着洋务运动和时期一批新学堂的涌现，一些新的课程如物理、化学、西医、外语等首先出现在教学当中。到了20世纪初年，在废除科举制度和扩建新学堂的情况下，传统的文史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史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也涌现出不少近代的新学科，从面改变了传统的学术研究格局。洋务时期的“格致学”逐渐演进为自然科学，在学界的地位不断提升；西方社会学也传入中国，为人侧目；西方哲学被引入，逐渐成为一门新的学科；经济学也问鼎中华，被学者看好；其他如政治学、法学、军事学、地理、天文学等也渐渐萌发了。辛亥革命催生出一批近代新型学科，这不仅为后来的学科发展奠定了根基，而且对中国传统的学术起了较大的分解作用。这应该是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变迁的一个不应忽略的重要方面。

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研究基本是为了“匡国济世”，服务于社会变革的大局。上海的《新世界学报》鲜明地提出学术要为政治服务，为国家尽“匹夫之责”的观点。其《序例》明确指出：“世界之立，文化之成，榷而论之，大要有二：曰政曰学。学者，所以学政也，虽然吾不敢言政。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其尽匹夫之责欤！”[4]（1902年第1期）这样的认识，在清末民初带有普遍性，反映到学术领域就是主张从学术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那时的史学、文学、政治学等，无一不是以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即使像章太炎、邓实等人关于“国粹”的研究，也是为了“激动种性”，服务于“反清革命”的政治斗争。辛亥革命时期的许多小说，如《老残游记》、《孽海花》等，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直观写照，甚至连小说中的人物都可以从现实中对应地找到，个别人物的名字还使用了谐音。这种立竿见影式的学术创作，确实对改革现实、发动革命具有促进作用，但却限制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使学术研究在较低的水准上徘徊，难以产生传世精品。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学术界的一种普遍现象。从道咸时期的“经世致用”，到办洋务，再到变法维新，基本都是“急用先学”，将学术研究变成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式的政治任务，也就是将学术和政治等同起来。所以，近代以来的学术大家，多数是政治家或思想家。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泰斗，除了王国维是真正的学者之外，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基本都是政治家或思想家。这就使学术上的功利倾向无法逆转了。事实上，只有独立的学术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由精深的学术文化转化成服务社会的应用性的学术研究才会水涨船高，功效显著。近代学术忽视高深的纯学术研究，总是在功利的左右下在浅层次上重复，这不仅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提高，也使中国向西方文化的学习问题百出，难以摆脱困境。

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和王国维作为辛亥革命时期学术界的领袖，其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以及学术个性，自然影响巨大。从总的倾向来看，梁启超善于宏观研究，具有很好的整体把握和提炼能力，而且观点新颖、宣传有力、情感丰富，能够将高深的学术问题以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加上他主办的《新民丛报》的市场效应，其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相对来讲，章太炎的学术风格则古典厚重，善于以典雅的文字论述古代学术，在深奥中体现近代精神和时代意义，其治学精神主要影响于上层知识界。他很自信，乃至目空一切，曾扬言：“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5](P474)不过，平心而论，在中国古典文化的近代转型方面，章太炎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严复虽然是公认的翻译家，但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发展功不可没。他在翻译西方经典名著过程中不仅介绍了新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伦理等，而且传播了近代的研究方法，如大胆的怀疑精神和归纳法，严复称之为“内籀之术”，[2]（第5册，P1250）也就是西方十分流行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辛亥革命时期起步，后逐步发扬光大，一直影响了几代人。王国维热衷于纯学术研究，尤其是武昌起义后前往日本京都留学，完全醉心于学术殿堂而不可自拔。他政治上虽然日渐后退，但做学问总是运用新理论和新方法。他总是“由疑而得信”，“由博以反约”，在大量的证据基础上提出精辟的论点。[3](P38)对于做学问时的境界，王国维更视之为成败与否的生命线。他写道：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政治巨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既产生了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一批杰出的男性资产阶级革命家，又有一批像秋瑾、唐群英一样献身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杰出女英雄。秋瑾的事迹家喻户晓，但是唐群英的事迹由于各种原因沉寂了几十年。唐群英领导的民国初年女子参政运动被赞誉为“五千年来女权之曙光”“中国妇女运动的第一声”。唐群英坚定地追随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中不畏艰险，为中国近代妇女的觉醒与解放四处奔波、摇旗呐喊，甚至不惜毁家纾难，冒着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势力追捕的危险，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所具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被时人称赞为“女界孙黄”。1979年12月，在中国妇运工作史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上，邓颖超特别提到她，说她“很知名”，希望后人永远记住她。1991年10月，康克清为纪念她诞辰120周年，慨然题词:“唐群英，一代女魂。”“始信英雄亦有雌”，这是秋瑾的一句诗，秋瑾做到了，唐群英也做到了。

她们都不愧为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女中豪杰，她们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功绩永不可没。被誉为“一代女魂”“女界孙黄”的唐群英（1871-1937），为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增添了一抹亮丽的女子风景。作为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她一生的事业概括为：参加辛亥革命、领导女子参政运动、潜心致力于女子教育。最近30多年有关唐群英的研究论文不少，但是从人际关系网络角度去探讨她的革命事业和女权运动事业目前还没有。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大致为两个方面：一是既有的关系，一般为先天的关系，如血缘关系；二是交往关系，为后天努力产生，如朋友关系等。中国人最讲究同宗、同乡、同事、同学、同庚（年）、同行、同性、同胞、同好等人际关系，笔者梳理唐群英的人际关系网络，有亲缘、地缘、学缘、业缘等人际关系，笔者仅从她的亲缘、地缘和革命同志关系等人际关系网络是如何互动影响她的革命事业和女权运动事业，作些粗略探讨，以期抱砖引玉，求教于专家。

一、亲缘关系

亲缘关系是由生育或者婚姻而产生的人际关系，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属于继承性的关系网。家是人生发展的起点站，也是每个人编织人际关系网络的“根据地”，它对个人将来外出拼搏、成就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唐群英，字希陶，派名恭懿。1871年12月8日生于衡山新桥一个武官家庭。家庭成长环境因素对唐群英的影响巨大。父亲唐星照，出身行伍，咸丰时期加入湘军，累积战功，官至总兵。33岁时，因伤疾，主动提出开缺。回到家乡，广置田产，耕读为生，也乐善好施，在老家有很高的权威。唐星照将家里的房子扩建后，把幼时的旧居改造成了书房，名叫“是吾家”，即是我最初的家的意思，请来私塾先生在这间房子里面教儿女读书。古代女子多无名无字，常以某氏称，光从唐群英姐妹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家长的非凡见识，四姐妹分别名为希孟、希范、希陶、希欧，是希望他们长大后像孟子、范仲淹、陶渊明、欧阳修一样有名望。唐群英出生在这样一个条件优越的军功地主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和传统教育，这对她自尊、自强、自信、有胆识个性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其个性特征显然有家风的渊源。如在她4岁的时候，适逢其父40大寿，“家宾百席，热闹非凡，看到所有男孩都未缠足，行走自如，而将裹脚布扯掉，使曹母非常恼怒，一时传遍乡里”。[1]唐星照征战南北，应该说见识较广，也比较开明，如教13岁的唐群英“操练剑法”，学习骑马等，本身就与当时“妇道”相悖的。二姐唐希范更是诗才卓著，是唐群英的文学知音和老师。日后唐希范嫁往湘乡荷叶神冲，和秋瑾的夫家是邻居，她和秋瑾因诗歌而结识，唐群英正是因姐姐而认识小她4岁的秋瑾，三人互相唱和，成为一时佳话。

自身家庭生活不幸的因素促使她更加坚强。1890年，唐群英的父亲去逝。第二年，她从母命，嫁到湘乡荷叶，与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结婚。女儿生下后，两岁时不幸夭折。过了两年，丈夫又病故。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作为无儿无女，不到30岁的寡妇，她的处境是相当不利的，而且看不到幸福的前景。按照当时的封建传统和曾家的族规，她要在婆家守节，才不失为“名门闺秀”。但唐群英生性豪放，蔑视旧礼教。她在家人尤其是弟弟唐乾一[2]的支持下，冲破来自传统和婆家的重重阻力，回到娘家。此举被称作“大归”，归居衡山娘家，定居于“是吾家”。唐群英回到娘家后，在母亲的主持下，破例获得一份家族田产，唐乾一先后在长沙、日本东京读书，给姐姐寄回康有为、严复、陈天华等人的书籍，唐群英由此接触维新和革命思想。1903年她在“读《大同书》抒怀”一诗中写道：“斗室自温酒，钧天谁换风？犹在沧浪里，誓作踏波人”，[3]表达了她要扭转乾坤的革新壮志。1904年，唐群英冲破封建阻力，排除家庭干扰，又是在弟弟唐乾一的支持下东渡日本，就读于青山实践女校。家庭生活迭遭变故，对她养成百折不挠、强健有为、独立的个性特征也应该有直接的影响。唐群英自幼“是吾家”攻读，晚年又在这里隐居。据她的侄孙曾启球回忆：我们兄弟姊妹和唐家的表兄弟姊妹们都称呼唐群英“八公公”（她在家族中排行第八），用于第三人称时则称“陶公”。对于一位女性祖辈以“公”相称，是出于对她老人家不让须眉的崇敬，衡山唐氏是大族，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解放前唐氏宗祠每年春、秋祀祖，不准妇女人祀，惟有陶公例外。唐家还为陶公抚子，开宗立祀，并和兄弟们一样享受一份祖先的遗产，这在封建的宗法社会是罕见的。【4】

唐群英言传身教，也影响晚辈中的女性。对亲族中的女性，唐群英都叮嘱其父母要好好培养，不要看不起妹子，而对自己儿媳的影响，更是至为深远。1935年，64岁的唐群英首次与媳妇胡卫真相聚，常以“多学则智，自立即强”勉励她，反复讲一个有用的女子，不应成天围着灶台转，要正确处理爱夫、爱子与爱国的关系，摒弃三从四德的陋习，去掉自卑心理，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时代女性。在婆婆的影响下，胡卫真跳出了小家庭，积极投身社会，建国后，担任村妇女主任，动员村里的妇女与男子一道投入减租反霸斗争，还积极动员妇女参加夜校学习文化，很多妇女在胡卫真的影响下，不顾男人的风言风语，坚持参加妇女运动和夜校学习，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20世纪50年代初，胡卫真先后把两个儿子送上了抗美援朝的前线，她在回忆自己的后半生时，深有感触地说：“多亏了陶公的开导，才使我真正懂得了一个女子做人的道理。”[5]衡山唐家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家族，无论何时都接纳她的孩子唐群英，这既是她努力抗争的结果，也是唐家对她所作所为的充分肯定。

二、地缘关系

地缘关系指以地理位置为联结纽带，由于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共同生活、活动而交往产生的人际关系。我国是一个农耕文明著称的古国，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念深入人心，故土观念、乡亲观念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从地域范围来说，小至同村，大至同省，都可以互称同乡，一句“我们是老乡”就会拉近彼此的距离，尤其在异国他乡，同乡的身份容易令彼此产生信任感。唐群英在丈夫家的日子里，有缘结识秋瑾、葛健豪[6]，她们三人都是当地的媳妇，遂成知交，后来3人被誉为“潇湘三女杰”。[7]秋瑾的婆家和曾家有近亲，秋瑾嫁到湘乡荷叶的王家以后，与唐群英姐姐唐希范婆家毗邻而居，通过姐姐唐希范认识秋瑾，亲戚加邻居，她们两人来往密切，被后人誉为“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8]秋瑾于1904年春去了日本，临行前给唐群英寄了一首诗，委婉表达结伴同往之意。可是此时唐群英的母亲正在病中，唐乾一从日本回来探病。母亲痊愈后，姐弟两人说服母亲，唐群英由弟弟送行到上海，于同年秋到达日本东京。她先自费考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两年后，她又转入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因成绩优异，由湖南当局改为官费生。当时在东京留学的还有她的姨侄赵恒惕，唐群英经赵恒惕介绍结识革命领袖黄兴，并加入华兴会，成为该会惟一的女会员。对于华兴会与兴中会联合一事，当时会员们意见不一，而唐群英支持黄兴的意见，赞同联合，因而深得黄兴赏识。1905年7月28日，黄兴带着唐群英去见孙中山。1905年8月20日，华兴会与兴中会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她是第一个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9]不久她介绍秋瑾加入同盟会。由于唐群英比相继加入同盟会的何香凝大3岁，比秋瑾大4岁，所以，同盟会的会员都尊称她为“唐大姐”。

一、求真务实，释疑解惑，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公民价值观

知识是联结文化与学生发展的纽带，但知识不等于文化和发展学生。历史教学的目的不仅是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知识的人，更要把学生变成有文化的人。《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历史教学要进一步树立崇尚科学精神，坚定求真、求实和创新的科学态度，培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意识”、“国际意识”、“公民意识”、“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健全的“人格”、提高“人文素养”。

1．求真务实，探究问题历史教学的本质内涵就是求真，以“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或“失败原因”为例，有关的论题或多或少与辛亥革命缺乏“民众基础”、袁世凯抢夺胜利果实有关，真相如何值得探究。1906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想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孙中山寄希望于一场革命解决所有问题，但社会历史的演进是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将政权拱手让出，是革命党人和独立各省的一致承诺，也是辛亥革命实现其革命目标（驱除鞑虏）的重要环节。“早在1911年11月30日，齐集汉口的各省代表就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就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是有条件的：必须声明承认“暂代”，一旦袁世凯完成终结帝制的任务，就由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在袁世凯完成终结帝制的任务之后，孙中山必须兑现承诺。补充这些教材中没有的历史真相，要求学生学会用批判的、审视的眼光来看待一切问题及做法，教人求真，尽量去伪存真讲述真实的历史、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是历史教学的底线。

2．提升认识，引领价值历史学习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知识，更有助于形成重要价值观。如高一年级通过学习夏———国家的产生形成国家意识；学习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繁荣国家强大、近代列强对华的侵略、中国人民的抗争、中国近代的工业发展、社会主义道路曲折、中国的经济改革，认识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历程；通过学习工业革命与近代化，认识城市化进程及其对人类发展的意义；通过学习甲骨文、青铜器、皇帝、中国服饰发展的社会历史因素、中外饮食文化的差异、中国民居、中国传统节日习俗、中国的水利技术、文学成就，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培养学生文化认同；高二通过学习孔子、孟子、君与民、礼乐等，渗透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进行公民人格教育，为学生世界观、行为方式形成，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奠定文化基础。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未曾中断的根本原因是其价值的连续性，“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君子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仁、义、礼、智、信”等这些已是进入中华民族血液中的文化基因。今天我们又选择了“公平与正义”、“和平发展”，这些共同的价值观，构成了多民族团结及民族凝聚力的纽带，成为民族的精神灵魂，以此引导学生做文化上的中国人。

3．多元兼容，融会贯通人类思想文化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历程，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文明是多彩的，文化的多元的。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的融合，文化的交融不可能没有任何冲突，只有在冲突排异反应之后才能够真正地接纳从而丰富自身。将不同文化置于同一平台，使差异得以展示，了解得以进行，沟通得以实现，融合成为可能，取长补短，消弭文化冲突，历史教学可以发挥独特优势。当今世界上的主流文化，其思想渊源在中国古代均早已有之。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科技文化，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文化，公权与私权相和谐的法治文化，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文化等，这四种文化均可以说是从旧文化中扬弃而来的，并传至后世。学习了解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和罗马法律制度的建设过程，结合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通过比较来加深理解，辨清其对现代社会政治的影响，对于中国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引导学生尊重和欣赏多元的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于尊重异质文化，学会共同生活，通过对他人历史、传统和精神的了解，从而达到相互理解包容、和睦相处，这种对多元价值的兼容意识和融合能力则来自一种综合的人文素质底蕴。学会从宏观视野解读历史，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历史“见识”及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直面外来文化，共享全球文化资源，让学生深切体会在共享世界文化的同时，促进本民族文化发展，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责任感尤为重要。只有生活在多元文化里面的人，观察事物可能有不同的方式，考虑问题有不同的视角，因而能够释放出理解事物与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能性，获得宽容的回旋余地、宽阔的解释空间。

二、品读融合，迁移拓展，引领学生探寻感悟与传承创新

实现历史课程三维目标，要求教师拓展史学视野、提高史学水平，改变过于拘泥于历史课标、教材，力求在细节上有所扩充和丰富；改变历史教学的枯燥无味，力求从封闭的课堂和情趣相对欠缺的教科书中解放出来；千方百计开掘和利用课本之外的教学资源，开发和建设校本课程，为历史教学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文化品位和修养。

1．史料教学，阅读突破认识历史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资料，基于史料的历史教学，不仅大大提升了历史教学的专业化水平，而且让批判性思维大放光彩……它强调对信息的处理，尤其是对原始资料或未经解释的信息加以处理。《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阅读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进而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历史的过去性增加了中学生理解历史的难度，很多情况下学生只是一知半解地死记教材现有结论，严重制约了其历史思维能力的发展。史料能比较生动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既增加教材的生动灵活性，又拓展了学生的知识视野，帮助学生准确地领悟历史。将史料引入历史教学可以充分实现教学过程中的教师与学生、师生与教学文本（教材和史料）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能动性，提高阅读水平，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学习人教版必修一“两极世界的形成”一课，“丘吉尔铁幕演说”、“斯大林答记者问”、“杜鲁门国会演说”、《北大西洋公约》等材料，充分再现了两极世界形成，引导学生到当时的环境中去感悟，既活跃了课堂，也培养了学生阅读和探究能力。历史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更因为它是一门理解人类行为的学科。所以，我们要把人文主义装入人生行囊，做到学习历史、理解现实、付诸实践，使自身具有现实精神。以人为本的文化注重的是当下和现实。

一、清末的立宪思潮

近代历史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最剧烈的时代，也是社会思潮最为活跃的时代，在各种思潮中最重要的是立宪思潮。所谓立宪思潮就是指一些具有近代意识的地方督抚、洋务派官僚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强烈要求加快社会改革的步伐，仿照欧美和日本实行立宪政治的呼声而形成的社会舆论。

立宪思潮有其积极的作用：①促进了民众的觉醒，使国人睁眼看世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禁烟英雄林则徐等人很注重刺探西事、翻译西文，从中西对比中寻求启迪和出路。②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鸦片战后，中国迅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多少优秀儿女、仁人志士为了救民于水火，不惜抛头洒血、英勇牺牲。如康有为等人发动了“”。③客观上加速了辛亥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改革派大力宣传西方民主立宪思想，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④推动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近代化，尽管清末统治者多么想保留皇权，但也无法阻挡历史潮流，在国内外压力下被迫预备立宪，实行君主立宪制，否定封建专制。⑤推动了中国法制的近代化，沈家本、伍廷芳等法律大臣“师夷变法”，改革中国传统法制，制定一系列新法，确立了分权制衡等司法制度和原则。

二、旧中国的八部宪法

（一）、《钦定宪法大纲》

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和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这个弹丸小国打败两个大帝国，使世人震惊，日本因君主立宪而胜，中俄两国因专制而败。这终于使清廷下决心立宪，于是派大臣赴欧洲考察，派幼童留学美国。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了《宣示预备立宪谕》，设立考察政治馆（后改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结构，进行了一些预备立宪活动，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各省设立咨议局，于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又名《皇权宪法》），作为今后的制宪纲领。《大纲》的主要内容是：①君主神圣不可侵犯；②君主独揽统治权；③臣民按照法律有应得的权利和义务。其突出特点就是皇帝专权、人民无权，以继续维护封建专制为目的，从而激起人民的愤怒，也令立宪派大失所望。虽然《大纲》存在缺陷，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地位从此确定下来，这也是传统法律向近代转型的最明显标志。

（二）、《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预备立宪之初清政府采取无限拖延的策略，但摄于革命运动和为了拉拢立宪派，先出台立宪大纲，并于1908年宣布立宪以九年为期。民众对清廷预备立宪感到失望，于是爆发了武昌起义，改革派又乘机提出要推翻皇族内阁、强烈要求协定宪法，清政府为了渡过危机，于1911年临时炮制《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又名《妥协宪法》）。这部宪法虽然对民众有所让步，但仍然坚持在确保皇权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加上颁布得太晚了，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不能挽救清王朝灭亡的命运，并成为清政府预备立宪走向破产的记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作为“05新方案”的一门新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国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独立、推翻黑暗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教社政〔2005〕5号文件和教社政〔2005〕9号文件)。可见“纲要”课作为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更多地突出以史育人。学习党史和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要达到“纲要”课的教学目的和最终的教育目的，不断增强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说服力、感染力就成了必然。《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社科［2008］5号)在切实提高教学水平方面强调:“完善实践教学制度。……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有教育意义的场所，要对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行免票。”根据中央相关文件精神，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将本土历史文化资源融入“纲要”课教学是一个增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针对性、实效性和说服力、感染力的切实可行的方法。

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是特定地区在较长历史时期积淀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特色的区域性资源，包括历史文化遗址和遗迹、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文献、档案、古建筑、老照片、报纸杂志、书信、日记、音像史料、口述史料等，具有鲜明的精神导向和思想熏陶作用。是“纲要”课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具体的材料，是大学生了解本地区历史概貌和人文精神的主要信息库。众所周知，任何一所高校都处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作为高校的主体———学生也是特定环境中的人。他们对身边的事物往往会有较多感性认知乃至于认同，对学校所在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即使不是出生在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也会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有一定的亲近感。正是因为本土历史文化资源能使大学生置身于其中、亲临其境而具有不可替代的、近距离的“亲和力”，所以成为一种富有潜力和特色的优势教育资源。我结合多年来在“纲要”教学中的实践、面临的困难和思考，以嘉应学院为例谈谈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在“纲要”教学中的应用。

一、读观历史———以本土历史文化资源熏陶大学生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感性认识应上升为理性认识。结合“纲要”课程相关内容，教师可进行拓展、延伸性的教学活动，有目的地推荐大学生阅读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梅州名人的传记，查阅梅州爱国人士和民众在近现代革命斗争史中的事迹，深入了解他(她)们的主要思想以及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乃至于今天的影响。如讲第一章“反对外国侵略斗争”之前，布置学生读抗日保台志士丘逢甲和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爱国诗人、杰出外交家、政治家和教育家黄遵宪的生平传记;讲第二章“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之前，布置学生读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和近代洋务运动先驱丁日昌的生平传记;讲第三章“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之前，布置学生读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和青年时就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等一系列活动的古直的生平传记;讲到中编前，布置学生读参加过第一、二次东征的古大存，参加过两次东征、北伐的抗日名将罗卓英，北伐、抗日名将黄琪翔和淞沪会战中以“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的抗日将领谢晋元将军等人的生平传记;讲到下编前，布置学生读开国元勋元帅的生平传记。通过读史活动，可使学生在感知、了解历史的基础上，多方面获取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深刻认识，从而树立正确的历史是非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每次读史后，要求学生把阅读心得写成文章，并进行小组或班级交流。这种活动大大地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培养了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了他们的思辨能力和理解、综合能力，强化了他们坚持自学的意志品质，从而使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国史国情的认识深化、内化。感悟历史，是“纲要”课教学的基本目标之一。在布置读史之外，教师还可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结合“纲要”课程特定的教学内容，在课堂内或课堂外(侧重于课堂外)组织或推荐大学生观看反映中国近现代梅州历史名人的经典影视作品，为学生再现生动的历史画卷，在观看的过程中，让学生具体地、充分地感受历史场景。其目的为两方面:一是让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真切地体会到历史人物当时的心境和历史事件的演变，使“死去”的历史知识变得生动鲜活起来，最终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认知感，提升其认知度;二是培养学生爱乡、爱国的情操，在思想情感上引起其共鸣，促使其形成朴素的乡土观念，提升其民族情感，增强其历史使命感。在每次看完后，老师要组织学生畅谈感想，在交流与共鸣中，达到培养学生高尚情操和思想的目的。

二、课堂教学———将本土历史文化资源作为生动的教学材料

根据“纲要”课具体内容与本土历史文化资源的内在关联，在讲述本课程内容时恰当地插入本土历史文化史料的相关内容。例如在讲授第一章中“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时，教师可插入讲解甲午战争惨败清廷割弃台湾后，抗日保台志士丘逢甲所作的《春愁》，并朗诵:“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心惊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让学生体会那种切肤之痛，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还可捎带讲到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总理吟诵了这首诗，阐明两岸同胞的骨肉之情，在海内外所产生强烈反响的事情，让学生进一步明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与大陆是一家，两岸统一是历史的必然。结合“纲要”第一章中的“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军事侵略”和第二章中的“戊戌维新运动”，教师可插入讲授黄遵宪的相关事迹，让学生通过了解他所写的《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渡辽将军歌》等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一系列诗作，明白作者心里所充满的爱国主义激情和深挚的忧国焦思，理解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做出的重大贡献所具有的深远的政治影响力。在讲第二章中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教师讲授太平天国的早期领袖，分析这支“客家”属性较浓的农民队伍，和学生一起探讨左宗棠所说“太平天国起于嘉应(即今梅州)，也灭于嘉应”的原因。讲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时，插入淞沪会战中以“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将军事迹。讲到下编时，插入开国元勋元帅的生平事迹。总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如能恰当、适当地补充一些具有不可替代的、近距离的、颇具“亲和力”的本土历史文化史料，大学生就会感觉亲切、真实，而颇感兴趣。因为本土历史文化资料符合大学生的心理需要而产生了价值认同感，从而激发了他们学习“纲要”课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加深了他们对课程内容的认知和理解，最终对大学生起到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将本土历史文化资源融入课堂，不仅表现在教师在课堂上恰当地讲授，也可以表现在让大学生自己站在讲台上来讲述。在学生读书活动的基础上，教师可结合“纲要”课内容、社会热点和学生兴趣，安排一些教、学互换的小实践教学。例如在每一章节开始讲授前，给学生一定的时间到讲台上讲解他们在查阅相关历史文献、收集史料基础上制作好的关于梅州近现代历史名人的PPT课件。这种小实践教学会起到四个良好的效果:学生懂得了收集材料的方法，为其以后的科研积累一些经验;学生的动手、动口能力得到了一定的锻炼;通过“学生讲，教师评”这种教与学换位的方式，促进了师生互动、教学互动，调动了大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增加了其对梅州本土历史文化的了解，同时深化其对本课程内容的理解;帮助学生学会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历史与个人品德修养相结合的方法，这样学生不仅能深刻铭记历史，还能增强爱家乡、爱国家的情感，从而树立起服务社会、服务地区、回报家园的意识。

三、研究性实践———对本土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专题性研究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作为对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教师对“纲要”课与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有关联的内容进行研究，设计一些比较合理的研究选题，供大学生进行探索性研究。嘉应学院作为广东梅州的高等院校，“纲要”课教师可以有目的、有意识地组织和指导大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梅州籍名人”，如、黄遵宪、丘逢甲、何子渊、丁日昌、谢晋元等进行小专题研究，让学生侧重了解和研究这些梅州籍名人的生平、事迹、思想及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乃至今天的影响，并撰写论文。还可进一步指导学生去综合考察关于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现状，撰成研究综述。另外，对于发生在当地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或当地名人逸事趣闻及其故居的维护与开发、历史人文景观中所蕴藏的民间传说和民风民俗及其开发状况等，也可指导学生开展调查研究。在以实践性为主导的研究性实践教学中，大学生普遍反映收获良多。他们被当地名人颇有影响的生平事迹和伟大的理想追求深深感动，从而努力向上，奋发有为。同时，在对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加深了解的基础上，他们爱家乡、爱母校的情感得到进一步提升，增强了保护本土文物、建设家乡的意识。另外，他们在专题研究型实践教学中学会了一些科学研究问题的方法，这大大增强了他们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手段收集资料、整理材料、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一过程中，大学生不但培养了学习兴趣，增强了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还学会了与他人合作，懂得了分享。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研究型的实践教学在引导学生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入理解，注重知识的掌握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的同时，最终促成了其知识的内化，达到了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摘要：社会在不断进步和发展，新形势下高职院校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必备的专业知识技能，也要求他们具备一定的职业和文化素养。可以说，高职历史教学对学生人文素质的良好养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不是简单的事件记载，也不是单纯的回忆录，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进程的详细论述。笔者认为，如何发挥好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是高职历史教学策略研究的核心问题。基于此分析，笔者从认识开设高职历史课程的重要性、注重提升高职历史教师的职业素养和技能、拓展和创新历史教学内容三个方向出发进行详细阐述，以期为高职历史教学存在的现有问题提供可行有效之策。

关键词：新形势；高职历史；教学问题；教学策略

一、新形势下高职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历史学科在高职教育中占据着重要的学科地位。这门学科不仅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进程的详细论述，也是帮助学生构建情感和价值观的重要基石。新形势下，高职历史教学的现状也有了很大的改变［1］。比如，翻转课堂在高职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就是新形势下的有效探索和实践。翻转课堂这种教学形式很好地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但是，高职院校针对教师主导作用和学生主体作用的落实仍存在着很多现实问题。第一，历史学科在高职院校中一直以来属于副课，没有得到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三方共同的重视。高职院校由于其办学目的是培养专业技术性人才，所以整体上这种重技术学科轻人文学科的现象特别严重；大多院校的教师教学水平有限且年轻教师少，他们对本学科的教学并不重视，这种敷衍的态度无形之中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普遍历史文化素养低，对于历史的学习也没有多大兴趣，学生普遍认为这是节没必要开设的课程。第二，高职历史课程的学习任务重但是课时安排少，大多数院校还是以教师的讲授为主，如何在短课时内完成教学任务成了难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技能也有待提升。当然，这也是大多数高职院校共同面临的难题。比如，大多数高职院校每周开设一节或者两节历史课，为完成教学任务，教师的教授大都以理论为主，课堂上学生与教师的互动较少，这就直接导致了学生学习缺乏积极性。第三，历史这门学科主要是以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和规律为主，传统的教材内容比较枯燥与学生实际脱节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性［2］。比如，教材中关于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叙述主要是以事件过程和历史意义为主，不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教师可以从学生感兴趣的历史人物入手，通过趣味历史故事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学生搜集资料和自主思考，以小组的形式在课堂上分享自己的看法。

二、新形势下高职历史教学策略研究

（一）认识开设高职历史课程的重要性

新形势下企业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选拔不再单一地以技术水平为标准，而是会全方位地考虑人才的职业素养，以便达成长期合作实现共赢。比如，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如果缺乏职业素养，在工作中偷奸耍滑，推脱责任，缺乏诚信，极易给企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德育对人才发展的重要性，而学校德育的开展和历史这一学科息息相关。因为学习历史知识不但可以“明鉴”，还可以“育人”。历史的“育人”主要体现在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上［3］。由此，高职历史课程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可以通过历史学习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比如，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弃医从文携手有志之士开展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使得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促进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近代化。孙中山对国家的热爱和责任是值得我们终身学习的。二是可以通过历史学习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自我的能力。比如，同志在革命初期对社会各阶级的正确认识和分析，由此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著名论断。他对社会阶级的科学认识和探索是值得我们终身学习的。三是可以通过历史学习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实事求的人格素养。比如，长征这一历史事件中共产党人不怕牺牲、不畏险阻、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精神，其中的“长征精神”是值得我们终身学习的。

（二）注重提升高职历史教师的职业素养和技能，积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19世纪末的英、美等国家，出现了经过一系列社会变革的综合产物———大众报刊，新闻第一次真正进入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的生活，新闻事业开始成为大众传播事业(masscommunication)。［2］目睹这种变化并深受其影响的孙中山，亦深深感到大众传播媒介传播思想、开启民智之锐利，自觉地投书报刊甚至自己创办报刊以扩大其政治主张的传播。早期孙中山的传播思想受到了同时代较早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王韬、郑观应等人的启蒙。较早接触了西方现实社会的王韬认为，“其达彼此之情意，通中外消息者，则有日报”，办报可以满足“强中以攘外，諏远以师长”。彼时的郑观应，把报纸看作是“通民隐、达民情”之工具，“欲通之达之，莫如广设日报矣。”认为允许自由地创办各种报纸，是中国变法自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孙中山的办报思想也未脱离时代，他倡设报馆的目的也是“以开风气”。1890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在课余“常常往来于广州澳门等地，发表反清言论”，经常同远在上海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郑观应通信，畅论时局。在郑观应的影响下，他经常撰文鼓吹政治改革，并将政论文章投寄到香港、上海的许多报刊。此时的孙中山生尚未走出校园，尽管对报纸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晰系统，但凭直觉利用报刊鼓吹政治理想。1892年孙中山在澳门报纸上发表了他写给洋务派官员郑藻如的一封信，在这封写成于1890的谏议信中，24岁的孙中山将振兴农业、禁绝鸦片、发展教育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三件大事对待。

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坦诚阐明自己已通过在西方的经历思考中国的未来，希望李鸿章能接纳他的改良谏议。“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3］孙中山在其上书中直陈清政府治国大政上的弊端，提出了自强的四点建议，但并不被当政者所接纳。1894年孙中山将这篇上书发表在《万国公报》上，公诸舆论。两次上书均告失败，迫使孙中山借助报刊之手阐发其改良主张以达民心，并直接催生和引发了孙中山后来的办报实践。1893年孙中山与葡萄牙印刷商法兰斯哥•费南第在澳门合作创办《镜海丛报》。《镜海丛报》实际是葡萄牙文周报《澳门回声》的中文副刊，每期出6个版，其内容有社论、国内新闻、外电及广东新闻、澳门新闻、杂俎及广告等栏目，每期头版均有针砭时事、鼓吹反清革命的言论。由于《镜海丛报》是周报，出版周期较长，且孙中山在其中担任匿名编辑，并非实际的控制人［4］，报纸的影响力也较为有限，虽是孙中山踏入职业报人的起始，但对孙中山而言，它并非一块完全属于自己的宣传阵地。1895年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明确宣布:“本会拟办之事”凡四，首在“设报馆以开风气之先”，办一份属于革命党自己的报纸是重中之重的首要任务。但是，由于人才缺失、资金匮乏，加之革命活动屡遭清政府镇压，革命早期孙中山的办报计划未能实现。［5］

从倚重革命演说到对报刊宣传的深度介入

早期孙中山领导革命派采取的宣传形式主要是口头演讲、翻印《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小册子以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书籍来宣扬反清、倡导革命。小册子和书籍印数有限，宣传对象面较窄，效果不大。由于早期的革命宣传声势小，国人同情革命者不多，支持革命者更少。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回忆彼时惨状曰:“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感与吾人交游也。”［8］演讲游说就成为当时孙中山寄予厚望的宣传方式。清末民初，演讲在整个社会中极为盛行。这种不限时间、不限地点、不要求听众文化水平、成本较低、可实现传受者即时互动的传播方式在社会底层颇受青睐。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多利用这一形式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鼓动民众，以达到自己的特定目标。街头演讲在当时已蔚然成风。演讲不仅强调通过语言陈述的形式提供信息，而且还要求演讲者展现个人的外在形象和个人魅力，他们的眼神、表情、动作传递的信息和语言一样重要。这对于具有英语、日语、粤语和国语(普通话)四种语言能力，同时外在形象气质俱佳的孙中山来说，恰恰是个人所长。但即便如此，起初他亦同样遭受了挫折。1896年孙中山第一次到檀香山进行革命宣传，经常在华侨中演讲，但“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数十人而已。”［6］

作为职业的革命宣传家和政治家，孙中山不放弃任何演讲的机会，在一次次的实践中使这种传播革命主张的形式成熟起来。依据《孙中山全集》统计，自1903年到1924年，孙中山有存稿的正式演讲计198次，而他实际的演讲次数则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孙中山的演讲，充满激情和鼓动力量，其生动活泼的口头语言和坚定有力的肢体语言为革命主张的传播增益良多，通过一场场的现场革命演说，孙中山为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发展了大量的会员，也使自己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尤其是当孙中山的革命演说与他的报刊传播结合在一起时，由群体传播所产生的劝服效应和由大众传播产生的告知效果有机融合，立刻在宣传革命、制造舆论和引导舆论方面显现出巨大的威力。1896年孙中山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辗转来到伦敦。10月11日，孙中山被清政府驻英使馆诱捕。他昔日的老师康德黎得知此事后，决定通过报纸揭露清廷驻英使馆秘密绑架孙中山的经过，引起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以对清廷施加压力。22日，伦敦的《地球报》获知此事详情后，迅速做了详尽的披露并出了特辑，引起了英国朝野舆论的极大关注，紧接着，英国多家报纸也大篇幅报道了孙中山被囚禁的新闻。在英国政府的干预和英国报界的舆论压力下，清政府驻英使馆被迫于10月23日释放了孙中山。除了英国各报刊外，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的报刊也转载或者报道了孙中山伦敦蒙难，孙中山用英文写作的《伦敦被难记》很快被翻译成俄、日等文字，广为流传。这些都使孙中山声名大噪。伦敦的死里逃生，使孙中山“对于报纸左右社会之力量，至能达成政治力量所未能完成之任务，有身受其惠之深切认识，而觉革命主义之借报纸宣传，收效必能速于置邮，是无疑也”。［7］伦敦蒙难对孙中山以后的革命生涯发生了深远影响。自此，孙中山将新闻、政论和演说等传播活动的综合运用作为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此后，宣传，尤其是利用演说和报刊传播革命思想、引导舆论成为孙中山千头万绪的革命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他反复强调，确保革命成功的关键之一是要保障宣传的通畅和传播的自由。到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晚期，他甚至认为:“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8］。从1895～1900年的五年间，孙中山认为是“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899年孙中山“乃命陈少白回香港，创办《中国报》，以鼓吹革命;命史坚如入长江，以联络会党;命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待会党……”，开始把革命宣传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4］

报刊宣传在孙中山认为“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的情况下成为转机的希望之源，此时的孙中山更坚定了报刊作为革命利器的认识，也深化了其“报界是舆论之母”的传播思想。革命的思想需要牢固的宣传阵地和有力的思想武器来传播。孙中山早年的很多政治思想都是以报刊为阵地散播开来的。自1893年在澳门创办《镜海丛报》开始，他一生直接创办或者领导创办的报刊有十多种，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中国日报》和《民报》。他还领导了三次较为有影响的新旧思想的报刊论战，有“中国最伟大之主笔”之美誉［9］。在长期的报刊实践中，他将报刊作为宣传革命的有力武器。1903—1905年，自日本起，孙中山开展了一次环球舆论之旅，1903年他在檀岛大戏院发表三次演说，每次演说听众数千人，观众反响热烈。在美洲大陆，孙中山足迹经历10余州，每到一处，必聚众演说，接受当地报刊的访问，各地革命报刊同时配合刊登他的文章及演说，造成极强的革命宣传攻势和舆论力量。最终，保皇派和革命派的大论战以革命派的全胜而告终，使得“革命主义，如日中天”。革命舆论的形成也为武昌起义及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0］这让孙中山更深刻地体会到报刊这一革命利器和演说结合后带来的舆论威力。

新闻自由思想的延伸及舆论传播观的完善

满清时期大兴文字狱，传统的知识分子连最起码的著书立说的权利都被严加看管限制，稍有不慎便有被杀头之厄运。在鼎盛的康、雍、乾时期，大小文字狱多达百起，仅庄廷龙《明史》一案，“所诛不下千余人”。满清统治者对文人思想的禁锢为革命者所愤恨。孙中山认为，诸如集会、结社、言论、信仰等项自由是国民在“共和自由”下应当享有的，但满清政府剥夺了国民的这一系列权利并实行言禁，其目的就是为了使民众变得更加愚昧，使“支那文人著作有涉于满洲侵略暴虐事实者，皆焚毁灭绝，使后世无所考”［11］，以便推行封建专制统治。由此，倡导言论自由也成为孙中山先生建立民主共和国理想中的一面旗帜，他积极主张放开新闻传播和言论自由，这一诉求在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政府使馆绑架获释后表现得更为强烈。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希望通过制定法律来保护公民自由权，保护言论自由，进而保护在此基础上的新闻自由。1912年3月4日，南京临时国民政府制定了《暂行报律》，旨在规范新闻事业。这部法规却遭到新闻界的一致反对，孙中山在得知消息后，随即发表言论，“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表示支持并采纳新闻界的意见与建议，于3月9日下令撤销《暂行报律》。［12］以唯物史观的视野来看，“暂行报律事件”虽反映出孙中山尊重舆论，主张新闻自由的思想，却也可看作是孙中山在早年遭受清廷舆论钳制切肤之痛后的一种思想反弹。然作为革命者倡导的言论自由和作为国家管理者对新闻自由的合理规范不可同日而语。当时新生的革命政权临时政府刚刚建立，亟待巩固和加强，革命思想的统一是头等大事，在那个特殊过渡时期制定报律对新闻界进行适当的管理和约束如同战时新闻信息管制一样是必要的。